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1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等特点。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我们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全面深化改革，要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最终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理论价值：实践导向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49-03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的研究决定，自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也就此展开。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哲学基础，有其自身的科学性，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我们认识和进行改革，因此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进行理解。
一、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以外的另一个重大发现，它是在批判继承旧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是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重要的维度，也涵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
历史唯物主义最大一个特点在于它的物质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的重点之所在。作为实践的主体的人是物质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样我们的思维也受到物质的影响。
作为实践的主体的人是物质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物质演化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连主体都是物质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世界也不言而喻就是物质的。
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只有先活下来才能够去从事实践活动，历史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因此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必要的。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仅我们的生产是物质的，我们的思维也受到物质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抽象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这样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也无不反映着物质基础。1859年，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性。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性
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活动离不开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构成了历史本身，整个历史活动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都在于人，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是历史的出发点，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创造的前提是人的存在，人自身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生产、实践能力使人类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人的实践构成了历史的本身。“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当然人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会受到既定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制约。
除了创造历史的主体和人类的实践以外，整个历史发展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除了物质层面的需求以外，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人除了生存还需要获得生存价值。整个历史的创造抑或是实践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将历史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人们认识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的理论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功能无不体现了实践的特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实践性。马克思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最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深层基础是工业实践，同时这与马克思本人的实践活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实践，通过解决现实问题促进现实的发展来得到丰富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实践性。马克思指出，唯物史观，“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也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
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由此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人们通过实践来认识和解释世界，实践构成了历史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实践性。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能够指导不断变化的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实现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历史唯物主义在科学解释现实的基础上，也在使现实朝更好的方向前进。
二、历史唯物主义之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的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等特征，充分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其应用价值。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目标抑或是内容无不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浸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显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历史唯物主义对全面深化改革在理论上有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一）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的35年以来，我们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迅猛的发展。现今不论经济还是政治文化等都要求要进一步进行改革，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我们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而这在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要求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在现实上，我们面临着科技带来的世界不断的变革的新情况和新形式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这些现实。这要求我们要根据现实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进而根据决定加以实施，促进社会朝更美好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改革的正确性，已经证明了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实践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理论又需要不断地运用于实践中去，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性影响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哲学基础，它要求要做到以人为本，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在，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增进人民福祉和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本性的有利体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当然也是每个阶段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目标的制定，能够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同样也是其人本性的体现。
（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让改革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的制定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影响全面深化改革内容的制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是采取均力，而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到其他四个方面，通过经济的牵引作用，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使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的发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略其他方面的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会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影响，因此也要重视其他方面的改革。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就要求要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基础上，协调好与其他四种改革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导向
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在理论方面的指导是科学的，同样在理论的实践过程中也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指导做出决定的初期，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始终，指导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协调好各项改革的关系，实现改革的有效进行，最终使发展成果惠及到全体人民。
（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当今世界的思想是多元的，我们应该坚定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已经在过去35年的改革过程中得到了检验，在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更应该牢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始终。当然，对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该要正本清源，科学地加以认识，对历史唯物主义有误解的地方要及时地加以改正，同时应该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
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应该攻坚克难，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势必会触动到很多人的利益，在改革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是维持现状还是勇于改革，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继续改革。我们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要做到坚持改革，对于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坚决地予以整改，要有改革的决心，同时改革中应该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利益，对于不可避免的损害要尽全力降到最低并且加以补偿，使改革真正有效科学地深入进行。
（二）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协调五位一体关系“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应该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应该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做法在改革开放以来就得到了证明，我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到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作用。在以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中，我们不能仅仅只抓也不可能只抓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条主线，还要协调好与其他体制改革的关系，要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前提下牵引其他体制的改革，使改革的各个部分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全面改革主体，增进全体人民福祉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2
关键词：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同一性；关联性：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05-06
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系统阐述建国以来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已经超过第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经成型，在这样一个历史起点上反思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性，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历史认识。
一、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
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需要首先确立观察两个时期历史关系的方法论。我们总的观点是，观察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需要运用大历史视野。一是纵向大视野，“历史转型的整体历程往往展现了其漫长的历史连续性”，要从历史连续性中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二是横向大视角，即摆脱单纯从党的历史出发的偏狭视野。跳出党史的视野，将党的历史放到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史的宏观视野中观察。从上述两个角度观察，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同一性和关联性。
首先，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两个阶段党的历史主题都是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是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时期的一贯追求。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实现现代化，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等领导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加以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用10年时间，即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即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即到21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1世纪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实践上看，党在两个历史时期都致力于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取得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一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实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1953-197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维护了国家和安全，挫败了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升了国际地位，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四是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与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更是给中国带来广泛深刻的巨大变革，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目标。
其次，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个阶段贯穿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植根于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探索和形成了诸多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早在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就明确提出中国要“以苏为鉴”，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1958年6月17日，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所作的批示中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和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多中国特色：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有特点，如对资本家的改造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手段。二是计划经济体制有特点，中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而苏联高达5500种。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1958年开展了地方分权改革，赋予地方一定的机动权限和灵活性。三是工农关系不同，正如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低。”四是政治生活局面不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共同探索形成的，第一个时期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正是对这个基础的坚持和改革，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主线。
第三，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探索现代化中国模式是两个阶段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探索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这也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目标。20世纪以来，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先后面临三次历史旋涡：一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即欧洲模式作为榜样，另一方面。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不允许这些国家接近和采用欧洲模式。前者构成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而后者构成拒斥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的旋涡。二是以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第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所引申的等级分工体系也制约向往苏联模式的国家真正实行这一模式。前者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后者则构成排斥力，这也构成一个历史运动的旋涡。三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另一方面，这一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体系和分工链条又限制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这一体系，这也构成一个旋涡运动。这三个历史旋涡首尾相连、接踵而至。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各种旋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一些国家尽管摆脱了第一个旋涡，获得独立，但是或者付出民族分裂的代价，或者伴随着依附性的增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始终没有摆脱第二个旋涡，最后以放弃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裂变而告终。一些国家尽管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要么改变了社会制度，要么陷入了社会分裂，要么陷入了国家瓦解。总之，付出了失去自我的沉重代价。
中国则先后冲出这三次历史旋涡，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具体来说，1919-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摆脱了第一个旋涡，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49-1978年，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构建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发展模式，摆脱了苏联主导的分工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综上所述，从宏观历史视角观察。两个阶段探索的主题、主线和目标是一致的，两个历史时期是同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
二、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联性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两个历史时期是内在关联的，具体来讲，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不仅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制度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成功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计划经济体制蕴含着“可改革性”，这是第二个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转型成功的内在条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与原国家比，中国体制转型没有带来经济衰退和社会制度变化；与越南等后发改革国家比，中国保持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国际转轨经济学界提出过多种观点，如中国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顶层和路径设计科学、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有利于采取增量式改革道路、改革采取“渐进式”和“双轨制”路径等。所有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切入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原国家经济体制为什么不能通过改革过渡到新体制，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通过改革逐渐过渡到新体制，即具有“可改革性”？我们的观点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是“照搬”的，而是内生的，因此包含着“可改革性”。其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济体制实践，与根据地时代的经济体制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相似性，包括国民经济、地区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大而全”、“小而全”，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与分配方式，通过政治运动和精神鼓励调动人力资源的方式。其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体制实践。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和内在运动趋势决定了此后的经济体制运动必然朝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占支配地位的方向发展。其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深厚的现实渊源，即后发落后大国工业化战略的必然选择。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的微观经营机制。”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这一体制特定的逻辑结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是政府，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计划者，是整个体制的主体。既然政府成为计划主体，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以排斥非政府机制为前提，在中国，计划工作与计划体制的推进过程，就是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退出的过程。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三大逻辑构件。即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条条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微观经济模式。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的逻辑整体。为了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人为降低资源、要素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指令性计划体系，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了将计划集中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必须建立条条为主、高度集中的专业性垂直管理体制。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又必须剥夺企业的自身经济利益和自，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村的化，形成与宏观经济管理相适应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内生性和逻辑结构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因为，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而是和政治体制、国家体制、社会体制“胶着”在一起的。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这一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整个体制的主体，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改革，就可以按照设计不断推进，通过渐进式改革不断解体这一严密的系统结构。与此相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和归属则是各个部门，而不是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既定部门利益的阻扰，加上协调困难，改革只能以“推倒重来”的“大爆炸”方式进行。
其次，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松散的，决定了第二个时期拥有通过增量式改革方式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取得成功的空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什么可以采取增量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式改革道路？其深层原因也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一是前国家计划体制在行政管理方面采取“条条”即部门管理体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呈现出“条块”并存特征，这种特征有利于控制改革所产生的风险影响的范围，因而成为改革得以启动的关键。因为，在既定政治格局下推行改革，具有不确定性，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一般都要在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先行试点，取得成效，积累经验，再行推广。“条块”并存特征有利于将改革风险都控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经验和收益则可以推广到全国，农村联产承包、国有企业承包制等改革都是这样推进的。二是多元并存的财政体制蕴藏着地方加快发展和改革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体制始终没有固定下来，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主要局限于中央政府主导下不同级次政府放权与收权的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全能财政体制，到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政体制：1958年。实行大幅度放权，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财政体制；1959-1960年，实行适当收权的“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61-1967年，实行扩大地方固定收入的“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体制；1968-1970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少部分地区仍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财政体制；1971-1973年，再次下放财权特别是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财政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财政体制：1976-1979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财政体制，部分地区试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财政体制。可见，改革开放前的财政体制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在收支间建立联系，因而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加快改革、发展地方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这构成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试点的财政体制基础。
第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层基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通过改革走向它的对立面，即市场经济体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在具体运作层面，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理性的计划经济，而是松散的计划经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追求理性和精密计算。在理论上，苏联开发了比较系统的计划方法，包括投入产出方法、数理计划方法等。在计划实践上，苏联的经济计划非常严谨，一旦制定和通过法定途径确定，就难以改变，乃至于僵硬。但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则呈现出明显的“人治”特征，以至于有时候呈现出无政府的、无计划的特征，因此，在实践上往往否定计划性。例如“”目标的确定，是对此前“二五”计划目标的，“”时期年度经济指标的确定实际上是根据党的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意志确定的，而不是计划的产物。“”时期否定一切规章制度，打破一切计划工作框架，实际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期间，1967年、1968年两年甚至没有制定年度计划，这种松散的计划为向市场经济转变留下了空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上，如前所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条块”并存的。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强调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具有更为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在地方层次追求构建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系，因此。更多地强调“块块”管理。从1958年开始，中国开始逐渐向地方分权。1971年全国开始实行以“包干”为基本原则的财政体制和物资分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自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初期地方采取灵活经济政策包括引进外资和引入市场机制奠定了体制基础。在计划经济的环节上。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农村集体经济尽管被纳入了计划经济，但是，毕竟只是“准国有经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也保留了生产队的部分经营自，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改革最容易发生的环节。在经济构成上，由于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准市场”因素，即计划调节以外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市场活动及介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亚市场行为和活动。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层面，还存在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中国在建立计划经济达到鼎盛时期时，其公有制成分也没有达到100%。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地下经济”。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等持续的政治运动，地下经济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这些民间草根的经济活动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一旦形势许可。条件具备，就会快速发展。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计划经济外经济活动不断增加的过程，即市场活动经济活动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那些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角度看的“地下经济”、“黑市”的存在及活跃，实际上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蕴含的市场经济的种子。
总之，正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准市场”因素，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也决定了这种体制的改革必然朝着否定自身的方向，即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第四，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格局为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初始条件。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的开放快速推进，30多年间，中国已经从半封闭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开放型经济体系。对外开放的引领和促进，开放与改革的互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快速推进的重要动力。中国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格局。“”格局，即在中国范围内存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区域，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形式。“”格局构成开放的初始条件：一是“”紧密比邻，存在显著的制度差异、体制差异，一旦排除意识形态影响，破除政策限制，就会形成巨大的体制机制和管理经验学习效应，构成开放的巨大动力。二是“”之间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为相互之间资本、技术、产业、人才流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这种效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显著释放。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作为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成为改革的外部参照，成为开放的直接对象和平台，改革开放初期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就是以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存在为前提的。
“”格局是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1949年，当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时，中央及时做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初步达到了中共中央的预期。曾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央制定这个决策的战略考虑。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的指示，总结10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也延伸至澳门，同时，通过正确处理，形成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共识与格局，这样，改革开放前形成了“”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蕴含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意图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充分实现。
第五，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的诸多发展“红利”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红利”本意是指对投资人的利润回报，引申为某方面或某发展要素对发展的支撑与贡献。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市场、制度、文化、生态等，当这些要素供给充分且价格低廉时，就构成发展红利。用这个视角观察，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了多种发展“红利”，或者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发展“红利”。一是制度红利。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形成巨大的稳定红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升社会动员参与能力，形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工程，提供了巨大的基础设施红利。二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改革开放前的人口政策固然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红利。过去30多年，中国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57.99%上升至2000年的70.1%，再至2010年的74.5%。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1.5%的水平。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率呈逐步下降态势，由1978年的72.44%下降至2000年的42.6%以下。2010年则进一步降至34.2%。这种人口结构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提高了储蓄率，提升了人力资本，有力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三是土地红利。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农田改造等措施，耕地数量逐渐增加。改革开放时期，土地红利开始释放。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土地的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急速提高。另一方面，土地支撑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2001-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只增长了30%，土地有力地支撑了城市化快速扩张。更重要的是，土地红利的释放增加了大量的土地财政。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9万亿元，同比增长70%，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土地收益变成财政收入后，又反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有效促进了城市发展，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推动了国企改革和发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从大历史视野和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变迁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历史主题、主线和目标，具有历史内涵的同一性，因此，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断裂：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性转折，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轨是平滑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具有显著的路径决定与路径依赖性，没有第一个时期，就没有第二个时期。因此，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
注释：
①：《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②禹贞恩主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56页。
③《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37页。
④⑤⑥《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380页。
⑦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235页。
⑧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728页。
⑨赵凌云：《延安精神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企业家》1991年第1期。
⑩赵凌云：《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⑩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页。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3
关键词：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F043；F04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2―0159―05
2007年发端于美国目前还在发展的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一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再次折戟沉沙。而《资本论》的重新畅销(“欧洲重新出现了马克思热、《资本论》热”，著名经济学家洪远朋再次修订完善的《通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于2009年11月21日在徐州师范大学隆重开幕。来自淮海经济区的20多所大学的近百名学者与会。海派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马艳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于金富教授等著名学者莅临论坛并做学术报告。徐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徐放鸣教授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词。
现将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与理论贡献
1．对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承与创立历史过程的新概括
程恩富把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和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不良倾向。即新建阶段与“仿苏”倾向、“革命”阶段与极左倾向、改革阶段与“仿美”倾向。于金富则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奠基阶段(1978―1986)、初创阶段(1987―1996)和确立阶段(1997―2000)。
2．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历史贡献
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尤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远非西方经济学可比的历史贡献。当然，这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应该指出，这一积极作用不包括华尔街版的所谓“中国十大经济学家”所引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十多年来在很多方面误导了改革，而且现在依然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障碍。还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历史贡献功劳的抢夺现象。对此，程恩富指出：“有些‘改革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路人’，实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改革家’或‘改向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苏联的经济学家波波夫)”；真正对我国改革开放做出理论贡献的，是“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某市场”、“某股份”之类的学术炒作，程恩富以一丝不苟的科学考证精神(指出何年何月发表于何刊物)，实事求是地作了十个方面的甄别：“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改革取向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于祖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苏星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卫兴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杨圣明是平等与效率有机结合理论和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张薰华是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许涤新和刘思华是我国构建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田雪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洪远朋是经济利益核心理论和政策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程恩富是大文化经济学理论和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由此再看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或“媒体经济学家”的“被吹嘘”现象，就引人深思了。
此外，我国学者吴树青、苏星、吴宣恭、林岗、张宇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创新；卫兴华、蒋学模、文魁、胡钧等在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中，突破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原则，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纳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的理论；季崇威、高鸿业、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然性的经济思想，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层面对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探讨等等，都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再创新
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原则，程恩富将其“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并做了精彩阐释，赢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
程恩富指出：“‘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为用”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的借鉴和利用”。“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国情为据”，即“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
另外，程恩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还提出了五个注重，即“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认为，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后，“、等国家领导人仍在不断地吸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都进入了一个新层面，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
河南大学于金富高度肯定了程恩富提出的学术原则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贡献，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在“创新的实质”、“基础”、“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内容”的创新上提出了五个创新并概括为“五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阶段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论：“特色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体制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重大创新――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论：“所有制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论：“分配论”。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再深化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
徐州师范大学程言君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当前任务、历史本质作了系统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提出了“三阶段论”和“三形态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即“雏型初建、定型确立、完善成熟”。与此相应存在三种历史形态，即“雏型、定型、成熟型”。并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中不变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本质。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过程视角，审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不搞单一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历史本质，用产权理论术语表述，即人力产权回归主体并得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雏型初建历史阶段的雏型基本经济制度只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初始起步，定型确立历史阶段的定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的基本确立，完善成熟历史阶段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才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加快进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的历史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历史形态这种不同，既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历史过程性，又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五个原则。即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原则以及利益分享式经济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原则。
对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程言君首先强调了“当前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充分认识和排解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改革倾向对两个‘毫不动摇’的异化，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把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其次在人的异化复归的历史高度和经济、社会主人是人的客观本质上，论证了人力产权的微观自然属性和宏观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的内涵”。认为“从人的微观自然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自身人力的载体或天然主体，拥有对自身人力相关的一切天然性权利。这些天然性权利，是由人力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从人的宏观社会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拥有的一切社会性权利。这种社会性权利，是由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经济(社会)管理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进而论证了“人的异化的复归，人力产权不断得到充分自主实现，作为人类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历史本质，现已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当前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时期的历史本质”。这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一种新阐述。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王超教授阐释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认为二者之间是本质的融合，而不是外在的撮合，更不是水火不容。有力地批驳了“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建立在国有资本的基础上，过去那种通过国企来积累社会资本的历史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行体制转轨”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的观点。
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厚廷教授分析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策略选择。认为“策略性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重要性正在通过制度实践强烈地表现出来”，“依循人类本性是尊重人类本性和现实规则的统一，可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构建制度分工格局意在形成政府职能在其界域之内的进一步强化及政府和市场分工的优化整合；扩充制度瓶颈可以提高制度体系效能，在操作层面的重点选择是制度末梢；制度系统中责任主体的存在来源于制度的对称性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化可以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并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
2．关于“中国模式”
李炳炎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十个显著特征：(1)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2)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改革的目标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4)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5)改革的依靠力量是“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6)改革的方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7)改革的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8)改革的路径是“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来实施”，“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中国不可能承受国家和政权崩溃的代价”。(9)改革的效果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10)改革的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
程言君高度肯定了李炳炎对“中国模式”的理论贡献，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举世瞩目，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决定的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激发出了人民为自己而劳动的高度积极性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假以“产权改制”的“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极端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继承与发展
1．关于劳动价值论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冠军教授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遭到挑战、陷入困境，这是勿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其原因既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方面的，也有时展方面的”。要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的突破口；二是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以积极的态度紧紧围绕科技时代的现实问题，考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找准其“症结”所在；三是明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四是建构起与科技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五是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于科技时代加以发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所遇到的“难题”做出正面科学的解释，彰显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冯玲玲博士认为：“要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其基本理论内涵，即‘两大基石’(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与‘一个核心’(价值的创造)。”认为“科学技术、资本、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新时期应适当扩展生产劳动的概念，应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应属于劳动者。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朝林副教授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了国民收入分配与扩大消费需求问题，指出“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以及“再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因而，他建议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善再分配机制来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刘刚博士通过研究“曼德尔命题”发现，该命题“对于认识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分工问题也有明显的学术意义”，而且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对于产业结构演变等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相应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具有较好的学术前景”。
2．关于“资本”的内涵与形式
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可博士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理论构造，指出“资本”概念的内涵及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应运而生，并认为“资本化的过程先是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其次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然后是社会资源乃至文化资源资本化，由物及人，逐渐把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人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统统纳入到与扩大再生产有关的环节当中，不断地赋予资本以鲜活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资本扩张与资本概念拓展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3．关于《资本论》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
淮海工学院薛为昶教授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认为《资本论》“揭示了商品交换中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鲜明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殊范畴的伦理意义和伦理界限，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特殊性”。
五、关于金融腐败遏制、金融危机化解与金融生态保护
徐州师范大学杨晓丽副教授研究了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她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寻租现象，腐败成本较小，而腐败收益随着权力的增大越来越大，导致我国金融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因此，“从腐败收益角度来讲，要尽可能减少金融活动过程中的‘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反腐败”，即“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不断完善包括透明度建设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避免金融权力主体借不透明的制度保护自身”。
徐州师范大学侯铁建博士认为俄罗斯化解当前金融一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其社会政策。由于中国和俄国发展背景相似，因此，他主张借鉴俄国经验，加大政府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深度介入，“避免经济运行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减少经济活动对外部经济波动的关联度，保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徐州师范大学施同兵博士研究了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生态”问题。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就是“由金融主体系统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基于金融生态视角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审视”，他认为“金融生态主体行为失范、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生态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并迅速打破全球金融经济的动态平衡，造成世界经济的衰退”。
六、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定位的新思路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4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现代化解放思想
没有经济现代化，就没有全面的现代化。事实上，经济现代化既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革命，又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竞争，它以国家为基本单元，以世界为竞争舞台。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经济现代化的探索与推动，我们不仅能够得到有益的启示，而且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经济现代化的探索历程
1.1思想观念的更新--“邓小平时代”的探索
1978年，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思想观念的更新绝对是万万不行的。正是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先导，中国终于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1.1.1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使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经济现代化，就是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全面工业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并赶上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强大阻力，作为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路困难重重。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现代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发展不起来的”，他在深刻反思我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理论与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那么如何使经济体制改革既能顺利进行，又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地发展呢？邓小平睿智地指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①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1.1.2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②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只有稳定，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才能收获效果。纵观国内外发展的历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迅猛推进的阶段，也必然是各种社会问题相伴滋生的阶段，可以说，在检验改革发展的成效的同时，也考验着国家维护稳定的能力。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维护稳定的社会局面，也是将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必由之路。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党的执政目标，也是科学发展的宗旨所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如果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环境，而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1.1.3发展生产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很早就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③从某种意义上讲，建国初期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就是对生产力问题重要性的较早描述，但很遗憾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期间更是被冠以“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
邓小平还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④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邓小平是第一人。邓小平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力发展动力学说，邓小平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⑤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突破了革命解放生产力的定论，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找到了一条新途径。
1.2经济体制的确立--“时代”的成果
1.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腾飞之路
1992年6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⑥对当时社会上关于新经济体制的几种说法，则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⑦并建议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准确界定概念的基本内涵，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独创性的重大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插上了腾飞之翅膀。
1.2.2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路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快速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4%。为此，世界上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称为世界的一个模式或范例，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在看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所受到的限制与约束。这种约束主要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限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3用25日，国务院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即《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需要人类世世代代的共同奋斗。现在是从传统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时期，因而最近几代人的努力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可以说，中国适时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一条康庄大道。
1.2.3“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可靠保证
发展问题是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既继承前人的思想又立足于新的实践，回答新的实践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著名论断。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始终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⑧，这是因为，“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才能有力量抵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风浪，顶住任何外来的威胁和压力，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⑨实践证明，的这些论断是非常科学的，这是在准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正是因为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精力于国家的发展，我们的国家才呈现出经济较快增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1.3发展理念与经济质量的全面提升--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
1.3.1全局理念：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新布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我国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对区域经济布局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先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谋划全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是继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中部在全国经济布局中已经呈现“凹陷”之势。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已是优化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体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工作内容。政府根据这种形势，适时作出了促进中部崛起的决策。
翻开当今的中国经济版图，加快东部地区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正凸现东西互动、带动中部、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态势。这种新的战略布局体现的是一种全局理念，这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3.2创新理念：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新思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06年1月9日，总书记在新世纪的第一次科学技术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发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的庄严号召。这是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正在向科技强国挺进，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这是基于当代国际竞争态势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作出的战略判断。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出，是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种创新理念凸显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上的新理念，新思维。
1.3.3科学理念：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是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也是时代对我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深入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科学发展观在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部署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对于以发展为主题的当代中国来说，科学发展观是精而管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加以深化，与新的时代特点和当前国情相结合，赋予发展观以新的时代内涵。科学发展观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是一种更科学的发展理念。
1.3.4和谐理念：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新环境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个阶段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矛盾凸显期。200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全面阐述了“构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证。经济现代化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体两翼”的关系，经济现代化主要强调经济指标，而“和谐社会”主要强调除了经济以外的社会指标，二者是互为前提的。
从，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探索与努力，到、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尝试与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把握，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更加完善、科学、合理的过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继承前人的有益成果，同时又不断探索，敢于创新，才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有了这个动力，中国经济现代化才不断地向前推进，中国才能够加快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脚步，尽快实现历史性跨越。
2.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2.1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以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一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和广大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辟了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路，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和总结以往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正是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新的征途上，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现代化才能继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其次，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改革开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实惠。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当家作利得到保证，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时俱进、勇于变革、积极进取、开拓创新、讲求实效等成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主流，迸发出建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积极性。最后，改革开放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信心。广大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和历史比较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同时，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经济现代化事业新局面。
2.2经济现代化的辉煌成就加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与力度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也取得显著成就。这些成就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广大人民充分认识到，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因此，改革开放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就进一步坚定了中国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与力度。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开拓中国经济现代化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⑥《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⑦《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⑧：《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
⑨：《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5
[论文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历经了十年动乱的严重挫折之后艰难启动的，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改革的重要前提；改革三十年，中国最大的成就是摆脱了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深入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取向，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深入、持续地发展。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这段伟大历程，党的十七大报告给予了高度概括，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取向，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深入地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前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斯大林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曾对斯大林模式所体现的传统社会主义原则进行过总结，包括：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等等。这些原则本身无可厚非，也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但问题出在教条式地照上述原则去做，没有真正从中国国情出发。1957年之后，‘左’倾逐步发展，以致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虽然公有制经济部门占到90%以上，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但却是普遍地贫困；政治体系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使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第一书记，公民权利得不到有力地保障。严重的挫折，沉痛的代价，从反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以史为鉴，邓小平认为：“如果说我们建国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1〕(p53)，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p103)他讲：“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资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3〕(p116)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他总结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思路是不同的。毛泽东坚持用生产关系的标准，通过改革使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达到一大二公三纯，认为只要公有化程度高，生产关系就能自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注重单纯的生产关系变革，以致于又回到阶级斗争的立场，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确保所谓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邓小平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的标准，即以生产力为标准，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就使改革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更具原则性、科学性和实践性，这也是历史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创新、求实的改革，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实现社会主义由斯大林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二、改革的重要经验——不照搬别国模式，走自己的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其特点是，经济方面是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的优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方法；政治方面是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弱化的监督机制。二战后，斯大林把这种模式理想化、固定化，而且当作样本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模式整体移植到中国，并不断地强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探索中的一个历史包袱。它留给中国现实社会主义者最大的难题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严重对立，使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人为割裂。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便是寻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正是这样走过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一个改革渐进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时，才真正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们把市场因素引入计划经济，实际上已经冲破了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传统观念。中共十三大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都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形式和手段，并且市场和计划的作用一样，是覆盖全社会的。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和社会主义联姻，因为市场的作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作用，市场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以此为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过程正是由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推进和发展的。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通过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因其复杂性和敏感性，我们采取了更为谨慎又不失时机的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4〕(p133)“政治改革总的目标无非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5〕(p144)“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还有一个内容是提高效率。”〔6〕(p140)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扩大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方略，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此同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十七大报告重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支持职工参与管理。
在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苏联模式所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也有别于马克思的原创社会主义构想，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它是一种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富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发展模式。
三、改革开放的着力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特色的结合
改革开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邓小平讲：“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不但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坦率地说，中国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也搞不成功。这种信仰是一种动力”。〔7〕(p52)改革开放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障，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变的；改革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这一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原则。正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不断探索正义，追求社会和谐，并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原则贯彻的社会主义结构和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最好体现。
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注意挖掘中国历史资源，赋予其现代意义以期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改革开放作为惠及全体人民的重大举措，必须十分注意本民族的文化，通过启动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彰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民族特色。十七大报告要求：“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改革不是否定历史，而是以史为鉴，积极地、批判的继承历史，发展历史，进而创新历史。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早就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但是，
要以中国的东西为主〔8〕(p82)。邓小平也主张：“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9〕(p151)这正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应当坚持的学习原则。
“中国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是不容否定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取向，全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求实创新，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取得更大、更骄人的成就。
[参考文献]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意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导推进了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和进步。此定义的内涵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同其他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东西进入另一社会环境、并被新的环境所接受、认同以至发扬光大是一样的，都需要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不同的历史实践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形式和内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论断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是什么”，而应对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进行梳理后，探讨“怎么样”和“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历史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经历有几个鲜明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选择这几个阶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一是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的这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具有开拓意义；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肇始于此，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内涵、深度和形式各有不同。
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革命或者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旋律。而马克思主义最广为人知的理论就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且马克思曾依据唯物史观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正在为中国前途命运上下求索的志士仁人一下看到了希望，所以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引导中国革命事业、甚至引领中国未来的指南针。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还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普遍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这个“民族形式”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式。“具体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不是其他的形式或实践，这是由当时中国那个风雨如晦、战乱纷飞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化。而中国经济实践只能在革命实践的笼罩下散乱地、碎片式地存在，即使如延安大生产运动等经济活动，也不能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更谈不上市场经济了。可以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仍然是混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哲学及社会学的中国化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以“计划经济”为手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成绩得益于我国有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从整个时期来看，由于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忽视了其发展规律，且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管得太死，统得太严，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羁绊和限制，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曲折。与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真正开始，倒不如说只是简单地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立足中国国情、集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来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如、、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等一系列不合时宜的经济发展的冲动行为。1956年时，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但正如李铁映同志所言：“长期以来，不从具体实际出发，用一个标准来要求社会主义的实践，采取了一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历史条件的政策措施，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还使已有初步基础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①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不断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时期。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长足发展，这同时也是中国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胜利。首先，我国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期任务；其次，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再次，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并积极探索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指明了中国要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我们都坚持了唯物史观，发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此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深刻地、生动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在曲折发展中创造着新的辉煌。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真正价值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的结合，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起着重要推动作用”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深刻探索和实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能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要，始终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以后，我们不仅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更重要的是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丰富其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深刻、最全面、最生动的中国化。
秉承了与时俱进品格。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马克思曾经指出，他所提出的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据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中国计划经济发展的17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要进行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相继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第一，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发展。实践证明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依据这一论断和中国国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全国上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任务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一重要论断的确立符合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在中国的具体化，堪称是一次巨大的理论创新。
第二，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任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正确论述，及时纠正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和党的工作重心确定为经济建设。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绑在一起，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市场经济，严重排斥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其实这是人们固有思维的误区。邓小平突破了这些固有思维，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这些论述如闪电划破夜空，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在经受了“”浩劫后，我国本就薄弱的国民经济体系遭受重创，生产力亟待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历史决策。党的十三大又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并将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基本路线的核心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阶级斗争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诉求；另一方面，我们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再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把两项重要工作提上日程，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竭动力。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绝对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深度发展。这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潮流，试观当今世界各国，哪个不是在努力改革自身陈旧落后的体制，积极融入世界潮流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到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发展等等，都在改革的大旗下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我们还大胆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社会文明成果，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扩大市场资源；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潮流，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巨大成功，不仅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还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了新的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后，计划与市场的相互渗透出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且这种互渗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得日益广泛化、深刻化，以至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从西方“凯恩斯革命”以及苏联引进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的改革中，可以看出这种趋势。邓小平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④并最终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为社会体制的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之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迎来重要机遇期，并进入高速增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颠覆，而是按照其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次飞跃，推动我国社会制度的发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深远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坚定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邓小平曾经强调，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好在哪里？好在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描绘的能够把人类引向平等、自由和富裕的道路；好在我们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好在它的顶层设计是为了消灭贫穷、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制度自信的根本，只有建立制度自信，才能保证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建立和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促使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抒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们还在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开放朝着多元化、深刻化方向发展，这些经济实践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开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贯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矛盾的错误认识，找准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最佳结合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道出了二者的共同点，即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最终实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我们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革，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成功应对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提出了十大经济政策，使中国沉着应对了这次金融危机。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也创造一种国家管理方式、危机处理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等等。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引领了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中能够为我所用的学术思想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共同培育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体系，填补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面对这一创举，在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方面，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不止，则影响不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中国化实践还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李铁映：“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邓小平经济思想体会”，《求是》，1996年第23期，第3～9页。
②裴小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第64～76页。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7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揭示了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谁的问题，又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也就是依靠谁的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解放和发展。那种只重视经济增长、“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忽视生态文明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指标，甚至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仅是一种“短视”，也是没有出路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素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解放思想，要把重点和着眼点放在“人的解放和发展”上。把发展的重点从外部移到人自身，移到提高人的素质，移到依靠人的智力、科技、知识方面来，无疑是人的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因而也必然成为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把重点和着眼放在“人的解放和发展”上，应该说，这既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又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理论在思想领域的贯彻落实。解决民生问题，既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也是执政能力的检验尺度。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切入点和交汇点。在当前，就是要以民生类的改革为重点，着力解决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不相协调的问题。
二、要着眼新的发展任务
党的十七大要求我们，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既要以辩证态度看待历史成就、历史经验，又要以创新精神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如：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等。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如何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交往不断增加的过程中，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因此，解放思想必须着眼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十分艰巨的改革攻坚任务，着眼于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三、要推进制度发展创新
人类文明思想史表明，解放思想是社会变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须现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要永葆这种制度的生机与活力，必须不断地清除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和积淀而形成的某些僵化的体制和制度，这就需要社会主体因素不断地冲破旧观念的束缚，不断地冲破墨守成规的思维方式的羁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必须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要重视解决“潜规则”的问题。长期以来，“官本位”和“说假话”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近年来“潜规则”也日益盛行，可以说已迷漫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极为反感，但又不能自拔，已近积重难返，如果解决不好，它会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道德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决不能掉以轻心。要重视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行业暴利的问题，着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要重视解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四、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每推进一步，都离不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在继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特别是要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无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还是加强反腐倡廉工作，都必须进一步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党的十七大提出，十七届二中全会部署的，并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次改革将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我们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全能政府等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树立政府治理新理论，扎实深入地推进这场紧迫而又艰巨的改革。
五、要自觉坚持实践观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8
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条件下延伸，发展至今，已形成以工程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项目法人责任制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管理体制。实践证明，现行建设工程管理体制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建设市场体系、提高建设工程投资效益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发展的观点看，我国建设工程管理还有待于不断改革、发展和创新。本文拟在分析我国建设工程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和变迁动因的基础上，探讨建设工程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以打破建设工程管理制度安排思想僵化、解决建设工程管理制度供应不足的问题。
1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变迁历程
建国以来，我国建设工程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6个步骤。从1953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建设单位为主的甲、乙、丙三方制的苏联模式和指挥部方式的2个步骤的自行组建阶段。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经历了推行招标投标制和工程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建设监理制和项目法人责任制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BJY085）。第三阶段为2003年以后，亦即第6步，以2003年《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和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为标志。
2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变迁的动因分析
制度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源稀缺导致相对价格的提高，潜在获利机会的出现，以及资源供求的环境条件变化和其他制度体系的变迁，都可能引起新制度的需求，从而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体制制度变迁是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利益诉求、科学技术发展以及立法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
2.1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是变迁的外在推动力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边际调整的过程，大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其变迁，一系列制度变迁也促使制度环境不断改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发生的。在以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原有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的乏力和低效率不断凸现，为适应转轨时期的经济环境就必须对原有的项目建设管理制度进行改革。20世纪80～90年代末期的“三项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又迫切需要不断完善“三项制度”，创新现有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
2.2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变迁的内部动因
诺斯有关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任何一项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都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人们依据成本――收益分析权衡和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情况是创新改变了潜在收益；另一种情况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变迁变得合算。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制度变迁也遵循成本――收益的原则，只有当通过制度变迁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项目各参与方才可能有进行变迁的冲动。
2.3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变迁的前提条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制度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要求项目管理体制不断创新。技术的发展首先能在部分范围内发生规模报酬递增，从而使得建立更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形式变得有利可图；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的进步使得交易成本的降低成为可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社会分工息息相关，它是社会分工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促使科学技术和建筑事业的不断进步，工程功能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技术性、系统性越来越强；对项目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市场化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交易难度也就越来越大，交易效率越来越低，从而促使社会分工的演进和项目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
2.4立法是变迁的保障条件
建设工程项目具有社会性，其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关系到项目参与各方的利益，有时还与其他方面的利益相关。一种制度的扬弃和一种新制度的诞生总意味着资源上的重新配置、利益上的重新分配，因此，当一项重大的、全新的、影响大的制度诞生时，应该由政府起主导作用，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实施。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推行DBB方式，在1926年的公共建筑法中作了强制执行DBB的规定。英国在推行pFi模式的过程中也相应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我国建筑业中工程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项目法人责任制等最重要的制度创新都是以立法为保障，并且我国已颁布了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和合同法，这些法律初步形成了我国工程建设领域的政策法规体系，对促进建设领域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3建设工程管理体制改革与发展分析
几十年制度变迁的实践证明，建设工程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符合建筑业社会化大生产和建筑施工的特点，适应市场经济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并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9
[关键词]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历史角度自主创新
引言
借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并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过探索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从管仲“经济强国”奠定齐国民富国强,从唐代赋税改革开创开元盛世,从魏源“师夷长计”改良运动,从列宁新经济政策解除苏联内忧外患,从“罗斯福新政”国家干预经济使美国摆脱危机,从二战后日本由千疮百孔到经济腾飞,从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型中,从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举措中。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改革经验成效,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有重要意义。
一、古今中外经济改革的启示
我国是农业大国,经济改革首先要从农村开始,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就是土地的分配和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孔子感谓“苛政猛于虎也”,张养浩也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虽然历朝历代为缓和阶级矛盾采用“与民生息”的减赋免税措施。唐代实施“两税法”以户等高低和资产多少为标准收税,一改过去以“丁身为本”的税收原则,使更多的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开始兼营手工业和商业经营,成为促使农民家庭人口由核心家庭向联合家庭整合。对宋、明等朝代的税收和农民负担状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敲响了晚清的丧钟,有志之士开始救亡图存。
任何时代,谁掌握了土地,就控制了经济命脉。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十分重视农业(1950~1952)完成了农村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1956年中共的《论十大关系》提出发展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协调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随后由于“左倾”的影响,“多快好省”运动,“十年浩劫”背离了经济建设的主线,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并将其扩大化,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及不足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保持30年年均9.7%的经济高增长,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设计自己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无非就是“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为核心”,然而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让西方经济学家大跌眼镜,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自1979年以后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出现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崩溃或停滞的情形;而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不仅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相反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甚至在政治上发生剧变解体。中国领导人立足本国国情,科学创造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在全球化时代下,使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根据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革。
由建设经济特区到加入wto,实现了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1979,1980年开始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后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1984年,开放沿海的上海、天津、广州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的6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为新区。1992年以来,进一步开放沿海、沿边等地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有层次、有重点,由沿海向内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步推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自主创新
纵观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在总体上呈现出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显著特点。政府主导不是主导经济活动,而是主导变革的进程,即对经济体制变革进程的推动、调控和引导。我国在经济改革同时,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即“政府主导”,其优点在于减少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利益协调成本,保证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有序进行。经济体制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作为社会总机制的一部分,经济体制必然同其他方面发生关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计划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尽管不同形式的矛盾需要采取不同手段来解决,但归根结底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发展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篇10
一、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功能
制度是人为地制定出来的，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约束，是由正式的约束、非正式的约束和它们的实施特征所组成的，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激励结构。通常地说，制度的功能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等。什么是制度模式？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结合的一种方式。所谓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处的状态和结构；机制是指系统演化过程和动因。体制是演化的出发点和结果，机制是演化的路径。体制和机制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结构，推动着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和动态演化而形成一种方式。在制度模式中，经济增长制度模式是根本的制度模式，决定和影响着政治制度模式和其他制度模式。道格拉斯.诺思在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能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从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历程看，经济上成功的往往是拥有各种激励创新突破的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从产权保护制度到合约执行机制，制度安排合理和有效，通过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给人们提供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可能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早期的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中国香港地区，还有新加坡就是最好的范例。
二、中国制度模式促进了经济发展
麦迪逊的研究表明，技术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农业的改进就不可能有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没有航海技术和商业制度的改进，就不可能有世界经济的开放。重要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依赖于科学方法、实验验证、系统积累和新知识的根本性改进。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才增加了一倍。从1880年到2000年的120年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5倍。其中，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3倍多，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1倍。而1950年到2009年全球人均GDp翻了二倍，而中国人均GDp也翻了二倍多。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这种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中国制度模式的奇迹。那么，中国制度模式的内容包括：
（一）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了三种经济制度模式：第一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种是从1979年起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党的十七大的概括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这个过程用了30年，这期间我们基本上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尚未完成。第三种是2003年以后，开始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改变。制度的更替，体制转换，以及我们正在进行增长方式的改变，这就是60年的基本总结。我认为主要是五项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
一是改革公有产权制度，实行责任制。在农村，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从过去集体经营转向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在工业经济中，实行经营责任制，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权是国家的，经营权交由企业家管理，理顺产权关系，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实行股份制改造，促进了国有经济发展。
二是改革所有制形式，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打破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铁板一块的局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三是改革对外贸易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外贸由国家管制改变为逐步实行自由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吸引了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办法，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四是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和分税制财政体制。上世纪80年代的我国的改革放权让利，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从90年代起来，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私有化改造，实现了经济最成功的增长。
五是改革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主要依赖第二产业拉动、主要依赖增加物资资源消耗的状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去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方式转变以及相应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一次经济增长的转型。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经济制度的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加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的结果。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财政体制，恢复了扩大了个人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自由权、自、选择权，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
（二）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应当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坚强的组织领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民主和产权保护的法治基础。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法治道路，不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政党体系中是领导核心，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和经济组织中也是领导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确立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律体系制度，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
二是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把社会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始终把社会稳定与改革、发展紧密结合，重视调节利益矛盾和化解社会纠纷，保持了稳定有序的社会发展环境。其中最根本的是政治方向（发展是硬道理理论提出），保障了政治上稳定、经济上自由。
三是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有机统一，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根据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提供基本的社会正义，把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权，健全公民权利和人权法律制度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不断加大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力度。采取了取消农业税费、取消义务教育收费、建立健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
四是坚持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法治化，保证国家权力平稳交接，不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团结，打击和极端分裂势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坚持反腐倡廉，惩治党内腐败。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坚强组织领导，为经济发展提供加强的政治保证。
三、中国制度模式的主要特点
（一）坚持立足国情，借鉴学习外国的先进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经验、技术经验，管理经验，融入了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体制，法律制度、公共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使中国迅速地加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使中国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二）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做到自上而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路径依存的制度探索和创新过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的设立等，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三）坚持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但不搞全盘西化。改革之初，国内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人们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继而带动了制度创新，如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和道路。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学习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但是不搞全盘西化。表现在政治体制上不搞“三权分立”“、多党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与中国的国情结合，使制度移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有益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所有制度创新都是为了给人民带来实惠和利益，把规范制约公共权力和保护扩展公民权利作为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把民生利益放在突出的位置。
四、未来中国制度模式建设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经济和制度模式建设也正站在新的历史进点上，我们要从新的历史高度出发，更加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全面规划和加快构建与时俱进的中国制度模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要继续深化经济制度改革。深化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制度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制度改革；深化国有经济为主体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的制度改革；深化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制度改革；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股份制改造，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深化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财权与事权制度改革等。最本质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的结合在公有制基础上科学发展微观经济，道路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