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1
关键词：社会转型价值观念冲突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从整体上进入社会转型期。这一社会转型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起点，以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现代化为基本目标模式和总体价值目标的现代化运动。”[1]价值观念冲突是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标志。价值观念冲突，“是指由不同主体或不同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上的矛盾、碰撞、冲突，主要表现为价值理想、价值信念、价值目标、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冲突。”[2]
一、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冲突的表现形式
（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集权与人治，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在人的依赖关系中，人们崇拜各种世俗权力，个体缺乏自我意识。市场经济使传统的权威崇拜意识、依附观念发生了动摇。在传统社会，人们缺乏法律平等意识与权利意识，而市场经济要求用法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观念，面对冲突我们应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树立与社会实践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
（二）中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随着中西文化交往的不断深入，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和碰撞。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认为社会的一切权力都源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而我国当下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在集体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它的历史进步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批判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对其价值观念中消极因素保持清醒地意识，如拜金主义，以“钱”、“权”交易为特征的腐败现象。
（三）价值观念冲突的微观表现形式
价值观念冲突的微观形式主要表现在价值主体的冲突、功利性价值与非功利性价值的冲突、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的冲突。
价值主体的冲突表现为同一主体价值冲突和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的价值追求与价值选择呈现出多样化，个人在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他人或群体的制约。面对价值主体冲突，一方面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价值主体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价值主体选择进行必要限制。[3]
价值目标冲突表现为功利性价值与非功利性价值的冲突。“功利性价值即人们讲求实惠，注重行为是否对增进行为主体的物质利益具有功用；非功利性价值表现为对功利性价值的超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4]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人把物质追求放在第一位，把精神追求放在第二位，还有些人只有物质追求而没有精神追求，使功利性价值与非功利性价值冲突尤为明显。
价值实现方式的冲突表现为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的冲突。当前，我国社会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忽视了目的性价值的现实化要求，从而导致诸多中介环节缺失，最终使目的价值虚假；其次，目的性价值固化，没有将目的性价值适时转化为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导致理想缺失和实用主义。”[5]
二、社会转型期价观念值冲突存在的根源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表现为多样性与自由化，价值观念的融合与冲突不可避免。我国转型期价值冲突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体制的变革是价值冲突的社会根源
改革开放使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利益的重要。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加剧，贫富主体之间发生激烈的价值观念冲突，进而使个体冲突上升为阶层冲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是人们价值冲突产生的社会根源。[6]
（二）多元价值的广泛传播是价值冲突的文化根源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能够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国外的价值观念也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念，使得中西方价值观念、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得以发生并不断加剧。
（三）价值主体的变化与价值客体的匮乏
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价值冲突的主体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社会个体成为市场价值的主体，同一价值主体对于不同价值客体或不同的价值主体对于同一价值客体的不同价值评价产生了价值差异，并引发价值冲突。价值客体的匮乏也是引起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如果价值客体是十分充裕的，就不能形成价值冲突。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得到了充分满足，人们的价值冲突才会得到缓解。
三、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调控
价值冲突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我们要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价值冲突实施有效调控，以确保冲突被控制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实现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提升。
﹙一﹚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7]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必将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一方面加强物质文明建设能够增强综合国力，保证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另一方面，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可以逐步缩小人们收入差别和利益差别，为调节价值主体之间的冲突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从而消除发生价值冲突的社会根源。
﹙二﹚加强制度建设，从宏观上调控价值冲突
制度可以通过其特有的功能，对人的价值观进行调控。社会结构的改变、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价值冲突最深刻的根源。我们应改革分配制度，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建立诉求表达机制，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关注人的精神诉求，支持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建立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权益保障机制，让人们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过程中理多元价值观整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来。通过合理的利益制度,可以使利益冲突处于缓和状态,保持在低烈度范围之内。
﹙三﹚加强文化建设，提高人的道德素质
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利益结构的变化，一部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直接冲击人们的道德观念。因此，现阶段要加强道德的规范作用。强调公平竞争与共同发展意识。公民首先应加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先进的理论、科学知识，向来都是优良德行的渊源与指南。只有具备了一定知识，一定理智的人，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从而确定健康的道德观念，做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的道德选择”[8]。其次应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政府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完善市场规则，来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使人们的交往行为都朝着守德的方向发展。[9]其次可以利用宣传、树立榜样引导人们遵守道德规范。
﹙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当前的主导价值观体系，具有引领社会价值观体系提升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引领着人们朝着自己预定的方向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先进性和广泛性，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它引领各种社会思潮，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从而实现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陈章龙．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与主导价值观的确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2]杨鲜兰．论现阶段我国社会价值冲突与价值观重建[J]，湖南大学学报，2010（4）．
[3]张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冲突[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6．
[4]陈士兵．论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和主导价值观的确立[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1）．
[5]陈章龙．论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6]董伟武，罗宗火．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及其对策[J]，前沿，2010（2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
[8]杜祥培．治理道德败坏问题的三个维度:个人、社区、政府[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2
关键词：市场经济转型；代价；四个维度
一、代价与经济转型
代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虽然在不同的领域中，因考察的视角不同，它的含义不同的。但在汉语中对代价的使用最多、最有代表性的定义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概括，即指生产成本、机会成本、各种损耗和日常消费，与成本的范畴相同。经济活动人类获取物质财富，维护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活动之一。经济转型本质上是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在70年代末，我国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标志着我国开始向能够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尝试性探索。当然，与“先发”国家内生的市场经济转型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外源的“后发”国家，其市场经济的建立由于历史的原因，已不可能走一条自发的道路，而只能是一种自觉的过程，是从一种现代经济模式向另一种现代经济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型同“先发”国家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的过渡不同，“先发”国家的市场因素是自发的在传统经济模式中萌芽并逐步成长壮大的，是一种内生的新事物、新力量。市场因素可以借助传统经济的基础来生存和发展，因而这种转型给社会造成的混乱或灾难的风险相对较小。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自身并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由国家自觉地将计划模式改成市场模式，所以体制转换所引发的无序和危机的风险都比较大。因此，掌握经济发展的规律，从代价论的角度对我国市场经济转型进行分析，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盲目性，尽可能的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二、市场经济转型代价的发展维度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实现总是与其付出的代价成正比，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代价为前提。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人们为了保证创造和实现一些价值，而不得不暂缓和丢失一些价值，这种代价的付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付出代价，而在于什么是经济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根源是什么，怎样做出代价的选择。我们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今天进行市场经济转型付出代价的根源和选择就是发展，并且是先通过合理的代价换取发展，然后通过补偿和限制代价，从而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促进经济的发展。一次代价与发展的过程结束后，所产生的新的发展又会为了更大的发展而投入更大的代价，周而复始，无限循环。当然，这种代价和发展的逻辑模式的不是机械的循环，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另外，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点的是发展需要付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为了发展什么代价都是可以付出的。例如：为了单纯的追求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以资源的大肆开采、生态环境的践踏为代价发展就是不可取的。“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的后遗症至今远未消除，这对我国进行市场经济转型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观新型发展观，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的发展和生态发展的“五位一体”。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即重视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人共享、人人受益。任何以牺牲人的生存和权益为代价的发展都不是真正的发展。
三、市场经济转型代价的人的维度
市场经济以社会化的形式培育了人的个体的生成，使个人获得了独立性，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场所和条件。但是，这种个人的独立是以人对物的依赖为代价换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代价主要表现为物对人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事实”，即：以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从人的主体性上讲，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人们将经济生产视为生活的绝对中心，把人类本身视为一种依附物。从而导致人类反被自己创造的物所控制，出现了所谓的“异化”现象。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片面发展以及以牺牲一些人发展为代价获取另外一些人的发展的不良社会风气盛行。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普遍交换过程中，交换关系容易向人性的领域的渗透和辐射。把人格、权利、荣誉、尊严等非交换关系的拉进了商品交易的范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体制尚不健全，这种权利和金钱的交易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一系列不正当的经济行为。这种代价也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比如：商品生产者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欺行霸市，不讲职业道德。政府官员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层出不穷，腐败现象日趋严重。
四、市场经济转型代价的价值取向维度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的价值取向也随之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对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追求的关系上。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把公平置于首位，而市场经济模式更看重效率。目前，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依然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公平是人类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计划经济虽然注重公平，但由于生产效率缺乏，导致人们生活贫困，只能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效率，效率是经济人关注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发展的面貌，解放了传统经济体制中落后的社会关系对人的束缚，把企业和劳动者推到激烈的竞争的市场面前，充分调动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合理配置生产资源，社会的生产力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的满足。然而，效率本身就是排斥公平的，虽然在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也讲公平，但它讲的公平是形式上的公平，即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我们这里所讲的公平是实质上的公平，即人参加价值活动的结果公平。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分化现象愈益严重。这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即：实现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富裕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这种公平的目标的实现必然要建立在高效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否则就不会达到共同富裕，只能是过去共同贫穷的景象。正如奥肯所说的：“任何坚持把馅饼等分成小块的主张，都会导致整个馅饼的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社会选择以一定程度的公平的丧失为代价去换取较高的效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作为代价的公平的减少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并不是越高的代价就能得到越高的报偿，而往往相反，过渡的把公平作为代价可能会损害效率，甚至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应十分注重公平。在十报告中全文中在据统计有20多处提到公平两个字，努力探索和把握效率和公平的结合点。五、市场经济转型代价的整体性维度整体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性，市场经济转型代价的整体性维度，就是把整个经济领域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进行分析。市场经济转型代价的整体性维度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准则，这就导致了市场机制在调节社会资源过程中有许多难以触及的领域，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科学理论研究等。有意或无意地排斥和削弱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他们说物质生产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因为他们是非营利性、非经营性的，所以其价值很难通过“市场”来加以合理的确定。短线李块的行业悄然风行，公共事业的发展严重落后，这种状况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有了比较突出的表现，威胁着市场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如何减少和补偿这种发展过程中的代价也是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两种经济体制的共存和相互作用造成了一些经济秩序的混乱和失衡。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他们分别为社会的经济运行提供着本质区别的不同规范和秩序，在经济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当传统的计划经济秩序被否定和革除时新的市场经济秩序却不可能在各种经济领域被及时建立起来，这样就会出现某种“秩序真空”状况，使经济处于某种无序状态，这种过程转换的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1]程远先.论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社会科学辑刊,2003,3.
[2]万永彪.试析社会发展的代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5,3.
[3]白臣.社会发展代价理论与现代价值.前沿,2010,8.
[4]郑瑛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与创新完善.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1.
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3
【关键词】跨界管理价值创造财务转型
一、财务转型的内涵
（一）财务转型的实质
对于企业组织来讲，转型就是通过组织运行逻辑的根本性变化实现组织行为的根本性变革。
财务转型要求各级财务部门转变传统财务管理理念，围绕服务战略、面向市场、支撑业务的定位，在支撑中揭示问题引导变革，在服务中强化价值管理职责。各级财务人员也要走出财务，进入业务、进入流程、进入数据和进入系统。财务转型把财务工作通过流程和系统渗透到各专业管理领域，进一步增强财务资源配置、过程管控、服务支撑和规范管理能力，保障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财务转型的两个立足点——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
1.跨界管理
跨界即超越一定数量、时间、地区等界限。跨界管理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整合不同的专业知识，产生新的管理成效，并且大幅度地解决单一专业无法解决的问题。跨界管理意味着需要打破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摆脱各专业线单独作战的模式，寻求紧密的合作伙伴，进而发挥不同部门职能的协同效应。
我们将“财务跨界管理”定义为跨越财务管理的业务边界，跳出财务核算的传统牢笼，深入业务前端，参与业务全生命周期管理，把结果分析转向过程指导，最终实现成本管理最小化及企业效益最大化的财务管控目标。
财务跨界管理对于企业最大的益处，是让原本相对独立的财务与业务管理元素，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把财务工作由核算型转向价值型，由事后控制转向事前、事中控制，通过与其他部门间的渗透合作，实现企业管理工作跨界联动、优势互补的新局面，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
2.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是指企业生产、供应满足目标客户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一系列业务活动及其成本结构。
财务价值创造主要体现为参与或引领价值链的整合，比如管理模式及流程的整合再造，寻找并突破制约瓶颈，并通过预算管理、绩效考核、纳税筹划、投融资方案设计、经营模式设计以及参与业务规划等方式实现。
财务创造价值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衡量企业成败的核心指标是财务指标，第二，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财务部门的角色是价值管理与服务。财务部门通过将企业战略目标与战略路径转化为业绩指标与预算体系，从而使各部门按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要求采取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行动；财务部门通过最优的投融资决策、信息化手段和资金集中管控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果和财务杠杆作用，服务于企业价值创造。
（三）建立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财务转型体系是财务转型的着眼点及突破点
财务管理传统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建立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财务转型体系，财务的功能从对内服务转向价值创造，既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环境复杂化的要求，也是提升企业管理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要求，更是提升财务管理能力、加速财务工作转型的着眼点与突破点。
二、财务转型的措施
（一）建立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财务转型体系
我们的财务转型立足于“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两个基本点，以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财务转型为例，按照“精细化、主动化、全面化”要求，探究财务转型的创新举措，建立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的财务转型体系，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转变。企业通过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推进全业务、全流程、全系统、全方位的财务管理转型，有效进行成本管控，提高财务对市场前端的支撑响应速度，最终实现价值效益的最大化。
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财务转型体系包括六个方面：财务理念转型、财务职能转型、资源管理模式转型、财务管理手段转型、财务组织转型以及财务人才转型。
（二）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财务转型体系的实施措施
1.革新观念，树立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管理理念
牢固树立跨界管理与价值管理理念，以价值最大化为核心、以战略观、成本观、风险观和资本观为重点作为建立跨界管理与价值管理财务转型体系的基本管理观念，依托价值管理理念引领财务工作，提供多元化财务服务，形成横纵交织财务支撑网络，使财务管理真正成为业务合作伙伴。
2.转变定位，认清财务在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中的职能角色
以财务转型为拐点，深入剖析当前的难点，深挖潜在的控制点，找准工作突破口，提升财务行动力、执行力。在跨界管理中，财务工作嵌入前端部门、职能部门、支撑部门；财务部门需发挥数据专长与全程参与价值创造、价值增值各环节的优势，在效益管控方面发挥综合协调、牵头组织、服务支撑和把控全局的能力。
3.管控资源，在跨界管理中搜索价值创造的延伸层与潜在层
延伸层为资源的附加层，主要是指获取资源过程中额外得到的一些附加效益。潜在层即通过资源集约化管理的协同效应获取的原本未被发掘的资源效益。财务转型使资源管控模式由分散管理转向集中管理，通过与各专业线的跨界融合，挖掘建立适应企业变革发展的资源管控新模式，为企业资源最大化利用提供指引，保障企业依照既定战略目标持续健康发展。
4.双管齐下，以跨界管理与价值创造为管理抓手
财务部门摆脱传统“关门核算”的工作方式，建立对业务的全程管理，横向实现跨界管理，配合业务部门发展机制，将财务贯穿于业务发展生命周期的各环节，充分发挥财务的创新能力与专业技能；纵向引领价值导向，做好财务分支的垂直化管理，履行战略参谋职责、形成财务稳固格局，最终实现信息流、物资流、价值流的统一。
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4
转型期的多元价值观和“价值观迷茫”
近100年来，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有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朕即天下、莫非王土”的封建帝制；第二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全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第三次是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转轨到现在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与个体私营经济等共同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激烈转型时期，之所以是社会形态变迁中的“惊险一跳”，是因为社会形态在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以后，社会经济结构、所有制及其利益分配制度、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在相应发生或明或暗的全新深刻变化，特别是因为所有制及其利益分配制度导致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异变冲突，成为在社会转型期内引发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重要思想根源。
我国解放后前30年高度计划经济时期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的经济物质基础，以及“低工资、高就业”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模式，导致大家都处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大环境中，“与世无争”是当时的客观现实。加上长期极“左”思想和十年“”对个性及其价值观的高压否定、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制、限制小农经济发展等，形成了十分畸形、变态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观趋同。
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伴随多种所有制经济迅猛发展，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出现很大的差异化，导致社会阶层利益出现急剧分化，不同社会群体以及各个家庭之间的经济利益差距明显拉大。伴随城乡群众的社会属性都从原来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信任机制相应弱化，民众的集体意识及其价值观在心理失衡中不断被削弱。特别是不容回避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和教育差距、社会福利差距，以及日渐蔓延的权利交易和风气等，严重动摇甚至摧毁了广大城乡民众原本固态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行为根基。
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在“根本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维护各自切身利益”的思想立场发生了多元化的畸变，与其相伴的社会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文化道德审美情趣等诸多范畴，也正在相应发生多元化、多样性的深刻变化，过去十分畅通的许多行为规范、道德伦理评判标准，受到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严峻挑战。我国当今社会转型期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结构，潜移默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元价值观异变冲突，甚至往往或因某个偶发性问题而从口头或者网络传播上的明争暗斗一触即发，引爆演变成重大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
特别是在越来越开放畅通的网络信息交流环境中，社会经济人文环境比过去更加错综复杂，社会多元利益主体及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和碰撞，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影响，而且新传播时代的受众意见也在加速改变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标准，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
有专家指出，当前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总体表现实质，既不是价值观反叛，也不是价值观虚无，而是更加危险和更加可怕的价值观迷茫！之所以后者更加可怕，就在于价值观迷茫者绝非少数，他们既希望有明确的价值规范，又不知道价值规范在哪里，纵使社会不同群体头脑中都有些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希冀（或者叫理论上的主流价值观），但又因为这些希望的价值观能否真正在实践中得以通行而不敢当真，同时面对现实生活中大行其道的庸俗价值观又有些不甘心、不接受。
在当今信息交流渠道十分畅通的“地球村”环境中，放眼世界，相互对比，我们应该承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中国正处于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很多新问题和新矛盾，确实没有讲通讲懂、讲深讲透。不仅是城乡不同利益阶层的群众，甚至包括一些党内领导干部，面对林林总总的国内和国际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确实在客观和主观上都存在着“集体价值观迷茫”！
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归一”的社会向心力
核心价值观，是形成国家的核心要素，是维系国家的精神纽带，是支撑国家的文化支柱。在我国进入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以后，必定需要以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新三民主义”的执政理念和社会主流群体的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支柱和心理基础，来引领和形成人民大众同舟共济、共同奋斗的公共舆论环境和精神境界，促进社会朝着美好的愿景不断进步。因此，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促进全体民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道德追求和行为规范，是凝聚国家力量、促进社会和谐、支持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主导和组织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党和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不仅担负着科学发展、促进增长、公平分配、资源整合、社会动员、推进民主法治等繁重任务，同时还承担着凝聚人心、倡导文明、崇尚道德、扬善惩恶等多重社会教化责任。伴随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多元价值观和“价值观迷茫”现状，不仅对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威带来了新的挑战，也给执政党必须尽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人心所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由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构建和谐社会、“城乡共同发展”，坚持“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核。200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对比强烈的口语化表达。
我们党对社会转型期必须尽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给予了与时俱进的战略性回应。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利益群体孕育了多元化的思想价值观念，并且确实严重存在着较普遍的“价值观迷茫”，但是，不管在任何现实环境中，不管在任何现实物质利益基础上，不同社会利益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群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观念交锋之后，都逐渐能够用合乎理性逻辑的眼光和是非善恶标准来客观、公正地评价经济、政治现实，进而终究形成具有社会公众共识特征的主流价值观，这就是无所不在“大道在天”的社会向心力神奇作用。无论是被西方人谓之“上帝”，还是被东方人谓之“大道”，其精髓所在当然就是“看得见却摸不着”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社会核心价值观引领新闻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既是在社会转型期用以指导和武装广大新闻工作者新闻价值观的世界观，也是广大新闻工作者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打好主动仗”、增强“三贴近”的宏伟战略目标和光荣而又艰巨的长远任务。我们责任重大，任重道远，更需要与时俱进地探索发现和勇于创新！
新闻价值观是指导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基础，也是规范新闻工作行为的操守标准。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转型期里，新闻价值观都必须自觉地服从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领导，并且必须始终坚持用社会核心价值观来判断和检验媒体所认定的新闻报道价值和舆论导向是否真正符合社会主流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
新闻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客观的，但是，新闻传播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又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同的新闻价值观对新闻价值的认定和选取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新闻价值观和具体报道中所体现的新闻价值，也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和时代的本质属性，带有强烈阶级立场烙印的新闻价值观不仅显性、集中地体现了社会核心价值观，而且是传播和引导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前沿阵地。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统帅下的新闻价值观，因其媒体所在国家或地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结合所构成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大不相同，所选择传播新闻事实及其报道主题和报道角度共同形成的新闻价值大相径庭。政治立场显然是不同新闻价值观的天然鸿沟。同样一个新闻事实，由于媒体和从业团队政治立场不同所酿造的不同新闻价值观，对“全面、客观、公正”的理解当然也会不同；所选择报道及其选取的报道角度、报道主题，得出来的结论，以及舆论导向的方向、社会传播效果等等，当然也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样，就不难理解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报道上，一些西方记者为什么“总要和我们唱反调”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界与时俱进的新闻价值观早已从极“左”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事求是精神激励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我们的新闻传播视野更加广阔，评论目光更加敏锐，社会担当的使命感更加彰显，舆论监督的勇气更加充实。在社会转型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武装和充实新闻价值观，不仅是指导我们做好社会转型期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其本身就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非常浩大、深入、持久的战略性宣传任务。
充分调动新闻媒体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好主动仗”，增强“三贴近”，当然离不开“摆事实，讲道理”这两个方面。近些年来，很多媒体在“吃透上情和下情”的基础上，主动遵循新闻传播客观规律，充分开掘新闻资源“三度”，在及时发现和充分发掘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典型、快捷准确传播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客观正确疏导社会舆情和网上疫情、大胆创新报道手法、媒体联动加强舆论监督、不断提高社会传播效果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十分可喜的是，始终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作为第一要务的新闻主流媒体，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闻传播工作中，宣传、出版部门和新闻主流媒体等，都正在进行既充分尊重特色国情和新闻传播规律，又勇于破除陈规陋习的大胆创新。
2009年以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结合国情民意，不回避、不掩饰社会现实问题，组织理论界专家学者创新撰写、出版的“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系列读物《六个“为什么”》、《七个“怎么看”》等，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湖北新闻界精心合力宣传报道的“湖北群星现象”，就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从2007年夏季开始，《楚天都市报》开始实施一场适应社会转型期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导向的媒体主流化转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责任担当为使命，传播主流价值观，影响最广泛人群，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为宗旨，很快获得了广大读者和媒体同行的交口称赞。这些，都是构建和引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得力之举。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新闻媒体在社会转型期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观迷茫”问题。少数缺失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不惜以牺牲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媒体道德品格为代价，大肆炒作“一夜暴富”、财富效应、奢侈消费、贫富差距，大肆渲染明星隐私、色情暴力事件等，以“三俗”为特色的新闻娱乐化把很多社会受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道德价值观念引向了美丑不分、是非不辨的混沌状态。最近，因为新闻图片《挟尸要价》在国内屡屡获奖而引发的多家权威机构和媒体深度调查，以及网上“口水战”，不仅颇能说明这是一场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新闻价值观的双重考量，同时也充分体现出在同一新闻事实面前不同社会群体价值观的“莫衷一是”，也足以说明用新闻本位来客观传播新鲜事实所引发的社会道德向心力量。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是，鉴于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阶层和多元价值观的长期客观存在及其复杂化，以及多元价值观表达渠道的多样化，处于新传播时代的各种主流媒体，首先必须克服过去长期存在的“舆论一律”宣传本位，以及在多元价值观不相一致前提下“板着面孔、我打你通、应该怎样、大家认为”等简单说教幼稚病，绝不回避社会现实矛盾和问题，在坚持正面报道为主中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明观点，以理服人，在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中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敢于碰硬。不同传播媒体之间应该相互借鉴，优势互补，不断科学创新新闻传播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力争社会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5
大数据对组织管理的影响
首先，大数据对组织管理的影响来自其生产力特征。这种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掌握大数据的劳动者是智力工作者，他兼具劳动和资本于一身，是知本家，因此组织的数据管理，将从以管理者为主，转向一线员工掌握数据。第二，管理对象从管物、管钱，转向管理数据，大数据的特征一是大量化（Volume），一般在10tB规模左右，多用户把多个数据集放在一起，形成pB级的数据量；二是多样化（Variety），它包括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多种数据源，以实时、迭代的方式来实现；三是这些数据不仅是资源，而且是财富。因此组织管理中资源管理与财富管理将一体化。第三，劳动资源包括语义网等公共基础设施上分享的开源软件、Hadoop、noSQL、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仓库、商业智能（Bi）等技术条件。管理资源可能是分享的，这不同于以专用性资源为组织边界的管理。第四，从劳动目的看，从事大数据是为了“从中获得知识和洞见以提升能力”，进一步说，要洞见的是意义，要获得的能力是智慧；有意义的数据是智慧的，没有意义的数据是垃圾；大数据要完成从客体的数据向主体的智慧的转换，忘记这一点就会陷入为数据而数据。
其次，大数据对组织管理的影响来自其生产关系特征。表现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上。第一，在生产上，分布式计算的大数据，推动生产组织向去中心、扁平化转变，向自组织、自协调方向演化，智能化的大数据将促进劳动与资本的一体化，推动决策前移，并且可以提供平台支持创造性的自主劳动（如DiY+3D打印的“创客”）。第二，在交换中，具有语义功能的智能网络成为与现有市场互补的新组织形式，商品交换与包括情感在内的信息交流在新的市场结构中相互融合，用户体验和意义满足成为定价的重要因素，情境定价成为可能，依托数据分析可以实现一对一精准营销和“人单合一”。第三，在分配上，在数据财富归属与利用的平衡中，形成以“使用所有权”（accessoverownership）为特征的分享型经济（Sharingeconomy），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以自由看待发展。第四，在消费上，在大数据引导下，出现产消逆转（C2B）和产消合一趋势，人们在满足生存发展需求基础上，日益产生通过自主劳动满足的自我实现需求。
第三，大数据对组织管理的影响来自其生产方式特征。不同时代，人相对于劳动对象的作用方式不同，生产的社会目的也不同，形成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与信息生产方式。大数据推动着信息生产方式的形成。农业时代的生产力以土地为中介，分散地从对象中解析出有助于满足人的温饱需求的功能；工业时代的生产力以货币为中介，集中地从对象中解析出有助于满足人的社会发展需求的价值；信息时代的生产力以数据为中介，集中与分散结合地从对象中解析出有助于实现生产目的的意义。功能、价值与意义的关系，在于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有条件地决定前者。对人均收入5000美元以上的社会来说，大数据有助于企业专业化地提高以意义满足（所谓“满意”）为核心的智慧水平，推动企业从因大而美向因小而美转变，实现小批量多品种、差异化、多样化的生产。推动企业在业态上从产品、服务向体验升级，在提高GDp水平（功能与价值水平）的同时，提高社会幸福水平（意义水平）。
大数据时代，组织决策的挑战和机遇
大数据时代组织决策会遇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又构成了组织发展的主要机遇。
企业化解风险的方式发生变化
在大数据时代之前，人们更多的是利用数据从历史中总结规律，例如按以往的需求分布来组织生产，以此来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大数据时代决策最主要的功能是预测未来，也就是把握那些只存在于未来，从以往历史中难以推导出的需求，以此化解企业的市场风险。反过来说，这对于企业决策带来新的挑战，如果竞争企业可以预测未来，而自己的企业不能，企业就会失去未来。
巴拉巴西的《爆发》认为，人类行为93%是可以预测的。在日趋精密的数字技术条件下，有了从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我们不会再把人类的行为视为互不相关、随意偶然的独立事件。相反，它们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奇妙大网的一部分，是相互串联的故事集中的一个片段。它们会在不经意时显示次序，在意想不到之处偶然出现。人类行为遵循着一套简单并可重复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受制于更加广泛的规律。
如果说，企业生存的一般风险是德鲁克所说的企业系统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风险，在大数据时代，这种风险更多地体现在日常决策中，体现在组织决策要面向最终客户的需求变化，进行组织神经末梢上的随时随地的响应。
企业权力转移带来“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大数据的特点在于意义主导价值，它将引起组织结构的变革。对于组织来说，价值体现在结构之中，意义也体现在结构之中。原有的组织形式是为价值而建立的，其结构是价值的结构。未来的组织形式，是为意义而建立的，其结构是意义结构。组织的价值结构与意义结构非常不同，最核心的不同在于，价值结构是机械结构；意义结构是生态结构。具体表现在：第一，机械结构是自上而下控制的，生态结构是自下而生涌现的；第二，价值结构是以集中方式控制的，意义结构是以去中心的方式自组织自协调的。大数据所赖以存在的语义网，就是一个自下而上涌现生成意义，在分散的节点间自适应与他适应的网络。
随着具有语义网特征的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发展起来，组织的变革就越来越显得不可避免。大数据将推动网络结构产生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最先反映这种结构特点的，是各种各样去中心化的weB2.0应用，如RSS、维基、博客等。这些变化，一开始不易为人们理解。例如，人们经常不明白碎片化是怎么回事。事实上，碎片化是意义存在的状态。意义只有呆在适合自己的结构中，才得以呈现。人们容易忽略这是一种让组织变得更加智慧的力量。例如，面向weB2.0化的客户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为一个能量极大的未知节点可以给组织带来拉登、郭美美一级的毁灭性打击，《公众风潮》就是对这种挑战的描述。相反，如果象同一作者所写《创新推动者》那样，使关于客户关系的组织决策碎片化，会使企业低成本地响应分散化的风险，避开网上客户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的打击。因为大数据可以建立一条意义通道，使生产者与赋予企业意义的消费者建立一种多元化的联系，使产消双方产生一种象鱼水关系那样的无间隔的互动，从而从源头上获得更多的智慧。
大数据通过追随意义而获得智慧，这是它可以摆脱因追随价值带来的被动的根本原因。因为价值是组织化的，意义是无组织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本质上就是利用意义来控制价值的力量。
企业价值生成方式发生变化
大数据将带来的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变革性影响，是将使数据业务成为各行各业的主营业务，从而改变各行各业的业态。换句话来说，决策本身会发展成为一种主营业务。各行各业数据业务的主营化，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与大数据内在相关。它们都伴随着业务转型，从因大为美，转向因小而美：从集中但赢利越来越薄的大企业服务，转向分散但高价值的最终消费者服务。大数据的优势，正在这个方面。通过大数据，可以实现以往做不到的低成本洞察高差异的客户，在去中心的互动中贴近2.0化的客户。
电信业、金融业、流通业是数据业务主营化最先成形的产业。例如电信业原有主营业务是语音业务，但腾讯的数据业务占到76%以上，只用几年就以500亿美元市值超过了联通和中国电信，带动了行业的主营业务重心的从语音向数据的转移。未来各行各业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冒出本行业各种各样的“腾讯”来；而原有的巨头都将成为各行各业的“联通”和“中国电信”。这种挑战从另一面看，就是完全的机遇，这种机遇一般属于12岁至22岁的未婚青年，一不靠老子，二不靠刀子，三不靠裙子，只靠大数据，10年赚100亿，而且阳光致富。
大数据时代的组织决策
一是决策从后台向前端转移，要把握后端决策与前端决策的平衡。大数据时代的组织决策朝向的方向是人单合一，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融合（钱皮又称之为“合工”，与分工相对）。由于要对分散的、需求多变的消费者进行随时随地的响应，过多依赖后台决策，难以即时响应市场变化，为此就要把决策从后台向前端转移，例如向位于“人单合一”前沿的客户关系人员充分授权。海尔采取的组织决策就鲜明的具有这种特点。
当然，决策前移后，要把握后端决策与前端决策的平衡。一般来说，一线员工对当面市场的响应灵敏是优势，但一线员工对市场全局和未来趋势未必能很好判断，这就需要后台决策，包括研发部门，提供服务。这种服务甚至需要社会化、外包，形成分析即服务（aaaS）产业。例如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咨询等产业，以及一切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高附加值的创造。
二是决策从集中向分散转移，要把握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的平衡。人们对大数据决策容易有一种误解，以为就是数据大集中的决策。这是传统集中控制思维方式运用到分布式计算条件下常有的惯性。海尔的决策模式强调“群龙无首”。因为如果调动起每个自主经营体的主动性，使人人成为自己的Ceo，这些一线员工就会进行分散Ceo式的决策，没必要事无巨细非得通过龙首来决策。为此海尔用战略损益表等制度，进行战略性的价值管理，使每个员工在决策时，可以按企业的战略利益来权衡当前的形势，达到比集中式决策更优越的决策效果，其最高境界，就是企业无为而治。
事实上，大数据决策应是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的结合。共性的问题适合集中决策，个性的问题适合分散决策。而且二者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例如，一线员工的分散决策，也需要并且可以调用数据中心的分析资源和计算能力；数据中心的决策，也需要与员工的本地数据，甚至客户的本地数据进行锚定和关联。按美国最新的情境定价理论，在一对一的营销中，产品和服务定价这种最关键的决策，可能要依靠用户本地数据（如手机中的数据）的参与，通过与数据中心数据的即时匹配来完成。用户数据参与决策将成为分散化决策的一个趋势。
三是决策从价值向意义转移，要把握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平衡。受传统思维定式干扰产生的另一个误解，就是以为大数据决策就是事事用数据说话，排斥直觉判断和感性判断。固然大数据会使理性选择在决策中更为专业，并形成产业化的空前发展，但这只是大数据发展初级阶段的特征。当大数据发展到高级阶段后，它将回到自己的本性，也就是图灵当年指出的人工智能的理性与感性平衡的更高阶段发展。在大数据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通常沿袭理性派的思维，通过数据大来把握人的个性。理论上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巴拉巴西。认为人的随意之举也可以被完全预测，人的行为93%都可预测。
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哪怕只占7%，仍是数学算法无法穷举的。从意义分析观点看，人的潜意识、梦想、情感等高价值的数据，靠机器算法本身是难以全面把握的，这既不是数据量不够大，也不是算法不够优化，恰恰在于理性算法的盲区上。例如，Facebook倚重的人际算法（人看人，看对了眼，计算量并不大，但却可能是精准的），就补在理性大数据的盲区上。在大数据的高级发展阶段，直觉判断和感性选择，将成为比理性计算更高级的计算模式。因此，企业在借助大数据进行决策时，从长远观点看，要定位于体验――也就是意义决策――充分发挥大数据在面向高附加值的艺术、情感等体验领域的决策支持作用。在it业，科学的赚小钱，而科学与艺术平衡的乔布斯赚大钱，就是现世的证明。
四是把握精英决策与草根决策的平衡。传统决策模式是精英决策，大数据不仅可以支持精英决策，它最独特之处，在于可以支持草根决策。精英决策的基础是优化，但以优化为核心的决策有两大盲区，一是无法对策“人算不如天算”型的问题，如复杂系统问题，非常规的问题等等；二是难以应对效率不经济类型的问题，如个性化问题。生物进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上述两类问题最有效的决策方式，就是生物多样性决策。草根决策由于不依赖优化，排斥“英雄所见略同”，恰恰保持了精英决策过滤掉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解决方案多样性。大数据靠分布式计算模式，可以把分散在各个节点上的草根的智慧汇集起来，形成臭皮匠反而胜过诸葛亮的决策效果。
大数据发展起来后，决策将形成精英与草根决策的互补：简单系统问题归精英决策，例如通过简化，可以找到规律的问题，由精英进行数据分析来决策；复杂系统问题归草根决策，例如无法简化，也找不到规律的问题，可以采用众包方式来解决。
用好大数据，需要培养“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思维如果聚焦到一个点上，我把它归结为意义导向型的思维。培养这种思维的关键，是要把思维方式从价值导向，转型为意义导向。我在《新文明论概略》中，用上下卷70万字讨论的核心，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原理。
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6
摘要2003年8月，总理在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研究制定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文章分别研究了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与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的内涵及外延，并将两种机制进行了对比，以期为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衰退产业援助机制
一、资源开发补偿机制
建国以来，我国对资源的认知经历了从资源无价到资源有价（资源低价）的过程，长期的资源无价观加之计划经济时期大规模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导致资源的过度开采、副产品的随意丢弃，对资源富裕地的生态及人居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尽快建立并完善适合市场经济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内涵
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是指为了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在资源开采的不同阶段，遵循价值规律，采取法律的、市场的和行政的综合措施，引导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合理开发资源，承担资源开发成本、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的责任和为资源型城市公共事业做贡献的义务（图1）。
图1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概念界定
（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建立的充要条件
要建立和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通过市场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承认自然资源是有价的，并且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其价值及稀缺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价值完全实现是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必要条件；
第二、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的资源价值应能按照资源价值构成理论，在不同经济主体间做合理分配和补偿。资源收益合理分配或者说资源开发相关主体得到应有补偿是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充分条件。
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资源开发本身以及资源型城市产业的发展都具有倒“U”型的特点，即都需要经历成长――成熟――衰退的过程。资源型城市面临衰退的产业曾经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国家应积极寻找方案，对衰退产业进行援助，帮助资源枯竭地区产业顺利转型。
（一）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的内涵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是指通过财税扶持、资金和项目支持等政策引导方式，对伴随着资源的减少而走向衰退的产业进行直接援助；或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发展接续产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间接援助，消除沉淀成本，促进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产业逐步退出，使得资源枯竭型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促进生产要素顺利地从资源产业向非资源产业转移，缓解衰退产业退出过程中出现的工人失业、收入降低、社会动荡等各种矛盾。
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出现衰退的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以及配套产业中，国有企业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从产业层面上看，资源枯竭型城市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就是援助资源开采和初加工及配套产业退出；而从企业层面上看，资源枯竭型城市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实质上就是援助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即由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政府对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的退出提供援助。
（二）资源型衰退产业退出壁垒
1.资产专用性壁垒。资源型产业是依托当地自然资源而兴起的产业，厂房、机器设备等较为专用化，难以转移到其他领域继续使用。产业退出时，废弃的厂房、设备等难以变现，不利于产业再发展的资金筹集，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2.技术专用性壁垒。资源型衰退产业大多是资源的开采以及初加工产业，属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较低且较为专门化，一旦离开原有岗位，短期内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也缺乏自主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能力。
3..资源流动性壁垒。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虽然得到了迅速提高，但仍然存在地方割据严重、地区性行政壁垒过高等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不利于资源在地区及行业间的重组。
4.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对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而言，无论盈亏，资源型产业（基本为国企）都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很难真正支持和帮助衰退产业的退出，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衰退产业的合理收缩和资本存量的转移。
三、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与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的比较
（一）相同点
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三机制”的核心部分。二者同样都是一种政策生成、实施和监控体系，都体现了实现资源型城市自然生态及人工生态（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两个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可以直接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和谐发展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在当前资源禀赋制约严重的国际情形下，建立充分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价格体系，对促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资源型产业发展以及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都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二）不同点
1.时期不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建立主要针对资源产业处在成长、成熟期的资源型城市，以预防日后可能出现的资源产业衰退情况，是一种预防机制。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一般针对资源产业处于成熟和衰退期的资源型城市，资源型产业已经出现衰退迹象，产业转型刻不容缓，因此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也可以说是一种救急机制。
2.作用机制不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以市场补偿机制为基调，强调自然资源的合理定价及既得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合理分配，是主要依靠市场调节的机制。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则是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基调，主要依靠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扶持的机制。
3.标准不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与资源开发数量密切相关，是基于资源市场价值的补偿，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与历史上的资源开发数量基本无关，是基于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援助[1]。
4.主体不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主要补偿主体是资源型企业以及资源型企业产品收益者，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的主要补偿主体是中央政府。
5.手段不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多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多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综合等手段。
（三）小结
资源枯竭城市问题和衰退资源产业问题，与历史上资源开采中没进行相应价值和环境补偿有关，现在对衰退资源产业和衰竭资源城市进行救援和补偿，其实是对资源历史开发进行的补偿。另一方面，如果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能够确实建立和完善起来，资源城市就能够在资源（濒临）枯竭之前完成经济转型，较好的经济氛围和稳产期积累的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有助于衰退型资源企业的顺利退出。
参考文献：
[1]路卓铭,沈桂龙,于蕾.短缺与可持续双重视角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研究――兼论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财经研究.2007.33(9).
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7
关键词设计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识码：a
设计创新是为解决新的设计问题而提出的新思路、新方法。设计创新的目的是能够在具体的条件下最有效地解决设计问题。所以评判设计创新价值的唯一尺度就是看它解决设计问题的效力。设计创新应该具有自己的范畴从而区别于其他意义上的创新。设计的创新首先是对设计的过程和结果有价值的创新。最近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了最新的设计和创新关系的研究：设计是创造力，是idea，而创新更多指的是将这种创造力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如管理，技术、品牌、营销、服务等等。
产业转型升级，应定义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向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转型”，其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的“类型”，即把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把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升级”，既包括产业之间的升级，如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也包括产业内的升级，即某一产业内部的加工和再加工程度逐步向纵深化发展，实现技术集约化，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的主导产业是加工制造业，而其核心内容则是制造业结构升级及生产业的大力拓展。这是由我国制造业在量和质两方面的特点决定的。我国制造业的总体特征可以用“量大质残”四个字来形容。中国制造”既是我们30多年来苦心孤诣打造的国家品牌，同时也是我们心中难以消除的“隐痛”。这种“隐痛”表现为以牺牲大量自然资源、环境以及工人健康为代价，来获得最微薄的加工利润。
从生态环境角度考虑，设计创新创造的是可持续性经济价值。较之传统产业，设计产业的显著特点就是低能耗、低污染。因此，设计创新的发展和完善，不仅与我们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相符合，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从经济因素角度考虑，一切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会不同程度上对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如果将一个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的过程按附加值高低画一条曲线，它一定是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研发、设计、销售、品牌和服务等环节，即“微笑曲线”的两端，是提升产业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制造环节，即曲线中部是产生附加值最低的阶段。于是，一个“笑脸般的弧线”出现了。在附加值的观念指导下，企业体只有不断往附加价值高的区块移动与定位，才能持续发展与永续经营。微笑曲线一端的设计、另一端的品牌营销都与设计创意产业有关。这些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低消耗、低投入、高产业关联度和高附加值的行业。我国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微笑曲线最低的部分向翘起的两端转变，从设计研发和品牌营销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国内企业的设计与品牌意识正在觉醒。耐克没有一间工厂的奇迹，正成为海尔新战略的模板。海尔经过多年发展，于近期正式实施“去制造化”战略，把精力从制造规模的扩充上解脱出来，以吸引优秀人才、整合研发和渠道、进行产业链整合，专心营造自己的全球化品牌形象。海尔集团已将其旗下的电脑、厨房电器、液晶电视等传统制造业务外包，集中精力专做设计研发和品牌管理的价值链两端，并尝到了甜头。比如其通过调查用户需求发现，用户愿意多花300元购买一台对眼睛有所保护的电脑。于是海尔加大研发，生产出更清晰的对眼睛有保护的电脑。单台的成本增加了100元钱，但是获得了200元钱的设计利润。海尔的转型依赖于其设计领先型战略，并通过资源整合为品牌管理优势，正是我国企业向价值链曲线高端迈进的成功范例。
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8
[关键词]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目标诉求；实现途径
一、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大学生价值观冲突的时代境遇
(一)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大学生价值观冲突的客观进程和特殊时期。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回避的历史进程，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从以往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它表现为各国、各民族和不同文明体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上多元性的整体化趋势。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商品、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互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渗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着自己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推向世界，希望可以实现自己“普世的价值观”，从而使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格局受到新的调整与改变，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现在和将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陷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企图在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上取得主导权，以便按照他们的意思和标准来塑造世界。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自觉提升民族文化和民族信仰，发挥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和价值导向作用。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前我国又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正一步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政治和文化思想也在经历着不同程度上的改变，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成就的同时，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负面效应和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从世界历史的现实来看，社会转型时期是最容易发生贫富分化、社会失衡、信仰危机和政治腐败等问题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都会通过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表现出来。比如，当前我国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组织形式、就业岗位、管理方式等也日益多样化。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群体进一步分化，贫富差距拉大，腐败和其他丑恶现象的存在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不断蔓延并影响着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和价值观念。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升社会主义信仰和价值导向作用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重大任务。
(二)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境遇下大学生价值观的现实表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学生生活在变迁的时代境遇中，在全球化的冲突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下，他们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功利化和多层化的特点，核心价值在动荡中摇摆，国家利益至上、集体主义本位的一元价值观日渐脆弱，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些“价值困境”。一是社会、国家与自我关系出现偏差，个人价值第一。西方人生哲学、个人至上的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的利益趋动，使一些大学生对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根本道德原则的社会本位价值观逐渐淡漠甚至丢弃，开始滑向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本位价值观，过分注重自我，过分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强，在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取舍中更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步入了极端利己主义的误区。二是他人、自然与自我关系出现偏差，功利性倾向明显。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摒弃了人生目标中的超然性目标，普遍认同现实中个人的价值观。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往往更多采用市场经济的标准而不是正确的道德标准。在利他与利己发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利己，为了一己之利，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破坏自然环境与资源，其生存方式越来越世俗化、功利化。三是理想信念模糊，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上出现偏差，只注重眼前经济利益的获得，一切向钱看。一味追求生活安逸舒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蔓延；追求时髦的“酷”文化，推崇怪异、反常、颓废的生活行为方式，意志力薄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乏责任感。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困惑已影响到他们人格的完善和学业的完成。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目标诉求
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视野下，培育大学生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立足于大学生价值观的现实表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准确定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目标，才能使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笔者认为，新形势下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目标诉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提升理论素养，使大学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社会变革的转型，社会意识出现了多样化倾向。面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情况，必须更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因此，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要的是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理论素养。既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也要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进行介绍，让学生在比较中掌握真理，在选择中把握方向。要通过学习，使大学生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科学理论认识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并能对现实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要通过学习，使大学生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社会实际问题，从而更好地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清除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
(二)树立科学价值观，使大学生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指针。理想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实现可能性的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往。当代中国的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想信念的确立，源于科学的人生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科学的价值观在大学生的心理活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大学生行为的最高调节器。大学生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决定了大学生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有什么样的认知模式，有什么样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影响着大学生的需要、动机、兴趣、意志、品质等心理活动，科学的价值观能够使大学生正确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并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并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通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夯实大学生的价值基石，树立大学生科学的价值观，从而激发大学生对生命、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强化大学生在行动选择中对他人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正确理解幸福与追求幸福，树立具体的奋斗目标，把个人的目标追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统一起来。
(三)培育政治意识，使大学生始终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支柱。曾经指出，人是要有一股气的。这股气就是要求人们必须要有一种精神作为生活支柱。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随着对外交往增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这一方面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使一些大学生产生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国家观念淡化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使大学生既有世界眼光又有爱国情怀，正确处理好热爱祖国与关爱世界、为祖国服务与尽国际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使他们发奋成才、务实创新、立志报国，自觉用火热的青春、过硬的本领、创新的素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促进社会和谐、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
(四)提高道德品质，使大学生始终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践行标杆。确立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素质为基础。高尚的道德素质在大学生成长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大学生成长动机的帮助和强化，对成才过程的激励和引导。当前，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也在加速形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利用是跨国界的，商品在全世界销售，资本跨国界流动，信息得以共享，各国经济交往中需要遵循共同规则，跨国公司本土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不仅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因此，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切实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使他们在应对国际国内各类事件中做到重人格、讲国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一种价值标准又是一种道德规范，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我们在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树立的道德价值观。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境遇中，人们的道德取向出现多元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了一定冲击，只要大学生高度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并以此为标杆，引领整个社会风尚的发展方向，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有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三、实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目标的路径
高等院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基地，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不断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丰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使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得到更好的陶冶，才能使大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信心，使大学生在面对道德是非时学会判断，在面对道德困惑时学会取舍，在面对道德冲突时学会选择，在道德实践中学会自律。
(一)夯实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告诉我们，人们作为认识主体从周围事物获得的价值意识，是他们改造和利用这些事物的直接动机和精神动因，因此，要以关于该事物的本质即发展规律的认识作为基础。我们在一切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形成比较客观和比较正确的功利性、评价性的认识。所以，一般来说，主体人的任何价值意识或价值观念要以真理性认识作为它的认识论基础，而任何真理性认识也只有在转化为主体人的价值意识或价值观念之后，才能成为实践的直接动机并用以掌控实践的精神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那样：“理论只有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要坚持不懈地通过课堂教育的主渠道灌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学术研究和第二课堂等各个环节之中，发挥对大学生潜移默化的正确导向作用，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帮助他们在多种思想意识中进行比较、鉴别和选择，引导他们认清政治与业务、主观选择与客观需要以及个人与国家、集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提高大学生的理论修养和精神境界，把理论知识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认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式。一般来说，一种观念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不能接受，二是愿不愿意接受。其中“能不能”主要受制于主体的认知因素，属于人的理性范畴。而“愿不愿意”则主要受制于主体的情绪因素，也就是主体对内容的情绪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可以说“愿不愿意”的问题始终是教育能否实现的关键和难点。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首先从感情上关心或关注某一事物，才有可能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衡量和判断，进而才能把价值判断变为自己的行为”。在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要力戒单纯、抽象的理论灌输和僵化、呆板的说教，应当运用一切切实可行并富有教育启发意义的工具和手段，把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结合起来，变呆滞的宣传教育为灵活多样的体验教育。要以重要的节假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纪念日为契机进行教育，寓教育于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学生文化生活中，尤其注重把日常生活教育和先进典型、实时生活批判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发人深思，震撼心灵，启迪智慧。
(三)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文化建设载体。大学是社会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一所大学的力量主要来源于其深厚的文化，这种文化能使学生产生深层感受和深刻体验。大学文化是指在一个学校内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以校内师生为主体创造并形成共识的价值观念、办学思想、群体意识、行为规范等构成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学校精神与氛围的集中体现。大学文化能赋予大学一种文化意识和精神自觉。由于长期置身于校园文化的浓郁精神氛围中，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能自觉地形成与这种校园文化精神相匹配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品格。因此，大学文化是大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好载体。大学文化建设应从大学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四个方向进行，特别是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潜移默化地滋润大学生的精神、信念和信仰，使其受到无形的洗礼和熏陶，这种影响虽然无声，但却巨大，往往是持续终身的。因此，高校只有以大学文化建设为平台，把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风气作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才能真正担负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责任。
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9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化、文化分化不断加剧。在此基础上，传播分化的问题也凸现出来。就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而言，传播分化是一个新问题。研究者虽然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大众传播分化的现实，但对传播分化的内涵，以及由传播分化所引起的传播冲突、传播失衡等问题，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尚需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本文对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传播分化的形态及现实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梳理和探讨。[关键词]当代社会；传播分化传播活动成为当代信息社会人们的主要活动，我国当代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裂变。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变革加剧，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迅速崛起和形成。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促进了社会分化，在社会分层中，职业是社会阶层分化的核心因素。[1]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社会的文化分化也日益加剧，各个阶层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在社会文化分化的基础上，传播分化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但是，究竟什么是传播分化，它的内涵和基本型态是什么，传播分化有什么具体表现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一、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什么是传播分化？我们认为，所谓传播分化，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有效应用，以及传播主体对传播资源占有的不同，从而导致的社会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异质化，并由此产生的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具体表现为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等现象，以及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进一步分化和加剧的趋势。实际上，在传播分化概念中，具体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传播分化首先表现为作为社会存在状态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传播现象。也就是说，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如地区、群体、文化、职业等社会阶层不同的传播差距；产生了诸如在媒介价值、媒介生态、媒介资源等领域，将传播整体系统分割为不同的次级系统的传播区隔，以及传播功能的异质性特征不断强化的传播分异现象。其二，传播分化还体现为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具有明确的加大及进一步促生新的分化的趋势。其三，传播分化引起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分化，它是当代社会传播发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并由此而引起的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如贫富分化、阶层分化、文化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分化。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社会学理论中，分化常用来表述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概念涉及到原本由一种社会体制运行的诸多社会活动分裂为由不同的社会体制来制约。分化的历史过程表征了一个社会的各部分越来越明显的专门化趋势，进而导致了该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异质性。有学者指出，分化是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是到了现代阶段，分化明显加剧，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2]显然，社会分化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十分突出，社会分化也是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理论为我们系统研究传播分化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同时，传播分化也是社会分化的有机组成，不能把传播分化与社会分化割裂开来。我们关于传播分化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的描述，实际上也源自于社会学研究对分化概念的界定和总结。就传播学理论本身看，虽然没有人专门提出传播分化的概念，并专门就此进行更深层次的内涵分析。但对于这一理论问题，在传播思想的发展中其实早就有所认识，并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传播学研究中的“知沟理论”、“信息沟理论”可以说较早地认识到和明确提出了传播分化的问题。知沟、信息沟理论已充分认识到传播分化中的信息差距问题，为传播分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罗杰斯在其著作《创新的扩散》中也有所认识，他认为，在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创新的扩散一般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经济差距。英国著名传播学家麦奎尔就深刻地认识到了传播和社会变迁的问题，麦奎尔认为，关于大众传播和社会中发生的其他变迁之间关系的趋向和牢固程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传媒是社会变迁的原因，还是结构？传媒在哪里发挥影响，它们也就在哪里引起变迁。两种主要变迁是，要么就是选择社会集中化，要么就是选择社会分化。麦奎尔认识到大众传播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的控制和分化的作用。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影响深远的“公共领域”理论，其实也涉及到大众传播与社会分化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识到公共领域“结构性的变化”问题，他对“公共领域”在19世纪的衰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强调了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结构的分化。此外，在传播学受众研究理论中，传播分化问题也有具体的体现。[3]首先是作为社会类别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的差异性，力图通过社会在分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社会类别来区分研究受众。其次，还有作为亚文化群体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群体的差异性，但与社会群体的分类要素来源于社会学不同，该理论视野与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有着直接联系。研究者尽管没有系统地对传播分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深层次分析，但都从各自的理论体系和认识角度出发，涉及到了传播分化的问题，并且也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他们的理论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清晰的，这就是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和互动性，社会分化影响传播分化，而传播分化则加剧社会分化，同时又转化为社会分化的动因，这一认识为我们研究传播分化提供了逻辑的起点和理论分析的视角。导致传播分化的动因，其实就是社会分化。反之，传播分化也促进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具有明确的互动性。陈卫星指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传播技术的普及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中介作用，传播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网络铭文。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范畴，同时也编制和构筑了生产关系，维持和加强了生产领域当中的一般状态。传播工具对社会转型产生的撞击作用在于，重新构建社会空间。”[4]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播成为社会分化的中介和载体，同时通过传播，社会空间又得以重构。因此，就其发生看，传播分化是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就其结果看，传播分化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必要因素，是社会发展中社会现代性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认为，在任何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必然产生裂变，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的价值、文化、政治、经济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各种形态的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就是这种分化中的主导形式。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传播分化自然而然是社会分化的主要载体和催化剂。传播分化伴随着社会分化而发生，加速社会分化的进程，促成了社会分化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同时，传播分化又体现着社会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分化。从深层次看，伴随着传播分化，社会文化在其系统内部产生冲突，形成新的文化因子，促成异质文化的生成，从而导致文化分化。在此基础上，社会文化本身也向异质性转化，也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的产生。因此，传播分化实际也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形式。二、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就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看，传播本身的快速发展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并生的。我国传媒业在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如传播差距、传播资源的非均衡发展、媒介报道的社会歧视，等等。这些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其实都和传播分化问题有直接的关系。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包括现象层面的传播差距、子系统分化的传播区隔和异质性分化的传播分异。以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为基点，为了更明确具体地研究传播分化，我们还有必要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对此问题，国内研究者大都从社会分化的角度出发，直接借用了社会分化研究取得的理论观点，主要从社会阶层分化来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俞虹依据陆学艺等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划分，从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角度，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划分为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三大部分。围绕这三大社会群体，段京肃通过分析各社会群体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指出：“在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以后,媒介必须适应新出现的各个阶层的实际需求,否则媒介就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每一个媒介都要找到最需要自己的阶层,并尽全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5]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社会分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媒介需求的变化，并指出媒介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媒介本身也在促动着社会的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表现为互动关系，传播分化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则是他们的研究所没有深究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但要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更要从全方位的透视我国当代社会传播分化问题，并对其具体形态进行描述。总括起来看，传播分化在政治意识、文化观念、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下面我们主要从传播价值、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地域性差异等来描述传播分化的表现形态。具体而言，传播分化主要表现在内在分化和外在分化两个方面，并由此形成具体的形态。（一）内在分化。所谓内在分化，主要是指传播的价值取向、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在因素产生的分化现象。它是隐性的分化，表现为潜在的变化，但对传播分化起着决定性和主导的作用。1、价值形态分化。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价值取向是其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传播活动都有其目的和价值判断的立场，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并因此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早期的传播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传播对社会价值建构的正面作用，更强调传播的价值整合意义。如美国传播学者帕克就认为，作为整体的传播，使社会团体走向联合、一致和完整。它修正、规范了竞争，产生出道德秩序。显然，他认为正是传播从正面建构社会价值，使不同的价值走向一致。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当代社会呈现价值多元化的态势，社会发展表现为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状态。如雷洪认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分层价值观基点的转变和特征是：(1)由制度化核心意义转变为利益性核心意义；(2)由身份性意义转变为功利性意义；(3)由明显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意义转变为经济性、物质性意义；(4)国家或社会一重性意义转变为个人、群体、集团、国家多重意义；(5)单一的制度安排意义转变为市场化与制度安排双重意义；(6)简单的效用和意义转变为复杂的效用和意义。[6]从理论上看，价值多元化应该是一个转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大众传播媒介的参与，使得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分化具体表现出来，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一元价值观分化为即此即彼的多元价值并存的状态。随着社会多元价值的产生，大众传播媒介也明显呈现出了价值分化的情形。不但大众媒介本身表现出价值多元化的倾向，而且人们对媒介的需求、认识、理解和判断也呈多元化的趋势。就媒介的价值取向来看，出现了各种不同价值观念并存的状态，如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民族化等等，各种价值体系一并产生并不断强化。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价值观正在走向两极分化，传播正在分化出其负面的、否定性的价值形态来，基本价值变得模糊，各种相对主义观念大行其道。实际上，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普及，传统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分异，即在传统的价值的基础上，分化出了异质性因素，传播是促成这种分化的直接动因。也正因为传播分化，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多元价值的认同，这其实是分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分化的前提。当然，这种认同有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否定的、消极的认同，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在当前商业化的冲击下，我国大众传媒的道德价值权威受到挑战。大众媒介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惜以牺牲社会的基本价值为代价，猎奇色情、宣示苦难、侵犯隐私、社会歧视等等有损于社会基本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报道，成为争夺媒介市场的手段。2、文化形态分化。传播分化还表现在文化形态意义上的分化。就文化层面而言，我国当代传播分化主要表现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形态的分化。关于文化形态层面的传播分化，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的文化活动的基本特点是文化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推波助澜地影响着大众文化的形成和扩散，并且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首先表现为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在当前中国的审美文化当中，虽然存在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元格局，但人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近二十年来发展极为迅猛，它不但在其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过了任何其他文化，而且还在以各种‘文化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大众文化以各种方式利用来自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为适合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7]从传播分化的角度看，这段论述就很好地阐明了文化形态的分化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消费主义文化也正在兴起，大众文化随之成为文化的主流形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在传播分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播现代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媒介促成了全球文化的蔓延，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加剧，这也共同引发了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和分化。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传播分化的焦点。例如，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我国当代大众传媒中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的呈现殖民化态势，就是传播分化在文化形态分化层面的具体表现。
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篇10
关键词：剥削；劳动价值；剥削新情况
中图分类号：阳32；D0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12010)06―0161―05
一、政治哲学视域中劳动价值论与稀缺价值可以并存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意识形态偏见较深的学者，长期以来热衷于制造劳动价值论与稀缺价格(他们别有用心地混称为“价值”)的对立，把劳动价值论与稀缺价格渲染成了冰炭不能同其器、寒暑不能同至的两极。
从学术上看，劳动价值论与稀缺价格之间是经济实践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必须分别研究，不能混为一谈。劳动价值论的立足点在生产领域，它要揭示的是经济实践架构的重心如何形成的源头问题。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在创造价值的决定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哲学观的应用。稀缺价格或价值论其立足点是在价值实现的流通领域，说明的是同一劳动价值及其商品体可以衍生出由供求稀缺性产生的若干交换价格，最终的流通交换价格与生产劳动价值可以形成等于、大于、小于的非对称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阐述劳动价值沦，《资本论》第三卷阐述的就是市场价格形成与波动机制。马克思或许当时并未意识到未专门论述劳动价值与供求价格转换与区别将带来多大麻烦。于-是就有学者提出，《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价格理论与第一卷的价值理论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生产价格论不能同价值论相协调。
怎么解决劳动价值与供求价格转换带来的麻烦?过去的路径是拘泥于“转形问题”。所谓转形问题，简单来说是企图论证出价值与市场价格以及总价值与总价格相等的问题。西方学者通常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澄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为科学理论的关键所在，并认为“转形问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
其实，恩格斯早就预见到，解决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之间表面矛盾转形理论，“在马克思的原文发表之后会和发表之前一样引起争论”。恩格斯和希法亭撰文对争论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答，力图维护马克思的价值转化理论。
20世纪40-50年代，冯・庞巴维克，J.温特尼茨，R.L.米克等经济学家沿着德国数理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冯・鲍特凯维兹的研究传统，试图用数学方法研究转形问题，提出各种解决所谓价值与生产价格的矛盾的数学模型。鲍特凯维兹通过模型得出：“两对总量”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同时相等，而在放松约束条件时，无法实现同时相等。所谓“严格的约束条件”就是要求总不变资本与总可变资本的比例或总资本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鲍特凯维兹等人运用联立方程求价格和利润率的做法，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森岛通夫等更是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乃至整个劳动价值论与新古典的冯・诺伊曼模型直接结合起来，建立一种“马克思――冯・诺伊曼模型”，从而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纳入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是，将马克思生产价格等同于均衡价格的理论与马克思对价值与价格的分析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以一般的人类劳动为实体的价值量是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因此用货币利润率与平均价值利润率的‘不一致’来否定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乃至整个劳动价值论是没有道理的。并且，这种‘不一致恰好反映了新古典均衡分析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逻辑问题”。均衡价格理论主要反映的是商品的价格由供求状况决定的变化规律，该理论忽略丁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以及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并最终决定价格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价值的抽象分析有助于人们看清楚剩余价值的真实源泉是如何被神秘化的，并了解利润的真实性质，这恰恰突出了劳动价值论以及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剥削的本质方面所运用方法的独特性。
国内学者也为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转形问题”研究上，更是取得了很显著的学术成果。罗雄飞将“转形问题”的产生归结为检验转形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一批西方学者依据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所阐述的商品生产和价格理论，又展开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在讨论中，萨缪尔森、斯蒂德曼、霍杰森、森岛通夫等人主张放弃或修改劳动价值论，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