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1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布什政府结构模式复杂性
自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行轨迹。2004年底连任后的布什总统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中美关系是一对“复杂”(complex)的双边关系。“复杂性”似乎已成为当下理解两国关系状态的一个关键词。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当前和今后中长时期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它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的含义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结构进行全面审视，认识“复杂性”在中美关系结构中的具体体现。
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两国关系结构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演化：(1)相互认知层面：两国政府如何理解双边关系的性质，包括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双边关系的基本形态及其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方国家的国家形象／国家观的变化；(2)利益互动层面：两国政府如何通过把握对方的利益关切、行为动机和能力变化，扩大在事关两国重要利益领域的合作范围，减少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分歧；(3)机制化管理层面：两国如何通过深化和创新各种沟通协调机制，处理双方矛盾甚至危机，减少国内政治干扰。
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Chinalmage)，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一方面，双方利益的相互依存深化，加剧了对双方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社会心理的冲击。其中，中国发展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双方围绕在地区和全球秩序建设中的理念、价值观上的沟通对话，以及矛盾摩擦将是未来两国关系的重要领域。最后，中美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较大程度提升，复合型的双边和多边管理机制粗具形态，为两国之间增信释疑、预防和管理危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证。但同时，机制化的发展尚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互动中的机制化程度相对滞后，反映了中美战略互信水平仍然低下，
一相互认知模式的转型
中美相互认知模式的核心是双方如何判断双边关系的性质。它具体包括两国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例如重要、次要或一般)，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例如敌对型、盟友型、伙伴型，或者复合型)及其内涵(例如对立竞争关系、合作共赢关系、霸权领导与跟风搭车关系，或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关系)三方面的认知能力。近年来中美相互认知模式所经历的转型，既体现在中美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重要意义的认知水平日益接近，也反映在两国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和内涵的相对单一认识朝着更为全面的方向转变，尽管这种转型是非线性的，充满了曲折。
就双边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而言，后冷战以来中美各自的认识水平并不平衡。其中，美国方面的认知起伏尤其显著。①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同样几经波动。新政府执政初期，一是强调与日本的双边同盟关系是实现美国在亚太利益的支柱，降低和弱化中美关系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二是重新发现印度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方面的价值，设想通过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美印关系以平衡中国的影响。
九一一事件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判断。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concertofpowers)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也为华盛顿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注入了新的因素。中国在反恐、冲突地区战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朝核危机及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领域内都发挥着相当甚至主要的作用，得到美国舆论和政府的认可，
影响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的另一个，也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性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中美互动具有更显著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意义。华盛顿出于“霸权护持”战略的需要，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因素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和领导权的冲击，因此把“如何维护一个坦率、建设性与合作的中美关系”视为当今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议程之一。2005以来美国朝野围绕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掀起空前热烈的辩论也印证了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份量。
相对而言，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对美国和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比较稳定。中国学术界虽然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跟随国际舆论对“美国是否衰弱”这个命题进行过探讨，但并没有得出美国已经衰弱的结论。相反，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舆论基本认为美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处于“一超”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实质性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进入后冷战时期，中国的领导层和学术精英基本上将中美关系置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加以考量和处理。尽管也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全面下降”，但此种观点并不代表精英层的主流意见。
中美两国的实力地位和战略重点的差异决定了各自对双边关系重要性认识必然存在差距，但总体上，双方在进入新千年后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大体接近，都认为中美关系是影响两国各自重大利益和外交全局，乃至地区和全球秩序的一对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并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双边关系在各自总体战略考量中的权重将持续提高，中美关系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内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中美相互认知模式转型中的更为突出的特征，则是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认识变化。在此过程中，中美之间认知水平的不平衡和差异性更加突出。中国自邓小平以来的几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对双边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的认识具有相当程度的继承性和稳定性，都从改善中美关系“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的战略高度和全局出发，始终强调中美关系在战略上的基本形态是“非敌对型”，而且要致力于构建双方“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突出中美关系的内涵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提倡以合作、协调和良性竞争为主轴。
相对而言，后冷战以来美国对双边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判断始终比较混乱和不稳定。在克林顿执政的90年代，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的
界定曾经发生重大偏差，一度以“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关系”主导对华决策，后又受到国内形形“中国”和双边突发危机的干扰，使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与中方确立的“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原则没能在美国有效展开。
布什政府上台后，华盛顿对中美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认知同样经历较大幅度调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曾突出了中美之间所谓的地缘战略的竞争和对立关系。赖斯在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专门撰文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必然与美国这个“守成型超级大国”在地区和全球展开地缘政治上的零和博弈；她还强调提升日美关系来降低中美关系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地位，否定了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之间达成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定位，代之以明确的“战略竞争者关系”。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强烈暗示美国极为关注中国在亚洲地区挑战美国领导权，指出美国的战略就是“加强同其军事盟友的关系”，“维持有利的地区均势”，使敌人和潜在对手“望而却步”。
经过中美撞机和九一――事件的冲击，以及几年来两国关系的互动调整，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理解能力明显提高，逐步以“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Constructive，CooperativeandCandidrelations)来重新界定九一一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形态和内涵。2005年5月31日布什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时称，“美国人应当把两国关系看作是一对重要而复杂的(Complex)关系”。“四个C”(Candid，Cooperative，Constructive，Com―plex)成为九一一事件后华盛顿判断两国关系性质的主要认知框架。按照美国方面的解读，“合作”指中美两国在许多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如国际反恐、战乱地区战后秩序恢复和经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等领域具有相同和相似的利益，可以并已经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坦率和建设性”指中美之间决不回避分歧，但在矛盾和分歧的处理上，双方应当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对话、协商机制，保持建设性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复杂性”说明中美关系在范畴上涉及全面而非单一领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对国际事务影响力不断增强，双边互动的多边和全球性影响也日益扩大；在内涵上中美关系既有利益交融与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呈现动态而非静止的特征，任何一种简单化的界定都不能准确把握两国关系的实质。
尽管新的认知框架对稳定乃至推进中美关系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它们既没有清晰界定美国政府心目中“中国观／中国意象”(Chinalmage)，也没有明确这些“C”应该基于怎样一种性质的关系模式之上，因而在面对美国国内形形的“中国”时，难以清楚地回答中美关系发展究竟是合作还是冲突为主。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华政策如何平衡“接触”、“借重”、“威慑”抑或“遏制”等手段的分歧和辩论远未结束，而诸如“两手准备／两面下注”(hedge)和“防范性融合”(hedgedintegration)又成为近期美国朝野讨论对华政策手段的核心词汇，也增加了外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猜疑和理解的困难。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需要美国政府更为清晰地阐述其“中国观”，进一步明确双边关系定位的新时期。“四个C”重双边关系的特征描述而轻双边关系性质的界定，不足以起到整合美国国内分歧，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路径的作用。
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比较系统了阐述了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新构想。其中，佐利克提出“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Stakeholder)”，标志美国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知水平进入新阶段。
从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知角度看，佐利克的讲话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把中国的角色定位为“利益相关者”，说明布什政府对中国在维护和构建当今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美国各种利益的过程中所承担的重要功能(有时甚至是关键角色)有了更加客观和明确的判断。一方面，布什政府认为“中国是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国家，其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佐利克语)，美国将在“强大中国范式(StrongChinaparadigm)”的认知基础上谋划对华战略。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国务院官员所解释的那样，世界上只有主要大国才能根本性地支持或破坏当今国际体系的运行，才有资格被美国称为“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者”。布什政府在此语境下强调中国新的角色定位，显示华盛顿不但承认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内一个重要成员，而且把中国和中美关系事关美国利益全局的重要性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与冷战后美国政府心目中的“中国观”及其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的界定相比，“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勾勒出布什政府心目中双边关系的新形态，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中美之间互动的内涵。“利益相关者”显然不同于“战略对手”，因为后者凸现双方在国际权力竞争中的对立与零和博弈关系，正如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宣示的那样，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中国不是前苏联，没有帝国式的扩张战略”，“无论是冷战的类比还是19世纪的均势政治都不适用于认识和判断当下的中国”。相反，“利益相关者”彰显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共性，尤其强调中美在维护和构建国际体系运行过程中的共同利害关系，比如应对危害国际体系运行的共同威胁及需要承担的共同义务。“利益相关者”与“伙伴关系”也有明显区别。“伙伴关系”更多地反映了国家之间合作的亲密程度，但并不说明这些合作领域的重要程度；而“利益相关者”强调的是中国的行为(无论从正面意义还是反面意义)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常运行会产生不可忽视，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在亲密程度上可能不如“伙伴”。
在“利益相关者”框架卜的中美互动的内涵也比“战略对手”和“伙伴关系”更为丰富。一方面，布什政府认为中美关系将建立在以共同维护和构建国际体系运行这一重大利益基础之上，双方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强劲的合作动力；另一方面，中美固然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受益者，但“利益相关者”并不会必然或自动成为合作伙伴，布什政府也充分意识到中美两国对国际体系的一些子体系的运行机制、行为规范、责、权、利的分配等的认识不尽相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矛盾甚至对立。因此，在合作为主轴的情形之下，双边互动关系的形态必然交织着对话、协调、竞争、施压、防范等内容，但该定位总体上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乐观和积极态度。
第三，布什政府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不但反映了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不对称状态，也说明了华盛顿以此希望继续主导中美关系中的话语权。中美两国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对方国家形象
本是认知过程的自然现象，但美国政府自冷战以来对中国角色的定位的多次反复，则明显地体现出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观认知上的不稳定和不成熟状态。而且与以往美国政府的中国观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仍然从如何维护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的战略利益出发，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来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要求中国内部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沿着美国要求的方向演变。美国这种居高临下，要求中国履行义务多余考虑中国享受权利的中国观，把中美关系发展责任归结为中国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与美国共享其利益和价值观，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美国政府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平等姿态。
近几年来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变化说明：(1)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意义来理解，双方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有着相同或类似的认识。(2)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内涵的认识也存在相同和相似的部分，比如都认为两国关系形态不是简单的“敌人”或“盟友”而是更加全面的关系，同时都指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特征。(3)由于中美关系长期处于不对称状态，美国基本处于力量主导的地位，而中国通常处于“守势”的被动地位，华盛顿力图在不断调整对华角色定位中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因此，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正确与否，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为关键。(4)两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层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定位和性质，包括国家观仍然存在不小的认识差距，特别是对两国关系是否应当定位成“战略关系”或“战略性合作关系”，中美之间的分歧严重。表面上看，这种认识差异似乎集中在对“战略性关系”的定义各有不同，美国更侧重从军事安全角度理解战略性关系，并不认同中国方面所界定的战略关系就是“具有全局影响和长远意义的关系”。但在更深层次上，它反映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发展方向和中国力量上升对美国利益的利弊影响尚无法确定，甚至抱有深刻的怀疑和恐惧的心态。因此，美国不愿用“战略性合作关系”或“战略关系”来束缚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余地，不愿以此来规定两国未来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华盛顿把这种不确定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尚为完成以及中国的战略意图尚不明朗，并把中国是否按照美国所预期的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责任承担者”作为评判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标杆。
二利益互动模式的重组
九一一事件的爆发、全球和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多元化挑战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也一度弱化了(更确切地说是转移了)布什政府对所谓“中国地缘战略挑战”的关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步伐的加快，应对和塑造中国的“和平崛起”再度回到美国外交议程的前沿。如何把握对方的利益关切、行为动机和能力变化，如何相互关照对方的核心和重大国家利益，如何拓展新的，尤其是事关双方重大利益的合作领域，有效管理中美之间的利益竞争与摩擦，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结构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
当前，中美之间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这既反映在两国利益的相互依存和竞争态势的同步深化，又体现了这种模式对双方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社会心理的冲击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剧。其中，中国发展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加深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力量发展认识的复杂心态。中美利益互动模式重组表现为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传统的双边利益互动关系正经历新一轮调整，各个利益领域中矛盾、交融、合作的态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双重性”特征日益明显。
中美经贸纽带这一双边关系传统的“压舱石”功能正在演变，作用日趋复杂。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wto)之前，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美国的经济行为和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影响远远高于中国对美国的反作用，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但是这种单向影响的不对称局面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全球经济巨大的溢出效应，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另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外部效应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双方在诸如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纺织品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人世承诺、能源竞争等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冲击两国关系的稳定性。
不仅如此，美国人日益感受到随着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社会体系(例如投资与储蓄的比例、教育的投入和产出结构、公共卫生体系等等)正越来越显著地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和压力，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不适应。部分美国有识之士呼吁：面对“强大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但相当数量受负面影响的阶层、利益团体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国会议员则要求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总之，尽管从纯经济角度看，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但原先两国经济规模上的巨大差异、经济结构上高度互补所释放出来的比较单纯的稳定和积极作用正在消失，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趋势在美国明显上升。
中美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领域的矛盾、对话和交融态势也出现新变化。一方面，中美在该领域的关系将继续保持一种不对称的状态，美国处于力量强势，美国继续试图以自己的模式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观念和利益交锋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从全局出发，中美在该领域的分歧绝非不可管理，双方必须在对话基础上处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才能发现更多相通和融合的地方。
美国的外交传统和现实的外交利益要求其将推广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视为对外战略不可替代的工具和目标。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将民主推广战略提到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的高度。尽管布什政府把对外战略重点放在大中东地区，将“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美国的头号现实敌人，但它在战略手段上将“民主化”和颠覆所谓“暴政的前哨”视为根本，通过军事、经济、外交手段，依靠盟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途径在中东、中亚实施“政权更替”和“”。美国从未讳言对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意图。美国在与中国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为重要条件，甚至以赞扬台湾的“民主进程”和干预香港政治事务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施加影响。此外，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日益关注，认为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民众支持北京实施内政外交，但其所谓的“威权体制”又增添了中国政府长期控制民族主义发展的困难。
中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并非不可管理，也完全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对抗状态。尽管存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中国既没有颠覆美国核心价值观、消灭美国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无意在全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这一观念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流认识。更为关键的是，经过20多年的
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不断借鉴、吸收和创新，中国与美国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发展模式甚至可以从积极方面影响某些美国眼中的“邪恶国家”。
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利益上相互防范与威慑进一步升级。中国无意也无法实施扩军备战(内部均势战略)和建立反美军事同盟(外部均势战略)抗衡美国的军事霸权，但在涉及为核心的领土安全议题上，中国越来越明确地把如何防范和威慑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威胁视为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安全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虽然在反对台湾法理“”、维护台海稳定上同中国存在利益交集，也与北京展开了有限但颇有成效的合作，但是华盛顿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判断日趋严厉，正加紧在安全领域实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止。美国国防部根据《2000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报告》，全面评估中国的军事战略政策、军事实力变化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近两年来出台的报告显示，美国认为中国正全面提升海、陆、空、导弹、太空、信息和合成指挥系统方面的能力，对所谓中国军力迅速增长表示出日益强烈的担心。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直接宣称中国正致力于准备在台海地区打一场局部高强度战争的军事准备，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从长远看可能对该地区活动的其他现代部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并指出中国正处于“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2006年2月6日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点明中国是美国“最具潜力的军事竞争者”，强调美国必须采取必要的“防范政策加以平衡”。
针对中国的“军事竞争”，在安全政策的目标上，美国对中国继续实施结合“劝阻”(dissuasion)和“威慑”(deterrence)的安全政策。在具体的军事安全部署方面，美国除了加紧美事合作，强化以美日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功能外，布什政府正在把与印度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关系作为美国全球和亚太战略的重点之一，同时增强同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为补充，以保持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警惕和平衡。美国还向欧盟、以色列等国家施压，阻止它们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尽管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和安全上的防范在性质上仍然以“防御性为主”，而不是意在同中国的“全面对抗”，但显然，美国的“防御性”防范的步骤正在加紧。
其二，中美利益互动模式重组的另一个表现是，随着双边互动的区域乃至全球性影响扩大，美国对中国力量的发展是否以及如何挑战美国在全球、地区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和安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权分外敏感，并采取防范措施加以应对。同时，在区域内相互依存和一体化趋势以及国际秩序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在维护和规划地区以及国际秩序上的利益重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成为中美之间利益互动的最新领域。
美国国内对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积极拓展业务反应强烈。2005年上半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事件不但一度在美国朝野掀起所谓“中国能源威胁”的浪潮，美国政府甚至亲自出面加以阻挠，被美国学者批评为“自行破坏了美国・贯标榜的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美国国内，尤其是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国在拉美地区拓展影响日益警觉，认为对美国在南美传统的“门罗主义”政策形成潜在挑战。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更是将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构成的所谓“结构性挑战”置于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2005年6月7日，美国参议院举行了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在亚洲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影响的听证会，这是美国近期就“中国崛起”话题展开辩论的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主流对中国崛起因素的认识。从中不难看出，美国各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使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及是否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和立场”，其中美国对中国发展对地区和美国利益的影响的矛盾心态日益明显。
一方面，美国政府指出“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上升是中国经济力量发展的一个符合逻辑的渐变过程，与美国利益之间并非一场‘零和竞争’”，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很强的利益互补性和合作空间”。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批评中国实施所谓的“重商主义外交”，忽视甚至不顾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美国希望中国在自身力量和影响上升的同时，能更多地同美国及其盟友一道推动所谓的“国际社会接受的行为准则”。借用美国学者的话，中国在发展战略中，“需要稳步增加资源，以履行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发展中地区和人道主义的责任与义务”。同时，美国日益感受到中国在周边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对美国原有的优势地位的压力，因而对中国在亚洲实施的“经济外交”同样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态。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欢迎中国与周边地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利益，但同时又指出中国正致力于提升经济之外的政治、外交势力，削弱了美国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因此，在布什第二任期内，美国不但加强同中国在双方核心利益、战略关切、全球性问题上的“战略对话”，减少战略误判，增进政策协调，而且还把扩大在政治和经济上参与亚洲发展进程作为政策重点，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影响。
与此同时，地区形势和秩序的变化为中美之间提供了政策协调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近年来，亚太地区在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得到强化：一是次区域间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地区内部联动；二是新兴大国力量迅速上升(尤以中国显著)，加剧了地区内主要力量之间(超级大国与新兴大国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三是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制度蓬勃发展，增进了地区内各领域的合作。其结果是，在影响地区形势和秩序的因素日趋多元的同时，新的地区秩序在逐步显现过程中不断与旧有的结构发生矛盾甚至碰撞。
亚太区域内的合作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跨国和多边问题在本地区的延伸。它们既包括生态恶化、公共卫生(如传染性疾病)、有组织犯罪、走私、人道主义灾难、自然灾害等等“软威胁”，也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硬威胁”；既有传统安全问题，也有国际金融、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能源安全等涉及经济发展和经济秩序稳定的新挑战。全球性问题往往对整个国际体系甚至人类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利害关联。两国正扩大和深化在这些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之成为推动双边关系的重要动力。两国在2005年底就共同合作建立防控禽流感机制的问题取得进展；在能源领域，中美也从最初比较情绪化的猜忌和对立，逐步朝对话协商发展，双方也增加了对于国际能源供应多元化、清洁能源技术、核能合作、战略储备、国际能源线路安全等方面的共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的有效合作还能加深各自对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发展的责任感，有助于抵御来自两国内部的“新孤立主义”和“搭便车”势力的干扰。
第二类合作领域往往带有明显地域特征，也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非常
关键的地区。其中三个具体领域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围绕朝鲜核问题和半岛无核化的多边磋商以及如何建设未来东北亚安全秩序是中美新时期合作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最新挑战。经验表明：美朝之间相互保证(reassur―ante)、增信释疑(confidencebuilding)是推动六方会谈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在未来各方寻找落实“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具体方案中，相互间的确信措施仍然必不可少；从更长远看，各方合作帮助朝鲜恢复经济发展，鼓励朝鲜对外开放，促进与地区经济融合将为缓和半岛局势，改变朝鲜对安全形势认识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中美两国虽然在具体措施上存在分歧，但对于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有相同或类似的目标，双方正开展深度的互动合作。其中，布什政府是否有政治决心和足够的耐心同平壤政权“和平共处”，是影响朝鲜政策与和谈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二，中美在亚太政治和经济多边合作机制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增加厂双边关系的复杂性。由于近年来美国亚洲政策一味以“反恐和安全”为主，造成了美国与地区内政治、经济合作进程的“脱节”，并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在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无端猜忌和批评。美国政府需要及时调整政策，重新制定全面参与东亚合作的战略。中美双方也需要加强沟通和政策协调，增进双方在地区政治经济合作中的互利双赢。
第三，以美国为主导，以美日等地区双边同盟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结构，即，“辐辏结构”，在战略上加剧中美、中日之间的猜疑、在地域上覆盖不全、在功能上难以应对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总之在效果上失大于得，其不完整性和局限性日益显现，成为阻挠中美之间建立战略信任的重要障碍。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加速构建次地区的安全制度(如上海合作组织)，明显具有制衡美国军事影响力的意图。中美之间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安全多边对话和协作机制，以地区内的共同安全关切(如能源合作)为突破，探索培育新的地区安全机制，推动地区大国间的合作与协调。
总之，中美之间新一轮的利益互动仍在形成过程中，两国在一系列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同时存在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的态势。两国在核心利益上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长远的矛盾，甚至孕育冲突，但在现实的利益驱动和交往互动过程中并不必然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对撞。在地区和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和构建上，中美两国的互动日趋紧密和复杂，既有安全理念和政策手段的差异性，也具有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繁荣的共同战略目标，矛盾摩擦与协调合作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明显。
三机制化管理模式的深化
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发展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重要保障。机制化程度包含几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双方处理核心、重大以及各种具体功能性问题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丰富程度；二是这类机制在处理双方矛盾分歧中的效能和效率；三是为了减少和避免具体领域的纠纷扩散、干扰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两国政府，特别是两国领导层领导和总揽双边关系机制建设的能力和投入。因此双边关系中的这种“机制化”程度越高，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也相对越高。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包括双边互动管理机制(包括危机管理机制)，以及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的交往互动。
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美之间已经搭建起层次丰富、跨越各种领域的磋商和合作机制，构成了管理和推动双边关系机制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总体上，中美两国交流的领域和范畴正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从机制发挥的功能来看，既包括两国关系中日常的交流、对话、合作，也包括在双边关系发生紧急事态甚至危机情况下的沟通和危机管理机制。
在日常的互动交往过程中，两国在涉及经济贸易、反恐、执法、不扩散问题、人权、军事、能源等许多领域，或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合作、协商处理矛盾分歧，或建立定期的磋商对话机制，或在对方首都设立相应的办公机构来沟通信息，增进相互理解。尽管不同的对话磋商制度所发挥的功效不尽相同，有些机制更为成熟(如经济贸易领域)，有些尚处于起步阶段(反恐和能源)，加上两国对如何发挥这些磋商对话机制的判断和预期、互动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对这些磋商机制的评估也相差甚远(如美方对军事交流机制的批评)，有的甚至出现反复(如人权领域)。但总体上，这些定期的磋商对话机制在双方沟通信息、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防止局部的功能性问题破坏整个双边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日益成为两国处理双边重大的功能性领域的主要平台。
中美两国领导人和负责外交事务的主管官员之间日益频繁密切的沟通、对话成为两国近年来管理双边关系，维护两国关系结构稳定的重要渠道。自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里两国关系重新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首脑的互访以及在各种多边场合的会晤趋于频繁和机制化。中美首脑热线也于1998年4月正式开通，使得两国领导人、主管外交的官员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处理双边和其他国际重大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两国领导利用热线的频度大幅度上升，利用效率迅速提高，通话准备时间也从过去一至两天，缩短到目前的几个小时，说明两国政府在保持高层沟通的机制化程度上有了长足进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沟通的机制化不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也说明中美关系的总体运筹得到了两国最高层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中美关系被定位在两国各自总体外交的框架下，有助于减少局部问题对双边关系全局的干扰。
中美关系机制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和举措是在原有各种功能性问题磋商合作机制和首脑会晤的基础上，创立了两国高层之间定期的“战略对话”机制。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创立反映厂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美关系的双边内容日趋丰富，多边成分日益增多的客观要求。“战略对话”机制的创立也体现了中美为稳定双边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双边关系发展空间的政策需要。战略对话机制还标志着中美关系机制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机制性的高层战略性对话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各主要大国为发展和协调大国关系和相互政策，纷纷搭建战略对话平台。如今的高级别战略对话事实上已开始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同盟对话”的范畴。中美之间开启高级别的战略对话，围绕“崛起大国和现存唯一超级大国如何和平共处”这一中心话题，就双方核心利益和现实关切，展开增信释疑、求同化异的新型战略对话，是双边关系机制化的一个重要提升和补充。
中美关系中的危机管理是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不断面临各种危机的考验。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后冷战时期中美之间的危机呈现爆发频率高、领域广、“美攻中守”等基本特点，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类型既包括相互之间发生的危机管理，即“双边危机管理”，也包括其他国际危机的管理，即“多边危机管理”。尽管还存在相当大的不对称，双方已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相应的决策体制、程序和行为规范。
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首先，它不但有助于解决中美之间的一时的突出问题，而且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机制将发挥管理相关问题的长效功能。例如中美首脑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的设立，都为日后预防和管理类似的问题提供了机制。其次，它有助于双方进一步了解对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图和核心国家利益，使中美在重大问题上推行谨慎的外交政策，减少因误判而导致矛盾升级成新的危机。由于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危机生成后对各自利益的冲击和危害都很大。因此，危机往往又反过来成为增进中美彼此认识对方的重要机会，推动双方确立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政策。第三，由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制度建设相对落后，通过处理双边和多边危机，中国能及时吸取国际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并完善符合时代要求和国际规范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第四，随着双方关系中应对“多边危机”的互动的增加，中美协作共同应对管理“多边危机”将成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增长点。
中美两国在拓展双边互动管理机制的过程中仍将面临不确定性和许多困难。首先，双方固有的战略疑虑仍然时时干扰两国正常的交流和对话。例如中美军事交流无论在实质内容和机制构建上仍相对滞后，其背后有双方体制和观念方面的复杂原因，但实质―亡还是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的表现。军事交流机制的相对滞后又进一步增加了双方的战略疑虑和整体关系的不稳定。战略互信的缺失也是中美之间许多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使双方对危机的处理复杂化。其次，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对双方正常沟通的影响日益明显。例如，中国政府机构精简与对美丁作日益增加的繁重任务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与美国发生关系的领域部门增多与协调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等。同样，美国处理中美关系时也面临着功能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机构之间如何协调政策的矛盾。冷战以后，美国在制订对华政策时经常出现负责功能性问题的部门意见强于负责地区性问题的机构的情况，增加了美国政府整合对华政策的难度。第三，中美两国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方面，在如何正确解读对方的行为和信号方面，双方仍然存在重大的认识差异，容易成为未来危机处理中的冲突点。另一方面，两国共同处理危机过程中的运行程序和规则仍有待完善。中国在规范处理危机问题的法律法规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应对处置社会安全问题的立法考虑上也比较滞后。
中美在全球和地区的多边机制中的交往互动是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发展。美国把敦促、鼓励甚至通过施压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视为对华“接触”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把中国这类新崛起国家纳入全球多边机制，使其对现有体系的规则承担义务，有助于进一步“塑造”中国的对外行为，从而扩大按现有主导规则行事的国家数量，保持体系的稳定。这是“接触”政策的追求目标，而且已经成为美国冷战后历届政府的共识。从中国方面看，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加入现有的国际制度，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是有助于刺激国内的改革开放进程，加速经济制度的转型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减少中国发展的成本；从政治安全意义上看，主要是增加中国外交渠道，扩大中国的影响，塑造“和平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减少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对中美而言，多边场合还担当着为中美两国关系在困难或危机等情形下提供“搭台交流”，遏止双边关系进一步倒退的重要功能。
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各种国际制度，中美两国对于在全球和地区的多边制度、拓展合作的领域、管理两国关系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和纠纷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等多层面的互动交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政治机制中，两国在国际武力使用、人权干预、环境保护、军控等领域中的分歧继续存在，在如何强化联合国机制的改革重点上有所差别，两国在围绕联合国改革方向上的斗争和摩擦将是长久的。与此同时，中美在坚持联合国改革的全方位和多领域、突出发展的首要性、建立和平建设委员会、反对“四国”(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增常方案、强化联合国项目管理、增加秘书处工作效率和责任制等问题上有类似或相通的原则和主张。中美两国已经在抵消“四国”方案对2005年联合国改革进程的干扰方面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合作。今后，两国在增进联合国机构效率、推动“和平建设委员会”对国际维和的领导、增加联合国对全球发展进程的主导性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政策协调与合作空间。
随着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美两国在以世贸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制度中的交往互动，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敦促甚至迫使中国履约，并通过世贸裁决机制和自己的国内法律，应对中国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双方在推动世贸多哈回合谈判，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寻找共同利益的自觉性都在增加。
美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虽然也面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但一直把在多边机制中推进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国策。中国作为新近的wto成员，也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中国希望在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更好地反映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努力改良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性不合理规定。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尽管两国在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发展中国家自然人流动的开放，以及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利益分歧和认识差异，但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是希望不断加强与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并为推动多哈贸易谈判取得进展而积极努力，为今后具体的谈判模式奠定基础。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中美两国在推进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上的努力。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的加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的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影响国际贸易条件和金融秩序的一个日益受人关注的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意识到加强同中国在金融问题―卜的交流的重要性，定期邀请中国参与西方?国行长和财长会议，不但有助于双方协调政策，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稳步发展。
目前，中美两国正探讨和摸索中国在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能源制度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问题，虽然两国对各自责、权、利的认识尚有分歧，但维护国际金融和能源体系的健康稳定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两国在地区安全机制中的对话协调正在展开(如六方会谈、东盟地区论坛)。尽管双方对于未来地区安全制度的模式存在明显差距，但积极探索建立地区安全制度以维护地区稳定，和平解决热点问题是两国共识。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日益频繁密切的互动反映了中美关系机制化的客观态势。
四结语
“复杂性”是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各不相同，并且典型地反映在相互认知、利益互动和机制化管理三个方面。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包括中美两国在国际结构中的力量转移、两国国内经济、社会结构的演化、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的深度转变、双方领导层的更替及由此导致的双方战略规划和政策调整等因素。深入分析“复杂性”特征在双边关系结构中的体现，准确理解中美关系在新时期的特征和本质，有助于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向，不为暂时的起伏或曲折所困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又有新发展。中美之间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接近，维护一个以建设性合作为主轴的互动模式业已成为双方政策的主流，尽管这一动态的认知过程仍然充满曲折。中美相互利益关系日趋多元，矛盾与合作的“双重性”有了新发展。但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主要大国，双方对于维护和完善国际体系的稳定及有效运行有着不少相似或相近的看法，这一共同利益成为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
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2
[提要]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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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0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toddD．Stem)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无差别的，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于其破坏性影响之外。这种新的现实需要全球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的合作应对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基于双方政策立场的不断协调，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为达成全面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全球气候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障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中，两国需从战略高度出发，排除内外干扰，进一步创新政策思维，深入发掘合作议题，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从而切实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全球气候良治。
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3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我国电子政务的现状分析，阐述了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影响、制约因素，并提出了解决目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问题所应采取的路径选择。论文关键词：电子政务；意义；问题；路径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电子信息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也给传统政府的管理模式带来一场革命。但由于电子政务是一种新生事物，其技术理性与技术要求远远超出了政府管理的现实情况，这使得电子政务在建设的过程中凸现了一些问题。因此，正视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成为电子政务建设的当务之急。一、电子政务的涵义及建设电子政务意义（一）电子政务的涵义www.zhlzw.com中華勵志網电子政务是借助电子信息技术而进行的政务活动。政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政务泛指各类行政管理活动，而狭义的政务则指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活动。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采用狭义的政务概念。根据上述的狭义电子政务定义，电子政务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政府部门内部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办公；二是政府部门之间通过计算机网络而进行的信息共享和实时通信；三是政府部门通过网络与民众之间进行的双向信息交流。一个完整的电子政务系统，应当是上述这三类系统的有机结合。（二）建设电子政务的意义1．能够降低办公费用，提高工作效率。电子政务可以从多方面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如众所周知，政府每年用在文件印刷的费用是巨大的。如果这些文件在内部网站上可以查到，那么就不必花太多的钱在纸上，这样又可以保护宝贵的森林资源。随着政府采用数字系统，软件将改造政府的工作方式，从而节约成本。2．可以更高效地给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电子政务通过推进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等工作进程，从而营造运用信息及通信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的电子化虚拟机关，实现广泛范围意义的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经由各种电子化渠道进行相互沟通，并依据人们的需求、人们可以使用的形式、人们要求的时间及地点，提供人们各种不同的针对个性的服务选择。电子政务能够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扩大对外交往的渠道，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样就有利于政务公开，人民群众随时可以详细地知晓政府政务，从而有助于减少政府及其官员腐败，化解矛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3．电子政务在实现“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通常是一国内最大的“企业”，如果它带头使用技术，就会自动地提高本国的技术技能，并推动全国转移到信息市场去。政府靠行政命令或提供诱因能带动所有跟它合作业务的公司。从而推进全社会的信息化、工业化、现代化。4．提高政府决策理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质。政府信息化可使政府运用所获取和掌握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准确可靠的信息，对制定正确的决策，做出理性与科学的判断，采取有针对性和见实效的行为，进而提高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水准和质量。二、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4
关键词：内涵能源结构；国际贸易；结构政策；中美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1000307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中的内涵能源成为一大研究热点，产生了大量文献[1]，但从研究目标、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相关政策含义等方面来看，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特别是面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对于内涵能源结构特性及其政策含义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更细致的实证测算。所谓内涵能源是指产品生产的一个完整周期中所消耗的全部能源，而完整生产周期则包括产品从上游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生产到产品本身的加工制造、运输等每个环节直至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全部过程。内涵能源中不包括产品消费和最终使用中所消耗的能源。经济全球化使得同一种产品生产周期的各个环节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导致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分离，这是国际贸易内涵能源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动因之一。
与中国相关的内涵能源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全面测算。王娜等[2]基于1997年投入产出表考察了中国36个部门国际贸易商品的能耗密集度，计算和比较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能源消耗量。沈利生[3]从节省能耗的角度测算了中国2002—2005年对外贸易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中国外贸结构的变化不利于降低能耗的结论，但因假设同一部门的进口省能强度与其出口耗能强度相等，测算所得结果事实上并非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净值。齐晔等[4]发现在乐观估计下，中国在1997—2006期间是能源净出口国，而在保守估计下则进出口基本平衡。姚愉芳等[5]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出中国2005年出口能耗超过通过进口所节约的能耗，且两者之差为2197亿吨标煤。陈迎等[6]发现中国的净出口内涵能源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2002年的16%增长到2006年的257%，印证了外贸出口是拉动中国能源和能耗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顾阿伦等[7]利用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这些年份中国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相关的双边贸易内涵能源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尹显萍等[8]研究了中日贸易内涵能源问题，认为中国对日本内涵能源净出口的主要原因是两国能耗强度的差异，而在其数量的决定中，贸易结构比贸易规模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内涵能源实证测算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即使数据可得，也不可能得到绝对精确的结果。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各国统计体系、部门划分和统计口径等存在差异，使得出口数据和进口数据之间的匹配性难以得到保证；二是转口贸易大量存在，使追踪单个产品生产周期每个环节的内涵能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内涵能源实证测算中要达到零误差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测算准确性的评估主要看所使用的测算方法可能导致怎样的误差以及误差程度的大小。现有部分文献采用的测算方法在以下两方面可能导致较大误差：一是中国进口商品的内涵能源应采用出口国的能耗系数进行测算，但大多文献采用的是中国的或一个“代表性国家”的能耗系数来测算，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存在差距，而发达国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就会大大高估进口商品的内涵能源量；二是部门层次的分析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而部门的中间投入中应包括进口品的投入，部分文献或完全忽视了进口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影响，或不适当地对其进行处理，或在计算内涵能源净流出中出现推算失误，这些都可能导致很大误差。为明确判断误差的来源及其解决方案的合理性，有必要首先进行理论推导。且考虑到对双边贸易的测算所需要的数据较少且较易获得，其测算方法也相对简单，本文仅研究双边贸易的情况，在实证测算中则以中美贸易为对象。从理论分析角度来说，尽管现实中国的贸易对象众多，但内涵能源的理论问题并不因此而复杂化，所以本文的理论推导具有普遍意义；从实证测算角度来说，一国的进出口总额是与其所有贸易对象的进出口数额的加权平均和，在测算了两国间贸易之后，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向所有贸易对象进行推广亦可行且合理。
与其他文献类似，对于复杂的转口贸易部分，鉴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很高，本文不予考虑。
按此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对双边贸易的内涵能源计算进行推导；第三部分对中美贸易内涵能源的实证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及其处理加以说明；第四部分给出部门层次的实证测算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第五部分采用指数均值分解方法分析中美贸易内涵能源变化的影响因素；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国际贸易内涵能源推算
假设经济体可划分为n个产业部门，则投入产出基本模型为X=aX+Y，其中，X为总产出，Y为最终使用，两者均为n×1的列向量，a为n×n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追踪各项最终需求究竟消耗了多少各个部门的投入，将X=aX+Y移项后可得X=（i-a）-1Y，其中，（i-a）-1为Leontief逆矩阵，其元素为完全消耗系数。最终使用的构成为Y=C+G+i+eX-im，其中，C为居民最终消费，G为政府消费，i为资本形成，eX为出口，im为进口。本文并不分析国内最终使用结构问题，故记国内最终使用YD=C+G+i，则Y=C+G+i+eX-im可简化为Y=YD+eX-im。本文站在中国立场上进行推导，并假设不存在第三国贸易。
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即贸易双方均未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任何进口产品，所有进口产品均被直接投入最终使用。在这一极端假设下，Dc为n×1的中国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向量，其元素dci=eiXi表示第i部门生产单位产值所需的能源直接消耗量，则可得到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内涵能源总量eecu=Dτc（i-ac）-1eX，其中，ac为中国的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矩阵，Dτc为中国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向量Dc转置后的行向量。完全对称地，可以得到美国出口中国商品的内涵能源总量eeuc=Dτu（i-au）-1im，其中，au为美国的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矩阵，Dτu为美国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向量Du转置后的行向量。但在现实中，双方出口的商品均应区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使用产品两个部分，前者进入对方的生产过程，后者进入对方的国内最终使用环节，因此上述假设不能反映国际贸易内涵能源的真实情况。为此需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推导。
以下标i和F分别表示中间产品和最终使用产品，则有eX=eXi+eXF及im=imi+imF。以上标d和m分别表示国产商品与进口商品，且假设所有进口商品不会直接用于出口，则所有出口商品至少有一个或多个生产环节是在国内完成的，而无论是中间投入还是国内最终使用均可能来自国内生产，也可能来自进口。因此有ac=adc+amc，其中，adc和amc分别为中国的国产商品投入系数和进口商品投入系数；以及YD=YdD+YmD，其中，YdD和YmD分别为中国国内最终使用中的国产商品部分和进口商品部分。则投入产出基本模型为X=（adc+amc）X+YdD+YmD+eX-imi-imF。由此可得国产商品和进口商品各自的平衡关系为X=adcX+YdD+eX；imi=amcX；imF=YmD。由投入产出基本模型可得国产商品的完全消耗平衡关系为X=（i-adc）-1（YdD+eX）=（i-adc）-1YdD+（i-adc）-1eX，其中，（i-adc）-1YdD为国内最终使用所完全消耗的国产商品，（i-adc）-1eX为出口商品中所完全消耗的国产商品（这里包括了加工贸易范畴内的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环节所完全消耗的国产商品），分别记为YdDt和eXdt，则有YdDt=（i-adc）-1YdD；eXdt=（i-adc）-1eX。由此可得出口eX中的内涵能源总量为eecu=DτceXdt=Dτc（i-adc）-1eX。站在中国立场上，至此可以得到中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净输出为eecu-eeuc=DτceXdt-Dτuim=Dτc（i-adc）-1eX-Dτuim。
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垂直专门化问题的兴趣[9-10]，为分析进口商品在中国加工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对进口商品的流向进行推导。由imF=YmD可知，进口商品中一部分直接被用于最终使用，因此关键在于推导进口的中间产品部分的流向。将X=（i-adc）-1Ydc+（i-adc）-1eX代入imi=amcX可得imi=amc[（i-adc）-1YdD+（i-adc）-1eX]=amc（i-adc）-1YdD+amc（i-adc）-1eX。由此可见，进口的中间产品在纳入国内生产流程之后，一部分被用于国内的使用，另一部分最终被转而用于出口，两者分别由amc（i-adc）-1YdD和amc（i-adc）-1eX来反映，后项出口中所完全消耗的进口商品为eXmt，即有eXmt=amc（i-adc）-1eX。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与进口商品流向所对应的其内涵能源流向，此时将上述各项分别乘以美国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转置后的行向量即可。
顺便指出，出口的完全消耗应等于出口商品中所完全消耗的国产商品部分eXdt与出口中所完全消耗的进口商品eXmt之和，即eXdt+eXmt=[amc（i-adc）-1+（i-adc）-1]eX=（1+amc）（i-adc）-1eX。
三、中美贸易内涵能源实证测算方法与数据处理
上文的理论推导建立在只有双边贸易的假设基础上，对于实证测算，需注意中美两国与其他所有贸易伙伴的国际贸易均不纳入测算范围。考虑到对外出口的国别数据较易获得且较为可靠，本文采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数据来测算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内涵能源。
使用eecu-eeuc=Dτc（i-adc）-1eX-Dτuim进行测算的数据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产商品投入系数矩阵adc；二是美国的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向量Du。两者分别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内涵能源和美国对中国出口内涵能源的测算。本文将分别进行讨论。
1中国对美国出口内涵能源的测算
对于国内产品投入系数矩阵adc，因国家统计局未正式编制中国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一些学者通过不同的数据来源自行编制了数据表并用于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分析。齐舒畅等[11]以投入产出专项调查资料和其他调查数据为基础，试编了中国2002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并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遵义等[12]从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角度出发，编制了中国1995年、2000年和中美两国2002年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据此测算了两国出口对各自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Koopman等[13]编制了体现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张芳[14]编制了2002年和2007年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并分析了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上述文献并未提供其编制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数据，也未利用其数据进行国际贸易内涵能源的研究，因此现有研究内涵能源的文献大多基于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并采用构建简化假设的方法来做实证测算。
需要指出的是，表面上看来，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测算在精确性上存在明显优势，但事实上，自行编制投入产出表并非通过全面调查来获得数据，因而只可能通过构建简化假设来对数据进行估算和处理，其结果的精确性同样依赖于关键假设和估算方法的合理性。就此而言，这两类方法孰优孰劣难以一概而论，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尽可能构建合理的假设，并对由此可能导致的偏差进行判断和估计。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方法均基于由Hummels等[9]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或“垂直专门化率”的概念和计算方式，所谓垂直专门化率等于进口商品用于出口的价值与出口额的比率。按此定义并使用本文符号，在部门层次，部门i的垂直专门化率VSi=（imiiXi）eXi=（eXiXi）imii，其中，imii为i部门进口商品中用于中间投入的产品。但只有部门进口总额imi数据的情况下，不做简化假设无法估算imii，而由imi=amcX可知，更无法推算出amc中的所有直接消耗系数，因此需要采用双重的简化假设来进行估算。秉承普遍使用的“按比例进口假设”[10]，则部门i的进口商品在国内使用中所占比例ki=imi（Xi+imi-eXi）（i=1，2，…，n）。
本如下假设：
假设1：对部门i（i=1，2，…，n），其产品被用于国内使用中所包括的最终使用和中间投入这两部分具有相同的进口商品比例。
假设2：对所有部门j（j=1，2，…，n），其所使用的来自部门i（i=1，2，…，n）的中间投入品中的进口商品比例是相同的。
在上述假设下，可构造对角矩阵K，其元素满足kii=ki（i=1，2，…，n）；kij=0（i≠j），由此可得adc=（i-K）ac。进而，利用eecu=Dτc（i-adc）eX即可测算出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由于这一测算方法扣除了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对中间投入的影响，既包括了美国也包括了所有其他贸易伙伴，因此公式本身并不因由两国贸易扩展到多国贸易而改变。但由此获得的测算结果将存在误差，其误差来源于上述两个假设。在部门层次，本文可以对其误差做出大概的判断。一个部门的国内使用中有多少来自于进口与该部门产品特性直接相关，也取决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在本项测算中则取决于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比较优势。因此，对于以中间产品为主要产出的部门，如钢铁、水泥等，国产商品直接消耗系数可能被低估；对于以最终使用产品为主要产出的部门，如服装、食品等，则恰好相反，其国产商品直接消耗系数可能被高估。
2美国对中国出口内涵能源的测算
在数据可得的条件下，美国对中国出口内涵能源的测算十分简单，但尽管美国对中国出口im的数据相对容易获得，但美国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向量Du却很难得到。
考虑到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绿色设计研究院所提供的开放式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软件（economicinput-outputLifeCycleassessment，eio-LCa）相当符合本文测算的要求，本文从美国视角来测算其对中国出口的内涵能源。eio-LCa以美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恰好与本文测算的起始年份契合。采用美国视角测算其对中国出口的内涵能源，就其测算基础的理论推导来说与测算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内涵能源是完全对称的，而实证测算则可使用eio-LCa软件的基本模型通过输入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按部门分类数据来直接得到其完全消耗的内涵能源。
数据来源的不统一导致部门分类不匹配，为此首先需对部门分类作归整处理。目前中国采用的是中国工业标准分类（CiCC），而美国则采用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世贸组织提供的数据主要依据国际海关组织的HS代码基准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其国民经济统计和能源统计则基于各国的工业标准分类。
为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还需将数据按照不变价进行折算。2007年的中美商品贸易额数据分别按2002年可比价格进行了平减，中国数据平减参照的是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美国数据平减依据来源于美国统计局网站的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
本文测算的能源消耗总量以标准煤为单位，因此各类能源的消耗量均换算为标准煤。在电能的折算中，中国采用了发电煤法和电热当量法两种方法，本文采用发电煤法进行测算，相关数据可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得。该方法的折算系数比电热当量法高，由于中国的火电在发电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应能反映我国当前发电能耗较高的现实状况。美国的能源单位采用标准油，本文采用热当量法将该数据折算为标准煤，这符合国际惯例。
四、部门层次中美贸易内涵能源实证测算及结构分析
1中美贸易内涵能源测算的总量结果
本文以中国工业标准分类为基础，结合北美的naiCS分类体系，并参考盛斌[15]的专著附录iii中贸易商品的分类方法，对数据的部门口径进行统一梳理和集结。最后所有数据统一为23个部门，而中美商品贸易涉及了其中的18个部门。
数据显示，除农林牧渔业外所有其他部门都表现为中国内涵能源的净流出，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部门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压延与制品业、化学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等行业，而矿物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行业则因贸易额本身较低而处于较不重要的位置。总体而言，中美商品贸易导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在2002年净流出5885万吨标煤，在2007年净流出12.714万吨标煤，五年之间增长了116.04%。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五年间增长了271%，其中对美国出口总额五年间的增长幅度为234.56%，均高于内涵能源出口增长幅度，这反映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内涵能源强度在不断下降。事实上，2002年和2007年中国对美国每百万美元出口商品的内涵能源分别为0.10万吨标煤和007万吨标煤，五年间下降了30%，这一趋势对中国的节能减排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此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2002年和2007年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159.431万吨标煤和280508万吨标煤，因此，其中仅对美国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内涵能源就分别占了这两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4.46%和5.57%，增长了1.11%。
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5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断上升，我国的许多大中小相关性企业与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与创新。而我国节能与节能政策工作也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顺流前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虽然当今国际社会早已将节能问题放在关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但关于节能相关问题的改善却未能有良好的进步和实践发展，特别是节能政策与微观经济学共同发展的问题，更是成为了现今我国节能工作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掣肘问题之一。
一、节能内涵探析
在现今社会经济与能源资源的现状下，做好节能工作是能源资源高度短缺的国际问题的最重要的解决方式之一。其不但是高度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还将成为未来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对于节能工作的自身内涵而言，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节能的主要内涵是指，通过不断为企业减少不必要经济损失与成本预算的方式来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在物理学看来，节能是不断通过减少自身的能源消耗，来控制自身的不必要损失的一种过程方式，其并不具备任何的某种特殊意义的内涵。
二、节能及节能政策在微观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探析
面对现今发展中如此重要的节能工作，各个国家与政府要想顺利的在自身的国家中发展节能工作，或者是推出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节能政策，就必须针对现今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发展中节能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找出根治的方法，才能真正意义的发展节能工作。
2.节能交易投资问题。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现今市场购买节能商品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讨价还价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再加上，节能商品的买卖双方都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其交易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交易方面的资金危险，从而使得买方购买的节能商品并不具备其自身的某项功能。据相关资料显示：能源密集型的大公司用于节能投资的交易费用占到节能投资的3%～8%，而对较小额的节能投资或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企业，这一比重要大得多。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节能交易投资对于现今的企业发展而言的重要性。
3.节能投资中的有限理性问题。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节能商品的自身与节能政策的提出者本身对市场中的节能商品与节能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并不能相对完善的考虑到节能发展的自身与经济的微妙关系，从而导致了整个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限制。
三、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政体的构建工作探析
面对尚存在诸多问题的节能工作以及竞争如此激烈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相关工作的管理部门势必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与改变，才能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节能工作与市场微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此，笔者在这里为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学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以供专家人士对其进行参考与分析。
1.大力调节及控制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与税收政策。我国的国家政府要大力调节及控制现今市场中的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借以做到最大程度调节我国节能政策与节能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国家政府还要不断完善与调节我国税收政策，从而做到为我国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提供更高意义的微观经济保障的作用。
2.不断完善现今节能市场信息的可靠性。对于现今市场中存在的节能信息风险，要想最大程度的提高市场中信息的可靠性，就必须对现今的节能市场进行适当合理的规划与完善，以此来不断增加节能信息的真实性、中立性以及信息传递与交易的可靠性。另外，国家政府还要适当的为节能市场提供有效的、可靠的信息，让国家的节能市场可以具备更加安全可靠的信息安全性与全面性。
3.适当的对节能经济提供激励政策。由于现今的市场节能经济政策的相关政策仍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与不完善性，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势必会造就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处处受到限制，这种非积极性的限制，很有可能会造成节能工作者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一些非积极性的思想，进而不利于整个社会节能工作的发展。因此，我国的政府势必要对节能经济采取适当合理的激励政策，从而在物质方面不断做到促进节能工作与微观经济不断发展的作用。
4.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与其它政策不同，规制政策绕过了市场主体行为调整而直接干预市场结果，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节能主体的有限理性。因此，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不断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以期做到最大程度为节能工作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做出保障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如此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我国的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要想与微观经济学取得更为深远的发展，就必须针对不同节能产品与节能技术以及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手段与方式，为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推动其更好的为我国的节能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2]王瑞,林振荣,谢永亮,吕磊,冯岩.对节能政策和措施的探讨[J].河南建材,2010,(01).
[4]郭琪.中国节能政策演变及能源效应评价[J].经济前沿,2009,(09).
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6
【关键词】思政课；双环学习；化隐为显；化识为智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17）19-0050-03
【作者简介】孙杰，江苏省震泽中学（江苏苏州，215200）教科室副主任，一级教师。
一、内涵与价值：“双环学习”的路径框架
组织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阿吉里斯在《组织学习》一书中提出了基于不同层次的“问题”，采取“单路径”或“双路径”解决逻辑的“双环学习理论”：个体的任何“行动”往往都关涉“事后实际结果”是否与“事前预期目标”相匹配的问题。如若两相匹配，则该“行动”对组织的如常运转不存在任何负面影响；而如若因为某些“错误”致使“行动”没有达成预期，即“事后结果”与“事前预期”不相匹配，那么，组织的正常运转就会产生阻力，此时就需要对造成此类阻力的“错误”予以“追责”。而“追责”存在两种路径向度：路径一是根据不匹配的“结果”单向溯源至相应“行动”，旨在通过改变既定“行动”“不规范”的策略来纠正“错误”，即所谓“单环学习”。路径二则在秉承路径一的同时，将不匹配反馈溯及导致此结果的“事前预期目标”背后的某些主导因素，从而促使个体在经由内省予以纠正，甚或放弃固有情感态度或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克服习惯性防卫所致的认知障碍，即以个体“行动”“前提变量”（个体行为的某种前提假设）的改变来纠偏“行动”策略，以谋求对既有“错误”的根本性改善，此即所谓“双环学习”。
如果说“单环学习”凸显的是对现状本身的认知，是一种墨守成规的适应性学习的话；那么，“双环学习”强调的则是对导致现状的缘由予以体察，对行为背后的元认知予以检视，在知其“应然”的同时解析、臻善进而践行背后的“所以然”。“双环学习”直指事实背后的观念预设与行为动机，以批判与质疑的姿态向某些根深蒂固的“规范”发出挑战，借由变通陈旧的思维定势与学习条框，觅得迥然不同的问题解决办法。由此，“双环学习”在“对信息加工处理，以建构知识的表征与意义”的过程中，突破了浅层学习的桎梏，以对学习、思维等认知活动监控、调节与反省的元认知视角，进行主动、批判而有意义的深度学习，促成个人“缄默知识”的自主建构与迁移应用、“识知智慧”的反思生成与范型再构，以创造性地纠偏“行动”策略、根治问题的“错误”，最终促使预期目标的达成、学习效能的提升与高阶思维的发展。一言以概之，“双环学习”以深度学习的根本旨趣，观照并助推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内在生长。
二、范式与维度：思政课“双环学习”的实践探索
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内容载体”虽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但其教育的“预期目标”却并不局囿于此，而是旨在提升学生理智、自主与反思等学习理性与探索、实践、创新等能力素养。然而，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际结果”却与之相差甚远。
受启发于“双环学习”以知其“应然”更知其“所以然”的路径克服认知障K鞭辟入里的研机析理与认知心智模式的实践创新，在《我国政府受人民的监督》一课教学中，笔者尝试在教学中离析出如下相扣诸环（见图1），施以思想政治课“双环学习”，以期在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知识背后”“所以然”与“教学预期”“应然”的两相匹配，同时借此促使学生在“勤于反思”“批判质疑”“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涵养自身“学会学习”“实践创新”等核心素养。
（一）第一环学习：明晰思想政治课“教学预期”的“应然”
旨在落实“第一环学习”目标，基于“雾霾治理”问题，笔者尝试创设一个教与学均围绕其展开的“锚点”――一个结构完整、内容真实的“雾霾治理的行政决策”主题情境，以“抛锚式教学”促使本课教学的认知性学习任务与学生的自我生活经验趋于融合，从而以丰富而有意义的“情境供应”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氛围，以基于问题的、建构性的“情境学习”为学生提供知识的多面表征，从而习得思想政治课“教学预期”的“应然”。
播放雾霾版《卷珠帘》音频，同时展示晴朗天气与雾霾天气的对比图，进一步追问：治理雾霾行政决策过程中，政府应如何与公民良性互动？如何以权力的“减法”换取生态环境的“加法”？在此基础上，以“观雾霾―话雾霾―治雾霾”的主题情境“明线”，“政府受人民监督”的教材知识“暗线”为基础创设“问题串”，让学生由浅入深地渐进思考依法行政的内涵、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措施等，从而对《我国政府受人民的监督》一课中有关“课标要求”“考纲要求”等“教学预期”的“应然”予以知识框架建构、重点难点突破。
（二）第二环学习：探寻思想政治课“教学背后”的“所以然”
1.“化隐为显”：摆脱缄默知识教学羁绊的“路径依赖”。
人的实践行为都是经由知识建构，并为知识所支配的。任何着眼特定目的的行为的“背后”，往往都潜匿着若干预设的“知识基础”。以此视角观之教学，进入课程的学生不是“空着脑袋”，其带进课堂、融入教学的也绝不仅仅只是“眼睛、耳朵或各有差异的记忆力”，而是有着大量“可意会却难言传”的缄默知识――一种“日用而不知”且很难用理性化的语言、文字或符号予以系统表述或逻辑说明的“前语言知识”。如何识别进而解读学生基于不同生活背景或认知经验而形成的缄默知识，并促使其“显性化”，就成了个体摆脱学习心理惯性防卫、克服行为动机路径依赖的核心追求所在。因此，促使缄默知识“显性化”就应创设或“复现”受教育者形成既有认知所遭遇的情境背景，以便通过“直观性教学”的开展对其既有缄默知识予以适恰检讨、修正或应用。
《我国政府受人民的监督》一课教学中，在“第一环学习”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沿循以下路径打通显性知识教学与学生缄默知识之间的认知“壁垒”，促使学生相关缄默知识得以“显现”，以便对其予以必要检讨或修正。
第一，创设事件情境，再现“认知遭际”。在创设“某市政府就位于主城区上风向的某大型水泥厂的搬迁事宜进行相关决策”问题情境的基础上，以“模拟组织召开一次政府办公会议，通过讨论为水泥厂搬迁方案的制定设计一个决策步骤”的方式“再现”与学生形成对“协商民主”相关显性认知时相似的“认知遭际”；基于“某知名媒体人调查发现环保‘数据造假’系部分官员‘权力寻租’所致”问题事件的提出，以“如何以‘权’制‘权’，治疗国人‘呼吸之痛’？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还是‘把权利放出笼子’？”模拟辩论的方式挖掘学生关于“权利与权力”认知的缄默资源。
第二，开展活动教学，引导以情入境。以“活动学习”的方式，引导学生以某种本色的实践行动予以“仿效”来外化自身的缄默知识。如，在“模拟决策”环节，教师率先化身“市长”，分析说明水泥厂搬迁“拍板”前需要走的若干“流程”。学生会效而仿之，对“实施决策”的默会认知瞬间“爆发”。
第三，鼓励沟通对话，促进自主反思。通过师生与生生之间超越教材与知识局囿的自由对话，营造一种民主、宽松的教学氛围，让学生敢于质疑问难，直指问题所在，使学生乐于标新立异，发表不同见解，使个体“缄默”的认知立场、观点或模式得以彰显的同时，亦利于他人对其进行检讨、批判或省察、思过。
2.“化识为智”：个人“识知”智慧范型的“去蔽”“养正”。
旨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深度思想政治课教学”，其根本要义在于“桥接”学生个体与思想政治课“公共知识”之间的某种意义关联，以“人在其中”的教学范式，经由自身的“经验重组或改造”，促进“公共知识”习得的个人化，让学生真正做“我自己的（思想政治课）学习”的“主人”，进而在此基础上达成知识“隐喻”生成的智慧化，从而实现“教学结果”与“教学预期”的行知匹配。
去知识之“蔽”，蒙智慧之“正”。“化识为智”，凸显于学生从知识习得经主动内化到实践运用、从实践运用经理性反思到智慧生成的“转化”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其与所处生活境遇的探究体验、对话互动、质疑反思等“识知”实践。因此，促进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公共知识”内涵理解的“个人化”与“识知”范型的“智慧化”，应让学生在真实或由多媒体所创设的拟像情境中观察现象、体验过程、探究规律、解读知识，探究自身境遇存在状态、洞察此中各种可能“关系”，从而重组和改造既有经验，在思想政治课“公共知识”与“实践经验”二次个人化的过程中“化识为智”。
在“雾霾治理决策”主题统领下，基于多媒体技术，笔者尝试将教学拟像情境与“依法行政”“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等思想政治课“公共知识”进行深度整合，为学生创设一种立体而近乎真实的学习流体验――整堂课既虚拟了“模拟组织召开政府办公会议，通过讨论为水泥厂搬迁方案的制定设计若干决策步骤”等生活化的实践场景，也聚焦了“知名媒体人现身说法，深度调查环保领域‘权力寻租’，问诘如何以‘权’制‘权’”等思辨式的两难情境，从而赋予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公共知识”学习的生命体验与行政决策“个人知识”的流动生成，从而为下一步的“智慧生成”做好必要的准备。
教师应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与差异的“个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以辩证否定的质疑精神去挖掘、去思考潜匿于“公共知识”与“个人经验”背后的某些“问题”，使自己加工知识的“识知”力在超越当下指向未来、超越“应然”追问“所以然”的过程中，渐次养成自觉变换思考角度审视某些“理所当然”的假设或定论的批判性与思辨性，从而为学生超越思想政治课“教学预期”等应然“公共知识”的局囿与基于特定情境或经验的“个人知识”的束缚作必要的铺陈，最终展现出对知识的更强的适应性与创发力，为学会如何学习的“元学习”智慧的发展奠基。
“模拟决策”环节，在对“决策步骤”分类归纳、效果评估之后，笔者抛出“照此步骤实施能保证决策万无一失吗？”“如若出现失误该怎么办？”两个具有一定深度且前后承接的设问；“模拟辩论”环节，在对“治理雾霾行政决策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做出必要解读之后，笔者预设了“以‘权’制‘权’，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以‘权’制‘权’，要把权利放出笼子”两个颇具思辨性的辩题。引导学生置身基于体验的生活情境或问题视阈，将此情境或问题与“个人知识”结构形成意义连接，从而以批判的视角提出个人的见解，实现个人“识知”范型的智慧化，真正“化识为智”。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课的“双环学习”，以“非认知学习”的名义“唤醒”了教育者对“知识教学”本义的重新审视，以深度学习的践履触及了知识“应然”背后的某些教育的“所以然”，对于转型教学核心旨趣、发展学生核心素养o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克里斯・阿吉里斯.组织学习[m].张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石中英.缄默知识与师范教育[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1（03）.
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7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布什政府 军控 防扩散
布什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军控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一些思考。美国学术界及政界人士通过发表文章或者讲话阐释这些调整和变化的原因、内容及方向，或者对调整变化本身做出评判。国内一些学术期刊也刊载了一些相关文章，探讨了国际不扩散机制的一些变化、国际军控的发展趋向、布什政府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调整、美国核战略的演变与调整、推动美国军控政策调整的一些因素等。
本文试图考察美国军控政策在冷战结束后的重大调整，探究调整的根源及此种调整与美国整个安全政策变化的关联。本文将探讨如下几个问题：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在军控政策上的制度建设，美国推动军控制度建设的原因及其贡献，布什政府军控政策重大调整的内容、调整的原因，以及新安全环境下的美国军控政策。
一 冷战结束前后美国推动军控制度建设
国际军控机制的建设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趋于完善。最初主要关注核扩散，旨在防止有核国家的横向扩散，后来逐渐将生、化武器、常规武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载工具也纳入军备控制的范畴，同时重视有核国家的纵向扩散，防止有核国家武器系统质量和数量的提高。整个国际军控机制的建设主要是在冷战背景下由美苏两大集团主导的。这些军控制度具体表现为一些重要的条约、协定、议定书，特别是美苏(后来美俄)之间的双边协议，以此来限制武器系统研发、试验、生产、部署、使用或者转让。就参与程度和有效期限而言，国际军控机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全球性机制、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
所谓的全球性机制实质上也是一种限制或者消除某种武器系统的多边安排，之所以将其定义为“全球性”是因为这类机制对武器系统的限制基本获得了国际共识，所有国家有义务加入并遵守这些多边安排。全球性机制主要针对核、生、化武器，它通常设有一些实体性机构用于保障该机制的执行。192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会议谈判达成了《日内瓦议定书》，将细菌武器列为禁止对象。1971年12月16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简称BwC)，《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弥补了《日内瓦议定书》的缺陷，但仍然没有解决有效核查问题，目前各国正在谈判核查议定书，以期进一步有效禁止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储存及使用。《日内瓦议定书》是禁止化学武器的单项法律机制，但存在不少缺陷。1969年，设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1990年美苏签署《美苏关于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及促进多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措施的协定》有力推动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1992年3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终告结束，公约于1993年1月开放签署，1997年4月29日生效，无限期有效。为化武公约的实施，设立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虽然不能说美国在禁止生物和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美国对生、化武器的政策立场对类似国际机制的成败至关重要。例如，布什政府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政策立场极大程度上延迟了议定书的达成。
美国在确立禁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甚至无可替代。美国最早于1946年6月提出了保持美国核垄断和防止核扩散的“巴鲁克计划”，但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而未获成功。随后有关防核扩散的倡议不断提出。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第八届联合国大会上提议成立一个“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简称iaea)。它主要以从事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及防核扩散为目的，对成员国的和平核活动实施保障监督。1958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谈判一项禁止核试验的协定并建立国际管制体系。同年10月，美、苏、英三国在日内瓦正式启动谈判并暂时中止核试验。谈判历经波折，终于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达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10月生效的这份条约迄今已有176个国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简称CtBt)的谈判最初也是由美国倡议的，该条约的谈判长达近20年，于1996年9月在联大通过，迄今有172个国家签署。条约还设立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负责监督条约的执行并审议遵守情况。不仅如此，美国还曾于1959年10月倡导了《南极条约》的谈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npt)是国际社会防核扩散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防核扩散机制的基石。这个条约最初由美苏推动谈判达成，并于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迄今有188个成员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核俱乐部的扩大。条约签署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成为条约的保障监督和核查机构，曾经应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对伊拉克核武器生产能力进行调查，并承担拉美无核区的特别视察职能。
目前存在的若干多边军控和防扩散机制几乎涵盖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各个方面，美国在确立这些多边军控安排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低估。下文所提到的多边机制不一定是由美国推动创设，但这些机制建立之后，美国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并且推动成员国的扩展，促使多边机制成为国际军控中最为活跃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最早的多边机制是桑格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71年到1975年间，又称“核出口国委员会”，其宗旨是加强国际间关于核出口管制的协调与合作，防止出口用于核能和平利用的相关物项被转用于发展核武器或者其他核爆炸装置。随后成立的核供应国集团则是为达到同样目的而建立的另一个多边机制。1974年印度进行了所谓“和平”核试爆，美国随后提出建立核供应国集团，其初衷是确保供应国共同采用一套标准，防止核能合作导致核扩散。1975年，7个主要核出口国在伦敦多次召开会议，通过了《核转让准则》和《触发清单》，加强出口管制。1992年，集团通过了一项与核有关的两用设备、材料和相关技术的转让准则和清单，并提出核供应国以进口国接受全面保障监督为核出口条件。“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是由美国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于1987年建立的出口控制制度，旨在防止可运载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和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及相关技术的扩散。该机制建立后，美国频繁援引这个控制机制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对伊朗使用化学武器催生了澳大利亚集团的成立。1985年成立的澳大利亚集团其主要目标是通过采取出口许可措施，确保某些化学品、生物用品及用于制造化学和生物两用品的设施和设备的出口不会导致生化武器的扩散。对常规和两用品出口进行管制的机制是瓦森纳安排，它是在巴黎统筹委员会解体后于1996年成立的。瓦森纳安排是一个自愿的武器出口控制机制，旨在通过信息通报机制，提高常规武器、敏感两用物项及技术转让方面的透明度，从而协助成员国规范出口控制法规，防止有关敏感物项和技术扩散。
迄今为止，涉及双边军控、裁军和不扩散的机制主要是美苏以及后来美俄两国之间达成的，它客观上也是最有实质内容的军控措施。美苏之间最早于1972年达成了限制战略防御能力的《反导条约》(简称aBm条约)，从而有助于在战略武器限制及后来的战略武器削减中保持美苏／美俄的战略稳定。同一时期达成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条约是《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aLti)。1972年11月到1979年6月，美苏马拉松谈判的重要成果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aLtii)。这个条约虽然没有正式生效，但美苏都遵守了这个条约的限定。美苏之间将“限制”转为“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进行了九年，于1991年7月达成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taRti)。苏联解体后，美苏经过短暂的谈判于1993年1月达成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taRtii)。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成的另外两个条约虽然不如限制或者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那样重要，但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第一个是1974年达成的《限当量条约》，条约禁止、防止并承诺不进行超过15万吨以上的地下核试验。第二个是《和平核爆炸条约》，该条约于1976年5月签署，主要是弥补《限当量条约》不适用于为和平目的进行的地下核试验的缺陷。真正属于裁军，或者说具有革命意义的美苏双边机制是《中导条约》，这个条约签署于1987年，它从各自的武库中消除了一整类武器系统。冷战结束后，美俄之间最为重要、也是迄今最为成功的双边机制是《纳恩一卢加法案》(即《合作削减威胁法案》)。这个法案是美国单边的倡议，得到了俄罗斯的配合，它对美苏／美俄销毁战略武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国际军控和不扩散而言，无论是全球机制、多边机制，还是双边机制，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分别在不同时期就不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进行了限制、削减或者防止其进一步扩散。
二 美国推动军控制度建设的原因及其贡献
探讨美国推动军控制度建设的原因，首先需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这种制度建设所发生和存续的安全环境是什么?在具有加强军备建设的条件时，美国保持一定的克制是否会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为什么热衷于军控制度建设?简言之，需要考察战略安全环境、军控本身的价值、军控制度建设的效用。
无论是涉及军控和不扩散的全球机制、多边机制，还是双边机制，美国热衷推动军控制度建设都是在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完成的。冷战期间，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是比较清晰的，它表现为美苏之间的持久军事对立，明确的意识形态对垒，苏联是唯一核威胁来源，只有苏联具备同美国全面对抗的能力，而且美苏之间存在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战争的模式和对抗烈度也是清楚的，美苏之间将可能由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局部冲突升级为核战争。同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美苏分别对盟国提供明确或者模糊的延伸威慑(extendeddeterrence)，或者说核保护伞，这相对降低了美苏阵营之内的其他国家获取核武器的意愿。而在两大阵营之外的其他国家要么缺乏获取核武器的意愿，要么欠缺相应的技术能力，它们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虽然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以及柏林墙的倒塌大致看作冷战的结束，但美国在其安全政策上经历了短暂的乐观之后基本上维持了冷战时期的政策架构。在冷战开始到克林顿政府结束之前的这个漫长时段大致仍可看作是冷战背景。威胁的单一性、行为的可预测性和危机可以控制的特点构成了美国推动双边、多边军控，乃至全球军控制度建设的前提。
战略安全环境的需要是美国推动制度建设的充分条件，而在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初期，军控和防扩散本身所蕴涵的价值则构成了美国推动制度建设的必要条件。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在日本的使用昭示了其巨大的杀伤力，以及由此造成的重大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心理冲击，核武器从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美苏关系，两国之间进行主动或者被动的军备竞赛或者保持相对克制成为冷战的主要内容之一。冷战时期美苏均曾经做过打一场核战争的力量规划和作战准备，但形成对抗态势的时候，两国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谨慎和克制。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拥有绝对的战略核优势，但美国既没有对古巴的导弹进行打击，更没有针对苏联本土发动袭击。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意识到美苏爆发一次核战争的危险是如此的严重和真切，因此“阻止核战争，并因此阻止美苏介入的任何战争就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军控本身所具有的第一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即美苏事实上都无法接受一场彼此毁灭的核战争，防止两国爆发核冲突是两国共享的安全利益。核背景下美苏之间并非零和博弈，美苏存在合作的可能，对核战争的担忧和恐惧成了双方竭力阻止核战争的动力。美苏为此签署了《热线协定》，以便增进沟通，防止误判，同时限制或者削减战略武库，限制或者禁止核试验的方式，限制核武器向中小国家的扩散。推进军控制度建设的第二个价值是降低军费开支。缩减军备的规模可以减少相应的军费支出，对部署规模设定上限或者对某些类型的武器进行限制可能节约一些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时原本消耗的开支，虽然“军控一般都是削减未来的开支，而不是当前的开支”。例如，《反导条约》限制了战略导弹防御能力的研发部署，这在冷战时期有效防止了美苏在防御性领域进行另一场军备竞赛。而有关限制或者削减乃至完全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和协定则防止了军费开支升高到开放式军备竞赛所需的数目。又如，据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布朗估算，如果没有《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85年苏联可能会有3000件运载工具，而不仅是2250件；1800枚多弹头导弹，而不是1200枚。美国将被迫对苏联核军备的进一步膨胀做出相应反应，从而加重美国经济的负担。军控所包含的第三个价值在于，由于军控制度的建设，即使出现最糟糕的情况――爆发运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冲突，因为对武器种类、规模、部署方式的限制，可以达到降低战争发生后彼此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对抗的烈度。因此，避免一场双方都不希望的战争、减少军备竞争的费用和风险以及缩小战争一旦爆
发后的战争范围并降低对抗的烈度成为从事军控各方的共同利益，亦即军控制度建设的三个价值。
战略安全环境决定了美国推进制度建设的充分条件，军控制度建设本身蕴涵的价值决定了此种制度建设的必要条件，美国能否持续推动制度建设则取决于这种制度建设是否有效。客观上看，这种制度建设限制了美苏军备竞赛的螺旋升级。对限制还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言，且不论其初衷如何，这种限制或者削减的确使得两大核国之间爆发一场毁灭性核战争的可能逐步降低。《反导条约》限制美苏任何一方在防御性武器方面获得优势，有助于战略稳定，也使得战略武器限制或者削减的谈判能够进行并付诸实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及后来的无限期延长则有效限制了“核俱乐部”成员的数量。《全面禁止核试验》使得那些企图获得核武器的国家比以前更难以得逞。所有多边机制的建设都对供应国形成了约束，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效用，虽然不是绝对意义的有效，但至少阻滞了这种扩散势头。因此，这种军控制度建设对战略稳定和防扩散的效用是比较积极的。
当然，美国推进军控制度建设并非是“大公无私”的，它是为了促进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军控是否真正降低了核战争的风险也无法验证，并且限制或者削减某种武器系统所节省下来的开支有可能转用于其他军事项目，多边机制的建设也没能阻止印巴最终发展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曾扩散到伊拉克和利比亚，但是美国的努力的确客观上为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机制的创设、巩固做出了贡献。首先是美国主导或者推动了全球和多边机制的建立，这成为后来国际军控的基本架构。例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最初是由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演变而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由美苏推动谈判并开放签署成为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军控条约之一。其次，不管冷战时期美国是“真扩军，假裁军”，还是出自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美苏以及后来美俄之间的战略武器限制和削减客观上降低了两国拥有的庞大核武库，对战略武器进行了有意义的限制和削减，美苏／美俄对峙的烈度降低了，由两国对峙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压力相应也减少了。其三，正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军控制度建设努力，现在已经形成了有关防扩散的国际共识。防扩散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被普遍认为是有损于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并且促使一些曾经试图获得此种能力的国家在压力或者诱惑之下放弃了核武选择。这种国际共识也成了当前处理比较棘手的防扩散问题的重要道义支撑。
三美国军控政策的重大调整：布什政府的政策
美国军控制政策取向的变化始于布什就任总统并非一个严格的时间概念，实际上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国内对导弹防御问题的争论已经表明美国军控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布什总统代表了根本上怀疑军控机制效用的那些共和党右翼悲观主义者，美国的军控政策由此进入“后后冷战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美国绝对安全利益为主导、单方面政策宣示为行为方式，建立攻防兼备的“能力导向型”而不是“威胁导向型”战略力量，对美国有利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必要时可以撕毁任何有碍美国行动的军控和裁军条约，保卫美国绝对安全为终极目标，美国将据此倡导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框架。美国军控政策取向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全球军控机制建设的停滞与倒退、双边机制的弱化和后退、部分多边机制的强化和新的多边机制创设。
全球军控机制建设的停滞与倒退在布什就任总统之前就开始了。美国参议院在1999年10月否决了美国推动谈判达成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批评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存在“新孤立主义”倾向，“他们认为提高国际行为的标准毫无意义”。虽然条约被否决了，但克林顿仍表示继续争取参议院批准该条约。而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表示，美国不能依赖“不明智的条约”。2001年7月，布什政府要求参议院“无限期推迟”审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8月，布什政府宣布不再为国际现场视察能力的发展提供资金，而这是条约核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否决了一项将条约置于会议议程的决议案，并随后拒绝向联合国第二次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大会派出美国代表，重申不支持该条约。2005年5月2日至27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七届审议大会在联合国召开，美国在审议会上强调无核国家履行防扩散义务，却回避多个无核国家提出的核裁军问题，这次审议大会因为美国因素没有达成共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历经7年，在2001年上半年基本拟就。在谈判的最后关头，美国对议定书由支持转向反对。7月25日，美国宣布拒绝签署该议定书草案后，在11月份的第五次审议大会上再次重申反对立场，从而使国际社会近期达成议定书的希望彻底落空。美国在2001年7月初联合国关于小型与轻型武器违禁贸易以及所有相关问题的会议上也横生枝节。美国反对安理会在此问题上发挥更具体作用，不接受在《行动纲领》中加入有关处理民间拥有枪支和禁止向非国家群体出售武器的条文。美国似乎有意推动谈判《禁止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公约》(简称FmCt)，但其内容不能包括核查项目。
与全球机制建设停滞、倒退同步的是双边机制的弱化。美苏／美俄双边军控的重要基础是《反导条约》，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导弹防御研发甚至部署的争论使得条约遭遇挑战。布什竞选期间就明确表示要研发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如果俄罗斯拒绝修改《反导条约》条约，美国将退出条约。就任总统后，布什更是大力推进准备工作。5月1日，布什总统在美国防大学发表演讲，称必须摆脱已经签署了30年的《反导条约》的限制，因为该条约既不能反映现实，也不能指明未来，为突破《反导条约》进行舆论准备。随后，布什总统向各主要国家派出游说代表团，兜售导弹防御计划。由于美俄有关修改《反导条约》的磋商迟迟不能取得任何进展，2001年12月13日，布什总统宣布退出条约。美苏／美俄之间对战略武器的限制和削减本来是国际军控领域的一点亮色，但美国退出《反导条约》让美俄之间的战略武器削减谈判形势黯淡。第三个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仍然于2002年5月24日达成了，但条约的削减意义大打折扣。这项被布什称为“划时代条约”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又叫《莫斯科条约》，它仅仅对美俄的战略核弹头总数做了一个简单限定，并允许各方在行使国家时可以退约。这个仓促达成的条约没有核查条款，不要求销毁战略武器或者运载工具，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削减。《反导条约》废止、《莫斯科条约》达成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的战略武器条约宣告不再有效。2002年6月14日，俄罗斯宣布不再遵守StaRtii。
美国贬抑全球和双边军控机制的同时，原有多边机制不断得到加强，并且美国主导创设了新的多边机制。简单地说，原有多边机制得到加强的两个重要表现是中国加入了主要的多边机制或者加强了同多边机制的对话和
磋商，同时多边机制的成员国不断扩大。
在布什任内，美国积极主导创设新的多边防扩散机制。2002年1月发起的集装箱安全倡议(ContainerSecurityinitiative，简称CSi)目的是防止恐怖组织或利用海运集装箱袭击美国。集装箱安全倡议的主导原则是，把甄别货物安全风险和查验的环节前置在海运集装箱的出口港和装运港，使美国的边境或港口由第一道防线变为最后一道防线。截止到2006年3月底，这个倡议有26个国家的海关承诺参与，总计44个港口现在运作这个倡议，这些港口分布于北美、欧洲、亚洲和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美国拟在2006财年结束之前达到50个港口，届时将有90％跨洋进入美国的货运接受检查。另一个多边机制就是受到争议的“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Securityinitiative，简称pSi)。2003年5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波兰访问时提出了这个倡议，该倡议旨在要求参加国“利用各自的能力发展广泛的法律、外交、经济、军事等其他手段，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相关设备和技术通过海、陆、空渠道出入‘有扩散嫌疑’的国家”。随后美国大力宣传“扩散安全倡议”，扩大参与国。2004年5月31日，俄罗斯宣布加入该倡议，成为第15个成员国，至此八国集团的所有国家均已加入这个倡议。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宣称有60多个国家对“扩散安全倡议”表示了支持。此外，美国还协同其他成员国举行了多次拦截演习，截止到2005年6月，美国已经进行了11次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运相关的拦截。由于该倡议存在不少争议，美国随后推动在联合国通过一项防扩散决议，为其提供法理支持。2004年4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第4956次会议通过了第1540号决议，呼吁所有国家根据《联合国》，采取一切手段，在全球范围对不扩散领域威胁做出有效应对。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多边行动是2002年6月在加拿大卡纳斯基斯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发起的“八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材料扩散全球伙伴关系”(theG8Globalpartnershipa－gainsttheSpreadofweaponsandmaterialsofmassDestruction)。这个计划旨在防止以及庇护的国家获取或者发展核、生、化、放射性武器和导弹，以及相关材料、设备和技术，拟在未来十年筹集200亿美元资金用于销毁化学武器、拆解核潜艇、处理裂变材料、雇佣以前的核武器科学家等。2004年6月，在美国佐治亚州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通过了“确保放射源安全，不扩散核武器：一项八国集团行动计划”，旨在加强全球防扩散机制。八国同意在下次首脑会议前的一年中，不再增加进口铀浓缩和再处理设备和技术的国家的数量，并表示大力支持对美国倡导的“扩散安全倡议”和联合国1540号决议。
上述美国军控政策在全球机制、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方面的政策调整，与美国自身的军控政策调整是同步的。总的来看，美国的单边行动在布什任期内逐渐增多和加强。除了前文提到的美国大力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研发部署外，美国的核战略和核政策也在经历重大调整。首先是核战略调整。2002年1月9日，助理国防部长克劳奇在新闻会上公布了《核政策审议报告》的非机密内容。根据这个报告，美国计划大幅度改变核安全态势，不再高度依赖进攻性核武器，建立“能力导向型”而不是“威胁导向型”战略核力量，更重视常规和精确制导武器及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这种调整被认为是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将核武器的作用由威慑转为实战。其次是有关核试验的政策调整以及新型核武研制的尝试。2002年布什政府在编制2003财年国防预算时要求国会在三年内拨款4550万美元用于钻地核弹(打击加固和深埋地下的目标)的可行性研究。钻地核弹的问题引起了国内激烈的争论，在2004财年国防预算中，布什政府继续要求国会拨付1500万美元用于研究，并提出另加600万美元用于“先进概念倡议”的探索，并废止1993年的斯普莱特――弗斯修正案，为低当量核武的研制放行。由于研制新型核武争议较大，布什政府2005和2006财年的经费申请没有得到国会支持。虽然低当量核弹的研究受挫，但布什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据《洛杉矶时报》2006年6月报道，美国国会在2005年通过的国防预算中同意研制“可靠替代弹头”，以便保证美国现有核武库弹头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不仅如此，国防部最近又打算迫使国会同意发展新的非核弹头，将其装备在潜射三叉戟二型导弹上，以打击所谓的“营地、敌人导弹基地、可疑的核生化武器贮藏地等”。
另外，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军控政策也在经历重要变化。两个比较突出的例证是伊拉克和印度。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伊拉克同的关系，美国为了证实这一点在战前曾派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发表“有理有据”的演讲。战争结束后，事实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一个都不存在。在是否攻打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先有立场，然后寻找制造情报，编造证据。如果当时依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或许伊战是可以避免的。伊拉克战争表明，防扩散有时候只是美国大战略中的手段之一，是从属于“先发制人”和“政权更迭”的。这向其他国家释放了比较复杂的信号，伊战可能推动了扩散而不是慑止了扩散；有的国家也可能因此担忧美国的军事打击而放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美印之间的核技术合作同样引起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争议。1998年印巴核试验后，美国对印度进行制裁，并同中国共同推动联合国通过1172号决议，不承认印巴的核国家地位，并呼吁两国加入国际不扩散机制。七年后，美印于2005年7月18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进行民用核能的合作。按照美国前副国务卿塔尔博特的说法，美印发表联合声明的“这一天对印度是美好的，对不扩散是糟糕的”。美印核协议充分表明美国对不扩散问题立场的变化，它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美国承认核扩散是不可避免的，实在无法防止扩散，就应该设法进行管理；第二，美国开始区分将扩散区分为“好的扩散”和“坏的扩散”，典型的多重标准；第三，美国有关地区安全战略的考虑超越防扩散的关切，防扩散开始成为一个可以妥协的目标。
四 美国军控政策调整与变革的动因
如前文所述，冷战期间及结束之初实行军控符合美苏的利益，军控的确起到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目的。然而，布什就任总统后，这些激励美国进行军控制度建设的因素似乎都在发生改变，或者被认为发生了改变，美国由此实质性调整其军控政策。
推动美国调整军控政策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战略安全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威胁认知的变化。克林顿政府的八年中，美国的军控政策依然是冷战时期的思路，虽然也有一些调整，比如导弹防御政策，但基本上依然着力推动军控制度建设。布什总统是明确意识到这种安全环境的实质性
变化，并采取了所谓对应安全环境“新现实”的政策。布什在竞选期间接受《今日军控》(armsControltoday)访谈时就曾经表述过他对美国战略安全环境的认识，他认为：(1)新世纪最为重要的是保卫美国本土，美国面临多样化的安全威胁；(2)美国需要重新思考新的安全环境下核威慑的需求；(3)美俄均面临来自流氓国家、及其他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敌对国家的威胁，威胁还来自不安全的核库存以及技术的扩散，俄罗斯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冷战逻辑不再适用，美俄需要新的战略关系，而不是依靠核“恐怖平衡”促进彼此的安全需求；(4)冷战结束将近十年，但美国的核政策仍然停留在遥远的过去，克林顿政府已经用了七年多的时间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态势调适到后冷战世界，但现在依然锁定在冷战思维当中，现在是时候将冷战抛在身后，捍卫21世纪新威胁的时候了。2001年5月1日，布什总统在国防大学的讲话更进一步阐释了他对战略安全环境的判断，并提出了美国应该采取的军控政策。他说：“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一个更不确定、更难预测的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了，有更多的国家希望发展核武器。……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类国家中包含世界上一些最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必须谋求把安全建立在更充分的基础上，而不仅仅借助于可怕的同归于尽的威慑。……今天的世界要求有一项新的政策，一项积极的不扩散、反扩散和防御的广泛战略。”美国对战略安全环境或者说威胁来源的这种判断表明，冷战结束前后的军控政策将不再适用于冷战结束后的新安全环境，因此美国准备变革。如果俄罗斯不再是美国敌人，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继续尊奉“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战略，也不必坚守冷战背景下美苏之间签署的军控条约。同样，美国也不必担心因为发展新型武器系统而招致俄罗斯的对抗性反应，不论是武器系统的质量提高还是数量增加，只要能够增进美国安全，美国将毫不犹豫利用冷战结束后的战略机遇自然不难理解。由于美国将扩散威胁列为头等大事，使用各种手段加强出口管制自然符合美国逻辑，特别是在多边军控领域。由于新兴多样化威胁的不可预测、难以掌控的特点，美国也考虑为扩散一旦无法得到遏制而做好准备。
推动美国调整军控政策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突发事件及其教训。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可能不亚于第二次大战后的任何事态，它由此改变了美国看待世界安全环境的观念，并因此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威慑战略和安全政策。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威胁评估中，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成为无法想象的噩梦。为了防止这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美国将动用一切手段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为此可以不惜采取单边行动。卡迪尔・汗的地下扩散网络的被曝光从更大程度上昭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严重性。卡迪尔・汗建立了庞大的地下扩散网络，这些扩散与当下的扩散危机密切相关。这个网络为可能的买主提供离心机零部件及设计方案、武器的蓝图和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在美国看来，卡迪尔・汗核走私网络说明，“现有的防扩散机制可能不足以应付新出现的非国家扩散的威胁。基于这些机制制定的国际准则假设只有国家才有发展核武器的必要资源。根据九一一事件后拟定的一整套新的假设来看，卡迪尔・汗的经验表明上述基本假设是有缺陷的。”正是这个教训让布什政府意识到，鼓励国际社会缔结合作协议不如转向推动国家间的合作行动。美国即准备通过武力手段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需求，也准备在供应方面加强管制，既包括了防扩散也包括反扩散手段。九一一事件和卡迪尔・汗地下核网络的曝光证实并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新安全环境的判断，并成为美国推动加强原有多边军控机制和创设新的多边机制的主要动因。
第三个原因是军控机制内在的缺陷及推进军控制度建设面临的困难。美国国内对军控机制的质疑并非始于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时期有关军控机制是否能够有效满足美国安全利益需求的争议就开始了。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国会中的共和党，他们主要质疑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是无法控制的，传统的防扩散机制并不能有效慑止那些决意获得核武能力的国家，美国需要用反扩散政策取代不扩散政策。他们还质疑作为军控基石的《反导条约》和赖以实施双边军控的威慑战略――“确保相互摧毁”战略。他们认为，“确保相互摧毁”理论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增加了美国遭受意外和未经授权的导弹打击的危险，它不能有效地对付导弹向流氓国家或者扩散后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的威胁，美国现在要解决的不仅是防止扩散，还应该考虑如何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后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国际军控条约或者协定签署之后，签约国能否信守条约成为问题，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所涉及的扩散问题加强了这些质疑的声音。同样，军控机制的确存在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正被一些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所利用。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国家放弃了发展核武能力的权利，但同时有权发展民用核能。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很难平衡防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的关系。因为某些国家可能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幌子，借机发展核武能力。另外，冷战结束的新形势让美国感到继续推进军控制度建设存在一定困难。例如，参与军控的国家增多之后，谈判一项国际协议的时间加长，达成协议的难度加大，美国要实现其军控目的难度增加。冷战结束后，军控机制效用不彰的这种状况让美国丧失了推动军控制度建设的动力。
第四个推动美国调整军控政策的因素是决策者的政策倾向和国内政治环境。虽然战略安全环境的改变为美国军控政策调整提供了条件，但这种调整能否实现仍然受到总统政策偏好的影响。按照杰里尔・a．罗赛蒂的分析，决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确定议程，因为如果最终要制定一项政策，必须有问题要引起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的关注。作为制定政策的第二阶段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决策过程本身，也就是决策者相互作用从而达成某种决定的阶段。最后是执行政策，即由政府官员实施决定的阶段。”布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里根一样将军控议题看作外交政策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总统，因此他能够在政策形成的三个阶段都施加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个人的信念、气质和风格都加速了美国军控政策的调整。他将军控议题列为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人力资源。布什总统变革美国军控政策的这种偏好同时受到了国内政治环境和突发事件的推动。一般而言，总统是各项政策的“加速器”，总统可以倡导、实施或者促成某项政策，也可以否决、反对一项政策；国会则对各项政策起到“刹车”的作用，既制约总统提出的立法，也可以总统对国会立法的否决。但事实上，国会中共和党在过去6年中始终是控制众议院甚至是参众两院的多数党，这种权力分布显然有利于布什总统调整美国的军控政策，布什总统也的确获得了来自国会的舆论、立法和经费方面的支持。九一一这个突发事件构成了布什政府调整美国军控政策的另一个推力。九一一事件让
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吸取的教训是：不愿意接受军控所包含的相互克制的内容，怀疑双边或者多边军控机制的效用，强化美国军事力量，为最坏情况做出准备。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保守力量和自由派力量所处的平台已经不平等，自由派倡导谈判、军控的声音受到了压抑，保守派声音能够获得了更大的市场。
五 新安全环境下的美国军控政策
布什政府六年来的军控政策调整已经基本上展现了新安全环境下美国的军控政策的“新面貌”。美国为了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已经放弃了《反导条约》，这也意味着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将丧失意义。布什总统在2001年5月1日的国防大学讲话中表示：“威慑力再也不能仅仅建立在实行核报复威胁的基础上。……我希望完成改变我们关系基础的工作，即把以核恐怖平衡为基础的关系转变成以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关系。”在宣布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讲话中，布什总统也提到：“美国和俄罗斯正努力建立正式的新型战略性关系。”虽然短期内，美国并不可能完全消除“确保相会摧毁”的状态，但美国已经不再接受“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的不断提高，美国最终实现第一次打击能力并非不可能。美国的核战略已在经历重大调整，美国核武器威慑的对象重点发生转移，从主要针对苏联，转为同时应对潜在核大国和无赖国家；战略威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调整后的核战略加强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威慑，裁军可以迅速逆转、攻防能力实现结合、常规和战略威慑实现相结合。美国秉持此种威慑战略将对其他国家构成相对较大的安全压力，其他国家很难在普适的全球或者多边及双边领域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军控条约或者协定，从而对自身的军备能力形成实质性的约束。因此，美国调整核政策后，军控领域的制度建设将很难取得进展。事实上，现在美国也不愿意受到条约的约束，美俄基本上进入了无条约军控时代。制度建设不再是美国军控政策的主导方向，但这不意味着美国不重视非正式的军控机制。从布什政府迄今为止的军控政策调整所能够看到美国军控政策“新面貌”，新安全环境下的所谓适应新现实的美国军控政策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调整后的美国军控政策的第一个支柱仍然是防扩散。此时的防扩散有别于以前的防扩散，它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原有的防扩散手段，同时也增加了新的防扩散方式。美国完善第一个支柱的方式包括有选择修补、巩固现有不扩散机制、加强原有的非条约的防扩散合作、增加新的防扩散手段。当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和平利用核能与防扩散平衡方面出现的麻烦极大程度上挑战条约的未来。美国不可能剥夺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同时又要解决扩散关切。废止这个条约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修改这个条约也是不现实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就核能和平利用凝聚新的共识，解决和平利用核能可能造成的扩散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的确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2005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提出建立国际燃料银行的设想后，美国能源部长塞缪尔・博德曼旋即于9月26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愿意为那些放弃铀浓缩计划的国家提供核反应堆燃料，从而控制核武器的扩散，为此能源部将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可核查的、有保证的燃料供应安排储存17吨高浓缩铀。2006年1月底，布什总统提出了“先进能源倡议”(advancedenergyinitiative)，其中涉及核能的内容就是“全球核能伙伴计划”(Globalnuclearenergypartnership)。这个计划如果得以贯彻，将极大降低民用核能所造成的扩散隐忧。此外，美国还将继续加强出口管制机制，既包括国内完善出口管制立法，也包括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美国原来的出口管制立法现已丧失效力，目前正在酝酿新的立法。由于在平衡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问题上的分歧，新的立法已经延宕多时，美国可能会加速国内出口管制的新立法。美国还将继续努力巩固原有的多边出口管制机制，这不仅包括推动成员国的扩大，还包括更新出口管制的“触发清单”。
加强原有非条约的防扩散合作则包括继续推动“合作削减威胁”项目，并将这个项目扩大到相关国家。合作削减威胁项目最初是针对前苏联国家，解决前苏联遗留在乌、白、哈的武器系统、协助解决反应堆的转换、核武器和材料的保护、控制、衡算和集中，甚至设立赠款项目解决核科学家的就业问题，防扩散效果比较显著。现在这个项目的目标国家已经得到拓展，已扩大到伊拉克和利比亚，以后如果朝核和伊核问题获致解决，有望继续扩大。项目力度的扩大则表现在“八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材料扩散全球伙伴关系”，以及后续的计划和倡议。新的防扩散手段则包括现在美国提出的集装箱安全倡议及“百万港口”(megaports)计划。美国将继续推动其他国家同美国合作，加入这些双边的倡议，从而编织复杂的防扩散网络。美国以后也可能提出新的防扩散手段，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条约机制面临的麻烦就是守约(compliance)问题，美国将在国际社会推动加强守约的各种倡议和手段，不断强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能力。此外，美国还可能推动《禁止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公约》的谈判，敦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正式批准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确定所有国家完成全面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协议等。
调整后的美国军控政策第二个支柱是反扩散，它主要是针对扩散的接受方实施的战略或者政策。根据2002年12月公布的《抗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反扩散包括禁阻、威慑、防御与缓解几项内容。所谓禁阻是指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材料、技术和知识向敌对国家或者恐怖组织转移。这种手段是在不扩散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采取主动措施进行拦截，具体表现为美国的“扩散安全倡议”。现在美国号称已经有60个国家同意支持和合作，美国将继续推动成员国的增加，并落实合作的具体内容。威慑主要是政策宣示的威慑和军事力量的威慑，既有劝阻的内容，也有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威慑中的实力部分既包括了常规的反应能力，也包括核反应能力。美国在2001年底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已经表明了可能进行核打击的七个国家和三种情况，这就是发出的威慑信号。此处的威慑内涵似乎还有进行制裁的含义，既有美国单边的制裁，也可能是美国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制裁。美国已经在加强军事威慑的各种手段，包括曾经提出的核钻地弹计划，以及最近的为战略导弹安装常规弹头的设想。防御和缓解是在上述不扩散、禁阻、威慑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政策。它包括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即在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尚未被敌对国家或者恐怖组织使用的时候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美国防扩散政策中最有争议的内容之一。防御还包括积极和消极防御两个方面。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导弹防御的主动拦截，主要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发射的助推段实施拦截，这种方式比较有效，入侵性也比较强。消极防御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种类不同而有区别。例如对于导弹的拦截，如果不进行积极防御或者积极防御失效，则在导弹飞行中段或者末段进行拦截摧毁。
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8
关键词:需求侧管理;能源效率;移峰填谷;负荷率
中图分类号：F40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内涵及意义
目前，我国整体用电水平和效率不高，一些地区的高峰用电依然紧张，电网峰谷差不断拉大，电力供应形势不容乐观。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指对用电一方实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国家通过相应政策措施来引导用户高峰时少用电，低谷时多用电，从而减轻用电高峰时段的供电压力，提高供电效率，优化用电方式的一种办法。目前普遍实行的错峰用电、全社会节能以及大客户负荷终端控制，就是需求侧管理的几个重要方面。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意义：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能够调节电力供需矛盾。对发供电部门而言，能合理提高发电设备利用率，降低发电成本及发电能源消耗，减少电力建设投资;通过峰谷电价调整企业用电时间，可以削减高峰时段电网调峰的压力，提高供电可靠性及服务水平;特别是在电力供需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大大缓解拉闸限电的压力。对政府而言，可以减轻缺电压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电力供应紧张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能减少一次性能源的消耗与污染物的排放，缓解了环境的压力。对电力客户而言: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通过峰谷用电差价，少用峰电，多用谷电，可以减少电费支出，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可以说，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的实施，可以取得使社会、电力部门及用电客户均受益的多赢局面。
二国内外电力需求侧管理现状及分析总结
电力需求侧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科学、合理利用能源的管理方法产生于美国。1978年，美国联邦公共电力法规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节能节电政策和法规，要求各州电力公司（包括国营和私营）实施“最小成本计划”和“需求侧管理”。随后，30多个州的电力或能源法规委员会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其中，实施效果最显著的是1983年加州公共电力法规委员会制定的“需求侧管理成本效益分析实施标准”。
2.1我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发展及现状
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引入需求侧管理，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近几年来在电力短缺的严峻形势下，需求侧管理为缓解用电紧张的矛盾，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电力需求侧管理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制定下发了一系列法规，开始将需求侧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些法规、制度的颁布实施，尽管为需求侧管理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法制环境，但缺乏系统性和强制性，缺乏财政、税务、物价、标准、环保等相关部门配合及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在需求侧管理的规划、政策目标、绩效评价、经验反馈等各个环节，也存在着很多欠缺。
2.2美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发展及现状
目前，美国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有以下几类：1.节能信息宣传。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直接随电费帐单向用户传递节能广告信息，提高用户节能意识；2.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3.为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提供贷款或给予补贴；4.推广蓄冷(热)设备，或免费为用户安装高效节能用电设备，以控制和转移用电负荷；5.实行灵活的价格政策，设置可中断电价，引导用户优化用电方式。
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开展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统计，2000年美国共有962个电力公司参与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实施，涉及1300多项需求侧管理计划，参与用户达2000万以上。削减高峰用电负荷0.4%到1.4%，相当于负荷增长率的20%到40%。
2.3国内外电力需求侧管理对比分析
国外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的主体主要包括3大类:一是政府，二是电力企业，三是由消费者、电力企业及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组织。
在实施主体上，国外的需求侧管理有2个特点:第1，政府在电力需求侧管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政府或国有电力公司。第2，凡是需要强制执行的法规政策，其实施主体均是政府。
我国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实施主体主要应该是电力公司，其中又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其主要原因有4点:其一，需求侧管理工作的开展应当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进行，尤其是某些标准需要得到强制执行，而这些工作的完成必须靠政府或政府的强制力来加以保障;其二，需求侧管理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受益者应该是整个社会，而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的利益代表者就应该担负起这项工作的主要职责;其三，有些需求侧管理措施可能要使电力企业亏损，如由于节能措施的实施而减少了售电量，就会使供电企业的利润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电力企业难以有作为需求侧管理主体的积极性;其四，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技术改进不仅取决于电力技术的提高，还要取决于诸如房屋设计、冰箱、水泵系统、通风系统等方面技术的提高，这涉及空气动力学、热绝缘、水动力、制冷以及其他许多领域，所以，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组织协调及相关政策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需求侧管理的目的。
三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具体措施及建议
3.1国内目前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具体措施
国内电力需求侧管理措施主要有峰谷分时电价、季节性电价、可中断电价、直接负荷控制、改变考核奖励办法、蓄能工程、向用户宣传DSm理念等。
其中，改变考核奖励办法是指从以峰荷相临时点为奖励基准值变为以用户日均负荷为奖励基准值，将用户在电网尖峰发生时段的负荷与平均负荷的差值作为降荷依据。这样既保证了在电网尖峰发生的短时间内能够有效地降低负荷，同时对售电量又不会造成影响，对用户生产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
从我国各地区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措施看，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实施峰谷分时电价，其次是蓄能工程(即蓄冷、蓄热技术的采用)、负荷控制技术等。此外，还有个别地区采用了激励措施(改变考核奖励办法)、需求侧管理的宣传以及错峰等其它措施。与国外需求侧管理措施相比，我国电力需求侧管理措施手段比较单一，尤其是对需求侧管理的宜传工作和节能措施的实施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同时，缺少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的支持，这也是制约我国DSm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2对我国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建议
在经济方面，制定一个适合市场机制的合理的电价制度，使其既能激发电力公司实施DSm的积极性，又能鼓励用户参与DSm活动。
在技术方面，要改变用户的用电方式主要有以下手段:
(1)削峰，该控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高峰时段的电力需求。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负荷控制，一种是可中断负荷控制。
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9
关键词：有效汇率；测算；贸易结构；外汇储备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5-0003-08
有效汇率作为一种衡量货币的总体情况及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竞争中的相对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货币多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其进行持续的测算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走向，而且能够为相关的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一、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
与双边汇率类似，有效汇率也有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之分。名义有效汇率（neeR）是根据一定的权重对测算国与若干样本国的名义双边汇率进行加权得到的汇率，而实际有效汇率（ReeR）是在名义有效汇率的基础上除去价格指数的影响得到的。在本文的测算过程中分别选择算术加权平均与几何加权平均两种算法进行测算。
算术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为：首先按照样本国进出口总量的比例计算出对应于每个样本国的权重。其次通过该权重求出各样本国与测算国双边名义汇率的算数加权平均，该数值即为测算国的名义有效汇率。再次利用该权重对各样本国Cpi指数的算数加权平均进行测算，将该加权平均值从名义有效汇率里剔除后，即得到算数加权平均算法下的测算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值。
在几何加权平均算法中，权重的构造与算术加权平均中的略显不同，该权重是按照测算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对各样本国的进口量和出口量进行算术加权平均得到。运用此权数对各样本国与测算国双边名义汇率进行几何加权平均的测算，即得到了测算国的名义有效汇率值。相应的平减指数的测算也选择相同的权重和算法，在名义有效汇率的基础上剔除价格指数的影响后即得到了实际有效汇率的几何加权平均算法值。
二、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测算
根据2007年对外贸易的情况，相较于2006年的测算，我们在对样本国的选择和Cpi的基期上进行了变动。
1．数据选择
（1）样本国的选择及其贸易权重。
不论是在样本国的确定还是在计算权重的过程中，都要使用中国与样本国的贸易数据，该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网站公布的进出口统计。报告利用2007年1―12月的月度数据对贸易权重进行测算。
考虑到样本地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本文在2006年选择的14个样本地区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台湾地区。选定的样本地区除包括2007年与我国贸易量最大的5个地区: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以外，还选择了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欧洲的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和俄罗斯、北美洲的加拿大、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同时还包括亚洲的与中国经济结构类似的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如图1所示。
在选定的15个地区中，除墨西哥之外，其余14个地区2007年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均位列前20位。2007年这15个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总额达17097．85亿美元，约占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78．65%。因此，建立在这15个样本地区双边汇率基础上的有效汇率是具有较强代表性的。
（2）名义双边汇率。
本文中的名义双边汇率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每月公布的双边汇率数据，将双边汇率指数的基期定为2002年1月。
（3）计算平减指数的Cpi数据。
在Cpi及其基期的选择中，本文根据CeiC数据库中的各国Cpi数据进行测算，所选择的基期保持与名义双边汇率的一致，为2002年1月。
2．测算结果
利用上述两种加权平均的方法测算出来的2007年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如表1所示。
图2、图3所描绘的分别是通过算术加权平均和几何加权平均算法计算出的2007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结果。
从算术加权平均法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的结果来看，可以把2007年人民币的整体走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7年1月至8月的整体上升阶段，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由90．07上升到94．33，升幅达4．73%，其中上半年走势波动比较大，3月份出现一次峰点，4月份回落后又开始上升。
第二阶段，是年末的整体下降阶段，8月升至全年最高点94．33后出现拐点，年末指数有所下降，但全年人民币整体仍然升值，幅度达2．51%。
另外，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几何平均法测算出的实际有效汇率结论与之相差无几。
三、测算结果的比较分析
我们对2007年的测算结果和2006年的相关结论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对测算的方法和
结果进行检验，一方面对测算结果的影响原因进行分析。
1．2007年有效汇率波动态势
有效汇率2007年全年呈现小幅升值、双向波动的态势，尽管幅度有限，但是至少表明汇率市场化开始摆脱单边市场的困扰。
由于在2007年平减指数的测算中，我们选择了与2006年不同的基期，因此对两年的实际有效汇率数据进行绝对数值上的比较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是根据几何平均算法算出的名义有效汇率的1%升值幅度是具有说服力的。尽管算术平均算法下2007年12月份的有效汇率相对于2006年12月来说，不升反降，但是2007年全年的大部分月份实现了小幅升值。这一结论仅通过2007年各月份数据与年初的数据比较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从2007年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情况来看，算术平均算法和几何平均算法下的升值幅度分别为2．51%和1．32%。见表2所示。
为了对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情况进行衡量，本文分别对两年的四种测算结果进行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计算及比较，发现2007年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明显较2006年有所提升，汇率市场化明显。
2．从Cpi的高企看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的背离及其政策涵义
根据算术加权平均法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名义有效汇率的结果来看，2007年度涨幅分别是2．51%、0．36%，几何加权平均法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名义有效汇率的年度涨幅分别是1．32%、-1．01%，两种算法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名义有效汇率的涨幅均明显存在较大差别。以算术加权平均法测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结果进行比较，2007年上半年，实际有效汇率长期低于名义有效汇率。6月开始，二者差距骤然缩小，7月、8月出现大幅反转。分析这其中的因素，不得不考虑平减指数Cpi的影响。2007年以来，Cpi持续上涨已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2005―2006年中国物价状况表现为通货紧缩；而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水平大幅上升。有关研究机构的测算数据显示，2007年Cpi上涨4．8%，其中新涨价因素达到3%，远高于通胀水平较高的2004年时的1．7%。
分析相较于名义有效汇率来说，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也是由国内通货膨胀较高的因素推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国内通胀水平的提高，同样也会降低出口竞争力，推动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加大，因此，我们认为物价因素的剔除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幅度。
从政策涵义看，无论是物价上涨，还是名义汇率升高，都可以说是逼近均衡状态的有效手段。在衡量或者评估汇率升高幅度及其影响时，仅仅关注名义汇率是远远不够的，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是片面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名义汇率升值幅度的大小，实际上蕴涵着另外一个政策选择，那就是：是选择相对较大的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和较小的物价上涨幅度，还是选择较小的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和较大的物价上涨幅度，两者之间是有替代关系的。在物价上涨压力较大时，需要更为关注通胀的压力。
3．从名义有效汇率看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联系紧密程度
有效汇率是双边汇率的加权平均，某样本国与测算国的双边汇率只是测算国有效汇率的一个影响因子，并不能够全面解释测算国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继续不断创出新高，从月度数据来看，1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间接标价为0．12758，而12月份这一标价上升为0．13415，涨幅为5．15%。与此同时,本文测算出来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最高涨幅也只有2．51%。两者涨幅相差较大，主要是因为，虽然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持续上升，但相对于其他国货币并不一定升值甚至可能有所贬值。见表3所示。
本文尝试用相关系数来描述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相关性，所选择的数据均为未经Cpi调整的名义汇率。数据结果显示虽然2006年两者正相关性表现并不明显，但2007年相关性呈现了负数，这意味着人民币有效汇率不仅不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而升值，相反还呈现了负的线性关系。因此，从两年的相关系数比较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走势不再十分紧密和亦步亦趋，在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的时期反而呈现出逐步脱钩的态势。这一点可以从图4中观察到。
4．从有效汇率看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走势与贬值原因
分析人民币兑美元连创新高时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升值的幅度远远不及，甚至在4月、11月出现大幅贬值的原因，主要是在这段时期内，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实际赶不上全球外汇市场上其他一些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升幅。图5是对2007年人民币对欧元和俄罗斯卢布汇率的描述。
虽然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韩国元及港元都在逐步地升值，但是相对于欧元、卢布来说，人民币贬值幅度分别为5．15%和2%，同样样本国中存在不少货币相对于人民币来说有所升值。不仅如此，在计算权重的过程中，由于2007年俄罗斯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以贸易额为权重计算的有效汇率中受到俄罗斯卢布的影响也较2006年有所增加。由于在测算过程中美元的权重比较大，美元的持续疲软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有一定影响，但在实际的国际金融等相关问题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以双边汇率作为考察的对象，也要更多地考虑以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
5．相较于BiS测算结果的滞后仍旧存在
图6是本文的两种算法及国际清算银行（BiS）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结果的趋势比较图。从结果上看，三种方法测算的有效汇率走势基本相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采用任何一种方法作为分析的基础。这个结论与我们通过2006年的测算得到的结论也是一致的。
与2006年的测算相仿，本文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相较于BiS的测算结果有一定的滞后性，从图6中来看，大约存在一个时间跨度的不一致性。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BiS月度双边数据选择与本文中的选择存在一个月的偏差。
四、2007年有效汇率指数的影响分析
1．有效汇率的微升依然伴随着巨额的贸易顺差
货币贬值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影响对外贸易量。传统的金融理论认为，在需求弹性较高的前提下，货币贬值可以提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和降低出口商品的的国外价格，通过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扩大贸易顺差，反之亦然。
2007年以来，伴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强的情况，我国经济依然呈现了贸易顺差总体攀升的态势，但逐月分析，有升有降。全年的贸易顺差累计为21738．3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其中有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全球产业向中国市场转移等因素，但是有效汇率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解释因素。
（1）有效汇率与对外贸易量。
在国际贸易逐步多元化的今天，用有效汇率来衡量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并据此分析本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效应，可能是更为容易观察到全貌的角度。见表4。
在2007年1月至3月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期间，我国同期出口总额由1月的866．2亿美元减少到3月的834．2亿美元。随后有效汇率下降至6月的92．74，出口数额则表现了总体上升至1032．7亿美元的趋势，随后7―9月间、10―11月间有效汇率与出口的变动方向依然相反。在年末的11―12月间，两者的变动方向再一次说明，如果不涉及时滞因素，在分析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原因时，有效汇率的变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来看，2007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并没有使得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下降，学术界对此原因的研究不在少数，例如储蓄率原因、产业转移原因等等，但是也不排除有可能是有效汇率对于对外贸易的滞后效应开始显现，滞后周期比较长等因素所致。见图7所示。
分析图7不难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势与贸易顺差大致呈现相反态势。升值加快，顺差减少；升值放慢甚至贬值，则顺差增加。尤以3月、6月、9月、11月最为典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时，贸易顺差会呈下滑走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时，贸易顺差会相应增加。而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贸易顺差已在逐渐减少，因此低估有效汇率对于进出口的影响显然是不正确的。
（2）有效汇率与对外贸易结构。
分析图7也可以看出，在实际有效汇率发生升值的过程中，也不乏有贸易顺差增大的情况出现，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同样得到了与2006年类似的结论。作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价格的汇率，它的变动事实上形成了对贸易竞争力的不同影响，与2006年的结论相似，它的变动伴随了贸易结构的某种程度上的变动。
表现为双边汇率加权平均值的有效汇率对贸易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图8、表5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性升值过程中，工业制品的出口贸易量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而相应的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量所占总量比例则保持下降。相应的，在人民币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的阶段时，贸易出口的结构发生了反向的变化，工业制品出口贸易比重呈现不断走低态势，而初级产品的比重有所增加。
但究竟是有效汇率的变动推动了贸易结构的转化，还是贸易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有效汇率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影响程度如何，都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2．积极稳妥地扩大有效汇率的弹性有助于控制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贸易顺差持续上扬的格局
我们在2006年的相关论文的研究中显示，控制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2007年上半年，外汇储备以月增幅平均达455亿美元以上的速度增长，而2007年下半年开始，这一增速略有放缓，其中，8月、9月、10月的增量接近上半年平均增量的一半。而11月份外汇储备增速加快，达到了420亿美元，12月又有小幅回落，外汇储备增加313亿美元，同比多增38亿美元。本文的研究表明，如果不涉及外汇储备形成的时滞以及不同表现形式等体制性的变化因素，有效汇率弹性的扩大可以说是推动外汇储备增速放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央行货币政策被动性的原因之一。
3．美国次贷危机下的人民币有效汇率
2007年8月份开始，由于受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影响,波及整个全球金融市场，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全球股市、汇市、信贷市场出现大幅震荡,全球主要货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牵连。在次贷危机最严重的2007年11月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与实际有效汇率衡量的人民币贬值形成了巨大的背离,当月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出现了巨额升值，达0．45%，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92．67，相较于10月份贬值幅度达到0．42%。可想而知，遭受次贷危机最严重的美元出现的持续疲软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其他样本国的货币并没有或者暂时还没有受到严重的牵连。在这种情况下，关注钉住一揽子货币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就显得更为重要。
而在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采取不断降息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进一步的流动性过剩，中美利差的反转可能进一步加剧热钱的流入，加大了通过加息来抑制国内通胀压力同时保持人民币在目前水平稳定的难度。
4．人民币的升值与融资性商品期货
2007年的中国市场上开始出现融资性进口铜这种金融工具，在紧缩性政策、银行贷款收紧、内外货币利差存在以及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该类“非消费性铜”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出现在了市场上，其用途不是用于国内消费，更多的是用来融资和套利。之所以选择铜，是由于铜每吨单价高，可以降低通过进口的融资成本，在国内外又都拥有流动性良好的期货市场，可以将进口过程中的风险锁定等。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欧美大国正处于次贷造成的经济衰退影响中：股市大幅震荡，并把投资基金从债券等投资领域中驱逐出来。当大部分投资领域都是资金充裕的机构投资者不得不回避的领域时，商品市场可能成为释放全球流动性的主要出路之一。只要存在套利的空间，类似铜市场上发生的故事，可能会在其他市场重演，并且可能会随着中美利差的增加而愈演愈烈。虽然目前我们并不能够清晰地衡量这会给中国的铜市场以及其他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如何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国际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维持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是制定汇率政策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五、2008年有效汇率指数的趋势及展望
2008年美元汇率是否会出现逆转？金融市场的动荡显示，答案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究竟多大还难以准确估算，次贷危机与楼市泡沫破灭的相互推动及其影响的扩大，正在拖累美国经济逐步陷入衰退；另一方面，美元逢大选年容易上涨的惯例是否会被打破也有待观察。但是对于人民币来说，从外部需求看，次贷危机对欧美各国的影响，美联储持续降息，美国得克萨斯油田大面积受灾，石油、黄金、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上涨，全球通胀风险加大；中国国内2008年1月份南方大部分省市出现50年一遇的罕见雨雪冰冻灾害和春节等因素影响，进一步加大了物价上升的压力，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1%，再创11年来新高，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压力是不容低估的。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市场在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7年5月2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从3‰扩大至5‰。2008年中国汇率政策的主基调是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在渐进、可控、主动的条件下逐步加大弹性，以更好地应对宏观形势和外需的变化，因此需要更多地从有效汇率视角看待人民币升值，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从趋势看，如果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继续走强，在这种国际货币环境下，2008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走势将最终取决于非美元主要货币升值幅度与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比较，甚至也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内出现不升反降的局面。
在美国经济或已逐步衰退的2008年，为准确地把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方向和弹性大小，人民币的有效汇率指数更值得关注，对于总体经济运行态势的影响也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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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内涵及其意义篇10
摘要:进入21世纪后,国际贸易中传统贸易方式与国际合作方式日益融合,全球化市场正在形成.各国政府为了实现本国贸易收益的最大化,纷纷设立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保护本国贸易和市场.技术性贸易壁垒由于其复杂的双重性,隐蔽性和有针对性等特点,使得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新贸易保护的主要形式之一.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企业要学会利用有益的一面,降低或杜绝有害的一面发挥作用;为了有效应对,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应该协调合作,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和避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要通过信息化方式建立搭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联合应对平台,借助网络和计算机的帮助,设立相应的网站服务和俱乐部的服务,并协助企业提高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价格控制机制数量控制机制信息化联合应对平台1绪论2b1.1选题背景和意义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中国经济振兴和发展过程中不可低估动力,从量能方面考虑,出口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随着中国进出口规模的增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中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对中国出口的各方面监管,标准越来越高.据国家质检总局2008年对我国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有36.1%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同程度的影响(20072006年为31.4%,2005年为25.1%)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505.42亿美元,(2007年为34.6%,年为494.59亿美元,2006年为359.2亿美元,2005年为288.13亿美元).如何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调整出口结构和数量,减小或回避对出口的影响,是政府和学者一直关注与研究的重点.随着中部崛起和湖北经济建设的进步,湖北省出口经济快速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湖北省两型社会建设,但同时湖北省的出口经济亦受到了国际新型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作为中部重点发展城市,作为经济仍具有快速增长潜力和外贸经济刚刚启动并蒸蒸日上的区域,如何更好的适应和应对这种新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已成为政府,学者特别是湖北省学者研究的重点.2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界定与理论分析3b2.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涵义与分类2.1.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涵义国内外学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所赋予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种理论:技术措施论,市场失灵论,贸易障碍论,体质差异论,福利效应论和差别待遇论[1].本文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国政府通过制定商品某些特性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以及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而制定的认证,审批和检验程序,在一国关境上达到限制商品的进出口,阻碍或削弱国外商品的竞争,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对国际贸易利益造成扭曲的一种非关税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能够调整进出口方之间贸易利益的分配,是政府主导调控和规范市场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协助进口国企业确定和巩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更是一种新式的高新技术产品竞争手段.2.1.2技术性贸易壁垒表现形式技术性贸易壁垒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大多是可量化或以具体的规则标准来实现的技术性措施,主要包括技术法规,商品验证,检疫制度和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绿色壁垒等.随着劳动者权益的提升,有关劳工标准的措施也被认为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因此广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既包括狭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还包括以劳工标准等社会条款为主的贸易措施.2.2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数量和价格作用机制技术法规和标准本身并不能对出口产生强烈的经济效应,而是通过对进口商品的数量,价格及贸易国之间的贸易顺利进行的条件等产生障碍,从而影响出口经济.(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数量控制机制如果产品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制定
,使得进口产品不能符合要求或出口国检验后认为其符合规定的要求,而在运达进口国后实行检验时却认为不符合规定,则达到了禁止或是阻碍进口的作用,与配额的作用机制相似,是典型的数量控制机制.如图2-1所示,d表示进口国对某商品的总需求函数;s表示进口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供给函数.在进口国没有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前,商品的市场价格为p0,国内供给量为oa,国内的需求量为ob,差额部分由进口产品提供,即图中的ab部分.随即,进口国以颁布新技术标准的方式对出口国设置技术要求.新的技术标准在实施初期,出口国必然有部分产品不能完全达到要求,从而不得不暂时退出进口国市场,假设进口国的需求和供给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则进口国国内的供给总量(进口商品与本国企业的供给之和)将减少,市场价格上涨为p1,国内供给量增加至oc,国内需求量减少为od,进口产品数量也减少至cd.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进口产品产生明显的数量控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