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的含义篇1
政治学科在高考中难度可以说是算的一号人物的，不过只要经过合理系统的学习，坚持不懈的研究期中所蕴含的规律，再结合政治所特有的特点，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考政治必修一复习问题清单汇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单元
商品的含义?基本属性?如何判断一物品是否是商品?
使用价值和价值分别指什么?两者的关系如何?
货币的含义?本质?职能?
货币的流通规律及公式?
纸币的产生?含义?优点?职能?供应规律?购买力?
通货膨胀的含义?实质?表现?原因?危害?治理措施?
通货紧缩的含义?实质?表现?原因?危害?治理措施?
结算方式?结算的常用工具?
信用卡的含义?本质?种类?作用?优点?职能?
支票的含义?本质?种类?职能?
外汇的含义?汇率的含义?汇率与币值的关系?
人民币升(贬)值的影响?
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意义?
替代品和互补品分别指什么?
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具体如何表现?
价格变动的影响?具体如何表现?
商品价值量由什么决定?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及表现形式?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如何提高消费水平?
恩格尔系数?
基尼系数?
消费类型?
消费心理?
如何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第二单元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各自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何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及关系?
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原因?意义?措施?
公有制经济的含义?范围?地位?
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增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措施?
国有经济的含义?地位?作用?发展措施?
集体经济的含义?形式?作用?发展措施?
什么是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有何意义?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哪些主要困难?如何发展民营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有哪些?地位?意义?发展措施?
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
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意义?要求?
企业是什么?公司是什么?两者的是什么关系?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区别?
公司的组织机构?
企业经营的直接目的是什么?
企业成功经营的措施?
企业兼并指什么?有什么意义?
企业破产指什么?有什么意义?
就业的意义?如何促进就业?
如何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常见的四种投资理财方式是什么?各自的特点?风险排序?收益排序?
如何区分股票和债券?
商业银行的性质?主要业务?
利率变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第三单元
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原因?
按劳分配的性质?存在范围?地位?原因?意义?实现形式?
按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分配的存在范围?实现形式?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范围?实现形式?意义?
收入分配公平的含义?原因?措施?
“同步增长，同步提高”指什么?
什么是初次分配?什么是再分配?如何区分?
效率指什么?公平指什么?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财政的含义?本质?
财政收入的含义?形式?
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
财政支出的含义?形式?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有哪几种情况?如何正确看待财政盈余、财政赤字?
财政的作用?
财政政策有几种?各种财政政策的具体适用情况和对策各是什么?
我国当前实行什么样的财政政策?
如何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什么是税收?实质是什么?
税收的三特征分别是什么?关系如何?
我国税收的种类分别是指哪几种?增值税属于哪一类?
增值税的征税对象?作用?“营改增”的意义?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作用?计算方法?
纳税人、负税人分别指什么?
为什么要依法纳税?怎样更好的依法纳税?
常见的四种违反税法的行为?如何区分偷税与骗税?
第四单元
为什么要配置资源?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手段分别是什么?
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配置资源主要解决哪几个问题?
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机制)是什么?实质是什么?
市场配置资源的优点有哪些?
市场配置资源的缺点有哪些?为了弥补市场的缺点应该怎么办?
为什么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措施有哪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有哪些?其中基本标志和根本目标分别是指什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优越性?
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
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我国宏观调控的手段有哪些?
我国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我国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我国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怎样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一矛盾?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什么?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指什么?
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是指什么?
新发展理念是什么?各个理念分别解决什么问题?如何坚持?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容?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措施?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表现?载体?实质?影响?我国的应对态度?
wto的性质?基本原则?最重要原则?
我国如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现代经济的含义篇2
关键词：经济人文思想和谐社会构建
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中心主义”时代。对于“经济”一词的理解，人们更多认为“经济”就是通过组织各种方式的生产活动，生产更多产品从而赚取更多利润的过程。发展经济，说白了就是通过发展生产而赚钱，这种理解更多的是反映在一般老百姓身上。而对于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而言，他们对“经济”一词的理解就是GDp，这是衡量为政者的主要政绩指标。笔者认为，上述有关“经济”一词的理解有失偏颇，并没有反映其本质含义，为此，有必要对其研究，以还原其本质。
从文字学角度定义经济
关于“经济”一词的含义，在《辞海》中的解释有四种：其一是当动词理解，解释为经世济民。如杜甫诗《上水遣怀》中有这样的诗句“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其中的“经济”一词就是指经世济民的含义；其二是当“节约”讲，用作动词。这种解释与英文economy（经济）一词的含义相同；其三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政治和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赖以树立起来的基础；其四是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这四种解释主要都是指其引伸义，并没有反映出该词的本质原意。为了弄清“经济”一词的本质含义，下面笔者具体分析一下这两个字的构形。
首先，先看“经”字，从纟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经者，织也。”金文的“经”字本是一个象形字，写作“”是上古时期腰带织布机的形状。发展到后来，人们又在其左边加上了丝字旁，写成了“经”字。于是，“经”字便演变成了左形右声的会意兼形声字，因此，“”是“经”的初文。又因为这种腰带式织布机主要是由经线的绷撑而构成（经线也指南北走向的纵线），与东西走向的纬线相对，在经线和纬线的交织中，经线往往是主线，故有主干义，由此可引申出南北走向的大道之意，又由大道之义引申出普遍的规律、法则等。古人把那些规范人们行为准则的书称为经书，如易经、道德经、诗经、十三经等。古代中医学把人体血气循环的主要通路也称为“经”或“经络”、“经脉”。
另外，“经”字也可用作动词，表示治理，从事之义，如经商。人类目前对地球上任一地点的定位，主要是采用经线和纬线来进行，从地球北极到南极且垂直于地球赤道的经线，其实是不存在的，它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由于经纬线交织，因而在地球表面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通道网络，地球表面的任意一点都彼此相通，好似遍布人体周身的血管，也好似植物的主茎，通过它把水分从根系输送到各个枝干树叶，从而保证植物的枝繁叶茂。
由此可见，“经”字的早期含义指织布机或织布工作原理，以及由此引申出纵横交叉的网络通道。正是凭借四通八达的渠道，人具有了生命，植物可以生存。经济工作类似于“经”字大道，通过四通八达的“经”字渠道，联系生产与消费，并依靠这个渠道，把社会生产、人们生活所需要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生产者和人民手里。这样的“经”字网络就是一个经伦理世的系统，因而经通则畅，经塞则病。经济问题，首先是网络和渠道的问题，疏通渠道是经济顺应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违背这一点，良好和谐的社会经济关系难以建立起来。
其次，再看“济”字，从水从齐。《说文》解释为“禾麦吐穗上平也”。从“济”字构形来看，从“水”表示禾麦吐穗需要用水灌溉，从“齐”表示稻麦穗子整齐排列的形象，这一点可从“齐”字的甲骨文构形（“”）反映出来，“齐”字形状就象三根并立而生、长短一致的农作物。两形会意表明在自然界大公无私的阳光雨露沐浴下，田间农作物整齐并长的样子。真可谓：济者，齐也。由此看来，“齐”是“济”初文，“济”的本义应该包含有齐平、公平、平等的意思，也可泛指一切事物的整齐，也由此可引申为公正、均衡之意。“济”的本义告诉我们：济要均衡、平等；济要无私、公正。人类的经济活动应该体现均衡发展、共同富裕、惠及天下的根本宗旨，这是中国人本文化的本质特点。
会合“经”、“济”二字的本质意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应该是通过拓展四通八达的营销渠道，使产品乃至利民的政策，惠及千家万户，让天下民众平等、公正地享受由于发展“经济”而带来的好处。从这个方面来讲，“经济”一词的含义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思想。
对“经济”含义的认识误区
令人遗憾的是“经济”一词的人文思想并没有在当今的经济工作中反映出来，不仅如此，人们逐渐背离和曲解了“经济”一词的本质含义。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经”的含义，结果使经济发展的渠道不通，市场不活，直接背离了市场规律，使经济发展濒于崩溃的边缘。从而导致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发现了“经”字大道，疏通了“经”字网络，结果使我们的市场活了起来，经济发展了，国家财力强大了。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经济”是目的、为经济而搞经济、不惜一切手段的负面做法，其结果严重背离了“经济”的本质含义。为了GDp，不少人和单位破坏环境，侵犯社会和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破坏了生态平衡，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人民利益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其结果是经济发展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没有了，社会并没有全面发展，少数人暴富了，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作出的贡献与得到的补偿不对等，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贫富悬殊达到了临界点，潜伏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凸现，这是严重背离“经济”一词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复归“经济”的本质要求，势在必然。
“经济”本质含义的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经济”一词的本质含义至少有两点启示：
其一，按照“经”字大道，构建从上到下、从生产到消费、从城市到乡村、从农业到工业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网络，保证党的富民、利民、惠民政策，到达千家万户，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概括起来就是“政令畅通”。此外，还要做到“货畅其流”，这就要求有完善的经济网络，保证社会物质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到目前为止，这一“经”字大道还没有完善起来。为此，从“经济”的本质出发，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建设来看，建立和完善四通八达的经济网络十分重要。
其二，发展经济就是要体现均衡、整齐、公平、公正、扶危、无私的精神。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在过去发展经济过程中严重忽视的。人类的经济活动本应是社会共同发展、体现人文文化的仁爱互相活动，这是中国人本文明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工作的伟大方向。均衡发展、公平公正、扶危济困、仁爱互助、无私不偏，这也反映了当前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特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还原“经济”本质。只有按照“经济”本质来组织和发展社会经济活动，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人与人相容相通、人与内心协调一致的美好社会才能最终建立起来，这就是充满人文精神的“经济”思想给我们的最好启示。
参考文献：
1.约斋.字源.上海∶上海书店，1986
2.许慎.说文解字.中国书店，1989
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现代经济的含义篇3
依据《03年课程标准》要求：认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经济现象，获取参与现代经济生活的必要知识和技能。识别不同公司的不同类型，描述、公司的经营表现与发展状况，阐述锐意进取、诚实守信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价值。
本框单独列为一框，旨在帮助学生从微观的角度进一步了解物质财务的床照过程，是学生了解企业和公司的相关知识，为今后参与经济生活，成为公司的经营者提供指导。
二、教学内容
企业的含义：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是以营利为生产经营目的，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
企业的分类：与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相适应，我国企业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其中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公司的含义：依法设立的，全部资本由股东出资，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以为的组织，是社会组织在法律的人格化。
公司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办理一定的登记。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含义：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2-200为发起人，注册资本最低为5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含义：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3万元。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元，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的组成：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机构间权责明确、相互制衡。
公司制优点：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有限责任制度和科学管理结构等。
公司经营的含义：向社会提品和服务并获取利润而进行的所有活动的总和。
影响公司经营成功的主要因素：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依靠技术进步、科学管理等手段，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转变增长方式，简历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兼并和破产，提高经营者素质和劳动者素质。
企业兼并含义：由经营管理好、经济效益好的优势企业，吞并那些长期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的劣势企业的经济现象。
企业兼并意义：扩大优势企业的规模，增强优势企业的实力，实现以优带劣的调整，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提高企业和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有益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企业破产含义：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而又扭亏无望的企业，按法定程序实施破产结算的经济现象。
三、逻辑结构
由企业引出公司――由公司的含义、设计公司的要求、公司经营必须遵守的规范、法定的公司类型及各自的特点，引出公司的组织结构及公司制的优点――由公司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引出公司经营与发展――有公司的经营与发展进一步引出企业与破产的积极意义。
四、重点与难点
【重点】
1、影响公司经营成功的主要因素
（1）公司是以经营为目的，公司的经营至关重要。该部分的学历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竞争意识，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有利于突破本课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的教学目标。
（2）公司经营是否经营成功关系到第二框体的劳动者能否成功就业。公司是劳动者就业的主要场所。该部分的知识对后面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难点】
1、企业兼并与破产
这是本课的一个难点，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共有十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企业的兼并和破产时难以接受的经济现象，尤其是对中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五、探索活动以及设计意图
【探究活动一】某企业的公司制改造
（1）导入新课
（2）引发同学们的思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是学生了解企业的含义、公司的含义、企业和公司之间的关系。
（3）回顾旧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关注现实的习惯，使学生运用上节课公有制相关知识回答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对增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意义。
【探究活动二】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
（1）采用漫画形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化无形为有形，使教学内容深入浅出，激发学生的兴趣，便于学生的理解。
（2）情景式导入，使抽象、难以理解的问题变得清晰易懂。学生在体验过程中较容易总结出股份有限公司的优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探究活动三】股份公司的好处
（1）采用漫画形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同时使教学内容深入浅出，便于理解。
现代经济的含义篇4
作为当前http://和未来国际关系分析中一个有效分类，“金砖国家”尚是一个形成中的概念。
任何能够在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获得成功的国家都不得不回答下列四个问题，而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来自自身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
其一，国家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其二，如何在一个互相依赖同时又饱受冲突折磨的世界中追求本国目标？
其三，如何因应数字经济？
其四，为达到目的，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事实上，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可以协调成员国的内外政策，形成合力，并进而在国际关系中施展更大的影响力。要达成这些目标，金砖国家则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其一，进一步超越拥有相似地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国家集合的身份——领土广袤、人口庞大、经济繁荣、潜力巨大，这些因素既可以对金砖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中的活动起正面作用，也可以是分裂金砖国家集团的因素；
其二，在追求国家利益和理解世界运作上发展出更精妙的构想，并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其三，建立正规和常态化的机制，将各国商务、社会、政府等各界精英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统一的国际事务议程。
不过，我们需要牢记至少到目前为止，金砖国家还不具备下列特点：
其一，金砖国家还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
其二，金砖国家既不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也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区；
其三，就人权、环境、国际和平、安全、贸易准则、在联合国或国际贸易组织（wto）内的联合行动等问题而言，金砖国家只是在构筑共识平台方向上迈出了最初几步。
因此，金砖国家必须了解它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和精英赢得哪些东西，它们想为世界提供哪些东西，并从世界得到哪些东西。而人们也不得不质问金砖国家：
它们是否有一个权力规划？
它们是否有一个繁荣规划？
它们是否有一个名望规划？
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金砖国家的概念才能和应该如何建构未来世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
这几个伟大的国家能够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是因为在过去30多年里它们成功地适应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即，在一个就业成为经济成败关键因素的世界里，这些国家落实了多种可行的发展战略，帮助自身经济不断提供当地含量（localcontent）。
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金砖国家的未来不再取决于它们能如何有效地适应世界经济，而是会取决于它们如何有效地形塑世界经济。这必然会使这些国家从成功的当地含量提供者（localcontentprovider）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和创新枢纽。
竞争力冲突
当全球资本主义挣扎着试图在目前的危机中找到出路时，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发展潮流——即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背景下，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纳建筑在所谓“当地含量主义（localcontentism）”理念上的工业和贸易政策。
无论其起初目标是保护新兴工业、发展高科技，或者是建设成熟的制造业，这种做法正日益成为国家构筑其贸易和引资能力中最频繁使用的工具。
在全球层面，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所谓“货币战争”的范畴。汇率策略上的纷争只是一些辅助手段，而非决定性的战斗。实际上，世界已经进入了“竞争力冲突”阶段。
为了抵消鼓励出口的汇率干预战略，许多意义模糊的“当地含量主义”伴随着各种防御性贸易政策发展了起来。当然，现在的“当地含量主义”和过去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很明显的不同。后者主要关注进口配额、关税壁垒等旨在保护“民族”产业的问题，而前者则十分看重外来投资，并在更大范围内将政府采购作为诱饵，用以吸引投资。总之，“当地含量主义”的关键在“当地”，而不是“民族”。
金砖国家成功的“当地含量主义”措施早已将自身与传统的排外性保护主义手段区分了开来，后者在20世纪曾折磨了各国的经济政策。人们不再谈论工业资产的民族化，就好像财富不再以物理形式表现，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才干或知识密集化过程中一样。
最近美欧国家也出现了显著地朝着“当地含量主义”运动的趋势。今年美法两国总统选举的主题不再聚焦自由市场，或是强化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转而关注创造就业等当地含量问题。
中国巴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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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大的竞争力是1978年以来其错综复杂、设计精巧的“当地含量主义”政策的产物：例如，其公私合作关系（ppps，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成为了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跳板，国内（曾经）极度低廉的生产成本http://，进入世界最重要买方市场的特权，充满活力的商务外交（几乎每天都有两个中国贸易投资代表团分赴美国和欧洲）。
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年度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产生了世界经济中实实在在的“日食”现象（即世界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编者注）。在美欧这两个传统的世界经济中心之外，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新中心”。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1971年的一场经济讨论会上，这个会议集中了大批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世界知名的战略学家和未来学家，会议的目的是预测中国和巴西的未来：
到2011年的时候，哪个国家的名义gdp总量更有可能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哪个国家gdp总量的60％与国际贸易相关？
哪个国家会成为fdi的最大目的地？
在1971年，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巴西。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南美巨人身处“巴西奇迹”的高潮，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那时，世界充满了对巴西的期待。而在同期，中国吸引世界关注的并非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而是其充满了问题的生产。
然而，即便现在巴西在世界上鼎鼎有名，而全世界也对新兴市场的潜力充满敬畏，但事实上，2012年，巴西、印度、俄罗斯三个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中国一国相当。
那么在过去40年里，哪些事情促使中国获得了今天的突出地位？
中巴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巴西在过去20年里经历了一个“将指路灯挂在船尾”（有时甚至连灯都没有开）的历程，其发展缺乏引导；而中国则“朝着未来打开了指路明灯”。中国人认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此它们制定计划，选择一个发展模式后，就坚持不动。而巴西并非如此。
中国决定在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上施展其权力和名望的影响力。它制订了一个建筑在对外贸易和吸引fdi基础上的国家计划。它推行并继续着计划生育政策，以增加国内储蓄和投资，后者总量约占中国gdp的50％。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巴西宏观经济失序，这等于在巴西经济字典中删除了“长期”一词。巴西民众也因经济失序而受损失。但这些损失并不能被看作是为“国家计划”做出的牺牲，因为那时候的巴西根本没有全国性计划。
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整合了公私部门合作关系、劳动法、廉价劳动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低税收政策，使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而巴西却没有能够在过去40年里落实任何有助于发展其权力和名望的计划。
今天，巴西将国家发展计划和复兴计划混杂在了一起。巴西关注基础设施、港口、机场和道路的建设——这是过去追赶现在的举措。事实上，巴西正在寻求“进口替代式工业化（isi）”的沉默复兴，或说isi2.0。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来改变国家经济依赖农业和矿业的dna。
20世纪两个时期的增长——即库比斯切克总统治下的“五年跃进五十年计划”时代（1956－1961），以及“巴西奇迹”时代（1967－1973）——在很大程度上都是isi的结果。isi使巴西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也成功地将巴西转化成了一个以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为服务对象的工业经济国。当然，汇率政策不清晰、工业垂直整合缺失，以及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也给巴西带去了isi不受欢迎的两个“孪生姐妹”——通货膨胀和外债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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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isi2.0很容易通过巴西国有企业、官办银行、大城市、各州以及联邦政府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确认、追求巴西国家利益的做法来定义。isi2.0是观察巴西各级政府如何在外国竞争面前保护本国企业，繁荣当地含量，运作政府采购的变量。
isi2.0有两张面孔。一方面，它继续维系高额进口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保护民族企业集团并繁荣巴西的战略产业（如中间品生产、软件、电子产品、汽车等）。另一方面，当本币被明显高估时，如果没有关税壁垒，巴西制造业贸易逆差将变得更为巨大。事实上，许多巴西人已经因为向外国进口商品支付过高价格而不满。
就像上世纪50年代的isi雏形，isi2.0明显是“民族主义的”。不过，它也与时俱进地更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内涵。除了保护巴西企业，isi2.0还号召企业“巴西化”，即鼓励它们挖掘巴西国内市场的潜力。巴西有一整套鼓励企业在国内创造工作机会的激励机制。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工具就是卢拉-迪尔马两届政府执行的、有力的政府采购政策。
巴西正在运作一个“盐下油藏对冲基金”。因此，未来30年里，发现新石油储备的乘数效应对那些有意投资巴西的企业来说将变得格外巨大，并促使其制定在巴西发展的长期计划。这也是为什么在2011年，虽然全球经济危机仍在继续，但巴西仍吸引了650亿美元fdi，约占当年全球fdi总量的5％。
那么，现在巴西面对的都是好消息吗？也不全是。如果它继续将亟待改革的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和政治改革放在一边，那么巴西很有可能成为金砖国家乃至全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一个。巴西的isi2.0计划也有其天生的弱点。在未来许多年里，这个计划都有赖于持续的、大规模的fdi流入。为了使各项工作顺利推进，isi2.0还必须创造更短的学习周期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巴西的未来有赖于其各行各业的企业能够朝着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对巴西而言，将其富有创造力的民众引入一个充满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社会是最重要的战略。巴西今天的比较优势（生物能源、矿业、石油、盐下油藏开发）必须为建设明天的比较优势服务（不断扩展的研发、专利业、新产品、企业与大学的紧密结合等）。
从当地含量提供者到创新枢纽
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其他经济体“去工业化”问题，巴西、俄罗斯、印度有其自身考量。但它们至少应该通过各自版本的“当地含量主义”进行“再工业化”，以部分抵消中国的冲击。
以巴西为例，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主要的fdi来源。农矿业是巴西的比较优势，中国对农矿产品的需求很自然地促进了双边合作，并将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物流、基建、飞机制造等）。
因此，巴西、俄罗斯、印度的企业家怀着对中国产品“潮水般”涌入本国市场的忧虑，也自然会欢迎各自政府收紧进口配额或采取其他进口限制措施。不过，这些企业家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没有过多的批评，他们更愿意批评各自过时的、缺乏竞争力的国内劳动法和财政法、落后的基础建设，以及过高的融资成本对本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力的损害。
因此，“当地含量主义”如今既是中国得以成为全球经济引擎的重要支柱；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对抗中国超强竞争力的概念之一。
在全球化高潮阶段，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物流业、产业供应链的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许多商品是来自“公司网络”的“世界制造”。但未来，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少地看到这样的“世界制造”，而看到更多来自单一国家的商品和服务。
甚至在因“贸易立国”战略繁荣的中国，也不得不发展一个不那么依赖对外出口，而更多依赖内部消费的“当地含量主义”发展模式。中国政府、企业、消费者以购买者身份签署的合同将不得不更多地支持地方化的经济行为，以便为地方创造工作和就业。
然而，虽然“当地含量主义”能够在数年内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带去不小的利益。但全球经济将为此在效率层面付出高额代价。如果“当地含量主义”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赶超战略的一部分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控http://制跨境经贸合作的哲学，那么我们只能看到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失衡、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也将随之上升。
现代经济的含义篇5
一、文化的多维视野
文化是现代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文化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具有无所不在的普遍性特征。然而，中西方对“文化”含义的理解有所差异。西方的“文化”（culture）在初期主要是耕耘、栽培和种植的意思，后引申为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教养，更强调的是凭借内在的生命力而生成的价值规范；而中文范畴的“文化”，字面上看，“文”指纹理，“化”代表着变易、生成、造化等，一开始中文的“文化”强调“文治教化”、“人文化成”以及对人伦关系的纹理的观察，专注人的精神修养领域等。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文化是指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打破不同地域狭隘的、孤立发展的状态，使全世界各民族、国家首先在经济领域，随后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从而获得整个发展的历史；狭义的文化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带来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后果的过程。概括来说，文化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人、制约人、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出现不同形式的文化研究。各个国家的文化研究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根据本国文化的需要而定，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强烈整合，互联网的国际化趋势，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研究出现了一种合流的趋向，形成了“文化研究的文化”。具体说有广义的文化研究和狭义的文化研究。广义的文化研究涵盖面很广，凡以文化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论其源自哪一学科或哪一本文由收集整理思想流派，都可视为文化研究。狭义文化研究一般是指英国伯明翰大学霍格特教授推动下以“文化与社会”为主题的文化研究，主题与研究的文化指向较为明确。真正将文化研究变成了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对现实文化的批判，对形而上文化的探索。无论是广义或狭义，文化研究有着一个共同特点：跨学科性。跨学科的交流和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历史趋势，是跨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不同视野的文化层次
文化是一个具有层次特性的自组织构造综合体。所谓文化的层次观，包含两种：一种是文化的空间归属范围层次观和理论抽象层次观，一种则是以另一种测量指标为依据的“雅俗”（高低）层次观。后一种层次观须加以重视。意大利学者葛兰西认为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物，他将文化分作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世界文化或一般文化；第二层次是民族文化；第三层次是阶级文化，即统治者的文化和被统治者的文化。另一种将文化分成物质、制度、观念与心态习俗诸层次的结构主义和系统的分类方法，这更加把文化的现实与文化社会价值评判与选择的现实联系起来。
文化层次的划分具有多样性。在文化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和要素中，必然凝聚着深浅高低不等的人类文化精神，而显示出阶梯式的文化的层次性来。当然一个文化要素的层次位置并非永恒不变，最终要归结到文化的价值判断上。正是特定历史时期倾向性的价值判断，决定着一个文化因子中精神文化的比重大小。一般来说，一种文化现象所确定的精神文化的色彩越浓、比重越大，它的文化层次越高。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层次性的高低深浅，并不对应这些文化现象的好坏优劣。精神文化比重大、层次高的文化也有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之分。认识文化层次性，不仅要对其进行深浅高低的层次结构划分，还必须对它的诸层次的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因此，在对文化的层次性进行思辨与考察时，要用全面的眼光、辩证的眼光对文化的层次性获得深刻的把握。
三、文化研究的哲学维度
“文化哲学”一方面反映了哲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相互渗透的局面，另一方面表现出没有确定的内涵、没有严格规定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的窘况。文化与哲学结合研究有两个方向，其一是哲学中的文化，其二是文化中的哲学。这两个方向带来了文化的哲学维度。
首先，文化已经成为哲学体系的重要范畴。哲学延伸了文化的外延，其原因是：哲学与文化学在个性与价值观方面内容有了重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学已达到可以帮助哲学丰富概念、分析命题的成熟程度。而哲学从总体上给予文化以抽绎。一般来说，持“哲学中文化”的人是站在哲学的立场来看文化的，因而就拥有了属于文化的“哲学研究”，这就是文化研究向哲学体系外延伸的一种维度。这个维度属于文化性质的哲学研究。
其次，文化体系的研究。任何一种文化理论要获得其自足性都必须有以明确的指导观念阐释的文化观念的主宰。这也是研究方法、研究逻辑上的哲学向度：在文化的全观认识上对其哲学基础所必然要求的哲学维度。这个维度属于哲学性质的文化研究。
四、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
1.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内涵
全球化的内涵不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如今已经渗透到政治和文化领域。文化全球化有着深刻的内蕴。
首先，全球化具有多重含义。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不可抗拒的潮流，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已经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给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都带来了更大的影响。然而，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包含着文化全球化。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最早经济全球化的前身，这与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科技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因此说科技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推动力。如今我们强调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科技和知识含量，就是知识经济时代体现人的内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体现新的经济体系和科研体系。
其次，文化全球化是由经济全球化驱动的。文化全球化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一种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经济为文化注入新动力，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经济全球化包含着生产、贸易、金融和科技全球化，这些经济体系的建立要求所有参加者遵守共同的规则以及法律规范、经济理念等，实际上就是以体制或制度形式存在的文化。离开了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很难建立起来。
现代经济的含义篇6
[关键词]经济特区；GDp含金量；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78-03
[作者简介]周光伟（198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通经济、发展经济学；陈宏国（1985-），男，广东深圳人，深圳市委市政府局，研究方向：特区经济。近年来，中国GDp含金量问题引起了一定关注。周光伟，韩彪（2012，2013）认为，只有含金量富足的中国GDp数据才能成为宏观经济的真实参考。在唯GDp论下，从GDp含金量视角思考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特区道路的丰富内涵，具有一定的理论视角创新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GDp之“金”的内涵
周光伟和韩彪（2013）认为，GDp含金量是指在GDp经济内涵范畴内，GDp中符合人类价值判断标准的部分或程度。“金”的一般含义是价值，具体含义至少可以有七种：质量合格，指符合预期质量水平；交换顺利，指产出在市场顺利完成交换；价格体现市场价值，指产出价格与其所反映的市场价值相等；人际公平，指GDp分配达到人际的合理公平程度，强调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合理，呈现结构性均衡；本国收入，指本国生产要素分配得到的GDp；实际使用，指产出的使用价值被充分耗用；正常外部影响，指经济系统对于非经济系统（主要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稳定性没有根本影响。符合每一种“金”要求的GDp可以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GDp。
令GDp*为有含金量的GDp，GDp含金量系数λ*=GDp*/GDp。假设深圳GDp含金量系数λ*1=GDp*1/GDp1，全国GDp含金量系数λ*2=GDp*2/GDp2。
二、深圳之“特”概述
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是其矛盾的特殊性。深圳之“特”指深圳与全国整体相比，其发展过程中采用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和率先作为。具体概述如下：
（一）率先发展市场经济
深圳坚持锐意改革，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2010）；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在国内形成了产权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商品、要素等现代市场体系，确立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市场形成开放式的竞争格局，政府、企业、社会总体而言富有活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姚小雄，2000；乐正，2010）。
（二）率先发展开放经济
深圳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深圳坚持对外开放，有效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积极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功运用国外境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进行了开拓性探索（，2010）。目前已经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乐正，2010）。
（三）率先改革发展路径
深圳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推进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深圳速度”，探索和积累了实现快速发展、走向富裕的成功经验（，2010）。具体表现为：1.选择可持续发展路径，经济、环境并重发展（袁易明，2004）。2.率先发展自主创新体系，已成功转型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型城市（董小麟等，2010）。
（四）率先改革行政体制
深圳率先改革行政体制，提高政府运作效率。1981年8月到2009年5月，深圳进行8次行政改革（王慧农，2000；陈家喜等，2010）。2010年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完成市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实施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改革；开展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清理规范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事项；加强行政电子监察，全面试行政府绩效管理（许勤，2011）。
三、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
“特”是“金”的手段和原因；“金”是“特”的目的和结果。以下分析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和作用。
（一）深圳之“特”提高质量合格之“金”
1.深圳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各地市场监督部门分产品种类、小样本进行抽样检测结果显示，深圳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社会舆情看，深圳由于路桥等基础设施未到使用年限而发生坍塌，因管理不善而发生矿难、食品质量不合格等事件较少。2011年深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深圳质量”概念，将质量安全问题纳入政府工作重点之一。
2.市场经济体系要求顺利实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其他经济制度相比较，理性经济人对于产出质量（包括产出环境质量水平）有更加明确的要求，即必须在交换的环节达到理性经济人的产出质量要求，才能完成交换。
3.产出质量技术保障能力更强。201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6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许勤，2010）。深圳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将提高产出质量技术保障水平。
（二）深圳之“特”提高交换顺利之“金”
1.在产品销售率指标方面，深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
2.交换顺利在狭义上指全部产出实现了交换，广义上还可包括交易成本最优化标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可以看成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交易成本，是社会为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付出的一种代价（高培勇等，2003）。每单位GDp消耗的行政管理成本越小，说明GDp含金量越高。比如，当出入境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时，平均每次/批货物通关时间减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交通运输、人力资源等的投入，从而减少了服务于货物通关而产生的相关生产投入。这样，相应的GDp统计也会减少，同时社会有效产出并没有减少。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积极效应是降低了诸多交易成本。可以通过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GDp比重来总体判断交易成本状况，深圳单位GDp行政成本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见表2）。
（三）深圳之“特”提高价格体现市场价值之“金”
深圳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导致价格更能体现市场价值。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在率先发展开放经济过程中，深圳需要与国外市场经济体加强经济联系，不得不适应其市场经济规则，同时也要在适应中逐步优化自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四）深圳之“特”降低人际公平之“金”
1.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标值偏低。经过初步计算，深圳单位GDp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根据“居民收入幸福感指数”指标，深圳GDp含金量低于全国（见表3）。
2.深圳基尼系数偏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建立市场性报酬机制，提高生产积极性，同时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中国基尼系数多年超出国际警戒水平0.4（彭定赟，2012）。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达到中国城市最高水平（薛进军等，2008）。可见，深圳基尼系数所度量的收入差距水平总体大于全国水平。
（五）深圳之“特”降低本国收入之“金”
1.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指标看，深圳以较大幅度高于全国水平（见表4）。
（六）深圳之“特”提高实际使用之“金”
虽然没有关于生产能力闲置、生活浪费等统计数据的直接证明，但可以做出以下合理推断：1.在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基于等价交换原则，消费者浪费所购买的商品，必然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害，于是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会更大限度地减少浪费。2.在外向型经济相对更加发达的条件下，相当部分消费者来自国外发达市场经济体，这些更加理性的消费者也会减少浪费。3.产品科技水平更高，产出效用也会更高，因而产品耗用不仅带来更大使用价值满足，而且也更加方便耗用。总之，深圳实际使用状况应该优于全国，浪费程度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七）深圳之“特”提高正常外部影响之“金”
1.环保投入占GDp比重更大。由于国内环境技术和产品都能在市场内自由流动，深圳与全国环保投资的效益应该基本一致，于是环保投资决定了环保水平的高低。2004年之前几年，深圳占GDp1.8%的环保投入比重已接近了发达国家（袁易明，2004）。2005年之后几年，环保投入比重更高，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此外，深圳万元GDp能耗水平也明显比全国偏低（见表6-7）。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比如，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是基于产权清晰前提的，而根据科斯定理，产权清晰将促使环境保护的开展。因此，从制度层面考虑，更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促进环境保护的开展。
3.窗口效应等正面社会效应更大。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其窗口效应比全国平均水平大很多。深圳比国内其他地区视野更加开阔，更具有创新思想，促使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非经济福利，这是对经济福利的补充和丰富。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与全国相比，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即提高质量合格、交换顺利、价格体现市场价值、实际使用和正常外部影响视角的GDp含金量；也有负面的，即降低人际公平和本国收入视角的GDp含金量。从总体看，深圳之“特”影响下的深圳GDp含金量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特区道路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当然，GDp含金量概念阐释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对每一个视角下GDp含金量影响的证明也需要扩大数据支撑和深化逻辑分析，还可以将研究对象由深圳经济特区扩大到所有经济特区，以验证各经济特区的差异，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打好基奠。
[参考文献]
[1]周光伟，韩彪.我国GDp含金量研究：“金”的含义及其合理性探析[J].深圳大学学报，2013（5）.
[2]乐正.一个时代与一座城市——深圳三十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南方论丛，2010（3）：1-20.
[3]姚小雄.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圳培育现代市场体系过程[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0（9）：29-34.
[4]袁易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以深圳的发展为例[J].深圳大学学报，2004（6）：5-10.
现代经济的含义篇7
「关键词责任/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财务责任/债的演化
一、作为法律规范核心的责任
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一种责任的分配。责任的分配、演化经历了一个从统一到分化，再从分化走向复合的过程，同样，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责任逐步从制裁、义务中分化、独立的过程。
近代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权利，法律和权利的概念，在许多语言中，尤其是在法律的发源地中，两者是相同的。在康德提出法律是“权利的科学”之后，近代法学围绕着这一命题而构造法学大厦（注：近代资本主义法学作为康德的道德科学的延伸，参见weinrib，ernest J.，the idea of private Law，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5.）。权利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必然产物，构成了法律规范的核心[1].然而，权利为核心的法律依赖于共同的社会价值，而在社会价值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以及社会经济运动面前，社会道德却难以适应这种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综观20世纪的法律思潮，从利益法学和社会法学发展到纯粹法律分析，就是一个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扬弃过程。进而，新自由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律运动的争论（注：关于法律批判运动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参见andrew altman，Critical Legal Studies：a Liberal Critiqu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将法律经济学和法律社会学推上了历史舞台。这一过程，就是一个从权利至上发展到责任至上的进化历程。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在几乎所有的法律部门中都表现出来。合同法开始注重赔偿责任，而不是拘泥于相对性，并且法学日益关注“关系性契约”；侵权法中出现了以社会利益作为评价指标的“汉德公式”，并进一步扩展了其应用的范围[2]，出现了基于效率分析的“过错责任的第三次勃兴”；公司法中的信息、激励、治理构成了法律研究的主题，汉斯曼教授则进一步指出，股东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日益成为主流，并将终结公司法的进化历史[3]，这不是价值观念竞争而是效率竞争的结果。法律开始注重个别性调整，扬弃程序正义而更执著于实质正义（注：实质正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效率是一回事。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15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更加注重法官的合理自由裁量权的尺度，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法律规范对法官的约束。
责任成为法律规范的核心，并将社会整体性利益作为终极的判断标准，从而解决了传统法律体系作为道德律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判断问题。这是一个社会评价客观化、效率化的过程。
从根本上讲，法律责任是和社会政策、立法目标相联系的。责任来源于角色、职权、因果关系、道义或者正义、精神状态、能力及法律规定。责任强调应为性，是义务和制裁之间的桥梁。从英美法中的不同责任概念，诸如obligation，duty，liability和responsibility等等，可以看出，其界定更侧重于责任的来源。
责任显然是现代法律部门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加以理解。
1.责任是和自由裁量权相对的概念。“法律责任有三个特征：国家的强制、过错行为的确定和对违法者的消极后果。责任由法律规范确定，法律规定包括确定责任的规范的贯彻执行，由国家的强制力予以保证”[4]（p148）。因而，当违反义务的时候，则应当通过确定责任的大小、范围、形式来加以法律制裁；或者是采用经济激励的方式。因而，这一过程必然是与法官或者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紧密相关的。
近代法律体系中，强调权利本位，责任的概念并不突出，这和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法律等同于科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而现代法强调法官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责任的重要性由此得以凸现。
2.责任是比义务更为广泛的概念。责任更强调角色、职位、能力、具体情形下的判断、主观状态等与主体相联系的具体内容。换言之，不同的认识状态、不同的能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具体情形，违反义务可能是相同的，但是责任并不相同。现代公司制度中的董事责任，对董事的能力、地位、角色等加以综合性的考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有限责任”并不否定债权人的权利和债务人的义务，而只是责任承担范围的限制。
3.责任更强调社会性，包括社会危害性，甚至相同行为因为地点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责任，比如入室强奸和公开强奸，显然其社会危害性不同，责任也不同。在经济法上更是如此，同样实施垄断行为，必然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的不同。进一步说，从义务控制转向责任控制，体现了对法律后果的重视和社会性的增强。这是许多法律部门强调个别性调整的基础。
4.责任是和诉讼、证据、侦查紧密相关的。不仅仅是与诉权相联系，责任的确定过程也是对事实与结果进行判断的过程，其中必然要考虑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偶然因果），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因而，责任也是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的结合部。
5.责任进一步涉及法律理念中的对人的假定和标准确定问题。在规则确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情况下；法官和执法者在作出裁判的时候，往往演化成确定标准和对主体的认识问题。法律的根本性假定——理性人、良家父、社会人——突出出来，在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专业化标准、行业性标准。这两个方向均指向社会，也代表了法律的社会化趋势。
二、责任与债：向财产责任转换的现代责任
责任是联结义务与制裁之间的桥梁。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定义务（这种义务可以来源于法律、合同或者社会关系），导致了一种应为性，这种应为性属于责任的范畴，经过法律（司法和执法机关）来加以裁判和衡量（强调法官的裁量权、对事实的再现能力和对环境的适用性），来确定承担法律责任的大小和形式，从而导致法律制裁和法律救济。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即主体a对主体B的责任关系；其次才表示一种责任方式，如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责任方式。（注：参见张文显：《法理学》，14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凯尔森还对奥斯汀没有区分义务和责任提出了批评。）
民法的债，实际上就是现代法学上的责任的形式化，不过，后者的含义更为广泛和积极。（注：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这里所说的责任不是指由于违法而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不是指已有特定含义的‘法律责任’，有的称之为‘消极意义上的责任’，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指‘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予尽责完成的义务”。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梁慧星：《民法总则》，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对法律责任的重视，体现了现代法上的能动性和对个人权利的关怀[1]（p471-472），也体现了现代法理学试图统一各个部门法中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责任含义的努力。（注：例如，有学者指出了应当重构责任这一概念，从而将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等统一起来，并且指出，传统法学上划分法律部门的两个依据：社会关系和法律制裁，后者是不科学的。参见李颂银：《从法律责任角度重新认识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八议》，载《现代法学》，1999（5）。）
然而，由于私法上将债独立于责任，造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责任等同于义务和制裁，例如“责任为违反法律义务的当事人所应承受的法律后果，亦即法律规定对违反义务人的制裁措施……法律责任总是通过一定的国家机关来执行的，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影响”[5]，并由此出发，指出只有民事、刑事和行政责任，进一步用来判断法律部门的划分。这可以说是一种部门法对法律基本概念的“隧道视野”。
私法上的这种对责任的错误认识，是和传统法律体系相关的。公法和私法划分清晰的法律体系，隐含着私法自治的命题，学者们试图对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法官（执法者）的能动判断加以限制。剔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剔除了法律的能动性，剔除了角色、能力等要素，自然，责任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上，责任和债并无区别。一些具有现念的法学家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林诚二教授在分析了债、责任、诉权、请求权等概念之后，精辟地指出“债务之本质在于责任，亦即债务系为责任所包含，债务为肉、责任为皮，去之皮，肉不存，是故，在债权法之认定下，有债务必有责任，无责任之债务，系一种空洞之概念……有无责任固为现代债权法认定债务之先提条件，但亦可认为系债权之本质……责任固系债务履行之担保，亦系债权之本质，但亦可说系债权与诉权间之桥梁”。[6]
传统民法学之所以将债和责任区分开来，除了排除法官能动性之外，也满足了对分类严明的形而上的哲学化需要，债总是特定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区别于作为对世权的物权。因此，责任在民法中进一步体现为请求权，责任和请求权这两个词语不过是出于主体角度不同而已。无论是物权还是债权，都要通过请求权加以实现，而“请求权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相对权的典范……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7]，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债的概念来区分责任的不同不过是一种学说上的偏好，而绝不是必须的。侵权之债和合同之债，几乎不存在除了这种请求权的特定性之外的什么联系，但尽管物权是一种对世权，一旦其遭到侵犯，同样会产生特定化的请求权。换言之，权利可能是对世权的，但责任则是特定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给付”的债，其实质也不在于是否产生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而是在于“债的标的应当给债权人带来利益；而且，根据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利益应当是可以用钱款计算的”。[8]“由于社会进步，基督教教义之传播及公权力之日臻完备，对债务人直接强制，使其屈服于债权人之意思及实力之因素，渐次消逝，当为给付之伦理因素，渐次增强，历经长期之发展，终于演变成为纯粹财产责任”[9]，“债权逐步实现了非人格化”[10].这种财产性责任的增强，表现之一就是损害赔偿责任逐步成为最主要的责任形式。而民法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部门，“财产要素”同样也不能表明债权的独特性所在，只有当合同关系超出民法范畴的时候，这一特征才具有相应的意义。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债的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债的应为性而不是法定性，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精神，表明了当事人之间缔造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自然地消灭而获得法律的承认。随着人的平等化和商业行为的泛化，债的提出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独立做出了贡献。债的概念进一步确立了现代法上的责任概念的基础。在现代民法中，债的概念没有独立的必要，这是因为其积极内容已经被责任所吸收，而向更为灵活、机动的英美法的借鉴，更加推动了这一概念的衰落。这正是我国《民法通则》中不再区分侵权之债、合同之债，而是将民事责任独立的意义所在。那些批评这一做法的学者，不过是抱着对传统法学的迷恋情绪和借以抒发崇古的幽幽之情而已。
当债的概念越来越失去意义，被更为广泛的、能动的责任概念所替代的时候，合同的本质就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经济合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11]
三、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accountability
如果仅仅将法律责任理解为义务或者制裁，那么，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解，法律责任就只能是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在这种概念化的意义上，经济责任自然是不存在的。
然而，现实的发展并非如此，不仅仅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了经济责任的概念（尽管这一经济责任的含义仍然是从财产责任的角度而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即便是在英美国家，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出现，也出现了新的责任概念：accountability，answerability.其中，accountability的概念更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准确地翻译accountability的概念，必须考察其来源和发展，以及其所使用的意义和所涉及的法律制度。
accountability使用的广泛性，主要有三个来源：（1）最初的起源显然是会计责任，即强调责任的经济性、可计算性；（2）从行政责任发展而来；（3）国有企业的责任，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英国在20世纪60年表了政府白皮书，其中就使用了Financial andeconomic obligation的概念。随着私有化的产生，逐步使得责任进入了公共领域，从而导致了accountability的形成。
accountability在会计学中被翻译成“受托责任”。在英文中，先后有三个词表示与受托责任大致相同的含义，它们是custodianship、stewardship、accountability.葛家澍教授分析了这三个概念。[12]（p76）最早使用的词应当是custodianship，如美国会计学会在1966年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使用这一术语表示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这一概念的最初含义是表示中世纪庄园的管家责任或指宗教术语（非常有意思的是，中世纪庄园制度也是法律上的法人制度的来源之一，看来似乎自从法人存在的时候，或者说组织关系存在的时候，或者说存在监督—所有制的时候，就存在这种责任关系）；后来转而采用stewardship，最完整的含义是管家（资源的直接管理者）对“主人”（资源的所有者）所承担的，有效管理主人所托付资源的责任。在这一概念上发展出accountagbility，并取代了stewardship.除了前面的含义之外，accountability还增加了一层意思：资源的受托者负有对资源的委托者的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的义务。
沃尔克（Harry i.wolk）和特尼（michael G.tearney）在分析会计目标的时候，将accountability作为首要目标，认为这一概念更注重竞争群体和收入、财富的主张权利中的平等。[13]
对受托责任最为经典的表述，是著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Yuji ijiri）提出的。他指出，“受托责任的关系可因宪法、法律、合同、组织的规则、风俗习惯甚至口头合约而产生。一个公司对其股东、债权人、雇员、客户、政府或有关联的公众承担受托责任。在一个公司内部，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对分部经理负有受托责任，而部门经理对更高一层的负责人也承担受托责任。就这一意义而言，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构建在一个巨大的受托责任网络上，毫不过分”[12]（p77-78）。
从accountability的会计学含义来看，它显然是和组织关系、两权分离、委托一关系相联系的，毫无疑问，这一概念的外延也体现了“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并且，这一责任主要是内部层级组织关系，也考虑对外部关系的负责，与说明、解释等信息上的义务是紧密融合的。
如果说会计学上的这一含义是在私人组织中使用的，那么，近年来公共管理的发展则导致了这一责任在公共领域的扩展，并促使两个领域融合起来。
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导致了对新的责任的要求，在公用事业市场化、国有企业市场化，乃至于政府管理向第三部门转移的国际性浪潮下，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获得公共管理职能的企业、公司、中介组织等机构的目标变得多元化，从而引起了公司法中公共责任和法人制度的变化，公司的商业和社会伦理在发生变化[14]；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中效率日益成为主导型的目标。这两个方面导致了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两个领域的融合，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效率的诉求。英国的新公共管理与一系列的激励是紧密相连的，比如，下一步行动机构的创造、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激励、市民章程、开放政府激励、市场测试等。其组成包括：更多地强调“受控的授权”、在特定现金限制内的“物有所值”、更强烈的消费者或者顾客导向、商业计划规划和正式合同中的协议、分权化的成本中心、富含业绩目标和业绩相关的薪酬、中央人事管理的废弃以及同级结构。新公共管理，既有拥护者，也有批评者，但是无论其是好是坏，其广泛推行已经提升了对公共行政的传统教条的挑战。
accountability首先是伴随公共管理的发展，对行政责任的扩充。因此，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公共责任”，并总结说，“就其内容来说，公共责任有三层意思：在行为实施之前，公共责任是一种职责（responsibility），负责任意味着具有高度的职责感和义务感——行为主体在行使权力之前就明确形成权力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在行为实施的过程中，公共责任表现为主动述职或自觉接受监督（answerability），‘受外界评判机构的控制并向其汇报、解释、说明原因、反映情况、承担义务和提供账目’；在行为实施之后，公共责任是一种评判并对不当行为承担责任（liability）——撤销或纠正错误的行为和决策，惩罚造成失误的决策者和错误行为的执行者，并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15]并进一步指出，公共责任可以划分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职业责任和道德责任。
然而，将这一概念翻译成公共责任显然忽视了两个重要特性：
1.主体的多元性。随着政府商事合同的大规模涌现，accountability不仅仅适用于政府机关和政府机构，也延伸到了合同相对方：自愿组织、机关等，甚至中间利益团体，比如英国慈善协会。[16]
凯特尔指出，“不断增长的公—私联系，包括与非营利部门的社会服务之间的实体联系，导致了部门之间界限的混乱，并且导致进一步区分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困难”[17]（p13）；并且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公共行政领域，基本的参与者是选举官员、行政管理者和市民，合同相对方变成了第四者”。他还引用了约翰斯顿的社会服务网络中的责任[17]（p175-176），如图1所示。
附图{D413n901.Bmp}
资料来源：John johnston，public Servants and private Contractors：managingthe mixed Delivery System，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29，winter，1986.550.
2.在经济合同中，accountability是合同双方共有的特性。经济性、财务性、可计算性、这是经济合同、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进一步造成了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18]
随着财务性、可计算性、公共性、复合性等特性的凸现，accountability已经超出了行政责任的概念。在公司制度、政府商事合同乃至其他的商事行为、政府公共管理、基础设施提供等各个制度中，不仅强调传统责任中的“可归责性”、“可追究性”、“说明性”，而且更是和会计责任中财产责任日益融合的过程。这些公共性和私人性领域的融合，以及公共性责任和财产责任的融合，正是经济法始终强调的“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融合”下的责任方式。
四、经济法上的责任之特性和制度要求
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特性是由经济法的特性决定的，正是“公私混合性”才导致了经济法律责任的特殊性。经济责任的含义在于：
1.角色责任。“经济法律责任包含各负其责，各尽其责，这种责任既包括管理经济的责任，也包括协作经济的责任，同时还包括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的责任等”[19].
2.能力责任。这是和职位、角色、资格、判断能力等相适应的责任。比如英国公司法对不同的董事责任的认定的不同，以及前文所述的对职业资格的认定等。
现代经济的含义篇8
【关 键 词】经济法/价值体系/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可持续发展……
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一直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经济法学者们基于自身的理念与价值观，阐释、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观点。概言之，可将它们分成以下三种类型：（1）一元论。 持此观点的论者认为，经济法只应具备唯一的代表经济法根本特点与基本精神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或者是“整体效益”，（注：参见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 《法商研究》1997年第1期。）或者是“权力与权利交融的系统化秩序”。（注：参见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法商研究》1996年第5 期。）（2 ）二元论。持此观点的论者认为，经济法具有相辅相成的双重价值目标，或者是“社会整体效益、公平”，（注：参见莫俊：《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或者是“社会公平、经济民主”，（注：参见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或者是“公平、效率”。 （注：参见徐士英等：《经济法的价值问题》，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1卷， 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8页。）（3）多元论。 持此观点的论者认为，仅仅将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概括为单一的或双重的价值目标，不足以适应经济法规范与制度日益复杂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多元化的价值目标或者是“发展、安全、公平”，（注：参见程信和：《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或者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民主与经济秩序的统一”，（注：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8页。）或者是“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社会价值”。（注：参见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毋庸讳言，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反映出经济法的某种价值属性，但它们却或多或少地存在以下问题：沿用哲学、法理学通用的概念却不曾赋予其有别于哲学、法理学的特别意义与属性；价值目标十分零散未能体系化，致使经济法的价值目标范围任意扩张或收缩；各种观点纷繁但论证不足，未免说服力不够。鉴于上述种种缺陷，本文将在对经济法价值作出基本分层的基础上，着重阐释经济法独特而个性化的价值目标，力求反思、整合经济法的价值体系。
一、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分层
法律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一般包括公平、自由、平等、安全、效益和秩序等内容。然而，由于各个部门法固有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自身功能的差异，使得各部门法在具体体现各自主要的价值取向时有所侧重。作为晚近发展而来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必然具有不同于传统法律部门的价值目标内容与体系，因此，研究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反映经济法律制度、规范所追求的应然状态，有助于经济法治的理性运作，也有助于使经济法的研究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而免于浅薄，实现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和谐统一。
价值一般可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作用或积极意义。在法理学中，“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注：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282页。）借助于此种分类，我们大体可以把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界分为两类：“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其中，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与理想；（注：某些经济法学者用“根本价值取向”来表达与“目的性价值”相同的含义。参见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 颜运秋：《论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 ）工具性价值，是经济法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法的理想）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可见，经济法所蕴含并实现的法律价值是一个由多层次价值构成的有机系统，体现着目的与工具的统一：目的性价值统率、整合着经济法的动态运作，反映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它只能有一个，不能将其他的一些工具性价值归入其中；反之，经济法要实现其目的性价值，必须依靠工具性价值的支持与具体实施，处于第一位阶的工具性价值无疑是目的性价值的手段与实现方式。（注：参见孔德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系统科学应用初探》，《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 ）通过此种分类，我们可以初步构建出体系化的、具有层次性的经济法价值目标，摆脱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对于价值目标研究过于零散、徘徊不前的局面。
其实，法律目的性价值或法律行为的目的性研究是现代法学研究中的一种适应法制变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改变传统法学方法论上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二元对立局面、赋予国家制度以自我修正精神的一种法律变革模式。其意义在于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探究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准则（价值）。“如果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那么就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虽然一项规则可能带有官方权威的烙印——即通过了法律效力的‘血统检验’——但它却被认为是可以按照它对那些利害悠关的价值的影响重新评估的。”（注：［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学者们主张，现代法制应该是具有开放性和弹性、缓解法律的完整性与开放性矛盾的“回应型法”模式。（注：美国的伯克利学派从法制改造的目的出发，对传统法律和现代法律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社会上存在的法律现象分为三种类型：“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其中，“回应型法”是法制进化的最高阶段，是符合社会变革需要的规范性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构思是使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统合在一定制度之内，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我们以为，这一研究方式与基本思路是属于应该借鉴也可以借鉴的新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模式下，“制度有必要由目的来引导。目的能够设立批判既存的规章制度的基准，并据此开拓出变革之路。同时，如果真心实意地贯彻目的，那么目的也自然可以制约行政裁量，从而也可以缓和制度屈服（于社会压力）的危险。”（注：［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代译序）第7页。）
目的性价值是法律根本属性的体现，其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提高法律推理的合理性，通过法律目的性价值的研究，使人们可以将看似杂乱无章、毫无逻辑关系的各类法律规则条分缕析，使法律规则形成系统性网络；其二，减少对法律规则执行的恣意或法律执行者的越权行事，以保证法律的正常实施。在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法律的理解经常要求离开规则而求助于目的，要求对变革中的行为模式选择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法性”之间根据目的进行；其三，目的性价值研究更便于对整个法律系统的把握和基本理论的建立，这种研究是以结果为指导的，它将法律的价值目标普遍化，并将其与法律判断的逻辑与道德判断和实际判断的逻辑变得紧密和谐起来，要求法律特别注重在法律规则与原则的相互作用、注重在法律的变革中公众参与的意义，这样，就为建立一个开放性的法律体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经济法作为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展开目的性价值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理论研究重视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将经济法简单地看作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工具，而对其目的性价值或主观目的研究不足，这种现象对于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不能适应的：工具性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目的性价值，否则经济法的实施就无所适从；经济法的理论体系是对同质性规范的归纳和总结，也必须以一定的目的为导向，将具有相同目的和功能的规范进行分类；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更需要有明确的目的作为指导，具体法律法规的适用也需要明确的法律目的，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或由于情况的变化法律不敷使用的时候，法律目的更要发挥决定性作用，而由于经济法作用的对象是复杂、纷繁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公共权力向市场机制领域的渗透，这种情况更会经常发生。
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研究意义昭然，简单将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形式化为“促进经济增长”或“保障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经济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要求明白无误地判断人们有关的行为是否合法，而且，在法治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要求从国家的非人格权力中获得保护和保障。经济法作为建立经济法律秩序的运行机制，其合理与否以及合理性程度的高低，决定了经济法治的有无及实现的程度。经济法目的性价值则是整个法律具有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这样，就必然要求经济法目的性价值的合理性研究对经济法实践产生影响，并且将其法律渊源化，赋予经济法以现实性与生命力；必然要求对经济法目的性价值的研究能使经济法趋于普遍化和深入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某一立法的条文形式解释之上。
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研究与工具性价值研究又是相互联系的。前者认为通过法律形式对传统的个人意志自由和绝对权利进行限制，建立经济法的正义标准——可持续发展是正当的；后者则认为经济法是对经济法律秩序的维护，因而建立经济法的公平、安全和效率观是合理的。在此意义上，经济法应蕴涵并实现的法律价值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经济法价值以主体的需要为基准，而主体的需要又只有通过法律客观存在的功能而得到满足，这正是人们在实践中经常交互使用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原因之所在。“法律的价值是其主观作用，法律的作用则是其客观价值。”（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5页。）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的主观价值，实质公平、经济安全与体制效率是经济法的客观价值。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正是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的体现。因此，对于经济法目的性价值的解释也必须从分析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入手，研究其合理性。
二、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
我们认为，公平、效率与安全作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在相同的概念下体现着由经济法赋予的特殊含义，共同作用于经济法的动态运作之中。
（一）结果公平（注：在经济学中，对于公平一词有一种最为基本的分类：机会公平（水平公平）与结果公平（垂直公平），这两种观念分别体现于不同的法律部门与制度规定之中。）
公平是最古老而又持久的法律价值之一，作为一个含义颇丰、使用含混的范畴，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有不同的领悟和阐释。因此，建立于不同公平观上的法律及其所保障的公平或追求公平的取向是大相径庭的。传统民商法的公平是以个人主义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条件，以等价有偿为原则建立的公平体系，它对社会的贫富差距、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协调发展等问题无能为力。而经济法却赋予公平以更丰富的含义，对公平的关怀更趋实质，使其在经济生活中得以更有效地实现，亦使结果公平成为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们相互之间在能力、禀赋、财富等方面的差别愈加显著，如果法律对这些先天性不平等的现象视而不见，依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加剧这种不平等。”（注：［美］彼德·斯坦等：《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 王献平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因而，导源于人道主义的现代思潮以及社会福利的理念，经济法将结果公平引入自己的价值目标中，在认同分配差距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同时，更兼顾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注：参见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29页。）体现出法律不同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特性。具体而言，经济法帮助经济弱者恢复因财产、收入和天赋、能力不平等所导致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强调以形式的不平等达到实质的平等，更新与拓宽了公平的传统含义。例如经济法表现出对经济弱者具体人格的特殊倾向性保护，要求国家通过经济法律规范对不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直接干预，利用社会财富的目标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补偿或救济，即是对结果公平这一工具性价值目标的生动写照。
从理论上讲，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经济法所追求的结果公平，应该是更深刻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它除了包括以上所述的个体意义或一般人际关系意义上的公平外，还要关注以下两方面的公平：
1.代内公平。（注：参见蔡守秋：《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代内公平即“在任何时候的地球居民之间的公平”，（注：Ronnie harding et al. ,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for the Fenner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 principles to practice 1(Unisearch,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s,1994).）它是指处于同一代的人们和其它生命形式对来自资源开发以及享受可持续的生存条件这两方面的利益都有同样的权利，它可以体现在国家层次和国际社会层次：在一个国家内，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的人公平地获得当地的对于生存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共有的环境资源；同时，也要为公平的目的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不允许以破坏环境资源的形式使用自己的财产。在国际社会，代内公平是指公平地分配国际间共有的环境资源。代内公平意味着所有人都有权得到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基本满足。这一目的实现的基本方式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法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
2.代际公平。（注：代际公平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国际环境法学家伊迪丝·布朗·魏伊丝女士于1989年在《为了未来世代的公平：国际法、共同遗产、时代间衡平》一书中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在任何时候，每一代既是受后代委托而保管地球的保管人或受托人，也是这种行为结果的受益人。这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的责任，以及某种利用地球的权利。拟议中的代际公平理论假定，所有国家对后代都有代际责任。”在实践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环境立法中，如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就有“为当代人和今后世世代代人”保护环境的条文。后来，这一含义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许多国家的宪法均有类似表述，法国还专门成立了后代人委员会，以保证将后代人的利益与政府决策相联系。在国际法文件中也有多方面的支持，许多文件都明确表示人类对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共同利益、共同关心，以及充分考虑代际利益、后代人利益的观念。有关专家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一个《后代人权利法案》。我们认为：虽然这一观念主要是从环境资源保护的角度提出来的，但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涵义，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基础之上，并且，在事实上，任何国家或政府的经济决策都将对环境资源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经济法应该对这一理论高度关注。但中国国内立法目前并无这方面的内容，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的要求相差甚远。）全人类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共同拥有这个星球的资源，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的机会；不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作出巨大的牺牲，也不允许当代人的消费给后代人造成高昂的代价；当代人有权使用资源并从中受益，也有责任为后代保护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有相同的地位，没有理由偏袒当代人而忽视后代人；人类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每一代人都希望能继承至少与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一样良好的地球，并能同上代人一样获得地球资源；由于无法准确地预测后代人的喜好与能力，当代人应提供健康的资源以供后代人满足他们自己的喜好和能力；代际公平应该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相一致。可见，代际公平的目的主要是体现当代人为后代人代为保管、保存地球资源的观念。
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现在还没有直接进入经济法的研究视野，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
（二）经济安全
在法律价值目标体系中，安全是其他法律价值的前提。但是不同背景下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所追求的是不同意义的安全。与民法促进微观的、个体的市场交易安全不同，经济法侧重于国民经济整体安全的维护与追求，我们将这种安全简称为经济安全。
所谓经济安全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利益或行为的保障程度及其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注：参见何文龙：《经济法的安全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即一国国内经济整体上基础巩固、有序运行、 稳健增长、持续发展的程度，同时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自主性、自卫力、竞争力。基础巩固、有序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就能够自主稳定，就不会自己打倒自己；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竞争力，就能够防御和化解来自国外的不利影响，就不会被他人所打倒。相反，所谓国家经济不安全，主要是指国内的经济基础不稳、秩序混乱、大起大落，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缺乏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以致损失过多的国民经济利益，甚至出现经济危机，整个经济趋于或近乎崩溃或被打倒。与经济运行在社会生活中日趋显著的影响相适应，保障经济安全正凸现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主旨，内含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在积极意义上，表现为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在消极意义上，表现为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与力量，控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 （注：参见何文龙：《经济法的安全论》， 《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经济法上的经济安全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特性：
1.整体性。它强调的是一国经济整体上的安全性，而不是某一部分或局部的安全性。客观上，一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可以分之为粮食安全、战略资源安全（含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制造业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货币安全等等。一国经济可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是安全的，但不一定在全局的整体上都是安全的。而经济安全恰恰强调的是全局的整体上的经济安全。换言之，局部经济安全并不一定能保证整体经济安全。在某些情况下，过分强调某一局部的安全，可能反而会损害整体经济安全。这就要求使各局部安全处在某个均衡域上，以确保整体经济安全达到更高程度。
2.界限模糊性。经济安全与不安全并无严格的界限，只能用界限模糊的多维空间来描述。只要一国经济在“经济基础、运行秩序、增长与发展、自主性、自卫力、竞争力”等组成的多维空间的某个区域内，国家和纳税人不会损失过多的经济利益，就可以认为整个经济是安全的。相反，如果前述某“一维”或“多维”出现了较大问题，以致国家和纳税人目前或今后要损失较大的经济利益，就可以认为整个经济是不安全的。
3.本土性。对于不同国家来说，经济安全具有不同的涵义和特征。因为一国经济能否在整体上处于基础巩固、有序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的状态，能否不因为某些问题的演化而使整个经济受到过大的打击，损失过多的国民经济利益，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市场机制、产业结构、国际环境等是紧密相关的。各国之间恰恰在这些方面有极大的差别，从而也使经济安全在不同国家有了不同的涵义和特征。如果再考虑到政治制度的分歧，人们对它的理解就会产生更大的差异。
中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能否实现理想的经济发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安全状态。“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互为因果，在此意义上，“经济安全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同等重要。假若失去了经济安全，不可能实现稳健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世纪末前后是我国改革、开放、调整、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比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不利于经济安全的任何问题，都可能波及到21世纪上半期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因此，我们应该更为清楚地分析和认识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或即将对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大的负面影响，据此来有效地安排和实施维护经济安全的行动。
（三）体制效率
现代经济的含义篇9
【关键词】管理哲学企业战略管理
前言：管理哲学在企业战略管理中应用主要任务在于其必须在实际行动之前，如果哲学家不能够成为企业管理人员，那么企业管理人员一定是一名哲学家。在经济环境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企业想要快速发展，企业战略管理方式、理念及思维方式都应该不断更新，传统战略管理方式、理念及思维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管理人员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主要决定者，必须要在哲学观念宏观引领下，在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中融入管理哲学观念。解放企业人员观念，转变思维方式，真正发挥出管理哲学的价值。
一、企业战略和战略管理的哲学省察
（一）企业战略的哲学基础分析
本文在对于管理哲学视野下企业战略管理问题分析中，笔者想要以哲学作为基础，对于哲学内涵进行深层次分析，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基础上寻找答案。从战略表面上分析，战略一词包含多种含义，例如计谋、方法等等，但是将这些含义进行归纳，就能够对于战略有着整体性认识。战略首先就需要明确一个发展方向，然后在对其进行细致性划分。企业在制定战略管理时，首先就需要将企业现代化发展建设的目标及最后预期成果，但是企业想要将所制定的目标真正落实，就需要制定针对性的计划，并且将计划逐渐在企业发展建设中推行。战略从开始的设想一直到最后的落实，需要一个连贯性作业，这就需要思想对于战略整体进行分析。思想观念对于战略整体性分析，这样才能够让战略在实际落实中具有哲学性色彩。战略在落实中还具有一定整体性及阶段性，一方面战略需要一个整体性方案，另一方面在不同阶段落实中又独立性存在。想要正确认识到战略重要性，首先就应该认识到决策对于战略的重要性。企业在现代化经营建设中，想要将任何目标完成，都需要管理人员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决策。
（二）企业战略管理的哲学范畴分析
战略管理虽然具有的含义多样性，但是还是属于哲学范畴之内，这就需要对于战略管理进行整体性概括，这样才能够将企业战略管理的哲学范畴进行固有化及精准化定义。哲学范畴内的企业战略管理，是将企业战略管理中最本质性因素直观性反馈出来，因此需要将战略所具有的特殊多样性含义包括在内，不仅仅具有抽象性，还能够在实际应用中落实。正是由于企业战略管理的这种要求，管理人员必须从哲学范畴内对于企业战略管理进行高度性概括。
企业在经营建设中的常见性活动就是战略管理。这种活动已经参与到企业生产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中，进而让企业在现代化建设中拥有秩序化的系统结构，保证企业现代化发展建设的稳定进行。由此可以发现，战略管理是一项具有综合性及前瞻性的社会性活动，在实际应用中宏观并且普遍。
在对于战略管理在哲学范畴之内简单性研究后发现，战略管理理念及手段已经在企业战略管理中开始应用，通过对于现状分析本质，并且探索出企业战略管理中所具有的哲学韩毅。管理哲学虽然已经融入到企业战略管理中，但是其自身还是十分抽象性集合，需要对其深层次研究分析，这样才能够认识到企业战略管理本质，逐渐从管理哲学下对于企业战略管理问题多方位分析，创建完善的占七夜战略管理哲学体系。
二、企业战略管理实践层面上的研究
（一）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的环境系统
企业战略管理是根据外界环境的改变下的产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在制定战略管理中也开始逐渐向全球性发展。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挑战及机遇共存的时代，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企业战略管理方案的制定就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所造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企业能够适应时展。
美国的《商业周刊》是最早对于新经济思想进行宣传的，目前人们在对于新经济发展建设主要从两个角度分析，首先就是经济全球化建设，其次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对于新经济精准性含义，现阶段研究人员还没有给与一个准确性定义，因此新经济在不同场所的应用中具有不同含义，但是可从广义上暂时将新经济定义为：以信息技术作为典型的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加促进的一种新经济形式。新经济之所以称之为新，主要原因是由于推动经济增加的动力信技术含有全新的含义。信息技术的产生不仅仅加速了信息传递，对于社会发展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对于让人们的生活工作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例如电子商业、信息高速公路等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信息时代已经逐渐产生，信息技术对于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也刚开始显露出来。总之，新经济对于企业战略管理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想要与逐渐提高自身发展规模，就需要不断转变观念，加速企业战略管理改革，发现企业战略管理与新经济之间的结合点。
（二）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的内在系统
伴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逐渐在社会中普及，企业经营建设环境更加复杂，这就对于企业内部管理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企业为了能够应该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开始加快了信息化建设程度，对于企业内在系统进行全面性改革，但是企业内在系统改革在于企业发展环境相结合的时候，企业原先所制定的战略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企业发展建设，这就需要对于企业战略管理方式进行改变。
1企业战略管理观念变革
在新经济时代中，对于企业发展建设造成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企业在观念上的冲击，如果要是不能够对于企业观念进行变革，那么所制定的战略管理变革难以顺利开展，这也是企业在经营建设中一直强调转变观念的主要原因。其实从一定角度而言，企业在经营建设过程中的相互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就是企业战略管理之间的相互竞争。有报道就就曾经所，企业管理人员将主要的管理精力都花在了对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上面，但是现在国外企业管理人员对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有限。缺乏完善企业战略管理的企业在所能够发展建设的时间有限，只有能够灵活合理制定企业战略管理观念的企业才能够保证可持续性发展建设，这种企业管理人员能够对于企业发展建设不断进行引领，而不是盲目性质的跟随。
2企业战略管理手段和方式改革
企业所使用的管理模式应该与企业自身发展水平相一致，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管理模式中的信息流通及处理形式上的区别。在工业经济环境中，企业生产高度集中，进而企业内部信息传递及处理也高度集中，进而形成一种等级式管理模式。但是在新经济环境中，互联网技术及信息技术的改善发展，企业每天所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已经快速提升，竞争环境也越加激烈，人们不仅仅能够传递信息，还需要能够对于信息快速反应。企业组织结构的改革最为显著性特点就是管理权力由刚开始的高度集中转变为分权。电力商务在不同发展建设中，企业战略管理制定由传统的决策中心逐渐开始向多个中心所分散，企业不同部门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逐渐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这样能够整体性提高企业决策水平。
（三）企业战略管理对策
1企业在制定战略管理目标时应该避免误区
企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并不表示企业所能够获得的经济效益增加，将劣质资产归纳在企业资产总值的方式，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让企业经营规模得到快速增加，这种经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企业管理人员急功近利的观念。企业在执行战略管理目标时应该避免急功近利的观念，不要对于企业快速增长过于关注，应该逐渐让其超越同行业对手。在制定战略管理目标的时候，应该与企业自身经营建设情况相结合，不要片面求大。企业只有制定与自身相吻合的战略管理目标，才能够让战略管理目标对于资源能力相吻合，真正发挥出战略管理目标的价值，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建设。
2企业在制定战略管理时应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管理
企业管理人员如果要是能够以战略管理的角度对于企业经营建设进行分析，那么管理人员一定能够利用外部环境及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将对于企业经营建设的风险数值降到最低，进而企业才能够在竞争激励的市场环境中稳定发展建设。例如，联想企业在制定战略管理过程中，首先就是对于企业发展定位系统习惯分析，设计“专业化发展、本土化经营”的战略管理目标，进而真正发挥出战略管理目标的真正价值，推动联想企业的发展建设。对于在制定战略管理还尚未成俗的企业来说，如果战略管理在制定过程中仅仅通过企业管理人员制定，所制定的战略管理目标一定较为片面，因此企业通过将战略管理制定工作委托给专业化机构进行，防止盲目性跟随其他企业。委托给专业机构是企业在制定战略管理中十分有效的方式，但是战略管理在实际落实需要企业与专业机构的共同努力。企业战略管理应该与企业长时间的经营建设模式与针对市场资源相结合，进而让企业能够在市场经营建设中长期具有一定优势。在对于企业战略管理制定时，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利用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其次就是发挥优势避开风险，最后就是克服弱点抓住机会。
结论：企业在现代化经营建设中已经离不开战略观，但是现阶段对于战略管理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对其含义上面，也就是通过经济视野对于企业战略管理进行分析，从管理哲学视野对企业战略管理分析的文献有限。但是我国企业在制定战略管理通常都是以发达国家的企业战略管理作为基础，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让“管理哲学”与“企业战略管理”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是从战略管理角度对于二者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为管理哲学视野下企业战略管理进行分析，帮助企业现代化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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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的含义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劳动价值变化
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不能完全拘泥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个别推断或结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目的、时代背景，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应该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本文就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
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具有特定的视角，主要是立足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揭露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实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提供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需要有新的视角。
1.出发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理论的发展总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引人注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无法适用，主张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方面，不应该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甚至有的学者主张直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包含着科学合理的内核。显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采取全盘否定、推倒重来的态度是很不科学的。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必须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的时代与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相比，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已经不可能完全解答我们今天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应该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固守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个别推断或结论，并且在某些今天已经需要重新认识的结论和推论上“兜圈子”。正确的态度是，运用唯物辨证的思想方法，在全面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科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2.立足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理论是与商品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没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环境，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货币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利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极其现实的任务。由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不存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因而也不可能考虑到劳动价值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具体指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如何利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等问题上，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寻找到现存的答案。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只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只有通过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努力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才能创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一切要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前提，并且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检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科学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准。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这样的理论只能是空中楼阁。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不能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是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3.归宿点：社会主义本质。经济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反映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共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就认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1.p35]马克思也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他认为：“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p18]马克思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出发，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确立了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受的剥削，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就应当落脚在社会主义本质上，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的改变，特别是目的和任务的变化，需要我们相应地深化和拓展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并且对劳动价值理论要有一些创新性的认识。
1.对商品价值概念的解析。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概念是经济学上的抽象，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商品中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构成了商品价值，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在对商品价值概念的传统认识上，通常只从商品生产者（供给者）的一个角度进行考察，而忽略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另一面，即商品购买者（需求者）。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生产者要得到的是商品的价值，购买者要得到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效用），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统一，才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如果商品生产者仅从自己的角度关注商品生产过程中凝结的劳动量，仅把商品使用价值简单地看成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不考虑商品对购买者的实际效用和需求的变化规律，那么商品交换过程就有可能会因为购买者拒绝接受商品变得十分困难。一旦劳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不能成交，劳动产品也就失去了商品的本来含义，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成为无效劳动，商品就没有价值可言。因而，在理解商品价值概念时，还必须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进行考察。就商品购买者来讲，在购买商品时，不是首先去认定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而是考虑商品对自己的实际效用，只有当购买者充分考虑过商品对自己的实际效用以后，才会进一步考虑是否承认和承认多少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正因为如此，对商品价值概念的理解，就必须充分考虑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在对商品价值概念进行解释时，我们可以把商品价值理解为商品生产主体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和需求主体认可的劳动之间的一种比较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不仅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关系，而且还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价值和价格两个概念的区分问题。价值是就商品供给和需求的总体而言的，价格是就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具体而言的。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理解价值概念，也是马克思经典作家原有的本意。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p406]]恩格思也谈到：“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种问题解决以后才谈得到上运用价值来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决定它们之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系。”[4.p605]]但遗憾的是，这一思想没有在对商品价值概念的分析上得以进一步深化。当前的企业经营观念已由生产导向性转变为需求导向性，联系需求来考察商品价值显得更有实际意义。
2.对价值劳动凝结的认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概念，并不否定商品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只是认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供给角度理解的商品价值，是商品中实际凝结的人类劳动；从需求角度理解，是凝结在商品中被认可的人类劳动。由于商品生产是劳动者在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的劳动过程来完成的。因而商品凝结了生产过程中不同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价值就成为整体劳动或共同劳动凝结而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尽管马克思有“整体劳动”的概念，但没有联系商品价值作更深入的展开分析。生产商品的整体劳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与此相适应，商品价值就是这些劳动共同凝结而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水平不同，商品价值的劳动凝结所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以生产人员的直接支出为主，劳动者一般不需经过专门的训练（或经过简单的训练）就能胜任商品生产活动，商品价值主要是直接劳动和简单劳动凝结而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呈现出高度专业化和自动化特点，不少车间变成了无人车间，这时候直接生产人员劳动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相反，经营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的间接劳动支出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营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是脑力劳动的提供者，他们提供的劳动是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在现代经济中，由于商品价值凝结了更多的经营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经营劳动和科技劳动单位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直接生产劳动，对价值创造的贡献远远高于体力劳动。主要表现在：经营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通过创造新的需求，提高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中凝结的劳动量，从而使新产品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高效率的生产资料或对生产要素进行高效率的组织，使劳动生产率得到不断提高，从而使商品在供给与需求的总体比较中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经营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的传导和复制同时作用于一系列相关的直接生产劳动，使直接生产劳动的效率得以提高，从而使商品在供给与需求的总体比较中也具有较高的价值。在现代经济中，商品生产的经营劳动和科技劳动含量越高，商品的附加值也越高，能交换的劳动也就越多。
3.对价值量的规定的理解。商品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有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分，商品价值的大小，不是通过生产商品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从两个方面作过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p51-52]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解释是：“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5.p549]即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马克思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通常认为，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总量商品的价值实现。这种理解显然有失偏颇。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从供给的总体角度来考察的商品生产过程中所凝结的劳动量，它并没有考察总体需求因素。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从需求的总体角度来考察需求方认可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凝结的劳动量。如前所述，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商品交换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离开需求不存在商品，没有商品也就没有价值。与此相适应，离开需求因素讨论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性，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如同一个人自己与自己比较身高和体重一样。同样的道理，离开供给的因素讨论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性，也没有实际意义。在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方面，不单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而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量。
4.对价值量制约因素分析。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规定商品价值量，不能由此推论劳动是商品价值量唯一制约因素，或者说价值量是劳动的一元函数。因为劳动时间的长短是表象，在劳动时间的长短后面存在着一系列影响和制约因素。根据马克思关于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解释，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因素有生产条件、劳动者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其中的生产条件就是非劳动因素，它包括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资本（机器、厂房、设备、原材料和能料等）等。可见，商品价值量是由劳动、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资本等自变量组成的多元函数，不仅劳动决定着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而且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资本等因素同样决定着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制约商品价值量变化的诸因素，主要是通过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来实现的。从个别生产者的角度理解，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成正比关系。“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他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更多。”[2.p354]在现代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已上升为第一位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跨越性发展的客观需要。
5.对价值分配关系的考察。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最后必然落脚到价值分配问题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价值包括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各生产要素提供者参与分配的价值对象，是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并且各自遵循着不同的决定机制。劳动报酬（工资）由劳动力价值决定，资本报酬（利润）由平均利润率决定，土地报酬（地租）由土地的所有权决定。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的性质。”[3.p23]只要生产条件分属于不同所有者，生产要素所有者（提供者）参与价值分配就成为客观必然。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生产要素提供者参与价值分配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他把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分配视为对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是对雇佣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事实上，商品价值的形成，是劳动要素和非劳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离开了其他要素，就不可能生产任何产品，劳动的凝结就没有对象物，价值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非劳动要素对商品价值形成所做贡献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非劳动要素还与劳动要素一起通过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共同制约着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规定着超额利润。因而，不仅劳动要素应该参与商品价值的分配，而且非劳动要素也应该合情合理地参与商品价值的分配。各生产要素在参与商品价值分配时，其报酬不应有不同的决定机制，而应有统一的决定机制，即各生产要素对商品价值形成及增长贡献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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