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基本分析篇1
[关键词]宪法经济哲学理论；社会经济结构；公有制；市场经济；国家所有权
宪法经济哲学属于整个宪法社会哲学理论的范畴，是宪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宪法上的经济制度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按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充分论证国家性质的基础上得出的。宪法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确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面临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对经济制度如何进行调整成为关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发生较大变化，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使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私有制的质疑。需要我们正确把握宪法经济哲学理论，运用宪法解释理论来阐述清楚中国宪法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用正确的宪法逻辑思维、社会经济规律来认知社会经济结构的要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国家所有权的性质，从根本上解决理论上、实践上的质疑与困惑。
一、宪法经济哲学本质：经济基础决定宪法的经济功能
（一）宪法反映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宪法必须反映经济基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宪法是经济社会的产物。在商品经济社会，所有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都通过商品交换来联系。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格、供求、竞争都按市场因素决定。一方面，等价交换要求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平等，拥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会打破价格、供求、竞争之间的机制。因此，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必然会要求平等的社会构造；另一方面，商品竞争要求生产者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必然要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要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由此产生自由观念。当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主导地位时，平等自由就成为普世性价值。“近代宪法正是以自由平等为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是近代宪法产生的经济条件。”譹訛其次，宪法是经济制度化的基本形式。经济制度不同于经济基础，经济制度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力量，并反映经济基础的性质。而“经济制度反映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是一种为了实现社会生产目的进行分配社会产品及管理国民经济原则的制度。”譺訛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并反映经济基础的制度，国家通过宪法来确认、调整经济关系来形成，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必须与经济关系（基础）相适应。因此，宪法确认的经济制度并不是主观的产物，它必须与一定社会阶段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为客观依据。在农业生产社会，生产关系主要靠土地建立起的人身依附关系，正是近代意义的宪法没有产生的原因。到工业社会，生产资料不再单一局限在土地，需要利用更多的矿藏、水流等资源，必然要求更先进、更平等的生产关系。因此，宪法有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分配制度，以此基础建立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决定宪法经济功能的调整
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及资源配置方式。从生产力水平发展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能源社会。从资源配置方式来看，人类社会主要存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三种类型。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各有不同，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然经济直接向市场经济转化，这种类型主要是西方发达社会经验；另一种是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逐步过渡，这种类型主要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类型。譻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从生产力水平及资源配置方式两方面来寻求改变，同时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决定着资源配置方式，农业社会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工业社会对应的是市场经济，后发型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内涵，高度集中的计划机制也为国家一定时期内快速工业化起到的催化作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商品经济时代）经历几个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虽造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但不断促进生产技术革新，使生产力水平快速步入工业社会。作为后发型国家，一方面要避免资本主义式的血腥暴力（遂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完成资本积累，面对资源极为缺乏的局面，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成为绝佳的手段，通过国家有计划的分配和积累，社会生产、交换全部按指令进行。短时间内这种模式对资本原始积累极具历史贡献，为发展中国家短时间内集中国家力量初步建立工业体系起到非常大的贡献，但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一方面，市民社会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必然存在。长时间的高积累、低分配导致社会更加贫瘠，严重阻碍市民社会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劳动者在革命精神的鼓励下具有牺牲精神，但长时间这种积极性必然受到挫伤；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内部也容易形成腐败。这也是为什么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只能存续几十年的原因。总之，当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不适应生产力水平时，社会经济结构就需要寻求转型。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如此。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初步建立工业体系后必须寻求合适的资源配置手段，社会主义改革在所难免。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改革就是如此（开放则是学习先进技术经验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型，以符合当下的生产力水平。就生产力水平来说，我国理应从一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但目前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全球化使生产力发展不得不面对既要向工业社会转变，又要向信息能源社会发展的局面。在这种特殊性下，中国有两大优势：一是计划经济模式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全球化为生产力发展短时间内提供赶超的机会。但双重转变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极好契机的同时也是巨大挑战，需要积极探讨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决定着宪法经济功能的调整。首先，宪法要按社会转型情况对国家经济制度进行调整。社会经济转型需要的经济制度需要借助宪法实现。近代宪法产生以来，国家对经济制度选择及调整都通过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实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更注重宪法有目的的指引作用。鉴于实际的生产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建立纯粹的公有制，需要盘活市民社会经济来发展生产力，但又不能走资本主义的剥削道路，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应运而生。但这种经济制度调整并不是“静悄悄的革命”譼訛，而是国家按社会经济结构的要求对经济制度的一种调整。这种调整虽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整个国家的公有制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土地、自然资源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依然不能被私有，国有经济依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其次，宪法要按实际的社会生产力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改变。市场经济产生于商品经济，作为私有制的产物，但不必然只利用于公有制社会，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也可以利用。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市场因素来配置资源，但不是将“资本所得即剩余价值或利润”归某一个人或某个集体独占，而是让国家成员分享公共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计划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长时间的高积累、低分配必然导致社会贫瘠，国家的绝对支配力量必然会被打破。要求国家经济制度放开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以适应初步工业化水平的要求。另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手段需要充分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所以，1993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写入宪法，标志着宪法按改革开放要求对经济功能进行调整。
二、充分解答“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
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论述多集中在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中，多通过经济运行规律与政治变迁进行论述。宪法集中规定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重大经济决策，问题在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如何把握国家的权力及其方式，需要宪法学的方法体系及其运用规则。只有从宪法理论上有一套正当、充分的解释哲学，在实践中才能解决诸如政府该不该管、应不应该这样行为等宪法权能的问题，对相关经济财产条款的适用以及制度的运行具有重大意义。市场经济属于市民社会产物，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达到足够的生产力水平让市民社会消亡，市场经济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公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不需要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就不存在，市场经济也无必要。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国家试图建立纯粹的公有制，用计划经济来完成一系列资本积累及国民分配。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全民优化分配，市民社会必然需要回归。借此，通过国家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策略来提高生产力。总之，计划经济做出过特殊历史贡献的同时也让国家理性认识到当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不适应生产力水平时，就应当寻求社会经济制度变革。鉴于国家选择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路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本性质及主体地位必须得以维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由此产生。在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整个国家面临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资源配置方式。因此，市民社会主导的调整方式———市场经济得以应用。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市场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类型，较西方自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与我国经济制度相融合。市场主要针对多种所有制经济下的资源配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类型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国家只是去维持基本的经济秩序。作为公有制的要求，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矿藏、水流等生产资料必须依赖国家计划、分配，不参与市场资源配置；其次，国有经济可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参与到市场（典型是国有企业作为法人在市场中进行生产、交换、竞争），但作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力量，国有经济（企业）的利益追求要体现全民所有精神，承担着公益责任及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国有经济（企业）不存在市场竞争中的那种营利性。总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既要符合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又要符合公有制为主体的要求，所以成就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社会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需要明确定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区别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第一，国家对整个市场经济运行具备宏观调控权，要保障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第二，国家要正确把握国家所有的分配权、管理权及支配权，不能将所属的生产资料参与到市场中交易。土地财政让土地使用权出让实际上就演变成让土地成为一种交易标的进入市场领域，引起自由竞争，这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城市土地作为全民所有，政府（代表国家）应尽分配义务来确保公民对土地的分享权，而不是运用市场化的支配权代替分配权。“将自然资源当作个别地方经济发展和政府部门追求利益的一种资本，在缺乏必要监督和民主程序的情况下，稀缺的自然资源在地方/部门利益的追逐下丧失，甚至有的政府将公共资源当作政府资产来支配，但又没有建立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导致全民共享机制阙如。”譽訛第三，国家通过法人代表能够进入市场，但不同于一般的营利性。国家法人一方面要体现让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追求，另一方面肩负着某种国家责任及职能（例如宏观调控），利润分配也要符合全民分享的精神。
三、源头上厘清“国家所有权的性质”
来自民法、环境法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国家所有权属于民法上的物权，从而争议不断。我国由于长时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不需要对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通过实定法来具体安排。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市民社会的不断建立，传统民法强调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意思自治）而排斥的政治国家过度干预市民社会交易，因而反对市民社会事务由政治国家干预的传统民法所有权制度备受推崇。也就导致对国家所有权的研究具有集中偏向，都去强调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资料的财产性、市场性，而忽视作为国家所有的全民性、公益性要求，导致民法学、环境法领域的研究具有局限性。物权化的国家所有权无法根本解释诸多现实及法理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公法学者开始关注国家所有权问题。江必新曾提到物权法存在许多行政法问题，尤其涉及公共利益时需要运用公权力的干预。譾訛林来梵教授甚至提出公民在河中取水的难题。譿訛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公法等不同角度研究国家所有权性质，大致形成了公法所有权说讀訛、公权说/规制说讁訛、所有制说輥輮訛、资格说輥輯訛、制度性保障说輥輰訛、义务+混合权能说。輥輱訛以上学说都开始突破传统民法所有权研究范畴，对国家所有权性质的认识有很大贡献。归根结底，对国家所有权性质的解读需要运用宪法解释理论来正确处理与宪法经济哲学解释理论的关系。宪法的经济哲学理论是处理国家经济制度问题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阐释国家所有权理论必须置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背景及基本经济制度中来。輥輲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国家所有不仅意味着人民在政治上要当家，还要在经济上做主人。首先，社会主义国家要区别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积累方法不仅暴力，而且带来残忍的剥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者永远不会和生产资料分离，能够自己支配生产资料，从而根本上杜绝了剥削制度。可以看出，国家所有的重要使命在于使全体人民自己支配生产资料，防止私有剥削制度。鉴于全体公民的整体性与公民的个体性，全体人民支配生产资料就演变成个体公民对生产资料的分享权。由此得出，国家所有实际上是保障公民的分享权。其次，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全民和国家是两个不同主体，宪法上为什么是一个等同概念？原因在于，我国作为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国家具备力量、机构等功能能帮助实现全民所有的权益。按照法学规范性表述就是：全民与国家之间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形成一种宪法关系，国家要利用力量及功能去实现全民所有的权益。这种宪法关系其实赋予了国家一种使命，即宪法义务。综上，国家所有本质上是保障公民分享权的宪法义务。国家在履行义务过程中，必然产生外在表现的权力（利），但外在表现的权能必须紧跟宪法义务。因此，宪法义务成为这种宪法关系的中心。按法理对义务的定义，宪法义务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宪法目的必须做出某种作为或某种不作为的拘束。具体而言，形成国家所有的宪法义务有：第一，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确保土地、自然资源不被私有化，借此杜绝剥削制度；第二，保障公民对生产资料的分享权，国家应有分配、保护义务，还要保障充分利用生产资料的义务；第三，国家没有超越义务的权限。这是一种消极性宪法义务，要求国家不得超越积极义务而作为。综上得出：国家所有权是在应作为的宪法义务上生成。主要表现在分配权、管理权及支配权[为了保障某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比如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等不适合公民利用开采的，尤其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国家具备直接支配权。]。通过以上分析，对国家所有的认知不仅可以超脱传统民法学视角，而且可以将国家所有权置于中国特定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背景中来，从而成立一种新的国家所有权运行理论。在这样一种理论体系下，国家所有权的边界十分清楚，“取水”的困惑就此解决。
四、结语
经济学基本分析篇2
关键词：信息资源,资源共享,图书馆,利益平衡
1.引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利益就其本性而言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问会存在冲突，而利益的这种与生俱来的不法本能会导致各种利益在不断激化的冲突中同归于尽，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有必要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使其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
资源共享是人类互惠交换行为的一种，是一种打上经济烙印的行为。共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首先表明一种关系，共享关系联系着有特定目标和任务的人群，他们关注有价值的共有资源，相互之间协调行动，并形成或松或紧的组织架构，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资源共享是一种群体性行为，而在这种群体性行为背后，资源共享本质上是利益的共享。
利益共享的关键在于，必须处理好空间利益关系。美国经济学家艾德加·m．胡佛说过，利益关系处理得好，对于利益共享的相关者来说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否则，只能是一种负担。
文献资源共享是指某一个图书馆的资源为其它图书情报机构共同享用的活动。实质上指人类以文献为工具，按照互惠互利、互补余缺的原则进行的一种信息传播与交流活动。1999年1月，全国124家图书情报机构的代表云集北京，商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问题，发出《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倡议书》，倡议建立全国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标志着我国文献资源共享工作的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国内三大资源共享工程（项目），即教育部领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科技部所属的“国家科技文献中心文献资源共享网络服务系统”、文化部倡议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发展迅速，我国的图书资源共建共享建设成就喜人，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何维持共享体的长久性，在共享体内如何维持各方利益的平衡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信息资源共享的经济学分析
虽然资源被利用对社会越有益，但是信息共享不是无条件的。所谓共享，可以认为是资源在拥有者和使用者之间进行的流动。但并不是说共享是无条件的，倘若使用方不需要该资源或其不愿花费代价接受该资源，“共享”是不能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资源共享的条件是：拥有者愿意将资源共享，使用者主动接收共享资源并且不损害彼此的利益关系。不论拥有者共享资源，还是使用者接收资源都是有成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并不是无止境、无范围、无限制的全部共享的。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每项资源在进入共享前，都需要对其进行预处理，包括将该资源更新的人工处理成本、硬件设施成本分摊、实现共享的软件成本分摊，这三部分被认为是资源共享预处理成本。
假定条件：
（1）信息资源共享成本只考虑预处理成本；
（2）信息资源共享收益只与信息资源共享范围有关，并初步认为线性关系；
构造成本收益函数：
C＝C(q)＝C
R=a*q
其中：q：信息共享范围；
R：与q成正比；
C：预处理成本，信息一旦共享，不论共享程度如何，都必然产生预处理成本，该成本固定，与q无关。
函数曲线如下：
经济学基本分析篇3
[关键词]库恩范式经济学范式
一、库恩的范式理论
1.库恩范式的含义
范式(paradigm)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萨缪尔·库恩最初是用“范式”(paradigm)来表示科学研究的共同信念以及科学成就和科学变革的基本单位。1962年，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独创了范式这个概念。“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1970)中写道:“群体信奉的全部或大部分对象,我在原版书中都称之为范式,范式部分或范式类的,就是这种专业基质的组成部分,而且作为组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起作用”。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一套信念”，“概念、理论、仪器以及方法方面的成规”,“公认的科学成就”。他先后在《对我的批判的反思》和《再论范式》将范式修改为包括“概念、模型、范例在内的‘专业基质’”。库恩在《必要的张力》说：“‘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家集团所共有的“传统”,有时说是“模型或模式”,或“共同理论框架”,或“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他认为,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等,它实际上是科学家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有信念和价值标准。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家集团统力协作的基础。科学正是以“范式”或“共有心理信念”基础上的解疑难活动。“科学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不同创造性学科的特点,首先在于不同的共有价值的集合”。
2.库恩的范式革命内容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他的科学革命模式,即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科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以由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转化的跃迁方式(科学革命)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讲，也存在范式革命:前科学时期通过竞争确立范式常规科学时期解疑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旧范式交替新旧共同体更替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1）“范式”形成前夕。在前科学阶段，尚未形成该学科“范式”。库恩认为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从事同类学科的研究者对共同研究的问题基本观点没有达到共识,各种理论长期争辩和竞争，各种范式处于相互竞争的阶段。
（2）“根据规范而进行科学研究”的时期。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的工作研究者根据范式所提供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方法以及基本框架解决科研中的难题,解释实践中的有关现象。同时,又通过解决这些难题,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范式。经过长期的研究和争论,形成了同行公认的“范式”,并依靠共同信仰的范式把大家统一为一个科学共同体。
(3)范式反常阶段。科学家们发现现存范式难以解释一些新事物和新现象，范式反常现象。科学史表明,反常的科学发现必然包含了范式理论的更新和革命。
(4)范式危机阶段。当反常现象大量出现,并成为常规科学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人们开始怀疑范式,失去对范式的信任,科学共同体开始分化,这时才有可能打破旧范式的统治转向接受新范式。范式危机的出现蕴含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范式危机时期,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
(5)范式革命阶段。危机发生后,一些思想解放、具有革命批判精神的成员,就不再盲目迷信旧范式,而是勇于创新,去建立新理论、新范式取代旧理论、旧范式,以解释和吸收反常。在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各种学派的论争之后,一种新的理论学说,最终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进而取代旧范式,成为新的范式。新范式的产生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新常规科学的时期。他说:“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的过渡”。他还认为革命不仅是一种破坏,而且也是一种建设,它是“破坏和建设的统一”,“如果只抛弃旧范式,不建立新范式就等于抛弃科学”。
(6)新范式常规阶段。在新范式指导下的科学革命渐进发展。科学的发展就是以范式革命为核心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周期性不断交替的过程,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向前发展。
二、经济学的范式探讨
库恩的范式论对研究各门学科的发展规律,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学中的范式和范式危机,进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经济学范式的概念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存在着范式。经济学范式是从库恩的范式概念借用而来，“经济学范式是关于经济学规范性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的理论体系。”经济学范式是关于某个经济学科的研究人员对该门学科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共同掌握的信息、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理论体系。经济学范式不仅为经济学学者普遍认同和接受,更重要的是它一旦形成,便规定着一定时期内的特定的经济学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空间。是唯一的关于基础性经济问题规范性的理论,同时在逻辑上蕴含着该历史时期中总的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经济学分析方法,具有公理性的理论特征。
2.经济学范式创新含义
经济学学科发展遵循着:范式形成范式应用范式危机范式转换新范式形成……。在经济学前科学时期,在纷繁众多的关于规范性经济学问题观点的论争中,最终会有一个流派的规范性理论为大多数同行们所认同,成为最早的关于规范性经济学问题的科学范式。经济学范式的形成标志着系统而科学的经济学说的产生,同时也标志着前科学时期的终结和常规经济学系统发展时期的开始。随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地解释;原有范式的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下降,对未来的预测能力也日渐衰退。经济发展要求经济学理论也随之发展。“范式”危机,即表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无能为力，表明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对经济现象的本质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在科学革命时期,规范性经济学问题又重被提到争议的中心位置上。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的论争,最终,仍是由一种较其它观点更优越的被学科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和理论上升为新的经济学范式。使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范式革命引发经济学革命，如马歇尔“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范式的革命很少发生，更多的是范式的创新。经济学范式创新是新范式对前一个旧范式修正或补充，新经济学范式并不宣告旧范式生命终结。事实上，直到现在，各种研究范式长期共存，分别解释不同经济现象和解决不同的经济问题。因此，准确的说是一种经济学范式创新。
3.经济学范式变迁
（1）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范式，以价值论为基本概念的进行规范分析的“范式”。
（2）约翰·穆勒均衡分析的范式。他假定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市场自动均衡，采取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3）马歇尔边际范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广泛地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的范式。
（4）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凯恩斯在《通论》假设市场不能自动均衡，采取的是宏观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得出市场需要政府干预的结论，引发“凯恩斯革命”。
（5）当代西方经济学范式。自上个世纪70年代年代以来，西方传统经济学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针对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与现实不合进行分析范式修正。萨缪尔森对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取综合分析方法，构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科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后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不完全信息，从而对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进行修正。
（6）马克思研究范式。它是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方法，以劳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范式。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创新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指导。一个科学的、适合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应当包含以下要素：
1.以“马克思范式”和邓小平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供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邓小平理论为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
2.坚持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发展问题的范式的基本观点之一。这对分析和解决现阶段发展问题提供基本思路和方法。其“五个统筹”的思想为解决经济社会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
3.借鉴国外科学分析方法
在坚持辨证唯物法，吸收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制度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规范分析、统计分析和经济计量模型等等分析方法，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
4.遵循科学经济研究范式
经济学基本分析篇4
关键词：学科划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专业素质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学科划分及课程设置，提出我国经济学专业本科学生专业素质教育的一些改革思路。
一、经济学学科划分中的基础学科地位
学科分类的不断变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学科的分类及变化上不仅可以看到学科发展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该学科领域中基础学科的重要地位。同时，学科的划分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科构成的基本内容，它为教育工作者根据学科的内容、特征制定适合于本学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考核制度奠定了基础。
1980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研制的学科分类系统(Cip)由教育部颁布后，经过1985年、1990年和2000年的3次修订，Cip适用于研究生专业、本科专业、专科专业、职业技术专业等；从2002年开始，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处与大学招生委员会协作制定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学科专业分类体系JaCS(theJointacademicCodingSystem)，它通用于研究生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的日本科学基金制定了学科分类，并根据学科研究动向和申请件数大约每5年调整一次：我国除了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进行了划分外，国标学科代码表(GB/t13745―92)对详细的科目也进行了编目。从经济学学科的划分看，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和英国的学科分类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都强调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从美国的情况看，他们将经济学划分为经济学(综合)、应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国际发展、国
伏润民，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际经济学等六个领域。其中，“经济学(综合)”实际上是由主流学派的核心内容“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主要内容所构成；应用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的细分，但是从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实际运行看，它涵盖了经济学具体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与国际发展、国际经济学的单独列出是为了强调这两门学科在经济学中的独立地位，计量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则是学习经济学与分析经济问题的工具。
英国将经济学划分为应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系统。除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系统外，英国的经济学学科设置与美国的设置基本相同，强调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工具。
第二，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具有一定相似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两个国家都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学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中国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所涵盖的领域较宽，日本的相对较窄。另一方面，日本将经济学说・经济思想、经济统计学、经济史、经济政策、财政学・金融论等领域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并列，形成与我国类似的二级学科，然后再进行细分。从这些学科构成的详细内容、学科研究特点上看，日本将难以归类到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中的“经济统计学”、“经济史”和“经济政策”独立出来形成二级学科比较合理。此外，将经济学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国家，几乎都将“财政学”与“金融论”归入应用经济学，而日本则将其从应用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二级学科。这种划分虽然难于寻找到科学的依据，但它突出了这两个领域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第三，学科的分类是一种学科指导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计划。在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高等学校具有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权力，国家对学科的分类只是学科发展方向的一般指导，并不对各高等学校进行强制性实施的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虽然也赋予了高等院校自主设立学科的权力，但是对学科的发展与申报上仍然实施强制性的要求，高等学校具有的自只是体现在各学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上。
从国内外经济学科划分的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在学科划分上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是遵循了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从学科自身所涵盖的内容特征、研究方法特点进行粗线条划分。例如，从内容特征划分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从研究方法特点上划分的计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等：二是从具体科目在经济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进行划分。例如，美英国家强调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日本强调的是经济政策、财政学和金融论等。此外，主要发达国家在学科划分上所采用的指导性而非强制性思想，为学科的延伸与发展、新兴学科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总之，学科的划分，不仅有利于学科管理、预见学科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具体学科的内容特征与性质，从而为形成适合于该学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奠定了基础。
二、美、英、日、中经济学课程设置的比较与启示
课程设置是根据学科涵盖内容以及学科特点制定的培养内容，因此，科学性和合理性课程设置是直接关系到学生素质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总体上看，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一，美、英、日和我国在经济学入门课程及学习经济学必备的数量基础课程的设置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学入门是学生学习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美、英、日的入门课程是通过“经济原理”(日本称为“经济原论”)这门课程来完成。我国的大部分高校几乎没有开设“经济原理”课程，而是直接进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专业基础课程，这种设置使学生在理解专业基础课程时存在较大的难度。另一方面，美、英、日在课程设置上非常强调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学习的必备知识，而且很多必备知识成为选择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前提条件。例如，美、英、日的很多大学，主修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选择专业基础课“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之前必须修完“经济原理”，同时必须修完“mathematicalmethods(Calculus/linearalgebra)”，并获得一定的学分后才能选择“微观经济学2”等专业基础课程；如果没有修完“Fundamentalmethodsofmathematicaleconomics”、“概率论”等课程是不能选择更高级次的课程。而我国针对学生选课并未在必备知识课程、专业课程选择顺序上作出强制性的要
求，很多低年级或者未修完必备知识课程的学生经常选择高年级或者高级次的专业课，这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极其不利。
第二，美、英、日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层次性教育与我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中最基本的理论课程，美、英等国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1、2”、“中级应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级宏观经济学”三个层次；日本很多高校将“微观经济学”分为3个级次，“宏观经济学”分为5个级次，尽管后两个级次的“微(宏)观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生，但是对于完成必备课程学习的高年级本科生也可以选修。从具体使用教材的内容上看，“微观经济学1、2”、“中级应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在内容上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但是层次难度却有明显的差异。前者主要通过图示、语言以及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各种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使学生理解、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后者是通过模型进行推导证明经济学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后者在内容上还增加了经典政策分析案例、对某些问题的多种学术观点和分析方法的介绍。“高级微(宏)观经济学”则只是针对某个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探讨，例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专题的研究。原则上，“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基本只作为选修课。
我国只设立了“微(宏)观经济学”一个层次的课程，难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学校使用的“微(宏)观经济学”教材的难度只相当于国外入门课程“经济原理”或“初级微(宏)观经济学”的水平。教育部推荐的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的“微(宏)观经济学”难度水平大体相当于国外的中级水平，但是，在应用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案例介绍、政策分析等分析领域显得比较薄弱。
美、英、日与我国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设置，不仅反映在难度上的层次差异、学生对基础课程的逐步深入了解和接受程度，而且在学时的安排上也反映出较大的差异。美、英、日分层次“微(宏)观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的学时安排(包括讨论课在内)周学时大约在4～6学时，我国的“微(宏)观经济学”周学时安排一般为4学时，如果考虑级次计算，美、英、日三国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时大约相当于我国的3～4倍，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对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视程度。
第三，强化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技术教育是美、英、日和我国经济学课程设置上的另一个重大差异。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和趋势是数理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应用。美、英、日三国在经济学的课程设置上十分强调实证分析技术方法的教育，他们的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几乎包含“统计分析”、“数理统计”、“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和“博弈论”等强调实证研究技术方法的课程，而且有的课程还分层次进行教学。例如“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就分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两个层次，前者为理论部分的学习，主要强调基本原理及数学推导，后者主要强调实证应用分析。
我国很多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在实证分析技术的教学上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很多大学经济学专业设置的数学、数理统计等课程较少，而且教科书中缺乏经济学的典型案例，使经济学必备的数理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严重脱节；另一方面，作为实证研究必须具备“计量经济学”课程只是从理论和基础的模型推导上进行学习，实证应用分析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四，美、英、日三国经济学专业应用性课程的多样化和一些新兴课程设置的明显增多。应用性课程(也可以理解为专业课程)的划分美、英、日三国和我国也有一定的异同。我国和美、英、日三国对应用性课程界定的共性主要表现在根据行业特征划分，例如，产业经济学(美英强调产业组织、日本强调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中国更加重视产业政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另一方面，美、英、日三国的应用性课程还从行为者主体进行划分，例如，政府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这种划分上的差异，不仅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范围，而且很多课程更加贴近现实，内容丰富和便于理解。此外，美、英、日三国，尤其是美国的很多大学将医疗服务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非营利组织经济学等新的课程纳入经济学的课程设置，这种设置反映了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的不断扩大和延伸。
总之，从课程设置上看，美、英、日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教育、技术分析手段的培养上明显强于我国，这不仅是经济学学科的内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具备很强的技术分析能力。
三、美、英、日、中教学方法、考试方式的比较与启示
课程设置体现了学科内容的构成体系，同时也从不同的层面强调了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的重要性；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重要手段；恰当考核形式的选择则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从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的选择上看主要存在以下差异。
第一，美、英与日、中国在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理论教学方法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教师的课堂面授。一般而言，美、英国对基础理论的教学基本上由教授(在英国相当于教授资格的讲授等)承担，面授时间一门课程总学时的一半左右。二是助教组织讨论和习题训练。在美国和英国的很多高校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中，除了教授的面授外还配备1～2名助教承担组织讨论和习题训练指导。讨论的内容主要对最新学习内容的理解，习题训练是包括教科书罗列的习题内容，这部分学时占总学时一半左右。美国和英国大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考试通常对面授内容进行闭卷方式，分数占总成绩的50％：讨论课和习题练习课作为平时成绩，占总分数的50％。
与此相比，日本和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则基本采用单一的面授和闭卷考试形式，对基础理论课教材所罗列的习题并不强制性的要求完成。这种教学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学生对基础理论掌握程度的差异。然而，由于日本基础理论课程的层次性很强，学生的基础理论功底又明显强于中国学生。
第二，在技术分析方法的教学上，美、英、日等国家明显强于中国。如前所述，美、英、日国家在课程设置中将“计量经济学”分为理论层面的“计量经济学”和强调应用的“应用计量经济学”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对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推导方法进行教学，后者则是在汇编微宏观大量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tSp、SpSS等软件对各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增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尤其在应用软件进行实证经济分析过程中的技巧解答，包括理论模型的修正、替代变量的选择、异常数据的处理等都包括在教学内容中。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使学生巩固经济学理论基础，而且可以通过实证分析印证理
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然而，我国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只停留在理论部分的学习，对实证分析的教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尤其是实证分析中的一些技巧问题)，这是我国在经济学学生素质培养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理论部分的教学方法与考试方式上，中外国家大体相同，主要通过采用面授和闭卷方式。应用性技术分析方法的考核上，美、英、日主要由两个部分成绩构成，一是课堂出勤与课题练习成绩约占30％～40％，期中和期末成绩占60％～70％。
第三，教学中有无“讨论发表会”或“研究讨论会”(seminar)是美、英、日与我国的重大差异。美、英、日在教学中有学术发表会或研究讨论会，而我们则没有。研究讨论会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学习讨论本学科具有重大影响学术论文；二是分析现实中重大的经济事件；三是对学生的研究成果(包括课题研究、毕业论文的前期研究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讨论。学术发表会或研究讨论会在美、英、日的教学作为一种规范的教学方式被直接纳入教学计划，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学术发表会的教学形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会如何阅读和分析学术论文，而且可以同学间分享学术观点，对学生分析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美、英和日、中国的大学在学生综合能力的考评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和英国对学生综合考评大约采用四种形式：一是规定课程完成后学分加权必须达到一定分数和级次；二是独立研究必须达到规定的级次；三是经济学综合考试必须达到一定的级次(美国尤其重视该项内容)；四是毕业论文的合格。而中国和日本主要采用规定课程必须达到一定的学分、毕业论文必须达到合格就准予毕业。由此可以看出，美、英国家的评价方式明显比日中国家更加复杂和严格。
四、提高我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素质教育的思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将经济学专业学生素质的培养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奠定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二是掌握从事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基本技术手段；三是形成对经济政策和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四是具备对本国和世界经济的描绘性知识。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都应该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结合美、英、日和我国的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式，我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素质教育改革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有最基本的核心理论，而专业课程(或者应用性课程)则是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具体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就经济学而言，最为基础的理论课程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应借鉴美、英、日的经验，强化基础理论的学习，包括区分课程设置的级次、增加课程的学时、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第二，强化经济学技术分析方法的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数理方法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应用，只有掌握经济学的技术分析方法才能看懂经济学论文、才会用严密的逻辑去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能用实证研究去印证理论和指导实践。因此，我国的高等院校必须强化经济学技术方法的学习与应用，一方面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增加诸如“应用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另一方面应该加强经济类基础数据库的建设来满足教学的需要。
第三，强化对现实经济的理解与分析。国外的经济学教学经常穿插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例如，美国的大学要求经济类学生每天必读《华尔街日报》，英国的学生必读《金融时报》，日本的学生必读《日本经济新闻》，在课堂上老师也经常对这些报纸中刊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进行分析。为此，在目前我国没有一份权威性经济类报纸的情况下，老师要收集和要求学生收集社会经济问题和现象在教学中进行分析，培养学生对经济问题和现象的敏感性。
经济学基本分析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统地显现。第一，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认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么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以用化学或物理实验去研究，不能靠单纯地感性直观，只能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去分析。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思辨的，而是历史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第三，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和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又是统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叙述就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四，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具体化，即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实际发展顺序去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个人、厂商、政府或其他组织如何进行现实生产的选择，使得资源高效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过程中会依据价值判断来做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实证经济学是采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函数关系，构建一定的经济模型，通过这种模型进行一定分析来证明经济活动选择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去分析某一时间点、某一特定市场中的某一商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决定。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现实经济活动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完全抽调时间及其相关的变动因素，静态地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反，是对经济活动变动的过程进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时间内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相关经济总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四，经济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就是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来建立一定的经济模型，然后去分析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边际分析法就是运用微积分方法去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经济增量的变化，用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其结果可以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量的比率来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
经济学基本分析篇6
【关键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经济学研究
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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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基本分析篇7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自上世纪60年代产生以来已有数十载。国内外学术界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对政府、学校、企业乃至家庭的教育决策产生了深远的、与日俱增的影响。但人们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逻辑结构等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关注不够，学术文献凤毛麟角，多在教科书中略有涉猎，而且众说纷纭。这是各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也可视为学科不成熟的重要表现。
学科的对象与方法、学科的逻辑与性质，属于学科建设的方法论。其研究的价值在于：
第一，它关系着学科研究边界的界定，一学科和他学科的区别。对于学科分类的标准，在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有英国学者培根根据人类的理性能力(记忆、想象、判断)对学科分类的主观唯心论，法国学者圣西门否定这种主观分类标准，提出以客观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分类标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圣西门提出的客观对象只是事物的表象和机械对象，他以辩证发展观把学科分类，学科间的转化视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结果，从而陷入了唯心论。恩格斯在总结科学分类历史的基础上，主张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提出科学分类的客观性与发展性原则，主张按物质运动形态对学科进行分类。后来有的学者提出以研究方法作为学科分类标准。总的说来，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分类标准是学科分类的主流，并由此形成了科学分类的框架，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哲学及其分支。尽管科学分类仍在发展，但笔者认为，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科学分类的标准，应是其研究对象，即以科学研究的客观事物作为基本标准，力求做到主客观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统一。因而科学地界定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可以使其成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学科的基本依据。
第二，它关系着学科内容与体系的构建。一个学科的基本内容及其逻辑体系的构建，应以科学研究的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为基础，它是客观事物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在人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某一个学科的逻辑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科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必定是人们认识某一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重要前提。如果人们不明确其研究的客观对象，也就难以发现其特殊的质和运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逻辑体系。
第三，它关系着学科的发展、研究空间的扩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化。伴随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每一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逐步扩展和深化，研究方法、技术手段逐步改进和完善，乃至学科间相互交叉。但每一学科都有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其研究的客观事物也必有其独特的运动规律。只有科学的界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对某一客观事物的研究才有可能不断扩展和深化。
第四，它关系着人才培养和学科持续发展。任何科学发展都经历了从逐步形成到发展、日趋成熟和完善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也是科学在代际之间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它需要多代人持续不断的探究和努力，存在着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只有继承才可能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作为未来新一代学者，首先要继承前人积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前人已经确立的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创新。
二、研究对象
关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国内外不同学者看法不尽相同。可以作如下归纳：
1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学科。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已故中国教育经济学家杨葆焜也认为：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和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在教育经济学的词条释文中也作出基本相同的表述。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是双向的，既包括教育对经济的作用，也包括经济对教育的作用。这种观点指向的是宏观上教育与教育的外部即经济的相互关系。
2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的学科。这种意见反映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将经济学，尤其是投资经济学移植到教育经济学中的表现。同人类的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一样教育需要一定的人、财.物资源投入，教育也可获得一定的产出，表现为受教育者知识、技能、能力的增进，价值观的形成等，这种资源投入与产出也就是教育的成本与效益。
3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教育资源如何配置。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科恩在他所著《教育经济学》中指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不管是用货币与否的情况下，人和社会是如何选择使用稀缺的生产资源及在社会各种成员和集团中进行(特别是通过正规教育)各种训练、发展知识、技能、智力和品德等等。这种表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在教育经济学中的移植。西方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上述三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内容所作出的概括。应如何确定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呢？笔者认为恩格斯关于科学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科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的排列，因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恩格斯将物质运动形态分为物质、机械、化学、生物和社会运动五类，与此相应，有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五类。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客体是教育中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教育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既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也有别于人类社会运动的其他形式，其本质的规定性在于传承和传播人类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以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教育所采取的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依次为父传子、师徒制、近代的以班级和学校作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学校教育，以及与之并存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种职前和在职培训等等。
教育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同人类社会其他运动形式，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管理、乃至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与教育相关的人类各种社会活动，都有其独特的运动形式与规律。与此相适应，与教育会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便逐渐形成。
在人类社会各种活动或运动形式中，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同经济活动密不可分。从教育的外部关系看，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教育的需求与供给、教育的结构与规模、教育的增长速度，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同时，教育对经济也具有与日俱增的作用。从教育内部来看，教育中也存在着经济活动。教育的进行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也可获得一定的产出：受教育者知识、技能、能力的增进，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观、品质、道德的形成等。教育中同样存在着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的问题。但教育中的经济活动，既有经济活动中的一般规律，也有其不同于一般经济活动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既然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中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它所用的基本工具，应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对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作出如下的规定:“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发展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学。前述不同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表述，都是正确的，都暗含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区别在于他们强调的着重点不同。第一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外部关系中同经济的相互关系;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内部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第三种观点强调的是教育资源如何在教育内部有效配置。
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和逻辑体系是该学科研究的客体运动规律在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反映。教育经济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同人类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由于受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制约或影响，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呈现出纷繁的运动形态，再加上人们主观认识的差异和发展，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教育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不尽相同，并在不断发展。但是当我们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并对其运动规律有了初步认识之后，仍然有可能对其内容和体系作出粗浅的概括。
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曾将教育经济学的内与效益;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如果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借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尝试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作如下的架构:微观或学校教育经济学:包括教育的需求与生产、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的“市场”结构、教育的组织与治理结构;宏观教育经济学(或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经济学）包括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财政与教育财政制度。这种概括极其粗浅，目的在于抛砖引玉。
三、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最一般意义上说，指的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技术和手段。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法与手段所达到的对客观世界抽象地、系统的认识。当一门科学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及研究的特定目的确定以后，研究方法就成为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正确的方法论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工具，它关系着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也关系着各项研究的成效。因此，在科学与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专门探究研究方法的方法学科，包括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
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世界观层次的基本方法，二是各学科的具体方法。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应是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学科研究中的具体体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客观实践作为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人们的认识也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一次终结。
作为各学科的具体方法，在上述基本方法论基础上，取决于各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不同，人们必须按照对象的特点，采用能够充分认识对象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方法。通常人们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几大类。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人类的精神现象。他们各不相同，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例如，自然现象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可重复的、无目的的，而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则是复杂多变的、不可重复的、有明显的目的性。因而其研究方法各不相同，自然科学易于做到“价值中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难以做到。自然科学广泛使用实验仪器设备等物质手段和实验方法，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往往“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诚然，这些区别是相对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他们之间也呈现相互交叉。
教育经济学是从经济学分化出来的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教育活动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基本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有西方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不同学派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也有各自的具体方法。这里只对现代经济学常用的基本方法作一概述，包括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最初来源于西方科学哲学中孔德主义和库恩的规范主义。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的问题，研究经济体系实际是怎样运行的。它作出经济行为的有关假定，对行为的后果作出分析和陈述，并以各种方式对结论进行检验。它力求说明“是什么”的问题，而不回答‘应该是什么”。规范分析回答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研究经济体系应该怎样运行。它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提出行为准则，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准则。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进行价值判断，前者主张摆脱价值判断，后者主张价值判断贯穿始终。二者的联系表现在，规范分析要以实证分析为基础，规范分析的演绎前提和结论，必须通过实证分析的实践检验，而实证分析要以规范分析为前提。经济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还在于改造世界。实证分析的问题，来自于规范分析，而且为规范目标服务，实证分析中推理的“逻辑取向”也是由规范分析规定的。因而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通常将两者结合。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方与量的对立统一。质总是有一定量的质，一定的质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量总是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一定的量总是和一定的质相联系。一定的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质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质又以一定量作为必要条件，量变超出数量界限，质就会发生改变。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总是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和精确化。定量分析必须借用数学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分析、经济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数学方法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和表达工具，它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如果离开质的分析，它将成为一种数字游戏，而且许多经济问题难以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和静止的统一，既有相对的稳定，又处于运动之中。因此，在经济研究中，应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合起来。静态分析，是对某一时间和空间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观察其水平、规模、结构、特征等。动态分析，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观察其变化的方向、趋势和速度等。二者互为前提、互相补充，区别在于动态分析加进了时间因素。
经济学中由于具体研究对象不同，分别采用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的方法。个量分析以单个经济主体为分析对象，其特点在于舍掉复杂的外在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经济活动的特征与规律。总量分析以国民经济总体为对象，假定制度不变和个量不变前提下，研究经济总量(或宏观经济）的运行特征及规律。经济活动的个量与总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个量是总量的基础，但总量并非个量简单的相加，个量总是受到总量的影响和制约。二者的争论实质是经济学中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至今未有终结。二者各有优势，又各有局限。在现实研究中，要将二者结合，才能对经济现象及其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在经济研究中常常用比较方法，包括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比较。规律总是存在于大量现象中，只有从大量的现象中才能找出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比较的方法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比较不是现象的罗列和介绍，而是要找出其异同、约束条件和共同的规律。同时，比较中的简单化的罗列现象和简单化的比较，其结论没有什么价值。
由于教育中的经济活动同经济领域中的经济活动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时，应考虑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同时，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中，研究的具体对象和问题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四、学科性质
就国内而言，对教育经济学科性质看法不同。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大多认为，它属于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国务院学位办在1998年前，曾将教育经济学列入教育科学。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多认为它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二者都能接受的观点认为它属于教育科学和经济科学的交叉学科。国务院学位办1998年在调整学位分类中，又将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管理学合并，归入管理学中的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
经济学基本分析篇8
关键词：游劝荣；法治成本；经济分析法学；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F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123－03
一、前言：我国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的现状及不足
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ofeconomicanalysis），又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analysisofLaw）或“法律经济学”（Legalanalysi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进而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的法学流派。其理论核心是将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入法学研究中，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效果，并进而改革法律制度本身]1]。其代表人物及著作主要有科斯（R．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波林斯基（m．polinsky）的《法律和经济导论》；波斯纳（R．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正义的经济学》等。经济分析法学派作为新兴的法学流派，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势头却极为迅猛，甚至达到了与传统的新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流派分庭抗礼的程度。更有甚者，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曾一口气任命了三位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学者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并通过第12291号总统令要求对所有新制定的法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该学派在西方的盛行可见一斑。
与其在西方法学界受到极大追捧的局面全然不同，我国对于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的探求才刚刚起步。究其原因，首先，由于我国学者单一知识结构的局限，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将经济学方法熟练地运用于法学领域的研究；其次，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了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偏见向经济分析法学的蔓延；最后，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移植或借鉴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理念，尚须一段较长的适应过程。因此，我国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研究领域、研究深度、研究规模都十分有限，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第二，现有成果介绍性有余而指导性不足，尚难以言及系统化，更遑论对实践给予有价值的指导；第三，研究成果分散，缺乏总纲性的理论架构，学者们在相对狭小的领域内自说自话，理论间缺乏相互沟通和联系。第四，大多数研究只是局限在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套用到法学研究领域，在“成本”、“效益”、“边际”等概念表述的背后，难寻系统的经济学模型分析，说服力十分有限；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任何方法论的移植，都涉及到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在该问题上有所关注的学者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即使是目前这些为数不多的学者的成果，也大多集中在宏观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和谐社会等宽泛的意义上，缺乏与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的具体案例的分解和剖析。①（参见前页注释①）
令人欣喜的是，兼备法学和经济学研究背景、并具学者和官员身份的游劝荣教授的力作《法治成本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的不足。②（参见前页注释②）
二、总结与超越：中国特色经济分析法学的前言
笔者认为，案头的这本《法治成本分析》的价值，可以从如下三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在理论分析上，体现出浓重的经济分析法学气息。凭借深厚的经济学修养，作者对于法治的成本进行了深入、细化的分析。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成本理念系统的引入到现代法学的解构中来。在笔者视为全书精华所在的第二章“法治成本”部分中，作者对法治的成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剖析。首先，把法治成本分为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四类。具体到法学的论域中来，认为生产成本是指制定并实施某一单位的法律所应支付的费用。边际成本是指法律的供给达到社会需求的饱和状态之前，每制定和实施一部新的法律，由于与其他法律规范相互支持和相互作用，边际成本递减。机会成本则具体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否选择法律作为调整方式；其二，在选择法律作为调整方式的前提下，具体运用何种法律手段。而交易成本又被进一步划分为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救济成本、执行和监督成本]2]。其次，从构成的角度来看，又把成本分为静态成本和动态成本。一般学者之把法律实施成本的焦点聚集于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司法成本等问题上，而这一切在游教授看来只是法治成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所谓的静态成本。进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作者提出了法治的动态成本，即所谓的效率的消解、公正的流失、体制失灵、观念失衡、社会经济负担加重等。①在笔者看来，这种法治成本动态化的眼光，至少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领域，是相当独到的。一来拓宽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二来把一些法理学、法社会学的问题兼容进来，某种程度上也淡化了经济分析法学在我国法学界纯粹的工具主义色彩。再次，在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两种关于法治建设的错误论调予以了坚决的驳斥。游教授认为目前存在两种错误论调，即无成本论和高成本论。无成本论“就是对法治本身及其进程中可能带来的负面东西……没有足够的认知，也没有理性面对的心理准备，‘天真’的认为法治及其进程一片光明、一片坦途”]3]。这又与后文的“速胜论”相互照应。而高成本论就是“认识到法治及其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路坦途，其间社会包括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为此付出成本和代价，并且认为这种代价和成本很高，以致普遍超出人们的负担能力”]4]。这又与后文的“悲观论”相互照应。这种理论向现实的过渡，正体现出作者在钻研理论问题的同时又对实践有着足够的关怀，极大凸显了著作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在案例遴选上，显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得益于常年位居相关领导岗位的关系，游教授对于现实中典型事例的关注有着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敏感性。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事例中的绝大多数都体现出了浓郁的“中国特色”。例如，在论述违法成本的部分，作者所举的某青年针对天安门广场吐一口痰罚款五角的规定而在支付了一元钱后吐了两口痰的事例，使读者对于适度的违法成本所带来的收益有了明确的认识。又如，在论述法治与效率的部分，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严打”期间出现的个别地方一味追求在“快”、“重”、“严”等方面的攀比，甚至出现七天就把犯罪分子送上刑场的事件，使读者不得不对严格程序对于法治效果的价值陷入深深的反思。再如，通过对我国普遍存在的遇到矿难就下令全省煤矿一律停产安全检查、遇到网吧大火就让所有网吧一律停业等事例的诠释，作者又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习以为常的“专项斗争”和“运动性执法”。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无不烙着“中国特色”的印记。倘若不从这些切实的案例出发，我们的社会进步和法治发展又岂能仅仅凭借一种观点的借用、一个理论的移植而轻易实现？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了经济分析法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的缺陷，而这本《法治成本分析》，恰恰在这一个极为重要却又极少人问津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表率与示范。
第三，在论证模式上，表现出浓厚的前言色彩。了解微观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微观经济学的魅力就在于将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以从中发掘出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规律，进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而经济分析法学正是由于秉承了微观经济学的这一特点，故而在法学分析的条理性、客观性上，都有着其他法学分析方法无法具备的优势。但是，这本蕴涵着浓重的经济分析法学色彩的《法制成本分析》的谋篇和行文，却大大出乎笔者意料。其一，通篇几乎没有经济分析法学基本定理的踪影。从科斯定理的第一律、第二律，到波斯纳定理的“模拟市场”理念，游教授全然不予涉及。其二，可以称为微观经济学标志之一的经济模型分析，也在该书中遍寻不着。作者也在后记中谦虚地指出：“本书只是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意在抛砖引玉。”笔者认为，这与游教授对该书的定位有关。其一，本书只是提出了一些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概念，诸如各类成本、效益等，并没有涉及具体的专题性分析，如需求弹性、价格弹性、边际成本等。这可以称为前提目的。其二，本书的另一意旨，在于将这些经济学概念引入到法学领域，并积极寻求与具体的法现象的对应关系，进而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奠定基础。这可以称为过渡目的。其三，本书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如何将我国的法治实践状况融入到具体的经济分析中来，为所谓的“第二次飞跃”提供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可以称为终极目的。综上可以发现，该书的用意，实际上是在于提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前言，或者为我国的经济分析法学划定出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围。游教授所谓的的“抛砖引玉”，大概意在于此。
三、反思与突破：法治成本分析的理论困境
虽然《法治成本分析》一书对中国特色的经济分析法学有着独到的见解，然而下列问题所带来的局限性，依然是游教授乃至所有经济分析法学人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首先，来自于经济分析法学本身的困境。毋庸置疑，经济分析法学为现代意义上的法学的解构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但是，其理论本身的困境，也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其一，和微观经济学一样，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前提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但在实践中，是否所有处于某种法律关系中的人都是纯粹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行为标准的“经济人”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差异无疑对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前提构成了挑战。其二，经济分析法学以微观经济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以定量分析为逻辑起点，而现实中诸多足以对法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现象（如道德、社会联系等）是难以进行量化的，这无疑构成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盲区。其三，微观经济学的诸多定理、推论，都建立在复杂的假设前提之下，故而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理论推导。法学作为一门联系广泛的基础社会科学，在实践中极难产生完全符合某一经济模型所有假设条件的理想状态，因此，单纯的理论分析在复杂的法律实践问题面前往往表现出些许苍白与无奈。其四，经济分析法学的最终落脚点都集中于投入产出比――即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而获得最大的收益，也就是法学领域中的“效率”问题。但是与经济学的单一目标不同，法学除了追求效率外，更注重对公平的关怀，甚至某种条件下承认公平优位于效率。理念的差异也成为了用经济犯法分析法现象的巨大障碍之一。
其次，在经济分析法学植入我国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可能诱发排斥反应的因素。其一，在经济学与法学的差异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大量引入了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限于意识形态对个学科的影响程度不同，法学则更多地保留了自己的“中国特色”。因此，作为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我国的经济分析法学必须调整好两个基础学科之间的差异，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张力关系。其二，两大法系的差异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多地吸收了大陆法系的理念与制度，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滋生于美国这一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这在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上体现出差异。例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不动产相邻各方应互相忍让，为彼此提供方便，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所不同的是，在英美法系中只有财产法而没有物权法，因此也没有相邻权法律制度，相邻方之间发生的干扰、妨害行为是用财产权规则来调整的――首先进行产权界定，分清哪是‘你的’，哪是‘我的’，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产权造成妨害和损失，就应当予以赔偿。”其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经济分析法学的“经济人”假设，从根源上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财产私有制观念。这使得该学科在试图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时，不得不面对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能够在这一鸿沟之上建立起一个坚实的支点，无疑会对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游教授的某些论述本身也存在可斟酌之处。例如，在论述法治的边际成本的时候，游教授指出：“当法律的供给达到社会需求饱和状态之前，每制定和实施一部新的法律，由于与其他法律规范相互支持和相互作用，其边际成本呈现递减趋势……也就是说，法律的供给充分而不饱和的情况下，法律的消费越充分，法律的成本就越低。”这是对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成本递减”规律的直接化用。问题在于，这里的结论是否会因为忽略了机会成本的影响而产生偏差？按照游教授本人的说法，在法治的机会成本中本来就存在选择何种法律的问题。笔者认为，为了调整某一关系，立法者首先要选择是否采用法律作为调整手段的问题；倘选择了法律，则又要选择订立何种类型的法律（诸如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单行法律还是综合性法律？等等）；倘确立了法律的类型，又要选择制定何种层级的法律（法律、法规、还是规章？）。在以上三个阶段中，任一阶段的选择出现偏差，都会导致额外的机会成本的产生，也就会影响到实际表现出来的边际成本。这似乎又反证了笔者在论述经济分析法学本身的困境的时候指出的“过多单纯的前提假设导致该学科本身难以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论断。
四、结语
著名宪法学家林来梵教授将其代表作《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称为“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而在笔者看来，游劝荣教授的《法治成本分析》无疑也将成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一种前言。在经济学概念对法学领域的渗透、把经济分析法学的一般原理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等问题上，游教授凭借深厚、扎实的法学和经济学素养做出了较为完美的回答，而这，无疑是经济分析法学这一方兴未艾的法学研究方法论在我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宝贵基础。
参考文献：
]1]王振东．现代西方法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0．
]2]游劝荣．法治成本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2－34．
经济学基本分析篇9
在工程造价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住建部提出积极引导高校参与造价管理重点课题研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选拔模式，大力推进校企合作，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1]。在此背景下,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立项了33门专业核心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在本学科专业应用领域里的核心知识和核心能力。通过一段时期的课程建设，工程经济课程在教学团队、教学目标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及课程资源建设等方面均有所改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本人现将工程经济核心课程改革中的经验、做法做一些总结和思考，供各位同仁探讨并指正。
1教学目标改革
工程经济是工程项目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更是工程设计、项目施工、工程造价从业人员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在教学过程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因此，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教学团队以工程经济学科的基本内容和建设领域执业资格考试（一级建造师、一级造价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等）对工程经济知识结构的要求构建课程知识体系，以建筑市场对工程管理人才（造价人才、施工人才）的一般能力要求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以具体工程项目的工程财务评价或国民经济评价来完善学生专业知识体系。综上所述，该课程需达到以下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要求学生在理解工程经济基本要素和资金等值计算原理的基础上掌握工程经济评价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熟悉对项目方案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工程经济评价、价值工程分析和设备更新分析的基本步骤。（2）能力目标：要求学生能对具体工程项目进行基本的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编制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工程建设全过程中的各类方案（如设计方案、施工方案、投标报价方案等）进行评价比选。（3）德育目标：就工程造价专业学生而言，工程经济在实际项目中的运用更要求学生要遵守“诚信、公正、精业、进取”的执业原则，爱岗敬业，不弄虚作假，对自己的造价成果文件负责[3]。
2教学内容改革
工程经济的教学内容可大致分为三个模块：第一模块为基本理论。这一模块的主要内容为工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工程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工程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以及工程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资金的时间价值的计算。第二模块为分析方法，由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指标、多方案的比较与选择、不确定性分析等内容组成。第三模块为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主要由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可行性研究、价值工程和设备更新的经济分析组成。在课程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工程经济课程教学调研的结果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的要求，将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安排，将教学内容划分为四大模块：投资估算编制、项目确定性分析、项目不确定性分析和经济评价。
3教学方法改革
工程经济教学内容知识点多，日常的课程教学以讲解计算方法或理论为主，学生容易感觉教学内容枯燥，考核方式科学性不够，主要考核学生对基础概念的理解和计算能力，忽视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目前，在核心课程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案例教学法和小组讨论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调整教学内容组织结构的基础上，设计最佳的课程主线，从对应的教学案例出发，引导学生积极讨论。
4教学体系改革
工程造价专业是工程技术与经济管理相互结合的复合性学科，针对该专业的特点，有必要让学生深化经济知识水平，具备利用工程经济知识知道、合理评价工程项目的能力[4]。因此，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把工程经济教学的体系进行修订，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独立实训环节。实践部分以具体工程项目财务评价进行驱动，包含课程从投资估算编制到确定性分析和不确定分析的内容，增强学生对具体项目经济评价的运用能力，掌握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为保证实训效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实际项目作为背景，介绍理论知识后即引导学生课后完成相关报表和经济指标的计算，得出项目可行性分析的结论。
经济学基本分析篇10
关键词：法经济学；海商法；研究；应用
中图分类号：DF9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1－0097－05
一、法经济学理论及对其批判
法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称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及法和经济学，是一门“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的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 。[1]法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可以追溯到边沁、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但作为一个学科，则是起源于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1937）以及《社会成本问题》（1960）中提出的交易费用原理，紧接着阿尔钦、卡拉布雷西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财产法和侵权法，芝加哥学派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波斯纳以其《法律的经济分析》及随后的其他著作将法经济学理论推向了一个高峰。早期的法经济学分析主要应用于具有明显经济特征的反托拉斯法和公用事业管制等领域，在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后，波斯纳等通过纳入各种经济学理论和假定，将法经济学分析进一步应用到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
法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财富最大化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同样也是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并且在“边际革命”兴起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广泛的运用。[2]法经济学大量运用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效率”、“机会成本”等概念，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分析方法，对传统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关系乃至全部法学理论都进行了重新阐释；法律的制定、实施过程也被赋予经济性解释，提出了制度优化和效率性改进的方案。法律制度由此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学术理解”上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3]由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分析工具相对于法学来说具有严密性和科学性，加之波斯纳在新功利主义哲学的理论支撑下，凭借其高产而影响深远的著作，法经济学理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中国也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法经济学研究团体。
然而法经济学理论自其兴起之日，在内外两个方面都遭受了各种批判。著名法经济学家麦乐怡在《法与经济学》中认为，应当区分“法与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分析”，后者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模式中研究既定社会制度中的法律问题，而前者应注重研究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研究和探索选择各种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麦乐怡的观点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所占有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是狭隘的，应将更多具有意识形态内容的研究纳入到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科斯认为在波斯纳对他的批判中，波斯纳并没有搞懂他的理论；著名法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法经济学过于理论化。在法经济学之外，尽管波斯纳认为其哲学基础是“超越于古典功利主义之上的道德观”，认为效率的观念可以和自由平等诸观念相互协调，再三强调了“正义的最普遍涵义是效率”，但其哲学基础甚至被认为还不如边沁的功利主义，因为边沁至少还考虑大多数人的福利，而波斯纳只考虑效率本身，根本不顾及平等、人权等基本原则；很多法学研究者强调经济学本身也不是完全规范和科学的，法经济学陷入了一种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的短视之中，法经济学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物；台湾学者林立在其《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中认为，经济学与法学具有“不可共量性”， 经济学以效率为终极追求，而法学自古都是“人事和正义的科学”；科斯深刻意识到经济学自身的局限，从不将其理论明确和普适于各个领域，[4]等等。
二、法经济学分析的应用评价
法经济学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各种分析工具之上，由于经济学行为科学理论相对于法学具有规范性、严密性和科学性优势，对法律的分析更具有直观和逻辑的说服力。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因为法经济学分析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明显作用，法经济学已成为一个主要的法学流派。美国法学院大多开设法经济学课程；美国总统里根在1981年任命了波斯纳、博克和温特三位在法经济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法学家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同年，还通过并颁布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但是，经济学理论也同样存在不规范、不严密的地方，法经济学分析如果没有边界，自然容易走向极端，比如波斯纳分析问题时，仍然套用效用原则，对性快乐作成本—收益分析，就广遭诟病。当然，并非所有的主流法经济学家都这样滥用法经济学理论，比如卡拉布雷西就认为，有些权利是不能转让的，否则会产生相当的外部性，这些不能转让的权利本身是难以适用法经济学理论的。由于一些法经济学家如波斯纳、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等存在将法经济学理论普遍适用的倾向，对法经济学作出“经济学帝国主义”、“工具理性”甚至“粗鄙的功利主义”等评价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事实上，作为法经济学理论集大成者的波斯纳，其理论也是引起对法经济学批判的焦点。波斯纳是个天才式人物，著作高产而且影响巨大，但由于其许多论述颠覆传统，本身也存在很多不够严密的地方，这就给了人们留下了批判的空间。尽管波斯纳对许多批判作了较好的回应，比如就正义的普遍涵义是效率，法经济学分析、经济学理论与法律心理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等一样都存在弱点等等。但波斯纳本身的确存在诸多“出格”的观点和行为，加深了人们对其理论理解的困难。比如，波斯纳2006年所著的《不是一个自杀性协议：国家紧急状态下的美国宪法》（not a Suicide pact： the Constitution in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用恐怖主义增加政府与民众之间交易费用的分析，表达了对布什政府对伊战争、恐怖囚犯待遇法案等在美国存在巨大争议的事项，以及布什未经国会授权命令当局对私人邮件、电话监听监控这一普遍认为是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行为等的支持；基于类似的经济分析，波斯纳了越战以来法院保护新闻记者隐匿消息源的判例，要求记者必须交代新闻来源，以保证新闻的准确性和国家对泄密原因的掌握，在他的判决下，多个记者因藐视法庭而被关押起来。而这一问题存在巨大的宪法权利争议，美国一部电影《真相至上》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看起来，波斯纳的确把法经济学运用得过于泛滥，以至于可能激起人们的愤怒。
其实，理性是有限的，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前提与假设上，存在各种模型约束条件，法经济学家波斯纳也同样不能摆脱这种局限。经济理性不是人类的唯一价值，也不会是社会的唯一价值，经济分析当然也不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客观地说，在非市场和非宏观福利的领域，法经济学分析是要慎用的，因为像人的心理、价值观等是无法用效益最大化的标准去评价的。但是，对于很多领域，特别是市场及事关社会宏观福利的领域，法经济学分析是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在这些领域，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公平”、“正义”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无法界定的，法经济学运用经济学工具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能有效克服这一缺点。法经济学在规范研究中所运用的效率标准，主要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意义上的效率标准，即认为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这看似忽视了分配正义，但是法经济学不能解决所有的法律问题，分配正义应该归属到一些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法经济学分析的领域去实现，比如人权法、社会保障法等领域。某个法学理论只能解决某个局部的问题，例如，科斯定理所指的效率和福利最大化在应用上也是针对一个特定范围的，比如全球范围、一国范围或者一个更小的时空范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举的工厂污染权与附近居民要求空气清洁权的例子，[5]就是指该区域、居民与工厂这个范围内的效率与福利最大化，没有考虑整体社会环境等范围内的效率与社会福利，但是交易成本理论能够解决好这个案例中的权利配置问题，这就足够了。
法经济学分析到底有哪些应用的边界？大致来说，涉及人的价值、人格、文化及人权、自由等基本因素时，经济理性不是主要考虑因素，法经济学分析一般不适用；一般的法律制度领域，有可能适用法经济学分析，但要受到限制，因为经济理性不是唯一考虑因素，上文所述波斯纳对以反恐限制自由、等适用经济分析就是没有把守这一限制边界的结果；而对于经济领域的法律，适用法经济学分析基本没有障碍。特别是对于商法来说，更是应该尽量应用法经济学分析，避免简单的定性论述。商法的最高价值取向是效率，立法上采取的是效率优先原则，[6]而效率本来就主要是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对于效率的论证，传统法学理论是难以有效完成的，法经济学分析无疑是最适宜的工具。在世界范围内，海商法和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被认为属于传统的四大商法，[7]因此就海商法研究而言，应用法经济学分析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深化海商法研究所必需的。
三、法经济学分析在海商法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在海商法学中，法经济学分析源远流长，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汉德法官在1947年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一案中提出的“汉德公式”，就是一个典型的法经济学分析。汉德法官在该案中论述船主对其船舶碰撞有无过失时分析道：任何船只都有脱锚的可能，并在脱锚后对附近的船只构成威胁，一位船主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义务应由三个变量来决定：（1）该船脱锚的可能性（probability，简称p）；（2）该船脱锚后将给其他船只造成的损害（loss或injury，简称L）；（3）对此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将给该船主带来的负担（burden，简称B）。只有当p×L＞B时，船主才有过错。因为如果花费更多的成本去避免一个更小的损失，显然是没有效率的。汉德公式是一个典型的成本—效益分析，这还早于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交换过程及契约法的经济功能”一节中也对海难救助费用作了简要的经济学分析。我国近年来法经济学理论有较快的发展，法经济学分析在法学研究中也开始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民商法、法理等学科中较受重视。我国海商法学界部分学者也开始将法经济学分析应用到相关研究之中，如韩立新教授在其著作《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中对船舶污染损害赔偿采用严格责任进行了法经济学分析，王立志《船舶登记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一文对船舶登记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王婕丽的论文《船舶抵押权的法律经济分析》及数篇硕士论文也对海商法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简单的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分析在我国海商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法经济学分析应用仍然很少，法经济学理论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和海商法这样一个商法部门属性是不相称的。海商法是调整海上运输和与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其内容是典型的经济活动，不充分应用法经济学分析对海商法进行研究，是难以走出从法律到法律的传统模式的，也是不够深入的，因为经济的内容只有经济学的工具才能做出最好的解释。尤其和民商法、法理等学科相比较，可以说法经济学分析在海商法学中的应用是很落后的。第二，已有的部分研究中，对法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的侵权责任、物权等民法领域，基本没有对海商法特殊法律制度和理论进行法经济学分析。海商法存在大量区别于普通民商法的特殊制度和惯例，这些制度和惯例往往不能得到传统法学理论的完整解释，运用法经济学理论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研究进路。第三，目前在海商法研究中运用法经济学分析，大部分还处于简单的成本—效益或博弈论的描述性分析阶段，缺少模型论证和系统运用法经济学工具的研究。第四，正如贝克尔评价美国法经济学研究时所说的，大部分研究者缺乏定量研究训练，我国海商法研究领域也缺少这种定量分析的传统。
四、法经济学分析在海商法研究中的应用范畴
海商法学研究诸多特殊的对立统一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均是法经济学分析可以和应当应用的范畴。
1.船方和货方的法律关系领域。这是海商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因为海上运输是海商法的主要调整对象，船舶相关的特定社会关系也基本是为海上运输服务的。船方和货方之间的法律问题除了可以应用法经济学分析的合同关系、侵权关系之外，还存在许多特殊的制度，如承运人责任基础法律制度、提单法律制度、适航、管货、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法定责任制度等等，这些范畴可以充分运用各种微观经济学工具进行法经济学分析，较之传统海商法研究能做出更深层次的研究。
2.国内方和国外方的法律关系领域。海商法具有天然的涉外性，为国际贸易服务。海上运输大多是国际运输，跨国关系领域自然涉及各国利益问题，而如何在立法与司法中维护本国利益，同时又保持适度的国际利益平衡，对利益格局的判断很重要，而利益的分析和判断自然要建立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法经济学分析是重要的、离不开的工具，如海运大国与货主大国的定位、污染、遇难船避难、油污合作响应、大量国际公约的评估与参加等等，传统法律理论似乎是力不从心的。
3.与船舶物权相关的法律关系领域。除了传统的物权规范外，船舶物权有许多特点，如留置权、优先权制度，造船、在建船舶抵押与船舶融资等，都不同于民法一般物权制度，而这些特殊制度归根结底是为繁荣海运和船舶交易服务的，但是传统法律理论对此难以做出更为深刻的论述，而法经济学分析可以提供更为直接和规范的模型、研究路径。
4.管制方与被管制方的法律关系领域。海商法也调整许多涉及政府管制的关系，如船舶登记与入籍、海运市场的准入与管理、海运市场竞争与垄断的规制、防污管理与强制保险、iSm规则等，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中许多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与工具，非常适合运用到法经济学中，不能仅仅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和最大化模型之中。
5.风险分担机制法律关系领域。由于存在海上特殊风险，基于促进航运发展的需要，海商法规定了责任限制、共同海损、油污基金等制度，这些制度迫切需要运用微观经济学工具和宏观经济学模型进行探讨，研究其合理性、调整的必要性。
6.船舶其他法律关系领域。海商法调整的碰撞、拖航、救助、打捞及船舶租用等关系与一般民法规范和行政法规范存在很多不同之处，就民事主体之间、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法经济学分析，可以对这些古老及发展中的特殊制度做出清晰的解释。
7.其他特殊法律关系领域。如无船承运人网状责任与提单制度、实际承运人与承运人非和非雇佣的法律特点、船东与船代、货主与货代、船代与货代之间的提单签发等法律关系，都有海运行业具有的特点及商事交易的特点，对此范畴进行法经济学分析，研究前景是很广阔的。
8.国家干预海运法律关系领域。如国船国造、载运保留、船队补贴、造船振兴等都直接属于宏观经济调控领域，其决策和运行，更是离不开法经济学分析。
五、法经济学分析在海商法研究中的应用深化——科斯的研究进路
法经济学学科起源于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波斯纳等学者无不受其影响，以该理论结合边际理论、最大化理论等新古典经经济学工具进行法经济学分析。但是，波斯纳对科斯提出过“反理论”的批判，而科斯则认为波斯纳没有真正弄懂他的理论，二者存在着严重分歧。1997年，《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杂志编辑部召开了一场“圆桌研讨会”，一些著名学者，例如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默顿·米勒、理查德·波斯纳、理查德·爱泼斯坦等参加了会议。科斯在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关心的是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不同的法律系统对特定经济系统的影响有何不同，当采用这种而不是其他法律规则时，对经济系统又有何不同影响。[8]实际上，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的本身，是为了解释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斯密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忽视了企业组织，认为企业不过是随着交换和分工的出现，把不同技能的人组合在一起而已。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就是以交易费用理论为指导（虽然科斯直到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才深入阐述了这一理论），证明人们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才会组建企业的，科斯的理论为研究经济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贡献是巨大的。这也决定了科斯和波斯纳的研究进路是反向的。
尽管波斯纳也应用交易费用原理，但是波斯纳是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工具和理论去分析法律，“正统的法经济学从来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野心去改变经济学”，[9]著名法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波斯纳的观点表明法和经济学的关系是单向的：法学更像是恳求者，依赖于经济学向其提供的任何事物，但是却很少或者没有可以作为回馈的。[10]而由于波斯纳的重大影响及法学界本身的局限，绝大多数法经济学研究都是沿着波斯纳的方向进行的，即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工具来分析法律，这是一种单向的用经济对法律的分析；而科斯从其《企业的性质》到《社会成本问题》，都是以研究不同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对经济的影响（如企业的组织制度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为出发点的，科斯的进路是用法律对经济的分析。波斯纳的研究进路，在美国已经得到充分的开展，在中国的一些部门法领域也正在兴起。虽然在海商法领域，波斯纳研究进路的法经济学分析仍然处于不发达阶段，但是作为长远的学术研究方向，海商法研究应当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瞄准科斯的研究进路，努力以海商法领域的法经济学研究向海运经济甚至外贸经济领域提供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序言.
[2]史晋川.法律经济学述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
[3]冯玉军.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及其理论阐释[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1）.
[4]柯岚.波斯纳经济分析法学批判[J].财经，2005，（13）.
[5]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3 no.10，1960，1-44.
[6]赵万一.论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J].法学论坛，2003，（6）.
[7]石少侠.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兼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5）.
[8]Douglas G. Baird，“the Future of the Law and economics： Looking Forward”，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Fall 1997.1167-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