非遗传承困境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局；传承；对策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笔者认为其中的“地方性”应借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福德吉尔慈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时对其的定义，即“‘地方性’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包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定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
由于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局限，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方水土。遗憾的是，虽然它们中的一部分及时被被列为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在传承上所面临的困境。
一、南京白局发展概况
（一）南京白局简介。南京白局是南京地区唯一的地方戏曲，有着600余年的历史，最初是由南京丝织业工人根据当时社会新闻、民间传说，用明清俗曲曲牌及江南小调蝉联说唱的曲艺艺术。白局的发展和成熟于丝纺织工人传唱白局之时，其兴衰与丝纺织业及织锦业兴盛息息相关。明代后期，南京的丝织业发展迅速，大批当地农民开始成为纺织工人。织锦工人在劳作之余，聚集在一起演唱，白局也正是在此时随当地农民纺织工进入市区。每逢婚嫁喜庆之事，较为殷实的家庭便邀请工人进行演唱。
（二）白局的三起三落。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满清王朝被。作为织锦主要消费者的王公贵族已经消失不见，南京织锦业衰落，织锦工人也随之失业。另外，当时政府对于此类通俗的地方曲艺多不重视，因此白局也逐渐衰落，许多优秀曲目失传不见。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南京丝织品得以远销外蒙古，丝织业又兴旺了一段时间，南京白局也随之兴盛。但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局也再次衰落。解放后，在“双百”方针指导下，政府和民间共同抢救了一批白局经典曲目，但遭遇十年“”动乱，白局再次败落。如今，改革开放带来了对于传统文化观念的冲击，和许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白局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目前，老一辈艺术家已经全部过世，建国后培养的一人也只有6位在世，其中演唱者4人，琴师2人，业余票友不足10人，通常的表演曲目也不过20余首，虽然白局被列为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但其传承前景依然堪忧，令人惋惜。
二、白局衰落的原因
（一）织锦业的衰落。白局是南京地区的特有戏种，多为纺织工人在工作中演唱，，白局的兴衰和织锦业的发展情况有着莫大关系，如今作为南京云锦消费主体的王公贵族早已消失，而云锦本身由于工艺极其复杂，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极少，白局失去了其从产生开始就依附的土壤。
（二）南京地方方言变迁。白局本身是用南京方言演唱，然而南京又是一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在此过程中方言也不断发生着变化，由于建国后普通话的普及，很多80后90后的南京青年人已经不会说南京话，更不要说白局演唱所用的老城南话了。
（三）白局难登大雅之堂。南京白局取材家长里短、流于市井的特点，以及在情节上都与当代艺术作品格格不入，南京本地方言多入声即短音，不分前后鼻音和平翘舌音，听上去往往给人以“土气”之感。这些缺点都让南京白局背离当代的艺术欣赏要求，限制着南京白局的传播。
（四）缺乏政府的支持。虽然政府对于白局的保护已经有了一部分的投入，但白局的生存主要是依靠老一辈艺术家的热情，政府在这方面主持力度不够，没有较为系统的组织结构，剧团也不能定期演出，白局往往出现在一些政府或企业主办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舞台上，难以长久。
三、传承困境解决对策
（一）政府积极引领。主导南京白局传承与保护通过出台相关条例和文件，让南京白局的发展具有法律保障，并为南京白局传承和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在经济上扶持南京白局的发展。通过将南京白局元素融合到城市宣传片，积极宣传本土唯一的戏种，以此来扩大南京白局的影响力。
（二）社会广泛参与。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主导，南京白局从业人员应积极整合教育资源，依托中小学特色教育，开展相关的第二课堂学习。使得南京白局的传承和普及工作从娃娃抓起，不断挖掘合适的传传承。
（三）创新白局表演形式。目前白局表演曲目仍然是以《机房苦》为代表的传统曲目，白局自身表演形式单一，活力不足，在很多老曲目消亡的前提之下对于这项曲艺艺术的传承是十分致命的。对此，应当加紧创新曲目、曲牌，将时事融入进去，创新表演内容和形式，摆脱过去“闭门造车”的发展方式，逐步提升白局的社会认可程度。
（四）创新传播途径。传统的白局传承方式依然是以师父的口传心授为主，在这个传播多元化的时代，老艺人们应当在积极整理和传授的同时，更应该通过新媒体如QQ、微博、微信等平台多渠道多层次宣传白局，让白局的传承融入到每个南京人的生活中，进入到每个南京人的意识当中。每一个南京市民也应该积极了解和学习南京白局的历史，让白局走进生活当中。
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白局作为南京地区民间文化的重要代表，应当在地区的文化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共同协作，承担起保护这项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义务，将白局这项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重现其昔日的辉煌。
注释：
[1]http：///link？url=uRa1n8i8axaHKodZyV_ytKijlKFJbC9vyvsRb87atKwnBSd8Xn0f-efGqRUalJJpbkampnl0milHhXoZ6wm1xa
参考文献：
[1]陈燕，喻学才.关于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刍议[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2）：107-108.
非遗传承困境篇2
摘要：由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的冲击下，一些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面临绝迹和失传的重大危机。本文通过分析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和失传的原因，臆在唤醒众人，保护和挽救正在面临灭亡和失传的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字：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亡；传承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宽广，幅员辽阔，物藏丰富，民族非物质文化缤纷多彩，满族亦有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能够对满族文化有深刻了解和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不免使人担忧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未来社会的发展状况。满族在历史上曾是北方一个弱小的民族，它能够迅速的崛起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给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留下了一笔丰富且宝贵的历史文化。满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它的发展与壮大有其必然的原因，艰苦创业、不断开拓进取，这种精神是满族不断发展与强大的重要精神动力。满族也是一个能够包容和吸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民族，它的包容和创新发展了满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特有的文化经过长年累月的发展，岁月如歌，早已没有了当初那么辉煌灿烂，苟延残喘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还要面临灭亡和失传的困境。
一、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亡的原因
（1）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首先，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频繁往来，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远远大于对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喜爱程度，更不用说是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的，追求时尚的喜好随之也在改变。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传统的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格不能迎合现代人的欣赏标准，自然就不能被人们欣赏水准所接受。第三，对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学习的环境差强人意。现而今能够潜心研究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屈指可数，再加上时代流行色彩的冲击，这更使得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如履薄冰。第四，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国际化，许多传承或者了解、学习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远离故乡而谋求发展，造成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量流失。亦使一些罕见绝技就此失传。
（2）内容缺失，整理困难，难以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活”的文化，它展现的是民族的个性和审美习惯，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用身口相传作为延续文化的手段，而非用物质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迁徙，文化观念的转变，满族非物质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内容或多或少都有遗漏和缺失。如今时过近迁，物是人非，想要把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的呈现在世人面前，还原它的面目，要在现有的残缺资料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创作更好的作品确实个巨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深入的认识和研究，紧靠一些杂乱无章的资料，想要创作出惊世骇俗的作品，简直比登天还困难。对于收集和整理支离破碎的资料而言更是个精细工作和庞大的工程。遍访乡间，游历村落收集资料，由于语言交流上的障碍，翻译和记录的资料也会存在一些偏差，由此也给整理工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
（3）传承人的问题。在岁月的长河中，经过了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惨烈的抗日战争、声势浩大的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了衰弱和停滞的话。如今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由发生和繁荣的封建土壤被摧毁，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随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有传承人的自然衰老和死亡，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门类和形式，渐渐的走向衰弱、甚至是失传和绝迹，传承和延续面临着严重危机，所以传承人在此变的极为重要。
（4）短缺保护费用。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艺术的兴起，挽救和保护濒临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刻不容缓。但是由于要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实在庞大。使用有限的资金分散抢救效果不明显甚至不够彻底，集中抢救会导致其他正在面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灭亡。虽有个人，社会团体和政府的资金支持，但是仍然不能改善资金短缺的尬尴局面。就如满族说部，要收集和整理一部完整的说部，耗时自然不在话下，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需要集合更多的人力去完成，必然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支援。
（5）意识形态的问题。2012年五一期间，在太原举行了"同悦城·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巡演。来自欧、美、非、亚四大洲的艺术家带着各自国家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汇聚大同演出，与我国民亲密互动，受到国民热烈追捧。在2004年8月26日至30日，在沈阳举办的首届清文化节—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臆在打造清文化旅游品牌，彰显文化历史名城形象。却遭到了国民的强烈质疑，由此也引起了一场“满汉之争”的网络大战，甚至有网友评论：“清文化活动，真正是对我（汉族）无数遇难列祖列宗戳尸辱魂的又一把满洲弯刀。”如此强烈的评论，保护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是阻力强大，困难重重。想要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整体的保护不得不改变人们对满族文化的认识，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不能改变人们对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始终对阻碍它的发展。
二、挽救濒危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
（一）固本培元，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生命一样，它与一定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和群体活动发生着微妙的关系。它本身不会发生变化，只是随着空间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完全由市场决定，那么我们就该通过市场寻求它发展的途径。诚然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吸取新生的事物，结合多彩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创作出适应市场变化需要的作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固然重要但是仍然需要照顾原来形式和内容，在加固原有内容基础上，开创新的形式和内容，让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突破生存困难的忧虑。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的是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民族情结，在遵循保护文化原生态的准则前提，依托文化母体，结合市场需求，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和保护。
（二）开放思想，客观认识。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许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也是祖国其他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给中国灿烂的文化增过光添过彩。不能因为满族在历史上曾经是统治阶级，造成过巨大的耻辱，就对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异样的眼光和评价。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和发展时，我们应该开放思想，与时俱进，对那些具有历史价值，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关注。就如满族说部，它是以人为载体，传唱和记录了本民族民雄事迹和民族历史。如果我们就此认为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把屠戮汉文化的刀，那么清文化就该真的要绝迹在世界上了。如果它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人类学习历史有利，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就是无穷的。故而开放思想，客观的认识清文化存在的价值，在评价时就会毫无偏颇。
（三）自力更生，开拓创新，立法保护。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纷繁复杂，形式多样，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我国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渐趋恶化，保护现状堪忧。为了进一步保护，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日”。有了这样良好的发展机会，利用好现有资源，收集和整理散落资源，充实完整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是动态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动态发展的，而我们一味的继承和传播传统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创新求发展，最终会被市场淘汰。唯有靠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收集新故事，整理成体系，创作出新内容、新形势、新作品，所以创新才是发展的根本。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使一些具有保护价值的信息被无限复制和使用，为了保护创造的知识成果，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对此有文明规定，在不侵犯原著作权的作品具有著作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传播，其第三十七条也规定了支持和保护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坚实的基础，创新的思想，法律的保障，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日趋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更有希望。
（四）带徒学艺，爱护传承人的发展。积极改变守旧的思想观念，寻找有责任心，有兴趣，有技艺基础的学徒，把满族非物质文化传授给他们，同时吸取那些对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兴趣爱好的人拜师学艺。传承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传承和传播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重要，政府对传承人的保护也应该发挥它重要的作用：首先要普查建档，通过对传承人的普查、记录，建立档案，最大限度的避免了重要的、优秀的传承人消失。其次要资金保障，提供经费支持，提供相应生活待遇和社会待遇，开发利用传承人的民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人赖以生存的村寨、社区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提供公共教育的传承途径。最后就是通过传媒，舆论宣传对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社会对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正确的认识了解并使它受到社会的重视。
参考文献：
[1]赵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理论困境及对策探究，当代法学2011（5）第130页—第135页
[2]石少涛满族“颁金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第153页-第156页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5）第55页-第60页
[4]魏军辽宁省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欲传承中的几个问题与对策，满族研究2011（2）第91页-第95页
非遗传承困境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4-0263-01
一、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现状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一直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而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认识的提高，从而使得这一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我国还初步建立了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完成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同时，还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国家、省、市、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这样，不仅加强了对一些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也将非遗保护工作推入了依法保护的轨道，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更深入人心。
另一个方面，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过度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申报而进行造价等现象，这样不仅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特点，同时也使得文化趋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二、新形势下优化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措施
1.根据非遗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保护方式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所以在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保护方式。
首先，对于一些以物质或载体为依托的传统手工技艺、美术类项目剪纸、木刻、石雕、绣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来说，因为其与民众的信仰和心理诉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在历史上就被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下来，所以在现阶段对其进行保护时，应该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律而使其进入到市场中来，并为其发展提供驱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可以采取商业经营的方式进行，但是不能将商业经营看成是产业化经营。而是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将产业化转变为个体手工业。对于一些发展潜力较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相关部门不能将其完全推给市场进行发展，而应该提供充足的资金来确保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次，对于一些以口头表演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历史发展至今，人们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城镇化时代的到来，要想做到完全的保护和继承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情况下，就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扭转这一困境，对此，我们可以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础上，采取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并通过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等相关基础性设施的建设，来保存和展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
最后，对于一些以艺术表演为主的如音乐、舞蹈、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具有较强的表演性和参与性，其能够离开所属区域的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和开发。对于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其进行全面、详细的统计和调查，并按照不同的类型将其进行分类和整理。此外，在掌握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还应该认真学习和挖掘其潜在内涵，并运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手段和新的理论知识来对这些文化进行加工和处理，并对其进行继承创新，使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进行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把握创新的尺度，避免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走样的现象，不能将其艺术的传承变为商业气息浓厚的演出。
2.加大对非遗保护与继承的宣传力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所创造出来的，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来说，也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的宣传力度，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民众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一些企业、学者，对其的开发与传承都应该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参与。所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我们应该利用传播媒介，加强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意识。如社区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开展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发挥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志愿者的作用，广泛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还可以通过展览、演出、培训等方式来提高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意识和保护意识。此外，还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相关内容编入到学生的课本中去，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在课堂上通过开展作品表演、专题讲座的形式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让青少年学生成为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
3.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其在参与精神文化活动时，对于精神的追求往往高于对物质的追求。所以，我们应该充分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重视与其思想交流，让其感受到自己工作对于我国文化的重大意义，有利于传承人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从而提高其工作效益。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身上所承载的并不是简单的技艺或者知识，而是某个时期以及区域的文化精华，要想使这些文化得到保护和继承，就应该给予传承人一定的权力，并通过法律保障措施来促进非物|文化遗产的传承。
4.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继承营造良好的环境
面对现阶段文化保护和传承体系不完善、资金投入少等问题，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减少或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如通过采取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基因的方式以及政府相关保护政策的支持等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是发展我国文化公共服务事业的有力保障。所以，我们要做好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使其在新形势下通过各种方式来融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为我国生产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非遗传承困境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长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实践者和载体。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要实现好对传承人的保护。这些个体或群体目前的生存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此，我们开展了吉安市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状态调研，力图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冲击下的真实生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现状
目前，吉安市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人，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4人，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9人。其生存现状和结构构成如下：
（1）从年龄构成上来看，传承人年龄普遍比较大。80岁以上的有8人，占8.9%；70～80岁之间的有24人，占26.9%；60～70岁之间的有21人，占23.5%；50～60岁之间的有15人，占16%；40～50岁之间的有14人，占15.7%；30～40岁之间的有1人，占1.1%；30岁以下的无一人；离世的有6人，占6.7%。从这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绝大多数为中老年人，40岁以下的仅有1人，而且有一部分传承人体弱多病，健康状况恶化。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年龄老化，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
（2）从职业构成来看，绝大部分传承人为农民。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农民有52人，占58.4%；公职人员有29人，占32.5%；自由职业者有8人，占8.9%；绝大多数传承人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农民群体的“非遗”传承人主要经济来源以种地为主，由于生计所累，大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有些年龄虽然比较大，但仍要下地务农，维持生活。公职人员由于有工资收入作保障，衣食无忧，大部分能够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活动。自由职业者则大部分以打工收入为主，只有极少数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
（3）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大多数生活困难。仅以吉安县为例，截至2013年底，吉安县共有省、市、县非遗传承人16人。从家庭收入看，年人均收入高于3000元的有6人，仅占37.5%；低于3000元的有10人，占62.5%，其中低于2000元的有5人，占31.25%。大部分传承人生活困难，入不敷出。全市80%以上的传承人希望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或能长期得到上级部门适当的生活补助。
（4）从培养接班人情况来看，有部分传承人找不到接班人。培养了接班人的有83人，占93%；没有接班人的有6人，占6.7%。现代娱乐方式和人们追求享乐的现代物质生活使得部分传统非遗项目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和受众群体，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还有的非遗项目劳动强度大，年轻人怕吃苦不愿学。
（5）从举办企业或机构情况来看，大多数没有建起自己的传承机构或利用传统技艺产生经济效益。拥有传承机构或创办企业的有17人，占19.1%；没有传承机构和企业的有72人，占80.9%。由于传承人大多数为农民，学历低，传授能力不高，没有自己的传承机构，又不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如网络、电视、视频等进行宣传，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技艺传承大多数局限于本地狭小的范围，传播范围小，传承效果不好。这就使得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既不能产生社会效益，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窘境。
（6）从各个不同门类传承人的传承经济效益来看，传统技艺类传承人境况较好。这类人员有家传技艺在手，忙时务农、闲时务工，家庭经济结构多元，一般生活较普通农民富足。例如，吉安薄酥饼，因为创制时间久，生产厂家较多，又有吉安月饼“香、甜、薄、酥”的特色风味，早已融入吉安市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民俗中，不仅节日期间有大批薄酥饼上市，平时也有这一传统糕点出售，甚至远销北京、香港等地。青原区东固畲族乡的刘氏家族创立东井冈华艺雕刻工艺厂，其产品已经远销福建、广西、广东等省。而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体育等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类的传承人生活状况相对较为困难。
2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人成因分析
随着社会变革、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变，文化生活也日趋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其中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环境变化因素。根据调研分析，传承人濒危状况主要有以下成因：
（1）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大批青壮年“非遗”受众群体转移流失。近年来，随着吉安市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批青壮年劳动力都向沿海发达地区和本市城镇流动转移，许多非遗项目的表演者及传承人也带着对城镇物质生活的美好向往，纷纷外出打工或外出经商寻求发展，不少人长年不归，有的还迁移到沿海或本地城镇生活。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的人，他们一方面要耕作好自己的田地，一方面要照顾自己和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有的还是带着疲病之躯在农村坚守，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2）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导致一些传统技艺和文化被遗弃。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与价值观念交织碰撞的新格局，也形成了文化消费多元化的新格局。新一代青年更热衷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逐渐被“异化”，对民间传统技艺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脱掉了传统文化服饰，换上了流行文化装，成为现代物质文明的奴隶。电视、网络、手机等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和多元化的现代精神文化生活也让传统非物质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年轻人更热衷于玩微博、微信、游戏等，热衷于网上淘宝购物，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不断被蚕食消亡。
（3）政府资助力度不大导致传承人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到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目前，国家、省、市虽然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只有部级项目传承人才有1万元补助。大多数传承人在生活困难、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只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市、县两级均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乡、村也没有多少传习所，少数简易传习所，传承硬件也较差，无法满足传承培训需要。加上传习资金得不到保证，传承培训场所设施及传习资料购置经费缺乏，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法吸引年轻人从事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近年来，尽管我们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对传统文化遗产多半是利用大于保护，索取多于给予，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没有对非遗保护工作者特别是民间非遗保护工作者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对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没有从经济和精神上给予实实在在的资助和支持。在传统文化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很多传承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没有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而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年轻人更是对从事这项工作失去信心。
3加快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核心，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对“人”的保护与传承上，加快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良好社会生态，建立起一个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1）加快完善法律保障。2011年6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该法尚未涉及传承人的培训支持、传承人对非遗创新的奖励和经费保障等重要领域。地方政府应该根据该法加快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非遗法律保护进行细化、补充和完善。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对非遗保护和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支持做出具体的强制性规定。明确将非遗保护资金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设立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保护专项资金，单独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人，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相关预算。同时，在传承人培养、传承人认定、创新奖励、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
（2）加快完善生活保障。面对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政府应有所担当，给予相关补偿，完善生活保障政策。对传习多年的老传承人应该按照传习年限给予补偿，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尊重和认可。对农民和老弱病残等弱势非遗传承人群体应出台特殊政策，提高最低生活、养老保险、医疗保障标准，省、市、县级政府应分别对本级传承人特别是弱势困难传承人发放生活补助，彻底解决其后顾之忧，保证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开展传承工作。
（3）加快完善阵地保障。首先，免费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政府兴建的传习场所。市、县两级应当普及建设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乡、村两级则应鼓励传承人利用现有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活动室、农村祠堂开展传习活动，对于需要改建才能开展传习活动的危旧文化活动室、祠堂、社区文化中心或传承人利用自家住房改建为传习所的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助，让每个非遗传承人都有一个发挥自己技艺和才能的平台和阵地。其次，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办传承机构。对于非遗传承人开办非遗传承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应给予大力支持，按照机构大小给予奖励补助。鼓励他们面向社会招收学徒，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培养一批新型的非遗传承者，对于濒危传承项目或不能应盈利的传承机构政府还应按招收学徒的人数给予一定补助。再次，支持建设现代传播平台。鼓励文化部门或传承人个人开办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科技手段，宣传传承人的技艺、绝活、事迹等。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创办电子期刊，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宣传与研究，促进非遗研究人才涌现，切实提高非遗传承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4）加快完善产业保障。首先，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向市场。鼓励传承人发挥自身优势，开办文化企业，发展文化产业，给予享受文化产业方面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传承人与民间资本融合，以自己的技艺技能入股，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非遗领域，支持民间资本结合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研究制定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信贷、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扶持办法。鼓励民间资本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助代表性传承人及学艺者，对企业捐赠非遗保护工作、非遗传承人的应予以免税或减税。其次，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融入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其民间性和地域性，只有入乡入土，走进“祠堂”，走进社区，紧接地气，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才能在广袤的民间土壤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发扬光大。应围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鼓励传承人参加本地原生态的民俗活动、节庆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大赛，开展活态传承，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仅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要留得住文化。
（5）加快完善人才保障。一是拓宽传承人认定范围。坚持认定从宽、管理从严和国家省级传承人认定从严、市县级传承人认定从宽的原则，扩大非遗传承人的候选范围，对于市、县级传承人只要掌握了相关技艺、绝活即可认定；对国家、省级传承人则应具备技艺熟练精湛、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传承谱系清晰等条件。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列入传承人候选范围。二是完善传承人培养机制。建立非遗教育示范基地，将非遗技艺、绝活、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等编入教材，在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开设非遗传承课程，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鼓励学校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鼓励传承人和大中专院校教师走进农村祠堂、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通过公益讲座、现场技艺传授，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工艺，逐步喜欢传统文化。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技艺档案库，对非遗传承人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以传承人个人姓名命名制作光盘进行传播或传习。设立专项资金，对学习非遗技艺的学生学费予以资助或减免，尤其对学习濒临灭绝非遗技艺的学生则给予全额资助或减免，加快培养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和接班人。
（6）加快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良好社会生态。各级政府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升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政治上，应该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非遗传承与保护突出贡献奖或“民间艺术家”荣誉称号。在经济上，对专职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人或其他个人，参照事业单位人员分级评定相应职务职称，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在社会生活中，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通过报纸、网络、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设非遗保护宣传专栏，大力宣传代表性传承人，大力宣传社会各界参与、支持非遗保护的行为，形成全社会的价值认知，使各级非遗传承人在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努力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一切参与支持者的良好社会生态，激发更多的青年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非遗传承困境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石雕；高校美术院系；传承开发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254-01
曲阳是我国北方汉白玉雕像发源地和雕刻之乡，目前，曲阳石雕正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全县雕塑企业2300多家，规模企业50多家，大型雕刻集团7个，分布于9个乡镇，从业人员近10万人，年产值40亿元，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6年，曲阳石雕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2月，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被命名为首批部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该园区目标是建成“中国雕塑文化产业基地”和“世界雕塑文化艺术之都”，到2020年，该园区将完成全部建设，实现总产值115亿元。
一、河北曲阳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曲阳石雕的品牌、版权保护不力
目前“曲阳石雕”这一区域品牌尚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版权保护方面，曲阳石雕只有2项外观设计专利，在区域品牌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两方面用力不多，石雕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石雕企业陷入价格战的泥潭，这种恶性循环正损害着曲阳石雕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曲阳石雕面临大规模、小产值的困境
大规模、小产值是曲阳石雕目前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曲阳石雕企业以产值数十万元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居多，数量虽众，但实力不强，石雕产业集群尚未形成；二是曲阳石雕多为来料加工，利润的大头被设计者和经销商拿走。曲阳石雕总体是：工艺靠世代流传，管理靠自己琢磨，市场靠别人开发，产品创新能力、开发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都很有限。
（三）曲阳石雕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偏低，存在人才瓶颈
曲阳石雕匠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部级工艺美术大师极少，从事石雕行业的农民占大多数，他们大都只能充当石雕匠人，成不了石雕艺术家。曲阳石雕艺人在设计上没有实力，作为省级贫困县的曲阳，很难引进外地的知名雕刻人才。
二、河北曲阳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美术高校的意义
（一）高校是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传承的重要途径
地方文化传承大多经历过封闭半封闭模式阶段，传承方式主要为家族式教育、民间师徒式传习或以文化交流为主的社会教育。对于曲阳石雕而言，青年人不愿学习和从事这项技艺，老一代曲阳石雕艺人的石雕技艺传承后继乏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高校，学校教育就成为传播石雕技艺的重要阵地。
（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今社会，文化已经深深融入经济之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都包含著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曲阳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将曲阳石雕技艺通过河北高校教育传承和开发，有利于促进曲阳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高等院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河北省艺术院校教育自身的内在发展而言，曲阳石雕地处河北省境内，对于省内艺术院校雕塑专业及其相关专业有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曲阳石雕艺术本身就是雕塑艺术中的瑰宝，艺术院校雕塑专业教育中将石雕作为一门技艺课程传承下来，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人的发展，而且对于学校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河北省高校美术院系参与曲阳石雕非遗保护工作的优势
河北省艺术高校结合省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河北省目前共有艺术院系高校50余所，分布在全省11个市区，具有独到的优势：把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纳入到整体的教学体系当中，学生通过学习能掌握石雕雕刻技巧，有完善自身艺术水平和传承作用；高校教师参与，有利于将实践转化为理论，相关专家、教师具有很强的挖掘、整理等基础实践工作转化成理论研究的能力，并对研究对象加以继承和发展，所以理论研究正是高校的优势所在；曲阳石雕是河北省的艺术瑰宝，对于它的开发与保护，本省艺术院校有直接的便利条件，也容易掌握相关非遗项目的真实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信息，以及对此项非遗的理解和认知，当地高校都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
本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来源：河北省教育厅，课题名称：河北曲阳石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校美术院系传承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SZ128013
非遗传承困境篇6
[关键词]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客观认识历史、开展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意识形态和观念的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受到威胁，大批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破坏，甚至濒临灭绝，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刻不容缓。
（二）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内容
文化馆主要围绕国家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普查与申报。普查摸底是开展非遗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调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并建立完善的档案和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整理、撰写资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进行申遗。
2、抢救与保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刘锡诚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对传承制度、传承环境和传承人的保护”②。对于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通过开展科学记录、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举办非遗文化表演、展览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3、传承与发展。文化馆主要采取开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举办各类活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等手段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在尊重非遗文化的自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合理有效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文化馆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保护意识不强
当前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人绝大多数是老一辈观念保守的老人，他们对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政策不了解，对非遗文化保护缺乏深刻认识，思想上顾虑重重，难以将技艺发扬光大。另外，人们普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忽视对非遗文化管理和传承的现象严重，使得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困难重重。
（二）专业人员缺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常复杂繁琐，加上非遗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容易受到人为损坏，挖掘、收集、建档、开发保护等工作均需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完成。虽然很多地方已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但专业人员非常少。如河源市多个县区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但均仅有一名编制，非遗保护工作主要依靠文化馆临时负责保护和实施工作，且多数文化馆业务干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半路出家，缺少专业的知识和专业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缺乏经费支持
由于历史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对它们的普查、建档、保护、传承以及研究、开发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费欠缺严重制约了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开展。如河源市和平县由于非遗保护经费欠缺，自2007年至今只有21个非遗项目成功录用为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其中猫头狮等2个项目录用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四）传承工作不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当前传承非物质文化的方式基本都是师傅传徒弟的形式，传承形式单一、范围狭窄。在不能获得国家足够投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项目传承人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动力不足。③
三、文化馆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非遗保护环境
1、运用新闻媒体和自媒体进行非遗宣传推广。运用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宣传，如2014年河源市和平县文化馆通过邀请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文明密码》栏目组拍摄《席床生日节》、《猫头狮》、《全牛宴》三个非遗专题节目，广泛推广了该县代表性非遗项目，凝聚了社会保护非遗共识。同时，充分利用自媒体，通过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公众微信、微博等普及非遗知识，提高群众保护非遗意识。
2、积极组织非遗展演、展览和交流学习活动。及时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展览、积极举办和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表演赛、文博会等活动，向群众展现民间非遗的魅力，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3、在开展挖掘、普查工作中进行非遗保护宣讲。在开展挖掘、摸底普查工作的同时开展非遗文化保护意义和价值的宣讲活动，让传承人和广大群众形成保护意识。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非遗保护工作基础
1、建立保护机构，配置专业人员。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争取地方党委支持配置足够专业人员，形成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
2、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有力推动保护工作的开展。
（三）加大经费投入，确保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1、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取政府和上级单位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建议和争取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2、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争取政府支持，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
（四）建立传承机制，形成规范非遗传承体系
1、积极申报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普查和建档工作，全和完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管理工作，积极申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确保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薪火相传。
2、组织帮助培养传承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把具有民间特色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相关教材，邀请传承人到学校开展教学活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是全民参与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④另外，鼓励和支持传承人通过开展培训班或兴趣班等形式带徒讲习、传授技艺，举办各类展览、演出活动为他们提供展演平台。为避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断层，建立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专业队伍，使濒临灭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至于消亡，为传承起过渡作用。
3、完善传承人激励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和经费。每年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给予适当奖励。另外，我们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或保持团体授予“人间国宝”荣誉称号并确定其责任和义务，获得认证后，可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保护和财政支持。⑤
（五）合理开发利用，促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
1、发展“绿色产业”。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发其潜能，发展“绿色”旅游产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装成体验性、参与性和观赏性的旅游项目，如河源地区可将客家山歌表演、特定节日的民俗表演等穿插在旅游景点中。
2、向知识产权转化。通过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编辑成册，出版书籍。对历史文化意义重大、代表性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戏剧、电影等拍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成知识产权。
结语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任重道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攻坚克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护和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
[2]张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摘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2009（12）;
[3]王天祥，刘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和困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4）：p13;
[4]春潮.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吉林体育学院报，2010（6）：p139;
非遗传承困境篇7
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传承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一)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维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造力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在当下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也随之全面展开。
1．政府部门的努力。政府部门对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主要集聚在宁夏。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聚居区，宁夏在抢救和保护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2005年8月，宁夏政府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启动;2005年9月，宁夏政府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开始在全区范围内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06年9月，宁夏政府颁布实施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有了法律保障;2007年3月，宁夏政府公布了31项首批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2007年7月，宁夏政府印发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办法》，标志着宁夏回族自治区初步建立了地方一级的名录申报体系［13］。在制定相关保护法规的同时，政府部门还支持民间资本于2005年在宁夏永宁县建立中华回乡文化园，并于2006年在回乡文化园建立了大型回族博物馆，集中展示回族伊斯兰文物，宣传回族历史及其文化。另外，校园的传承保护工作也被提上政府日程，迄今为止，宁夏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已在宁夏的西吉、海原、盐池等县的农村小学课堂教唱濒临消失的“山花儿”，对50名音乐老师进行培训使其具备唱“花儿”的能力，而“花儿”专家编写的《简编花儿教程》也已下发到宁夏各农村中小学［14］。
2．学者的努力。在抢救和保护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学者们积极有为，记录和出版了大量相关资料。众所周知，对回族口承文化进行整理、研究工作肇始于20世纪初的北大歌谣运动，这时期主要体现在对回族花儿的关照。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受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文学采风工作的影响，回族歌谣、叙事诗、传说、故事、谚语等口头传统的搜集和整理也初见成效，这为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后至今，回族口承传统的搜集、整理与选编获得了丰硕成果，宁夏在这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编辑出版了大量回族民间故事集或作品选、叙事诗集以及回族民间文学概要等著作［8］;编辑出版了“回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数不少的相关研究论文也发表在各类期刊。2005年，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回族文物展馆，其中包括对回族口承文化遗产的收集与保存。
(二)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面临的困境
虽然相关方面的工作成就明显，但毋庸讳言，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仍然面临诸多困境。
1．回族口承文化面临现代经济发展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地理环境中产生和存在的，其区域属性往往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从而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生存的土壤［15］。回族口承文化是回族人民长期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其主要靠回族民众生活的需要而产生，靠回族民众口耳相传而生存，靠回族民众代代沿袭而传承发展。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需求的不断高涨，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变迁，尤其伴随着电视机、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化媒介传播产品的普及，回族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淡忘、遗忘。在社会发展大潮中，人们对传统文化失去了热情和信心，从而使得口承传统的空间越来越窄，口承传统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回族传统口承文化面临社会转型的冲击。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社会转型，城市化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表征，对回族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回族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到城市打工，另一方面现代交通和通信媒体的发达，缩短了回族民众与城市及城市文化间的距离。与城市的频繁接触使越来越多的回族年轻人强化了作为“农民”或“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他们认为城市生活或现代文化是先进的、有趣的，而乡村传统的文化则是落后的、土气的。在此认知心理中，传统口承文化已无多大吸引力。我们知道，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其生命力在于代际相传和人心所向的民间风俗，一旦失去具有文化认同的传人，一旦失去集体互动的民风，就可能迅速地消亡。
3．回族口承文化面临现代教育的冲击。现代的、标准的学校教育，对于回族文化的传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为回族民众获得更广阔的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其又以新的知识体系将回族民众和本民族文化隔离开来。现代的学校教育，通过一套为适应现代生活的、权威的知识体系，将受教育者纳入到现代公民的身份认同中去，使得回族孩子在接受现代教育知识的同时远离了地方传统和本民族的日常生活经验知识。作为家长的回族民众在现代教育模式的影响下，认为将孩子送进学校接受现代教育，能够使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脱离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有知识”的人。因此，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传承危机在所难免。
回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开展以及相关保护措施的出台，给回族口承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带来新的希望，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正当其时。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公共事业，国家和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窃以为，在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中政府应有以下作为:一是应该通过积极引导，把握保护工作的方向，进行指导和规范;二是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三是应当从财政上予以支持，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引进社会资金用于回族口承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四是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主体的地位，能够做到尊重文化主体，不能反客为主。
(二)对回族口承文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查，进行科学认定、立档和保存
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再生性，一旦消失就会成为历史的遗憾。因此，面对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式微，调查与摸底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普查过程中，可以邀请相关理论研究专家，进行普查方法的指导，开展人员的专业培训，培养专业的普查人员;在具体方法上，应当采取全面摸底式的清查，以乡为单位，在“踏查”基础上确立普点;采用基层逐级上报和学者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另外，需要对收集到的回族口承文化进行科学的认定、立档和保存，如建立完整科学的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档案;拍摄完整的关于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类学纪录片，并制作成光盘，以方便长期保存和传承之用;建立“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使各种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物质化、文本化;发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作用，在条件成熟时可设立专门的博物馆或展示厅。
(三)建立健全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传承人在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传承过程中至为重要，就如学者所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与人的活动息息相关，如果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人日益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出现断脉，甚至断绝。”［16］因此，建立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传承机制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传承人机制。这需要对传承人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给他们发放资助金，鼓励他们继续进行创作和积极主动地招收传人。邀请传承人在学校、广场或其他公共场合进行口承文化的现场艺术表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回族民众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文化自觉观念和意识;将回族口承非物质文化纳入到回族地区的中小学及高校课程中，让年轻一代参与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中。
非遗传承困境篇8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民族村寨被认为是中国最大文化遗产和未来10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了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已投入9.1亿元资金。2014年2月国家民委了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仅次于云贵两省。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湖南境内有63个，占湖南8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国保”名录的79%。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下辖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占全国“国保”名录66%。本项目首次将法人类学、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连接起来研究，国内外没有直接的研究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方面，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寨民族志，典型的有《中国民族村寨研究》（张跃，2004）介绍了包含文化在内的民族村寨13个方面的问题，此类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整体民族志的浅层建构需要足够的后续性研究。另一类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的现实对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田茂军指出在民俗旅游中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护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合理开发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发展性质的保护”。[1]麻三山指出在村寨旅游开发要产业开发和民族遗产保护双赢等[2]。还有人研究了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林丽，2009）、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划保护（陈华，2012）等，此类文献大多集中于村寨发展中的经济应对、行政应对，尚欠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即法律的介入。
（二）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方面的研究文献约有10篇，仅有朱祥贵以民族法学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自治权，指出“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3]显然，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法学综合研究仍十分滞后。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现有文献可以分为三种研究视角，一是整体立法研究视角，学者们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保护问题、背景、意义、立法框架作了思考，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可操作性不强;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私法不完善，利益保障机制缺失，权属不明;法律保护滞后（高永久、叶盛荣等）。二是权利研究视角，周勇的著作《少数人权利的法理》指出“对这类冲突的调处不可能仅仅凭籍道德上的善意和政治上的方略，还必须依据公平、正义、人权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协调和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4]169Davidw.elliott论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权利进行保障所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文化遗产法视角，国际文件典型的有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rcala宣言》提出了小聚落保护建议。国内学者们研究了文化遗产立法对策、文化遗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等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村寨文化遗产形态的立法未及细化。
（四）法律人类学对本项目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式的贡献。法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乃至参与性观察;法人类学注重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提倡文化个体间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对本项目研究影响颇大。二是理论观点的影响。法人类学研究是在19世纪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斯奈德等人的学术成就，引导我们关注“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5]97国内研究中苏力研究法与乡下人习惯人情的关系，是应用法人类学分析中国乡村法律社会的经典表述。三是分析思路的启示。澳大利亚法人类学家参与原住民遗址保护权的工作，他们力图把法律规范、概念和社会控制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之中。国内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献不多，王启梁，刘希等运用法人类学对民间文化保护进行了尝试性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正如胡守勇（2008）的批评，“人类学一直以来对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较少专门针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6]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新一类文化遗产――村寨的研究，正可谓是人类学的使命所趋。
二、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针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区位，以法人类学进路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弥补了法律规则与村寨内生规律研究的不足，推动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实质性法制的系统研究。以法人类学研究进路，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热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学术难点开展系统研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
（二）实践价值
法人类学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为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立法机构、民委提供决策的思路、方法和策略，推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依法进行。法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对法学的“闯入者”，不拘泥于静态的法律条文，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法律，把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置于情理法、法律现代性、法律语境化、民族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之中，在传统法律无法满足变迁中的复杂社会的要求时，担当起开拓视野、提供思路、贡献方式方法的作用。
三、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论纲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现状与法人类学进路。主要研究：（1）遗产概念下民族村寨的重新解释和话语建构。以民族村寨的遗产本体及本质属性的高度抽象形成民族村寨的规范概念，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准确定位，构造民族村寨法人类学研究的话语体系。（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分析。（3）法人类学反思与进路。既存相关立法的主要视点在于遗产文化的表面现象与外部特征，而对其内涵文化的生成规律与文化延续的社会机理缺乏理性深究，法人类学能积极地为村寨遗产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反思与创造的空间，克服既有法律模式选择存有的功能性缺陷。
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主要研究（1）法律理解问题。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寨社会，探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法律意识、法律传播、法治认同。（2）国家权力问题。在国家主导的遗产运动、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战略背景中，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国家义务、权力运行等。（3）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的地位、内在结构、利益获取与利益分享及制度需求。（4）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支配与反抗的行动过程和方式，阐释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法与人类学的双重控制。（5）个案研讨，围绕武陵山地区田野个案进行研讨，探索多民族、欠发达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
3.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主要研究：（1）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中的人类学理性。①法制建构中人类学因素考量。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②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原则。从村寨社会的利益控制与平衡，探讨连片特困地区权力与权利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平衡与配置。③从法律制度的核心――权力与权利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总体架构。（2）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村寨权力规范。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功能，实现权力设定、行使到违法责任的法律控制。（3）村寨文化主体权利的精细化研究。从多元主体的类型化研究出发，重点分析原住社区、原住民权利的性质、表征、法律保障，以达致法律规制与内生的、自觉的保护行为、教育行为之和谐。（4）法人类学下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具体制度，探讨以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制度与教育传承制度。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基本思路：本研究以问题-理论分析-解答为主线，首先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基本现状以法人类学反思，检审法律“客位”规则的局限性，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法人类学进路。其次就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制核心领域，即法律理解问题、国家权力问题、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展开法人类学分析。最后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
2.方法：（1）田野调查法。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村寨进行调耍深入民族村寨实际生活领域，研究民族村寨的人文环境，获取客观、真实、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而谙熟民族村寨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运作及存在的问题。（2）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民族村寨国内外的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及地方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进行较为细致地归纳、演绎等分析工作，为课题的研究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3）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充分注意民族村寨法律规律的抽象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充分反映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规律，将法律制度应用于实践中检验。
（三）研究确定的重点与难点
1.重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法人类学分析是突破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现实法制障碍的前提，又是法人类学法制建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故为研究重点。
2.难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还是民族法学角度，学界几乎没有阐述如何将法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形成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制度，故提出具有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法人类学制度建构为研究难点。
四、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主要观点
1.整体看来，以村落遗产为单位的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相关法律规定，仅仅是以工具化的视角、“客位”的立场加以规范，法律保护不尽人意。村寨文化遗产有其生成、延续的社会机理，法律规则应当“体察”保护对象的全方位的特征，这正是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2.伴随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法律实践形态几乎都不证自明地将国家立于法律保护优位。而权力纵向的绝对支配性，既存在着战略开发的突破性推进，又存在各类权力衍生出的“利益链”组成的利己主义。
3.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基本上沿用了公权力的背景，村寨保护的主体权呈隐性状态，文化主体的参与、集体性私利、单子式个人利益在整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中往往被忽视，法律保护缺乏对本土民族私主体生存与文化自主性的关注。
4.村寨主体的维权是围绕权力-权利-利益之网表现出一种弱者的抗争，在隐藏的法律文本下的点状事件容易激发为非理性群体对抗事件，并影响社会稳定。
5.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应置于特定社会的知识谱系中去看待和考察，法律保护应致力于原生土壤上文化主体的认同与支持、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相容共生、民众生存与经济、文化的和谐。
6.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具备公私权融合的公私法域特质，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价值目标上，创设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公私法平位保护秩序。既要跳出公法或私法单点要素的模糊评价，又要转到多要素的多元化调整;内在结构上，建立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私权为目的、公权为基础的公私法合一法律体例。法律选择的权重在于村寨文化主体私权保障的具体法律安排，公法则是以总体性的宏观管控为核心;实现路径上，以利益平衡推进民族村寨公私多层利益的体系之间定位、衡量、评估，以法律配置方式最终使公权利益和私权利益各得其所。
结语
绝大多数民族村寨研究是从非法律领域出发，法学研究鲜有涉及且失之琐碎，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创新之处在于就此类相关论题开展的法学系统研究，是单项式、断裂式、零散式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运用法人类学的新视野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既是人类学的拓展，又是传统法学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田茂军.保护与开发：民俗旅游的文化反思――以湘西民俗旅游为例[J].江西社会
科学，2004（9）.
[2]麻三山.对民族文化村旅游开发的思考[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4）.
[3]朱祥贵.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立法保护的完善[J].社会科学家，
2010（11）.
[4]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5]（英）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1.
[6]胡守勇.文化建设：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J].云南社会科学，2009（1）.
非遗传承困境篇9
从遗产保护角度谈花儿会
“花儿”是西北民歌的典型代表,随着甘肃花儿于2009年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花儿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历史上花儿的演唱有其重要的载体,这就是“花儿会”①。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花儿会”与祭神、祈福等传统礼俗依附共生,具有娱神、娱人双重功能,为花儿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梳理“花儿会”与传统礼俗的关系,思考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境,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发展西北民歌花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与花儿会
2006年,花儿(甘肃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二郎山花儿会,青海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山花儿)入选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②。以此为契机,花儿艺术的保护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09年,在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甘肃花儿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甘肃花儿是西北民歌花儿的典型代表,随着甘肃花儿成功申报世界非遗,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研究愈加深入。研究花儿的保护与发展,离不开对“花儿会”的探讨。“花儿会”是西北高原上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各民族群众演唱花儿、交流情感的集会活动,是花儿演唱的重要载体。它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被誉为“中国的狂欢节”、“西北的民间文化盛会”。③
花儿与“花儿会”联系密切。“花儿会”上,各族群众在山野中共聚,抒发情感,演唱花儿,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成为花儿艺术的重要特征。可以说,历史上的“花儿会”为花儿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然而,在新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经济发展,娱乐方式日益丰富的形势下,花儿与“花儿会”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
当看到“花儿会”上歌手拿起麦克风,登上舞台,模仿专业歌唱家时,我们不禁思考,西北民歌花儿能否保有其纯朴的风格?当看到“花儿会”上唱花儿渐渐不再是重头戏“,花儿会”对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吸引力有所减弱时,我们不禁担心,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是否能得以延续?这样的“花儿会”还可以作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平台吗?在花儿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花儿会”中的“花儿”,应当把“花儿会”作为完整的研究对象加以考量,思考“花儿会”本身对花儿艺术传承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花儿会”何以长期稳定地作为花儿的载体?“花儿会”本身具有哪些功能?新时期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当如何看待“花儿会”面临的困境,怎样推动“花儿会”得到健康发展,使其继续作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
二、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的花儿会
历史上的“花儿会”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正因为此,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花儿会”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能够长期稳定地作为花儿的“载体”,保证了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回顾历史上“花儿会”的形成,早期“花儿会”与传统礼俗活动密不可分,往往被称做“某某庙会”“,主要与民间的迎神赛会和祭祀活动有着密切关系”④。虽然具备艺术特质的“花儿会”与属于传统礼俗的祭祀活动同时存在,但娱神功能是主要的,祭祀祈福的功利目的突出,宗教气氛浓厚。
经过长期发展,花儿的艺术表现力日益凸显,演唱花儿、抒发情感成为“花儿会”的主要内容,商贸活动也成为“花儿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花儿会”兼具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其中,娱人功能是主要的。但是,由于“花儿会”与传统礼俗曾经长期依附共生,传统礼俗已渗入人们的文化心理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存在,因此,娱神功能的淡化并没有破坏由传统礼俗活动与“花儿会”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而恰恰是这一文化空间维系着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
在农耕社会中,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的“花儿会”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传统礼俗活动对“花儿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以青海省大通县的老爷山花儿会为例,民国八年(1919)编篡的《大通县志》记载老爷山:“每逢天贶,士民游集,称大会焉”。⑤每年六月六,老爷山都要举行大型的进香朝拜活动,谓之“朝山会”。通过举行进香朝拜等传统礼俗活动,吸引大批民众聚会,“朝山会”习俗的形成,为唱花儿构建起重要的文化平台。
再以甘肃省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为例,松鸣岩花儿会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清人黄陶庵编纂的《导河县志》,其中引用了当时诗人张建的《游松鸣岩》一诗:松鸣佳景出尘埃,一度登临一快哉;石磴疑从云际上,天桥浑向画中排;林藏虎豹深山古,路接羌戎绝径开。我变龙华游胜会,牡丹听罢独徘徊。⑥花儿中常有以牡丹为比兴的,当地有把唱“唱花儿”称做“唱牡丹”的习俗。因此,这里的“牡丹”显然是指松鸣岩花儿会歌中唱的“花儿”,说明至少在清代就有在传统礼俗活动中唱花儿的习惯。松鸣岩寺庙里举行的龙华会,亦称“浴佛节”,每到此时,便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来烧香许愿,还有回、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群众来游山、经商、唱花儿。清朝痒生祁奎元在《松鸣岩古风》中有云:“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另有“花儿”唱道:“四月里到了四月八,大殿里把香降下,尕妹妹降香为的是你,你莫把良心坏下。”这些都比较形象地记录了松鸣岩传统礼俗活动与“花儿会”依附共生的盛况。三、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境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新时期“花儿会”与“花儿”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因此,如何应对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境与机遇,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内部原因:自身功能的弱化与缺失,这是“花儿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其二,外部因素:新思想、新娱乐方式的冲击。2.外部因素。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来自外部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在当下“花儿”唱词中使用英文、唱词出现国际时事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伴随着电视、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已经把看电视剧、上互联网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面对多元文化、多元娱乐方式的冲击“,花儿会”提供的娱人功能已经对许多青年人失去了吸引力。
可以想见,当“花儿会”的娱神、娱人双重功能均日渐萧条时,当“花儿会”与传统礼俗构建的文化空间发生变异时,新时期的“花儿会”如何能作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平台,又需要面对怎样的困境!显然,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新问题已经影响到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不利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保护工作。
面对新时期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的重大转变;面对电视、信息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发展和普及;面对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浪潮,以及异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我们需要保护和继承什么样的文化,需要什么样的花儿会?是继续走已经有所变异的花儿搭台经济唱戏的老步子,还是继续做音像复制品的宠儿?显然这些都不是促进花儿长期发展的有效动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我们了解到历史上“花儿会”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的关系后,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于保护花儿有以下认识:
首先,要摒弃标本式的孤立的保护,不仅要保护花儿本体,更要精心维护花儿艺术生存所必需的文化空间。应通过政府引导、学校教育等多种途径,增强广大群众,尤其是当地青年人对本地区传统礼俗的归属感、认同感,大大集聚“花从遗产保护角度谈花儿会从遗产保护角度谈花儿会：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非遗传承困境篇10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技艺；非遗；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316-02
一、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艺法律保护的现状
传统知识和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是传统部族在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知识、技术、诀窍的总和，一般具有经验性、整体性、与环境要素的兼容性、另类科学性及描述形式等特征，同时具有权利主体的群体性、权利客体的公开性、历史性以及经济利益未实现性等法律特征。
传统技艺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知识产权法是否可用来保护传统知识，学术界和司法界尚存争议。否定论认为，知识产权法不足以保护传统知识，知识产权概念与传统部族的实践和文化存在冲突和不相容。肯定论认为，知识产权法与传统知识和技艺保护没有冲突，可以知识产权法保框架护传统知识。从专利制度看，肯定论认为传统知识只要被创造或发明出来，就可以用专利法来保护，专利保护延伸到传统知识是最直接的保护办法；从商标和地理标志角度看，肯定论认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可以授予传统社区的代表，从而使传统知识和技艺获得保护。专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则存在立法位阶低、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足、统计指标体系不全、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具体依据和可操作的保护措施等现实状况。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冲突
1.独创性认定。知识产权体系中，独创性与时间相关，时间推移，价值变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这个趋势恰好相反，传承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内涵逐渐丰富，总体价值呈现随时间增大的趋势。
2.权利主体。知识产权体系中，有明确具体的权利主体，即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某一民族或某个区域中不特定群体持续创造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较难确定具体权利主体。
3.权利性质。知识产权体系表现为私权救济。如果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采取私权救济的方式，则效果欠佳，若采用公权保障的方式，又会出现权利主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或保护不完全的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困境，从法律文化认知的深层视角看，在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科学认知和权属规则上的不同。差别主要有：对知识的认知不同，现代文明秉持的普适知识的理念与东方文化背景下推崇的地方性知识和观念存在对立；对科技的认知的不同，现代科学所建立的依靠实验得出科学的论证和东方国家盛行的经验式、感受式的知识观念和技艺相冲突；财产属性和法律确认不同，现代财产观念和制度保护基于知识创新而形成的私权利，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维度上主要限于代代际以内，东方财产观则注重对历史沿袭的传统知识的传承和改进，认为传统知识是集体权利，具有社区共有和公共权属的特征，注重非遗保护的历史传承性质和超代际的永久时限保护[1]。
活态流变是非遗文化中传统知识和技艺的显著特征，目前非遗法律保护途径，主要是行政手为主的公权利保护方式和以知识产权制度为主的私权利保护方式。同时应该看到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综合命题，涉及法律问题，对知识的认知和评价，对科学的分类和评价，以及对财产性质和主体在认识上的突破等。立法方面，完善非遗的地方性立法同时，需重视少数民族习惯法保护传统知识技艺方面的作用。
三、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艺法律保护的建议
构建本土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主要基于三个层面的探索：一是理论层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从译介、移植、反思转向实质性的理论建设；二是学科层面，建构本土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体系；三是实践层面，将社会需求、政府决策、民众实践与理论研究整合，将遗产事业与遗产知识体系相统一。
商标权保护模式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由静态保护向文化效益的合理开发、利用模式转变，与其他民事权利保护相比较，其综合优势在于：有利于促进非遗开发和经济效益的实现，产生更直接的经济利益；基于非遗的活态文化特征，通过商标注册，可以保护非遗自身的活态性；可以有效解决非遗的保护期限问题，商标权保护模式下，不存在因非遗年代久远而无法申请注册的情况，且注册商标续展制度可以为非遗提供长期的有效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艺中，可以大致分为已公开的内容和尚在保密状态的内容。二者的法律保护有所区别，构成商业秘密的传统技艺，很多通过口传身授的师徒制传承，保密措施有限。注重个体经验的总结和体验式的传授学习，具体传承的方式是家族祖传、师徒相传、自我学习和寺院式的教育。其中民族医药知识和技术的传承，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间宗教对其传承影响较大，知识技艺和诊疗方法的保密状况比较复杂。受各民族文化传统影响，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更为注重亲疏关系的不同，许多秘方只传授给直系血亲，部族、家族和社区的极小范围口授身教式的传播方法，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和现代传播方式的冲击下，面临的困境更多[2]。
传统知识和技艺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以及何者是法律和经济意义上的真正权利人，一直是非遗保护的普遍性难题。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化进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优异经验，同时应该看到，如果只停留在对非遗保护法律规范的形式移植上，并不能有效解决传统知识和技艺传承面临的困境，通过公权保护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行为做出规范，防止过度商业化，非遗保护的价值目标，在于保持这些知识和技艺的生活场。重视本土资源的挖掘与整合，进行分类分级数据库建设，在专利申请、审查时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查新，对于影响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作为国家机密，受国家保密法的保护等。
传统知识与技艺在内的非遗文化开发，核心在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共担机制。理想形态是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的双支撑模式。知识产权制度除了保护最新成果外，还应对智力源泉的保护和利用给予一定的空间。传承人是非遗文化中重要的活态载体，有其脆弱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建立和完善非遗传承项目档案和非物遗杰出传承人档案。档案载体的多样性特点对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具有特定价值和意义，使传统知识和技艺的表现更为直观、具体和全面，传承人与传统知识和技艺的发源地能够从商业开发中获得合理利益份额，也有利于保护和传承。
非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开发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开发，发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发展特色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加强商业开发机制，发源地充分参与，提供法律咨询、技术咨询和公共信息平台，加强当地能力建设，提高发源地的传承、保存、保护、开发与创新能力；融入大区生态文化旅游圈，通过非商业性开发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综合社会效益；遵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途和转让的限制，履行发源地和开发者的义务，尊重当地居民和传统社区的生存权利和文化权利等共商条件，最大限度保护发源地的利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自然人是非遗的载体，是非遗保护中重要因素。对非遗保护制度，落实到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安排，关键是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以免出现权利的悬置、虚化和孤化。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传统知识和技艺因由来已久，源头无法溯及和求证，被归入不受保护的公有领域，或是归入现有技术体系。而利用传统知识和技艺产生的新成果，做适度改良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较易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有保护价值的信息脱离其原始的载体和环境被复制的现象，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也容易做到[3]，对原住民族聚居地群体的传统知识资源和技艺造成非公平侵害，应该建立防御性、低门槛的全面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不同于知识产权等相关权利的取得，权利主体是传统知识和技艺所在地的社群、原住民以及传承人，权利主体往往是集体概念。主体可以通过法律注册取得权利，但未经注册或不能成功注册，并不影响主体的实际权利，只要满足法律规定的基本要件即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
对非遗保护措施的完善建议：一是利用民族地方立法权限的制度优势，推进传统知识和技艺保护的地方立法体系化，并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二是具体制度设计上，借鉴地方立法的有益经验并提高行政保护的效能；三是探索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产业发展知识产权战略联盟等途径，加强区域间的非遗保护合作，促进地区民族团结。
参考文献：
[1]严永和.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与制度框架[J].民族研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