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1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开发利用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短缺以及因过度消耗常规能源而引发的环境危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为有效应对和化解这一难题，政府选择了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一方面，强化能源节约，提高能源利用率；另一方面，积极促进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①为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节能法》、《可再生能源法》及其部分配套法规已经颁行，能源领域基本法的《能源法》也在加速创制中，能源管理体制改革也在积极推进。然而，人们往往片面强调新能源开发利用在确保能源供给、解决能源危机中的意义，而忽视新能源开发利用对环境资源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在未来新能源立法中，新能源开发利用立法与环境资源立法的协调配合问题，应予高度重视。
一、新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的制约
准确把握新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保护之关系，是创制协调配套的新能源法体系、环境资源保护法体系的前提。然而，由于受惯性思维的影响，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关系方面，往往存在认识误区或片面化倾向。从世界各国能源法、环境资源法的历史演进看，能源法与环境资源法长期被人为割裂，能源与环境资源被认为是分属于不同的领域，能源法的重点被认为是确保能源供应，而不是提供一个重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尊重生态、确保所有使用者平等使用能源资源的制度体系。
①在这一理念支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能源法，几乎忽视了能源的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诸多负面影响，如大气污染、废水污染、由于采矿或燃煤或使用浓缩铀而产生的严重的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污染等诸多问题。与此相应，旨在保护生态文明、环境友好、资源公平有效利用的法律，也只是部分地涉及到能源的开发利用。历史经验证明，完全割裂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保护之关系的政策、立法及人类行为，不仅无法持续，而且人类也已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不顾及生态文明、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公平利用的能源开发利用活动，不仅会导致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严重、资源枯竭、社会不公、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等不良后果，而且也会导致能源供给无法持续满足经济的高速增长需求。
②无论是常规能源还是新能源，均来自于环境，是自然资源之构成部分。因此，与常规能源一样，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也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环境和资源状况。
第一，并非所有的新能源都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无限资源。资源短缺依然是制约部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在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燃料乙醇、沼气、生物柴油等是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但是作为生物质能原料的粮食、秸秆及生产这些原料的土地等资源依然短缺，特别是当一种原料存在多种竞争性用途的情形下，新能源开发利用中的原料短缺以及因此而引发的能源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更加突出。
第二，即使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
资源，其能量转化工程的实施依然仰赖于矿产、化工、土地、水等资源，而这些资源往往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总之，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同样是一个从环境中攫取资源的过程。在资源有限，特别是当一种资源有多种处于竞争关系的用途之情形下，如何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且不至于损害生态系统，则是新能源开发利用立法不得不慎重对待的问题。
二、新能源开发利用与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
人类进行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驱动力主要有二：一是在常规能源日益枯竭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又急需增加能源供给的情况下，为解决能源供给而开发利用新能源。新能源遂作为常规能源的替代品；二是在常规能源的开发利用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时，新能源被视为清洁能源而加以开发利用。就此而言，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本身，被视为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有效措施之一。如此，环境保护成了人们支持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理由之一。
若单纯从新能源最终产品的使用过程所排放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碳、硫化物等而言，与煤炭、石油等常规能源相比，新能源确是清洁能源或污染很小的能源。但须强调的是，在探讨新能源开发利用对环境资源的危害时，不应仅仅局限于最终产品的使用环节，而应运用系统论思维关注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与常规能源相比较，虽然新能源的最终产品是清洁的或污染小得多，但是，新能源产品的产生过程，也会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例如，作为最终产品的生物质能，在缓解空气污染、治理有机废弃物、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明显效果。但是，生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本身，却存在着很大的污染风险，如生产燃料乙醇不但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其生产过程还会产生大量废气、废渣和废液，如果直接排放，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同时也会造成资源上的极大浪费。
而且，人类面f临的环境危机不限于环境污染，环境破坏同样不可忽视。基于人类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投入性损害或污染型损害，简称环境污染，即由于人类不适当地向环境中排入、投入污染物或其他物质、能量所造成的对环境、人类的不利影响和危害；
二是取出性损害或开发性损害，简称环境破坏或生态破坏，即由于人类不适当地从环境中取出或开发某种物质、能源对环境和人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危害，如滥伐森林、滥采矿产资源。
就此而言，几乎所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均需要从自然界攫取各种资源，包括原料如生产生物质能的粮食、秸秆等和土地、水以及其他能源设备材料等。这些资源的攫取和利用以及新能源项目工程建设等都可能造成资源短缺、各种资源环境功能的丧失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结束语
综合上述，因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往往比较艰难和复杂。为尽可能做出科学合理、符合民意的选择，从而有效应对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现代法治国家必须通过立法，规范和调整此等公共选择问题。换言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通过系统化的立法，努力协调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新能源开发利用和环境资源保护的协调机制，以及修订完善相关立案就显得尤为紧迫商繁重。
参考文献：
[1]张璐；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差异性研究；上海大学学报；2012（2）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2
关键词：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践机制
abstract：attheFifthplenarymeetingofthe16thCpCCentralCommitteeaputforwardthebuildingof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thebuildingof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istheinevitabledevelopmentofhistory，accordingtotheevolu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societyandthenaturalenvironmentwecanpidehumansocietyintothreephases，thefirststageistheenvironment-dependentsociety，thesecondstageisenvironment-confrontationalsocietyandthethirdstageis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ofcourse，the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isalsounderconstruction.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asakindofconcept，itsessenceistore-establish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peopleandthenaturalenvironment.thethreemajorcharacteristicsof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arethe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theharmonybetweenpeopleandtheharmonybetwee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thepracticalmechanismsofthebuildingof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aretheidealmechanisms，andtheeconomicmechanisms，theinstitutionalmechanisms，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mechanismsandthelegalmechanisms.
Keywords：the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building；themechanismofpractice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必须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我国国情，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理念，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不断提高我国资源环境保障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发展的。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对立，再到新的和谐的过程。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根据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环境依赖型社会，第二个阶段是环境对抗型社会，第三个阶段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当然，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正处于建设之中。
1.环境依赖型社会
在原始社会，人类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力量显得十分单薄，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完全服从自然界的支配和统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利……”[1]在“人的依赖关系”的条件下，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界。到了农业社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人类开始将自然界作为对象来开发，开垦土地、种植庄稼，而不像以往那样只是采食现成的野果和狩猎，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原始的对立。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出现了对自然的破坏，主要是过度地开垦土地和砍伐森林造成的。但是，那时的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那些破坏还在自然的承受能力之内，所以总体上，人与自然之间还是基本和谐的。我们可以把处于与自然环境这种关系下的社会叫做环境依赖型社会。
2.环境对抗型社会
自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逐渐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和投入使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工业社会又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追求更高的物质和精神消费。这导致对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木材、淡水、矿产等资源的巨大需求。大量开发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导致自然资源的急速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愈来愈呈现出对抗关系。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已经从匍匐在大自然脚下的奴隶一跃而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但人类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沉重代价。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我们可以把与自然环境处于这种严重对抗关系下的社会，称为环境对抗型社会。
3.环境友好型社会
人类社会在完全依赖自然环境并受其支配下生存，固然不可能生活得富裕、自由和健康，但是，人类社会这样与自然环境严重对抗，控制与支配自然环境，满足自己无休止的欲望和要求，也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最终会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毕竟地球的资源有限，承受人类破坏的能力有限。人类进入环境对抗型社会，不到几百年，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压力和破坏却远远超过了人类几百万年的辛苦劳作。这使人类自己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趋于枯竭，从目前探明的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储量看，恐怕不到一个世纪，就会消耗殆尽，能源危机已现端倪；而更为严重的又一后果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大破坏了生态平衡，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全球气候开始变暖，水资源出现世界性危机，大批森林草原惨遭毁灭，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臭氧层日益变薄，这些都使地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生存。环境危机不断提醒我们：人类不能再与自然环境对抗下去了，应该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和特征
关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尚没有范式化的概念，本文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种理念，其实质就是要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当然这种和谐不是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时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那是在以人服从自然为前提的和谐，而此时的和谐是以人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这种和谐不是自动实现的，是靠人类的主动调控实现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1.人与自然的和谐
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至今还没达到这样的状态，在古代，自然过于强大，人类完全处于大自然的控制之下，既畏惧自然，又不得不依赖于自然，这时候的人类是完全被动地去适应大自然，谋求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但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和谐，真正和谐的前提是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到了近代，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日益增大，人类开始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但过于自信，准备控制和支配自然，与自然处于对抗的地位。只有到了当代，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使自己更好地发展下去，人与自然是共存共亡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经历这样的演变，这与人们对发展的本体的看待的不同不无关系。在古代，那些唯物主义者的本体和本源是一回事，本体就是自然，而社会和人并不重要。这必然导致人们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自然看得重于人，人与自然之间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近代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把人看作发展的唯一本体，一切都要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个时候的自然已退居次要地位，那么人们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然以人为重，人与自然之间也不可能建立和谐关系。当代，人们要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真正的和谐关系，必然要以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础。马克思将社会和人也纳入了本体的范围，创造了社会本体论。这样发展的本体就变成了三个，即自然本体、人本体和社会本体，它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本体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和谐共处的必要。
2.人与人的和谐
环境友好型社会也是人与人和谐的社会，这也是它最本质的特征。人与自然的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基于此，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和谐，也必须，而且首先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等，而这些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和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的利益。利益可以分为个人或者局部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由于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人们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而冲突也势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正常发展，所以，人与人之间应该维持和谐的关系。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需要对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既能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也不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3.环境与发展的和谐
环境友好型社会也是环境与发展和谐的社会，这是它的必然要求和基本保障。环境与发展共处于人类社会这一大系统之中。两者具有共同的目的，无论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还是发展经济，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使人类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取得全面持续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大自然的和谐而保护环境，为发展而发展。环境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互为前提，谁也离不开谁，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首先，环境是发展的基础。其次，发展是环境能否良好平衡的前提，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环境改善的根本保障。
三、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机制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推动，需要一系列的机制来保障其顺利进行。
1.观念机制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环境友好型社会本身是一种全新的理念，这是针对以前人们对环境不友好的观念、习惯和行为提出来的。所以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就要进行一场观念的更新和革命，真正在人们的心目中建立起人与环境要和谐友好的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讲，观念机制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前提。首先，要彻底抛弃旧的以物为本、以经济增长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的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次，要彻底抛弃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旧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2.经济机制
经济是基础，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样离不开这个基础来支撑，它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机制，因为它是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形态，要求人与环境和谐友好，与以前的不和谐不友好相对。而这个新型的经济机制就是循环经济，因为循环经济具有其特有的运行原则，首先是减量化原则，它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管理技术的改进，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量流量，因而也称为减物质化。换言之，减量化原则要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为使这种增长具有持续的和与环境相容的特性，人们必须学会在生产源头的输入端就充分考虑节省资源、提高单位生产产品对资源的利用率、预防废物的产生，而不是把眼光放在产生废物后的处理上。其次再利用原则。该原则要求尽可能多次以及尽可能多种方式地使用人们所买的东西。通过再利用，人们可以防止物品过早成为垃圾。最后，资源化原则。该原则要求尽可能地通过对“废物”的再加工处理使其作为资源，制成使用资源、能源较少的新产品而再次进入市场或生产过程，以减少垃圾的产生。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实现资源永续利用，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这些正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的。
3.制度机制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并有效地转化为自觉行动，而这需要良好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通过引导性或者强制性力量使经济活动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比较资源节约、废弃物循环利用和无害化排放的成本和效益，最终按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一方面，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完善、有效的制度作为保障和依托。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在调整经济利益的关系时要兼顾微观个体利益和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因此必需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促使环境行为融入效率市场的约束和调节的范围当中。另一方面，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对相关制度建设与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变迁和创新的动力。首先，要建立健全政府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各项制度，比如，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组织的环境信息报告制度，政府部门绿色采购制度，绿色税收制度。其次，要建立健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公众、社会团体参与和监督制度。再次，要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最后，要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4.科技机制
社会发展要以绿色科技为动力。两个半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危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发展绿色科技不仅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动力，也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措施。因此，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摒弃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传统技术，加快开发替代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建立环境友好的科技体系。首先，要发展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技术，其次要发展可再生资源恢复技术，再次要发展再利用和再循环技术，最后要发展废物无害化处理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
5.法律机制
法律、法制和法治秩序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们是环境友好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上。法制建设既是环境友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实现环境友好社会的基本条件和法律保障。法律具有调整社会关系、协调不同社会利益的重要功能。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有效地处理环境友好社会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关系，才能保障建设环境友好社会的目标、任务、计划的顺利实现。建设环境友好社会不是短期行为，它需要相对稳定的政策、措施和制度，而法律的稳定性恰恰能够满足政策稳定的基本要求。法律是使环境友好社会建设活动制度化的重要方式。首先，环境友好社会的法律体系应该具有合理的结构、科学的层次，形成协调、和谐、互补的有机整体。其次，要加强环境教育立法。再次，要加强环境友好市场立法。最后，要加强环境友好生态区立法。
参考文献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3
关键词：金融生态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协整检验关系
问题的提出
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作为“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基地和资源深加工基地，对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带动了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一直以来的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源利用方式，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量大，造成我国多地雾霾严重，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发展，而且使资源优势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越来越弱，西部大部分地区面临着陷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困境。但基于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特点以及新能源技术还不够完善、发达，以传统资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改变。只有资源利用方式转变、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才能减轻环境压力。
目前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金融主体发展绿色金融以及企业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的主动性不高，紧迫性不强。只有优化金融生态，综合利用经济、金融、政府、法律的手段，完善企业和金融主体的利益机制，才能充分调动企业技术创新和金融主体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引导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大科技投入，鼓励技术创新，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因此，对西部金融生态与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二者之间产生作用的具体传导机制，提出优化金融生态的对策以加快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一）金融生态的概念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学的概念，它是由自然生态的概念引申而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的“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上首次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侧重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金融环境问题，认为它是指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构成要素。这种将金融生态等同于金融生态环境的观点，被称为“金融生态环境观”。李扬（2005）从自然生态系统推演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将金融生态理解为包括金融体系和外部环境两大部分且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系统，其中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金融体系由全部金融活动的参与者组成，包括金融资源的生产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消费者（企业、个人、政府）和分解者（中介、监管机构）。这种将金融体系与其外部环境以及二者间彼此依赖的关系视为一个动态系统，被称为“金融生态系统观”。
本文界定的金融生态概念属于“金融生态系统观”的范畴，它是指金融体系内部的各类主体、各种市场活动之间以及金融体系与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依赖的执行一定调节功能的生态系统。金融生态理论的提出表明，金融业不仅只是单纯依靠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金融工具获得生存和发展，它的运行发展更广泛地依赖于金融活动发生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制等基本环境。
（二）金融生态与绿色金融、生态金融的关系
胡春生（2012）认为绿色金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金融业如何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出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理念。其二是指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明确金融业要避免注重短期利益的过度投机行为。杨喜光、何梅（2012）认为生态金融等同于绿色金融，并强调与金融生态的区别，指出生态金融是一种将金融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经济发展形式，而金融生态是指金融机构在良好的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微观制度环境和宏观制度环境的保障下持续健康运行。笔者同意绿色金融等同于生态金融的观点。
金融生态与绿色金融、生态金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都与金融有关，但金融生态是将整个社会环境包括金融体系在内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以生态系统平衡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而绿色金融、生态金融则是金融主体在运行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对环保产业给予更多的金融支持，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但不强调金融主体如何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发展。
（三）金融生态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关系的文献回顾
目前有关金融生态与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关系的研究还较少，国内学者林晶、智叶青（2013）以北京市为例论述了金融生态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得出金融生态对产业升级有显著影响的结论。高欣（2011）通过相关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认为碳排放量与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内部调节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有较大的相关性，内部调节指标与碳排放量形成了良性循环。国外学者arturtamazian等（2009）对金砖四国的金融和环境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Co2人均排放量下降相关，特别是资本市场和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更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更低的Co2人均排放量。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金融生态与产业升级、碳排放、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尝试将金融生态与其他领域的结合，而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则是有关金融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本文从优化西部金融生态的角度研究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路径，从理论上探索金融生态的优化如何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资金并打通资金融通渠道，以技术创新推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以及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反过来如何促进金融生态的优化。
优化金融生态促进西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的对策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稳定发展经济
西部只有坚定的发展经济，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交易成本降低，才能扩大金融活动的规模，发挥金融的服务功能和中介功能。同时，随着西部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才能使金融发挥资源配置功能，投资资源利用技术创新的项目，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经济发展还将增强金融业的抗风险能力，促进金融主体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绿色衍生工具，有效规避、分散和化解绿色金融运行的市场风险。同时也将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于西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金融业务。因此，西部地区要立足资源优势，并变资源优势为资源利用优势，对资源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形成资源利用的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要以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为目标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二）政府监管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优化金融生态的初期，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应该以战略性的眼光为指导，发挥政府全局性的协调组织职能，使金融、司法、统计等相关部门职责明确，精诚合作，完善西部金融生态建设工作机制，对金融生态建设做出具体规划。另一方面，要从利率优惠和信用担保等方面，制定出面向高新技术创新项目的金融制度，通过财政政策发挥政策性资金的作用，完善金融主体发展绿色金融的利益补偿机制，激发金融主体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引导金融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流动，以技术创新驱动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
长期来看，应逐渐减弱“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完善金融主体破产退出机制，杜绝以发展绿色金融为由而享受政策照顾的侥幸心理，促使金融主体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最终使绿色的高新技术产业更容易享受到优惠、全面、多种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大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加新型的方式转变。
（三）加强金融主体自身建设并完善金融体系
一方面，金融主体应加强内部管理和控制，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同时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创新金融产品，满足西部地区各个行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还应建立发展绿色金融的配套制度，从环境风险评估、合规检查、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加强管理和创新，促进绿色金融的长足发展，建立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的长期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打破国有银行垄断资本形成的格局，吸引非国有银行积极在西部投资开发，降低银行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准入条件；鼓励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民营金融成分，加快区域性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中心的培育；发展西部债券市场，对有利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的高新技术投资项目可以直接发行项目债券筹集资金；设立绿色产业的投资基金，还应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多种绿色金融衍生工具。通过金融体系的完善，便于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和各种金融资源，解决高新技术创新资金短缺的问题。
（四）加强法制建设并完善相关法律
一要制定有关金融生态建设的法律，完善现行的信息披露、会计准则、外部审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二要适时出台发展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并不断修改完善，使发展绿色金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特别是要加快以完善金融产权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促进现代金融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金融主体也要制定符合绿色金融发展相应的业务操作规程。三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对于违反金融法律的行为，要进行严厉惩罚，保障债权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竞争环境，将发展绿色金融的风险降到最低。通过法律法规切实保护金融资源，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障，加快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
总之，优化金融生态，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为发展绿色金融提供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打通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渠道，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这是一项繁重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适时调整的、长期的过程，需要从经济、政府、金融、法制等相关层面入手，长期不懈的相互配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实现西部金融生态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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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春生.绿色金融：将可持续发展内生化的新经济发展方式[J].改革与战略，2012，28（2）
4.杨喜光，何梅.我国构建生态金融体系探究[J].商业时代，2012（14）
5.林晶，智叶青.金融生态环境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3（1）
6.高欣.我国碳排放与金融生态系统的相关性研究[J].商业时代，2011（20）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4
一、资源环境审计的主要方法
(一)传统审计方法
一般将传统审计方法归纳为七大类：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函证、计算和分析性复核。随着审计技术的发展，一些新方法得到使用，新审计准则对审计方法进行了新的归纳，列举了类方法：检查记录或文件、检查有形资产、观察、询问、函证、重新计算、重新执行、分析程序。较之以前的方法内涵更加丰富，描述更加准确。其中几类审计方法对资源审计来说仍是必须和有效的。
检查记录和文件。这是最传统的审计方法，在对资源开发利用、环境治理保护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特别是资金的流向审计，以及资源环境保护法规、制度的建立、健全性审计，还是有关资源环境开发、保护的决策情况审计，必须采用这种方法对有关账册、法规、文件、纪录进行查阅。
检查有形资产。它与原来的“监盘”有着不同的内涵，它不仅要检查实物资产的数量，更要检查其存在状态。资源环境审计中，检查有形资产主要是检查用于开发、保护资源环境的各种设施、设备数量上是否满足要求、运转是否良好。
观察。就是现场观察资源环境状况是否良好，采取的有关措施、手段是否产生了效果，以及被审计单位从事资源环境工作的人员的业务活动或执行的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询问。资源环境审计中应特别重视这一方法，主要采取调查问卷和座谈询问的方式。比如对环境保护情况的调查，向长期生活在该区域内的有关人员进行问卷或座谈了解，结果可能更真实、真切。
重新执行。资源环境审计中，这一方法有重要作用，就是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方法、措施，由审计人员(专业人员)再执行，对结果进行再检验。比如在对水环境质量进行审计中，不能只依赖环保部门提供的数据，应由审计人员现场取样后，在第三方重新执行检测程序，以查证水体质量。
分析程序。信息技术已在资源环境领域普遍使用，有关部门的业务数据库都能提供资金结算、能源消费、环保统计、在线监测等数据，审计人员可以研究各种数据之间，特别是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对资源环境开发和保护情况作出评价。这一方法还包括调查识别出的、与其他相关信息不一致或与预期数据严重偏离的波动和关系。
(二)新的审计方法
传统审计方法在资源环境审计取证方面是适用的，但由于资源环境审计的特殊性，其在审计分析方面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资源环境审计必须探索一些新的审计分析方法，目前主要应推广以下方法：
机会成本法。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相当于对多种互斥的方案的选择，资源有限性决定了选择一种形式就要放弃其他形式，放弃方案中的最大经济效益为所选方案的机会成本。适用于因水资源短缺、废弃物占地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计量。
资产价值法。环境条件的差别可以通过地价或宅价反映，据此推算环境资源的价值。常用回归分析法计算、测定环境条件对地价的贡献度，该贡献度可视为环境资源价值。该法适用于宅地周边的森林、草坪等绿色效益的计量。
人力资本法。专门用于评估计量环境污染影响人体健康的经济损失，该法将环境污染引起的人体健康损失分为医疗费、丧葬费等直接经济损失和护理费等间接经济损失。适用于对人身危害重大的重污染企业环境污染的计量。
恢复费用法。环境资源被破坏，改善的效益较难评价。可以估计恢复或防护一种资源不受污染所需的最低费用。就是恢复费用法。适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治理费用的计量。
防护费用法。消除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有害影响所愿意承担的费用来衡量环境污染的损失。适用于出现了噪音污染。需要安装消音或隔音装置。
调查评价法。咨询专家或环境利用者，当环境物品的供给数量或质量发生变化时。人们愿意支付或接受补偿的金额，按调查结果，评价环境资源损失价值或保护措施效益。可运用于评价如洪水对农田、水利设施等造成的经济损失。
决策和风险分析法。一般来说资源环境开发和保护的措施或方案是多选择性的。并且部分资源环境项目难以用年度去体现，有的项目可当年完成，而有的却要跨年度甚至多年度才能完成；有的当时对资源环境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而有的在几年后产生影响或有着长期影响。如何正确评价、预测项目的成本和效果是个难题。使用决策和风险分析法可以较科学的解决这个问题。新晨
在线监测法。资源环境领域的监测网络目前正在完善之中，如卫星遥感数据接收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空气监测系统、排污监测系统、GJS地理信息系统等。资源环境审计应大胆利用这些在线监测设备和系统，审计期间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在线监测。目前在部分资源环境审计项目中已使用这一方法，如耕地保护情况、防护林保护工程审计中，审计人员尝试利用GpS系统进行了查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总之。资源环境审计的方法没有一定之规，任何学科的技术方法都有可能使用。以上只是探讨了一些较常用的方法，只有审计人员不断探索总结，才能使资源环境审计方法趋于完善。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5
关键词：水资源脱钩指数；新疆
本文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疆煤制油产业发展对水资源损耗影响的研究》（编号：XJGRi20131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3月26日
一、引言
中国水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还处于匮乏的水平，但单位水产值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呈现南方多水，西部缺水的特点，与此同时，国家在大力提倡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口号，随着口号的提出，建设大西北的步伐紧随其后，近十年的开发建设，西部的经济建设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然而，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环境问题的显现，尤其对于水资源匮乏的西部，其生态环境尤其令人堪忧。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对自己的生活家园也多了一份关注，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完善，政府也积极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环保政策，证监会也出台了针对上市公司环保责任而制定的相关要求，对于各项环保政策的提出及证监会的监督力度加大，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有关？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及其与水资源的脱钩情况如何？
二、脱钩理论的发展
脱钩指数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研究所机构学者weizssacker在20世纪对全球经济发达国家提出的脱钩目标，即将利用效率提高4～10倍，以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并建立了脱钩评价指标。并根据脱钩指数值，将资源消耗及废物排放与GDp的脱钩程度分为3个等级：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脱钩理论最早被运用于农策与市场均衡的相互关系，后来被引入了环境资源领域。现在脱钩指数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环境保护、能源和生态等领域。本文所希望探讨的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否与当地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有联系，而脱钩指数正是可用于衡量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关系的指标。没有直接用于微观层面的脱钩指数研究，作者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为脱钩指数在本文的运用奠定基础。研究脱钩问题的先行者是德国wuppertal研究所的weizscker和Schmidt-Bleek，他们在20世纪末就分别针对全球和发达国家提出了脱钩目标――全球和发达国家资源利用效率在50年内分别提高4倍和10倍，以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陆钟武、王鹤鸣根据iGt方程和ieGtX方程，分别导出资源脱钩指数和排放脱钩指数，并分成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描绘出资源脱钩曲线图，在对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耗和So2描绘曲线图后，得出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很难达到较高的脱钩指数的结论。单位GDp环境负荷下降率与GDp年增长率的合理匹配，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
脱钩指数根据oeCD相关报告，以下概念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在一定时期内，当某种资源消耗的速度或者某环境指标恶化的速度或某种环境压力指标的变化速度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则认为是相对脱钩或者弱脱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消耗总量在减少、环境质量在改善、环境压力在降低时，则表现为强脱钩，本文运用此概念构建脱钩指数公式为：
Di=epin/DFin
其中，Di为脱钩指数，epi为对应年度污水排放增长指数，DFi为对应年度GDp增长指数。当Di大于或等于1时，表明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污染依赖程度很高，经济增长要付出的环境代价较高，即未发生脱钩，处于耦合状态。当Di大于0且小于1时，表明污水排放量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
三、案例分析
以新疆为例，探究其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的脱钩程度。通过脱钩指数的定义，可以根据水污染排放量与经济总产值的数据计算出新疆各年水资源脱钩指数，首先以2004年为基期，计算出各年度增长指数，将各年度污水排放量增长指数除以GDp增长指数即可得出水资源的脱钩指数，结果如表1。（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新疆污水排放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GDp指数也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增长，水资源的消耗量逐渐增大，同时污水排放量会相应增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消耗，但是新疆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水资源污染为代价的？2005年水资源脱钩指数为0.9112，在2006年有了较大的下降幅度，下降至0.7758。通过表1可以看出水资源的脱钩指数在逐年下降，下降幅度在不断增大，自2008年以来，脱钩指数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说明新疆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水资源环境的重要性，政府加大了环保力度，提倡企业绿色生产，各行各业对环境的日益重视，使得水资源的利用更加合理高效，新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水资源的保护与高效利用，从而水资源的脱钩呈现出相对脱钩状态，即新疆的经济增长对污染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渐下降，在一定程度摆脱了依靠牺牲水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这与我国提出的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是离不开的，国家提出的绿色生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深入各行各业，环保部门的监督、企业污染行为的自我约束，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使得新疆的经济发展朝着又好又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迈进。
四、结论
新疆经济产业多元化，以消耗环境资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需求压力导致资源压力，资源压力加剧环境压力.目前我国面临继续出现扩张性复钩的危机，以及未来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必须采用“节能优先，效率为主”的能源政策，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高耗水、高污染产业进行严查，并帮助其向清洁高效绿色产业转型。经济增长与脱钩指数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为研究范围和所研究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主要支柱产业以及政府政策、区域居民环保意识等多种因素影响。水资源因其公共物品的特性，经济社会中的理性人在无约束的情况下考虑的是如何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此出现环境的外部性。因此，政府出台相关环保政策、规章制度等都会有利于水资源发生脱钩。脱钩指数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建立了一条可见的桥梁，能够定量的刻画出环境与经济之间相互依托的关系。通过水资源的脱钩指数可以为当地水资源管理部门提供建议，为今后的相关脱钩理论提供参考。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耀华，李忠民.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5.
[2]王鹤鸣，岳强等.中国1998-2008年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J].资源科学，2011.9.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6
关键词：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205；X8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101-04
引言
资源与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环境承载力既是一个区域性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作为衡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的重要概念，亦已成为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江苏省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一直处在前列，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科技发展取得重大成效。然而，在江苏省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如影随形，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摆脱不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因此，研究江苏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对江苏省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资源承载力进行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20年代，伯吉斯和帕克提出了“承载力”的概念，后来这一术语被普遍运用。m.a.Hixon（2008）提出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应用生态学概念，并进行参数化测量[1]。m.L.m.Graymore，neilG.Sipe，Roye.Rickson（2010）构建区域范围内维持人类承载力评价体系，评价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并帮助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2]。peterBerck等（2012）分析了世界环境、人口承载力系统问题[3]。张红（2007）从承载力研究、资源承载力研究和环境承载力研究三个方面加以研究[4]。张燕等（2009）运用空间统计分析与GiS技术的综合集成方法，研究2000年和2006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发展潜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联性规律及其演变过程[5]。蒋辉等（2011）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涵、特点和功能进行探讨[6]。李志勇（2011）重点对城市环境要素承载力进行了研究[7]。陈海波等（2013）构建了江苏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江苏省十三个市区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了空间差异比较研究[8]。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资源承载力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但系统地采用评价指标体系对某一区域城市历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的较少。为此，本文将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对江苏省1991—2011年环境资源承载力进行研究。
一、江苏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江苏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基本原则。
1.系统性。指标体系要能反映江苏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主要特征。因此，设计要求综合、全面，同时也要避免指标间的交叉重复。
2.科学性。科学性主要要求构造评价体系时，要科学地选取评价指标，结合文献法和调研法对各指标进行合理的解释和确定，减少主观因素干扰。
3.可操作性。可操作性体现在，第一，指标含义和范围要明确，紧贴江苏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涵，建立具有操作性的指标体系，便于进行考核评价；第二，要尽可能利用可获得的数据资料，如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以保证评价的可操作性。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因素较多，基于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的内涵，结合江苏省数据的可获性，在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衡量江苏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指标体系。本文将目标层资源环境承载力（a）分为准则层两个指标资源承载力（B1）和环境承载力（B2），以及要素层四个指标自然资源承载力（C1）、社会经济资源承载力（C2）、自然环境承载力（C3）、社会经济环境承载力（C4），如表1所示[8]。
（三）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等多种方法。本文选取层次分析法进行赋权。层次分析法通过分析复杂系统所包含的因素及相关关系，构造一个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将每一层次的各要素两两比较，按照一定的标度理论，得到相对重要程度的比较标度并建立判断矩阵；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得到各层次要素对上层次各要素的重要次序，从而建立权重向量。它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和处理，原理比较简单，有较严格的数学依据，广泛应用于复杂系统的分析与决策。
通过发放指标体系表，并请专家们就指标间的重要性评分。综合专家的意见，确定出了指标的两两判断矩阵，通过计算确定各评价指标最终权重，见表1。
二、江苏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准备
本文原始数据均来自于《江苏统计年鉴》各年份数据及计算获得，通过对江苏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后指标值在0-1之间。（限于篇幅，正文略）（正指标处理：，逆指标处理：）
（二）江苏省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得分及排序
按照层次分析法所得到的权重与指标标准化的数值（D），计算江苏省1991—2011年的综合得分，其计算公式如下：
C1：自然资源承载力=0.379×D1+0.289×D2+0.331×D3
C2：社会经济资源承载力=0.413×D4+0.260×D5+0.327×D6
C3：自然环境承载力=0.291×D7+0.423×D8+0.286×D9
C4：社会经济环境承载力=0.321×D10+0.366×D11+0.313×D12
B1：资源承载力=0.5×C1+0.5×C2
B2：环境承载力=0.5×C3+0.5×C4
a：综合得分=0.4×B1+0.6×B2
得到江苏省1991—2011年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各级指标及综合得分，如表2及图2、3、4所示。
如图2所示，1991—2011年江苏省资源承载力总体呈现增强态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1998年，这8年来资源承载力不断增强，也正是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第二阶段，1999—2009年，这是城市资源承载力平稳时期，经过第一阶段的城市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似乎也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尤其是城市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有效地改变，资源承载能力徘徊在0.5—0.6之间，而且这一阶段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城市资源承载力没有较大突破；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随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加快，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资源承载力摆脱了徘徊的态势，有增强的势头。
如图3所示，1991—2011年江苏省环境承载力整体呈现增强趋势。一个显著的特征是1999年江苏环境承载力达到一个高峰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随后的几年中城市环境承载力一直低于危机前的环境承载力，直到2005年才高于危机前的环境承载力。可能的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一方面，加大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内需刺激，部门城市不合理的工业发展和布局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导致了环境承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危机对于外向型经济的江苏省而言，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用于环境发展的财政支出和其他资金受到制约，也导致一段时期环境承载力下降。随着危机逐渐消退，2001年探底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环境承载力的提升。这些年一系列绿色产业和环境友好型政策的出台、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环境承载力平稳上升。
如图4所示，纵观图形走势，江苏省1991—2011年资源环境承载力大体为上升趋势，意味着经过20年的发展，江苏省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有明显的改善，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形成走势有明显的时间性，呈良性发展。受环境承载力的影响，总体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在1999年同样有一个较大的起伏。
三、提升江苏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对策建议
城市进程的加快带来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城市环境资源的供给与容量呈逐渐减少态势。保持和稳步提升城市环境资源承载力是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十二五”时期，是江苏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是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因此，提升江苏省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至关重要。
（一）加强资源环境保护相关立法工作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建设和提升离不开立法工作的实施，政府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资源环境保护立法的力度，有利于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有效提升，用法律法规约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各类行为。政府有责任制定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完善资源使用方法制度体系，甚至应制定包括城市居民用水用电及垃圾分类等方面的各类规章制度等，全方位立体式加强资源环境相关的立法，保障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与加快产业布局调整相结合
江苏省早期部分城市的规划不足，产业布局明显滞后于当前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资源供给短缺，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与此同时，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因此，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加快布局调整势在必行。目前，江苏省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因而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苏南苏北发展差距，苏北核心城市产业转型的步伐仍显滞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不够高，环境治理不够理想。因此，江苏省各区域城市应明确各自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的重点，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加快环保工程与节能服务的建设，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发展，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变动带来的威胁。
（三）凸显创新型企业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键作用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摒弃以往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模式，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保护环境。第二，积极鼓励企业扩大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构建产业创新国际合作联盟，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等方式，通过并购、专利购买等各类方式获取更多的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四）强化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城市主体自觉节能减排
区域的环境资源承载力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要提高城市资环环境承载力，应继续强化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重点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形成多种交通方式快速衔接；在建筑、空调、照明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降低能耗。同时，应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充分激发公众的热情，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加强对居民提高低碳意识的宣传，正确引导居民消费行为。如制定人均住房面积标准，减少对取暖、采冷、照明等热能和电能的需求，减少Co2的排放量，提高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参考文献：
[1]m.a.Hixon.CarryingCapacity.encyclopediaofecology，2008，pages528-530.
[2]m.L.m.Graymore，neilG.Sipe，Roye.Rickson.SustainingHumanCarryingCapacity：atoolforregionalsustainabilityassessmentecologicaleconomics，Volume69，issue3，15January2010，pages459-468.
[3]peterBerck，amnonLevy，KhorshedChowdhury.ananalysisoftheworld’senvironmentandpopulationdynamicswithvaryingcarryingcapacity，concernsandskepticism.ecologicaleconomics，Volume73，15January2012，pages103-112.
[4]张红.国内外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述评[J].理论学刊，2007，（10）.
[5]张燕，徐建华，曾刚，胡青.中国区域发展潜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系分析[J].资源科学，2009，（8）.
[6]蒋辉，罗国云.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内涵、特点与功能[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3）.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7
【摘要】建立有效的调控机制和调控政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本文依据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互作关系及反馈机制,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探讨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研究
一、科学认识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基于闭环型物质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经济活动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而循环经济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reduction)、再利用(reuse)以及资源再生化(restoration),这通常简称“3R”原则。减量化是指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资源的使用量和废弃物的排放量,实行清洁生产、文明消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再利用是指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条,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目的是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废弃物、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要求提高资源的重复使用效率,尽可能使用可以多次使用的产品。资源再生化是指废弃物的资源化,使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重新生产出原产品和次生产品,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利用。
二、经济与环境的互作关系及反馈机制
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首先要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见图1),“+”表示正反馈,“-”表示负反馈。经济系统正反馈表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从而对生态系统物质需求增加,且迅速占据物质总量;权且假定人口不增长,按照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看,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技术进步会加快经济系统的正反馈作用。生态系统的负反馈表现在生态容量会限制人口需求增长,即经济增长会受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为此,经济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经济需求无限和生态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第一,人口需求经济增长资源(能源)供给环境质量提高;第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生态平衡;第三,资源(能源)价格(市场)信息调控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如果把三个反馈网络构成一个整体,会发现人口、资源、环境是三位一体的核心要素。经济增长要考虑人口、资源、环境要素。
在第一个关系网络中存在的致命弱点是资源(能源)的高消费模式,不顾环境质量和人口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在第二个关系链中,现实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多数技术体系,其资源效率低下,并且以生态失衡为代价;在第三个关系链中,资源低价、产权不明等非市场化管理,政府调控缺位或不力,既破坏环境质量,又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环境保护技术体系、建立产权明晰、行之有效的市场。这些单靠独立、单一的学科边界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整合生态、社会、经济、技术要素,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所以,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的调控机制是统筹的核心,实现有效制度安排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循环经济与制度创新
1、环境资源是公共产品,市场机制对它配置失灵。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关心环境污染的原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资源有明晰的产权,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为了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环境资源的产权明晰至少会存在如下问题。
(1)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市场交易。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极强的弥散性,产生的废物将通过各种环境介质弥漫扩散到许多毫不相关的地域和人群,尤其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界定环境资源产权就会产生困难,严重影响产权交易。
(2)交易费用过高,使交易难以成功。交易费用包括把交易双方召集到一起的费用、取证以确定损害和赔偿的费用等等。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中很难把所有的当事人都集中到市场范围内,而总有一些人想利用环境扩散的特点来分享他人购买清洁环境的好处或逃避支付费用,即产生“免费搭车”问题。由此看来,对于环境资源的配置,市场机制是失灵的;欲通过传统产权制度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纠正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通过一些规制来完成这种交易。
2、生态环境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应纳入生产函数来考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生态环境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把环境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并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是合理的。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环境资源是可以给予一个价格的,如可以通过级差地租或影子价格反映其经济价值,不论是土地、矿产,还是森林、水体。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大规模“生产”生态环境要素,以弥补过去几十年对生态环境的巨额欠账,消除生态环境透支所产生的经济泡沫。循环经济不同于过去的污染控制,污染控制是末端治理,而循环经济是从源头开始就注重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对生态环境进行大量投资,提高生态环境的供给能力,以弥补生态供给能力的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好生态环境投资者的合理回报问题,激励人们从事环境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殖。
四、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
1、建立绿色GDp,树立科学宏观决策体系。首先,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长远利益与短期行为的关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经济发展要遵循生态环境反馈机制的原则;要以生态环境的物质输出量为基础,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扭转生态失衡;生态环境建设并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其最终目的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建立绿色GDp,树立科学发展观。绿色GDp是从传统GDp中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之后的净产值。绿色GDp账户使“经济增长”与“生态成本”一目了然,不仅反映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有多大,而且反映地方政府的真实政绩是多少。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句话,建立绿色GDp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宏观决策。
2、建立循环经济激励机制,构建规制化的市场。庇古认为,由于外部性因素存在,会出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即所谓市场失灵。这就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加以解决。当它们不相等时,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补贴的办法,使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一方面,由政府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限制其生产;另一方面,由政府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生产者给予补贴,鼓励其扩大生产。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企业会自动将产量调整到价格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之点,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目前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退耕还林补偿制度等都是征税与补贴的具体应用。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做到“准使用准补偿、谁破坏准恢复”,有奖有罚,形成良性激励机制。美国建立的以“气泡、补偿、银行、容量节余”为核心的一整套排污权交易体系,有利于实行污染控制、改善企业的市场行为,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气泡”是把某一区域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根据环境的吸收净化能力,给予一个总量污染许可排放指标,实行总量控制,不允许突破,从而保证污染排放量在环境容量之内;“补偿”是指新进入或扩建企业在不达标的情况下也可以投产经营,条件是它们从现有的污染源购买足够的排污权;“银行、容量节余”是指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富裕的排污权存入银行,以便在将来合适的时候使用和出售,鼓励节余。
3、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的法规体系,严格法律约束。由于环境资源是公共资源,并且在近期内没有直接效益产出,需要以法律进行强制性约束。虽然我国政府于2008年8月2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但如何确保实施工作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还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实施细则等法规体系,严格法律约束,以法律的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pathChoiceof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inChina
wUHui
（He'nanmedicalCollege，Zhengzhou，He'nan451191）
abstract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inChinaasaglobalsocialsystemsproject，andatpresent，isstillintheinitialstage.toexplorethepathof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frommany-sideandangles，puttingforwardsomesuggestionson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inourcountry.
Keywords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path；environmentalprotection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转型期，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全局性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尚处于起始阶段。本文拟从多角度探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为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
1转变态度，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然给予了人类一切，甚至包括人本身，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应该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保障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面对严重的在生态危机，人类必须改变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把人类置于自然之上的传统态度，树立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自觉调整对待自然的方式，使人类的活动限制生态可承载的范围内。
当前，我国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总体上还不够高，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是关键之举。首先，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广泛开展多形式、多途径的环保宣传教育，普及环境科学和法律知识；广大新闻媒体加大对生态环境事件的报道，让公众深入知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引导他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对自己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利用网络传播优势，建立有特色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专题网络，在大型网站开设生态文明宣传专栏，使公众潜移默化地接受生态文明教育，增强公众的生态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氛围。
其次，完善生态环境教育体系。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横向上说，生态教育应以日常学科教学为载体，贯穿于课程体系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课程领域；从纵向上说，生态教育应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实践过程之中，成为全程教育和终身教育。”①在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结合幼儿和中小学生自身特点，在学科渗透环境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专题教育的形式，引导学生欣赏和关爱大自然，关注家庭、社区、国家和全球的环境问题，宣传环保知识，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设置生态文明专业，开设生态文明专题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等学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主阵地，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生态文明问题，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问题，为我们课堂上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具体内容和参考。同时，开展生态文明专题讲座，使其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开展课外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关注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使他们逐步养成环保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
最后，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能否积极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从现实情况看，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国公众表现出言行不一，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自觉性不高。生态文明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公众能否用实际行动支持环保工作，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应该建立公众参与的渠道，完善参与机制，打造可行参与途径。首先要满足公众的生态知情权，建立环境问题举报监督机制；其次鼓励和支持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再次举办多种形式的生态文明建设活动，吸引公众多渠道多途径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也承担了巨大的资源能源压力，付出极其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我国的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13%”。②从总体上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产出、低技术、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存在。党的十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首先，树立科学发展观。环境问题的产生实质就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无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大肆掠夺和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负效应。我们要想改善当前的环境状况，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资源能源，树立科学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③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够平衡问题，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出了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思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其次，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实际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解决过去的经济发展当中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不可持续、不均衡的问题。党的十报告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经济发展中，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积极发展节能产业，推广高效节能产品；加快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推动矿产资源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壮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再次，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是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围绕产业发展需求部署创新链，完善科技有效支撑引领产业发展机制。二是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完善市场导向的创新格局。三是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努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等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和政策措施建设。
3健全环境法律体系，完善制度建设
首先，要健全环境法律体系。当前，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仍然不完善，在环境法律制定、执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依法治理轨道，建立和完善职能有机统一、运转协调高效的生态环保综合管理体制，健全环境立法，走法治化环保道路；要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质量和效率。在环境执法过程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打击不力，执法不及时、不到位等现象。同时，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有限，违法成本太低，即使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从而不能发挥法律应有的作用。再者，加强对执法过程监管，杜绝执法过程中的行政干预，人治大于法治、关系大于原则的现象；通过司法途径加以遏制各类肆意破坏环境的行为。
其次，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政府是环境保护的“排头兵”，而事实证明，一些地方政府在环保方面不作为、干预执法和决策失误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要想切实落实“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总责”的要求，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唯GDp论”的政绩观，将环境“一票否决制”确立为政绩考核的核心内容之一。尽快推行绿色GDp，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并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绩效考核，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使各级政府树立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再次，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在现状化建设中，要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尽可能集中集约利用国土空间，减少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占用，要根据国土规划和相关规划，划定“生存线”、“生态线”、“发展线”和“保障线”，全面加强国土空间开发的管控；对涉及国家粮食、能源、生态和经济安全的战略性资源，实行开发利用总量控制、配额管理制度，确保安全供应和永续利用。
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资源价格体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资产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将资源自身价值、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等因素纳入资源价格体系，使免费的资源变成“谁使用谁付费”的资源，完善资源价格体系结构，为资源有偿使用提供体制保障；执行资源开采权有偿取得制度，所有资源使用主体通过招标、拍卖等市场竞争手段公平地取得资源开采权；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资源市场交易体系，通过市场对资源的有序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综合运用政府、法律和市场手段，加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的生态保护，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④为原则，对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行为或产品进行惩罚性收费，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或产品进行补偿或奖励。有利于发展环保市场，推广节能量产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市场化需要通过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和支持。
此外，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与用途管制制度，建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评估生态资源使用状况并据此政府政绩进行严格考核；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的自然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编号：2013-ZC-119）研究成果
注释
①朱国芬.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教育体系[J].环境教育，2006（10）：20-22.
②黄国勤.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探索[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17.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9
关键词：物权法环境使用权环境保护相邻权不动产物权
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法律传统的变革和观念的更新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传统的物权法理论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现在人们不仅意识到环境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并且由于人类长期以来对其生态属性的忽视造成了环境资源的经济性与生态性的剧烈冲突。在承认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前提下，人们不禁要问，对于环境的保护，物权法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物权法应作出如何反应？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环境使用权-环境资源生态属性的物权理论
现代民法的发展，使所有权从绝对走向相对，并产生了各种直接或间接限制所有权的规定，这些变化当然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但是，无论是宣布一切环境资源的公有，还是对所有权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附加容忍他人侵害的义务、于一定限度内不行使其权能的义务、为一定积极行为的义务，都不能解决物权制度与环境保护的两个根本矛盾：一是所有权对物的私人支配属性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矛盾；二是所有权对物的代内分配与环境资源代际分配的矛盾。这两个矛盾能否得到解决，的确是环境保护能否通过物权制度发挥作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我以为，这两个矛盾的存在是事实，但它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法解决，深入分析，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并物权制度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在此，仅讨论代内分配问题.
1.环境资源物质形态的双重性
经济学上，对于环境资源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较少的条件下，阳光、空气、水等环境要素都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既可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又可以满足人们的生产需要，二者之间并不产生竞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迅速增长，清洁的水、空气、宁静和阳光等环境资源的稀缺性特征逐渐显露，人类的生存利益与生产利益在对环境的需求上开始产生对立并形成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原有的权利制度已无力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有必要对人类的两种利益作出制度性安排，通过权利的重新配置来平衡与制约人与人之间因利用稀缺性环境资源而发生的关系，既要生存，又要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生存和发展对人类产生的效用总和达到最大化。
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总和，其物质性不容质疑。人们通常将对于人类有一定利用价值的物质称之为资源。环境因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成为资源也是没有异义的。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环境的资源属性与一般资源的差异性或物质形态的双重性却很少为人们所认识。我认为，环境资源的两种物质形态是民法与环境法得以存在的基础，衡平这两种形态的利益关系则是环境资源的物权保护的实质含义。
（1）经济形态的环境资源。通常，我们将对于人类经济发展有用的环境要素称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这是人们所熟知的理论。在此，自然资源是经济资源，我们对自然资源的理解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森林可以提供木材、水流可以航行、矿藏可以开采加工……，并且这种意义上的资源还存在着稀缺性和多用性。正是由于资源在数量和品种上是有限的，资源在用途上是多方面的，才存在将有限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上进行最优分配的问题。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多用性产生了多种利益的冲突，需要通过一定的规则定分止争，这种“以使互不相侵而保障物质之安全利用”的规则就是物权法。
（2）生态形态的环境资源。从生态学的角度，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与人类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构成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在此，环境资源是生态资源，我们对其理解具有生态学上的意义，森林、水流、矿藏都是生物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森林可以净化空气、水流则为水生生物提供生境、矿藏是生态系统中岩石圈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对于生态平衡极为重要。作为生态资源的自然环境，具有整体性和自我调节性。首先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人不能独占，也不能进行排他性消费；其次，环境资源系统是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恢复功能的结构系统，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这一系统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对来自外界比较小的冲击能够进行补偿和缓冲，从而维持其稳定性。环境资源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使得人们必须考虑它的生态属性，通过建立一定的规则使其得到保护。这种以保护环境资源的整体性、自我调节性为目的的行为规则系统就是环境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资源的双重形态导致了其对于人类的双重价值，民法上的物权与环境法上的环境权分别对环境资源的不同价值予以承认并提供了保护，民法保护的是其经济属性，环境法保护的是其生态属性。过去由于没有认识到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以及保护的重要意义，物权法没有涉及保护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的问题，而是由后来建立的环境法弥补了这一不足。但是，环境资源的双重属性在理论上的分类可能成立，而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密不可分的，传统民法注重环境资源的经济形态忽视其生态形态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现在虽有专门的环境立法解决对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的保护问题，但它的目的实现，却必须有赖于两个前提：一是法律对环境资源双重形态的承认，二是对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协调机制。因此，仅有环境法的实施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环境法与民法的协调与沟通；也还必须有物权法对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承认。目前，物权法社会化表明它已承认了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但目前在立法上表现为限制所有权行使的消极承认。我以为，除此之外，还可以建立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承认的积极方式。
2.环境容量的物权性
如前所述，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整体性和自我调节性。在这两个特性中，整体性已为人们所认识，所以通常人们将环境资源称为公共资源或将环境保护作为公共利益，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也是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认为环境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有财产，我们有为世世代代保护好地球环境的义务。但是，我们同样也认识到，保护环境并非是消极的保存环境，而是建立在对环境基本生态规律认识基础上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那么，我们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那些内容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的开发利用，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开发森林草原、开采矿藏；二是对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的开发利用，如人们所知道的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以及采取防污措施等等。前者已由现代物权法加以规范，并且在这方面注意到了通过采取科以特别义务的方法保护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问题.而后者则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环境资源的自我调节性或环境容量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它应该能够为物权法所承认，我在这里用“环境容量使用权”（也可简称为“环境使用权”）来表述这一权利.
环境使用权是环境利用人依法对环境容量资源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一权利包含如下特性：
（1）环境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即是以物的收益为标的的他物权，也就是“就物之实体，利用其物，以其使用价值之取得为目的之权利。”它包括对环境容量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能。
（2）环境使用权的主体一般民事主体。自然人必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中生存，人类既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通过其生理作用参与生物圈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流；同时也为自身生存和发展使用一定的环境容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也要排放一定的废弃物，使用一定的环境容量。
（3）环境使用权的客体是环境资源整体。环境容量是环境资源的整体调节能力，如我们熟知的水体对一定污染物质的降解能力、大气对一定污染物质的稀释能力、树木的再生能力等等，都是整体调节能力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也将这种能力称为环境的“自净能力”或“自适应能力”。按照生态学的最小限制律，环境容量资源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
（4）环境使用权的取得方式有两种，即无偿取得和有偿取得.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取得环境容量使用权，一般由环境法加以规定。同时，依法取得的环境容量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
（5）环境使用权保护的目的是保持环境资源的再生或更新能力。环境资源的再生或更新能力与环境容量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一定的环境容量是环境资源具有自我更新或再生能力的表现，而一定的更新或再生能力则是环境容量得以产生的基础，也是环境容量具有持续性的保证。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生态性的使用是以永续利用为目标的，环境的自适应性和自我调节功能是资源得以永续存在的源泉。所以，只有保护了环境资源的更新或再生能力才能保护环境容量，对环境容量的破坏，就是对环境资源的更新或再生能力的破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环境使用权必须以环境容量为客体，以保持环境资源的再生或更新能力为目的，否则，环境容量是不可能得到持续利用的。当然，环境使用权存在的前提是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而这种限度或初始的分配，则是由环境法来确定的。
通过设置环境使用权制度，既可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环境资源的经济性价值与生态性价值的冲突，也可以建立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机制，在此，我所提出的亦属初步设想，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三、拓展物权法-物权法的环境保护制度安排
1.环境保护相邻权
现代各国民法中，相邻权制度也在向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在大陆法系国家的“不可量物侵害”，英美法系的“法定妨扰”制度.我以为，在确立环境使用权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完整的环境保护相邻权，使之从传统的相邻权制度中独立出来。
环境保护相邻权是指基于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而发生的一定范围内的相邻关系，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具体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相应义务。具体而言，是“就环境污染和破坏而言，权利人因行使企业的营业权，利用自己或他人的土地经营或从事开发建设活动而产生废水、废气、废渣、粉尘、辐射、噪音、热量、振动、地面下陷等侵害，危害邻人身体健康和财产的，如果超过社会容许限度，则构成权利滥用、环境侵权”。环境保护相邻权是一种邻地损害防免权。它有如下特点：
（1）相邻范围扩大。传统的相邻权是以不动产的相互毗邻为前提而存在的。环境保护相邻权则不一定是严格的土地的连接，而主要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基于环境的生物性、地理上的整体性、生态的连锁性和环境影响的广泛性而发生的更大范围的“相邻”.这种“相邻”意味着只要他人不动产的使用对自己不动产的使用产生影响，或者说对本人不动产的使用影响到他人不动产使用的整个辐射面积和空间，都可称之为“相邻”.
（2）内容的广泛性。较之于传统的相邻权，环境保护相邻权的内容更为广泛。传统民法上的相邻防污、防险关系，指的是一次污染（或直接污染）或直接危险；而环境保护相邻防污、防险关系还包括有间接污染（二次污染或复合污染）及间接危险。
（3）客体的生态性。法律关系的客体与自然客体不同的是，不因为是人们作用的对象而成为客体，而因为对人们有用、能定分止争才有成为法律客体的必要，因而判断法律客体的条件即是否对主体有益。所以我们说，法律上的客体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而物、知识产权等不过是这种利益的载体.就环境保护相邻关系而言，其客体当然也不能例外，即相邻主体为充分利用其不动产所享有的利益。只不过这种利益具有生态属性，是因为各种环境要素对于主体的一种特定利益。也是因为环境保护相邻权客体的这种属性，才产生了“相邻”范围扩大的特性。
（4）利益的多元性。传统相邻关系是一种利益衡平关系，但它所调节的主要是相邻不动产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建立该制度的目标在于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但是，经济因素只是界定相邻权的一项内容而非全部内容。在环境保护相邻权中，主要考虑的不是怎样利用环境要素才更具有经济效益，而是怎样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如在房屋相邻关系中，如果从经济角度出发，可以考虑怎样利用房屋才更具有经济效益，也可以考虑怎样使用房屋才能让居住者舒适、安宁。对于舒适、安宁的考虑不仅是一种比人的物质生活需求更深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而且还包括有深刻的道德价值.因此，可以说环境保护相邻权是财产性因素与人格性因素的复合，是法律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双重体现。
（5）权利的复合性。环境保护相邻权与一般相邻权一样，是相邻不动产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之间的经济权利与消极权利的复合。同时，它还具有基于环境保护的要求而出现的特殊权利的复合。其复合性可以归纳为：第一，物权调整规范与行为禁止规范的复合；第二，私法权利形态与公法权利形态的复合；第三，财产性权利与人格性权利的复合；第四，法定性与约定性权利的复合.
物权法上规定环境保护相邻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以通过处于环境保护相邻关系的主体间的互相制约来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减少环境纠纷，和睦相处；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环境。
2.不动产物权法制度
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土地是环境资源的载体，为利用土地行为确定范围和条件则是物权法的核心内容。迄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还必须以土地为基本场所，人类的生存也还无法离开由土地所提供的各种动植物，关于土地资源配置的法律制度仍然是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下，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切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它理所当然应成为不动产物权法的终极关怀。
以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为核心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与日本民法在不动产物权关系上采取了相同的观点，都承认房屋相对于土地具有独立性，认为房屋具有独立的交换价值，能够单独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因此，在不动产的诸多定义中，我们通常使用《日本民法典》第86条的规定，即不动产为土地及其定着物。而在《德国民法典》中，第94条规定与动产相对应的概念是土地，建筑物以及尚未与土地分离的出产物都是土地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土地的概念是抽象的，既包括土地的物理成分，又含有法律权利。这与英美法中的关于不动产的定义相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我国物权法应采用德国法的规定，因为这种物权制度的设计突出了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主导地位，并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意思成为决定土地利用方式的关键因素.
从土地的抽象概念中，还可以引申出另一个广义的概念，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包括地下资源（地壳资源）和地表资源（生物圈资源）两大部分，前者属于不可更新资源；后者属于可更新资源.土地是自然资源的载体，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也是利用土地的过程，对土地的利用必然会影响到其它自然资源，也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不可更新资源是没有自我恢复和增殖能力的资源，对其不加限制的使用将导致其枯竭；可更新资源则是在生态系统的平衡范围内具有一定的自我恢复和调节能力，得以更新，若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其更新能力不复存在，地表资源就会逐渐退化，直到灭绝。因此，在物权法中确立一种环境意识是十分必要的。土地面积的有限性、位置的固定性和质量的差异性决定了利用自然资源的难度。根据各国经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建立在严格执行科学规划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物权法作为强行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应该将土地利用严格控制在遵守包括土地规划在内的环境保护规划的范围之内，将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规划作为确定是否构成“权利滥用”的标准。传统民法理论中关于不动产的概念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赋予新的含义。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10
水的流量(指水量大小和时空分布)、流态(指流速、流势和水位)、流质(指污染物、泥沙浓度与盐度等)以及生态效应构成了水的自然属性，也构成了水资源的本质内涵。水资源的时空变化必然会影响当地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其变化，而水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时空分布状况又会对人类的用水行为与社会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影响人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水平。处于社会发展中心的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又是水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与水资源和水环境具有绝对依存关系，处于“水资源－人－社会－水环境”链条的中心位置。人是社会的主宰，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既是一部治水史，也是一部水环境变迁史。为水而战不仅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村庄，也发生于国家之间。区域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支撑，人和社会处于水资源与水环境的约束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在消耗水资源的同时也会对当地的水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污染，彰显了“水资源－人－社会－水环境”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当水资源日渐紧缺的时候，水的商品属性开始显现，水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价值得到政府与个人的重视，国家开始对水资源与水环境实行管理，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便是水资源开始从无偿使用逐步转变为有偿使用，国家开始运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调节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是，人类趋利避害的生物选择性和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本性，使得一些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超过了水资源承载能力，使水污染的“公地悲剧”重复上演。与传统社会的水问题相比，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的当代社会水问题已经演化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灾害加剧、水生态退化”的综合性水问题。水问题的转变也使得现行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我国面临的水问题。水管理体制不健全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水问题产生和水危机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5］。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由于现行法规的协调性不够，实际工作中流域管理机构无法承担流域综合管理的职责，因而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在体制、机制上依然存在的“条块分割、区域分割”现象，水利部门与环保部门在水污染防治职能方面分工不明确是其集中体现。水文、水量、水环境等方面信息共享的巨大难度，以及水管理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方参与严重不足的现实，使得现行的、自上而下的、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体制正在经受市场经济的挑战。事实上，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考虑，只有在尊重水的自然资源属性、公共资源属性、商品价值属性的基础上，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为出发点，从“水资源－人－社会－水环境”的多重关系出发，构建文化伦理为先导、社会广泛参与为特征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水资源经济价值的同时，实现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管理蕴含的水文化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通过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创新，探索解决我国复杂多样的水问题的新途径。
2制度建设与创新
2．1水文化伦理的软规则建设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其资源属性与经济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被掠夺和占用。掠夺性开发水资源，不加节制的用水行为和习惯以及片面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尽管也受到了来自道德与社会舆论的谴责，但保护水资源的声音常常被经济发展的浪潮所吞没。不少地方政府忽视水资源约束条件与水环境容量的承载极限，引进“投资少、见效快、获利多”，但“高耗水、高污染”的低端项目，为了当代的发展而牺牲子孙利益的水伦理道德失范的事例屡见不鲜，彰显了强化水文化伦理软规则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水文化伦理软规则在水资源保护中主要体现在水资源节约保护的意识、道德、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从现实情况来看，水文化与水伦理道德的失范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病”，并逐渐被人们漠视或忽视。如，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无论何种原因伤害了其他人，都会受到法律制裁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也必然受到社会道德与舆论的谴责。但在水资源保护与管理方面，情况则大相径庭。如果有人浪费水资源、污染水环境、占用水域，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引起足够的社会反响或产生较大的社会危害，恐怕很少有人会出面干预，大多数人都会置若罔闻或视而不见，相关的职能部门也不会主动制止或惩罚。这是水伦理道德失范的典型例证，也从一个方面形象地说明了强化水文化与水伦理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这种习以为常的水资源认识理念、水资源利用价值观的迷失、全民节水意识淡薄等社会问题才是导致当前水危机的主要因素，是水资源保护与管理领域的“软肋”，是造成当前我国水危机愈演愈烈又难以根治的社会原因。因此，必须通过水资源保护知识的普及、教育、引导的手段，强化文化伦理软规则建设，改变社会意识领域对水的认识危机，重塑社会对水资源的尊重与敬畏，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放置在平等的位置，使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自然观深入人心，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伦理价值观，水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才可能成为国人持久有效的集体共识。2．2法规管理的硬制度建设水资源保护意识淡薄、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利己主义盛行、文化道德失范等人与社会的因素是导致水危机的直接原因，而管理法规不严、管理职能错位、管理制度缺失等则是促使总量有限的水资源与承载能力相对较弱的水环境演变为水危机的又一推手。从政府职能部门对水资源与水环境的管理现状来看，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管理是隶属两个不同层次的管理，分属诸多的管理部门。这些不同的管理部门有着不同的管理理念与内涵，使得本来密切关联的水资源管理与水环境管理被人为地划归到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降低了水资源管理与水环境管理的效率。除了行政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之外，当前与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管理相关联的公共政策、法规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硬伤”，如，水资源与水环境自然资源属性与公共资源属性未得到很好的体现与管理，水管理中的水权、水价等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中央与地方、不同行业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管理合力尚未发挥应有的优势，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的措施在一些重要考核与涉水项目审批等环节并未实现联动。因此，要尽快强化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中的法规、体制、机制、政策等硬规则，以强有力法规制度约束人与社会掠夺水资源、污染水环境的不道德行为，并以强有力的法规制度保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保证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中的“三条红线”不被突破。2．3公众参与意识和行为的引导水资源与水环境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利与生活质量，但在人与社会的认知层面，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责。殊不知，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可能就缺少了“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太湖“零点行动”与“三江三湖”的治理成效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可以说，对水资源与水环境的管理离不开公众的参与，而重塑“水资源－人－社会－水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更需要强化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行动。通过推广普及生态道德文化课，加强水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构建水文化、水伦理、水道德引领下的人与社会积极参与的、自律式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模式，构建“水资源－人－社会－水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基石。2．4管理手段与技术的现代化建设2010—2012年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工作已经完成，公报数据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江河湖泊的基本情况，使人们掌握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现状，摸清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情况，了解了水利行业建设状况，为我国建立国家水信息平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笔者认为，应在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开展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手段与技术的现代化建设，如以立法形式开展水资源动态监测与年度调查，构建一系列相对完善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法规与技术标准，构建以3S集成技术为依托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监测管理平台，尽快实现水资源与水环境监测管理手段与技术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利用数据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搭建不同区域、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涉水相关部门共建共享的水资源与水环境信息管理平台，并借助这个现代化的高技术平台，实现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管理、监测等实时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更好地让公众参与和监督水资源管理，实现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技术飞跃。实际上，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手段和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是谋划水利长远发展思路的需要，是科学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之一，是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重要依托，有利于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水利公共服务能力，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水患意识和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