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2:01:36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1

(一)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方法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着力点,需要借助于逻辑严密的立法目的要素所构筑的目的体系,来实现对特定立法目的内容的文本表达。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法的目的条款制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予以归纳提炼,形成独具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模式。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规范化表达的形式逻辑背后,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价值理念的平衡与协调。对于立法目的构成要素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有关立法目的的不同理论解说。这是因为立法目的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来彰显立法的价值诉求,发挥立法在调整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多元利益冲突的调整功能。在气候正义观的影响下,气候变化法得以发挥调整应对气候变化中广泛的社会关系,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

法律目的研究作为现代法学研究中一种因应法制变革要求的研究方法,调和了以功利主义价值理念诉求为中心的目的论式的自然法学与秩序构建为中心的实证分析法学二元对立的格局,以修正法律制度的体系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开放性、适应性的回应型法,将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统合在制度之中,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其意义在于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探究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的准则(价值)。如果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那么就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虽然一项规则可能带有官方权威的烙印即通过了法律效力的血统检验但它却被认为是可以按照它对那些利害攸关的价值影响的重新评估。

(二)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层次逻辑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降低社会发展的碳依赖和减少生态稀缺性是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直接目的,在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体系中处于最低的位阶,这一初级目的使其与其他环境立法、气象灾害防御立法以及能源立法相区别,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正当性,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在逐步揭示全球气候暖化的客观事实。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类不得不思索重塑价值观念,改变原有的价值判断,在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应对中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中,形成密切的关联。从《京都议定书》的艰难破茧到《巴厘岛路线图》的共识达成,从《哥本哈根协议》的减排责任分担搁置到《坎昆协议》的适应性问题重视,从《德班决议》的风云骤变到里约+20峰会的《我们憧憬的未来》的绿色发展曙光,这一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折射出事实与规范之间围绕着求真的知识增量和向善的伦理关怀之间的逻辑进路而展开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格局。气候变化在短期难以表现其危害的滞后效应,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宁愿关心当下所真正感受到的种种风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摆脱贫困的现实发展问题,加之气候变化是伪命题的怀疑论所形成的主体背景观念,往往将人们引入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误区,形成了所谓的吉登斯悖论。

所以,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便承担了破解吉登斯悖论,通过伦理、技术、经济、政治、社会等综合回应,实现价值的重塑与制度的更新,使全社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从国家、集体、个人三重维度展开,重新调整行为活动,以适应未来利益格局的社会变迁。实现以多中心、社会利益本位的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凸显了气候变化应对需要根据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形成的包括地方政府、私营部门、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围绕着气候资源这一公用物的产权配置,灵活运用市场激励机制、行政管制机制和社会调节机制进行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过程中,作为多元利益的协调者和引导者,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的科学情景预测信息和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确立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的动态目标模式,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运用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碳税、自愿协议、公私合作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不断完善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管理标准体系,并进行气候政策分析的绩效评估,持续动态地调整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管理的方法和内容,以回应区域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规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中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行为。同时,在未知中所进行的综合决策难以确保有效回应气候变化风险,应当通过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程序作出科学民主决策,并坚持无悔的原则,通过气候灾害的社会化填补机制和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有效预防和填补因气候变化影响所带来的多种损害,不能因气候变化损害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短期局部恶化而追究决策者的法律责任,需要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这一过程性正义的实现就是体现气候变化立法本质特征的中级目的。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权益,维系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这一根本目的折射了气候变化立法的法学方法论意义,既划清了气候变化法学与气候伦理学、气候政治学、气候经济学、气候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界限,又阐释了气候变化法横跨公法、社会法、私法三大法域的气候变化法学研究范式。其中,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法益、权利、义务和责任,成为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律表达的核心话语概念逻辑。而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气候安全价值选择,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的秩序价值,围绕着秩序价值的应然规则设计,以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为表征的义务本位论成为气候变化立法的规则逻辑起点。

为了保障气候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损害,义务和责任的配置,从根本上保障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多元利益和权利。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之间的交互复杂的作用涉及广泛的领域,气候变化立法在分配义务和责任的同时,必须重视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当局在内的公共行政部门、包含企业、行业协会在内的私营部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媒体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特殊贫困弱势群体在内的公民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所享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法益和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包括劳动就业权、环境权、健康权在内的集体性的社会权及包括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在内的自由权。其中法益包含了权利之外,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体现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气候变化法益的广泛性离不开社会法与公法的共治互动,同时私法作为有益的补充,服务于利益的协调与共进。

二、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条款的目的论解析

立法者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文本中,对立法目的条款的技术表达,反映了立法者所采取的立法目的理论。英国2008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在于,以1990年为基准,到2050年,通过国内及国外的行动,使温室气体减排80%;到2020年,使温室气体减排34%;建立每五年为一时段的碳预算体系,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首次制定的三期碳排放预算为20082012,20132017,20182022,2009年5月前必须制定完成。政府必须向议会报告完成预算的政策和计划;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为政府提供碳预算标准的建议,向英国议会提供目标进展、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政府必须给予反馈,以确保每一年度预算完成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借助市场激励机制限制排放或鼓励排放实体进行减排;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条款;通过财政激励机制减少国内废物产生并使废物再回收;促使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修改2004年《能源法》关于可再生运输燃料义务的条款以及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其他条款。从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实践中来分析其立法目的条款的实证法目标定位在于四个方面:一是为英国在中长期减排行动方面设定可行性的并量化的具体减排目标,履行英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国际法律义务;二是通过构筑气候变化国家体制,明确议会、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具体责任和义务;三是为国内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确立了综合性的制度框架,使得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立法能够在综合法的体系内不断完善;四是重视通过综合立法实现对相关气候变化领域立法的清理和完善,采取包裹性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对气候变化应对的动态调整。

另外,韩国2009年2月公布《气候变化对策基本法》第一条立法目的表述为:由于地球暖化导致气候变化及对全球环境的冲击,须积极促进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关联产业能力提升等,尽量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建立气候变化之基本对策,以利社会发展,及让国民们有健康和舒适的生活。其目标是为追求人类的永续发展。英国和韩国的综合性气候变化基本法虽然在立法目的表达上各有特点,相比之下,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目的更加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的立法技术表达。但在立法目的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定位方面均体现出了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气候风险;二是确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有关机关依法行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权力,通过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使得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在区域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中,平衡和协调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利益冲突,实现区域性的气候公共治理;三是保护社会各主体在气候变化风险应对中的合法权益。由此,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具有三方面的目的:通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注重国家气候行政过程性的风险管理,调整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多元气候利益关系,实现区域气候公共治理;保障社会、生态的集合性气候权益。结合这三个方面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并可以得出两种主要目的论的理论观点。

(一)一元论

这一学说直接阐明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而确立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一整套管理体制机制框架。在一元论的指引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是为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一个战略、政策规范框架。一元论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与管理目的的耦合。在应对气候变化法颁布之前,有关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是由多种不同程序、不同理念、不同政策目标、不同立法目的的法律、政策组成的。气候变化法的出台,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对已经颁布的立法和政策进行清理与整合,为整个气候变化应对提供综合的相互关联的基础。

一元论实际上属于实证法秩序建构的立法目的论。该理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为本位,重视规则的系统性和内在合理性。英国2008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为改善碳管理,促进本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和鼓励低碳商品投资提供一个长期性框架。在此种综合性立法中,明确具体的减排目标,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建立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为以后相关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所涉及的诸多领域的一揽子立法完善提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英国气候变化综合性立法重视通过立法目的的实现来促进现行相关立法的完善。其立法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元的,在一元目的之下,由众多目的要素构筑形成目的体系,目的多元论将目的要素也看做独立的目的。基于目的哲学关于一和多的关系之理解,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应定位于保障气候安全。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核心价值取向。透过可持续发展、气候正义的多元化、复杂的社会时空场域的映象,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以及应对,都是为了使得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在巨大的不可逆的气候风险和气候影响下能够得以延续,将有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予以避免或是降至最低限度。不管是主动适应,趋利避害还是减缓或避免气候变化损害,都是为了谋求气候安全这一最本源最基础的价值理念。

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就可以作为价值性目的写入立法目的条款中,成为元规则。其他工具性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性目的而存在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目的要素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附随效果而已。直接目的、中级目的和终极目的的划分使得一元目的得以从上中下三种层面梳理出来。而这一逻辑元规则正是贯穿于气候变化立法体系的精神要义和规则原点。笔者认为,尽管一元论并未否认立法目的是由价值性的目的要素所影响,但这种对气候正义的理解过于单一片面,没有详细论及在气候利益冲突之下,安全、公平、效益不同气候价值冲突的协调需要在更高的价值协调方面实现具体平衡,气候安全的片面强调会忽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2

关键词: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后京都时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DF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5-0021-07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的结束和“后京都时代”的开始,许多国家和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也在逐步推进。中国政府在推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基础上,不但正在拟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而且省级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办法”的制定工作也在逐步开展。因此,研究“后京都时代”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立法背景

(一)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早已成为全球议题

根据联合国“政府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简称ipCC)的报告,最近100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20世纪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约0.17米;温度升高和降水的变化,已经造成极端气象事件的增加;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变化所引起的。因此,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已成为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全球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因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合作。为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要求通过国内立法处理气候变化及其引起或者改变的自然、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中国面临巨大的排压力

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与日俱增的排压力,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重要推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迅速上升。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早在2007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虽然根据《京都议定书》,中国无须承担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义务,但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加,使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排压力。因此,中国政府在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从“差别原则”到“共同责任”的转变,将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此外,欧盟、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立场,也给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带来了国际压力。

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等。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能源资源匮乏,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发展很不平衡。上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本国情,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政府积极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

事实上,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高适用气候变化能力,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和行动。例如,2007年6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10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2011年1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2012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等。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明确提出:“要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立法工作议程。适时修改完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时出台配套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为此,中国部级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正在草拟中;而在省级层面,如青海、山西等省已经出台了该省的应对气候变化办法,其他的一些省市也正在进行本省的应对变化立法。

二、立法原则

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解释法律、运用法律和发展法律的基调,是所有国家的关键性标准。”中国政府早在1994年就制定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并于1996年首次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2003年,中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因此,湖北省应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其他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有机结合,整体推进和落实湖北省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缓与适应并重原则

缓与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缓”指“为了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为将气候变化的程度最小化所作出的努力”;“适应”是指“自然或人类系统为应对现实的或预期的气候刺激或其影响,而在生态、社会或经济体系等方面所作出的调整”。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缓全球气候变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挑战,而适应气候变化则是一项现实、紧迫的任务。因此,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缓与适应并重原则,强化能源节约和结构优化的政策导向,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结合生态保护重点工程以及防灾、灾等重大基础工程建设,切实提高适用气候变化能力。

(三)共同参与原则

共同参与原则是指“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法律措施和制度,要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使他们共同但有区别地参与气候变化的应对”。因此,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共同参与原则。加大开放、拓展渠道,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人才和资本等资源,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内外合作,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省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改进生产和消费模式,使之成为全省人民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

三、立法目标

关于法律目的,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如法律的目的在于“给每个人以应得的权益”、或“维护社会秩序”以及“达到人类需求的最大满足”等。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客观需要和气候变化法的现实基础,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标应当包括“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等。

(一)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机制,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提。首先,省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研究确定全省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战略、方针和对策,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其次,建立和完善省发改委牵头的省级部门协调机制,逐步建立与节能排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相一致的温室气体控制体系,开展对各地温室气体排效果进行科学评价试点工作。最后,认真贯彻国家有关节能、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环境保护、防洪、气象等法律法规,加快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实施细则,依法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力度。

(二)优化能源结构

优化能源结构,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为此,一方面要强化能源节约,降低能源消耗。即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约能源和高效利用,组织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开展节能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加大依法实施节能管理力度,努力缓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即通过加快风能、地热能、浅层地温能、生物质能、核电和太阳能开发与建设,加强余热余压利用,建设生物柴油基地,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三)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内在要求和终极目标。首先,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严格控制工业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即通过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继续扩大循环经济规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氧化亚氮治理。其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控制农业甲烷排放。即通过繁育新品种、采用科学灌溉技术,研究开发优良反刍动物品种和规模化饲养技术,加大沼气利用力度,努力控制甲烷排放增长速度。再次,实施生态保护工程,增强碳汇能力。即通过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与生态恢复、限制未利用地开发、长江防护林、平原绿化、能源林基地等重点工程,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自然生态恢复,大幅度增加碳汇能力。最后,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完善农田基本建设新机制。即加快实施大型灌溉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高产农田改造等项目建设,通过实施武汉大东湖水生态治理与修复为核心的江湖联通、生态补水工程,提高长江、汉江“两线”的综合防洪能力,加强水土流失治理,推行节水新措施和建设节水型城市,增强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

四、立法特点

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着重体现以下特点:

(一)体现国情

“法律是民族特性的法律符号”,因而要符合本国的现实需求。诚如中国政府总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中国政府确定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因此,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也应体现中国国情。中国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本国情是:第一,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较重。中国主要属于大陆型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季节变化幅度要比同纬度地区相对剧烈,很多地方冬冷夏热,夏季全国普遍高温,为了维持比较适宜的室内温度,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中国气象灾害频发,其灾域之广、灾种之多、灾情之重、受灾人口之众,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第二,生态环境脆弱。中国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森林覆盖率18.21%,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2%。中国自然湿地面积相对较少,草地大多是高寒草原和荒漠草原,北方温带草地受干旱、生态环境恶化等影响,正面临退化和沙化的危机。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易受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目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只有8%,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化石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仍占主体地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第四,人口众多。截至2010年11月,中国总人口已达13.7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巨大,中国目前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第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2.9万元人民币;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还有上亿贫困人口,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上述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巨大挑战。

(二)结合省情

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结合省情是应有之义。因此,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也应结合湖北省的实际。就湖北省来讲,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本省情为:第一,自然条件。湖北位于中部,地势呈三面高起、中间低平、向南敞开、北有缺口的不完整盆地区域;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兼备,山地约占全省总面积55.5%,丘陵和岗地占24.5%,平原湖区占20%;土地利用类型丰宜,有农用地1465.18万公顷,占辖区面积的78.82%;淡水资源十分丰富,水资源总量1268.7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10位;水电资源可开发总量3610万千瓦,居全国第4位;化石能源矿床规模小,储量少,化石能源匮乏;化石能源自给程度不断下降,长期依赖外地购入,化石能源供需缺口巨大;生物资源丰富,生态系统多样,动植物物种品种繁多,且拥有许多珍稀濒危物种;森林面积578.8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8.46%,森林蓄积量2.87亿立方米。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截至2012年末,湖北省城镇3091.77万人,乡村2687.2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3.5%;“十一五”期间,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9%、达到15967.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4000美元;一、二、三产业比重为2.8:50.3:36.9。第三,自然气候特点。湖北省地处亚热带,位于典型的季风区内,除高山地区外,都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光、热、水资源较丰富的特点。但因境内地形复杂,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冬冷、夏热、春温多变、秋温下降迅速的特点。全省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介于800~1600毫米之间,分布趋势由南向北递。每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是梅雨期,雨量多、强度大,防洪抗涝任务重。

(三)移植借鉴

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oliverHolmes)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也应建立在已有的国家实践和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事实上,英国、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但在气候变化立法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且对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的形成影响较大。例如,早在2003年英国就提出了“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的概念,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温室气体排目标进行法律规制的国家、是第一个实施“碳预算”(CarbonBudget)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对“碳捕获与封存”(CarbonCapture&Storage,简称CCS)商业化予以明确法律规定的国家。所以,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一方面要参考发达国家的气候变化立法模式;另一方面也要结合中国国内已有的法律制度有所发展与创新。正如德国历史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所说:“法律根源于民族的良知,任何法典的编纂如果仅仅是复述已经存在的法律,那么它是无生机的,也是不必要的;如果它阻碍了法律从民族精神中自然滋长的话,那么它是有害的。”

(四)协调统一

美国著名法学家卡多佐(BenjaminCardozo)曾经指出:“法律体系的均称性、其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逻辑上的协调性,这些都是深深蕴涵在我们法律及法哲学之中的价值。”同样,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也应当是一个前后连贯、层次分明、内外协调的有机联系的综合的、全面的统一整体。因此,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一方面要符合《气候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德班会议成果》以及“多哈气候决议”等国际法律文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应与中国国内已有的相关法律制度协调一致,如在环境保护法方面的1989年《环境保护法》、1991年《水土保持法》、1998年《森林法》、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在能源法方面的1996年《电力法》、2007年《节约能源法》、2009年《可再生能源法》,在产业法方面的1986年《渔业法》、2002年《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年《农业法》、2003年《草原法》、2005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9年《循环经济促进法》,在灾害防御方面的1998年《防洪法》、2002年《水法》、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2010年《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从而避免对同一事项的规定出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现象。

(五)平衡利益

按照美国法学家庞德(Roscoepound)的学说,“法律的作用和任务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或者说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因此,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也应秉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理念,平衡各方利益。

从国际层面来说,虽然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但是各国是否参与国际合作的关键仍在于国家利益。事实上,在当今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形形的国家利益集团,它们复杂的内部关系已经完全超越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谓‘南北鸿沟’或‘两个世界’的简单二分法。其中,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如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等集团问的利益诉求也有很大差别。就国内层面而言,各省、各地区和各个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和利益也有差别。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工业用能仍将居高不下,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将持续大规模建设和发展,能源需求将刚性增长,到2020年湖北省能源需求量将达到3.6亿吨标准煤左右。这种不可持续的能源增长趋势带来的长期排放快速增长惯性,给湖北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从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水平来看,湖北省重化工特征突出,第三产业比重逐年下降,产业重型化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然而,湖北省又是一个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因此,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要针对各行业的不同情况,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兼顾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个别群体或集团的利益。

五、立法框架

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框架,应主要包括总则、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保障措施和监管责任等五部分。

(一)总则

这部分主要阐明“立法目的”、“适用范围”以及“用语界定”等。例如,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可规定为:“为科学缓人类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消极影响,妥善适应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促进湖北省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并服务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目的,特制定本办法”等。

(二)缓气候变化

这部分主要规定湖北省各级政府、其有关部门及社会公众在缓气候变化活动中的职责和义务等。有关条款应着重体现下列内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低碳产业体系”;“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发展低碳能源”;“加强能源节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重点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回收处理”以及“加强林业建设,增加碳汇”等。

(三)适应气候变化

这部分主要为增强湖北省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明确适应气候变化应采取的主要措施等。有关条款应主要囊括如下内容:“在农业领域,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和优化作物布局、努力修复渔业生态、健全农业灾害预警和防治体系”;“在林业领域,加强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完善林业防灾灾和应急体系”;“在水资源领域,加快水利工程设施建设、加强水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加强水资源节约保护”;“在湿地和脆弱地区生态系统方面,加强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建设、加强生态脆弱地区的保护和恢复建设”;“在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和建筑设计方面,适当提高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和建筑设计标准、加强城乡安全保障设施建设”;“在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疾病防控、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疾病防控”以及“极端气象灾害管理”等。

(四)保障措施

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科技、法律、行政等手段,不断完善产业、财税、信贷、投资等政策,从而形成有利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导向和体制机制。因此,这部分主要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保障措施等。具体而言,它应当包括:“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创新和机制建设”、“加大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加大先进适用技术开发和推广力度”以及“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能力”等内容。

(五)监管责任

“法律的实现虽然不是必然地需要强制,但是没有强制做后盾,法律的实现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框架也应当包括监管责任。监管责任主要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有关条款可以涉及如下内容:建立有效衡量各地区及各部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成效的指标体系,明确目标责任;制定和完善具体的评价考核和实施办法,重点评价应对气候变化主要目标的实现情况、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落实情况;完善问责制度,将综合评价考核的结果作为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问责和奖惩制度,充分发挥考核和问责制度的导向作用和激励约束作用等。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3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措施是什么?下一步计划安排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交锋点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

应对从容 立场坚定

《财经界》:作为一名多次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中国代表,您亲历了《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从激烈交锋,讨论,妥协到最终达成漫长历程。在多次谈判中,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什么?成效如何?

苏伟:在当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政府坚持以下原则立场。一是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二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通过率先大幅度减排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腾出必要的排放空间,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的支持下根据各国国情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手段。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实现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确保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实现。四是坚持统筹协调和平行推进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问题。

《财经界》:碳排放是目前国内国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做了哪些部署安排?

苏伟: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利用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参与、降低减排成本,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实现我国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经济政策制定和市场制度设计。为此,中国政府结合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积极研究探索在试点地区开展碳排放交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合作,目前已批准超过2600个CDm项目,其中在联合国注册超过930个,每年产生的减排量近2.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获得签发的减排量近2.2亿吨,为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此外,中国政府正在制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规范自愿减排交易活动,鼓励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CDm项目合作的成功实践,加上自愿减排交易的规范开展,将为我们进一步探索采用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益的经验,奠定良好的基础。

《财经界》:历时13天的坎昆气候峰会于2010年12月11日落幕。有媒体总结为:退步的日本,迟疑的美国,不甚积极的欧盟、愤怒的小岛国家,您认为应该如何总结在会议上的态度?您对会议成果有何评价?

苏伟:此次坎昆会议上,减缓、适应、资金、技术是气候谈判的核心问题,这四大问题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应对气候变化迈出坚实的一步,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有效、全面、可持续地实施。

中国在谈判过程中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上述四个主要问题都能取得平衡地进展,为最终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成果,做好准备。其中,对于资金问题,中国希望经过此次会议,至少大家能够原则同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主导下,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基金,并对长期资金安排作出明确规定。

此次会议谈判不会轻松,各国都作出适当的“灵活性”。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各方都不过于“讨价还价”;大家清楚自己的责任、各尽所能,发达国家应当切实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四国是在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工作。

此外,发达国家对长期资金支持做出了安排,以其公共资金为主要资金来源,每年占其Gnp一定比例(如1.5%),并额外于官方发展援助,碳市场和私营部门资金只能作为公共资金的补充。发达国家不能将其在公约下的资金义务推向市场,更不能将该义务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77国集团+中国”已提出了关于资金机制的具体倡议,要求在公约下建立有效资金机制和新的基金,设立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资金窗口。资金机制的管理应接受公约缔约方大会政策指导,体现公平、透明和有效原则,确保资金易于获取且管理成本较低。中方对此完全支持。

出台措施 长期战略

《财经界》:2007年,作为履行《气候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政府特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本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现在2010年已经过去,请问该方案执行情况和效果如何?我国还会指定新的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吗?

苏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研发低碳技术,发展低碳产业,倡导低碳生活,既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途径,也有利于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我们认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建设,是保障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对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有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历来坚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制定和修订了多部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环境保护法》、《农业法》、《森林法》以及正在草拟中的《能源法》等,还了一批行业性规范和国家标准,部分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要求。我国还于2007年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政策措施。我委也主持制定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对外合作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我国需要制定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法律,有利于统筹协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全面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逐步升温和社会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呼声越来越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多次提出相关建议和提案。各地方也在积极开展低碳试点,探索低碳发展经验,有的地方政府还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性法

规。这些都为我们开展立法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目前,我委已将该项立法工作列入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0~2015年立法规划》,制定出详细的立法起草工作方案,并正在组织开展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前期调研工作。下一步,我委将按照国务院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法律、气候变化、外交、经济、能源、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借鉴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经验,全面开展立法调研和法案起草工作,争取早日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法律草案,报请国务院通过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为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导。

《财经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逐步健全了相关法律法规,行政管理、价格调控、全民行动等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请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苏伟:这些战略和政策,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气候变化问题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立足于推动科学发展,立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现实的需要和长远的利益来应对气候变化,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的国家战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这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的第一个主要内容。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关系到中国人民,也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发展。所以,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对外也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应对气候变化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积极推进经济和产业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鼓励节能、提高能效,不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科研投入,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也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将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通过增加森林碳汇,同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四,积极研发低碳技术。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发挥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和核心的作用。通过研发低碳技术、加大绿色投资、倡导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增长;我们要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创造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加强节能、提高能效、清洁煤和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等低碳和无碳技术的研发和开发力度,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完善相关的保障措施,包括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等政策措施,健全相应的管理体制和监督实施机制,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从我国国情与实际出发,开展相应的试点示范,实行碳强度排放制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在特定区域也可以探索一些通过市场机制和手段,包括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探索性的碳排放交易,这在政策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人大决议当中也提到了。同时,要不断地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因为气候变化和所有人都有关系。所以,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的,还应该是全民的行动、全民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实际上,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既有生产方式转变的问题,也有消费方式、消费模式、生活方式改变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仅要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而且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也要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

技术资金 齐头并进

《财经界》你曾经提到过应对气候变化的“金钥匙”就在资金和技术转让这两个方面。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苏伟:资金问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极为关注,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是发达国家在公约下的义务。发达国家能否落实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是坎昆会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希望发达国家能通过公共资金落实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符合“新的、额外的”要求,并确定这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操作办法,确保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4

一、气候变化科学中的悖论问题科学哲学和近代科学产生的历史深刻揭示出科学悖论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意义。然而,当今气候变化科学中却存在一种忽视科学悖论的“暗流”,特别在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领域。气候变化科学被限定在一个围绕气候变暖展开的一系列科学行为和活动中,并被各类专家和权威加以巩固和强化。但正如培根所言,“过多的信任赋予各种技艺的创造者,奉他们为权威,视他们的话句句正确;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向导,给人以指引。这种盲从造成的弊端是无穷尽的,科学成了妨碍它自身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原因”[17]26。因此,正视悖论的存在才是气候科学得以进步的重要前提。此处我们对气候变暖的科学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无质疑,而是旨在指出气候变化科学悖论存在的可能性,具体表现在:1.气候变化科学属于蕴含悖论的复杂性科学。所谓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研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复杂行为、特性与规律的科学[18]5-6。20世纪初,以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创立为标志,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开始。二战后,系统论、控制论纷纷进入科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科学又出现从协同学、突变论向非线性科学的转向。无疑,21世纪的复杂性科学正是建立在这些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上,而气候变化科学属于复杂性科学,正是体现在它的非线性上。1974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气候物理基础和气候模拟国际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气候系统的概念。会议总结报告指出:“在了解地球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机制中,我们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物理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包含着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气行为,而且还包含我们所了解不多的世界海洋、冰体和陆地表面各种各样的变化。除了物理过程以外,还有复杂的化学、生物过程影响着气候,也影响着地球上人类和其他有生命的世界,这些过程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并构成一个耦合的气候系统。”[19]34-35因此,气候变化科学不是一个局部的、静止的和线性的科学,而是一个全球的、动态的和非线性科学,在大气与海洋、陆地等非大气部分之间不能做简单划界,它们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既然气候系统是一个强迫耗散的非线性系统。那么在非线性问题上,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数学,特别是纯数学是无法应用的,而以非线性微积分为基础的大型计算机的数值模拟也存在巨大缺陷:一方面,从本质上讲,非线性微积分解析方程,除极其个别的外,根本不可能求出解析解;另一方面,在人们设计初值时本身就存在局限性,无法避免生存环境不断演变。换言之,我们只能逼近全局,而无法达到全局。因此从理论上讲,当前我们对气候变化科学的研究仅是开始,远没有达到真正掌握气候变化规律的情境。在这样一种科学语境下,必须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非线性,以科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做出解释,而不是得出一种武断的结论①。因为“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这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开发利用其资源,我们所做的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努力才能最好地保护自然”[20]4。2.气候变化科学的历史也揭示出气候悖论存在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上文所说的数值模拟方法;另一种则是历史类比方法,即从气候变化的历史出发,寻找气候变化的规律性以及相似性。众所周知,地球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的冥古宙时期,此时的地球是炙热的,围绕它的大气则是富含二氧化碳的岩石蒸汽。而随着地球逐渐冷却,在38亿年前适宜生命的地球大气最终形成。之后,尽管地球经历了极寒(新元古代时期)和极热(白垩纪时期)的天气,但地球表面的温度始终保持在适合于生命生存的范围之内[21]86-95。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气候变化,当前科学研究已逐渐表明,从百万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构造运动(火山、造山运动、大陆漂移)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从数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地球环绕太阳轨道的变化能更强烈地影响气候变化。而从百年来看,大气温室气体的含量的变化是影响气候的最重要的因素。从数十年来看,大气粒子,尤其是硫酸盐气溶胶载荷的变化可以影响气候,部分抵消二氧化碳的增加[21]83。因此,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发现,短期的气候变暖可以被大气粒子所影响①,中期的则会被地球环绕太阳轨道所影响②,而试图永远变暖则在地球演化中从未发生过。因此,气候变暖或变冷势必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尺度。作为权威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非常谨慎地指出,至于人类工业活动与气候变暖的关系,只是“变暖的原因之一”③,而不是变暖的主导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④。第三,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仍然存在着悖论。毫无疑问,在第三纪末发生的气候变冷,森林退化为草原,对人类的起源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而里斯冰期时人类与环境斗争,使之又掌握了第一种能源“火”,可见,气候变冷对人类进步而言具有重大意义[22]3,74。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气候变暖则都是负面的。例如印度文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时期出现的;罗马帝国的扩大也得益于温暖的气候环境[23]106-109。同样对于中国,我们发现也存在这种悖论。例如,唐朝的建立与辉煌之期,正是气候变暖的时期(比现今气温高出约1℃),而明清时气候转冷时,旱涝灾同时也增多了[24]106-107,91-93;[25]164-186,255-290。因此,简单地以气候变冷或变暖作为灾害和社会兴衰的发生不具有严格的决定意义。二、气候变化立法中的制度预设当全球变暖成为社会主流观点之际,我们是否能仅以此作为立法的依据?法国科学史学家阿科特指出,“一致对于科学真理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靠的标准”,“在全球变暖方面利用一致性作为真理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古怪的认识。一致和真理属于不同的词汇领域,它们不会重叠:在我们看来,一致思想从属于科学社会学,真理思想属于科学哲学”[27]248。基于此,按照胡塞尔所说的,“为了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达到一种彻底的自身理解,必须进行深入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反思”[28]29。我们认为,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应蕴含科学悖论的理念。因为如果不采用科学悖论的认识方式,只强调气候变暖的因果逻辑,忽视气候的其他变化,就会出现如培根所言的:“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26]10,而且“建筑在意见和武断的一些科学当中,冒测和逻辑是有效用的;因为在那里目标乃是要迫人同意于命题,而不是要掌握事物”[26]15。更重要的是,“若是使用冒测的办法,纵使尽聚古往今来的一切智者,集合并传递其劳动,在科学方面也永远不会做出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在人心里早已造成的根本错误不是靠机能的精良和后来的补救能治好的”[26]15。因此,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预设应建立在科学悖论的哲学基础上,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气候变化立法应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这就要求应极力避免以气候变化本身作为立法目标。因为对于不同的利益群体而言,变冷抑或变暖的制度预设都会带来公开或隐含的利益冲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如果人们必须就应当优先考虑哪些特定利益的问题达成共识,那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就会失去和谐,并发生公开冲突”[29]4。这样所带来的结果,要么是难以达成相关立法,要么是制定出一个没有任何实效的立法。因此,只有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而以针对气候变化开展的活动为手段,才能使气候变化的科学悖论真正起作用。进言之,无论气候变化科学的最终认识如何,只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制度预设下,就会产生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普遍效用。第二,气候变化立法应以能源变革为直接目标。无疑,气候变化与能源利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后者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然而,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能源利用中可能出现某种恶性循环,如“资源诅咒”①。因此,只有以能源变革为目标,经济发展才是长期的、稳定的和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能源变革会促使二氧化碳排放出现根本性变化,实现由形式减排转向实质减排的转化。此外,从各国气候变化立法的经验亦可看出,能源变革乃是各国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策略和方案②。因此,能否实现能源变革将是国家气候变化立法成败的关键所在。第三,气候变化的适应较之减排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尽管在气候变化的减排与适应上,一些学者始终坚持减排优先③。但从复杂科学和气候历史来看,适应比减排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美国系统科学家霍兰曾言之,“每个系统的协调性和持存性都依赖于广泛的相互作用,多种元素的聚集,以及适应性或学习”[19]4。无疑,气候变化的复杂正是地球和生物在不断适应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的,而最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另一方面,从气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史来看,适应性往往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例如,中国从隋到盛唐,气候一直处于温暖期,但公元610年却突然出现一个短暂的变冷,而隋朝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从而造成农业歉收,成为引发隋末战争的原因之一[30]74-83。因此,无论是变暖还是变冷,适应性都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31-32],特别是气候的冷暖交替,又往往与极端天气相联系。这就要求气候变化立法应构建在更全面的适应方案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33]199无疑,蕴含科学悖论的气候变化立法符合这一诉求。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取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34]6,很显然,科学悖论实现了这样一种“对抗性”。当然,康德在说这句话时也看到了它得以发生的条件,即“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因此,作为“人类合法秩序”的立法之制度预设,无疑对于科学悖论潜能的发挥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蕴含科学悖论的气候变化立法必然代表着一种科学进步。作者:吕江单位:山西大学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5

[关键词]气候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 战略情报研究 气候变化

[分类号]G353 X24

气候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环境问题,国际社会也为此进行了广泛合作。目前,旨在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气候政策和行动不断实施,部分行动已经取得阶段成果。但无论气候变化的减缓还是适应行动都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资金投入、经济发展和环境风险等密切相关,因此,气候政策成为与国际环境政策、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密切联系的重要内容。

目前的国际气候政策总体上具有以国际公约为主体,以区域协作政策为支撑,以国家和地方行动与政策为基础的框架性特点。气候政策分析工作涉及气候的应对立场、适应选择、减缓行动、行动方案及其组织方式等多层次、多方面内容,尤其是有关温室气体排放评估、减排义务和排放配额的分配等更是气候政策的关键内容。与一般的公共政策分析工作相比,气候政策的分析方法和模式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1 气候政策分析的特殊性

作为当代公共政策的前沿和重要组成部分,气候政策分析工作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科学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需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基础性科学问题。气候变化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科学上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这将直接影响气候政策的决策基础和执行效果。

1.2历史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不能脱离历史而就气候变化论气候变化。目前的气候变化事实与人类工农业活动和生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密不可分,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应付主要责任,如自18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95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79.3%。考虑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也是国际公平准则的重要体现。

1.3全球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需要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全球关联性以及全球协调的国际一体化框架的重要性。气候变化虽然会表现出区域的差异,但总体来看,其产生、发展以及影响机制均具有全球联动效应。某个区域集中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可以带来跨大陆的影响,如气溶胶形成的棕色云可以远距离迁移;一个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也将直接减缓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趋势。

1.4政治经济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不能忽略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均意味着在常规发展模式基础上的成本增加,但气候变化的潜在威胁同样会带来巨额的损失,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未来。因此,在分配减排义务和排放配额、支付资金和技术援助时,各国政府和组织会进行艰苦、持续的谈判,以尽量减少本国的发展压力或展现积极的环境立场,政治也因此成为气候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气候问题已经成为最近几年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的主要议题和重要筹码。

1.5动态变化性

气候政策分析需要关注气候政策环境的动态变化。由于气候政策对政治、经济和科学因素极为敏感,尤其是在当前气候变化科学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因素变化较快的情况下,气候政策也表现出快速演替的特征。气候变化科学上不确定性的减少、政局的变化和动荡、经济发展的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到气候政策的确立和执行。

除了以上这些特殊性,气候政策的分析还具有其它一些特殊的方面,如保证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根本目标,因此要基于长远目标开展气候政策的分析工作(长期性);要尽早制定具有更高执行力的气候政策,气候行动实施越晚,成本将越高、损失将越大(紧迫性)。

2 气候政策分析的主要内容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主要针对政策主体和行动主体展开。政策主体是与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和政策相关的计划、规划、技术文件、法律和公约等以及主导气候政策的咨询、决策、执行和监测等的政策体系。分析工作涉及气候政策的决策基础、目标、方案、可行性和效果等内容。行动主体主要包括气候政策的建议者、制定者、执行者和利益相关者。对行动主体的分析包括这些主体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恢复力、立场和参与方式等信息。由于损益情况和立场的不同,各行动主体参与气候政策和行动的方式也有所差异,如表1所示:

3 气候政策分析的方法

除了一般性的政策分析内容外,气候政策分析工作格外关注以下内容:①气候政策的科学基础:重点分析科学成果对气候政策的支撑情况;②气候政策的伦理基础:分析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环境伦理和公平发展伦理问题;③气候政策的法律基础:分析气候政策在各级法规下的合法性;④气候政策的技术基础:主要分析可以支撑气候目标实现的当前和预期的技术因素;⑤气候政策的政治基础:重点分析政治因素在气候政策中的驱动、阻碍或保障等作用;⑥气候政策的执行效率:评估气候政策的组织方式、参与者、资金状况、实施方案、执行进程和成果等,判断气候政策的执行效率和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⑦气候政策的经济成本:评估气候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风险和预期收益,确定气候政策实施的投入产出比及其在经济上的可行性;⑧气候政策的综合效益:评估气候政策对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适应能力的量化贡献。

作为公共政策的内容之一,气候政策的分析方法与一般公共政策分析方法总体上一致,但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气候政策分析方法又与一般的政策分析方法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气候政策分析特别需要以下几方面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

3.1量化历史责任的分析方法

当前气候政策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问题,这关系到当前减排义务和未来排放空间的分配。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义务分担方式、行动组织/实施方案等工作需要利用数学、经济、法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来确定,可能涉及的方法包括边界分析、分类分析、层次分析、问题文件法、文献评论法、系统综合分析法、因果分析、回归分析法等。在历史责任量化的过程中,更多是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以从多个方面和多个角度确定可以广泛认可的历史责任分担原则。目前气候变化历史责任分析主要针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展开,如哪些国家、区域或集团,累计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其人均累计排放情况如何等。通过计算确定人类社会在过去(一般是工业化以来)的累计排放情况以及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安全水平(如550ppm)之下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确定全球基于公平原则(如基于人均原则)的累计排放量,继续分配剩余的排放空间和确定减排义务。这一原则符合国际法准则和公平精神,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排放空间将因

此骤减,在确定实施细则时阻力较大,因此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若干变通的计算方案。

3.2确定政治影响的分析方法

气候变化作为当前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与社会经济运行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关系极为密切,再加上同际合作过程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立场,使气候变化成为当前的国际政治核心问题之一。在气候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家利益、行业和部门利益、公众利益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诉求最终将通过政治和政府行为予以体现。通过定性和定量地分析气候政策过程中的政治影响,可以判断气候政策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等,具体的分析方法包括行为过程方法、假设分析、分类分析、层次分析、问题文件法、系统综合分析法、德尔菲法、个人判断法、运筹博弈等。

3.3经济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

一方面,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等应对行动需要采取经济转型、能源技术研发、降低能耗、建设适应工程等措施,而这意味着直接或间接地增加经济成本;另一方面,气候政策的执行将产生现实或预期的环境效益,减缓气候变化或增强气候变化适应和恢复能力可以降低经济损失。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均表明,越早采取气候行动,则投入越少,损失越低。如Stem报告中提出,如现在就采取措施,在2050年前把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550ppm的安全水平,则减排的成本大约仅占GDp的1%左右。气候政策的经济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主要利用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如敏感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对比法等。

3.4未来趋势预测的分析方法

气候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如一项海岸堤防工程,仅在数十年后海平面显著上升或高强度的风暴潮发生时才能体现作用,但其对堤防工程内密集的人口和经济基础的保障意义显而易见;目前正在执行的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其效果也至少数十年后才能有所体现;而且,由于科学上不确定性的存在,对这些效果的预估也就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利用政策分析的方法,如情景分析法、趋势外推法、回归分析法、专家判断法,判断某项气候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并对其预期效果进行预估,是气候政策获得通过和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

4 气候政策分析的框架模式探讨

通过以上对气候政策分析对象、内容和方法的介绍,基本可以了解气候政策分析工作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气候政策的政治经济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特征,气候政策的分析工作往往需要协调多方面的冲突,以相对灵活的模式开展。图1显示了气候政策分析的框架模式,从中可以发现政策过程、环境目标和利益目标三个工作模块之间的复杂联系。

4.1政策过程模块

政策过程模块是气候政策分析工作的主体部分。按照公共政策的一般过程,气候政策也需要经过“问题界定标准确定方案筛选政策制订政策执行评估监测”等环节,该模块的分析工作主要包括对以上各个环节的产生、执行和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4.2环境目标模块

如果不考虑气候行动的成本、风险和利益分配问题,气候政策的目标将只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环境目标。该模块的分析工作主要包括分析气候政策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可行性、变化调整的影响因素和环境效益(如气候目标、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目标和适应工程的潜在效益等)。

4.3利益目标模块

该模块的工作主要是分析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等行为主体和政策主体在气候政策过程中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和风险机遇等信息,反映了干扰或促进环境目标实现的利益因素。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6

气候变化已从科学问题到政治问题再到经济问题的三级跳并逐渐演化为综合性的发展问题,渗透到经济活动、政策法规和社会大众心理的各个层面,总体上说来气候变化已越来越体现出一些新的趋势。新趋势气候变化安全化趋势非常显著。气候变化已成为公众话语体系和环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如何共存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气候问题不但已经占据了国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而且成为八国峰会、中欧峰会、G20、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还是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焦点,更要紧的是相关智库还出台了一系列气候变化与政治稳定、安全的报告,这说明气候问题已高度安全化。气候变化认识上的共识趋于增多。其气候变化成为核心问题以来就一直存在争论,先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围绕气候变化科学即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气候变化是否人为的到21世纪减缓气候变化经济成本再到当前温室气体减排的基准年,这说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人类社会存在的共识越来越多,分歧也越来越集中政策执行的目标和手段方面,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大众也越来越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全球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进行实质性减排。气候变化立法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气候问题科学认知的逐步深入,世界主要国家均认识到人类活动引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主因,各国政府、立法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遂逐步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的立法,如1998年日本政府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气候变化专门法律《气候变暖对策法》,2000年的《控制温室效应国家计划》,2002年新的《气候变化计划》,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4月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此外德国、苏格兰等欧洲地区、新西兰、孟加拉等国家也在探索通过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安全化使政府易于唤起社会大众对气候问题的关注,而政府间和政府—社会大众以及社会大众之间共识的增多显然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充足的意愿和动力,而这种意愿和动力又进一步转化为气候立法的进展。新趋势对城市责任的影响城市作为国家的基本行政单元,对上需要对国家负责,对下需要对企业、市民负责,因此对于对气候变化这样全球性问题,城市责任十分明确。总体上当今世界仍然延缓着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人口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2030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上升61%,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将达到23个。城市化的加速必然导致能源消耗迅猛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急剧上升,联合国人类居住署(UnHS)和克林顿创新基金(ClintonClimateinitiative)指出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大概占据人类总排放的75%~80%。城市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巨大的责任,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要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就必须把城市有效整合进来,就必须让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政策以及社会意识等诸方面在城市层次上得到全面有效贯彻。那么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对城市责任又有什么影响呢?安全化趋势要求城市意识到气候变化不仅是关涉自身的环境问题,而是关系到自身的安全问题。城市作为生产力的空间载体,聚集了相应地域范围的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是一定地域内经济聚集实体和纵横交错经济落网的枢纽、经济增长引擎、世界创新中心和各国贸易重镇。城市一般分布在沿海地区或河流入海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存在着巨大的气候脆弱敏感性,温度、降水以及极端事件会加大了道路、桥梁、通水道等基础设施压力,洪水、干旱和海平面上升侵蚀了城市土地和海岸,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影响废水、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固体废弃物设施,更有着甚者气候变化还间接导致了许多生命的丧失,引起很多诸如卡特里娜飓风的公共安全事件。实际上就像哥伦比亚大学所出台的报告所说的中国上海、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印度的孟买将是发展中国家中面临气候变化风险最大的三个超大型都市。城市气候安全化趋势必然迫使城市做出安全动员,哪些这些安全动员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安全上的动员需要共识,气候问题上科学经济共识的增多必然促使城市自身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全面有效的评估,这里包括城市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减缓和适应的经济成本以及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城乡规划;低碳;策略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

theStudyonUrbanandRuralplanningStrategytoRespondtoClimateChange

wuwei1Lilin1

(1.UrbanandRuralDesigninstituteofHebeiprovince)

aBStRaCt:thispapersummarizestheoverseasstudiesandmeasuresforfightingclimatechange,combinedwiththeactualsituationofHebeiprovince,andputsforwardsomeurbanandruralplanningstrategies:establishingregionalclimatemonitoringsystem,andthecarbonreductiontargetsarewrittenintotheplanningobjectives;optimizingthelayoutoflandutilization,andadvocatingthelandfunctionmix;madinglow-carbonindustriesprogress,andmadingrationalplanningforlayout;increasingtheurbangreenland,andimprovingtheself-adjustingcapacity;developinggreentransportation,andformulationoftransit-orientedurbanplanning;improvingtheefficiencyofenergyuse,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newenergy.

KeYwoRDS:climatechange;urban-ruralplanning;low-carbon;strategy

1研究背景

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气候灾害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城乡规划对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北省近50多年来年平均气温、四季气温均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冬季增温幅度最大;年降水量呈波动减少趋势,农业生产受到干旱影响逐年加剧;极端天气与气象灾害频发,水灾与水荒并存,这些都是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下区域响应的典型表现[1]。邻近京津区域发生的沙尘暴灾害天气也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2]。按此趋势发展,未来河北省的气温将继续升高,水资源短缺难以缓解,旱灾不断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秦唐沧沿海地区的风暴潮、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威胁不断增大,地下水水质咸化、土地盐碱化逐步加剧,河北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危机。十会议把建设生态文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放在突出的位置,明确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目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是大势所趋。如何发挥城乡规划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是十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拟借鉴外国经验[3-4],结合河北省实际梳理若干城乡规划策略来应对气候变化。

2外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举措

2.1英国

英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于2008年开始实施《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写进法律的国家。该法案承诺,英国将在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英国政府建立基础设施规划委员会,并发表多项适应气候变化的规划政策:实施可持续发展策略、生物多样性和地质保护、区域空间战略、地方空间规划、城市发展和洪水灾害防范等,这些政策为地方适应气候发展战略规划构建了从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基础。

英国对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集中于热量平衡,城市绿化、屋顶绿化和绿墙、洪水风险的管理、可持续的排水系统、水的利用和供应、废物管理与受污染土地治理等方面。后者则关注二氧化碳低排放目标的设定、可持续设计与建设的实施、分散式能源系统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用等。

2.2美国

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策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立法确立碳减排目标。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明确,到2050年碳减排目标为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2%。二是地方政府建立气候监测指标体系,指导城市规划建设。例如纽约市已建立包括气候本身、极端事件和基础设施三大类指标的气候监测指标体系。三是地方政府将气候变化目标纳入到城市规划目标中。依据气候监测结果并考虑其他因素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减排目标值,将其纳入总体规划目标体系,使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落实到城市管理中。四是多方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政府间、政府与社会团体间在经济发展、土地利用、交通规划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

从城市规划而言,现有研究同样关注于适应变化和减少变化两个方面。前者研究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和风暴等不利影响。后者研究如何通过城市规划途径,从发电、交通、工业、居住和商业等方面入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3德国

德国是积极的气候保护倡导者。2008年12月德国政府《德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第一次从全局出发,整合各部门工作形成一个共同的战略框架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到2050年德国二氧化碳排放将减少80%。

当前德国进行空间气候适应性规划是基于由汉堡mpi研究所建立的气候变化区域模型Remo,依据该模型针对不同区域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采取不同的规划手段对气候、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此外还针对海滨城市、山区城市、旅游城市等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城市进行专门的战略研究,并开展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实践。

2.4日本

日本十分重视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1998年日本颁布的《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明确了全球变暖的定义,温室气体的种类,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及市民的相应责任和罚则。2008年,日本在《面向低碳社会的l2大行动》报告中提出到2050年碳减排目标为在1990年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减少70%,并通过迫切要做的包括技术选择、社会改革、政策措施等12大行动来保障碳减排量的完成和低碳社会的建成。

2.5小结

国外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是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并出台一系列国家或地区的方案、规划或行动计划,并把碳减排目标纳入到规划目标中;其次,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主要从土地利用布局、产业、绿化、交通、能源等方面入手探讨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3河北应对气候变化的城乡规划策略

3.1建立区域气候监测系统,将碳减排目标写进规划目标

城乡规划只有遵循当地的气候特点和变化规律,才能趋利避害。因此,建立河北省气候监测系统,获得精确的气候变化数据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提。通过对气候数据的分析,推测出河北省气候变化模型,并确定气候变化类型和分区,进行相应的气候适应性发展规划,制定不同的碳减排目标,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沿海城市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要加强对海平面监测和堤防工程建设,规划中应考虑提高防潮标准。易发生旱灾地区要进行淡水资源保护规划,开展洪水、雨水的管理和利用,提升地下水位,首要保证农业生产不受水资源限制。

3.2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提倡土地功能混用式

土地利用合理布局是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性、缓解热岛效应,实现城乡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一环。低碳土地利用提倡土地功能混用式开发,即工作、居住、商业、教育、服务等多种资源在某一特定区域的有机融合。功能混用通过对用地的综合开发,减少居民出行需求;通过公交设施的有效配置,达到减少使用小汽车的目的;通过对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提升基础设施的综合利用效率,降低城市发展对用地需求,最终实现防止城市蔓延。例如,在商住区内适当布置无污染的高科技产业及轻工业,以解决职住平衡;在中心区布置商务、零售、行政管理和居住等多种功能,但混杂程度要降低;在边缘区以工业功能带动居住功能,然后引导商业服务功能的配套;建立向空中和地下发展的模式,鼓励包括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在内的多维立体发展,具有很高的土地开发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使城市在有限的土地上承载更多的人口及所需设施,缓解因城市高密度发展而给地面交通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并留出更多生态绿地,增加碳汇。

3.3发展低碳产业,合理布局规划

产业活动既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影响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对于城市第一产业而言,“低碳农业”应强调生态效益,土地利用应从分散的小农经济向大规模现代机械化的用地方式转变,建立农、林、牧、副、渔和农产品加工结合的良性循环系统。对于城市第二产业而言,除工业用地布局时所要考虑的区位、风向、季节、地形等因素外,要根据生态工业学的共生原理,实施工业园区规模发展和企业集群策略,通过空间布局,把有联系的经济活动集中布置在一定地理范围内,使他们在技术、资源、设施等方面互补共享,建立共生和代谢的低碳循环产业链。对于城市第三产业而言,规划应增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中相关业务的关联性和功能性,推动其在城市空间上的合理布局。旅游业应与低碳交通方式相结合,并鼓励其与农业、工业相结合,从而增加资源的循环利用。

3.4增加城市绿量,提高自调节能力

在低碳城市建设背景下,植树造林通过生物固碳,成为减缓温室效应最为经济和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城市各尺度层面把绿地系统的构建与城市用地特征、城市功能组织以及公共服务中心等的布局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城市环境品质提升与社会经济低碳转型的最佳结合。

从宏观尺度来看,自然生态空间、防护绿地或公园游憩场所通过绿道实现系统串联,形成平衡城市空间的缓冲器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栖息空间。尽量扩大绿地系统与高密度建成环境的“生态接触面”。从中观尺度来看,规划中应增强绿地斑块的数量和可达性,保证大中小绿地的均衡分布,尤其重视贴近市民生活的小型绿化,达到河北省城镇建设考核指标“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公园绿地服务标准。从微观尺度来看,绿地斑块内部要把生态功能放在首位,绿化植物以乡土树种为主,最大限度提升林木郁闭度,重点提高乔灌木比率,常绿植物和落叶植物相结合。同时提倡进行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以实现在不占用土地的情况下,尽量增加城市的绿量。

3.5发展绿色交通,制定公交导向的城市规划

树立以人为本的绿色交通理念,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便捷高效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引导城市土地优化配置,形成紧凑集约的城市布局模式。对于河北省而言,有条件的城市应尽快建立城市快速路及城市快速轨道系统;大力建设和推广步行和自行车系统,降低非机动车出行比例;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公交分担率。

3.6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倡导发展新能源

工业化阶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钢铁、化工、造纸、水泥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存在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先进技术的巨大空间。有条件的城市要重点发展包括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鼓励河北省各城市发展新能源产业,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

4结语

合理的城乡规划能够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效缓解气候变化。河北是全国唯一兼有海洋、平原、湖泊、丘陵、盆地、山地、高原的省份,位于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是气候湿润区向干旱区的过渡区,是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5],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在进行城乡规划时,要因地制宜的采取应对策略,统筹考虑规划方案的气候适应性,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和综合防灾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晓东,潘学标,龙步菊,李春强.近50年来河北省降水和温度极端事件分析[J].中国农业气象,2010,31(2):170-175.

2高庆华,苏桂武,张业成,等.中国自然灾害与全球变化[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1-141.

3姜允芳,石铁矛,李莉.城市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发展战略――英国等国的经验[J].现代城市研究,2012(01):13-20.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8

《气候公约》明确提出,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气候公约》同时也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履行《气候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政府特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本方案明确了到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继续做出贡献。

《气候公约》第四条第7款规定:“发展*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积极开展有效务实的合作,努力实施本方案。

第一部分*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年,*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年平均降水量在*世纪*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

*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年相比,2*0年*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二、*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年到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年的76%上升到20*年的83%。

*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年间*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年*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

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19*年*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20*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下降了16.1%。

三、*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21世纪议程-*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年*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年*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万元GDp能耗由19*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年的1.43吨标准煤(以*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年与19*年相比,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19*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年的76.2%下降到20*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年的21.0%、2.9%和7.2%。

到20*年底,*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年*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年*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年*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年*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2*0)》(草案)。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年2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年12月,国务院了《关于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年8月,国务院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近年来*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的有序开展,20*年10月*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近年来,*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部分气候变化对*的影响与挑战

受认识水平和分析工具的限制,目前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现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造成了沿海海平面上升、西北冰川面积减少、春季物候期提前等,而且未来将继续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还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相对较弱的发展*家,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居民用能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本国情

(一)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较重。

*气候条件相对较差。*主要属于大陆型季风气候,与北美和西欧相比,*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季节变化幅度要比同纬度地区相对剧烈,很多地方冬冷夏热,夏季全国普遍高温,为了维持比较适宜的室内温度,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多分布在夏季,且地区分布不均衡,年降水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气象灾害频发,其灾域之广、灾种之多、灾情之重、受灾人口之众,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

(二)生态环境脆弱。

*是一个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国家。20*年全国森林面积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仅为18.21%。20*年*草地面积4.0亿公顷,其中大多是高寒草原和荒漠草原,北方温带草地受干旱、生态环境恶化等影响,正面临退化和沙化的危机。20*年*土地荒漠化面积约为263万平方公里,已经占到整个国土面积的27.4%。*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濒邻的自然海域面积约473万平方公里,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有6500多个,易受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能源结构以煤为主。

*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20*年*的一次能源生产量为20.61亿吨标准煤,其中原煤所占的比重高达76.4%;20*年*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2.33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所占的比重为68.9%,石油为21.0%,天然气、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所占比重为10.1%,而在同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只占27.8%,石油36.4%,天然气、水电、核电等占35.8%。由于煤炭消费比重较大,造成*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

(四)人口众多。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年底*大陆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达到13.1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4%;*城镇化水平比较低,约有7.5亿的庞大人口生活在农村,20*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3.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使*面临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每年有1000万以上新增城镇劳动力需要就业,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目前每年约有上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由于人口数量巨大,*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20*年*人均商品能源消费量约1.7吨标准煤,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20*年*人均GDp约为1714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下同),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左右;*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约为2877美元,而西部地区只有1136美元左右,仅为东部地区人均GDp的39.5%;*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81美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97美元,仅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31.0%;*的脱贫问题还未解决,截至20*年底,*农村尚有2365万人均年纯收入低于683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

二、气候变化对*的影响

(一)对农牧业的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对*的农牧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春季物候期提前了2~4天。未来气候变化对*农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如果不采取适应性措施,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以减产为主。二是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将发生改变。三是农业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四是潜在荒漠化趋势增大,草原面积减少。气候变暖后,草原区干旱出现的几率增大,持续时间加长,土壤肥力进一步降低,初级生产力下降。五是气候变暖对畜牧业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某些家畜疾病的发病率可能提高。

(二)对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对*的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近50年*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冻土最大减薄了4~5米。未来气候变化将对*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森林类型的分布北移。从南向北分布的各种类型森林向北推进,山地森林垂直带谱向上移动,主要造林树种将北移和上移,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可能缩小。二是森林生产力和产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森林生产力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将增加1%~2%,暖温带增加2%左右,温带增加5%~6%,寒温带增加10%左右。三是森林火灾及病虫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可能增高。四是内陆湖泊和湿地加速萎缩。少数依赖冰川融水补给的高山、高原湖泊最终将缩小。五是冰川与冻土面积将加速减少。到2*0年,预计西部冰川面积将减少27%左右,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空间分布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六是积雪量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少,且年际变率显著增大。七是将对物种多样性造成威胁,可能对大熊猫、滇金丝猴、藏羚羊和秃杉等产生较大影响。

(三)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水资源分布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近40年来*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珠江等六大江河的实测径流量多呈下降趋势,北方干旱、南方洪涝等极端水文事件频繁发生。*水资源对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地区为海河、滦河流域,其次为淮河、黄河流域,而整个内陆河地区由于干旱少雨非常脆弱。未来气候变化将对*水资源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是未来50~100年,全国多年平均径流量在北方的宁夏、甘肃等部分省(区)可能明显减少,在南方的湖北、湖南等部分省份可能显著增加,这表明气候变化将可能增加*洪涝和干旱灾害发生的几率。二是未来50~100年,*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宁夏、甘肃等省(区)的人均水资源短缺矛盾可能加剧。三是在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情况下,未来50~100年,全国大部分省份水资源供需基本平衡,但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等省(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大。

(四)对海岸带的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对*海岸带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近50年来*沿海海平面上升有加速趋势,并造成海岸侵蚀和海水入侵,使珊瑚礁生态系统发生退化。未来气候变化将对*的海平面及海岸带生态系统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是*沿岸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二是发生台风和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几率增大,造成海岸侵蚀及致灾程度加重。三是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损害程度也将加大。

(五)对其他领域的影响。

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热浪频率和强度的增加,由极端高温事件引起的死亡人数和严重疾病将增加。气候变化可能增加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机会,增加心血管病、疟疾、登革热和中暑等疾病发生的程度和范围,危害人类健康。同时,气候变化伴随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引发的气象灾害的增多,对大中型工程项目建设的影响加大,气候变化也可能对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对某些区域的旅游安全等产生重大影响。另外由于全球变暖,也将加剧空调制冷电力消费的增长趋势,对保障电力供应带来更大的压力。

三、*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

(一)对*现有发展模式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的丰度和组合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优势。*人口基数大,发展水平低,人均资源短缺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商品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发达水平有明显相关关系。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必然达到较高的水平,世界上目前尚没有既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先例。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必然还要持续增长,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将使*面临开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挑战。

(二)对*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在20*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仅占27.8%,而*高达68.9%。与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相比,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使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约36%和61%。由于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源结构的制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又面临着技术和资金上的障碍,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和消费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在降低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方面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困难。

(三)对*能源技术自主创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落后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面,*目前的能源开采、供应与转换、输配技术、工业生产技术和其他能源终端使用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均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重点行业落后工艺所占比重仍然较高,如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与小型企业相差200千克标准煤左右,大中型合成氨吨产品综合能耗与小型企业相差300千克标准煤左右。先进技术的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并存,使*的能源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左右。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最终要依靠科技。*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能源、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先进的、有益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则这些设施的高排放特征就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存在,这对*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严峻挑战。

(四)对*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一方面需要强化对森林和湿地的保护工作,提高森林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植树造林和湿地恢复工作,提高森林碳吸收汇的能力。*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保护林地、湿地的任务加重,压力加大。*生态环境脆弱,干旱、荒漠化、水土流失、湿地退化等仍相当严重,现有可供植树造林的土地多集中在荒漠化、石漠化以及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给植树造林和生态恢复带来巨大的挑战。

(五)对*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提出了长期的挑战。

*不仅是世界上农业气象灾害多发地区,各类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也是一个人均耕地资源占有少、农业经济不发达、适应能力非常有限的国家。如何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有效减少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降低生产成本,防止潜在荒漠化增大趋势,确保*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对*农业领域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和抵御气候灾害能力提出了长期的挑战。

(六)对*水资源开发和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提出了新的挑战。

*水资源开发和保护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一是促进*水资源持续开发与利用,二是增强适应能力以减少水资源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如何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加强水资源管理,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大江大河、重要城市和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确保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发挥好河流功能的同时,切实保护好河流生态系统,对*水资源开发和保护领域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提出了长期的挑战。

(七)对*沿海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沿海是*人口稠密、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沿海地区大多地势低平,极易遭受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各种海洋灾害威胁。目前*海洋环境监视监测能力明显不足,应对海洋灾害的预警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已不能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沿岸防潮工程建设标准较低,抵抗海洋灾害的能力较弱。未来*沿海由于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河口海水倒灌等问题,对*沿海地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第三部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

*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

*将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履行《气候公约》相应的国际义务,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一、指导思想

*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的贡献。

二、原则

*应对气候变化要坚持以下原则: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这既是国际社会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各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选择。*政府早在19*年就制定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21世纪议程—*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于1996年首次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20*年*政府又制定了《*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将继续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遵循《气候公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发达国家应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向发展*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是发展*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发展*家履行公约义务的程度取决于发达国家在这些基本的承诺方面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

──减缓与适应并重的原则。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广大发展*家来说,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挑战,而适应气候变化则是一项现实、紧迫的任务。*将继续强化能源节约和结构优化的政策导向,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结合生态保护重点工程以及防灾、减灾等重大基础工程建设,切实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有机结合的原则。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涉及到经济社会的许多领域,只有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这些政策更加有效。*将继续把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等政策措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统筹考虑、协调推进。

──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原则。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有效途径。*将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节能新技术,促进碳吸收技术和各种适应性技术的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引进步伐,为应对气候变化、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积极参与、广泛合作的原则。全球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尽管各国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应对手段尚有不同看法,但通过合作和对话、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基本共识。*将积极参与《气候公约》谈判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相关活动,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在清洁发展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三、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明显成效,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气候变化相关的科技与研究水平取得新的进展,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得到较大提高,气候变化领域的机构和体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根据上述总体目标,到2*0年,*将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一)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加大依法实施节能管理的力度,加快节能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充分发挥以市场为基础的节能新机制,提高全社会的节能意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到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

──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等措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到2*0年,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包括大水电)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左右。煤层气抽采量达到100亿立方米。

──通过强化冶金、建材、化工等产业政策,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治理等措施,控制工业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年,力争使工业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稳定在20*年的水平上。

──通过继续推广低排放的高产水稻品种和半旱式栽培技术,采用科学灌溉技术,研究开发优良反刍动物品种技术和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加强对动物粪便、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加大沼气利用力度等措施,努力控制甲烷排放增长速度。

──通过继续实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农田基本建设等政策措施和重点工程建设,到2*0年,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力争实现碳汇数量比20*年增加约0.5亿吨二氧化碳。

(二)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通过加强农田基本建设、调整种植制度、选育抗逆品种、开发生物技术等适应性措施,到2*0年,力争新增改良草地2400万公顷,治理退化、沙化和碱化草地5200万公顷,力争将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

──通过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监管,继续开展生态保护重点工程建设,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促进自然生态恢复等措施,到2*0年,力争实现*%左右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和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达到16%左右,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200万公顷。

──通过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完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机制和推行节水等措施,到2*0年,力争减少水资源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基本建成大江大河防洪工程体系,提高农田抗旱标准。

──通过加强对海平面变化趋势的科学监测以及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监管,合理利用海岸线,保护滨海湿地,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不断加强红树林的保护、恢复、营造和管理能力的建设等措施,到2*0年左右,力争实现全面恢复和营造红树林区,沿海地区抵御海洋灾害的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最大限度地减少海平面上升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

(三)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通过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基础研究,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研究分析方法,加大对相关专业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措施,到2*0年,力争使气候变化研究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有效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技术转让等措施,到2*0年,力争在能源开发、节能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取得进展,农业、林业等适应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四)提高公众意识与管理水平。

──通过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培训,鼓励公众参与等措施,到2*0年,力争基本普及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高全社会的意识,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通过进一步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建立企业、公众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机制等措施,到2*0年,建立并形成与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相适应的、高效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

第四部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按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地区规划;一方面抓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一方面抓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将采取一系列法律、经济、行政及技术等手段,大力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适应能力,加强科技开发和研究能力,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完善气候变化管理机制,努力实现本方案提出的目标与任务。

一、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

(一)能源生产和转换。

1.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

大力加强能源立法工作,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促进*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确立能源中长期规划的法律地位,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减缓由能源生产和转换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加快制定和修改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法规。根据*今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能源供应与服务体系的要求,尽快制定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并根据该法的原则和精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相应修订,进一步强化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鼓励政策。

──加强能源战略规划研究与制定。研究提出国家中长期能源战略,并尽快制定和完善*能源的总体规划以及煤炭、电力、油气、核电、可再生能源、石油储备等专项规划,提高*能源的可持续供应能力。

──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制定国家和地方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将可再生能源发展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考核指标,并通过法律等途径引导和激励国内外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的清洁发展。

2.加强制度创新和机制建设。

──加快推进*能源体制改革。着力推进能源管理体制改革,依靠市场机制和政府推动,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积极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逐步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污染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系;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形成有利于促进能源结构优质化和清洁化的进出口结构。

──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建设。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和市场推动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通过政府投资、政府特许等措施,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改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国家电网和石油销售企业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收购可再生能源产品。

3.强化能源供应行业的相关政策措施。

──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把发展水电作为促进*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做好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工作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加快水电开发步伐,重点加快西部水电建设,因地制宜开发小水电资源。通过上述措施,预计2*0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亿吨。

──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把核能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提高核电在*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重,加快经济发达、电力负荷集中的沿海地区的核电建设;坚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引进技术、推进自主化的核电建设方针,统一技术路线,采用先进技术,实现大型核电机组建设的自主化和本地化,提高核电产业的整体能力。通过上述措施,预计2*0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0.5亿吨。

──加快火力发电的技术进步。优化火电结构,加快淘汰落后的小火电机组,适当发展以天然气、煤层气为燃料的小型分散电源;大力发展单机60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机组、大型联合循环机组等高效、洁净发电技术;发展热电联产、热电冷联产和热电煤气多联供技术;加强电网建设,采用先进的输、变、配电技术和设备,降低输、变、配电损耗。通过上述措施,预计2*0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亿吨。

──大力发展煤层气产业。将煤层气勘探、开发和矿井瓦斯利用作为加快煤炭工业调整结构、减少安全生产事故、提高资源利用率、防止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和甲烷排放。主要鼓励政策包括:对地面抽采项目实行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减免政策,对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及其他综合利用项目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煤矿瓦斯发电项目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鼓励政策,工业、民用瓦斯销售价格不低于等热值天然气价格,鼓励在煤矿瓦斯利用领域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等。通过上述措施,预计2*0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推进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以生物质发电、沼气、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和液体燃料为重点,大力推进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在粮食主产区等生物质能源资源较丰富地区,建设和改造以秸秆为燃料的发电厂和中小型锅炉。在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等建设沼气工程,合理配套安装沼气发电设施。大力推广沼气和农林废弃物气化技术,提高农村地区生活用能的燃气比例,把生物质气化技术作为解决农村和工业生产废弃物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努力发展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和液体燃料,制定有利于以生物燃料乙醇为代表的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政策和激励措施,促进生物质能源的规模化生产和使用。通过上述措施,预计2*0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0.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积极扶持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大规模的风电开发和建设,促进风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实现风电设备国产化,大幅降低成本,尽快使风电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在偏远地区推广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或建设小型光伏电站,在城市推广普及太阳能一体化建筑、太阳能集中供热水工程,建设太阳能采暖和制冷示范工程,在农村和小城镇推广户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房和太阳灶;积极推进地热能和海洋能的开发利用,推广满足环境和水资源保护要求的地热供暖、供热水和地源热泵技术,研究开发深层地热发电技术;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发展潮汐发电,研究利用波浪能等其他海洋能发电技术。通过上述措施,预计2*0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0.6亿吨。

4.加大先进适用技术开发和推广力度。

大力提高常规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能源工业可持续发展,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煤的清洁高效开发和利用技术。重点研究开发煤炭高效开采技术及配套装备、重型燃气轮机、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高参数超(超)临界机组、超临界大型循环流化床等高效发电技术与装备,开发和应用液化及多联产技术,大力开发煤液化以及煤气化、煤化工等转化技术、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系统技术、二氧化碳捕获及利用、封存技术等。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利用技术。重点开发复杂断块与岩性地层油气藏勘探技术,低品位油气资源高效开发技术,提高采收率技术,深层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重点研究开发深海油气藏勘探技术和稠油油藏提高采收率综合技术。

──核电技术。研究并掌握快堆设计及核心技术,相关核燃料和结构材料技术,突破钠循环等关键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的建设和研究。

──可再生能源技术。重点研究低成本规模化开发利用技术,开发大型风力发电设备,高性价比太阳光伏电池及利用技术,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技术,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开发利用技术。

──输配电和电网安全技术。重点研究开发大容量远距离直流输电技术和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与装备,间歇式电源并网及输配技术,电能质量监测与控制技术,大规模互联电网的安全保障技术,西电东送工程中的重大关键技术,电网调度自动化技术,高效配电和供电管理信息技术和系统。

(二)提高能源效率与节约能源。

1.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健全节能法规和标准。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建立严格的节能管理制度,完善各行为主体责任,强化政策激励,明确执法主体,加大惩戒力度;抓紧制定和修订《节约用电管理办法》、《节约石油管理办法》、《建筑节能管理条例》等配套法规;制定和完善主要工业耗能设备、家用电器、照明器具、机动车等能效标准,修订和完善主要耗能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建筑节能标准,加快制定建筑物制冷、采暖温度控制标准等。

──加强节能监督检查。健全强制淘汰高耗能、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的制度,依法淘汰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完善重点耗能产品和新建建筑的市场准入制度,对达不到最低能效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对不符合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建筑,不准销售和使用;依法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高耗能行业及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等公共设施用能情况的监督;加强对产品能效标准、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行业设计规范执行情况的检查。

2.加强制度创新和机制建设。

──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和评价考核制度。实施GDp能耗公报制度,完善节能信息制度,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及时各类能耗信息,引导地方和企业加强节能工作。

──推行综合资源规划和电力需求侧管理,将节约量作为资源纳入总体规划,引导资源合理配置,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终端用电效率、优化用电方式,节约电力。

──大力推动节能产品认证和能效标识管理制度的实施,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和引导用户和消费者购买节能型产品。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克服节能新技术推广的市场障碍,促进节能产业化,为企业实施节能改造提供诊断、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

──建立节能投资担保机制,促进节能技术服务体系的发展。

──推行节能自愿协议,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节能积极性。

3.强化相关政策措施。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区域合理布局。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把区域经济发展与能源节约、环境保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机结合起来,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主体功能区划要求,确定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促进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

──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规模,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低能耗的信息产业,制定并实施钢铁、有色、水泥等高耗能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提高行业准入标准,制定并完善国内紧缺资源及高耗能产品出口的政策。

──制定节能产品优惠政策。重点是终端用能设备,包括高效电动机、风机、水泵、变压器、家用电器、照明产品及建筑节能产品等,对生产或使用目录所列节能产品实行鼓励政策,并将节能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对一些重大节能工程项目和重大节能技术开发、示范项目给予投资和资金补助或贷款贴息支持,研究制定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和绿色建筑的经济激励政策。

──研究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和加快淘汰高油耗车辆的财政税收政策。择机实施燃油税改革方案,制定鼓励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发展的产业政策,制定鼓励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取消针对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各种限制,引导公众树立节约型汽车消费理念,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比例,研究鼓励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的生产和消费政策。

4.强化重点行业的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

──钢铁工业。焦炉同步配套干熄焦装置,新建高炉同步配套余压发电装置,积极采用精料入炉、富氧喷煤、铁水预处理、大型高炉、转炉和超高功率电炉、炉外精炼、连铸、连轧、控轧、控冷等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

──有色金属工业。矿山重点采用大型、高效节能设备,铜熔炼采用先进的富氧闪速及富氧熔池熔炼工艺,电解铝采用大型预焙电解槽,铅熔炼采用氧气底吹炼铅新工艺及其他氧气直接炼铅技术,锌冶炼发展新型湿法工艺。

──石油化工工业。油气开采应用采油系统优化配置、稠油热采配套节能、注水系统优化运行、二氧化碳回注、油气密闭集输综合节能和放空天然气回收利用等技术,优化乙烯生产原料结构,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乙烯裂解炉,大型合成氨装置采用先进节能工艺、新型催化剂和高效节能设备,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合成氨推广一段炉烟气余热回收技术,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氨加快以天然气替代原料油的改造,中小型合成氨采用节能设备和变压吸附回收技术,采用水煤浆或先进粉煤气化技术替代传统的固定床造气技术,逐步淘汰烧碱生产石墨阳极隔膜法烧碱,提高离子膜法烧碱比重等措施。

──建材工业。水泥行业发展新型干法窑外分解技术,积极推广节能粉磨设备和水泥窑余热发电技术,对现有大中型回转窑、磨机、烘干机进行节能改造,逐步淘汰机立窑、湿法窑、干法中空窑及其他落后的水泥生产工艺。利用可燃废弃物替代矿物燃料,综合利用工业废渣和尾矿。玻璃行业发展先进的浮法工艺,淘汰落后的垂直引上和平拉工艺,推广炉窑全保温技术、富氧和全氧燃烧技术等。建筑陶瓷行业淘汰倒焰窑、推板窑、多孔窑等落后窑型,推广辊道窑技术。卫生陶瓷生产改变燃料结构,采用洁净气体燃料无匣钵烧成工艺。积极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以及优质环保节能的绝热隔音材料、防水材料和密封材料,提高高性能混凝土的应用比重,延长建筑物的寿命。

──交通运输。加速淘汰高耗能的老旧汽车,加快发展柴油车、大吨位车和专业车,推广厢式货车,发展集装箱等专业运输车辆;推动《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国家标准的实施,从源头控制高耗油汽车的发展;加快发展电气化铁路,开发交—直—交高效电力机车,推广电气化铁路牵引功率因数补偿技术和其他节电措施,发展机车向客车供电技术,推广使用客车电源,逐步减少和取消柴油发电车;采用节油机型,提高载运率、客座率和运输周转能力,提高燃油效率,降低油耗;通过制定船舶技术标准,加速淘汰老旧船舶;采用新船型和先进动力系统。

──农业机械。淘汰落后农业机械;采用先进柴油机节油技术,降低柴油机燃油消耗;推广少耕免耕法、联合作业等先进的机械化农艺技术;在固定作业场地更多的使用电动机;开发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农业机械上的应用。通过淘汰落后渔船,提高利用效率,降低渔业油耗。

──建筑节能。重点研究开发绿色建筑设计技术,建筑节能技术与设备,供热系统和空调系统节能技术和设备,可再生能源装置与建筑一体化应用技术,精致建造和绿色建筑施工技术与装备,节能建材与绿色建材,建筑节能技术标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和标准。

──商业和民用节能。推广高效节能电冰箱、空调器、电视机、洗衣机、电脑等家用及办公电器,降低待机能耗,实施能效标准和标识,规范节能产品市场。推广稀土节能灯等高效荧光灯类产品、高强度气体放电灯及电子镇流器,减少普通白炽灯使用比例,逐步淘汰高压汞灯,实施照明产品能效标准,提高高效节能荧光灯使用比例。

5.进一步落实《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提出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

积极推进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确保工程实施的进度和效果,尽快形成稳定的节能能力。通过实施上述十大重点节能工程,预计“十一五”期间可实现节能2.4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5.5亿吨。

(三)工业生产过程。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促进工业领域的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满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工业产品基本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水泥、石灰、钢铁、电石等产品的使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产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强化钢材节约,限制钢铁产品出口。进一步贯彻落实《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鼓励用可再生材料替代钢材和废钢材回收,减少钢材使用数量;鼓励采用以废钢为原料的短流程工艺;组织修订和完善建筑钢材使用设计规范和标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降低钢材使用系数;鼓励研究、开发和使用高性能、低成本、低消耗的新型材料,以替代钢材;鼓励钢铁企业生产高强度钢材和耐腐蚀钢材,提高钢材强度和使用寿命;取消或降低铁合金、生铁、废钢、钢坯(锭)、钢材等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

──进一步推广散装水泥、鼓励水泥掺废渣。继续执行“限制袋装、鼓励和发展散装”的方针,完善对生产企业销售袋装水泥和使用袋装水泥的单位征收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的政策,继续执行对掺废渣水泥产品实行减免税优惠待遇等政策,进一步推广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等措施,保持*散装水泥高速发展的势头。

──大力开展建筑材料节约。进一步推广包括节约建筑材料的“四节”(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建筑,积极推进新型建筑体系,推广应用高性能、低材耗、可再生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大力推广应用高强钢和高性能混凝土;积极开展建筑垃圾与废品的回收和利用;充分利用秸秆等产品制作植物纤维板;落实严格设计、施工等材料消耗核算制度的要求,修订相关工程消耗量标准,引导企业推进节材技术进步。

──进一步推动己二酸等生产企业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等国际合作,积极寻求控制氧化亚氮及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等温室气体排放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提高排放控制水平,以减少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四)农业。

──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逐步建立健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若干法律为基础的、各种行政法规相配合的、能够改善农业生产力和增加农业生态系统碳储量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制定农田、草原保护建设规划,严格控制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开垦土地,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毁坏草地和浪费土地。

──强化高集约化程度地区的生态农业建设。通过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程,推广化肥、农药合理使用技术,大力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实施新一轮沃土工程,科学施用化肥,引导增施有机肥,全面提升地力,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

──进一步加大技术开发和推广利用力度。选育低排放的高产水稻品种,推广水稻半旱式栽培技术,采用科学灌溉技术,研究和发展微生物技术等,有效降低稻田甲烷排放强度;研究开发优良反刍动物品种技术,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降低畜产品的甲烷排放强度;进一步推广秸秆处理技术,促进户用沼气技术的发展;开发推广环保型肥料关键技术,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和少(免)耕技术,增加农田土壤碳贮存。

(五)林业。

──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加快林业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和清理工作。制定天然林保护条例、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条例等专项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执法体制,加强执法检查,扩大社会监督,建立执法动态监督机制。

──改革和完善现有产业政策。继续完善各级政府造林绿化目标管理责任制和部门绿化责任制,进一步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义务植树的多种形式,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义务植树和部门绿化工作的深入发展。通过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推动植树造林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增加森林资源和林业碳汇。

──抓好林业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继续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防护林体系、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林业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抓好生物质能源林基地建设,通过有效实施上述重点工程,进一步保护现有森林碳贮存,增加陆地碳贮存和吸收汇。

(六)城市废弃物。

──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切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使管理的重点由目前的末端管理过渡到全过程管理,即垃圾的源头削减、回收利用和最终的无害化处理,最大限度地规范垃圾产生者和处理者的行为,并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根据新形势要求,制定强制性垃圾分类和回收标准,提高垃圾的资源综合利用率,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量。严格执行并进一步修订现行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生活垃圾填埋无害化评价标准》等行业标准,提高对填埋场产生的可燃气体的收集利用水平,减少垃圾填埋场的甲烷排放量。

──加大技术开发和利用的力度。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利用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提高国产化水平,有效降低成本,促进垃圾焚烧技术产业化发展。研究开发适合*国情、规模适宜的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技术和堆肥技术,为中小城市和农村提供亟需的垃圾处理技术。加大对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利用的支持力度,加快垃圾处理和综合利用技术的发展步伐。

──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通过实施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推行环卫行业服务性收费、经济承包责任制和生产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等措施,促进垃圾处理体制改革,改善目前分散式的垃圾收集利用方式,推动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

──制定促进填埋气体回收利用的激励政策。制定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建设和使用填埋气体收集利用系统。提高征收垃圾处置费的标准,对垃圾填埋气体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的上网电价给予优惠,对填埋气体收集利用项目实行优惠的增值税税率,并在一定时间内减免所得税。

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

(一)农业。

──继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以节水改造为中心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着力搞好田间工程建设,更新改造老化机电设备,完善灌排体系。继续推进节水灌溉示范,在粮食主产区进行规模化建设试点,干旱缺水地区积极发展节水旱作农业,继续建设旱作农业示范区。狠抓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建设田间灌排工程、小型灌区、非灌区抗旱水源工程。加大粮食主产区中低产田盐碱和渍害治理力度,加快丘陵山区和其他干旱缺水地区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建设。

──推进农业结构和种植制度调整。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促进优势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扩大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种植,促进种植业结构向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经济作物三元结构的转变。调整种植制度,发展多熟制,提高复种指数。

──选育抗逆品种。培育产量潜力高、品质优良、综合抗性突出和适应性广的优良动植物新品种。改进作物和品种布局,有计划地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

──遏制草地荒漠化加重趋势。建设人工草场,控制草原的载畜量,恢复草原植被,增加草原覆盖度,防止荒漠化进一步蔓延。加强农区畜牧业发展,增强畜牧业生产能力。

──加强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力争在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生物技术、病虫害防治、抗御逆境、设施农业和精准农业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继续实施“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搞好大宗农作物、畜禽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和扩繁推广。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提高农业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二)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

──制定和实施与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法》,制定湿地保护条例等,并在有关法津法规中增加和强化与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条款,为提高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提供法制化保障。

──强化对现有森林资源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对天然林禁伐区实施严格保护,使天然林生态系统由逆向退化向顺向演替转变。实施湿地保护工程,有效减少人为干扰和破坏,遏制湿地面积下滑趋势。扩大自然保护区面积,提高自然保护区质量,建立保护区走廊。加强森林防火,建立完善的森林火灾预测预报、监测、扑救助、林火阻隔及火灾评估体系。积极整合现有林业监测资源,建立健全国家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综合监测体系。加强森林病虫害控制,进一步建立健全森林病虫害监测预警、检疫御灾及防灾减灾体系,加强综合防治,扩大生物防治。

──加大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力度。研究与开发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森林防火技术,研究选育耐寒、耐旱、抗病虫害能力强的树种,提高森林植物在气候适应和迁移过程中的竞争和适应能力。开发和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技术,特别是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与修复、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等相关技术,降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加强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与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包括森林环境、荒漠化、野生动植物、湿地、林火和森林病虫害等监测技术,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体系,提高预警和应急能力。

(三)水资源。

──强化水资源管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治水思路,在加强堤防和控制性工程建设的同时,积极退田还湖(河)、平垸行洪、疏浚河湖,对于生态严重恶化的河流,采取积极措施予以修复和保护。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以流域为单元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注重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优化配置,改变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观念,从传统的“以需定供”转为“以供定需”。建立国家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和水权转让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水利工程投融资体制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加快建设南水北调工程,通过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联通,逐步形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加强水资源控制工程(水库等)建设、灌区建设与改造,继续实施并开工建设一些区域性调水和蓄水工程。

──加大水资源配置、综合节水和海水利用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力度。重点研究开发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转化机制和优化配置技术,污水、雨洪资源化利用技术,人工增雨技术等。研究开发工业用水循环利用技术,开发灌溉节水、旱作节水与生物节水综合配套技术,重点突破精量灌溉技术、智能化农业用水管理技术及设备,加强生活节水技术及器具开发。加强海水淡化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

(四)海岸带及沿海地区。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结合沿海各地区的特点,制定区域管理条例或实施细则。建立合理的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综合决策机制以及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及时处理海岸带开发和保护行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建立综合管理示范区。

──加大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力度。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技术研发,主要包括沿海红树林的栽培、移种和恢复技术,近海珊瑚礁生态系统以及沿海湿地的保护和恢复技术,降低海岸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快建设已经选划的珊瑚礁、红树林等海洋自然保护区,提高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力。

──加强海洋环境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增设沿海和岛屿的观测网点,建设现代化观测系统,提高对海洋环境的航空遥感、遥测能力,提高应对海平面变化的监视监测能力。建立沿海潮灾预警和应急系统,加强预警基础保障能力,加强业务化预警系统能力和加强预警产品的制作与分发能力,提高海洋灾害预警能力。

──强化应对海平面升高的适应性对策。采取护坡与护滩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提高设计坡高标准,加高加固海堤工程,强化沿海地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防护对策。控制沿海地区地下水超采和地面沉降,对已出现地下水漏斗和地面沉降区进行人工回灌。采取陆地河流与水库调水、以淡压咸等措施,应对河口海水倒灌和咸潮上溯。提高沿海城市和重大工程设施的防护标准,提高港口码头设计标高,调整排水口的底高。大力营造沿海防护林,建立一个多林种、多层次、多功能的防护林工程体系。

三、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

──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的宏观管理与协调。深化对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努力贯彻落实“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指导方针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提出的要求,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科技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政策引导,健全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机制,完善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在各地区和各部门的整体布局,进一步强化对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强气候变化科技资源的整合,鼓励和支持气候变化科技领域的创新,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应对和解决气候变化方面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推进*气候变化重点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加强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与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选择与效果评价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加强*气候观测系统建设,开发全球气候变化监测技术、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和气候变化适应技术等,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履行国际公约的能力。重点研究开发大尺度气候变化准确监测技术、提高能效和清洁能源技术、主要行业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与处置利用技术、生物固碳技术及固碳工程技术等。

──加强气候变化科技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气候变化科技领域的人才培养,建立人才激励与竞争的有效机制,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学术环境和氛围,特别重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够引领学科发展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鼓励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加强气候变化的学科建设,加大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整合力度,在气候变化领域科研机构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和方式提高*科学家的研究水平和*主要研究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具有*特色的气候变化科技管理队伍和研发队伍,并鼓励和推荐*科学家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研计划和在相关国际研究机构中担任职务。

──加大对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的资金投入。加大政府对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政府资金渠道,确保资金落实到位、使用高效,发挥政府作为投入主渠道的作用。多渠道筹措资金,吸引社会各界资金投入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工作,将科技风险投资引入气候变化领域。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引导*企业加大对气候变化领域技术研发的投入。积极利用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基金,支持*开展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四、气候变化公众意识

──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各级政府要把提高公众意识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决策者的气候变化意识,逐步建立一支具有较高全球气候变化意识的干部队伍;利用社会各界力量,宣传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

──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利用图书、报刊、音像等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各阶层公众进行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活动,鼓励和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倡导节约用电、用水,增长垃圾循环利用和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等;在基础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中纳入气候变化普及与教育的内容,使气候变化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举办各种专题培训班,就有关气候变化的各种问题,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开展专题培训活动,组织有关气候变化的科普学术研讨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充实现有气候变化信息网站的内容及功能,使其真正成为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的一个快速而有效的平台。

──鼓励公众参与。建立公众和企业界参与的激励机制,发挥企业参与和公众监督的作用。完善气候变化信息的渠道和制度,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渠道,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增加有关气候变化决策的透明度,促进气候变化领域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积极发挥民间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促进广大公众和社会各界参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气候变化公众意识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借鉴国际上好的做法,完善国内相关工作。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出版物、影视和音像作品的交流和交换,建立资料信息库,为国内有关单位、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查询、了解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提供服务。

五、机构和体制建设

──加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工作的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涉及经济社会、内政外交,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总理担任组长,曾培炎副总理、唐家璇国务委员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将研究确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办事机构设在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本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组织领导,抓紧制定本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

──建立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系。建立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机构,贯彻落实《国家方案》的相关内容,组织协调本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协调本地区各方面的行动。建立地方气候变化专家队伍,根据各地区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措施。同时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调,促进相关政策措施的顺利实施。

──有效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政府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收取一定比例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额”,用于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并通过基金管理中心支持气候变化领域的相关活动。*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建立,对于加强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工作,提高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保障《国家方案》的有效实施,缓解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需求压力,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五部分*对若干问题的基本立场及国际合作需求

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的,其影响已波及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合作。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并落实本方案,*愿与各国加强合作,并呼吁发达国家按《气候公约》规定,切实履行向发展*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承诺,提高发展*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一、*对气候变化若干问题的基本立场

(一)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气候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国家应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率先采取减排措施。发展*家由于其历史排放少,当前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较低,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家,将根据其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等措施,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二)适应气候变化。

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过去,适应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今后在制定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文书时,应充分考虑如何适应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提高发展*家抵御灾害性气候事件的能力。*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积极参与适应领域的国际活动和法律文书的制定。

(三)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

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应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使全球共享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惠益。应建立有效的技术合作机制,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研发、应用与转让;应消除技术合作中存在的政策、体制、程序、资金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障碍,为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提供激励措施,使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在实践中得以顺利进行;应建立国际技术合作基金,确保广大发展*家买得起、用得上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

(四)切实履行《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义务。

《气候公约》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原则和承诺,《京都议定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发达国家20*-2*2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各缔约方均应切实履行其在《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各项承诺,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其率先采取减排温室气体行动,并向发展*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的承诺。*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将认真履行其在《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

(五)气候变化区域合作。

《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设立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体法律框架,但这绝不意味着排斥区域气候变化合作。任何区域性合作都应是对《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或削弱,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各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推动务实的国际合作。*将本着这种精神参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区域合作。

二、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需求

(一)技术转让和合作需求。

──气候变化观测、监测技术。主要技术需求包括:大气、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观测技术,气象、海洋和资源卫星技术,气候变化监测与检测技术,以及气候系统的模拟和计算技术等方面,其中各种先进的观测设备制造技术、高分辨率和高精度卫星技术、卫星和遥感信息的提取和反演技术、高性能的气候变化模拟技术等都是*在气候系统观测体系建设方面所急需的,是该领域技术合作需求的重点。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技术。*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重大技术的需求十分强烈。主要技术需求包括:先进的能源技术和制造技术,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技术,高效交通运输技术,新材料技术,新型建筑材料技术等方面,其中高效低污染燃煤发电技术,大型水力发电机组技术,新型核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建筑节能技术,洁净燃气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燃料电池和氢能技术,高炉富氧喷煤炼铁及长寿命技术,中小型氮肥生产装置的改扩建综合技术,路用新材料技术,新型墙体材料技术等在*的应用与推广,将对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大影响。

──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主要技术需求包括: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农业技术,工业水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技术,工业与生活废水处理技术,居民生活节水技术,高效防洪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农业育种技术,新型肥料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林业与草原病虫害防治技术,速生丰产林与高效薪炭林技术,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技术,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农业灾害等观测与预警技术等。如果*能及时获得上述技术,将有助于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二)能力建设需求。

──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主要需求包括: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减缓和适应的政策分析、信息化建设、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人员培训、国际交流、学科建设和专业技能培养等能力建设。

──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主要需求包括:开发气候变化适应性项目,开展极端气候事件案例研究,完善气候观测系统,提高沿海地区及水资源和农业等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等能力建设。

──技术转让与合作方面。主要需求包括:及时跟踪国际技术发展动态,有效识别与评价气候变化领域中的先进适用技术,促进技术转让与合作的对策分析,提高对转让技术的消化和吸收等能力建设。

──提高公众意识方面。主要需求包括:制定提高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的中长期规划及相关政策,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专业宣传教育网络和机构,培养宣传教育人才,面向不同区域、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的宣传教育活动,宣传普及气候变化知识,引导公众选择有利于保护气候的消费模式等能力建设。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9

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气候政策(1)的文献综述基础上,剖析了经济学原理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应用。在总结西方流行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评估、预测、分析方法和模型的前提下,回顾了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温室气体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结果,特别分析和强调了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特点对经济模型和政策设计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基于市场的政策选择。论文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成本一、引言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007a),近百年来,全球表面的气温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间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增加25—90%,预计未来20年间,气温将每10年增加0.2℃。科学证据表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积以及人类活动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气温升高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发生的频率加大、风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气降水模式的改变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这些自然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威胁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类财富的安全。经济学家williamsnordhaus1982发表了题为“HowFastShallweGrazetheGlobalCommons”的文章,开始应用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从此气候变化经济学就将焦点落在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提供积极的针对面临的气候问题的政策分析。虽然和环境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有重叠,但气候变化经济学更多的是利用气候变化的鲜明特点,即温室气体影响的长期性、气候问题产生和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侧面。通过模拟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趋势,检验和分析技术选择对气候变化进程和减排成本的影响,选择控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如碳税和碳交易等)。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经建立了其研究领域和基础要素,并在经济学界达成了共识。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控制措施,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世界随着气候系统的变化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能够利用大量的证据和量化的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二、气候变化的损失和减缓的效益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气温升高、极端天气现象频率发生、降水模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的改变等,这些生物物理系统要素的变化将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将气候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分为两类:市场和非市场的损失。市场的损失(marketdamages)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市场产品的价格波动和数量的变化给福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生产量的变化受气候变化要素的约束。研究者通常应用气候依赖型的生产函数来模拟气候变化的福利影响。例如,小麦的产量是气候要素气温和降水的函数,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气候要素变化导致的小麦产量的变化。生产函数法还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务、水资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洪水等产生的经济损失。有学者认为生产函数法忽视了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乐价格法(hedonicapproach)则成为估算气候变化损失的另一选择。例如mendelsohnetal.(1994)将享乐价格法应用到农业,基于选择最大化地租的假设,利用跨部门的数据检验自然、物理和气候变量对土地价格的影响。非市场的损失(no—market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效用的损失、损失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的福利的减少。这些损失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直接观察到。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没有和价格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直接联系,也观测不到需求的变化。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是最有争议也是最为广泛被采用的评估非市场损失的方法。Berkand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国加州不同地域的公众为阻止当地的气候变化每月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表明冬季人们为阻止当地气候变得暖湿/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别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为阻止气候变得冷湿/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别是每月11.10和18.18美元。评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经济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区域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总体上,基于模型的实证性研究报告了三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结果。第一种是计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etal.(2003)估算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水、能源和海岸地带五个市场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小。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对上述五个部门的影响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场(农业、林业、水、能源、海岸地带)和非市场的部门(生态系统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0.5℃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2.5℃,气候变化的损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虑更多的市场部门、与气候相关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态系统外,其模型还包括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的经济损失。第二种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则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适应能力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影响被按照时间的发展综合,然后被贴现到现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进行的,有些估算是综合一系列地区或是当地的影响以得到全球的总和。Stern(2006)应用综合评估模型,设计了基准和高气候变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结果表明,在“照常营业”(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动的话,气候变化对市场部门的影响加上灾害的风险损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将市场部门、灾害的风险和非市场的损失都计算在内的话,气候变化影响的损失估计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损失将一直持续。Jorgensonetal.(2004)应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气候变化对美国投资、资本的存量、劳动力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温升高3℃,在最佳的适应状态和潜在的危害较低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净收益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损失为GDp的3%。不管是哪种情景,70-80%的气候变化影响是由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价格和死亡率的变化导致的。第三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是估算社会碳成本(SocialCostofCarbon,SCC)。在任何时间段或是任何时间内,SCC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经济价值来估算的额外(边际)影响或是损害,也可以理解为每减少一个单位的碳排放的边际效益。SCC的计算尽可能将每一吨额外保存在大气中的Co2的边际影响加起来,此过程需要一个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模型和将经济价值贴现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会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为每吨碳(tC)43美元(即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但该平均值的变化范围很大,如在100个估算中,每吨碳从1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达每吨碳35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会碳成本大幅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设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如气候敏感性、响应时间滞后、风险和公平的处理方式、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影响、是否包含潜在灾难损失和贴现率选择等。三、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估算美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US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指出如果减排成本是$10/tCo2eq,2020年全总的非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减排成本为$20/tCo2eq,则减排潜力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而且其在大气中的累积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讨论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1、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取决于多种边际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潜力越大,则满足特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应用的模型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可替代性的选择和减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有关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技术信息。模型趋于集中在一个部门或是一组部门,对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这些产品的中期和最终需求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所以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比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开发的Leap,日本环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国际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许多研究机构都根据研究需要和解决的问题开发不同的模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的经济模型,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这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追踪燃料的价格、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选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类模型包涵了较少的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信息,能源之间的替代通过平稳的生产函数来体现,而不是详细的可选择的不连续过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排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自上而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建造的假设。Repetto&Duncan(1997)的综合分析发现,广泛应用的估算气候变化减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设:低碳或是无碳技术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经济对于价格变化反应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产品可替代性程度,达到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的年限。是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是否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气污染的损害,碳税税收如何在一个经济体内循环等。如果假设条件不同,得出的减排成本的差异是比较大的。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assessmentmodels,iam)模拟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到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的分析。这类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集中程度、气温、降水等要素联系起来,同时还考虑这些要素的变化如何反馈到生产和效用系统。综合模型也多为优化模型,以解决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何将减排的利益最大化。综合模型利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方法,比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减弱气候变化的效益。这类模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iGmS模型和Stern报告中应用的paGe2002等。2、减排成本的实证研究ipCC(2007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实现中期减排(2030年),全球将温室气体稳定在445和710ppmCo2-eq之间的宏观经济成本处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长0.6%这一范围内。实现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710和445ppmCo2-eq之间,全球平均的宏观经济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损失5.5%。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随着温室气体稳定目标的严格,减排成本加大。模拟也表明,假设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税收入或拍卖许可证的收入用于促进低碳技术或现有税制的改革,将会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总体假设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寻找全球最低的减排成本。区域减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温室气体的稳定水平和基准情景。对于相同地区减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设,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计算结果在具体的数据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释的总体特征还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国的maRKaL—maCRo模型,预测中国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费为4818mtee,碳的排放量为2395mtC,从2000到2050年之间,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将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减排幅度为基准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在12美元/吨碳到216美元/吨碳,减排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在基准基础上损失0.1%到2.54%的GDp。王灿等(2005)采用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动态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的减排情景。结果发现,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当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削减1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99元/吨,GDp仅下降0.1%左右,如果减排率上升到3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475元/吨,GDp将下降1%左右。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etal.,2007)报告了一项基于不同模型对于英国减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结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减排目标是在1990水平上减排80%,在基准没有控制飞行的排放的情境下,减排的成本为GDp的2.49%;如果控制飞行的排放,减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则减排成本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结果显示,在2050年,基准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81%;加速技术革新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58%;高燃料价格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04%。不管哪类模型,结果均显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减排成本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模型的结果也被用在英国能源白皮书中,强调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国的能源政策的优先考虑。研究还发现估算Co2的减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变量是关键的要素,例如贴现率的选择、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外部性的处理、价值评估的问题和技术、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的影响、交易成本等,这些经济要素的不同都会导致估算成本的差异。3、技术变化与减排成本气候是由存储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决定的。有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能够存在上百年,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技术条件的假设对于减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和技术变化的速率、技术替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是直接相关的。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模型比较,将技术变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明显的减低(ipCC,2007c)。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关键取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支出的回报率、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其它研发的推广以及边干边学的模式和学习的速度等。目前应用的技术进步模型已经有了极为显著的改进,超越了早期的传统模型中将技术看作是外部变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几个模型允许技术进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对内在的政策干预做出反应。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则集中在研究和开发基础上的技术变化,结合政策干预、激励研发的政策以及知识的进步。其他的模型则强调基于学和做的技术变化,考虑累积的产出是和学习相关的,随着产出的不断累积而降低生产成本。相对于那些将技术认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产生的技术变化的模型能以比较低的减排成本达到规定的减排目标。四、气候变化经济学与不确定性气候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在科学上和经济学上均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我们还缺乏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认识,例如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量,温室气体集中程度的改变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以及出现的速度,区域气候变化对海平面、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疾病和自然系统的影响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我们不确定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人类活动的能源强度和土地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是鼓励技术发展政策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成本等。1、不确定性与气候政策的选择不确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别出一系列可管理的变量,二是估计每一个重要的参数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对所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影响。一些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被学者用来分析和成本效益相关的不确定性,如一些学者采用monteCarlo模拟分析减排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决定那些缺乏知识的随机的参数或是误差如何影响被模拟的系统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给定政策的一系列结果或是一系列的优化政策。王灿等(2006)利用monteCarlo模型对CGe的二氧化碳减排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他们对CGe模型的50个自由参数进行随机采样,考察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来确定减排成本评估中对估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来处理不确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综合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同时分析不确定性。2、不确定性与贴现率的选择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存在要持续一个世纪或是更长的时间,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益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被度量,这样就提出了贴现率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讨论两种贴现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应用社会时间偏好率,即纯粹的时间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长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虑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使项目的投资能够得到这种回报。也有专家指出,应该选择比预期价值低的贴现率,以反映贴现的要素以及贴现率和贴现的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个国家必须将其决策建立在让贴现率能够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发达国家一般采用4-6%的贴现率是合理的(这个贴现水平被欧盟国家用来评价公共部门的项目),而发展中国家的贴现率可能会高达10-12%(ipCC,2001)。在Stern的报告中,基于对气候变化公平性的强调,选择了近似于零的0.1%的贴现率,致使其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批评。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贴现率重新模拟Stern的估算,发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远远低于Stern的结果。3、不确定性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估算有影响,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现在行动应该投入多少?还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确定性得到解决?经济学原理建议,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转性的情况下,社会现在就应该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应该是在预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的那个点。然而,无论是在成本侧的低碳技术的投资还是在效益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累计,气候变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决策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些特征导致或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或是没有行动,分别取决于各自沉没成本的大小。实证性的分析和数学模型建议现在就应该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Stern的研究报告(2006)显示,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损失会控制在每年损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应该立即行动,大幅度的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损失。五、结语气候变化经济学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评估环境效益,在各种市场扭曲或是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确定成本,在不确定下做出政策选择,而且允许在政策上反映灵活性。虽然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气候变化经济学对气候和能源政策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实证性的研究对于一些主要变量提供的信息对于指导决策是非常有价值的,也使得许多政策能够在实践上保持有效性。针对理论和实践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在不断改进模型的基础上,加强排放政策和技术政策的综合研究。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07)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比现在增加57%。从2003年到2030年全球在能源设施方面要投入160万亿美元的资金。经济学家如何很好地回答有关气候变化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气候变化政策和技术选择提供决策支持,将会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和投资的后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10

[关键词]贸易;气候变化;气候效应;气候友好商品;贸易利益

[中图分类号]F7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12-0050-04

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维护气候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近二十年年来,国际社会动员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等各方面力量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维护气候安全。最近几年,wto及其成员国的贸易部门也开始介入气候变化问题,期望为贸易与气候变化实现双赢创造条件。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美国、巴西、日本、欧盟、中国和印度等多国部长和高级贸易官员参加了非正式贸易部长会议。2008年6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贸易与气候变化研讨会。2008年9月,在wto每年一度的公共论坛上,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成为讨论的主题。本文从目标一致性、贸易的气候效应、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贸易利益的矛盾关系等四个方面探讨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机理,探寻贸易与气候目标相互支持与潜在冲突的联系界面,对探索贸易与气候变化实现双赢的路径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贸易发展目标与气候安全目标相一致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指出,气候系统变暖毋庸置疑,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温上升,许多自然系统正受到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对自然和人类环境的其他影响也正在出现。《报告》指出,自20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在很高可信度上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致。据估计,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增加,其中1970年~2004年期间增加了70%。《报告》指出,在当前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及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做法之下,温室气体若以当前的或高于当前的速率排放,将会引起气候系统在21世纪进一步变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将产生难以完全预知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影响。[1]因此,及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维护气候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目标,各国需要通力协作,努力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贸易发展目标与气候安全目标内在地相一致。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咯什协议》,世贸组织的宗旨除了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充分就业、增加实际收入等经济目标以外,还包括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最优化利用世界资源,保护和维护环境。多哈回合启动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也再次强调成员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声称多边贸易体系能够而且必需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互支持。气候是全球性的环境公共品,没有气候安全,未来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因此,维护气候安全也是贸易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二、贸易的气候效应

贸易品的生产和运输与温室气体排放直接相关,因此贸易对气候的影响即气候效应可从生产和运输两个环节进行考察。

(一)贸易生产环节的气候效应

可利用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分析框架进行分析。Grossman和Kruger(1991)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对环境的影响时将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分解成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2]对气候而言,贸易对气候的影响也可分解成这三种效应。其中,规模效应是指在贸易结构和贸易品的碳密度保持不变条件下,由于贸易规模的扩大导致能源消耗增加,从而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结构效应是指在贸易规模和贸易品的碳密度保持不变条件下,如果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较少的贸易品所占比例上升,而温室气体排放较多的贸易品所占比例下降,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就会减少,反之就会增加;技术效应是指在贸易规模和结构保持不变条件下,由于低碳技术的开发、获取和使用降低了贸易品的碳密度,从而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由于气候是全球性的环境公共品,温室气体不论在哪个国家排放,其对气候的影响都是同质性的。因此,分析贸易的气候效应与贸易的其他区域性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可以将世界贸易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全球贸易对气候影响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而不仅仅单独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气候效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贸易规模增长了27倍,显然规模效应对气候不利,因此只有争取负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才能使贸易发展目标与气候安全目标实际地相一致。

(二)贸易运输环节的气候效应

常识性的看法是贸易增加导致碳足迹增加,因为更多的贸易意味着更多的运输,而更多的运输便带来更多的排放。这种看法未必准确。据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2004年由交通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世界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3%,其中74%的排放量由陆路运输所产生,12%的排放量由航空运输所产生,8.6%的排放量由海洋运输产生。另据国际航海组织(imo)估算,全球贸易的90%通过海洋运输完成。[3]照此推算,贸易运输环节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所占比例较小,不构成气候安全的威胁因素,因此贸易运输环节的气候效应不足为虑。总之,贸易在生产环节的气候效应构成贸易气候效应的主要方面,贸易是否与气候安全目标相一致取决于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对比结果,如果负的结构和技术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则贸易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与气候目标相一致。

三、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贸易与气候目标相互支持

环境商品是一种特殊的贸易品。环境商品贸易自由化可以同时使贸易和环境受益。气候友好商品又是环境商品中的特殊部分,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可以直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保护气候安全做贡献。具体地说,如果气候友好商品实现自由贸易,在国际社会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舆论的配合下,气候友好商品的国际需求必然大幅增加,将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是气候友好商品的生产将增加,使世界产业结构中气候友好商品所占比例上升,获得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结构效应;二是气候友好商品如果进入生产企业,将直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正的技术效应;三是随着国际气候友好商品市场的扩大以及竞争的激化,必将推动气候友好技术的研发、启用和推广,从而进一步增进技术效应;四是气候友好商品成本下降后,将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家庭有能力支付和使用,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气候友好商品要实现贸易自由化需要得到贸易领域的支持。wto成员在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可以直接支持气候目标方面形成共识。不过,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主要是在定义和涵盖范围、自由化方法和模式等方面没有达成一致:

一是定义和涵盖范围没确定。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对环境商品和气候友好商品的统一定义。不过,国际组织试图采取不完全列举的方法提取出环境商品和气候友好商品。2007年4月,环境商品和服务友好集团(FriendsofeGSGroup)提交了153种环境商品的列表供wto成员讨论,研究人员从中识别出43种商品可以归类为气候友好商品。[4]这种列表方法的优点是可操作性较强,但缺陷是:一是覆盖产品不完全,只包括工业制品,而将农产品、服务和技术排除在外,如巴西提出的甘蔗乙醇就是一种气候友好型农产品,相比化石燃料甘蔗乙醇排放的温室气体要少90%;[5]二是对于同时具有环境用途和非环境用途的贸易品,难以将后者从中分离出来;三是气候友好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出现,这种方法确定的气候友好商品范围需要经常更新、调整。

二是自由化方法不确定。环境商品和服务友好集团国家主张采用列表方法(listapproach),由他们识别和提交特定产品列表,并在最惠国待遇原则基础上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永久性取消或削减进行谈判。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印度提出了项目方法(projectapproach),他们认为由于列表方法下相同的HS代码往往同时包括了环境用途商品和非环境用途商品,难以将后者从中分离出来,导致列入自由贸易的商品范围扩大化,因此他们主张对于经由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特定环境项目所涉及的任何商品和服务实现自由贸易。这种方法所实现的自由贸易是暂时性的,随着环境项目的结项而结束。阿根廷提出了整合方法(integratedapproach),与项目方法类似,只不过主管机关需对用于各种经过批准的环境项目的贸易品作进一步识别,决定是否临时性地取消关税。[6]两种方法都基于对具有多种用途的贸易品是否真正用于环境目的有顾虑。目前谈判还没有对采取哪种方法达成一致。

三是自由化模式不确定。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使多哈回合谈判的最终结果难以确定。不过,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向前推进仍有多种途径选择:一是多哈回合环境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进展顺利,气候友好商品作为环境商品的一部分实现自由贸易;二是多哈回合环境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进展不顺利,可能针对气候友好商品达成独立的多边协议;三是wto成员之间没能消除分歧,可能借鉴《信息技术协定》或者《政府采购协定》等诸边协定形式,在部分国家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以期在未来实现全面的贸易自由化;四是无论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在多边及诸边层面上进展如何,相信在自由贸易协定等各种形式的双边层面上会得到快速推进。

另外,贸易在支持气候目标实现的同时也促进自身的发展。据世界银行(2007)估计,如果在18个高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取消四种基本清洁能源技术(风、太阳能、清洁煤和节能技术)的关税壁垒,将增加7%的贸易收益;如果同时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增加13%的贸易收益。

总之,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可以增进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直接支持气候目标实现,同时又促进自身发展。虽然有一些具体问题尚待解决,但仍可合理地预期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在未来能够通过多边、诸边或双边途径向前推进,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贸易利益分割不均可能使贸易与气候目标相互冲突

无论是气候谈判,还是贸易谈判,各国讨价还价的背后都围绕着贸易经济利益展开博弈。从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划分、气候政策的执行,到气候友好商品涵盖范围的确定,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国的贸易利益。如果贸易利益在各国之间分割不均,将反过来影响国际气候协议的达成、气候政策的执行以及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从而影响气候目标的实现,即贸易与气候目标之间出现冲突。从目前暴露的问题来看,主要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矛盾关系:

(一)减排国家与非减排国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附录i国家必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没有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发达国家,这两个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没有作出温室气体减排硬承诺为由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执行京都气候政策的附录i国家,如欧盟,由于对其本土企业征收碳税或能源税提高了生产成本,从而使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损失。为了避免竞争力损失,欧盟有人建议向来自美国和中国等无减排义务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bordertaxadjustment,Bta),以保护欧盟的贸易利益不受影响。继欧盟之后,美国也开始酝酿要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等低减排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BCa)措施。如果类似措施付之实施,则由执行气候政策引起的贸易问题将进一步引向深入。减排政策对竞争力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少数碳密集型产业,如电力、钢铁和水泥等。但是,边境碳调整措施的实施将对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产生全方位破坏性影响。以中国为例,由于中国的出口结构中钢铁和水泥等产品比重较小,纺织品、鞋、电子等产品比重较高,这些产品对Bta很敏感,如果欧盟或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没有征收Bta,对他们的影响其实并不大,相反如果征收Bta,将对中国出口造成全方位的损害。[7]如果世界各国纷纷效仿,则由执行气候政策引起的Bta措施对世界贸易的发展构成极大的障碍。

(二)历史排放与未来排放

今天的气候问题主要归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历史累积排放占了80%。[8]因此,发达国家理应承担历史责任,率先减排,多减排,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担负历史责任是合理的。然而,在气候谈判中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反复强调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未来温室气体排放较高,要将未来排放纳入减排谈判中。由于减排责任划分意味着成本分摊,而成本分摊与竞争力直接相关,从而与各国的贸易利益相关。目前各国正就2012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进行谈判,计划将于2009年底结束。如何在历史责任和未来责任之间均衡,平衡好各国贸易利益,将直接影响到后京都国际气候新协定能否顺利达成,从而影响气候目标实现。

(三)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

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分别是指贸易品在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所体现的碳排放量。通常,人们更多地关注生产排放而忽视消费排放。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当今国际分工的格局是,产品生产中的制造环节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集中,发达国家将生产企业和资本部分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排放增加。而贸易品的消费分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发展中国家为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部分地承担了本该由发达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负有部分责任。因此,需要同时评估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并作为减排责任划分的依据之一。

(四)工业制品和农产品

气候友好商品不应只包括工业制品,还应包括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农产品。总体来说,在国际气候友好工业制品市场上,发达国家占有竞争优势,是气候友好工业制品的净出口国。2005年高收入wto成员的气候友好工业制品出口为460.9亿美元,进口为420.2亿美元,实现顺差40.7亿美元。同年,低、中等收入wto成员出口186.1亿美元,进口273.2亿美元,逆差87.1亿美元。可见气候友好工业制品贸易自由化可使高收入国家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可能在气候友好农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巴西是世界最大的乙醇出口国,出口量占国内生产的15%,生产商主要以国内资源丰富的甘蔗作为生产乙醇的原料。然而,发达国家对乙醇设置了较高的关税壁垒,美国税率是每加仑0.54美元,欧盟税率是每公升0.19欧元。如果乙醇能实现自由贸易,将对巴西十分有利。因此,在谈判中巴西代表呼吁将乙醇列入气候友好商品列表。[5]总之,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应将气候友好的工业制品和农产品同时包括在内,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

(五)技术合作与知识产权制度

技术合作将成为后京都气候框架的核心部分。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努力推动更加有效的方法来促进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中国和印度对在获取国外技术方面面临的知识产权壁垒表示担忧。印度在谈判中提到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潜在的障碍,呼吁考虑重新审查wto知识产权制度,从而确保它们充分地响应成员方寻求技术转移的意愿。发达国家则以为削弱知识产权制度将减缓创新,从而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技术合作机制,一方面支持气候友好技术更加快捷地扩散,另一方面也不损害知识产权制度的完整性。

(六)减排目标与减排能力

发达国家由于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减排能力较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力资本、资金、技术以及制度的限制,减排能力有限。因此,为了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发达国家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及其他方面的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排能力,缓解发展中国家减排能力与目标之间的矛盾。

总之,应对气候变化的种种努力都与贸易利益相关。只有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利益得到公平合理均衡的分割,才能消除贸易与气候目标之间的冲突,为贸易与气候目标相互支持扫除障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气候是全球性环境公共品,维护气候安全也是贸易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贸易发展目标与气候安全目标相一致。贸易的气候效应分析表明,贸易在生产环节的气候效应构成贸易气候效应的主要方面,贸易活动是否与气候目标实际地相一致取决于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合成结果。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增进结构和技术效应,支持气候安全目标实现,同时促进自身发展。不过,wto成员在定义和涵盖范围、自由化方法和模式等方面尚未达成一致。气候友好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虽不确定,但仍可预判它将是大势所趋。应对气候变化的气候和贸易政策都与贸易利益紧密相关,只有在相关国家之间相对均衡地分割贸易利益才能消除贸易与气候目标之间的冲突,为贸易与气候目标相互支持扫除障碍。

气候作为全球性环境公共品,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回避不了责任,在国际气候合作博弈中总体上可采取外松内紧的策略。一方面在国际气候和贸易谈判中坚持发达国家对历史排放负责,对转移排放承担部分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多减排,为国内发展争取排放空间,减轻国内企业压力;另一方面也要激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和行业努力发展低碳技术,生产低碳产品,在国内外低碳经济转型时期,争当国际的引领者,而非永远地做西方国家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为此需要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另外,国际社会对气候友好商品和产业的界定尚不成熟,中国应首先自摸家底,联合商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调查清楚气候友好商品和产业的发展现状,作为制定相应气候和贸易政策的依据,在国际气候和贸易的谈判与竞争中掌握主动,把握先机。技术是维护气候安全的核心,也是国际社会竞争的核心,在国际谈判中,坚持低碳技术合作和转移便利化的主张,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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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RelevancemechanismbetweentradeandClimateChange

maJianping

(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