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1
关键词耕地；土壤污染；现状；防治措施；黑龙江安达
中图分类号X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7）11-0178-01
土壤污染是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源头，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持久性有机化合物污染、化肥施用污染等多方面。为了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安达市耕地土壤污染状况，有效防治土壤污染，发展生态农业，此次调查以2012年全国重金属污染普查为依据和样本，对全市耕地进行污染状况调查，并据调查情况提出了防治措施，现将调查分析情况报告如下。
1调查方法及项目
1.1点位布设
点位布设是调查成败的关键，以科学性、可行性、代表性为前提，按2012年全国重金属污染普查点位分布进行点位布设，选择典型区域、典型地块和典型作物布设调查点，布点密度按照平均每226.67hm21个点位，原则上采用均匀布点法，在相对较大的农产品产地地块布点，力求覆盖所有乡镇，不留死角。覆盖安达市14个乡镇67个村。
1.2调查项目及方法
据安达市实际情况，设定9个调查项目，包括调查点位置、农产品种类及产量、耕作制度、化肥种类及使用量、有机肥使用量、除草剂使用量及种类、农药使用情况及种类、农业生产管理措施、周围环境污染源分布及污染物排放、处理情况。成立了3个调查小组，确定调查人、记录人等工作人员，做好调查工作的分工。优化采样路线，并采用由远及近逐个调查的方法。
2耕地土壤污染现状
2.1以化肥、农药污染为主
安达市以农牧业为主，工业污染相对较少。2012年全国重金属污染普查结果表明，安达市耕地无重金属污染，但是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安达市耕地普遍受肥、药污染严重，主要是过度施用和使用方法不当造成的。
2.2部分土壤白色垃圾污染严重
虽然塑料农膜的推广在农业增收方面效果显著，但农膜污染对农业生产具有潜在威胁。塑料农膜残留在耕作层，在土壤中会形成隔离层，破坏土壤通透性，恶化土壤结构，减少农作物产量，破坏环境和自然景观。目前安达市3个蔬菜主产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农膜污染问题。
3防治措施
3.1预防措施
3.1.1合理使用农药，积极发展高效低残留农药[1-3]。依托“玉米螟绿色防控项目”，推广赤眼蜂和白僵菌防治玉米螟的生物防控措施，减少杀虫剂使用量；加强对标准施药机械的推广，提倡农民使用标准化的药罐和雾化效果好的喷头喷施除草剂和杀虫剂，有效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农药使用量[4]。
3.1.2正确引导农民合理施肥。加大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使农民做到因地施肥，减少肥料浪费；推进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培肥地力。从种植技术、配方施肥到秸秆还田、秸杆综合利用等进行直观展示，推广农业标准化种植，以达到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和提高秸杆综合利用率的效果，保证各项节能减排环保技术得到有效推广，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环保水平。
3.1.3广泛宣传，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5]。通过电视专题宣传、发放宣传材料、科技赶集等形式，大力宣传农业环境保o的重要性，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3.2治理措施
具体包括：①生物修复。积极推广使用农药污染的微生物降解菌剂，以减少农药残留量[6]。同时可利用植物吸收去除污染。②化学方法。对于硝态氮积累过多并已流入地下水体的土壤，一是大幅度减少氮肥施用量，二是配施脲酶抑制剂、硝化抑制剂等化学抑制剂，以控制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大量累积。③增施有机肥。增施有机肥料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既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特别是土壤胶体性质，又能增大土壤容量，提高土壤净化能力[7]。④改变轮作制度。实行水旱轮作，减轻和消除农药污染。⑤换土和翻土。若土壤受轻度污染，可对土壤进行深翻或换无污染的客土；若土壤污染严重，可铲除表土或换客土。⑥实施针对性措施。对于有机污染物的防治，通过增施有机肥料、使用微生物降解菌剂、调控土壤pH值等措施，加速污染物的降解。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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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2
关键词：土壤污染 立法防治 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3．2制定一部”以活为主，防治结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3
我国目前对于土壤污染区划的侧重点是根据土壤环境的功能进行划分。土壤环境功能区的划分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不同地区在土壤类型、土壤环境质量和使用功能上的差异对区域进行合理划分。当前土壤污染防治区划在我国存在相关的实践，沈阳市的土壤环境总共划分为三个功能分区，其中一级功能分区为四个，并且在一级功能分区的基础上，根据土壤环境的污染现状以及其生态敏感性的评价，结合不同区域的生态服务性功能差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划分土壤环境的二级功能分区，根据二级功能分区，按照土壤环境的空间和地理的分布差异，划分三级功能分区。在国内的理论研究上，吴运金等人提出了土壤环境功能区划的体系和方法，其立足于土壤功能定位和土壤环境的管理，提出了一个三级区划体系，在土壤环境功能区和土壤环境功能亚区的基础上划分出一个土壤环境功能管理区，管理区内分别为监控区、保护区和整治区。笔者从《条例》中得出城市土壤污染防治区划大致分为监测、调查评估、公告、风险评估和分区管理等几个方面，这些规定从具体和条理方面梳理了《条例》中对城市土壤污染防治区划的步骤和内容，从而对城市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治理提供了更为切实可操作的范例。
二、《条例》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区划的内容解析通过阅读《条例》相关内容，笔者对土壤污染区划的内容做如下梳理：
(一)土壤污染的监测
土壤污染的监测，是指对土壤环境进行监测的方法与标准，具体是指对特定地区土壤里污染物的类型、数量、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污染物的来源和转移途径进行监测的一系列手段，其最终目标是检测各种污染物对土壤环境的影响，从而达到预防和整治土壤污染的目的。土壤污染监测贯穿于整个《条例》中，监测的主体和时机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对土壤污染高风险行业的三废处理情况等进行监测，并对建设项目可能对土壤污染的状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种是有土壤污染高风险的企业每年开展自身和周边土壤污染监测，将监测结果报告给环保部门备案。同时引入和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土壤污染的监测服务。
(二)土壤污染的调查与评估
为掌握土壤污染的状况，《条例》规定应该对存在污染可能性的土地进行土壤污染调查。其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每五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普查，对于修复后的地块每三年展开一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而调查的主体和对象主要包括两种类型：负有土壤污染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于可能造成污染的场所和修复后的污染地块等重点区域土壤环境状况进行调查。第二种状况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于作为居住、公共管理与服务、商业服务用地等建设用地使用的，未评估或者评估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三)土壤污染状况公告
土壤污染状况公告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一项内容。对于土壤污染的调查与初步评估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并建立土壤环境质量档案，并向社会公开。质量档案的内容会随着土壤使用过程中污染事件的变化而变化。而对于已经污染的土壤，应当建立污染者地块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公众有权利对于污染地块的权属登记事项进行查询。而土地质量状况的好坏也直接决定了土地转让时的价值，这就用经济手段促使土地所有者来改善土壤环境状况。
(四)风险评估进而指定污染区
所谓的场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是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估中对土壤的评估部分。风险评估工作的启动是紧随于经调查确定存在污染之后，但该工作往往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调查之后一般需要初步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对场地污染进行控制或者修复，如果确定需要修复，则需要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和生态风险评估等详尽的评估。评估的目的与修复的定位紧密相连，风险评估是评估生态暴露于污染的环境下或毒性物质中所承受的风险度，而最严格的修复制度是发现污染就需要进行修复，并且完全彻底地清除土地污染。在《条例》中，规定相关部门应当开展土壤环境风险评估，根据评估报告来要求土壤污染的责任人对污染地块进行控制和修复。
(五)污染土壤的管理
土壤污染的管理是指为了控制或者修复污染土地，以此来恢复土壤功能，是对污染土壤进行的预防、治理和修复活动。《条例》中，对污染土壤的管理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土壤污染控制区，是指已经造成了污染，但根据风险评估又未列入修复地块名单的一类，在该区域内采取调整土地用途、设置围栏等表明土壤污染的情况、以及责令停止排放污染物、限制生产或者停产等措施来减轻土壤污染危害或者避免危害扩大。但其只是治标的过程。第二部分是土壤污染修复区，对于那些可能损害人体健康并影响土地可持续利用，以及不适合单纯控制的污染土地，要划定修复区进行修复治理，从而使受污染的土壤尽量恢复到满足后续土地用途所需要的状态才是标本兼治的解决之道。
三、《条例》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区划的不足之处
《条例》作为首部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其中土壤污染防治区划制度的规定对于更好的实现土壤环境保护规划;并且针对目前我国尚缺少区域尺度的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区划。从而有利于开展全国性的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整体区划;基于土壤环境功能区划是实现土壤环境分类分区管理的重要前提。从而有利于污染土壤的分级分类管理等诸多合理之处，自身也存在着不足：
(一)土壤污染调查的主体受到限制
在《条例》中，土壤污染调查的主体是县级以上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还有一部分是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一方面环保主管部门有能力和技术进行污染调查、第三方机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污染者之外实现公平。但这种主体设定会使环保部门任务艰巨并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将土地的使用者或污染者纳入到调查主体中来对于减轻政府压力，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产生重要影响。
(二)环境标准体系不完善
1996年开始实施的《土壤污染质量标准》中的污染物种类比较少，并且在对象、范围、程序等方面的标准并不完善。这就需要构建一整套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其中包含农用地土壤环保标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标准、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和土壤环境基础标等标准体系。
(三)修复资金缺乏明确来源
土壤污染的预防与治理的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在《条例》中对于土壤污染的控制与修复资金来源没有提及。在目前我国的法律之中，也并无类似超级基金法规定的专门用于修复棕色地块的资金渠道;对于明确责任主体的污染地块，目前没有专门的配套资金用于这些污染场地的修复与综合整治;对于那些污染者不明的地块，《条例》中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土壤污染的修复和控制工作，但是承担这项工作的资金来源仍然需要解决。
四、城市土壤污染防治区划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立法重点
于调整对象而言，将农用地和城市用地分开立法，再辅以其他相关的法律，《条例》是一部土壤污染的防治法而非整治法在对象方面，也是包罗万象，包括农业、工业、城市建筑用地等等。笔者认为，由于土壤污染的污染源非常广，制定法律只需要一些原则性的预防条款，具体的内容则要在相关专项法律里面给予规定。在国家层面立法中，要着重进行已污染土壤的整治和修复的制度设计。对以防治为主、农工分离的原则作为国家层面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重点。
(二)完善调查主体
《条例》中土壤污染调查主体，主要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行政命令式的调查方式使政府在调查过程中担负着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土壤污染者更容易逃避污染责任。笔者认为在全国性立法中应明确规定调查主体以及调查费用须污染者自行承担，政府部门只能是调查结果的监督者和计划者，并且调查的结果受公众监督，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土壤污染者的调查行为真实性、并且有利于政府监督的合理和公平。
(三)建立完善的土壤环境配套法规、标准
《条例》出台时，我国进行土壤监测的标准大概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土地背景值为基础，只要超过了这个值的上限就会产生污染，以这个为基准产生的污染面积会大一些，还有一个是采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的8种重金属，这样产生的污染面积会小。两种方式监测的结果不尽相同。因此，在《条例》出台后，应当将重点放在土壤环境标准的制定上，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细则，一方面有利于《条例》的实施，另一方面为全国性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提供条件。
(四)确立治理和修复基金的来源
日本有关土壤污染治理规定有污染原因者的，污染原因者承担污染治理费用。政府向土地所有者下达治污命令时，土地所有者承担治理责任。当没有污染原因者或原因者不明时，费用由土地所有者负担。除此之外，对于负有治理责任而能力不足的主体，设立指定支援法人基金，在污染原因者不存在时帮助土地所有者修复土壤。基金主要包括国家的补助金、来自政府以外的个人、组织捐赠的资金。在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之时可借鉴该项制度，实现政府与社会主体共同治理，社会资金广泛注入的基金模式。
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4
一、中国土壤污染的基本情况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凸显出来。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情况日趋严重，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
中国全国范围内已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达上亿亩，其中包括重金属污染，污水灌溉引起的耕地污染和因堆存固体废弃物所导致的耕地占用和毁坏。耕地污染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郊区的蔬菜种植基地、大中型工矿企业周边的农产品产地和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毒有害物、农药、抗生素等。
城市土壤污染问题亦不乐观。中国部分大中城市的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重金属（如铅、铜、锌、镉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如石油烃、溶剂、助剂等）的污染。城市工业企业（包括已搬迁或遗弃的工业企业场地）及其周边土壤的污染情况比较普遍。城市的土壤污染已经对城市地下水质量、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的矿区土壤污染面积也已达数百万公顷，其中，受采矿污染的土壤面积占到五分之二。此外，矿产资源的冶炼和加工所造成的土地破坏和土壤污染同样相当严重。
总之，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归纳起来，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土壤污染面积不断增加，且未得到有效控制；
（二）土壤污染类型呈多样化，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
（三）土壤污染负荷加大。由于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中国局部地区的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增大；
（四）不仅部分农用耕地的土壤受到污染，而且，城市和矿山土壤污染问题呈发展之势。
二、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严重影响耕地质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据初步统计估算，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达千万吨，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达千万吨，经济损失极大，达数亿元人民币之巨，并且，有些稻谷不能食用。另外，由于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引污灌溉，使得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致使土壤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和质量下降。
（二）影响食品安全，威胁人体健康。
耕地污染导致中国农产品品质严重下降，一些城市近郊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中污染物的含量或者超标，或者接近临界值。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并可能祸及几代人。
（三）影响农产品的出口，降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品质、质量、卫生、安全等技术要求愈来愈严格，技术壁垒愈来愈高。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在正常的情况下，本身就承受着国际市场高要求的巨大压力，而土壤污染，使得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威胁国家的生态安全。
严重的土壤污染，不仅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受污染的土壤向周围环境输出或释放的物质和能量，又可引起大气和水污染，致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加剧土地资源的短缺，进而最终对国家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三、中国政府关注土壤安全
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要求政府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上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活动。
2006年，中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全面展开。其显著标志是，中国政府拨出第一批巨额资金，在全国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以弄清中国当前土壤污染的现状，为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其中包括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提出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的技术要求或技术标准作好准备。
为了搞好全国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立了专门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办公室”，领导和指导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保护部门亦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组织开展本辖区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其评价工作正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展开。
四、中国着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关研究
中国进行土壤污染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对全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无疑，立法是其重要对策之一。就在中国全国开展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的同时，中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机构和中国政府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始着手组织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聘请了部分外国和中国的法学专家（主要是环境法学方面的专家）和土壤科学方面的专家，着手进行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而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亦委托中国高等学校的专门环境法研究机构，同时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研究工作进展顺利。接受委托的中、外专家或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土壤污染的总体状况（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本资料）；
（二）考量中国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情况，并对其能力进行评价；
（三）收集、分析和研究国外及国际社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文件，以期获得某些启发或借鉴；
（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分析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基本需求。
至今，中国已经举办了数次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中、小型研讨会，与会的既有中国环境法学界的专家，也有中国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2007年8月，在中国兰州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及中国近30所高等学校和专门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15位学者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五、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的基本思考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现处于前期专家研究阶段，还未正式列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目前，中国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国家立法规划。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建议将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新的立法规划。
中国学者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一）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必要性。
学者们一致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其主要理由有四：
1．中国土壤污染形势严重，且呈发展之势（参阅本文一、二部分），亟需通过立法予以遏制；
2．中国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不能满足中国现实土壤污染防治的客观需要，具体理由为，一是中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或法规；二是中国现行立法中虽然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但散见于数十部法律之中，分散且不系统、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并且明显滞后，不能适合现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
3．进行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可以提高国人的土壤污染防治意识，引起人们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视，自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
4．为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提供规则和保障。
（二）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际可行性。
学者们认为，中国进行专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中国已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这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极好基础。任何立法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对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则或经验的总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有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是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不可缺少的条件。
2．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前面说过，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并非完全空白，而是在现行法律中已有一些规定，只不过这些规定比较分散、不系统、缺乏针对性、不便操作罢了。但它们毕竟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那么，先前立法者在制定这些规定时的思考过程，经验教训，都是现在可以用来作为参考或借鉴的。
3．有可资参考或借鉴的国外或国际社会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文件的存在。根据我们的研究，国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大概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后进入活跃期。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荷兰、格鲁吉亚、俄罗斯、韩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均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专门性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可以作为中国土壤污染立法的重要参考。
4．有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重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本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经提出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2月明确提出要抓紧拟订有关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由其主持制定的《“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这些都是中国着手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支撑条件。
（三）关于土壤污染立法的具体建议方案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两种方案选择：其一，修改现行有关法律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并适当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其二，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中国学者建议采第二种方案。
不采用第一种方案的主要理由为：
1．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律，以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不具有实际可行性。因为，所涉法律、法规太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远水解不了近渴”。
2．仅以适合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为由而提议对中国现行多部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客观上难以得到中国立法机关的支持，不易被列入其立法规划。
3．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缺失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或者主要法律制度，而这一问题是很难通过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的。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只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某些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其全部需要。
4．从立法成本的角度来看，亦不合算。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且耗时太长。
基于上述主要理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力主中国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具体建议为：
关于法的表现形式，建议以“法律”为其法文件形式。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作为中国的一部一般性法律。
关于该部法律的名称，建议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于该部法律的作用，建议将其定位于中国土壤污染领域里的“基本法”或者“牵头法”，意指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
六、中国学者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具体思路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为直接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保障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基本目的，以追求人与土壤的和谐为最终目标，以土壤生态综合管理为基本理念，以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整治相结合为基本出发点，以规范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为侧重点，以中国国内现行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国际社会、国外有关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为参考或借鉴，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具体需要的专门的法律。
（二）该部法律应当是对中国多年在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办法和其他管理经验或教训的总结。其中，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政策、措施、办法及有效的经验，将通过制定本法而上升为法律规范，成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领域里的基本行为规则。
（三）该部法律的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为土壤污染的预防；二为已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且以后者为主。不过，少数学者反对这一内容设计，主张主要内容仅规定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至于土壤污染的预防，建议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
（四）该部法律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中国现行法律中已有的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注意与其的衔接、交叉，避免与之相矛盾或冲突。同时，应当将那些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吸收到新制定的法律中来。
（五）该部法律作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的“基本法律”，它规定的应当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最主要或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的监督管理体制；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和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活动中各主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防止土壤污染和对受污染土壤进行整治或修复的原则、基本要求或基本措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的处理以及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所应当承担的不良法律后果等。
（六）该部法律在内容结构上，将按拟解决的问题或拟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同类性、相关性作为设章、分节的基础或“标准”。法律责任问题，集中规定，单独设章。
（七）该部法律应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不是一部“宣言式”的法律。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建议草稿的基本框架
目前的专家建议稿由八章内容构成：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立法目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政策宣示、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土壤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职责、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第二章，土壤污染防治基本管理制度，即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标准制度、监测制度、调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基金制度、土地休耕制度、土壤污染管制区和控制区制度等。
第三章，土壤污染预防，主要规定土壤污染预防的一般性要求，其中包括预防污泥污染、排污口管理、工业废渣管理、油田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矿产资源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和预防畜禽、电子废物对土壤的污染等。
第四章，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主要规定受污染土壤的认定、受污染土壤的修复原则、修复责任的承担、修复主体、修复费用、无明确责任人之污染土壤的修复、修复资质等。
第五章，重要农产品产地的土壤污染防治，主要规定重要农产品产地的特殊保护制度，其中包括重要农产品产地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区土壤污染的预防措施、保护区内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等。
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5
关键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环境治理；污染防治。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化学品、农药等现代科技产品的使用，人类社会向自然环境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使得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异常严峻。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立法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立法呈现分散碎片的特征，远不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现实需要，我国亟需系统化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一、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现状。
土壤是“以母质为基础，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长期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而成的土状物质，它由固相、液相和气相物质以及生物体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1]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自然基础之一。土壤各组成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复杂多样的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内外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化与交换，保持着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稳定。土壤结构多样、功能多元和过程复杂的特性使得土壤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然而，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却非常脆弱，土壤具有吸附性、缓冲性、氧化还原性以及自净的功能，其能广泛接触水、大气、固体废物等中的污染物，这就使得土壤极易受到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土壤，其数量和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导致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等发生变化，从而使土壤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正常功能失调，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并产生一定的水和大气次生污染的环境效应，最终将危及人体健康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2]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3]。这些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有酸雨、大气尘埃、工矿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化肥和农药、工矿废水灌溉、农家肥、地膜污染等。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富集性、复杂性和不易逆转性的特点，这使得土壤污染的危害严重，治理困难、耗资巨大。
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土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首先，土壤污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被农作物吸收，使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富集于人体内，引发各种急慢性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其次，土壤污染威胁生态安全。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依附于土壤的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污染还会导致水、大气、海洋等环境要素的交叉污染，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安全。最后，土壤污染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使土壤生产力和耕地质量下降，导致粮食减产、粮食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缺陷分析。
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制化是我国根治土壤污染的基本路径。
目前，我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总体可分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及相关法三个部分。首先，《环境保护法》对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环境保护法》第20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土壤污染和土壤生态环境破坏从水土整治、动植物保护、化学品及农药安全等方面进行综合系统防治。其次，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现有与土壤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水土保持法》和《土地复垦条例》。2007年《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从监督管理、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污染场地的治理及修复、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995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对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土壤规定了不同的质量控制标准。最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主要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及《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另外，其他环境保护专门法中有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还有《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农业法》、《城市规划法》、《标准化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
然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还相当不完善，存在严重的结构与功能缺陷，已明显不能为防治土壤污染提供有力地法律制度保障。
第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首先，立法缺乏系统性。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应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我国不仅环境保护基本法性质的《环境保护法》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相当简单，而且还缺乏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这既与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极不相适应，也严重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开展。其他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只有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且这些规定多是宣言式和框架式的，既无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明确详细规定，又缺乏相互配合联系，无法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其次，立法缺乏对土壤的统一性保护。现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土壤进行规定，缺乏对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化规定。立法的土壤规制对象比较狭窄，偏重规制农业土壤污染，对工业、城市土壤污染重视不足。再次，立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制度供给。立法缺乏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使得立法缺乏可操作性，行为规则原则性、概括性强，明确性不够，缺乏针对性。最后，立法缺乏对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规定。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实行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管理。
目前，土壤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门不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与分工负责的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清。环保、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多头管理，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土壤污染防治系统性工作。
第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结构与功能具有对应关系，结构决定功能，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功能上是为了实现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而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明显的重预防轻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其造成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即使在预防土壤污染方面，立法也存在严重的偏重控制点源污染，忽视对农药、化肥、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面源污染控制，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防治土壤面源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在土壤污染治理上，立法更是很少涉及土壤污染治理，即使有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地方立法，由于其立法层次低、适用范围窄、手段单一，仍无法有效治理土壤污染。
三、域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借鉴。
域外国家和地区对土壤污染防治主要实行专门立法、相关立法和综合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立法。
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制定了专门的《土壤保护法》，该法通过防治土壤污染、流失来保护农业生产。之后，美国又从对废物全程管理的角度防治土壤污染，制定了《固体废物处理法》、《资源保护回收法》、《危险废物设施所有者和运营人条例》、《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和《纳税人减税法》等法律。此外，美国在水污染防治的《清洁水法》、水源地保护的《安全饮用水法》、化学品等有毒物质污染防治的《有毒物质控制法》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英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护1990：
partiia法案》。另外，英国注重对污染的系统防治。《污染控制法》是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对废弃物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实行全面系统控制。英国还在对生活垃圾处理的《生活环境舒适法》、对危险废物控制的《有毒废物处置法》和《有毒污水处理法》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加强土壤污染的防治。
德国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国土整治法》、《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和《建设条例》等。“德国近期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实践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发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两个方面。”
[4]同时，德国意识到仅仅依靠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防治土壤污染是不够的，需要将专门的土壤污染保护法律与涉及土壤领域的其他法律结合起来，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化与系统化。德国先后制定《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肥料和植物作物保护法》、《基因工程法》、《联邦森林法》、《联邦矿业法》、《联邦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从不同领域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控制。
日本针对土壤污染防治也制定了专门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土壤污染对策法》、《土壤污染对策法施行规则》。
日本多次修订《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并根据该法对农田土壤中镉、铜、砷等含量进行监测，并对超标土壤予以修复。日本2002年颁布的《土壤污染对策法》以市区的土壤污染为防治对象，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监测制度等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规定。另外，日本在《水质污浊防止法》、《Dioxine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中也有涉及防治土壤污染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并制定了详尽的配套法律规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实施细则》、《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监测基准与管制标准》、《征收种类与费率》等共18项法案，这些法案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相结合形成了台湾地区比较完备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四、系统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1.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要性。
系统化之所以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与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
首先，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要求立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性防治。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特性的认识加深，在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缺陷的同时，逐步确立起整体环境观，并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5]。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整体性、内在联系性，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环境法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是指将人类和自然作为一个生态整体，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运行，规范人类行为的一种理念。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特点及土壤污染源的多样化需要人类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树立整体环境观念，通过对土壤污染的多源整体性控制，实现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系统论为系统化完善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系统论是对系统科学的哲学抽象，强调整体性。所谓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的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6]。系统论认为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和运行的，系统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等特征，其总是动态运行并保持相对稳定。系统论在土壤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具体运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的具体运用是土壤污染系统控制，即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过程的、多种环境介质的控制”[7]。一方面，土壤与水、大气等环境要素共同组成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因而，我国进行土壤污染防治还需加强对水、大气等多环境介质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整体性，其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普遍联系而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各组成要素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组织性和有序性，在功能上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共同维护土壤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遵从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规律，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全过程、多种环境介质的系统控制。
因此，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系统化完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为指导，强调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运用系统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2.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现路径。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系统化立法。系统化立法可以实现防治土壤污染、保护人体健康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目标。
（1）修订《环境保护法》，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环境保护法》已严重不适应时代环境保护需求，亟需进行系统性修订。“《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最终目标乃是基本法和法典化。”[8]但我国现在还很难实现《环境保护法》法典化的目标，目前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先实现该法的基本法化。基本法化意味着《环境保护法》可以实现对环境的整体保护、对多污染源的系统控制。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
应明确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建立适用于所有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创立有效的对各环境要素的开发、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的协调机制。
（2）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法规、规章。
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虽是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基本法，但限于基本法性质制约，该法不可能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针对土壤污染防治，我国还需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控制。
第一，《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处于生态污染链的末端，目前已有大量立法对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进行了详细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无需再将预防类单行法的污染防治内容分解纳入。否则，不仅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其他污染防治立法的重复。
第二，《土壤污染防治法》应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理念，树立整体环境观念，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可以加深人类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认识，促进人类对土壤污染实现系统的污染控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指在土壤污染防治中，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综合进行土壤污染控制，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种因素，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的调整机制，实现经济、社会与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7]。11~12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法律化实现路径，其直接催生土壤污染系统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第三，《土壤污染防治法》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土壤污染防治法》尤其要明确规定土壤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鉴定制度、土壤污染法律责任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和保险制度，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监测预防、使用管理、污染修复和损害赔偿的全过程管理。另外，《土壤污染防治法》可与在水、大气等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排污许可制度建立链接，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备案制度。
第四，《土壤污染防治法》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土壤污染监管体制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支撑和中枢，是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战略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明确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合理划分土壤污染防治中央主管部门、地方分级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职权，建立有效的各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和严格的土壤污染防治问责机制。
第五，《土壤污染防治法》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土壤污染信息公开是我国土壤法治的必然要求，《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主动及时公开土壤污染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注意发挥社区和村委会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委托社区和村委会成员作为兼职监管员，以便及时掌握土壤污染信息。同时，《土壤污染防治法》应建立群众监督、举报土壤污染程序化回馈机制，保障公众土壤污染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给予百姓参与土壤污染防治门径。
（3）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土壤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执法、司法的依据。我国应“构建一个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基础的，包含农用地土壤环保标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标准、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和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同时，我国应不断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应能对包括农村土壤和城市土壤的各类土壤规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应能全面综合管理进入土壤的物质及物质留存土壤期间的状况和离开土壤的状况。
五、结论。
系统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防治土壤污染的保障，可有效解决土壤污染防治原有立法的结构与功能缺陷。系统化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及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的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人类秉持整体环境观，使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首先，应修订《环境保护法》，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其次，应学习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法规、规章。同时，我国在系统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系统的综合协调，避免立法重叠，《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防治法》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第三，我国应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尤其是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另外，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情况会严重影响土壤污染防治的效果，我国还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加强对其他环境要素的保护，完善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立法，通过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公平司法、引导守法，真正实现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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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6
关键词：土壤污染；典型区域；措施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2011602
1引言
土壤作为生态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严峻，特别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矿山及周边地区、城市和污灌^等典型区域更是土壤污染高风险区域。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多种多样，当前新老污染物并存、有机无机污染叠加。并且，我国土壤环境的监管体系尚需完善，土壤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不足，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意识不强，总之土壤污染已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辽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是全国的重工业和原材料基地，以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等行业为主。本文仅以某市为例，说明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该市是典型的东北重工业城市，共有工业企业2万余个，污染较重的行业有电力、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冶炼与加工、石油及化学工业、煤炭及其他非金属矿物采选与制品等。
2土壤污染状况
2.1重金属
该市各类典型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见图1。由图1可见，在七类典型区域中，金属镍的单项污染指数均排在首位，污染分担率最重，其中固体废物填埋场地、重污染企业金属镍的平均单项污染指数较高。分担率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铜和锌。在这些金属元素中，金属铅和汞的单项污染指数最小。
2.2有机物
（1）有机氯农药。该市有机氯农药分布情况见图2。可以看出，虽然辽宁省禁用六六六、DDt等有机氯农药已二十多年，其检出率仍很高。但各类区域土壤中有机氯农药含量普遍较低，远低于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在各类区域中，污灌区土壤有机氯农药含量最高，其次为工业企业遗留地及周边土壤，含量最低的是固体废物填埋场地。
图1该市典型区域土壤重金属单项污染指数
图2该市典型区域有机氯农药
（2）多氯联苯和多环芳烃。该市各类区域土壤中均未检出多氯联苯。多环芳烃的含量和分布情况见图3。
图3该市典型区域多环芳烃含量分布
该市各类典型区，重污染企业周边多环芳烃污染最重，其次为工业企业遗留地，蔬菜基地和污灌区污染最轻。有研究表明，多环芳烃主要来源于燃烧过程，该市是燃煤大市，众多重工业企业生产，加之冬季取暖燃煤锅炉的使用，通过大气扩散作用造成了对土壤的污染。
（3）石油烃总量。该市各类典型区域土壤中石油烃总量的浓度及分布情况见图4。
可见，该市各类典型区域中，石油烃总量含量最高的是污灌区，其次为工业企业遗留地和重污染企业，含量最小的是固体废物填埋场地。该市典型区域土壤中石油类污染物尚未超过限值。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市污灌区已停止污灌近10年，但石油类物质难于降解，土壤中仍含有一定的石油类物质。
图4该市各类典型区域石油烃总量
2.3小结
按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综合污染指数评估法以及Rapant环境风险评估等方法，得出该市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状况的总体水平。该市典型区土壤污染以多环芳烃污染为主，重金属总体情况尚可。由污染风险评估结果来看，该市典型区域土壤尚无环境风险。
3防治措施与建议
3.1治理方法
3.1.1生物修复
生物修复技术是通过植物吸收或生物降解从而去除土壤污染物质。可用于土壤生物修复的有某些植物、微生物菌剂、蚯蚓等，实践证明均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3.1.2施用化学物质
某些化学物质可以改变土壤的理化特性，并将重金属等污染物转化为难溶物质，降低其迁移转化的风险。另外，施加有机肥料可改善土壤胶体性质，提高土壤净化能力。
3.1.3翻土和换土
深翻土或铲除表土、换无污染的客土，是土壤污染治理的有效方法。
3.2预防措施
2017年6月绿色科技第12期
陶冶：辽宁省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状况及建议措施
环境与安全
3.2.1建立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
应尽快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其配套的相关标准体系，加强对土壤污染的监督管理，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土壤污染状况加剧。
3.2.2制定专项规划，加大治污力度
要在“土十条”基础上制定完善本地区的专项规划。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投入，全面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3.2.3强化环境监测，及时掌握污染状况
要完善土壤污染监测与评价体系，细化布设监测点位，定期采样监测，及时监控土壤环境的动态变化。
3.2.4严格执法，控制污染物排放
应加强对各类污染物排放的达标监管，强化污灌区管理，严格控制化肥农药施用，积极推广使用生物防治技术。
3.2.5加强宣传，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
要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人民群众对土壤污染的认识，把预防土壤污染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行为。
4结语
土壤污染不仅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质量，更直接关系到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加强土壤染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上下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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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7
关键词土壤污染土壤修复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D912.3文献标识码：a
1土壤污染的现状
1.1土壤的有机污染
目前我国土壤的有机污染十分严重，且对农产品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如我国从1959年起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用五氯酚钠防治血吸虫病，其中的杂质二恶英已造成区域二恶英类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底泥中的二恶英含量很高。有机氯农药已禁用了近20年，土壤中的残留量已大大降低，但检出率仍很高。广州蔬菜土壤中六六六的检出率99%，DDt检出率为100%。太湖流域农田土壤中六六六、DDt检出率仍达100%，一些地区最高残留量仍在1mg/kg以上。
1.2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随着工业、城市污染的加剧和农用化学物质种类、数量的增加，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污染程度在加剧，面积在逐年扩大。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动性差、滞留时间长、不能被微生物降解，并可经水、植物等介质最终影响人类健康。据我国农业部进行的全国污灌区调查，在约140万hm2的污水灌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污水灌区面积的64.8%，其中轻度污染的占46.7%，中度污染的占9.7%，严重污染的占8.4%。我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多达1200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
2土壤污染的修复
土壤的污染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目前，国内外针对土壤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已经发展了一系列的修复技术。
2.1有机污染土壤的修复
有机污染由于其难降解、毒性大的特点，其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也成为了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有机污染土壤的修复方法主要包括：物理化学修复法、植物修复法和微生物修复法等。
物理化学法主要是通过溶剂洗脱、热脱附、吸附和浓缩等物理化学过程将有机化合物从土壤中去除。有机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是利用植物的生长吸收、转化、转移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包括战争残留物（tnt、Gtn）、多氯酚（pCBS）和三氯乙烯（tCe）等。有机污染土壤微生物修复法是利用微生物的生命代谢活动来降低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浓度，使土壤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到原初状态。
2.2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
目前，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方法很多，主要有物理、化学、植物和微生物等方法。其中，植物和微生物的方法近年来得到了特别重视，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物理方法主要有换土法、热处理法等。化学修复法是利用重金属与改良剂之间的化学反应从而对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固定、分离提取等。植物修复是一种经济、有效且非破坏性的修复技术，主要利用自然生长或遗传培育植物对土壤中的污染物进行固定和吸收。微生物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方面具有独特的修复作用，虽然它不能降解和破坏重金属，但可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毒性、吸附积累重金属、改变根际微环境，从而提高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挥发或固定效率。
3土壤污染的防治
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就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3.1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在开展土壤基础调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强化污染源监管、提升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能力、组织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3.2土壤环境面临严峻形势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3.3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意义重大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环保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摆上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统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切实解决突出的土壤环境问题。
3.4土壤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为总体目标，以农用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场地环境保护监管为重点，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机构和人员，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夯实工作基础，提升管理水平，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土壤环境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环境保障。
参考文献
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8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我国因污染退化的土壤范围不断扩大，土壤质量恶化加剧。土壤污染不像大气污染或者水污染一样容易扩散或稀释，其治理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周期更长。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为294.91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0.72%。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土壤污染已经成为继大气和水污染问题之后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
2015年是第68届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土壤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4月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强化工业污染场地治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7月11日，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在“土壤与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土壤年在中国”高层论坛上表示，“根据前期研究，中国拟争取用六七年时间，使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全国土壤环境状况稳中向好。”他还透露，环保部会同相关部门编制的“全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土十条”，已经基本成型，并向国务院汇报，等待审批通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改善环境质量面临重要机遇和重大挑战，若想打好这次土壤污染防治的“持久战”，就必须坚决遏制土壤污染蔓延的势头。首先要健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包括制定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实施严格的土壤污染责任追究机制，以及针对土壤污染来源、土地用途等不同方面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二是有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土壤防治技术开发，国家层面也应加强对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开发的政策性支持；三是确立具体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的“污染者付费”制度，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政府基金，并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9
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要求把防治土壤污染提上重要议程，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部署，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工作时明确要求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
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综合治理土壤污染”。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并要求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超标耕地综合治理。
“十一五”规划对全国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作出了部署，国家已安排10亿资金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06年7月18日，国家环保部门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会议，宣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正式启动、
与土壤污染的较量正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拉开大幕。
就世界范围而言，土壤污染尚是一个“新的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人们曾固执地以为可以高枕无-比，“眼不见为净”，可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这让人想起环保史上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它正是一本论及土壤污染的作品，书中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经济部九的抨击，也震撼了社会上的广大民众，引发了人类既有思想的波涛激荡
本书的作者蕾切尔・卡逊第一次对人类主宰世界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最终在这场思想的斗争中获胜这之后，更多的环保法令和行动在全球实施，可人类的环境仍在持续恶化
严酷的现实逼问人类，如果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土壤、安全的食品和平衡的生态空间，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对此，有关媒体采访了土壤污染的研究者、治理者，以及相关的民间环保人士与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切身体会到土壤污染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
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每一寸安全而健康的国土都须加倍爱惜，治理土壤污染已是刻不容缓，好在战车已经启动――
北京：地铁工人倒下之后
刘 巍
“北京污染场地的治理在全国是一个好的开端。北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终出让价会因之下降。”
在北京短暂的土壤治污史中，2004年三名地铁探井工人的故事，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这一年的4月28日中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的探井工人正在挖掘施工。当31号坑的三位工人挖掘到地表以下3米处时，他们闻到一股强烈刺鼻的味道。
由于施工方早有预先准备，三位工人戴上了防毒面具。当土坑被掘至5米深处时，三人均出现不适症状，其中一人开始呕吐。
其后，三位工人被送至铁营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至当日下午4时出院。另两人症状较轻，简单治疗后回到工地。
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的厂址，这家农药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北京红狮涂料厂合并。
“这是北京市对场地(土壤)污染重视的开始，那是2004年。”北京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副主任李立新告诉记者，“2005年，北京市就开展了潜在污染场地调查工作。”
治污大棚
2月23日中午，李立新带着记者前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的污染土储存地。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在此地修建了一个暂时存贮污染土壤的大棚。
记者乘车在北京市北郊一路行驶，蓦然在公路边，过早春稀疏的林木枝条，看到公路一侧的围墙内，有一枕形的巨大白色立方体，其体积可以达到一个室内运动场的规模。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总经理高艳丽对记者说，这就是贮存污染土壤的大棚。
数分钟后，经过一道大门，越野车停在大棚出入口的一侧，大棚长150米，宽50米，高度25米，可以容纳七八万方的土壤，大棚底部由水泥铺就，完全与大棚下的土壤隔绝。大棚本身采用了高分子阻燃材料充气膜。
这座大棚建起还不到一个月。现在已装填了7万多吨被污染土壤，这些土壤是从原北京染料厂厂址运来的。
北京染料厂始建于1956年，以生产分散染料、还原染料和有机颜料为主。染料厂原址接受了环境评估，被确认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半挥发性有机物和部分染色染料污染，其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均有危害。
2008年11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和北京市环保局对该地块污染修复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中标。这是这家公司在北京参与土壤修复工程的第四个案例。
记者在大棚入口不远处的平房内，换上了白色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与两位工作人员进入大棚。大棚的入口分为两层，类似船闸。进入外层门后，外层门关闭，内层门开启，双层门可以有效防止棚内空气的外漏，以防止二次污染。
通过两层卷帘门进入大棚后，记者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广大空间的白色雾气中，无法看清大棚中的景象。工作人员说，雾气中既有水蒸气，也有土壤中的挥发性物质。
几分钟后，看清了棚内的景象，几台挖掘机正在开足马力把土堆到更高处，工作人员说，土要堆到20米高，以利于更多的土装入大棚。
高艳丽说，大棚内以万吨计的污染土壤，将采用热解析方法进行处置，该技术能满足污染土壤修复标准，且不破坏土壤的成分。
事实上，原北京染料厂的一部分污染土壤已送至北京市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树林公司)所属的水泥焚烧窑处置。
焚烧窑
23日下午，记者来到同样位于南口镇的红树林公司。
这是北京第一家规模化安全处置污染土的单位，承担过多起涉及污染土壤的环境应急抢险任务：
2004年，在地铁5号线开挖工程遭遇被农药污染土壤的事件中，这家公司共处置污染土壤2万吨；2006年，处理化工三厂污染土壤1.4万吨：2007年至今，处理红狮涂料厂污染土壤23万吨。
红树林公司市场部经理刘科告诉记者“处理污染土壤，先要对污染土壤的成分进行化验分析，确定是否适宜利用水泥窑焚烧处置，适宜焚烧处置的污染土，需结合水泥生产的要求，确定单位时间的焚烧量，进入水泥窑内进行锻烧。水泥的配料之一是粉煤灰，污染土壤替代了水泥的原料粉煤灰，最后锻烧
为水泥的熟料。”
污染土主要成分仍然是土壤，其有害成分的含量一般不会超过其质量的1％。进入水泥窑内进行锻烧后，有机污染物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这就是有机物彻底焚毁的定义。
剩下的无机物，进入水泥熟料当中，将被进一步加工成水泥。最后成品还要经过检测，成为符合标准的水泥。
“水泥回转窑处理土壤类废物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刘科说，为保证污染土埭处置全过程无二次污染，红树林公司委托科研机构对污染土存储库区的周边空气进行定期监测，对水泥窑尾气的排放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监测数据直接与北京市环保局联网，监测结果表明，该公司在处置污染土期间，周边环境及大气排放低于国家允许排放标准。
李立新说“根据目前北京市的经验，受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土壤，采用焚烧的技术处理得彻底，对环境不产生二次污染，价格相对便宜，不失为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治理技术。”
针对不同的污染状况，北京市采用阻隔填埋、焚烧等异位土壤治理技术，完成了北京化工三厂、北京红狮涂料厂、北京轮胎厂，共3个厂区的原址污染土壤的治理，共清除治理受污染土壤约30万吨。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红树林公司都是首次参与处置大规模的被污染土壤。
李立新说“城市土壤污染问题这两年才受到关注，以前也搞过土壤调查，但是，仅是从农产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角度。城市土壤污染问题，实际上是随着污染企业搬迁提出来的。”
随着城市的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北京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一直有工厂停产、搬迁，相比其他城市，拆迁的规模较大，时间较早。这使城市不同区域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
为了兴办“绿色奥运”，首钢渐次压产、停产，2006年7月，北京焦化厂停产。随即，北京市面对这些工厂停产后的厂址再利用问题。
2005至2006年，北京市环保局组织调查了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其中在对6块场地进行现场土壤和地下水采样检测中，确定了场地污染物。
李立新说：“空气、水作为扰动的介质，在一定空间取样，就可以判断空气和水的质量。而土壤不同，是固态的介质。土壤质量的监测，就涉及到合理布设采样点以及污染的判断标准问题。”
1995年国家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主要是针对农用土壤的质量标准，标准值仅涉及部分重金属和六六六、滴滴涕。这一标准，难以适用于城市用地的污染评价。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方法，国内一些科学研究机构在作土壤评价时，参照了国外不同的方法与标准，有的是参照美国的，有的是荷兰的，这就造成了评价结论的不一致与不可比性。
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了《场地环境评价导则》，用于规范土壤评价的方法和程序。
2007年7月，北京市环保局《关于开展工业企业搬迁后原址土壤环境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京环发151号)，要求工业用地原址在二次开发利用前必须进行场地环境评价，发现存在污染的场地要制订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由原污染企业负责污染场地的治理和修复，污染场地经治理修复合格后，方可进行其他用途的开发建设。
“这个法规非常重要，作为行政性规章，这在全国是第一个。”李立新说。
截至目前，北京市环保局已组织相关单位对近50个场地进行了场地环境评估，评估场地涉及钢铁、焦化、化工、染料、纺织印染、汽车制造、农药等行业。
评估发现，7块场地受到污染。必须修复，才可达到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其中部分场地污染严重，污染深度达到15米。
李立新坦言，最大苦恼在于，该法规的制约力有限，没有相应处罚权。希望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能尽早出台。
北京的土地资源紧张，尚未因土壤污染而出现废弃土地的情况。原红狮涂料厂厂址污染是比较重的，但其高达1亿元的治理费用，最终都消化在土地流转交易的费用之中。这是因为土地的利用价值远远大于治理价值。
土壤污染防治现状篇10
关键词：污染场地;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环境管理
收稿日期：20120327
作者简介：苏爱华（1982—），女,福建泉州人,助理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环境监测工作。中图分类号：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2)05017502
1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原来被工业企业占用甚至污染的土地需要进行再开发。在这过程中,由于对土地污染问题认识不足及污染清除工作不到位,又造成了一些环境污染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促进中国政府和公众对于污染场地再开发中环境问题的重视,使得土地污染问题和污染场地的环境修复及再开发提上重要议程。
污染场地概念的界定对于污染场地的识别和分类管理至关重要［1］。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定义“污染土地(contaminatedland)”为:被危险物质污染需要治理或修复的土地,“污染场地(contaminatedsites)”包括被污染的物体(例如建筑物、机械设备)和土地(例如土壤、沉积物和植物)［2］。加拿大政府认为“污染场地”是:物质浓度高于背景值,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已造成或可能造成即时或长期危害的土地,或者是污染物浓度超过了政府法规和政策中规定的浓度的土地［3］。英国的环境污染委员会(RCep)认为“污染场地”是当地政府认定由于有害物质污染而引起严重危害或有引起危害可能性的土地,以及已经引起或可能引起水体污染状况的土地［4］。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环境保护委员(anZeCC)关于“污染场地”的定义为:危险物质的浓度高于背景值的场地,且环境评价显示其已经或可能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成即时的或长期的危害［5］。我国定义“污染场地”为“因从事生产、经营、处理、贮存有毒有害物质,堆放或处理处置危害废弃物,以及从事矿山开采等活动造成污染,且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产生危害的场地。”世界各国对污染场地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本质上均指特定的空间或区域(包含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所含有害物质的浓度超过环境背景值,并对此空间或区域的人体健康及自然环境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负面影响［6］。
2污染场地相关政策现状
2.1污染场地法律、法规方面现状
目前,中国污染场地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多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的条文中,如《宪法》、《刑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宪法》只是规定了合理利用土地和防止土壤污染的粗放原则。《刑法》则对一些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规定固体废弃物是指一般固体废物、城市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而并没有具体指出污染土地。《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第35条规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需要终止的,应当事先对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条款还指出了当事人的义务和费用承担方。
然而,与污染土地有关的法律法规缺乏系统性和不一致性,并且没有一个专门针对土壤污染法规。而且现有的法律规定还非常笼统,尚缺乏具可操作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对于土壤污染中具体的控制和预防要求及措施,这些文件的指导作用及约束力还远远不够。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已成为当务之急。环保部正在力争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工作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中去［7］。
近年来,针对中国污染土地的管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文件及规定: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境保护部)2004年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2008年又了《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号)。原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发出的通知并非强制性的法规,在可操作性方面也还不够具体,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工业企业搬迁场地的污染控制和管理。2008年环境保护部又的《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土壤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及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提出了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措施。该文件把“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作为突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之一。然而,考虑到土地污染对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这些文件尚且不能发挥一部真正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规制作用。
2.2污染场地技术标准体系方面现状
污染场地方面的技术标准同样是土地污染防治的标准体系完善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在土壤污染监测监控、环境风险评价及土壤修复技术等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备的技术指南及标准,一系列暂行管理标准和技术指导方针还在试用或起草过程中［8］,比如:《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上海世博会暂行)》(HJ350-2007);监测标准:《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和水利部《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98);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基准》(HJ/t25-1999)。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是《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土壤环境管理、土壤污染修复工作的重要依据［9］，是《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全面修订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一系列的场地管理标准也正在酝酿出台［10］,包括《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2009)、《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2010)、《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2009)和《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2009)等,这些标准目前正处于审阅、研讨与修订中。
2.3地方在污染场地方面的法规
建立地方法规,对于中国这样地域广阔,土壤类型众多,土壤性质复杂多样,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的国家,显得尤为必要。某些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的省市已经开展了一些探索,根据污染场地开发利用过程中环境管理和土壤修复的需要,分别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政策［9］。
2006年3月,浙江省颁布了《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规定对污染土壤要实行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制度。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印发了《场地环境评价导则》,规范了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场地环境调查、评价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2007年5月,重庆市颁布了《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的有毒有害原料或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治理。2008年6月重庆市政府又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市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008］208号),提出了要严格执行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2007年,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联合印发了《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沈环保［2007］87号),对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进行了规定。这些法规政策的出台为当地污染场地的再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3结语
污染场地的环境修复和再开发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污染土地的预防、控制以及污染土地修复都还需要很大程度的完善与提高。总体看来,中国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法律法规有待健全和完善(包括事前和事后责任及风险),需要一部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来明确土地污染和修复中的责任和义务,以便对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清晰准确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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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pa.epasDraftReportontheenvironment-BetterprotectedLand［eB/oL］.［200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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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娜娜,黄启飞,易爱华,等.我国污染场地的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6,29(12):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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