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1
——以__省__县人民法院为例
【内容摘要】根据对__县法院两年来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总结两年中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例的主要情况和案例特点，对审判实务中存在和出现的若干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交通保险审判实践
近些年，随着我国进入汽车时代，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民事案件中数量增长最快、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较大的案件类型。虽然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只是侵权案件的一种类型，但在审理中，往往涉及到《侵权责任法》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尤其是在现代侵权法与保险制度结合较为紧密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处理侵权责任制度与保险制度之间的关系；应当采用何种标准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如何兼顾权益保障和行为自由的前提下，合理确定的类型和范围；如何在实现《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害功能的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公法目的，从而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与协调；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前提下，如何设计更具有效性的一次性解决纠纷机制，实现案结事了，保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是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侵权法、保险法的基本问题。
如何解决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华人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章专门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该条文规定提升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紧以该章的六个条文仍然难以涵盖道理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纷繁复杂的情形。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过程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基于对法律规范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也出现了裁判依据不统一、裁判尺度不规范等影响法律统一适用的情形。为此，笔者就我院两年内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的案例进行了调研，形成如下报告。
一、我院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情况和案件特点。
笔者就修正后的保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与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笔者深入到本院民一庭、审判监督庭等部门，有选择性地就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与资深法官进行进行座谈，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并对本院的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以及对本院两年年来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统计情况及表现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
2010年至2012年，我院共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169件，其中判决158件，撤诉4件，调解6件。在审理这些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过程中，表现出保险公司普遍不同意调解，调解率级低，故这类案件绝大多数是以判决方式结案，且上诉率较高。从受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可以看出所呈现三大特点是：
（一）撤诉、驳回少。两年来，我院审结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原告撤诉的仅有4件，占审结的169件的0.24%，驳回率为零。统计表明，即使事情清楚，责任明确，原告依然坚持，而保险公司坚持既定理赔思维和理赔标准，不愿意通过协商达成调解意愿。
（二）判决的多、调解的少。（1）审结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调解结案的为6件，占审结的3.5%，调解率极低，低于民商事案件的平均调解率，审结的案件判决158件，占审结169件的94%，且在各类保险合同案件中判决率呈现逐年上升势头。这表明，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除级少数能够调解外，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抗较为激烈，造成调解难度不断加大。（2）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少，在基层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强于机关业务庭。两年来按照简易程序仅占审结的31%，按普通程序结案占审结69%，在基层法庭，按照简易程序基本能占审结的50％。
（三）诉请金额逐年增大、审限意识良好。根据统计数据看，我院两年中所受理道理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争议标的上升幅度达到了173.1%，但近两年来我院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超审限率为1.31％，低于省高院所规定的3％标准，这体现了我院近两年来在各类案件审理中，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保证了案件的及时审结，加大了对案件审理期限监督、管理和规范的力度。
总的来看，我院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果较好。但调研中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对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涉及保险法相关业务存在不同的认识，这些基于理论认识不同，在理解和适用法律上产生了一定的争议，从而导致案件处理存在失误，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二是执法尺度极不统一。从调研的典型案例重点分析来看，存在着同样案例，在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上出现不同
的的判法。二、从调研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发现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和意见。
笔者从八件不同类型的道理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发现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仅供参考。
（一）关于被侵权人所主张的伤残鉴定费法院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
针对此问题，案例呈现的判法是，如果被告是财产保险公司，不予支持，比如（2012）旬民初字第00348号判决书，如果被告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则应予以支持，比如（2012）旬民初字第00113号判决。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承担伤残鉴定费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区别保险公司的类别，如果判决支持了受害人的伤残赔偿金，就应当判决保险公司承担鉴定费，理由如下：第一、《交强险保险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约定的保险责任内容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条款以列举的形式对保险责任做了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未能将“伤残鉴定费”列入其中。那么，仅就该约定，是否就能认为保险公司不承担伤残鉴定费？分析认为，《交强险保险合同》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条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未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即保险责任的赔偿内容做明确的规定，而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中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但可惜的是，某前我国尚未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制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审理中涉及赔偿的项目和标准只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作为确定赔偿项目及标准的依据。而《人损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可见，《人损解释》也未能将“伤残鉴定费”规定其中。这是否就可以据此认定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因无法律规定应由受害人承担呢？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因为《人损解释》之所以未将伤残鉴定费单独列入其中，是因残疾赔偿金包含了伤残鉴定费，伤残鉴定意见书是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依据，无伤残鉴定费的发生，就没有伤残等级的认定意见及残疾赔偿金的产生；二是《交强险保险合同》既然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而制定，当然适用《人损解释》的规定，理应将“伤残鉴定费”包括在残疾赔偿金的范畴中。第二、《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第十条第一款（四）项规定：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依据此条约定，是否能将“伤残鉴定费”划归“其他相关费用”从而免除保险公司的责任呢？下面我们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1）《交强险保险合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而制定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对保险公司的免责作出规定，“伤残鉴定费”也不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依据该规定，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交强险保险合同》时，如果认为“伤残鉴定费”属于责任免除事项的“其他相关费用”，保险公司应当就该事项向投保人单独列明并提示或明确说明，不能以概括性规定“其他相关费用”，这样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2）《交强险保险合同》既然属于合同，当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交强险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合同，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如果第三人存在伤残事实，则伤残鉴定费亦必然发生，第三人此项损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就应当预见的。如果保险公司单方免除承担伤残鉴定费责任，应当行使提请和说明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就对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规定，还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由保险公司承担“伤残鉴定费”于法有据。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受害人申请鉴定伤残，鉴定机构作出不构成伤残而支付的鉴定费，受害人应当自行负担。就“伤残鉴定费”承担主体问题，笔者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论述，认为能够形成统一的认识。但遗憾的是，目前法院对此却判决不一，甚至在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对此判决也不一。笔者曾以上述理论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伤残鉴定费”，保险公司以不承担“伤残伤残鉴定费”为由而上诉，结果被维持，甚感欣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即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二）多个被侵权人对交强险限额的分配原则。
《交强险》第21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的、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据此规定，同一交通事故存在多个受害人即多个被侵权人的，则所有被侵权人都是交强险受偿主体，且所有被侵权人总的赔偿不超过交强险限额。因此，在有些案件中，由于被侵权人的损失均超出或者总和超出了交强险责任限额，所以就产生了被侵权人之间还存在保险金的分配问题。对此，从案例调研情况来看，实践中的做法并不相同，有统一执法尺度的必要。
针对该问题，根据我院两年来所审理的道路
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例的归纳，基本形成如下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一起交通事故存在多个被侵权人，且交强险不足以赔偿所有被侵权人的情形下，应当由损失多的侵权人首先获得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所有受害人、不管损失大小，应该平均获得赔偿，即平均确定各被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应获得的赔偿数额，其中一方或多方被侵权人再次平均分配。持本观点的理由是：（1）每个被侵权人是平等的，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获得的赔偿数额也是等额的；（2）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在交强险中的赔偿数额在实务中往往难以操作，因为很多情况下总损失很难确定；第三种观点认为，交强险对于被侵权人只是获得赔偿的一种保障，并不能代替全部的赔偿，它仅仅是一种保障，未能者并不丧失获赔的权利，只是失去获得赔偿的一次保障，故应按照谁先，谁获得交强险赔偿的方法处理。对于不的当事人，法官不存在释明的义务。第四种观点认为，对于同一交通事故存在多个被侵权人的情形，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司法解释不宜作硬性统一的规定。
对上述争议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理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根据该条解释，调研案例中又发现如下问题：问题一、交强险的分项责任限额是否可以突破呢？我院由于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在道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中的分项限额不能突破的复函》【（2012）民一他字第17号】的规定，所有案例均未突破，是值得借鉴的。
问题二、如果多个被侵权人分别在同一法院将如何审理？此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当将案件合并审理，理由如下：一、分别的案件是同一事故引发的，引发纠纷的原因相同；二、因涉及交强险的分配，合并审理有利于就交强险公平处理；三、合并审理能够避免就相同的事实重复审理，节约诉讼资源。
问题三、如果出现多个被侵权人分别在不同的法院将如何处理？针对此问题，调研中，笔者听取了我院资深法官并结合案例分析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多个被侵权人分别向不同的法院且均有管辖权的，由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后受理的法院将案件移交先受理的法院后再进行合并审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后受理的法院动员当事人撤诉后到最先受理的法院重新。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有益的探索。但笔者认为，第一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民诉法》关于移送管辖的规定，第二种观点如果经法院释明后当事人自愿撤诉的，则符合《民诉法》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如果当事人不撤诉的，法院不能强迫其撤诉，不同法院之间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并参照本条司法解释的规定尽可能同时判决。
问题四、如果多个被侵权人未同时法院将如何处理？
针对此问题，调研座谈中，形成的意见是：一、对只有部分受害人的，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确定的当事人找出交强险的受害人，由受案法院通知其他未的受害人参加诉讼，当其他受害人明确表示放弃权利的，就不再预留其交强险赔偿款份额，否则就应由其他受害人都参与到诉中一并审理。二、如果仅有部分赔偿权利人，法院应通知未的赔偿权利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并审理。三、如果只有部分被侵权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未的被侵权人在合理的期限内，如果预期不，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已分配完毕的情况下，将不能向保险公司主张交强险。四、如果只有部分被侵权人的，法院无需通知其他被侵权人参加诉讼，若交强险责任限额不足以全额赔偿，部分受害人先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为其他受害人保留必要的赔偿份额。法院可以根据各受害人的伤情、治疗及善后事宜的迫切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侵权人赔付能力（包括商业三责险）等各种因素，综合预留交强险赔偿金额。这四种意见做法均属于就这一问题进行不同的处理，各地法院的做法也不完全一致，但这些都是实践中有益的探索，值得借鉴和参考，笔者倾向第四种意见。
另外在调研分析案例中，发现对于多个被侵权人时对交强险分配的具体计算办法还存在模糊的认识。比如在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的情况下，计算某个被侵权人从交强险限额中应获得的赔偿数额时，一些法官是按照某个被侵权人的总损失进行计算的，这种计算办法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计算办法是应该按照不同的损失项目在各自的分项限额范围内分别计算。具体的计算办法可借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颁布的《交强险理赔实务规程（2009）版》，该规程第四部分赔款计算部分规定如下：
基本计算公式。
保险人在交强险各分项赔偿数额内，对受害人①死亡伤残费用、医疗费用、财产损失分别计算赔偿：
总赔款=②各分项损失赔款
=死亡伤残费用赔款+医疗费赔款+财产损失赔款
2、各分项损失赔款=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即：
死亡伤残费用赔款=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医疗费用赔款=医疗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财产损失赔款=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
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超过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各分项损失赔款等于交强险各分项赔偿款限额。
第二、当保险事故涉及多个被侵权人时
1、基本计算公式中的相应项目表示为：
各分项损失赔款=各受害人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即：
死亡伤残费用赔款=各受害人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医疗费用赔款=各受害人医疗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财产损失赔款=各受害人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
各受害人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之和超过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相应分项赔偿限额的，各分项损失赔款等于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
各受害人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之和超过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相应分项赔偿限额的，各受害人在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内应得到的赔偿款为：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对某一受害人分项损失的赔偿金额=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事故中某一受害人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各受害人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
第三、案例说明③
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在计算每个被侵权人应得的交强险赔偿数额时，应根据上述复函的精神，并参照《交强险理赔实务规程（2009版）》的公式，分项计算然后再求和。以下举例说明：
陕Ga车肇事造成两行人甲乙受伤，属于陕Ga车一方全部责任事故。事故共造成甲的医疗费损失7500.00元，财产损失1800.00元；乙医疗费损失5000.00元，财产损失600.00元。假设陕Ga车投保了交强险，其适用的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00元。则陕Ga车交强险对甲乙的赔款计算为：
陕G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医疗费用部分）=甲医疗费+乙医疗费=7500.00元+5000.00元=12500.00元，大于适用的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赔付10000.00元。
甲获得交强险赔偿（医疗费用部分）：10000.00×7500/（7500+5000）=6000.00元
乙获得交强险赔偿（医疗费部分）：10000×5000/（7500+5000）=4000.00元
2、陕G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财产损失部分）=甲财产损失金额+乙财产损失金额=1800+600=2400.00元，大于适用部分的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赔付2000.00元。
甲获得交强险赔偿（财产损失部分）：2000×1800/（1800+600）=1500.00元。
乙获得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部分）：2000×600/（1800+600）=500.00元。
3、甲合计交强险赔偿金额=6000+1500=7500.00元。
乙合计获得交强险赔偿金额=4000+500=4500.00元。
以上是多个被侵权人同时侵权人时，每个被侵权人在交强险中的赔偿数额的具体计算办法。在上述案例中，需要注意的两个
问题是：（1）计算甲乙每个人应该获得的交强险赔偿额时，需要将其医疗费和财产损失的赔偿额分开计算；（2）虽然甲乙两人的医疗费损失总和及财产损失总和均超过了交强险的相应限额，但是，也不应该突破分项限额即使用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三）多车相撞后交强险保险公司责任承担的难点和突出问题。
由于道路交通的发展，机动车数量的增加，道路交通状况愈发复杂，由此造成实践中多辆机动车导致一起交通事故、一起交通事故涉及多辆机动车、非机动车或行人的情形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承包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如何赔偿、多个保险公司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部分机动车未投保时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与未投保车辆的责任如何分配等等，成为审判实践中的难点和突出问题。
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解释理解与适用》第二十一条已有规定，但如何理解与适用本条的规定则显得尤为关键。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形。根据案例归纳和实践，从造成损害的类型区分为：（a)造成车上人员及财产损失，但不涉及车外人员或者财产损失的；（b)不仅造成车上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而且造成车外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从发生交通事故所涉及机动车辆不同划分为：（c)两辆机动车相撞；（d)两辆以上的机动车相撞。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已经投保交强险的赔付规则。这里要区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未造成人身伤亡和车外财产损失的；第二种是造成车外财产损失的；第三种是造成人员伤亡的。
1、两辆机动车相撞均有责任未造成人身伤亡和车外财产损失的交强险赔付规则。④
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机动车交强险均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按实际损失承担对方机动车的损害赔偿责任。
例如：aB两车相撞各付同等责任。a车损失3500元，B车损失3200元，则两车交强险赔付结果为：a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赔偿B车损失2000元；B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赔偿a车损失2000元。
2、两辆机动车相撞一车全责一车无责未造成人身伤亡和车外财产损失的交强险赔付规则，此时则由承保各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各自限额内对对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例如：aB两车相撞造成双方车损，a车全责（损失1000元），B车无责（损失1500元）。假设B车适用的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为100元，则两车交强险赔付结果为：a车交强险赔付B车1500元，B车交强险赔付a车100元。
3、多辆机动车相撞，部分有责任（包含全责）、部分无责时，宗原则是各方按其适用的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占个分项限额之和的比例，对受害人的各分项进行分摊，计算公式为：某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该分项损失金额×（适用的交强险该分项赔偿限额÷各致害人交强险该分项赔偿限额之和）。
（a）一方全责对方无责的情况下，对于无责一方而言，所有无责方视为一个整体，有各自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全责方财产损失进行赔付。如果全责方的损失未超过多个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总和的，由各交强险保险公司在无责任财产损失限额内对全责方财产损失平均分摊，但无责方之间交强险不再互相赔偿。对于由责任方（保护全责）而言，如受害人损失总和未超出责任限额之和，则由保险公司在其有责限额内对受害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果损失超出责任限额，则由保险公司在有责限额内对无责方按照损失占所有无责方损失总和的比例承担赔付责任。⑤
例如：aBC三车相撞造成三方车损，a车全责（损失600元），B车无责（损失600元），C车无责（损失800元）。假设BC车适用的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为100元，则赔付结果结果为：a车交强险赔付B车600元，赔付C车800元，BC车交强险分别赔付a车100元，共赔付200元。又假设B车无责（损失1800元），C车无责（损失1200元），则a车交强险应当赔付B车为：2000（财产损失限额）×【1800÷（1800+1200）】=1200元；应赔付C车为：2000（财产损失限额）×【1200÷（1800+1200）】=800元。
（b)多方有责一方或多方无责时，所以无责方视为一个整体，在各自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由责任方损失按照平均分摊的方式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责任方对各方车辆损失在交强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责任方之间不互相赔偿。多方有责任，一方无责的，无责方对各责任方车辆损失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以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限，在各有责任方之间平均分配。多方有责，多方无责的，无责方对各由责任方车辆损失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以各去责任方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之和为限，在个由责任方车辆之间平均分配。
例如：aBCD四车相撞造成各方车损，a车主责任（损失1000元），B车次要责任（损失600元），C车无责（损失800元）、D车无责（损失500元）。假设CD车辆适用的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为100元，则赔付的结果为：第一、C车、D车交强险共应赔付200元，对a车、B车各赔偿（100+100）/2=100元；第二、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C车损核定承担金额+D车损核定承担金额=（600－100）+800/2+500/2=1150元；第三、B车交强险赔偿金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C车损核定承担金额+D车损核定承担金额=（1000－100）+800/2+500/2=1550元。
前例中，aBCD四车获交强险赔偿分别为1000元、600元、800元、500元。CD两车即为aB两车的共同的第三人，由于CD两车的损失未超过两个交强险有责限额中的财产损失限额之和，根据司法解释21条规定，应“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由于aB两车均为有责，因此简化处理为由aB两车的保险公司在有责限额内对CD两车平均赔付。
多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外财产损失交强险赔付规则。
此种情况的赔付规则是：有责任方在其适用的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各方车辆损失和车外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所以无责任方视为一个整体，在各自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由责任方损失按平均分摊的方式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责任方之间不互相赔偿，无责任方也不对车外财产损失进行赔偿。⑥
例如：aBC三辆车相撞造成三方车损，a车主责（损失600元），B车无责（损失500元），C车次责（损失300元），车外财产损失400元。则a车、B车、C车的交强险赔付计算结果为：（1）先计算出无责方对由责任方的赔付数额：B车交强险应赔付a车、C车各100÷2=50元。由于a车、C车在各自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代赔。
由责任方再对车外财产、各方车损进行分摊。分摊的规则是“按照有责任限额与责任之和的比例”进行分摊。例如，车外财产损失为400元，由a车和C车的交强险按照前述比例进行分摊，由于两车都是有责任的，其交强险责任限额相同，因此简化计算为a车和C车的交强险在各自的有责财产损失限额内平均分担。具体各车的交强险赔偿为：
a车交强险赔款=（500+400）÷2+（300－50）=700元。
C车交强险赔款=（500+400）÷2+（600－50）=1000元。
3、多车相撞造成人员伤亡交强险赔付规则。
1、肇事机动车均有责任且适用相同责任限额的，各机动车按平均分摊的方式，在各自交强险分项限额内计算赔偿。
例如：aB两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两车均有责任，aB车损分别为2000元、5000元，B车车上人员医疗费为7000元，死亡上餐费为60000元，另造成路产损失1000元。
a车交强险赔偿计算公式为：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受害人死亡伤残费用赔款+受害人医疗费赔款+受害人财产损失赔款=B车车上人员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B车车上人员医疗费核定承担金额+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
（1）B车车上人员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60000÷（2－1）=60000元。
（2）B车车上人员医疗费核定承担金额=7000÷（2－1）=7000元。
（3）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1000÷2+5000÷（2－1）=5500元，超过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按限额赔偿，赔偿金额为2000元。
其中，a车交强险对B车损的赔款=财产损失赔偿限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2000×【5000÷（1000÷2+5000）】=1818.18元。
其中，a车交强险对路产损失的赔
款=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B车损核定承担金额）=2000×【（1000÷2）÷（1000÷2+5000）】=181.82元。
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60000+7000+2000=69000元。B车交强险赔偿计算公式为：B车交强险赔偿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1000÷2+2000÷（2－1）=2500元，超过财产损失赔偿数额，按照限额赔偿，赔偿金额为2000元。
其中，B车交强险对a车损的赔偿=财产损失赔偿限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2000×【2000÷（1000÷2+2000）】=1600元。
B车交强险对路产损失的赔款=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路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路产损失承担金额+a车损核定承担金额）=2000×【（1000÷2）÷（1000÷2+2000）】=400元。
（四）关于赔偿范围的认定。
在案例调研中，__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判例基本上能够形成统一的认识，比如设计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赔偿范围等方面在适用法律上都运用的很准确。这里只是对通过案例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作一阐述。
问题一是在认定误工费上，需要把握的几点要求是：（1）侵权行为与误工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误工费是按照一定公式计算出来的，是拟制的法律真实。不是客观真实，从事不同行业、岗位、必然存在误工费计算的差异。（3）在计算误工费的赔偿时，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以侵权造成的损害发生以后，受害人财产减少的差额作为计算标准；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定型化标准赔偿。（4）对于误工的时间，一般侵权未造成受害人死亡、伤残的，按照受害人就医的医疗机构确定的时间标准，一般称之为非持续性误工。造成残疾的，误工时间计算到定残前一天；死亡的，侵权之日至死亡之日为误工时间。
问题二是关于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严重”的标准认定问题。
通过上网公布的案例和调研中发现，在支持受害人精神抚慰金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认定标准不统一。
笔者认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除了需要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加害行为与精神损害有因果关系外，还需要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而对于“严重”的标准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例究竟如何把握，一直存在争议。为了使争议尽量能缩小，在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标准的情况下，当前实践中以伤残作为严重精神损害的依据，不失为一种妥当的做法。原则上，只要达到伤残等级标准，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达到伤残等级标准的精神损害是否构成后果严重，则应视为情况而定，但一定要从严把握。至于仅仅引起些许的不高兴或者不舒服，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问题三是关于对停运损失赔偿。在调研中发现，对于受害人请求的停运损失一般均未予以支持。
如果说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法院不支持停运损失是不可置疑的，但司法解释已经出台了，并且关于“停运损失”规定了“合理”的限制。那么合理的因素包括哪些方面，司法解释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合理”需要考虑的因素有：（1）车辆停运的时间。一般应以车辆实际维修或重置的时间来计算停运时间，以期贯彻全部赔偿原则。当事人可以通过提交交警部门出具的处理交通事故的扣车天数证明、车辆维修机构出具的出厂日期证明、修理工时证明或者重新购买车辆的发票、提车单等证明其合理的修理或重置时间，但如果对方当事人举证证明存在故意拖延等情形，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对扩大部分损失则不予支持。（2）损失的具体范围。该损失不应再包括停运而造成的其他损失，比如因停运产生的违约金等。在具体计算停运损失的数额时，要考虑受害人的运营成本、运营能力、近期平均利润等案件具体情况，综合确定。
对策和建议
（一）为更为有效地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明确裁判依据，统一执法尺度，平衡各方利益，更为准确地适用法律，建议审判委员会就本文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做出统一指导性意见。比如对停运损失“合理”的界定、对误工费标准、精神抚慰金认定“严重”标准等问题做出统一指导性意见。
（二）建立上下级法院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对道路保险纠纷案件的沟通交流、统一法律适用、联手化解纠纷，通过规范工作事项报备制度，解决法院日常工作中信息掌握不及时、了解不全面、沟通不到位的问题；通过建立审判业务指导例会制度，解决上下级法院指导流于形式、审判监督相互脱节等问题；通过完善发回改判案件沟通协调制度，解决发还改判率过高、上下级法院法官沟通协调过少、司法资源交叉浪费过多等问题；通过建立上下级互动基本制度，解决思想无共识、步调不一致的问题，实现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业务指导。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在人民法院所审理的赔偿类案件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在审判实践中，也会面临更多新的问题、新的情况。上级法院可以加大对相关典型案例的，培训和指导下级法院，尤其是对基层法院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上级法院应该尽量统一标准给予指导。各办案法官，也要加强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各方面问题和法律的研究、学习，以提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质量，提高案件当事人以及人民群众对法院案件审理的满意度。
（四）就完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形式、内容、说明告知义务进行探索和研究，通过司法建议形式，加大对保险行业的监督，助推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人的行为规范和管理。
①注：依据《交强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此处的“受害人”为被保险机动车的受害人，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
②注：符合表示求和，读音为sigma,英文意思为sum,summation,即和。
③注：参见奚晓明所编《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71页
④注：指人民法院认定机动车一方在交通事故中应承担责任，并不一定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为认定标准。
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2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风险基金；核算与管理
一、医疗纠纷无法避免且日渐增多
医疗纠纷是指发生在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医学美容等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企事业法人或机构中，一方（或多方）当事人认为另一方（或多方）当事人在提供医疗服务或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时存在过失，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但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对所争议事实认识不同、相互争执、各执己见的情形。
在现实生活中医疗纠纷无法避免，原因在于：
（一）医疗业务的高科技性和高风险性客观存在
医疗技术是一种具有较高风险的技术，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承受着因治疗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害，不管是哪种治疗手段或药物，在临床治疗的应用从来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安全。
（二）医疗行为的基本规范没有真正落实
如三查七对、术前充分讨论、手术记录的齐备、患者的知情告知等常规要求在日常诊疗活动中没有得到坚决执行。
（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个体差异导致诊疗效果出现差异，引发医疗纠纷
每位医护人员的理论水平、实践经验、服务态度等都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同一病种的治疗方案、治疗方式可能存在不同。同时，患者的个人状况也存在差异，即使是完全相同的医护人员、完全相同的治疗方案、完全相同的病种对于不同患者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四）医疗设备或耗材、药品存在质量缺陷
诊疗活动的开展需要借助一定的设备、耗材或药品，如果这些物品的质量出现瑕疵，将对病人产生不良后果，导致医疗纠纷产生。
（五）患者的个人原因导致纠纷产生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某些病人，出于各种目的，在诊疗活动结束后无理取闹，寻衅滋事，制造医疗纠纷。
医疗服务行业的上述特点导致在医疗过程中要使患者达到百分之百满意几乎是不可能，医疗纠纷无法避免，而近年来更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个人的健康状况比以往更为关注，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日渐提高。2002年4月1日《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施行，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正式施行，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正式施行。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使人们对于医疗纠纷的维权更加便利。
另一方面社会层面处理医疗纠纷时缺乏有力措施和执行力度导致不良的示范效应。在当今社会，缺少一种医患双方都认可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医疗纠纷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医患双方自行解决，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患者在医院静坐、设灵堂、围堵殴打医护人员、扰乱医疗秩序等手段百出，如今在职业医闹的参与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媒体的渲染、公安机关的包容，使得医院无法寻求强有力的支持，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最终给钱了事。如此造成一种“不闹不赔，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不良风气和恶性循环，导致医疗纠纷日渐增多，愈演愈烈。
二、设置“医疗风险基金”的必要性
医疗纠纷的发生不仅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运作，破坏了就医环境和秩序，尤其对医院财务造成沉重负担。根据调查统计显示，几乎所有的医疗纠纷都以提出经济赔偿为其主要目的。在患者不诉诸法律的情况下，医院迫于无奈通常给钱私了。对于诉诸于法律的医疗纠纷，尽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赔偿的项目和标准，但由于司法“二元化”的影响，上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层出不穷，对于非营利性的公立医院来说，更是不负重荷。
近年，广州市医疗系统对几家三级甲等医院进行了一次关于医疗纠纷赔偿的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涉及的医院年度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合计跨度从几亿到几十亿，按医疗赔偿比例测算，可推算出单个医院的医疗赔偿金额年均通常可达数百万元，这显然已对医院财务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在原有的《医院财务制度》中，医院日常财务管理并没有对医疗纠纷的赔付做任何事前估计或处理，只有当相关赔付真正支出时才一次性计入费用。这种核算方式存在以下弊端：
（一）不符合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
一直以来忽视医疗纠纷可能带来的赔付造成的财务风险，一旦发生大额赔付，必然会严重影响医院的财务运作，进而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转。
（二）不符合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
对于某一项医疗行为而言，它会带来医疗收入，也可能同时带来医疗纠纷赔付，存在或多或少的潜在风险。因此，医疗收入的实现和医疗纠纷的赔付是关联的，但两者又是两个核算过程，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在当期收入确认以后，其潜在的医疗赔付支出将影响未来财务的不确定性。
（三）不符合会计核算的有用性原则
在目前的操作模式下，除非特意提取数据，否则无法直接得知医疗纠纷的赔付情况，账面上的医疗收入在增长，实际上潜在的支出也在增长，只是无法从财务报表中得知而已。在一定程度上，医院财务报表不能正确反映医院的财务状况，不便于对医院的运营管理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
三、设置“医疗风险基金”的科学性
修订后的《医院财务制度》在“专用基金”科目下新增了二级科目“医疗风险基金”，并对其明确规定如下：
“医疗风险基金是指从医疗支出中计提、专门用于支付医院购买医疗风险保险发生的支出或实际发生的医疗事故赔偿的资金。医院累计提取的医疗风险基金比例不应超过当年医疗收入的1‰-3‰。具体比例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从上述规定中可知“医疗风险基金”的设置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其用途是专门用于支付医院购买医疗风险保险发生的支出或实际发生的医疗事故赔偿，符合会计核算中“专款专用”的原则。
2.其计提基数是当年的医疗收入，符合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
3.其计提的比例范围为1‰-3‰，这样的比例幅度与实际生活中各医院的支出状况大致相符。
4.其计提的具体比例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地方政府灵活性，充分考虑了各地的生活消费水平、医院的业务收入水平对计提医疗风险基金的因素影响。
可见，设置“医疗风险基金”科目与以往在医疗纠纷发生时直接列支的方式相比，更为真实、客观，通过按收入计提的方式对财务风险进行了覆盖，避免因突然性的较大损失对医院造成冲击，保障了医疗体系的正常运作，切实符合会计核算的谨慎性、配比性、有用性等相关原则，具备科学性和较好的可操作性。
四、关于扩大“医疗风险基金”核算范围的建议
“医疗风险基金”的核算范围包括医院购买医疗风险保险发生的支出或实际发生的医疗事故赔偿。但在现实生活中，医院面临的医疗风险不仅表现为医疗事故，更多的表现为医疗纠纷，并非只有形成医疗事故才会产生赔偿。出于各种考虑，相当多的医疗纠纷并不会发展到医疗事故认定的阶段，通常在这之前医患双方已达成和解，而这种和解必然伴随着一定金额的赔偿。在医院的有关支出中，医疗纠纷的赔付不一定比医疗事故的赔付少，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因此，建议扩大“医疗风险基金”的核算范围，将医疗纠纷赔付包含在内，以便全面、完整、真实的反映医院用于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的支出。
综上，修订后的《医院财务制度》新增了“医疗风险基金”，不仅更加深刻、全面地贯彻财务管理的相关原则，还有利于上级主管部门了解医院的真实财务状况，了解医院面临的客观环境和生存压力，有利于有关部门对医院的运营进行客观、合理、公正的评价，对营造良好的从医、就医秩序和环境产生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3
[关键词]保险价值不定值保险实际价值新车购置价
与保险价值、保险金额有关的损失补偿问题一直是保险理论界及司法界人士争论的焦点。我国自1980年开办财产保险业务以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在整个财产保险业务中占据重要位置,车险业务量占整个财产保险业务量的70%左右。在机车险业务中,车辆损失保险是重要险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2007版第三条:本保险合同为不定值保险合同。第三十六条附则(保险术语的含义):不定值保险合同指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预先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合同。实际上界定了车损险中的保险价值为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即市价)。但这一解释存在缺陷,在实务中容易引起误解和纠纷。
一、对保险价值的界定不清在实务中引起的纠纷
1.案情介绍
四川省金堂县王松用2万元买下一辆微型二手面包车,并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金额为2万元。在保险期限内,该车发生事故,车辆损失13332元。保险公司称,这辆二手车没有按照新车购置价4万元投保,所以赔付不能超过车损的一半。车主不服,到法院。2007年5月金堂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事故车辆购买时实际价值远远低于新车价格,车主在投保时属于足额投保,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按足额保险进行赔付。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王松的面包车新车购置价为4万元,而他与公司约定的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只有2万,没有足额投保,按照保险公司车损险标的部分损失的计算公式,赔付不能超过核定损失(13332元)的一半。
原告王松认为,“当时(王松购车时)这车就只值2万。”他自己购买的二手车当时的实际价值只有2万,他是足额投保。车辆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在2万元车损保险金额内进行足额赔付。
2.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情况
此案存在的主要争议为:理赔金额计算的依据是以新车购置价还是以王松购车时买入价计。
法院审理认为,保险价值是保险标的的价值。保险金额则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最高限额。此案中,原被告并没有在保险合同中载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只约定了保险金额。因此,合同属于不定值保险合同,保险价值只能以保险事故发生时当时当地保险标的的市场价格(实际价值)为准。法院认为,原告购买二手车时,该车已行驶4年多,其保险价值远低于新车购置价。所以,原告在投保时是对车辆进行了足额投保,车损也没有超过约定的2万元保险金额。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败诉。
从上例可看出,法院在审理中是把保险价值认定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由于原告王松购买二手车时,该车已经行驶4年多,扣除折旧后该车的实际价值只有2万。既然保险金额为2万,保险价值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则法院据此认定被保险人足额保险,理应得到足额赔偿。
3.作者观点
在本案中,该辆二手车的新车购置价4万元。原告购买二手车时,该车已行驶4年多,实际价值为2万元。原告王松向保险公司投保时,是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中载明保险金额为2万元)。而车辆发生部分损失的情况下,按照目前各家保险公司车损险标的部分损失的计算公式,保险价值是车辆的重置价值(即新车购置价)。所以,发生部分损失时,只能按保险金额(2万元)与被保险机动车的新车购置价(4万元)的比例计算赔偿。因此,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二、从法院误判看保险价值的正确界定
保险条款应清晰准确,否则易带来与客户间的纠纷,影响保险公司的信誉。我们在分析这起错判案例时可以发现,法院错判的根源在于现行车险条款中对保险价值的概念界定有误。
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车损险条款的规定,车辆损失保险属于不定值保险,不定值保险合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合同。而实际价值是指新车购置价减去车辆折旧金额后的价格。根据上述王松案例,新车购置价减去车辆折旧金额后的价格只有2万,按照这种理解,王松是足额投保,法院的判决是有依据的。所以,保险条款中对保险价值的界定错误造成法院的误判。
可见,车损险条款中对保险价值的界定和发生部分损失时保险公司采取的理赔计算方式存在矛盾。车辆发生部分损失,保险公司采取的理赔计算方式是把保险价值视为保险标的的重置价值(新车购置价)。如果旧车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投保,由于旧车的实际价值低于新车购置价,构成不足额保险,保险公司只能按照保险金额与新车购置价的比例计算赔款。车损险条款却把保险价值仅定义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重置价值扣除折旧),造成保险条款前后矛盾,保险术语含义不清,产生大量保险纠纷,引起客户的困惑和法院的误判,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为了减少保险纠纷,维护保险公司的形象和声誉,促使投保方正确理解保险条款、明了保险理赔办法,必须改变车损险条款保险术语解释与保险公司理赔计算公式相矛盾的情况。确定保险价值,必须要首先确定其赔偿基础问题,而不能简单、笼统地规定为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对于车损险而言,如果标的发生部分损失,保险公司的赔偿基础是新的零配件,因而,保险价值就应是新车购置价(车辆的重置价值)。
参考文献:
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4
近期，河南省洛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某银行借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二百余件，除部分借款人及时清偿了借款，原告撤诉的外，部分案件已经审结，宣判后，当事人均服判不上诉。
这类案件的简要案情是：银行、保险公司和汽车经销商三方先签订协议，银行为汽车经销商确定的购车人贷款，保险公司提供90%的保证保险,受益人是银行，汽车经销商提供10％的连带责任担保。购车人将车抵押给保险公司，并连续投保四种财产险。后借款人未如约足额按期还款，银行状诉借款人、保险公司和汽车经销商。
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对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未作明确界定，理论界对此亦各执一词，有的认为是保证保险合同式合同双方当事人依据保险法的规定而成立的保险合同，与其他民事合同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应适用保险法是以调整（即“保险说”）；有的认为保证保险合同不同于财产保险，其受益人并非投保人，财产保险的法律法规不能调整该险种涉及的三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应使用担保法予以调整（即“保证说”）；有的认为保证保险是由保险人为投保人向被保险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其实质是保险人对债权人的一种担保行为，应适用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来调整（即“混合说”）。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上述“保险说”、“保证说”都不能完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而“混合说”虽然比较接近实践，但亦不够全面。笔者认为，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首先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没有规定的，使用担保法的规定，亦即既适用保险法的规定，又适用担保法的规定，这样，才有利于纠纷的解决，达到法律效果的社会效果的统一。
对于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一、关于案由和多种法律关系能否合并审理问题。
时确定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笔者认为本案包含法律关系较多，主要纠纷在于借款和保证保险。因此，案由确定为“借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案件争议的本质。本案中，借款合同、保证保险合同虽然都是独立的合同，且涉及当事人较多，但是原告基于三方协议的约定，一并来院，笔者认为可以合并审理。那种认为借款合同与保险合同各自独立，应当分别审理的意见不仅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浪费了审判资源，也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同，因而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二、关于诉讼主体。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制后企业分立，洛阳分公司营业部更名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分公司，原公司营业部的业务由新公司承担。
在这批案件中，有的合同的签订人虽然是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但具体实施者是西工支行，诉权也由西工支行使，保险公司和汽车经销商对此均无异议。市保险公司所签合同，也由老城支公司具体实施，原告对此亦无异议，法庭审理中当事人对对方的主体资格亦无争议。此外，已经生效的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洛民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豫法民二终字第133号民事判决均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因此这一问题不影响诉讼的进行。
三、关于对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的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经监字第266号复函中解释说：“保证保险是由保险人为投保人向被保险人（即债权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当投保人不能履行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给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按照对投保险是保险人开办的一个险种，其实质是保险人对债权人的一种担保行为。”据此，银行在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其与借款人达成的保证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代为补偿的责任。
四、关于保险公司辩解意见的认识。
1、关于“银行未履行出险通知义务，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督促投保人在合同期限内不间断投保四个险种义务，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免除。”笔者认为，首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1999）16号给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函中说：“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债务人和保险人，债权人一般不是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可以作为合同的第三人（受益人）。”本案中借款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单》为格式合同，合同背面所附的合同条款，为第三人即被保险人银行设定了“出险通知义务”、“及时催交欠款并做好记录义务”、“督促投保人在合同期限内不间断地对贷款所购车辆投保四种车险义务”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未经特别提示告知的，该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为第三人设定义务及第三人不履行该义务时保险人免责的约定已向第三人明确提示，该约定也未得到第三人的认可，因而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其次，“催交欠款”和“督促投保”两项义务，在三方协议中约定由汽车经销商承担。根据特别约定优于格式合同的惯例，银行没有此义务。再次，三方协议约定借款人连续三个月不能还贷即视为保险事故发生，银行已以对帐单的形式逐月通知了保险公司，应视为银行履行了通知义务。此外，由于保险公司对银行的保证保险责任不能免除，三方协议第六条中约定的由汽车经销商承担银行损失的条件并未成就。保险公司此辩解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2、关于“保险人依据法定解除权，已通知投保人解除合同，又向被保险人送达了《丧失权益通知书》，保险人不再承担已解除的合同义务。”笔者认为，投保人没有依约连续投保车损、三责、盗抢、自燃四个财产险，保险公司按约定通知其解除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但保证保险合同是在投保人借款人、保险公司、银行三者之间建立的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且保证保险费用是一次纳，保险期限为三年，无须连续投保。财产险的四个险种的保险合同的解除不能必然解除保证保险合同。且投保人违约与保险事故发生是同一法律事实，也正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开始。保证保险合同和其他四个财产险的保险合同并非同一概念，不应混同。保险公司此辩解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3、关于“此笔债权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具有排除当事人诉权的效果，原告行使诉权不当”。笔者认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应是公证机关赋于强制执行效力的其他债权文书。该债权应当是数额确定、没有争议、并业经公证机关公证，明确可以强制执行的债权。而本案中借款合同当事人虽在合同中约定可以强制执行，但因本案债权并非数额确定的、无须通过诉讼查明的债权，且无公证机关的公证。原告有权选择救济手段，向人民法院并无不当。保险公司此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4、关于“原告未索赔而直接，侵害了保险公司的核定权”。笔者认为，被告保险公司自己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对中行再次索赔的复函》中说:“合同终止以后，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归于消灭，贵行再次索赔，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说明保险公司已明确表示拒赔，银行提讼并无不当。保险公司此辩解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5、关于“此笔债权已经转移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中心郑州办事处，原告已无诉权”。经法庭查证，原告虽曾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中心郑州办事处协商转移债权事宜，但该协议并未形成和生效，原告仍有诉权。保险公司此辩解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6、关于“三方协议不是金钱债权合同，不能产生实体权利和义务，银行不能据此实现实体权利，对保险公司也不产生实体义务”。笔者认为，三方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分别签订、建立借款合同、保险合同、购车合同和保证保险法律关系的基础，对各方当事人在合作中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正是有了三方协议，投保人才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五个险种，保险公司才得以获取了金钱利益。协议对保险公司、汽车经销商承担责任的方式、比例和先后顺序也作了约定。这些约定均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保险公司此辩解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7、关于“原告对债务人已经履行的债务部分没有诉权”，在原告的这一批案件中，汽车经销商为少数债务人垫付了一部分借款，债权人的这一部分债权已经实现，原告对经销商已垫付的债务部分没有诉权。保险公司此辩解有理，予以采纳。
五、关于适用的法律法规。
笔者认为，审理有关保证保险的纠纷案件，在目前尚无具体司法解释可依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的意见，在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时，首先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担保法的规定。因为这些案件包含了借款合同、购车合同、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三方合作协议等诸多法律关系，在调整各方当事人纠纷时，还应当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民诉法，参照的法规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监字第266号复函、中国保监会（1999）第16号复函、中国人民银行的《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
六、判决理由
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5
一、调查基本情况
我们就修正后的保险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情况进行了调研，课题组深入到宜宾、乐山、遂宁、自贡、巴中等五个中级法院所辖中级和基层法院，有选择性地召集承办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官进行座谈，到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分别参加寿险会员单位、财险会员单位的征求意见会，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到成都、乐山、宜宾等地的三家保险公司进行座谈，并对各地法院报送的50件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以及对全省法院五年来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统计情况及表现出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
1999年至2003年，我省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1150175件，审结1141758件，结案率为99.27%，其中，受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1028件，占民商事案件受案的0.89‰，审结995件，占民商事案件结案的0.87‰，解决争议金额3227.21万元，为国家和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810余万元。受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呈现四大特点：
1、撤诉的多、驳回的少。五年来，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中原告撤诉的有251件，占审结的995件的25.2%，接近四分之一，据统计，它是法院受理除离婚案件之后的，撤诉案件最多的民事案件，且撤诉案件由1999年的30件逐年增多至2003年的90件。驳回的案件五年共有43件，占审结的4.3%，驳回结案的少。统计表明，通过人民法院的公开开庭审理，查明了事实，分清了责任，一方面，原告知道诉讼无理主动撤诉的多了，当事人坚持要求的少了；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为维护和树立企业形象，加大了与对方当事人的协调力度，通过双方主动友好协商达成调解意愿撤诉的多了。
2、判决的多、调解的少。审结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调解结案的138件，占审结的13.9%，虽调解案件从1999年的27件上升到2003年的40件，但仍然所占比例很低，低于民事案件平均调解率20多个百分点，审结的案件判决的531件，占审结995件的53.4%.判决的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判决案件在保险合同案件中最多；二是判决结案的逐年增多，从1999年的72件逐年上升至2003年的205件。这表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除少数自行和解的外，由于法庭上的对抗性较强，双方在法庭上和解的难度增大。
3、简易程序审理的多、普通程序审理的少。五年来审理的案件中，按照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695件，占审结的995件的69.9%.按普通程序结案的300件，占审结的995件的30.1%.根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受案范围可以看出，我省近七成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标的金额较小，争议不大，由基层人民法院在管辖。加上基层法院审结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上诉由中级法院审判的部分，全省绝大多数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都是由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审结。
4、争议金额逐年增多、超审限逐年减少。根据统计数据，人民法院受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1999年审结133件解决争议标的金额为221.97万元，至2003年审结383件解决争议标的金额增加到1038.78万元，上升幅度达到了368.9%，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争议标的金额越来越大，显现逐年大幅增多趋势。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受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也越来越多，相反的则是超审限现象却逐年减少，从1999年批准延长审限6件、超审限5件，逐步压缩到2001年批准延长审限1件，直至发展到近两年来没有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超审限情况出现。体现了人民法院近年来在各类案件审理中，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保证案件的及时审结，加大了对案件审理期限监督、管理和规范的力度。
总的来看，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果较好。但调研中仍发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法官的保险法相关业务知识有待提高。座谈走访中，部分中、基层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一些法官对保险法和保险专业知识只有一般性的了解和掌握，从而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对争议的问题就存在着相当多的理解和认定上的误区，导致处理存在失误，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一些边远山区的基层法院法官受理案件后，由于与熟悉保险法及专业知识的保险人相比，业务素质相差甚远，认为保险公司提出的拒赔理由言之凿凿、言之有理，无法在专业上超越和审查出拒赔是否存在问题，只能以保险公司的理由为理由作出判定，未能充分保护投保人的合法利益，法官的保险法律专业知识亟待进一步提高。二是执法尺度极不统一。从调研的情况以及对典型案例的重点分析来看，我省存在着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对证据采信的标准和法律适用的执法尺度，在裁判过程中极不统一的情况，特别是举证责任和证明程度及证明力大小的确认上问题较为突出，存在着同样的事实和情节，在适用法律上，不同的法院作出迥然不同的判法。
二、保险实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投保人、保险人存在缺乏“最大诚信”的现象。
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纠纷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双方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争论上。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贯穿于保险合同的始终。但据调查反映，在缔结、履行保险合同过程中，投保人、保险人最缺乏的就是“诚信”。①投保人缺乏诚信，不愿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人身保险中，有相当一部分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是患病以后才意识到参加保险的重要性，于是投保，但在投保申请书上并未如实写明病史，出险后，保险公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既往病史而拒赔。如发生在遂宁市的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一个10岁小孩在95年时做脾脏切除手术，后于98年投保，但保单上没有注明。后该小孩死亡，但死亡原因不清楚，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拒赔，形成诉讼。另外，在财产保险中，高额投保现象较突出，出险后不及时通知导致出险原因无法查明。特别是在农村，低价购买二手车，高额投保，故意将车出险的现象为数不少。②保险人为多发展客户，不情愿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了更好的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法要求保险人做到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和责任免除内容。但为了能“拉”到更多的客户，保险人只说明对投保人有利的内容和解释，不利的不说或轻描淡写的进行解释，不能让客户正确认识和知晓合同内容，从而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现象普遍存在。
2、关于保险合同条款存在的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条款语言不通俗易懂，内容复杂，合同附件太多，有保险陷阱。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现行的保险合同普遍让老百姓不易看懂，在对保险合同的理解上，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均有一定困难，法官也要对保险合同条款前后对照阅读方能理解合同内容。有些合同保险人故意设有陷阱。如有一份人寿保险合同，前面约定“肢体高度残疾”属于可赔范围，但在合同末尾的小型黑体字注释中则解释：“高度残疾是指功能完全、永久丧失”。在一般人看来，“高度”是“量”的概念，功能丧失三分之二以上就可称为高度残疾，而“完全、永久”是“质”的概念，该保险索赔案件，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导致左手功能丧失达70%，保险人以高度残疾是指功能完全、永久丧失，从而给予拒赔酿成纠纷。②格式条款安排不合理、不完善。保险合同相关内容分散在不同地方约定，而不是集中在一起表述，容易误导投保人。一是保险人把自己所负保险责任的除外情形制订在合同免责事由的附带条款中，在合同的结构上影响对方的注意重点，使真正的免责意图不容易被发现；二是以格式附件在形式上履行提醒对方注意免责情形的义务，实质上却不能真正达到提醒对方注意的目的。如有一份保险合同第5条第5款承诺“投保人在被保险人年满18周岁以前身故而被保险人生存，免交以后的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对该条的理解并无任何除外免责情形，而在合同第6条免责条款中却又列举9种致被保险人死亡的免责情形，并最后规定，“无论上述何种情形发生导致投保人身故，本公司不负第5条第5款责任。”，这就完全了第5条第5款的承诺内容。所以，许多投保人在保险人拒赔时都感到有种被欺骗的上当感觉，这应当引起足够的反思。
3、保险人理赔审查过严，手续烦琐。
国际保险理念是“核保从严，理赔从宽”，但我国目前不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成本问题，对出险的少部分人和保险事故进行调查，总比对大部分人和保险事故调查要轻松的多。因此，保险人往往在未认真审核的情况下即承保，出险后却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审查拒赔。一方面以内部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设置繁琐的理赔手续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花费大量人力去调查与免责相关的事项，动辄提出免责。保险人在投保人投保时，应当审核保险标的是否符合保险范围，只要签单，即认可保险标的符合保险人的要求，保险人不能事后轻易拒赔，签订合同的严肃性、不轻易无效性应该得到重视和保障。
4、保险人普遍对追偿权不重视。
在调查的几家财产保险公司中，几乎没有保险人主动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普遍存在行使追偿权的意识淡薄，因而，保险人也就没有设立相关的机构，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重视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达到降低经营风险或成本减少经济损失的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保险人考虑到：一是不愿失去一些大客户，如货运险中的承运人是铁路部门的，保险事故发生理赔后，不愿向铁路部门进行货物损害追偿，因为害怕丢掉了这个大客户；二是有些造成保险事故发生的侵权人的确没有赔偿能力，认为行使追偿权没有价值和实际意义。
三、保险法律适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
保险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等目的，一般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格式化，这种格式化合同在符合现代社会规模交易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弊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缔约自由的合法外衣内，掩藏着保险人利用自身强势“压榨”处于劣势的投保人，导致合同实质上的不公平。因此，法官在处理案件中，对一般合同与格式合同的内容的注意程度及肯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保险合同这样的格式合同，应当主动介入对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定。最主要的是在对合同条款产生争议时，应当依据合同法、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即按保险合同的有关词句、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并可以按照以下规则予以认定：书面约定与口头约定不一致时，以书面约定为准；投报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对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因记载方式或者时间不一致的，按照“批单”优于“正文”、“后批注”优于“前批注”、“加贴批注”优于“正文批注”、“手写”优于“打印”的规则解释。按照通常理解仍然有两种以上理解的，则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解释。
2、关于保证保险合同。
保证保险是近年来保险行业主要适用于消费者购房和购车等领域而新开设的保险业务。信用保证保险，是指保险人为投保人向被保险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当投保人不能履行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给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按照其对投保人的承诺向被保险人承担代为补偿的责任。在审判实践中，不能将保证保险合同理解为是被保证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基础民事合同的从合同。被保证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基础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虽然是保险人确定承保条件的基础，基础民事合同与保证保险合同有一定的牵连性，但其并不能改变两个合同在实体与程序上的独立性，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主从关系。所以，在保证保险合同中，当被保证人逾期不履行合同义务时，被保险人不能同时要求作为基础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被保证人和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互负连带责任，保险人只能按照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当保险事故发生后独立承担保险责任。对于基础民事合同中设立有抵押权的，权利人是先行使抵押权后，不足部分方才依据保证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这在实务中存在分歧。保险人认为，只有当被保证人穷尽其财产仍不能履行其债务时，保险人始得承担保险责任。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具有类似一般保证下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即在被保险人尚未向民事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即被保证人提讼并被依法强制执行情况下，不得先向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提讼。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但是，有一点是明确而无争议的，当保证保险合同约定在基础民事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或其后的宽限期届满，作为债务人的被保证人未向被保险人履行债务，得由保险人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若发生争议被保险人即可直接依保证保险合同向保险人提起理赔诉讼，并依合同相对性原则和保证保险合同独立性原则，作为基础民事合同债务人的被保证人在该诉讼中只有充当证人，不能成为该诉讼中保险人一方的共同当事人，也不是第三人。因此，法院在处理该类诉讼时，应根据保证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将保证保险合同与保证合同严格区分开来，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诉。
3、关于不定值保险金额与保险赔偿金额。
在不定值保险中，保险金额与保险赔偿金额的关系问题，存在着法律适用上未弄清二者关系的情况。一种意见认为，在保险标的发生全损时应当按照“保险金额”赔偿。其理由是，根据保险法第40条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可以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合同中载明，也可以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人自保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直是按照双方约定的保险金额收取保费，而不是按照财产的实际价值收取。如果发生全损，却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进行赔偿，明显是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按照“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赔偿。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其理由是，从保险原理上看，保险的基本功能在于补偿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保险法律制度的设计都是围绕这个大的原则。在保险合同中，保险金额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实际投保金额，也是保险人计算保费的主要依据和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目的在于补偿遭受的实际损失，保险金额一般不得高于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根据保险金额和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关系，一般可将保险金额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为足额保险，又称为全额保险，被保险人财产所具有的保险标的的价值，可以得到完全的保护，财产部分损失，就损失部分可以得到全额赔偿，但财产全损时，则只能得到财产出险时的价值。其二为不足额保险，又称低额保险，是指保险金额低于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的保险，其不足部分应看做被保险人自保，出险时可从保险人那里获得有比例的赔偿。第三种情况是超额保险，即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值的保险，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在不定值保险中，足额保险的全损按照出险时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损失计算赔偿，虽表面上看，保险理赔对投保人有失公平，但是在局部损失理赔中，保险人为修复会更换新的发动机等所需部件，不会修复时按折旧赔付更换一个旧发动机等所需部件，并且这种局部损失理赔允许存在多次重复，从此角度分析，全损按照出险时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损失计算赔偿，并不失公平。当然，合同约定是定值保险的，定值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按照定值保险金额进行赔付。
4、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问题。
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如实告知”是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承担的法定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民法基本原则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体现。该义务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主动、如实告知保险人与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保险人询问事项为限。告知义务主体不仅限于投保人，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被保险人自己对自己健康状况最了解，被保险人也应当如实告知。对于企财险而言，根据会计法规定，帐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体现投保人诚信而无须保险人询问。对于人寿险而言，我们认为，体检是保险人内部核定是否承保的一个依据，体检只能代表当时的健康状况，结论只能作为参照。如实告知义务是投保人的法定义务，体检不能代替也不能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5、关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问题。
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那么，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批复中提到：“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合同纠纷中，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败诉的比较多。保险人如何证明已经尽到说明义务，是一件不易解决的事情。比如合同条款中用黑体标明、投保单上被保险人签字能不能视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口头说明在只有利益关系相对的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很难举证证明和认定。有的保险合同采取在合同上单独印刷一行字，即“保险人已将保险合同的内容，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我做了说明，我也充分了解，同意该保险合同的内容，同意按该保险合同的内容，订立合同。”然后由投保人签字，是不是保险人尽到了说明义务。我们认为，仅凭此种形式不能说明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条款本身的说明，不能说明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如何才算履行了说明义务，我们将在对策中提出具体意见。
6、关于出险原因不明或多因一果的赔付问题。
近因原则是民法中因果法律关系在保险理赔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在理赔中是关键性的原则之一，但在实务中把握困难，存在的问题较多。保险损失的近因，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主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因素，并非指时间上、空间上的最近原因。近因在确定由于多种原因造成损失的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能否获得赔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多种原因相对独立，无法分清哪一个原因起主要作用，那么保险标的的损害无法分清，保险人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多因一果，比如超载、刹车不灵、采取措施不当等原因引起车辆倾覆，据近因原则则不应赔，但我们认为，在当前保险法未明文确立该原则的情况下，超载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人免责范围，由于刹车不灵等原因不属免责范围，从公平原则出发，保险人不能全部免除保险责任，应当按比例赔付比较公平。
7、关于社保报销额能否冲抵健康险中保险人应付保险金。
调研中发现，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社保报销额能否冲抵健康险中保险人应给付的保险金不能达成一致。保险人的做法是，扣除后才给付余下的医疗费用。我们认为，健康险作为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投保人有了社保还投商业保险的目的不是为保险公司减少损失，而是为自己的权益设定保护。试想一名公务员与一名普通农民都以相同的保费投同一种健康险，一若他们同时出险，均花去医疗费3万元。公务员在社保报销2万元。此时，保险人给付二人保险金分别是1万元、3万元，还是都为3万元。我们认为应当都为3万元。社保作为公务员的一种福利待遇，不应当冲抵商业保险金。人身保险的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被保险人发生死亡、伤残等事故，对其本人及家庭所带来的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不适用损害补偿原则。保险法第68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从这一规定不难看出，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而是给付性合同，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意外险造成伤害的赔偿问题，与健康险应当同样如此。除非这类保险合同中另有明确约定，方才应当按照合同另有的约定计算支付保险赔偿金。
五、对策和建议
（一）对保险行业监管的建议
1、完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内容和形式。
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内容，表现出条款的设计者从拓展保险业务，宣传保险有益的一面出发，更多的是体现如何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弱化了对投保人的说明和解释义务，并存在希望通过合同尽量地减少这种说明和解释义务的倾向。调研中发现，在保险合同结构上，把特别说明或声明的拒赔内容用很小的字体表现在合同最后或附单上不容易引人注意的地方。把格式条款内容分为几大块，有投保人的义务、保险人的义务、被保险人的义务、免责条款、特别声明等内容，每一块内容中都有保险人不予赔偿或免责的内容，分散排列使非保险专业人士的投保人很难彻底地理解合同内容，而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只有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未尽说明和解释义务的才不受其限制，而其他部分的“免责”不予赔偿的内容就没有规定说明和解释义务，这种格式条款的不予赔偿内容普遍设计为分散、零星的单独表述，要完全读懂保险合同内容，必须反复的前后对照合同条款的内容进行仔细理解，才能完全读懂和掌握合同的意思和内容，这种设计无法让投保人正确理解和知晓合同的全部内容，也为这种理解和知晓设置了障碍。格式条款的这种设计存在规避法律的嫌疑。许多当事人说，从前面的合同条款看，保险人对许多保险事故都应当赔付，但后面的分散、零星的解释、说明和不引人注意的小字却完全了前面承诺的赔付，让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因此，要消除投保人上当受骗的感觉，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应当尽快地进行完善。一是保险人免责的范围和不予赔偿的内容，应当集中表现，便于投保人一目了然；二是保险事故不予赔付的内容，应当与其基本事实内容集中表述，不再采用分散的、零星的、不对应的表述方式，便于投保人真正了解哪些事故不属于赔偿范围，从而决定是否投保和投何险种。
2、加强保险人行为的规范和管理。
近年来，我国保险行业有了长足发展，这里面有保险人为保险事业的拓展所付出的功劳和贡献，但对于保险人的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相当部分的保险人为了揽保取得佣金，向投保人介绍保险险种过程中，报喜不报忧，过分夸大保险的范围和好处，对保险人免责和不赔付情形不作说明和解释，有的不符合投保条件也同意签订保险合同，有的随意约定费率，有的随意出具白条代为收取保费，更有甚者骗取保费，从而引发不少纠纷，严重损害了保险人的信誉。要让保险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提高人们对保险行业的信任度，必须要加强对保险人的管理。一是要提高保险人的报考任职条件，提高其文化和业务素质；二是规范保险人行为，提高保险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以忠实和诚信行为取信于民，尽到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并做到对缔约前调查的重视，不能因保险事故发生才再去调查收集证据，找来借口拒赔损害保险信誉，对于严重违反行业规范行为的人实行“禁入
制度”；三是加强制度建设和票据管理，杜绝诈骗行为的发生，从而禁止唆使、误导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保障保险事业快速健康的发展。
3、进行探索和研究保险人说明义务的方式。
说明义务是指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保险合同的内容向投保人进行说明的义务。由于投保人对保险条款内容往往不甚了解，因此，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应当就保险合同的条款向投保人尽说明义务。当前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是否依法履行了说明义务是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多的问题。如何才算依法履行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长期困扰着保险人，也是法官在办案中必然面临和必须加以判断的问题。由于说明义务的判断标准，牵涉到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人责任免除问题，主要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保险人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一是继续完善保险人现行普遍采用的在合同格式条款中表述投保人对下列条款已阅读知晓的做法，让当事人首先知晓合同条款的内容，二是实行保险合同内容的说明义务多样化。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义务可以继续采取传统的口头方式进行说明；对于口头说明不足以引起当事人理解的，可以针对不同的险种制定规范的书面说明内容作为合同的附件进行说明；对合同条款的重要内容和意思的说明和解释，还可以采取使用“说明笔录”的方式，把说明和解释工作情况记录在卷由当事人签字；对重要客户的说明义务可以采用录音录像方式进行，把履行说明义务的工作情况用音像制品方式固定下来，从而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自己的说明义务。
4、规范解除保险合同的程序。
规范解除保险合同问题涉及到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问题，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主要存在于合同订立之前，如实对保险人的询问予以回答或者说明，供其决定是否接受承保或决定费率的高低。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不再负有告知义务，但对合同条款进行修正时，或保险合同有必要续展效力时，有任何影响风险的新的事实存在，投保人仍应就有关事实向保险人诚实告知。从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来看，我国采取询问回答主义，投保人应如实告知的以保险人在投保书中列明或者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询问的事项为限。对告知义务的违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告知不确定，二是未告知。对于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并不产生保险合同无效的后果，保险人只是有条件地取得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这就涉及到保险人解除权的正当行使问题。对各地报送的50件典型案例重点分析来看，保险人往往在投保人或受益人提出索赔时，才以享有保险合同解除权为由，拒绝对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赔付，这就存在一定问题。从法理上讲，当事人可以放弃权利而不能放弃义务，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是享有权利，而保险人不行使解除权，保险合同不是当然的就被解除，此时，由于保险人未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在合同未依法解除期间所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是不得全部免责的，不得以享有解除权而来对抗拒赔。因而，要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保险人就应当根据保险法及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重视和规范解除保险合同的程序性工作，按照法定的合同解除程序行使解除权，才能在拒赔时合法有理，得到法院的认可和支持。
5、加强追偿工作。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根据保险法第45条的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有权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但从我省法院五年来受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1028件的统计分析来看，绝大部分案件都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作为原告保险人要求赔偿支付保险金，保险人作为原告的就比较少，而对于保险人已就财产保险理赔后，代位行使对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者请求赔偿权利的案件，更是少之又少。这表现出保险人对理赔后的财产代位追偿权的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造成保险事故的许多第三者是有能力或有部分能力赔偿的，这部分赔偿款追索回来全部是保险人的利润。保险人在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借鉴银行部门成功的经验，成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加强和重视追偿工作，对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追偿权的情况进行清理归类，负责和决定对那些有赔偿能力的第三者依法行使追偿权，为国家、企业挽回和减少经济损失。
（二）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应当把握的几个问题。
1、关于投保人违约的认定问题。
这次调研和对重点案件的分析看，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存在着对待投保人违约行为的法律适用上，投保人违约一律认定保险人拒赔有理的情况。我们认为，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违约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发生保险事故的，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而不是保险人对于投保人违约行为就当然的免除保险责任。正确的认识是，是否构成保险人拒赔的理由，应当看保险法如何规定和保险合同是否另有约定，以及投保人违约的程度是一般性违约还是根本性违约，分别进行判定和处理。投保人构成根本性违约的，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或者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可以免除保险责任或拒赔保险金，但对一般性违约则不然。如汽车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未在约定的48小时内报案的，属于一般性违约，保险人不得以此拒赔保险金；又如保险事故的发生并非投保人未告知的重大事项引起，可以认定该未告知的事项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严重影响”，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未告知为由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承担保险责任。
2、关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认定问题。
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对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进行了比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更为严格的限制，保险人只有在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方可解除保险合同。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形有以下几种：①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②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给付保险金，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③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财产保险标的安全应尽的责任，或者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财产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④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人身保险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⑤投保人支付首期人身保险费后，超过规定的期限6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法律对保险人有权解除或可以解除保险合同而未行使解除权和未按程序行使解除权的法律后果未作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或受益人前来索赔要求支付保险金的，保险人才以有权解除合同的理由拒赔，在司法实务中不应当一律认定保险人拒赔理由成立，应当区分不同情形处理：一是保险合同没有约定和保险法没有规定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安全应尽的责任，保险人不行使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的，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否则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仍应负责赔偿。二是保险合同约定和保险法规定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保险人则不承担保险责任。如保险法第17条3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3、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不轻易追加保险人为被告或者第三人。
我们认为，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应当以不追加保险人作被告或者第三人为原则，以追加为例外。在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机动车主作为侵权人向保险人就第三者责任险投保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侵权人为了获得赔偿要求追加保险人或者法院依职权通知保险人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从而直接判决赔偿保险人向被侵权人进行赔偿，这种情况的存在不在少数。另一种情况是被侵权人自己进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事故发生后，侵权人要求追加保险人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扣除被侵权人在保险人应当获得的保险金后，由侵权人再来赔偿不足部分的损失，个别案件仅支持了侵权人的请求并作出判决。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追加保险人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来直接承担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存在法律冲突，原因在于：侵权损害的法律关系与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它们的构成要件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认定责任的方式不同，保险人向侵权人给付保险金是依据的保险合同约定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而不是按过错责任来确定，侵权损害赔偿则是按行为人的过错责任来确定的。若追加保险人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保险人提出既然根据保险合同追加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要求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一并审理和解决保险合同纠纷，这就偏离了追加保险人的本意，不审理又与追加保险人为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采取双重标准而相冲突，但是同意审理又脱离了本诉，且审理起来对于财产损害赔偿的，保险人又享有追偿权，要求向同为当事人的侵权人直接追偿，就应该予以支持，否则显失公正。前述第二种情况的处理，没有注意区别财险（赔偿）与寿险（给付）原则的区别。财产保险实行的是损失补偿原则，人身保险实行的是损害赔偿原则。被保险人对于财产保险的赔偿只能获得一次保险金，在侵权人处已得到的赔偿，应当扣减保险人应当支付的保险金，获得保险金赔偿后对财产的追索权转移给了保险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于人身保险的赔偿，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应当支付保险赔偿金，同时法律不禁止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侵权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权要求侵权人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在寿险中，侵权人不能因保险人向受害人给付保险金而扣减自己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也不能因侵权人已向受害人赔偿而扣减或免除自己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受害人自行投保的利益应当归于自己享有。
4、应当暂不受理第三人要求保险人支付抢救费的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75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现行做法是，交警部门在发生车祸后，对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向保险人发出支付伤员抢救费用通知书，而当前保险人的第三者责任险为商业保险，我国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还未出台与道路交通安全法配套，保险人没有支付不是强制保险的抢救费用的法定义务。目前，保险人支付抢救费用的情况很不统一，仅仅有部分保险人接到通知书后，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审查，认为必须支付保险金的，方同意先行支付抢救费用。正因为如此，保险人接到交警部门发来的支付抢救费用通知书不予支付抢救费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作为保险合同以外第三人的受害人一旦以此将保险人为被告直接提讼的，人民法院在国家没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出台前，受理案件既没有法律规定，又没有合同约定，因此应当暂不受理此类纠纷。
5、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医疗费用赔偿数额的认定问题。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涉及医疗费用的数额赔偿问题的审查，目前参照的是社会保险体系中的医疗保险标准来进行审查和确定赔偿的数额。而社会保险体系中的医疗保险是实行的最基本的医疗保险水平和标准，有许多的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不属于社会医疗保险支付的范围，属于自费范围。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和寿险等商业保险合同中发生保险事故后，救治受伤人的医疗费用的数额确定上，许多自费范围的治疗和药品费用是救治病人必须开支的费用，若将这部分剔除不予赔偿，明显有失公正与公平。调研中，保险人也承认存在这种不公正性，认为为防止乱用药乱治疗，目前只能参照医疗保险标准作为保险人对应当支付医疗费的数额审查标准来执行较为适宜。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医疗费用赔偿数额的认定上，仍应当参照医疗保险标准来确定赔偿的医药费用，但在具体确定上应当从宽把握。对于抢救期间的医疗费用，无论是医疗保险标准应当支付的费用还是自费，除保险合同另有明确约定的外，应当是一律纳入保险赔偿范围予以确定；对于非抢救的医药费用，医生证明是必须用的自费药物的费用，也应当纳入保险赔偿范围予以确定；其他自费药物的费用，可以剔除在保险赔偿的范围内。还需注意的是，在人身损害保险赔偿中没有精神损害的保险赔偿责任规定，也就不存在要求保险人支付精神损害保险赔偿金的问题。
（三）立法建议
1、关于保证保险的法律建议。
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是担保的一种方式，还是保险的一个险种，在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时是否应将基础民事合同与保险合同合并审理，由于没有法律具体规定，司法实践对此的认识不一致。我们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向权利人以保险合同的方式提供担保，当被保证人的行为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时，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承担责任的一种财产保险合同。它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但不是担保合同，而是一个保险险种。保证保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保险人、债权人或受益人、投保人。在消费者购买房屋或车辆签订按揭合同时，往往要求消费者对银行的按揭借款进行保证保险，以消费者为投保人、按揭银行为受益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证保险合同。投保人违反按揭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就是保险事故的发生，由保险人按照保证保险合同约定向受益人予以赔偿，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有权依照合同向投保人追偿。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按揭合同与保证保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消费者未履行按揭合同义务造成保险事故发生时，银行作为消费者指定的保证保险受益人有权要求保险公司理赔消费者所欠按揭借款债务，保险公司向银行理赔后，消费者和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就应当解除，而现在的银行按揭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都没有明确这一点。从法律意义上讲，保证保险合同的履行，不等于按揭合同的消费者债务的履行，因为受益人是可以变更指定的，于是并不当然的消费者借款债务消灭，银行从理论上讲还可以继续要求消费者偿还按揭借款，这就构成对消费者潜在的重大危害。因此，对于保证保险而言，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适用和规定，应当从立法上明确保证保险的性质、适用条件及范围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从而加强和规范对消费者在此方面的法律保护。
2、尽快制定强制保险法律法规。
《道路交通安全法》从2004年5月1日施行以来，人们越来越关心影响生活和工作的该法第75条的执行情况。该条涉及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由于我国没有出台强制保险条例与之配套，当前保险人的险种大都是自愿投保的商业保险，法律规定的是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才应当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而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不是强制保险险种，所以，保险人没有支付不是强制保险的抢救费用的法定义务。当事人要求保险人支付抢救费的，人民法院还不便给予支持，这就会导致损害国家的法律权威和保险行业的信誉。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出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的规定配套起来，明确保险人支付抢救费用的具体情形，达到执法的统一。在未出台强制保险的法律法规规定之前，可由保监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相关单位先行协调，出台一个规范性文件来统一执法尺度。以健全的法律规定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6
关键词：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难点
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112-04
伴随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和教育改革的深入，各类教育主体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复杂化，教育领域的各种矛盾凸显叠加，由此引发的教育纠纷急剧增多，各类教育诉讼呈加速上升之势。可是，正如西方法谚所说：“诉讼会吞噬时间、金钱、安逸和朋友。”诉讼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在解决教育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对当事人产生的负价值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如何弥补诉讼缺陷，怎样完善教育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寻找更为便捷而又切实可行的解决模式，已成为教育界和法学界探讨的重要课题。调解制度是解决诉讼弊病的一剂良药，很多发达国家都十分注重扩大和发展调解职能，在纠纷多发的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行业性的调解组织。因此，在教育领域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是当代中国法制发展的时代潮流。本文拟就教育行业构建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理论和实践系列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一些探讨[1]。
一、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内涵界定
关于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内涵以及外延，目前理论界尚无定论。笔者参阅了2010年8月28日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该法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全面总结新中国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制度规范、制度保障的高度，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和原则等问题做出了新的规定，该规定成为本文界定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内涵重要的法律依据。依据该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我们将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内涵定义为：由专门的教育第三方调解组织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教育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教育纠纷的活动。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专门用于调解教育业纠纷的中立性、公益性和社会性机构，其性质是区别于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的人民调解组织。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内涵包含了以下几个特点：
1.行业性
行业性主要是体现教育行业的性质和特点。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是以服务教育行业为宗旨，以解决教育矛盾纠纷，维护教育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促进教育和谐为目的的专门机构。因此调解的人员组成，受案范围、调解依据等方面都体现教育的行业性特点。调解的人员组成中必须考虑教育行业特点，要配备熟知教育规律的专家。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受案范围是与教育机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关的纠纷。调解既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又要充分尊重教育行业的习惯和教育规律。
2.中立性
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的“第三方”一词，意在表明这一组织独立于教育行政机关和其他教育机构，在人、财、物方面与教育部门没有隶属和依赖关系。作为人民调解组织的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是国家司法组织的一部分，其人、财、物归司法部门负责统管，是在国家司法机关的统一监督和管理下独立行使职权的中立性、公益性的自治机构。这样就克服了原来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内部，隶属于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调解的缺陷，可以保证调解机构和调解人员位置中立，观点正直，体现公平、公正，不会因为调解组织与教育机构有利害关系而产生偏袒一方的行为。
3.选择性
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启动必须以教育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和自主选择为前提，第三方调解只是为当事人提供解决教育纠纷的可能性，任何人不得强制当事人启用调解。教育矛盾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愿在第三方调解、申诉、诉讼、仲裁等权利救济方式中进行选择。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内容也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决定，调解人员不得强制修改或干涉。当事人选择第三方调解的动机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需要，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避免过分调解使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调解结束后，双方当事人都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放弃调解结果[2]。
4.合理性
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合理性是以“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而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与其他法律救济方式相比较最明显的特色就在于它的合理性。第三方调解的合理性既来源于其与推崇“无讼”“仁爱”“和谐”为特点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也来源于调解本身的效率优势，调解的程序比诉讼简便，相对诉讼，能为当事人大大省时、省钱。以我国最早试行教育第三方调解制度的内江市为例，2012年4月26日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内江市学校意外事故第三方调解暂行办法》，《办法》中明确规定“第三方调解机构属公益性组织，调解不收费”，“第三方对当事人提出的意外事故纠纷调解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从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结案”。从调解的依据来看，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既要合法，也要符合教育行业习惯和社会伦常。从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心理期待来看，当事人往往会对纠纷解决结果抱较高的期待，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会耐心说服和疏导，使当事人多考虑纠纷相对方的现实条件制约、长远人际关系和教育和谐，促使双方自愿作出妥协和让步。
二、构建第三方调解机制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规模急剧扩大，在校学生人数也位居世界首位，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蓬勃发展，教育行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庞大的师生人数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教育领域矛盾纠纷的多发和复杂的特点。教育业矛盾纠纷因数量庞大，多次与医疗纠纷并列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提案最多的问题。教育矛盾纠纷给我国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影响了教育和谐，完善教育矛盾纠纷解纷机制是时代的必要选择。
1.提高效率，缓解诉讼压力
诉讼量的激增、司法资源紧张导致的诉讼费用高昂、诉讼的严重迟延等问题几乎成了困扰每个现代国家司法的通病，我们国家在法治化的过程中也难以幸免地出现了以上种种问题。如何采用替代方式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缓解诉讼压力，挽救由此造成的诉讼危机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重点。调解制度因其程序简单灵活、费用低廉、协议结案等特点凸显时代价值，成为弥补诉讼缺陷最有效的手段。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个公认的诉讼大国，也是诉讼的矛盾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为了提高效率，美国广泛树立调解意识，很多州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开设了调解课，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方法和理念深入人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比例占到了纠纷解决的90%以上，而我国近年来民事纠纷调解结案的比例还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近年来，我国教育行业也成为诉讼高发领域，教育诉讼数量的激增和行业诉讼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给司法增加了新的问题。建立专业性、行业性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将起到缓解诉讼压力，节约司法成本和为当事人减轻负担的作用。从我国逐步完善的各类行业性调解机制来看，行业第三方调解机制建立后普遍受到了纠纷当事人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极大地起到了为诉讼减压和分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三方调解机制建成后，其结案比例将逐年上升，最终将成为解决教育矛盾纠纷最重要的方式。
2.充分尊重现实条件，实现实质正义
正义是法制追求的永恒目标，但是要从法律规范中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正义转化为现实中的实质正义却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过于迷信诉讼程序，不顾现实条件一味强调单一化的诉讼程序，反而会引起种种问题，危及司法权威，离正义的目标渐行渐远。从理想正义转化为实质正义需要充分考虑实现正义的各种社会条件。实现正义的社会条件非常复杂，包括了社会物质水平、人们的需要、道德传统、文化心理等等。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际上就是根据教育行业纠纷解决的特殊性而设定的灵活便捷、便民利民的解纷程序，其机制特点契合人们的需要、社会道德传统和文化心理等社会综合条件，将是纠纷当事人选择最多的解纷手段。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和价值观都是复杂和多元化的，客观上就需要司法提供多样化的解纷手段，因此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是多元和互补的。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调解体系，丰富我国教育权利救济方式[3]。
从道德传统和文化心理来看，调解制度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土壤，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中国老百姓最能理解的法律制度。我国自古有“和合”文化传统，儒家“无讼”思想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能够“止讼息争”的调解是老百姓最为习惯的选择。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始终把德与法结合在一起，在充分尊重教育当事人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帮助当事人协商，力争做出最接近于情理和当事人愿望的“双赢”选择。教育矛盾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重视道德调节的特点也符合我国教育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对学校德育起到促进作用。
3.立足长远人际，营造教育和谐
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鼓励合作、协商与对话，在判明事实真相的同时，更强调长远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能避免硬性判决出现的矛盾激化现象，从而降低上诉率、上访率和缠诉率，有利于妥善处理教育矛盾纠纷、保障教育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促进和谐校园与和谐教育的建设。
教育领域纠纷发生后，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常常会对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教育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在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一些家长担心诉讼结案时间过长，耽误赔偿，或者因为支付不起高昂的诉讼费用，转而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围困、打骂、威胁校长老师者有之，长期到学校吵闹、纠缠者有之，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教育和谐。一些中小学校也因为担心学生伤害事故纠纷会引起旷日持久的诉讼和巨额诉讼费用与赔偿，取消了很多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甚至不敢让学生提前进入学校，既妨碍了学生素质的培养，又有可能使学生在校外受到更大的伤害。
我国的教育矛盾纠纷解决方式除了诉讼，还有申诉和教育行政部门主持的调解。申诉是教育部门内部的一种自纠行为，采用这种方式要受诸多条件的限制，所以以这种方式解决的教育矛盾纠纷所占比例较少。行政调解是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内部的调解机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与教学机构在人财物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机构设置使得当事人对调解的公正性心存疑虑，当事人的这种戒备和抵触心态使得行政调解困难重重，其结案率也一直保持低位徘徊。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兼具独立性和专业性特点。其独立性有利于当事人消除对抗情绪，积极主动地配合调解人员，在平等气氛中与相对方达成谅解协议，并能够自觉履行调解协议，在纠纷解决后，矛盾双方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专业性有利于调解人员分析和把握教育行业纠纷的特点和规律，从深层次发现问题，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因此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对于促进教育和谐将起到重大作用[4]。
三、构建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难点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颁布实施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民调解的一些制度瓶颈，使人民调解制度焕发了新的活力，也为行业第三方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新的蓝本。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其制度建设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重点考虑的难点问题：一是在制度构建过程中要考虑教育行业的特殊性；二是要参照其他行业第三方调解制度的运作情况，尽量避免其他行业调解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1.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组成
教育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可以“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命名。委员会隶属各地市司法局，是属于国家司法体系的一部分，与教育行政机关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成立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首先需要向编制办申请编制。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若干人，其人员招聘和日常管理由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分专职调解员和兼职调解员两类。专职调解员是机构的在编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兼职调解员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第一类是教育专家，第二类是法律专家，第三类则分两种情况，如果是涉及未成年受教育者的纠纷就要有家长代表，如果是高校教育纠纷，则要有学生代表。与此相对，应该建立四类人才库，调解委员会收受案件后，兼职调解员要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临时从人才库中抽取，以保证调解的公正性。人才库中的调解员应当是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教育调解员的行业培训，不断提高调解员的素质。
2.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受案范围
在人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涉教纠纷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有民事纠纷、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甚至还出现了很多违宪争议和诉讼。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0条，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是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受案范围应该是与教育相关的民事纠纷，包括了学校与受教育者、学校与教师、学校与社会、受教育者之间在学校发生的涉及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矛盾纠纷。但是，笔者认为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可以根据实际突破这一规定，适当扩大受案范围。以下两类纠纷可以受理：一类是在案件处理程序上存在争议的教育纠纷，比如《教育法》第42条第4款明确规定受教育者只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才能向法院提讼，这就把学校给予学生处分的行为认定为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了诉讼大门之外。行政诉讼法也没有明确将学校处分学生的行为纳入自己的受案范围，于是法院常常会以“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拒收学生不服学校处分的诉讼请求。那么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作为独立的行业性调解机构受理这类案件可以弥补原有法律的不足，也更具公信力；另一类是因学历、学位授予问题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学校授予学历学位行为是授权行政行为，因而这类诉讼是属于行政纠纷，但是因这类纠纷专业性比较强，法院调解和判决的难度都比较大，由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调解可以体现更多的专业优势。
在我国目前的实践过程中，人民调解的范围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不断扩大，比如上海地区人民调解就参与到了轻微刑事纠纷的化解中。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也应该根据教育形势的需要，适当开拓新的领域，以适应教育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
3.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规定，我国的人民调解是免费的，作为免费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服务组织，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来源是构建机制的关键问题。
从我国已有的行业第三方调解经费来源的模式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种可以称之为保险负担模式，其特点是：对纠纷双方不收取任何费用，调解机构所需经费由纠纷参保单位的投保保险公司从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按月支付，而调解机构也由保险公司指定，许多地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都采用这种经费模式。不过如果将这种模式运用到教育调解机构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保险公司指定教育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功能类似于保险公司的学校责任理赔部门，其中立性将会受到受教育者和社会的质疑；第二个问题是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都以营利为目的，而教育行业责任险的利润低，很多保险公司就会不愿承接业务。从现在各地第三方调解的运作情况看，已经开始受此问题困扰，因此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不宜采用这种模式
另外一种可以称之为财政负担模式，其特点是调解机构身份独立，其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由司法部门负责，调解免费，调解机构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这种模式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五、六条。人民调解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通过对以上两种经费来源进行分析，建议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采取财政负担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有法可依，财政拨款可以保证教育调解机构经费持续稳定，司法管理能让经费运用和监督规范有序，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教育第三方调解保持中立、自治、公益的特点，长期健康地为教育服务。
4.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程序
教育矛盾纠纷发生后，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主动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委员会如主动调解，必须是双方当事人都明确表示同意，如果有任何一方当事人反对，委员会都不能强制调解[5]。
委员会接到调解申请后，要给予当事人是否符合调解条件和是否属于调解受案范围的明确答复，三天之内决定是否受理。受理案件要在30天内结案。
委员会在接受案件后，要根据案情的需要，决定选用一名或者数名调解员进行调解，也可以经纠纷双方协商一致，共同选定调解员。
调解员在主持调解过程中要坚持原则，做到合理、合法和公道正派，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促成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双方满意的调解协议。
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有程序选择权和实体选择权，这些权利包括当事人可以选择调解员、调解方式、调解是否公开进行、是否接受调解协议等。
调解员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在终止调解的同时要告知当事人其他教育权利救济方式[6]。
总之，教育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必将有效地化解教育业矛盾，妥善处理教育业纠纷，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构筑和谐的社会大局。我们期待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立，并发挥有效的、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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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7
一、娄底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现状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体系初步确立。
娄底市于2012年8月28日成立了消费者委员会金融分会，会员涵盖全市所有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共41家单位，分会接受人民银行娄底市中心支行领导，业务上接受娄底市消费者委员会指导。同时，在人民银行娄底市中心支行设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保护中心），在各县（市）支行设立分中心，作为日常办事机构；在金融机构设立投诉站，受理和承办金融消费纠纷。出台《娄底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金融分会章程》、《娄底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办法》、《娄底市金融消费争议处理内部操作流程》3项制度和《娄底市金融业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自律公约》，构筑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基本框架。建立“8811315”专线、政府门户网站、消费者协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投诉站）四条渠道，受理消费者投诉。构建联席会议和维权中心QQ群两个平台研究和部署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信息、反映情况、剖析案例、交流经验。
（二）金融机构处理金融消费纠纷能力不断增强。
保护中心建立了跟踪督办、专项检查、定期通报和综合评价制度，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处理投诉能力。目前，娄底辖内金融机构普遍建立了金融消费纠纷处理制度，明确了金融消费纠纷受理部门，配置了工作人员，健全了消费纠纷受理渠道（见表1），对普通的金融消费纠纷能在3个工作日内可以办结。
金融机构名称职能部门人员配置专职兼职制度
（个）受理渠道工商银行办公室031电话、来信、当面投诉。农业银行服务办071电话、上门投诉中国银行综合保卫部041电话、上门投诉建设银行个人金融部062电话、柜台交通银行服务办120电话、柜台招商银行办公室113电话、柜台、当面投诉华融湘江综合保卫部011电话、邮件信用联社业务合规部041电话、网点意见薄邮储银行综合管理部172电话、网点意见薄太平洋寿险办公室061电话平安财险办公室102电话二、娄底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现象较为普遍。
据统计，2013年娄底全辖共受理金融消费者投诉397起，涉及到侵害金融消费者的所有权利，包括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人格尊严权、安全保障权、自主选择权，其中侵害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人格尊严权这三项权利较为严重，占总投诉量的892%（见表2）。
（四）部分金融消费者申张权利方式存在违法现象。
金融消费者在发现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后，很大一部分消费者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有理有节地申诉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是采取简单粗暴，乃至是违法的方式，到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吵闹，甚至威胁经办人员，损坏金融机构设施，严重扰乱金融机构经营。由于维权方式存在过错，在公安机关的干预和调解之下，消费者只能得到象征性的赔偿，造成自己的正当权利得不到主张。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娄底市共发生该类事件34起，80%以上集中在农村银行网点。如新化县农业银行圳上分理处2013年4次被消费者封门。
三、影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主要因素
（一）法律层面：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1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法律缺失。《消费者权益保障法》是我国消费者保护的基本法律规范，但是，由于“金融消费”的对象属于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的金融商品和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给出针对性的回应，因此它在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上被大大削弱。
2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特别立法层级较低。目前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中，效力层级较低，且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而低层次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带来的最大问题即是为金融机构留下了较大的逐利空间，影响消费者权益的实现。
3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缺乏针对性。我国金融法律在规制金融市场主体行为时，侧重点在确保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合规性上，而不是围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而展开的。因此在责任方式上，多偏重于运用行政和刑事手段予以制裁，对民事救济则基本未涉及。
（二）经营层面：金融机构没有形成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1对消费者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缺乏清醒的认识。金融机构对消费者在金融市场中的基础性地位视而不见，片面强调自己的商业性特征，在处理自己与消费者利益时，把双方的关系对立起来，过分强调自身的利益，忽视消费者的利益。
2风险揭示不充分。营销人员在开展产品宣传时，将金融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淡化处理，或者根本不提及，造成客户盲目购买产品，不仅起不到增值保值个人财富的作用，有时候甚至使自己的利益遭受较大损失。
3夸大宣传收益率。部分金融机构在推广投资或理财产品时，片面强调产品的收益率。金融机构的不当宣传导致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误解和过分期待，严重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收益权。
（三）消费者层面：金融教育缺失。
金融素质己成为国民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消费者能够正确认识金融产品的风险和回报，理解相关的权利和责任，有利于理性决策，以及合理维持自身权益。近年来，尽管“一行三会”组织开展了“送金融知识进社区、进农村”等宣传普及活动，在网站建立了经常性的金融基础知识宣传栏目，金融机构也借助多种渠道推介了一些金融产品。但是，由于了解金融产品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同时，金融产品又不断推陈出新，更需要消费者系统深入持久地学习，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举办的宣传活动很难达到这一效果。
（四）纠纷处理层面：示范性案例缺失。
运用示范性案例处理金融消费纠纷具有以下优点：一是能帮助金融消费者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二是有助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三是能简化金融消费者寻求救济的程序、降低了维权成本，使得更多的消费者在利益受损时愿意寻求救济，起到鼓励其维权的作用。因此，示范性案例已成为部分发达国家解决消费者纠纷的重要手段。我国由于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时间不长，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门对示范性案例库建设重视不够，造成示范性案例制度尚未用，影响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效率。
四、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主要构想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金融消费者保护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同时也有赖于行业自律、舆论监督、消费者保护组织等其他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应当尽早构建起多层次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权益体系。
（一）确立合理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原则。
一是国家保护原则。通过立法明确国家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及时查处；设立专门组织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落到实处。二是倾斜保护原则。金融消费者在金融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金融机构则拥有组织性、专业性，双方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有必要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对金融机构做出一些合理的限制，使金融消费者能与金融机构适度抗衡。三是及时和有效保护原则。金融产品和服务一般都拥有广泛的消费者，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一旦出现问题，应迅速采取措施，避免更多的消费者受到损失。同时迅速妥善处理金融纠纷，防止事态扩大，有利于及时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二）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立法。
一是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专业法修改的契机，明确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列为金融监管的的重要目标。二是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章规定，以法律形式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予以确定和厘清，内容包括界定金融消费者以及保护范围、特殊权利、保护原则和纠纷解决途径等。三是细化“一行三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责，做到在消费者教育、信息披露和纠纷解决等方面职责分明，
有具体的方法和步骤可循。
（三）构建金融消费纠纷示范性案例制度。
一是建立示范性案例启动制度。金融消费者可以申请启动示范性案例，金融机构也可以建议适用，但消费者拒绝的除外。二是建立示范性案例形成机制。法院、监管部门应监督金融机构建立金融纠纷示范性案例库，在金融系统内进行资源共享与互认，逐步形成全行业的示范性案例库。三是完善示范性案例的执行保障机制。赋予金融监管部门执行监督的权能，对不执行示范性案例所作出的判决结果的金融机构，追究责任并予以惩罚。
（四）加强金融教育，提升金融消费者的素质。
一是将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到公民基础教育范畴，推动金融常识普及。二是央行及银、证、保监管当局应在其官方网站上建立消费者金融教育专栏并及时更新材料内容；定期组织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主动向金融消费者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和金融信息外部支援，增强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三是金融行业协会要适时编制金融消费者教育资料、建立包括电子媒介在内的消费者教育载体、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咨询，出版对金融服务消费者教育以及提供比较金融产品特性的刊物，提高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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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8
监管层重拳出击严查销售误导
保险业强监管持续。银保监会日前2018年一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通报，并结合2017年度保险消费投诉处理考评情况，分别对投诉处理考评排名靠后的保险公司进行监管谈话，要求相关保险公司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近段时间以来，银保监会对保险销售误导的查处惩戒力度明显增强，针对损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问题和突出公司，组织开展“精准打击行动”，同时针对人身保险销售、渠道、产品和非法经营等方面问题开展“治乱打非”专项整治。
一季度保险消费投诉同比下降9.9%
2018年一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通报显示，一季度，银保监会机关及各保监局接收涉及保险公司的保险消费投诉22651件，较去年同期下降9.90%。其中，涉嫌违法违规投诉361件，涉及财产保险公司60件，占比16.62%；涉及人身保险公司301件，占比83.38%。
财产保险公司合同纠纷投诉量居前10位的为：人保财险2735件；平安财险1602件；国寿财险1195件；太平洋财险742件；中华财险683件；太平财险504件；阳光财险400件；大地财险303件；华安财险285件；永安财险278件。
人身保险公司合同纠纷投诉量居前10位的为：中国人寿2323件；平安人寿1185件；新华人寿983件；泰康人寿920件；太平洋人寿913件；人民人寿629件；富德生命547件；人民健康504件；太平人寿297件；阳光人寿275件。
记者注意到，在保险消费投诉情况通报两日后，银保监会就结合2017年度保险消费投诉处理考评情况，分别对投诉处理考评排名靠后的中国人寿、新华人寿、人民人寿、阳光人寿、泰康人寿、中华财险、永安财险、太平财险、英大财险、众安在线等10家保险公司进行了监管谈话，要求相关保险公司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限时整改。
据了解，这10家保险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保险消费投诉数量过高、投诉处理制度落实不到位、销售纠纷和理赔纠纷投诉较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比较突出等。此次对10家公司监管谈话除约谈保险公司“一把手”外，还同时约谈了引发投诉较多业务部门的负责人。
三大消费误导乱象引关注
除公布各险企考评结果外，银保监会近日还查处了一起由《经济参考报》曝光的“存单变保单”保险销售误导典型案例，并对涉案银行及险企均从严进行了处罚。
2016年12月，家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王某带着500万元到银行存款，却被自称银行工作人员的保险推销员和支行行长联合欺骗，购买了一份100周岁后才能取回的保单。
内蒙古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4月2日开始调查该案，经过10余天的现场调查，通过对安保录像、银行双录影像、投保单、系统截屏、保全记录、电话录音、微信通讯记录等的查证，最终确认了违法违规行为。
由于案情严重，银保监会对涉案阳光人寿保险公司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及中国银行呼和浩特市呼和佳地支行均做出严厉处罚，责令相关保险公司和银行整改，停止银行保险新业务1年，并处保险公司60万元罚款，处银行30万元罚款，对相关银行和保险公司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至5万元罚款。
阳光人寿并非个例。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一季度涉及人身险公司的11707件消费者投诉中，销售纠纷占比达41.92%，主要涉及夸大保险责任或收益，未如实说明保险期间、不按期交费后果、解约损失和满期给付年限等重要合同内容，以及虚假不实宣传等问题。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市面上存在三大类消费误导乱象：一是混淆产品类型；二是夸大产品收益；三是隐瞒产品情况。
“无论是当前外部金融环境中的一些人将矛头指向传统保险业销售其他类别的金融理财产品，还是某些保险从业者以非专业的态度诱骗消费者‘退旧保新’的行为，都在传达一种强烈的信号：保险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亟待加强。”一位保险公司的业务负责人表示。
多管齐下强化保险销售治理
早在2010年，原银监会和保监会就曾《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可开展保险业务，但明确要求“不得将保险产品与储蓄存款、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产品混淆销售”。2012年的《人身保险销售误导行为认定指引》再次明确，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机构以及办理保险销售业务的人员，在人身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夸大保险责任或者保险产品收益”“以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存款、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其他金融产品的名义宣传销售保险产品”等欺骗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息审核弱，当前自媒体已成为新一轮保险销售误导、不实信息传播的高发区。6月1日，银保监会特急件以整治自媒体卖保险，要求个人营销员不得自行编发，各公司总部自查所有公司和个人的各类自媒体，在8月1日前上报。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下一步，将从四个方面继续加大对保险销售误导行为的治理力度。一是注重预防，通过完善相关监管制度、严格保险机构和人员的主体责任、督促保险机构加强从业人员合规培训与诚信教育，加强对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保险营销宣传行为监管。
二是通过完善保险公司服务评价、推进保险服务标准化建设、抓好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制度落实、研究制定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细则等，致力于从正面引导、反向倒逼、过程跟踪三个角度督促保险公司提高服务质量，杜绝销售误导。
三是通过适时公布涉及消费者利益相关信息、督促保险公司公布与消费者利益相关信息，不断提高信息透明度；通过加强风险提示，揭示保险消费中的风险点，提示消费者相关注意事项，帮助保险消费者识别和防范销售误导行为。
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9
〔关键词〕保险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保险标的
近几年来，保险公司诉讼方面的案件不断增加，案件涉及到的内容也不断趋于多样化，保险公司特别是基层公司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实际的判决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保险公司败诉的几率很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败诉现象的发生，减少由此而产生的不必要的损失和社会影响，是保险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就保险法律运用存在的有关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分析。
一、保险诉讼案件的类型
目前，在我国保险诉讼案件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归纳后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由于承保质量不高，核保不严造成的诉讼
前几年，由于保险公司工作指导上的偏差，业务经营中重发展速度和业务规模的盲目扩展，忽视了业务质量管理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加之部分保险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不高，导致保险公司在保险纠纷案件中处于败诉地位，经济损失惨重，例如：
淮阳县水利局豫东彩色扩印中心一辆旧尼桑实际价值3万元以30万元投保，于95年8月24日突然着火报废，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投保时隐瞒被保险财产真实情况”为由拒赔，经法院一审、二审均败诉，总计给公司造成近35万元的经济损失。①
郸城物资公司泡沫鞋底厂，频临倒闭的私人企业，已停产半年，保险公司业务人员盲目承保，致使保户有机可乘，人为纵火，保险标的全损，一审判决我公司赔偿近73万元，经高院判决赔偿近26万元。②
以上两起案例中，如果保险人在承保前熟知保险条款，坚持验标承保，重视承保质量，严把“入口关”，保险人就不会在诉讼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未履行告知义务或履行告知义务后无文字依据造成的诉讼
保险人熟知保险条款，在承保时有义务给被保险人解释保险条款。如果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要承担保险责任，或者虽然对保险条款进行解释，但是没有书面的特约条款，也视为没有解释，仍然承担未履行告知义务。
舞阳公司承保的一辆实际价值为15万元（盗抢险金额15万元）的蓝鸟车丢失后，按条款规定应有20%的免赔，实赔12万元，但法院以“特约条款”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判决保险公司赔偿被保险人15万元。③
舞阳支公司正在诉讼的一起案例是，被保险人肇事逃逸被执法部门判决赔偿第三者损失后，向保险公司索赔，理由是投保后只得到保险卡而无保险单不了解条款，同时保险公司未履行明确告知义务，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败诉。④
（三）由于拒赔案件处理不当、手续不全而造成的诉讼
保险公司在实际理赔中，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理赔案件进行拒赔处理，应当有足够的证据，证据必须是保险公司直接收取的书面证据，才有可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责任，否则不能免除责任，例如：
南阳唐河支公司承保的一日野大客车，于1998年1月19日在沈丘车站因明火烘烤而发生火灾，当时被保险人口头报案称起火原因为明火烤着，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未得到任何文字依据的情况下，告知被保险人事故为除外责任，事后也未采取补救措施。半年之后，保户直接到法院保险公司，起火原因改为他人放火，保险公司败诉后造成近10万元的经济损失。⑤
周口分公司承保周口市颖河商场的财产综合险，于2000年2月9日因室内水管冻裂造成部分库存商品被淹，当时同样是被保险人电话报案，因其不属于财产综合险的赔偿范围，业务人员也是口头答复为除外责任，后被保险人直接到法院称是消防设施冻裂引起，保险公司败诉后赔偿保户近15万元。⑥
（四）特别约定不合理，合同终止后未收回有效单证而造成的诉讼
在实际的业务工作中，保险单别约定对缴费的约定不近合理，灵宝运输公司一大货车1998年5月2日承保时缴费2000元，特约栏内注明下余部分于5月25日前付清，否则保险合同终止，此车于1998年10月11日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后经法院判决以“特别约定不仅显示公平，而且保险人既没有书面通知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也没有及时收回所有有效保险凭证，有悖于保险法的规定”，判决保险公司赔偿被保险人近20万元。⑦
还有许许多多的保险纠纷案件，其结果都是保险公司败多胜少，这些案件的发生不但对保险公司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而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给被保险人的感觉就是保险公司收保险费容易，真正出现保险事故索赔道路艰辛。
二、保险法律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从基层保险公司现状来看，保险法律运用工作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法律专业人员少，借助社会法律人员多
基层公司基本上没有设置专门的法律工作岗位，没有配备专门的法律工作人员，相当多的公司没有聘请专门的法律顾问。一般都是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或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才临时委托律师，交由律师全权，由于大部分外聘律师对保险业务条款相对比较陌生，以至在法律诉讼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二）依法办事少，法律风险存在多
1、有些基层公司法律地位不明，职责划分不清，越权经营，违规经营，带来法律隐患。
2、保险人员素质不高，人员管理不严，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后，公司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3、承保核保制度流于形式或把关不严，在合同中留下法律隐患。
4、现场查勘不及时，不按查勘实务操作，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一旦出现诉讼即因缺乏证据而陷入法律上的被动。
（三）主动少，被动应诉多
从近几年来的保险业务诉讼来分析，除进出口货运险中对承运人追偿是保险公司主动外，基本上没有保险公司主动的。究其原因，除了基层公司不愿与保户打官司，担心打官司会影响与保户的关系这一因素外，主要还是基层公司不习惯，不熟悉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保险人的利益。如保户拖欠保费问题，对恶意拖欠保费的保户，除一般性的上门或发函催讨外，基本没有诉诸法律来落实债权，入了账的形成呆账，不入账的责任期终后则不了了之。又如对愈来愈频繁的保险诈骗案，一般也是查证后拒赔了之，没有诉诸法律，使诈骗分子心存侥幸心理。
（四）胜诉少，败诉多
从保险诉讼案的结果来看，保险人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都是胜诉少，败诉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看，主要是保险条款订立不严谨，合同约定不规范，业务手续不健全，在法律上有漏洞。从外部来看，主要是一些法官过度使用法律上“保护弱者”原则，即“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⑧从一些判例来看，一些法官甚至不理会保险的法律原则，依据有利于被保险人的法律规定来判决。“逢案必输”这种现象给保险人的声誉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对此问题，下文作针对性的论述。
（五）仲裁形式少，诉讼形式多
目前在保险合同中明确列明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条款仅有2000年7月执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因而，实践中出现的保险合同纠纷，基本上都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而无论对于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人，解决保险合同纠纷，仲裁优于诉讼，这种有效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形式保险人恰恰没有应用。
三、产生诉讼案件败诉的原因
（一）保险合同签定的缺陷是产生诉讼案件败诉的根本原因
1、业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法律观念淡薄。基层公司的业务人员专门的业务培训特别是法律知识的培训机会很少，有的对业务知识一知半解，特别是对保险合同的签定没有上升到法律的角度，总认为是熟人、关系户，只讲关系，不讲法律，还存在替保户代签投保单、代签名的不合法律的现象。无保险事故、无保险纠纷还好，一旦出现纠纷，这就成为了“把柄”，在法庭上成为对保险人不利的证据。
2、特别约定不合理或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特别约定内容是保险条款和附加条款之外，保险双方当事人必须履行的特约事项，它的效力优于保险条款，但约定的内容必须公平、合理，否则不如不约，特别是对分期缴费的约定，合同中是五花八门，格式不一。本属于保险人行使权利的最好手段，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成为对方钳制保险人的把柄。
3、现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一些漏洞及《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出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显然这是对保险人不利的规定，也是造成保险公司败诉的一个原因，这方面的事例诸多见于报端。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被保险人隐瞒保险事实，从而造成保险人调查取证费用的增加，笔者认为对此项费用被保险人也应该承担。
4、业务手续不完善。在现行的投保单特别是机动车辆投保单中，没有印制条款，而且送达正式保单之后没有使用保险单签收单，被保险人对条款特别是除外责任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是否明白无误，保险人有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没有文字依据。往往在案件审理中，法院“以保险人没有履行明确告知义务”为由，判决保险公司败诉。
（二）执法机关和部门的偏差
有的法官在审理有关保险纠纷案件前，才到保险公司临时借来几本有关的书籍“临时抱佛脚”，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对保险法律的片面理解，在审理的过程中难免有失公平。
四、保险法律运用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营造出保险法律运用环境
1、认真履行保险合同告知义务，与保户面对面宣传，让保户熟知条款内容，知晓保险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自觉履行保险合同。
2、借助媒体，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宣传《保险法》、《刑法》和有关保险法律法规，要选择典型的判例在媒体上宣传，引导社会舆论，同时对保险诈赔、骗赔案件进行公开曝光，使人们知道，诈骗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3、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交警、卫生、消防、路政等相关部门的公关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保险法律运用环境。
（二）加强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保险从业人员法律意识
经常性的对员工进行保险法规和有关民法、合同法等法律的教育和学习，把保险合同当作一份真正的经济合同来签订，教育职工认识到其在投保单、保险单的签字要负法律责任，并且从内控制度上强调职工要对其签订的合同负责。只有学法、知法、懂法，才能做到守法、用法。要加强保险从业人员法纪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树立爱岗敬业意识和依法依规经营观念，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法律知识培训和法律水平测试活动，通过学习培训，使全体从业人员既要守法经营，又能依法维权。
（三）严格执行内控制度，防范法律风险
1、要建立严格核保制度，严把入口关，防止“病从口入”，承保关口是第一道屏障，对保险合同要严格审查，杜绝留下法律风险。
2、要努力提高事故第一现场查勘率，认真调查事故经过，及时掌握事故现场痕迹物证和有关证据，争取在举证上的主动。
3、要建立法律责任追究制，对因制度坚持不严、业务手续不全、合同订立不严谨等原因引发的法律纠纷，最后造成公司损失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强化合同管理，完善合同手续
1、投保单和保险单的签订要完整，各种附件特别是附加条款一定要齐全。
2、用好用活特别约定，以特约缴费为例，对分期缴费的最好的约定方式是“先期缴费**元，剩余部分于*年*月*日前缴清，否则发生保险事故后按缴费比例赔付”，约定公平、合理。
3、设计保单签收单，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对双方应当明确的和已经明确的内容用文字的方式确定下来。
4、培养自己的保险法律专业人才。目前，保险公司内部既懂保险又懂法律的人才缺乏，而社会上律师和法官懂法律但对保险却知之不多。如果保险公司能培养此方面的人才，就可以在保险诉讼案件中多一分胜诉的把握。
（五）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1、聘请公司法律顾问。在目前基层公司法律专门人才缺乏的情况下，聘请法律顾问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即聘请法律知识全面、执业资深且对保险诉讼有一定实战经验的律师担任公司法律顾问，其主要工作为：（1）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重要规章制度制定提出法律意见；（2）参于重要合同的谈判、草拟或审查工作；（3）提供保险有关的法律咨询和法律宣传教育服务；（4）公司的诉讼和非诉讼活动，如：应诉答辩、调查取证、求偿等。法律顾问参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针对性地及时开展法律服务，可以保证公司经营活动依法进行，从而减少法律风险，避免和消除不必要的合同纠纷。
2、认真组织应诉。公司一旦签收法院应诉通知书后，应立即办理律师委托手续，同时，要协助律师做好以下工作：（1）组织相关人员分析案情，研究答辩状；（2）安排人员同律师一道做好调查取证工作；（3）配合律师抓住法院允许与主审法官接触的机会，宣传保险法律法规，及时沟通有关情况。
3、及时提出诉讼。我国实行二审终身制，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案件要及时提起上诉，否则超过上诉期，只能通过申诉途径解决问题，行使权利要及时、合法。（1）取得代位追偿权的或协商代位求偿无果的要及时提讼。保险公司赔偿后，涉及第三方责任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一般应通过诉讼方式予以追偿。这一做法在进出口货运险业务中要坚持，在国内业务中也不容忽视，2000年7月1日实施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22条规定，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第三方负责赔偿的，被保险人应当向第三方索赔。如果第三方不予支付，被保险人应提讼，经法院立案后，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提出的书面赔偿请求，应按照保险合同予以部分或全部赔偿，但被保险人必将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力部分或全部转让给保险人，并协助保险人向第三方追偿。根据这一规定，保险公司在开展机动车辆保险过程中，必须十分重视通过法律手段，落实代位求偿仅的问题；（2）对保险诈骗案件应通过司法部门提起公诉，充分发挥法律对保险诈骗分子的震慑作用，真正体现保险合同的对价原则。
4、推行仲裁方式。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问题上，相对诉讼方式而言，仲裁方式更节省时间，减少费用，更能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商业秘密，对双方当事人更有利，因此，基层公司应根据上级公司要求，推行应用仲裁方式来解决合同纠纷。
5、加强对诉讼案件的管理。因此类案件基本上都发生在基层，而基层公司职工的法律知识相对薄弱，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为此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省公司或市公司为单位应成立专门的科室或有科室负责此类案件的管理，诉讼前对案件做认真的分析、研究，对根本无法取胜的案件就想办法用调解的方式解决，不能一味的应诉，否则，不但败诉而且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注释〕
①摘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网站《保险案例分析》；
②摘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网站《保险案例分析》；
③本人参与应诉的保险纠纷案件；
④本人参与应诉的保险纠纷案件；
⑤摘自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保险案例汇编》一书；
⑥摘自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保险案例汇编》一书；
⑦摘自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保险案例汇编》一书；
⑧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
〔引用参考文献〕：
1、奚新国文《保险法律运用问题》，中国保险学会保险研究编辑部2001年第10期。
2、《保险论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内部网。
3、王卫国主编《商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4、吴弘主编《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财产保险纠纷案例篇10
【关键词】协议管辖财产权益实际联系
一、理论基础
协议管辖作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权利得到各国确立，不仅有其深刻的现实需要，也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意思自治，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意志独立，行为自由自主，在其从事民事活动时，可以自己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依自己的意愿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这一原则源于16世纪法国的理查世・杜摩兰提出的意思自治说。他主张契约应适用当事人自己选择的习惯，法院也应推定当事人意欲适用什么习惯于契约的实质要件和效力，其最早适用于合同准据法领域，由于意思自治原则符合民商事流转活动对自由的需求，因而其贯穿整个民事法律体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国内诉讼，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协议管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国际私法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原则之间在管辖权问题上的角力。即当事人自身所订立的契约具有自身立法的效力，能够排除公权力机关对此范围内事项的干涉，故而具有准国家层面上的意义。当然反对意思自治高于国家的学者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源于国内法或者国际法的授权，并受其限制。因为如果承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够完全排除国家，继而具有新的法律层面的意义，那么国家无疑将立法权赋予了当事人。这从逻辑上还是从现实体制上都是不合适的。例如，当事人能否将争议协议至宗教机构裁判或独裁的非法治国家裁决。
此外，协议管辖还涉及民事上的处分权原则，指当事人有权依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不受他人干涉。因而当事人一旦成为启动诉讼程序，成为程序主体，就不仅享有在实体上的处分权，同样在程序上也享有相应的权利。这种规定有效保证了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协调与统一，亦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够使得当事人能藉自体选择来追求程序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内的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关于协议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于1982年颁布并且试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未确立当事人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规定，仅在第192条里规定了涉外经济纠纷中协议仲裁和外企间没有仲裁协议时的情形。但在对外经贸和海运业务的实践中，协议管辖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类如大量航运外贸公司，都在其相应的格式提单中，明确规定了“与提单相关的一切争议应由中国法院解决或“提单中的争议由船舶各自登记国的法院管辖”。我国法院对此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从事实的角度考虑，这种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一旦对方当事人向我国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时，我方当事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进一步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我国于199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其第244条又规定：“涉外合同或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该规定在诉讼中引入意思自治原则，明确了当事人在有协议管辖的情况下可以排除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自此我国正式在法律上确立了协议管辖制度。
我国在当时规定了国内与涉外协议管辖分置的制度，涉外协议管辖的范围远大于国内协议管辖。首先，涉外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包括合同及财产权益纠纷，而国内的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案件范围仅含合同纠纷；其次，涉外协议管辖选择的法院只需要同案件有实际联系即可，而国内协议管辖必须符合上述所列中的一种具体情形。即便我们将所谓的实际联系理解为被告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那之于实际联系而言也只是不完全列举，因而涉外协议管辖范围远大于国内；再者，涉外协议案件可以选择国内法院也可以选择外国法院，而国内协议管辖只能选择国际国内法院。该立法上的双重标准也会给司法实践中带来一些混乱社会实践中的道德风险。
我国于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协议管辖的涉外特别法规范被取消，国内和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被整合在了一起，国内和涉外民事诉讼领域中得以统一适用第34条的规定，客观上起到了在民事诉讼中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的效果。新规定的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由过去适用于单一的合同纠纷扩张到“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选择法院的范围也大为扩大，除保留旧法中具体列举的5个法院之外，还增加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弹性选择范围。这种修改顺应了意思自治的大势，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和自治行为，便利了当事人进行诉讼，也满足了诉讼公正和效益的要求。
三、协议管辖的适用
正如在民商事领域的意思自治制度一样，协议管辖并非没有任何限制，综合来看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
（一）选择管辖法院的协议应当有效
作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选择管辖的协议，必须是合法有效的。这里的合法有效是指仅指协议本身的形式上的效力，而非实质的内容上的效力。是就一般的有效性而言的，大致需要考]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受到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及《合同法》52条规定可能导致协议无效的其他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同其他协议一样，协议主体内容无效不代表其关于管辖的约定部分无效。
（二）选择协议管辖适用的案件
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
（1）对合同的理解。从字面上理解，这里的合同应指所有的合同（除国家规定的266条三资合同），继而诸如可能涉及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合同和存在侵权行为的消费合同也应当属于此种情形，同样能够协议管辖。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2015年2月4日正式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31条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34条中并未涉及格式协议管辖条款的内容，为了防止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最高院对此作出相应的限制，在国际民事诉讼中，此条有可能针对商业存在（商家利用格式条款约定管辖情形），在实践中，经营者往往约定出现纠纷应由外国法院管辖，国内消费者无法依据内国程序法向外国法院抗辩，因而司法解释赋予消费者向中国法院确认该协议管辖无效，从而使得中国法院获得管辖权，来有效保障本国消费者权益。
（2）对财产权益的理解。1992年、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和2015年的《民诉解释》均规定了财产权益纠纷适用协议管辖，对于“财产权益”纠纷的理解目前尚无统一意见。一般认为，“财产权益”纠纷指除身份关系诉讼之外的一切诉讼，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立法者也并未对“财产权益”纠纷作出界定，而仅在立法理由中表示：这些纠纷包括因物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而产生的民事纠纷。显然这一解释仅是列举式解释，是不完全归纳。对“财产权益纠纷概念作扩张解释，一如我国目前的通说，则更为妥当，其可以较好地避免管辖割裂，从而实现法律统一。依此可将第34条的财产权益纠纷广义解释为：与身份关系之外的一切纠纷。这里所称的人身关系一般指婚姻家庭等与身份相关的关系，包括结婚、亲子、收养等。这样一来，基于人身权基础之上的财产请求权，如夫妻共同财产诉讼、因侵犯人身权利而产生的赔偿纠纷；基于财产权基础之上的请求权，如侵犯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股权等引发的纠纷。基于知识产权基础之上的请求权，如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等引发的诉讼都属于财产权益纠纷，而且这种请求权并非一定是金钱或具有金钱属性的请求权，当包含作为和不作为请求权在内，如主张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此外，确权之诉也应当包含在财产权益纠纷之列，如物权、股权确权之诉。总之，除了法律保留的专属管辖和单纯特定的身份纠纷之外，我国的协议管辖广泛适用于所有与财产权益有关的纠纷。
（3）f议选择法院限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实质联系，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均未能给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有些学者认为，协议管辖中的实际联系原则是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争议的事项存在某种内在或外在的联系。一般而言，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的法院通常为一方当事人的本国、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营业地，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争议财产所在地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也作出如下解释：理解“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住所地、登记地、主要营业地或营业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诸多因素。但这显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具备实际联系的情形，因而对如何确定实质联系需作进一步探讨。
协议管辖的实质联系应当具有以下两个要素其中之一：
客观要素。客观联系要素，即指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的法院与争议具备外在的、客观的关联性。以我国为例，首先是《民事诉讼法》第34条明示列举的范围：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物所在地。其次是《民事诉讼法》第二节23至32条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其中包括保险合同纠纷中的保险表现标的物所在地、票据纠纷中的票据支付地、运输纠纷中的运输始发地、目的地，侵权行为纠纷中的侵权行为地，途中纠纷的事故发生地或最先到达地，船舶碰撞纠纷中的加害船舶扣押地，海难救助中的救助地或被救助船舶最先到达地，共同海损中的共同海损理算地或航程终止地。再者是《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第265条列明的可以作为参考连接点的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代表机构住所地。
主观要素。主观要素，即指当事人所选择的法院与双方之间的争议虽无明显的事实上的联系，但却具备某种法律上的联系。这种法律上的联系，通常是在合同准据法的所在地。即当事人选择处理纠纷的某国实体法后，又选择了该国法院作为管辖法院。这一行为其背后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当事人既然选择适用某国实体法规则处理纠纷，自然选择熟知当地法律规则法院法官来审理纠纷对己更为有利，无论是对法律的适用，和对法律的阐释及其背后逻辑的探求，外国法院都更能胜任此项工作。因而我国2002年的中化江苏连云港进出口公司诉中东海星综合贸易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去信江苏省高院的函复中，提到虽然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均不在瑞士，且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也不在瑞士，但是双方约定了合同受瑞士法有效管辖，从而使得瑞士法成为本案当适用的准据法，因而认定瑞士法院与此案有实质联系。不过在这之后的2011年的“德力西能源私人有限公司与东明中油燃料石化有限公司国际贸易货物买卖合同管辖权纠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改变了原先观点，其认为不宜将当事人选择适用的实体法律作为实际联系的一个连接点加以考虑，并强调域外法院必须与诉争的特定法律关系有客观联系。仅当事人约定适用特定域外法并不足以构成该域外法院与争议有实质联系，故涉案管辖协议应当认定无效。尔后的司法实践似乎也坚持了此项主张。
不过，对于实际联系原则是否作为协议管辖的前提，各国的态度不尽相同。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墨西哥要求协议管辖必须以实际联系为前提，其认为这样才能保护案件审理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实际联系原则在目前的成文法国家也有逐渐淡化的趋势。而在英美法国家中，一般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排除实际联系的要求，选择与争议无利益冲突的法院去审理案件，便于保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及公正性，也便于当事人扩大协议选择法院的范围，充分保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4）应当以书面协议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选择协议法院管辖。这里的关键是理解“可以”。在我国法律中，“可以”是作为应当相对应的存在，是一种任意性或选择性的规范，即可为可不为，可这样做或那样做。而本条中的“可以”应作“应当”解释。即当事人双方必须签订书面合同选择管辖法院，口头协议无效。本条规定中的“可以”不能单独理解成“可以书面协议”而应理解成为“书面协议选择法院管辖”，其对应面是可以不协议选择法院管辖，因而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协议仍应当采取书面协议，以免日后可能产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此外，书面约定管辖协议的，应当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采取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形式，当然也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等达成管辖合意。
（5）协议管辖不违专属、级别管辖。对于和本国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各国一般通过立法排除当事人的的协议管辖适用从而列为专属管辖。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7条，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0条第2款：“诉讼所涉及的为非财产权诉讼请求，或对诉讼定有专属审判籍者，不得成立管辖的合意，此种情形，也不得由于不责问地进行本案辩论而发生管辖权。”《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第31条规定，有关涉外合同的争议，只有在不违反土耳其专属管辖权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才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也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港口作业纠纷、遗产继承的纠纷所提之诉讼只能由我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至于不违级别管辖，定当是协议管辖法院应当为一审法院，对于第二审法院或上诉法院则应当遵照法院地国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无权再行选择，此外，一审协议管辖法院必须符合我国关于级别管辖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1]朱志晟.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原则比较研究[J].时代法学，2004，（5）.
[2]王福华.协议管辖制度的进步与局限[J].法律科学，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