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1
【论文摘要】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重新认识。海派经济学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和合理的经济思想，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海派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假设着手，系统分析了海派经济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己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己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钮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夕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摺‘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2
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超级秘书网
3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3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
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使“现代性”的历史界限显得极为清晰。因为，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逻辑结论，并不在于其理论推论过程出现了逻辑错误，而在于其借以推论的社会现实前提本身包含着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劳动与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基础的一般人类劳动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价值论的支离破碎是现代工业现实的支离破碎的原则。资本“为生产而生产”，不仅生产着生产力，而且同时生产着自己的界限。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却使人成为了抽象物—受商品、货币以及资本的统治，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以对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为前提。这种矛盾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自身发展的界限，也为人类寻求新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前提。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理论折射，从而也是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的历史界限—“资本自身性质上的界限”的凸显。
总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对“现代性”的认同与辩护，在把人导向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把人引向了奴役的深渊。当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完成自身的时候，人就通过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的辩护完成了自我否定;而当劳动价值论使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悖论的时候，它也就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历史界限。因此，对于既改造着世界又改造着自身的人类来说，在置身于“现代性”困境的同时必然会开启出一种新的生存境域。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超越，就是对人类新的生存境域的一种理论开启。
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虽然未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却具有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看作现代社会的整体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性”作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理性主体精神确实是其重要内涵，但并不等于理性主体精神。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划了一个时代，或者说具有“现代性”，关键并不在于它把理性主体原则提升为自我意识，而在于它建立了远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因此，一方面，现代生产对“现代性”具有“基础”作用，“现代性”集中体现于“资本生产的过程”、“资本生产的规律”以及“资本生产的结果”之中，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理性主体的不断呼唤与诉求，折射和反映着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既没有简单否定理性主体精神，也没有简单肯定现代生产，而是通过探讨理性主体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揭示“现代性”的深层逻辑—资本的逻辑—资本的增殖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吸附活劳动来实现:“劳动是酵母，它被投人资本，使资本发酵。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与重建上。
首先，马克思通过揭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彻底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从而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把人的劳动规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确反映了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对现代经济生活以及价值运动作了“科学解释”，但是这种“科学解释”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及其范畴的非历史理解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永恒的理性主体原则，从而完全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其根源就在于它们的理论前提—劳动价值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抽象为“劳动一般”，从而把物质生产劳动转换成了精神活动。具体地说，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即把劳动归结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把从事商品生产的雇佣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进而把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从而也就直接把“现代性”作为了“资本家的科学的自白和存在”。所以，在国民经济学家眼里，“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既是市民社会的实际，又是现代工业的永恒“意识力量”。黑格尔哲学则通过把“现代性”抽象为精神的货币和资本，把全部历史规定为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从而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对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的经验事实进行哲学概括的同时，又以“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
可见，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未说明这一事实，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抽象为一般公式和规律，却没有理解和阐明这些规律怎样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产生出来。因此，国民经济学以及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的黑格尔哲学，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所作的意识形态辩护，只能是一种纯粹幻想。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批判后，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的特殊性重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的现代性理论。
其次，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劳动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所陷人的矛盾不能仅仅归结为理论自身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理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必须以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另一方面又必须把劳动转化为劳动条件，使劳动与劳动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因此，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劳动总是表现为雇佣劳动，劳动条件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即资本;劳动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从而从属于资本;资本支配着劳动从而支配着劳动者，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从而不能支配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在这里，人不是通过劳动而实现自我发展，而是由于劳动而被否定;不是人通过活动而存在，而是因为活动而沦为非存在。所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陷人的矛盾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理论反映，现代性理论的缺陷不过是对“现代性”自身缺陷的理论直观。
因此，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实践批判。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形式，以及“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一规律的揭示，不仅“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实践批判过程得到凸显，同时马克思也由此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
再次，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重建，揭示了现代性自我扬弃的必然性和条件，从而现实地超越了“现代性”。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矛盾，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重建。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把劳动归结为财富的唯一本质，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内容。其实，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是商品生产的自然基础，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基础，具体劳动创造生产力，抽象劳动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的增殖通过抽象劳动来完成，资本价值的转移通过具体劳动来实现。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二重性的统一。但是，商品的价值量总是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的量，具体劳动总是被归结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总是被归结为社会劳动，即资本的增殖过程中总是只表现抽象劳动的物化，并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即“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这里的劳动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排斥和否定具体劳动，从而不仅使具体劳动对资本价值实现顺利转移的作用被遮蔽，而且使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真正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意义被消解。以前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对这种现象的理论直观，虽然揭露了事实，但没有洞穿事实的真相，从而犯了把处于特殊社会形式中的抽象劳动与一般人类劳动相混淆的错误。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4
【关键词】产品定价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联合解释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并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门见解非常不同的学科，首先它们的阶级立场不同，分析的结果必定也不相同。但二者都共同用来解释现实，中国的学生既学习马克思经济学，又学习西方经济学，可见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可取之处。因而在商品的定价这个问题上，看看这两种理论分别怎么说也未为不可。
西方经济学是在完全不抱有阶级意识的情况下，构建其理论的。而在系统地学习《资本论》时，可以看到马克思贯穿于全文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我们要明确的是资本论的研究目的，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理论对于无产阶级的觉醒功不可没。
马克思本人也十分强调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虽然其剥削的本质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依然存在，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早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更有人性色彩。现在这个时代与马克思那个年代不同，由于竞争的存在，资本家已不单纯地只会剥削劳动者，他们还要考虑企业的长远生命力，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因素，人的因素。工人也不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不得不接受剥削，有一部分工人有生产资料而自愿选择工作，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也会给劳动者带来效用，如个人的价值得到体现，心理的满足，社会的承认，等等。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完善的激励机制可以使工人和资本家由于在某些方面拥有一致利益而共同想要把企业办好。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实践指导作用必然会受到重视，它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就是在寻求整个社会的更高福利水平。
所以，两种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前提和结论，却有同时站得住脚的理由，我们应当对其本着兼收并蓄的精神，采取批判地学习的态度。
二、对价格现象的解释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格围绕着其价值上下波动，而价值是由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一定量的两种商品相交换，是因为包含在二者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相当正确的，科学地解释了价格的载体及根源，并考虑到供求关系是影响价格的因素。相比之下，在价格形成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完全避开了价值的载体这个问题，而是直接由供求曲线的交点得到均衡时的产品价格，供求关系成为决定价格的唯一因素。马克思的理论故然正确，但若仅仅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产品的定价，恐怕是不足够的。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能决定产品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具体怎么波动，《资本论》没有详细谈及，在这点上，西方经济学丰富的价格理论恰恰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
首先，同种产品价格的差别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没有矛盾的。为了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先剔除剥削的因素。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买卖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从而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基础。按此，假如抽去劳动力的买卖，一切商品就应该是按等价交换的了。然而，劳动者凭借同样性质的劳务，比如，一小时的洗碗服务，在有的地方可以拿到10元钱的报酬，而在有的地方只能拿到5元的报酬。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这涉及买者的支付意愿，商品的价格还要看其为买者带来的效用。同样是洗碗，对高收入而又忙碌的金领阶层来说，机会成本很高，他们愿意支付高价雇人洗；而对一般收入的家庭，则只愿付很低的价格，否则就自己洗。这与劳动价值论是不矛盾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价格的不同，而不是价值，可以认为这两份报酬不同的一小时洗碗服务的价值是相同的（耗费在当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同），效用从而人们的支付意愿则为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提供了一个依据。
同理，厂商对同种商品的不同消费群体施行的各种价格歧视策略也可看作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一种正常现象。西方经济学避开劳动价值论不谈，有一个很明显的弊端，就是只能把两种商品价格的区别完全说成是供求引起的，今天它们的价格悬殊是这样，明天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情况，波动得多离谱都有可能，没有一个中心可言。而马克思所说的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意味着长期看来价格的总体水平与价值是一致的。笔者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这样的理解：如果商品甲的价格长期地处在一个比商品乙的价格更高的水平上，就可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甲具有比商品乙更高的价值，即前者耗费了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不同的是，价格蕴含了许多不可单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作用于供给和需求，通过供求变动来影响价格。于是，对某个价格的分析，首先要分析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决定价值的因素，继而分析影响供求关系的种种影响价格的因素。
而某种商品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当从最根本的源头算起，即这种商品从没有到有的全过程中所耗费的一切社会劳动。举例来说，不能因为上衣是由棉花加工5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同）生产出来的，麻布是由麻纱加工10小时生产出来的，就认为一尺麻布的价值是上衣的两倍。事实上，耗费在上衣上的社会劳动远不止加工棉花，还要从棉花的种植、收获，甚至棉种的采购算起，要从这一最基础的源头，即原材料最初由自然界获得算起，如何从自然界一步步地通过劳动最终生产出上衣来，这整个过程中所耗费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上衣的价值。接相同方法得到的麻布的价值后，二者才可以比较。
对供求关系的分析则可以从消费者的效用入手。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供给曲线就是厂商的生产成本曲线，效用则衡量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可以反映到需求曲线上来。这里之所以单讲消费者的效用而不提生产成本，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在避开了剥削本质的同时，也就避开了供给曲线中厂商追求利润的加价空间，事实上厂商并非是完全按照生产成本来作供给曲线的，价格必须在成本之上的一定水平，厂商看到有这个利润空间才会愿意提供一定单位的产品，没利润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了。西方经济学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所建立的阶级基础就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由于本文是同时采用两种理论来解释价格的，生产成本曲线的不适用所造成的空白已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分析填补。
下面，笔者试着按照自己设想的这种思路来分析餐饮业的定价，以此为例。
同样是餐馆，环境优雅的、品牌名声响的、菜品风味独特的就可以打出昂贵的菜单，而普通的小餐馆饭菜价格则便宜得多，这是一种长期的现象，因而可以认为前者具有更大的价值，才能反映为较高的价格。从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看，高档餐厅的室内设计与布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优质的服务水平，独特的烹饪手艺，等等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反映了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因而有一个较高的价格中心水平（即价值）。这同时体现为更高的生产成本，加之商档餐厅一般会索要一个更高的利润水平，在这个利润空间的加价上形成生产者的供给曲线；消费者在高档餐厅吃饭，将会由于优雅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和美味的菜肴中得到更高的效用水平，从而支付意愿更高，反映为右移的需求曲线。供求曲线的结合便可得到一个高于普通餐馆要价水平的价格，这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方面。价值和这种波动共同造成了我们看到的价格水平。可见高档餐厅的高价位现象，可以由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供求论的结合来提供一点解释。
同样的分析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的产品差别定价上。对于同一种产品在同时同地对不同类群的消费者的区别定价，即各种类别的价格歧视，如民航机票的票价就分为头等舱、二等舱、折扣机票，商家提供一定的折扣券等促销活动，实际上就是通过辨别出不同消费者的不同效用水平即支付意愿，从而制造不同的价格波动。
三、对学习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点看法
马克思的理论在当时是相当正确地，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自然要有些发展，这种精神我们从《资本论》本身所运用的发展的分析方法亦可体会到，马克思也考虑到无产阶级地位提高的情况，并警告世人不要被这种表象所迷惑，尽管他看到的只是他那个年代的情况。诚然马克思经济学是“一家之言”，但它之所以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亦在被世人不断地完善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有许多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言论，在深刻地毫不畏惧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裸地剥削关系之余，也与他的阶级立场无不相关。他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本身就有深刻的阶级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那么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马克思在此是劳动的人格化，既然都带有人格色彩，言辞也许偶尔会有些许偏激，因为他要捍卫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正确的，学者首先要对自己的正确理论怀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才能试图用它说服他人。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也确实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帮忙说话的。举例来说，李嘉图提出的国际贸易贸易模型是从一国总体效用来考虑的，认为贸易会使双方国家都从中得到好处，从而提倡国际贸易。事实上，李嘉图知道国际贸易会带来的国内收入分配后果，但他本人当时是一个伦敦商人，他站在自己的资本家立场上，选择了用一个不考虑贸易在国内不同要素间的收入分配后果的模型来展现自己的观点。这样，通过强调贸易对一国总体的好处，他为资本家这个特殊群体谋求到更多利益。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可以看成是一种用经济理论游说政府政策的狡猾的策略。所以我们在学《资本论》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批判，初看起来简单的东西，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值得研究，不得抓住从他的理论本身导出矛盾来他的观点，就不能轻易否认马克思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经济学系《资本论》教研室.资本论（选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小农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6-0036-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农业仍具有小农经济的特征，诸如：其土地规模小、生产资料分散、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等。这些落后的生产因素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小农经济已经成为阻碍世界农业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人力资本理论大师、现代农业经济学之父舒尔茨在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的演讲中曾经说过：“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
早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者关注小农经济问题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对小农经济有过精彩的论述。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理论，在研究方法、观点立场上有很大的差别，但二者都认为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要求，都要求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小农经济的论述，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理论的论述，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辩证唯物主义角度，以小农土地产权制度为出发点，系统而全面地分析小农经济的本质，提出了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结论，从而提出通过“土地国有化”和“合作化”的手段来改造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个体劳动
在分析小农经济的本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分析了小农和小农阶级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小农就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彼此间没有多少联系。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写到：“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1]由此可见，小农是分散、孤立、封闭的，且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但这些生产资料又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他们又是贫穷落后的。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他们是不重要的，相反他们认为小农在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1]，甚至进一步指出“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1]。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小农在经济上是贫穷落后，但在社会变革中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马克思通过对小农的分析，进一步分析了小农经济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就其性质来说，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生产过程的协作，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和对科学的累进应用。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因此农业的生产不是社会化的，而是自给自足的；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是分散且孤立的个体劳动。这种个体劳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资料是分散的个体私有制。小农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并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2）生产是孤立、分散的，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3）生产往往是自给自足性质的，主要依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2.分散的私有产权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小农经济落后的根源
无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还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者的论述中，小农经济都是贫穷落后的，但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小农经济贫穷落后原因的分析更为深刻。
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个体孤立而分散的劳动，必然同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而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正是这种矛盾运动变化的结果。实际上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也从根本上体现了分散的私有产权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小农经济的基础是分散的土地私有制，不能使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只能建立起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从而造成小农经济的效率低下。（2）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排斥分工，因为每个小农家庭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单位，他们进行着相同而重复的生产。（3）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农业的生产并不以市场化为目的，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小农没有动力去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4）马克思认为在小农经济制度下，土地作为一种资本生产要素，其平均利润并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地租的必要性也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因此，超过维持农民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劳动以上的、已经资本化的地租，不会实现为超额利润。由此导致农产品价格要远远低于农产品的价值，最不利的情况是农民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价值的一般形成”[2]。
3.小农经济必然灭亡
通过对小农经济本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制度是一种落后、过时的生产方式，注定要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首先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以分散的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必然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其次，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和他们遭受的双重压迫，使得小农经济的发展异常艰难。小农阶级的局限性表现为他们固有的私有观念，这种落后的私有观念阻碍了他们向社会主义靠拢。
最后，小块土地所有制并不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贫困的命运，相反会加速农民的灭亡。
4.个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小农经济改造的必要途径
由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局限性，必然使小农经济走向灭亡，因此，必须对小农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倾向于把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以社会劳动来代替小农经济的个体劳动，从而使其能使用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但在具体的改造方式上，他们的观点又有所不同。
马克思认为改造小农经济的方式是使土地国有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生产是由资本家随心所欲的，因此，不能实行大规模的耕作计划，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就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也就不能更有力地推动生产。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国家控制，为国家谋利益，农产品就不会因为个人滥用地力而减少了。因此，马克思认为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同时把农民阶级联合起来统一生产，这样就会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与社会对立的政府或国家也将不复存在。因此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计划进行社会劳动。
而恩格斯认为改造小农经济的途径是农民合作化。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1]恩格斯认为农民合作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1]。恩格斯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经营有以下几种好处：（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节约了部分劳动力；（2）节约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工业性的副业，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3）促使农民合作社向更高等级发展，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
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主要是从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来研究小农问题，他们更加注重从效率方面去提高农民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提出通过投入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投资等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主要有刘易斯（a.w.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舒尔茨（Schultz，t）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至今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论述了独特的小农经济理论。
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中，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来说比较过剩，而耕地等生产资料有限。同时由于技术的落后，生产产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不会再增加，所以每增加一个人所增加的产量几乎为零，即过剩人口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因此，在刘易斯看来，小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边际生产力不为零的必要人口，另一种是边际生产力为零的过剩人口，这种人口转移出去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任何影响。
刘易斯通过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无限剩余劳动供给为前提，揭示了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刘易斯认为正是这些“零边际生产力”人口的大量存在，才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造成城乡差距。这些人口既不会对小农经济有任何贡献，同时又占用着农村大量的资源。刘易斯认为小农经济的唯一出路是将这些过剩人口转移出去，尤其是向非农业部们转移。在城市部门工业体系中，由于工业部门具有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速度的增长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即劳动边际生产力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工资水平也要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可以从农业部门吸收过剩人口。而工业部门所支付的劳动工资只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略高，就可以吸引农业过剩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廉价的，这样工业部门可以通过支付较少的劳动工资，而把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实现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同时工业部门的增长又可以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形成一个良性运行过程，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从而实现两部门协调发展。
拉尼斯（G.Ranis）、费景汉（J.C.H.Fei）等人改进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对工业发展的作用。他们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出现的农业剩余产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同时，他们提出了工业和农业两部门平衡增长的思路，认为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促进农业剩余和边际生产率的增加。
2.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舒尔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农业问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者中较早研究小农经济的学者之一。他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大师级地位，并因此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舒尔茨将小农经济定义为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着同样类型的土地，播种着同样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因此，他把小农经济看作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这种小农经济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1）技术停滞，即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和技术长期未发生变动。这是舒尔茨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征；（2）如果生产要素作为收入来源，那么农民获得和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长期不变，即农民没有增加传统生产要素的动机；（3）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也是处于长期均衡的。因此，舒尔茨所说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保持不变、基本处于简单再生产、长期停滞的农业经济状态。
舒尔茨认为小农经济是有效率的，但小农经济却是贫穷落后的。一般认为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是由于低储蓄率和低资本投资率造成的，但舒尔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投资收益率较低，以致不能对储蓄和投资产生足够的经济刺激。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舒尔茨提出了收入流价格理论。
3.对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认识不同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贫穷落后的经济形态。但二者对小农经济的发展结局的预测是完全不一样的，具体表现在他们对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不一样。
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同市场经济是不能并存的。小农经济主要是以个体分散的劳动为基础，而市场经济主要是以社会化的劳动为基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或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必然会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下，小农经济不可能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生存，他们越是参与市场，就越是服从资本主义市场所确立的生产效率的原则，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压力下，小农经济必然会慢慢消亡。小农经济的消亡过程，其实也是社会的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小农逐渐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村雇佣工人两个社会阶级。
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不同，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可以与市场经济同时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小农经济能较好地适应市场。由于小农经济的规模小，易于改变种植结构，能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②小块土地比大块土地更具有生产效率。实际上，小农经济对土地的利用强度更大，复种指数更高，投入的资源更多，平均产出也就越多。弗兰克（2006）认为耕地面积与生产率呈反向变动关系，尤其是在不完全要素市场中[5]，总的来说，小农户的社会效率要高于大农户。③小农经济往往是一种均衡的状态，但却是一种低效率的均衡，即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低，投资收益很低，同时它同顽固的小农社会文化相适应，除非有很强烈的经济刺激，否则这种均衡是很难被打破的。④小农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贡献很大，使其能在工业化过程中顽强生存下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急需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的积累，而小农经济恰恰能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使其能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4.对小农经济的改造方式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都很重视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但由于对小农经济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不同，因此，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在路径选择上，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以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小农经济理论的特点，其中地租理论是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经济问题的一切根源在于小农经济产权制度的落后，不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因此，改造小农经济的根本方法在于改变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马克思提倡通过土地国有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那种孤立的个人劳动转变为共同的社会劳动。而恩格斯则偏向于通过农民合作化的道路，来改造小农经济。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横向一体化”的改造方式。
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也很重视制度的作用，但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倾向于改变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即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则倾向改变外部环境制度。如，舒尔茨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制度的建设，刘易斯认为要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制度环境等。西方发展经济学者认为：小农经济的问题在于小农经济的低效率而不在于它的产权制度，因此，要改变的是小农经济的低效率而不是产权制度。他们都倾向于“纵向一体化”的改造方式，即通过提高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的方式来改造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等措施。
四、比较研究的启示及现实意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论述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在很多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上，二者有很强的互补性。必须承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都不是以中国为模板的，因此，二者的经济理论都不完全适用中国，尤其是我国不断发展中的农业制度与基础，和马克思以及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论述的小农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但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1）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指导作用，又坚持西方发展经济学对“三农”问题的具体指导作用。总的说来，马克思对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指出了商品化和专业化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总体目标上，我国应坚持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但在农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给出详尽的答案，而西方发展经济学恰恰是在这一方面填补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空白。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来改造传统农业，如舒尔茨等人主张通过建立适当制度、技术进步、向农民投资以及用教育、培训等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因此，在“三农”问题越来越具体化的今天，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2）既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又要兼顾公平的原则。总的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强调的是效率优先的原则，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强调社会公平，在改造小农经济的措施上，也是如此体现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一项重大任务。目前我国最大的发展问题仍然是城乡问题，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因此，一方面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如何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距，是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问题。因此，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既坚持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效率原创，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公平原则。正如总理在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所提出的那样：“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也要“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缩小城乡差距。
（3）在坚持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情况下，采取多样化的改造方式。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都认为土地产权的改革是很重要的。尽管我国已经完成了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造，建立起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土地产权制度。但是，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仍然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6]。因此，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将是我国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同时，在改造传统农业过程中，也应坚持多样化的改造方式。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多样化的改造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既可以通过建立合作化等横向经济改造方式，也可以通过公司+农户等纵向经济改造方式。总之，凡是一切能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增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都可以借鉴到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中。但在改造小农经济时，一定要坚持平等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农民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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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6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2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的假说，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劝说集［J］.商务印书馆，1962：244-245.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7
关键词：劳动力次级市场；劳动力就业；工资决定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114-02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较少。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西方国家经历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一、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1.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2.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中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1）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中国的工资机制。（2）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3）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造成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因素很多，这里面既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原因又与中国现行的一些制度分不开。中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后中国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许多不适宜的制度依然存在。鉴于以上分析，要完善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就必须强化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力量对工资的决定作用，减小非市场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1.制定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并予以严格执行。中国现阶段有关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并不多，常见的有《劳动法》、《工会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作用也极为有限。以最低工资水平规定为例，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定是以劳动者及其家属在城市生存所需费用为依据的，它指的是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获得的最低收入报酬，不包括加班加点的工资和特殊工作条件下享受的津贴。虽然由于“民工荒”的影响，各地政府纷纷提高了对最低工资水平的规定，但事实只有少数企业真正符合这个要求，政府虽然制定了相关政策却未能具体落实到位。因此，制定相关政策并严格执行和落实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关键。
2.制定合理适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按中国现行的《劳动法》规定，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并不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普遍偏低。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工的总体参保率不超过20%。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现行的社保制度对农民工不适用。因此，建立一个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3.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它曾经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出于各种政策因素的考虑，户籍制度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取消，但是作为一种计划时代的产物，它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因此，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仅是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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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8
关键词：瓶颈，冗余，就业政策，公平与效率，经济理论
一、政府鼓励就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i]，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就业政策[ii]。然而，由于经济和理论的不完善，使得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缺乏足够的理论判据，因此有些政策没有显著效果，有些政策甚至还损害了市场公平和效率。
例如政府规定，小实体在新增岗中招用下岗工人达到30％的，三年内享受减免有关税收的政策[iii]，显示了政府想要兼顾公平（解决下岗工人的贫困）和效率（增加劳动产出）的意图。但是，这样的政策不仅未能有效增加经济体中的实际就业率，相反还了有限就业机会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这就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这样的政策不能减少实际的失业人口数量，只是将有限的就业岗位尽可能让与下岗职工，客观上造成了对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的就业歧视。但一些地方政府还在陆续制定类似的政策[iv]。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还非常不规范，政府应该设法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杜绝招聘新职员中的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等不规范的行为，下岗职工就有可能凭借其自身经验优势，达到30％的再就业率。
政府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是突破现有理论的一个尝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超前于理论这一普遍现象的实例之一。现有经济理论强调效率，社会理论强调公平，而两种理论都是以社会最大福利为价值取向的，同样的价值取向得出不同的政策制度准则，这就给理论研究留下了空间。从经济理论来说，若我们把下岗职工造成的社会负担视为外部效应，而把税收政策用于外部效应的内部化[v]，这也符合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的原则。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这一内部化政策反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总而言之，下岗职工只是我国失业人口的一部分，我国严重的失业现象还体现在其它方面，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解决我国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有更新的理论依据。
二、成熟经济理论的局限性
宏观经济中对就业问题最成熟的两个理论就是工资刚性假说和菲利普斯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替代的理论[vi]。按照菲利普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经济增长来消除失业。但事实是我国经济已经连年高速增长[vii]，而失业水平没有表现出如何缓解的迹象[viii]。而且为了保持就业与经济发展，政府经年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已经是连年预算赤字[ix]，所以即使这是一项有效的政策，该政策也存在难以持续的困难，更不用说加大力度了[x]。工资刚性假说认为劳动力市场工资刚性使得失业不可避免，即失业不是经济学可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失业就由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由效率问题让位于公平问题，让位于政府再分配。依照这一政府再分配理论，西方的福利国家将很大比重的税收用于福利，以减轻失业带来的痛苦。我国政府的许多社会救助政策也是建立在失业难免的理论上。但是，如今福利国家也面临着危机，面临着对这一再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质疑[xi]。同时，福利增加同时也提高了工资刚性，更恶化了就业形势。我国政府鼓励再就业政策，显然想避免重蹈福利国家之覆辙，避免贫困群体被市场经济所排斥[xii]。政府的这一实践为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理论问题：是否存在兼顾效率与公平、既发展经济又避免两极分化的政策？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xiii]，他认为经过化的资本积累，经济发展将自然吸收掉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人口。然而，我国当代的经济发展证明：我国工业资本积累率虽然很高，但三农问题依然困扰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资本积累长年来高于其它国家，而我国资产效率却明显偏低[xiv]。按照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工业资本积累可以吸收农业人口。然而，刘易斯理论中城市没有失业人口，而且的潜在失业人口有最低生活保障，故此政府无需任何干预。我国现实与刘易斯假设不同，我国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都是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是需要政府干预的。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贫困和失业现象的解释性经济理论，我们还需要构造政府制定政策的可操作性行动理论。
三、政策制定中瓶颈和冗余判据的引出
那么，政府有无更好的理论依据来进行决策呢？政府制定促进就业政策时应该根据什么准则呢？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开支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但并没有给出政府如何开支的政策选择判据。如西部大开发中对西部的投入，既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的经济运行瓶颈，也是为了消除区域差距和贫困差距。然而，由于很多投资政策扭曲了市场，致使虽然西部资本积累以高速度增加，但这些积累迟迟不能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xv]。
实际上，政府更多的开支，应该用于维护市场的公平，如上述例子中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然后再将社会冗余资源用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瓶颈问题。
为此，我们引入系统中的瓶颈与冗余概念，并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可以依据这一概念进行政策优先排序。
系统科学中认为经济系统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所有资源的有效性，而是取决于瓶颈资源的有效性。例如，兰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模型中，农业人口超过一定水平后，农业人口就成为冗余资源，其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都没有任何贡献[xvi]。这时农业的进步主要是资源利用率的进步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政府提高贫困人口劳动生产率的政策，从系统观点来看仅仅提高了冗余资源（在这里，劳动力是一种资源）的效率，这种效率的提高不能产生正面效果，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
西方经济理论总是假设市场是完善的，而且资源是可替代的。这些假说是一种高度抽象，按照这种抽象基本不用政府干预经济，所以，当政府干预经济时，恰恰不能运用这些西方经济原理，而应该采用系统理论中瓶颈与冗余的概念来指导政策制定。瓶颈概念在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用得比较多[xvii]，而在其它政策制定时则常常被忽略。
四、瓶颈和冗余理论的举例介绍
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为什么不是所有要素的效率提高都产生经济效益。例如，一个机加工工厂，其车床24小时运转，使用率为100％，而钻床和刨床的使用率分别是80％和60％，这时车床是瓶颈资源，其效率唯一决定产出。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如何提高刨床和钻床的效率，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提高车床的效率。如果我们有办法把车床的效率提高20％，则工厂的总产出也会相应地提高20％，而钻床和刨床在原来的效率下分别达到96％和72％的使用率。如果这一工厂要增加设备，首先要增加的是车床而不是钻床和刨床，增加钻床和刨床只能降低它们的使用效率。错误地增加冗余资源的现象在现实中也不难观察到：1995年我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xviii]，笔者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当地报道有80％的金属硅厂停产，这些案例都跟上例中的钻床和刨床类似。我国一方面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资本利用率极低，就是因为经济学中要素替代原理的失效所致：由要素可相互替代原理，任何资本的添置都能增加GDp，而实际上只有瓶颈资本的增加和瓶颈资本的效率提高才真正对GDp增长有贡献，而冗余资本的增加只能降低资本利用率。当我国需要大量稀缺紧俏的资金投入以增加就业机会时，盲目提高冗余部门的能力，结果只是南辕北辙，实际上是浪费了我们宝贵的资金。经济学中所有资源的增加和效率提高都是经济进步的假设误导了许多政府政策。像贵州这样的落后西部省份，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性是必然的，但引进了冗余资本反而恶化了招商引资环境。
我们可以将瓶颈与冗余理论初步如下：
1、定理与推论
瓶颈冗余定理：系统总产出是由瓶颈资源的能力和效率来决定的。
瓶颈冗余推论一：无论我们如何提高冗余资源的效率和能力都无法提高系统的总产出；
瓶颈冗余推论二：如果我们把冗余资源用于缓解瓶颈压力，则无论冗余资源的使用效率比起瓶颈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多么微不足道，对提高系统总效率都是有效的。
2、瓶颈与冗余的判别
判别一：时间利用率低的为冗余资源，反之为瓶颈资源；
判别方法二：需要排队等着用的资源是瓶颈资源，反之为冗余资源。
3、关于冗余资源
冗余资源在要素无限可替代的传统经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传统经济学基本就是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科学。冗余资源从来就没有被关注过，即使人们经常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中反复用到瓶颈概念，作为与瓶颈对立的冗余资源依然被忽视。我们不能忽视冗余资源，是因为有些冗余资源具有负面外部效应，是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虽然本文主要讨论就业问题，但这一概念甚至可以推广应用于如垃圾污染这样的冗余资源。即使有些冗余资源的存在不消耗任何社会成本，如果能用于提高瓶颈效率，则瓶颈冗余法则依然是有效的。五、用瓶颈和冗余定理批判按一般学原则制定的无效政策
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往往是传统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
例如，在消除西藏贫困政策中，提高牧民的劳动生产率似乎是消除贫困的一般的经济常识，然而，正是这一经济常识导致西藏牧民赖以致富的草原资源被破坏。西藏“草原退化和沙化严重，西藏自治区已有50％以上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草场约占已退化草地的一半左右。还有近三分之一左右的草地已明显沙化。草场的退化及其与此相关的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被人们认为是当今西藏自治区最大的环境问题。”[xix]西藏牧民劳动强度并不高，闲暇时间也较多，所以劳动力并不是瓶颈资源，其效率提高对于形成具备自生能力的资本积累毫无作用；草原是有限的资源，而且是瓶颈资源，提高劳动力（冗余资源）的生产率只能对瓶颈资源（草原）造成更大压力。所以政府投资政策首先应该关注草原资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如人工草场，变游牧为畜牧，饲料业等），而不应该急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为了提高草原效率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我们还有大量失业人口和潜在失业大军等待就业机会。类似的问题在西部其它地区的开发和扶贫项目中也存在，而且同样已经造成许多生态环境问题[xx]，以至现在西部要实行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政策。西部矿产资源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国家仅仅发展培养西部市场经济而不在同时制定法规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单资源会被破坏，而且污染排放也会增加。这里，政府应该关注的是瓶颈资源的效率，虽然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的规划与实施成本都要增加，局部看似不经济，但从人均资源仅仅是世界人均资源的三分之一这一国情出发，从系统总体发展取决于瓶颈资源效率的提高这一原则出发，这些成本大部分是管理人员的人力成本，而面对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我们完全应该根据系统科学原理，不要拘泥于经济学效率概念的束缚，将冗余资源用于提高瓶颈资源的效率，投入更多的人力保护国土资源，才能产生长远效益，才可以避免以后类似退耕还林还草之类的亡羊补牢之举。政府政策不是效率优先，而应该是有效性优先。
又例如，资本存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劳动力是冗余。我们就应该将更多的劳动力用于增加单位资本的效率。比如，政务中，我们的硬件投入很高，但信息系统管理的人力投入不足，致使“全国2500多个政府门户网站中，约有1／3的网站难以打开，1／3的网站价值较低。”[xxi]多聘用一些信息系统管理员可能会提高电子政务成本，但面临大量的大学生失业，这一成本投入是完全值得的，因为劳动力是冗余资源，而资本是瓶颈资源，信息系统硬件投入即使不用，也会以每18个月50％的速度贬值。政府开支只注意了政府效率提高，没有注意到这一效率提高是由于大量瓶颈资源的投入，而没有利用冗余资源来增加资本的效率，这就造成政府开支和投资政策的失误，这一失误就是人力投入与固定资本投入比例失调，这一比例失调提高了冗余资源的效率而牺牲了瓶颈资源的效率。
再例如，假设一个大学投入100万元资金建立电子图书馆，但电子图书馆由于缺乏管理人员只能从下午2点半到晚上10点开放。如果多雇一个管理员和两个保安人员可以通宵开放，则每年劳动力支出不过多5万，但这100万的投资可以提高100％的利用率，（其实，通宵开放利用的资本还不只电子图书馆的硬件，因为还有许多资源和网上资料费都是固定成本投入。）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政府开支中对瓶颈资源的利用率不够关心，但对多聘用一个劳动力却往往显得非常谨慎，这都是受到传统经济学“进步”理念的，以为有机构成越高越进步，以为劳动生产率越高越好。就前边两个例子来说，劳动生产率确实很高，但资本产出率却很低，面对我国就业严峻形势产出率和资本积累的落后局面，我们应该尽可能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在可能的条件下，就得牺牲劳动力生产率以提高资本产出率。相比之下，美国资本积累那么高，劳动力成本如此高，哥伦比亚大学还是让图书馆24小时开门，开放包括机系统在内的设施。这也是我国资本昂贵的心理陷阱，越是贵重的东西，越是锁得紧紧，越不能随便聘用常人来管理，结果是资本利用率反而越低，就好像多数中国人一般都不舍得轻易穿用已经买回来的贵重衣物一样。
六、常见的忽视瓶颈冗余定理的政策误区
1、成本核算谬误：
按利润最大化假说，公司所付的工资率w等于劳动力边际产品R。即
w＝R
然而，当失业人口需要消耗政府低保转移支付G时，政府劳动力边际产品R可以低于工资率w，即
R≦w≦R+G
当然这一不等式也不能随意滥用，而应该由于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在前边电子政务硬件效率和电子图书馆系统效率的例子里，就是提高资本（中国情况，因为中国资本积累率低，资本是瓶颈资源）的效率。
2、劳动力人口往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谬误：
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中，劳动力人口往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属于市场自身，无需政府干预。如果政府要干预，也是完善安全网和劳动力市场。政府真正要转移劳动力时，恰恰不能只盯着生产率高的产业，而应该盯着瓶颈产业。让我们用一个小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
假设一个小小的社会，姑且称为“牛郎织女社会”，其中有10个织女织布，10个牛郎耕田，产品都拿到市场上交易。市场均衡时刚好人人丰衣足食。一天，其中一个叫黄道婆的织女发明了织布机，她把纺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倍。于是她以半价出售她的产品（因为她只需劳动半天就能满足全社会的穿衣需求了）。那么，社会总体福利是否提高了呢？按社会学福利提高了，但按照经济学理论，这一发明反而会使社会陷入经济萧条：另外9个织女都由于缺乏竞争力而失业了，由于她们的失业，对粮食的购买力降低了，结果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不足和失业并存，社会进入经济萧条。我们可以把这种技术进步引发的经济萧条称为黄道婆效应。我们国家现在就很有一点黄道婆效应的症状：市场产品多了，失业也多了，结果是多年扩大内需但效果甚微。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牛郎织女社会，如果政府迫于下岗织女生存无保障的社会压力，用转移支付手段进行再分配，无偿供给9个织女衣食费用，这一扩张性财政政策固然是阻止了市场的萎缩，但同时也损害了黄道婆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有技术创新的还要劳动，而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却接受政府低保支付，这就显然破坏了市场激励机制。但是扩大内需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否则另外10个牛郎也会由于粮食市场缩小了9/20而造成4－5个牛郎进入失业状态。考虑到无偿转移支付可能会破坏市场激励，于是政府制定政策鼓励另外9个下岗织女再就业。这时，纺织行业是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粮食生产是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政府想把9个妇女都培训得能够使用织布机，这很符合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的经济学理论。其结果是增加了纺织业的市场竞争，毕竟市场已经不缺纺织产品了，结果黄道婆也得把另外半天用于市场营销，这就势必引起社会劳动强度将普遍上升。黄道婆技术创新的成功无法实现为社会福利。可行的是政府应该将9个织女转移到劳动生产率低的粮食生产部门，使得黄道婆技术革新后的最终市场均衡效果是全社会成员都可以少工作半天，从而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但是，经济社会演进的路径是否能够达到这一平衡点，是值得的。这个模型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制定政策时，不应该盲目地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而是应该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社会的瓶颈部门，无论这一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高还是低，这样才能把技术进步的结果实现为社会福利。
和现实往往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技术进步难以实现为人类闲暇时间，相反，技术进步使人们生活更繁忙，物质更丰富，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更严酷。政府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和维护生产竞争的机制中，很可能不是让这9个织女继续在纺织行业内竞争，就是让她们进入另外的创新性的竞争行业，随之而来的是鼓励社会消费纺织品，鼓励，消耗更多的资源，对自然资源进行更多的开发直至威胁生态安全。目前经济学指导下的物质文明进步，使得社会福利的进步大大落后于物质生产的进步[xxii]，甚至威胁到人类文明命运，而所有这些不合理的经济运行都被效率优先合理化了。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悖论：我们经济运行越来越有效率，但我们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却越来越枯竭；这是因为我们的效率和市场激励只在生产领域而不在消费领域。国家为了维持市场效率而鼓励消费，结果形成对自然资源的加速掠夺和人为浪费。我们进入了消费，其代价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及生态危机的濒临。但是，如果我们应用瓶颈和冗余理论，对自然资源仅提高其单位资源的效率而不增加对它的消耗，人类文明就有可能避免毁灭灾难。
因此，我们在制定政府政策时，依据瓶颈与冗余判据，打破效率优先思维模式，效率优先是市场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旨在弥补市场缺陷，作为斟酌性政策，要将冗余劳动力配置到提高瓶颈效率的地方，才能既不破坏市场激励效率，又兼顾了分配公平。如果9个织女能够技术创新，应用新材料、新能源，开辟新市场，这当然是好事，对此政府应该鼓励。但政府不得已要解决9个织女的下岗就业问题时，就应该用税收政策或补贴政策将他们导向粮食生产部门。这样的政府决策模式，可以使得政府摆脱了既想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又想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就业的两难境地。政府现在并不需要在技术含量高低中做出选择，政府只需在瓶颈与冗余之间做出判断。
作为一个可能的政策应用，我们可以将东部下岗职工视为冗余资源，而西部封闭文化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之一。东部下岗工人实际上技能和知识都高于西部贫困地区人口。可以在淡季，组织东部下岗职工到西部一至三个月传播技术和知识。这时铁路和旅店都有冗余能力，而西部人力资本可以在东部下岗职工频繁的帮助下加快积累，这看起来成本似乎很高，而且效率好象也很低，但实际上利用的都是冗余资源，帮的都是瓶颈的效率，东部下岗和退休职工或许还可以在西部发现许多商机，自己创造就业就会。城市失业人口是社会最大负担，但城市失业人口一般都具备相当水平，有些甚至是工程师水平。只要经过短期训练，大都可以胜任许多提高瓶颈效率的工作。如农村的扫盲和计算机普及工作，一般高中文化水平人员即可从事，这种活动还可以帮助农村了解市场经济信息，进而改变落后观念。对比国外，我国农村人口素质过低且技术推广员比例太少[xxiii]，组织各种利用冗余资源支援西部的项目大有可为。许多农业技术的推广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经过培训即可胜任。
七、为什么根据瓶颈与冗余理论制定的政策会更有效
通过第4节的例子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瓶颈效率的提高，会促进其它资源的有效利用。或者说，我们将部分失业人口用于提高瓶颈资源效率时，也可以提高其它潜在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并由此可以提高社会总体就业水平。例如，电子政务中提高对网络和信息系统管理人员的人力投资比例，不仅可以提高电子政务中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同时政府服务效率的提高能够有效的完善整体商业环境，使得更多的中小得以成活，提供更多的就业率。又例如，如果我们关注耕地产出效率，我们实际上是扩大了农业技术产业的市场，并推动了农产品加工的下游产业链的发育，因为上游的农业技术产业和下游的农副产品加工都受制于耕地这一瓶颈资源的制约。因此，瓶颈与冗余理论，可以解决困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不一致性难题[xxiv]。
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如果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就会产生“挤出效应”，会与市场争夺瓶颈资源；然而，如果政府支出主要是利用冗余资源，而且是用于提高瓶颈效率，则不但不会与民间争夺瓶颈资源，而且为社会解决了就业问题，为经济提高了瓶颈效率，因而同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按照宏观经济学原理，没有“挤出效应”的财政扩张政策是最有效的政策，能发挥潜在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政策就是增加就业的政策。
八、政府如何依据瓶颈冗余理论制定鼓励就业政策
首先，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低保应该仅仅支付给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不应该列入享受低保生活补贴范围，除非这一补贴是为了使他能够进入为提高瓶颈资源效率的工作，如必要的培训费用和搬迁费用等。
其次，要对我国瓶颈资源做一个评估。我国最大的瓶颈是自然资源，其次是资本存量。而为了提高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的利用率，应该大量发展知识密集型第三产业：包括服务，管理咨询业，质量认证，技术咨询等。因为我国国际竞争的瓶颈是产品质量和管理稳定性性问题，是技术转化为市场价值的问题，而我国中小企业存活率的瓶颈是完善管理和融资环境等降低商业风险的问题。如果产品质量提高了，我们国际市场就能进一步开展，整体就业率就能提高；如果中小企业成活率提高了，经济活跃程度就能提高，就业水平也会提高。
我国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所等帮助失业人员就业的信息服务业，是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必要组织。但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这些服务仅仅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需求一方。发展知识密集型和信息交流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可以改善商业的金融、管理、技术等服务环境，是为劳动力市场就业供给一方服务的，可以从根本上增加就业机会。由于这些高端第三产业潜在经济和效益如此之大，利润空间广阔，政府只需在建设上制定公平和必要规则，就有可能促进金融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培训服务、法律服务等高端第三产业的发展[xxv]，并由此增加总体就业水平。
为了提高资本利用率，政府应该对产业或行业资本产出率做出一个评估，是否可以考虑对资本利用率低的公司征收轻微的资本闲置税，以时时警示社会不要浪费我国的存量资本；同时，对于以同样装备的工厂，如果其产出比其它厂家更高，而且质量更好，就应该对其多聘用的质量管理人员、质量检测员工以及生产流程控制人员等旨在增加资本效率的附加就业给予政策倾斜。提高产品质量不仅提高了存量资本利用率，也提高了资源原料利用率，也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而质量提高增加的主要是管理人员工作量，相应的固定资本投入并不多。
九、
经济学最基本原则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迄今为止，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对促进物质财富积累已经成效卓著。然而，物质财富的积累对社会福利最大化虽然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我国经济发展伴随的失业增加和贫富分化，就严重阻碍了现有丰富物质转化为社会最大福利。为此，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制定需要一个理论，使得再分配实施既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又不损害物质财富积累赖以进步的市场激励。瓶颈与冗余定理就是为此而构造的一个理论。
市场在经济中最显著的作用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在经济中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保障经济平稳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二是为保障社会公平而发挥再分配功能。由于稀缺资源以市场机制配置为最有效，所以政府应该更注重冗余资源的配置。本文建构的瓶颈与冗余理论认为，冗余资源配置的最基本原则，就是配置到有助于提高瓶颈资源效率的功能部位。
对于冗余资源，政府制定政策时一定不能受效率思维定势束缚，应该不计效率地使用冗余资源，并且要用于提高瓶颈资源的效率。例如，如果我们要保护资源的合理利用，就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甚至时高级劳动力来进行规划和管理，这看起来成本似乎很高，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这种知识型劳动力的失业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他们的失业会导致其劳动技能和知识的退化。这种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人力成本是值得投入的。如果市场不能把劳动力用于瓶颈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政府就应该去做。同样是政府净支出，用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的社会效益，要比用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税收减免产生的效益高。两者都创造就业就会，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虚假的。前者看来直接成本较高，但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并且可以有效解决就业和增加内需；后者直接成本虽然不高，但实际上是补贴了公司利润，对扩大内需并无实质性帮助。前者保护了自然资源，维护了可持续发展，综合利用减少污染，提高社会贫富人群都可以共享的生活质量；而后者扭曲劳动力市场，即使不说是饮鸩止渴，也算得上是挖肉补疮，治标不治本。自然环境的监督管理也需要许多人才能落实，如九寨沟内藏民维持环境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用于维护自然资源的很好的例子。
政府政策制定后，一定要有科学的政策管理制度，以便瓶颈转移发生后能够及时修正政策。如前所举的西藏牧区案例，几十年前西藏给人们的印象是人少地多，草原资源好像不是瓶颈；然而，一旦草原资源成为瓶颈而无相应政策应对，就会造成积重难返的结症。我国西北沙尘暴就是典型的现象。
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是我国两大瓶颈，失业人口是我国最大的负荷着沉重社会成本的冗余资源，将失业人口用于提高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的利用率，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政策。政府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冗余资源的效率，而是政策的有效性。而考虑政策有效性的理论之一，理所应当就是瓶颈与冗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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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和对策》，《人口》北京2003年第6期第33－40页。
[ii]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日报》北京2004年4月27日。
[iii]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208号）
[iv]广东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劳动和保障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国税发[2003]67号）。
[v]洪银兴，《政府干预市场的效率和规则》，《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第1－9页。
[vi]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下册，梁小明，黄险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2001年第2次印刷，第719－761页。
[vii]李德水，《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稳健快速增长》，《管理世界》北京2004年第3期第1－4页。
[viii]赵晓，范剑平，李培林等，《观点交锋：效率与就业孰先孰后——我国就业问题讨论概览》，《中国劳动保障报》北京2004年3月13日。
[ix]卢文鹏/尹晨，《隐性担保、补偿替代与政府债务——兼论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财贸经济》北京2004年第1期。
[x]吴易风，《从西方市场经济和政策看我国需求不足问题》，《宏观经济》北京2003年第2期第14－19页。
[xi]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北京2001年第3期第93－112页。
[xii]周林刚，《论社会排斥》《社会》上海2004年第3期第58－60页。
[xiii]毕世杰，《经济学》，高等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03年第6次印刷，第137－144页。
[xiv]史永东/齐鹰飞，《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世界经济》北京2002年第8期第65－70页。
[xv]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北京2003年第3期第19－25页。
[xvi]叶静怡，《发展经济学》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xvii]宋小佳，《正确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问题》厦门1995年的2期第46－50，53页。
[xviii]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普查主要数据公报》，stats.gov.cn/tjgb/gypcgb/qggypcgb/t20020331_15501.htm。
[xix]罗绒战堆《西藏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tibet-web.com/zangxue/zangxuejia/lrdz/sanpian/xumu.htm。
[xx]陈育宁主编《中国西部经济发展》83～181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版。
[xxi]尤云，《政务亟待“补课”》，电子政务工程服务网2004年9月13日echinagov.com/article/articleshow.asp?iD=5403。
[xxii]樊怀玉等，《贫困论――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第48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版
[xxiii]王怀明/宋怡，《我国农民素质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口与经济》北京2004年第1期第1－5页。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9
【关键词】就业理论；就业政策；借鉴
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好就业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前提和保障。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低效率+高就业率的发展模式，失业问题并不突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潜在的失业问题逐步浮上台面。当前随着金融危机爆发、经济放缓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业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就业已被纳入国家的长期战略和政策目标。解决就业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进行认识。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与就业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在此之前还有萨伊的古典就业理论。其基本内涵是：供给自动创造自身需求。萨伊否认长期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经济体中只存在短期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他认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需求，市场均衡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然而该理论因缺乏宏观分析的手段，政策应用于现实经济环境出现了重大障碍。
随着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猛烈的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西方各国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这使得劳动力市场自行调整的均衡理论无法自圆其说。凯恩斯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失业理论以及以政府干预为基础的就业政策措施。概括起来讲，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主要特征有两个：
1.充分就业政策。就是将维持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一种职责。美国政府1946年通过了“就业法”，并宣称利用符合国家政策的需要、职责和其它一切实际可行的手段，在企业界、农业界、劳工界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协助与配合下，协调并运用其它其一切计划、职能与资源，以及在培育和促进自由竞争企业制度与全民福利的前提下，为有能力工作、愿意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进就业、生产和购买力达到最高限度。
2.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就是通过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只依靠市场力量不能迅速有效地使经济恢复均衡，只有实施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均衡发展。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就是“相机抉择”。在萧条时期政府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来增加总需求，从而促进就业和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则实行增税与缩减政府支出来降低总需求，防止由经济过热和持续充分就业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二、发展经济学派的二元结构转变就业理论与就业政策
二战结束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发展经济学派更是旨在研究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而形成的经济学派流。其中，“刘一费一拉”（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的就业转换理论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的经济行为模型在理论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刘费拉主要探讨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的就业问题，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在于工业部门的资金积累，但就业问题的解决要靠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的平衡发展。托达罗则探讨了劳动力转移下的就业问题。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由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和获得城市工作可能性的存在，劳动者根据迁移的预期收入差异与迁移代价之间的比较来决策的。
发展经济学派认为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时应综合分析、统筹解决。首先，应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减少城市的向心力。政府增加农业地区的建设投资，保证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平衡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最根本的出路。第二，介于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形成结构性失业。政府应鼓励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进出，保护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第三，应充分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及各个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协调，做到均衡发展。第四，发展中国家总的特点是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低廉。因此，适度技术政策的制定对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采用劳动比较密集的中间技术。
三、货币学派的就业理论与供给管理的就业政策
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其就业理论可以简单归结为“自然失业率”假说。自然失业率就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
决定自然失业率的因素经济学家们认为主要有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因素。具体包括：1.劳动者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青年与妇女的自然失业率高，而这些人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例的上升会导致自然失业率上升。2.政府政策的影响。如失业救济制度使一些人宁可失业也不从事工资低、条件差的职业；最低工资法使企业尽量少雇用人，尤其是技术水平差的工人。3.技术进步因素。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技术进步使一些文化技术低的工人不能适应新的工作被淘汰出来。4.劳动市场的组织状况。如劳动力供求信息的完整与迅速性，职业介绍与指导的完善与否，都会影响到自然失业率的变化。
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使用劳动力供给管理就业政策，改善劳动力市场，减少自然失业率。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完善的就业机构，为失业人员提供各种完备的就业信息。对失业工人尤其是年轻人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此外，还可以用减税的办法鼓励企业雇用培训失业者。对雇用文化技术低的工人的企业进行补贴。鼓励劳动力流动。政府对失业率高的地区提供就业补贴，使该地区企业可以用高工资吸引工人。
四、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结构性失业理论与就业政策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由萨缪尔森首创的，它实质上是将马歇尔、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失业和通胀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但是50年代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这种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
于是该学派的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微观经济学补充宏观经济学以解释失业与通胀并存问题。托宾、杜生贝里等人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不协调所引起的失业。同时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这样失业与货币工资上涨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胀的并发症。
新古典综合学派提出的就业政策是针对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解决失业和职位空缺并存的矛盾，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主要措施有：进行劳动力的再培训，使非熟练劳动者能够适应劳动需求的条件，使技术过时的劳动者能够掌握新技术。发展职业介绍所，提供劳动市场的信息，帮助企业和失业者及时了解准确情况，使企业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人，使工人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企业。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帮助劳动者和企业进行地区迁移。
五、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理论与就业政策
80年代以来新发展起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传统下构建微观基础，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复兴了凯恩斯主义。从古典学派到货币学派的失业理论，大多是沿着劳动力市场以外的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来探索影响和决定失业的因素，但现实中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尽管失业者只要能就业而愿意接受比较低的工资，但雇主本身并不想通过降低工资去雇佣更多的工人，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某种障碍使它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劳动力市场功能进行了探索，发展并完善起来一种全新的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论的关键假设是工资粘性。工资粘性是指工资不能随需求的变动而迅速进行调整，工资通常是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订立的合同而固定下来的。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理论有名义和实际工资粘性论。其中具有代表性实际工资粘性的理论有隐含合同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名义工资粘性的理论主要有交错调整工资论和长期劳动合同论。
新凯恩斯主义者针对工资粘性和失业问题也提出若干就业政策。1.应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为他们多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的就业政策应考虑降低劳动力的周转成本和提高外部人的潜在边际产品价值，以减少雇佣和解雇劳动力的成本。具体措施有：对外部人实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雇主采纳与生产率相关的工资契约改变失业福利体系，鼓励失业者寻找工作，降低新企业的进人壁垒。2.干预劳动工资合同，使工资较有弹性，以提高就业率。
六、总结与借鉴
本文回顾了在就业理论方面的一些主要的理论研究与就业政策选择。通过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失业问题进行分析，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解决失业问题给予了不同的政策建议。这在很多方面对我国解决现时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有效地促进了就业总量的扩大。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事业改革的深化，城乡劳动力二元市场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失业问题也很严重。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滞后。因此，相关理论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我国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哈维·S·罗森.财政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谭运进.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商业时代，2005.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篇10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理论；价值；发展
一、劳动价值理论简述
“价值”这个概念是理论经济学中最抽象也最思辩的概念，价值理论也就成为了经济学中最抽象也最思辩的理论。“价值”是古典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自十九世纪末的边际革命以来，逐渐离弃了这一概念，而形成一套不同于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系统。
就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而言，劳动价值理论源于威廉．配弟，斯密和李嘉图已对此有较深入的分析，并已在此基础上揭示出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这一阶级结构及三者之间的阶级矛盾。
马克思改造了斯密和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利润、平均利润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从而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自洽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科学的价值理论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其主要原理有：(1)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范畴；(2)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决定了商品具有两因素；(3)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理论；(4)总体劳动者理论；(5)商品的价值定义和商品价值理的决定；(6)价值的实体是劳动，剩余价值唯一源泉是活劳动；
二、对劳动价值论的诘难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由于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规律，因而自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猛烈反对和尖锐抨击。庞巴维克说：只有驳倒劳动价值论，才能“给社会主义以根本的打击”。熊彼特也宣称，劳动价值理论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完全不起作用，而即使在完全竞争条件的情况下，它也不曾顺利的起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唯一要素，而且一切劳动都具有同一性质。罗宾逊夫人、斯拉法、斯蒂德曼、萨缪尔森等人则从价值量的确定、价值的转形方面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进行非难。而张五常则更放言：二战以后科技进展一日千里，劳动价值理论已被公认为谬论。
在今日中国，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挑战更多来自昔日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犹以南开谷书堂、上海钱伯海、北大晏智杰为著。谷书堂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写道：“说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与说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都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都创造社会财富，都形成价值。”
钱伯海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之我见》一文中说：“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先进设备一．创造出比旧设备多得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从社会看，产品价值只分解为两个部分：v+m。”因此，亚当斯密关于价值全部分解为收入的论断“乃是一个精湛的见解和发现。”“按资分配，给以相应的报酬，不存在剥削的问题。”在《略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一文中说，“肯定一、二、三产业都创造价值，这无疑是对传统生产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巨大发展。”
晏智杰在其出版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两书，以及在《学术月刊》、《北京大学学报》、《经济日报》和《经济学动态》上发表的一系列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论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暗含三个前提条件：一是物物交换；二是劳动以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三是劳动的内涵是体力劳动。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属于对简单商品生产、甚至比它更早的实物交换条件下的交换说明情况。他得出结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已不适用于说明劳动以外的要素有偿使用的现代经济和市场经济。
谷书堂反劳动价值论还顶着个帽子，钱伯海已完全用要素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而晏智杰则一下让马克思回到了原始社会，劳动价值理论也自然成了马克思这个野蛮人的胡语。实际上晏智杰的理论只是熊彼特理论的一种翻版。
其实上述论者的一些逻辑错误在马克思那里就已有很完整的批判，当代学者对此的批判则以孙冶方、卫兴华、吴易风、何炼成、孟捷为代表。其谬实已不值多花精力。
劳动价值理论虽然从其产生之初就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非难和挑战，但是形形色色的供求价值论、生产费用论、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创新价值论、垄断价格理论、知识价值理论、信息价值论等，不论是从自身的逻辑还是在解释现实问题方面，都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在一个层面上。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形形色色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非难，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坚持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发展的公正和公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可再发展的理论，它必然也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原理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是西方社会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之初的产物。一百年来社会经济形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挑战。
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是对学术界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探讨和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l、关于按要素分配的依据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实行按要素分配并不是承认要素价值论，而是承认要素在创造使用价值中的作用，承认要素的稀缺性，以利于节约资源，促进发展。
2、关于劳务(或服务)劳动的性质问题。目前大多学者认为应引入西方第三产业理论，承认服务业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3、关于流通领域劳动的性质问题。马克思认为在流通领域的继续生产过程是生产劳动并创造价值，而纯粹流通过程则是非生产劳动并不创造价值。一些学者认为，面对当前金融业空前发展的态势，后者应当用马克思的提出虚拟资本和创业利润理论来加以发展。
4、关于“总体工人”劳动的性质与价值创造问题。大多学者认为，应该随着时代经济的进步扩大“总体工人”的范围。
5、关于从事经济管理的劳动性质问题。马克思明确了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管理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并创造价值。大多学者认为，从事中观和宏观管理的劳动也应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且比微观管理劳动创造的价值更大。
6、关于我国现阶段私有企业的定性问题。大多学者认为不应否认私有企业存在剥削，但也应承认他们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理应把他们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同时，在今日中国学术界讨论的劳动价值问题中，也有不少的伪问题。如：
l、所谓的劳动价值理论面临的新问题，很多是对价值这一概念本身没有弄清楚造成的。
如说：“由于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工资、利息、地租不过是根据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而给这些要素所有者的报酬，这也是按贡献分配。”，“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先进设备…．创造出比旧设备多得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从社会看，产品价值只分解为两个部分：v+m。”因此，亚当斯密关于价值全部分解为收入的论断“乃是一个精湛的见解和发现。”“按资分配，给以相应的报酬，不存在剥削的问题。”等等，就是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混淆了价值的创造和使用价值的创造。
我们讨论价值，首先要回到价值概念自身。马克思的价值是个商品概念，商品的特色是产权明晰基础上的交换，价值体现的是交换关系。讨论问题首先要有明确的范畴。英语价值一词有几个单词，中文价值一词从日文翻译，中国所谓的经济学者或经济学爱好者，讨论价值这一概念时往往受传统语义影响。而中国传统价值一词多指有用性。这一概念正好与经济学讨论的价值概念处于矛盾的另一方。
2、物化劳动和非物化劳动是不是都创造价值的问题，第三产业是不是都创造价值的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与价值的对立的概念时，使用的是”使用价值”这个概念而不是“物”这个概念。马克思谈物化劳动的凝结使用的是物化一般的概念即抽象的概念，而不是指具体的物概念。马克思那个时代第三产、不发达，因而马克思当时并未作具体论述，只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中顺便提及。李江帆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一文中认为，服务消费品价值的形成与物质产品价值的形成皆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是它不物化在一个物质产品中；二是它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过程；三是它具有流动性与凝结性的特点；四是有时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阶段随最终产品的复杂程度而延长，因而这一阶段创造的价值也增大。李江帆讨论了服务劳动即非物化劳动创造的商品及其价值特点，其它一些经济学者虽然也认为一些非物化劳动和第三产业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于哪些非物化劳动或第三产业的那些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问题，却并未能在理论上作出清晰的说明。
其实讨论非物化劳动和第三产业创不创造价值的问题，可以引入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概念。价值是商品的特性，而商品必须是产权清晰的交换物。因而可以认定非物化劳动或第三产业部门中，生产公共物品的劳动或部门不创造价值，生产私人物品的劳动或部门才创造价值。因为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不是商品的东西是谈不上价值的，而不具有明确的产权边界，不能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也就不是商品。
3、如何理解劳动时间越来越短，产品越来越多而认为新技术也创造价值的问题。
在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的情况下，一些学者认为，劳动时间已经和劳动价值量没有直接的关系了。认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源泉已由劳动转化为资本，进而转化为科学技术。认为机器大工业、知识经济已使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则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