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1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网络舆情；舆情引导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07-02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空间的映射，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力愈来愈强，成熟、理性的网络舆论对政治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一、从网络舆情的特点看加强政府舆情引导的重要性
首先，新媒体特有的开放性、主体隐匿性、实时互动性特点在保障公众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的同时也容易产生一些情绪化、非理性甚至虚假的信息和言论。
其次，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具有发酵、放大性。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很多都是由互联网上的“小天气”演变成“大气候”的，如河南周口“平坟复耕”事件、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都是由局部性事件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逐渐演变为影响全国舆论的公共事件。当网民对某一热点形成大规模意见针锋相对的局面时进行有效的舆情引导，能够避免舆情危机的发生。
最后，网络舆论偏重于负面的社会问题。国内网络舆论重在对问题的揭露和对现实的批判，主要关注涉及党败、政府公信力、弱势群体等敏感话题。网络舆论源自现实社会生活，并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那些虚假的、夸大的庸俗负面舆论要加以有效引导，缓冲社会负面情绪，维持社会稳定。网络舆情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其加强引导。
二、当前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中的短板现象
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己成为重要的舆论集散地、放大器和利益诉求平台，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在2008年考察《人民日报》时提出“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2]并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3]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在舆情引导方面仍存在若干漏洞，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观念层面上的偏差
目前仍有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主要依赖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获取、信息，对网络舆情的潜在力量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认为虚拟空间中的信息缺乏权威性、专业性，严重低估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二是认为网络舆论是对现实问题的夸大化、严重化，视之为洪水猛兽，躲躲闪闪不正面回应；三是对网络舆情的特点和传播规律认识不足，对于如何建设政府门户网站、如何利用政务微博组织信息、如何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认识不够，丧失了舆情引导的主导权；四是认为网络完全可控，固守“各类新闻媒介都受党和政府的行政控制”的传统观念，采取围堵、打压等极端做法限制网络舆论。
（二）实践层面上的偏差
1.反应迟钝丧失舆情引导的主导权
某些地方政府患有维稳“恐惧症”，唯恐突发事件信息公开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投资环境，往往采取瞒、压、拖的“鸵鸟政策”，禁止主流媒体报道，甚至网络媒体关注后仍然反应迟缓，使得问题扩大、矛盾激化。虽然有的政府部门危机发生后能够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召开新闻会，但大多数情况下的信息模棱两可，对于事件起因、相关责任人、危害损失等公众迫切知道的信息或是以“正在调查中”为借口敷衍公众，或是考虑到政治格局、社会稳定等因素故意隐瞒相关信息，弱化事件负面影响。
2.控制过度导致传言泛滥
突发事件因其特有的负面影响使得事件的责任部门和当地政府担心事件报道后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事件发生后往往封锁事发现场，躲避甚至不惜利用行政手段阻挠新闻媒体的采访。对网上出现的负面消息，不去做引导澄清，而是采取删帖、封闭iD、关闭网站等“野蛮、暴力”的行为，善堵不善疏，把舆论的主导权和制高点拱手让给小道消息。
（三）制度层面上的偏差
一方面，网络舆情监测、预警系统不科学、不完善。目前我国政府缺乏专业的舆情监测平台或监测机构，缺乏高效、科学、可执行性高的监测系统，对网络舆情的获取、分析、研判普遍采用人工方式，浏览网页、下载相关数据、统计分析，这种监测方式低效不科学，监测结果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更影响反馈的及时性[4]。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陆续颁布了数十部涉及网络传播的法规、政策文件，在规范网络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立法仍然落后于互联网的发展，存在大量的立法真空领域，例如“人肉搜索”的滥用逾越了监督的门槛，冲击着法律规范，也造成个人隐私的非安全状态。一些网络内容管制立法规定得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或者在具体的网络规范化管理中，执行标准模糊不清，导致法律在执行的时候有很大随意性。
三、新媒体时代加强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的策略探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转制时期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极易在新媒体环境下聚焦放大，引发公共危机。转型期社会舆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因此政府必须致力于调控、引导复杂多元的网络舆论以化解或避免网络舆情危机来维护政府形象、维持社会稳定。
（一）转变网络舆情引导理念
新媒体时代，政府必须转变以往那种通过驾驭、控制媒体来引导公众舆论、控制负面影响的传统观念，主动了解、适应新媒体，凭借其传播优势引导舆论。
第一，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抓住舆情引导主导权。首先，健全新闻制度，实施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网络即时权威信息，第一时间向公众告知真相，主动向社会提供新闻信息服务。新闻发言人要熟悉媒体规律，了解公众心理，善于和新媒体沟通、联络感情，防止言语失当引发更多追问。其次，借助社会化媒体引导网络舆论。政府可以利用微博、博客、论坛等新媒体受众广泛、实时互动、传播迅速等优势及时了解舆论动向、权威信息。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开设突发事件专栏，介绍事件起因、发展和影响，及时主动真实地提供信息服务。
第二，注重对网络舆情的疏通，加强对网络民意的收集和回应。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接入终端的普及，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越来越难，且舆论的控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只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必须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平台，并且对一些批评性舆论持开明的态度，避免公众情绪堆积造成“网络”。对网络舆论进行疏通并不是让网络舆论放任自流，政府也要以积极正面的舆论进行引导，为网民做出正确判断提供条件。
（二）实践层面
第一，加强政府网络阵地建设。我国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且都设有“在线访谈”“市长书记信箱”之类的互动栏目，但大部分栏目时效性差、内容更新慢、信息反馈不及时，回复内容或含混或推诿或矫饰或避重就轻，很难使群众满意[6]。政府必须在政策、人力、财力上大力扶持政府网站，强化其权威信息、政策解读功能，发挥网络舆论主渠道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能对网络舆论起主导作用的权威网站，牢牢掌控舆论引导的制高点。
第二，形成网络舆论引导合力，增强协同效应。首先，构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联动机制。新媒体拓展了社会舆论的空间，但其特有的技术特性使得舆论生态变得复杂，舆论声音混杂、方向模糊、信息泛滥使得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开展变得举步维艰。相对而言，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能够形成社会舆论强势，对引导舆论起到积极作用。在舆论报道中充分发挥二者优势，形成联动报道，将网络舆论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使其趋于理性化和主流化。其次，加强主流的、有影响力的网站之间的合作。在目前的网络媒体格局中，新浪、腾讯等重要的商业网站、新华、人民等重点新闻网站由于访问量大、点击率高、影响广泛等原因已经成为当前网络舆论引导中的重要力量，加强这些主流媒体对突发事件、敏感事件的宣传报道、统一口径，加强他们在舆情引导中的协同配合，从而形成正面舆论的规模效应。
（三）制度层面
第一，完善网络舆情监控机制。任何网络热点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征兆，如网络搜索排名大幅度上升、跟帖数量急剧增加，政府建立舆情监控机制，必须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及时捕捉收集舆情信息，第一时间发现重要舆情苗头。相关人员可以重点关注具有规模和影响力的信息集散地和观点集散地，如中央新闻媒体主办的网站论坛和天涯等社区论坛，全面把握网民思想动态。二是做好舆情信息的监测数据分析工作，分析判断舆情信息时空分布状况、发展趋势、可能造成的现实危机，并定期进行监测数据分析。三是做好舆情信息预警工作，根据监测分析的结果发出不同的预警级别，并提前通知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应急工作准备。可以发挥内部网络作用，使网情动态等涉及方面的情报能够达到实时共享，一方预警，多方联动。
第二，完善、健全网络舆情引导的法律法规体系。首先，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对原先比较模糊、粗糙的地方进行细化、明确，结合网络发展的实际情况给予准确化、全面化，对未能涉及的事项特别是起规范和引导作用的部分加以补充，科学界定网络舆情和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的界限，将非法信息与正常的网络舆情区分开来；规范网民行为，对那些散布虚假信息、恶意伤害他人的非法“人肉搜索”以及对网络舆情压制、打击、报复的行为进行管制或惩处[7]。其次，建立网络舆论空间的监管连带责任。网络运营商是网络接入的提供者，通过规定运营商的监管连带责任，能够强化其提供接入服务的事先审查责任和代网站进行报备的责任[8]，从而实现网络运营商的自我监督、自我审查，提高政府进行网络舆情引导的效率。
对政府而言，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的挑战不仅来源于突发公共事件本身，还来源于突发公共事件所引爆的社会舆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泥沙俱下，如果政府不对其进行合理引导，则一些负面的、虚假的舆论就会恣意横生，不仅阻碍突发事件的解决，还有可能滋生出新的事件，带来更大的社会影响。网络舆情引导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政府作为舆情引导的主体，既要转变自身观念，提升引导能力，又要打造利于舆情引导的外界环境，切实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以保证我国的社会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祝军.网络舆情危机及应对机制探究[J].领导科学，2012（27）.
[2]叶敏.中国互联网治理：目标、方式与特征[J].新视野，2011（1）.
[3]刘武俊.虚拟社会管理是必须应答的新考题[J].上海人大月刊，2011（9）.
[4]刘杰静.我国当前网络舆情监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保定：河北大学2012.
[5]刘青.试论网络舆论引导的法律保障机制[J].行政与法，2012（6）.
[6]吕静.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舆论导向对策[J].青年记者，2012（12）.
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2
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网民规模的扩张推动网络价值的提升，而网络价值的提升又进一步增强其扩张力。①网络媒体已经不可否认地成为我国媒体格局当中的主流媒体。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②总书记的讲话意味着网络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了首肯，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
网络舆论的双重影响
积极影响。社情民意的表达。在信息时代，网络舆论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和领导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2009年“两会”前夕，除了人民网继续推出《我有问题问总理》经典栏目外，各大门户网站也纷纷推出相关互动栏目，汇集网络舆论，通过网络媒体反映社情民意，深受好评。利用网络表达民意已成趋势。
网络舆论的监督。网络舆论成为社会监督的利器。网络舆论作为“原生态”的公众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从而以舆论的强大压力对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去年广为人知的南京江宁房产局长“天价烟”事件、公务员“出国考察门”事件等都因为网络舆论监督使问题解决进入了快速通道。网络舆论监督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消极影响。网络谣言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造谣者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或别有用心、网络媒介的‘不守门’行为、受谣者对谣言信息的心理认同”③，使得网络谣言以网络舆论的形式传播并产生消极影响。
网络非理性情绪表达形成的网络舆论造成的危害更大。通过网络便利的沟通，网民极容易形成临时性的网络群体。网民在网络上言论的随意性和情绪性凸显出来，再加上网民群体极化、集体无意识、网民狂欢娱乐心理的影响④，网络非理性情绪的表达就再正常不过了。
网络非理性情绪表达形成的网络舆论往往失控，体现在现实生活行动中就是网络舆论暴力。“网络舆论暴力”现象屡有发生。从“铜须门事件”、“恶毒后妈事件”，到“小学生遭恶搞事件”，当事人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正当权利多次受到“网络舆论”的严重侵害。
正因为网络舆论双重而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必须对网络舆论加以合理监控。
监控网络舆论
总结网络舆论事件，笔者以为可以从网络舆论的传播过程出发，对网络舆论进行积极监控。
传播者。网络舆论要产生作用，发挥其自身的影响力，网络舆论的主体必然要达到一定的群体规模，否则就不能起到舆论压力的效果，因此对于网络舆论的发现和监控，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参与者人数、跟帖数、转帖数、置顶时长等参数应该是判别一个网络发帖能否最终形成有影响力的网络舆论的依据。然而这种情形具体怎么判定、操作，比如说跟帖达到多少才有可能形成影响大的舆论，有待实践验证。
此外，对于发帖者的目的和动机要加以推敲，及时监控传播者。从已经发生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来看，笔者以为发帖者大致是这样两大类的动机：一类是求真、求是、求公正，一类是求名、求财、求搞。前者一般是发帖者出于正义感、责任心，对发生在身边虚假、不公、错误等事情不满，发帖者对事情无能为力或无法出面去解决，所以借助网络舆论的力量。如“华南虎”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等，一般来说，此类舆论应该要在深入调研事实的基础上加以正确对待，积极鼓励，对待发帖者甚至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而如网络谣言传播者、“艳照门”传播者等，则是出于个人的或团体的私利，策划网民关注，操纵网络舆论，从而获取私利。因此对于这类网络舆论的制造者，一旦查实，要利用技术和法律手段严厉打击。
传播内容。从普遍角度来看，网络舆论的话题关注较为侧重感性。“立二（网络策划人）承认，无知、盲从、易冲动、爱凑热闹是多数中国网民的共性，而这正是催生‘网络红人’的土壤。他用‘三情’来概括三种最容易走红的网络话题：情感、情欲、情绪。在各大网络论坛中，只要跟这三个词有关的帖子，往往能赢得最高的点击率。”⑤已经发生的网络舆论事件表现出来的爱国民族情感，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揭露批判确实大都偏向感性。
从网络舆论热点事件的帖子标题来看，引起网民积极关注的舆论事件标题具有耸人听闻、颠覆常规、强调绝对感官刺激的特点，与广告标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广大受众的眼球。“陈易卖身救母事件”――“大学女生卖身救母”、“虐猫事件”――“美女穿高跟鞋踩踏动物”、“铜须事件”――“大学男生与有夫之妇的婚外情”、“南京天价烟事件”――“官员奢侈消费”等事件，都是通过这样的帖子标题在瞬间被放大来吸引眼球的。
把握网络舆论内容方面的以上特点，网络管理人员可以使用各种搜索工具，开发和使用专门的搜索软件，通过各种敏感词收集舆论信息。积极监测跟踪上述相关内容，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
传播途径。网络舆论要获得影响力，必然要借助专业机构、专业人士加以精心策划并作幕后安排。这其中就有网络媒介（门户网站、论坛）、守门人、意见领袖、传统媒体等角色的影响。
网络舆论最终要起到巨大的影响力，无不通过有影响力、传播能力强、受众关注度高、有人缘的网络空间，即“名牌”论坛，或网页，或门户网站。所以关注这些“名牌”网站，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论坛版主、网站编辑等守门人对网络舆论影响至关重要。论坛版主作为论坛的管理者，有置顶或者推荐帖子的权力，他们对潜力热贴更为敏感，具有“专业”的网络事件操盘能力。论坛版主与门户网站新闻编辑密切联系，版主会定期向网站编辑推荐帖子，被采纳后，该帖的影响力被放大；而通过版主，网站新闻编辑也在网络论坛布下了众多眼线，为其提供新闻线索。
网络舆论中的意见领袖也是舆论传播的“中坚”。一些网友在网络舆论的传播中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而网络舆论“意见领袖”相比传统媒体具有更强的草根性、号召力。几乎每个网络热点事件背后，都有大量的“意见领袖”在起作用，他们可能观点一致，也可能相互对立。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够左右网民的判断，并最终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
传统媒体在网络话题形成一定热度后，往往会对网络事件介入，网络与传统媒体能形成良好的互动模式。传统媒体对社会公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常常导致社会强力机构如政府部门对事件的关注和干预，从而影响事件乃至舆论的走向。
综上所述，从传播途径方面监控网络舆论还是能够有所作为。对主要门户网站和具有巨大影响的论坛，要密切监控，及时跟进，合理引导。对于论坛版主、门户网站新闻编辑，要有专门机构和专人及时加强沟通，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主动提供党和政府的议程、百姓民生话题，使网络舆论体现建设性。对于网络舆论中的意见领袖则要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培养树立其社会责任感、大局意识，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对于网络舆论传播中的传统媒体，则要以党和政府的宣传纪律严格要求，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对网络舆论准确报道，积极引导。
监控网络舆论的基本原则
坚持人民利益为核心。网络舆论监控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绝不能维护那些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部门或者少数个人，绝不能维护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少数人或群体。
立足事实。网络舆论的监控必须立足于事实真相。网络谣言、网络非理性情绪、网络暴力的产生大多来自网民对事实真相的误读，或者获取信息不全面。只要信息及时准确真实，网民自己会作出正确判断。事实胜于雄辩，在及时、真实、全面的信息面前，谣言不攻自破。
合法监控。网络舆论监控要合法。网络舆论是社情民意的表达，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的渠道，不能因为监控网络舆论妨碍广大网民的表达权、知情权等正当权利，更不能侵害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动辄以诽谤罪、煽动罪等罪名轻易运用公权力对合理正当的网络舆论表达实施打压。
网络舆论必须加以监控引导，然而要有效监控网络舆论不是一件易事，需要熟悉掌握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律，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深入探讨。
注释：
①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23次），2009年l月，www．cnnic．net．cn
②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08年6月20日，http：／／po1itics．people．com．cn／GB／1024／7408514．html
③李军林：《网络谣言的成因及对策》，《传媒观察》，2008（12）。
④何新华：《网络暴力事件中的受众心理机制》，《新闻爱好者》，2008（10）。
⑤柴会群：《网络舆论操控食物链》，《南方周末》，2009年3月26日。
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3
“散播―集聚―热议―流行”
首先,我们来分析网络舆情发展的“散播―集聚―热议―流行”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散播,即网络原发信息在没有策划和组织的情况下,总是零散地存在于网络空间,如果不是位于点击流量大的门户网站,其浏览量也非常的有限,尚没有形成网民关注和广泛舆论。准确地讲,在网络舆情的散播阶段仅仅是零散地存在于拥有海量信息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还不能称之为舆论,其影响力是潜在的。网络舆情处在萌芽状态时,相关信息传播具有分散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舆论起点分散、信源分散和传播主体分散。起点分散是指诱发舆论的信息起初只是零星地出现新闻转载、新闻评论、社区论坛、博客、留言或跟帖的页面上,往往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相关信息来源也处于分散状态即信源分散,某一舆情信息的来源不是集中在一个网站、网页或专题上,而是散布在关联度并不高的页面,由不同的网络个体披露。这时,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主体也具有分散性,并没有形成集聚,即使有网友转载或跟帖,其数量也不大。网络舆情信息散播是一种常态,随着网络空间传播主体数量和信息量的不断增大,绝大多数信息不会引发网民公共舆论,只有少量的信息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形成关注集聚和意见集聚。在网络舆情的散播阶段,如果能够准确预见其中的部分舆情信息可能形成关注效应,就可以从源头上加以干预,既可以主动引发网络关注,促使网络舆论的生成;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网络关注,使网络舆情总体上平稳、有序。
第二阶段是集聚,指原本处于散播状态的舆情信息,在某些传播因子的作用下,突然被多数网民关注,快速为多个网站或网页转载,相关页面的访问量和信息点击量呈爆炸式增长,形成网络关注的集聚。同时,网民的评论、留言也同步快速增长,形成网民意见参与的集聚。网络舆情传播的集聚阶段主要有三个表现:一是网民访问和参与集聚快,相关舆情信息的点击量快速上升,在网上形成普遍关注的态势;二是网站议题设置集聚快,多个网站特别是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门户网站将相关舆情信息在显要位置加以呈现,并开设相关专题网页,集纳各种媒体对该主题的信息,形成多维信息链;三是网民意见集聚快,新闻跟帖、论坛发帖评论及跟帖等迅速集聚,将网民的意见和诉求集中地呈现出来。从网络舆情传播的历时性来看,由散播阶段到集聚阶段非常短暂,大多在半天之内即可完成,有的甚至在1―2个小时左右就可完成。处于集聚阶段的网络舆情,其关注效应已经完成,为舆论朝各个方向发展都提供了契机,既存在着扩大积极的传播影响、形成正面的传播效果的可能;也存在着增加负面舆论压力、扩散消极传播影响的可能。其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网络舆情的走势,针对网民的意见诉求加以科学应对和有效引导。应当说,在网络舆情的集聚阶段,网络传播危机已经形成,就看舆论责任主体是否有能力转危为机、化危为安、乘机所为。
第三阶段是热议,即成为网络媒体的舆论焦点,同时传统媒体也大量参与相关舆情传播,形成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效互动、相互促进的舆情发展态势,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纷纷将舆情进展作为重点传播议程加以呈现。处于热议阶段的网络舆情,由于媒体议程设置的凸现作用,网民的参与度进一步得到提高,媒介舆论压力进一步增大,舆情中民意诉求进一步强化。从舆情表象上看,对这一阶段所涉及的热议主题和相关责任主体可以用“四个一点”来概括,即媒体报道热点、社会舆论焦点、学者研究热点和政府处理难点。在相关舆情的关注与热议形成之后,媒体报道纷纷加入进来,因为它们也要借助该舆情所形成的受众注意力资源来实现自身的传播影响力,将事件影响力与媒体影响力有机复合起来,并使其进一步放大。这样,社会舆论在媒介舆论的推动下,也对相关舆情形成聚焦,而作为社会精英层的专家学者也都加入进来,进行学理分析和现实批判,公共舆论的压力骤增。在强大的公共舆论压力下,无论对于相关的直接责任主体,还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在处理舆情所涉及的问题上难度都成倍加大。而从舆情的本质上分析,关键是民众诉求能否得到满足,其前提则是所涉及事件本身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能否得到钝化和解决。
第四阶段是流行,指在网络舆情热议期后,一些从该舆情传播中总结或概括出来的语汇及其象征成为网络传播乃至社会公共传播中的流行语,比如:“周老虎”、“范跑跑”、“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等,将舆情中的主要人物或情节加以符号化,对舆情所涉及的责任主体本身概念化,形成社会讽刺和认知模型,使网络舆情的传播效果和认知结果长期延续,影响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判断。网络舆情传播的流行阶段并不是每一个经过热议阶段的具体舆情都将经历的过程,而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舆情,特别是因处置不当引起网民和公众不满的负面舆情结果所导致的。但其一旦形成流行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对人们的思想和认知产生长期影响,也对舆情所涉及的当事人、相关机构和地区形象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作为网络舆情传播延伸阶段的流行语很容易成为一段时期的普遍社会心理,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社会的基本态度和看法,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的反向传播积累才能加以抵消或转变。因此,在网络舆情引导上要重视舆情热点之后的传播效果分析,应尽量避免具有负面影响作用的流行语,使人们能够客观地看待舆情产生和发展过程,认同政府及直接责任主体处置态度、措施和结果。同时,要将舆情传播的认知效果的测评纳入到整个舆论引导的工作框架中来,通过对舆情个案的总结分析,为网络舆情的分析和研判提供传播效果的预测依据。
网络舆情变化的三个关口
我们分析网络舆情发展在四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也就是舆情发展过程中随着信息传播与受众参与的量变而引发舆论走势质变的临界点,从舆论引导或干预的角度而言,这三个临界点可以概括为网络舆情变化的三个关口,即处于散播阶段与集聚阶段之间的“爆发”关、处于集聚阶段与热议阶段之间的“升华”关、处于热议阶段与流行阶段之间的“延续”关。如果能够在危机事件舆情处置和舆论引导中把握好每一道关口,就可以使网络舆情发展相对稳定地处于某一个阶段,而不是任由其无可节制地发展下去。
第一关是爆发关,即网络舆论由散播的潜在状态到引发集中关注,其传播呈非线性爆发增长。网络的应用与发展使当今社会进入了全民传播时代,各种网络舆论信息大量地存在于网络空间,如果控制好网络舆情的爆发,就能够避免网络受众的普遍关注,从而也就消解了不必要的舆论压力。把好网络舆情的爆发关,离不开三个有效的工作环节,即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快速处理。实时监测就是要对网络空间的舆情信息和网络传播议程进行不间断地监看,随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特别要加强具有指向性舆情信息监测,为发现舆情信息做好充足准备;及时发现是指对可能引发网民关注舆情信息,特别是带来负面传播影响的信息能够在网络传播的第一时间发现,并形成报告提供给相关责任单位和政府机关,以便其能够及时加以处置;快速处理则要求舆情信息所涉及的责任主体或上级管理机构,及时根据信息内容进行核实、澄清、表态、问责和处理,并通过网络加以反馈,形成网络回应和网上意见的沟通、互动,使网络舆情信息链趋于完整和闭合,满足人们对信息内容的进一步知情诉求。
第二关是升华关,即网络舆论在传统媒体介入下进一步升华,成为各类媒体广泛关注的舆情。在网络舆情集聚关注效应形成后,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介入,那么相对应的只是网络事件,而不是由社会各种媒体广泛参与的媒体事件,其传播影响和舆论压力相对小得多;并且在网络议题快速更新的环境下,只要舆情诉求能够得到适当满足,网上集聚关注效应就能够很快消解。但是,一旦传统媒体以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网络舆情反馈等方式进行跟进,而网络媒体再将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加以转载并再加以跟帖评论,舆情的传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到社会热点和公众热议阶段。
随着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传统媒体对于网络舆情集聚的敏感度越来越高,相应地纳入自身传播议程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给把握与控制网络舆情升华关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对网络舆情引导的时效性和策略性要求就更高,需要将网络舆情处置与传统媒体报道的应对加以统筹考虑,形成更为有效的全媒体引导策略及应对措施,尽量避免形成传统媒体的大规模跟进传播的局面。因而,及时、主动地通过网络发言和网络评论回应舆情诉求,减少传统媒体的介入与传播,将相关舆情控制在合理的温度范围,不直接上升到舆情热议的阶段,是把好升华关的关键所在。
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4
【关键词】网络舆情；司法公正；影响
近年来，在司法领域掀起了网络舆论一轮又一轮的热潮。网络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在国内已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典型案件。正确认识、应对网络舆情对司法的影响，可以使网络舆情推动司法民主化、维护司法公正、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涉法网络舆情的基本内涵
一是发生的突然性。绝大多数的涉法网络舆情都是在事前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由于网络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交互性的特点，一件看似平常的事件一旦经广大网民炒作，就很容易演变成网络舆论的热点。
二是对象的特定性。涉法网络舆情所针对的对象往往是法院、法官以及与法院、法官相关的其他人和事。
三是内容的相似性。纵观近年来涉法网络舆情的内容，主要涉及法官违法违纪事件，法院审理的冤假错案以及涉政府官员、官二代、富二代等较为受到公众关注的案件。
四是评价的偏见性。当然，网民对司法机关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社会化和大众媒体等途径习得的，特别是大众媒体对强化群体刻板印象有重要的作用。
二、网络舆情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
（一）有利于提高审判的公开程度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和法治国家，这是实现司法现代化和司法民主的必由之路。任何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和权力寻租的空间，才能真正体现依法治国的理念。司法公开有利于实现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保证司法公正的真谛，保证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司法的公信力。网络舆情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司法的公开性和公正性，这是广泛的民意的要求，也是司法发展的必然属性。
（二）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司法腐败严重影响了我国司法的公信力，成为阻碍司法工作的重要不利因素，司法公正被称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各界都对司法领域寄予厚望，它的清正廉明直接决定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司法腐败会使人民群众的权益受到极大损害，无法实现众所期望的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充分重视网络舆情的作用，才能对腐败实现监督和震慑作用，让一切在阳光下运作，减少不透明环节，减少暗箱操作的现象，网络监督是减少司法腐败、防止滥用权力的消毒剂，网络具有匿名的特征，这有助于减少举报者和监督者的心理压力，更好地行使监督权。
（三）有利于推进司法民主的进程
司法民主是大势所趋，是实现司法功能的必然路径，只有实现司法民主，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职能，维护司法的权威。近些年来，网络舆论因为具有开放性、平等性的特征，普通民众得以广泛地参与社会重大的司法事件，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络载体，对司法实践的主体和权力的行使者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监督，这属于网络舆论的先天性的优点，它使得传统的司法操作模式遇到了很大的冲击，成为推定司法公正和民主化的利器。
三、网络舆情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
（一）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影响
网络舆情通过影响法官对司法审判产生影响。外界对事物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法官进行审判的过程中，大众的观点也会对法官的思维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法官的判断，对其审判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在当前网络言论自由、传播自由的大环境下，一个案件的审判可能会在网络上进行一定的信息传输，进而在大众中间形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无形中会对法官的思维进行一定程度的误导，并通过社会群体的观点对法官产生一定的压力，让法官自觉或被迫产生一种从众心理，进而影响其独立的判断力及司法审判，对法院的判决产生巨大的影响及作用。在法官进行独立审判的过程中，法律是其进行司法审判的唯一标准，在很多国家，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法官在庭审前禁止接触案件当事人，其唯一能做的就是阅读卷宗，根据法律的有关条款以及卷宗所述事实，形成公正的判断。
（二）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在网络舆情影响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其对公民隐私权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侵犯，这种侵犯在当下已经构成一定程度的网络暴力。当一个案件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其中涉案人员以及案件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就会被媒体曝光，甚至被公众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挖掘，使很多人员的相关过往被曝光和关注，这对其个人隐私权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侵犯。在他们曝光在网络环境中的过程中，他们就会被公众所关注，他们的身心会因此受到侵害，他们的生活也会人们所关注，进而影响其个人正常的生活。最终的结果就是，网络舆情对案件审判造成影响，对案件相关人员的隐私造成侵犯。
（三）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影响
在一个案件在网络热传的过程中，网络舆情不仅会对原告、被告产生影响，还会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产生影响，比如对法定人、辩护人、证人等产生影响。在网络舆情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公众通常会做出较为一致性的判断，这就使诉讼方一方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这样为之的律师等自然会殃及自身，在公众严重成为一个助纣为虐的角色，进而被关注，被舆论“讨伐”，这种影响是与舆论传播的不规范、公众判断的非理性等有非常大的关系。
四、构建司法过程与网络舆情良性运转机制
（一）有效借助网络舆情的积极影响
1.拓宽多种与网民沟通渠道，引导其积极并适度参与司法监督。应当进一步加大网络媒体的利用程度，利用各种网络群体的动员效应，辅之以拍客、播客、博客的冲击作用，及时澄清虚假网络信息及舆情信息。公民只有充分地享有言论自由，才能充分调动其参与法治监督的积极性，从而使监督意识深入人心。必须有效利用互联网时效性高、跨地域性等优势，主动提供多种途径将适合公开的热点案件司法过程公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调动其参与司法监督的积极性。
2.及时援引社会主流意见，引导网络舆情良性发展。司法部门应当大量引入具有权威性的社会主流意见，增加其可信度和说服力，起到引导网络舆情的作用。社会主流意见主要是政府态度以及专家或专业组织的见解等等，网络舆情管理人员在适当的时机，引入主流意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舆情的引导作用；政府的态度在民众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威地位，在重大问题上，引入政府机构的权威信息，或者政府官员接受网民咨询，在网站上进行详细解答，就会排除疑惑，引导舆情良性发展。另外，专家和专业组织在本领域内的权威性也使其发表的见解具有某种权威性和指导性，邀请专家和专业组织参与网络讨论，同样能起到一种引导性的作用。
（二）积极克服网络舆情引发的不良效应
1.引导网民抑制社会不良倾向。舆情传播的道德环境及网络成员的道德状态、自律程度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上的发言主体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个人，其综合素质的高低决定其发表舆情的文明程度，应当强调公众及网民的责任，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养成发表评论应当理性、公正、客观、谨慎的习惯，做到严格遵守网络内部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发表、不轻信、不传播没有可靠信息来源的网络传言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帖子，防止网络舆情秩序混乱，抑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不良倾向。
2.及时排除网络中的非理性因素。网络舆情聚集了网民的个人观点，在很多情况下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意见更容易被网民认为是正义的言论，司法过程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分析并作出判断的过程。司法机关不能仅凭舆情信息就对案件作出法律判断，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案件进行公正裁判。既要运用事实作出正确的裁判，又要使事实的认定过程公正透明。
（三）构建司法过程与网络舆情良性互动机制
1.健全网络安全立法，规范网络行业法律责任。我国互联网发展十分迅速，然而关于网络舆情的相关立法远远滞后。立法机关必须结合网络舆情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过程，提高与网络有关法规的层级，为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健全网络立法，形成系统、有序地调整网络舆情的法律体系，将司法机关、网络媒体、网民等网络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法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强化网络经营者的责任，网络经营者应对其主动的资讯、信息内容的合法性和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进行谨慎核实，如果未尽到谨慎义务而了侵权信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建立舆情信息监测机制。建立舆情监测制度则是系统地做好司法机关与舆情良性互动的前提。第一，设置专门的网络舆情监管部门，专业人员监测舆情，收集、处理涉及司法过程的网络言论和全面的舆情信息。与此同时，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规范网络舆情信息监测工作的流程和内容；第二，建立快速反应核查机制。经过筛选舆情后，报送相关领导参阅，确保涉法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舆论热点，使舆情的级别和程度得到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和全面的掌握。根据舆情信息反映的内容和情况，准确查出该舆情信息产生的原因，认真核实舆情反映的问题，进而对网络舆情的走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快速核查，迅速办案、结案，加大司法工作效率。
3.完善司法过程网络信息机制。首先，司法机关应主动与国内外知名网络媒体合作，保障大量权威、可靠信息在网上，并将权威的信息进行汇总，拓展良性信息的辐射空间，从而积极引导网络舆情，形成良好的传播环境，使之发挥其良好的监督功能；其次，法院应建立相关内部机制，保证及时向社会网络媒体关注的司法过程的相关信息，尤其是一些重要敏感的司法案件，抢占舆情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尤为重要，及时信息，多种媒体同时报道，使民众很快了解真相，最终案件得以顺利审判，使公众信服。
通过对网络舆情对司法公正影响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各种条件下，网络舆情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关人员应该从这些现实情况与客观实际出发，掌握优势条件，研究制定最为符合实际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蒲红果.说什么，怎么说―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m].新华出版社.2014.
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5
关键词：文化安全网络空间舆情监测
网络舆情是社会现状和问题在网络空间的投射，是民意民情在网络空间的反映，是民众参政议政在网络空间的体现。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网络引发了敏感舆情，加之西方敌对势力从外部通过网络空间散步有害舆情，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环节。
一、网络空间舆情特点
在舆情内容方面，第一，网络舆情自由交互。互联网的开放性拓展了个体在网络中的空间范围，给与了所有人在网络空间发表意见和参议政事的权力。第二，网络舆情多元交叉。网络舆情的主题宽泛多元，其内容多来自热议话题，具有自发随意的特点。舆情的主体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舆情话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第三，网络舆情偏颇交杂。网络舆情体现出网络空间个体感性化和情绪化的特点，个别个体甚至将网络空间作为发泄情绪的场所，由此产生的感情偏颇在多次转载之后很可能引发极为有害的网络舆情。
在传播方式方面，网络舆情也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第一，非主流非理性。大部分网民很少主动参与网络信息的传播，但在网络空间确实存在一些参与意识较强的群体，主要包括对现状不满的人以及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热衷于热点问题评论的“意见领袖”。他们既不能代表主流社会，也不能反映社会主流舆情，在信息和理解上往往比较情绪化、简单化、非理性化。第二，负面多逆反多。总体而言，网络舆情中负面传播多于正面。一来负面话题容易引发人们的探究讨论，网络媒体常常通过负面新闻来提高网站点击率。二来参与网络舆情传播的个体往往对社会怀有负面情绪或者把批评作为展示其思考力的主要形式。第三、传播快扩散广。当某一事件或话题在网络空间后，其传播会不断衍生、聚合、裂变、扩散，其传播速度、波及广度和影响深度是其他任何媒体无法比拟的。
二、网络空间舆情传播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冲击与挑战
（一）打破传统媒体控制方式的限制
在网络空间成为信息主要载体以前，传统媒体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信息在传统媒体上的传播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因此受众接受的是有导向和经过筛选的信息。但是，网络空间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控制方式的限制。网络信息的传播相对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网络舆情主体是大众化的，内容是繁杂的，载体是开放的，传统媒体控制方式难以对网络舆情主体、内容和载体进行全面掌控。
（二）催生个体化的舆论领袖
传统的舆论引导主体是国家或政党，而在网络空间，舆论引导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权威性集体，一部分网络个体也成为了舆论领袖。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网络主体的自主性给舆论主体提供了与传统主流媒体几乎相同的信息平台。各种舆论都可在网络空间找到其社会基础，从而催生了个体化的网络舆论领袖。这些主体不仅影响了国家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而且逐渐占据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传播权力，导致网络空间中舆论引导权力的转移。
（三）影响社会政治稳定
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的，但是网络舆情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虚拟空间。一旦形成规模，网络舆情的影响范围将从虚拟世界延伸到现实世界，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在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网络舆情极易起到鼓动、误导和干扰的作用。在矛盾激化时，很可能触发现实社会中大规模的。加之网络舆情传播的快捷性，组织活动的隐蔽性，网络舆情对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极其重大。
三、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的网络空间舆情监测措施
鉴于网络舆情在国家文化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各方面建设。
（一）建设网络舆情监测与舆论引导队伍
首先，在政府层面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信息机制。各级政府应建立快速响应的门户网站，把握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主动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搭建权威网络宣传平台，加快主流媒体网络资源建设。在政府门户网站的基础上，提高新闻发言人信息的速度和质量。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引发网络舆情时，由新闻发言人及时、客观地信息，配合传统媒体加强权威信息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其次，加强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国外敌对势力的恶意诱导，导致网络舆情呈现出大量负面信息，消极吐槽现象严重，但事实上真相往往被蓄意抹黑了。此时，网评员的介入非常必要。网评员队伍能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引导压缩网络舆情中负面信息传播的空间，淡化被错误信息激起的矛盾和对立情绪，平息负面网络舆情事件。
（二）健全网络舆情监测相关法律法规
世界主要国家对于网络舆情监测均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而我国互联网法制建设还相对滞后。要推进网络舆情监测法制化进程，首先需要把网络舆情监测立法工作纳入国家法制建设整体框架中进行设计，做到有法可依。其次是要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对网络空间中的违规违法、经济犯罪、民事犯罪等行为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障国家网络空间文化安全。
（三）建设健全网络文化
促进网络文化和谐发展是文化安全建设在信息时代的创新要求。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互联网企业要切实肩负起社会责任，加强自律，文明办网。网民也要加强自律，树立网络自律意识，遵守网络道德，形成和谐的网络文化。
总之，网络舆情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的出现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文化安全面临新的冲击和挑战。我们应该对其积极引导，加快网络舆情监测各方面建设，维护国家网络空间文化安全。
参考文献：
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6
关键词：网络舆论政策制定影响。
近年来，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迅速崛起，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共政策制定除借助于传统的信息收集外，越来越受网络的影响，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一、网络舆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如：选举、决策听证、公众咨询、政治结社、、协商对话等方式，同时，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等，对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扩大政策议题来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经传统途径进行沟通的方式虽然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致使有些严肃的、重大的、反映社会主流思想的内容往往没有机会成为议题，阻碍了政府对民意的了解。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信息化的大力推动，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聚集地。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成为民众表达情绪、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使得民众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公共政策的话语权，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公民通过BBS、新闻跟贴、网上签名、网上论坛、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网民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通过网络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今年两会前夕，总理走进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直接问政于民，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的直通车。网络舆论与传统途径相比有很多优势，比如网络信息一经便能得到快速的传播，增强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有利于吸引政府的注意力，同时网络的交互性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从而使政府透过网络舆论更加准确地了解民意。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新途径。
二、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双重影响。
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后，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受到关注。
近年来发生的与网络舆论有关的事件，说明了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方面。
1.打开“政策窗口”，推动公共政策议程。
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而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社会公共问题要反映公众的普遍诉求并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政府认识到此社会公共问题有解决的必要并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政策议程的建立是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一步，政策议程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网络的发展使得公众关心的问题能够更快的传达到政策制定者，同时政府也可能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把某一社会问题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缩短了公众议程到达政府议程的时间，使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政府了解社会问题的来源，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社会信息，使社会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事件发生后，《南方都市报》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此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同时在网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被各大网站转载，网络舆论对于“孙志刚事件”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报道，让人们了解到事件的发生，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上书中央政府，把“孙志刚事件”推入了决策者面前，使这一社会公共问题很快进入了政府议程。
2.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使政策制定更科学。
公共政策制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最优化，政府部门只有了解公众的切身需要，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从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出一个最优的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量与知识量是任何媒体都无法代替的，政府部门可以从中选择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利的信息来制定公共政策。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2007年11月9日，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草案）在新华网、人民网、国家发改委等网站上公布，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在综合网络舆论与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对原有三大“黄金周”进行调整，减少了“五一”假期，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说明网络舆论有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抉择，同时节假日调整向网名征求意见也说明了政府注重运用网络信息对政策方案进行抉择。
3.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政府出台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要经过理论的评估和实践的检验，如果发现某项公共政策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不宜继续执行，或者此项政策的负面作用太大，就需要对此作出必要的调整。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除实行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两天后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意味着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两种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由前者的社会救济和治安管理职能转变为后者的在自愿基础上的社会救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进步，新办法更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有利于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二）不利方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但网络舆论在影响公共政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表现在：
第一，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与制定政策的非代表性。网络是民意表达的平台，但网络民意与网络舆论则是既密切联系又不完全等同的概念。网络民意可分为“原生态民意”和“真实民意”，“原生态民意”的存在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网名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因缺乏起码的信息技术能力而被排除在网络参与之外。比如农民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并不能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甚至买不起电脑，这使得农民不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农民在网络参与中丧失了“话语权”。这种不均衡的政治参与使政策的制定无法完全代表真实的公众意愿，造成政策制定的非代表性。
第二，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决策者的决策失误。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网络舆论的参与实行匿名制，一些情绪性的宣泄只要不触及法律法规，就可以免受责任的约束，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缺乏自律的网民就有可能不加证实随意信息，甚至有意制造假消息，决策者可能会因网络上的虚假信息造成决策失误。
第三，过量的信息提供会引起决策者的“盲目决策”。科学决策需要适量、适时的信息支持，网络条件一方面改变了信息量过少的弊端，但另一方面信息量过多也会产生盲目决策。信息量过多导致方案决择困难，在过量信息的条件下，多种方案的利弊难以权衡，使得决策者无所适从，只能闭着眼睛“跟着感觉走”，从而使方案选择带有较多的随意色彩，即产生所谓的“布里丹效应”。
而且，公众在网络上的信息常带有个人倾向，带着个人情感倾向的过量信息，使决策者疲于应付，贸然决策。
三、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对策建议。
网络舆论拓宽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增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性，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真实反应民意，但网络舆论存在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要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培养高素质的网民，提高其网络参与能力。
没有网络素质过硬的网民和干部队伍，网络参政就会失范，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而，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鼓励、支持提高网民的网络素质，加强网络教育，造就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网络素质的网民，是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网络参与能力的途径之一。加强网络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其网络道德教育，网络以其自由、开放的特性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能使个性尽情释放的空间，但也正是由于缺乏现实道德规范的约束，使得网络上普遍存在一些不道德、不健康的言行，所以必须普遍开展网络道德教育，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言行。
2.对网络进行管理，规范网络舆论。
虚假的网络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会打击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对网络舆论的信任度，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要避免虚假舆论操纵公共政策制定，应让民众认识到网络舆论不是“宣泄不满”的空间，更不是随意虚假信息甚至网络犯罪的平台，而是公民向政策制定者“表达民意”的途径。一方面要完善网络管理的相应法律法规，同时要对网络犯罪进行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可考虑建立和推行网民身份认证制度，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网民实名登陆，规范网络舆论，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3.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
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各级政府决策避免失误的基础。
信息情报量的大小、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决策质量，政府要想在决策上不失误，必须有丰富可靠的情报来源、迅速的情报传递、准确的情报研究，因此，要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应包括：（1）专门化的信息机构和信息队伍，以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充分发挥信息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职能作用；（2）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即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化通讯设备相结合，形成网络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系统；（3）网络化的信息传输渠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
参考文献：
[1]朴贞子。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06-27.
[2]黄丽华，姜晓宁。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8（1）。
[3]刘祖华。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党政论坛。2007（5）。
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7
关键词：网络舆论政策制定影响。
近年来，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迅速崛起，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共政策制定除借助于传统的信息收集外，越来越受网络的影响，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一、网络舆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如：选举、决策听证、公众咨询、政治结社、、协商对话等方式，同时，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等，对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扩大政策议题来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经传统途径进行沟通的方式虽然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致使有些严肃的、重大的、反映社会主流思想的内容往往没有机会成为议题，阻碍了政府对民意的了解。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信息化的大力推动，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聚集地。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成为民众表达情绪、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使得民众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公共政策的话语权，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公民通过BBS、新闻跟贴、网上签名、网上论坛、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网民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通过网络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今年两会前夕，总理走进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直接问政于民，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的直通车。网络舆论与传统途径相比有很多优势，比如网络信息一经便能得到快速的传播，增强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有利于吸引政府的注意力，同时网络的交互性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从而使政府透过网络舆论更加准确地了解民意。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新途径。
二、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双重影响。
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后，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受到关注。
近年来发生的与网络舆论有关的事件，说明了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方面。
1.打开“政策窗口”，推动公共政策议程。
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而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社会公共问题要反映公众的普遍诉求并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政府认识到此社会公共问题有解决的必要并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政策议程的建立是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一步，政策议程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网络的发展使得公众关心的问题能够更快的传达到政策制定者，同时政府也可能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把某一社会问题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缩短了公众议程到达政府议程的时间，使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政府了解社会问题的来源，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社会信息，使社会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事件发生后，《南方都市报》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此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同时在网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被各大网站转载，网络舆论对于“孙志刚事件”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报道，让人们了解到事件的发生，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上书中央政府，把“孙志刚事件”推入了决策者面前，使这一社会公共问题很快进入了政府议程。
2.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使政策制定更科学。
公共政策制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最优化，政府部门只有了解公众的切身需要，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从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出一个最优的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量与知识量是任何媒体都无法代替的，政府部门可以从中选择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利的信息来制定公共政策。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2007年11月9日，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草案）在新华网、人民网、国家发改委等网站上公布，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在综合网络舆论与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对原有三大“黄金周”进行调整，减少了“五一”假期，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说明网络舆论有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抉择，同时节假日调整向网名征求意见也说明了政府注重运用网络信息对政策方案进行抉择。
3.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政府出台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要经过理论的评估和实践的检验，如果发现某项公共政策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不宜继续执行，或者此项政策的负面作用太大，就需要对此作出必要的调整。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除实行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两天后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意味着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两种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由前者的社会救济和治安管理职能转变为后者的在自愿基础上的社会救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进步，新办法更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有利于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二）不利方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但网络舆论在影响公共政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表现在：
第一，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与制定政策的非代表性。网络是民意表达的平台，但网络民意与网络舆论则是既密切联系又不完全等同的概念。网络民意可分为“原生态民意”和“真实民意”，“原生态民意”的存在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网名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因缺乏起码的信息技术能力而被排除在网络参与之外。比如农民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并不能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甚至买不起电脑，这使得农民不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农民在网络参与中丧失了“话语权”。这种不均衡的政治参与使政策的制定无法完全代表真实的公众意愿，造成政策制定的非代表性。
第二，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决策者的决策失误。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网络舆论的参与实行匿名制，一些情绪性的宣泄只要不触及法律法规，就可以免受责任的约束，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缺乏自律的网民就有可能不加证实随意信息，甚至有意制造假消息，决策者可能会因网络上的虚假信息造成决策失误。
第三，过量的信息提供会引起决策者的“盲目决策”。科学决策需要适量、适时的信息支持，网络条件一方面改变了信息量过少的弊端，但另一方面信息量过多也会产生盲目决策。信息量过多导致方案决择困难，在过量信息的条件下，多种方案的利弊难以权衡，使得决策者无所适从，只能闭着眼睛“跟着感觉走”，从而使方案选择带有较多的随意色彩，即产生所谓的“布里丹效应”。
而且，公众在网络上的信息常带有个人倾向，带着个人情感倾向的过量信息，使决策者疲于应付，贸然决策。
三、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对策建议。
网络舆论拓宽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增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性，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真实反应民意，但网络舆论存在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要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培养高素质的网民，提高其网络参与能力。
没有网络素质过硬的网民和干部队伍，网络参政就会失范，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而，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鼓励、支持提高网民的网络素质，加强网络教育，造就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网络素质的网民，是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网络参与能力的途径之一。加强网络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其网络道德教育，网络以其自由、开放的特性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能使个性尽情释放的空间，但也正是由于缺乏现实道德规范的约束，使得网络上普遍存在一些不道德、不健康的言行，所以必须普遍开展网络道德教育，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言行。
2.对网络进行管理，规范网络舆论。
虚假的网络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会打击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对网络舆论的信任度，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要避免虚假舆论操纵公共政策制定，应让民众认识到网络舆论不是“宣泄不满”的空间，更不是随意虚假信息甚至网络犯罪的平台，而是公民向政策制定者“表达民意”的途径。一方面要完善网络管理的相应法律法规，同时要对网络犯罪进行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可考虑建立和推行网民身份认证制度，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网民实名登陆，规范网络舆论，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3.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
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各级政府决策避免失误的基础。
信息情报量的大小、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决策质量，政府要想在决策上不失误，必须有丰富可靠的情报来源、迅速的情报传递、准确的情报研究，因此，要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应包括：（1）专门化的信息机构和信息队伍，以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充分发挥信息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职能作用；（2）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即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化通讯设备相结合，形成网络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系统；（3）网络化的信息传输渠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
参考文献：
[1]朴贞子。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06-27.
[2]黄丽华，姜晓宁。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8（1）。
[3]刘祖华。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党政论坛。2007（5）。
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8
【关键词】网络舆论“沉寂化”效应公信力
网络舆论正成为学界和业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然而，综观网络舆论的研究现状，对造成网络舆论发展、生成中断与不可持续的网络舆论“沉寂化”效应问题缺乏关注。尤其在近几年来，这种“沉寂化”效应愈来愈呈扩大之势。它不仅侵害了网民的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而且也大大降低了网络舆论监督的严肃性、有效性，削弱了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本文以美国宪法学者欧文·m·费斯的言论“沉寂化”效应理论为出发点，试对网络舆论的“沉寂化”效应进行探讨。
一、网络舆论的“沉寂化”效应及其生成形态
“沉寂化”效应是美国宪法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费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其著作《言论自由的反讽》中提到：“在仇恨言论，品、竞选捐赠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时，它们的潜在侵害对象，如妇女，会产生潜在的道德、价值下降感，从而使她们在公共讨论中顺从和沉寂”。①
在网络传播时代，网络舆论的“沉寂化”效应正呈加速扩大之势。它以更加多元化的表现形态正在造成对个人乃至和谐社会良好氛围的侵害，同时对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起到抑制作用。因此，在研究网络舆论的“沉寂化”效应问题时，应从多方面入手全面考量，按照网络舆论的一般发展过程，笔者将这种效应归为以下几种形态：
1、网络舆论生成前——以网络媒介为主导的舆论“沉寂化”效应
在网络言论、意见、评价形成有影响力的网络舆论之前，网络媒介通过采取断开链接、删帖甚至屏蔽等方式，造成这部分网络舆论的“沉寂化”。以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为例，有网友证实：在9月13日搜索《三鹿，在小朋友的生命健康面前请不要表演》一文发现，百度检索的结果只有54篇，谷歌却多达11800篇之多。②由此可以看出，百度在对于三鹿奶粉含三聚氰胺事件中，人为干扰搜索结果，屏蔽有关负面信息的行为，使关于三鹿奶粉的负面网络舆论“沉寂化”，最终造成了对其自身巨大的负面影响。
2、网络舆论生成中——以舆论客体为主导的舆论应对的“沉寂化”效应
在经网民热议的网络言论、意见或刺激性事件形成有影响力的网络舆论过程中，舆论客体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及时对舆论“质疑”作出有效回应，对舆论的应对严重迟滞，甚至漠视舆论“质疑”，对舆论置若罔闻，从而造成有损舆论客体形象的“沉寂化”效应。更严重的是，由于正规渠道信息传播的不畅，可能会给网络谣言的形成与传播留下空间，从而促使舆论客体陷于公共危机的旋涡之中。
3、网络舆论生成后——以网络媒介和网民共同主导的舆论“沉寂化”效应
当网络围观形成的强大网络舆论促使相关问题解决后，网络舆论的能量因得到释放而消散。在这一阶段，网络舆论客体可能会因为舆论压力的骤减而将相关问题恢复到网络舆论监督前的状态，而由于网络舆论主体注意力有限及不可持续性，甚至出现“舆论监督疲劳”效应，加之网络媒介平台缺乏有效的议程设置，对受众注意力的引导缺乏成熟及理性的经验，从而造成后续舆论监督的“沉寂化”，并最终削弱网络舆论监督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4、网络舆论生成后——以网络舆论客体和非理性网民主导的舆论的“沉寂化”效应
由于我国尚缺乏保护网络舆论发起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在网络舆论中受到形象或实际利益损害的网络舆论客体常使用法律诉讼、甚至拘捕等措施对网络舆论发起者进行打压，使他们的精神或人身自由受到侵害。不仅如此，对网络舆论发起者的打压事件再经媒体报道后，会对“潜在”网络表达者和监督者形成“杀一儆百”的恐惧效应，从而迫使这部分舆论的“沉寂化”。
二、网络舆论“沉寂化”效应的成因与应对策略
费斯的“沉寂化”效应为我们考察网络舆论生成不同阶段中的“沉寂化”效应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他认为，放任言论自由并不能带来社会各成员获得平等表达的机会，并且正是言论自由传播后形成的社会舆论对特定群体的“排斥和打压”才造成部分成员失去表达与发言的勇气。因而，他将社会舆论环境看作为“沉寂化”效应产生的主因。但是在网络环境下，“沉寂化”效应的成因并非如此简单，同时对这种效应的有效调控与应对，也更显复杂性。为此，笔者尝试就前文提到的四种不同类型的“沉寂化”效应的生成原因及调控与应对展开以下的分析与探讨：
1、第一种类型的网络舆论“沉寂化”效应的成因是由于网络媒介自身局限性和受到内外压力因素的制约，从而改变议程设置以规避可能因议程设置不当而误导网络舆论所带来的风险。具体而言，这些压力因素包括：对于资本诱惑或法律诉讼的外在压力、对非理性网络言论审查的内部压力。为有效调控与应对，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应建立通畅、高效的网络表达渠道，以增强网络媒介平台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同时，加强网络监督的法制建设为网络监督提供基本的法律保障，明确规定网络监督的形式与内容、权利与保障以及网络侵权的法律责任等，使各种网络行为都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优化网络表达和监督的法制环境。最后，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虚拟性等因素，存在一部分网民表达的自主性和法律意识较弱，网络言论可能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甚至诽谤和谩骂，对于这部分非理性主观色彩的网络舆论，主流媒介应主动加以引导，同时网络平台应有义务进行甄别和审查，从而使该部分言论“沉寂化”以使网络舆论环境得到优化。
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9
[关键词]社会舆情；网络舆情；舆情监测制度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015-1
一、舆情对司法的影响
首先，通过下面一组案例了解社会舆论，尤其是社会舆情对司法的影响：
（一）泸州二奶继承案：2001年，黄某立遗嘱将财产遗留给情人张学英，并进行了公证。黄去世后，其妻拒绝将其遗产交付张。张遂提讼，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更引发了法律界的争论，网络上舆论纷纷，给审判机关带来了很大压力。法院判定遗嘱无效。二审维持原判。
（二）李思怡案：2003年6月4日，长年吸毒的成都妇女李桂芳因偷盗被抓，后被送去强制戒毒。李桂芳被抓后，曾多次极力哀求抓她的人去救出被关在屋里的无人陪伴的女儿李思怡，但都遭到拒绝，最后只是简单的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在戒毒所里求助时同样没有给予答复，其家人及邻居也都未接到通知，导致其3岁李思怡被困家中活活饿死，直到6月21日才被发现。四川媒体记者在网络发文，立即引起广泛关注。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涉案民警被以涉嫌罪提起公诉。8月19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原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公开宣判，以罪分别判处王新和黄小兵有期徒刑三年和两年。
（三）河南“喝水门”案：2010年2月18日，河南省鲁山县一名叫王亚辉的男青年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带走，3天后其亲属被告知，王亚辉已在看守所内死亡。亲属查看尸体后，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伤痕。对此，当地警方解释，犯罪嫌疑人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当地警方“喝开水死亡”的说法一经报道，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喝开水”一词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同时，不少网友也发出检察机关能否查明事件真相、能否依法公正处理的质疑。河南省检察院监测到鲁山县“喝水门”事件的舆情信息后，指示平顶山市检察院介入，迅速查明了4名公安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4名涉案人员被依法批准逮捕。至此，这起网络舆论事件才渐渐平息。
以上几个案例，都可以看出社会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舆情对案件审判产生影响，包括积极影响（李思怡案），也包括消极影响（泸州遗产案）；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司法机关的舆情监测与相应的举措也对案件结果起到重要影响。那么，到底什么是网络舆情、舆情监测，后者对前者有什么影响，又应该怎么去完善，笔者将在本文提出一些个人想法。
二、网络舆情概述
（一）网络舆情的概念。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王来华研究员在国内最早对舆情进行系统性定义，其研究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二）网络舆情的特点。网络舆情形成迅速，对社会影响巨大。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决定了网络舆情具有以下特点：1、直接性，通过BBS，新闻点评和博客网站，网民可以立即发表意见，下情直接上达，民意表达更加畅通；2、突发性，网络舆论的形成往往非常迅速，一个热点事件的存在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就可以成为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3、偏差性，由于发言者身份隐蔽，并且缺少规则限制和有效监督，网络自然成为一些网民发泄情绪的空间。
三、舆情监测制度概述
（一）舆情监测制度的概念。舆情监测，是通过对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的一种监视和预测行为。
（二）舆情监测制度建立保障。网络舆情监测体系的建立主要依靠两方面保障：一是人力、资金等物质方面的保障，二是计算机软件系统等技术方面的保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舆情监测和舆情分析有必要通过与之相匹配的科技手段来进行。
四、舆情监测制度建议
（一）加强对各类网络论坛，尤其是市县级论坛的舆情监测。加强地方网络舆情监测，应建立以当地新闻媒体和网络论坛为先锋、以政府和事业单位为后盾、以同级司法网站为互访对象的舆情监测网，搭建夯实的技术平台，对网络不良信息严格管理和控制。
（二）加强全国性、主流论坛和主流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引导。全国性、主流论坛往往是舆情热点事件的“孵化器”，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类主流论坛和网络媒体通常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影响力，可以与传统新闻媒体一样通过“议题设置”把网民的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特定的方向。
（三）加快司法部门对涉法网络舆情的应变速度。畅通网络与司法部门的舆情沟通渠道，确保司法部门能在网络舆情事件发生后的最短时间内作出正确决策。司法部门应拓展自己的网络传播阵地，创办好法院网站，对题材敏感、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在充分策划后及时公布结果。这是平衡网络舆情与司法审判关系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网络舆情热点面对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2]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3]杨兴坤.网络舆情研判与应对[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篇10
[论文关键词]网络舆情 网络伦理道德 大学生
一、网络舆情概述
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各种情绪、态度和一切的总和。它主要是以聚合新闻(RRS)、网络聊天、网络社区与论坛(BBS)、博客(Blog)和手机短信平台等为信息传播途径，以网民为信息传播者的网络言论汇集。在言论的发表、观点的交流和意见的探讨过程中，网民会根据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对信息进行进一步分类、筛选和重新组织。当某种或某个特定的问题引起共鸣或引发争议时，网络的传播和放大效应将吸引更多参与者发帖、跟帖和转帖。随着意见的扩展和讨论的深入，舆论往往会逐渐趋向特定的焦点，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且较为明确的网络舆情。近几年来我国互联网络爆发的重大舆情事件数量激增，使得网络舆情成为社会舆情的重要表现形式。网络舆情与传统舆情相比具有如下的特点。
1.真实与虚假并存。互联网虚拟化使得网络上的人将真实的社会身份隐形化。网络的隐蔽性为网民提供了保护作用，其借助网络虚拟身份，在参与网络舆情时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使主体真实舆情外显，真正做到敢说真话、敢表真情。借助这种隐匿性，一些挣脱现实束缚的舆情主体易在网络空间中过度放任自己的言行，发表意见时缺乏社会责任感，观点、言语偏激，导致网络舆情失真、情绪化和非理性。此外，某些网上的热点事件，不排除有“操盘手”炒作与推波助澜的因素，导致虚假不实的信息不胫而走，不负责任的言论沸沸扬扬。
2.自由与难控相生。“自由、民主、开放的网络导致了网络居民的自由、民主、开放”。在网络中，网民可以突破其身份、职业、政治背景、信仰和党派集团的限制，随时随地发表意见、观点，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但是这会造成一些网络舆情表达失真与失控的现象，甚至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趁机虚假信息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负面舆情的形成会带来恶劣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但由于网络舆情的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播途径的多样性，舆情议题的多种多样和舆情内容的纷繁复杂，使得负面舆情难以控制和管理。
3.及时与广泛相伴。传统媒体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与读者、观众的反馈，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且反馈的信息量有限。而网络媒体传播信息的速度迅速，网民可以在第一时间对新闻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尤其是当突发性社会事件发生，网络舆情传播的及时性体现在对事件的整体跟踪。互联网的特性也使舆情信息传播和扩散面更宽、影响面更广。它可以迅速地把信息传遍世界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和任何使用网络的人，从而使网络舆情的形成与表达更加快捷化，并有可能迅速转化为强大的公共舆论。
4.复杂与偏差相随。网络舆情形式的多样性、主体的多元性、传播途径的多渠道、内容的包罗万象，构成了网络舆情的复杂性。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2010年所梳理的28个地方热点舆情中，其中涉及经济生活的2件，反映社会民生的12件，反映公共管理的4件，反映司法领域的9件，反映国际事件的1件。这些发生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期的热点事件对网络舆情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舆情传播弱化了把关，容易造成假新闻和谣言的蔓延。网络上的各种信息混杂，有些内容以偏概全、以讹传讹、夸大其词，甚至虚构假事件。此外，在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对其他人的态度形成明显的影响，网民以跟风式的批评代替理性的分析，这一现象会导致更大范围的事实失真、混淆视听，从而抑制“事实之真”。
5.交互与传播共存。与传统媒体单向传播不同的是网络传播具有双向的交互式信息传播通道。“进行跨时空的互相交往”是网络传播方式的本质特征0。在互联网中，网民通常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对某一问题或事件发表意见、进行评论的过程中，常常会有许多网民积极跟帖、回帖，参与讨论。网民之间经常形成互动，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在不停地进行角色互换，各种观点相互探讨、争论，相互交汇、碰撞。网民之间的交互作用使网络舆情的传播、扩散更为便捷、迅速。一方面，当信息的者散播观点、见解，触及其他网民内心并获得认可时，容易产生共鸣；另一方面，“网络舆情中‘从众’现象明显，后面跟帖者往往受前面跟帖观点的影响”。因此，网络舆情作为网络社情民意的汇集，当牢骚和谣言充斥其中并被放大时，就会诱发群体性事件。
二、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网络上各种思潮泛滥，不同的政治文化、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以网络舆情的形式表现出来。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大学生的伦理道德形成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网络舆情有助于大学生形成主体的自我意识，达到价值共融。大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于国际、国内时政大事，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社会领域的焦点、热点问题等都会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他们借助于网络舆情表达自己关心的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观点、情绪和态度；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思想和兴趣，彼此之间更易沟通和交流，更易就某一热点事件达成共识。网络舆情的表达方式契合了大学生追求自我，渴望被理解、被尊重，体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特点。
网络舆情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公共精神，促进大学生的公民道德建设。公共精神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其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和执行。在广阔的网络空间，大学生对各种新闻事件充分地发表言论，推动了网络舆情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一种新的对话机制和舆论空间。网络舆情作为社情民意集中反映的重要方式，扩大了大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代表了大学生的各种利益诉求，体现了大学生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公共事务、社会世情等种种事项的情绪反应和态度意见。大学生以主人翁意识主动地关注社会事务，凸显了大学生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负责的内在治理要求，也促使其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融合，提升了大学生对社会的认同感。
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导致大学生伦理道德的多元对立。“新的传播技术加强了人的思想分化，而不是融合。在网络世界里，人们很容易找到跟自己思想一致的信息和支持者”。在开放的网络舆情中，大学生对公共事件释放的刺激性信息形成的情绪、态度和意见是一种互不沟通的“多元”，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发生分化，置身其中的人往往倾向于把意见群体的力量夸大，完成自我肯定与复制，形成极具差异和对峙的“舆情联盟”。随着时间和公共事件的向前发展，这些“舆情联盟”也会不断地扩大或缩小，相互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在整个网络舆情话语系统中，由于欠缺对话和讨论，导致大学生偏执地沉溺于迎合自己喜好的论述和观点，懒于思索或形成新的想法、观念。
网络语言的失范导致大学生伦理道德的失范。网络舆情的互动机制产生了新的叙事结构、话语符号、话语策略和话语文化，加快了舆情事件的传播蔓延。在网络中，由于教育和管理的忽视使得大学生的网络舆情缺少了约束和管制，网络舆情的语言变得暴力化、粗俗化、戏谑化。在网络论坛和交往中，语言粗俗、相互攻讦和谩骂、恶意诋毁他人声誉等不文明的用语行为时有发生，有些大学生以制造偏离逻辑、语法和修辞规范的“奇言怪语”为时髦，以发表粗制滥造、肆意恶搞的“胡言乱语”为潇洒，以传播黑色、黄色、灰色信息为乐趣。语言表达的“无厘头”现象正在改变和颠覆着大学生阅读、写作、思考、生活的固有模式，泛滥成灾的不规范、不文明的网络语言成为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一个真实缩影。
网络舆情的文化西化，导致大学生伦理道德的迷茫。当前在互联网上流通的信息中，95％以上的信息是英语，而中文信息却不到1％。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也大量充斥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舆情信息。西方国家借助于网络舆情的优势，大力宣扬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商业理念、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西方国家带来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文化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对大学生伦理道德的影响极为明显，它破坏了大学生已经积淀在心理层次的思想、价值、文化、伦理道德观念，从而使他们在伦理道德上出现了彷徨、困惑和无所适从的表现，也给他们接受优秀、传统的文化观念、正确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设置了障碍，使得他们的行为抉择陷入到迷惘与现实冲突的困境，其伦理价值取向被严重扭曲甚至置换。
错误的“舆论场”导致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的失范。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虚拟世界，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舆论场。一些大学生不能正确地辨别事件的真相，被他人言论所迷惑，从而形成错误的“舆论场”。他们对于泛滥的网络信息和网络快餐文化等现象不能进行理性的思考，而是盲目跟风，形成网络舆情危机。由于互联网络处于一种无中心、无限制、无终极管理者的状态，使得大学生摆脱了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束缚，自我宣泄和自我表现的心理促使一些平时不敢谈、不敢言的话题，在网络论坛上可以畅所欲言，甚至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从而也使得一些错误乃至反动的言论乘虚而人，形成了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网络舆情。错误的“舆论场”反过来又使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异化，而扭曲的道德标准有碍其身心的健康成长。
三、对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疏解
网络舆情给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带来了负面影响，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既有人的因素，也有物的因素。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凸显，现实社会的两极分化，不公平竞争、金钱崇拜、权力崇拜、伦理道德的滑坡等对大学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技术理性与人类伦理的鸿沟使得大学生的“道德感”缺失。正如汤因比指出：“迄今为止，人的伦理行为的水准一直很低，丝毫没有提高，但是，技术成就的水准却急剧上升，其发展速度比有记录可查的任何时代都要快。结果是技术和伦理的鸿沟空前增大。这不仅是可耻的，也是致命的。”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张扬，有强烈自我认知、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在塑型期，对错误思想辨别力和抵抗力弱，遇事易冲动，行为约束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缺乏，对社会问题缺乏理性与客观的分析。此外，作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适应性较弱、经济地位窘迫、学业压力、就业难等问题引起部分大学生心理失衡、紧张、焦虑等情绪波动。当他们对现实的不满缺乏适当的排遣及诉求渠道时，在缺乏较好的引导与疏通机制的情况下，网络就成为其宣泄情绪的场所，导致网络舆情危机。
坚守“底线伦理”是破解网络舆情危机的基础。“底线伦理”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提出的。“底线”即最低道德标准，是指大学生的网络舆论行为应当尽可能地避免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应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在网络舆情中，大学生的本位主义十分明显，他们都企求在网络中既保持原有的利益又获得更多新的利益，同时又尽可能避免受到伤害，但网络的拓展又导致了一种新的个性化自由倾向，呈现出无政府主义思潮。大学生作为各种各样的“道德异乡人”，信奉的是不同的道德观念，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而网络道德“底线伦理”要求对各种文化和文明有“兼容性”和“普适性”，在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意见，即所谓“底线伦理”原则。如“无害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允许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无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自主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等。因此，遵循“底线伦理”，就要求大学生的网络舆论行为应在自由表达的公正平台上奉行和谐建构的理念，实现权益间主体的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