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动力篇1
在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行动中,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案,推出了提振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例如,发展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实现互连网与物联网的融合等等。当前世界经济正在企稳向好,但是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储蓄率回升缓慢,国际贸易的恢复和增长还有很长一段复杂曲折的路要走。因此,大力发展开放的、清洁环保的、知识密集和劳动密集的服务贸易,是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新动力之一。
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初级生产阶段上,生产活动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第二阶段以工业生产大规模的发展为标志;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大量的劳动和资本流向商业和服务业。发达经济体上世纪60年代总体上实现了向服务经济转型,到199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世界GDp的比重突破60%。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服务业的国际化和跨国转移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从全球范围来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货物贸易增长,服务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已接近1/5,服务业跨国投资已接近全球跨国投资的2/3。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时减缓了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
服务贸易是货物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生产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的高端化,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条,进而优化货物贸易的质量和结构,提高货物贸易的附加值;消费业和公共服务业有利于提高人类自身发展水平和社会管理服务水平,优化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进而有利于货物贸易的发展。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事关民生,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企业和国民素质,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服务业具有消耗资源少、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等特点,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能够有效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经济艰难曲折的复苏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更是拉动增长的产业新亮点。
建立开放的全球服务贸易体系势在必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所有贸易伙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进步,必须建设一个公正、自由、开放的多边服务贸易体制。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危机形影相随,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更使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采取隐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比如,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进入和在境内的服务活动设置障碍,减少服务外包,或对本国服务出口实行隐蔽性的补贴等等。由于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性和非数量性,壁垒消除的进程将十分困难和缓慢,这将会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严重的阻碍,我们必须“共诛之,齐讨之”。
中国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坚定支持者,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在wto服务贸易分类的160个部门和分部门中,中国在100多个部门和分部门作出了开放承诺,其水平已接近许多发达国家的开放度。此外,中国在完全兑现“入世”承诺之后,还在其他部门和分部门实行了自主开放。中国始终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服务贸易开放是多哈谈判中继农业、非农之后的重要议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努力,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争取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实现发展回合目标。
推动中国服务业开放,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首先,努力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将继续履行“入世”承诺,根据自身服务业发展内在需要和国际环境,积极有序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强化市场竞争,以扩大开放推动服务业体制和管理的创新,全面优化服务业的行政和法律环境,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经贸合作,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其次,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扩大服务进口。1982～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17%,进口年均增长14.8%。尤其是近三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年均增速达23.8%。下一步,我们将巩固运输、旅游、建筑等行业在服务贸易中的规模优势,重点培育通讯、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版、传媒、咨询等行业的服务贸易,积极承接服务外包。2009年中国政府已批准了北京等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在这些示范城市实行包括税收优惠、用工制度、培训补贴、参展推介、资质认证、信贷保险、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这将成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还将稳步扩大服务贸易进口。预计今后五年内,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累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无疑将为世界各国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巨大的商机。
再次,推动服务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后危机时代,服务业跨国转移和要素重组将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我们将推动服务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强化国际服务领域的分工和协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在运输、金融、保险、设计、研发、医疗卫生服务和营销等行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快中国服务业的重组,鼓励外资参与软件开发、跨境外包、物流服务等,通过引进国际上先进技术、管理形式和经营方式,促进服务业现代化,全面提升中国服务业在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中位置。积极推动服务企业“走出去”,鼓励具有优势的服务企业赴境外投资。支持承包工程、建筑、运输、分销等服务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台港澳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和本地化经营,重点推动一批企业开拓这些市场。充分利用中华老字号企业已形成的品牌效应,积极向海外发展,带动中医药、中餐等中国特色服务产业拓展国际市场。
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共同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现实需要,更是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尽快复苏,包括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必然之举。
(本刊根据商务部陈德铭部长在第二届中国服务贸易大会开幕式讲话整理,2009年11月24日)
简讯:
11月24日～25日,第二届中国服务贸易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以“服务贸易: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为主题,分别召开了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数字动漫游戏、设计服务等8个专题会议。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出会并致辞。来自韩国、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高官和企业家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wt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并演讲。陈德铭部长在致辞别指出:当前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力,建立开放的全球服务贸易体系势在必行。中国将努力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扩大服务进口,巩固运输、旅游、建筑等行业在服务贸易中的规模优势,重点培育通讯、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行业的服务贸易,积极承接服务外包,促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壮大。
世界经济的动力篇2
关键词：世界经济
新特点
发展前景
一、9·11事件加速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衰退
9·11事件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蓄谋已久的突发事件，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惨重损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9·11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14亿美元?而长期的间接损失则会在5年内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放慢0．2个百分点。在9·11事件的影响下，美国的航空、旅游、保险、零售、餐饮、宾馆等服务行业均遭受沉重打击。2001年11月26日，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经济于2001年3月陷入衰退，从而结束了创记录的整整10年的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下半期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于2000年第四季度起开始了经济增长放缓和调整时期。2001年第一季度增长 1．3％，第二季度微增0．2％，第三季度为负增长1．3％。美联储为了挽救经济衰势，2001年全年11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分别下降到1．75％和1．25％，下降幅度达到4．75％，为40年来的最低点。在降息、减税和促进消费的强烈刺激下，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修订后统计数据，2001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4％，大大高于原先公布的0．2％的增幅。2001年美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为1．2％，略高于原先预测的1．1％，但仍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记录。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GDp约占全世界GDp的30％。20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和持续增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储备的60％，美元坚挺和股市高涨等，使得美国经济产生了财富效应，世界各国将美元作为安全避风港。从客观上看，美国经济繁荣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周期趋同性的加强以及世界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增强，也使世界经济潜伏着不稳定的风险。从2001年起，美国经济衰退和股市下跌导致世界经济同步衰退和全世界股市下跌。2001年世界经济增长从年初预测的3．6％下调为1．4％。通常，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低于2．5％即意味着陷入了衰退。2001年世界贸易由上年增长12％萎缩至2％，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额约8000亿美元，也比上年减少约40％。
2001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突出表现是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约占世界GDp的75％)的同步衰退。在欧洲，欧元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元诞生3年来对美元持续走软，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自身经济改革步伐缓慢，以及欧美在新经济领域差距拉大的结果。为保持物价稳定和防止通货膨胀，欧元区央行坚持稳定与增长公约，这也使成员国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了限制。200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一再放慢，全年增长1．3％，其中德国仅增长0．6％。
日本经济2001年负增长0．9％。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巨额财政赤字与超低利率结合在一起，其根本原因是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遗留的银行坏帐、公司重组、内需不足、民间消费与企业投资意愿低迷等，从而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怪圈。9·11事件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2001年世界经济衰退的另一突出表现是东南亚经济急剧衰退。东南亚经济的突出弱点是对美、日经济的强烈依赖。亚洲发展中国家对美、日两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0％以上，其中对美国的出口约占25％。由于2001年起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过剩，导致亚洲国家及地区对美国和日本电子产品出口的急剧下降。除中国和印度之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均衰退严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1年11月29日的调低预测，由于9·11事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从年初预测的5．3％下调为3．4％。各地的经济增长率均比年初预测有大幅下调：其中，马来西亚增长0．8％；菲律宾增长2．7％；泰国增长1．5％；韩国增长2％；我国台湾地区为负2．23％；我国香港特区零增长；新加坡为负1．7％。
在世界其他地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11月15日的预测，非洲2001、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5％和3．6％；拉丁美洲为1．1％和 1．7％；印度和俄罗斯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在5％上下。
二、当前世界经济的新特点及新亮点
2001年世界经济环境明显恶化，当前对世界经济走势看好和看坏者兼而有之。本文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发展特点等作出分析和基本判断。
1．尽管9·11事件和世界经济衰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大趋势并未改变。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及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推动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新经济”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发展，2001年起由于世界范围内电子信息产品市场的供大于求而导致需求相对疲软。加上9·11事件的打击，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进入衰退的商业周期。由于美国政府不同寻常地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降息和减税的滞后效应已从2002年起开始显现。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富有活力，欧元的流通使欧洲经济更加具有稳定的特征，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经济有可能保持为世界经济的亮点，因此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仍旧向好。美元在近年内仍将保持国际储备货币的强势地位。经济全球化仍将在曲折中发展。9·11事件在使美国经济遭受损失的同时，也有力刺激了美国军火工业的发展，与军备和反恐相关的高技术产业将应运而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推动世界民用高科技的发展。
世界经济的动力篇3
关键词：FDi；经济波动；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022－03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FDi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通过贸易、投资、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等多种渠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我国FDi流入量的不断攀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FDi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影响我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借助于研究FDi这一关键渠道和重要变量，探讨世界经济波动影响FDi的区域分布进而影响我国GDp增长的作用机制，拟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二、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模型
出于研究目的考虑和研究条件所限，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85―2005年的各项统计数据。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来反映世界经济的波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的数据来自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我国FDi增长率经历了三次明显的高涨期：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以及2001年以后。这三个时期世界实际GDp增长率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也同时处于下滑之中。而80年代初期（1983―1985年）、90年代初期（1991―1995年）以及最近五年我国GDp增长率则非常之高。与之相反，90年代中后期，FDi流入我国的增长率较低，199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这两个时期世界经济则相对繁荣，我国GDp增长率则处于较低水平，1989、1990年我国GDp增长率只有3.8%和4.1%，1998―2001年则在波动徘徊。样本期内的数据直观显示的结果是，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对许多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中发现，系统普遍存在二分岔现象，即系统中某个参数很小的变化会导致整个系统行为的剧烈变化，该参数被称为序参数。客观世界存在许多普适关系，认识了这些关系就可以通过两个问题间的相似性将一个问题的结果用到另一个问题上，这就为借鉴自组织理论模型构建本文研究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提供了依据。
增长）由政府的行为这个序参数决定，而FDi作为一般的参数对我国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第一，FDi对发展的影响不平衡，可能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更严重，加剧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工资上，使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工资差距加大；生产上，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满足我国富裕阶层和外国消费者的需求；区位选择上，投资在沿海富裕城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城乡差距扩大。
第二，从增加就业角度，FDi一般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无益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第三，使我国资源无法配置到对社会有益的用途上，进而使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形成恶性循环机制。
第四，FDi利用其经济势力影响我国政府制定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过度的保护、税收减免、投资补贴、廉价使用土地等，这样获取相当多的政治、经济特权，使私人利益超过社会利益，使我国最终收益甚至为负，不利于其经济增长。FDi经常利用转移定价手段大量偷税漏税，给我国政府造成严重的税收损失。
第五，FDi企业可能会运用各种手段抑制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损害我国的长远经济利益。这些手段包括：抑制我国企业家的成长，运用自身的先进技术、世界范围的联系、广告技巧、关键的支持服务等兼并当地竞争者。
第六，从政治角度，强大的跨国公司会控制国内的资产和工作机会，在各个阶层的政治决策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它们甚至会直接贿赂我国的政府官员，通过政治捐献间接手段颠覆我国正常的政治秩序。
为了更好地验证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利用统计数据，运用一个较为简单的计量模型对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以及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以进一步验证它们的相关关系，并大致估测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FDi增长率以及FDi流入增长率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
首先对我国FDi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进行了回归，考虑到FDi国际转移对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滞后性，此处选用的数据是滞后一期的世界GDp增长率，回归结果如下：
FDiCHn=127.4268-29.2285GDpwoRLD
t=（3.7208）（-3.0409）
p值=（0.0017）(0.0074）
R2=0.3523F=9.2472
上面公式中：FDiCHn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GDpwoRLD表示世界GDp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
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GDpwoRLD)的系数能通过t检验(显著性检验)和F检验，并且其p值极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上升1%，我国FDi增长率会减少29%；反之，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下降1%，我国FDi增长率会增加29%，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一结果和前面通过观察数据与是相吻合的。
对我国GDp增长率与FDi增长率进行回归后的结果如下：
GDpCHn=8.4662+0.0451FDiCHn
t=（13.8188）（3.7329）
p值=（0.0000）（0.0014）
R2=0.4231F=13.9349
上面公式中GDpCHn表示我国GDp年增长率，FDiCHn仍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FDiCHn)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其p值也很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8%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上升1%，GDp增长率会提高0.045%；反之，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下降1%，GDp增长率会减少0.045%，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这一结果也和前面数据结论相吻合。
三、对FDi相关性模型的分析
相关数据和回归结果都表明：在整个样本期(1984―2006年)内，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是负相关的，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其具体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我国FDi增长率越高，我国GDp增长率越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FDi增长率越低，我国GDp增长率越慢。在FDi这一重要经济变量的作用下，我国GDp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同时还看到，尽管在整个样本期内世界经济波动明显，但我国FDi流入的金额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在增长，而我国GDp增长率虽有起伏，但年均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仍维持了非常高的水平。上述结果的出现，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
理解世界经济的波动性要注意两点：第一，由于当前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在整个世界GDp中占有绝对优势的份额，比如，1992年仅仅美日德三国GDp之和占世界GDp的比重就达到49.4%，因此，世界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所决定的；第二，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波动都是同步的。由于发达国家GDp占有世界GDp的绝对优势份额且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具有明显的同步性。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市场体系、开放程度、经济实力等原因，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整体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明显。伴随着世界经济繁荣与衰退不断交替的进行，FDi的国际区域分布就处于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由于世界经济波动主要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影响且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同步，在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FDi国际分布的动态变化具有以下规律：当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时期，FDi会大量流入发达国家；而当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FDi很大一部分会流出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过程中从发达国家流出的FDi并非规模均匀地流入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只会流入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原因主要在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种稀缺要素，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FDi不可能惠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追求高额利润回报的动机促使FDi只会流入少数发展前景广阔、投资环境优良、能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一直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大量FDi的流入，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并且会带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配套投资，间接促进我国资本存量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FDi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我国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当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会有很大一部分FDi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向发达国家回流，从而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的同时，发达国家整体经济的持续低迷促使很大一部分FDi从发达国家流出，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据统计，整个90年代，非洲吸收的FDi占世界FDi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2%，90年代末甚至跌到了1%以下。而我国吸收外资成绩斐然，特别是1993年后，连续9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FDi的国家，2002年以来，我国吸收FDi更是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资源与劳动力成本更低、市场规模更大、经济活力更强、能为FDi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因而我国成为这一时期对FDi最有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不仅从数量上推动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弥补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资产质量，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FDi的流入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同时，FDi的流入给我国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长期存在的“技术缺口”和“管理缺口”，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FDi的大规模流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GDp的高速增长，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短期来看，最近20多年来世界经济的频繁波动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尽管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样本期间内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有所增长，但是FDi年增长率却处于起伏波动的变化之中。我国FDi年增长率的这种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的短期波动密切相关。当世界经济步入繁荣时期，我国FDi流入的金额虽然仍在绝对增加，但FDi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受到抑制甚至出现下滑；当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时期，不仅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不断增加，而且FDi增长率也会大幅上升，从而推动了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
四、我国对FDi的管理建议
将我国FDi作为一重要经济变量，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波动、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FDi流入，并通过FDi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显示，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存在着负相关性，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存在着正相关性。这一结果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波动必然引起FDi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根据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密切跟踪研究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动向。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不仅在短期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FDi大量流入我国只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变化这一机制在历史长河中某一时期的具体体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整体上处于低速增长阶段以及我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更好投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从整体上走出萧条步入繁荣，FDi必定会出现回流；而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持续良好并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和更加优惠的吸引FDi的措施，我国的FDi必定会出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流，从而都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造成冲击。鉴于FDi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必须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位分布的变化，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吸引FDi的动向。
2.借鉴拉美和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加强对FDi流出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拉美国家、“东亚四小龙”以及东盟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腾飞与经济高速增长受挫在很大程度上都与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有关，而FDi区域分布的调整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认真总结和吸取。尤其重要的是，有必要加强对FDi流出我国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这对避免或减轻FDi大量流出情况发生而给我国经济造成损失是极为必要的。
3.在继续吸引FDi的同时，增强自身资本实力，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从当前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考虑，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不断改善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环境，继续引进FDi使其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上，并加强对FDi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和吸收。同时，从长远考虑，必须努力增强自身的资本实力，加大对本国技术研发的投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减轻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国际转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诸多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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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动力篇4
[论文摘要]冷战的结束终结了存在多年的两极格局,从此世界格局加速走向多极化｡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二者已然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深层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人们通过追溯世界经济的历史,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化｡而对于世界多极化,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某个表面,往往把世界多极化趋势与世界多极格局混为一谈,其实现阶段所说的世界多极化并不是指世界多极格局已经形成,而是指世界格局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虽然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凭借其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四面出击､到处干预,企图建立起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世人摄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胡作非为,许多人悲观地认为当今世界就是美国霸权领导下的单极格局｡事实上,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进行｡这从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到近年的朝核､伊核问题可以清楚看到,科战､伊战时期世界各大国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无可奈何,近年的朝核､伊核问题却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大国合作,回归多边主义｡那么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指由于某些基本力量的推动,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突破地缘政治的某些范畴,跨越国界,使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日渐加强,相互融合的一种历史趋势和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发展进一步加深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之相统一的新的发展阶段,表现为在全球市场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带动新的国际分工,资本在投资国之间大规模流动,各国政府降低人为壁垒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世界贸易组织主导贸易自由化趋势,国际金融市场把各国金融活动一体化和自由化｡这是全球资源从相对集中走向分散化的历史过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这些要素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均衡化将更为突出｡因此,国家要获取的经济权力再也不是由少数强国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而是一种多元化的权力和相互制约日益加深的权力｡多极化则是对两极格局或单极格局的否定,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多极化是一种客观现象,是任何国际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其必然导致联合国作用的增强｡应该看到多极化趋势是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客观反映,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要求当代大国综合实力对比必然由不平衡走向新的相对平衡｡
二､全球化与多极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今时代,全球化方兴未艾,多极化也在加速发展,两者之间不是不相干的过程｡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主要的方面,而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则是次要的方面｡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多极化的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又会影响到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1.美国想要借全球化为其单极霸权服务,结果世界各国却借全球化发展壮大进而抵制美国霸权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美国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它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机构也是被它操纵的,国际经济方面的“游戏规则”是由它们制定的｡毫无疑问,美国要利用这些优势为自己利益服务,要谋求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加强和扩大经济霸权,推动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建立的旧国际经济秩序是劫贫济富的秩序,往往把只适合某一群甚至某一个发达国家利益的做法视为普遍规律而强加于全世界｡例如,现行的国际规则片面强调商品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打破国家壁垒,而对同为生产要素的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则听任发达国家设置各种障碍,显然这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其结果是在相当大的范围里造成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现象”｡但是物极必反,事物常常走向自己的反面｡发展中国家卷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就越发感觉到保障自身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必要性｡冷战以后的发展中国家就已普遍认识到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目标,并且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为这一目标服务｡东亚国家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迅速发展,脱颖而出,形成了所谓的“新兴工业经济体”｡由于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们不断坚持自己的利益,不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再加上欧美之间和美国内部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发言权增加了｡这一趋势是有利于多极化而不利于单极化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弱,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主要大国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力量对比上进一步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
2.世界各国通过区域经济联合或经济区域化方式壮大了自身实力,促进了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据有关资料,目前全世界各种区域性､次区域性集团化组织已达110个,其中1/3是90年代之后成立的｡西欧区域内的贸易已占欧盟各国对外贸易的七成｡北美地区､亚洲地区､中东地区及前苏联地区的区内贸易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亦有上升之势｡据估算,近年全球区域内部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达一半左右｡可以认为,区域经济联合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环节｡在经济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许多国家和地区感到难以独力支撑,难于依靠单干应付新的挑战,因而希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作为依托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而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建立起自己的比较优势,以便更好地趋利避害｡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不断上升｡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地区为联盟的国家集团在区域协调合作中､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作用正日益得到发挥｡如今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世界上许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东南亚联盟所发挥的作用就很说明问题｡东盟各国过去几乎全面依附美国｡现在形势大变,东盟由原来一个松散的政治合作组织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唯一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方面全面合作的强大联盟,其独立自主性显著加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各大国更加重视它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推动了区域内各国经济的发展与联合;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削弱了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在经济领域强制推行单极秩序的能力｡近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成型,可以预见,建立在中日韩三国加快联合的基础上东亚一体化必然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3.全球化的发展缩小了各国间的经济､科技差距,有利于促进各国的发展和平衡综合国力的对比,推进多极化的形成｡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高科技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各国间的经济差距,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加速发展｡据世贸组织相关统计,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用了58年才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一倍,美国则用了47年,德国用了43年,日本用了34年｡但1966年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个新兴工业体为达成这一目标所用的时间皆大为缩短,韩国用了11年,智利用了10年,中国仅用了6年｡并且这些时间间隔还在随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而在继续缩小｡占世界人口1/3的10个发展中国家在1980-1995年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另据世行一份收集了80个国家过去40年的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开放促进了经济增长,穷人的收入随着经济的总体发展而同步增长｡在全球生产总值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已从1960年占13.4%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3%｡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发展成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虽然目前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但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正在迅速改变｡最近一些权威经济机构纷纷预测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gdp的比重已经达到顶点,下一步将盛极而衰,预计10年后,即2015年,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将由28.5%降至24.8%,有的预计甚至更低｡目前亚､欧､美在gdp上三分天下｡现在的欧盟所以还没有成为世界真正的一极,原因主要已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与军事｡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低谷,俄罗斯经济也恢复了增长并初步建立起了以能源和军事工业为核心的新工业体系｡全球化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各主要力量的分散化和均衡化｡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美国著名战略家均已预测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只能持续15至25年时间｡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美､欧､日､中､俄“五大力量中心”的综合国力对比大致趋于相对均衡化,形成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力量结构､从而构成未来世界多极格局的基础｡
4.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益诉求,多极化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一般而言,能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的国家除了本身实力强大之外,也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较大程度的受益者｡即使是发展程度比较滞后的国家也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而要求不仅“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这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新世纪以前两国都偏重引进外资,待到经济实力加强之后又都不约而同的强化了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在能源及原材料领域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互相促进的｡很难想象一个置身于全球化过程之外的闭关自守的国家能够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因此,多极化的主体国家往往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大国,它们互为贸易伙伴｡例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了“世界工厂”,其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也由1990年的第九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三位｡全球化愈发展,它们之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程度就会愈加深,因而在保持地区和全球安全和稳定上的共同利益也会扩大｡
[参考文献]
〔1〕孙建设.多极化､全球化多样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3).
〔2〕马小军.当代世界多极化与国际社会新秩序〔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2).
〔3〕吴嘉蓉.世界多极化是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j〕.社会科学研究,2002,(1).
世界经济的动力篇5
[论文摘要]冷战的结束终结了存在多年的两极格局,从此世界格局加速走向多极化｡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二者已然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深层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人们通过追溯世界经济的历史,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化｡而对于世界多极化,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某个表面,往往把世界多极化趋势与世界多极格局混为一谈,其实现阶段所说的世界多极化并不是指世界多极格局已经形成,而是指世界格局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虽然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凭借其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四面出击､到处干预,企图建立起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世人摄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胡作非为,许多人悲观地认为当今世界就是美国霸权领导下的单极格局｡事实上,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进行｡这从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到近年的朝核､伊核问题可以清楚看到,科战､伊战时期世界各大国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无可奈何,近年的朝核､伊核问题却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大国合作,回归多边主义｡那么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指由于某些基本力量的推动,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突破地缘政治的某些范畴,跨越国界,使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日渐加强,相互融合的一种历史趋势和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发展进一步加深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之相统一的新的发展阶段,表现为在全球市场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带动新的国际分工,资本在投资国之间大规模流动,各国政府降低人为壁垒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世界贸易组织主导贸易自由化趋势,国际金融市场把各国金融活动一体化和自由化｡这是全球资源从相对集中走向分散化的历史过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这些要素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均衡化将更为突出｡因此,国家要获取的经济权力再也不是由少数强国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而是一种多元化的权力和相互制约日益加深的权力｡多极化则是对两极格局或单极格局的否定,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多极化是一种客观现象,是任何国际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其必然导致联合国作用的增强｡应该看到多极化趋势是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客观反映,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要求当代大国综合实力对比必然由不平衡走向新的相对平衡｡
二､全球化与多极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今时代,全球化方兴未艾,多极化也在加速发展,两者之间不是不相干的过程｡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主要的方面,而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则是次要的方面｡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多极化的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又会影响到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1.美国想要借全球化为其单极霸权服务,结果世界各国却借全球化发展壮大进而抵制美国霸权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美国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它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机构也是被它操纵的,国际经济方面的“游戏规则”是由它们制定的｡毫无疑问,美国要利用这些优势为自己利益服务,要谋求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加强和扩大经济霸权,推动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建立的旧国际经济秩序是劫贫济富的秩序,往往把只适合某一群甚至某一个发达国家利益的做法视为普遍规律而强加于全世界｡例如,现行的国际规则片面强调商品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打破国家壁垒,而对同为生产要素的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则听任发达国家设置各种障碍,显然这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其结果是在相当大的范围里造成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现象”｡但是物极必反,事物常常走向自己的反面｡发展中国家卷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就越发感觉到保障自身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必要性｡冷战以后的发展中国家就已普遍认识到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目标,并且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为这一目标服务｡东亚国家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迅速发展,脱颖而出,形成了所谓的“新兴工业经济体”｡由于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们不断坚持自己的利益,不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再加上欧美之间和美国内部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发言权增加了｡这一趋势是有利于多极化而不利于单极化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弱,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主要大国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力量对比上进一步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
2.世界各国通过区域经济联合或经济区域化方式壮大了自身实力,促进了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据有关资料,目前全世界各种区域性､次区域性集团化组织已达110个,其中1/3是90年代之后成立的｡西欧区域内的贸易已占欧盟各国对外贸易的七成｡北美地区､亚洲地区､中东地区及前苏联地区的区内贸易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亦有上升之势｡据估算,近年全球区域内部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达一半左右｡可以认为,区域经济联合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环节｡在经济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许多国家和地区感到难以独力支撑,难于依靠单干应付新的挑战,因而希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作为依托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而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建立起自己的比较优势,以便更好地趋利避害｡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不断上升｡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地区为联盟的国家集团在区域协调合作中､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作用正日益得到发挥｡如今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世界上许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东南亚联盟所发挥的作用就很说明问题｡东盟各国过去几乎全面依附美国｡现在形势大变,东盟由原来一个松散的政治合作组织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唯一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方面全面合作的强大联盟,其独立自主性显著加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各大国更加重视它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推动了区域内各国经济的发展与联合;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削弱了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在经济领域强制推行单极秩序的能力｡近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成型,可以预见,建立在中日韩三国加快联合的基础上东亚一体化必然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3.全球化的发展缩小了各国间的经济､科技差距,有利于促进各国的发展和平衡综合国力的对比,推进多极化的形成｡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高科技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各国间的经济差距,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加速发展｡据世贸组织相关统计,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用了58年才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一倍,美国则用了47年,德国用了43年,日本用了34年｡但1966年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个新兴工业体为达成这一目标所用的时间皆大为缩短,韩国用了11年,智利用了10年,中国仅用了6年｡并且这些时间间隔还在随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而在继续缩小｡占世界人口1/3的10个发展中国家在1980-1995年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另据世行一份收集了80个国家过去40年的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开放促进了经济增长,穷人的收入随着经济的总体发展而同步增长｡在全球生产总值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已从1960年占13.4%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3%｡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发展成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虽然目前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但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正在迅速改变｡最近一些权威经济机构纷纷预测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GDp的比重已经达到顶点,下一步将盛极而衰,预计10年后,即2015年,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将由28.5%降至24.8%,有的预计甚至更低｡目前亚､欧､美在GDp上三分天下｡现在的欧盟所以还没有成为世界真正的一极,原因主要已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与军事｡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低谷,俄罗斯经济也恢复了增长并初步建立起了以能源和军事工业为核心的新工业体系｡全球化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各主要力量的分散化和均衡化｡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美国著名战略家均已预测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只能持续15至25年时间｡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美､欧､日､中､俄“五大力量中心”的综合国力对比大致趋于相对均衡化,形成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力量结构､从而构成未来世界多极格局的基础｡
4.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益诉求,多极化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一般而言,能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的国家除了本身实力强大之外,也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较大程度的受益者｡即使是发展程度比较滞后的国家也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而要求不仅“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这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新世纪以前两国都偏重引进外资,待到经济实力加强之后又都不约而同的强化了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在能源及原材料领域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互相促进的｡很难想象一个置身于全球化过程之外的闭关自守的国家能够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因此,多极化的主体国家往往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大国,它们互为贸易伙伴｡例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了“世界工厂”,其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也由1990年的第九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三位｡全球化愈发展,它们之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程度就会愈加深,因而在保持地区和全球安全和稳定上的共同利益也会扩大｡
[参考文献]
〔1〕孙建设.多极化､全球化多样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3).
〔2〕马小军.当代世界多极化与国际社会新秩序〔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2).
〔3〕吴嘉蓉.世界多极化是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J〕.社会科学研究,2002,(1).
世界经济的动力篇6
关键词：世界经济周期 长周期 中周期 同步性
经济周期(BusinessCycle)，又称商业周期或商业循环，指的是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所谓世界经济周期(worldBusinessCycle)是指，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呈现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动形态，这种运动形态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性经济周期运动。世界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发生构成了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而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是这种波动性和协动性存在的前提条件。从本质上讲，世界经济周期是一种自我生产和自我循环的机制(宋玉华，2007)，其传导渠道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这里我们要注意几点，一是，世界经济周期不是把全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的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而是指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同步；二是，世界经济周期不是由各国经济周期简单迭加而成，但各国经济周期仍是世界经济周期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以及新经济迅速发展等，世界经济周期在新时期会有新变化。
一、二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面，苏联与在东南欧和亚洲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第二，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旧殖民体系迅速瓦解，一批发展中国家陆续登上世界舞台；第三，布雷顿森林会议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关税及贸易总协议(Gatt)等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在战后确立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苏联也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协调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被分裂成了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是为美国为主导的北美、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布雷顿森林体制，是以美国巨大的经济优势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为基础的。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欧洲经济的复兴，西欧国家在经济上不再像战后初期那样依赖美国；由于东西方关系有所缓和，西欧在安全上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依靠美国。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后，其国际经济地位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进一步被削弱。1973年，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终结。随着美国经济霸权的衰弱，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状况，与此同时，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先后兴起，中国也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并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世界经济体系再一次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处于领导地位，美元也依旧是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这一时期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是美国、日本和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75年开始的G7会议，就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也使维持了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顷刻间瓦解。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均明确地转向国际市场，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整个世界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加速发展，各国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崛起，东亚地区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越来越高，1965年，东亚地区只占世界经济的9％，到1995年时，它所占的比重已经跃升至25％，跟美国所占比重一样。90年代的世界经济呈现出北美、西欧和东亚三大经济力量相互竞争的局面，随着地区主义和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的加强而有新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南非、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继续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是美、日和欧洲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和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就是这一局势的最好体现。
二、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
根据波动持续时间的长短，可以将经济周期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常见的经济周期长短划分主要包括基钦短周期(3-4年)、朱格拉中周期(9-10年)、库兹涅茨中长周期(平均长度约20年)和康氏长周期(50-60年)。这里主要研究10年左右的中周期和50年左右的长周期。
本文采用Hp滤波方法将时间序列中的趋势和循环要素进行分解，并对分解后的波动成分进行分析。因为采用年度数据进行分析，按照一般经验，λ的取值为100。在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各国GDp(按ppp计算)时间序列的波动成分后，根据世界经济周期定义，按照峰――峰划分方法，在不同时期选择该时期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依照它们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来划分世界经济周期。按上文所述，将二战后至今分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5-1973年)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3年至今)两个时段，又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大致按冷战前后分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Ⅰ(1973-1991年)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Ⅱ(1991年至今)两个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以美国为主、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辅，来划分世界经济周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Ⅰ，以G7为主，参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划分世界经济周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Ⅱ，以G20(除欧盟)为主，参考其他国家来划分世界经济周期。
为了便于进行跨国比较，本文研究采用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的GDp时间序列，综合采用了源于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的基于ppp的GDp数据(1945-2000年)和源于世界银行(worldBank,wB)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的基于ppp的GDp数据(1980-2009年)。
根据世界经济周期定义，就每一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周期形状图而言，会有多数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周期性波峰或谷底重叠在某一年度，同时，其余的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比较重要的市场经济国家会在到达谷底或波峰时领先或滞后，但领先或滞后一般不会超过三年。由此，将二战后世界经济周期划分为1945-1955年、1955-1966年、1966-1973年、1973-1979年、1979-1989年、1989-2000年、2000-2007年共七轮朱格拉中周期和2007年至今的新一轮朱格拉中周期。
利用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同时按照康氏的长波理论，沿袭其划分方法，我们也可以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周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1945-1989年的这一轮长周期和1989年至今正在进行的新一轮长周期。1945-1973年为该轮长波的上升期，1973-1989年为该轮长波的下降期。该轮长波的推动力量为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的繁荣等。
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扩张期变得越来越长，衰退期相对越来越短的新趋势。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常由股票、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危机表现出来。
三、世界经济周期同步性分析
在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实证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是相关性检验。本文检验不同时期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GDp波动成分的相关程度，通过分析各国GDp波动成分的相关系数的变化来判断世界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变化。
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三轮朱格拉中周期。我们剔除非正常状态的第一轮朱格拉中周期，即剔除1945-1955年这轮战后衰退恢复期。从表1可以看出，1955-1973年间，美国与加拿大、英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大于0.5，说明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经济波动同步性较好，而与法国、意大利、日本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正，但数值小于0.3，说明美国与这三个国家经济波动同步性较弱，与法国、意大利GDp波动成分相关性为负数。欧洲四国GDp波动成分中，除德国与意大利之外，其余两两之间相关系数均为正值。法国与德国、法国与英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大于0.5，且德国与英国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接近0.5，说明法国与德国、英国的经济同步性较好。日本与法国、德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较高，与意大利、英国、美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正，而与加拿大的GDp波动成分负相关，日本与除加拿大外的其他G7国家经济周期趋同。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Ⅰ，也就是说1973-1989年，G7国家间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均为正数，除加拿大与法国、加拿大与日本、美国与法国、美国与日本之间GDp波动成分的相关系数在0.4到0.5之间以外，其他国家间的相关系数都超过了0.5，说明在该时期，G7国家经济周期明显趋同。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不断发展，以G7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有了很大提高，这与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形势相一致。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之间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都很高，欧洲四国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有了明显增强，说明在统一西欧市场和区域分工合作下，欧洲共同体(1945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成立了欧洲共同体。1973年第一次扩大时，英国和丹麦、爱尔兰一起加盟)各国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趋势不断增强。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Ⅱ，即1991年至今，从表2中可以看出，G7国家GDp波动成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说明以G7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仍然较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印度、巴西三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均大于0.5，说明这三国之间有着较强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而俄罗斯与中国、巴西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负，与印度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也仅为0.035，说明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与其他三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很差。这一结果固然与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经济转型期有关，也与这四国对外贸易结构有关，俄罗斯经济状况的好坏高度依赖国际能源市场。
再看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中国与所有G7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均为负值，说明中国经济波动与G7国家背道而驰。俄罗斯与所有G7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均为正值，说明俄罗斯经济波动与G7国家正相关。除俄罗斯与美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0.463外，与其他G7国家相关系数均大于0.5，说明俄罗斯与G7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较好。巴西的GDp波动成分与法国、德国负相关，与加拿大、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不大(
综合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Ⅱ(1991年至今)，美国与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英国的GDp波动项的相关系数较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i(1973-1991年)明显增加，这说明与美国经济在90年代经历了一个长期增长有关，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百分比增加，影响力明显增加。同时，法国与意大利、法国与英国、英国与意大利的GDp波动项的相关系数较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Ⅰ(1973-1991年)有了明显增加，说明这几个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有所增强。而德国与所有G7国家的GDp波动项的相关系数减少，说明德国与其他G7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变弱。日本与除意大利外的其他G7国家GDp波动项的相关系数减少，说明日本也与除意大利外的其他G7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变弱。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力量，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区域化和集团化[区域化和集团化以欧盟的成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等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为代表]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也开始受到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
四、结论
从以技术创新推动的50年左右的经济长周期波动来看，二战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1945-1989年的长波，该轮长波的波峰为1973年，其推动力量为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的繁荣等。自1989年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了由信息技术、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和内容的重大变革推动的新一轮的长波周期。
总体看来，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扩张期变得越来越长，衰退期相对越来越短的新趋势。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常由股票、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危机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同步性来看，从剔除战后衰退恢复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55-1973年)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Ⅰ(1973-1991年)，再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Ⅱ(1991年至今)，以G7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周期趋同性一直较好，但也经历了一个较好――很好――较好的“倒U型”过程，这是由经济发展格局变化所引起的，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据的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衰弱，但仍居于领导地位，到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Ⅰ(1973-1991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上世纪60年代，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陆续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加上全球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快速发展，至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Ⅱ(1991年至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开始对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周期产生较大的影响，世界经济格局越来越表现出多极化的趋势。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宋玉华：《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世界经济的动力篇7
［关键词］知识经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166-02
1知识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1.1知识经济的发展引起国家实力的变化
科学技术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发展的好坏能够对国家的综合国力产生重要影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都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广的发展空间,各国都通过发展知识经济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因此,现今国际社会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之一便是其是否是经济大国,是否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势必会引起国家间政治力量的变化,进而改变国际政治格局。谁能掌握世界最新技术,谁就将赢得世界霸权。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在国家经济实力中的作用不断地加强,并对政治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各国都把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作为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
1.2知识经济的发展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
随着发展知识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已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成为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经济体系的过程。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从而促进了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物质基础,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会影响它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简单来说,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在某些地区,由于经济整合程度较高,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经济体系的形成,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经济体系所在地域各国的政治联系。
政治格局多极化的经济基础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经济多极化的发展促进了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建立一个多极化的政治格局,并积极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发展知识经济引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向,是促使其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方向发展。
1.3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现代战争的实质转变为经济实力的战争
知识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当今的战争再也不是过去人们认为简单的国防战争,一国的军事实力强弱就能决定是否能在战争中取胜,是否获得的利益就比付出的多,这些简单的观念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革命,各国所希望的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本国的国家目标,已经成为了可能。现代的战争更是经济实力的战争,因此哪国拥有当时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那么必将左右着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两大主题,这也是现今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而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2知识经济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2.1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当今全球发展知识经济的浪潮之下,为了配合知识经济发展趋势的需要,各国经济生活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早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地域,而是冲破了各个国家的界限,各国在发展本国经济时,需要获得更多来自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域的生产资料和资源,并要求向海外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为丰富的经济资源以便进行更为合理的配置和更加有效的利用,同时这就推动了世界市场的产生与形成。世界市场的发展必须以知识经济作为基础和依托。因此,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趋势下,各国原有经济活动的范围早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范围正在日益扩大；各国为了进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正在不断增强各自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并且能够最大化地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全球市场范围内,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国际经济组织等也都已成为了世界市场发展的推动力。
2.2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国际分工日益明确
知识经济的发展促使发达国家之间的行业内部分工变得越来越明确,而这些更深的分工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国际分工需要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相互信赖的劳动分工,这是一国内的劳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由于知识经济与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动的新技术,使得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很少能单独全面开发新产品,因此必须进行产品零部件开发的国际合作,相对的优势就形成了产业内部的分工,以达到规模经济效益。劳动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变得更加清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确。相对于原本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分工来说,知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生产原料的消耗,开发了更新更多样的能源,从而减轻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依赖。所以知识经济的发展,必将加快国际分工的进程,进而加速国际贸易的往来。
2.3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不同地域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不同地域之间的原本就已存在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正在逐步拉大,这主要体现在南北半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为了发展本国的知识经济,各国需要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这就需要国家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并投入大量的技术资金用于科研开发,发达国家往往在这一方面占有很大优势。
2.4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知识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新的技术革命,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个机遇也是个挑战,如果能够在机遇和挑战中不断创新和抓住机会,经济必当有所斩获,而如果没有抓住机遇,限于历史以及客观的因素,其经济发展速度必然减慢,经济实力必然下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发展知识经济,开展新技术革命,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打破目前的美日欧三极格局,使世界经济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3总结
世界经济的动力篇8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力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无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动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问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干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问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离不开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间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
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刀世纪挺进，自然引起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对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无疑将给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提供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因经济全球化而迅速推进的国际金融（包括国际货币体制与国际投资规则等）和国际贸易制度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总统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乙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困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通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人“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问。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以及潜在的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干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L，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四）
由于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表现，一个尖锐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是否需要根本改变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
应当承认，近十年来，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之机，在世界上反复运用软、硬权力，大力构筑全球安全体系，强化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极力维护其霸权地位，科索沃战争的发动就是其典型的表现。
以历史和战略的视野审视现在和未来，多极格局虽未形成，多极化趋势却是历史大趋势。美国的战略构想与行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单极霸权是与世界发展所要求的多无化。多极化格局格格不入的。世界经济已经三极化，美国与欧、日的贸易战频发，欧、日要同美国分享权力，享受平等地位，美国经济也不可能永久持续高涨。我们决不能被美国的强势所迷惑。和平与发展确实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格局发展趋势业已到了紧要时刻，但是，美国霸权的一时之得势，并不能改变世界大势。科索沃战争并不表明“冷战后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战略判断有误或己经需要改变。它只说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是一个复杂与曲折的进程，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漫长的，单极的强烈反弹正说明多极化是历史大趋势。世界大势仍然是一个主题：和平与发展，两个趋势：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
对美国战略的内涵及其推行的客观可能性必须作出切实的评价。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力图在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建立单极霸权，但是，美国建立霸权的主要途径并不是准备打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而是运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和制度化主导优势，确立经济霸权，进而推进军事、政治和文化霸权，其中包括主要对中小国家进行信息化的高科技战争，来达到霸权的目标。为此，美国必然抗衡多极化，尽力推迟多极化。可是，美国的雄心与实力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美国的霸权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构成了另一对难以解开的矛盾。布热津斯基说得十分透彻，美国因缺乏公认的合法性而成不了世界警察，因缺乏偿债能力而成不了世界银行家，因自身不清白而成不了全球道德家。他在《大棋局》一书中声称，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美国不仅是第一个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到2020年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可能降至1一15％，而欧洲、中固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同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象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他指出，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间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闰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此外，全球化对美国社会凝聚力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减弱作用。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廉价商品、投资、及跨国犯罪，使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和世界化，更加崇尚享乐主义，更加腐败堕落，难以激发为高代价、高风险的世界霸权所必须的国内政治共识，在信息化时代，任何国际干预造成的低水平伤亡，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对。美国在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全球战略力量时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在科索沃危机中要绕过联合国并使用武力，也可以说明美国左右联合国和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美国为了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为了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其全球战略的设讨中，着力调整同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重点搞好与欧、日、中、俄的关系，承认它们的力量和作用，借重它们。这样，责任和权利的新分配就能应对多极化趋势，美国不仅能把欧日稳定在其战略体系之内，而且能把中俄吸引进广泛的国际机制之中，从容面对极有可能出现的“一代人”之后的尴尬局面：美国必须把自己的“主导地位”移交给共同承担政治责任的全球多极体系核心。因此，目前或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形成主要世界大国或集团间的完全敌对关系，换言之，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基本条件。大国关系调整的客观后果之一是促进多极化发展趋势。总之，就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内涵和作用而言，优势中有困难，霸权中有合作，单极中有多极。
冷战后，欧盟大国几度想独自解决欧洲的热点问题，力有未逮，最终由美国出面收拾局面。这充分说明，欧盟大国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两者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欧洲从实际出发，采取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的形式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不是为美国战略效力的，它们的总体经济实力已略高于美国，它们的跨世纪战略是，推动欧盟不断扩大，确立欧盟东扩机制，在欧洲地区机制中增强自己的发言权，把以法德为主体的防务组织西欧联盟并进欧盟，加强欧洲军事联盟的力量，建成欧盟独立的防务体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使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逐步掌握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实现“大欧洲”的计划，同时深化欧盟的一体化，通过发行欧元，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等，与美国争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领导权，在强化自重力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在国际上以“极化”战略来寻求建立大国间的均衡关系，把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提高到欧美、欧加（拿大）、欧俄、欧日关系的水平，使欧中关系从美苏两极关系的派生性关系走向独立性关系，逐渐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真正的世界一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重新出现在欧洲中心地区，也使多极化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来。在1999年8月召开的法国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希拉克总统在反思科索沃战争时，继续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他指出，只有在欧洲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实体后，才能建立起多极世界的体系。在这方面，欧元已经使欧洲跨出了“决定性一步”，而当务之急是开始欧洲建设的“第二大工程”——欧洲的共同防务，以便“共同在安全和外交方面分担责任”。他同时表示，“法国不接受一个地区性组织把自己当作一个‘参战联盟’，到处出面，包揽一切”，而所谓“世界宪兵”的角色，只能由联合国和安理会“授予”。〈世界报〉在报道希拉克讲话时用了这样的大标题：“希拉克勾勒法国抵制‘单极世界’的主线”。
1996年以来，日美关系重新定位，通过了两国防卫合作新指针，日本乘机把防卫范围扩大到“周边地区”，一再声称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断提升武器装备，它们拥有的侦察卫星、空中加油机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远远超出最低限度的自卫需求。日本向海外派兵以及启动和平宪法的修改表明，“放弃战争”、“不保持军事力量”、“专守防卫”和“不承认集体自卫权”等原则将发生重大变动，再加上努力作出“国际贡献”，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种种迹象说明，日本正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力求成为政治大国。在未来5全10年内，日本走出经济低迷状态，就会加速向世界大国冲刺。
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已跌至谷底，仍不放弃“大国复兴”的雄心，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不断进逼中，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灵活多变的策略周旋于大国之间，以推进多极化和利用欧美间的缝隙，来寻求俄罗斯作为大国的生存空间。目前，俄罗斯仍旧是一个军事和文化大国，仍保有重大的政治影响，以历史的眼光观之，它具有大国意识和大国资源，有良好的教育与科技基础，一旦政治稳定、经济理顺之后，假以时日便能重振大国雄风。英国国际经济问题资深专栏作家哈米什喳克雷断言，“俄罗斯经济起飞的人力、物质和组织资源已万事俱备，因此，在今后25年内的某一时刻，这些资源将保证起飞成功。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在2010年和2020年期间，俄罗斯将再次成为经济大国。无论现在和将来俄罗斯都是积极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家。1999年8月3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强凋，国际社会在进人则世纪之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多极世界。他指出，建立巩固的多极世界是人类应对前途作出的战略选择。多极世界应以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同时考虑到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已提山一些重要倡议，目的是在民主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加强全球稳定和安全，提高联合国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处在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中的大网，全世界对于它将成为世界大国并无异议，只是对所需时间的估计有所不同。中国坚持国家根本利益，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坚持自己的既定战略，在国际上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反对霸权，广结善缘，在发展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是最坚定地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家。
世界经济的动力篇9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叶自成.对多极化格局的几点思考[J].国际政治研究,1999,(1)
世界经济的动力篇10
这是主席连续第四次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从2013年到2016年，四届峰会，10多次演讲和致辞，把脉全球经济的疑难病症，主席“望闻问切”，把脉开方，彰显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和反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当下，在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的G20平台上，中国更需要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有影响力的大国形象，在促进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增进理解、加强协作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从睁眼看世界，到叩开世界的大门，再到逐步融入世界，直至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站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迁的路口，主席的“G20时间”，留下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出路，也有世界对这个古老国家的新认识，更有世界走向未来的新力量。
中国自信：发展与治理的大国担当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乐于分享、广纳良言，达成协商合作机制，适应形势变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本届峰会的主席国，主席在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以“中国智慧”解题、以“中国道理”说事，从中国“元典”引出“小智”“大智”的辩证法，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正如主席所说，二十国集团聚集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国际社会对我们充满期待，对这次峰会寄予厚望。希望杭州峰会能够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等第一时间刊发评论员文章指出，推动二十国集团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关键在于坚定信念、立即行动。三个共同，必将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奠定新的基础，为增进全人类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从8月26日至9月6日，中央及地方新闻网站、“两微一端”刊播主席重要讲话的相关报道86万多篇次，新闻跟帖、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互动平台讨论量1516万多条，点击量38.6亿余次。社会各界高度评价本次峰会取得的成果，“中国方案”获各方认同，“中国理念”深入人心，“中国力量”得以充分展示，舆论称赞峰会完美演绎“中国自信”，彰显我国领袖风范和大国担当，将汇聚磅礴力量，进一步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方向。
中国智慧：改革与创新的顶层贡献
杭州，一座因创新而活力迸发的城市。峰会前后，走访阿里巴巴写入多国领导人的活动日程。专注“创新”的中国探索，给G20决策者带来启示。主席指出，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结合本国实际，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兼顾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基础。应该继续加强政策协调，减少负面外溢效应。
本次峰会将创新增长方式列为重要议题讨论。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因此，必须探索构建“全球创新体系”，使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能够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G20各成员国推动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并一致决定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这也是二十国集团首次围绕创新采取行动。
本次峰会期间，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切实发挥了网上权威舆论导向和压舱石作用，充分宣传本次峰会的重大意义，深入阐释峰会主题，完整介绍中国经济新变化新亮点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广泛传递我国关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理念和主张，全面展示了各国领导人对峰会的重视和期待。各个专题不仅页面制作精美、各具特色，且注重在内容上加强策划，不断推出原创精品稿件，形成了网上报道争奇斗艳、精彩纷呈的景象。同时，商业网站也做到了专题内容丰富，更新及时，多角度、多形式呈现峰会亮点。本次峰会的网上报道浓墨重彩、气势恢宏，正能量强劲充沛、亮点频现。
中国力量：开放与合作的人文关怀
本次G20峰会邀请了众多发展中国家与会，为历届之最，同七十七国集团、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小岛国等广泛对话，传递出明确的信号：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国，也属于全世界。“据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致辞中，主席用这个数字警示各方。
主席指出，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应该发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这一独特视角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展现了中国谋求共同发展的决心，也得到世界各国的响应。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G20峰会的一大亮点是中国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实现全球70亿人‘一个也不落下’，不管社会经济状况和种族背景如何，邀请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会正是对这一目标的践行。”
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蒂斯认为，随着全球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独自发展”几乎不可能。这就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包容的一个重点便是全球共享发展成果，在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沼时，保证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掉队。中国主张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将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认为，中国一直秉持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不同，中国主张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有效参与空间，让所有国家平等对话、分担责任，共同谋求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