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2、李金红.和谐社区治理主体的政治社会学分析[eB/oL].community.jhun.省略/list.asp?id=33,2007-07-03.
3、丁元竹.社区与社区建设:理论、实践与方向[eB/oL].sociology.省略/pws/dingyuanzhu/grwj_dingyuanzhu/p020080930276816390457.pdf.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2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逻辑 历史 错位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在《考尔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马克思正是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们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性，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相互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时，这一方法却往往被遗忘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与历史的错位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一
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总体框架基本上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即：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经济讲起，一直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止；社会主义部分则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终点。从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完全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资本主义部分基础上保持了《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所增加的有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章节作为《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也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或历史趋势。然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产生于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与资本主义部分的终点之间：当我们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转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或还很不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当然也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②]），而不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历史赋予他们使命，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大致勾画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明确指出某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所具有的具体特点，以指导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列宁所说：“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述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马克思《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那么，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应当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或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已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起点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也还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达到或曾经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其第一或低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由于工业化纲领的实现，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④]这就是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⑤]众所周知，工业化本来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事实上也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因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总体结构上并不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前后并非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到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并非“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并非主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当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而去研究“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而是认为上述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导致逻辑与历史的错位，而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则是导致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以及这些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面临着两个非此即彼的错误选择：要么，把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要么，把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前者的实质是提高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表现为典型的教条主义；后者的实质是降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表现为典型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
改革开放前，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当作教条，即：将马、恩所设想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于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也就表现为思想进程超越了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拔高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教条主义态度被否定了，但贬低马、恩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态度却往往被忽视、容忍或认可了，后者甚至被当作反对前者的重要思想武器。因而思想进程超越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此甚至不惜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例如，为了说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不少经济学论文、专著和教科书都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⑦]并理直气壮地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不符合实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或其他现在是或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何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呢？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我们也没有能够将个体私有制完全荡涤干净，何况农民兄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全民所有的待遇！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又如，有人以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论点，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借助于一系列这样的所谓实践证明，我们实际上几乎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设想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见全否定了。在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是否会消亡，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类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既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即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商品经济是否仍然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或当我国在向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目前并没有这种实践可供借鉴。所以，上述所谓实践证明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错位的检验方法。这种错位的实践证明就是逻辑与历史错位的具体表现。
本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就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进程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领域，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仍然热衷于归纳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特点等提法比比皆是。每一次再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这一系列所谓特征或特点的内容或提法。且不论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中有不少内容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体现。从逻辑上讲，所谓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空间上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即所有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则应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之前。既然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仅通过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怎么可能归纳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检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呢？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本来就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拔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断定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应当或能够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更不能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征，难道当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农村也还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难道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吗？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没有必要再去热衷于归纳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应将注意力放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上。
二
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不仅使我们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而且还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论点当作教条，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也就走投无路了。于是，我们断言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并期待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下一次“大危机”中彻底崩溃。改革开放后，当国人再一次放眼看世界时，发现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没有濒临崩溃而且还比我们发达得多。到底如何解释《资本论》问世后一百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却又往往落后于当达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或进行了很多调整，如股份制的空前发展与普及，国家垄断及国家干预的出现和加强，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等，这些变化或调整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还是它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所要解决的或不可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总是一味强调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似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依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上。就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认为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等方式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却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这一点。如果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岂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而且已经完全适应当今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吗？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何说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又从何说起呢？恩格斯当年曾将股份公司称之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⑧]并预见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⑨]他在对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进行说明时还特别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⑩]可见，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国有化，就可以说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因为这“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俾斯麦式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国有化不在此列。因此，所谓“丝毫没有改变”之说的思想进程不仅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且还落后于马、恩在世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当时股份公司已经出现）。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超越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又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于是，如果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部分中某些观点或提法与社会主义部分中相关的观点或提法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一系列“既卖茅又卖盾”的说法。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私有制性质丝毫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公有制性质也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将私人企业购买为国有企业丝毫没有改变其私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公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不可能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却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其主人翁地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有人要对这类说法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有人再问国家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我们又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股份公司为什么属于私有制性质？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的企业都属于私有制性质。我们的很多理论观点包括不少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就是依靠这种循环论证支撑着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之贫困的地步呢？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②]参加赵明义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4-5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50页。
[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普及版），中文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374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8页。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4
关键词：依法治税税收法律意识重构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注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8][32]注[13]引文，第65页。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5
法制体系意义的社会保障，最早成型于欧洲（广为人知的是德国1883～1989年俾斯麦的社会保障法，而在英国则可追溯到1601年伊丽莎白的济贫法［poor－law］）。在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已发展变化出多样化的特征，十分简括地说，德国、希腊的“行业自治（行业工会管理），政府补助、监督”特征与美国、英国的“政府主导、统一管理”特征，可称为两大不同模式。中国在经历了近代落后沉沦的百年苦痛和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奋起直追之后，社会保障体系也正在加速建立、健全，其管理体制模式的选择，应如何考虑？
新近的一种意见，是主张我国应当主要借鉴德国“自治”模式，“劳资分类，政府（财政）担保，主管部门行政监管（财政则“保持距离”），社保自成系统，自我平衡，自我发展”――这里的关键点，是中国为什么应以“自治”型的“自成系统”为取向？上述意见的论据主要是：（1）德国为社保“创始国”，最有“发言权”；（2）德国的社保100多年走得相当平稳；（3）这符合我国国情；（4）这符合社保制度的本质。然而，上述四点论证并不具备最低标准的严谨性。第一，德国是创始者，并非就能天然地成为社保体系管理模式的“定于一尊”者，否则还有什么英、美模式和其他模式生长的空间和多样化发展的必要性呢？第二，事实上德国近几十年的社保走得并不平稳，其自治型社保体系的“自我平衡”，在养老这个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早已不能实现，不得不由联邦政府提供财政补助来弥补亏空，这种补助在1996年已高达812亿马克，占联邦支出的17.82%，成为联邦政府最大项的社会福利开支。也就是说，“自我平衡”在德国早已难以为继，“自我平衡”被打破后的“自治”，也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形式意义了（德国已有人建议改行一种统一的、由税收筹资的基本养老金制度）。第三，“自治”恰恰不符合中国国情。德国社保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那里中世纪矿工们自己组织的“集体金库”，并深受19世纪社会主义思潮推动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因而比较强调行业牵头的“自治”性，而中国恰恰没有这样的国情和传统。第四，要说社保制度的本质，是其“互济”、“共济”的功能，即成为市场经济“减震器”和“安全网”的公共产品属性，这才成为超越微观主体眼界、也超越一般行业眼界的“社会性”保障，因而美、英式的“政府主导、统一管理”模式，倒是更在形式上与这一本质贴近。德国出于历史上的遗留因素和一些不得已的原因采取“行业自治”的管理体制，其实倒更容易引起“社保制度的碎片化（分割化）”弊端而与其本质发生背离，德国联邦政府以财政资金超越自治“自我平衡”的介入，可理解为对这种背离的一种社会性矫正。
作了上述这种分析，我们已可以（从“驳论”角度）得出中国不应走“自治”取向之路，而应走政府主导“共济型”取向的社保管理体制之路的认识。然而，对此还有必要（主要从“立论”角度）指出如下两点：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和单一制国家，二元经济弥合过程，必然产生主要来自乡村的、巨量累积至以数亿计的社会保障对象，而他们毫无“行业自治”的传统；同时，单一制国家又相对有利于推行最终覆盖全体国民、实行全社会统筹的社会保障，以求低社会成本地与人力资本（劳动力）在统一市场中的“无壁垒流动”相配套，因而在管理体制上也必然倾向于政府主导的“共济型”。
第二，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大国，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结合，也内在地要求贴近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政府主导、统一管理”模式。当然，由于起点低和多种制约因素，基本社保的覆盖面在中国只能渐进扩大，基本社保的标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只可能是有节制的较低水平，但这些并不能否定在我国以政府主导型体制为取向的必要性，相反，我们在我国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的交织状态中，已经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中国只有选择政府主导的“共济型”社保体制，才可能保证无动乱地完成其低标准渐进覆盖过程，服务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如走“自治”取向之路，却很有可能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孕育出一系列的社保待遇“不患寡患不均”的不安定因素，乃至某些触及政治层面的不良因素。在中国，社会保障从政治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共济”为主则安，“自治”为主则乱。
二、中国基本社保资金的管理形式取向：机构的“单独预算”，还是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复式预算？
政府必须介入的基本社会保障，不论是采取基金积累制、现收现付制还是两者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在我国已遇到了一个资金管理形式问题上的重要选择（这一选择也直接影响社保制度体系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即是应取向于管理机构负责的“单独预算”，还是取向于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复式预算？
主张前者的依据，主要来自前述“自治型”与“共济型”权衡中对于“自治型”的偏爱，认为保证社保制度“自成体系、自我平衡、自我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标志，就是“实行单独预算制”。那么分析了“自治型”在中国的不可取，实际上就已经可以知道“单独预算制”的不匹配。
但在这里如果作一下稍微展开的考察，还可以知道，所谓社保机构负责的“单独预算制”本身，就是一个混乱概念和假问题。在现代公共财政的基本理念中，最主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一个政权体系只能有一套预算，不可能形成部门、机构的“单独预算制”――部门的、机构的一般收支预算，都必须纳入通盘的公共收支预算；另外，再加上社保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以成为公共财政框架下与公共经常收支预算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来共同构成一套相互间可以统筹协调、有效联通的复式预算。这种公共财政下具有公共资金“完整性”的现代意义的预算，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实施全局性统筹协调必不可少的运行载体，是使国家和人民最高利益能够落实于公众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保障。具有“完整性”的预算再加上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便有望实施公共资金运行的全面、全程监督，包括保证基本社保资金的安全性和使用及时性，不被挪用和不被拖延。因此，“单独预算制”其本身的基本概念就是无法成立的。
如果戴上部门利益的有色眼镜，可能会认为，所谓单独预算制，是表明机构、部门可以掌握用钱的权力，殊不知公共财政中，用钱的决策权力决不在机构、部门，包括不在财政部（以往财政业务环节所实际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正在公共财政的“自我革命”中日渐缩小），而只能是归于预算的审查批准机构――立法机构，在我国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财政部门在复式预算运行过程中，应尽之责是会同各有关部门（包括复式预算要涉及的社保机构、国资机构等），处理好编制、执行等具体工作。如何用钱，应透明地体现于预算，而预算的决定权，只能是归于人大（及其所代表的全局利益）。这种资金管理形式上现代意义的预算形式取向，是以制度安排来防止公权分割、扭曲、异化，服务于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也就是经济学语境中的“追求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是内涵于市场经济的整体模式和合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的。
三、中国基本养老社保资金筹集形式的取向：收费还是征税？
养老是社保体系中最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重大事项。前述关于我国社保管理体制和基本社保资金管理形式取向的分析，正是我们讨论基本养老社保资金筹集形式发展方向的逻辑前提。既然从完成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全局高度看，应取向于政府主导的“共济型”社保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复式预算的资金管理形式，那么将筹资的具体形式作顺理成章的考虑，就应当是在我国逐步创造条件，争取推出规范、稳定、低运行成本的社会保障税，即争取实现基本养老社保（“社会统筹”部分）的“费改税”。
社会保障税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现代复合税制体系中的一种“目的税”（earmarkedtax），既带有专款专用的特征，又可以把税收的法治化、规范性、透明度等属性施加到资金“专用”领域，特别适合于以制度安排可持续地支撑由国家介入的基本养老社保系统的运转，天然地适合于作为基本养老社保“社会统筹”部分的筹资形式。美国分税分级体制中联邦级掌握的“工薪税”，即是其社会保障税，成为养老基本社保的主要筹资手段（由雇员和雇主各付一半，并在某个数量之下，有占雇员年工薪总额固定比例的限制），是适合于全社会统筹和劳动力在统一市场内无壁垒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在不能不取向于“政府主导的共济型”社保管理体制的中国，在逐步提高基本社保统筹级次，按照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的基础部分全国统筹”的方向下，当然应当在战略层面上借鉴美国模式的经验，选择以社会保障税与之相匹配。至于养老金的个人账户部分，可以继续以缴费形式运行，也可以税的形式收上来后再拆分作实，与此都是并行不悖的关系。
新近一种颇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认为社保“费改税”不是目前的国际大趋势，也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主张坚持缴费制。其实，所谓的“国际大趋势”并不能直接用来说明中国应有的取向，正如同谈论“国企私有化”是不是国际大趋势而与“中国应该怎么办”之间的关系，不足为据。至于说费改税不适合我国国情的论证依据，该项意见中主要有如下几点：（1）税的特征是其“无偿性”，而费的特征是其“补偿性”，即“缴费数量与受益程度之间基本存在着一对一的对称的关系”，而我国社保“应该加强这种联系，弱化‘大锅饭’的税性，强化‘私有性’的费性”（“建立个人账户就等于建立了个人产权，这就是费的意义。费改税以后就不可能进入个人账户了”）。（2）费改税使统账结合的制度“人为地复杂化了”，税费之间的比例难以全国统一。（3）难以界定纳税人范围和农民工与务农农民的税率。
这三个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一，社保税对应的是基本养老的社会统筹的部分，这一部分恰恰不是强调和着眼于“一对一”的补偿性（要真是这样就不可能存在社保的“互济”、“共济”功能和公共产品属性了），社保费与税“统筹”的实质，都是一种“蓄水池”和“大锅饭”，当然是最必不可少的规范的“大锅饭”。所谓“强化‘私有性’的费性”的必要功能，只能由以后“新人”所做实的个人账户承担。实行社保税并不影响个人缴费的拆分，税务部门征收含有个人缴费的社保税，可以同时将征收明细送社保机构，后者可根据征收明细中个人缴费数量记入个人账户，即使将来个人账户全部做实，也只需要将社保税中个人缴费部分划入个人账户而已，只是技术性的操作问题。瑞典等国的经验已表明，个人账户的存在并不妨碍税务征收的实施，社保税的征收也不妨碍个人账户制度的运行。第二，既然社保税针对的是基本养老的社会统筹即“共济”的部分，又既然是为全社会统筹情况下劳动力在全国统一市场中的无壁垒自由流动提供配套条件，那么当然在税率和待遇标准上要实行全国统一，这并不存在什么“复杂化”的问题。至于另当别论的个人账户，如需要做实，税的规范化统一，丝毫不妨碍其继续保持适当的多样化和复杂性。第三，社保税的纳税人范围，可以和缴费覆盖范围扩大的原理一致，而渐进地扩大，我国费改税出台时，可考虑首先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种田农民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这里也完全不存在什么逾越不了的困难和硬障碍。
总之，基本养老资金筹集形式的“费改税”，是我国经济社会转轨中使社保逐步定型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合理取向，我们应当胸怀全局、出以公心来看待这个问题。
四、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基本养老费的税务机关征收办法应何去何从？
在确立了前面三大取向之后，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正饱受争议（具有强烈的部门利益背景）的问题就可以很明白地得到回答了：既然长远的发展方向应是“费改税”，又既然有不少地方已实行了税务机关代为收缴的办法，那么至少应允许当前已实行这一办法的地区继续运行和进一步积累经验，并可适当鼓励未实行的地区向此办法靠拢。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看，税务机关征收的正面效应都是十分明显的。结合我国实践，应当指出：
1、我国37个征缴地区（含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已有18个地区全部或部分由税务机关征收基本社保费。在改革过程中国务院赋予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的职能，是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劳动保障部门和经办机构集收、支、管职能于一身，难以实施有效监管的体制弊病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和完善社保体制，健全社保基金管理机制，增强基金的安全性。所以当前应审时度势推动这项工作，而不是走回头路。
2、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可充分利用目前已超出39万人的地税专业征收队伍，避免再单独搞一套人马专门负责社保费征管工作，符合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有利于充分利用行政资源，节约行政成本，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也有利于将经办机构（全国约12万人）从社保费征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做好社保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3、税务机关征收，有利于提高征管力度，操作上具有简便高效的优势。税务机关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和生产经营信息，可以便捷地通过对比税收申报和缴费申报，显著提高缴费基数的准确性，而且税务机关征收也更具有威慑力和制裁力，能够有效地防止偷、漏、拖欠等问题。据统计，2005年，实行税务机关征收地区的基本养老费收入增长23.6%，明显高于经办机构征收地区18.7%的增长幅度。事实上，我国除社保费外，税务机关还已经承担起了其他一些原由主管部门负责征收的规费，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
4、实行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与个人缴费拆账、个人账户记录、参保人权益确定等问题并不矛盾。个别地区在个人缴费拆账方面存在的个别问题，并不是税务征收本身的问题，与经办机构配合不到位也有关系，对此应通过加强部门间协调，明确税务机关和经办机构职责，建立信息共享和披露机制等措施加以解决。国际经验（瑞典等）也已表明，个人账户的存在并不妨碍税务征收的实施。
5、实行税务征收与我国社会保障管理模式相适应。从国际经验看，在由政府组织实施社保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都从机构设置、征收效率以及行政成本角度考虑，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德国等国家之所以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是因为这些国家实行社保的行业自治，而且即使在这类国家中，也有实行税务征收的，如荷兰。我国不宜简单比照德国等国的做法。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6
【关键字】宪法，概念阐述，与时俱进，时代意义
2012年12月4日，在我国目前施行的宪法颁布三十周年的特殊日子里，指出：宪法要不断的适应中国发展的新形势，吸纳改革开放的新经验，以及新成果的确认，保证宪法与时俱进的特征。宪法与时俱进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我国人大在1988，1993，1999，2004对我国宪法进行的四次修订，这四次主要是对宪法的个别发条和内容作出重要的修订，赋予了宪法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
一、宪法概念阐述
宪法这个词是根据拉丁文constitutio翻译得来的，具有组织、确立的含义。宪法是几千年阶级斗争的胜利果实。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获胜而掌握国家权力的，才有权利制定宪法，其基本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身阶级政权的稳固。现代宪法主要包括资产阶级宪法和和社会主义宪法，显然，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在1982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本宪法以法律的方式肯定了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及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的根本法，拥有着最高的法律效力。”经过四次的修订，到2004年修订之后，我国宪法内容以及条款基本保持稳定，一直沿用至今，宪法中规定了人们的基本权利义务，其内容本身便赋予了它与时俱进的特征。社会在变，世界在变，统治阶级稳定自身政权的宪法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二、宪法的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此法条的阐述既体现了宪法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宪法的与时俱进的重要性。
首先，国家政权组织依据宪法行使职权。组织国家政权是制定宪法的基本任务，我国的国家政权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人民当家作主是宪法与时俱进最显著的体现。
其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制定宪法的主要目的是最大程度保证我国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人民生活共同进步。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作用基于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第二是保障公民基本的人权；第三是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并行。以上原则既是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家行使权利是要坚决遵守的。
第三，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维护。国家和社会制度是实行宪法的先决条件，没有国家和社会制度，宪法的法律地位以及作用便无从谈起。因此，在宪法的规定中，需要加强国家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
最后，法治作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都表明一个国家宪法的重要作用，宪法是法治国家的治国纲领，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因为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法律规范的制定施行都是依赖宪法存在，本身就是依法治国的最佳体现。
三、宪法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
宪法是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法律，与时俱进是宪法的主要特征，我国宪法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主要体现如下；
（一）第一部宪法的颁布的时代意义。1954年9月20日，新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时代赋予这部宪法的时代意义是重大的，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法律是保证人民巩固政权的根基，宪法的制定是新中国兴盛的基础。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颁布实施的，改革开放给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宪法已不不能满足国家以及人民对法律的需求，此部宪法经历了1988年，1993，年，2004年四次的修订，宪法跟随时代的步伐在不断进步不断完善，既是国家政权组织的需要，也是公民生活的需要。
（二）宪法修订的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修订宪法是完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宪法必须跟随时代的步伐，确定基本的修改原则。例如，在2004年的宪法修订中，全国人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同时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经验写入宪法。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其必须具有内容的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特性。在修订过程中，必须反复研究，在改与不改之间做出重要的取舍，宪法的修订以促进社会进步为出发点，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宪法的时代意义还体现在2004年修订的宪法，明确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现今公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最大程度的体现的宪法的时代意义。
（三）宪法依法治国的时代意义。从我国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到现行宪法，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宪法与时俱进的意义需求进一步深化。例如，我国在2004年，宪法将征用制度改成征收征用制度，是基于城市化步伐加快，公民因为生活富裕私人财产不断增加，国家征用私人财产就需要更严格的法律规范，保证公民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财产安全受到保护，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在封建社会也有所谓的“法治”，但是其中的法与现实社会的法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封建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制定的，其目的是为了其统治政权的稳定，它的法指约束普通百姓的行为。既约束国家又约束人民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宪法既能约束国家机关的行为，也是依法治国的标尺。依法治国赋予了宪法更深一层的时代意义，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是依宪治国，依宪治国的目的首先是扼杀公民犯罪的心理，其是惩治违法犯罪分子的法律依据，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四、结语
中国的历届主席在多次重要场合的讲话中都提及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中国目前的治国理念，提到过，“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各种法律，行政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的重要依据，宪法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法律是约束公民行为和国家行使权利和执行义务的标杆，如果宪法滞后于社会发展，其他法律必然不能跟上时代步伐，法律的约束力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摆设，依法治国变成一句空话。深刻认识到宪法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是法治国家的必修课，是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基础。
参考文献：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农村；村民；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1月6日
当代“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其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这也是第一次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的概念。它的出现是适应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社分开的体制改革的结果。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名称、性质、组织和产生办法。据此，全国各地有计划、有安排地开展了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事实上，村民自治作为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因满足了农民的民主需求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因满足了国家的秩序重建和稳定治理需要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法律确认的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制度安排，已成为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最基本的形式。
一、村民自治的概念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第2条规定可以得出其核心含义是：有关村集体生产生活的各项事务，均由村民自治组织进行解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依法不得进行干预。自治的内容为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即村务。自治的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处理好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
二、村民自治的特征
村民自治作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是农村的民主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基层自治，因此具有其自身的固有特性和基本特征。
（一）村民自治具有民主性特征。村民自治的主体是全体农村居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因此，作为村自治组织的成员，都可以平等地参加该自治组织，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此外，村民自治的民主性不仅体现在选举环节，还体现在为决策、管理、监督等环节。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规定了对村内重大事项的决定程序；第30条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可见，村民自治主要依靠广大村民，也只有依靠广大村民才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和发挥，因此具有民主性特征。
（二）村民自治具有自治性特征。法律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的成员组成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对全体村民负责，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委会和乡级政府的关系是：它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工作，而不是对乡政府或者任何一级政权负责；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如果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进行非法干预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确定村委会的工作方向、工作方针、工作规划这类大事上，而不是表现在一些具体琐细的执行事务上。村委会的自身职责是只能忠于法律和它的选民，管理本村事务，从而充分体现了农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
（三）村民自治具有直接性特征。村民自治组织在管理相关事务上，都是直接参与、直接决策。例如在选举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第15条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第16条又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要求，并说明要求罢免的理由。可见，农村基层的选举是直接选举而不是间接选举，村民享有直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直接性还体现在民主决策中，广大农民和村干部一起直接讨论、决定涉及村民利益的相关事项，村民直接参与和管理村内事务；实行村务公开，村民有权监督村委会工作和村干部的行为。
（四）村民自治具有时代性特征。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新的历史时期农村群众的直接民主制度。在历史已进入21世纪的新时期，新形势给村民自治提出了新要求，只有充分明确村民自治的历史意义，加强和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才能把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8
国际社会有少数国家为了遏制中国，与达赖集团相互利用，以所谓“人权问题”为论题，混淆视听，蛊惑人心，企图控制人权话语权，陷中国于不利。①实际上中国政府自1992年以来已发表一系列关于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以正视听②为了从学理上进一步证明藏族人权享有的真实性，笔者试从人类学和民族法学的视野，考察藏族农牧民的人权状况，这篇论文仅就藏族农牧民人权研究的分析框架和主要内容做出探讨。
一、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的主体地位和客体内容
1.农牧民是藏族人权享有的主体
藏族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以现在的行政区划藏族主要分布在自治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藏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古代的许多部落或族群演变和融合而成，由于藏族来源多元，分布区域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从藏族经济活动的类型观察，藏区传统生产方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另一种是以畜牧为主的生产方式，从事两种生产方式的人群也就自然地区分为农民和牧民。本文仅以自治区和四川省藏族分布区的藏族农牧民进行分析，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自治区的农牧民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4.03％，［1］四川省藏族主要分布区的农牧民人口占藏族总人口的83％左右，构成藏区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牧民，他们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具备人权享有的主体地位，是藏区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农牧民是人权享有的主体，在微观研究中选取农牧社会的自然村落作为实证研究的空间，这种小规模社会不论是在藏区宏观背景下，还是在微观的村落中，就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类型而言各自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同质性。而且，农牧社会相对于城镇社区或工业社会其社会关系更具原生性，对研究者而言便于掌控和观察，一旦进入便可与所有研究对象进行联系与互动，获取真实的质性和量性资料。所以，通过对藏区小规模社会的人权状况调查，不仅可以看到藏族农牧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权享有状况的一个完整的切片，而且也是对中国藏区人权事业宏观研究的必要补充。以人类学和民族法学的视野实证人权状况，就是要提供一种可靠的情况，它可以帮助读者以这个可靠的情况为依据，对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的真实情况做出比较准确的常识性判断。同时微观实证研究的成果也可以作为与其他藏区进行调查时的比较资料和长期追踪调查的资料。
2.藏族农牧民享有的人权客体
藏族农牧民作为人权享有的主体，他们在村落社会中究竟享有那些最能反映生活真实状况的人权客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村民的人权享有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过程，无疑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内容。笔者拟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去观察和研究藏族农牧民人权变迁和享有的生活场景，从民族法学的角度分析和界定藏族农牧民享有权利的内容。
根据世界范围内对人权客体的分类和中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以及藏族社会人权变迁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将藏族人权享有的客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反映藏族特征和认同的权利。民族是以共同的文化为认同基础的群体，民族文化就是他的群体特征。因此，民族是文化权利的主体，构成民族特征的文化要素是民族权利的客体。就民族文化客体的构成而言，则包括了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为其成员所习得和传承，并受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这就是民族权利享有的真实表现。由于民族的特征是以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内容表现出来，文化构成了民族的特征和认同要素，因此民族享有这些特征的权利既是一种文化权利，也是一种民族权利。③通过对村落藏族家庭的实地调查，实证民族权利的实现状况，他们如何习得、传承和共享本民族文化，以及在主流文化下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变迁过程。这类权利涉及藏族的客观认同和主观心理归属，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尊重藏族文化的差异性，通过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描述和分析国家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和政策所呈现的积极保障义务。
第二类是藏族农牧民享有的政治权利。这类权利可分解为公民权和政治权，但是两者的行使往往联系在一起。在藏族村落社会中的农牧民政治权利演变是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分不开的。藏区社会在民主改革前的政治权利特征表现为极少数人享有特权和统治地位，三大领主约占总人口的5％，却拥有几乎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的牲畜和农具的所有权，并完全掌握和控制着政权机器；在四川藏区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占总人口的5％左右，却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并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牧民人身依附于三大领主、土司、头人，由于广大农牧民基本上不享有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条件，因此政治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和四川藏区，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地位是按社会等级来划分，因此没有平等的公民概念，倍受役属的广大农牧民更无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可言。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农牧民获得了新生，他们拥有了生产、生活资料，摆脱了对农奴主的依附，人身获得了自由，享有了自己管理生产和生活的权利。应该说这时藏区农村自治局面的出现，表明农牧民开始享有了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这个经历非常短暂，随之而来的集体所有制使农牧民变成了没有自的国家农民，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只能是有限的存在。直到改革开放后，藏族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牧民获得了牲畜的私人占有权，牧场的使用权归集体（自然村）和牧民所有，农牧民享有了经济上的自，由国家农民转变成了社会农民。但是，在村民经济自治的过程中村落社会管理机制一度缺失，使农牧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失衡，这时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农牧民政治权利机制应运而生，在村民自治中农牧民享有了民主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如果说藏族农牧民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永久使用权，同时也获得了生产经营权和分配自，也就意味着他们享有了经济自由权的同时，村民自治也体现了农牧民的政治自由权。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奠定了人权发展的基础，如今藏族农牧民的人权主体地位得到确立，他们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因此真正成为现实。
第三类是藏族农牧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经济权利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人权是一定经济要求的反映，并受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经济权利包括了财产权、工作权和保障权。经济权利中的财产权最能表现它的双重作用，有了财产，才能保证实现适当的生活水准，才能使每个人建立起独立和自由的基础。旧中国，藏区在农奴制经济秩序下，决定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一切生产资料为极少数人所有，这种制度导致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出现，广大农牧民基本上处在经济上无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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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权的普世性价值而言，财产权是平等的，但并不等于说每个人都能平等的占有财产，因为人的能力有强弱之分，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尽相同。但是，为了使民众都能实现财富的占有，至少有两项权利需要给予补充：一是工作权利，它可以带来收入，确保适当的生活水准。二是社会保障权利，由于财产或工作的原因造成的收入不足以解决基本的生存，社会保障就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如今藏区村落社会中的农牧民都享有了自己的财产，而且财产的种类和数量在增多，价值在增大，真正是藏富于民。他们享有在村落劳动的良好条件和环境，也享有外出求职的选择权。并享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直接或间接的生产、生活保障。这些在村落社会的实地调查中能获得正确的答案。
社会权利的核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它一切权利无从谈起。新中国的建立，藏区民主改革的完成，奠定了农牧民享有生存权的制度性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使藏族农牧民享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具体而言，藏族农牧民在获得了物质生产资料后，才能生产出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拥有就构成了法律上的财产权。所以，享受社会权利的前提条件是享有一定的经济权利，经济权利的实现又以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基础。
文化权利的享有者包括个人和群体，民族作为其成员的集合体是文化权利的主体，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属于文化权利的内容，我们已将其放在第一类权利客体中论述，此不赘述。但是，由于文化的多样性，每个民族除了享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外，还应享有自由接受和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权利。
受教育权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权利，但通常也被视为文化权利，因为教育是获得文化的过程，这里教育中传授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它包括人类生存的技能，以及民族和社会的宗教、哲学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和价值观。教育权中传授的民族传统文化则与前面的民族权利相一致。这里所说的教育是现代国家诞生后纳入社会公共事业的现代教育，而且教育被视为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现代社会把教育看作是实现人权的前提条件，受教育权得不到实现，其它相关权利无从享有。旧中国，的现代教育几乎是空白，四川藏区也为数甚少，藏族广大农牧民的教育权利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实现的。通过调查实证村民享有教育权的历程和教育权实现的具体指标情况，例如：村落中农牧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文盲率、所在县乡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升学率，以及教育带来的生产、生活变化。同时还要考察政府对村民享有受教育权所承担的职责和效果。
除以上权利客体外，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还应将藏族农牧民妇女人权列入调查研究。妇女人权既是个人权利，又是群体权利。妇女人权具有双重属性，她既有人类不分性别所共享的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发展权等；又有妇女专享的特殊权利，如：妇女生殖的权利、婚姻家庭的权利、特殊劳动保护的权利等。本题将首先研究分析村落中农牧民人口的变迁状况，包括人口的年龄构成、性别构成，藏区新旧社会的人口变动规律，例如：旧中国藏族传统农牧社会的人口变动规律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或负增长率。”新中国藏族人口变动规律呈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通过村落数据实证这一变化，并反映出与之相关联的权利享有状况。再以村落社会中的农牧民妇女为研究样本，揭示藏族农牧民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包括她们在民主改革前的地位与作用，在藏族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传统社会两性观念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民主改革后至今妇女政治地位的巨大变化。其次记录和分析村民的婚姻文化，包括婚姻的形态变迁，在婚姻的功能与作用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婚姻中所反映的传统观念，村落中的婚姻习俗，这些反映妇女的婚姻文化与她们所享有的权利变迁历程结合起来分析研究。最后将村落中作为藏族生产生活单位的家庭形态、结构、规模、类型、习俗等文化记录分析，从中看出藏族农牧民家庭的变迁和人权的享有。在上述研究中将藏族农牧民妇女实际生活的场景与国家政策和法律对实现妇女人权的保障重点结合起来，实证妇女的人权状况。
再就是藏族农牧民的健康权利。如果说人口智力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教育权利的实现，那么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则有赖于健康权利的享有。旧中国，藏区的医疗卫生状况极其落后有若干的事实和数据可以证明，新中国建立后的60年藏区农牧民医疗卫生状况的提高和改善也有若干事实和指标数据可以证明。例如：新旧藏区一些流行性疾病对人口生存状况的直接危害对比，农牧区县乡村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形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村落中农牧民人口的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预期寿命，把这样一些指标的变化放在一个微型的村落中考察，能帮助增强宏观认知的可信度。
二、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权利
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的人权思想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包含了丰富的人权理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无法拒绝人权，我国的人民民主包涵了人权、民主、法制三大原则，国家对少数民族人权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国内外都十分关注中国藏族的人权状况，除了对藏族人权的宏观研究外，还应选择对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的微观实证研究，由于微观研究是以村落为代表的小规模社会，所以适用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人权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应享有的权利。从人类学视角看，人的自然属性包含两方面：一是生物性继承即种的繁衍和生存延续，对每个人而言繁衍与生存是基本的权利；二是文化的习得和传承，通俗的讲就是学习和教育，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人们在享有物质和精神文化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是人的社会属性。④人类学解释人权有其普适性价值，该学科也以研究异质文化见长，对传统藏族农牧民村落社会的人权享有状况，采用人类学跨文化理解和沟通的角度来描述，可看到一个真实和广泛的人权状况，也能弥补仅将民族权利限制在法律规定和确认的范围所带来的局限。
根据联合国具有国际人权之称的国际人权公约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差别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以及根据国际社会对少数人的界定，中国的少数民族作为权利主体属于少数人群体的范畴。⑤构成少数民族特征的要素就是公约中所指出的民族权利的要素，少数民族享有根据自己的传统而生活的权利，换言之，民族作为权利主体其特征要素就是他们的权利客体。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民族构成的特征是文化、宗教、语言、历史渊源、习俗、道德、价值观等要素，民族是在一个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备自身文化特质的群体，他们的特征是以自己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内容表现出来，民族成员以这些特质和内容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形成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而民族的有形文化是他们的客观认同要素，通过客观认同产生了民族的主观心理归属。然而，民族的认同要素正是体现出每个民族所独有的一种文化，民族文化被视为民族构成的最基本特征，民族享有这些特征的权利既是一种文化权利，也是一种民族权利。承认不同民族的存在，就是承认和维护他们的文化特征和享有这些特征的权利。
不过人权客体中的文化权利的概念，一直有不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整个人类或特定群体积累的全部物质遗产，其中包括了历史遗产和手工艺品。根据这一观点，文化权利意味着个人平等使用这种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的权利。［2］这里把文化局限在物质形态和物质遗产的范围内，显然忽略了人类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这也是任何民族都不可或缺的文化。由这个观点还延伸出文化发展权，文化发展又意味着要有“更多的文化”和更多的人易于接触文化，于是就要出版更多的书、建立更多的图书馆、发行更多的报刊、建设更多的博物馆、让人们拥有和得到电视机等，应该说从获得文化设施来体现人们享有文化权利的标准或水平，这本身是没有错的认识。但是，这仅仅反映的是一种现代文化生活的丰富，而非反映以民族为载体所创造的人类多元文化，因此也就没有体现出每个民族认同的文化或民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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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艺术和科学的过程，因此文化权利意味着个人毫无限制地创作文化作品的权利。政府制定的文化政策理应提高文化创作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文化创造者能自由表达文化的权利是当代最受珍视的人权之一。［3］应该说这个观点本身也没有错，人类文化直接得益于文化的创造者，创造者表达文化的权利不应受限理所当然，但是，这仅仅是作为创造力的文化，局限于少数“精英”的文化权利，他毕竟是每个民族中的少数，而非以民族群体为载体反映民族特征的文化。
引起我们关注和采纳的观点是源于人类学的视野，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区别于其他类似群体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及产品的总和。”［4］这样一来，文化是特定群体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价值观、符号以及习俗的体系，并且这一体系在日常生活中为个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提供了必须的标志和意义。承载这种文化的群体就是民族，因此世界上的各个民族是数千种不同文化的载体。如今，在全球化下只有一种民族成员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生活在同一国家或领土之内是再普遍不过的事实。民族是自己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当然拥有者，他们都有权利维持和发展自己特定的文化，不论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也不论少数民族文化与更广泛环境中的其他文化有何关系。因此，每个民族都享有保持自己的文化和特征的权利，民族成员享有参与和发展所属群体和社会的文化生活的权利，这就是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权利，也是人类学话语中的文化权利。
明确了民族权利的概念，再看民族权利有那些特点。首先民族权利是一种存异权。世界上现存3000多个民族分属在近200个国家，因此世界由文化上各不相同的群体和民族所构成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简言之，世界文化的多元，证明了各民族文化的存异。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认同基础，这就意味着民族群体和其成员的文化价值观应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尽管尊重他们的人可以不认同这些价值观，但是每个民族都享有这种存异权。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观念，也是一种和谐的人权观。存异既是对多元文化的承认，又是对多元文化的保护。尊重每个人享有自己民族的权利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个人出生时所在群体的文化；二是个人生活环境的文化；三是个人认同的文化。
其二，民族权利是一种习得、共享和传承的权利。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其成员养成自己的文化是与生俱来的濡化过程，从小耳濡目染的习得造就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特征以文化为基础，文化则是以符号为基础，那些来自原文化的符号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又是民族群体成员共享的文化。在这里文化是一套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5］世界上的众多群体之所以能在生活中区分出局内人和局外人，根本的在于民族成员一代代习得和传承了他们的文化。通俗的讲，就是民族文化的学习和教育，文化的习得通过民族社会和家庭的濡化来实现，不是生物学上的遗传，而是社会遗传的过程。促进和保护每个民族习得、共享和传承自己文化的权利，属于一种民族权利是确定无疑的。
其三，民族权利是集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的统一。民族有共同的特征，是群体认同的集合体。民族文化的享有者可以是个人，但是民族文化权利属于那些生活在特定文化中并受其影响的人们，他们往往产生一种群体的行为，有共同的价值观。个人离开了群体和群体的集体权利，他的民族权利也随之消失。他只有与所属群体的其他成员站在一起时才能成为共同价值观的拥有者。所以，不论是民族权利或文化权利，一方面它既是个人的一种普遍权利，另一方面又需要用集体权利观来加以考察其享有的程度，它表现的是群体与个人权利相联系的特征，是群体与个体的统一。
其四，民族权利是民族的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统一。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民族的物质文化是其生存的基础，享有社会权利的前提是享有一定的经济权利，经济权利的直接体现就是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拥有。尽管民族离不开有形文化，同样也离不开无形文化，例如每个民族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支配着他们的有形文化。在藏族社会中，人们看待善恶、荣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时，必然受其传统的观念和习惯的影响去支配他们的行为、规范他们的社会，这就是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人权从它的原意看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法律从来都不是人权的渊源，而是对权利主体的保障。所以民族社会的基本伦理和传统价值体系属于无形文化，其中所表达出来的真善美的观念和行为，正是两种文化的统一，而不能将无形文化排斥在民族文化权利客体之外。
其五，国家对民族权利的实现不仅有消极义务，还有积极的义务。国家的消极义务是指国家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侵犯个人或群体的权利，对少数民族文化不得利用国家权力实施歧视、排斥和同化。国家的积极义务是指国家要积极作为，创造和提供民族权利得以实现的各种条件，即“国家在有所不为的同时，还必须有所作为。”［6］正如联合国及其成员国通过的《少数人权利宣言》第4条第2款所要求世界各国应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使少数民族“得以表达其特征和发扬其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和风俗，但违反国家法律和不符合国际标准的特殊习俗除外”。这项条款从国家义务的角度强调了保护这些权利的责任，至于后一句话的限定，是尊重各国国情按照相关的法律或政策自主决定风俗习惯改革的权利。例如，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明确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对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坚持尊重客观规律、群众自愿、循序渐进的原则，反对一切强制和不顾客观实际的习俗改革。
从以上民族权利的概念和特点可以看出人权也是一种社会人文现象，尤其是反映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文化更脱离不了人文特征。因此，对民族文化的人文关怀就是人权实现的体现。国家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障民族权利，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民族权利不单纯是法学意义上的权利问题。多民族国家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存在，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人文关怀和保护，这就是民族平等权利的表现。
当我们从人类学的视角厘清民族权利的概念和特点后，民族权利的内容和范围当属概念中所表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从文化的不同层面塑造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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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人格，表现出民族的尊严和道德观。
三、民族法学视野下的民族权利
人类学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小规模社会的民族成员对民族文化特征和认同权利是否存在和享有，是出于一种文化平等的道德视角，是从生活场景去研究和描述。仅以这样的视角还不够，毕竟对权利的种类、特点和内容的规范和界定不是人类学的任务。因此，研究以村落为载体的藏族农牧民人权还应引入民族法学的理论，以便明确民族权利客体的范围和界限，把两种视野结合起来考察藏族农牧民人权，将获得一个真实完整的状况。
民族法学对民族权利的界定是指“由法律规定和确认并体现在民族法律关系中的，我国各民族为实现和满足民族利益而拥有或采取的，以其他人的法定义务为保障的法律手段”。［7］应该说它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权利的区分在于：民族法学所指的民族权利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和确认的权利，人类学视野的民族权利则包括了现代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之外的道德权利。从形式上看人类学意义的民族权利基本限定在反映民族特征的文化和认同的范围，这里的文化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民族法学的民族权利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法定权利。两者表述不一样，但所追求的人权目的都相同。
民族法学意义上的民族权利有一些基本特征：（1）它是由法律规定和确认的权利，由国家保障其实现。（2）它所指的权利主体是中国境内的各民族。（3）它是一种集体权利，为民族成员所共享。（4）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显然权利和义务要相统一。（5）民族权利的内容是确定民族权利主体从事法律所允许的行为范围。（6）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⑥
我们将构成民族法学上的藏族民族权利的内容分为三类：
一是享有藏族文化的权利。它与人类学意义上反映藏族特征和认同的权利相近似。具体指藏族农牧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对本民族自由的权利，认同本民族历史渊源的权利，以及对本民族生计、聚落、服饰、饮食等物质文化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二是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根据藏区村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特点，这项权利主要表现在村民自治权和民族区域自治权两方面。作为村落社会的成员——藏族农牧民的政治权利更突出的表现在村民自治权如何形成和享有。藏族农牧民的政治权利是在民主改革后才出现的，民改后藏区从等级社会逐渐走向公民社会，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村民自治是建立在国家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的自治。然而藏区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运转仍然需要提供国家法之外的非制度性供给，这就是村民生活中形成的法俗文化，属于“准法规范”的民间法范畴。表现于禁忌、习惯法、村规民约和基本道德操守等形式，以调解、仲裁或能人决断的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方法机制，存在于村落社会通行的“小传统”之中。这种传统是村落成员的行为模式，由于“内化”为村民间社会关系的制约、调整和平衡机制，显示出非正式（小传统）规范下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调适，自我裁决功能。村民的这种“准法规范”以不违背国家法和藏区社会进步为前提，村民推选出来的人民调解员得到基层政府的授权，采用非诉讼机制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符合社会效益和社会和谐的理念，建立起国家法和民间法相互补充的藏区村落社会的法治秩序，对藏族农牧民而言真正体现了村民自治权的享有。
藏区村落社区作为一个自主整体的自我管理，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就是村民自治框架下的农牧民人权实现的过程。这种自治与旧部落和农奴主庄园的自我管理存在根本区别：在自治主体上，旧的自治主体是具有特权的头人和农奴主阶层，广大农牧民处于被统治的状态，现代的自治主体是广大农牧民自身，主体呈现主动性、平等性和普遍性。在自治方式上，旧的自治是在严酷而且有等级区分的偏重于习惯法下的人治，残暴而随意，现代的自治则是在现代民主、法律秩序下的因俗而治，既尊重农牧民权利又严格遵循程序。在自治的内容上，旧的自治以摊派差税徭役为主，现代的自治则是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保障农牧民各种权利享有。总之，村民自治下的农牧民人权享有就是按民主的秩序来组织村民，在国家制度和地方法俗文化并存下协调好两者关系，对外适应，对内整合，自主管理村里各种事务，力求村民公民权、政治权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权利享有的最佳化。
农牧民的政治权利还表现在新中国建立后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法律赋予包括藏族在内的所有聚居少数民族的一项政治权利，严格说也是一项综合性权利。宏观而言，新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则是民族平等的制度安排，藏区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权的行使标明藏族获得了民族平等的自治权；微观而言，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藏族村民享有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权利。
三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经济权利包括了经济自由、平等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藏族享有获得国家帮助的权利；社会权利包括了生存权，休息权，妇女权利、健康权利；这里的文化权利是从文化发展的视角，藏族农牧民除了享有传统文化的权利外，还应享有自由接受和吸收一切现代文化的权利，同时受教育权也属于文化权利的范围，此外他们还拥有开发、利用和保护藏族文化的权利。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9
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和政治象征策略
从思想与观念史上看，“社会主义”表达了人类对理想社会不断探索的思考历史。这类思想的原生态可上溯到柏拉图，在十五、十六世纪乃至十八、十九世纪都有思想家们对其不断的继承和阐发[1]。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社会主义”逐步成为一些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与反资本主义方式、社会及观念紧密相连。当“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创立其极具影响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而且也在很多国家获得了广泛传播与支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国家中也被本国政治精英们所丰富、发展或者修正、甚至也被曲解。比如在西欧，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论展开了持久性的激烈辩论，俄国革命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这场理论争辩并使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化。二战以后，很多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精英们也纷纷宣称他们正在实行或者争取实行社会主义，虽然其内容已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此外，随着苏联模式神圣性的理论消解，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则开始强调本国的特殊性，寻求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这些变化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很长时期中已不再仅仅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它实际上代表着多种反社会现状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几乎成为所有反社会现状的代名词。在那些社会主义尚未取得成功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者对于“非社会主义的”现存秩序来说，其基本的政治身份就被标识为“政治反对派”。他们须将思想化为行动、将理论付诸实践才可能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这一政治过程就是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运动”。
已有的政治研究指出，政治精英及群体在驾驭环境、达成其目标的政治过程中，主要可运用象征、暴力、物质和实际措施等方法。作为现存社会的反对派，社会主义者与统治集团相比通常更缺乏物质的、制度性暴力和相应的实际措施。因而，他们一般地更依赖于象征策略的运用15，56。象征策略的政治功能在于，借助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向世界传播社会理想、进行社会动员和采取社会行动，并使政治诉求和行为合理化。法国大革命是此种象征策略运用的古典范式，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则使这类政治传播策略得到大力发展。因为很多社会主义者都对大革命称赞备至，实际上也运用了许多大革命时期的象征资源。
政治象征策略通常包括了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象征物、仪式行为和话语等等，它们既被用于实践层面，也被用于理论建构中，因而各种各样的象征都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某些作用。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基本性质由这种社会运动的“反现状”特性所决定。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社会主义者所选择的象征，通常是那些预计可以使大众感情背离现存权力象征、可以使大众的喜爱之情转移到挑战性象征上去、并且可以把大众的敌对情绪引向现存权力象征的那些象征。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要同现存的陈腐观念和道德决裂，并使这种行动在新的道德基础上得到解释29。本文的分析试图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其实包含着大量对象征资源的创造、争夺、控制和运用；在权力斗争的行为表象之后同时也隐含着特定意义和价值间的斗争，可以说，正是“意义”居于现代政治冲突的中心性解释地位。
二、旗帜、绘画、标语、歌曲：象征物与社会主义运动
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争取政治权力的运动中广泛使用了种类繁多的政治象征物。与其它象征表现形式相比，象征物最为直观、具体，因而最易于用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情感。它们通常以一种“图示化”的方式而被使用。例如，“红旗”就一直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用来表达社会主义者的鲜血流淌在成员血脉之中的意义以及表达一种兄弟般的普遍人类情感。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后，与红色有关的东西几乎都成为社会革命者的象征。当然，很多社会主义者也将某些独创符号与红旗结合在一起作为其运动的大旗。比如，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红旗上一般写有如“自由”、“平等”和“博爱”这类富含魔力的词汇，用来象征他们追求的社会目标。美国社会主义旗帜上的符号则是步枪和火炬，表达着美国工人阶级用暴力手段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心以及在黑暗世界传播光明与真理的愿望，而各国共产主义者团结一致的标志则是镰刀和斧头交叉的红旗，代表着列宁所阐述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想。简单地讲，没加区分的红旗主要表达了工人阶级国际间的普遍团结，而有独创符号的红旗则用来表达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特性。所有这些旗帜都被视为劳苦大众社会团结最具鼓舞性的象征而被崇扬和使用。“红旗如林”、“红色海洋”典型反映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浩大声势的政治真实性。
更多的“图示化”象征和符号也包括了由艺术家们创作的多种绘画。绘画是一种高度象征化的表达性艺术，因为同样的一幅画可以在不同的观者中引出类似的或者相反的意义阐释。在社会主义绘画中，一类主题用来表达资本主义秩序下的种种社会罪恶，比如童工、贫穷、剥削、战争等。另一类则以亮丽的色调或配上易于联想的词汇来象征自由、平等制度下的美好生活。比如，人们熟悉的卡通漫画的主要表现手法就是将特定的政治个体或群体予以“象征化”抽出实在性、赋予预定特质而成为“象征人”。多年来，卡通画中的“资本家”、“地主”和其它剥削者总是被打扮成肥肥胖胖、不讲情理的样子，他们由一大堆过分奢侈的东西包围着。为了强调其贪婪的特性，他们的手有时被画得格外肥大。在损害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剥削者们总是咧着大嘴露出喜笑颜开的模样，或者穷凶极恶的样子，而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则被画成瘦骨伶仃、衣衫褴褛的样子。不过，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国家里，或在社会主义运动已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劳苦大众已被画得比过去更富力量，目的是要表明被剥削阶级已有充足的能力与一切剥削势力展开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在中国革命后冲时期，政治宣传画或漫画中的工人通常是一位目光坚毅、肌肉发达的炼钢工人，农民由一位温顺、健康的妇女扮演，在表达社会主义的相关主题时，通常的空间安排是工人突前居中、农民紧随正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革命的雄性气质、工农一家和暴力革命等信念和意义的浓缩象征。而在表达斗争主题时，“阶级敌人”总是会被画成不成比例地瘦小和丑陋在充满自信和强大的“人民”面前，一切“敌人”都总是不堪一击的。
各国社会主义者使用象征策略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运用领袖人物的“肖像画”确切地说是其“理想化”文本来象征社会主义的纲领和理想。心理学研究已经指出，“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及其战友恩格斯的肖像对于各国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这两位杰出领导人的堂堂仪表、渊博学识以及对事业的信心姑且不谈他们那印象深刻的胡须就足以在其大批追随者或劳苦大众中建立起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统、尊严和权威的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当然，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努力造就本国的精神领袖。比如，英国的凯尔?哈定、法国的尼恩?伯纳姆、美国的恩吉?德比斯、南斯拉夫的铁托、古巴的卡斯特罗、中国的毛泽东等等。这些本国领袖代表着各自社会主义运动的特质，也被用来激发成员对社会主义事业更大的激情和献身精神。
运用简练、鲜明、生动的“标语”(口号)也是各国社会主义者重要的宣传策略。标语是政治语言的“物化”表现，是文字的“放大”形态，在实践上具有强有力的心理暗示作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标语一部分用来控诉现存社会的罪恶、揭露当权者的****与无能，另一部分也用来展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描绘未来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乐园。例如，英国工党就特别擅长将标语、口号张贴在建筑物、广告栏和会议大厅墙上，也经常分发印有鲜艳彩图的小册子来宣传它的社会合作目标。奥地利的维也纳社会主义者同样很喜欢用一种鲜明生动的图画式形式来展现有关社会需求的数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414。许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广泛运用这类象征性的宣传策略，如在中国的“文革”时期，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所形成的那种铺天盖地之势就令人难以忘怀。
同样，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始终回响着由不同语言写成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因为音乐、歌曲本身就富含象征特质。一些歌曲充满了爱国主义气息，或者国际团结精神，另一些则主要用来表达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斗争力量、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等等。多年来，“国际歌”就是各国社会主义者传唱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歌曲。在社会主义者的各类集会中，这首歌对于激发兄弟般的团结情感特别有效。“歌声如潮”、“歌的海洋”形象地表达出社会主义集会时那种被充分释放的高涨情绪所营造出的空前盛况。总体而言，渗透着社会主义情感的象征主义歌曲在二战以前比在二战以后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二战后的社会主义者更加强调表现本国运动特质的歌曲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
此外，社会主义运动也创造出某些特有的象征姿势、仪式以加强信念和鼓舞士气。比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举起握紧的拳头为增加政治权力而进行武装斗争的象征姿势在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一代中已经很流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或工人党的新成员在入党宣誓仪式中也是相同的姿势。当然，更多富于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可以在斯大林时期和中国的“文革”中看到。因为这些威权政治时代也正是政治仪式的各种形式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象征策略的核心语言
然而，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最为重要的象征符号并不是上述这些象征物、绘画、歌曲或者政治仪式，而是社会主义者一贯使用的语言词汇和短语。在理论言说中，关键概念和术语构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特定的政治语言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和理解，而且具有很大的情感影响力。因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文字可以成为高效的政治炸药，它可以被用来摧毁它所要攻击的任何目标。在雅各宾派的文告中、在列宁的革命宣传册子中、在领袖的最高指示中或在红卫兵的口号中都可窥见一斑。
从理论层面上看，社会主义运动中多数的语言象征策略选择和意义争论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这个关键术语展开的，因而“社会主义”也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在其最宽泛的、或愿意认可的意义上得到阐释和发展。它们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逻辑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前添加各种各样的限定词或修饰词。目的一要使自己的理论保持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大传统之中，二则是要表达自身理论的某些特质并试图与其它的或想要攻击的理论敌人划清界限。因而，“社会主义”到现在已成为含义众多、最富争议的政治词汇，成为历史解释、经济学说和社会理论中多样概念的浓缩象征。下面的例子将说明，位于社会主义象征体系核心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保持其语言形式上的高度稳定的同时，它的意义又是如何出奇地富于变化。
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经济和社会信念的复杂体系。它代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认为生产方式及其交换决定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普遍特征。它也代表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些信念，前者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的相关必要的社会劳动量，后者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理论的基础。同样，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观察和预言资本的不断集中、工人生活的不断恶化、资产阶级数量的日益下降、中产阶级的迅速消失、工人数量的大幅上升、劳工组织力量的不断增强以及持续性的工人与资本家间的“阶级斗争”将最终导致工人掌握政权591-610。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现存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信念。
然而，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一系列科学预测并没有完全实现，因而曾经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着名的卡尔?考茨基开始转向社会“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由于列宁、斯大林和其它共产主义者坚信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扞卫者，“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很多人眼中就成为共产主义者所持信念的象征。
“社会主义”的思想也通过其它一些概念而得到表达和传播。在英语国家里，听得最多的就是“费边社会主义”。它代表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运动，致力于渐进、民主的社会变化。费边主义者认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才是社会变化中的重要角色，通过有效的、民主的政治行动而不是阶级斗争才是社会革新的最佳途径。他们以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租金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其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费边社会主义是犬儒主义，因为它鼓吹“社会渐进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在德国，“修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一种多少与费边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意识形态，但伯恩斯坦旗下的“修正主义者”则把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职业工作。他们的批评与修正指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剩余价值论、资本集中的概念、中产阶级消失、阶级斗争、劳工不断贫困化等方面[10]。这种修正不仅在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界产生了持久争论，也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衰落。当然，接受了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都彻底背叛了马克思。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共产主义”成为最具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一。“共产主义”代表了非西方国家中理论上坚持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实践中已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强调用暴力手段****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集中的必要性以及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共产主义者通常互换使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两个词表达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不同但必然相联的两个阶段639-642。他们倡导和开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成为二十世纪最为显着的时代特征。
然而，在一些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许多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精英们也宣称他们正在实行或者争取实行社会主义，甚至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也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由此，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已被用来表达从民主到独裁、具有广泛差异的不同概念和思想。由于意义的过分泛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真正代表什么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迷茫。
这种复杂情形的后果之一就是，西方国家中的很多社会主义者用“民主社会主义者”来称呼自己。“民主社会主义”是多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杂综合，到今天也代表了一大堆有关理想社会的观念和主张。比如认为，民主、合作的秩序是消灭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手段，也是提升经济安全、增进工业民主、大众物质、心理和精神发展最大化的手段，因而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下，民主政治模式会不断加强，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活动的自由；合作的社会主义秩序将是动态的发展，通过不断的合作试验，它将进化到更高级的形态；最后，民主社会主义保证主要的生产资料将由民主、自治的社区所有，但仍有许多行业留给合作组织和私人，这样，就可以平衡地保护消费者、生产者和公共利益420-421。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相互间的论争表明，“社会主义”的现代含义从一开始就处于不断争议和多样性阐释过程之中。它促动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探索，也同时导致了意义混乱，它使更多工人阶级觉悟和行动起来，但也使早期较为完整统一的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变成后来的各自为战。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激烈辩论也揭示出这样的重要事实，即在人们极为关注的利益政治、权力政治的表象之后隐含着政治过程的另一个侧面：语言政治。语言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有关话语权的斗争[11]。即究竟谁有权力决定谁能创造语言、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谁编创了“我们的”故事？故事应如何发展？谁有权力在语言的概念与其所指的现实世界之间进行协商？一句话，谁对事物的理解才算数？语言一直是人们用以构筑和评价所谓“社会现实”的重要方法。就此而论，严肃的理论争辩也好、运动中出现的鼓舞性或者攻击性的语言象征策略也罢，无不关乎“定义能力”的话语权力斗争。由此，在严酷的权力和利益争夺的同时，话语权的争夺其实更为激烈。
四、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功能阐释
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手段，象征策略是所有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它们旨在激发情感、形成态度并导致一致行动。因而，象征策略构成了政治过程一个重要的、持久性动力因素。从“类型学”研究角度看，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运用具有多样的和复合的功能。这些功能可被区分为工具性功能与文化性功能，前者作为一套技术策略，主要用于解决运动中的许多基本运作问题，后者则表达一套价值和意义，主要用于对政治行为、权力诉求作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与辩护。
象征策略的工具性功能[12]首先表现为它们是政治识别与区分的标准。政治运动是社会行为，个人一旦参与政治生活，就不再是其自然之身，而是被赋予了政治特性的政治之身。因而，使用特定的象征物、举行某些仪式、采行某套话语以及对政治人物的公开态度，就成为区分敌我的基本方法。透过这些象征策略，成员与外界之间以及成员之间的政治区分和沟通得以达成，统一的集体行动才得以出现。比如，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冲突各方正是以明晰的符号被区分为两个仪式化阵营：法国国旗与红旗、马赛曲与国际歌、爱丽舍宫与巴士底狱，或者更一般的讲，右岸与左岸。另一方面，象征策略也是用于建构权力结构和权威序列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各种象征物、仪式行为和政治话语的不断重复使用、演练和言说，权力和权威秩序就被不断明确、显示和强化，人们也能在具象的感观世界中意识和明晰到权力所在、权威所属，谁更有权力、谁应服从谁等等。如此，象征策略进而也成为促成关键性政治行为政治决策的合法化和权威化的有力工具。
从文化性功能[13]的角度上看，政治象征是意义浓缩、情感表达和价值展现的重要形式。各种象征策略首要的文化功能在于为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记忆”。在政治场域，这类记忆的实质就是政治记忆，其主要内容在于“一个社群被提请注意其由支配性话语表现并在其中讲述的认同特征[14]。”也就是说，把群体的过去和现在理解为一种具有某些明显认知因素的集体自传或集体象征文本。这同时也要求集体或国家对于各种各样用于表达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码”作井然有序的排列组合，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持和强化，避免相互间的冲突。这类意义整合主要表现为建构主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大都以特殊化的政治话语作为其主要内容，而其他象征策略的运用则使意识形态得以不断重现和再生。
象征策略的复合性功能将在“政治社会化”中得到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政治社会化”被作为政治先知先觉者向其所信赖的大众反复不断传输其思想、观念、规则和技能并要求大众按其指引开展政治活动而获得特殊定义。只有通过不断的运动、通过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才能唤醒及强化正确的“阶级意识”，否则，社会主义运动就难以取得成功。简言之，“政治社会化”就是要灌输一套意识形态、推行一套行为方式、教会一套政治话语、造就一代社会新人，最终实现一种新型社会。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对促进其事业发展的象征策略的运用在激发社会情感、表达核心观念以及促成政治行动等诸多方面已发挥出显着的功效作用，象征策略本身与社会主义运动结成了共生共存的关系，对其的运用已成为一类普遍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当代，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继续将过去卓有成效的象征策略置于新的研究性分析视野中，并在新的变化了的环境中予以重新审视。换句话讲，所有的象征策略应坚持能够为读者、听者或观者传达其所代表的真实的社会主题，以及它们可能实现的范围与程度，能够给人们带来对以事实陈述和逻辑论证所阐明的主题的全面性理解。如此，“社会主义”的精神与内涵才可以保持“与时俱进”的特质。我们相信，在一个充满改革、创新和发展的新时代里，基于对社会运动、时代特征和政治变化的全面、准确理解而采取的理性行为愈多，那么，国家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能力就会愈强，而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美好明天的希望也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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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篇10
2005年2月20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概括，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的一个重大推进，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如何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具体，也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当前学者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的理解及其缺陷
当前学者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的理解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方面的特征，有两种主要认识：一是把某一（些）特征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如以人为本说、公平公正（社会平等）说、协调社会关系说、民主法治说；一是把从某一（些）特征引申出来的外延看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如制度创新说、社会均衡说、利益关系和谐说、伦理精神说、政治和谐说、人的全面发展说等等。学者们力图论证和确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力献策。然而，由于没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思维，使得这些认识没有从总体和根本上揭示真理的本质。
第一，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方面特征其中的某个（些）方面（包括引申出来的外延）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就会突出特征而忽视了本质，在一定程度就会犯以偏概全、本末倒置的错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相对稳定单一，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是变化多样的，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会呈现不同的特征或是程度的不同。如公平公正只是和谐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状态，但它不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公平公正说强调社会公正平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却并没有说明同为基本特征，为什么公平公正这一特征就比其它特征更重要，而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六个方面特征我们不能说孰重孰轻，它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是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同等重要的。这些观点同样也没有说明作为本质的这个特征与其它特征的关系是怎样的。因此，把六个特征中的某个（些）当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不准确的。
第二，在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中，实践作为方法论缺失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以往的旧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实践的转向。因此，只有以实践思维方式才能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但当前许多学者在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时，却弱化了实践方法论，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只强调特征，不能从实践整体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的原因。
第三，从具体实践来看，各种纷繁的观点不利于指导人们的实际活动。由于每种观点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识不尽相同，繁杂众多的理论指导实践时，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使得人们感到迷惘，不知道究竟用哪种理论来指导行动。
从实践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特征中，前五个特征都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是关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是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正确地界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的根本方法论原则。以实践思维方式解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对立面的和谐统一。
实践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首先，人与人和谐的实践本质。人与人的和谐包括个体的人之间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和谐。每一个人在实践中形成自身独特的个性，使得他与他人区别开来，造就了每个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个体之间关系的对立性在实践中产生。与此同时，个体之间又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彼此影响和渗透，消除异化，达到统一。在实践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部世界，使人的天赋和能力得到显现和发展，同时人又从外部世界获得新的本质力量，使人的自身得到发展和提升。其次，人与社会和谐的实践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①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的，个人与社会在实践中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离开了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人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人，只有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才是具体的人、社会的人和历史的人。另一方面，社会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的、在实践中相互联系的个人和集体，脱离了人的实践交往，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出现，社会在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人与社会在实践中不断地实现互为条件、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和谐整体。最后，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本质。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人与自然是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实践生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通过实践从自然分化出来，摆脱了纯粹的自然性。人必须改造和利用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而自然又以自身的规律制约着人的活动。另一方面，实践又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使二者达到统一。通过实践，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注入到自然，使自然按照一定的方式发生改变，使自然更适合人类的生存。而人也在改造利用自然的实践中把自然的力量转化为自身的能力，人不断地得到发展。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转化过程中，人不断地剔除同自然界的原始的、同一的顺从关系，逐渐地实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双重对象化的统一（即和谐）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只能是在实践实现。
从实践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的意义
从实践出发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对于准确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及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与特征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方面基本特征，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实践，表现为实践对立面的统一。在这里，实践具有本体论方法论意义，也即是说人自身以及与人一切的关系都是通过实践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六个方面基本特征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体现。如果把外在表现出来的特征看作是本质，在理论上就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就会犯本末倒置、以偏概全的错误。
第二，统一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的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彼此平衡协调融洽，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每个领域、每个特征都是同等重要的。和谐社会一方面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系统、领域内部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表现在各个子系统、领域之间的和谐、协调发展，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只是某一系统、某一领域方面的和谐统一，正是把实践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才能从宏观上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从而制定具体有效的方法，促进各个方面的和谐统一。
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本质决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从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与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多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实践对立面关系错综复杂。通过实践要解决的不是某个（些）方面的关系，而是全方位的复杂关系。因此，实现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需要很漫长，而且是充满艰辛挫折的过程。
第四，明确了只有实践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途径。实践是肯定和否定辩证统一的活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实践中彼此否定又彼此肯定，通过实践不断地打破对立实现和谐统一。但如何实现，实践的手段、方式、形式、特征可以是多种多样，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总之，人类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由和解放。（作者为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2009“一般项目”思政课专项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JDSZK051，项目主持人是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倪志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