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1
关键词：财力分配；失衡；均衡转移支付制度
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绩，突出表现为“两个比重”继续稳步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但现行财政体制侧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收入的“集中”划分，忽视省以下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加之非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政府间纵向财力失衡和区域间政府横向财力失衡问题严重，基层财政和落后地区财政困难的状况堪忧。而转移支付制度是有效平衡政府间财力差异的重要手段。因此，积极探讨我国政府间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解决我国政府间的财力失衡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政府间财力分配差异状况及转移支付的作用
(一)现行财政体制下我国财力分配差异较大。我国区域间政府财力分配明显失衡。一是区域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逐渐拉大。按总人口计算，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比为2.30：1.29：1，到2005年扩大为2.54：1.40：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财政收入7972元，是最低的自治区的18.36倍。二是区域间人均可支配财力的差异日趋扩大。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财力比为1.71：0.86：1，到2005年扩大为1.91：0.87：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可支配财力9106元，是最低的湖南省的9.56倍。三是区域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比为1.64：1.13：1，到2005年为1.56：0.85：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9259元，是最低的安徽省的7.94倍。不难看出，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的政府间财力分配能力差异明显。
(二)财政转移支付对缩小地区间政府财力差异的作用。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为保证地方既得利益，国家制定了税收返还政策。即以1993年为基期年，以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以后给予一定的增长返还。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每年递增返还。关于税收返还的递增率，规定按当年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不久，为更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将税收返还的递增率改为按各地区分别缴入中央金库的“两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这种税收返还政策属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同时，我国为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保留改革前结算补助等转移支付项目的同时，建立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现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两类：一类是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目标是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另一类是专项转移支付。旨在实现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标，实行专款专用，包括一般预算专项拨款、国债补助等。1994—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增量为26288亿元。其中，东部2707亿元、中部11438亿元、西部12143亿元。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断增加，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7341亿元，相当于1994年的15.9倍，年均增长28.6％。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3812亿元，专项转移支付3529亿元。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间政府的财力差异。若以基尼系数测算，考虑税收返还后，省、市、区间财政收入差异程度有所下降，按照“1：0.3”计算的“两税”返还对缩小省、市、区收入差距也有所贡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后，省、市、区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程度明显下降，基尼系数已下降到0.4以下。1999年后，财力性转移支付对缩小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程度的贡献率逐步扩大，到2005年，考虑财力性转移支付后，省、市、区间财政收入基尼系数减少了0.105。可以说，一般预算收入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考虑税收返还，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则下降到0.457，说明考虑税收返还后地方收入不均衡的情况有所缓解。若再考虑财力性转移支付，基尼系数则下降为0.351，比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了0.12，省、市、区间财力性转移支付均等化相对较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可发现，我国当前政府间财力差异明显。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财力集中能力也存在显著不同。虽然中央财政部门一直关注这种地方财力差异并采取了转移支付的办法来缓解地区间财力不平衡的问题，但地区间政府财力差异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认为应建立以地区财力均衡为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在制度上保障政府间财力的相对均等。
二、建立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和原则
均衡的转移支付应实现以下目标：第一，解决财政纵向非均衡和横向非均衡问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纵向财政失衡实质是上下级政府间的自有财政收入与其承担的支出责任不对称出现的财政缺口。横向财政缺口是不同辖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不能达到最低标准，某些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自然资源较为贫乏、税源较少、财政能力也相对较弱，有些地区支出需求相对较大，需要支出许多额外费用。这些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会造成一些地区在同样的税制下无法提供与其他地区相同的公共服务项目，这就需要转移支付来解决。第二，解决地区间的外溢性问题。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往往存在外溢性，某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不可能被仅仅限定于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如污染控制、跨地区的公路铁路、教育等。地方政府对这些项目的提供，往往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就需要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调节。第三，促进资源合理流动。在没有矫正机制的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源倾向于流入那些税收负担较低而公共服务较好的地区，这会造成不公平。通过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可解决这一问题。
按照上述目标，我国政府间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为：一是公平性。在制定转移支付政策时，要考虑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等化，实现公平目标。二是效率性。要体现出地区间组织收入的努力程度和支出效率，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提高我国经济运行的效率。三是客观性。在设计转移支付制度时，应尽可能使所选因素及数据具有客观性，减少人为操作，且在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中，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四是稳定性。新的转移支付制度应尽可能公式化、公开化，使每个地区都可对其所得的转移支付额度有较准确的估计，以利于其制定预算，同时也可避免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随意性，杜绝“跑部钱进”现象的发生。转移支付制度必须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如三至五年，便于各级政府制定较为长期的计划。五是法制化。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总体结构、数量、规模、运行方式、计算方法、监督管理等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制定相应的转移支付法来加以规范，使其具有高度的法制约束性和法制保障性。
三、建立我国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在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并不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完全用自己的收入来弥补支出，通常是中央和上一级财政的收入大于支出，地方或下级财政的支出大于收入，其差额由中央和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予以弥补。目前，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固然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关，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的缺陷才是其重要原因。针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存在“转移支付制度总体设计存在缺陷，形式过多，结构不合理”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等问题，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根据我国均衡转移支付的目标，应彻底取消税收返还等不规范的形式，将转移支付制度整合为三个基本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及政策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均等化作用最为明显。在我国地区差距过大，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必须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政策性转移支付为必要补充的复合性制度。
(一)逐步将税收返还并入一般转移支付形式中。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税收返还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形式。但在财政部门所列的转移支付中，却找不到税收返还这一形式。按分税制的规定，这部分收入理应归中央所有和支配，但为了保护改革前的地方利益，才将这部分收入以税收返还形式转让给地方。很明显，其性质属于转移支付。当时采取税收返还形式，维护地方利益，是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顺利推行，这是必要的。但应看到，由于税收返还的数量大，又属于非均等化转移，它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悖。因此，不能将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扩大化。目前已具备了弱化税收返还的条件，为减少阻力，还可规定一个过渡期(比如3～5年)，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然后将其纳入一般转移支付形式中，这必然会使财政均等化功能大大加强。(二)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的标准。一要科学界定专项转移项目的标准。要明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列为专项转移支付。通常看，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应是具有外溢性、突发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征的项目。如，跨地区的江河治理，防护林带的建设，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县的脱贫救济，中央委托地方的项目。二要控制规模。专项转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辅助的形式。因此，规模不能过大。当然，如果把准入的条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征的项目内，其规模必然不可能过大。三要将列入专项转移的项目经过科学论证和一定的审批程序。四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率。
(三)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现阶段，我国地区间财力差距较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具备了横向转移支付的能力。我国可仿照德国的做法，建立“均等化基金”，使较落后的地区能从中获得拨款。构建我国横向平衡的基本框架，应将各地区的人均财力与全国人均财力进行比较，如果一地区的人均财力大于全国人均财力，则需向“均等化基金”中缴款，相反则得到补助。“均等化基金”的聚集应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初期可将人均财力水平以上的部分按10％的比例计提，若为全国人均财力的2倍，则按30％的比例计提。对受补助地区，人均财力低于全国人均财力的部分则按40％的比例从中提取。
(四)整合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专项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应明确定位于外溢性项目和上级政府的委托项目。我国规范性的转移支付应在整合现行的专项转移支付的基础上构造。首先，应明确政府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将专项转移支付分为三类，一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拥有的，由中央按自己负担的份额拨给地方。二是由中央委托地方承办的事务，中央向地方拨付项目的全部支出。三是中央对地方兴办的事项认为有必要给予奖励和资助而拨给地方一定数目的资金。其余则不再安排专项拨款。将目前几乎覆盖所有领域预算支出项目的专项资金进行合并整合，主要集中于教育、基础设施、三农等，从而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率。其次，在转移支付中，应采用配套拨款和不配套拨款相结合的方式。配套比率的确定或中央政府的补助，应根据溢出的规模和中央政府对受援项目的偏好强度来确定，溢出规模越大、强度越高，配套比率就越高。同时，配套比率应根据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全国采用一个配套比率就意味着对贫困地区的歧视。因此，我国应对中、东、西部地区制定不同的配套比率。对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应有较高的配套比率，即对地方的配套资金要求比例降低，尤其是对西部一些地区，配套比率应予以取消，也就是采用非配套的专项拨款形式。
(五)稳步实施政策性转移支付。政策性转移支付应明确定位于增进国家的内聚力，主要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地区的稳定性显得尤为重要。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内聚力。因此，国家必须对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进行额外的政策性转移支付，但其所占比例不应过大。由于中央政府对政策性转移支付的具体执行有极大的“相机抉择权”，因此，决策过程必须有透明度。
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2
关键词：对口支援转移支付互补效应政策建议
问题的提出
省际间对口援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口支援，即结对支援，是区域、行业乃至部门间开展合作和交流的有效形式，通常泛指国家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为支持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采取不同区域、行业之间结对形成支援关系，使双方区位或行业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钟开斌，2011）。其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形式。我国省际间对口援助形式主要包括市场化的双方面互惠互利的“对口援助”、常态下的一般意义的对口支援（我国先进省市对落后地区的对口支援）、特殊事件下的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与汶川灾区等）。上述几种对口支援形式中，双方面互惠互利的“对口援助”形式以及常态下的单方面对口支援形式，主要基于市场内生因素，其运行机制较为复杂，涉及到历史原因、宗教和文化习俗以及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它们的深入研究需要大量殷实的资料和数据。基于相关资料和数据获取的可行性、研究过程的严谨性以及文章篇幅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时为便于展开研究，本文对于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研究主要着力于特殊事件下的单方面的对口支援，即由于外生因素导致短时间内地区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的地区和事件的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对口支援不仅提供资金方面的有效援助，同时可以依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提供物资、人员、技术、教育、医疗以及就业等方面援助，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能够在短期内恢复当地的生产能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民生需求等。这主要是一种单方面的援助行为，这种对口支援形式在我国过去存在过，现在也正在实施，将来还会是最主要的援助形式。因此为了有效地展开研究，本文以四川灾区为例进行分析。
我国省际间对口援助政策实施以来，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运行机制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有限的相关文献中，刘铁（2010）分析了对口支援与分税制下财政均衡之间的关系，认为对口支援政策实施方案及过程均体现了财政均衡的理论；钟开斌（2011）通过对对口支援灾区的起源与形成进行研究表明，我国对口援助灾区政策在规模、内容、机制、投入和时间上都有了新的飞跃；宋耀辉、马慧兰（2012），赵明刚（2011）对我国对口支援政策的理论基础及运行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等等。然而，由于资料和数据收集的可获得性，政策本身所涉及的行政性因素等，与对口支援政策相关的一些问题，很多学者并未给予关注，如：省际间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能为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提供多大的互补效应？当前如何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对口支援政策实施体系？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哪些弱点，有多少可改进的空间，从而建设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对口支援政策实施体系？面对未来的发展变化，对口支援又应当如何地去调整？等等。澄清对口支援的意义和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它能为将来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制度外的思路。
对口支援政策与转移支付制度的补充效应实证分析
我国目前解决地区间横向财政失衡主要是“纵向为主，横向为辅”。本文以四川灾区为例，选取四川灾区各地2007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推算出各地区财政自给率与人均GDp以及各地的财政缺口，以此为基础将两者进行对比（见表1和图1）。在此对财政自给比例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如下：
Y=0.0000265x-0.029，R2=0.7686
由上式可知，显著度相当明显，可知地方财政缺口跟当期的人均GDp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回归关系。以上18个县市，地方每年的财政支出大约都在2-6个亿之间，财政支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但地方的年度财政收入却有着较大的差异。为此本文计算了它们之间的方差和变异系数，如表2所示。可见，财政收入之间的波动幅度很大，而财政支出则有明显的刚性，变异系数仅仅为0.51。
由以上分析可知，18个样本城市的地方财政支出具有一定刚性，而财政收入却受当地的人均GDp或当期的GDp影响较显著。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受自然条件、经济结构、社会历史人文因素的制约比较大，所以短期内指望通过地方GDp的发展来解决地方的财政问题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体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权上移，而地方政府的事权却没有因此而减少。地方的公共设施支出并不因地方的财政收入少而减少，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迫使各地方政府的年度支出存在支出刚性。
我国当前解决地区间财政支出缺口的方式主要是借助转移支付，但我国目前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客观的：首先，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加以统筹，覆盖面广，中央的财政收入受现有的税收体制的限制，其财政收入不能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不可能面面俱到，同时在支出上又要统筹地区差异，尤其是出于政治原因需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倾斜，虽说中央每年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0%、中央财政支出的50%，但转移支付额依然难以弥合地方财政的缺口；其次是转移支付的结构不合理，制度不规范，均等化程度低，我国地区性差距较大，各地提供同样公共服务的支出成本各异，对各省所需财政支出数额缺乏一个比较明确的定额标准，对各个地区的转移支付额也缺乏系统科学的评估，尤其是我国省以下转移支付改革不到位，转移支付的资金不足量或过量的情形随处可以发生（曾军平，2000）；再次，中央对地方的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由于纵向的转移支付层级多，转移支付资金层层下放，权威性的监督和管理机构运行机制尚不完善，难免会出现截留挪用等情况，直接影响到资金的使用效率。1999年后开始部门预算改革，强调要建立国库统一支付体系，随后部分省市实施了“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措施，此类情况虽有好转，但依然严重，越是贫困的地区其财政体制改革越是滞后，监督部门也越是缺位；最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也较严重，事权界定模糊，事权与财权的关系也划分不清，对一些地区的专项拨款，往往没有清晰合理的制度性评审标准，经常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跑部钱进”现象时有发生，随意性很大。安体富、任强（2007）对1995-2004年各地人均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变异系数的数据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反而使得地区间的财政支出能力呈现扩大的趋势。
面对这样的困境，必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一般转移支付力度是未来政府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同时可以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合理运用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作为纵向转移支付的补充，以调节地区间财政分配关系，也是世界各国成熟的分税制运行的财政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可以起到纵向转移支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促进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有效地减轻纵向转移支付的压力，而我国特有的对口支援正是横向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再以四川灾区为例。在现行体制下，完全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来弥合西部地区的财政缺口很显然是不现实的，从上文中可以整理出18个县市的财政缺口，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平常的年份里，四川受灾各县市财政支出与收入所形成的财政缺口依然很大，受到突发事件影响后则更大。在转移支付力不能支的情形下，借助其他形式的支援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而现行体制下的对口支援就是可行的补充形式之一，尤其在突况下更为重要。
为此本文整理了四川灾区18个样本县市对口援助的相关资料和数据，从实证的角度分析短期内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资金转移效应，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短期内各地间对口援助总额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可能在于一方面受各援助方本身经济实力水平参差不齐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各地区受灾的具体严重程度以及各地区的人口、受灾面积和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2007年青川县财政预算收入仅为1696万元。但从总体规模上看，基本稳定在2007年与2006年受灾前两年财政收入总和的十几倍，财政预算支出总和的2.2-3.5倍左右，如表5所示。
基于连续三年相对长期的对口援助实施效应分析，本文将受援地区的三年财政平均受援资金、人口（人均受援额）及与受援地区基年（2007年）的财政支出比考虑其中，可得表6所示结果。
由以上分析可知，无论从短期还是较长期，尽管对口援助各地区之间的财力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支出的总额与支出比值，短期与较长期内都存在较大改进的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对减轻18个县市的财政缺口的负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保证了各受灾地区的财政支出水平，而且基本维持了各受灾地区间的财力均衡能力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并成功地弥合了转移支付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对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起到了有效的互补效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具有中国特色并带有横向转移支付性质的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通过多年的演变与目标取向的不断调整与发展，有效地弥补了地方的财政缺口，维持了各地间的财力均衡能力，确保了各地区间的财政支出水平，成功地缓解了由于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缺陷所带来的问题。实证研究证明，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对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起到了有效的补充作用。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东部跟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受地理跟自然禀赋的影响较大，而一个省内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本文的对口支援是指我国开创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支援方式，经济发达且财政富余的省份通过结对的形式对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地区或灾区进行的一种支援。实证检验证明这种制度存在优势，同时也存在着问题。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对口支援政策与转移支付制度的互补效应，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有效协调地区间对口支援政策与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的分工协作与运行
有效协调地区间对口支援政策与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的分工协作与运行，积极促成有力的财政互补效应。充分发挥与协调对口支援政策与转移支付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和关系，明确各自的角色，扬长避短，合力共进，以便更有效地促进地区间财政均衡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对口支援政策而言，转移支付制度已形成较为成熟与科学的运行机制；同时对口支援政策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目标的针对性也更强，能够在短期有效地提高各地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各地间由于缺乏合理的协调机制，对口援助的资金参差不齐，往往影响到受援各地区财政均衡水平，因而应将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与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有效地结合，合理协调中央转移支付与地区间对口援助的关系，实施有效的分工机制，明确各自的服务领域和空间，积极促使两者形成有力的财力互补作用，将对口援助与受援地区财政预算支出有效结合，将公共财政资金发挥出最大潜能。
（二）合理提高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统筹管理的组织层次
合理提高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统筹管理的组织层次，促进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制度化管理与科学化运行。由于对口支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科学的统筹标准，对具体的援助规模没有一个系统的规定，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及资金等都有较大的随意性。没有严格的组织管理高度，势必在对口支援的实施过程中缺乏科学化与制度化的运行机制，而且极易导致短期化行为。在提供具体公共服务时，由于缺少客观的定额标准和严格的审计监督体系，使得对口援助的公共资金的运用效率大打折扣，再加上各地区间缺乏统筹的管理，各地间的援助的财力水平差异较大，严重影响了财政均等化的实施效应。因此，应当把对口支援政策运行提高到高层组织制度化管理统筹层面上来，并实施相关专业人士及法规或者规章的全过程监督，使之逐步形成科学化的运行机制。并进一步将这种临时性的政策措施上升到法律层面，形成长效机制（刘铁，2010）。
（三）合理发挥外在的短期刺激作用并坚持保障内在的长期规划的协调性
支援方对受援地区的对口支援，短期内通过大量的公共投资和私人资本的投入，刺激了消费和就业的增长，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的同时，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花中东、刘忠义，2012），但要做到与地方经济“互惠互利”的长期协调发展，仅依靠支援方单方面的投入是不行的，归根结底取决于受援方内在的经济发展潜力、建立在市场机制运作下的“造血”机能的培育程度，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竞争力、市场的生存能力。各地区间与此相关的内在的长期规划的协调性显然不足。因而对受援区的对口支援，不仅为资金、物资的直接的硬件援助，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受援地区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法制建设和先进理念的文化建设等软件援助，使受援区“造血”机能的培育产生实际效益，能够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真正实现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军平.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平衡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0（6）
2.杨君昌，曾军平.关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思考[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3）
3.赵明刚.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模式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1（2）
4.刘铁.试论对口支援与分税制下财政均衡的关系[J].软科学，2010（6）
5.刘溶沧，焦国华.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与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J].财贸经济，2002（6）
6.陈秀山，张启春.转轨期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区域均衡效应[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7.钟开斌.对口支援灾区：起源与形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6）
8.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国家民委民族政策文件选编（1979-1984）.中央民族出版社，1988
9.花中东.对口支援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5）
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政府职能
一、金融危机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我国财政收入在经历了五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08年8月首现拐点，同年10月更是出现了负增长。2008年1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3248.69亿元，比去年同月增长3.3%。其中，中央本级收入756.16亿元，同比下降15.5%；地方本级收入2492.53亿元，同比增长10.8%。2009年1月，全国财政收入6131.61亿元，比去年同月减少1265.03亿元，下降17.1%，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964.82亿元，下降28.4%；地方本级收入3166.79亿元，下降2.7%。从数据对比中我们清晰的看到，全国财政收入自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地方财政收入由同比增长10.8%到同比下降2.7%，下降幅度更加明显。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一直占据着全国财政收入的主体，收入来源稳定，中央财政一直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相比之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分散，支出压力过大，有些甚至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虽然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较小，但地方财政收入的刚性较强，这不到三个百分点的变动，可能对地方政府的运行造成巨大的影响。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例，2009年一季度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2亿元，同比下降21.6%，三月份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5亿元，同比下降达到了惊人的43.6%。濮阳市的情况也许不能以偏概全，但足以向我们展示金融风暴已经对我国的地方财政造成的巨大危害，而且这种影响还在进一步的深化。
二、地方财政困境的原因分析
1、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按照事权划分各级政府财权的一项制度，但从我国分税制实施的情况来看，财政收入按政府级次层层上移，而事权则被逐级下放，尤其是地市级以下政府，承担着大量的社会保障、卫生防疫、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的支出，并且在维持地方政府运行、发展地方经济方面压力巨大，地方政府职能与财权失衡矛盾突出，与国际惯例不符。在国外许多国家，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大多属于中央或省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以便形成全国统一的供应水平。与庞大的支出规模相比，县级政府却要把75%的增值税和100%的消费税上缴中央，剩余部分又大都集中在省、市两级政府，县级政府最后得到的很少。地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往往需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都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而牺牲地方财税收入为代价，使地方政府财力进一步受损。刚性支出过多而收入增长乏力，地方政府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很难有效实现。
2、区域间财政实力差距巨大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地域间财政收入实力必然存在差异。当初我国分税制改革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为原则，而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造成的财力差距在实施分税制后没有得到解决，相反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以江苏省、河南省、青海省这三个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为例，2009年一季度三省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完成745.01亿元、245.58亿元和21.20亿元，江苏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青海省的35倍。从人均财政支出来看，2009年一季度三省人均一般预算支出分别为857元、600元和126元。可见不管是财政收入还是支出，地区间的财政实力确实差距巨大，同样说明各地政府职能的有效实施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极不平衡。地方财政实力是抵御金融危机，克服经济困难的必要条件，拥有了雄厚的财力，才能抗拒各种风险，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
3、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及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促消费、扩内需、增投入、保就业，尤其是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在总需求不足时，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缩小以至平衡。要扩大内需，消费和投资是两大核心动力。此次国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也是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长期处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状态，居民的消费习惯也是高储蓄、低消费。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而消费又要以需求为支撑，所以刺激社会的消费需求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关键所在。4万亿的巨额投资，是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砝码之一，其中中央政府出资1.18万亿，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配套，这无疑是对地方政府的又一次严峻考验。2008年全国地方财政本级收入28644.91亿元，而此次4万亿投资计划需要地方配套的资金是2.82万亿元，几乎和2008年全年地方财政本级收入相当。金融危机后更加困难的地方财政，如何承受“积极财政政策之重”，值得我们深思。
三、化解地方财政困境的出路
1、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系
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而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改革的基本目标和评价标准有两个:一是财政体制改革要有助于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水平的相对均等，其评价标准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二是有助于提高基层政府根据本辖区居民公共需求偏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其评价标准是基层政府的回应性以及供应和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归根结底，提供公共产品和回应公共需求的能力，是衡量和评价地方财政行使职能成败的标准。如何提高这种能力，使有限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最终还是要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当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更要注意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结合。发放代金券、消费券，也许能起到刺激经济的短期效应，但这种“撒胡椒面”的行为治标不治本，有时甚至标本都不治。因为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没有根本改变，一次性消费结束后对未来的预期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与其分散财力“撒胡椒面”，不如化零为整，集中财力提高地方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加快推进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职能，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现状，调动社会的消费需求潜力。
2、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我国财政体制注定了财力中央集权，而各地财政实力又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保证地方财力横向平衡、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的必要条件。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我们看到，2008年我国地方财政收入达51590.52亿元，支出49992.65亿元，结转和结余共1597.87亿元。我国大多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大，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个别地方更是捉襟见肘，为何2008年还会出现将近1600亿元没花完的情况?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地方财政实力弱，得到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后还是存在支出缺口；有些地方财政实力雄厚，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由此可见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有不少中央政府掌握较大财权，但这些国家普遍采取中央多收多支、多收多补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收入经过再分配之后，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力和所承担的事务基本相称，最终目标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也应该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地方政府财力较弱，地区间差异大，所以更要体现公平与效率、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以法律形式规范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方法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统一标准，公式计算，杜绝人为因素影响，不断缩小地区间差异。
3、促进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政治强调民主，行政强调效率。意思是政策制定过程要集思广益，尊重各方利益，采取民主程序；政策执行则可适当集权，注重效率。4万亿的投资计划，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重拳”，也是国家积极财政政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之一。4万亿投资要靠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说到底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投资规模如何把握，投资方向如何确定，决策者应该听到广大公民的声音，应该尊重来自纳税人的意见。这4万亿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有1.8万亿，占投资计划的比重最大。基础建设投资见效快，短期内扩大就业、增长GDp，能够起到治疗经济危机“特效药”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1997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国际较高水平，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始终落后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体现出来。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两会期间，国家已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由原来的45%降至37.5%，说明国家已经考虑到长远效率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关注民生与发展经济并重。积极财政政策还要关注地方财政当前的困境，用中央财政的雄厚实力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以金融危机为契机，进一步调整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充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4、改革税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中央可以下放一部分税收立法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自，形成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税收立法机制。金融危机环境下，地方政府大都面临财政困境，甚至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应对之策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当前经济环境，正是需要财政拉动的关键时刻，换句话说正是花钱的时候，所以节流这条路几乎是走不通的。实际上我国公民的税负相比发达国家是较低的，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政府在提高税率、增加收入方面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另有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税负痛苦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政府又该采取那些举措呢?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比较过英国和法国的税制。英国每年从800万人口中征收1000万英镑税款，但社会各阶层从未有压迫感，而法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每年征收的税款却不足1500万英镑，但法国民众所感受的课税压力远甚于英国。调查后发现英国税制的民主程度远高于法国，英国公民参与到税制的制定过程，对自己制定的政策当然无话可说。我国的税收政策制定也可适当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在扩大地方税收自的同时引入民主化，真正体现老百姓的主人翁地位。中央税方面应区别各地财政实力，采取差异化的税收分享机制，适当增加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税收留成比例，增强地方政府对抗金融危机的实力，有效实施税收“调节器”和中央财政再分配职能。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杨之刚:财政分权理论与基层公共财政改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4
关键词：地区间；财力差异；适度性；模型
地区间财力差异过大，不仅导致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更会使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拉大，贫富矛盾加剧，从而使财政失去稳固、平衡的内在机制；地区间财力差异过小(财力完全平均分配)，则会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不利于调动下级政府发展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因此，只有本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使地区间财力差异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也就是说保持适度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才能调动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一、地区间财力差异适度性的理论及模型构建
1．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意味着在对各地财政状况(需求与能力)和税收努力统一评估的基础上，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各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等化。一般来说，人均财政收入(本文中财政收入均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低的地区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应该较高，反之亦然。即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呈负相关，且两者的相关系数R＜-0.8，即CoRReL(X，Y)＜-0.8。用公式表示为yn＝αXn＋b，其中X表示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yn表示各地区人均财政转移支付额，由于Xn与yn负相关，可知a
2．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意在确保经过转移支付以后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齐守印，1994)，从而鼓励各类地区都积极致力于发展经济和依法加强税收收入征管，防止挫伤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避免欠发达地区安于现状、坐享其成。即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财力呈正相关(人均财力＝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转移支付)，且相关系数R＞0.8。用公式表示为Zn＝xn＋yn
二、对河北省地区间财力差异适度性的检验
1．对公平原则的检验――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性分析我们根据2003-2005年河北省各市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均财政收入作出XY散点图，其中，纵轴表示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横轴表示人均财政收入。因为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均财政收入呈负相关，公式yn＝aXn＋b中的a应该是负数，而且相关系数R＜-0.8，但我们计算得出的a均为正数(2003-2005年的a分别为0.2142、0.1484和0.2369)，表明河北省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均财政收入呈一定的正相关，而且相关系数R较小，说明河北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公平原则。
2003年秦皇岛市人均财政收入在全省排第1位，应该获得较低的财政转移支付，但其获得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较高(在全省排第3位)；邢台市人均财政收入在全省排第11位，应该获得较高的财政转移支付，但其获得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在全省排第8位，不符合公平的原则。
2004年邢台市和保定市人均财政收入很低，人均财政收入在全省分别排第10位和第9位，但其人均财政转移支付较低(在全省排第9位和第11位)；唐山市和秦皇岛市人均财政收入很高，人均财政收入在全省分别排第1位和第2位，但其人均财政转移支付较多(其获得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在全省排第3位和第4位)，不符合公平原则。
2005年保定市人均财政收入很低，人均财政收入在全省排第9位，但其人均财政转移支付额较低(在全省排第10位)；唐山市和秦皇岛市人均财政收入很高，人均财政收入在全省分别排第1位和第2位，但其获得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也较高(在全省分别排第3位和第4位)，不符合公平原则。
2．对效率原则的检验――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财力的相关性分析
从效率的角度考虑，人均财政收入较高的地区，其人均财力也应该较高，我们根据2003-2005年各市人均财力和人均财政收入作出XY散点图，其中纵轴表示人均财力，横轴表示人均财政收入，从理论上分析，因为人均财力与人均财政收入呈正相关，计算得出公式中的(a＋1)应该是正数，而且相关系数R＞0.8，我们计算得出2003-2005年人均财力和人均财政收入的相关系数R均在0.8左右，(a＋1)分别为1.2142、1.1484和1.2369，均为正数，说明河北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较好地体现了效率原则。但是其中也存在一定问题，即2003-2005年都存在张家口市和承德市人均财政收入较低，而人均财力较高的现象。2003年张家口市和承德市人均财政收入在全省排第8位和第10位，而其获得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分别在全省排第2位和第1位，导致其人均财力在全省排第4位和第5位；2004年张家口和承德两市的人均财政收入分别在全省排第7位和第8位，由于得到省里的转移支付较多，分别排全省第1位和第2位，接受转移支付以后其人均财力分别居全省第3位和第4位；2005年张家口市、承德市人均财政收入分别在全省排第5位和第7位，但由于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在全省排第1位和第2位，以致人均财力在全省排第2位和第4位。这种格局不仅有违效率原则，同时也会造成张家口市、承德市对上级财政产生严重的依赖。
三、地区间财力差异适度性模型的应用
1．河北省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目标定位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上级政府采取怎样的转移支付政策，或者说，将地区间财力差异控制在怎样的区间内，取决于上级政府对公平和效率原则的侧重。由于效率原则已经在财力的初次分配中得到充分体现，当地区间财政收入差异较大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要着力解决公平问题，否则势必影响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所以应该选择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当地区间财政收入差异较小时，如果过多考虑公平，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会降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不一定会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反而会使欠发达地区产生依赖思想，所以此时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应该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那么河北省转移支付政策在效率与公平中如何权衡呢?河北省地区间财力差异到底有多大呢?
通过比较，从人均财政收入差异上看，河北省地区间差异是最小的，其次是浙江省，广东省地区间差异是最大的，江苏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山东省地区间差异均较大，人均财政收入的加权变异系数均在80％以上。从人均财力差异上看，河北省地区间财力差异是最小的，其次是浙江省，广东省地区间财力差异是最大的，江苏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山东省地区间财力差异均较大，人均财力的加权变异系数均在60％以上。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河北省地区间财政收入和财力差异都不大，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时应该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2．河北省地区间适度财力差异的测算
按照2005年河北省各市人均财政收入的高低，对各市做一个降序排列，令x1、x2、x3…xx11分别为唐山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廊坊市、张家口市、邯郸市、承德市、沧州市、保定市、邢台市、衡水市的人均财政收入，令y1、y2、y3…y11分别为唐山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廊坊市、张家口市、邯郸市、承德市、沧州市、保定市、邢台市、衡水市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由于yn＝axn＋b，yn-1＝ax＋b，两式相减可得yn＝yn-1＋a(Xn-Xn-1)，根据等差数列的性质，可得y1＝Y1＋a(Xn-X1)。
由于-1＜a＜0。令a＝0.1，可得y2＝y1-0.1(x1-x2)，y3＝y1-0.1(x3-x1)，yn＝y1-0.1(xn-x1)，将上面10个式子代入y1p1＋y2p2＋a＋ynpn＝m，可求得yn＝565.00，根据公式yn＝yn＋a(xn-x1)，计算得出各市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均财力情况，此时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均财政收入完全负相关(相关系数为-1)，人均财力和人均财政收入完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1)，充分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我们将各市实际转移支付与理论上转移支付相比较，从表5中可以看出，唐山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实际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大于理论上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其财政转移支付差异在20％～50％之间，石家庄市、沧州市、保定市、邢台市、邯郸市实际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小于理论上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其财政转移支付差异在-17％～-30％之间，衡水市、廊坊市实际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与理论上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差异不大，其财政转移支付差异分别为-0.35％和-3.13％。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为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2005年河北省要增加对石家庄市、沧州市、保定市、邢台市、邯郸市的财政转移支付，而要减少对唐山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的财政转移支付，衡水市、廊坊市可以保持现有的规模。
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5
【摘要】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地方财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财政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克服种种困难,如何配合国家宏观财政政策,重返经济发展快车道,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金融危机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政府职能
一、金融危机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我国财政收入在经历了五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08年8月首现拐点,同年10月更是出现了负增长。2008年1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3248.69亿元,比去年同月增长3.3%。其中,中央本级收入756.16亿元,同比下降15.5%;地方本级收入2492.53亿元,同比增长10.8%。2009年1月,全国财政收入6131.61亿元,比去年同月减少1265.03亿元,下降17.1%,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964.82亿元,下降28.4%;地方本级收入3166.79亿元,下降2.7%。从数据对比中我们清晰的看到,全国财政收入自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地方财政收入由同比增长10.8%到同比下降2.7%,下降幅度更加明显。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一直占据着全国财政收入的主体,收入来源稳定,中央财政一直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相比之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分散,支出压力过大,有些甚至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虽然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较小,但地方财政收入的刚性较强,这不到三个百分点的变动,可能对地方政府的运行造成巨大的影响。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例,2009年一季度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2亿元,同比下降21.6%,三月份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5亿元,同比下降达到了惊人的43.6%。濮阳市的情况也许不能以偏概全,但足以向我们展示金融风暴已经对我国的地方财政造成的巨大危害,而且这种影响还在进一步的深化。
二、地方财政困境的原因分析
1、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按照事权划分各级政府财权的一项制度,但从我国分税制实施的情况来看,财政收入按政府级次层层上移,而事权则被逐级下放,尤其是地市级以下政府,承担着大量的社会保障、卫生防疫、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的支出,并且在维持地方政府运行、发展地方经济方面压力巨大,地方政府职能与财权失衡矛盾突出,与国际惯例不符。在国外许多国家,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大多属于中央或省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以便形成全国统一的供应水平。与庞大的支出规模相比,县级政府却要把75%的增值税和100%的消费税上缴中央,剩余部分又大都集中在省、市两级政府,县级政府最后得到的很少。地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往往需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都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而牺牲地方财税收入为代价,使地方政府财力进一步受损。刚性支出过多而收入增长乏力,地方政府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很难有效实现。
2、区域间财政实力差距巨大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地域间财政收入实力必然存在差异。当初我国分税制改革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为原则,而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造成的财力差距在实施分税制后没有得到解决,相反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以江苏省、河南省、青海省这三个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为例,2009年一季度三省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完成745.01亿元、245.58亿元和21.20亿元,江苏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青海省的35倍。从人均财政支出来看,2009年一季度三省人均一般预算支出分别为857元、600元和126元。可见不管是财政收入还是支出,地区间的财政实力确实差距巨大,同样说明各地政府职能的有效实施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极不平衡。地方财政实力是抵御金融危机,克服经济困难的必要条件,拥有了雄厚的财力,才能抗拒各种风险,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
3、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及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促消费、扩内需、增投入、保就业,尤其是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在总需求不足时,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缩小以至平衡。要扩大内需,消费和投资是两大核心动力。此次国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也是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长期处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状态,居民的消费习惯也是高储蓄、低消费。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而消费又要以需求为支撑,所以刺激社会的消费需求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关键所在。4万亿的巨额投资,是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砝码之一,其中中央政府出资1.18万亿,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配套,这无疑是对地方政府的又一次严峻考验。2008年全国地方财政本级收入28644.91亿元,而此次4万亿投资计划需要地方配套的资金是2.82万亿元,几乎和2008年全年地方财政本级收入相当。金融危机后更加困难的地方财政,如何承受“积极财政政策之重”,值得我们深思。
三、化解地方财政困境的出路
1、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系
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而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改革的基本目标和评价标准有两个:一是财政体制改革要有助于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水平的相对均等,其评价标准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二是有助于提高基层政府根据本辖区居民公共需求偏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其评价标准是基层政府的回应性以及供应和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归根结底,提供公共产品和回应公共需求的能力,是衡量和评价地方财政行使职能成败的标准。如何提高这种能力,使有限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最终还是要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当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更要注意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结合。发放代金券、消费券,也许能起到刺激经济的短期效应,但这种“撒胡椒面”的行为治标不治本,有时甚至标本都不治。因为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没有根本改变,一次性消费结束后对未来的预期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与其分散财力“撒胡椒面”,不如化零为整,集中财力提高地方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加快推进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职能,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现状,调动社会的消费需求潜力。
2、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我国财政体制注定了财力中央集权,而各地财政实力又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保证地方财力横向平衡、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的必要条件。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我们看到,2008年我国地方财政收入达51590.52亿元,支出49992.65亿元,结转和结余共1597.87亿元。我国大多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大,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个别地方更是捉襟见肘,为何2008年还会出现将近1600亿元没花完的情况?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地方财政实力弱,得到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后还是存在支出缺口;有些地方财政实力雄厚,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由此可见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有不少中央政府掌握较大财权,但这些国家普遍采取中央多收多支、多收多补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收入经过再分配之后,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力和所承担的事务基本相称,最终目标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也应该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地方政府财力较弱,地区间差异大,所以更要体现公平与效率、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以法律形式规范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方法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统一标准,公式计算,杜绝人为因素影响,不断缩小地区间差异。
3、促进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政治强调民主,行政强调效率。意思是政策制定过程要集思广益,尊重各方利益,采取民主程序;政策执行则可适当集权,注重效率。4万亿的投资计划,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重拳”,也是国家积极财政政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之一。4万亿投资要靠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说到底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投资规模如何把握,投资方向如何确定,决策者应该听到广大公民的声音,应该尊重来自纳税人的意见。这4万亿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有1.8万亿,占投资计划的比重最大。基础建设投资见效快,短期内扩大就业、增长GDp,能够起到治疗经济危机“特效药”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1997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国际较高水平,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始终落后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体现出来。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两会期间,国家已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由原来的45%降至37.5%,说明国家已经考虑到长远效率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关注民生与发展经济并重。积极财政政策还要关注地方财政当前的困境,用中央财政的雄厚实力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以金融危机为契机,进一步调整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充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4、改革税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中央可以下放一部分税收立法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自,形成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税收立法机制。金融危机环境下,地方政府大都面临财政困境,甚至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应对之策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当前经济环境,正是需要财政拉动的关键时刻,换句话说正是花钱的时候,所以节流这条路几乎是走不通的。实际上我国公民的税负相比发达国家是较低的,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政府在提高税率、增加收入方面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另有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税负痛苦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政府又该采取那些举措呢?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比较过英国和法国的税制。英国每年从800万人口中征收1000万英镑税款,但社会各阶层从未有压迫感,而法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每年征收的税款却不足1500万英镑,但法国民众所感受的课税压力远甚于英国。调查后发现英国税制的民主程度远高于法国,英国公民参与到税制的制定过程,对自己制定的政策当然无话可说。我国的税收政策制定也可适当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在扩大地方税收自的同时引入民主化,真正体现老百姓的主人翁地位。中央税方面应区别各地财政实力,采取差异化的税收分享机制,适当增加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税收留成比例,增强地方政府对抗金融危机的实力,有效实施税收“调节器”和中央财政再分配职能。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杨之刚:财政分权理论与基层公共财政改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高于8%的速度增长,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加,但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尤其区域经济的差距表现尤为突出。国家“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和十五大报告都明确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统筹区域发展”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目标和任务之一,这表明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西部的发展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财政作为政府履行社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通过其对财力的配置、调节和监督,可以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一)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贫富差距源自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悬殊首先表现为地区差距,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在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科技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加上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享受到了国家的特殊政策,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快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收入大幅度上升,从人均GDp角度看,东部与西部的比例1991年为1•86倍,2000年为2•33倍,2003年又扩大到2•52倍。省际差距更大,拿浙江与贵州比较,由12年前的2•7倍扩大为现在的5•6倍。(二)贫富差距的预测。我国的地区差异除了用人均收入表示外,还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市场经济国家衡量收入差距一般标准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27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较为合理;基尼系数在0•4-0•6之间表示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在0•6以上表示差距悬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说明我们的收入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借用我国1986年到2005年基尼系数的变化来分析(见表1),基尼系数几乎平均每年以增加0•01的速度增长,假如以此速度递推,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未来十几年之后将达到甚至超过0•6。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基尼系数偏高。2004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200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0•469,同期相比,仍比中国要低。长期进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说,“横向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二、我国财政政策在解决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国家资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在地区间的非均衡性,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而这又归结为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一)财政收入政策。1•中央财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国家对于西部地区的援助能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急需中央政府的各项援助,但这种援助不管是直接投资、转移支付,抑或是税收减免,都必须以实力雄厚的国家财力为基础。而我国目前中央财政的财力极为薄弱,同这些政策要求极不相称。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极低,1995年仅为5•5%,1999年上升到6•06%,到2005年也才增长到8•86%,这也还大大低于国际上通行的至少15%以上的水平,这就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在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调控能力,国家财政政策的选择及相关的制度安排,都因缺乏相应的财力支撑而陷入困境。2•国家资金的投放水平及利用效率直接影响一定区域的经济发展。国家投资具有集聚效应,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向特定区域流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般情况下,资金投入大及利用效率高的地区,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也较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的投资政策和投资布局向东部地区倾斜。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一半以上投在了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使东部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直接推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投资的相当部分发生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交通、能源、通信等。根据赫尔希曼模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将降低一般生产性投资的进入成本,并改善社会生活的质量,使特定区域的投资环境更具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远远高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由此得到说明。3•税收政策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我国的改革开放,采用先试点,然后再逐次向内地推行的方式,我们的试点大多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这一战略,使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获得了较多的优惠政策。在税收政策上,表现为对保税区、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与一般地区、外资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待遇,前者获得较多的优惠政策。这种税收政策对吸引外资、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促进对外开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但是却进一步弱化了欠发达地区对外部资金和人才的吸引力,加剧了欠发达地区对外开放及市场化发展的滞后性,并强化了其比较劣势,导致经济发展中“马太效应”。(二)财政支出政策。1•我国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也很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吃饭财政”的问题更为突出;二是财政用于基本建设、城市维护、科教文卫等公共项目的支出严重不足,造成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而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整体科技水平不高、基础教育滞后、劳动者素质偏低;三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西部地区财力更加不足,而财力分配同样存在着偏向城市的问题,县乡财政收入相对较少,并且税收很不稳定。然而,县乡财政又要承担包括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等的支出。#p#分页标题#e#2•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缩小区域间经济差异的效应较小。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上还不够大,制度上也不够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单一,转移支付标准不合理,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规范,专项补助政策导向不突出。随着分权化过程,中央财力一度相对下降,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在下降,对促进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力度小,未能解决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大等问题。且我国现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原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延续下来的按基数法确定的税收返还和新体制按因数法确定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同时并存,双轨运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转移支付的调节能力减弱。三、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的财政政策定量分析(一)收入与支出分析。我国从1986年到2005年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变化趋势基本相似,总体都是趋于缓慢增长的,相对而言,GDp的增长速度比较快。通过图形我们可以分析出,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在逐渐缩小,而且财政支出没有明显的超过财政收入。这说明我们的财政政策还是倾向于“平衡财政”,按照冯斌在《财政赤字的积极作用》中的分析,财政赤字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经济变量之一。在特殊经济时期,适度的赤字财政可以缓解宏观经济问题。所以面临贫富差距问题时,我们也可以适度的采用政策倾斜,增加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发挥赤字财政的积极作用。再就财政支出分析,《中国国防白皮书》中的数据:1995年的财政支出增长率(G%)为17•8%,之后逐渐下降,一直到1999年才又开始上升为22•13%,紧跟着迅速下降到2003年的11•72%。G%总体处于下降过程,这也说明我国在用财政政策解决宏观问题时的力度不够。同时,我们也可以借用数据来简单分析:我国生产总值从1986年的10508•5亿元增长到2005年186700•9亿元,增长了17倍多,而财政收入从1986年的2122•000亿元增长到2005年31649•29亿元,财政支出从1986年的2204•900亿元增长到2005年33930•28亿元,增长了15倍左右,由财政支出增长的弹性系数来看,从1987年到2005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年份是大于1的,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总体上,我国财政收支增长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使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明显惠及财政,也使得财政政策的后劲不足,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上的能力有限。(二)财政支出结构。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区域经济失衡时,大多考虑到了财政支出结构问题。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如何,我们借用计量经济学的LS方法来描述。这里我们建立如下方程Y=a+bX,分别分析GDp与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其中X表示GDp值,Y1表示政府购买支出,Y2表示转移支付。通过对1986年到2005年这2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方程(详见附录1,附录2):Y1=-348•5658944+0•09761898544*XY2=-1350•354346+0•08285743181*X通过上述方程,我们可以看出GDp每增加1亿元,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分别增加0•09761898544亿元和0•08285743181亿元,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相对较高的GDp来说,是非常小的。1998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578%,到2002年这个比重上升为3•004%,达到国际公认警戒线(3%),到2007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下降为0•8%,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政策的压力,但同时也造成财政政策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下降。相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比重,2001年到2005年,美国财政余额占GDp比重从2•5%下降到-3•5%,欧盟虽然一直控制财政赤字比重在3%以内,但最低也没有低于1%,因此,同比我国的财政赤字比重还比较低,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在财政政策的使用力度上还是较弱,在解决宏观问题上的能力当然也有所欠缺。(三)财政支出构成与基尼系数。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我们也可以用回归方法来表示。同样用上面的分析方法,借用表1的数据,用Y表示基尼系数,X1表示政府购买支出,X2表示转移支付,我们用LS方法得到如下方程:Y=0•314951+1•01e-05*X1Y=0•330017+1•13e-05*X2通过上面两个方程,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对基尼系数的影响非常小。从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政府购买与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92539,而转移支付与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898108,作为主要解决贫富差距的转移支付手段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要小于政府购买,这说明目前财政的支出结构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以致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的力度不够。再进一步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转移支付和政府购买都不构成基尼系数变化的原因,这更能说明中国现有的财政结构存在问题,有待改进。四、解决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的财政政策建议(一)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调节地方财政收入差异。中央财政收入增加,中央在解决经济问题上的能力才会加强,所以要解决区域经济问题,中央的财政收入增加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财政的横向转移。在区域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和区域分工的情况下,价格体系的扭曲造成了区域利益扭曲。建国以来,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畸形分布于沿海的不平衡状况,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布局。其结果,以资源和经济技术的空间逆向梯度为基础,在我国沿海与内地之间形成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分工协作关系,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中西部向东部输出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同时,因价格不合理而转移了大量价值(利润),另一方面,东部高价向中西部返销制成品,又把中西部创造的部分价值(利润)带到东部。虽然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西部,但这毕竟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在改革价格体制的同时,还需要东部财政适度对西部地区进行转移,以弥补价格扭曲带来的利润分配不均问题。#p#分页标题#e#(二)加强资金的使用监管,促使资金高效利用。在目前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资金都较少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资金的集中使用,在运用财政政策促进落后地区开发的实践中,各国政府都注意避免财政资金的分散使用,如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经历过财政资金从分散使用到集中使用的演变过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对其区域财政政策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是改变“天女散花”式的财政补助办法,缩小补助范围,加强对重点项目的援助力度。其次,要重视资金自身的再生能力,要制定一套资金的“造血”机制,使较少的中央资金投入产生较大的地方财政收入。(三)实施规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所有国家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和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具体来说,无条件拨款应以财政能力均等化为目标,即侧重于分配的公平。从当前的情况看,均等化的内容主要是保障财政收入水平较低地区公共消费支出的基本需要,如行政管理费、教育经费、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费用等。有条件拨款应侧重于配置的效率目标,包括解决地方性公共品的收益外溢问题和实施特定的产业和事业扶持政策,如基础产业、环保、教育、社会保障等。除此之外还要完善拨款审核、确定程序,提高拨款安排的透明度,从制度上杜绝所谓“跑部钱进”的现象。还有就是转移支付的形式要多样化,防止单一形式的弊端。(四)制定连续稳定的区域财政政策。从各国的实践看,通过财政政策向相对落后地区提供发展支持,并不是中央政府随心所欲的政治冲动或行政偏好,而是以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为指导的理性选择和自觉行动。在政策制定上,要相对稳定,一方面,利于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便于对政策进行评价。财政政策的目标具体、清晰,受援区域明确,援助标准定量化,这就使财政政策实施具有实效性,既能突出政策差异,便于实际操作,又有利于控制财政支出的数量和规模,增强支出效果。
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7
（一）中职教育财政管理政策
加大中职教育财政管理政策力度，是江西省政府推动中职教育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以教师管理为例，为加强中央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2008年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教育厅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特聘兼职教师的专项资金使用进行具体部署，主要包括对专业骨干教师部级培训经费，重点专业师资培训方案教材开发经费，中等职业学校紧缺专业特聘兼职教师的资助等方面的管理。该项政策的出台，为江西省中等职业教育师资的稳定与优化提供了支持，并丰富了江西省中职教师的聘用形式。当年全省240所中等职业学校共有在校教师11470人，相比2007年233所中等职业学校共12403名在校教职工，为兼职教师的引入腾出了较大的职位空间，因而大批的兼职教师被引入到中职学校。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特聘兼职教师数额有明显上涨，外聘教师一般都是资历较高或者是学历较高，外聘教师的引入，丰富了学校的学术讲座、技能讲座，提升了中职学校的教学水平及社会影响力，也有利于中职学校开发更好的培养模式，为中职学校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该政策的出台，使中职教育和一般学历教育一样，能够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师资。
（二）中职学生资助政策
2006年12月，在中央有关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文件的精神背景下，江西省印发《江西省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暂行管理办法》，为帮助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中等职业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安排专项经费，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07年，建构了以政府资助为主导，农村学生全惠及的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客观上扩大了中职教育的财政投入，保证了中职教育的奖助支出，使中职教育和普通学历教育一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奖助机制，推动中职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而能一定程度上提升中职学生的素质水平。2007年，江西省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总额达14.31亿元，相比2006年的2.61亿元，增长了近4.5倍；江西省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占地方教育总投入的比重，由1.5%增长到5.02%，增长了近3.5个百分点。同年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支出达4510.13元，实现新高。
（三）中职教育免费政策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此背景下，江西省出台了《<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城镇低保家庭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从2010年秋季学期起，江西省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城镇低保家庭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该举措为那些贫困家庭的适龄学生创造了条件，原本读不起中职学校的人，也能够进入中职学校，拓宽了生源空间。2013年11月，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扩大中职学校的免学费对象及范围，对江西省公办及民办中职教育学费的补助方式做了详细的规定，细则中对于政策实施的监管也做了相关的规定，该项政策实施将进一步扩大中职教育规模，据统计，2010年以来，江西省中职教育招生数额保持在20万人左右，稳定了中职教育的生源，扩大了中职教育招生规模，有力促进了江西省中职教育发展。
二、江西省中职教育财政政策公平效果
江西省实施中职教育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公平角度来分析，却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具体而言，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区域差异比较明显
据《江西统计年鉴》《江西省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1）数据，全省11个市，共有中等职业学校约460所，这些学校不均匀的分布在全省各市区，由于各市区中职教育财政立场的不同，各市区间中职教育的投入差异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职教育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重的区域差异。图1为2010年江西省地方中职教育经费占教育投入比重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省中职教育投入比重曲线起伏较大，曲线较高点即投入比重较高的市区，萍乡市中职投入占教育投入比重达18%；曲线较低点即投入比重较低的市区，南昌市及上饶市都不到5%，说明各市区中职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差异较大。第二，中职教育支出与中职发展规模关系的区域差异。2010年全省中职教育支出排在前四的市区分别是赣州市、九江市、宜春市和萍乡市，排在后四位的市区分别是景德镇市、鹰潭市、新余市和抚州市；同年中职学校学生总数前四的市区分别是南昌市、赣州市、宜春市与新余市，学生总数排后四位的市区分别是景德镇市、鹰潭市、萍乡市及抚州市。可以发现，全省中职学生数较多的市区，中职教育经费支出一致性不高。表现在有些市区支出多，有些市区支出少。如宜春市学生数与支出都相对较多，南昌市学生数较多，而支出较少。中职学生较少的市区，中职教育经费支出一致性也不高。如景德镇市、鹰潭市学生规模及支出情况相对都较少，而新余市学生规模不高，但支出较大。总体而言，江西省中职教育支出与中职发展规模一致性的区域差异明显，即有些地区一致性高，有些地区较低。第三，中职教育支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这种关系同样表现为，有些地区经济收入高且中职投入高，有些地区经济收入高而中职投入低；反之亦然。即中职教育支出与经济发展相一致与不相一致的情况。比如南昌市的GDp在全省最高，但是南昌市中职教育投入排全省第七；赣州市的GDp排全省第二，中职教育投入一样靠前，排在第一位。江西省中职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一致性的区域差异明显。
（二）城乡差异较为显著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高中一起，担负着推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化的艰巨作用。现行财政政策下，江西省中职教育并没有得到公平全面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城乡财政差异。中等职业教育涵盖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及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教育。因为中等专业学校与技工学校主要集中于城镇地区，而职业高中存在着城乡分布的特征，故探讨江西省中职教育城乡差异，关键要看职业高中教育。首先，职业高中的总体投资形势城乡差异显著。据《江西省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1年），2010年江西省职业高中的总支出为10.8亿元，其中农村职业高中总支出仅为1.2亿元，农村职业高中支出只占职业高中总支出的11.1%。也就是说，江西省有近89%的职业高中总支出用于城镇地区，城镇投入总量是农村的8倍，反映出城乡中职投入总体差异十分显著。其次，各主体部门职业高中支出城乡差异显著。各部门存在着明显的重城镇而轻农村的现象。江西省教育部门对于职业高中教育经费总支出是7．3亿元，其中农村职业高中的总支出是0.5亿元，仅占总支出的6.8%；企业办学中职业高中的总支出是30万元，用于农村部分的为0元，即全部用于发展城镇学校；民办学校职业高中教育经费总支出为3.2亿元，其中用于农村学校的为0.7亿元，约占总支出的21.9%。通过上面的比较，不难发现，江西省职业高中教育投入方面，有着重城镇地区而轻农村地区的特征，导致江西省职业高中财政的城乡差异，进而产生了江西省中职教育财政的城乡差异。
（三）校际差异不容忽视
财政投入的数额会制约到办学条件及办学规模，评价财政投入的充足与否，可以根据著名教育经济学家靳希斌教授提出的教育投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两个一级评价指标：教育投入总量与生均教育经费。也就是将教育总支出与生均支出的实际情况作为比较的依据。江西省中职教育校际差异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办学类型之间的校际差异。表1显示，从总量上来看，江西省中职教育财政支出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占41.21%，职业高中占50.74%，两种类型学校合占中职教育总支出的91.95%，反映出江西省中职教育支出主要集中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与职业高中两种类型的学校；从生均情况来看，成人中等专业学校高达11913元，而技工学校只有104元，相差11809元，即使是支出相近的职业高中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之间生均支出也相差近1000元。明显反应出江西省中职各办学类型间校际差异的存在。第二，同一办学类型内部间的校际差异。中职教育同一办学类型中也存在不公平的财政状况。即使是职业教育，也存在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的差异，公办中职学校与民办中职学校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师资力量、危房改造情况、图书册数、设备配置等基础设施供应方面。往往重点中职学校师资学历水平能普遍达标，“双师型”与“技师型”师资充裕，而一般中职学校师资学历水平达标率低，且稀缺专业师资更是紧缺；重点学校资金相对充裕，能及时进行危房改造，而一般学校的危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图书及设备配置方面，重点学校也都比一般学校完备，这些方面，公办学校又比私立学校优越，因而，总体又反映出江西省中职教育的校际差异显著。
三、完善江西省中职教育财政政策公平的建议
目前来看，江西省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的公平性不够，有待完善。推动建构公平性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扩大中职教育财政投入，鼓励民办中职教育发展
虽然国家和地方都相继出台了一些对于中职教育贫困学生的帮扶政策，但是由于名额、数量等方面的限制，中职教育的资助程度还很有限。教育发展离不开财力的支撑，中等职业教育亦如此。中职教育的发展不能只是政策下的亦步亦趋，应该有所突破，要做好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预算，适当的对其财政倾斜，腾出更多的发展资金，尤其是扩大对省内薄弱地区的财政支持，因为任何一个亟待崛起的行业，其需求量都要比平时更高。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的财政支持，其中包括扩宽贫困生的支持，扩宽相关专业的支持，逐步由支持涉农专业向非农专业扩展等；还可以鼓励职业学校自办企业，提高办学效益，增强学校的造血功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在研究报告中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公立学校必须要获得一部分成本补偿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两种办法,一是制定学费标准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二是在政府确实没有能力扩大公立学校系统的规模时,积极扶持私立学校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通过鼓励民办中职学校的发展，对于缓解政府中职教育的财政压力，缩小区域教育财政差异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建立省级及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财政机制
教育财政公平，需要遵循“财政中立”原则，即每个地区的富裕程度有差异，但法律拒绝以此为由，使不同学区学生的生均经费不等。中职教育财政政策要保证任何财政状况下的适龄青少年，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接受同样的教育或者是最低保障的教育。虽然我们应该承认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但全省各地区中职教育投资差距应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以满足学生教育机会的均等。所以应该做到：一方面，上一级政府及财政部门应该按照制定富裕学区标准，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对贫困学区给予补充，缓解与克服不同学区间、城乡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应该建立省级和各市区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财政机制，保证中职教育所需的各项经费都能够恰当分担，足额到位。总体上还要从三个方面把握，第一，政策制定方面，明确各级政府在中职教育财政上的支出责任。第二，供给形式上，应该根据地方的实际财力，采取与之对应的供给方式，实行地方独立供应，或者是省级专项拨款独立供应，或者是省级与地方联合供应的形式。第三，具体支出项目上，应该把中职教育的各项经费，包括学杂费、书本费、生活补助、公用经费以及教师工资等费用作出具体的规划与安排，使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区域都能够达到财权与事权相一致，保障免费教育的有效实施，推进中职教育财政公平。
（三）规范中职教育财政开支，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中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财政支持是保证，规范开支则是关键。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是规范中职教育财政开支的最高追求。中职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财政量的支撑，把握财政效率一样很关键。江西省中职教育的财政支出本来就不富裕，不合理的、缺乏完备监督的财政开支，使得教育资金更是捉襟见肘，进而出现区域、城乡及校际差异，迫切需要充分利用每一项财政经费，做好财政预算。首先，要恰当分配事业性经费和基建经费支出的份额，坚持应急性第一的原则，将用于危房改造、人才师资引进、学生补助及日常维护等方面的开销排在前列。其次，要避免浪费和腐败，不攀比、不虚报瞒报，争取把每一分钱都用在中职教育质量提升上。再次，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要努力建立中职财务公开体制，各教育部门层级监督，学校老师、家长及社会共同监督。做好政务公开、财务公开。政府应在网站上设置中等职业教育专栏，及时统计学校的财政分配，客观地进行公布；学校本身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在校园专栏上对财政使用给予公示，进而建立公正公开完善的中职教育经费监督体系。
（四）健全中职教育转移支付机制，尤其是各市区间的转移支付
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8
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县乡财政问题对策
一、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现状
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财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耳目共睹的好成绩。财政收支总量连创新高、公共财政职能更加完善、财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首先，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形成，收入渠道日益多元，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其次，财政支出结构日趋合理，逐渐实现了“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变。地方财政逐渐从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中脱离出来，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效促进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清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地方财发挥了公共财政职能作用，加大社会公益及民生事业，弥补市场失灵，从而有效地发挥了财政职能作用，实现了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重大转变。
二、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上级财政收入集中度过高，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不明晰
一是收入划分不够合理，上级财政收入集中度过高。由于分税制改革把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增量的大头向上级集中，地方税收大多是一些零散、不稳定、征收难度大的税种。财政收入的过度集中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方财政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二是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看，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基本处于模糊状态，首先，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缺位”和“越位”并行。其次，法律法规等规定了地方财政资金用途，影响了地方支出责任的实现。以政法经费保障为代表的由上面定标准，基层买单的情况，肢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自主权。
（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缺乏科学性、规范性。二是转移支付不能有效缩小区域内横向财力差异。三是转移支付名目虽多，但总量较小，结构也不合理。
（三）县乡财政困难加剧
县乡财政是我国财政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财政，它在巩固我国基层政权建设，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以及一系列民生改革政策的出台，县乡财政受到巨大冲击。目前，县乡财政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税、农特税取消导致了县乡财政收入来源大幅萎缩。二是政策性支出增加，加剧了县乡财政收支矛盾。三是由于县级财政中绝大部分支出都用于人员经费和基本运转支出，部分县区不得不通过举借债务，筹措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所需资金。随着偿债高峰期的到来，县乡政府的偿债压力日益增加。
三、完善我国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对策
（一）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与事权
1、激励发展，进一步明确政府间收入划分范围
一是明确划分的依据。财权划分既要充分考虑省及以下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和支出责任，又要充分考虑其实际承担的事权和公共服务范围，把与县级公共产品服务相对应的收入划为县级，把与市级公共产品服务相对应收入划为市级，把与全省公共产品服务相对应收入划为省级，使财权划分与省、市、县级政府所承担职能、支出责任和事权相一致。二是明确划分的原则。收入划分既要坚持与中央、省收入划分相衔接的原则，保证中央、省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保证与市、县级政府事权相适应的财权，确保有稳定可行的收入来源。
2、坚持原则，进一步明确政府间的支出责任
科学合理划分政府间的事权，应遵循四个原则：一是坚持受益范围原则。按照“谁受益、谁承担支出责任”来确定政府间的支出责任。二是坚持公共产品支出行为属性原则。三是坚持效率最优原则。谁能最优地提供公共产品，相应的事权就列入谁的职能范围。根据上述原则，省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是：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运转和省域内社会稳定所需支出；调整全省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全省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根据辖区受益原则和区域经济效益原则属于省域内的共同事务所需支出；其他应由省级政府安排的支出。地州市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是：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运转和区域内社会稳定所需支出；调整全市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县域间经济发展、实施中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属于全市或者跨县域内的共同事务所需支出；其他应由地州市级政府安排的支出。县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是：县级及以下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所需的各项支出；应由县级财政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维护县域内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各项支出；应由县级财政承担的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支出；本县公益性事业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生态保护建设所必需的各项支出；其他应由县级以下政府安排的支出。县级政府财政无力承担但又需要县级政府组织管理的公共事务，县级政府应当主动承担支出责任，地州市应积极帮助，并积极争取中央、省级给予大力支持。
（二）建立健全转移支付体系，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
一是建立相对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既要考虑缩小省域内横向财力差异，促进全省统筹发展，健全完善均等化转移支付办法；又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困难状况，促进县乡财政困难的缓解，健全完善政策性转移支付办法。二是建立相对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计算办法。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考虑影响财政收支变化的税基、税率、机构规模、支出水平和相关成本差异系数等各种客观因素，分类制定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政策标准，科学合理地建立公式化分配转移支付计算方法，准确计算各市、县级工资发放、机构运转和社会事业必需的最低基本支出需求，适时考虑预算执行中的政策性因素和重大特殊因素，建立相对公平、公正、合理、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建立省对市、市对县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认真研究解决市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与有效发挥市级横向纵向调节功能失衡的问题，充分考虑收入努力程度、收入质量、收入增长、财政供养人员控制、财政改革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配套建立激励奖励措施和约束办法，有效调动各市、县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控制支出，研究政策，争取上级支持的积极性，消除“等靠要”的思想。四是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力度，针对违规挪用、挤占转移支付资金等行为要严惩不怠。五是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三）推广“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模式，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现阶段，县乡财政运行困难同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关系。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可以进一步扩大推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省级财政在体制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财政结算、资金调度等方面尽可能直接核算到县，减少财政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但是，在推广试点过程中，还要避免“一刀切”，充分考虑地区的特殊性。注意协调“省直管县”体制中县（市）同原上级地级市之间在利益关系、工作程序等方面的协调，减小体制变动对基层财政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省直管县”伴随着“扩权强县”的激励机制改革，所以要防止县乡财政短期逐利行为，避免改革试点步入“一放就乱”的误区。
（四）提升省以下财政管理水平
加强预算管理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在省、市、县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定员定额标准体系，完善项目预算管理库管理制度；加强预算编制完整性，提高预算透明度；整合财政管理各环节职能，逐步建立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三位一体的预算管理综合模式，形成精简、安全、高效的管理方式。
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在干部人事的任免制度上，应该坚持公道正派的选贤用能观念，注重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普遍认可的原则来选拔干部。要鼓励干部不断提升自我的政治素质、业务技能及工作作风。
参考文献：
[1]王小林.许丽萍.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制度演进与优化.[j].经济研究参考.2009
[2]吕冰洋.政府间税收分权的配置选择和财政影响.[j]经济研究.2009
[3]刘卓珺.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社会的非均衡发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
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9
论文关键词：转移支付制度，地方财政，蛙鸣博弈
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背景下，需要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以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作为调节各地区财政能力差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应“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但是，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在科学、合理、规范、公正、透明等多方面存在尚不尽如人意，在某些地区，“跑项目、跑专项”的“跑步前进”成了地方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地方财政视角研究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能够为我国正在深入推进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一、理论研究综述
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及其对地区经济收敛的影响，对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行为影响的考察上比较缺乏。西方研究转移支付，主要是围绕“粘蝇纸效应”展开。该理论认为蛙鸣博弈，中央政府拨付的钱会粘在它到达的地方部门，从而增加这个地方政府的支出，而增加的支出水平大于本地政府税收增加带来的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Gramlich(1977)[2]就是说，地方公共部门获得的中央补助趋于留在公共部门，地方政府获得的财力增加被以不恰当的比例运用于公共开支，而不是通过合理削减地方税收等形式让利于地方居民。美国学者muntsang和HenryLevin（1983）在对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行为影响的研究中，借用了经济学分析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发现：转移支付会对地方政府的偏好、公共物品提供的价格和收入制约产生影响。众多的文献研究都表明，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产生替代还是刺激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国内“转移支付与县乡财政研究”课题组在研究转移支付对县乡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中也发现，县乡政府在转移支付的使用上，获得最大优先待遇的是“保工资、保运转”的首要之地行政管理部门，“促发展”的基本建设成为第二优先，然后才是“保民生”的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郭庆旺和贾俊雪则指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总体上没有很好地顾及各地区的公共服务需求和财力状况，考虑最多的是地方政府的政治影响力。[3]martinez-Vazquez等通过对中国省级政府在财政均等化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指出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经常会受到与地方政府的谈判及寻租活动的影响免费论文下载。[4]而很多学者们主要从博弈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如：陈欣（2007）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KmRw模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动态博弈过程。中央的激励机制设为模型的假设条件，这为改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另一视角的思路。薛黎明、王宁（2002）对两类地方政府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博弈状况进行了经济分析，说明中央应该把地方政府的收入努力程度作为衡量转移支付量的重要依据，这样才能使地方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使中央有限的转移支付量在地方政府之间分配得更加有效率、公平。陈志楣，龙花兰（2007）运用博弈论思想，分析了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下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解释了由于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的缺陷，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中过分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影响了财政均等化目标和中央政策目标的实现。
相关文献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因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针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财政影响的现况，运用蛙鸣博弈模型，系统分析地方政府不合理的财政“钓鱼”、“藏富不露”、争取外税源和“挪作他用”等行为出现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1、转移支付依据不清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依据是合理划分后的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目前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对财权的划分比较明确，但对事权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在具体事务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上下级之间还存在着事权不清，交叉重叠的现象，经常会因财权与事权不统一，造成部分财政支出的责任不清和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一方面加大了上级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下级财政支出却超出了公共服务的范围蛙鸣博弈，难以保证转移资金的合理使用。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各级政府之间对事权和财权支出范围的随意和盲目划分，拨付出去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运用随意性很大，产生上下级政府对同一项公共服务重复提供或对某些地区急需的公共服务因上下级政府推诿责任而无人提供的现象，而且事权划分的模糊和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混乱导致许多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也很难对其进行绩效审计和考核，很难快速和明确地界定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分配，由此导致财政支出整体效益的低下。同时，也由于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不清，使得转移支付在测算时无从着手，造成测算不准，使得转移支付额无法将财权与事权有机的融合。这种状况对地方政府编制预算和执行预算都带来较多的不利影响，加速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
2、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
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保留了原有体制资金双向转移模式，即仍然存在资金由下级财政向上级流动现象，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税收返还是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的，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使得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未能解决，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还缺乏比较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总之，政府转移支付的不规范不仅影响到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和实施，而且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借机产生了许多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财政行为，这些行为也正在不断加剧政府间财政的不平衡性。
3、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不规范
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尽管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在资金分配过程中仍然产生出了许多问题。一方面，目前现行的转移支付，在测算级次上，只是以省为单位进行测算，而没有考虑不同级次政府支出标准的差异，这样对测算的准确度难免有一些影响，容易产生不合理的分配结果。此外，在因素的选择上，对一些地区的特殊因素考虑较少蛙鸣博弈，有些因素的选择和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支持。税收返还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为保护各地区的既得利益，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对地方的税收返还额按基数法确定，原体制的补助和上缴办法仍然保留，形成了一省(地)一率、一省(地)一额的非常不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按“基数法确定税收返还既不考虑各地区的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差异，也缺乏比较合理的客观标准。这导致了不规范的分配模式。不能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各地区间财力的不均问题。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6891.5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9.2%；财力性转移支付7125.37亿元，但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仅2503.82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7.9%，少于按因素法测算的25个省（区、市）标准收支缺口。[5]另一方面，转移支付资金在上解与拨付间层层受控，历时较长。这种资金运转方式，使得转移支付资金在各级政府间被无意义停留、占用，直接影响资金的及时使用。而且，在层层上解与下拨过程中，所用到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费用直接构成了转移性支出的成本。更甚者，在规范程度较低的背景下，争取上级资金拨付而投入的其他交易成本也因层层控制的体制而增多。
4、转移支付管理不规范
转移支付管理不规范，转移支付资金未能全部纳入地方预算管理。就目前情况看，转移支付各形式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补助进入地方预算，纳入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监督的范围，地方预算编报的中央转移支付的项目和数额很不完整免费论文下载。这是由于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下达时间晚，使得地方预算的编制、审批和执行无法按时进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实际上是很不完整的预算方案，等到上级转移支付指标下来后，又无法再召开人代会审议，只好由行政首长和财政部门自由裁量。中央会转移支付多少，什么时候拨下来，地方在编制预算时并不清楚，只有凭经验留缺口蛙鸣博弈，而且这个缺口并不小，在一些省份占年度总额的40%~50%。也就是说，有的省(区、市)每年有40%~50%的财政收入不能纳人人代会的年度预算审议，这在客观上大大削弱了人大的监督作用，扩大了政府对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的自由裁量权。这与《宪法》、依法治国方略和《预算法》都是不相容的。[6]中央专项补助由财政部下达指标到省级财政部门后，各级政府地方财政部门对无法将中央专款的分配置于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之下，个别职能部门、业务主管单位在专款再分配的过程中厚此薄彼、为维护自身利益将下级单位的专款用于自身经费支出等现象时有发生。
5、转移支付监督机制缺乏
一是缺乏规范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在我国，每年几千亿元的转移支付资金只有财政部门制定的规章《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来规范，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乏力。相当数量的转移支付资金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例如：2006年，国家审计署对20个省(区、市)的审计，2005年，这些省(区、市)共编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3444.27亿元，仅为实际数7733.65亿元的44.5%，有占总数的55.5%的资金未编入预算，脱离了人大的审查监督。[7]正是由于缺乏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导致具有中国特色的“跑步钱进”愈演愈烈。二是缺乏问责机制，中央发现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违规后，缺少相应的处罚措施。这不但助长了不正之风，还很容易产生违法腐败行为。结果，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当成“唐僧肉”，使这个领域变成腐败的高发地带。三是缺乏必设的监督机构和工作职责。我国在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方面还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审计系统，对资金是否做到专款专用，还不能及时、准确的掌握信息。
6、转移支付激励机制不完善
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不合理手段以争取财政转移支付的行为。由于我国转移支付总量占GDp的比重还很小，各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具体国情致使我国中央政府不可能弥补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长期以来保持着“僧多粥少”的局面。同时，由于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缺乏激励机制，尽管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已经对各地收入努力程度实施考核测量，对努力不足的地区中央会相应扣减对其的转移支付，但是由于技术方法尚不完善，对各地方政府收入努力程度的考核不够准确客观，一些地方政府在分取中央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的时候常常不努力增加收入，有意扩大收支缺口。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缺陷对地方财政行为的影响
由于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存在内在的缺陷，对地方财政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蛙鸣博弈，阻碍了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财政风险和腐败现象出现
1、地方财政风险
所谓地方财政风险，是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当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以至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受到损害的可能性。[34]通俗的讲，地方财政风险即指由于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各种因素引发的财政收支矛盾激化，进而使地方财政平衡运行遭到破坏的可能性。[8]在我国，由于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失范，促成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出现。具体表现在：
（1）各地方财政苦乐不均。一方面，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基本上是以“基数法”来计算的，使地区之间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地区间财力极不平衡，导致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地方财力十分吃紧，并且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不明确，调节功能较弱。[9]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中“税收返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使得有的地方财政部门“赤字于预算内，结余于预算外”，甚至想方设法扩大赤字，以便向上级财政寻求财政援助、与其讨价还价，结果是穷也赤字，富也赤字，转移支付资金难以到位，真正困难的地方财政得不到应有的财政支持。
（2）“富省市，穷县”问题突出。从2005年我国新增财力分配格局看（马国贤，2007）[10]：中央得54%，省本级得15%、市本级得24%，而占人口60%的县财政只得7%。据统计，全国有60%~70%的县级财政处于贫困状态。一般而言，产生“富省市、穷县”的问题不是我国转移支付规模所致，而是转移支付在原则、政策、结构等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因而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存在着自利主义、道德风险等问题，也就是说，在各级政府“财政自利”的影响下，也会造成更多的收入“渗漏”，中央和省市财政总是在优先考虑当年自己的各种开支后，才决定给地方多少，实际转移支付大大小于现实标准，资金往往在下拨过程中受到肢解。一笔专项资金拨下来之后，省、市、县各级政府都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主持资金的运作，还要配备专门人员、办公地点、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结果最终到达乡镇政府的资金所剩无几的地步免费论文下载。例如，1998年按公式计算应转移支付630亿元，而实际转移支付22亿元，致使一些县级财政超负荷运转处于贫困状态。[11]
2、地方财政的腐败现象
从严格意义上讲，学界并没有对财政腐败做过准确的定义。通常，我们把“财政腐败”界定为财政领域中的官员为了个人私利蛙鸣博弈，利用某种垄断权（包括行政权和资源配置权）所进行的滥用公共权力，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偷税漏税以及在为民办事中的拖拉、推诿、扯皮等渎职行为。在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下，地方财政腐败现象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地方政府“跑部钱进”。“跑部钱进”中主要“跑”的是有资金、项目等审批分配权的中央部委，“钱”主要是指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有关项目所带来的资金。由于各地得到多少应该得到多少中央缺乏明确的核算办法，各地政府对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转移支付是高度不确定的，又加上政府要来的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因此，地方政府竞相“积极争取”转移支付资金。于是乎，部分掌握中央转移支付审批权的部委官员禁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不该批的批了，该批少的批多了。如国家审计署2002年审计报告披露，当年财政部在分配社会保障、中小学建设等10项补助资金时，将国家明确规定不应给予补助的地区和单位纳入补助范围，共超出范围安排5亿元。[12]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变相的“行贿受贿”行为。“跑部钱进”的结果往往是有“办法”、有“门路”的得“好处”；财政资金严重分散，使得财政资金统筹安排成为空话。这不但财政困难状况不可能从支出管理方面得到改善，而且财政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被降低。
（2）挤占、截留等现象屡禁不止。在目前地方财力紧张的情况下，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吃饭”钱，以致挤占、截留资金以及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难以防范和避免。全国人大代表李焕然发现，一所学校1404名学生，按当时的拨付标准有10万元经费，实际到位的却只有6万元。不只是教育，中央对公路建设、社会保障、医疗和农业的财政补助也经常遭到“截流”的厄运。
（3）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经济增长缓慢的市、县财政支出上升速度并不慢，尤其是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的上涨速度接近经济增长较快的市、县，这是因为政府官员的收入并不与经济发展状况挂钩，虽然经济越发达，官员的收入会高些，但对贫困地区来说，官员的收入会向发达地区看齐，其途径往往是变相寻租，因为在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收入增长需求时，地方政府会通过其他收入(包括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来弥补，也就相当于政府运用权利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收入再分配。不可否认，地方的相当一部分收入用在了租金分配上。
（二）地方政府不合理财政行为产生
1、财政“钓鱼”行为
财政“钓鱼”顾名思义：就是地方政府钓“中央财政”的鱼，即中央政府给钱地方政府配套。2008年底，国家发改委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4万亿投资计划中蛙鸣博弈，中央政府只承担其中的1.18万亿元，其他将近3万亿元要靠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来承担。这项计划出台后，地方政府争先恐后的向上申请项目，公布的配套投资计划总额已高达18万亿元，几乎三倍于2008年中国全年的财政收入。这是一种典型的“财政钓鱼”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张正明曾说，配套资金大大超过了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初步测算，一些专项拨款至少需要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比例为30%-40%。[13]一些贫困地区的市、县级政府自有财力本来不足，往往超出自身的财力向上级政府争取项目，而当争取到项目以后，相应配套资金不足，于是出现了不少半拉子工程、胡子工程，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大了财政负担，削弱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2、“藏富不露”行为“藏富不露”行为是指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转移支付资金，而把自身真实的财政情况隐藏起来。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存在依赖现象，为获得较多的转移支付量，经常不努力征税，造成更大的财政缺口，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真正需要转移支付资金的地区却得不到，而有的地区却藏富不露。这样对于某一地方来说可能是利益更大，但负作用于全局财政策略，会混淆真正贫困地区和不努力增加收入的地区，浪费了中央财政有限的拨款，同时也损害了努力增加收入地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已成为了一条铁律免费论文下载。有的地方隐瞒实际财力，藏富不露，争做财政贫困县，为的也是多向上面争取资金。据有关媒体报道，神木县是陕西经济第一大县蛙鸣博弈，却赫然出现在省级重点扶贫县的名单之列。并且，为获得扶贫贷款，陕西经济“五强”县中有四个跻身国家和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
3、争取外源税行为
地方税理应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之后，我国地方税收收入规模一直偏小。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国税任务，获得税收返还补贴，在内部税源无法满足税收要求的情况下，便采取引税、挖税等获取外源税的手段。同时，各地方政府提倡和鼓励各单位创收，互相压低税款征收比率，提高好处费支付比例，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这种做法形成了虚假收入，并导致政府虚假政绩，弱化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原动力；同时，税源缺乏坚实税基，将危及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
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往往会产生保护本地市场的冲动，并通过税收竞争等手段吸引投资。对发达地区而言，其原始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对企业和投资的税收优惠较大，有利于本地企业的竞争及投资的引入，进一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财力本来就相对匮乏，为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完成正常的财政职能，无法给予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面临比发达地区更加严重的财政压力。
4、“挪作他用”行为
地方政府在安排地方支出项目时，通常按如下的顺序排列：行政管理费、楼堂馆所建设、直接生产投资等，而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则位于稍后的次序上（朱玲，1997）。因此一个地方财政收入极度匮乏，行政管理费也能得到优先满足。这也就是说，本应“渗漏”到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却被地方公共部门挪作他用。这种行为主要表现在：一是地方财政部门将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挪用于本部门支出，改变了上级财政部门下达专项补助资金的指定用途。如一些地方用无规定支付内容的转移支付资金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二是地方财政部门将收到的中央专项补助资金进行重新分配时，将指定用于某地或某项目的中央专项补助资金调给异地或其他项目蛙鸣博弈，改变了资金原有用途。三是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拨付用款单位后，使用单位未严格按指定用途使用，将资金或用于弥补本部门经费不足，或改变用途用于其他支出。如一些地方财政处境困窘，往往在上级财政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后，有的平衡了财政预算，有的视为利益，分配给了部门使用，还有一些只靠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过日子的乡镇财政，由于负债累累，不得不用转移支付资金偿还债务。
三、地方政府间蛙鸣博弈模型分析
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主体往往会利用政府间转移制度的不完善性，从局部利益出发，采取某些不合理的财政行为，使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均等化效果不佳。在此，本文引用了蛙鸣博弈模型，[14]从地方财政的角度来探讨地方政府之所以产生一系列不合理的财政行为的原因。
1、蛙鸣博弈模型
蛙鸣博弈研究的是环境条件因素对生物进化过程影响的问题。在蛙鸣博弈模型中，是将青蛙特定器官、行为的进化作为一般的2x2对称博弈进化的例子进行分析讨论：长期进化过程使雄蛙鸣叫响亮，雌蛙听力超群。而青蛙进化发展出这些雌雄不同能力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繁衍机会，把自身基因最大限度遗传下去。这与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行为是极其相似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会理性地考虑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到了公共产品选择时就会变成没有个人利益，只考虑公众或组织利益的无私的人。而且在官僚个人利益之外，政府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也存在着政府的机构利益。“没有集团的利益就没有集团”。政府组织作为一个集团，主要追求的是预算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会努力争取上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或补助。所有政府官员都有争取本地方和部门预算最大化的冲动，并且部门和领导也会预期，即使他们不从财政资金中攫取更多的、甚至多余的资金，其他领导和部门也会选择这样的预算策略免费论文下载。因此，地方政府不合理的财政行为是可以用蛙鸣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的。
首先，我们需要对模型进行假设：
（1）博弈方：两个都是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1和地方政府2。分析的框架是反复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随机抽取一个成员配对进行博弈，即可以是富裕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可以是落后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
（2）行为策略：博弈方都有两种行为方式：争取；不争取。如果他们都不争取，则不会获得额外的转移支付资金，使他们获得的利益不多，假设为0收益；如果有一地方政府积极争取，那么他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机会为m，0.5
（3）行为策略的采取比例：博弈方中可能采取“争取”与“不争取”的比例为x、1-x。
（4）得益矩阵。随机博弈中两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得益矩阵如下图1-1。
地方政府2
争取不争取
p-z，p-z
m-z蛙鸣博弈，1-m
1-m，m-z
0，0
争取
地方政府1
不争取
图1-1蛙鸣博弈模型
2、蛙鸣博弈模型分析
该博弈的纳什均衡取决于其中p，m，z的具体(或相对)水平。根据上述假设，p-z>m-z是成立的。
如果m-z
如果m-z>0，当p-z
如果m-z>0，当p-z>1-m时，即如果争取到的转移支付资金大于争取到的成本，且当积极争取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政府的收益大于没有积极争取的地方政府的收益时，那么两地方政府都争取是惟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因为此时争取对两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上策。
上述分析说明，在这个蛙鸣博弈中，除了争取与不争取在获得转移支付资金方面有差异以外，争取成本代价大小也是决定地方政府是否争取的关键因素。这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是否争取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好坏，即在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获得“争取”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机会会减少，成本会增加，此时地方政府是不会积极争取的，反之亦然。上述结果如图1-2所示：
上述建立在完全理性条件下的策略博弈描述了地方政府从自利的角度对是否争取转移支付资金的选择，不仅脱离实际，而且也不能说明地方政府从不争取到争取的转变过程。
积极争取转移支付资金地方政府比例为x，随着时间和制度（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环境的变化，该比例的变化率取决于争取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政府的原有比例以及鸣叫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收益。由于上述博弈关系是2X2对称博弈，其复制动态方程为:
=
根据该复制动态方程，可求出其三个不动点，也就是可能的稳定状态点分别为：
x*=0蛙鸣博弈，x*=1，x*=（m-z）/(1-p)
当0
当(m-z)/(1-p)
这时候复制动态的惟一的稳定均衡点，是x*=0，也就是所地方政府是不鸣叫的。换句话说，如果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是规范有效的，从所有地方政府都是从不争取开始，那么即使出现少量的地方政府去积极争取，它们也会很快不争取。即使是所有地方政府都争取的极端情况，在中央财政严格的监督和很好的激励措施下，最终还是会趋向于所有地方政府都不争取的均衡免费论文下载。
最后，当(m-z)/(1-p)>1时，也就是m-z>1-p（p-z>1-m）情况。即两地方政府都争取的收益大于某一地方政府争取获得的收益的情况。此时，复制动态的三个不动点中也只有x*=0和x*=1两点符合要求（如图1-5所示）。此时，进化稳定策略是x*=1，也就是所有地方政府都会争取。这种情况只有在转移支付制度分配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监督乏力，又没有很好的激励措施情况下产生，这时争取的收益大大超过成本代价。
简言之，地方政府是否采取积极的态度争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蛙鸣博弈，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安排有密切的联系。如转移支付规模、结构的确定，监督机制和激励措施都将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
四、结论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制度尚不完善，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较大缺陷，存在很大的政策博弈空间，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而采取不合理的财政行为，使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一是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收支责任，这不仅仅是分税制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进行政府间财政间转移支付的一个基本前提。二是明确转移支付的目标，这是建立转移支付制度的根本依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而政府拥有的基本服务能力均等化及财力均等化都作为次级层次目标。三是科学构建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制度结构，逐步缩小税收返还规模，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税收返还，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作用。规范与清理专项转移支付，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透明度。四是合理确定政府间转移支付规模，既能够恰当体现中央的权威，而非过度集权；既能够使中央拥有较充足的财力来缩小地区间公共提供能力的差距，又能够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税收筹资的积极性，避免对上级政府的过度依赖。五是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机制，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的审批监督程序，编制转移支付的专项预算，并按预算审批监督程序报同级人大审批。并以法律形式明确转移支付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司法和审计手段，对违法、违章者加以相应的制裁。六是建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激励机制，减少下级政府的不作为心理并对其“花别人的钱不心疼”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
参考文献
[1]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00-115、205页
[2]Gramliche.m.intergoverentalgrants:areviewoftheempiricalliterature.inoatesfederalism[m].Lexington:D.C.HeathandCompany，1977：227-230
[3]郭庆旺、贾俊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世界经济》2008年第9期
[4]J.martinez-Vazquez，B.Y.Qiao&L.Zhang，“theRoleofprovincialpoliciesinFiscalequalizationoutcomeinChina”，2007-03-10，aysps.gsu.edu/isp/files/ispwp0705.pdf，2010-02-10
[5]审计署.中央部门存在问题资金293亿[eB/oL].新华网，2008-08-27
[6]李一帆.现行财政体制的腐败隐患[J].瞭望新闻周刊，2005（7）：33-35.
[7]安体富.“跑步前进”考问转移支付制度改革[J].人民论坛，2007（12）：18-19
[8]曾维涛.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的成因分析及对策思考.[J].金融与经济，2004（12）：15-16.
[9]刘尚希.财政风险及其防范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0]马国贤.构建和谐社会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几个问题[a].见：河北大学预算管理研究所编，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C].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9：96
[11]李一帆.现行财政体制的腐败隐患[J].瞭望新闻周刊，2005（8）：33-35.
[12]国革.“跑步钱进”的是与非[J].中国社会导刊，2005（4）：20-22.
公积金异地转移政策篇10
纵观世界各国，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财政收入能力均等化模式。
财政收入能力均等化模式主要体现不同地区财政收入的均等化，不考虑不同地区的支出需求差异，不计算不同地区因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成本差异对支出需求的影响。这种模式是通过计算各地区的“标准收入”来确定其所需的转移支付数额，通过这种模式实行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可以使财政收入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中央政府还可以通过调整某些因素的取舍范围，改变所要达到的均等化转移支付的程度。该模式的缺点是必须假定所有地区的支出需求是大体相同的，其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种模式适合那些幅员较小，或所辖各地区的地理、气候、人口密度差别不大的国家或地区。很显然，我国中央对地方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就不适于采取这种模式。
2.财政支出均等化模式。
财政支出均等化模式与第一种模式正好相反，即只体现不同地区财政支出需求的均等化，而忽略各地区财政收入能力的差异，它是通过计算各地区的“标准支出”来确定其所需的转移支付数额，从而使财政支出需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这种模式需要合理确定影响支出需求的各种因素、指标，选择什么因素以及该因素占有多大比重，都直接影响“标准支出”的计算，必须进行科学、准确的计算分析，并进行详细的模拟论证。其缺点是不考虑各地区的收入能力，虽然在支出方面有较好的均等化效果，但是不利于调动各地区组织收入的积极性。
3.人口均等化模式。
人口均等化模式主要是按照全国人均的转移支付额和各地区的人口总数来确定各地区的转移支付数额，其公式为：
某地区转移支付额＝（全国转移支付总额／全国人口数）×该地区的人口数
这种模式计算比较简单，不需要进行繁杂的计算和因素选择，也不考虑各地区财政收入和支出能力差异。但是正因为其计算过于简单，考虑因素过少，它所实现的均等化程度较低，对那些各地收入或支出差异较小的国家或地区比较适宜。
4.财政收支均等化模式。
财政收支均等化模式就是充分考虑各地区财政收入能力和支出需求的差异，通过测算各地区的“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之间的差额（标准收入－标准支出大于等于零除外）来确定转移支付额。这也是国际上目前比较完善，效果较好的模式。它的优点是同时考虑了收入能力差异和支出需求差异。
二、建立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
1.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使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成为一种完整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财政体制，建立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就成为必然。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规范的分税制必须遵循公平与效率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按税种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范围，并保证上级政府有能力对下级政府进行财力调节；二是在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范围；三是在科学确定下级财政标准收入能力及标准支出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转移支付形式，实现政府活动能力的均等化及国民享受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分税制的客观要求。
2.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是调节社会分配不公，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之一。
均等化转移支付以实现全国各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公民能享受大体相同的社会公共服务为宗旨，因此规范科学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将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调节由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
3.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促进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实行科学规范的均等化转移支付，不仅相对落后和贫困地区可以直接受益，弥补其由于财力不足所带来的财政职能不全的缺陷，而且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趋于协调，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合理化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
4.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财政政策的公开和公正，减少转移支付的随意性，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较好的公平、宽松的环境。
实行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后，以各地的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作为转移支付依据，由于计算依据标准、客观，在收入方面既可以避免藏富于地方、向上多要钱，又可以鼓励地方努力发展经济，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在支出方面可以避免人为扩大支出，浪费财政资金。
三、省以下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实践
我国现阶段均等化转移支付主要是纵向的，由中央政府对省区政府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构成。省以下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方案，一般建立在中央对省区方案的基础之上。从1995年开始实行适应新财政体制的较规范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
（一）中央对省区的均等化转移支付
1995年，财政部推出了中央对省区的《过渡期转移支付方案》。虽然由于当时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方案》还欠规范，但可以看出，中央对省区均等化转移支付采用的是财政收支均等化模式。通过一年试行，1996年财政部对《方案》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使之趋于规范化。
各省区享受转移支付补助额的计算公式是：
某省区转移支付补助数＝（该省区标准支出－该省区财力－该省区收入努力不足额）×客观因素转移支付系数＋政策性转移支付额。
式中“标准支出”是将财政支出分解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政策性支出”和“建设性支出”四类，选择标准财政供养人口、人均财力、人口密度、中小学生数等因素，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分别计算标准支出。应该说，“标准支出”的计算，还是比较科学规范的。
式中“该省区财力”是指某省区的实际财力，收入努力不足额是该省区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标准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差额。用实际财力和收入努力不足额代替标准财政收入，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原则，但它毕竟不够规范，其公平、公平程度也就差一些。
政策性转移支付额主要体现国家对民族省区的倾斜政策。
1996年，中央对地方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办法在1995年《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用标准收入代替了财力和收入努力不足额；标准支出的划分进一步细化；保留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性转移支付；同时引进激励机制。
均等化转移支付额的计算公式是：
某省区转移支付补助额＝（客观因素转移支付额＋政策性转移支付额）×（1±激励机制系数）
客观因素转移支付额＝（该省区标准支出－该省区标准收入）×客观因素转移支付系数
标准收入＝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土地使用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
各种税收的计算，能取得实际税基的，按实际有效税基×单位税额或有效税率计算，无法取得实际税基的采取用增加值、营业额或基期收入×有效税率×价格指数计算。
标准支出＝该省区全额单位人员经费标准支出＋该省区全额单位公用经费标准支出＋该省区"差额单位事业费标准支出＋该省区专项标准支出＋该省区其他标准支出
从上述计算公式可看出，标准收入的计算采取各税收加总的办法，比1995年的财力加收入努力不足额的办法更接近客观实际，因而提高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公正程度，计算方法也向规范化迈进了一步；标准支出的测算细化了公用经费部分，用专项标准支出替代了1995年的政策性补助支出，取消了建设性标准支出，增加了其他标准支出，使概念更加准确，避免了方案中的概念混淆。激励机制系数按某省区收入增长率与全国地方平均增长率比例差的50％计算。激励机制的引进，使整个均等化转移支付既体现了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照顾，又促使这些地区努力发展本地经济，积极组织收入。
（二）省以下均等化转移支付的特点
几年来，我国多数省区都以中央对省区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方案为基础，并结合本省区的实际情况，在转移支付主体、对象和转移支付补助额的确定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创新，形成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省以下均等化转移支付的特点。
1.均等化转移支付主体的确定。在确定均等化转移支付主体时，各省区因财政实力的强弱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情况下，省级财力较强的地区，其转移支付主体是单一的，即省级政府本身，不再有其他主体，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福建等省就属这种类型；而省级财力较弱的地区，其转移支付主体除省级政府以外，还把有关的市地确定为均等化转移支付主体。
2.均等化转移支付对象。首先是确定均等化转移支付对象的方法。我国多数省区都是以中央对省区均等化转移支付方案为依据，选择了财政收支均等化模式，即用财政收支均等化模式进行测算，根据测算结果，取那些有财政缺口的市、地、县为转移支付对象。也有采用财政收入能力均等化模式的，即将那些人均财力达不到全省区平均水平的市、地、县作为转移支付对象，江苏省实行的就是这种办法。还有个别财政困难的省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采取的是不完全财政支出均等化模式，即把财政支出中的人员经费作为确定转移支付对象的指标，把那些人员经费达不到全省区平均水平的市、地、县作为转移支付对象，主要目标是保障工资能正常发放。
3.均等化转移支付补助额的确定。一般来讲，确定均等化转移支付补助额所采用的模式和确定转移支付对象所采用的模式应该是一致的。从各省区确定均等化转移支付对象所采取的模式看，我国过渡时期省以下均等化转移支付补助额的确定选择了财政收支均等化、财政收入能力均等化、财政支出均等化三种模式。不过各省区在运用时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和不同情况在不同环节上进行了取舍和改进。譬如，多数选择财政收支均等化模式的省区，由于数据和技术条件不具备，在计算客观因素转移支付补助额时仍采用了中央1995年方案的办法，即用实际财力加收入努力不足额代替标准财政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计算对民族自治县的政策性转移支付补助额时，采取的是用该县标准支出×0.03系数的办法，比中央的办法要简便得多；北京市为了调动各级政府的增收积极性，促进各级政府加强财源建设，特设了激励性转移支付，使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占全市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的30％，比中央的占比要大得多；河南省的政策性转移支付主要体现对重点滩区、老区、深山区的军事禁区县特殊情况的照顾。
四、省以下均等化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我国省以下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实施两年多来，取得了可喜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有待于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加以完善，使之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一）存在的问题
1.关于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相互融合问题。
转移支付体系作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和分税制体制在融合过程中应存在一致性和互补性，但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和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非一致性和互抵性。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仍沿用“基数法”，其目的是保地方既得利益，因此原包干体制下的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公状况仍然保留。这与以公正公平为特征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是不相融的。目前我国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公平作用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不公平相比，反差还是相当大的。这种制度上的相抵问题，应通过深化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来解决。
2.转移支付的力度问题。
3.贫困县问题。
主要是部级贫困县问题，这些县一般都是老少边山区，大部分县地域广阔，人口稀少，经济比较落后，财政收入规模小，按照方案算帐，有些贫困县补助数额较小。河南省所采取的对这些地区予以照顾的办法，虽然在现有条件下不失为良策，但毕竟缺乏科学和规范，用发展的观点看，还应进一步改进。
（二）完善省以下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对策
1.进一步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使均等化转移支付在事权和财权明确的前提下有效运行。
具体表现在财政方面，中央财政主要负责具有全国性的以及涉及全局利益的经费支出，如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调节重要分配关系的支出等，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本辖区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必须依法而行事，必须明确化，提高透明度。这样才能使转移支付制度在事权、财权明确划分的前提下有效运行，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2.继续深化分税制体制改革，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力度。
3.用较规范的办法确定特殊地区的均等化转移支付额。
4.视具体情况，适当确定省以下均等化转移支付主体和对象。
中央对省区的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主体和对象是单一的，但省以下情况就比较复杂，其均等化转移支付主体和对象就不能是单一的。在近两年的实践中，大多数省区政府都把困难县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对市地级，应视市地本级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有的市地可作为省级转移支付的对象，有的却可作县级的转移支付主体，可单独作主体，亦可和省区级一起作同一对象的主体。这都要视不同省区不同市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5.适当引入激励机制。
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引入激励机制，对调动经济水平较低地区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还是很有必要的。中央的做法是乘一个系数，较为简单，北京市和安徽省的做法是值得一些省区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