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1
山西省怀仁一中038300
1.教材分析
《市场配置资源》是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一经济生活第4单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9课《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节的教学内容，从理论上说，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根本区别，为此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2.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2.1说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目标；
2.2记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2.3能够针对宏观经济运行问题，提出合理的对策，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角度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观察经济生活的能力、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念；通过学习国家的宏观调控，感悟社会主义能够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认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大举措。
3.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难点：在具体运用中国家宏观调控三种手段的区别。
4.学情分析
学生平时对这一框题的内容有所接触，但知之不深，因此会感兴趣，会产生一种深入求知的欲望，通过对前几课知识的学习，又为本框题的学习打下了基础.高一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不断增强，开始留意的关心身边的社会生活.因此要充分调动学生这种分析问题的主动性，积极性，逐渐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教学方法
情景讨论法、小组探究法、分析讲授法、活动启发法。
6.课前准备
热点材料搜集与整理
导学案的印制
7.课时安排：1课时
8.教学过程
预习检查、总结疑惑
检查落实了学生的预习情况并了解了学生的疑惑，使教学具有了针对性。
情景导入、展示目标
案例分析：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学生讨论：邓小平的上述讲话说明了哪些经济学道理？
教师分析：市场和计划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手段。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可以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那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基本特征呢？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教师：展示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强调重难点。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对照目标，理解学案的有关要求，已经布置学生们课前预习了这部分，检查其预习情况解决疑惑。
合作探究、精讲点拨。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基础性配置作用的经济。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2．加强宏观调控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
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
社会主义性质（公有制与共同富裕）决定
（2）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什么？
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3）我国宏观调控的手段有哪些？它们的关系如何？
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宏观调控应该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
回顾：（1）什么是市场经济？
（2）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什么？
含义分解
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延伸：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共同富裕。
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原因：一是公有制决定了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二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具备的。
注意区别：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宏观调控；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的手段
概念区别：经济手段：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五年规划等法律手段：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包括经济立法、经济司法活动等
行政手段：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
反思总结，当堂检测。
教师组织学生反思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参照板书），进行总结。
设计意图：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小结，学生的概括过程也是检验学生对本节课理解程度的过程。再次明确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并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发导学案、布置预习。
1、同学们把优化丛书上相关的知识做一做，以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点。
2、请同学们根据我们发下去的导学案把下一框的有关知识点预习一下。
设计意图：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布置下节课的预习作业，并对本节课巩固提高。
9.板书设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含义
2、基本特征
加强宏观调控
1、必要性分析
2、宏观调控的含义
3、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4、宏观调控的手段
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2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实行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在房地长市场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的培育和引导功能至关重要，政府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手段不断地调控着房地产市场的走向繁荣和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采用行政、法律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节，以保证其供需平衡，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的运作。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节过程中，法律手段是不可或缺的，这要求宏观调控要体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做到有法可依。研究经济法视野下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问题，对加强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力度，从而从根本上遏制房价上涨速度过快有着重要意义。
一、从经济法视角看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应具备的特征
（一）整体性
整体性，体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以及调控对象上。社会整体利益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受益主体的非特定性；第二，公共利益的设定不应出于个别主体的商业目的，但是公共利益的设定并不排斥整个社会的商业目的，也不排斥旨在促进公共利益的次级群体利益；第三，公共利益的确定及实现应通过法定的正当程序来实现，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济法基本原则要求宏观调控要着眼于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目标涉及社会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结构协调等宏观指标和各类经济总量，影响对象的范围是社会经济全局。观调控往往是指向未来的，具有超前性，宏观经济形式是变幻莫测的。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是介于一般性与特殊性、原则性与灵活性、自治性与强制性之间的法律。因此，经济法要比一般的法律更抽象、更一般，只有这样才能涵盖整个宏观经济全局，如果规定得太具体就会导致因小失大，不能进行宏观调控。
（二）间接性
间接性，指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计划、税收、以及各项经济政策等手段，间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特性，主要体现在调控方法及手段上。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具备很强的政策性，政策是宏观调控的灵魂。宏观调控政策对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无视宏观调控政策就不可能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法是宏观政策的法律化，为贯彻和落实宏观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程式，有利于依法贯彻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为制定经济法的具体条款进行有效尝试，国家主要操作直接影响有关经济总量的经济杠杆，影响和带动社会众多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
二、从经济法的角度看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的问题
（一）未真正以经济法为原则理解宏观调控的意义
提到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人们总是将房地产宏观调控和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政府调节混为一谈。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实现的应该是均衡价格，并且自然形成消费市场从高到低的梯度分布。如果要分析宏观调控法调整房地产市场的目标、手段以及评价宏观调控法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不足问题，则必须准确界定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房地产市场的外部效益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市场机制在公共价值的实现上是失灵的。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属于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房地产利润暴增诱发的房地产市场乱象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可能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如果说这种区分在社会层面没有被重视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法学研究中忽视这种区分则是不可接受的。
（二）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不完善，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经济法研究有待加强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房地产市场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其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无能为力。房价不断上涨，超出了大多数有购房需求的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大都以下发文件、通知等形式进行，立法层级较低，缺乏完整的法律框架和结构。大部分文件无法自上而下顺利执行，无法起到积极良好的执行效果。因此，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体制就要完善其法律规范体系。土地的自然垄断性特征决定了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它体现为房地产市场的非同质性。当前，法学界对房地产市场法律调整的研究忽视了市场秩序规制法、市场监管法、国有经济参与法对房地产市场的法律调整。经济法其他组成部分对房地产市场的法律调整尚未受到重视。
（三）宏观调控的主体权力义务范围不明确、调控主体之间关系不明确
在房地产市场主体各自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房地产市场经济法律关系混乱，以至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主体之间关系部明确。当前我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常常未明确主体权力的义务范围。由于宏观调控的主体之间关系不明确，房地产市场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严重损害了市场机制的活力。经济法主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经济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组织管理性流转和协作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当事人。房地产市场主体享有法律赋予的财产权、经营权、经济请求权等权利，作为经济法主体，房地产市场主体要促进公共经济利益的公平与公正。房地产市场主体需要掌握较多的知识和信息，才能成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才能作出其最优决策。因此，需要国家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广告法等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维护合理的竞争结构，实现良性的竞争模式和经营秩序。房地产市场有较高的门槛，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对于调控主体来说，要建立相互监督的机制，要明确每一级执行主体的权力义务，要保证信息公开，保证每一个调控主体和执行主体都能掌握相对应的信息。
三、经济法视野下实现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路径
（一）规制政府行为，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中体现经济法价值
我国经济体制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是从全面的国家干预走向市场的，政府不但养成了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惯性。经济法所表达利益的全局性与总括性的保护，但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家是紧密相连。干预经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往往有着干预经济的本能和惯性。政府本身难以为市场失灵定出一些具体的标准或界限，使干预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主要矛盾是政府干预过多，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其权利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要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公平，这并不与效率优先相矛盾。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基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要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和义务、范围、手段、时效等做出具体的规定，防止政府权力滥用。强调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是经济法所倡导的法治理念。
（二）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规范市场主体
运用以法律手段建立规范化的房地产业运行环境，是促进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增长、实现房地产市场稳定运行的有效途径。经济法视野下宏观调控是国家职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经济法的立法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的作用，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法的调控要求。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及时调控需要在法与经济之间建立新的参量经济政策。具有强制性法律手段主要是通过规范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并且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房地产市场的力度与程度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这是政府介入房地产市场的适当性和合法性问题。中间层主体对市场主体的规制权来源于市场主体的共同约定，中间层主体对市场主体的规制难以达到应有效果。当法律手段被当作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建立并完善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尽管目前我国的经济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在立法中的部门利益，但政府部门在立法过程中对法律的形成仍有实质影响。
（三）规范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科学调控
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权
认真研究宏观调控法，高度重视宏观调控的法制化，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对当前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与宏观调控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较之计划经济时期有了很大改变，国家不再过多地直接干预大大小小的繁琐的经济事务，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范市场的竞争秩序上。所谓宏观调控，“是指国家按照国民经济能以较快的速度稳步协调发展的需要，运用经济计划以及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的调节和控制。其基本要求是：使宏观经济活动通过市场中介和微观经济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保持总供求的基本平衡，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说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控是一种适度的干预。而要确保国家对经济干预的适度，就必须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依法进行。因为国家的公权力很强大，如果公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其干预经济时极易出现权力滥用，权力“寻租”，任意干预，从而导致市场的混乱和经济效益低下。而法律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强制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可预见性)等特点。
宏观调控法就是保障和规范国家(主要通过政府)干预宏观经济之法。它一方面确认和保障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对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全过程进行规范和约束，包含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权限、方式、程序、目的、手段以及法律责任等。国家(政府)只有依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纠正、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特征
1.宏观调控法的目的具有鲜明的社会公利性
从世界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实践来看，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物价、就业、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收支四大方面，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追求的是包含了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因为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故也可称之为社会公共经济利益)。
2.宏观调控法的发展理念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具有全面性、协调性
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协调的、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发展观，它要求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人口控制，要求在实现当代公平的同时必须确保代际公平，这是对旧有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观的超越与扬弃。宏观调控法的任务就是根据科学的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财政税收法、环境资源法等分支部门法体系，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以保证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3.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宏观性、全局性特征
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干预整个宏观国民经济运行时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无疑，这些经济关系都是宏观性的，关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诸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检查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财政税收经济关系，货币信贷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等，都具有全局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稳定。
4.宏观调控性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因为不同时期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是不一样的，所以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和所采取的措施、手段、步骤都要随之进行调整，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整法的内容必定有一定的弹性、灵活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几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宏观调控政策也随之由调控需求转为扩大内需。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是不断调整的。美国二战后头二十余年以实现充分就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1969年至1980年改为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增长的调控政策和法律措施，以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持续增长。可见宏观调控法是对经济形势的回应之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变动性。
5.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具有间接性
宏观调控法是一种“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干预市场的法律机制。它一般不直接规范市场主体的具体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计划、财税、金融货币、物价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作用于市场，再通过市场来引导、规范、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三、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宏观调控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守文教授曾撰文指出:“通常，权力或权利被视为法学研究上的核心范畴；与此相应，宏观调控权亦应在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尚十分薄弱。”笔者在此试就宏观调控权的概念、性质和特征做一粗浅分析，以期能收抛砖引玉之功。
1.宏观调控权的概念与性质
所谓宏观调控权，是国家依法享有的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调控的一种经济职权。它的本质是一种经济职权，是一种新型的以宏观经济调控为运行方式的公权力。它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宏观调控权是国家机关依法承担的对宏观经济运行必须为或者不能为一定行为的职责或责任，是一种法定的专属于国家机关的义务，国家机关必须正确履行，不得随意抛弃或任意变通处置；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权也是国家机关依法享有的对宏观经济领域进行适度干预的一种具有命令与服从性质的权力，是一种法定的专属于国家机关的职务权限，一经行使，其所及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受其节制。
2.宏观调控权的特征
(1)宏观经济性
宏观调控权作为国家的一项特定的经济职权，其作用的领域为宏观经济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经济整体的平衡、协调和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很少关注微观的、个体的经济主体的具体运行，这一点使它与国家所享有的另一项重要的经济职权一市场规制权明显区别开来。
(2)间接施控性
正如前面所述，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一种“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干预，就是说享有宏观调控权的国家机关在行使其宏观调控时大多不直接与具体的市场主体相接触，而是通过改变市场的运营环境来引导市场主体改变决策。故宏观调控权对微观的市场主体的具体运行的作用是间接的，不像市场规制权那样直接管理、控制各市场主体的具体行为。
(3)正面引导性
这一点也是就宏观调控权与市场规制权的作用方式的显著区别而言的。市场规制权作用于市场主体时，往往采用命令、禁止性规范，甚至对违规的市场主体进行制裁、处罚。有关的国家机关在行使市场规制权时，往往是以市场主体的对立面出现的，强迫市场主体遵守市场规则，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而宏观调控权在行使时，有关的国家机关则更像是一名循循善诱的指导老师、导游员，采用规划、诱导、激励、协商、指导、倾斜扶持、预警服务等方式，正面引导市场主体走上健康成长的康庄大道，故宏观调控权的强制性不如市场规制权明显。
(4)效果滞后性
因宏观调控权是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主体，是一种相对较柔性的引导性干预权，所以其干预效果往往不如市场规制权那么直接。一般来说，中央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以后，要经过两三个月左右才能全面显现其干预成效，且影响较为深远，有可能对此后一两年甚至数年的经济运行持续发生作用。因此，宏观调控权的运行效果具有明显的时滞性，运用宏观调控权和评估宏观调控效果时都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点。
(5)中央集权性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这是保证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统―的需要。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必须赋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订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的宏观调控权主要集中在中央，是因为宏观调控涉及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面大。显然，地方政府是没有能力来完成如此纷繁复杂的调控任务的，只有中央一级国家机关才有可能完成。“宏观经济管理被普遍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职能。”故宏观调控权应当集中在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的前提下，享有有限的“必要的权力”以适应地方特点调节本地经济、运用地方资源，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是，在实践当中，有些地方政权为了谋求本地的短期经济效益最大化，往往会设法规避甚至抵制中央制订的对其眼前经济“发展”有影响的宏观调控措施，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非常有害的，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健康运行，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有关宏观调控决策。因此，强调宏观调控权的中央集权性，依法保障中央宏观调控权在运行中不受阻碍、削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树青主编: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2)卢炯星:论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95页
[3)杨紫炬: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266页
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4
(一)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财务风险。
基于我国证券市场不完善的现状，我们选择用样本企业的Z-score指数①来衡量企业财务风险。本文所用的Z-score模型公式为:Z=1.2×营运资金/总资产+1.4×留存收益/总资产+3.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0.6股票总市值/负债账面价值+0.999×销售收入/总资产
2.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为公司治理和宏观调控。公司治理选取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高管激励和“三会”会议情况等4个方面共7个变量来考察其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根据当前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情况，设置虚拟变量，宏观经济政策从紧取0，适中取1，适度宽松取2。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对我国上市房地产公司财务风险产生影响的因素，选取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成长性等三个控制变量。
(二)模型构建
通过借鉴前人研究方法，根据房地产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本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宏观调控、公司治理与财务风险的关系。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深市、沪市上市的房地产行业为原始样本，选取2003—2012年共10年为研究期间。在原始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处理:一是剔除在2003年以前未上市的样本;二是剔除无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为零或所有者权益为负的公司，这些公司基本上处于资不抵债、重组等状态，缺乏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三是剔除财务数据缺失严重的公司。最后共获得127个样本，共1270个观测值。
二、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按照阿尔特曼教授关于财务风险的临界判别值来划分，有超过一半的公司值小于1.4514(中位数)，这些公司存在较大的破产风险，财务危机较为严重。我国房地产公司财务风险的Z值平均为1.88，处于财务风险状况的“灰色地带”①，说明我国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整体财务状况不是很好;最小值为－67.5664，最大值为35.1331，各公司财务风险状况相差比较大。其二，股权集中度(HHi5)，极值差距十分明显，最小值84.3335，最大值7997.79，这表示我国房地产公司股份分配方式各不相同，这与我国房地产企业股权分配方式的现状相符。其三，董事会规模大小方面，大部分公司董事会规模为9人。其四，在高管激励机制方面，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情况较差，超过一半的公司高管未持股，股份激励这种方式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作用在中国上市房地产公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受到重视。而在高管的薪酬上面，各个公司高管薪酬差距较大，三大高管薪酬总和的自然对数跨度从4.4594～7.4869之间，有部分公司高管薪酬很低，有的却很高。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前首先进行了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财务风险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系数均显著，并且各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较小。另外还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进行了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诊断，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各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方差，所以自变量间的共线性并不严重，限于篇幅没有报告相关系数检验和共线性诊断结果。
1.公司内部治理与财务风险的回归分析。
本文以财务风险(Z)为被解释变量设置了4个模型，使用式(1)分别检验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高管激励以及“三会”会议情况对财务风险的影响，结果见下页表3。模型Ⅰ检验了股权特征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股权集中度(HHi5)符号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提高股权集中度，有利于降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因为在宏观调控政策频繁变动的市场环境下，加大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有利于集中决策，规避财务风险;股权制衡度(eBD)符号为负，说明房地产企业降低股权制衡度，对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有正向影响，但效果不显著;模型Ⅱ检验了董事会特征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董事会规模(BDSiZe)符号为正，且在5%水平下显著，即扩大董事会规模，尤其是增加独立董事人数，将有利于降低上市房地产公司财务风险;模型Ⅲ检验了高管薪酬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回归结果高管薪酬(SaLaRY)符号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即高管薪酬越高，上市房地产公司财务风险越小。模型Ⅳ检验了“三会”会议情况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在每年召开股东大会会议次数(Gtime)方面，符号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每年召开的股东大会召开次数越多，上市房地产公司财务风险越小;每年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Dtime)符号为正，说明我国房地产企业召开董事会次数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但效果不显著;每年召开监事会会议次数(Jtime)方面，符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每年召开监事会会议次数越多，监事会成员行使监事权利，履行其职责情况越好，能有效降低财务风险水平。
2.宏观调控、公司治理与财务风险的多元回归分析。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以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企业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以及“三会”会议情况为解释变量，财务风险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对式(2)进行逐步回归，通过固定效应检验得到结果。宏观调控政策(mCp)符号为负，且在5%水平下显著，通过实际数据验证了宏观调控政策与财务风险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宽松的宏观调控政策会使房地产企业不断扩张发展，单纯依靠土地和资金资源粗放型发展，几乎不计后果地增加企业资产负债率，一旦市场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就会使很多企业无法适应，无法正常运营甚至破产;相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泡沫不断出现，政府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力度，这些不断趋紧的调控政策会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决策，房地产企业一般会选择谨慎投资，进行科学理性地投资，从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3.宏观调控对“三会”会议情况与财务风险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宏观调控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引入，以财务风险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各企业全年召开三会情况即每年召开股东大会次数、每年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以及每年召开监事会会议次数作为解释变量，对式(3)进行逐步回归，模型Ⅰ是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Ⅱ、Ⅲ和Ⅳ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宏观调控政策与公司治理中会议情况的交叉变量的检验结果，报告了样本公司宏观调控政策对公司治理中会议情况与财务风险关系的调节效应，即方程(3)的回归结果。模型i的检验结果显示，增加公司规模和成长性，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而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的财务风险呈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不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将会显著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水平。当加入宏观调控政策变量与公司治理中会议情况的交叉变量后，公司规模和公司成长性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模型Ⅱ的交互项系数为－0.0524，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宏观调控政策负向调节股东大会次数和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即在宏观调控政策越紧，每年召开股东大会次数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力增强，增加召开股东大会次数越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模型Ⅲ交互项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宏观调控政策对董事会会议次数和财务风险之间没有显著调节效应，其原因可能是董事会成员以及其下设机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专业技能水平，其作用不明显。模型Ⅳ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0718，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宏观调控政策负向调节监事会会议次数和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即宏观调控政策越紧，监事会会议次数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越强，即每年召开监事会次数越多，越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其原因可能是宏观调控政策从紧，监事会成员也加大对公司运营状况的监管，公司管理人员会选择谨慎投资，能有效减小公司财务风险。
三、结论与建议
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5
1.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其基本表现：一是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占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大部分国有小型企业实行了改制；三是价格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形成规模并日臻完善；四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计划、财政和金融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已取得重大突破，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因此，我国商务部的《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认为，2001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已达到69％，说明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我国已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这一数字也告诉我们，我国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而且，许多事实也证明，我国政府干预仍然过强。而税收作为政府的间接调控手段，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才能运行。
其基本原因在于，宏观调控生效隐含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为便于任何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都能够迅速、准确地通过政策中介传递到基本的经济单元，使其能根据自身利益作出选择，以间接地实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经济市场化程度就必须很高。但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行为都还不尽合理，还没有成为规范的市场经济主体。其具体体现是，从企业的经济行为来看，无论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都还存在着产权不清晰或不甚清晰的问题，也没有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短期化、产品缺乏竞争力、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不高等现象十分突出。就个人经济行为而言，作为劳动力，尚难以按市场经济原则公平自由流动；作为消费者，尚未完全以货币所有者身份进入市场；作为投资者，尚不具备独立的资格自由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生效。可见，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还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我国市场化程度尚待提高。
2.税收尚未在实质上占居财政收入的主导地位。自1984年、1994年两次大的工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较之前30余年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由“先扣后分”转为“先分后扣”的方式的同时，整个财政收入相应地由税利并存，以利为主转变为以税为主，且税收成为政府最重要、最基本的收入来源。但事实上，这种状况更多地体现为政府预算内收入的情形。
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创收制度以来，总的来讲，我国收入分配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征，这使得我国的国民收入与gdp的分配情况基本上是不清楚的。尽管这些年我国整顿、取消了一批对企业的不合理收费，但费大于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1990年代末甚至有学者依据许多个案资料，估计我国的政府收入实际上是税收、预算外收入、税外收费收入三分天下的格局。如果上述判断能够成立，那么，我国税收收入在整个政府收入中的基础地位远未确立的命题就是成立的。换言之，由于我国列入政府预算的税收收入或财政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或者说，除规范的政府收入外，还有其他支撑政府支出的资金来源，相应地，对于企业来说，税收也只是企业负担“政府公共支出”的一个部分。
利用税收政策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税收关系。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支出的范围主要限于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公共商品，而税收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和惟一的公共收入形式。
只有将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真正确立为税收的征纳关系，使税收收入真正成为政府的基本收入分配形式，使纳税成为企业最基本的支出，从而真正确立税收在政府收入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税收对经济活动的诱导作用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3.基础环节的缺乏，使得税收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不顺畅。税收调控具有自己的特定范围和作用机理，因此，在我国实施税收宏观调控过程中，因基础环节的缺失，或与其他调控手段的木配套，也会使得税收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受阻。就消费而言，一般认为，税收对低收入者的消费影响较大，而对高收入者的消费影响较小；对需求弹性小的商品征税影响较小，而对需求弹性大的商品征税影响较大。显然，上述作用机理仅仅适合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时的作用，如果消费者不消费，则税收作用将无从发挥。而我国目前因三个原因正抑制着消费。一是社会保障不到位。在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后，个人收入分配逐渐按要素的量与质进行，而这种分配必然加大收入差距，而且，由于我国市场化改革时间尚短，收入分配尚不规范，权力介入分配的情况仍比较普遍，由此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也必然会抑制消费，因而特别需要强化社会保障。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低，因而人们往往不敢消费。二是义务教育不到位。据测算，中，下降的主要是非国有性质的投资。而民间资本退出的必然结果是，为外资及国有企业腾出了更从容不迫的利润空间。目前，宝钢、马钢等几乎所有知名的钢铁企业集团的产能扩张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而外资进入钢铁行业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
4.政府职能至今未发生根本转变，税收政策的确立主要考虑的是财政收入的取得。税收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财力保障。因此，政府职能如何定位从根本上直接决定着税收政策的确立。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职责的确立实际上奉行的是“无限政府”的政治哲学，而市场化改革后，政府应为“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但问题是，时至今日，我国政府仍热衷于上项目，且当前财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事权向下放，财权向上收，从而也对地方政府热衷上项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市场化改革后，尤其是中国“人世”后，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从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体转变为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的问题。因为在现有的体制下，整个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实不是企业，而是各级政府，其效应：一是有助于地区封锁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二是导致粗放经营。因为政府要讲政绩，而政绩一般与很多项目挂钩，且政府的政绩又是短期行为，因而必然导致粗放型经济发生。
而按照经济学的理论，无论一个政府有多么复杂深远的存在理由，它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最基本的功能都是简单清晰的，即组织和执行公共商品的供给。这些公共商品包括：产权保护、经济环境与秩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国家安全等。
但在政府职能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税收政策考虑的主要问题其实就是为国家获得足够多的财政收入。其突出表现是，我国回避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采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税收负担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财税问题自始至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1984年进行的第二步“利改税”与工商税制全面改革，简单地按一个缺乏足够理论依据的“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的原则确定税负水平，并试图从以往的完全“以利代税”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因此，这一时期，我国财税工作的重心是财政收入形式的选择及增收的可能性的发现。相应地，此时期财税工作内容主要是不断地调整国营企业纯收入分配的形式，寻求完全的“以税代利”，以及不断地增设新税种，寻求增收途径。在政府职责不变，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1994年的税制改革要求在既不减少税收收收入，又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夹缝中进行，同样以“基本保持原税负不变”为基本原则，因而严重制约了税收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
5.税收调控具有本身的时滞与内在局限性。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调控工具，对于实现国家宏观调控关于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的目标都有一定的作用。但税收不论在调节总量还是在调节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的时滞，包括认识时滞、执行时滞与反应时滞。而且，税收调控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也具有自身内在的局限性。
税收内在局限性来自税收作用在效果上的有限性和时间上的滞后性，它是由税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一是就税收调控总量而言，其作用机制分为“内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机制两种。前者主要借助于累进所得税来实现，且主要借助于个人所得税实现，因此，在商品劳务税比重较大而所得税比重偏小的情况下，其调节作用自然存在局限性；而后者要求及时、准确地认识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并及时实施有效的税收政策调整措施，但由于时滞的影响，往往将导致税收调控总量在效果上的有限性。二是从调控产业结构看，由于税收调控产业结构主要限于增量调控……而在增量有限的情况下，调控力度必然受阻。具体来说，为避免税收对市场机制可能产生的扭曲，一般不宜借助商品劳务税优惠来达到调控产业结构的目的，但在所得税比重不大的情况下，所得税优惠在调控产业结构方面难免存在力度上的局限性。三是从调节地区结构看，为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其发展步伐，在税收方面主要实行以所得税优惠为主的税收待遇，但由于落后地区大多处于财政紧张的状况，要提供税收优惠，首先将因财力上的限制而存在局限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只有在交通、基础设施等生产的外部条件先行发展的前提下，税收优惠才能在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四是对于收入分配的调控效果而言，由于税收主要是国民收入再分配，即税收调控收入分配主要是事后调控，它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不能完全消除不合理的差距。而且，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既与国民收入再分配有关，也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有关，这也就决定了税收调控收入分配存在的内在局限性。从我国目前税收调控收入分配的税种来看，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社会保障税，但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比重较小，财产税调控范围有限，且尚未设立社会保障税的情况下，税收调控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
6.依法治国、依法治税的氛围尚未真正形成，行政权力仍然过大。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是我国政府致力实现的治国方略与治税方略，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概括地说，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作为我国理论界倡导多年的治税方略，依法治税就是要把整个税收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其基本要求是做到依法缴纳税款；依法维护纳税人权益；依法解决税收纠纷；依法完成税收任务。然而，依法治税问题既不属于纯粹的税收问题，也不属于纯粹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综合问题。它以依法治国为基本前提，离开了这一前提，依法治税就缺乏基本的生存土壤。但我国当前的问题是：权力机关依法治税的意识比较淡薄。
权力机关是指依法享有税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权力主体。税收奉行法定主义原则，以依法治税为基本指导思想，因此，依法治税，首先体现为依法确立税收法律规范，即通过税收法律的颁布，使税收的征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目前的问题是，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行政机关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较为普遍地存在；有权部门之间缺乏应有的权力制衡。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有权部门尚缺乏足够的法治意识。法治是市场的基础，也是税收调控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税收法律制度难以真正依法确立，同时难以确保税法具有应有的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并依法征收的情况下，税收调控功能的发挥是被大打折扣的。
7.信息不畅。信息是市场的灵魂。决策需要信息，且需要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这些信息是运用经济杠杆的依据，也是私人经济部门据此进行生产经营、投资、消费决策的依据。但我国目前信息是不畅的。一是信息不真实；二是信息不及时；三是信息不全面；四是信息不易得。
尽管目前税收发挥调控作用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但税收因其自身的特点，以及1984年以来已有的广泛的作用领域，因而仍有其相应的作用空间。具体来说，现有约束下税收政策的现实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税制结构，增强税收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在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商品劳务税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这种税制结构是与供给约束下的卖方市场相适应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过分依赖流转税的政府收入结构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已不容忽视：一是按比例税率全额征收的商品劳务税缺乏必要的收入弹性；二是过重的商品劳务税在出口退税制度下易对财政产生过大压力；三是对经济波动的“内在稳定器”作用易受到较大限制。而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gdp的提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将有广阔的空间。因此，改善现行税种结构，加大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尤其是加大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构建以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稳定经济的要求，而且也是调节收入分配，创建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需要。
具体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作用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税收主要应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由于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可以按收人多少设计累进税率，税收弹性较大，有较强的社会总需求调节功能，是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经济总供求方面将大有用武之地。而且，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按要素分配收入以后，社会收人分配已出现较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迫切需要政府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为此，当前应特别注意通过建立健全税收征管制度、建立信息收集和交叉稽核系统，以及完善各项基础配套措施，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强化个人所得税的作用，通过对个人应税收入实现应征尽征，逐步提高所得税比重，以增强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
2.调整税负结构，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税收负担作为纳税人消费公共商品所负担的成本或支付的价格，其合理与否，宏观上主要取决于公共商品提供的数量、质量、范围与提供成本等；微观上则主要取决于税制的设计与征管的质量。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职责、政府支出范围一定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的确定，必须体现税收法律关系中深层次的平等原则，在此基础上，应将宏观税负在不同的纳税人、征税环节、课税对象之间进行合理分摊，并体现纳税主体之间的微观税负公平，以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它迫切要求我们改变既有的“区别对待”思维，通过综合考虑我国目前面临的新的税收环境，重新调整税负结构，以增强企业活力。
3.完善税制体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出现了顶尖底宽的“金字塔”型结构。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我国供求关系的改善。而完善现有的税制体系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完善税制体系，尤其迫切的是必须加快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的建设步伐。
首先，必须加快社会保险税的建设步伐。为居民遭遇生存普遍风险时的困难提供社会保障是现代政府的内在职能。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主体。从各国实践来看，无论社会保险支出的社会政策目标定位于公平还是保障，社会保险的实施过程都无疑存在着收入再分配效应。也就是说，通过社会保险税和其他税收的征收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险受益，一部分国民收入从高收入者转向低收入者，贫富差距得以缩短。而且，这样一种再分配效应的波及范围会随着社会保险范围的增大而不断增大。但社会保障制度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化大生产取代手工生产方式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作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方式，社会保险税的开征范围、征收水平同样应与同期的社会环境相适应，而不能超越其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从高效、安全的角度出发，未来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应采用基金收入、支出、发放、运营、管理的组织建构相互分离与相互制约的模式。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从而为经济、社会、个人构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阀999而且有助于增强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预期。
其次，应加紧完善财产税制度。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住房货币化改革，以及户籍管理的松动带来的人i=i流动的便利，私人拥有房产，甚至多处房产、汽车等大件动产和不动产的情况日益普遍，从而为财产税的普遍开征创造了基本前提。一般来说，收入分配的公平可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前者强调对初始机会的调节，后者则强调在不同机会或同等机会下应取得大致相同的收入。而财产税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前者如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后者如房产税、车船税等财产税。因此，有必要适时建立财产税制。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地方财力，缓解地方财政提供地方公共商品的压力，而且有助于调节收入差距，同时鼓励消费。
4.规范税制，减少现行税制对宏观需求调控的不利影响。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现行税收制度确实不利于有效地调控需求与供给。例如，我国增值税自开征以来，一直采用国际上极少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也遏制企业新技术开发上的资金投入；我国现行消费税对消费面广、量大的一些高档消费品和高档娱乐行为不征收消费税而征收营业税，一方面制约了税收应有的调控消费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拉大了东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差距；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仍实行内外有别的方法，在地域、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我国特有的逆向调节的税负格局的形成，等等，不利于形成有效供给，带动需求增长，改善供需矛盾。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必须充分利用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契机，根据现有的征管水平，切实开展税制的调整与规范工作。
5.调整商品劳务税价税模式，真正发挥税收对消费的调节作用。我国现行商品劳务税价税模式主要为价内税。该模式自1953年从原苏联传入中国一直沿用至今。尽管1994年税制改革中，增值税采用价外税模式，但由于零售环节仍采用价税合一定价的办法，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增值税事实上仍然是价内税模式。而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与计划价格相配合的一种政府调控经济的办法。在价内税模式下，价格调节着消费，而税收调节着生产。但这种杠杆作用实现的前提是实行计划价格，即价格不得随意变动。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因而价内税的作用很难发挥。由于商品劳务税的本质是对消费支出的征税，因此，将商品劳务税，尤其是增值税、消费税改为价外税，通过课征范围的选择、差别税率的安排，其调节消费、调节收入，进而调节供给的效应应当说都将优于价内税。
参考文献：
[1]文英。税收调控理论与实践[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6
一、宏观经济调控法形成的客观条件
任何一种新的法律或法律部门的出现，都有其一定的客观条件或产生的一般原因。为了阐明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概念和本质，具体考察一下它产生的一般原因或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一）宏观经济调控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逐渐由一般的简单协作发展到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较高级的复杂协作，继而发展到系统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种大生产条件下，要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保持社会再生产的合理比例和基本平衡，避免或者减少大的波动，客观上就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在这里马克思将经济的职能管理，比做乐队指挥。其实这种指挥就包括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因此，为了使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和调控能规范有序地进行，一方面需要公司法、企业法、经济合同法等调整微观经济活动的经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需要体现国家对生产过程、宏观经济行为进行引导、规制和监督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以协调和管理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中的经济活动，使之服务于宏观经济效益的统一目标。
（二）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共同要求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首先，市场机制本身不能够解决社会目标问题，有时还会造成对社会公正的严重损害，激发社会矛盾；其次，市场经济无法承担公共职能；再次，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事后性和惯性；最后，市场还会造成垄断、不正当竞争等其他的市场失灵现象。上述种种弊端，如果不采取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加以防止和纠正，则非但市场自身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且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施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效结合起来，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所谓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其中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许多现代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制订了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反垄断法、反竞争限制法和预算法、税法、银行法等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以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集中反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越来越重要。20世纪以来，不同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不介入经济生活的作法，更多的注意发挥“有形之手”（即国家干预）的调节作用。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最主要的经济职能，这种经济职能作用需要一定的法律保障，如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税法强制力。由于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需要借助法律形式，宏观经济调控法便应运而生。无论哪个国家制订的宏观经济调控法都集中地体现了国家经济职能的要求。
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和特征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财政关系
财政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集中性分配活动，同社会再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政已从只是单纯地组织收入以满足政府活动的需要，发展为对国民经济运行实行调控的有力手段。政府运用财政调控手段，其中包括预算支出结构的安排、税率的提高和降低、国家信用、财政补贴等，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所谓财政关系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对社会产品祖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所产生的特殊分配关系。它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二）金融关系
由金融活动产生的金融关系是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贷相联系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一类经济关系。货币调控和信贷资金的调控是国家调整经济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因此，调整货币发行和流通关系；银行信贷关系和外汇管理关系是宏观调控法的重要任务。
（三）产业关系
国家通过对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区域布局的规划和安排，达到对经济建设的总体的合理的布局，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因此，应当将产业关系纳入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
（四）固定资产投资关系
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是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重要原因。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时不影响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安排。因此调整投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任务。
（五）计划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主体，但这并不排斥计划的作用，而是要实行市场调节手段和计划调节手段相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三者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因此，计划的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法应
当调整好计划关系。
（六）价格关系
价格作为市场参数，是调节市场最有效的手段。市场价格的变化，既关系到生产者的利益，又关系着消费者的利益。《决定》指出：“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平抑市场价格。”要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理顺政府定价，平抑市场价格。这就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也有必要在特殊条件下对价格进行干预。
（七）个人收入分配关系
正确的个人收入分配政策，不仅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战胜工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是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决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微观分配过程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在宏观收入调节过程中，要贯彻公平原则，把少数人收入畸高降下来，国家应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把过低的收入补上去，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形成两极分化。因此，个人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也是宏观经济调整法的任务。
（八）对外宏观经济关系
《决定》指出：“国家主要运用汇率、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手段调节对外经济活动。”同时，“对少数实行数量限制的进出口商品的管理，按照效益、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实行配额招标、拍卖或规则化分配。”为保持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健康发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国家需要对涉外经济贸易活动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因此，由国家宏观调控措施作用产生的对外宏观经济关系，应当由宏观调控法调整。
（九）市场竞争关系
《决定》指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市场竞争能够保证经济活动的最大效率，但是，伴随而来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出面保护公平竞争，反对和制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制定被称为“市场经济”的竞争保护法。从维护国民经济整体利益角度看，市场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范围。
上述九大类经济关系涉及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志，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其一，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关系，都具有经济活动内容，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因为经济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2]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资本主义经济管理虽然具有两重性（即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但经济管理依然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受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规律，而不是行政首长们的主观意志；在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作为主体一方的国家与对方当事人，虽然地位不平等，但是双方存在的经济利益是主要纽带，组织上的联系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主体之间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利益，而主要不是政治利益。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宏观经济调控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
其二，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体现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特征。国家干预既有直接的干预，也有间接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间接调控经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间接调控关系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主要对象。
其三，在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国家或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这几类经济关系中的一方主体（即调控主体），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的关系，既存在着命令与服从的性质，也存在着协调合作的性质。
其四，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在实践中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立法的轨道。例如，计划法、预算法、税法、投资法、信贷法、中央银行法、外贸法、物资储备法、反垄断法等都已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立法规划。上述情况表明，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已经形成为一类独立的社会关系体系，应当由宏观经济调控法统一调整。同时我们认为，根据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经济性、国家干预性的基本特征，宏观经济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原则
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原则，是在宏观经济法的制定、执行以及主体参加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具体经济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各项宏观经济法律制度和全部规范的总的指导思想。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宏观经济调控法区别于经济组织法、微观经济运行法等其他经济法制度的显著的标志。笔者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原则有以下几项：
（一）平衡优化原则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谓经济总量的平衡，就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价值总量的平衡，是社会经济运行保持协调状态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可以用一定的总量指标来反映。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反映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主要有：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诸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经济结构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劳动力结构等都是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总量的平衡是经济结构赖以实现的基础，经济结构优化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质内容。
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重要原则。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法律形式。形式必须反映内容。宏观经济调控法必须确认平衡与优化则就治理不下来。“[3]但是，国民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环节和层次，而且国家大情况复杂，要处理好重大经济问题，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必须实行分级管理，赋予地方和部门必要的调控权限，促进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的发展。统分结合的原则反映了宏观调控体系内部结构的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宏观经济调控法确认这一原则，从法律上保障合理分权，既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的统一得到切实的保证，又能充分调动地方、部门的积极性。
四、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方法
我们认为，按照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的要求，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方法上要包括引导、规制和监督三种。
（一）引导的方法
所谓引导的方法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采用经济利益诱导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国家通过制订经济法规确定价格、利率、税率、汇率和工资标准等经济参数调节经济活动。因为经济参数是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的上下变化，不断改变着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调节各种生产要素，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要求的合理配置和组合。本来多数经济参数完全可以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即无形之手，但也可以由政府根据价值规律和宏观经济发展情况自觉地运用这些经济参数发挥调节作用。这就是说政府通过法律中介将经济参数转换为国家参数或政府参数来使用。之所以将经济诱导方法称之为宏观调控法的法律调整方法，是因为经济参数在一定时期的确定与变化，须通过经济立法程序确认和公开，全体经济主体都必须执行，而且必须由享有宏观经济调控权的国家机关掌管和运用。例如，税率、汇率、利率的确定都是法律规定的，称之为法定参数，分别由税务机关、外汇管理机关和中央银行掌管和运用，任何个人和其他机关不得擅自变动。二是采取计划指导的方法。前面我们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诱导方法，计划指导方法是通过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的经济计划指标来引导经济行为的，其影响力要比经济参数作用直接得多。但这种计划指导又不是计划部门的行政指令，而是通过计划法确定的原则和程序来制订经济计划、修改经济计划，一切计划执行主体必须依法实施计划，完不成计划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这种计划指导不是一种行政手段，而是一种由法律规范着的经济手段。计划指导方法应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特有的方法之一。经济诱导和计划指导都属于经济手段的范围，我们将二者归为一类，称之为引导的方法。应当注意的是引导不是一般意义的引导，而是通过法律中介转换的引导，它是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特有的调整方法，而不是民事方法，因为具有行政干预的因素；它们不是行政手段，因为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一次性适用的、临时的行政指令，而是通过法律形式固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件下，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引导或调整方法是以诱导为主，结合计划指导的方法。
（二）规制的方法
“规制”一词来源于英文“Regulation”或“Regulatoryconstraint”，其含义是有规定的管理，或有法规条例的制约。[4]它与“管制”、“控制”、“制约”等概念有紧密联系，但又有一定的区别。在日本学术界一般将“Regulation”译为“规制”，以区别于“管制”、“控制”等概念。在我国，“规制”一词是八十年代从日本引进的名词。
规制作为法律用语，其含义是丰富的。据日本著名的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先生的解释：一般所谓“规制”，“在最狭义上，可以理解为是由于对一定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5]广义上“可将‘国家的干预’换言为‘规制’。”[6]我们将规制诈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方法，其内在涵义是：政府依照一定的规则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所进行的某种限制。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施行这种方法的只限于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关；二是必须依照事先制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政府的规章，但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的章程和制度不能作为政府规制的依据；三是规制的目的是限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相背离的行为和损害宏观经济整体效益的行为。从上述分析可知，我们使用规制的概念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因为广义的规制是国家干预的同义语。而国家干预一般涉及积极行为（促进保护等）和消极行为（权利限制）两个方面。积极的干预我们是采用引导的方法（“引导法”），消极的干预我们就采用规制的方法（“规制法”）。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最重要的特征。引导和规制两个手段，保证着干预目的的实现。
规制的方法在宏观经济调控法中适用性较广，既可规制影响公正分配、经济稳定增长、经济总量和结构保持平衡等行为，也可规制可能造成地区封锁、部门集团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
（三）监督的方法
所谓经济监督是对经济行为的监察和督导。监察宏观经济活动，就是检查、考察宏观经济行为是否符合既定的宏观调控目标，调查一系列体现目标要求的标准、指标与定额是否出现偏差及偏差的程度，指示行为者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督导宏观经济活动，就是通过检查等方式督促、指导经济主体从事符合既定目标的经济活动，从而预防偏离目标的行为发生。
宏观经济调控法所采用的监督方法具有如下四点特征：第一，监督所参照的标准、指标和定额等是由经济法规如审计法、会计法、统计法、标准化法、质量法等事先规定的，也就是说这种监督是以法律为依据的；第二，这种监督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机关授权的单位进行的，而不是任何个人或企事业单位或群众团体可以实施的；第三，监督者有权责令被监督者纠正偏差行为，这种监督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监督；第四，具有法定的监督程序，任何监督活动均按程序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监督办法一般通过计划监督、财政监督、税收监督和国家银行监督等具体方式作用于监督对象。
上述三种调整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所以要综合适用，发挥整体功能。
通过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概念理解为：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国家管理经济职能需要而产生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因实施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形成的具体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它是我国经济法体系中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家要加强经济立法，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法，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8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
[4]参见（日）植草益著，朱绍文等译《微观规制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第304页。
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7
迄今为止，对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尚存在不少未形成通说的难点，这主要集中在经济法之部门法属性及经济法体系两个问题上。关于前者，虽然已经从过去备受质疑的尴尬境地走向官方公认经济法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部门，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众多学者对经济法的部门法属性颇有微词；至于后者，则几乎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部分最众说纷纭的事，对于经济法的体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至今没有一个定论。系统论是近现代哲学的一大重要方法论，以此为视角重新审视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上述两个问题，对于我们解决诸多困惑都有莫大的促进作用，此便是笔者在本论文中所致全力之核心。同时，不可否认地，早在2006年，即已经有学者著有专著，以系统论为视角分析经济法的基础理论问题，这便是刘哲昕先生的《系统经济法论一经济法本质及其与wto关系研究》。因此，在本论文中，笔者将一并对刘哲听先生的“系统经济法论”进行评述。
二、经济法之部门法属性的系统论审视
长期以来，对于部门法属性的判断多囿于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两大对象的限制，而尤以前者为甚。这种理论见之于目前多数法理学的教材上，“法律部门既然是指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综合，那么，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自然就应该是：
(1)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2)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
诸如此类的论述层出不穷，以至于经济法学者本身也不由得陷入这种理论陷阱的泥潭，长期致力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以此证明经济法之部门法属性。“许多学者把调整对象视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生命线’，以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唯一依据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依笔者观点，对于经济法之部门法属性的此种论述径路存在前提性的缺陷——部门法的划分不应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为标准。首先，以调整对象作为标准并不科学，调整对象概念实质上是人为架构的，因而缺乏确定性。“所谓调整对象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大的范畴，复杂、交叉与层次较多。以社会关系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是空泛、开放与不确定的，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先验地存在着某几类泾渭分明的社会关系……这个所谓的‘标准’实际上只是个‘伪标准’，因为它本身就是标准划分的对象。”其次，以调整方法作为标准不符合法律的发展规律。在调整方法作为标准的视角之下，法律部门的划分会变得极为简单，盖因实体法的调整方法无非民事的、刑事的、行政的三种，这么一来，不但经济法的部门法属性会受到否定，所有的新兴实体法部门，如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军事法等等，其部门法属性都会遭到否定，实体法就只有民法、刑法、行政法三个部门了。
“在法律现象如此庞杂、法学研究如此精细的现代，法律的分类过少过简单，必然会妨碍法律科学的专业化运动，这是一种学科退化。这种坐而论道的无聊推论显然是现代社会法律实践所无法接受的。”对于法律部门的划分，究竟应该遵循一个怎样的标准?系统论视角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具有莫大的帮助。以系统论来看，一个法律部门就应该是一个系统，在此前提上，对于法律部门的划分不能过于绝对，某一法律部门是否构成，应该致力于审视其是否符合系统的基本概念和特点，即不同要素间相互联系和作用，从而形成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换言之，当一个法律群体之构成符合系统科学方法上的特征，即综合性特征、最优化特征、定量化特征、信息化特征、有效性特征时，即可证明其有机运转足以构成一个有机系统，也就是所谓法律部门。在这五个特征中，尤以综合性特征和最优化特征为重点，盖因其为系统的本体论特征。综合性特征是指“系统科学方法着眼于综合，它从对象系统本身是为特定目的而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出发，把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及各种因素(诸如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联系方式和历史发展等等)，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的系统的研究，以便从中找出系统整体的共同性质和规律性”。而最优化特征是指“系统科学方法根据需要和可能先为对象系统定量的确定其最优目标，然后运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和处理方法(如电脑、系统分析和系统工程等)，把整个系统逐阶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层次结构，并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便使部分的功能和目标服从整体的最佳目标，从而达到整体最优化”。
刘哲昕先生在《系统经济法论——经济法本质及其与wto关系研究》一书中，即敏锐地察觉到了法律部门划分的此种实质性标准，在此论述径路下，刘哲昕先生认为，某一法律规范群体能否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实质上应取决于两点：“其一，是否具备综合性特性，也就是这些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统一于某种‘共性’；其二，是否具备最优化特性，也就是将这些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进行系统综合并上升到法律部门的高度来研究是否必要。”从这个逻辑出发，刘哲昕认为，法律部门的确定需要人们去考察法律规范是否已经达到必要的数量，以及将这些法律规范整合成法律部门是否能更好地总结规律和指导实践。而在经济法领域，这些答案显然都是肯定的，因此，经济法具备部门法属性无疑。毫无疑问，“系统经济法论”的这种论述范式一方面避开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理论陷阱，另一方面又独辟蹊径地运用系统论视角，为经济法的部门法属性做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笔者认为，这是刘哲听“系统经济法论”的最大价值所在。
三、经济法体系构造的系统论
审视经济法体系是一个在经济法学界众说纷纭的理论问题，甚至呈现出“有几个经济法学者，就有几个经济法体系的理论”这种“蔚为壮观”的景象。即使粗糙的说来，也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等等多种说法，而这种强烈的理论分野产生的根本原因无非是构建标准的偏差。但是，在经济法学者之间，对体系之构建尚且存在一个较为通用的、基础性的标准，这便是多数经济法学者所坚持的经济学上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的划分。在此基础之上，无论认为经济法体系应由几部分构成，则基本上都有宏观调控法和微观市场管理法这两部分(注：尽管称呼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微观市场管理法有时被称为市场监管法、市场管理法等等)，随后再依其他相辅佐的理论进行补充性的构建，因此便产生了“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等不同的说法。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划分标准本身即与上述以调整对象为标准划分法律部门相类似，是一种粗糙的、不周延的理论陷阱。对于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应当跳脱出这种理论陷阱。依照系统论的观点，一个大系统必然有若干个小系统构成，这也便是对法律部门进行体系构建的哲学基础。具体到经济法上讲，经济法下设有若干领域构成的若干小系统，如金融法、财税法、竞争法、消费者法等等。对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应以促进小系统的整合为基础，皆因只有若干小系统的内部完善才有可能进一步促进经济法这一大体系的构建，这也是系统科学方法之综合性和最优化特征的要求。在这个逻辑基础上，我们应重新审视经济学上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的这种划分标准，事实上，在经济运行日益复杂的今天，国家对任一领域的监管都会分化为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这两种模式，如果以此为标准进行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多数领域的经济法规范都会被人为割裂到这两个领域之中，这就不符合系统论综合性特征和最优化特征的要求，也不利于经济法学的系统研究。更何况，很多国家监管经济的手段已经无法绝对的区分为宏观调控还是微观管理，“现代竞争法尤其是反垄断法等，就不仅以维护微观的市场竞争秩序为出发点，还关涉国家的产业政策甚至政治目标，以超出一般财产流转和债权债务关系的高度来对市场加以宏观的规范。”
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8
内容提要:regulation在经济法上的含义是规制，规制包括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办性规制，非权办性规制包含了宏观调控的诸多特征，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从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作为副产品，经济法的研究范式也得以最终确立。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法律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授予国会的贸易调控权（regulation)。
关键词:宏观调控权；规制；经济法
一、问题的提出
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1]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生成的依据则是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的“贸易条款”。但是，“从联邦法律看，美国宪法的贸易条款经最高法院逐步解释后，使联邦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决定权目前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活动，而且是最重要的活动，即超越各州边界的活动（指州际贸易，相对于完全属于各州权限的州内贸易而言）。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权(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如果可以，则意味着尽管“宏观调控”语词是中国特有的，但是源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普遍实践所产生的这种重叠性共识，可以消弭宏观调控法理论完善过程中无谓的概念之争，从而极大地促进经济法的发展；如果不可以，则将证成当下我国经济法学界种种宏观调控法理论的原创性与合理性，从而可以从容应对来自经济法学界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诘难。因而，对于regulation(regulate)的解读就成了关键。
二、regulation的经济法含义
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美国成为一个规制国家(regulatorystate)。这个regulatory以及它的名词形式regulation，在汉语语境中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国内翻译家在翻译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时，一般用regula-tion。
“规制”一词源于英文regulation”，其含义是有规定的管理，或有法规规定的制约，体现的是限制与促进、鼓励与惩罚相结合的精神，因而直接译为管制、管理、调整、制约等与原意不尽符合，故日本学者创造了“规制”这一译名。[6]例如，日本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按其本质，应是以国家对经济干预之法为中心而形成的。就此见解而言，体现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对决定经济法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金泽良雄的定义，将规制解释为：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市场失灵”）为目的，政府干预和干涉经济主体(特别是对企业)活动的行为。那么，规制就包含了至今为止已经说明了的、全部与广义的市场失灵相关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1)主要以保证分配的公平和经济增长与稳定为目的的政策——财政、税收、金融政策；（2）主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政策——公共事业投资、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福利政策等；（3）主要是处理不完全竞争的政策——反垄断法、商法、依据民法产生的规制企业活动的政策。[9]
可见，日本学者根据regulation苦心创制的“规制”一词所调整的领域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1)、微观经济政策（2）～(6)、产业政策(7)和劳动政策（8）。对此，可能有学者并不赞同金泽良雄教授根据‘规制’所确定的经济法调整范围，尤其是第（8）项基于劳动经济学的劳动政策。
至于“调控”和“管制”，这两个词不过是中国学者对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在经济法上并无区分的意义和必要。实际上，在经济法上需要和“规制”区分的是“统制”。“统制”这一概念，以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为契机，着眼于对自由经济实施的统制经济为特征的国民经济的状态而产生。其后，及至过渡到战时统制经济而终于固定下来。“统制”一般可以理解为具有“将经济纳入一定的方针”或“为引导经济以实现特定目的”的涵义。
三、“规制”的界分
上文通过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regulation的译名“规制”一词在日本经济法中的具体内涵，我国学者通过翻译日本的微观规制经济学著作也引进了这一译名，[18]所以“规制”并非是汉语中的新词。
可见，该学者所提及的“市场规制”与日本学者移译于regulation的“规制”产生了冲突。并且，经济法学界将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应于市场规制法，已然成为定式。由此导致的问题是，试图从regulation中演绎出中国式的“宏观调控，语词似乎成了一个理论悖论。
其实，经济法规制的方式有多种，但大体分为国家权力性、强制性规制以及非权力性的规制两种。由于经济法变更和修改了依据市民法的自由放任经济（私人自治），但为了能充分确保规制的效果，势必成为权力性和强制性的时候多，[26]所以在“市场规制法”中强调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并不为过，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非权力性规制。非权力性规制表现为国家自身以非权力性和私法的手段介入经济，并对之加以规制，或由国家（政府）进行非权力性的行政指导。
综上所述，移译于regulation的“规制”已经包含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内涵，而“市场规制”中的规制更多的类似于经济法中的权力性强制性规制，也就是说，“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体现了经济法的不同的规制方式。至于为什么我国学者独树一帜地创造了“宏观调控”一词来指称非权力性规制，有学者从中西方国家人们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定位进行了解释。[31]笔者认为，除此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学者们对中国经济法体系化的努力。但是，由此带来的却是语词的混乱，而且，这一混乱由于经济法学体系划分的路径依赖特征还在不断地被强化。
四、代结论：宏观调控权提炼的“外部性”[32]
源于regulation的“规制”一词包含了宏观调控所指称的对象，因而从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权中提炼中国式的宏观调控权不再是一个难题。“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
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9
论文摘要：住房难题当之无愧地成为政府与百姓共同关注的最主要的热点问题。本文选定美国作为我国法治借鉴的蓝本，从完善调控体系、选择调控模式、运用调控手段等方面归结出美国模式对我国的启示。一、国际宏观调控状况总览在世界两大阵营之中，宏观调控问题的解决可谓是“殊途同归”。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时期。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性胜利，使“国家干预经济”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当作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滞涨”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之后，取而代之的“混合经济”理论开始独占鳌头，八十年代初，经济法体系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逐渐实现了自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市场规制法”向“宏观调控法”的转变。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趋向。反观发展历程，从“政治国”、“经济国”进而到“法治国”，从消极片面的“夜警国家”到全面干预的“国家之手”，从“弥补市场缺陷”的国家干预经济到“塑造国家的未来”的现代宏观调控，法律，尤其是经济法在规制国家行为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现代法治国家，宏观调控法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各国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从体系架构上讲，各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计划法；第二，政治意义上的经济决策法；第三，各种作为调节手段的法律，可以细分为财税、金融、土地、外汇管理、信贷等方面。在制定法律、构建体系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有所相通，但也各有不同。德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社会市场模式，形成了以金融决策及其立法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日本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形成了以计划法、产业决策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英国与美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消费者导向型模式，形成了以财政与货币决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二、美国模式的经济法评析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会或多或少地干预市场的运作，[11]差别在于这种干预的力度与方式不同。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将传统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方式赋予了明确的法律效力，[12]将财税、金融、外汇等法律化、制度化，进而打破了先期“放羊式”的消极管理模式，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二战后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备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宏观调控立法”逐渐成为经济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起主导作用的组成部分。[13]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许多积极的调控措施，集中表现在：1、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美国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概念，严格的说，应该从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调控权来理解有关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依据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三项的“贸易条款”。从联邦法律来看，美国宪法有关贸易的条款经过最高法院的逐步解释，使联邦的经济管理决策权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重要领域，房地产领域就是一个典型。在房地产财税立法方面，美国非常重视对房地产保有的征税，并以之作为调控房地产业运行的重要手段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征收环节来看，大多数国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而在房地产经营环节征税相对较少。一方面，极大地鼓励了不动产的流动，刺激了土地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高额的房地产保有税率避免了业主控制或低效率使用房地产，刺激了交易活动，这既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又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金融方面，为了保障货币政策的实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倾向于制定一系列与金融决策相适应的金融法规。1913年，美国颁布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从金融领域着手大规模地干预房地产市场；1934年，《住宅法》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预设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向。在土地方面，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通过环境保护立法的方式部分规定了“土地利用规划”问题；州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调控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有关“促进海岸开发”的法规，又如州政府通过颁布建筑、划区、环保等法规加强其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权；州政府还会通过法定的房地产税征收权、房屋征用权强化对土地的管理。2、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决策论文摘要：美国享有宏观调控职权的组织、机构有：白宫办公厅，财政部，商务部，决策发展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等，在性质上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但是并未排除了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合法性。美国政府相继建立了预先批准制度，加强了对进入房地产经纪业的限制；同时又采取一系列住房优惠决策，[14]对购房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颁布、实施各种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法规，加强了政府对土地的控制；通过设立土地使用价值税、土地填空税收优惠、选址地价税等房地产税收决策，限制房地产商的投资、开发行为；通过提供政府补贴住房[15]等优惠决策，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利益；此外，收集、管理房地产的基础数据也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16]。三、美国模式对中国的启示1、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经济法视野下宏观调控与法的融合，是现代国家机器职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当社会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在私法的第一次调整中维持下去，国家担当起第二次调整的重任。[17]无论是作为“国家战后的疗伤器”，还是“经济危机的救急方案”，当其他一切调控手段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发挥作用，法律手段被当作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时，建立宏观调控立法体系成为大势所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市场经济，对宏观调控法有一种天然的渴求，这种渴求落实在对GDp做出巨大贡献的房地产业[18]之上，即要求我们建立并完善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2、选择适合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模式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因各国社会经济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宏观调控模式。美国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更侧重于对财税调控和货币调控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对购房消费者弱势群体一方利益的保护；德国受社会法治国家理论的影响，更青睐于以金融调控手段和立法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经济实效。而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模式之下，宏观调控模式也各有特色，例如，日本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同样是计划法主导型，[19]日本同时重视产业决策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而当时的中国过分强调了经济总体的计划性，严重影响了产业经济的良性发展，最终权力的膨胀遏制了法治的进步。3、找准规律，活学活用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在不同宏观调控立法模式之下，同一调控手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功能仍是相通的，区别在于运用手段的力度不同。例如，在多元化选择之下，“财政决策”得到了各国的一致认可，“金融决策”次之，然后是其他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等，这是由各种决策功能的不同决定的。财政决策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决策利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首选。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手段的运用也是灵活、易变的。例如，处于经济赶超时期[20]的国家更加重视计划手段的运用，或者同时擅长运用产业决策的调控方式；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稳定期或者成熟期的国家，调控的重心转向财政决策法，进而与金融决策法综合运用。4、淡化意识形态，回归经济法价值诉求首先，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法治之治，在理念是共通的。例如，对正义价值的追求，无论是美国“资本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还是中国“劳动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再到德国对“资本与劳动”的一视同仁，资本主义在“正义价值”层面耦合了社会主义对“公正价值”的追求。[21]其次，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或者说是实质公平，这并不与效率优先相矛盾。在宏观调控领域，首先强调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如果分配格局导致差距过大，则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法和金融法来调控，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再次，对“人权保障、以人为本”理念的强化。马克思将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任何法律关系问题也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人的问题。经济法所表达利益的全局性与总括性与个体利益的保护并不冲突，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家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最后，提高政府调控的“服务意识”。正是由于服务理念的缺失，才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失当。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法课题，它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是经济法所倡导的法治理念
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篇10
[关键词]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发展
从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厘清调整对象。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起步繁荣阶段，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展开的。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其调整特定经济关系。
而对于特定的经济关系，表述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其他的经济关系都发生于国家的计划约束之下，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性，其由经济法调整。①有的学者进一步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限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②随着经法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强调经济关系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①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管理关系。②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计划关系。③另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学者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逐渐淡出了经济法学者的视野，“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学者们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取得了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交锋渐次减少，学者们在“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的基础上，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侧重点有所不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说”、“国家调节说”以及“行政管理说”等。⑥在强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管理关系”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的“横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经济法萌芽时期的理解有所不同。
此时的“横向经济关系”是指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1]（p46）时至今日，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已达成基本共识，都强调经济法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是表述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二、制度功能视角中的经济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注重区别到现在关注联系的发展过程，研究视角逐渐聚焦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从制度功能角度去探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助于整合法律间的体系功能，促使经济法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最初，学者们在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时，往往从调整对象角度进行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民法和经济法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学者们对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二者之间的区别，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区别的论述不仅聚焦于调整对象方面，而且进一步关注保护的法益、制度功能等问题。在制度功能角度，民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2]（p19-20）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3]在探讨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时，主要的落脚点也是二者的制度功能的互补性。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解决市场失灵，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3]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初也是着眼于调整对象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学者们对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功能互补性关注度的增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时，学者们基本也都是强调二者在制度功能上的互补性。①进入20世纪末期，也有的学者将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并列在一起，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从功能的互补、调整对象的交叉等角度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三者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②
三、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探索经济法独立法律地位的研究仍在继续，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调整对象以及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逐渐拓展到经济法的价值、宗旨、基本原则、法益目标等问题上，从而形成了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权力（利）和义务、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4]其次，针对经济法的法域归属问题，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是保护和扶持经济性弱者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是社会公共干预和理性建构之法。[5]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以社会为基础的私法、行政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化。但受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的限制不能完全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一种完全社会化能够反映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社会法。其中经济法就是这种社会化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法。[6]（p220）再次，从“社会本位”
的角度提炼与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关系中，以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和效率作为根本价值。[7]经济法是社会性之法，经济法的价值最关注社会性。③最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社会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8]
四、经济法学基本假设的提出。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提出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新视角，拓宽了研究思路。“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说，吸收相关学科中有共性或深层次的相关成果，提出基本假设，在对这些假设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运用基于相关假设而产生的各类方法，实际上是对经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9]（p59）1998年，有学者在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时，就提出了基本假设这一概念，认为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基本假设的差异。[10]随后，有学者在分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是再次使用了基本假设的概念。即二者的深层区别是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3]但是以上论述仅从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角度提出了经济法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并未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作系统的论述。2001年，有的学者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把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可称为共通性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可称为特殊性假设。共通性的假设是二元结构假设，包括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经济———制度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南北（东西）二元结构、内外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传统与现代二元结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二元结构。特殊性假设包括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交易成本假设。并且运用各种假设分析了具体经济法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①
五、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自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来，就成为经济法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对象。对于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既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宏观调控的立法实践。
有的学者对建国后40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了反思，认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行为入手，从经济、行政和法律几个方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研究。以法律手段规制宏观经济行为，既是宏观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和特性所要求的，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职能、任务所决定的，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工作规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11]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要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政策，宏观调控应法律化制度化。为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识和责任，监督政府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必须着手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法律化和制度化，使政府有效且有节制地发挥“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职能。[1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宏观调控的法制化研究逐渐深入。有的学者对宏观调控法的本质、价值、基本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13]有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并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权源、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说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对于宏观调控法理论和制度完善的重要价值。[14]中国加入wto对于宏观调控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是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趋势。
六、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法制化需求日益增强。于是，有学者提出了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重要基本原则，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意义深远。税收法定主义的提出有助于税制乃至整个法制的完善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但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宪法原则，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从而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重要原则，同样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16]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税法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的一方主体是国家，所以税收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债的关系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为本质和核心构建起来的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为税法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也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即“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其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认识和确定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首先就会对传统理论中的“税收公平主义”提出挑战。传统的税收公平主义一般只就纳税主体范围内比较其相互之间的公平问题；而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本质基础上的税收公平主义则要求就税收法律关系的全部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考察其彼此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关系。[17]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对于竞争法的研究始终与立法密切相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法的进程，特别是针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展开的研究。美国、欧盟等国家的反垄断法理论研究比较发达，实践经验比较丰富，而我国从1978年以来，一直没有制定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为欠缺。所以学者们在探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时，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毕竟我国的国情与美国、德国等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反垄断法立法研究尤为重要。学者们针对我国的国情，结合国外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极大推动了2008年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
首先，探讨了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关系。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与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并非是对立的。我国反垄断法与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扩大企业平均规模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政策并不矛盾，它们是为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必须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①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鼓励必要的企业合并和联合，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和经济力过度集中，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要恰当掌握其中的“度”。②其次，论证了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反垄断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最重要的法律途径，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时需要注意其与经济垄断的一致性和各自的特殊性。[18]由于行政垄断的形成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因此，制止行政垄断的任务并非反垄断法所能独立完成的，它需要实现自由企业制度，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确立有力的执行程序及严厉的惩戒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19]再次，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计思路。我国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和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编列预算，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裁判的权力，即在业务上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20]最后，分析了入世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影响。入世后，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问题，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虽然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存在压力，但是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和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21]
中国应当积极参加wto关于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谈判，抓紧制定反垄断法。竞争政策是国家的长期策略，应当注重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研究。[22]超级秘书网
中国的经济法学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践，强化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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