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发展篇1
――垫湖村3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改革发展表明，实现农业增效，必须坚持走农业产业化道路，用产业化提升农业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大包干”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强化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无法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要求。垫湖村针对这一现状，从变革农业生产方式人手，积极推动农业生产由“大包干”向“大合作”的转变，着力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一是合作共建，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为改变生产效益低、市场竞争力弱的状况，垫湖村100多户群众自发成立了“垫湖养猪合作社”，实行规模化生产，对生猪养殖进行统一供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销售，增强了市场适应能力，养殖户生产经营收益显著提高。取得成功经验后，该村成立了“泗洪县垫湖农产品生产合作社”，把合作范围从单纯的生猪养殖扩大到种植业、养殖业的方方面面，全村80％以上群众成为社员，从根本上突破了农户小生产瓶颈制约，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生产。二是品牌共用，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了有效地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垫湖村努力推进农业品牌化经营，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增强市场竞争力，“抱团”闯市场。目前，该村已获得“垫湖仙米”、“垫湖地道草鸡蛋”和“垫湖紫心山芋”等无公害农产品认证3个，并作为宿迁市特色农产品参加上海农展会，与多家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品牌化经营使垫湖农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苏南及浙江、上海等地成功进入大型超市。三是技术共享，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合作社的成立，使得引进新技术、推行标准化生产成为可能。2006年，该村与江苏省农科院合作，引入野生水稻改良当地的“上塘贡米”，并进行“稻鸭共作”试验，推行无公害标准化生产，130多亩“稻鸭共作”试点已经成功，2008年扩大到5000亩。通过与省农科院的合作，垫湖村推动了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普及和新品种的推广，加速了农业科技新成果的转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综合效益。
――垫湖村3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改革发展表明，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工业化致富农民
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工业化水平低。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非农产业比重不断提高、农民逐渐脱离土地的过程。近年来，垫湖村突破“就农业抓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局限，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工哺农”的发展路子，促进广大农民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市场经济的合作与竞争。一是推进招商引资，探索壮大集体经济之路。垫湖村发挥农产品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引进外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来料加工、来样定做、来件装配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借助外力发展本村的工业经济。同时，整合政策性资金，采取集资入股等形式，建设标准化厂房，吸引外来企业投资办厂，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形成了“乡镇得税金、村里得租金、群众得薪金、老板省资金”的发展新模式，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二是加强村企合作，探索工业化提升农业之路。泗洪县委、县政府为发挥工业经济对新农村建设的带动作用。在县内工业企业中开展了“村企合作”活动。垫湖村牢牢把握这一机遇，与合作企业――麦华公司联手做好农产品深加工的文章，通过精深加工的“垫湖仙米”品质优良，市场售价达到每公斤36元，仅此一项带动全村人均增收近千元，实现了工业对农业的有效提升。三是培育新型农民，探索促进农民增收之路。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让更多的农民跳出农门，进城务工或自主创业，是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根本途径。垫湖村紧紧抓住全县大力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的机遇。对全村50周岁以下男劳动力、40周岁以下女劳动力，以及不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全部进行职业技能或创业培训，全村共有1000多名群众进厂务工，55户群众自主创业，从事非农产业。
――垫湖村3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改革发展表明，加快农村发展，必须坚持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用城镇化带动农村
农村改革发展篇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快我市城乡统筹发展步伐，推动农村发展改革稳定再上新台阶，现紧密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进一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稳定这一中心，组织实施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不断强化农业基础，着力在统筹城乡发展中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着力在改善民生中不断增进农民福祉，为建设“三个适宜”新型城市提供有力保障。
2．目标任务。根据建设“三个适宜”新型城市的战略目标，结合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的工作任务，到20**年，基本建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业亩产值达到1.3万元；城乡差别显著缩小，力争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万元，城乡社会保障实现并轨，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到202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亩产值达到1.65万元；城乡差别基本消除，力争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万元；城乡现代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均等化。
二、加快农村发展
3．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整合资源实施“一带、两区、十基地”发展战略。以**公路为纽带，依托西北部花卉苗木种植大镇为产业基础，全力打造部级园艺种植示范区和全国绿化苗木重点交易市场。高标准建设古镇现代农业园区、**市两岸四地现代农业合作示范区，全力推进现代农业规模化、聚集化、品牌化经营。重点扶持**镇特色小水果示范基地等10个农业现代化基地，不断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和产业化经营水平。继续稳定粮食生产，巩固传统优势产业。从20**年起，将分散在各领域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机补贴、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产业化资金等扶持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整合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不断增加资金规模，市、镇财政每年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4．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市信息化专项资金加大对农业信息化的投入，重点建设农业基础资源信息数据库和农业科技推广等服务平台。培养和引进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发展农业产学研联盟，鼓励国家、省级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与园区、基地、企业开展农业科技项目合作。加快培育和推广农业新特色品种，不断提高传统特色农产品种养水平。开发和引进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引导更多农户机械化作业。建设一批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引导农民提升科学种田和养殖水平。
5．提升农业服务水平。用好用足农产品市场建设和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绿博会”、“食洽会”等农产品交易集散平台建设。实施农业名牌战略，抓好农产品质量认证和标识工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申报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探索建立总部＋基地＋农户、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多种产业组织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鼓励农户和企业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开展专业合作，引导同类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联合社，培育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6．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按照“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原则，多途径探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形式。鼓励村级集体经济参与农业资源开发，增加农业开发经营收入；引导村级集体经济通过入股等方式参与工业园区、标准厂房等建设，增加固定资产经营收入；鼓励村级集体经济参与“三旧”改造，增加土地经营收入。积极改进扶持方式，巩固扶贫成果，不断增强经济后进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到20**年，力争全市行政村平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00万元。
7．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山、水、园、林、路的管理。推进农路“硬底化”工程，到20**年，完成1000公里“硬底化”主干农路，构建直通田头的高标准农田路网。推进大面积连片耕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到20**年，实现10.5万亩耕地通路桥。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到20**年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面积3.2万亩和整治中低产田2.1万亩。推进鱼塘综合整治工程，到20**年，建成现代渔业示范基地1万亩。加快农村危桥改造，完善农村交通设施。开展第二轮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和推进内河涌综合整治，着力提高水旱灾害综合防御能力和水资源配置调控能力。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建设，规范农村气象灾害应急管理，提高农村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加快实施绿化**大地工程，强化生态公益林保护，积极推动“绿道网”**段规划建设，提升城乡绿化净化美化水平。
三、深化农村改革
8．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加强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市、镇（区）、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系统，完善土地流转合同及登记备案档案管理制度，落实经营主体资格审查机制，建立农村土地纠纷调处网络，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倡导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以股份合作的形式集中流转土地，采取多种流转形式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规范集体林权流转，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
9．推进农村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确保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按章运作。推动条件成熟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建立资产经营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独立承担责任，构建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村级统一核算改革，确保2年内基本完成村级统一核算改革任务，进一步规范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运作。鼓励条件成熟的镇区加快推进“村改居”工作，大力扶持“村改居”新社区的各项事业建设，将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纳入城镇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强化“农村人”向“城市人”、农村意识向城市意识转变，引导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10．加快城镇规划建设。全面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强化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统筹力度，全力推进各项基础设施市域全覆盖。大力推进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改造，推动农村存量土地二次开发，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以推动农民集中居住为重要切入点，探索通过减免城镇基础设施配套费、报建费、房产证办证费等政府规费，以及实施市、镇两级财政补贴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等系列措施，改善农民居住环境。结合推广实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民以宅基地换房上楼居住，盘活优化农村土地资源。力争到20**年，各镇区建成1个以上的农民集中居住示范点。
11．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推进农村金融组织、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创新。鼓励有条件的镇区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认真落实农村新型金融组织为农服务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和完善引导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激励机制，设立支农贷款风险补偿金，完善风险补偿及担保制度，对涉农贷款定向给予补贴。探索推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农民宅基地的抵押试点工作。推进农户信用等级制度建设，加快开展“信用村（居）”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大力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探索组建农业风险管理互助社，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归集与分散的服务平台。完善农产品种养保险和农房保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四、维护农村稳定
12．扶持农民创业就业。实施积极的创业就业政策，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把增加非农收入作为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市促进就业专项资金向农村富余劳动力技能培训予以倾斜，着力提高农民创业就业能力。全面实施青年创业工程，建立创业孵化基地，鼓励农村青年自主创业。扩大社区就业基地，探索设立农业工作坊，推广设立大嫂工作坊，推动农村困难群体就地就业。建立花卉苗木、水产养殖、水果种植等若干个高效农业示范培训基地，研究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农民参与园区化规模经营。落实各级财政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让广大农户在农业现代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1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稳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加快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到20**年，构建起城乡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完善住院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调整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参保人缴费年限相挂钩的待遇调节机制，逐步提高医疗保险水平。
14．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健全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水平适度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稳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完善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设施，扩大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范围，提高农村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到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人公平享有公共卫生服务。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化，探索与省内高校合作开展农民学历教育，鼓励有条件的镇区开展农民普及高中以上学历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普及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推进农村老年活动中心、体育运动场所、图书阅览室等文化体育设施全覆盖。完善农村公共交通网络，提供畅通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
15．推进农村平安建设。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建设成果，推动文明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向镇村延伸。建立健全公正、高效、透明、文明的社会矛盾纠纷大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深化镇区综治维稳中心和村（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建设，完善运行机制，提高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效率。加大社会治安防控力度，营造良好的农村治安环境。深入推进警务、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法律调解服务、消防、安全生产、视频和技术防范、禁毒和康复工程等七大工作进社区。加强农业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对农产品生产环境和农业投入品、流通环节、市场准入等环节的监管力度，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抽查制度，健全动物防疫及产品质量监控平台。开展区域合作，建立一批市外农产品专供生产基地，确保市民“菜篮子”安全。
五、健全保障机制
16．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不断完善农村工作制度，提高农村工作水平。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促进农村发展改革稳定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将农村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市直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力度，形成促进农村发展改革稳定的工作合力。
17．激发农村基层活力。积极探索实施强镇扩权，通过直接放权或委托等方式，依法下放行政许可权和行政执法权，扩大镇级政府行政事务管理和处置权限。创新农村基层干部的激励机制；健全市对镇区的实绩考核奖励机制，探索建立有差异的实绩考核制度，完善农村“两委”班子的工作实绩考核奖励体系，充分调动村级干部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选好配强村（社区）领导班子，选聘优秀大学生到村（社区）任职，提升农村基层干部服务农村发展改革稳定的工作水平。全面推进农村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创新农民教育形式，深化农民教育内涵，进一步提升全市农民的综合素质。
18．增强镇区财政实力。调整理顺市、镇两级财政分配关系，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新机制，调动镇区创新发展的积极性。构建激励型税收分成新制度，从20**年起一定2年，各镇区国税、地税市级税收当年增量部分按市、镇4∶6比例进行分成；对**镇、**镇、**镇、**镇、**镇等5个经济欠发达镇实施“一级财政”、“专项资金补贴”、“债务固化”等扶持政策。具体实施细则由市财政部门研究制定。
农村改革发展篇3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目标的实现。当前“三农”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不够，特别是农村发展不够。而发展需要增加资金投入。从农村资金的供求情况看，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资金供求缺口很大，矛盾十分突出，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加以解决。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直强调要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也出台了一些信贷支农政策，信贷支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三农”资金欠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情况，国内理论界和银行部门对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对当前我国的信贷支农的困难和挑战并未出作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运用农村金融等理论，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借鉴、汲取国内外农业和农村信贷体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信贷供求、信贷风险、信贷市场的问题和成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的见解，并相应地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包括提出问题、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文的基本框架。
第二章，农村金融基础理论及其借鉴作用。主要是为研究我国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重点梳理了有关农村金融方面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了解农村金融理论及其发展历程，对农村金融基础理论进行了比较。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可以运用到我国农村信贷发展和改革中的个人判断，如实行“金融约束”政策、供给主导模式和需求追随模式相结合、借鉴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政策建议、政府适当介入等等，企望借鉴这些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和适用部分，以起到指引我国农村信贷体系建设的作用。
第三章，国外农村信贷的经验与启示。对国外农业和农村信贷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多数国家都相继形成各具特色、与本国实际相联系的农村金融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有较为完善的农村或农业信贷组织体系，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对国外农业和农村金融机构运作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完全照搬，也不能全部否定。本章通过对国外农村信贷的比较，得到了要加强并完善农业和农村金融立法、农村金融改革不能单纯追求商业化、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要合理引导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等经验与启示。
第四章，中国农村信贷的绩效与问题。回顾了我国农村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支农绩效，分析了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我国从建国以来，农村信贷体系一直处于发展和改革中，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农村信贷体系在自身曲折发展过程中，促进和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本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加快农村信贷体系改革，改善农村信贷机构发展状况，增加农业和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本章分析认为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供求缺口大，农村信贷存在垄断行为，资金外流严重，贷款风险大等等。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农村信贷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缺乏贷款风险分散机制，缺乏风险转移机制等。因此，对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不能一味指责信贷机构本身，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对症下药。
第五章，中国农村信贷供求分析。重点考察不同需求主体的信贷需求，分析供求缺口，为构建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奠定基础。我国信贷需求的多样性与供给的单一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既有结构上的矛盾，也有数量上的缺口。本章着重分析需求主体各自的信贷需求，由于我国当前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信贷需求的多样性显得尤为明显。在我国农村中，既有农户和中小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又有大型龙头企业的信贷需求；既有商业性信贷需求，又有政策性信贷需求；既有生产性信贷需求，又有非生产性信贷需求；既有短期信贷需求，又有中长期信贷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对信贷的需求有相当部分是无效的，这与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密切相关。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信贷组织体系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以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和合作信贷为主体的农村信贷服务体系。本章在对信贷需求和供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信贷供求的缺口，并指出农村信贷市场上存在“劣户驱逐良户”的现象，分析认为引入担保和引入利率补贴等措施可以减小或消除供求缺口。
第六章，中国农村信贷风险分析。本章将农村信贷风险分析的基础建立在深入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风险上，即建立在对农业和农村客户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不论是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他们都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信贷资金，而贷款的本质是要求还本付息的，因此，信贷机构具有“嫌贫爱富”的特性，一般又是风险厌恶者。农村信贷机构的信贷供给对象主要是“三农”客户，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风险状况直接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的大小。农业具有弱质性，农村企业发展起点低，竞争力弱，风险大，与农业密切相关，处于竞争的劣势。这就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既有一般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也有自己的特殊风险。农村信贷机构面临较高的系统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
第七章，构建完善的中国农村信贷体系。根据前六章的分析和结论，提出了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完善的农村信贷体系的构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提出了构建农村信贷体系的总体思路、目标、原则和框架，指出构建我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要建立健全农村信贷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鼓励发展农村商业信贷业务，规范合作信贷业务，建立风险分散和转移制度，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规范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对当前的农村信贷体系要进行大胆的改革，建立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和正常民间借贷相结合的农村信贷体系。不断强化政策性信贷职能，鼓励商业信贷，规范合作信贷，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与“三农”的需求相适应。必须对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大力发展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建立财政政策补偿信贷，信贷扶植农村经济的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从而，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得到强化，真正担当起为“三农”提供信贷支持的重任，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缓解“三农”贷款难的压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八章，相关问题研究。构建一个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需要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首先，社会其他组织，特别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努力创造和改善信用社及其它涉农信贷组织的经营环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信贷组织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其次，要建立农村信贷风险转移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为信贷支持“三农”发展提供保障，减轻信贷机构的风险压力，培育好的经营环境，形成保险、信贷、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以增强农业和农村对抗风险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从而为信贷支农提供合适的、强壮的载体，增加农村信贷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动力。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1.提出“两个循环”的见解。一是农业资金使用成本高，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经营风险高，容易形成“高风险-高收益-高利率-高成本-高风险”的恶性循环。二是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农业保险改善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使农村信贷组织增加信贷投入，减小信贷供求缺口，促进农业生产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和降低农业资金融通成本，从而形成农业保险作保障、信贷支持作动力的格局，形成“保险转移风险-信贷加大投入-农业不断发展-风险承受能力增强-保险增加收入”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2.提出“劣户驱逐良户”的见解。农村信贷客户大多数分散、规模小，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村信贷机构很难辨别“良户”和“劣户”，有可能出现“劣户”充斥农村信贷市场，“良户”因贷款利率高而不容易得到贷款的现象。
3.农村信贷资金数据统计更全面。在分析农村信贷资金时，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有关农业和农村的一切贷款都统计在内，克服了以往只考察农业贷款或乡镇企业贷款数据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4.提出多样化需求需要多样化信贷服务的观点。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在时间上有差异性，在空间上也呈现较强的差异性，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南北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不同农户间差异很大，不同企业间差异很大，对信贷资金也表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需要多样化的信贷服务。
5.提出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的目标和原则。构建目标是将我国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竞争适度、发展持续、产权明晰和监管有效的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要坚持有效性、渐进性、多元化、政策扶持和进退有序五项原则。
农村改革发展篇4
一、总体上关注农村幼儿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从总体上关注农村幼儿教育，在许多关于教育和幼儿教育的文件政策中都提到了农村幼儿教育，关注到幼儿教育在国家整个教育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认识到农村幼儿教育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1983年5月，国家教委在《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幼儿教育”的要求，并在9月份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指出“幼儿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幼儿教育在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主动同妇联、卫生、农业等部门配合，认真抓好这项工作”。1997年7月在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的通知中指出，我国“九五”期间的总目标是：农村积极发展学前二年或三年教育，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加强对农村地区幼儿学前班的领导与管理。到2000年，农村学前一年幼儿入园(班)率达到60％以上[2]。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与城市相比在各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由于受到农村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幼儿教育就应采取适合农村现有条件的多种办园形式，以便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学前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1986年6月国家教委颁布《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指出“举办学前班是现阶段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1991年6月国家教委通过颁布《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管理的意见》，再次强调“学前班已成为我国学前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种组织形式，对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200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为越来越多的学龄前儿童提供了受教育机会；幼儿教育质量得到提高”。为进一步推动幼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进入新的世纪，我国农村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人们对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农村的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比上个世纪虽已有很大的发展，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问题，如师资问题，特别是如何提高农村整体师资水平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6年2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十一五”时期是农村教育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逐步建立，进一步加强农村师资力量成为发展农村教育的当务之急。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别提到要“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以上政策对发展农村幼儿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并促使农村幼儿教育迅速发展。
二、促进农村幼儿教育的办园体制形式的发展
办园体制本质上就是指办园的主体。农村幼儿园办园主体单一，因此存在着许多问题，如：领导工作薄弱，事业发展缓慢；事业经费缺乏，办冈条件很差；幼儿教师整体素质较差；教育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小学化、成人化的倾向，幼儿园的数量和质量均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等。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国家颁发了一系列的文件政策提出：要采用多种形式的办园形式，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努力改善办园的条件。1983年9月21日，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中指出，农村应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群众集体办园为主，充分调动社(乡)、队(村)的积极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办园：可办独立建制的幼儿园，也可在有条件的小学附设幼儿班；可办常年性的，还可办季节性的。1986年6月10日，国家教委颁发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指出根据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农村幼儿教育经费由乡(镇)人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筹措。乡(镇)的财政收入也应有适当比例用于发展当地的幼儿教育。其费用应主要用于改善办班条件。城乡幼儿教育都应继续提倡各种社会力量根据自愿、量力原则捐资助学。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幼儿教育，国家提出要开展一些适合于农村特点的幼儿教育形式，并且在农村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早期教育和对家庭幼儿教育的指导。1991年6月17日，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管理的意见》中指出，学前班是我国农村发展学前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各地可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可举办一年制的，也可举办三个月至半年的短期学前班；可以是全日制，也可以是半日制或隔日制等。学前班可单独设置，也可附设在小学。班额一般不超过40人。全日制每班应配备教师2人。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幼儿不足一个班的地区，可组织幼儿活动小组(站)或游戏小组，但不允许和小学生合班进行复式教学。2003年1月27日，教育部等10个部门颁发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根据城乡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以社区为基础，以示范性幼儿园为中心，灵活多样的幼儿教育形式相结合的幼儿教育服务网络。积极扶持农村及老少边穷地区的幼儿教育工作，促进幼儿教育事业均衡发展，乡(镇)人民政府承担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责任，负责举办乡(镇)中心幼儿园，筹措经费，改善办园条件[3]。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在发展幼儿教育中的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早期教育和对家庭幼儿教育的指导。
近些年，城乡学前班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农村地区发展尤为迅速。据1989年统计，全国学前班幼儿人数占全国在园(班)幼儿总数的47．3％。其中，农村学前班幼儿占农村在园(班)幼儿总数的60％，县镇学前班幼儿占县镇在园(班)幼儿总数的36．2％，城市学前班幼儿占城市在园(班)幼儿总数的23．7％。应该肯定，学前班已成为我国学前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种组织形式，对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是，目前学前班在教育和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学前班管理的归属不明确，办班条件差，教师专业素质低，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不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比较普遍存在“小学化”的倾向[4]。这些问题已严重地影响了学前班的健康发展。为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的领导和管理，提高教育质量，1986年6月10日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中，对幼儿学前班的管理领导、学前班的性质、学前班的教育内容、师资的配备及培训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意见。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要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新建扩建托幼机构，在小学附设学前班，充分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富余校舍和教师资源。通过幼儿园体制的改革、多种幼儿形式的发展，农村幼儿园改变了由政府包办的情况，给幼儿园很大的灵活性；同时多种办园形式与渠道的建立，有利于为农村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筹措大量资金；并有利于满足多方面的农村幼儿教育的需求。
三、明确农村幼儿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农村幼儿教育与城市幼儿教育相比，发展缓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其中很关键的问题是农村幼儿教育工作领导和管理的薄弱【5]。要促进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就要加强农村幼儿教育的领导和管理，明确各级行政部门的职责，并且各个部门之间要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加强领导，保证农村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1983年9月21日，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与妇联、卫生、农业等有关部门明确职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应配备和充实幼教专职干部，定期对农村幼教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县教育部门要负责农村幼教工作的业务指导和园长、教师的培训，办好示范性幼儿园和公社中心幼儿园，加强对幼儿教育的研究，组织交流经验。县教育部门要逐步选派懂专业的干部担任公社中心冈园长或公社幼教辅导员，负责全公社幼儿园(班)的业务指导，组织干部、教师进行业务学习和研究。1986年6月10日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指出各类学前班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建立和健全审批管理制度。乡、村举办和停办学前班，由乡人民政府审批，报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将学前班，作为幼儿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入议事日程，加强管理和指导。区、县幼教干部(包括教研员或视导员)和乡(镇)辅导员(或乡中心幼儿园园长)，应对所在地区各类学前班定期检查指导，及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总结推广经验。小学附设的学前班，学校负责人应加强领导，并注意在业务上接受当地幼教干部或辅导员的指导。1987年10月15日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育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明确幼儿教育事业领导管理职责分工请示的通知》中指出，幼儿教育应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1991年6月17日，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管理的意见》中指出，学前班的领导和管理，应依据《幼儿园管理条例》，行政上由主办单位及其上级部门管理农村学前班，可实行乡办乡管或村办村管；附设在小学的，可实行乡(村)办校管。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学前班管理的具体办法，并建立督导、评估制度，切实加强领导。1996年1月9日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学前班工作评估指导要点》中指出附设在小学的学前班由一名小学校长负责分管；乡、村举办的独立的学前班由乡、村文教办设专人分管；接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管理、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规定履行登记注册手续。
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要促进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把农村幼儿教育纳入到农村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才有可能创造条件不断提高农村的幼儿教育水平¨]。2003年1月27日教育部等10个部门颁发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各级政府：要提高对发展幼儿教育的认识，加强对幼儿教育工作的领导，把幼儿教育工作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把幼儿教育工作作为考核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展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幼儿教育事业。县级以上教育部门要加强幼儿教育管理，要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发挥其对乡(镇)幼儿教育的指导作用，乡(镇)幼儿保育、教育的业务指导由乡(镇)中心幼儿园园长负责。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各地要根据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情况，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城镇低保家庭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予以资助。四、提高农村幼儿教育的师资水平农村教育质量整体不高影响着我国教育的整体质量。而师资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7。。在农村，由于幼儿教师的待遇差、地位低、缺乏各种保障，使得农村幼儿教师整体素质低，且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导致农村幼儿教师的流动性强，造成无法实行各种培训以提高教师素质的局面，直接影响到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为了解决农村幼儿师资的问题，全面提高师资水平，国家颁发了相关文件政策。
首先解决农村幼儿教师编制、待遇及保障问题。只有得到固定的编制、相应的工资待遇和相关的保障，农村幼儿教师才有可能安心地、全力投入到幼儿教育的工作中去。1979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农村社队园所保教人员的待遇，应相当于同等劳动力的报酬。经过培训考核或工作成绩突出的保教人员，其报酬可高于同等劳动力。1983年9月21日，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指出：妥善解决农村幼儿教师的报酬。农村幼儿教师一般应同当地民办教师或社队企业职工待遇相当，或不低于当地农民实际收入的平均水平。对长期任教，工作成绩显著的幼儿教师，应给予适当奖励。1986年6月10日，国家教委颁发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中指出：农村幼儿教师逐步实行聘用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可研究制定幼儿教师专业合格标准，由县教育部门负责考核，合格者发给《专业合格证》。凡持有此种证书者方可聘用。农村幼儿教师由乡(镇)政府统一管理，与当地相同条件的小学民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改善农村幼儿教师待遇和加强管理工作的办法，调动幼儿教师的积极性，鼓励他们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1991年6月17日，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管理的意见》中指出，学前班教职工的编制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教育厅(局)会同编制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针对各种办学形式的特点，参照劳人编(1987]32号文提出的标准制定。1995年8月30日，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福建省教育委员会、省民政厅关于在全省推行农村幼儿教师社会养老保险的通知》中提到：实行农村幼儿教师社会养老保险，即使是农村任教的非公办聘任幼儿教师，也可向当地民政部门所属农村社会保险公司申请办理农村幼儿教师社会养老保险。各县(市、区)民政部门所属农村社会保险公司负责农村幼儿教师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业务工作。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应积极配合农村社会保险公司，做好入保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推行农村幼儿教师社会养老保险，有利于解除农村幼儿教师的后顾之忧，稳定幼教师资队伍，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农村幼儿教师社会养老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以保障幼儿教师老后的基本生活为宗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制定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编制标准。
农村改革发展篇5
这份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全文约12400字，从四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总体要求、任务目标、改革关键领域以及重大举措等作出了整体设计。这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总体“施工图”，对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兴则国兴。回首“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以来，我国“三农”发展始终保持着持续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粮食生产实现历史性“十一连增”，农民收入实现“五连快”，农村扶贫事业成效显著，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面貌得到明显改善，农村改革不断深入推进。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正是得益于农业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十二五”向“十三五”的平稳过渡，以及“十三五”的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在步入新常态，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现实挑战：农业受生产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明显；农业资源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土地、水资源环境硬约束不断加强；农民外出就业压力增大，务工收入增长放缓……因此，着眼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要求，要做强农业这条“短腿”，补齐农村这块“短板”，根本出路还在于改革。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涉及多个关键领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基础，事关农村集体经济兴衰和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只有依靠改革，才能更好地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农业经营体系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核心和基础，必须加快构建符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农业要发展，投入是关键。然而，目前的支持保护力度尚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当下，我国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依然突出，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务必要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尽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只有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形成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
农村改革发展篇6
但是，农村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土地承包依然缺乏长期、完整。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对农村乱收费和农民不合理负担的问题仍然缺少治本之策；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势单力薄，谈判地位低，信息不灵，在交替出现的“买难”和“卖难”中，难以承受市场风险和利益损失；在世界农产品贸易日益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市场竞争的考验；乡镇企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压力；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分割体制依然没有彻底冲破，等等。在本文中，我们着重对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食品政策：从自给自足到适度进口
中国农业资源紧缺、人口众多，努力增加粮食有效供给，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中国农业生产长期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是，粮食生产将难以满足需求的增长，粮食的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未来的粮食进口量将逐步上升。
在实现中国粮食中长期供求平衡的战略选择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主张必须把粮食自给作为目标。另一种思路主张，在国内农产品价格逐步达到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时候，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利用相对廉价的进口粮，弥补近期内中国因无法大量增加农业投入而可能出现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节省下宝贵的资源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实现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不能片面地强调粮食的“自给自足”。
我们认为，从中长期看，保证粮食的供求平衡，既不能过份强调自给自足，也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只能选择“立足自给，适度进口调剂”的战略。
坚持粮食自给自足是不必要的，也是行不通的。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呈递减现象，由此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不断攀升，目前，中国粮食的市场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的价格。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实现粮食自给，就必然要求：大量使用耕地；大量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以挖掘粮食的资源潜力和技术潜力；不断提高粮食价格；对国外廉价粮食的进口通过采取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进行限制，等等。这些措施，或者是难以行得通，或者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例如，过分强调粮食自给，土地和资本两项要素的机会成本将会很高，这不但影响农民增加收入，也会损害非农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不但会成为国内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而且会推动工业劳动成本的提高，影响整个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经济日益国际化、贸易日益自由化的条件下，过份限制国外粮食进口，会遇到贸易伙伴的反对和报复，同样要付出代价。
适度进口粮食，调剂品种余缺，弥补产需缺口，增加储备，对于提高中国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无疑是有益的。今后，国际粮食市场的供给能力，仍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但考虑到大量进口粮食对世界市场的影响，粮食安全、粮食进口能力以及粮食大量进口对国内生产的影响，今后在扩大粮食进口上，又应当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中国粮食的中长期供求平衡，必须立足于国内，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对中国农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其利弊如何最终取决于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近10年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使粮食价格也随之提高。目前中国小麦、玉米、大米及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油料、糖、奶业自然条件好，原料充足，但由于加工技术落后，目前植物油、食糖和奶制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蔬菜、水果、花卉和水产品、畜产品，由于资源成本低，目前价格大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上述农产品出口水平却还比较低。如中国的水果类产品，目前的年出口量仅占其总产量的1％左右。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品质差、农产品加工、包装、贮藏等环节还非常落后。此外，对这些产品的国内支持还不够。
适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今后农业发展的目标应是在继续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来优化农业结构，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农民收入政策：从价格支持政策转向结构调整政策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农民收人预期不好，就不愿扩大农产品供给。因此，实现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必须使农民收入能稳定增长。9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在农产品供给全面好转的形势下，农民收入的增长处于缓慢状态。
目前农业收入仍占农民收入的60％以上，工农业之间的交易条件仍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业是一个观风险产业，同时又受到恩格尔法则的制约，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在农产品市场化的改革中，政府制定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对减少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保护农民收人是至关重要的。
有关研究表明，政府对农业的价格保护程度，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经济越发达，政府对农业生产者的价格保护程度越高。从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和财政实力看，像目前发达国家那样大量补贴农业是不可能的。现在，应逐步减少对城镇居民和城市国有企业各种补贴，大幅度削减农民的各种负担。从长远看，实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一种趋势，实行高保护政策的国家必将大幅度削减农业的价格补贴，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且，即使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农业人口份额降低到了较低的程度，也不可能直接采用价格手段对农业进行高保护。
增加农民收入，单靠政府的价格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也会越来越有限。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构建高效农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结构调整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应当承认，过去农业结构的调整仍然是初步的、低层次的、阶段性的。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农业结构性矛盾日益显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目前中国水果的优质果率只占水果总产品的30％，约有20％的劣质果适口性差，部分蔬菜。茶叶中农药残留量超标，蔬菜、水果、花卉等产品贮藏、保鲜、加工水平低，难以保证储藏质量和商品质量。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展，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农作物结构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问题。在结构调整中，地区之间重复投入，常常一哄而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了过度的盲目竞争和资源浪费。果品、蔬菜产地市场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暴露了在品种、布局方面的趋同性。
抓住农产品总量平衡的有利时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就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决不能再走简单的数量、比例变动的老路子，必须注重调整的质量。这次结构调整，主要是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提高农业的质量和综合经济效益。
根据中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构建高效农业体系，应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在大农业内部，提高种植业与林牧渔业之间的多层次综合利用水平，努力实现农牧结合、农林结合、牧渔结合，更加集约地利用各种农业资源。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既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又会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水平，甚至可变废为宝，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多样化需求。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3：l，而中国只有0．79：1。发达国家加工食品约占90％，而中国只占25％。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一般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中国还不到1／3。从上述差距中，可以看出中国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产品的包装、储藏、分级水平低，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经营的经济效益。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应把加强产后系统开发、特别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利于其高产优质高效的实现。
三、农业产业化：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三个环节相脱节，导致农产品“买难”和“卖难”交替出现，这既使得农产品加工企业常常得不到稳定的原料供给，农民的利益也经常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农业产业化在实践中是一种内容相当丰富的现象，虽然在理论上对其内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多数意见认为，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中介组织的带动，一头连给农户，一头连接市场，既保持了家庭承包制的稳定，同时又通过延长产业链，发挥一体化组织的协调功能，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商品生产，在一个产品、一个产业、一个区域内形成了产品规模、产业规模和区域规模，实现了规模经营。这种形式，有利于克服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使分散的农民家庭经营与大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连接方式；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有利于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
农业产业化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实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主要是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为龙头，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这种类型一般以“公司十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二是中介组织带动型。主要是以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协会）、供销合作社等为中介，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这类组织一般以合作经济组织十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但也有一些是“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三是专业市场带动型。主要是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带动主导产业，连结广大农户。四是其它类型，如各农业研究和推广部门为农户提前、产中、产后服务。
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在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实践看，农户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其它组织的利益连接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买断”关系，即农户与企业之间除了纯粹的市场交换关系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联系，企业仅是一次性收购农户的原料，双方不签定经济合同，价格随行就市。在这种买断型的利益关系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更没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很不稳定。严格说来，如果企业与农户之间仅仅停留在这种“买断”型关系上，还不能说是实现了农业一体化经营。
二是契约关系，即农户与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签订规范的经济合同，明确规定各方面应当享受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购销关系。在这种形式下，农户与企业的利益关系的紧密程度也有差别。多数企业一般都向农户供应良种、优良种畜、种禽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并提供技术指导、培训，有些企业还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或参照市场价，制定保护价，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以保护价收购农民的产品。在这种方式下，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买断”型相比，更进了一步。但在许多情况下，农户不履约或企业拒收、压级压价等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三是新型的合作关系，主要是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实行利润返还，入股分红，逐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从合作组织形成的方式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供销社吸收农户入股，兴办专业合作社；（2）农民自发组建专业合作社；（3）一些协会吸收农民入股发展成合作社；（4）龙头企业吸收农户入股，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从合作组织内部的服务内容看，有些合作组织（主要是农民专业协会）主要还是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物资供应等服务，有的则实现了合作加工和销售。从合作组织内部的利益关系看，有些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还是以服务为纽带连结在一起，而有些合作组织（包括企业）则与农产形成了新型产权关系，对农户实行利润返还和按股分红。从总体上看，这种利益联接方式还不多，发展也比较缓慢，许多合作组织还不够规范，特别是多数合作组织经济实力还比较弱，这使得它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
农户与其他利益主体建立什么样的利益联接方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如产品性质、企业实力、农户素质等。今后，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仍将以“公司+农户”作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契约作为基本的利益联接方式。积极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对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龙头企业素质高、竞争力强，农产品及加工品才能立足市场、占领市场，农业产业化才能顺利进行。龙头企业在发展方向上，要高起点，坚持以质取胜，以效益取胜。龙头企业要处理好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龙头企业不是单纯的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它要为农民提供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配套服务，这样才能使农民的生产符合市场的要求。龙头企业要努力做到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努力与农民结成共损共荣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就地转移到跨地区有序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目前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缓解。
解决规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必须采取“多渠道分流，多种形式转移”的战略，依靠
一、
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全方位开拓就业门路，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机会。为了防止大量农村人口过度涌入城市，诱发“城市病”，应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使农业有效地发挥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同时，应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市场。但这两条渠道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今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根本途径，在于非农化和城镇化。乡镇企业今后在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仍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能否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关键取决于乡镇企业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吸纳劳动力能力。现在乡镇企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下，乡镇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与城市企业展开竞争，在经济发展进人结构调整时期，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乡镇企业要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束，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保证乡镇企业持续增长和就业容量不断提高的关键。
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城乡布局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大都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形成了农村生产原料，城市加工的格局。这种格局割断了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的有机联系，不仅造成农产品原料损耗大，加工成本高，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一局面有了一定改观。1997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城乡比为1：0.89，食品工业还是城市占主导地位，城乡比为1：0．60。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农产品的深加工大都在城市。从农产品加工业的区域布局，1997年东、中、西三大区域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比为66：24：10，也就是说，农产品加工业主要还是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近2／3），而内地的比重则很小，尤其是西部地区只占1／10。乡镇企业要抓住机遇，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再次创业的突破口。中西部既是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也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方，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中国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压力。
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要求而言，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总量不足，发展相对滞后。现阶段的农村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之上，在某些传统行业中，由于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进入过剩、低水平过度竞争的局面也早已形成。如在乡镇第三产业的传统交通运输业中，运力的发展多集中于短途客运和内河运输业之上，运力增长相对于运力需求和道路过剩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些农村发展亟需的（新兴）第三产业行业（如科技服务、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方面）发展严重不足，如农村金融业，不仅业务范围窄，信用手段落后，而且极不规范，难以满足促进农村资金流动的需要。加快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一是重点建设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开拓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二是把交通、通讯、保险、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三是要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等新兴产业。
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应是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从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根据国际经验，90年代和下个世纪的头20年，将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可以说，近年来数千万“农民工”的大流动，不过是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大流动的序曲。
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以及自发流动不可避免的盲目性，致使流入地区的一定时期劳动力吸纳能力受到挑战，城市基础和交通运输面临巨大的压力，城市的住房、环境管理、卫生医疗设施、治安管理和人口生有控制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虽然引发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普遍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除了像少数特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人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外，大多数城市应向农民打开城门，鼓励农民企业家进城投资办厂，吸引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近年来，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仅城市就业问题已迎刃而解，而且还吸收了大批外来劳动力。这说明，现有大、中城市在解除了旧体制的束缚之后，经济若能蓬勃发展，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并努力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性外出打工，转变成稳定性移民，应当成为今后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一条重要途径。
要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改革以来，虽然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大，但迄今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城市人口对城市就业机会相当程度上的垄断。长期保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用农民的就业竞争去抑制城市劳动费用的上涨，不仅农业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而且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劳动效率也难以提高。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为此，在就业制度上，应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就业制度。建立新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就是要建立对人口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即任何人无论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还是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农村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农村区域，以及从城市迁移到乡村，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如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居住时间达到一定年限等），就应该依法获得合法的居住身份，并依法享受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可先在小城镇实行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取得局部突破的基础上，再循序展开。目前，在小城镇，非农业户口已没有多少特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
五、土地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虽然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进一步稳定和完善这一制度仍有大量的后续工作要做，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仍是农村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权继续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则以承包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由于较好地解决了制度下普遍存在的集体成员“搭便车”问题，从而带来了生产率的巨大提高。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规范是难以避免的。近年来为了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政府出台了一些重要政策，并试图使这些政策在法律上得到具体化，但农地产权制度仍不够完善。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的缺陷是农民土地权利的稳定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大多数地区，根据人口的变化，周期性地进行土地的调整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调整严重地损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而政府关于将土地承包期在原先耕地使用权15年的基础上再顺延30年的政策；也没有得到较好的执行。
农民土地权利不稳定，还表现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仍不够充分，例如，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缺乏抵押上地使用权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在现实中缺乏充分行使自己土地权利的能力。虽然政府要求农户和集体之间要签定书面的土地承包合同，但在现实中，随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目前遇到的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30年承包期内是否调整土地。一种观点主张应明确规定30年承包期内不调地。另一种意见是，在承包期内，应允许进行有限制的小调整。近年来的经验表明，采用行政手段，周期性地调整土地，以缓解人地矛盾，固然可以满足部分农民的愿望，但副作用很大，不利于鼓励农民改良土地。考虑到落实30年的承包期本身阻力就较大，如果在30年的承包期内再完全不允许调整土地，执行起来就会更困难。因此，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针对承包期内土地的调整制定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新的《土地管理法》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如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者土地的调整，必须经村民会议1／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但这还不够，还应规定更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把土地承包给集体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要有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如规定任何调整首先应得到现在的承包户的同意。这方面存在着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强行出租集体土地，强行收回农民承包地的现象是时有发生的。在很多国家的土地法律中，无论是对私地的出租，还是对公地的出租，都有“续相权”的规定。在荷兰，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也规定，烟农的土地租期至少为12年，并可续租。在澳大利亚，大约85％的农地（主要是草场和林地）属于“公地”（crownland）。这些公地大都采用长久租用制，也都有续租的法律规定。例如，草场的租用期一般是99年，到期后都可续租。中国自来代就有了永佃制。明清时期永佃制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区已经很盛行了。永佃制的特征是“一田两主”，即把土地的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开来，地主拥有田底权，佣户拥有田面权。地主可以把田底权出卖、典押，但不能随意赶走拥有田面权的佃户。佃户可以出卖、典押田面权，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的田底权不变。这种土地制度在历史上曾对保护佃农的利益和促进农业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赋予农民更长久的、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在有关土地的新的立法中，充分保障农民在30年承包期满后，有权继续承包土地。中央的政策是给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期再延长30年，30年内严格限制调地，满30年后有权续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农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才能真正有利于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
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期长固然重要，但关键是明确界定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从法律性质看，一开始就是以债权的形式出现的。物权和债权是大陆法系民法上相对应的两种财产权利。在英美法系中，没有这种概念。物权和债权的法律效力是不一样的。物权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权利，而债权则不具有排他性。物权对世上任何人都有约束力，因而又称“对世权”。债权只对某个或某些人有约束力，因而又称“对人权”。物权又可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即所有权。他物权则又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等；担保物权如抵押权。债权即租赁权。由此可见，所谓土地权利，是指一束权利。仅在英美法系中，就有50多种土地权利。土地承包权的债权属性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农户对抗他人侵权行为（尤其是对抗乡村集体干部随意调整土地、更改土地合同行为的效力），因土地承包权的债权性质而降低。实践表明，把土地承包权界定为债权，不利于农户树立起保护自己土地权利的法律意识，不利于防止农村基层干部随意调整土地，侵犯农民的土地权利。改变土地承包权债权性质，实现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权利，如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继承权、抵押权等，有利于减少现行土地产权关系中内含的不稳定性，有利于增加国家对农民的产权保护，有利于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也有利于在发挥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同时，推动农地的市场化流转，从而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在《物权法》中，可以在明确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前投下，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物权来看待，对农民的土地权利作出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更加严格的法律界定。这样才有助于让农民树立起依法保护自己土地权利的法律意识。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合理流动，才能提高使用效益。特别是在当前农业结构调整中，为了实现区域规模化种植，要求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搞活土地经营权。土地流转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例如，一些地区创造出的“反租倒包”的模式，就是土地流转的一种好形式。这种土地流转形式在充分尊重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的格局，实现了区域的规模化种植；这种流转形式在充分发挥公司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农户家庭分散劳动的优越性，把两种优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促进土地流转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通过私人之间土地使用权的自愿转让，来实现农场规模的扩大。政府的作用应当主要体现在健全土地法规，界定土地产权和制定土地流转的规则上，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手段，去推进规模经营的发展。从整体上讲，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应以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为主，不应把规模经营与家庭经营对立起来，动摇家庭联产承包制。
六、走向新的合作
改革前，我们在发展合作经济上走了很大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讲，迄今为止，在合作经济的探索上，我们还没有真正踏上坦途。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势单力薄，不仅进入市场难，而且保护自身利益也难。这是农村发展市场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主，同时通过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为农民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可以有效地克服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可以把家庭经营的优势与合作经营的优势有效地结合起来，可以为家庭经营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开辟家庭经营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的广阔前景。
发展合作经济，不应拘泥于一种模式，而应因地制宜地采用多种形式。综观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的条件不同，合作经济发展的模式差别也很大。欧美国家的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东亚国家和地区则以综合性的合作组织为主（如日本的农协）。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合作组织形式，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大综合、大合作的思路。即供销、信用、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组成综合性的合作社，作为企业法人或合作社法人，享有独立的财产主体地位，承担有限责任，类似于日本的“农协”。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各自完善和发展的思路。即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和信用社等，长期并存，自我改造，自我发展；政府则根据其不同特性，分别逐步加以规范，尽可能作为独立的财产主体，明确相应的法人地位和责任形式。这两种思路哪一种更符合实际，不宜过早下结论，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某一种模式。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因地制宜地采用多种形式。
在中国，强调发展社区合作是必要的。与欧美国家不同，东亚国家和地区农村村落稳固存在，村落内农户家庭之间血缘、地缘关系密切，社区内的合作十分重要。目前，中国的社区合作组织普遍存在着服务功能不强、合作属性较弱的问题，对农民没有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求在村庄一级普遍建立社区合作组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建立“全民社”，农民只有入社的义务，但没有退让的权利。这样做，只能束缚、甚至窒息中国合作经济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发展合作经济，要充分利用社区这一组织资源，但又不能局限于社区合作，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超越社区的界限，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近年来，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发展很快，在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迄今为止，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对这类合作，要大力鼓励，要通过深化改革，为这类合作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早在80年代初，从政策上就明确提出恢复供销社“三性”，还社于民。然而，经过10余年的努力，把供销社改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供销社目前面临着“三个不承认”：即农民不承认供销社是他们自己的组织；政府不承认供销社是官办的企业；供销社职工也不承认供销社是农民的组织。看来，试图把供销社在整体上改造为新型合作组织的政策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可以考虑适当对供销社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修正。有条件的供销社可以改造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大多数供销社在改革目标上设定为盈利性的非合作制性质的企业组织可能更为恰当。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面临着与供销社同样的问题。
日本“农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农协”不仅是农民经济利益的代表，而且也是农民的政治利益代表；它既是合作经济组织，也是行政辅助机构和政治团体。借鉴日本“农协”的经验，我们可以在一些地区试办为农民提供包括信用。供销、技术推广等在内的综合的合作社。
借鉴国际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农民经营主体和财产主体的利益，不“归大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农民入社退社自由，不搞强迫命令；坚持“民办、民管、民利”，不搞行政干预；对社员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
目前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合作社难以获得全面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特别是有关合作经济的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从合作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看，在宏观上存在着许多严重阻碍合作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粮、棉等大宗农产品一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部门垄断，许多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也由国家垄断经营。这就排除了农民合作组织合法涉足这些产品购销的可能。而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更是严厉，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难以获得适宜的土壤。从合作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看，中国迄今仍没有一部合作经济法规，在中国企业法人注册类型中没有合作经济的位置。由于合作经济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合作社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既不利于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也不利于规范其行为，维护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中国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社区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和信用社等，不同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差别很大，很难用一部统一的法律来对它们进行规范。应根据其不同特征，逐步加以法律规范，当前，迫切需要制定专业合作社法，在法律上明确其财产关系和责任制形式等。
七、粮食流通体制：从“双轨制”到市场化
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建立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粮食购销体制。这种新的粮食体制，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粮食体制要进入市场经济轨道，这是由粮食也是商品决定的；二是粮食市场要在政府调控下运行，这是由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以及中国特殊的国情、粮情所决定的。借鉴国际经验，这种粮食流通新体制需要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要有竞争性的粮食市场主体和完善的粮食市场体系。第二，要有健全有效的储备调节和保障体系。第三，要有健全的法制体系。第四，要有发达的粮食储运体系。
1998年出台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并没有使中国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有实质性进展。这个改革方案虽然也提出要解决国有粮食企业政企不分这一深层问题，但由于它继续强化国家垄断的粮食收购体制，因而与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粮食购销体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新的粮改方案更侧重于解决国有粮食企业巨额亏损挂帐这样的短期政策目标，而对发有粮食市场，培育竞争性的粮食市场主体这样的长期政策目标则重视不够。
粮食流通体制涉及到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方面的利益分配，涉及到中央与地方以及产区与销区的利益调整，还涉及到财政、金融、价格。内贸和外贸等众多部门的体制改革，因此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的粮食流通体制，需要继续进行一系列改革。一是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真正实现政企职能分开；二是鼓励农民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参与粮食流通；三是完善仓储制度；四是完善保护价制度；五是政府逐步过渡到只管按保护价收购专储粮，逐步取消定购；六是协调好粮食内外贸的关系及生产和流通的关系。
八、工农关系：从以农业支持工业向以工业反哺农业转变
在传统体制下，中国工农业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一种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的关系，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了工农业的关联度，市场机制的引入促进了资源在两大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但是，工农业仍未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为了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政府政策最重要的选择是实现由以农业支持工业向以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
今后，政府在财政上对农业的支持应主要侧重于以下方面：
一是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欠帐太多，目前普遍存在农业基础设施老化问题，这是造成农业抗灾能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推动新世纪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政府必须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中央和地方要集中财力，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为大中型防洪工程、灌排工程、水资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林工程等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在欠发达地区，应继续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劳动投入。
二是支持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推广活动，大多属于直接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显著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它们是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依托力量。要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部门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条件。据估计，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80年代在35－40％左右，而早在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贡献率就已经达到60－80％。农业研究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份额，是衡量政府对农业科研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七五”期间，中国农业研究投资的实际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在0．20－0．25％之间。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农业研究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1％，而且各国农业研究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中国亟待增加对农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
三是支持建立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制度和专项储备制度，以财政全额出资方式，建立国家农产品储备调节基金，实行吞吐调节，平抑市场价格波动，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近年来，中国大宗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与农产品储备调节体系极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首先，中国目前大宗农产品储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和财政贴息，由于农产品储备调节属于一种低利、无利甚至亏损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现行农产品储备体系在运转中经常出现银行贷款难落实、财政贴息不到位的问题。其次，储备调节机构极不规范。现行农产品储备调节职能由国有商业企业来承担。实际运行情况表明，国有商业企业的盈利与政策往往会发生冲突，在农产品市场出现波动时，很难保证现有国有机构服从政府意图，进行合理的调节。从国际经验看，大宗农产品的吞吐调节，属于政府行为，应当与国有商业企业的经营行为严格分离开来，建立独立行使政府职能的储备调节机构。重要农产品的储备调节，应当由中央政府决策，实行一级调控，与此相对应，也应由中央财政，以全额出资的方式，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基金，切实保证农产品储备调节体系的有效运转。
四是支持建立农业风险保障体系。农业是一个高风险产业，同时处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中。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由于缺乏政府财政的支持，农业保险盈利水平低，甚至亏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保险机构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并不高。可以考虑采取财政拨保险基金和减免税收的方式，支持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九、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业资源的短缺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浪费一直是一个突出问题。以耕地资源为例，目前中国实有耕地19亿亩，1957至今，耕地面积已累计净减少3亿多亩，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人口生存的压力导致毁林（草）开荒。围湖造田，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根据有关资料，大陆共有大于25度的坡耕地9151万亩，其中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地区，为6200万亩。这些坡耕地基本上都是毁林毁草开荒后的产物，且大多数采用水土流失严重的顺坡耕作方式。长江流域是中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总面积为180万平方公里，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36万平方公里上升到56．2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31．2％。黄河流域由于森林和植被破坏，农业生态环境也很脆弱。根据全国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仅为5．85％，黄河中上游地区现有坡耕地l．4亿亩，其中25度以上坡耕地1571万亩。该地区尤其是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每年流入黄河的16亿吨泥沙，其中有87％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黄河流域面积为75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已超过43万平方公里。
中国水资源短缺，而且水资源分布很不均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降水量占全国的80％以上，而耕地仅占全国的36％。干旱缺水一直是北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为了克服这一制约，建立在引黄灌溉和引淮灌溉（包括支流）基础上的灌溉农业的发展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目前，黄淮海平原有效灌溉面积已达l．8亿亩，占该区耕地总面积的67．l％；黄河流域目前建有水库3200余座，总库容590亿立方米；万亩以上灌区659个，灌区面积7742万亩，占黄河流域灌溉总面积的70％左右，年引水量270亿立方米，已占黄河天然径流量的一半。灌溉农业的发展对北方旱作农区粮食的持续增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北方灌溉农业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为580亿立方米，扣除输沙用水量210亿立方米，可利用水量仅370亿立方米，而目前年灌溉引水量已占可利用水资源量的73％。由于灌溉引水量猛增，黄河断流情况日益加剧，给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都造成了重大影响。黄河灌区上游的宁蒙灌区，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0－55％。中国农业用水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而世界发达国家达到了70－80％。近十年来，中等干旱年份每年农业缺水400多亿立方米，全国干旱受灾面积3亿多亩，粮食减产300多亿公斤。
近年来，节水农业的发展已受到高度重视。最近政府又作出了通过实施以粮代赈的办法，支持退耕还林、还草的决策，这些都是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十、从人治走向法治
改革前，中国有关农业的法律和法规寥寥无几，农业发展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整个法制工作的推进，有关农业方面的立法有了长足的进展。1993年7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农业法》，以法律的形式，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业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进一步规范化、法律化。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农业大法。十五大以后，农业法制建设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8年重新修订了《土地管理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到目前为止，已颁布实施了10多部农业法律和10多部行政法规；一大批地方性的农业法规也已制定出来。可以说，农业无法可依的状况已基本得到改变。
但是，总的来讲，中国农业的立法依然是滞后的。目前有关农业的立法，更多的是行政性法规，而体现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原则的有关农业的民事立法还比较弱。一些急需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特别是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还较薄弱。规范农村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也很少。相对于农业立法而言，中国农业执法和执法监督更为薄弱。
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看，政府对农业的管理都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采用都由法律加以确认，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依法行政”。改革以来，中国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农业进行直接管理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越来越注重采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来支持和保护农业，但是，对法律手段的使用还远远不够，各种经济手段大都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许多农业政策执行不执行、执行得好不好，除了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依据外，一般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这样一来，许多好的政策在执行中往往走样。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要从对农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转向对宏观经济活动的间接管理，要从主要利用行政手段管理农业转向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农业。应尽可能将涉及农业的财政、金融、价格、贮备、贸易等经济手段纳入法治化轨道，政府行政管理手段的使用也应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严格“依法行政”。在中国经济工业化、市场化、开放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农业越来越成为需要国家保护的脆弱行业。确保对农业有足够的财政和信贷投入，保护农业环境、资源，保障主要农产品的总量和结构平衡，保护农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地位等，都要依靠法治。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这决定了农村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近年来，农村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事件明显增多，表明了农村存在着不稳定因素。造成农村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因乱收费、乱摊派、罚款无序、乱集资等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因基层干部随意收回承包地、随意批地以及集体资产流失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滋生着腐败。这些问题造成了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与农民之间的不信任，各种形式的冲突有所增多，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突发事件。
农村改革发展篇7
关键词：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农村经济发展
1前言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农村的土地制度变革也在不断加快，而在这项特殊的改革进程中，关于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则是很新，也是最为关键的“瓶颈”制约因素。如果做不好这项工作的话，不仅仅有可能会导致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关于“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探讨与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2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
2.1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分析
从当前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主要面临着如下困境：
2.1.1 土地的产权关系不够具体、清晰。清晰、明确的土地产权关系可以说是土地产权制度的根本和关键所在，有了清晰的土地产权关系，就意味着行为主体与土地的财产关系之间有了清晰的界定。这种界定不仅仅具有法律意义，同时在现实中也是可以实际操作的。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最为关键的就在于产权关系不明确，虽然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说明：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的，但是并未就“集体”的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这样就导致集体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组织，仅仅是全部农民的集合体，成为一个合成的名词，这样就很难有效发挥所有权的主体，进而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如果不尽快解决我国土地制度中的产权关系问题，土地产权的改革就无法顺利推进，更是无法真正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发展的实际需求。
2.1.2 政府非法行为对农民土地产权权益的侵害。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就建设用地项目进行明确地界定，具体来说，就是哪些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哪些建设项目用地并非基于公共利益的需求，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的一些非法行为，这也是现实中无论是国家的重点建设，还是个体的企业用地，从国家到企业，从单位到个人，只要是投资主体要进行项目建设，只要是需要占用集体的土地，就会动用国家征地权，这样就势必会对农民的土地产权权益造成不同程度的侵害。
2.1.3 土地流转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从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体系来看，基本没有关于土地流转的中央立法，地方规章制度更是缺乏。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农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价值，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逐渐形成了自发流转的农村土地隐形市场，形式的多样化，甚至是私下的土地转让行为，埋下了产权纠纷的隐患，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土地管理的难度。
2.1.4 中介组织的不健全导致信息流通不畅。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尚且没有完整统一的中介组织，这样就很容易导致有的农民有意向转让土地的一项，但是却无法及时找到合适的受让方，这样不仅仅增加了土地流转的困难，同时也导致土地流转成本的增加。
2.2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分析
2.2.1 土地的配置方式与土地增值。从整体层面来看，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亦或是土地或者是技术，都是可能Udine农业生产和工业的生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土地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不仅仅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工业生产而言，也是重要的载体，因此，明确土地的增值方式尤为重要。提及土地的增值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通过对土地用途的改变，使其在产值更高行业更好地发挥积极效能；另外一种就是土地的用途并不发生任何改变，只是用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的方式代替传统的土地数量投入，根据现代经济活动及对现代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实现土地单位面积产值的提升，并最终实现土地的增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种土地增值的方式，目前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困难。由于受到传统小农经济局限性的影响，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效工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换句话说，要想实行第二种土地增值方式，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就要尽快解决土地的产权关系问题，用先进的现代化的公司经营制度对农业进行管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土地增值方式相比，第二种增值方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更大，但是效果却更加理想。
2.2.2 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与土地的增值方式相比，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同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第一种形式就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土地实行征用，然后实现到国有建设用地的转变，使其产生一定的增值收益，这也是目前最为普遍一种收益分配方式；另外一种分配方式就是农民集体将土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或者是集体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或者转让。
3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在农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但是，我们依然要客观地认识到：土地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意义，进而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切实利益，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赵得萍单位:湟源县和平乡人民政府
参考文献:
[1]许迎春，何雄浪，恩佳.新形势下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J].农村经济，2011，（6）：40-43.
农村改革发展篇8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是率先在农村起步并取得突破的。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将因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载入史册。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30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机再次把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摆在全党全面推进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
当前，国家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重庆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更加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不竭源泉。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推动科学发展，必须加强农业发展这个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求紧迫；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耕地大量减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气候变化影响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区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任务艰巨；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任务繁重。总之，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加倍努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好形势。
2.改革的意义
在重庆乃至整个中国，农村改革问题可不是一个局部性的改革问题。譬如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保改革，还有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对于重庆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这些改革还是属于局部领域的、一个大的方面的改革。相对于17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相对于发展程度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广大乡村，重庆农村改革则不同了，它对于重庆的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意义。我想从两个维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者说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从重庆改革开放的纵向维度来看
从重庆改革开放的纵向维度来看。重庆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道路，历经风雨取得巨大成就。30年成就起步于农村改革，又受制于农村改革。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上考虑，重庆下一个30年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起步于哪里？新的战略突破口在哪里？再过30年，也就是到了2038年，已接近于本世纪中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目标是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等发达国家是个什么含义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标准呢？
在已走过的30年里，我们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9%-10%的高增长；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还需要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约为6%-7%）。考虑到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难度就会加大；再考虑到重庆的人口总量，人均GDp的指标要上去难度会更大；而人均GDp提高最大难度在农村。因为重庆人口总量的约60%-70%在农村，即重庆现有17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我认为农民工群体仍应属于农村人口，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群体的法定身份、主体消费和基础财产都还在农村）。重庆下一个30年的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如果不能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活力，如果不能再次更高水平地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重庆的全局发展将会举步维艰。
从与全国互动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
从全国经验来看，或从我们对我国发达地区的印象和感受来看，发达地区之所谓发达，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城市建设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们的农业和乡村建设也基本达到了现代化程度，基本上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城乡生活水平同质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生活情趣、乃至衣着打扮基本相同，你很难分清谁是城市人谁是农村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基础教育、医疗保障、退休养老保障等主要社会福利上享有同等待遇，如可以常常看到校巴接送乡村的孩子上学；城乡基础设施同步化，即道路、水电通信管道、大型超市等与城市同步同标准地建设。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重庆的综合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现代工业体系已基本建成，但重庆大多数的农村却还非常落后，更不用说城乡二元结构在管理体制上、在公共财政投入上的巨大差异了。从这个比较中，更能说明重庆农村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更说明重庆市委、市政府关于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是抓住了重庆下一个30年发展的事关全局的要害问题。
总的来说，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利于重庆的新农村建设，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3.改革的重点
按照同志对重庆提出的“314”总体部署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重庆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思路应着眼于以下领域：
3.1．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创新土地流转体制和适度规模经营机制
一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这一政策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否则农村生产经营就会出现混乱，农民权益就会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要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根据各地的实践和探索，可行的思路有：一是鼓励城镇或当地资本组成“龙头企业”，转包土地、规模经营。二是开发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建立“土地银行”，激活土地要素，实现土地和劳动的有机结合，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土地银行”可以由国家来办或者民办公助。出去务工的农民把土地存在银行里获取利息收入。银行把这些存进来的土地贷出去，主要贷给成片种植、规模经营的种粮大户。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存贷之间的亏损，可由政府补贴。其好处是，农民转包的土地能留转到质量能手当中，促进适度规模经营；而且可以保证土地使用方向不变，保户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3.2深化和落实林权改革制度。
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统筹规划和宏观指导，强化政策扶持和开拓创新，发展林业产业，建设现代林业，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林业产业横跨一、二、三产业，资源类型多、产业链条长、市场空间广、发展潜力大。发展林业产业，繁荣林区经济，对加强生态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各级林业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林业产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林业产业协会的作用，搞好统筹规划，加强宏观指导，强化政策扶持，着力开拓创新，不断提升林产品供给能力，全面提高生态安全保障能力。
3.3．健全财政支农投入机制，改革农业投资管理制度
各级政府应当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主体作用。要调整国民收入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对财政收入用于“三农”的比重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比重应有一个适度的界定，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在加大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的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动员和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投入新农村建设。目前，有关农业投入的管理规定比较笼统。由于对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资金用途没有明确的规定，时常导致农业预算支出被挤占的现象发生。为此，要改革农业投资管理制度，制定更加具有约束力的、可操作的法规，以保证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3.4．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要按照中央部署和规定，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进行乡镇机构的合并和人员的精简，真正在转变职能、强化服务、提高效率上下功夫；要积极探索县乡联动改革，完善和创新农村治理机制。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切实的民利；依法搞好村民自治，推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要下大力力气加强基层干部廉政勤政、执政为民建设；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3.5．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农村社会管理
一是重建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改变农村基层农技站“网破、线断、人散”的状况，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技术保障。二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目前发展的重点是：建立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三是更新农村治理理念，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优化农村组织机构，扶持农民自治组织的发展，扩大基层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四是大力发展农村公益性文化和教育事业。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体制机制，坚持科教农结合，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3.6．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为此，一是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农村党的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重庆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壮丽事业。二是各级党委要切实把农村工作摆到重要议事议程。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重视农村改革发展，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上切实体现和落实“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政策，要关心乡村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高他们的待遇和保障水平，鼓励和支持党政干部广大干部、企业家、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投身农村改革发展。
5.政策建议
5.1成立农村“土地银行”，规范土地流转形式，提高土地利用率。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土地的利用率越来越低。“土地银行”可以由国家来办或者民办公助。出去务工的农民把土地存在银行里获取利息收入。可以保证土地使用方向不变，保户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5.2保持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根据人口变动进行小范围调整。
因为人口变动，如果土地的承包关系不相应做出调整，就会导致，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应该根据人口变动，在一定周期内小范围的实行土地重新分配，实行按需分配。
农村改革发展篇9
开篇的话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份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文件。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战略举措，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30年后，农村的改革发展再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决定》中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改革未有穷期，发展永无止境。我们相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必将开启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时代。
领会精神 共谋发展――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纲要
一、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
《决定》指出，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正面临新的局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决定》用“三个进入”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所处阶段作出了基本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针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对全局的重要性，《决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更加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一)指导思想
《决定》提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目标任务
《决定》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三)重大原则
《决定》提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必须遵循五项重大原则： 第一，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第二，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第四，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第五，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
三、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一)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决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此基础上，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决定》提出，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二)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决定》提出，实行“两个最严格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三)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农业投入保障、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等四项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四)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决定》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并提出从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两方面，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加快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五)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决定》提出，从统筹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五个方面采取若干政策措施，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六)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决定》从基层政权建设、村民自治机制、农村法制建设三个方面提出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四、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决定》提出，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各地区都要明确和落实粮食发展目标，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抓紧实施粮食战略工程，推进国家粮食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建设，加快落实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以县为单位集中投入、整体开发，今年起组织实施。
(二)推进农业结构性战略调整。《决定》从优化产业布局、发展特色农产品和重要紧缺农产品、扶持农产品加工业和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四个方面，进行了部署。
(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决定》分别从创新方向、创新举措和创新体制上提出了具体要求。
(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决定》明确了今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三大重点：农田、水利、农机。
(五)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决定》提出，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力争三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开拓农村市场，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
(六)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决定》提出，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决定》对生态工程建设和生物资源保护提出了详细要求。
(七)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决定》提出，按照鼓励出口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适度进口结构性短缺产品的原则，完善农产品进出口战略规划和调控机制，加强国际市场研究和信息服务。强化农产品进出口检验检疫和监管，提高出口优势产品附加值和质量安全水平。
五、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发展农村文化。《决定》提出，要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集市、文明户、志愿服务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农民崇尚科学、诚信守法、抵制迷信、移风易俗，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劳致富、扶贫济困的社会风尚。
――办好农村教育事业。《决定》提出要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决定》强调，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并首次提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这是继免费义务教育后又一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
――足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决定》提出，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坚持大病住院保障为主、兼顾门诊医疗保障。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重点办好县级医院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扩大农村免费公共卫生服务和免费免疫范围，加大地方病、传染病及人畜共患病防治力度。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决定》提出加强三项制度建设：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受灾群众救助制度。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决定》针对农村饮水、公路、能源、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五年内解决农民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十一五”期末基本实现乡镇通油(水泥)路，形成清洁、经济的农村能源体系。
――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把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
――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决定》提出，要提高灾害处置能力和农民避灾自救能力，加强防洪排涝抗旱设施和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全力做好汶川地震灾区农村恢复重建工作。
――强化农村社会管理。《决定》对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健全农村应急管理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
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
(一)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决定》强调，要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按照这个要求，重点完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责任制、干部评价考核体系、社会共同参与机制五大集体制机制建设。
(二)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建设上，《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举措：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形式；拓宽农村基层干部来源；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党费补助等途径，形成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村干部报酬和养老保险、党员干部培训资金保障机制；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
农村改革发展篇10
关键词：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发展；重大意义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是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一个“发展阶段”、一个“关键时刻”、一个“重要时期”，用简洁的语言，科学概括了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并用“三个仍然”、“三个最”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必要性和紧迫性作出精辟概括：“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决定》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就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一个战略任务，一个基本方向，一个根本要求，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紧密联系、相辅相成。
1保障农民权益，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村改革发展3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做得好，农民积极性就高，农业才能稳步发展。这不仅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新时期农村改革方向的深刻把握。
《决定》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主要有三大基本目标：其一、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其二、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其三、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为了这三大目标的实现，《决定》提出了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已进入重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把成熟的改革措施制度化，以制度建设和创新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不断深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也是健全农村制度体系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就是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出了六大制度建设和创新，其中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及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最为重要。
（1）稳定和重新定义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果，30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我国国情，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决定》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同时要实行“两个转变”，即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决定》提出的一个“长久不变”和“两个转变”，指明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需要稳定和完善的具体内容，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三个支点。统一经营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的薄弱环节，必须重点予以加强。
（2）健全和严格规范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严格规范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是《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决定》立足我国地少人多的基本国情，采取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保护耕地资源和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全会除了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实现了最大跨越和突破外，在土地管理制度方面，比以前更加具有统筹性和合理性。
《决定》着眼我国基本国情，从最大限度保护耕地资源和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出发，对农村土地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的制度规定。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建立“两个市场”（即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和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两个权益”（即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和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并同时提出实行“两个最严格制度”（即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方面。
3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另一重要成果是进一步明确发展现代农业的总思路。全会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全会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引人关注的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被放在七项部署的首位。这主要是自2007年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增长加速；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制约矛盾凸显，我国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决定提出，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特别强调，要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比价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对增产增收的促进作用。
我国粮食生产要保持自给，除了要更加重视粮食生产的基础建设，加大力度引进国外粮食生产的先进技术，先进品种，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外，适当提高粮价符合逐步提高农民收入的既定政策，也符合国际趋势。
4统筹城乡改革，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统筹城乡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发展改革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但是，我国农村当前面临着严重的安定和谐隐患，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形势非常严峻。农村积聚大量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需要加强，一些农民权益受到侵犯。这些都要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来解决。只有牢牢抓住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关键，就抓住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问题的关键。
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建设，这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但必须深刻认识到，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内，人口仍呈绝对增长趋势，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较高水平，还是会有大量人口继续在农村生活。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而导致农业衰退、农村凋敝，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一定要把农村建设好，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要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步骤、有重点地渐进推进。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在统筹城乡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
要加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进程，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其次是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产业，既是功能相对完备的国民经济基本元素，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引导城市企业与县域企业加强合作，支持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向县域集聚，鼓励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精深加工业向主产区集中。三要构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特点，必须从战略上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5农村党员干部要肩负起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