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概论篇1
在学校领导人看来，学籍管理远远不及学生的成绩来得重要，而且学籍管理是学校管理部门的事，与自身没有关系。因为学校对学籍管理的不重视，导致学生许多应该被登记进档案的信息没有登记，比如学生日常的不良行为。学校对学籍管理的不重视，就致使对学生的处分虽然全校公布了但并没有登记在档案的情况的发生，这对学生的不良行为相当于间接的包庇。
（二）非专业的学籍档案管理人员
学籍管理与小学文书档案的管理一样，学籍档案的管理人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大多是由退休的教师顶替的这个职位。同样的，这也给学籍档案的管理带来了麻烦。毕竟退休教师不是专业人员，对于学籍档案的管理总有些地方感觉力不从心。
（三）过松的学籍档案管理机制
根据对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某些小学的调查，发现一些教师存在对学生过分“宽容”的现象。学生犯了应该计入档案的错误时，学生的任课教师非但没有将这一情况上报，还将这个事给隐瞒了下来。教师对犯错的学生不进行教育，任其作为，这对于学生本人及学校的档案管理都是不利的。除了这些，某些教师甚至抛弃了职业道德，对学生的考试成绩进行任意的修改。
二、文书档案管理以及学籍档案管理中出现问题的对策
（一）学校领导人应树立对文档管理的正确认识，摆正思想
要想让学校领导人树立对学校档案管理的正确认识，就要让学校领导人正确认识文书档案管理和学籍档案管理相关工作。文书档案的管理人员要让文书档案发挥作用，渗透进单位的财务部门、行政部门以及人事部门，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以此来吸引学校领导人对文书档案管理的重视。学籍档案的管理人员对于学生应登记进档案的行为应予以详细的登记，绝不作出漏登以及包庇学生等有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除此之外，文书档案以及学籍档案的管理人员还可直接上书给学校的领导人，将文书档案管理和学籍档案管理的重要性一一阐述，用这种方法来争取单位领导人的重视。
（二）培养文书档案以及学籍档案的专业管理人员
要想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就要从学校领导人着手。要实现好的档案管理，就要求管理人员知识面广，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并具备对文书档案以及学籍档案基本的管理能力。文书档案和学籍档案管理人员应能清楚对各类档案进行分类与编号，及时收集档案，扩大对档案的收集范围以及明确各类档案的存档期限。学校领导人应聘请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并且可在其就职前进行专业的培训。在文书管理和学籍档案人员就职期间，学校领导人还可组织其对最新的档案管理方法进行学习，不断地完善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提高文书档案和学籍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使其与时俱进。
（三）健全文书档案的管理制度，加大文书档案的管理力度
学校领导人应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可行的、实用的档案管理制度，并坚持“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原则。要想档案管理人员按照程序对档案进行管理，就必须完善档案管理机制。学校领导人除了健全档案的管理机制以外，还应加大档案的管理力度，使档案管理人员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绝对不允许有违于其职业道德的事发生。如果不加大档案的管理力度，档案管理机制就形同虚设了。
三、小结
档案学概论篇2
一、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发展成为国家规模来之不易
1959年技术档案工作大连现场会议之前，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已经认识到发展科技档案工作的必要性，但那时在全国范围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科技档案概念，只是认识到现实科技工作中产生的科技文件资料与一般的能够收集、购买和交换的文献资料有很大差别，如果管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科学研究、生产和建设等科技工作的发展。1959年技术档案工作大连现场会议，在曾三、王明哲等老一辈档案工作领导和档案学家的努力下，统一了思想，区分了科技档案与科技资料的概念，并研究制定，且经国务院批准的《技术档案工作暂行通则》，使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实现了统一管理。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技术档案管理学》教材。从此科技档案管理学便形成了一门学科。实际上早在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就开办了技术档案专修科。制定了全国范围的规章制度，又培养了专门人才。可以说，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已经形成了国家规模的专业系统。
这一时期国家对科技档案工作非常重视，自大连现场会议后至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批转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技术档案工作的报告》，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科学研究机构中技术档案工作报告》等11个文件。该时期科技档案工作的特点是全国性调查研究充分，对各个部门、各个专业系统和基层科技档案工作了如指掌，用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数字和经验教训说明了科技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因而说服力极强。这一阶段我国科技档案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所以说形成了第一个热潮。
“”中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遭到了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技档案工作随着全国科技、生产和建设事业的恢复和整顿而得到了恢复和整顿。特别是1980年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家科委、国家档案局联合召开了全国规模空前的科技档案工作会议，交流了经验，制定了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至此，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不但在实践上推动了科技档案工作的全面发展，而且推动了科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1983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学术研讨会，讨论的焦点是科技档案工作的任务和范围。该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在《条例》的指引下，科技档案部门认识到了抓科技文件的形成和积累，指导科技人员的建档、归档工作的重要性，即从源头上抓科技文件的归档工作。这一时期科技档案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开设了科技档案管理专业，并于1986年正式开办了科技档案专业，同年南京大学还招收了科技档案双学士班，1978年郑州航空管理学院还成立了科技档案系等。在学术研究方面，根据《档案学论著目录》统计，1980年～1990年科技档案论文就有2300多篇，已经看到的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科技档案教学参考资料就有3本，共收录论文242篇。80年代国家还有许多科技档案工作有力的举措，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科技档案学专家和科技档案学理论研究热心人。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科技档案事业发展的春天。也可以说形成了第二个热潮，这不但在我国档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具有世界意义。
二、科技档案概念不应淡化
当前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发展极为正常，科技档案在科学研究和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为什么有人却打起了退堂鼓呢？从教育上讲，来之不易的科技档案专业，在高校一个个地被取消，甚至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课程也在一些档案学府中不再保留，以致有些人提出要淡化科技档案概念。这有着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来自西方；其二，一部分人脱离实际，脱离实践。
（一）受西方国家影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他们没有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的概念，但在档案界公认存在实际意义的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例如美国政府四大科技报告虽然以科技资料的形式出现，但从内容和管理上看，也是美国最集中和统一管理的科技档案。美国的科技档案也大量存在于企业档案之中，但他们不称为科技档案，而统称为企业档案。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是利用了科技文件记录性一面发展起来的，因而注重归档和保存；而美国的科技档案工作是利用了科技文件成果（资料）性一面发展起来的，因而注重交流，同时也融于情报信息工作之中。从表面看，美国似乎不存在科技档案工作，因而也没有科技档案学出现。我们有的人也许是受了这种表面现象的影响，因而冷淡了我国的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实际上，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具有许多优势，如果能够学习到美国实际意义上科技档案工作的优势即交流性一面，它就会成为相当完善的、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全国性科技档案事业。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美国没有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的概念，或者没有科技档案学，而削弱或淡化了我国的科技档案概念和科技档案管理研究。
（二）部分研究者脱离实际，脱离实践
档案学概论篇3
关键词：实物档案；档案收藏；档案本质
一、实物档案兴起
1.背景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档案事业的发展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
2.存在的原因和条件
（1）外部环境的影响
（2）内部条件的支撑
（3）社会发展的必然
二、实物档案研究概述
1.百家争鸣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讨论档案馆藏的文章也逐渐将视角转向馆藏的实物。首次从理论上将之概念化的是杜宝泰、杨之华1991年的《实物档案初探》。《黑龙江档案》1992年第l期，陈永斌著文揭开了此番讨论的序幕，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以杜宝泰、杨之华为代表的肯定说；二以陈永斌为代表的否定说；三是折衷说。
2.对实物档案的述评
（1）实物档案的定义
“实物档案”是20世纪90年代初档案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在学者翁梅看来，实物档案是有保存价值的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物品档案。笔者对“实物档案”是这样定义的：是指以物质实体为载体，反映职能活动和历史真实面貌，具有保存价值的特定有型物品，具有原始性、直观性、确定性。
（2）围绕“实物档案”的争论
①反对论
反对实物档案一方认为一方面“实物档案”作为新兴观念，在《档案学词典》中无从考证。论证档案以文字符号为形成之先决条件，批评实物档案说对档案学术中“档案”概念的完整性、确认性、广泛认可性造成威胁。
②赞同说
赞同实物档案者则根据“档案”概念的延伸，认为“实物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直接形成或收到的，以物质实体为载体，能够反映单位职能活动和历史真实面貌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特定有型的历史记录。
③折衷说
折衷论者基于肯定与否定双方的认识，分析彼此得失形成自己对实物档案的认识。
总之，档案界的仁人志士对“实物档案”孜孜不倦的辛勤研究，久久不衰的学术纷争，使“实物档案”建设有了生机盎然的局面。我们共同期盼“实物档案”能欣欣向荣，在社会发展史上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档案学概论篇4
关键词：美国 档案 鉴定 思想
1、前言
美国的鉴定理论主要自margaretCroSSnorton开始，美国的鉴定发展在某些程度上虽传承欧洲大陆的传统，然而因应其国内之需要发展出独树一格的鉴定观点，进而对各国鉴定思想与实务产生极大的影响。基本上，美国档案界从1940年开始开始注意档案鉴定议题，特别是政府文书的鉴定。或许因为早期在政府文书方面可用的资源与现存文书数量之间存有最显而易见的差距，因此，如何有效地选择适当文书入藏成为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archives)最重要的课题。
2、主要档案鉴定思想与观点
2.1 maynardJ.Brichford的档案鉴定思想与观点
Brichford亦将鉴定视为一种过程，其中涉及文书的研究与分析、某些价值的连续考虑及不同技巧的应用等。然而，与先前学者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每个档案单位所陈述的目标，并将此视为评估文书的基本标准。Brichford要求档案人员必须分析档案的起源和产生情形，以便界定档案本身的特点，如产生年代、数量、形式和功能等特质。除这些特点外，他认为Schellenberg的证据与信息不一定会有价值依附其中，因此将两者视为档案特点的一部分。其次，他进一步指出鉴定价值要奠基在档案的潜在使用者和保存者的需求上。因此，除评估档案的特点外，也要从使用者和保存者的立场来思考保存活动，此为决定上述价值的重要依据。
2.2 CommitteeonintrinsicValue的档案鉴定思想与观点
CommitteeonintrinsicValue是由nationalarchivesandRecordsService在1979年成立的，主要负责研讨有关文书原有价值之议题，了解以原始形式呈现原有价值内涵的重要性。该委员会(Committeeonin-trinsicValue，1982，p.91)认为原有价值可用来评估文书的永久价值，而其表现形式就是文书的原始形式；换句话说，由于文书的原始形式具备某些特点和性质，使得档案单位必须以其原始形式保存这些文书，不可以用重制品代替。
2.3 HelenSamuels、HarrvHackman和patriciaaron-sson的档案鉴定思想与观点
不同于先前学者从机构与文书本身的微观角度来探讨鉴定议题，这三位学者从整体文书世界的宏观观点，于1984年的Saa年会上提出文件策略概念。此概念的产生是因这些学者认为传统鉴定方式过于强调对单一文书形成单位的了解，并聚焦在文书形式，使得现代文书的选择与鉴定缺乏效率和效能。这种情况下，档案人员需要一个跨越机构组织之实体限制，并以合作方式建立稳固馆藏，减少重复收藏的新策略方法，而文件策略正是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方法，能够建构一套引导性的理论概念和应用技巧，让档案鉴定人员有能力解决现代文书档案之固有问题，并应付现代机构复杂结构所引发的各种文书管理挑战。
2.4 FrankBoles和JuliamarksYoung的档案鉴定思想与观点
这两位学者是美国近代致力于发展鉴定架构的档案学家，其鉴定架构综合先前学者的想法，如Schellenberq的价值概念、Bauer的成本观念和Brichford所建议的丰富准则，再加上本身对选择组成要素的认知，进而建构出一个繁复的价值评估架构。他们提出这个架构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应用到任何机构环境的客观鉴定架构，并在鉴定的选择标准、方法和用语上取得一致与共识。此外，Boles&Young在研究别指出机构差异性对档案选择准则的强烈影响，亦即各档案机构因其政策和设立宗旨目标的不同，使其应用选择准则的方法有所差异。
2.5 F.GeraldHam的档案鉴定思想与观点
1993年Ham出版的Selectingandappraisingarchivesandmanuscripts一书，以循序渐进方式铺陈选择与鉴定档案的相关议题。该书首先进行相关鉴定理论的分析作为学理知识基础，让读者了解到该书承袭美国一贯的鉴定思想，其观点奠基在Schellenberg的思想加以延伸。其次，他也强调馆藏政策的重要性，认为鉴定须有一个选择目标做为指引，要从整体信息角度来规范需要文件化的对象、功能或活动，而档案人员所做的每个鉴定决策都必须在馆藏采访政策规范的范围内。
3、各学者的核心概念与贡献
有关上述各个学者所提出鉴定理论核心概念与其对档案鉴定的主要贡献列表说明，见下表。
档案学概论篇5
一、“实物档案”的讨论
档案的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是这样表述的：“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而文物，按《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历史上各时代的珍贵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生产、生活的代表性实物；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具有科学、历史、艺术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由以上可以看出，档案与文物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实物档案”的讨论，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现有的档案概念。什么是档案?有人认为档案是信息载体，由于实物本身作为信息的载体存在，可以成为档案。他们不同意档案是信息记录，是实物的转化形态。他们还认为，档案具有凭证参考作用，因此具有相同作用的实物可归于档案范畴。笔者认为，这是分歧的根本所在。有人提出，“实物档案”的出现，是对档案“传统观念”的冲击，它表明目前人们对档案的认识尚不成熟，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由此怀疑现有档案概念的合理性，并要以一个新的概念取而代之。那么现有档案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需要修改或舍弃?笔者认为现有的档案概念是多年来理论研究的成果，并得到档案法的确认。它对档案本质属性、构成要素及范围界定等方面的表述，理论上立得住，实践上可行，基本方面是正确的，还应继续延用。
“实物档案”的讨论。涉及实物是否属于档案家族的新成员。有人认为，“实物档案”是档案家族中很有发展前途的一个类别，至少它是档案，这是确定无疑的。肯定某个事物，莫过于给它一个确切的表述。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是有人对“实物档案”做过表述。如具有保管价值的直观物件之类，但都是含混不清。而要做到明确、令人信服是难以办到的。这正如上述，因为它的内涵无法正确揭示，它的外延也无法准确界定。由此可以说。没有明确范围和界限的概念和事物是立不住的。这样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要肯定的事物是否存在。再有，作为信息之一的档案具有可以广泛交流的特性。但“实物档案致命的弱点是不便于交流。它虽然可以世代相传或转让，但基本上是单线的延伸，而不能像文献资料那样可以摆脱时空限制，实现多方位传播。”那么它靠什么进行交流呢，“必须转化为照片、录像或文字描述等材料”，“必须配有一定的说明和解说词”。这些看法恰好说明“实物档案”仍然是实物，而不是档案，因为它不具有档案可以广泛交流的特性。因为档案是凭借记录在不同载体上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起到凭证参考作用和进行交流传播的，它不用靠附加的因素。与之相反，需要人们加以说明、考证、研究，才能起到依据、凭证作用的，正是文物或纪念品。而其转化形式如照片、文字描述材料、说明等才是档案。
“实物档案”的讨论，涉及如何发展档案概念的问题。笔者赞成“当实践发展了，概念也应该发展。否则它将失去指导实践的作用，甚至会阻碍实践”的观点。当我们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时，可以根据工作发展，不固守于概念的框架，大胆提出新的见解，形成新的概念。但这里的关键是沿着什么样的思路和方向。笔者认为。档案概念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可行的，即在理论上合乎档案发展规律和特点，在实践上准确适当，界限明确，易于操作。例如声像档案，作为一种新的门类，以其声像原始记录方式丰富了档案的内涵。又以其照片、影片、录音带和录像带等形态扩大了档案的外延，因而得到确认，成为共识。相反，“实物档案”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在内涵揭示上混淆了实物的自身和它的转化记录形态的界限，没有充实新的内容。在外延扩展上，也混淆了作为文献形式存在的档案。与作为实体存在的文物、纪念物的不同，含混不清。因此。严格说来，它没有前进一步，不是发展而是混淆了概念。
“实物档案”的讨论，涉及对其实践后果的评价问题。如果承认“实物档案”存在，应当提倡收藏和管理，那么实行起来会出现什么情景呢?笔者认为，会偏离档案工作的正常运行轨道，至少有两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档案概念包容了“有保管价值的实物”，就使档案管理的范围扩大了。长此下去。很难想像不会去管理诸如飞机、汽车、机床、楼房……等实物。它们若都是档案，也就湮没了真正的档案。什么都是档案，遍地皆是，处处都有，也就没有必要把档案单列出来，形成档案管理体系。如此这般，不是发展档案工作，而只能导致档案工作的消亡和解体。
第二，倡导管理“实物档案”，把属于文物、纪念品的实物都扩充到我们的门下，扩大职权，实行起来，岂不是档案馆与博物馆、纪念馆的合一吗?混淆职能分工只能引起混乱，遭到反对。我们国家有档案系统，也有文物系统。两个系统在职责、任务上是有明确分工的。我们档案部门的职责是管理档案，我们再有能力也不能以管理文物、纪念品为己任。
有人会提出，既然现在的某些实物就是将来的文物，那么积累保护某些实物的重任为什么不能由文物工作者承担呢?当然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应该看到，档案工作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可以说是每个基层单位都有，而文物馆、博物馆就很少，如果在某些基层单位建立文物工作，至少是目前还不可能。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现今一家一户的实物，让任何一家文物馆(博物馆)去收集、保管，都是难以做到的。这样，根据社会分工的效能原则，就是不谈实物的档案性质，只从积累、保护文物出发，档案部门承担这一任务也是必要的，光荣的。
二、结论
1、实物与档案各属不同的范畴。人类文明的载体有两种，一是实物，一是文字符号、图表、声像之类。实物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它可以直接传递信息，如其形状、颜色、味道、方位、构造等，属直接信息，不便于传播交流。而档案，应当说也是一种实物，因为档案都要依附于一定物质载体而存在。但由于其中必须有以文字、图表、符号、声像形式记录的信息，而使它从实物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文献形态，属于间接信息，既可以存贮，又可输出，广泛交流。
2、不能任意扩大档案馆(室)管理的实物范围。目前看档案部门管理的实物主要有两类。一是与档案有密切联系的，一同随档案接收保管的。二是受委托加以保管的。现在被称为“实物档案”的，其中有的如奖状、证书之类，可归于档案，其余则不是，而是纪念品，或未来的文物，不应列入档案家族之中。对已保管的实物，姑且称之为“实物档案”，应将其转化成照片、文字记录形式的档案，同时保管起来为好。
3、档案与文物的区别在于：档案内容是抽象思维，文物内容是形象思维；档案是书面形式，文物是结构形式；档案具有实用价值，文物具有审美价值。把握住这三个方面，并进行综合分析，档案与文物就不难区别了。
4、由档案馆(室)保管的，不一定都是档案，除档案外，还有资料、图书，以及少量实物。不具有档案属性的，尽管在档案馆(室)保管，也不能称其为档案。
5、“实物档案”的提法现在已经流行起来，档案馆(室)保存“实物档案”的做法也确实存在。但我们不能奉行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哲学。档案馆(室)保存实物，有属顺乎自然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这是因为我国各项文化事业还不完善，文博事业很不发达，使本应由文博部门收藏的物品不得不由档案部门管理。在大型企、事业单位也没有设立类似档案室一样的机构，专司管理本地域、本单位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
档案学概论篇6
关键词：档案；档案工作；文化；
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档案文化建设理论研究渐趋深入，档案文化建设实践探索扎实推进。近日，笔者在CnKi上采取跨库检索模式，对档案文化建设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粗略统计：以“档案文化”进行“主题”检索，检索到文献1277篇，以“档案文化”进行“篇名”检索，检索到文献516篇；以“档案文化建设”进行“主题”检索，检索到文献254篇，以“档案文化建设”进行“篇名”检索，检索到文献153篇。值得注意的是，“档案文化”95%以上相关成果及“档案文化建设”全部成果均出自2000年以后，尤以近5年为甚。统计表明，2009年以来，“档案文化”相关论文占检索总数的60%，而“档案文化建设”相关论文则高达检索总数的90%。
这样的一个数据，既令人欣喜又值得深思。一方面，近年来档案界日益关注、积极探索档案文化及其建设相关问题，涌现了不少扛鼎力作，探讨了档案文化的概念、揭示了档案文化的内涵、阐明了档案文化建设的目的及其意义，对于深化档案学理论研究、推动档案工作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个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我们在档案文化及其建设方面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紧密结合文化本质特征和作用规律展开系统研究、切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的优秀成果少，相当数量的有关成果可视作“跟风之作”，表面看是在档案文化建设的题目下探讨“档案工作自身的优化和改进”[1]问题，实际却是借用档案文化建设“新瓶装旧酒”，了无新意。自然，探讨档案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优化和改进档案工作，促进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表象上看，似乎并无不妥，出发点——“档案文化建设”，目标——“优化和改进档案工作”。但若细加分析，就会发现某些成果具有将“档案文化建设”简单化、口号化的倾向，似乎只要“祭起”档案文化建设的大旗，档案工作中的“瓶颈”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笔者认为，档案文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将其研究简单化、口号化乃至标签化的趋向，或者将其视作优化和改进档案工作的万能灵药，既无益于档案文化建设研究的深化，也不会引起社会各界对于档案文化建设问题的重视，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误解，使“档案文化建设”这把优化和改进档案工作的“利剑”陷于跟风之“泥淖”，失却其固有的光辉。
为进一步深化档案文化建设问题研究，充分发挥档案文化建设在优化和改进档案工作中的引领作用，本文从档案文化建设基本问题的角度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1档案文化建设，建什么？
在现有的相关成果中，“档案文化建设”一词较多的是在“大力推进档案文化建设”的情景下出现，久而久之，“档案文化建设”似乎已约定俗成为一个独立概念，甚至成为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时髦名词”。犹如“档案信息化建设”、“三大体系建设”、“城市记忆工程”等概念一经出现，引来关注无数一样，“档案文化建设”一词在很多场合，逐渐成了体现档案工作自身优化和改进“说辞”的最新版本，但对于什么是档案文化建设却不甚了了。尽管文章所提出的以“档案文化建设”为“抓手”或“突破口”，引领档案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其出发点是积极的，其愿望也是美好的，但其核心内容却游离于档案文化建设的本源之外。
但值得欣慰的是，基于档案文化建设自身特点所引发的深入思考，思想火花也不断闪现。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档案文化建设由于对档案文化的核心价值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于档案文化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档案文化建设方向不明确。”“在建设档案文化时，往往只注重档案保管、档案机构外在建筑和标识、档案人员着装规范等物质文化建设，而不重视精神文化建设；热衷于宣传和强调档案本身的重要性，而忽视档案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培养。”[2]也有学者认为：“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当今社会，档案文化建设要实现创新、发展和繁荣，首先应对传统档案文化的建设进行反思，真正认识到传统档案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冲破传统思维藩篱，实现档案文化建设的创新。”[3]
由此可见，对于档案文化建设概念的内涵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这是探索档案文化建设的根本。
在上述相关文章中，不同的作者赋予了“档案文化建设”以不同的内涵与神韵。有的把“档案文化建设”作为一个概念整体使用，甚至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多种情景下多角度应用；也有的将“档案文化建设”作为多个概念的组合体使用。
那么，档案文化建设究竟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还是多个概念的组合体？
笔者认为，档案文化建设应该是多个概念的复合体，即：档案、文化、建设，换言之，档案文化建设概念的本源应该为：建设“档案之文化”。
有鉴于此，档案文化建设应正本清源，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不能游离于“档案文化”这一本源。因为：“档案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是精神，是人们对于档案、档案工作规范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档案工作传承发展的方式方法与准则；档案文化的精髓是重视人的价值；档案文化趋于成熟的标志则是对于档案工作现象开展具有时代特点的思考与创造性的阐发。”[4]档案文化建设首先是一个理念层面、学术层面的问题，理念是工作的先导，理念应该前瞻，理念可以先行，但千万别让“档案文化建设”成为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标签”，并赋予其过重的负载。因为：“科学的档案文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往往取决于我们的路径选择是否合理，任务是否明确。实践表明，在我国的档案事业发展历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盲目的‘跟风’式的路径和任务选择，只能带来失败的后果，并使档案部门的工作失去政府和社会的理解和有效支持。”[5]
2档案文化建设，为何建？
由于文化是人类共同体成员认同的价值模式和行为范式，它对于每个人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给定性和内存强制。档案和档案工作所构成的档案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社会文化休戚相关，因此，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十分必要、十分重要，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冬权局长在2012年全国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上所提出的“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努力建设与之相匹配的档案强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切实把档案文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档案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谋划档案文化发展战略，把档案文化建设与档案事业建设结合起来，积极培育和发展机关文化、行业文化，明确发展重点，突出行业特色，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档案文化建设”这一要求，事实上已经清晰地阐明了档案文化建设为何而建这一命题。
尽管在现有的成果中，对于建设档案文化的意义，论述已较为丰富，诸如“以档案文化建设引领档案事业跨越式发展”，“档案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整个档案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档案文化建设作为推动档案事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等观点较多，且逐步得到学术界和档案部门的认同。但笔者认为，建设档案文化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分析，文化是一个由有形文化、行为方式、价值观、哲学理念等多个层面内容所构成的复杂体系，自然，我们对于档案文化的认识，也可以借此作为参照，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换言之，建设档案文化意义的认识，目前还只是处于“有形文化、行为方式”阶段，其认识还只是初步的、粗浅的。
因为，档案文化观念的落后有可能导致我们生存空间的丧失，档案文化空间的丧失则意味着社会文化遗产传承的危机。有鉴于此，建设档案文化是一个关乎国家档案事业能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档案文化建设要着眼于为档案事业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要为档案事业寻找在社会中的准确定位和发展空间……档案文化在帮助档案部门建立自我、动力、身份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要为档案事业在纷繁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园，确定合理合法的工作目标，从而获得职业的尊严。”[6]
总之，建设档案文化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或者更为迫切的，在于寻求档案、档案工作有关理念、制度的逐渐认同，形成广泛认可的档案观与档案管理理念。唯有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档案文化观念为指引，才有可能进一步拓展档案工作的生存空间，营造具有档案文化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档案意识，从而科学地指导、规范档案工作实践，使档案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在实现档案工作自身价值的进程中进一步促进档案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档案文化建设，如何建？
尽管档案文化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不乏精辟见解，如：“档案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智慧的重要承载体，其中包括档案资源文化、档案组织文化（服务文化）、档案制度文化、档案理论思想文化等组成部分。”[7]“档案文化是围绕档案这一事物所产生的文化现象，都是由档案观念、行为方式、物化成果等方面所构成。”[8]但就总体而言，我们目前对于“档案文化”的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因为：“档案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对象，既有形而又无形，是一种有异于具体行为的抽象概念。”[9]
自然，有关建设档案文化的相关研究也不例外，尽管相关观点精彩纷呈，如：“建设档案文化，要坚持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要将档案文化建设置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通盘考量，积极探索最适合自身的文化建设道路。”[10]“以塑造档案文化核心价值观作为档案文化建设的关键，以调整档案机构组织结构作为档案文化建设的重心，以丰富充实档案信息资源作为档案文化建设的落脚点，以完善档案制度作为档案文化建设的保障。”[11]“树立档案文化理念，改善档案文化设施，开展档案文化研究，提升档案文化服务，创新档案文化机制”[12]等，但就总体而言，建设档案文化尚缺乏较为明确的相关策略。
鉴于文化是积累、选择、沉淀的结果，一切现时的文化行为都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后的表现形态。由此可以推断，作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档案文化，其发展路径也不能例外，档案文化也是积累、选择、沉淀的结果，同时，档案文化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其形成和发展具有档案工作的行业特色和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档案文化的发展、繁荣，有赖于我国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各级各类档案管理部门、档案学术界等携手共进，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档案工作的自身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建设，实现建设档案文化的梯度推进。
针对目前对于“档案文化”的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建设档案文化尚缺乏较为明确的相关策略这一实际，档案文化建设的梯度推进有赖于以下多方面的分头努力及其共同作用：
在思想认识层面，立足于“档案文化是由相互作用的诸多要素构成的一个复杂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呈现持久、变化、累积的诸多特性”这一特点，尽量将如何更好地建设档案文化问题复杂化。在立足档案与档案工作实际展开档案文化建设研究与探索的同时，努力做到“跳出档案看档案文化建设”，以更为宽广的视野研究档案文化建设相关问题。王英玮先生提出的应处理好“档案文化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关系、档案文化建设与人民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档案文化建设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档案部门文化建设与社会其他部门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档案文化建设与档案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档案部门的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性工作。在开展这项工作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如果试图通过短期行动就取得丰硕成果，无疑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已”[13]的论断，给我们以启迪。
在理论研究层面，基于档案的内涵与属性、档案工作的自身特点，立足于“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时代背景，着力强化档案文化内涵、功能、结构以及档案文化建设策略与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为充分揭示“档案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档案文化的发展规律、发展档案文化的历史责任”等核心问题的实质提供理论支持，为具体的档案文化建设实践提供指南，因为：“盲目的实践只能收获失败；惟有获得明确目标导向的实践，才会取得成功的结果。”[14]
在实际工作层面，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应立足于现有的档案工作模式，将工作做细，做扎实。正如所有档案管理行为的动机、目的、利益，均产生于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需求，与此同时，档案管理行为本身又反过来影响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一样，档案管理的文化成分和价值含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档案管理对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正面影响和改良作用；档案本体的文化含量，则取决于档案管理行为本身对人的生存状态所产生的作用大小和影响程度。若离开了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档案文化”。换言之，能否实现档案文化由“自发”向“自觉”的演进，最终实现社会的认同，关键的一点，在于社会公众能否真实地感受到档案（档案工作）对其工作、生活的作用与影响，而要迈上这一台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宣传工作层面，努力开展更有广度、更具深度的档案宣传工作，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档案文化意识，争取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档案工作、重视档案工作、关心与支持档案工作，促进档案文化理念的广泛认同，为档案文化建设的深化发展营造出良好的舆论氛围，吸引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档案文化建设，推动档案文化的发展、繁荣。
总之，建设档案文化是一个关乎档案观念能否创新、档案工作空间能否拓展、国家档案事业能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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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张东华，姚红叶.文化生态视野下档案文化建设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2（1）：35～37.
[3]郑金月.文化自觉视野下的档案文化建设[J].档案学研究，2011（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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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任汉中.档案文化：一个十分纠结的论题[J].档案管理，2012（2）：10～13.
[10]马仁杰，谢诗艺.档案文化的理论解读和建设探索[J].档案学研究，2013（2）：12.
档案学概论篇7
有人提出了几种全新的观点。笔者拟综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原始记录性
吴宝康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明确指出，“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或说原始的历史记录。这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在与
其他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的过程中所显示的独有的特性，就是原始记录性”①。
应该说，这一认识是正确的。然而查启森同志却对这一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其一，如果原始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那么“原始记录
就是原件，具体地说就是原稿。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档案就是原稿，一切非原稿以外的记录，因为不是原始记录，就不能算是档案了
。而事实上在为数众多的档案中，不一定都是原稿，还包括根据原稿而形成的打印件”。其二，“原始记录，当包括文物和图书手稿
，即文物和图书手稿，它们也具有原始记录性”，因而“原始记录性是三者的共性，而不是档案所特有的本质属性。”②
笔者认为，上述质疑是值得探讨的。其一，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原始记录性。对形成文件的机关来说，文件的原稿的确是原始记录，
但文件的打印件也是原始记录。原稿是印制打印件的依据，打印件是机关处理事务的依据，两者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因此，打印
件也属于原始记录则是无疑的。其二，不可否认，图书手稿是档案，有的文物也是档案，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
本质属性。虽然图书手稿也是印刷图书的依据，但图书产生的主要原因和直接目的是为了供众多的人去阅读。而档案则不然，“档案
是人们处理事务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副产品，它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附带的产物，或者说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纯粹人为的结果
。”③当然，有的原始记录既是文物也是档案，“凡具有原始记录作用且含义明确的实物即可作为实物档案看待。”④《档案法
》第十二条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图书资料同时是档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上述单
位自行管理”。可见，同样是原始记录，并不影响我们对档案与图书、文物进行区分与管理。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那么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属性岂不完全相同?的确，由于“文件与档案记录的内容相
同”、“文件与档案的物质形态相同”，因而“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属性相同。原始性和记录性的有机统一。是文件和档案的共同本质
属性。”⑤所以，文件与档案从本质上来说则属于同一事物。但是，有人据此认为，既然文件与档案本质属性相同，那么“文件与
档案属于同一概念”⑥。其实，这是对文件与档案关系所作的错误理解。文件与档案之所以属于同一事物，是由于两者的载体与内
容完全相同，这就决定了两者的本质属性相同。但同一事物在根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次要性质可以发生变而恰恰是这种变化使得同
一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所以说，文件与档案是同一事物，但并不是同一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件与档案是同一事物在不同阶
段的两个名称，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性
查启森同志对原始记录性提出质疑，并进而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性”，“构成档案的根本条件，是归档保存
。归档保存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关键。没有这一程序，也就没有档案。”⑦这一认识似乎是正确的，因为档案保管机构保存下来
的档案一般是经过归档这一程序的。但问题在于，归档并不是档案保管机构获此档案的唯一途径。文书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归档，相对
于档案保管机构来说就是档案的接收。档案保管机构除了正常的接收之外，还有向社会征集和搜集档案这一补充手段。如果把客观记
录的归档保存界定为档案的本质属性，那么未经归档保存的客观记录就不是档案。这无异于否定了档案保管机构的征集与搜集工作。
若此，档案的收集工作岂不仅仅成了档案的接收工作?对此，张辑哲同志指出，“是否集中保存不能作为档案的必要属性看待。实际情
况是，无论是否集中保存，档案就是档案，非档案就是非档案。”⑧因而将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性作为档案的本制裁属性显然是欠
妥的。
三、信息性
随着信息这一概念被社会所接受，档案是一种信息的认识也被档案界所认同，于是刘建平同志便认为“档案的本质是信息”⑨。
当然，从信息角度看，档案所记录的内容无疑是信息。但是，图书、情报所记录的内容也是信息。可见，信息性是档案、图书、情报
的共同属性，因而信息性只能是档案的一般属性。因为“档案学界一般都认为，档案是其原始内容和原始载体的统一体；档案信息仅
指档案内容而不包含载体，也不强调内容的原始性，……根据信息论的描述，信息不是物质，只是信息的存贮、传递必须借助于物质
载体，而且这种载体纯粹是为了信息的存贮、传递服务，没有其他特定的要求，比如‘原始性’的要求”。⑩张辑哲同志也指出，
“由于信息这一概念外延极大，因此仅仅认为档案具有信息性或说档案本质上(主要指其内容)是信息是远远不够的。对档案信息的认
识仅仅停止于这一水平是极为肤浅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⑾
应该说，档案虽然是一种信息，但档案这一种信息除了具有信息的一般属性如何扩充性、可压缩性、可替代性、可传输性、可扩散性
、可分享性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种未经加工处理的原生性静态信息。因为信息可分为社会信息和自然信息，从记录方式来
看，社会信息又有记录性信息和非记录性信息之分，而记录性社会信息还有原生信息和派生信息之别，档案、文件则原生的社会信息
，而图书、情报则属于派生的社会信息。因此，泛泛地称档案的本质是信息是不确切的。
四、非现行性
傅荣校同志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非现行性，不是由于档案的历史(原始)记录性等属性决定的，而且文件由于其功能——作为
实践活动的工具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⑿
很显然，这一认识是依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得出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据文件所起作用的不同，将文件划分为现行文件、半现行
文悠扬和非现行文件三种。由于我国不存在半现行文件这一概念，于是该观点持有者便将文件划分为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两种，且
认为“非现行性是档案区别于现行文件的唯一本质属性。”⒀
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非现行性这一认识是不符合我国的实际的。因为国外的现行文件是指“一个机关、团体或组织处理现行业务
时经常需要用到，因而继续存放在其形成地点的文件。”⒁非现行文件是指“处理现行事务已不再需要的文件。”⒂而我国一般认为
文件具有现行的效用，档案是办理完毕的文件。可见，我国的档案概念并不是依据文件所起的作用去加以认识的。在我国，文件只要
从手续上或程序上办理完毕，就可以看作档案，一般应在第二年上半年向机关单位的档案保管机构移交。我国的档案概念是具有我国
自己的特色的。宗培岭等同志明确指出，“我国与西方国家对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有差异的，用西方档案学理论体系中的文件生命周期
理论来解释我国的档案概念显然是不妥的。”⒃笔者认为，由此而认定档案的本质属
性是非现行性也是不妥善的。
综上所述，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其他几种对档案本质属性的认识，或有失偏颇，或有所欠缺，都存在着不足。
注释：
①③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1页。
②⑦查启林《档案“原始记录性”质疑》，《图书情报知识》1994年第2期。
④⑧⑾张辑哲著《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7、27页。
⑤韩玉梅主编《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⑥刘智勇《我国现有档案定义的缺陷》，《档案学研究》1995年第4期。
⑨刘建平《从信息和信息科学看档案》，《山西档案》1996年第1期。
⑩陈作明《档案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浙江档案》1996年第9期。
⑿⒀傅荣校《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之四)——理论研究意义(Ⅰ)》，《档案》1994年第5期。
档案学概论篇8
关键词：中国档案学；范式理论；范式；科学共同体
abstract：theresearchontheparadigmofChinesearchivalsciencehasmadegreatachievements，buttherearesomeshortcomings.theachievementofresearchismainlyreflectedinthenewperspective，newcriteriaandnewresearchcontext；theexistingproblemsismainlymanifestedintheexistenceoffactualerrors，lackoftheoreticaldepthofexcavationandtunnelvision.theresearchoftheparadigmofarchivalScienceinChinashouldbebasedonthecriticalperspectiveofthetheoryofparadigmandrelatedresearchresultsinordertomaketheresearchmorescientificandreasonable.
Keywords：Chinesearchivalscience；paradigmtheory；paradigm；Scientificcommunity
得益于档案学者们的孜孜追求和学术探索，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使笔者可以站在前辈们的肩上远眺，更有了可以评说得失的基础。
1文献资料统计分析
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分别以“范式”“范型”“库恩”“科学革命”“常规科学”“不可通约性”“科学（家）共同体”“共同体”等为篇名，并含“档案”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为2016年8月2日。共获得相关文献103篇，经过仔细分析鉴别，剔除其中一稿多发和内容重复的6篇，得到97篇有效文献。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最早研究档案学范式论的文章发表于1991年。经过十几年的沉寂之后，终于在2004年又出现相关研究成果，并一发不可收拾，从2005年开始受到档案学者们的关注并延续至今。
从论文数量来看，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的研究虽处于较为稳定的态势，但是一直属于小众研究，而且相对集中，四位主要作者共计24篇（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占总数的24.74%。
其中丁华东和陈祖芬不仅研究成果数量多，关注时间长，而且研究内容较为深入、系统，主要表现就是各自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专著，即《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和《档案学范式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发展》。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仅有的两本专著。
其余91位作者（包括第二、第三作者及译者）共计73篇，平均每位作者0.8篇，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入度，蜻蜓点水式的文章较多。
从以上文献计量统计结果可以窥见，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四位主要作者研究较为深入和系统，观点也较为集中，而其余作者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和概括，其中还是有其内在联系性的。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档案学范式论的价值、档案学范式及其转换、档案学的范式演进、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等四个方面。
2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得
2.1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库恩的范式理论一经产生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引发了科学战。虽然他的理论主要是依据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历史形成的，但是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广为传播和利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档案学的部分学者也加入其中，从范式理论的视角审视档案学，形成了许多新观点、新领域，为中国的档案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诸多档案学范式概念的提出及转换过程的梳理。尤其要指出的是丁华东的工作。从整体来看，丁华东实际上是在范式理论的视域下，构建了自己系统完整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他提出的档案学范式转换过程，不仅是一条明晰的档案学术发展的线路，更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档案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做是档案学历史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完整图景，从而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档案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一种视角和宝贵线索。
2.2提供了新的评价标准。学术评价标准的确定和选择是学术评价首要和关键的环节，直接影响到学术评价结论的科学与否。科学与非科学乃至科学发展程度的区分和评价标准已有许多先贤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比如与库恩同时代的、同被誉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主要科学哲学家之一的波普尔就将证伪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p1tteep2（问题1试探性理论排除错误新的问题2），以及著名的“世界1、2、3”理论。[1]而库恩则提出以有无范式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与波普尔相比，库恩的标准韧性更大，更符合档案学的具体情况。因为在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准绳下，诸如形而上学、数学、逻辑学等重言式命题，都无法用经验证伪，因此是非科学的。而在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中，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都可以作为科学发展成熟度的标志，相比于波普尔无明显标志词的科学发展模式而言更适合档案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有胡鸿杰和陈祖芬两位学者。胡鸿杰只是将之作为中国档案学评价机制研究的一部分，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粗略。相比而言，陈祖芬的专题研究就显得更加深入、系统。从结论上看，她的研究不仅对档案学的发展程度给予了恰当的定位和评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的研究启示我们，范式理论可以作为一种理论评价标准，科学深入地审视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和未来。
2.3提供了新的研究语境。范式理论在各种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范式”一词成为科学研究中的时髦用语，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境。笔者以“范式”为篇名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数据中进行精确检索，竟得到17469篇文献，涉及到40个学科（检索时间为2016年10月5日）。从目前来看，中国档案学范式理论的研究主要借鉴的是社会学、哲学、管理学、科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是，笔者认为，依托如此广阔的一个语境平台，档案学与更多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必然会随着档案学范式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得以实现。
3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失
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是毕竟属于小众研究范畴，而且发展历史不是很长，严格从持续关注开始的2004年算起，只有不到10年时间，历史积淀还不是很深厚，还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是错误之处。
3.1存在事实性错误。对库恩范式理论的概括和介绍是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起点。经过仔细分析这部分内容发现，我国部分档案学者对“范式”一词的出处问题认识存在误差，而且犯此类错误的文献不在少数，包括两本专著和多达8篇论文。
关于“范式”一词的出处问题，我国学者李醒民做过专门研究。在他的《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一文中，谈到范式的词源问题时说道：“不用说，英语中的“范式”（paradigm）一词源远流长。”而在“范式”一词的使用上，“在库恩之前，就有人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paradigm术语或与之相近的术语。”“马赫至少在1905年（很可能在1895年或1896年）、迪昂至少在1906年（或者在1893年）就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paradigm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而威纳在1954年、默顿在1941年或1945年就在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直接使用paradigm术语了。”[2]此外，早在1956年6月，库恩出席在犹他州大学召开的主体为“科学才能的鉴定”的研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中的传统与创新”的讲演中，“初次公开提出了‘范式’以及‘常规科学’的概念”。[3]
综上不难得出以下结论：（1）“范式”一词不是库恩最早提出的；（2）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最早使用“范式”的不是库恩；（3）库恩的“范式”一词最早不是出现于《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因此笔者认为，对此较为科学的描述应该是：范式是库恩科学观的核心概念，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了它新颖、丰富的含义。
3.2理论深度挖掘不够。
3.2.1对具体的概念挖掘不够，集中体现在“范式”和“科学共同体”上。从“范式”的使用来看，首先，中国档案界的学者们存在使用泛化的现象。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争议较大的地方，主要原因在于其多义性和暖昧性，而正由于此使得许多档案学者在使用“范式”一词时不加任何区别，甚至只是在文章题目中出现，而文意却完全跟档案学范式论无关，如果将题目中的“范式”一词换成“理论、模式、方式、方法”等词眼似乎更准确，这类文献称其为“伪有效文献”也不为过。据笔者在仔细研读文章内容基础上进行的统计，这类论文共计有26篇之多，占总论文数的26.80%。正如倪代川所说：“在有些论文中，如果将‘范式’二字去掉后，似乎也能独立成文，这就会给读者一个直观感觉，好像这些研究停留在概念直接套用的基础上，很难给人以狭义上跨学科研究的印象。”[4]
其次，从对待库恩“范式”一词的发展上来看，中国的档案学者们缺乏全面的把握。不可否认，《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赋予了“范式”一词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点连库恩本人也没有想到。也正是该书的广泛传播，使得该书中包括“范式”“科学共同体”“不可通约性”等概念饱受争议。“为了澄清‘范式这个概念’，为了回答对‘不可通约性’的批评，库恩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据说，库恩在晚年就着手写一部取代《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书，在他逝世前，他已完成大部分手稿。”[5]从“专业基体”（disciplinarymatrix）到“分类学”（taxonomy）、“词典”（lexicon）等替代术语的使用，“范式”一词的含义其实在库恩那里是愈加明晰的，“正是在典型实例的意义上，我最初才选用了“范式”这个词。但不幸，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一书的大多数读者都没有看出这个词的主要作用以及我是怎样在接近于现在的‘专业基体’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的。我知道现在已不大可能恢复这个词原来的用法了，只有完全从哲学上理解它才合适。”[6]而从中国的档案学范式论研究文献中，只能看到学者们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拘泥甚至在此基础上的个人发挥，而看不到对库恩的范式概念乃至科学发展观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这就造成一些较为严谨的学者不敢放手使用“范式”一词而代之以“范型”，结果是为了规避一个极端，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在“科学共同体”的使用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档案学者们对科学共同体的地位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笔者在档案知网的检索过程中，以“科学（家）共同体”为篇名并含“档案”为检索词，结果竟然为0，即便在丁华东和陈祖芬的专著里面对此也着墨不多；而与科学共同紧密相关的研究档案学术共同体的论文也只有6篇。在库恩的科学发展观中，“科学共同体”甚至比“范式”更具战略价值，“范式只有在科学共同体这一社会基础的支撑下，才能发挥其推动科学史的力量。”[7]“如果我现在重写我那本书，那么我要从论述共同体的科学结构开始。”[8]而在库恩眼中，科学共同体在本质上才是社会学的内容[9]。因此，在档案学范式论研究中，应更加重视对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希望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建设和发展档案社会学的学者们尤为如此。
其次，对“科学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全面，甚至有误差。（1）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是有层次的。“从这一方面说，共同体显然可以分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可成为一个共同体。低一级是各个主要科学专业群体这样重要的共同体，如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等的共同体。这些重要的共同体的成员，除边缘上的外，都很容易确定。只要根据它的最高学位成员的研究课题、专业学会的会员情况和所读期刊，一般就够了。用同样的方法还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群体：有机化学家或者其中的蛋白质化学家、固态物理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射电天文学家等等。再分下去才会出现实际困难。”[10]就档案学范式论研究而言，撇开高一级的全体科学家共同体不谈，至少在档案学领域之内，按库恩的观点还是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群体的。（2）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严格的准入条件的。“科学家共同体是具有自律性的专家集团，要参加这个团体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特别是在对科学的业绩进行评价的时候，除了由共同体成员进行的‘同行评价’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威。”[11]我国的档案学者们基本上将档案学术共同等同于档案学研究者甚至是有能力开展档案学研究的人的集合。如丁华东按职业背景将档案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划分为实践群体、高校群体和业外群体。实践群体是在“档案行政与实际业务部门结合中，档案局、档案馆、档案室努力做研究工作的工作人员，其研究的结果是起草管理办法、制定制度，或撰写理论文章、出版专著等”。[12]高校群体包括档案学教师和学生，业外群体是体制外从事档案学术研究与创作、不定期地发表学术成果的一部分人员。显然是大大降低了科学共同体的准入门槛。而且其在分析档案学学术共同体概括时引述了陈兆在2000年做过的大致的统计数据，指出“档案学专兼职人员约在5000人以上。”[13]值得指出的是，陈兆在文中使用的是“专职研究人员和广大的兼职研究人员”[14]，丁华东在此有偷换概念之嫌。此外，单就数量而言，5000人的规模让人很难相信它的意义所指跟库恩眼中的科学共同体是同一件事物。库恩在论述共同体成员身份确定的问题时举过噬菌体专家团体的例子：“它会产生典型的百人左右的共同体，有时人数更少，也更重要。”[15]
3.2.2对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缺乏全面的研究和实质性认识。从量的方面来看，仅以“范式”为篇名并含“档案”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能得到84篇有效文献，占总数的86.60%，而其中又有26篇伪文献，占30.95%。首先，正如笔者在前面指出的，“范式”一词虽是库恩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概念，但并非全部，甚至不占绝对的战略地位。对“范式”一词的集中关注个中原因除了追风、赶时髦外，恐怕与我国档案学者对库恩科学发展观的整体研究不够也有关系。
从质的方面来看，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成果更多体现出的是照搬和移植，没有触及库恩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以丁华东和陈祖芬两位代表人物为例。从研究内容来看，两位作者走得是不同的道路。丁华东是以范式论为研究视域，梳理和概括档案学范式演进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对档案学未来发展方向做了有益的探索。这种模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档案学发展现象的研究，抽象出的范式演进路径，虽可以清晰地展现出档案学发展的脉络，但是却看不出其内在发展规律，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当我开始反思档案学的构成的时候，我试图用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中的档案学范式去解释一切档案学研究现象，但最终我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解释都不能非常令自己信服。”[16]陈祖芬则是直接借用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来考查档案学的历史和现状，虽然有对未来的一些展望，但是依然看不出档案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和动力机制。
3.3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从范式理论所属的范围层次来看，它属于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思潮的一种，与科学证伪主义、科学实在论等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阵营。这些观点都是在批判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论，虽各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又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是可以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式融合的。在档案学范式论研究过程中，如果以库恩的范式论为基础，科学吸收科学证伪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营养，就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档案学范式论的研究，提高其理论深度和科学性，还有助于克服思维和视野的局限，跳出“范式”的藩篱。
档案学概论篇9
“不能够蕴涵不应该”——档案学学科体系
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是在档案学的发展中逐渐完善起来的，根据档案工作的不同方面、种类、角度，档案学从一门学科发展为以档案学为中心的一个学科群体。自档案学诞生以来，其学科体系始终围绕着档案与社会、档案与利用的关系这两个基本问题而设定。吴宝康先生最早用描述性的语言概括了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档案学是由若干科学课目共同组成的，因此档案学实际上就是这些科学课目的总称。这些科目是：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文书学、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档案文件公布学。”[3]（p88）随着档案活动的开展，档案学不可避免地向其它学科涉足，一些新的科目如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文献鉴辨学、知识管理、档案计算机管理等等逐渐形成。由此，许多学者对档案学学科体系开始了重新设定，出现了“二分法”：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三分法”：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7]（p82）“四分法”：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叙述档案学和辅助档案学，[8]还有些学者提出了“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学者们对档案学科体系的不同划分，成为一些人质疑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理由，即它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暧昧，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和话语体系。从理论上讲，一切对档案工作有利的研究都应纳入档案学研究的范畴，也正因此，档案学者们对档案学科体系有着诸多的划分。我们应该看到，每一种学科体系的设定和划分都是一个历史阶段人们对档案工作和现象认识的产物，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历史阶段性，意味着它必须始终面对来自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挑战。现论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要涉足其它学科领域审视档案学问题，随着人们认识的改进，档案学体系的设定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档案学科不断成熟完善的一种标志。德国档案学者赫尔曼.鲁姆叔特尔认为，档案学与其它学科研究领域虽然交叉重叠，但是，档案学的独立性与协同性并不是一对矛盾，来自其他学科的挑战，正是档案学发展的加速器。[9]（p213）事实上，并不独档案学科存在“借用”现象，其它临近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历史学、信息学都存在这一现象，这并未对这些学科的独立学科地位构成致命动摇。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当前的症结集中体现在“不成熟的心理、理论和实践条件，很难使跨学科研究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反而使部分学术成果有悖于跨学科的价值取向。”[10]概而言之，档案学学科体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寻求到一个终极确定的答案，实属困难，正因如此，档案学学科体系不能支撑整个档案学独立的大厦，我们不能妄把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支点归为档案学学科体系。档案学要想赢得尊严，就必须更加关注现实的档案实践问题，回到最真实的档案学之境来。
“应该蕴涵能够”——档案学学科功能
综上，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支点既不取决于档案学学科属性，也不取决于档案学学科体系。那么能够标明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支点究竟是什么？什么才能够支撑起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大厦？换言之，档案学不能被其它学科所替代的决定性要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决定性要素即是档案学无可替代的学科功能。笔者从“应该蕴涵能够”得出的结论并非是否定档案学学科性质及学科体系的重要性，这些基本概念和问题正是档案学学科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石，笔者此文之意在于凸显档案学科不可被替代的立足点正是档案学学科功能。“‘功能’即指事物的效用和价值，对一定的主体来说，功能是某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应有意义和基本论据所在。因此，对功能、效用、价值的关注，是人们作为主体关注一定客体的着眼点。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即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的功效和可能起的作用。”[11]（p26）那么，档案学的学科功能有哪些？这些功能对社会和人是否有用？对社会档案需求的满足程度如何？笔者认为档案学在档案活动中承担两种学科功能，一是解决人类档案利用难题，二是指导档案实践，二者是档案学必须存在的生命根基。第一，档案学的直接功能：解决人类档案利用难题。档案是人们在日常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直接记录，对人类有着重要的信息情报价值。面对大量纷繁复杂的档案，如何满足人类的档案利用难题？档案学作为解决人类档案利用的必修课程，其最直接最基础的功能就是向档案工作者传承档案学基本理论知识及其蕴含的档案文化理念。指导人们解决档案利用难题，档案教学改革也必须能够体现出档案学的这一直接功能。在信息知识社会的今天，档案工作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职业”，更是一种“专业”，档案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正是有赖于档案学解决人类档案利用学科功能的有效发挥。然而反观现实，我们不能忽视档案学在解决人类档案利用的过程中似乎陷入了瓶颈，档案学帮助人们解决档案利用的学科功能并未真正发挥效用，多次档案教学改革成果也不明显。档案学在教学实践中价值弱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重理论轻实践，操作知识过少，部分理论滞后或超前于档案实践，尤其是一些社会因素、政策因素等并未给档案学直接学科功能的发挥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档案学直接功能的实现。第二，档案学的间接功能：指导档案实践。社会对档案学的歧视以及很多档案人不自信的很大原因在于档案学面对档案实践应用的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大大弱化了。也就是说，档案学危机的终极根源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档案学不能对档案实践有效指导，人们就有充分理由对其提出质疑。我们必须注意到，档案学者深思熟虑的理论成果多被实践者束之高阁，而实践者面对工作中的难题依旧束手无策。“理论脱离实践”成为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完全脱离实践的档案理论不仅很难保证其正确性、科学性，也不具备任何实际价值，由此形成的理论只能是经院派理论，没有实现的土壤，因此，档案理论必须源于实践。可以说，创建档案学理论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档案实践服务。虽然档案理论必须源于实践、指导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档案理论可以直接用于实践。指导档案实践的功能，更多的是以“间接”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并非是直接的、具体的档案学理论才能指导实践，恰恰是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档案学理论更能指导实践。从各学科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学科理论并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一种思维意识和观点，使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具有正确的观念。至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是理论的能力所及。具体到档案学来说，它不可能仅以档案实践中的具体情境为研究对象，因为适用于指导某种档案情境下的理论，必然会脱离另外情境及其它档案实践者的需要，这也违背了理论所固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本质。过于具体的档案学理论构建“往往偏重于档案实践，从而失去了主体意识和学科自身的特点，失去了档案学的学术尊严”[12]。档案学的教学改革不能过于强调操作技能实践，不利于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当下，我们的档案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很大原因不在于理论性过强，过于抽象，而恰恰在于它的理论性过差，概括性不强，不能真正发挥深化认识，指导档案实践的功能,从而动摇了档案学的学科地位。
本文作者：张江珊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档案学概论篇10
[关键词]档案鉴定；理论；问题；对策
档案鉴定理论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档案数量的激增、档案工作的开展，才迅速发展起来。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有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提出的“年龄鉴定论”、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提出的“职能鉴定论”和英国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提出的“行政官员决定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有美国众学者提出的“利用决定论”和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谢伦伯格提出的“文件双重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有德国档案学者汉斯・布姆斯提出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和加拿大档案学者特例・库克提出的“宏观鉴定战略”。我国通过对欧美国家的借鉴，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鉴定理论，它们是：相对价值标准论、价值鉴定论、本位原则理论和档案双元价值论。
一、我国档案鉴定理论回顾
（一）相对价值标准理论
在实际的档案工作中发现，一个档案馆内的众多全宗中，有一部分文件互相重复。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全宗内的档案残缺不全。为了更好的优化馆藏，保护残缺的珍贵档案，我国档案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对价值标准理论。陈兆、和荣宝在1986年出版的《档案管理学基础》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相对价值标准思想，邓绍兴、陈智在1989年出版的《档案管理学》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相对价值鉴定标准”的概念。相对价值标准理论是指有的文件因其自身与其他全宗内的文件重复或其内容已被包含在其他的文件内，其价值就相对降低，可适当的缩短它的保管期限或者选择不归档保存；在保存不完整的情况下，即使是保存价值不高的残缺档案，可适当提高其价值层次。也就是说，依据档案的保存情况可适当的人为地延长或缩短其保管期限，相应地提升或降低其保存价值。
相对价值标准理论来源于我国集中式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从全宗和全宗群的角度出发，较好地解决了全宗和全宗群内档案完整性、重复性问题。但由于该理论过于直白、粗糙，以及它所覆盖的面较小，且依赖于经验主义，因此它长期以来不受人们重视。
（二）价值鉴定论
档案鉴定的本质就档案价值的鉴定。我国价值鉴定论的代表人物有张斌、吴宝康、傅荣校，价值鉴定论的三个流派分别是：主体价值说、客体价值说和主客体价值说。主体价值说认为档案的价值不是本身内在所固有的属性，而是依赖于档案利用者的需求，由主体的利用决定档案价值的大小。客体价值说认为档案的价值是档案本身所固有的，是内在的属性，不以利用者的需求为转移，档案的价值是独立于主体而客观存在的。主体价值说带有浓重的西方“利用决定论”的色彩，而客体价值说只强调客体本身，与主体脱离，因此两者都不能为广大学者所接受。改革开放后，美国的文件双重价值论传入中国，受其影响，我国档案学者结合我国的实际，在主体价值说和客体价值说之间折中地提出了主客体价值说。主客体价值说同时注重档案本身的价值和利用者的需求，将档案的价值建立主客体关系价值之上，它的提出得到了我国档案界的广泛支持。
（三）本位原则理论
档案鉴定的三个层次，分别是归档鉴定、进馆鉴定、期满鉴定。第一个层次――归档鉴定，是在文件归档立卷之时，由本机关的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对文件进行鉴定，确定文件有无保存价值以及它们的保管期限。第二个层次――进馆鉴定，是指在将档案移交至档案馆之前对其进行再一次核查鉴定，此环节是机关在档案室进行。第三个层次――期满鉴定，是指档案馆工作人员对的到了保管期限的档案，进行复查鉴定，确定其是该销毁还是继续保存。在我国，归档鉴定是鉴定工作的核心，进馆鉴定和期满鉴定是对其的补充和修正，鉴定的中心是在档案室，而西方国家鉴定工作的中心是在档案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档案学者提出了以本机关为主的本位原则理论，即档案的价值应围绕文件对形成机关是否有保存价值来鉴定。档案学者孔汪德在2003年发表的《论档案鉴定的本位原则》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本位原则的概念。本位原则理论闪烁着来源原则的光芒，两者就强调以文件的来源（形成机关）为主，是将档案鉴定实践上升到档案鉴定理论的体现，将档案鉴定理论建立在档案价值之上，结合了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较为科学、完整的理论。
（四）档案双元价值论
档案双元价值论是我国湖北大学覃兆刿教授提出的一种档案价值观。覃兆刿教授指出：“档案双元价值论就是将档案分成作为行为方式和实体对象来认识，前者体现为凭证的结构和功能，而后者体现为凭证信息的内容。前者是工具价值，后者是信息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档案的工具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在价值形态上表现的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在作用上主要表现为行政、业务、文化和教育五大作用范畴，工具价值在档案双元价值中占首位；信息价值主要是对档案的内容信息进行深入挖掘、研究，成果表现为档案编研，如大事记、组织沿革、统计数字汇集等，。档案双元价值论本属于价值范畴，但笔者在此将其归为鉴定理论，是因为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指引我们去看待档案的价值，不再以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来区分档案的价值，而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档案价值，对档案鉴定很具有指导意义。
二、我国档案鉴定理论存在的问题
（一）注重第一价值，忽视第二价值
纵观我国，相对价值标准理论从全宗完整性、档案稀缺性的角度出发，人为地提升或降低档案的保存价值，以全宗为基点，即是第一价值的体现。价值鉴定论主张主客体的双重价值，即同时考虑档案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价值和利用者的需求，此理论将档案的价值一分为二，为档案本身和利用者需求，利用者的需求包括形成机关的需求也包括社会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本位原则理论以档案价值是否围绕本机关来鉴定档案是否保存及保管期限，虽闪烁着来源原则的光芒，但也具有局限性。我国归档鉴定是档案鉴定工作的核心，此环节由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进行，相当于把鉴定的责任都交给了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鉴定人员往往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更多的考虑本机关的利益，并没有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用全面的、发展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无法全面而科学的判定档案的社会价值（即第二价值）。因此，鉴定的结果往往是形成者价值的体现（即第一价值），是本机关利益倾向的外在表现。档案双元价值论将档案的价值分为工具价值和信息价值，是主客体理论的升华，工具价值和信息价值都需要依赖利用者主体来体现，潜意识里也涵盖了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
综上所述，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注重第一价值，并明确地表述在理论里，如相对价值标准理论和本位原则理论；价值鉴定论和档案双元价值论虽然映射了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但并未清楚明了地阐述，需要去细细琢磨、深思才能发现其蕴含的深意。因此，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实际上是注重第一价值，忽视第二价值。
（二）多为描述性理论，缺乏定量分析方法
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都多为描述性理论，用文字来描述档案的价值，属于定性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结合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思维的加工，从而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而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描述性的档案鉴定理论，能够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档案的价值本质，但实践操作起来却有难度，如何界定与分析档案的价值量，是人们在鉴定中无法避免的难题。相对价值标准理论和本位原则理论虽为描述性理论，但它们的实际可操作性强，用简单的文字描述便可达到指导的意义，而主客体价值鉴定论和档案双元价值论属于纯理论，只揭示了档案价值的本质，没有实际的条款指导鉴定工作。
目前，我国统一实行的档案鉴定依据是2006年国家档案局颁发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各机关可依据实际工作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本机关档案工作的保管期限表。这两个描述性的文件对档案鉴定工作起指导作用，但同时也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如：7.上级机关、上级领导检查、视察本地区、本机关工作时形成的文件材料，重要的永久，一般的30年。诸如此类的条例还有很多，如何判断重要还是一般，没有明确的条文的规定，这使得档案人员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区分，更多的只能是依靠自己的经验进行鉴定，多带有主观色彩。因此，只有描述性的理论无法满足档案实践工作的需求。
（三）档案鉴定实践与理论的脱节
在实际的档案鉴定工作中，档案人员出现了“三不”的现象，“一不”是档案人员不急着去鉴定档案，面对不断送进档案室或档案馆的档案，档案人员没有及时地鉴定整理，而是选择搁在一旁，日后整理；“二不”是档案人员不懂得如何正确的鉴定档案，只是单纯的依靠保管期限表进行判定，以此确定档案的价值；“三不”是档案人员不敢在业务单上签字，不敢对鉴定工作负责。档案工作中畏首畏尾的现象就造成了档案鉴定实践与理论的脱节。以馆藏数量的多少来衡量档案工作的错误观念只会片面地、一味地造成馆藏数量的激增，并没有从本质上对档案价值进行鉴别。目前，我国档案馆进馆档案数量达到归档文件的50%甚至更高，与许多国外档案馆10%左右的比例相比，整整高出了五倍。在美国，永久保存的文件占总文件的2%，我国达到10%左右。由此看出，我国的档案鉴定水平不高，由于鉴定实践的局限，鉴定理论无法完全发挥其指导作用，只能被束之高阁。目前，我国只做到了鉴定以本机关单位为主，未能全面的考量档案的主客体价值及双元价值，这与我国档案鉴定理论多为描述性理论，缺乏定量分析方法是分不开的。
三、思考
（一）变革“馆局合一”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
1980年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将“档案利用”确定为中心议题，第一次提出了与“学术利用”、“实际利用”三足鼎立的“普通利用”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象征着档案利用的第三次变革，表明没有特定利用需求的普通大众的一般利用需求也逐渐受到重视，普通大众开始成为档案馆重要的服务对象之一。且21世纪以来，“档案休闲”概念的提出更是强调了档案馆要走“亲民”、“开放”的路线，实现“以人为本、以民为重”的宗旨。“馆局合一”让档案馆加上了行政机构的外衣，所附带的政治性阻碍了国家档案馆从机关综合性档案馆向社会公共档案馆转变。只有从根本上扭转对档案的认识，认识到它的价值不仅仅只是为机关所服务的，它对社会大众同样具有价值。变革“馆局合一”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将档案局与档案馆分立，使档案馆脱离行政性，为国家档案馆走向社会公共档案馆奠定政治基础。一旦政治背景发生改变，相应的理论、政策也随之而改变。从国家层面上扭转人们对档案只是机关的产物的认识，让民众与档案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有利于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将鉴定的关注点注意到第二价值上来。
（二）定性、定量分析方法与加权法的综合相结合
前文所述，我国档案鉴定理论大多属于描述性理论与定性分析方法，而描述性理论与定性的分析方法不足以满足档案鉴定实践的需求，档案鉴定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理论研究需要结合多种方法，可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判断、推导从而得出结论，改变那种无实质意义的空泛议论，加强档案鉴定理论的说服力。因此笔者提出鉴定理论应将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加之以加权法的综合应用。定量分析法是通过对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将它与定性分析法相结合，使得评价更为准确。光有这两种分析方法还不够，评价的指标要根据它的重要性进行权衡，加权法的应用将使得评价更具有科学性。档案的鉴定应从语义信息、语用信息和语法信息的角度出发，将档案工作现象通过数据形式表现出来，运用数量关系找出档案鉴定的规律。可将这3个因素具体细化，如：语用信息下可划分为对机关形成的作用和对社会形成的作用，或政治作用、经济作用和文化作用等等，每一个指标应根据实际的情况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如重大作用、一般作用和无作用等，并用数值表示出来。同时对重要的指标给予加权，使得最终的评分更能体现档案的价值作用。虽然定性、定量分析方法与加权法的综合运用不可能精准无误的预测出档案的价值，但相比于单一的描述性的鉴定方法，显得更为精确、科学。
（三）档案人员“精”于专业前提下，扩大知识覆盖面
近年来“t型”人才备受关注，其横向代表一个人的文化知识的广博程度及相关边缘知识的摄取程度，纵向代表一个人某专业领域的知识深度。档案人员也应该建立自己的“t型”知识结构模式，在不断深化本专业知识程度的同时，努力扩大其他知识覆盖面，把所学到的知识都能应用在档案领域。日本专家曾提出“能才”与“异才”两个概念，“能才”是指具有较高而全面发展的潜力，具有较为合理、全面、水平较高的知识结构与综合性的知识才能；所谓“异才”，是在解决档案工作某一方面、某一特殊的疑难性问题时，有着独特的、他人不具备的知识与才能，比如特殊档案材料的复制、计算机的编程与维修，高难度的档案修复等等。档案鉴定理论发展同样也需要“t型”人才、能才与异才，特别是档案专家、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丰满了，才能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更具有科学性的鉴定理论，才能更好的指导实践工作。档案人员要大胆的走出去，利用小世界原理即六度分离理论，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思维网络，促进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更广泛的拓展知识覆盖面。
结语
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从“适用――不适用――修正――适用”的循环过程，我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理论的不足，并针对其进行修正，以制定出更能指导档案鉴定工作的科学化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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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荣校.档案鉴定理论发展规律论[J].档案学通讯，2003，（6），7-10.
[3]杨安莲.关于我国档案鉴定理论若干问题的思考[J].档案与建设，2004，（7），7-9.
[4]傅荣校，骆晓亦.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J].浙江大学学报，2003，33（6），125-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