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理论篇1
1.1管理艺术性
经济管理除了具备管理实用性性质以外，还具备管理艺术性性质。有观点认为，经济管理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管理，也并不在于如何对经济进行掌控，而在于规划，在于思考以及策略的应用。这是经济管理的艺术性，经济管理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而思考并规划，利用有效方法对难题进行解决，策划出恰当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经济管理才能取得具体成效。
1.2管理的创造性
创造性不仅仅只是经济管理具备，其他管理活动也具备一定的创造性。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经济管理的管理内容之一是对人员进行重新配置，使其达到最佳配置状态。只要人员配置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经济管理效果就会得到提升，管理目标也就能够实现，这是经济管理创造性和能动性的魅力所在。
1.3管理的民主化
经济管理是一项民主活动，需要企业全体人员的配合，所以企业在实施经济管理活动时，必须重视民主性。管理者要充分发挥民主精神，协调好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调动起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并利用自身所具备的经济管理专业知识开展民主化管理，以此来提升经济管理效果。
1.4管理的自动化
管理自动化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最大特点。从管理效率上来看，经济管理实现自动化以后，管理效率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因为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引进会使得管理劳动力大大减少，自动化仪器的使用会使原本烦琐的管理工艺变得简化，这对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更加有利。
2经济管理的发展新趋势
2.1管理观念受发展潮流影响，发生了新变化
受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国门打开后，企业经济管理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本传统的、落后的经济管理理念面临淘汰，新的管理观念正在滋生，这是新形势下我国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理念的转变，是推动我国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企业经济管理理念的转变内容，发现企业当前已经将现代化经济管理放到了企业管理工作的首位，并放弃了传统的“重技术，轻管理”理念，重新对管理进行了认识，并加大了对管理的重视;此外，现代企业改进了经济管理模式，将现代化技术手段应用到了经济管理中，将经济管理能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实现了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在人员聘请方面，企业聘请了具备专业经济管理知识的人才，依靠完善、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来对经济进行管理，确保了经济管理的专业性和自动性，切实推动了经济管理的发展。
2.2经济管理制度变得更加健全
新形势下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进，不仅制度内容变得更加完善完整，制度要求也变得更高。企业在开展实际性管理活动时，转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利用新模式构建出了新的经济管理模型，同时对人性化、民主化管理理念引起重视，站在员工角度思考问题，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经济管理的水平。对于经济管理模式的建立来说，需求是决定模式建立方向和建立形式的关键，新经济管理模式建立在企业经济发展需求之上，想要改进以往落后的经济管理模式，就必须找准落后位置与落后原因，再在此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新形势下的经济管理模式引进了人文化管理，认为经济管理活动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围绕“人”开展，所以企业在建立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时，会更加深入的分析人的生理、心理活动，将人文性、民主性体现到经济管理机制上，让其机制变得更加完善。
2.3管理方式变得更加民主
科学的企业和组织在决策模式上的重心是向下移的，这样的决策模式容易实现组织的核心价值，很多成功的企业在处理任命工作的时候，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并经过专业的分析反复论证决定的正确性，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因为任命的错误往往可能导致花上几年承担这个任命带来的不良后果。对于经济管理的重大决策也要充分的民主化，采取全员表决的方式，这种民主化的方式更先进、更人性化，使决策更加符合当今全球经济的发展形势，便于决策的实施。企业和组织想实现获取最大化利益以及体现其核心价值，最关键的在于其能否实行民主化决策。
2.4硬件管理转变为软件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经济管理中软件的作用日益明显，以往以人、财、物等硬件为主的硬件管理变得逐渐次要甚至被淘汰。软件管理指的是对学习及知识的管理工作，当前人们对知识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同时企业经济管理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也在不断改变。现今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由此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优质的经济管理离不开丰富的经济知识和有效的经验。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创新给企业带来活力，更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经济管理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软件的渗透和支持，所以，软件管理是经济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2.5更注重团队合作
当前社会越来越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无论是企业还是其他组织，想要稳定、顺利的发展，就需要具有合作意识。主要表现在鼓励团队协作，建立团队激励机制，融合管理者和操作者的优势，激励并强调团队进行自我管理及组织工作。这种团队随着任务的出现而组成，随着任务的改动而及时做出调整，团队中所有的成员不保留地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使之充分共享。目前这种新型协作方式正在逐渐被采用，效果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3结论
文化经济理论篇2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概念
【作者】邓红，兰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李天雪，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8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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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economic-culturaltypetheory,conception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由前苏联著名民族学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
1957年，当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H・H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讲学。在此期间，我国著名学者林耀华先生与切氏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从而开创了运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先河。但在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一度陷入中断。直到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才将此项研究继续。
我国现在关于这一理论最具代表性的论述集中在林耀华先生编著的《民族学通论》一书。该书首先介绍了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作为科学概念的经济文化类型，它的基本定义是：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随后，林先生根据自身民族学研究探索的经验，认为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缺乏对同一经济文化类型的立体结构认识，特别是明显忽略了精神文化的作用，”遂用“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分别取代了“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两大理论的构成要素，并对该理论的定义进行了新的阐述：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①
根据这一“新”概念，林先生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计特点分为：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②他的学生张海洋进一步将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区分为狩猎――采集、斯威顿耕作、畜牧、农业、工业五大类型。李毅夫、赵锦元将世界各族人民从事的经济活动分为七种经济文化类型：原始渔猎类型，游牧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畜耕灌溉农业类型，机耕农业工业类型，现代工业农业类型。③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虽然，我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并取得的一定的成果，然而，他们对理论概念的修改却存在一定的问题。诚然，这种修改从字面表意上看是较为合理的，但用“生态环境”取代“自然地理条件”无疑是扩大了这一分类概念中首要条件的外延，所表达的语义必然模糊不清；而将“生计方式”理解为“谋生手段”，并以此取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一限制条件，则大大缩小了其内涵，使之在理解上较为困难，容易产生歧义。④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修改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原理论的研究初衷，降低了其实践结果的参考价值。
二、“经济文化类型”与“历史民族区”
首先，我国学者关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忽视精神文化的论断明显地忽视了与经济文化类型一同提出的“历史民族区”的概念。
所谓“历史民族区”，就是居住一个区域的各族由于长期的联系、相互影响和共同的历史命运而其中形成了一定的共同文化的区域。必须强调指出，历史民族区的概念是个历史的范畴。无论是特点也好或历史－民族区的界线也好，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历史民族区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内，却有非常确定的现实性。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在具体的民族学研究中，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这两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首先，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这两个概念可使人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区分下面两种现象，即直接和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面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的现象以及受到那些虽然过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的一定发展水平上形成的，但在以后的长期间甚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继续保存下来的民族传统的维持所制约的现象。其次，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划分对于确定民族分类也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历史民族区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区别，前苏联学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与种族的关系。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与种族关系不大，而历史民族区的形成和种族的关系比较密切。二是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前苏联学者认为：“经济文化类型和语言之间显然是缺少任何联系的：语言的共同性是以起初的历史地理的共同性为前提的，而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照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在住在不同地区的各族中独立地形成起来的；另一方面，一种语言能分布在属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各族之间。而历史民族区则能包括着语言相近的群体和操着起源彼此无关的语言的群体。属于一定的历史民族区内的各族之间的某些交互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在语言范围内；但是这些民族的不同语言也能在统一的历史民族区范围内保存下来。”⑤而语言一直以来都被前苏联学者视为是民族精神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民族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这我们可以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得到确证。
很显然，前苏联学者已经意识到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和精神文化之间是缺少联系的，于是便提出了“历史民族区”的概念作为补充。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学者关于该理论忽视“精神文化”的论断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学者对原理论的研究意图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研究重点缺乏全面的分析。
三、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研究意图
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意图，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想掌握一个理论，首先必须了解理论的研究意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偏离甚至违背理论的宗旨。
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研究意图是通过对相似的民族外在文化现象进行类型划分，从人地关系，即人类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性。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一致的各族文化的近似和差异的原因问题，经常成为民族学的中心问题之一”。⑥关于此，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产生了文化传播论。该理论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地点一次产生的，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都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从世界上传播着的各种文化现象中“借用”了某些东西；在一定的地区内，若干文化特质（或因素）构成一定的文化圈。但苏联民族学者认为文化传播论把文化本身看作是某种脱离现实的民族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否认人类社会史中的任何规律性，并且只从种族的异同性来解释民族文化中近似和差异是错误的，遂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对文化传播论进行了批判。
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观点：（1）十八、十九世纪，孟德斯鸠、巴克尔以及拉采尔等提出的环境决定论，认为社会文化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地理位置、气候、河川及地形等。（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白兰士和白吕纳等提出的人地相关论，强调心理因素是人地关系的媒介。（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地关系，认为人对于自然环境应居于主导地位。⑦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兼取众家之长，吸收了以上三种观点的精华。
首先在理念上，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苏维埃民族学的理论框架内对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借鉴，突出了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弥补了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不足。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秉承了苏维埃民族学派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传统，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的各族才可以列入同一的经济文化类型。因为，“经济文化类型受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或直接的，而往往是‘间接地’决定于每个民族的生产方式，亦即决定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⑧可见，该理论优先考虑的是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自然的作用，然后才研究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用物质原因来说明精神现象的理论特征。可贵的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改变苏维埃民族学派长期以来一味强调人对自然作用的弊端，提出：一、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一致条件下，居住在不同的、甚至相距很远的地区中的各不同民族也可以形成同一的经济文化类型。所谓经济文化类型应当被理解为各族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这些民族居住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二、在这一区域或其他区域的不同类型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另一种类型是在前一种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每一个类型的文化特征首先决定于该类型所处地理条件的经济发展方向。⑨这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影响。
其次在方法上，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了弥合环境决定论与苏维埃民族学派在研究理念上存在尖锐冲突，借鉴了人地相关论的研究方法。
客观地说，环境决定论与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人地关系论点均过于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和谐性和人地关系网络的复杂性，而人地相关论则不同。人地相关论认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的，有选择性的，能借助一定的媒介发生联系，因此它对于环境影响社会体系的看法不那么坚定，更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在由互相依赖的事物构成的网络和格局中，即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而较少关心建立严格的因果关系。这种通过对环境、文化、媒介之间网络的分析来研究人地关系的方法，便于将两种不同的研究理念融合起来，所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采用了这种方法，只不过为了强调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用“生产方式”代替“心理因素”，力图通过分析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人（箭头指向代表作用方向）的网络来解释人地关系。
可见，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主要是力图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分析民族文化的异同性，进而探讨民族文化分布和发展规律。
四、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研究重点
为了实现这一理论研究意图，前苏联学者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研究对象上是有所侧重的。因为，文化所涉及的内容异常广泛，所以我们在对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时，不可能包括其全部的元素，只能是根据具体的问题，选择若干最能体现理论研究意图的文化特征进行分类。
具体而言，在“横向”上（空间的），前苏联学者比较强调研究民族的物质文化。“我们指的就是经济文化类型，而不单纯是经济类型，因为经济发展方向和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个族物质文化的特点――他们居住地和住所的类型，交通工具，事物、家具和衣服等等。”⑩在“纵向”上（时间的），前苏联学者将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前工业社会的民族文化，即民族的传统文化。例如切博克萨罗夫在进行理论实践时只将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民族进行了经济文化类型划分。[11]至于资本主义形成以后的民族，由于工业化过程的进展很不均衡，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有许多民族仍然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固守传统的民族文化。[12]我们仍可以这些民族作为研究的对象。
前苏联学者之所以选择以民族传统的物质文化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建立在对人地关系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的。
一方面，物质文化，主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民族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物质文化这个基本的因素，民族的发展变化是不可能的。同时，物质文化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民族生存的自然地理条件，故而，以物质文化作为主要特征来研究人地关系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
另一方面，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差异是肯定的，都可以进行相应的类型划分。但需要注意的是，人类在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的同时，也能够主动地适应和改造环境。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人为的改变和影响极其有限，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会逐步具备改造和影响环境的能力，并逐步打破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的坚冰。
我国学者在对经济文化类型概念进行修改的时候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原理论的研究重点，硬把“精神文化”和“工业文化类型”引入理论的实践当中。即便我国的学者通过改变原理论概念的两大限制条件――自然地理环境和传统物质生产方式的外延，人为地“密切”人、地之间的关系，但在理论的实践基础发生松动的情况下，只能转而侧重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民族问题，或单纯地探寻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文化特质，是无法将原有的研究推向深入。而且，“生计方式”强调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手段，它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与“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均没有太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到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后工业时代，生计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它不可能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媒介，原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可能得以实施。
五、结语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自然地理环境都会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但更充分地体现理论研究的意图，证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民族经济的走向并进而影响民族文化，前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选取了人类历史上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文化发展作用比较明显的前工业社会作为研究的重点，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两个与人类文化紧密相连的要素，将不同的民族分别归属于特定的经济文化类型之中，并形成了一套操作性很强的研究体系，为民族学家探索民族文化的分布和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认识途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传入我国后，我国学者为了使之日益完整和系统，对理论概念进行了修改。虽然，我国学者所提出的概念与原理论的概念在结构上一脉相承，所强调的“类型”也大同小异，但这种修改过于强调理论的延展性，忽视了对原理论研究意图、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的分析，导致偏离了原理论的研究轨道，其实践结果的参考价值也有所降低。
文化经济理论篇3
胡戈正在走向失败吗？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胡戈最火，是在他单枪匹马仅仅依靠网络之时；而在他近公司、远网络之后，他的创意反而远不如前了。会不会是公司这一组织形式，不如网络这种组织形式，更适应创意经济呢？虽然不很肯定，但完全有可能！
这里涉及的第一个重要判断是关于组织形式的。“网络比公司重要”，是凯文·凯利的名言。如果这个判断成真，不光胡戈的例子可能得到解释，经济学还得改写。大家不会不记得，此前历史上每一个类似的判断，都曾引起一场巨大的观念转变和财富转移。斯密用分工专业化取代自给自足，使人类走出家庭；科斯发现了交易费用的制度意义，让全球认同公司治理。如果“网络比公司重要”成立，人们关于“市场—企业”二分的经济组织理论，将经受又一轮的考验。
这里涉及的第二个重要判断是关于创意的。创意可不可以用企业的方式来组织？长期以来，企业只是用来运作有形资产的组织；运作创意这类无形资产的最佳组织形式，还是企业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网络是否具有市场或企业那种独立的组织特征？……。种种疑惑，在拷问财富。
组织变革更重要
我们首先要认识变革，特别是识别出那些曾作为“不变要素”长期被当作理论前提的生产要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变化。显然，信息和知识，正取代有形资产，成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基础；而创意，作为创造性的信息和知识，或信息和知识的创造本身，又在编码化、网络化的技术条件下，呈现出不同于一般信息和知识生产的规律。这正是我们在讨论组织变革时，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创意，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这里说的典型，是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的。“不典型”的知识，如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必须先“有形化”—取得专利许可、品牌标识、软件形式等“看得见”的形式—才能进入经济范围，也就是说，先得把自己无形的特性，转变成有形的形式，才可能在制度上，得到与有形资产的平等对待。创意却不是这样，它在“无形”这一点上的典型性表现在，它是“活”的，是由“信息与知识”加“创造过程”构成的。创意所特有的默会知识、个人知识，只能存在于创造过程中。一旦“有形”，就不存在“创造过程”这个要件了；就成为一般的信息和知识了。
公司只适合运作前一种知识，即“脱水”后将创造过程过滤掉后的知识（显性知识、公共知识）；而不适合运作后一种知识，即处于创新过程中的知识（默会知识、个人知识）。之所以如此，因为公司的基础，是产权，即权力分割。市场的基础，是契约，即权利分割。而创意本身是不可通过契约和产权分割的对象（可分割的，只是创意的结果）。
网络作为组织形式，与公司和市场的最大不同在于，公司和市场是围绕节点分割而建立的，网络是围绕节点连接而建立的。公司和市场适合对付死的东西，网络适合对付活的东西。所有活的东西，有生命性的东西，都是在最根本之处不可分割的。
当权利不可分割、权力也不可分割时，组织就要创新，就要设计另一种制度来处理类似创意这样的典型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今天我们在网络经济中遇到的种种组织变革的实质，都与此有关。
流程比功能重要
当网络比公司和市场重要时，流程就比功能重要。功能是指节点的作用，流程是指网络的作用。用契约切割权利，用产权切割权力的结果，是强化节点的专业化效果；用流程重组权利，用网络融合权力的结果，是强化网络的整合化效果。
围绕流程再造经济过程，使组织出现从机械化向有机化的转型。这样一种组织变化，特别适合于创意经济中，当生命性的、异质性的、原始性的独特成份成为组织核心价值的情况。
为此我们预言，新创意经济中，组织将发生以下的转变：
1、创意“企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依托网络的虚拟企业成为组织的主要形式。互联网上各种临时性的创意组合，将日益取代正式组织成为文化产业的主体。创意组合的生命周期比企业更短，聚散也将比企业更为频繁。创意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旨在快速灵活地进行创意资源的最佳配置。
2、创意组织日益扁平化。创意组织内部的关系日益平等化，权力日益复归权利。利用有形资产和精英威权建立金字塔形结构的文化组织，竞争力越来越不如扁平化的项目小组和各种“草台班子”。创意组织的权力向着话语权（话语正当性）的方向转变。
3、创意组织的管理，向着治理（善治）、参与、公平的目标演进，向着以人为本和社会责任的方向发展。以知本（劳动与资本一体化）为核心的知识管理将成为管理的核心主题。
4、创意组织对知识产权的依赖将逐步减弱。随着社会创意竞争的加剧，创意周期急剧缩短，知识产权对创意的保护作用越来越弱；相反，正反馈机制将全面取代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创意经济的资本制度的基础。
框架比制度重要
在工业化条件下，人们对于经济组织设计，关注的主要是结构方面的问题。对网络经济来说，更为关注的将是结构本身的重构问题，考虑的是以组织的不断变化，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在网络经济中，框架比（正式）制度重要。
组织结构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组织重心的转移。组织设计的重点，从理性的“结构”（制度）转向有限理性的“框架”（习得制序）。框架与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价值上，制度是理性的承载体（组织形式）；框架是有限理性的承载体（组织形式）。第二，在方法上，制度设计以最优为终点；框架设计认为“最优”不如“满意”。第三，在认识论上，制度把普遍真理，作为决策依据；框架强调通过学习来形成组织记忆，并随时通过当下经验与组织记忆的比对形成决策。第四，在利益机制上，制度追求无限重复博弈的结果；框架强调通过有限重复博弈过程，在自发演进中形成规范，并与时俱进调整。
框架存在（或者说寄存）于网络中，是网络的组织精髓所在。
第一，框架存在于联系经验的回忆中。框架是网络中自发形成的群体智慧。对“企业”来说，框架就存在于企业文化中，未来将逐步移到独立于企业的网络“知识管理”系统中。至于这种知识管理系统，是搜索引擎、博客、社区还是其它什么形式，那只有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了。
第二，框架存在于交往中的编码解码过程中。新创意经济与传统创意经济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新创意经济是利用数字化进行的创意。
文化经济理论篇4
论文摘要：介绍医院经济核算管理系统的功能，经济核算系统数据流程。详细描述系统内的核算单位、核算单位成本、奖金发放3个关键部分。经济核算管理系统的应用为医院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论文关键词：经济核算管理系统核算单位核算单位成本奖金发放
HiS系统、医院后勤管理系统成功开发应用后，我院又自主开发医院经济核算管理系统，经济核算管理系统在多年实际应用中，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已形成一套比较规范的能自动执行科室收入和科室支出核算数据归集，提供对核算数据进行调节处理，结合科室的医疗质量、计算科室奖金和发放奖金的系统。系统的应用对优化我院医疗资源配置、降低医院成本、提高医疗质量、增强医院的竞争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系统功能及业务流程
1．1系统功能
医院经济核算管理系统是以控制医院成本、提高医院经济效益、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为目的而开发的。本系统主要包括基本核算数据字典维护、数据归集、核算业务处理及奖金发放、统计查询4个部分。基本数据字典维护提供核算科室经费号、核算类别与科室间收入分成比例、科室按核算类别提成比例、收入分成比例、核算项目与核算类别对照等字典维护功能；数据归集在每月月底，系统自动归集本月住院核算科室正常结算收入金额、门诊科室收入金额、科室成本支出金额；核算业务处理是对核算收入金额进行科室之间的收入分成、计算科室结余，计算和发放科室奖金；统计查询是提供核算业务相关数据查询和报表功能。
1．2经济核算数据流程
将医疗业务部门划分成独立核算单位，对核算单位编码并分配经费号，明确医院核算范围，确定核算项目类别和院内服务项目价格。在记录核算科室的收入明细时，对每一条明细都记录开单科室和执行科室的核算单位代码以及核算类别；在记录支出费用明细时，对每一条费用明细记录核算单位的经费号和核算类别。每月月底系统按开单科室、执行科室、核算类别在HiS系统提取核算科室医疗收入，根据核算类别与科室间收入分成比例字典，计算临床科室和医技科室的收入，根据科室按核算类别提成比例字典，计算科室的净收入；每月月底系统按经费号、核算类别在医院后勤管理系统提取核算科室成本支出。系统使用科室的净收入减去科室支出得到科室结余，科室结余参考科室质量考核、收入分成比例字典计算科室奖金。经济核算系统数据流程见图1。
2系统关键部分介绍
2．1核算单位
我院实施的经济核算属于部门级的成本核算，将医疗业务部门作为经济核算对象，采用单位法。将医疗业务部门按部所、科室、实验室等建立严格的分级归口，核算单位可以是科室或科室小组，对每个核算单位都分配核算单位代码和经费号，核算单位单独安装水表和电表，医院发放对应核算单位经费号的经费卡。在医院后勤管理系统，核算科室的成本支出都计入到相应的经费号中，核算科室使用经费卡进行器材领物时，系统通过科室经费卡号找出经费号对领物科室计帐，系统也可直接录入科室经费号对核算科室计帐，月底系统根据科室经费号汇集科室成本。在HiS系统每条医疗收入明细都记录了开单科室和执行科室代码，计算并汇总各核算科室收入。通过科室代码和科室经费号的对应关系，计算核算科室净收入。
2．2核算单位成本
服务项目定价体系是医院成本核算管理系统的基础，医院按照院内服务项目定价原则对服务项目定价，成本核算范围包括人力成本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修理费、器材费、保障服务类费、科用药、其他七类费用，系统对核算科室的各成本费用，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计费。对器材费、科用药、保障服务类费用的被服和车辆使用费，在发生时刻、地点，系统使用科室经费卡刷卡计费；对人力成本费、保障服务类费用的水电和取暖制冷费、租赁费，月底直接录入科室经费号对科室服务项目计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是采用直接折旧法，在固定资产的折旧期内，平均地分摊资产的价值。转贴对与医疗没有直接关系的管理费用、医院财务费用和医院宣传费用，只作为医院的支出，不对科室分摊，不计入科室成本，这样减少核算的难度，能更客观、科学地反映科室的收支节余状况，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2．3奖金发放
计算科室净收入减去科室成本支出得到科室结余，科室结余结合科室医疗质量考核指标，根据收入分成比例字典自动计算出科室应发奖金。系统主要提供通过增减科室固定资产每月的折旧费，来调节科室成本支出费用，保持科室每月奖金的稳定，当某科室本月的净收入过低，系统可通过调节减少此科室当月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减少科室成本支出，使本月的奖金趋向稳定；当本月科室净收入很高时，通过增加此科室当月的固定资产折旧额，增加科室成本支出，使本月的奖金趋向稳定。医疗质量考核指标主要包括敏感药物用量排名、病人满意度、病床周转率、住院病人日均费用、门诊病人人次费用、高值耗材费用占医疗费用比例，以上医疗质量考核指标使用系统设置的权重值计算科室奖金。另外系统还设置了不同病种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比例控制标准，对科室药品比例超出控制标准的，其超出部分按超出数值同比例扣除当月科室奖金收入。系统提供特殊科室收入提取比例调节功能，以提高小儿科、康复科等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特殊科室奖金，并设置这些特殊科室的奖金封底功能。
文化经济理论篇5
文化环境是指对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总和。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由于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申创造和积累的，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财富，因而由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环境，茬不同的社会必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化环境方面的这种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国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以下将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子系统的影响作具体分析。
一、对会计目标模式的彤晌
会计目标是会计工作的基本服务方向，代表着社会各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基本要求。在会计模式系统中，会计目标模式处于最高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会计模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导向，甚至被一些学者作为不同会计模式的标志。
会计目标模式的构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必然受其文化环境尤其是价值趋向因素的制约。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趋向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奋斗、个人创造以至个人冒险的个人价值观;二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注重群体意识、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社会价值观。
在全面强调个人价值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侧重于将维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方向，形成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美国是这种模式的突出代表。美国政府及社会公众都非常重视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有充分实现个人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价值。这种文化观反映在会计目标上，认为保护私人投资者利益与维护全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大力倡导社会价值的国家或地区，会计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公众利益。由于社会利益实质上是通过国家利益体现的，这就必然形成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我国社会公众看重集体主义精神，认为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价值也只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社会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个人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但传统的价值趋向并未改变。因此，从会计目标看仍然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基本倾向。
二、对会计规范模式的彤巾
会计规范是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行为标准，是指导会计行为朝着合法化、合理化和有效化方向发展的路标。对各种会计法规制度和职业道德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即为会计规范模式。会计规范展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会计法规制度的特征与文化价值趋向密切相关，越是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价值的国家，会计法规制度的统一性越强，强制力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如法国的\\\会计总计划\\\、瑞典的宏观会计制度都具有指令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特征，我国的会计法规更是如此。相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的国家，则会计法规制度的灵活性越大，强制力越小，如美英等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只提供原则性指导，注重专业导向，，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提倡依赖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很少具有强制性。
其二，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与\权力差距\大小密切相关。荷兰学者何斯德在其著名的文化模式中把\权力差距\\\作为衡量各国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权力差距越大的社会，其成员越是认同组织结构、纪律和社会秩序，对权力的不公平分布越能默认，服从性越强，主观判断能力越差。相反，权力差距越小的社会，其成员的服从性越差，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问题上，必然出现:权力差距大的国家，会计人员喜欢按部就班地执行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完整性和具体性要求较高。不善于进行专业判断和政策选择，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死搬教条，依样画葫芦。我国的情况就基本如此。而权距小的国家，会计人员则喜欢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专业判断，灵活机动地理解和执行会计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灵活性及务实性要求较高。美英等国的情况大体如此，法国则截然相反。
三、对会计管理模式的彤晌
会计管理模式是指国家对全社会的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它是会计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组织保证。会计管理模式取决于国家经济管理模式，但文化环境同样具有影响作用。如同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美国和法国，会计管理模式却大相径庭，不能说与文化环境没有关系。在美国，会计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协会模式\，民间性会计职业团体的管理权限很大，作用明显，会计行业的自律性较强，政府的管理作用极其有限。这与结构松散的美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权力差距及思维方式等正好相符。法国的管理模式与我国类似，属于\政府模式\，即国家基本上控制了全国会计工作的管理权力，民间会计职业团体的管理作用极其微弱，其主要任务是解释国家的会计法规政策。这与法国比较注重集体主义、权力差距较大、强调社会组织程序、对不确定性问题和不明朗因素
比较敏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关。至于我国，从古到今都非常强调集权，包括会计人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乐于接受来自政府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因此，我国的会计管理模式更为强烈地表现出政府特征。
四、对会计核算模式的彤呐
会计核算模式是对会计核算的依据标准、对象范围、程序方法等进行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其构成元素更多地表现为业务技术和方法，因此受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更多地取决于会计的自身运动规律。但如果因此否定文化环境的作用则是错误的。美国与法德等国比较，会计核算的保守程度为什么偏低?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为什么较快?为什么更强调实用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从美国社会的文化特征中找出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美国人对社会人生较为乐观豁达，标新立异、求真务实是大多数人的信念追求，重视现实、面向未来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信念追求和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会计人员大胆创新的精神动力。加之会计规范的灵活性、会计管理行业的自律性，留给会计人员发挥个人才能的空间较大，客观上促使美国的会计核算模式偏向乐观，技术方法的发展更新较快，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因此更有利于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会计问题。而法德等国则相反。这说明社会文化越保守的国家，传统会计核算方法的市场越大。
五、对会计报告模式的彤晌
会计报告模式是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披露内容、传递方式以及使用对象等进行的综合描述。各国会计报告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不同，二是会计信息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同。两种区别的存在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一般来讲，凡价值观趋向于个人主义，社会成员要求公平分配社会权力的欲望较强、对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回避较弱，能够直面现实、敢于迎接挑战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较高，尤其是投资人和潜在投资者更加关注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报告较为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既全面又详细，并把满足投资人要求作为首选目标。如美国的会计报告模式，既以信息充分披露又以最大限度地服务私人投资者要求而闻名于世。相反，社会价值观念较重、权力差距较大、对不确定性因素反应较强、个人成就欲和决断能力较弱、思想比较保守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不仅公开化程度低，而且更倾向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的需要。例如，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一般不超过法律和欧共体指令的最低要求，甚至提供一些经过加工、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计信息，其透明度很难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报告模式类似于法德等国，即公开化程度较低，强调会计信息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六、对会计监审模式的彤响
会计监督模式是围绕会计监督的对象范围、组织机构、依据标准以及运作方式而建立的经济监控体系。按照国际惯例理解?企业内部的会计监督主要依靠内部审计机构，企业外部的会计监督主要依靠社会审计（民间审计)机构。因此，一个国家的会计监督模式是否
健全完善，基本上可以从该国审计业的发展状况考察，而审计业的发达程度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尤其受到各民族观念意识的影响。
如果对中美两国的审计发展状况作一比较，将会迸一一步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在美国，不仅社会审计业发达，从事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地位较高，其中介作用巨大，而且内部审计机构健全，制度完善，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由副总经理专门领导，或由董事会属下的审计委员会领导，这与美国社会对人性的怀疑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我国对人之本性的传统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这种文化观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受到当代人的怀疑甚至批判，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痕迹依然存在，有时还十分明显，可以说它对我国审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阻碍作用。当前社会审计地位不高、活动范围狭窄、中介作用有限、内部审计不受重视、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不能独立，无不与此有关。
七、对会计教育模式的彤晌
会计教育模式是关于会计教育的目标、对象、内容、方法及组织管理方式的总称。会计教育是人类传授、延续和发展会计学文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构成会计教育模式的各个因素，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存在联系，所不同的是，各个因素具体受哪种文化现象影响以及受影响的程度大小有所区别。
文化经济理论篇6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文化经济理论篇7
关键词：经济社会和谐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对接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29-0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共同理想。理想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所系，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希望和愿景，它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广泛引起人们注意的，即为大众文化已迅速壮大与成为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发展。但同时，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是否只有其中的一种文化形态才是真正与人类发展相统一，二者是否可以共存、两种文化之间能否顺利对接，对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生态，塑造和谐的社会生存空间，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解读
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把文化从宏观层面上分为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种表现形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关于精英的纯粹精神、“精英”阶层的“文化”理论，最早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在20世纪时，社会学政治学主张说社会由少数精英人物统治。延伸至文化领域的“精英”，其内涵基本与社会学政治学中的界定相同。文化精英被认为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文化事业、对文化有着高雅品位的一类人。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是“经典”和“正统”的诠释者和传播者，是民族正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精英文化被认为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导向的功能，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发展的根基。
大众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百年激烈的文化冲突。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解，其实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是一种“统治”阶级的眼光，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上发言的，因为精英和大众是相对的。如果从最直观的含义上看，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多数人的文化。由此就会产生分歧：有些文化研究者认为精英文化是高雅的艺术，“物以稀为贵”；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才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文化。这些争论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重价值评价。其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即该文化形态是以生产者的情感表现为主体，还是以消费者的述求需要为主体。精英文化的文化观念建立在作者自我主体之上，因此它强调个体生命经验的自由出场；而大众文化的文化观念建立在消费者的趣味选择之上，因此它强调表现最普遍的生命经验，唯有如此，它才能获得最好的市场前景。可见，如何构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接也已成为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于丹、易中天现象反映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冲突
易中天，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因主讲央视《百家讲坛》一举成名。年近60岁，却在百度贴吧里有个以其名字命名的阵地，大批铁杆拥趸自称“意粉”或“乙醚”，风头直逼超女快男。于丹，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普通教师，也仅仅因为在央视开讲《论语》7天而迅即“红”遍全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效应，这已经成为一种罕见的“现象”，于丹、易中天成就了一种文化现象――精英文化从书斋走向大众、审美文化走向大众化。
然而对于这一现象，鲜花却与板砖相伴而来。对于大众来说，这不是严肃的大学讲坛，不必钻研深奥的学术著作，也不用苦记课堂笔记，能轻松愉悦地收获知识与启迪。但在学术界看来，他们颠覆了中国文化人清高淡泊、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热衷于抛头露面，甚至为了取悦观众不惜插科打诨。
究其产生的原因，皮亚杰的发生学认识论可以作出一定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并不是白板一块，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是单纯地对外在世界作出镜像反映，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在先验的认知结构下形成的。这种认知结构是在主客体相互碰撞、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之间所发生的同化顺应过程中，不断地解构和重构。这些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受众关于审美文化接受的心理图式。
过去学者们信奉自己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可谓是泾渭分明。但其实两者并不相悖。在广大受众还没有具备完全独立的自主自觉意识，还没有获得在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进行区别和抉择的能力之时，就需要一部分从事精英文化事业的文艺工作者转轨到大众文艺领域，借用民族的经典艺术形式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文本。通过与受众期待视野并不雷同的文本来召唤结构，把文本中所蕴涵的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外在经验形式，对象化到受众的心理结构之中。这样一来，凝结在这些艺术文本形式上的弱道德内容，便在无意识状态下被转化到大众文化受众的知识体系。因而精英文化只有走向人民大众，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素质，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进步。从于丹、易中天现象我们看到，正是他们改变了精英文化高高在上的面貌，使其从神坛走向民间，也正是他们弥合了当今民众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是真实存在的需求。
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对接
从于丹、易中天现象我们不难得到启示，一方面，中华优秀文化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富矿，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但每个个体异化程度的不同，所受作为意识形态结构的文化的种类制约的不同，因而学术界本着所谓的文化精英的地位分析解构着传统文化，而广大民众也借助于通俗易懂的平台了解着传统文化。因此，于丹、易中天现象出现在当今中国，并非偶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需要高超而精细的技巧。现代传媒在社会中威力巨大，在文化普及中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虽然媒体并不能决定大众具体怎么想，但它能决定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关注什么，从而对社会施加自己的强大影响。
于丹、易中天这一现象所反映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变革，在保守者看来是一场地道的“文化危机”,而开明者则认为其实质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精英文化日常化与普及化，其指向是走出以传统精英文化为核心的经典理论的狭隘圈子、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悲观消沉，以更加适应现代文化生活普遍泛化后的新变化。难怪有人这样说:“精英文化是唯审美的，而大众文化是泛审美的，唯审美是一种审美占有和把持，高高在上难以亲近；泛审美则是一种大众审美的自足、自在形态，它是个体的亲在，个体的在体经验，张扬人的审美感性。泛审美不是低俗，而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动的审美亲近。大众文化时代建构了电影的新世俗神话，泛审美作为这一神话的美学载体，是文化的选择，更是美学的必然。”①
其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渗透与改造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相互矫正与补充的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最终结果是相互整合、共同提高，而决不是相互瓦解、否定和毁灭。应该“通过具体内容的整合，让它们在内容上不矛盾；通过适用范围的整合，让它们在范围上不冲突；通过相对程度的整合，让它们在功能上不抵触。总之，令其不再相排斥、抵触，而是彼此互补、兼容。”②
精英文化应更广泛地从大众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不断地把大众文化中的高层次因素转化、提升为新的精英文化。并且，要通过与大众的平等对话来争取能够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以达到对他们的“启蒙”，从而使自己在地域、时代及价值三个方面加以扩大和发展。积极的大众文化也不应拒斥精英文化，而是与精英文化在竞争中共生共存，以求得各自在不同空间和不同层次上满足文化消费者的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对大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把握，加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指导作用，使之与社会进步的方向相一致，并加强对大众文化的提炼和升华，生产出更多的精英文化，满足人们对精英文化的需求。
精英文化还要善加利用作为大众文化的机构性存在的大众传媒。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在各自的文化实践中寻找和确立自己发展的方向。但再好的文化也不能自产自销。大众传媒如电视、影院、广播、报纸、卡拉0K、歌舞厅等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准备了物质上的前提，其最终的作用是使大众文化在文化产业的规模上生产并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打破以地域或民族为界限的传统区域文化的藩篱，为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化提供了可能。大众文化因其对日常生活审美文化的关注而得到社会大众的追捧和喜爱。多元化、多层次化的芸芸众生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欢乐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并积极地参与其中。大众文化更多地用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欢乐对抗着高雅的艺术抽象，它在接受高雅的同时也通过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利用和改造，生成自己的文本意义和品评规范。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的文化发展问题也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性进化。一直都站在相互冲突的立场上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也渐渐从相互冲突走向共同发展，笔者相信于丹、易中天现象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万千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点。我们要增强文化精英的历史使命感,实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接。同时也要强化大众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文责任感，提高大众文化的文化品味。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特殊商品。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在考虑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其社会效益。而且，在这两种效益地位问题上应区别对待：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换句话说，应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去考虑经济效益，去追求经济效益。只有在此基础上去树立和践行，才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才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教育人民，才能形成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营造全社会的和谐氛围，塑造全社会的和谐心态。
注释：
{1}安燕.“新世俗神话”与“泛审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4（3）：101
{2}潘知常.“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之二[J].百花洲,1999(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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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5.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三联书店,2001
文化经济理论篇8
论文摘要：从社会经济和企业管理两个方面探讨了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变化，并分析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表现出的构建战略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关注知识型员工、进行知识管理等发展趋势。论文关键词：新经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新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所处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企业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适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一方面，新技术、新产业不断产生，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催生了许多赢利机会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以人均GDp超过l000美元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人了新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到完善，加人世贸组织将完成最后的过渡，竞争态势逼人。企业必须深化改革、创新管理，才能消除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企业发展注人动力，才能提高经济质量、效益，提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企业发展的战略环境变化和管理变革要求对人力资源管理有何影响?人力资源管理表现出哪些发展趋势?这些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1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社会经济变化新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并具有快速、动态、不确定和复杂性等特点。就企业人力资源而言，值得我们更多关注的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彻底改变了市场竞争的边界，使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蕴含着对新市场、新产品、新观念、新的企业竞争力和经营方式的新思考。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以一种新的思维重新思考人力资源在企业中的角色与价值培植问题，建立新的模式来培养竞争力。(2)社会知识化。2l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管理能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知识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应更加重视员工及其技能与知识，真正将知识视为企业的财富。(3)信息网络化。电子通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和其他技术的迅猛发展，消除了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在地理上的隔离，让世界变得更小，创造了一个不受地理边界限制与束缚的工作环境和视野。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交易费用，而且对企业管理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冲击。技术的发展将不断重新定义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使得企业愈发认识到创造发明技术、使用操纵技术的“人”的重要作用。(4)员工多元化。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全，人员的流动必然更加频繁，企业员工队伍的组成部分更加复杂。由于不同类型员工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工作动机、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具有不同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员工对于企业的价值不同，不同员工的薪酬形式也将不同。知识型员工与一般员工、长期员工与临时员工、高层管理者与一般专业人员，他们相互之间的各种形式上的差别将会显露出来，成为员工关系管理的新问题。2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企业管理变化2．1企业发展源泉的变化在经营环境日益动荡不定的条件下，企业发展的源泉在于企业能够不断发现环境变动所带来的威胁和发展机遇，能够不断寻找到解决同题的合理方案和支持这一方案的资源。问题的发现、解决和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都依赖于组织拥有的知识以及持续不断更新知识的学习能力。知识的学习能力将是未来企业的发展源泉。2．2企业发展战略的变化不同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是不同的。从总体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企业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资源的争夺；在此
文化经济理论篇9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对经济全球化的涵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国家、组织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经济全球化最一般的含义，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扩张和全球化联系，是资本、资源、信息、贸易的全球共享与优化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指商品和服务交易、资本流动、技术信息传播、消费和生产活动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经济态势。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市场化。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的国际化，它使人类社会从“国际贸易”时代进入“国际生产”时代，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的全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应当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内涵的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商品和生产跨越国界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又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有密切的联系。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的产物。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产业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统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实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确实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同时并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有促进和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它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经济的旧秩序。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由于发达国家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在科技革命推动基础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的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而这样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及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
1.现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的体制障碍。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趋同态势是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缺少外部资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实行改革和开放并举的战略。而且，在改革中促开放，在开放中促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几十年，采取不同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因。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为特征。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2.新一轮科技信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术基础。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缩小成为“地球村”，使商品和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3.现代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走过了两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和借贷资本全球化。二战后其基本特点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产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同时，无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来势更加迅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仅从贸易转向直接投资，而且进一步转向间接投资和对地产、信息、金融业的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资本转移，活跃了金融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扩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贫富分化、环境退化等严重问题。
三、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既不同于过去的单极霸主制，又没有达到对称制的要求，可视为发达国家霸主制，表现在：
1.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仍然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许多制度安排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如80年代关于国际流动资本风险监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国集团。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变成了发达国家集团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博弈过程。发达国家通过七国首脑会议（后八国首脑会议）或欧盟这样的组织在其内部形成共同的规则，并凭借实力优势，将它们共同的内部规则延伸为世界通行的规则，主导着国际制度。
2.国际组织在促进各国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模式。因此，传统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要求它们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调控已显力不从心。wto的产生，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做法，将人为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风险。
3.全球一体化程度低于区域一体化程度，并且区域间一体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统一的、一体化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它们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应更快，它们的政策选择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但因两类国家制度建设上的差异，造成同样的政策选择，其效果却存在极大差异。
4.全球经济一体化规则，最终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规则是否合理、公平，要考虑到资源的初始配置情况。然而，作为这一规则的主要倡导者——发达国家，很少考虑到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源配置初始状况的不平等，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初始不平等。
四、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它取决于国际制度和规则，因为制度和规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担。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西方化的国际规则体系和国际体制下，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极大地发挥其优势而将其劣势保护起来，从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担更少的成本。
1.国际通行的制度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不存在与国外规则的严重冲突。这样，当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及其他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活动时，就不会面临规则的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2.因为主导着国际制度，发达国家可以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来自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从而转嫁成本，规避风险。
3.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制度、规则极大地发挥了其优势和保护其劣势。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世贸规则，打开别国的金融市场、服务市场等。而对于纺织服装这一发展中国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却给予发达国家十年的时间以消除“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
4.世界经济中的“集权”效应（财富自分配的效应）。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商品的生产、推销、全球化，都意味着把决策权上缴给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业和机构。而跨国公司的扩张又造成了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1/3，而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又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约70%的国际技术支付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世界上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价格，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他们往往通过控制产量从而使自己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如微软公司对视窗产品价格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所具有各种优势，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确实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潜在的巨大机会；另一方面，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现状，从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
1.国内制度尚不稳定，尚在变革之中，没有现成的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就要承担重多的制度变迁成本。
2.发达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效应的影响。从供给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传统制成品的生产行列中来，从而造成该类产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对传统制成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其收入弹性已呈递减趋势。结果，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现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效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恶化，贸易利益也会随之流失。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非对称的冲击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的利益，就要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如在增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尽快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与对外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积极参加多边组织和国际组织，竭力扩大本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由于中国总体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同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冲击。
（一）体制冲击
中国现行的体制与全球化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是不相适应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地方分割的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是不相适应的。其次，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国的企业制度尚不够自由，奇高的开业费用（包括货币的与时间的），限制了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下决心退出市场活动，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
（二）贸易冲击
贸易冲击来源于一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一方面，是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下，一般而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生产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冲击，中国需要通过开发中西部来实现产业梯度大转移。借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并且因为其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那些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也会因为成本的降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三）储备冲击
文化经济理论篇10
东亚经济增长是如世界银行所说的“奇迹”，还是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R.Krugman）所说的“虚幻”？东亚现代化模式是如福山（FrancisFukuyama）所说的“正在走向终结”，还是如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RoyHofheinz,Jr.andKenteCalder）所说的“正在挑战西方”？东亚文化与现代化模式是相关联，如金耀基认为的“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甚至如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所言“是关键变量”，还是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的“现代化模式与文化无关”？带着这些极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考察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就十分有必要了。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parsons（theSystemofmodernSocieties,englewoodCliff,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Kerrt（industialismandindustrialma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of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andRosovsky,Balassa,wolf,Chen,Bhagwati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packandwestphal,amsden,white,wade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Gray，《亚洲的崛起》（asiaRising,1995）一书的作者JimRohwer，《东亚之锋》（theeastasiaedgeRoy，1982）的作者Hofheinz,Jr.andKente.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