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平衡理论篇1
【关键词】生态平衡理论高职专业课程标准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8C-0083-02
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第一卷）》认为：“课程标准是确定一定学段的课程水平及课程结构的纲领性文件。”课程标准是由一系列与学生学习结果有关的目标计划和标准等组成的框架，它限定学生应该学习的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标课程标准。它体现的是国家对各教育阶段学生在认知能力、动作技能、知识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建立高职特色的专业课程标准，突出职业能力培养，进一步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是目前高职院校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目前我国高职专业课程标准存在不少的问题，符合高职课程需要的特色教材很少，课程标准的制订滞后。此外，高职课程设置的原则、课程模块的比例等都没有严格的规定和操作程序，导致部分高职课程标准只是简单的对本科院校相同或相近专业的课程标准稍作修改，具有明显的本科化倾向。本文尝试运用生态平衡理论分析我国高职专业课程标准的现状，力图通过提出具体措施，建立高职专业课程标准的生态平衡保障体系。
一、我国高职专业课程标准生态失衡分析
（一）系统中子系统间存在着发展失衡。生态系统是指一个完整的大系统，里面包含一些子系统，构成一个个具有某种功能的结构。大系统保障子系统营养级依次转化，反之子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及资源正常地流通和发挥作用，促使大系统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
当前，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万人以上的高职院校越来越多，开设的专业也在不断增加。教育部2012年高职高专专业设置备案结果中，共核定2012年拟招生专业1073种，专业点51378个。《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高职院校新增1318个专业。以湖北省为例，2009年湖北省110余所招收高职高专层次高校新开专业1185个，平均每所高校新增10个专业。
但是，专业系统中子系统间存在着发展失衡现象，即开设的专业突出发展，而许多专业课程没有适合高职的课程标准，规范性不强，内容繁杂，缺乏统一的标准。目前课程标准研究取向的理论体系仍然比较零散和抽象，一般都由本专业的几个教师内部协商决定。很少做系统的社会调研，从而充分考虑行业、企业以及学生的诉求，更常见的情形是参考本科院校同行专家的意见，对本科院校相同或相近专业的课程计划稍作修改，甚至直接照搬，导致高职专业的课程标准具有明显的本科化倾向。
（二）“外生”与“内生”失衡。生态发展模式就是在事物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中。近年来高职院校在持续扩招的同时，也加大了实验室、实训基地的建设，该发展模式是外生模式。许多实验室归属于学院基层教学部门，它们只重视实验室、实训基地的规模、资金投入、仪器设备申请、购置、效益等外生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人造物都是设计的表达，生态观认为：事物发展的真正动力源自于事物本身。任何事物都内在地蕴涵着发展的胚芽。从影响发展过程的方法来看，“外生”为事物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内生”则或者只是有限地修剪事物的发展过程，来达到影响事物发展的效果，为确保人造物与设计方案相符，会不断地加强对标准的控制。
例如，高职的“道路建筑材料”课程一直是公路与桥梁专业一门重要的必修课，通过专业人才引进、实验设备购置、精品课程建设等措施，“道路建筑材料”课程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但许多与“道路建筑材料”实验、实训相关的课程标准短缺，影响了教学工作的开展。例如，随着混凝土的发展和工程的需要，出现了膨胀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纤维混凝土等各种特殊功能的混凝土，课程标准中却较少提及。即使有些院校自己编写了课程标准，虽各有特点，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内容比较简单，新工艺、新技术相关的知识点课程标准不够完善，这样势必增加指导教师的工作量，也不利于学生独立完成和进行技能的训练。
（三）“静态”和“动态”失衡。生态系统是生物和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和其他自然界的事物一样，有发生、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内在的“动态”变化的能力。因此，课程标准实施过程中处于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之中，即生态演替变化。课程标准从酝酿、制订、实验、修订再到正式颁布所组成的营养级依次转化，无机物―有机物―无机物，最后回归环境，从而构成生态系统的“动态”循环。与此同时，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经过发生、发展，形成了一个与环境相适应的较为稳定的统一整体，因此课程标准在一定学段中是处于相对“静态”的系统。
许多高职院校只重视研究和建立新课程标准，而忽视修订工作。课程标准的实施没有具体的修订方案和流程。然而，课程标准的实施过程就是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普及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会有新经验和新技术。导致课程标准不能及时反映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与高职的课程目标不相适应。这就是课程标准“静态”和“动态”失衡。
二、高职专业课程标准的改革与实践：建立生态平衡保障体系
（一）专业课程标准生态平衡组织保障：保障系统中子系统间的发展。课程标准生态体系统是人工系统，它的自然相对稳定性很弱，但其结构功能的相对稳定性可通过人的合理组织与调控得到增强。保障课程标准系统中子系统间的发展，实现生态平衡的目标，需要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来支撑。否则，任何美好的目标都只是空想。成立课程委员会是不可或缺的有权威的课程标准管理工作委员会，以统一制定或实施课程标准工作。委员会采用矩阵制方式组建，使其成为跨部门的虚体组织；委员会领导由学校领导人或专业带头人兼任，成员来自各专业的主要负责人及骨干教师，主要职能包括监察、服务与标准、人才培养与科技研发等等。委员会根据课程标准的发展形势与工作的需要，适时调整职能或人员，灵活高效地处理相关事务，提供政策与技术咨询。委员会的成立，可以促使课程标准形成一个从上到下、完整、无缝的组织保障体系。将课程委员会是课程标准建设工作的载体，把课程标准建设和实施列入议事日程，经常了解课程标准的实施情况，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及时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修订工作，保障课程标准生态体系运转。
（二）专业课程标准制度保障：保障“外生”与“内生”生态平衡。由于教育管理部门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需要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具有高度的协调性，因而影响着课程体系的运转效率，使配套的高职专业课程标准短缺。如实验、实训相关的课程标准短缺，院校可自己编写课程标准。同时，学校结合教育管理部门的改革进程，强化课程委员会的功能，重视学校的内部自我评价，形成一套自己的评价组织，建立起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激励和自我发展的机制。学校创造良好的“外生”发展环境的同时，通过“内生”的制度保障，不断地加强对标准的控制。
建立和形成用人单位与学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完善信息传递机制。要充分利用网络，推动学校与用人单位和政府之间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重视学校内部信息建设，广泛收集信息，及时了解交通系统的行业发展对学生技能的最新要求。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应形成两个有效机制：一是合作机制，学校的课程标准要在用人单位的需求指导下进行，同时用人单位又要成为学校对高职专业课程标准制订、实验、修订过程的依靠力量；二是谈判机制，如果用人单位的需求与学校的高职专业课程标准发生矛盾甚至对抗，也应有相应的解决途径和措施。两个有效机制，使用人单位与学校之间相互增强形成正反馈机制，保障“外生”与“内生”生态平衡。
（三）专业课程标准经济保障：保障“静态”和“动态”生态平衡。重视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保障课程标准“静态”和“动态”平衡，离不开一定的财力支持。财力投入的方式有：开展激励试点、抓好教学一线人员的培训、深化课程标准改革创新试点、支持课程标准重点科技项目、吸引高层次人才、修订特色专业课程标准、组织课程体系发展规划、评比等。修订工作的核心动力是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促使集群内部知识、信息和人才三者间的互动与交换。例如，教学部门合理安排教师特别是高职专业学术带头人和教研室主任的工作，从经费和时间上给予大力支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相关教师研究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通过绩效奖励、评比奖励等激励方式，激发了核心人员和团队的积极性。随着课程标准的修订，将课程改革创新的成果又被纳入新的课程标准中，实现课程标准的积累和再完善。建立专业课程标准的生态平衡的保障措施如图1所示。
图1专业课程标准生态平衡保障体系
综上所述，我国高职专业课程标准的生态失衡，具体表现为系统中子系统间发展失衡、“外生”与“内生”失衡、“静态””和“动态””失衡等。为此，应建立高职特色的专业课程标准，突出职业能力培养，进一步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一卷[K].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何绍福，李晓霞.论生态学视野下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J].教育科学，2007（5）
[3]迈克尔・夏托克.高等教育的结构与管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4]苏贵民.课程标准研究取向的回顾与前瞻[J].北京：中国教育学刊，2013（1）
【基金项目】2013年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2013JGB348）
生态平衡理论篇2
关键词：化学教学；动态平衡；应用
中图分类号：G63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84(2015)12－0089－02
一、何为“动态平衡”理论
课堂教学是由多种因子组成的系统，各种因子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系统论原理告诉我们：课堂教学系统中各因子的运行过程是发展变化的，处于动态平衡中。所谓的“动态平衡”也就是指在平衡中追求动态，在动态中达到平衡。笔者运用动态平衡思想审视化学课堂，用平衡移动规律调节课堂，从而提高教与学中知识与能力内化的转化率。
二、“动态平衡”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不是教师向学生的简单传递和灌输，而是学生积极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在建构中，当旧知识与新知识、新情境之间不相符时，学生就会产生心理上的矛盾或冲突，称之为认知冲突［1］。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皮亚杰认为认知主体面对环境中新的刺激时，总是试图通过同化和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机体与环境的新平衡［2］。在这种“动态平衡”的课堂中，教师如何利用学生认知的不平衡，提高这种平衡知识的转化率呢?应当运用化学平衡思想审视课堂，寻找和制造课堂的不和谐与不平衡因素，用动态平衡理论指导和调节课堂，使学生出现欲答不能、欲罢不忍的心理状态，由此调动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在这样处于动态平衡的教学，保持信息流的畅通，使学生的有效输入大辐度增加。三、“动态平衡”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
1．抓住认知不平衡的关键点
【案例1】盐类的水解
学生的原有认知平衡被打破，心理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平衡需求。利用这种不平衡，由浅入深地启发学生寻找知识的根源，分析奇异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样知识就向着学生认识、感悟的方向转化。进行激烈的碰撞、氧化、还原、杂化，选择性成键形成新认知将其认知体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2．变式问题角度，化解认知难点
【案例2】变式练习、制造不平衡。变换设问方式
或问题的部分条件，打破已有的认知冲突，制造出新的认知不平衡。使学生对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思维水平不断提高。例如：
题1．0.001mol/L的盐酸、硫酸和醋酸，谁c(H+)、pH值大呢?
题2．c(H+)=0.001mol/L的盐酸、硫酸和醋酸，谁的物质的量浓度大?
题1变式0.001mol/L的盐酸、硫酸和醋酸分别与Zn反应，开始是谁的速率大?产生的H2多?
题2变式体积相同、c(H+)=0.001mol/L的盐酸、硫酸和醋酸分别与Zn反应谁的速率大?产生的H2多?题3．pH值相同的盐酸、硫酸和醋酸分别与Zn反应，开始是谁的速率大?产生的H2多?
从题1到题3，学生的认知冲突不断变化，学生解决认知冲突的思维能力不断提高，对物质的量浓度、c(H+)、pH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化学平衡建立只与始终态有关，与途径无关。通过教师对难点、易混点充分准备，以“小步子”的变式方式呈现，降低了难点、易混点的难度，了解学生的潜在问题。
3．多维度的转化平衡
【案例3】沉淀溶解平衡
记忆研究领域中，“深度加工理论”认为：人往往在不同的深度层次上对各种外界刺激进行心理加工，而只有那些得到很深的认知加工的信息才能被长期保持下来［3］。基于此理论，笔者认为认知冲突形成的不平衡的设置，应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以不同的形式一步一步地将知识在自然“生长”过程中不留痕迹地转化，达到深层次的领悟。总之，课堂犹如一个生态系统，它的平衡是动态的、相对的。当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改变，都会打动平衡系统。化学教师应善于利用这些不平衡，掌控课堂使之转化成一个更合理、更和谐的新平衡。
参考文献
［1］来玲玲，胡志刚．基于建构主义的认知冲突策略在化学实验教学中的运用［J］．化学教与学，2012(8)．
［2］周忠辉．例谈高中化学课堂中“认知冲突”的设置［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2014(21)．
生态平衡理论篇3
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主体,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1],从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看,西医和中医是相通的。中医学以阴阳平衡学说为理论基础,凝聚着中华民族近千年的医学实践结晶,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医学理论体系;西医学与西方现代科技同步,随着近现代西方科学发展逐渐形成,代表现代医学理论的主体模式。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源自1956年同志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中西医结合虽然在学科建设、临床研究、临床应用、中药研究等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但至今在结合医学理论的发展方面仍未能形成大的突破,其关键的问题就是两个医学体系间没有找到明确的结合点和交叉点。
1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以阴阳平衡为主线的“衡”医学特点
1•1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中医学是一门诞生于中华文化母体基础上的学科,也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经历了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发展过程的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总结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医学体系[2]。中医学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以《黄帝内经》的出现为标志,它融入了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总结了前人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经验,融会了当时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知识等进行归纳、推理、演绎,进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它较系统的形成了中医的阴阳平衡学说、五行生克学说、脏腑及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等,尤其是阴阳平衡学说。它以大处着手,将复杂无比的对象简单化,运用整体性和动态原则认识和处理事物[3]。它促进了中医学从原始的经验医学向着具有系统理论的高深医学发展,使中医学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轨道发展,并得到了完整系统的表达,使得它充满着睿智的哲学思想而延续至今[4]。东汉时期,张仲景发展了《内经》、《难经》等经典医学理论,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伟大的医学著作。张仲景运用阴阳平衡学说的基本原理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理、法、方、药的基础理论和运用规律,创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其后医家百家争鸣,中医典籍浩如烟海,但均没有超出这两部巨著确立的以阴阳平衡和辨证论治为基础的理论范畴。
1•2中医理论的特点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阴阳是事物的相对属性,存在于事物的方方面面,阴阳平衡学说代表着事物对立统一,此消彼长的两个方面的动态平衡状态,在中医范畴内代表着人体的某一个体或机体内部某一个脏器、某一组织阴阳消长的动态平衡状态。正常生理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失调,则发生疾病。五行学说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机体内部各层次间的平衡关系,以五行应五脏,指出了机体内部各脏器间的生克关系,说明了各组织系统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协调的关系。脏腑、气血津液学说提出了疾病结构单元的阴阳平衡状态,因此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以动态平衡为基本线索的一种横向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衡”医学[5]。
1•3中医理论的优势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过程,脏腑、气血津液学说代表某一脏器的结构单元的动态平衡观,五行生克代表着多个脏器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层次平衡关系,天地人的平衡观代表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状态,因此动态平衡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疾病的诊治,形成了一套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人体健康和对疾病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
1•4中医理论的不足但中医学理论成型于两千年前,过于依赖于思维方法,对人体结构认识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常用取类比象、类比类推的方法进行归纳推理,一些基本概念不够具体,如脏腑、气血津液、八纲等概念较笼统不够细致。相对现代西医学存在着对人体结构单元和生理病理认识不够的问题,常常在诊治疾病过程中存在病变部位不清、治疗方法较粗放的不足,有着思想性有余而技术性不足的现象。
2西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以结构单元为主线的“元”医学特点
2•1西医理论的形成现代西医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同步,它遵循着现代科学以还原论的方法为指导,以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进行医学研究,把人体分解为许多的结构单元进行分析,创立和发展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相关学科,对人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它借助现代科学的进步和设备技术的不断进步,如运用显微镜、影像技术等现代化技术设备,使人们对微观结构生理病理和功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形成了较系统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如建立了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理论,组织病理学理论,病原微生物理论,免疫学理论,分子生物学理论等,进而指导人们的临床医学实践,分化出临床医学的各门学科,促进着现代医学向着更深、更细的方向发展。
2•2西医理论的特点西医理论的形成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完善的,它以客观的、具体的、形象的实物证据为基础,重视人体细微结构的分析研究,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就成了西医学纵向思维方式的基础[6]。有较强的精确性、客观性,西医学把结构单元作为其理论基础,把结构单元局部微观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研究依据,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张对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释,根据西医学的基本特点可以把西医学简单地理解为“元”医学。
2•3西医理论的优势西医最大的优点是以结构单元为基础,以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对疾病进行客观的结构、生理、病理分析、研究和验证,形成了较为客观具体和科学形象的现代医学体系。
2•4西医理论的不足由于现代医学过于依赖于实验科学,过于强调对人体微观结构的研究,并向着无限纵深的微观方向发展,相对中医不注意宏观的把握,有着较大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存在着技术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现象。例如现代医学虽然对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生理病理过程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也有了很多治疗手段,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但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如果结合中医治疗常常可以明显提高疗效,这种西医的缺陷单纯靠西医理论自身是难以解决的,并使其发展举步维艰[7]。钱学森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研究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8]因此在现代医学研究中单纯的西医理论和方法是不全面的,融入中医思维与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3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3•1中西医结合的概念中西医结合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起始于建国初期同志的倡议,提倡广泛运用中医基本理论、西医基本理论、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医学研究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达到中西医的融合沟通并形成新的医学的目的。它是20世纪后50年中国在医疗卫生事业伟大成就之一。中国当代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方面的方针政策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中西医并重”、“实现中医现代化”和“促进中西医结合”,对于中西医结合经过50年的沧桑历程,已经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也有许多不尽认同的地方[9]。中西医结合的方向和路径仍不是很明确。
3•2中西医结合的主要方法和成就①对疾病进行西医诊断的同时,再结合中医辨证,即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在治疗上采取西药结合中药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除使用西药如胰岛素、二甲双呱等治疗外,针对不同的患者进行辨证论治,给予中药进行治疗,如肺热津伤给予消渴丸,肾阴亏损者给予六味地黄丸等。②对同一患者的同一种疾病进行中西医两种诊断、两种治疗。例如外科手术的患者使用针刺进行麻醉,术后给予针灸或中药治疗,高血压患者除给予降压药物如硝酸异山梨酯,可以辨证论治给予中药方剂,如肝阳上亢者给予天麻钩藤饮等进行治疗。③运用现代药理学知识对中药药物组分进行研究开发新药和开发新的剂型例如: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心血管病的常用药物银杏叶片、复方丹参滴丸等。④用现代医学的理论研究中医理论,例如有些研究者提出“脾虚本质”、“肾虚本质”的研究,试探性的找一些指标如腺苷酸环化酶等作为判断指标,试图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中医证的本质进行研究,明确中医药诊治疾病的原理。
3•3当前中西医结合的关键问题是理论创新从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形式看,我们不难知道,中西医结合主要体现在用西医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查诊断,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或同一病种使用中西医两方法进行诊治。虽然在临床上的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以上的几种结合皆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因为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结合几乎为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2]。中西医结合虽然走过了50余年,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的问题,取得的成绩多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根据同志提出的“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倡议,实质是要求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发展新的医学模式,旨在提高临床疗效,创新医学理论,以丰富世界医学。因此创新医学理论,发展新的医学模式是中西医结合的关键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单纯的靠中医现代化,或用现代科技来研究、解释中医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中医理论的特点是阴阳平衡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医学理论。因此我们把两套医学理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取长补短,相互融合才会产生新的新的医学理论模式。陈可冀院士认为找出两者的交叉点和结合点是非常重要的[9],而把中医理论的思想性融入西医理论,把西医理论的技术性融入中医理论正是它们取长补短的关键,可以作为它们的结合点与交叉点。
4“元衡论的”的观点
4•1阴阳平衡观是中医基本理论的主线中医理论以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平衡观为衡量标准的,具有以阴阳平衡为主线的“衡”医学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平衡观,其一是天、地、人相互关联的整体平衡观,其二是把人体大致划分为脏腑、气血津液等的结构平衡观,其三是根据五行学说,各脏腑间有着相互生克、相互关联的层次平衡观。有较强的整体观和系统性,具有较强的思想性、逻辑性,它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
4•2单元结构的研究是西医理论的基础西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以结构单元为主线的“元”医学特点,西医的理论基础是对解剖结构的正确认识,如果把一个人体看作个体单元,把人体分解成若干个单元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人体的构成层次为组织、器官、系统等几个层次,具有较强的精确性、客观性,它以现代西方科学使用的“还原论”的方法用实验、验证的方法进行医学研究,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科学性,它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唯物论。
4•3“元衡论”可以作为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相结合的一个点“元衡论”的观点是我们根据中西医学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优势互补后得出的思路[10]。单元结构是指正常人体的基本构造如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和病原微生物等,是西医理论的基础;阴阳平衡观主要指阴阳学说的阴阳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机体内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联系为特点的人体内部的动态平衡状态。由于中医理论常以脏腑、气血津液、表里等概念表述机体的组织、器官的病理、生理变化,与现代西医理论相比较笼统不具体,较粗放而不精确。如果我们把阴阳平衡观、五行生克论融入人体的结构单元进行临床分析,用具体的结构单元代替抽象的脏腑、气血津液、表里等中医概念,把具体的结构单元作为阴阳间、五行间平衡与生克的结合点或交叉点,就可以对人体的分析有一个具体的、全面的、多层次的认识,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元衡论”。“元衡论”包含三个层次的单元平衡体系:其一为整体单元平衡,指人体是一个整体,其健康状态取决于人体与周围环境、饮食劳顿、神经精神、组装器官的动态平衡状态;其二为层次单元平衡,指人体由组织器官共同构成多个系统,系统与系统、器官与系统、器官与器官间通过神经体液联系构成若干个结构单元、功能单元,正常情况下它们保持着动态的生理平衡;其三是结构单元平衡,指某一个具体的器官或组织为一个具体的结构单元,正常情况下能够维持其自身内部的生理平衡状态。三个层次的单元平衡体系如果有一个平衡体系出现异常,通过其内部的联系可以影响其他层次的平衡状态,导致机体的疾病状态。因此,我们可以把“元衡论”简单地理解为以整体单元、层次单元、结构单元三个方面的人体平衡观,它把中西医两套理论中各自较为突出的基本特点进行有机结合。以整体单元、层次单元、结构单元作为分析疾病的三个层次的线索,以平衡观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依据,按这个思路进行探讨疾病病理、生理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可以更全面、清晰。
4•4“元衡论”的临床意义“元衡论”以现代医学的结构单元的平衡为基本点,把中医阴阳学说的理念贯穿于分析疾病的过程,用中西医的现有的知识和各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研究,形成“元衡论”的思路,这样就可以按照既注重解剖结构单元又注重平衡观的立体思路对疾病进行系统的生理、病理分析与研究并指导治疗,以丰富阴阳平衡理论的具体内容,完善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同时为西医理论增添了系统性、整体性的思想,弥补了中医学思想性有余技术性不足和现代医学重技术轻思想的倾向,从而使对疾病的诊治既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具体性,又具有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中医理论认为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本标志,平衡就是生理状态,失衡即为病理状态。人体的平衡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对称性平衡,而是人体五脏六腑、组织器官及其功能活动协调吻合而产生的平衡,不是消极的静态平衡,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动态平衡[11]。中医学的平衡观存在于人体的方方面面,现代生物学的人体内环境的体液平衡,现代微生物学的微生态平衡[12]也从现代医学的两个角度阐明了解剖结构单元之间和结构单元内部存在动态平衡,说明了“元衡论”观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笔者曾以“元衡论”的思路对痤疮的病因进行分析,得出痤疮的发病是由于相关的三个层次平衡失调即皮脂腺内部微生物失调是结果、激素代谢障碍是根本、消化系统障碍是诱因,三个层次的平衡环环相扣,构成了痤疮发病的基础,我们通过给予相关环节的治疗取得了满意的疗效[10],为“元衡论”的观点可以运用于人体疾病生理病理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态平衡理论篇4
不同领域的“平衡”范畴有不同的涵义，行政法的“平衡”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状态和方法。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形成的兼容非对等性的权利抗衡状态，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在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平衡论是有关行政法本质的理想体系，由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和一系列关于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组成。
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的一种理论主张提出后，[1]一些学者一直在作完善这种理论的努力，力图使之有助于行政法理论的科学化并推动中国行政法制的进步。平衡论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就平衡论作了一定的评价。这些理论上的探讨，有利于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进一步深化。由于平衡论尚不成熟，有些学者对这种理论，特别是对“平衡”及“平衡论”范畴不太了解，甚至有所误解。[2]故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两个核心范畴作进一步的界定、解释和补充。
一、关于法学领域的“平衡”范畴
在不同领域，“平衡”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而言，平衡是指矛盾双方在力量上相抵而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矛盾双方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绝对静止的状态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的事物，平衡总是相对的。但是，不存在绝对平衡并不等于人们追求平衡并努力保持相对平衡是错误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平衡和平等、和谐、统一相一致，而后者正是人类追求的一般的价值目标。
平衡作为一个法学范畴，[3]较多地见于法理学和民商法学的论著。人们在阐述与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有关的问题时，常常使用这个范畴。在美国学者赫克（philippHeck）的利益法学理论中，利益平衡便是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4]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利益衡量（平衡）论。[5]在较少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私法领域，使用“平衡”范畴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私法所调整的是一种既平等又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较之“正义”、“公平”等范畴更为具体和形象。相比之下，在行政法领域“平衡”范畴的使用者要少一些。按照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来看，在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这个范畴。英国学者韦德（H·wade）在分析英国行政和宪法的关系时指出：“全部行政法可以被认为是宪法的一个部门，它直接发源于法治和议会主权的宪法原则。行政法对于决定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的平衡作出很多贡献。”[6]韦德在解释行政法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的宪政意义。日本学者小林节在其新著《宪法特别讲义》中专设一章“利益衡量论”，用以论述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司法审查中应如何进行利益平衡及平衡的标准等问题。[7]还有一些学者，如我国台湾的史尚宽、日本的南博方等也曾论及这个范畴。[8]
“平衡”范畴从私法领域进入行政法领域，并不是一个范畴借用的问题。一方面，这标志着人们正逐步接纳行政法理论的一种新的观念：无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或过于强调管理者的权力都是失之偏颇而与现代法制相悖的。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世界各国行政法在近几十年里发生的变革：消极行政的萎缩和积极行政的拓展；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逐步兴起；行政程序立法不断加强；立法、法律解释及适用中更多地考虑平衡因素；利益平衡逐步成为弥补制定法和判例法缺陷的重要方法等等。
“平衡”范畴被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用于不同的场合，其具体涵义是不相同的，公法的“平衡”范畴和私法的“平衡”范畴也不一致。基于“平衡”范畴的理论意义，十分有必要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范畴加以界定和论证。
二、行政法的“平衡”范畴
笔者认为，对于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①平衡是对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的一种概括。[9]运作良好的法律状态（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对于一个谋求公正、和谐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应是使事物合乎正义的一个中道的权衡，[10]维持事物的平衡是法律的本质所在。平衡应是法律的最优化状态，也应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②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由于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不可能自然生成，这就需要人们能动的采用一定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状态。平衡，包括利益平衡等便是实用而有益的行政法方法。
（一）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
平衡状态在私法中要比在行政法中理解起来方便得多。私法关系是一种对等的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都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且权利和义务等量、互为内容。”[11]平稳状态对于私法而言，显得简单而理所当然。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则要复杂得多，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对立统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公平配置、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的对应、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与监督等等问题。行政法关系具有其他部门法律关系所没有的特点：（1）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不同性质利益的代表者。如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相对方则往往代表私人利益。（2）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行政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它源于公民权利又必然和公民权利相冲突，并受到公民权利的约束。[12]（3）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既不互为等量也不互为内容，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总具有非对等性。
基于行政法关系的这些特点，笔者认为，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的基本涵义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的状态。由于平衡状态和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以及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有密切关联，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通过它们之间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平衡”范畴。
1．平衡状态与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
非对等性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世界上任何一种行政法理论都不会去否定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这一特征。但目前学术界对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的认识差别较大。一般的看法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便是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只有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才存在不对等。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不同于私法的法律关系，它由多种法律关系构成，如行政实体法律关系，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等。在实体行政关系中，法律承认行政权具有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利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形成不对等的法律关系，但我们不宜由此而简单地把全部行政关系归结为只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如在行政合同关系中，所谓的不对等关系就不是传统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仅仅为权利主体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行政程序是制约行政实体权力的重要机制。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一般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由行政程序规范调整的行政程序法律关系是一种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优先实现，而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一定限制的关系。这种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也应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不对等的。如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被告和原告在举证责任、起诉权方面的权利义务便不对等。所以，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一般而言，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即，一方优先实现权利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行政领域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是倒置的，倒置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体现了行政法的平衡精神，也使得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
行政法上作为状态的平衡是一种兼容非对等性的动态平衡。其过程可以概括为：（1）（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拥有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抗衡的权利。（2）行政机关通过行使一定的实体权利的方式，使自身的一部分权利优先获得实现，纠正相对方的违法行为，或限制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以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形成双方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3）但在这种不对等关系出现的同时，相对方获得了实体上不对等关系出现之前所没有的权利：行政程序上的权利、行政诉讼上的权利等等。这些程序性的权利，通过国家有权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获得补救，维持行政法的平衡状态。
因此，作为状态的平衡和非对等性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对等是行政法的阶段性权利义务状态，而平衡是行政法应有的整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平衡状态通过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
关于平衡和非对等性的关系，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并非简单地由几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不同性质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仅仅使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根据一些国家既有的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断言，这些国家的行政法是平衡法。因为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可以相互抗衡。要实现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需要其他国家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和制约。单有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是不足以抗衡行政权力的，因为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若不和国家权力相结合，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可以说，没有监督和制约，也就没有平衡。二是在任何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一方的权利若受到过份限制，将破坏行政法的平衡状态。例如，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过份限制相对方的权利，有可能使相对方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补救。同样，过于繁琐的行政程序也有可能使行政机关事实上丧失实体权利。基于这种认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行政法强调弱化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改变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并通过司法权力对相对方的权利予以提前保护，如司法审查有条件地停止执行行政决定等。[13]在行政程序的设置上，尽量避免过简或过繁的程序，而较多地采用混和程序，以谋求公正和效率的平衡。
2．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
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是相对于平衡状态而言的，指的是行政机关或相对方无法以各自所拥有的权利与对方抗衡的状态。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行政法的平衡状态的存在，但由于受一国宪法制度、法制状况、历史、哲学、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多的时候，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运作的。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不平衡状态是相对方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通常，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或虽已建立一定的制度但运作不佳。制定的欠缺，如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实施行政程序法等等，往往使相对方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使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状态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各国行政法发展的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果既有的法律制度运作不佳，未能对应当控制的行政权力加以控制，也会使得相对方应受保护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导致不平衡状况。如我国尽管已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并逐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但这项制度还存在“原告诉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审判难以完全独立”[14]等等问题，平衡的行政法状态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尚需努力的目标。
另一种不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相对方相抗衡。这种状态在世界行政法史上较少出现。美国建国初期，由于宪法、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力的范围和强度有很大的限制，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行政权的作用极其微弱。还有前南斯拉夫，过份强调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和公民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状态，在内外压力下，政权瓦解了。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其他国家不是很多见，但其历史教训是宝贵的，很值得后人吸取。从世界范围看，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大量表现为相对方的权利过少或缺乏真实性，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而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积极性不同或出现社会不稳定，就不足为怪了。行政法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平衡逐步走向平衡的历程，和各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紧密相联。
必须指出的是，不平衡的权利义务状态是行政法的一种整体状态，和平衡状态相对。“不平衡”的含义和阶段性的权利义务非对等性是不同的。“不对等”不一定导致“不平衡”。正确认识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及其与“非对等性”、“不平衡”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一国行政法状态的理解，把握行政法的本质。
（二）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
“平衡”范畴除了用以表示行政法的状态外，同时也被用来建立一种新的行政法方法论，即以平衡的方法处理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理论。平衡方法可以用于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的领域。
1．立法领域的平衡方法
立法者可以通过综合的分析，公正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平衡配置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1）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2）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效率和相对方的参与程序；（3）行政程序的设置及其对行政机关实体权利的影响程序；（4）相对方受到权利侵犯的可能性和获得补救的途径；（5）行政权被违法行使或滥用的可能性和制约行政权的相应机制及程序，等等。立法中采用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对于实现行政法的平衡状态非常重要。若立法中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得不到公正平衡的配置，一般而言，难以通过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达到平衡。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公正平衡配置双方权利义务的“度”，这是一个有待实践进一步总结的问题。
2．法律解释及适用领域的平衡方法
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适用法律过程中的解释。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本质是相通的。人们在进行法律解释及适用时，往往采用历史背景分析、立法者原意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这些都是法律解释及适用的重要方法。有的学者提出，除此之外还应采用利益平衡的方法。利益平衡是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及适用方法，这种方法论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益衡量论”或“利益考量论”。利益平衡方法论的主要主张是，在解释及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不得偏袒其中一方。 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通常体现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法律解释过程中，若不考虑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很容易导致解释的主观片面性的。另外，法律事实总是在制定法和判例之后发生的，而且法律事实复杂多样、不可预测。将法律不作利益的衡量而直接适用于事实，要确保其公正和客观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人们只有在事实和法律规定完全对号入座的情况下，才可能排除利益平衡方法。 在法律规定带有不确定性和非针对性或缺乏具体标准的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在既有的法律规定中寻找到解决行政问题的绝对正确的答案的。例如，关于公共福利和公民基本人权的关系，就无法从法律的规定中推定普遍适用的结论，而只能通过利益之间的平衡，选择其中一种相对客观、相对正确、符合一般价值观念的结论。日本学者佐藤功指出，“‘公共福利’之所以能够成为限制国民基本人权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将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实现的利益及价值与不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维持的利益及价值加以衡量比较，前者的利益和价值更高一些而已。”[15]事实上，法律的解释者、执法者以及司法审查中的法官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利益平衡的方法。因此，行政法关系中，何者的权利优先获得实现，往往是权利义务关系决定者利益估量和平衡的结果。
由于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等等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各不相同。普遍的科学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利益平衡是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的主要内容。但由于行政法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利益关系，除了运用利益平衡方法外，在解释、执行和适用法律时，还应考虑非利益因素之间的平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平衡论”范畴及其主要观点
平衡论，即权利义务平衡论，亦称兼顾论，是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一种理论主张。“平衡论”范畴是行政法领域的范畴，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哲学领域和私法领域的平衡理论。平衡论的基点是关于行政法本质的认识，即回答“行政法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平衡论最基本的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这种理论认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与冲突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应当是统筹兼顾，不可只顾一头。反映在行政法上，其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整体上应该是平衡的。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并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地实施，以达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重视行政民主、权利补救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16]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实施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保持矛盾的和谐和平衡并不等于不分主次。矛盾论既是兼顾论也是重点论，平衡论亦是如此。在不同的条件下，平衡论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但其目标始终是权利义务的平衡。就当前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和实践而言，平衡论更强调对相对方权利的保护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平衡论并非套用黑格尔的肯定（管理论）、否定（控权论）、否定之否定（平衡论）的三段式推导出来的，它是对行政法的历史和现实的论证结果。如果说平衡论符合事物发展的辨证过程，只能说这个理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行政法理论观点。
1．关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
平衡论认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或违法行使；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利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
2．关于管理论和控权论
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国行政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论或控权论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行政法模式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论以管理者为本位，以管理为使命，视法为管理工具，无视相对方的权利。它忽略对管理的监督，过于强调行政效率和行政特权，加深了行政领域官本位的特征，同民主与法治原则不相适应。[17]控权论过份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不重视行政效率、积极行政和维护公共利益，不符合现代行政法制发展的状况。[18]
3．关于行政法的概念及法律关系一般的理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只是行政关系，[19]不够全面。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概念应该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20]这一定义和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定义相比较，除了补充了监督行政关系这一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外，还强调了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比较深刻和全面地反映了行政领域内在的本质关系。
4．关于现代行政的依法行政原则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依法行政原则对这两类行政的要求是不同的。前一类行政应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可以说“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我们称之为消极行政。而对后一类行政，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内积极作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我们称之为积极行政或服务行政。积极行政是行政机关行为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进一步拓展积极行政的范围、提高积极行政的质量，增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
5．关于行政指导的性质和作用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需要进一步发挥行政权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要采用更多更具强制性的手段进行管理。恰恰相反，在一些行政领域应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持两者的平衡。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根据法律或法律原则作出的非强制性措施。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手段，广泛地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施政的中心，在现代行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指导不但可以有效地为行政相对方提供及时、准确的服务，引导行政相对方作出正确选择，而且可以减少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与冲突，激励行政相对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如何正确界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性质，具体分析行政指导引起的法律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相应的法律机制推动行政指导的健康发展等，是行政法学的一项新课题。行政指导是民主与法制的产物，行政指导的制度化、规范化，必将促进国家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依法治国方针在行政领域的贯彻与执行。
6．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平衡论认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行政实体法所没有的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在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反对单纯的权利保障模式和单纯的效率模式，主张民主与效率的平衡。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受“重义务轻权利”传统的影响较大，过于强调效率不利于防止行政专制和权力滥用，应选择权利保障为主兼顾行政效率的模式。
7．关于行政法律责任平衡论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法主体因违法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不能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法院只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将行政法律责任归结为行政机关或公务员因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法不但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也规范相对方的行为。无论行政法主体的哪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都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尽管双方的责任形式是不同的。对于相对方的违法行为，不但要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还要保证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度相当。对该追究的行政法律责任不追究，或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序不相当，都将破坏行政管理的法律秩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行政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相对方违法行为及其行政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机制和法律体系。
8．关于行政法学科体系及研究方法 平衡论认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所改进，我们不能只注重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的研究，也要重视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司法审查法的研究。但也不能照搬西方一些国家的理论模式，认为行政法就是司法审查法，偏废对行政权设置、行使和作用的研究。 平衡论提倡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更多地采用平衡方法，加强研究，建立科学的适合我国行政法制建设需要的平衡方法论。提倡进一步深入研究行政法中的哲学问题。
[注释]
[1]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2]《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发表了杨解君同志的《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一文，其中有些观点是对平衡论的误解，有些观点我们显然是不同意的，对此，我们将另写文章予以回答。
[3]英文中与平衡相对应的词是balance，有的学者也将balance译作衡量、考量或权衡。
[4]赫克：《利益法学》，日文版，津田利沼译，庆应大学法学研究会，1985。
[5]加藤一郎：《民法的论理与利益衡量》，日文版，有斐阁，1974。
[6]H·韦德：《行政法》，1982年英文版，第9页。
[7]小林节：《宪法特别讲义》，日文版，法学书院，1992。
[8]史尚宽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唯限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是不足的，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公共利益的平衡也应考虑在内。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1978年台北五刷，第319页。南博方认为，“民商法等私法以调整、分配个人利益为目的，行政法则有调整、分配公共利益（公益）和个人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处理行政法上各种问题时，要求我们同时考虑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得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学习行政法，平衡感显得尤其重要。”见南博方著《日本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9]尽管法律的状态主要体现为权利义务状态，但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不仅限于此，还涉及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体系以及功能等内容。本文因篇幅所限，主要论述权利义务的平衡状态。
[10]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9页。
[1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2]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9页。
[14]《纪念〈行政诉讼法〉实施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5]佐藤功：《日本国宪法概说》，日文版，学阳书房，1991年第四版，第148页。
[16]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17]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生态平衡理论篇5
巴廷金（D·patinkin1922—）是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早年曾作为美籍犹太人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任教。以后，返回以色列，现为希伯莱大学埃利泽·卡普兰经济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并担任以色列摩里斯·福克经济研究所所长。1956年发表了其著名的代表作《货币、利息与价格》（money，interestandprices）。他根据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采用宏观分析的方法，以表示财富存量对消费支出影响的实际余额效应（RealBalanceeffect）为核心，对货币在所谓静态与动态一般均衡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通过融合传统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凯恩斯效应和皮古效应，建立了一个所谓反映“货币经济”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学说。巴廷金的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被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发展方向的一个顶点。②本文将着重对巴廷金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学说及其主要特点进行概要的述评。
一、静态一般均衡分析
巴廷金的静态一般均衡分析是其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他的一般均衡模型具有若干基本假定：1．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充分的灵活性；2．经济行为的主体不具有“货币幻觉”；3．不存在“分配效应”；4．政府不发行付息债券和不进行公开市场的活动；5．不存在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6．不考虑预期的影响；7．充分就业。在此基础上，巴廷金构造了一个由商品、货币、债券和劳动（力）四个市场组成的模型。其结构方程组为：
ko是固定资本设备数量，为一常数；r是利率；yo是实际国民总收入，等于实际国民总产量，为一常数；mo是名义货币供给量，为一常数；
从模型设定的角度看，巴廷金的一般均衡体系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把实际余额引入消费函数和其它市场的供求函数。巴廷金消费函数分析的基础是凯恩斯的收入支出分析。他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同样把消费者的支出水平视为其收入水平的函数，假定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他同时认为，消费者的支出水平也决定于消费者的财富存量。在巴廷金看来，在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所谓“货币经济”中，代表财富存量的实际货币余额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消费者总是希望在他的现金余额与他的计划开支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比例，这种比例的确定，“客观上决定于随机支付过程的特点或处罚成本（penaltycost）①，主观上决定于消费者对不便利或现金短缺风险的评价。”②如果现金余额的存量超过了消费者认为是必要的水准，他就会增加消费支出；反之，将减少消费支出。而消费者借以判断其货币余额是否充分的标准，就是所谓实际货币余额。实际余额对消费需求的这种影响，被巴廷金称为“实际余额效应”。他认为，这是财富存量影响消费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在“通常的消费需求理论中”，却“被忽视了”（第18页）。这种实际余额效应是巴廷金一般均衡分析的主要作用机制。
2．否认货币需求对利率的下降具有无限弹性。巴廷金的货币需求分析是以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分析为基础的。他根据凯恩斯关于人们持有货币动机的假说，也把货币需求归结为所谓“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作用的结果，从而把货币需求视为国民收入、利率以及实际余额的函数。但是，他认为，货币需求曲线虽然对利率具有负斜率，但并不存在所谓“流动陷井”。其原因在于，利率的变动引起了经济体系中其它市场的变动。具体地说，利率的下降将引起：（1）居民对消费品计划总支出的增长；（2）企业对投资品计划总支出的增长；（3）居民对企业发行的债券持有量下降；（4）居民自己发行的债券总量增长；（5）企业发行的债券总量增长。而只要利率的下降所引起的货币流入量（第4、5）大于货币流出量（第1、2），则不论利率等于何值，货币需求量都是继续增加的；反之，都是减少的。从而就货币市场而言，不存在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无限弹性。
3．提出均衡利率的水平是以一般均衡的方式在所有的市场上同时被决定的。他认为，利率是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居民选择财富保存形式的重要因素。由于利率水平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只有在所谓“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大于或等于利率时，企业才出售债券；而同时，利率又是反映消费者的所谓“时间偏好”和“测度保存一单位货币而不持有生息资产的机会成本”③的标准，从而利率也必然影响消费者在消费与储蓄、债券需求与货币需求之间的选择。因此，“当整个经济社会处于均衡时，利率必然同时等于流动（liquidityService）、资本的生产力和时间偏好三重边际（threefoldmargin）”④。从而均衡利率必然是在所有的市场上同时被确定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债券市场决定利率的可贷资金学说和凯恩斯关于货币市场决定利率的流动偏好学说，从瓦尔拉斯定律（walrasLaw）的角度看，实际上是等价的；从而完整的利率决定分析不可避免地要以一般均衡的方式在所有的市场上同时进行。（第375—377页）此外，利息率的变动存在着一个下限，这是由于在低于一定的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人们宁愿保存“具有流动性”的货币和购买商品，而不愿持有“缺乏流动性的债券”（第69页）。因此，债券需求函数的特点决定了在债券市场上存在着一个虽非常数但总是存在的最低利率。
巴廷金静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核心，是通过把绝对价格水平引入商品需求方程，提出价格水平的变动会通过实际余额的变动影响商品需求，而把绝对价格水平的决定和商品的供求联系起来；从而试图论证，由于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他所设定的经济模型存在着一般均衡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均衡具有唯一性和稳定性。
巴廷金采用了计算方程数和未知数数目的“传统方法”①来论证其一般均衡体系具有唯一的均衡解。他推论，由
尔拉斯定律，结构方程组线性相关；所以，只有三个方程独立。因此，根据线性方程组解的判别定理，推出方程组解存在且唯一。即p=po，
巴廷金进一步假定，劳动市场的货币工资率对超额的劳动供求存在着足够迅速的反应，其均衡值不受其它变数变动的影响。因此，均衡的稳定性可从两个市场（例如商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分析推出。他认为，当商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同时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如果价格小于均衡价格水平，利率大于均衡利率水平（反之类似）。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价格的下降将使消费者的实际余额增加，从而产生实际余额效应；提高商品需求曲线，产生使价格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利率的上涨，在减少债券供给的同时，引起了债券需求增加。其结果，导致利率开始下降。但是，利率的下降，由于提高了债券的价格，从而会使消费者的一部分购买力转向商品需求，和价格下降产生的实际余额效应一起影响商品市场，增加商品需求，推动物价上涨；而价格的上涨，由于刺激了投资品的需求，又会反过来影响债券市场，增加债券供给，减少债券需求。这样，经过反复的调整，依靠市场的相互作用，当所有消费者和企业的实际余额达到理想状态时，整个经济将重新实现一般均衡。
由此可见，巴廷金的静态一般均衡分析突出地强调了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及所有价格、供给和需求量的同时决定。他认为，上述一般均衡分析具体地再现了瓦尔拉斯的“尝试过程”（theprocessof
每种价格又都影响所有市场”（第376页）的“货币经济”中，绝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可能脱离各个市场的供求状况，而所有市场的供求函数也不可能不受到绝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从而“任何非均衡状态的存在，都会自动地引起校正力量（correctforce）的作用，而最终消除这种状态。反之，一旦均衡实现，市场力量的作用，将使进一步的变动停止”（第234页）。因此，他认为，在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他所设定的经济模型存在着所有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均衡具有所谓唯一性和稳定性。
二、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巴廷金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货币数量增长的动态效应。货币数量的增长对于均衡价格和均衡利率究竟具有何种影响，一直是新古典货币理论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重要分歧点。巴廷金关于货币数量增长的动态考察试图通过实际余额效应的分析，重新肯定货币数量说的传统结论。他假定，政府增发的新货币是一次性的，它通过两条途径进入经济体系：（1）政府直接把印发的新货币投放商品市场以增加政府的购买力；（2）通过银行系统把新货币注入经济体系。
巴廷金认为，当第一种情况出现时，在商品市场上将有两种力量对商品需求产生上涨的压力：第一，总需求中的政府需求将增长；第二，由于总实际余额的增长，在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下，投资和消费需求也将增长。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将使总需求曲线偏离原有的均衡位置，导致通货膨胀缺口的出现。但是他认为，商品市场通货膨胀缺口的存在将会引起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商品市场出现超额需求时，价格将开始上涨；从而在负的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下，减缓商品超额需求的压力。当价格的上涨比例小于货币数量增长的比例时，实际余额将继续大于货币量增长以前的水平，从而通货膨胀缺口继续存存；反之，将会导致衰退缺口。而只有在价格与货币作同比例上涨，即“经济中的实际财富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时”（第238页），商品市场才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
在巴廷金看来，新货币注入商品市场，也会引起债券市场的波动。由于实际余额的增长，债券的供求曲线都会向上偏移，从而使利率下降，并引起所有市场的进一步调整；刺激投资品的需求增长，加剧价格上涨，引起利率回升。“当价格的上涨完全吸收了增长的货币数量时”（第239页），利率重新回到原有的均衡水平。当新增的货币量通过第二条途径注入经济体系时，虽然银行本身不作为买者或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但新货币的注入使银行存款增加，从而导致债券需求增长，利率下降。因此，会产生和第一种情况类似的动态调整过程。
巴廷金的结论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长都将引起“均衡价格水平的同比例上涨”，“但使均衡利率的水平保持不变。”（第238、241页）换言之，由于货币量的增长不影响经济体系的“实际状态”，货币数量增长的效应是“中性的”。但是，他强调，利率的不变性是作为动态过程的结果来看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利率不仅是可变的，而且这种变动构成了动态调整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第239页）。因此，巴廷金关于货币数量增长效应的分析，可以看成是一种重新表述的“动态”货币数量说。从比较静态的角度看，它与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是一致的；但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看，又同时吸收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而他整个货币数量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是实际余额效应。
2．“扩大的”流动偏好分析。巴廷金认为，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分析是一种狭义的分析。他把流动偏好变动的效应仅仅归结为影响人们对货币与债券所做的选择；实际上流动偏好的分析可以扩大到一种“更为一般的”（第244页）情况，即人们对货币、债券与商品三者进行选择。他假定，在动态分析中，流动偏好的变动效应“中性”，即它只影响以货币为一方，以债券和商品为另一方的财富持有形式的选择，而不影响人们在商品与债券之间的选择。
巴廷金认为，流动偏好的增长最初将产生两方面的效应：（1）商品需求曲线下降以及随之产生价格下降；（2）债券市场的需求曲线下降、供给曲线上升以及随之产生利率上涨。随着价格的下降，实际余额效应将会把商品需求拉上，并使债券供给下降、债券需求增长，从而使利率的上涨发生逆转。他认为，这种动态调整过程最终将终止于新的均衡重新实现。在新的均衡点，价格水平低于初始状态而均衡利率保持不变。在新的均衡价格水平上，累积的实际余额效应将足以弥合商品市场的衰退缺口，并使债券市场的利率回到初始状态。因此，流动偏好的变动不影响均衡利率的稳定性。从而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关于流动偏好变动效应的不同观点，并不是来自他们分析中的差别，而是来自他们对这种变动的性质所暗含的假定的差别。”（第248页）因此，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是否能作为“对古典与新古典货币理论的根本性的挑战”（第374页），他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3．模型设定条件改变的动态影响。巴廷金的一般均衡分析是建立在七项假定基础上的。只有这些假定条件发生了变动，均衡利率的动态稳定性才可能受到影响。
在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刚性的情况下，由于排除了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当经济处于“失衡”状态时，劳动市场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商品市场的需求无法充分回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长虽然对均衡的重新实现具有促进作用，但动态调整的过程将改变均衡利率的水平。如果在任何一个市场（例如在债券市场）存在着“货币幻觉”，由于债券需求只决定于名义货币持有量，不存在实际余额效应使货币量增长引起的利率下降过程发生逆转，从而利率将不受阻碍地持续下降，直到在某一个低于初始均衡利率的水平上才能重新实现均衡。在分配效应存在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长所产生的价格上涨将引起实际收入的重新分配，如果“由于价格变动而使收入增加的人比收入减少的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和借贷倾向”（第285—286页），“强迫储蓄”的出现将会导致均衡利率水平的下降。如果考虑政府发行的付息债券，私人部分的净债券持有量将不再等于零。因此，在货币数量增长引起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将小于初始状态。在实际金融资产效应（Real-Financial-asset-effect）的作用下，商品市场必然出现衰退缺口，债券市场出现超额需求，从而为重新实现均衡，利率的均衡水平必然低于初始状态。
此外，巴廷金还分析了在考虑通货膨胀预期，引入私人银行系统和存在非自愿失业的情况下，经济模型的动态过程。他认为，由于上述因素的引入，改变了模型运行的基本条件；从而均衡利率的动态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因此，巴廷金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结论是，由于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只要若干假定条件得到满足，货币数量说的传统结论仍然是可以成立的。
三、模型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从巴廷金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中可以看到，巴廷金的一般均衡理论具有一些独自的特点，它反映了当代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
1．融合传统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中，货币因素与实物因素、绝对价格与商品市场的供求是完全无关的。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划分经济理论的传统方法——两分法，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以商品需求函数表示的实物部分和以货币需求函数表示的货币部分。前者构成了价值理论的研究领域，后者构成了货币理论的研究领域，从而使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截然分开了。这种两分法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代表实物部分的商品需求函数对绝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不发生任何反应的假定；它被新古典经济学家称为商品需求函数不具有“货币幻觉”，或称之为所谓“齐次定理”（第174—175页）①。
巴廷金的一般均衡分析则试图完全否定齐次定理；通过把绝对价格水平引入商品需求函数，以及相应地把实际余额效应引入一般均衡分析，融合传统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在绝对价格影响商品需求的情况下，所谓货币部分的货币量或价格水平的变动，会通过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影响实物部分的商品需求；而商品市场的供求变动又会反过来对绝对价格产生上涨或下降的压力；从而通过实际余额的作用，来沟通经济中的货币部分与实物部分。通过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的相互影响，使绝对价格成为一个和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同时确定的量，从而对新古典经济学截然分开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进行了融合。
2．财富存量的影响和实际余额效应分析。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论点：（1）消费函数仅决定于国民收入，即所谓关于消费函数的绝对收入假说；（2）货币数量的变动所引起的社会实际余额的变动，仅对债券市场的利率产生影响，即所谓“凯恩斯效应”的假定。但是，在巴廷金看来，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强调了收入流量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却忽视了财富存量，特别是流动资产的实际价值对消费支出的作用。与此相联系，他认为，凯恩斯对于货币作用机制的分析，只强调通过利率的变动对总需求的“间接影响”，而忽视了通过实际余额的变动对总需求的“直接影响”。
因此，为“弥补”凯恩斯消费函数的上述不足，巴廷金的一般均衡理论把表示财富存量的变数——实际余额引入消费函数。这样，既保留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又补充了财富存量对消费函数的影响；相应地，既肯定了凯恩斯关于货币冲击债券市场的“凯思斯效应”，又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货币冲击商品市场的“皮古效应”；从而以一种更为一般的“实际余额效应”的方式表明，在凯恩斯收入支出理论和流动偏好分析的基础上，新古典货币数量说的传统结论仍然是能够成立的。
生态平衡理论篇6
关键词：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调查研究
文章编号：1005C6629（2017）3C0021C05中图分类号：G633.8文献标识码：B
化学反应原理是中学化学中逻辑性最为缜密的一个部分，而最令学生头痛的则是其中的化学平衡部分。化学平衡还包括下位的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盐类的水解平衡、沉淀溶解平衡等内容。化学平衡的基本原理是上述所有理论的基础，学生只有真正掌握了化学平衡，才能认知其他特殊条件下的各类平衡问题。
1“速率”和“平衡”的教学误区
1.1尽管课标“隔离”了“速率”和“平衡”，但教学中往往混为一谈
化学反应动力学和热力学的基础内容是高中化学反应原理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对动力学的认识主要有：（1）知道化学反应速率的定量表示方法，通过实验测定某些化学反应的速率；（2）知道活化能的涵义及其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3）通过实验探究温度、浓度、压强和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认识其一般规律。而对热力学的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能用焓变和熵变说明化学反应的方向；（2）描述化学平衡建立的过程，知道化学平衡常数的涵义，能利用化学平衡常数计算反应物的转化率[1]。
很明显，课标对动力学和热力学这两个理论作了明确的“隔离”，即内容上分开来阐述，强调了速率相关内容的过程性以及平衡相关内容的状态性。例如课标要求用焓变和熵变两个状态函数去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要求利用化学平衡常数去计算反应物的转化率等等。动力学和热力学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前者关注的是反应的过程，后者只关涉体系的状态。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而教材往往通过速率来建立平衡，且通过速率的改变来讨论平衡的移动，从而教师往往将两个理论混为一谈，时而“速率”，时而“平衡”，导致学生误以为速率的改变是平衡移动的原因，事实上焓和熵才是影响平衡的关键因素。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这样总结：“在一定的条件下，当一个可逆反应的正逆反应速率相等且不等于零时，该反应就达到了动态的化学平衡状态。这种状态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条件，当条件改变时，导致正逆反应速率改变，从而平衡状态被打破。如果正反应速率大于逆反应速率，那么反应向正方向移动，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这样的表述乍看起来很正确，有条理。但仔细分析其逻辑关系时会发现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这样的表述认为速率不变导致了平衡建立，速率的改变引起了平衡的移动，即化学反应速率是化学平衡的原因。这种将热力学和动力学归结为简单的因果关系的错误做法，势必导致学生思维紊乱，因此从源头上区分动力学和热力学才能消除这种认识误区。
1.2相p研究“隔靴搔痒”，没有涉及教学中如何有效“分离”动力学和热力学
很遗憾的是，相关教学研究并没有关注到教学实践中如何从源头上消除这种混淆，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科本体知识的推导。主要是从学科本体知识层面出发去辨析和论证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状态、化学平衡移动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实质，探讨各概念间的联系和区别。该讨论建立在大学物理化学的纯理论知识之上，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教和学，缺乏操作性。
二是教学策略与方法的探讨。这类研究一般都起源于教师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或者问题，针对某一节课或者某一单元的内容，通过尝试新的教学理念或者改进教学设计和方法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然后分析比较改进后的成果和不足，为其他教师提供参考。但以上研究极少触及学生在本部分产生认知障碍的本质原因：即将混淆了的热力学和动力学作为建构知识的基础。
三是学生学习障碍点的分析。这部分研究主要从教学重难点出发，调查分析学生存在的认知障碍和迷思概念以及形成原因，旨在探讨如何避免学生在认知建构中出现矛盾。但这类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教学过程中的策略和方法是否恰当，很少触及到学科本体知识框架的科学性。
1.3教学误区的实践表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师本身理论知识紊乱、逻辑不清，不清楚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也就无法将这个问题有层次、结构化地呈现给学生。导致学生在认知建构的起始阶段就存在误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最后无法认清动力学和热力学的本质。
二是学生在学习这一块内容时只考虑速率和平衡的关系，错误地使用速率去推断一切平衡问题，混淆了两个理论不同的适用范围，不能区分过程性问题和状态性问题，导致问题解决时思维混乱，甚至出现分别从“速率”和“平衡”的角度去分析同一个问题，居然得到截然相反答案的情形。如有学生学完速率和平衡之后提出一个问题，“有固体做反应物的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状态后，将固体由块状粉碎成粉末状后，正反应速率增大，逆反应速率没有变化，为何平衡没有移动呢？”学生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生没有理解化学平衡移动的能量本质。
2“速率”和“平衡”教学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对北京市一所普通学校的高二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194份，有效回收率为80.8%。
研究工具分为问卷和访谈两部分。（1）问卷测试。问卷包括对速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对平衡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对平衡和速率关系的理解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均包括两个判断题，每个问题后均要求学生写出判断的原因。（2）半结构性访谈。对6位教师进行深度的半结构性访谈，主要从教师的角度关注教学实践中速率和平衡问题的处理。测试总体结果如图1所示。
学生对于化学平衡的表征、速率表征及速率与平衡的关系掌握较好，正确率在80%以上。但在平衡与状态的关系、速率与平衡的移动等方面表现一般，正确率50%左右。由于相应的理论知识掌握不扎实，导致绝大多数学生在实际问题解决时束手无策，得分率非常低，仅有26%的学生能够很好地解释工业合成氨中的相关问题。图1充分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大部分学生能从较低层次理解速率和平衡及二者关系，但未能上升到速率微观变化机理的高度，孤立地考虑速率的各影响因素，没有形成系统；二是接近一半的学生对于化学平衡状态的实质认识有欠缺，不能理解平衡状态只与系统的各状态函数（焓、熵、温度等）有关而与达到平衡的途径无关；三是绝大多数学生对平衡和速率的关系极少能从本质上区分，几乎都停留在各种规律的机械记忆上，化学平衡常数仅仅被作为计算的工具，没有意识到平衡的热力学实质（K与Q的关系）。
2.1对平衡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半数学生不清楚“平衡只与体系的状态有关，与建立的途径无关”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87%的学生能够正确判断“化学平衡发生移动，但化学平衡常数不一定改变”，其中62%的学生能够指出化学平衡常数仅与温度有关，仅16%的学生能够同时指出化学平衡受多种因素（浓度、温度、压强等）的影响。学生总体的25.7%在解释这一判断时出现了错误。主要的错误解释有三类，每类约占1/3，具体数据见表1。
有54%的学生能够正确判断“平衡只与体系的状态有关，与建立的途径无关”，其中39.5%的学生能够答出“在等温等压下，固定容积时，1moln2和3molH2达到的平衡状态与2molnH3达到的平衡状态是等同的”或者“以上两种情况是等效平衡”。学生总体中有51.4%在解释原因时出现了错误，没有从热力学的研究角度去看待平衡状态，仍然试图从变化过程推断平衡结果，将动力学套用到热力学问题的解决中，从而导致科学性错误。主要也是三类，具体情况见表1。
2.2对速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大部分学生忽视速率的定量特征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82.9%的学生能够正确判断“速率大，现象并不一定越明显”，其中58.6%的学生认为“无明显现象的化学反应即使速率大现象也不显著”。学生总体的24.3%在解释判断原因时出现了错误，主要错误有两种，一是认为速率是物质的量的变化，没有考虑单位时间。数据表明大部分学生对于化学反应速率的意义认识比较清晰，但绝大多数学生仅基于化学反应的某种现象来考虑化学反应速率的大小，忽视速率的定量特征。有研究者指出，“化学反应速率”的广义定义可以表_为“参与反应的物质的‘量’（如质量、物质的量、物质的量浓度等）随时间的变化量”，这一定义是“化学反应速率”普遍的表达方式[3]；二是学生错误地认为只有观测到宏观实验现象才能讨论速率，如果没有气泡或者颜色变化等则无法测量速率。事实上，眼见不一定为实，有时现象明显可能速率并一定大。
2.3对速率和平衡关系的理解：几乎没有学生理解“速率所属的动力学及平衡所属的热力学虽然两者相关，但并不互为因果关系”
有81.4%的学生正确判断“反应速率变化，平衡并不一定移动”，其中68.4%的学生能够举出反例如“催化剂可以改变化学反应速率，但并不能使平衡移动”来证伪该命题，3.5%的学生想到了“对于反应前后气体的物质的量相等的反应压强的改变同等程度地改变反应速率，平衡不移动”；学生总体的38.6%不能正确清楚地表述原因。判断错误的学生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化学反应速率决定平衡；其二是认为加热等会使速率增大，但平衡有可能不移动。50%的学生能正确判断“平衡正向移动，正反应速率可能变大、变小或者不变”，其中34.3%的学生表示“正反应速率和逆反应速率有可能同时增大或减小，但只要正反应速率大于逆反应速率，平衡即向正反应方向移动”。判断错误的学生主要认为“只有正反应速率增大，且逆反应速率减小，平衡才能正向移动”。
速率是动力学概念，平衡是热力学的概念，属于不同的范畴，两者相关，但并不互为因果关系。因此，应基于能量的视角来理解化学平衡的本质，热力学中的平衡状态是一种体系中所包含的能做功的热量（焓）和分子功（熵）之间的特殊稳定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用平衡常数K和Q的相对大小来衡量，而正逆反应速率相等是化学平衡建立后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使用正逆反应速率的大小变化去推论平衡的相关问题存在科学性错误。
化学热力学认为对任意的封闭系统，当系统有微小变化时，
总之，通过上述讨论，无论是平衡的建立过程还是平衡的移动过程，热力学基础上建立的关于化学反应问题的结论，与反应速率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3澄清“速率”和“平衡”教学误区的建议3.1教师要深刻把握热力学、动力学的联系与差异
化学反应动力学与化学反应热力学是综合研究化学反应规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二者各自的研究任务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化学反应动力学与化学反应热力学既有显著的区别又互有联系。因此，教师要从源头上对它们作本质的区分。
化学反应热力学，特别是平衡态热力学，是从静态的角度出发研究过程的始态和终态，利用状态函数探讨化学反应从始态到终态的可能性及变化过程的方向和限度，而不涉及变化过程所经历的途径和中间步骤。所以化学反应热力学只回答反应的可能性问题，不考虑时间因素，不能回答反应的速率和历程。热力学方法不依赖于物质的结构和过程的细节，旨在预示和指出途径而不是解释，因此它只能处理平衡问题而不能说明这种平衡状态是怎么达到的，只需要知道体系的最初和最终状态就能得到可靠的结果[7]。
一般来说化学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化学反应进行的条件（温度、压强、浓度及介质等）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化学反应的历程（又称机理）；物质的结构与化学反应能力之间的关系。化学动力学最重要的是研究化学反应的内因（反应物的结构和状态等）与外因（催化剂、辐射及反应器等存在与否）是如何影响化学反应的速率及过程；揭示化学反应机理；建立总包反应与基元反应的定量理论等[8]。
在对化学反应进行动力学研究时总是从动态的观点出发，由宏观的研究进而到微观的分子水平的研究，因而将化学反应动力学区分为宏观动力学和微观动力学两个领域，但二者并非互不相关，而是相辅相成的。平衡是对过程结果的描述，速率变化则是对反应过程的描述。它们的解机制是两个不同学科的不同问题，既非化学平衡移动决定反应速率的变化，也非反应速率的变化导致了化学平衡的移动，它们属于各自独立的学科体系问题。
3.2教学顺序可以尝试调整，按照大学顺序先平衡后速率，有利于中学与大学衔接
我们发现，传统教学基本按照人教版教材顺序安排，先讲“化学反应速率”部分，然后通过速率的讨论来研究平衡的建立问题。笔者通过教师访谈发现，他们认为“速率”较为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且已有认知中的物理概念“速度”易于迁移，所以没有觉得这种教学顺序存在问题。但由于速率的影响因素和平衡的影响因素非常相似，这种教学安排导致前者对后者的学习产生了干扰，学生在后期平衡移动的判断过程中把正逆速率的改变看成平衡移动的本质原因。
教师应当对学生的认知障碍有一定的判断，认识到速率部分的学习对学生认知同化造成矛盾，因此合理调整教学顺序，选择比较合适的教学素材，可以克服这一困境。例如可以采取鲁科版《化学反应原理》中的编排顺序，将化学反应方向和限度放在化学反应速率之前教学。笔者对鲁科版教材编写专家进行访谈，发现该版本教材之所以将“平衡”置于“速率”之前，就是为了避免以往教学中先讲速率的弊端，让学生分清热力学和动力学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这样的教学顺序也符合大学化学中的授课顺序，有利于中学到大学的教学衔接。
3.3引导学生厘清平衡和速率，从热力学的角度解决平衡问题
为了使学生能从本质上理解反应速率的影响因素，教师要使学生将速率的宏观影响因素（浓度、温度、催化剂）和微观机理（碰撞理论和活化能理论）结合起来，只有让学生能从能量角度（活化分子数和活化分子百分数的改变）推理出浓度、温度、催化剂对速率的影响，学生才能不浮于表面的死记硬背。针对化学平衡移动这一学生认知困难的部分，教师应当深刻把握平衡的本质，即将平衡的影响因素归于化学平衡常数K与浓度商Q的不相等，温度改变了平衡常数K的数值，而压强或浓度改变的则是浓度商Q的数值，平衡会向使浓度商Q趋近于平衡常数K的方向移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5][6][7]傅献彩等.物理化学（第五版）（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43～347，348～349，362～365，64
生态平衡理论篇7
一、基础主义、建构主义与反思平衡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西方政治哲学史是一部方法的形成和变迁史。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政治哲学这样一种对方法有着高度自觉的话语体系中，“任何有影响的现代哲学体系，首先就是一种方法的学说。”①对方法的自觉不但能使政治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话语体系，从思想传承和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方法或视角的转变还能影响和引导人们对政治哲学和政治问题的一般性看法。作为一种证成方法，建构主义就试图在当代多元文化的实践背景中去克服传统基础主义导致的证成困境。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要义在于:一种证成是否成功，关键是能否在推理链条的最底端找到一个可以固定不变的“基础”，这个“基础”给整个推理链条提供根本动力与合法性。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就有这一特性。比如，他将证成的根基(基础)安放在自利而合理(Rationality)的人性之上，并运用大量修辞手段来使读者相信这一设定的恰当性和普遍性。②他相信，人性的自利和合理性是每个人在实践中都必然会形成并不得不承认的基本道德判断，任何深思熟虑道德原则的形成也必然立基于此。另外，基础主义需要反思平衡来补充，“合理直觉主义……依赖反思平衡的理念，否则，直觉主义就无法使其知觉与直觉相互支持，也将无法检查它对那些在恰当反思层面上与我们所考察的判断对立的道德价值秩序的解释是否合理。”③不过，从基础主义对“基础”的界定来看，由于这些“基础”往往被界定为“无法否定，亦无可更易的”道德秩序，④与其结合的反思平衡也定然是单向和狭义的。从基础主义的特征来看，不论诉诸何种“基础”，该学说大致都希望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强”⑤的道德原则。不过，如果如此之“强”的基础无法被其他语境下的行为主体所接受的话，那么，基础主义亦将由于缺乏理论调整力而走向自身的反面。因此，如果说近代政治哲学试图通过基础主义对普遍的道德原则进行辩护的话，那么它们在当代的多元实践语境下则不得不回退到一个个具体的实践语境中来为适合不同语境的道德原则辩护。由此，基础主义难免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罗尔斯就是在此情境下通过建构主义来为两个正义原则的普遍性辩护。一般来看，所谓的建构，指的就是使理性为证成负全责，而不再像基础主义那样将证成责任推诿给上帝之法、特殊的人性或先验的秩序。而是“凭借理性通过一定的程序，为知识和理论或其他观念产物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建立一个基点和标准……所谓的理性的程序，意指为知识等观念产物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建立一个基点和标准的这样一个路数是可以理解的，不必求主义理性之外的神秘力量。”⑥罗尔斯那里的“程序”就是原初状态，罗尔斯正是试图通过原初状态来使“知识、理论或其他观念产物”具备有效性和确定性。就此而言，建构主义是启蒙以后的基本特征，霍布斯、康德等人的政治哲学都可被称为建构主义。如果说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广义理解的话，那么，罗尔斯对建构主义的理解更狭义，也更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因为霍布斯、康德等人虽也将证成的责任交予理性，但仍不同程度、不同性质地带有基础主义色彩。而罗尔斯开创的狭义建构主义，或曰“罗尔斯式(Rawlsian)”的建构主义正是试图承认这些“基础”不可回避的同时接着在“程序”中不断消解其证成责任。这就带来两个问题:(1)罗尔斯如何看待这些“基础”(各种具体的道德判断);(2)如何消解这些基础。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使罗尔斯构想出一种广义的反思平衡。在罗尔斯看来，不论这些“基础”源自何种道德判断，它们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人类生存的本真境遇，即“我们”本身具有的道德情感(正义感)。不过，任何“判断”或“事实”，不论它们是否已经经过人们的深思熟虑，都不足以作为建构普遍规范性原则的“基础”。相反，这些“判断”或“事实”，其发端完全有可能掺杂着人们的恐惧、愤怒或妒忌等心理状态，从而遮蔽人们本真的正义感。①另外，即便我们有信心对每种判断都分别加以充分的“深思熟虑”，仍会遇到马克思曾面临的问题，即: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在本质上仍可能是被外在社会所塑成的似是而非的“虚假意识”。在这个问题上，罗尔斯与马克思立场相同，都将人视为社会性存在物，而非绝对独立的原子式个体。②因此，如果我们想去还原一个本真的生活世界，并在深思熟虑中体现出真实的道德情感的话，从经验论的立场来看，我们首先得回归和深入到这些具体的道德判断当中。然而，“深思熟虑”本身却无法为这些判断提供充分的证成依据。对此，罗尔斯的做法是:首先设计出一种严密的实践推理“程序”，以通过我们的合理性来选择出具有确定性和系统性的道德原则，反过来对各种具体道德判断的正当性进行判断，以此减少对直觉的依赖。③然而，这个“程序”并不是被建构出来的，而是根据各种“基础”人为拟定的，其本身的正当性亦待证成。对程序的反思和证成则靠反思平衡。通过原初状态，罗尔斯意在最大程度地去除夹杂在各种道德判断中的那些经不起“深思熟虑”的直觉性要素，并使最恰当的道德原则明晰起来;通过反思平衡，则意在将那些先前被排除掉的道德判断重新拉回理论视野中，使原初状态的结论牢牢扎根在现实的大地上。可以说，这两个环节一正一反，共同构成建构主义的实践推理。在此意义上，罗尔斯对他的正义理论做出如下描述:“(正义理论)是一种关于道德情感的理论，它提出支配我们的道德能力的原则，或者更具体地说，支配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④可以说，反思平衡乃是体现罗尔斯政治哲学之建构主义特质最关键的一环，如果这一环是成功的，罗尔斯就足以构造出一种时间性、动态性、分层次的建构主义推理结构，在后形而上学的证成语境中为道德原则、道德义务的普遍性辩护。有了反思平衡，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才有可能超越近代契约主义，在推理过程中对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道德判断分别进行不断地反思和权衡，以不断去除结构和结论中的基础主义因素。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要么修改原初状态以令其符合我们的道德情感，要么修正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判断。通过这种螺旋式的不断上升，罗尔斯试图使“我们”的道德情感逐步变得客观，从而消除每个行为主体可能在道德判断中或原初状态的结构中有意无意掺杂着的“虚假意识”，使人们的道德生活在抽象和具体的两端逐渐变得融贯。“它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无限之中的某一点，尽管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不断接近这一点，这就是，通过讨论，我们的理想、原则和判断在我们看来变得更加合乎理性，进而，我们认为它们的基础比以前更为牢固”。①从上述逻辑来看，原初状态与反思平衡构成一组矛盾:一方面，原初状态试图通过设定种种限定条件来推导出确定的正义原则;另一方面，反思平衡不断使原初状态推导出的确定结论变得变动不居。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能否称得上“建构主义”，关键之处就在于反思平衡能否成功地将时间性和动态性纳入理论中，使整个理论在过程中不断修正和上升。而从证成结构来看，反思平衡则应体现为对原初状态的优先性。这一点，不论罗尔斯的建构主义学说如何自我定位和转型，都理应如此。那么，反思平衡的这一诉求究竟能否实现?我们先来看《正义论》的证成结构。
二、建构主义的《正义论》模式:反思平衡vs．
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正义论》中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是一种假想的契约主义推理设置，其意在通过合理选择推导出确定的正义原则。无知之幕的作用是遮蔽所有个体的特殊信息，并保留关于社会和人的一般性信息。遮蔽特殊信息的目的有二:(1)去除各种有可能影响选择之公正性的自然性个体信息，使选择主体拥有假想的平等自然能力;(2)个体的情感、利益等取向离不开外在社会制度的塑造，去掉这些社会性个体信息可以进一步确保各方的选择不被扭曲。保留关于社会和人的一般性信息则意在使选择成为可能。通过无知之幕的这一隐一显，罗尔斯认为，“各方”②能够选择出对每个行为主体而言都不偏不倚的正义原则。然而，针对这一论证模式，读者会自然地追问:遮蔽与立约者相关的特殊信息就足以确保选择的公平性吗?留给各方关于人和社会的一般性信息难道不仍然来自特定社会制度的塑造?这一追问的实质在于:无知之幕本身是否也不过是依据特定制度或政治理想而构想(拟定)出来的?若果真如此，那岂不意味着各方在无知之幕中的选择看似公平其实必然会回落到另一种似是而非的、未经证明的虚假意识之中?而所谓的“选择”，其实质不过是以契约论的精确性来确认这一点?不幸的是，《正义论》对无知之幕的辩护会加剧上述质疑。因为不论罗尔斯对其做何辩护，无知之幕在根本上是结论优先于前提的。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的建构之初就预设了正义论的全部目的，那就是为“两个正义原则”辩护。这一点，无知之幕本身无论如何也无法自证。从罗尔斯对“历史中的选择”的论述便可看的很清楚。③另外，对原初状态的拟定除了体现出“各方”的合理性，也体现着“我们”的实践理性的另一方面———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其结构则体现着“我们”本身就具有的道德情感(正义感)，“原初状态的观念除了试图解释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帮助说明我们拥有的正义感之外，并不打算解释我们的行为”。④在这一点上，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同各种“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是同质的。然而，在逻辑顺序上，各种“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的产生和对原初状态的拟定都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各种道德判断(道德原则)和“我们”所拟定的原初状态都无法通过自身来说明其是否真正体现着“我们”最为本真的正义感。如此一来，既然任何原初状态的拟定依据都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道德原则，而这些原则有着深层次、难以化解的内在冲突，那么，任何原初状态在推理的结构和结论方面都会与其他道德原则产生内在冲突。作为原初状态的形态之一，无知之幕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罗尔斯必须说明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之下我们为什么能够选择无知之幕来作为建构主义的“程序”。在《正义论》中，反思平衡正是为化解这种内在矛盾而出场。罗尔斯意在通过反思平衡来使原初状态在结构和结论上都能与其他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原则)在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中逐渐变得融贯。这种融贯，罗尔斯有明确的阐述，“一个人的正义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一种彻底的变化。”①照此理解，反思平衡的两端应当至少有以下四种结果:1．除“作为公平的正义”之外的其他道德判断(原则)是不恰当的，应当对其加以修正;2．除“作为公平的正义”之外的其他道德判断(原则)是不恰当的，应当将其抛弃;3．“作为公平的正义”本身是恰当的，但“程序”，也就是相应的原初状态在拟定细节上是不太恰当的，应当予以调整和修正;4．“作为公平的正义”本身就不恰当，不但这一道德判断(原则)应当被抛弃，照此原则拟定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也应当抛弃。“我们”应当选取另一种道德原则，拟定出新的实践推理的原初状态，开始新一轮思想试验。当然，反思平衡的结果也可能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同时存在不融贯的问题，从而需要同时加以修正、调整或抛弃。不过，就此处的主题而言，我们只需把握一点:如果反思平衡是彻底的，那么“无知之幕”就不应当是原初状态的必然形态。《正义论》即明确持此立场:“对原初状态可以有很多解释。对这一观念的不同解释依赖于怎样领悟订约的各方，他们的信仰和利益是什么，以及有哪些可供他们选择的对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有许多不同的契约论，公平的正义只是其中之一。”②分析到这里，问题就转变为:时间上处于原初状态之前，而逻辑上却处于原初状态之后的反思平衡在《正义论》的证成结构中能否真正使原初状态彻底“暂定化”?说的再直白一点:反思平衡能否不仅对无知之幕这一原初状态的表现形态进行“修正和调整”，而且能够对其进行根本性的“舍弃”或“重构”?在本文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原初状态的解读困境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上面提到，罗尔斯并不认为实践理性本身足以构造出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恰当的正义原则，而是试图用理性建构的手段从历史中选择出对于行为主体而言最为合乎情理的正义原则。然而，选择对象的多样性使问题变得棘手，进而使原初状态陷入一元和多元的解读困境。③乍看起来，就《正义论》的“去基础主义”之诉求而言，原初状态应该是多元的，而就《正义论》的论证结构而言，原初状态却只能呈现为无知之幕这一种形态。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多元论的解读会直接消解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诉求，而一元论尽管存在使《正义论》符合建构主义之诉求的可能，但无知之幕的内在结构却把这一可能性彻底消解了。先看多元论的情形。之所以这一解读“乍看起来”符合“去基础主义”的特质，是因为如果不同时依据其他四种正义观分别拟定出恰当的原初状态并将它们与“无知之幕”放在一起权衡和比较的话，那么，“各方”就谈不上是在真诚地、不偏不倚地在五种正义观之间做出选择了。然而，接受这种解读将会遇到如下困境:既然每一种正义观都可以拟定出相应的原初状态，并据此得到逻辑严密的合理推导，那么上述比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其结果不过是以“道德几何学”的准确性和确定性为每一种正义观都做出成功的辩护。显然，这与建构主义的初衷相矛盾，反思平衡也无法如罗尔斯构想的那样广泛而彻底。再看一元论，这种解读非常符合我们对《正义论》的一般性理解。毕竟，《正义论》的结论非常“强”地呈现为两个正义原则，罗尔斯在推理中也没有认为无知之幕有何不妥。然而，根据上述分析，这一解读的结果定然对其他四种正义观不公，从而与建构主义的诉求相背离。这样看来，不论对原初状态作何解读，原初状态都会陷入两难之境，反思平衡的广泛性和彻底性在这两种解读中也变得不可能。加上罗尔斯本人并未给这一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解释，解读者们多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此处陷入无法解决的断裂。不过，在本文看来，尽管罗尔斯没有对此提供任何明确答案，但上述一元论的逻辑并不停留于此，我们仍可沿着这一逻辑尝试着替罗尔斯补上一环。而我们所补充的这一环恰恰说明，在一元论的解读模式下，反思平衡并非没有走向彻底的可能性。具体来说，这种“尝试性”补充将无知之幕看作一种“暂定的”思想试验。也就是说，作为持民主之政治理想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首先将体现民主观念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拿出来进行程序性的推导和检验，为此，他需要设计出一套严格的演绎模式来推导这一道德原则背后的诸细节，进而将得到严格演绎的正义观同其他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原则)相比较，以检验这种被严格演绎后得出的确定结论能否在所有层面和程度上都能与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其他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相融贯。然而，作为五种正义观中的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能否在广泛而彻底的反思平衡中真正被所有人所接受，罗尔斯此时不得而知。相反，无知之幕只是在次序上首先出场，而这一次序的优先并不说明任何实质问题。也就是说，罗尔斯只是在“检验顺序”上“偶然地”或“倾向于”将此道德原则视为建构主义的首要出场要素，如果“两个正义原则”和作为程序的“无知之幕”能够在所有人那里达到广泛的反思平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两个正义原则”的确是具有广泛接受性的。而一旦“作为公平的正义”无法与其他道德判断和正义观达成反思平衡，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其进行彻底的反思，以视问题究竟出在原初状态的“程序”上，还是出在前提本身。若是前者，我们需调整和修正“程序”中的诸细节，若是后者，则需选择其他正义观并拟定出新的原初状态来继续这一思想试验。本文认为，如果上述“补充”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从形式上看，“无知之幕”尽管有对“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正义观的先行预设，仍有可能在推理结构中纳入广义的反思平衡，从而不失为一种认真对待所有道德判断的“道德情感学说”。而这一“补充”进一步给我们揭示了《正义论》的证成结构使反思平衡得以彻底的可能性之所在，那就是作为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道德判断之间的“中介”的原初状态能否真正地在反思平衡的过程中可以被“修正”和“更易”。在《正义论》的证成结构下，这是使《正义论》成为真正意义的建构主义学说的惟一希望，而在上述尝试性“补充”中，“无知之幕”究竟能否具备这一特征则是《正义论》的最后希望。当然，上述“补充”能够成立的前提也在于“无知之幕”，连同“无知之幕”背后的所有预设都能够在“思想试验”中被暂定化。然而，对无知之幕的进一步追问却使这一希望也不复存在。因为无知之幕要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契约主义推理还需要基本社会善和亚里士多德原则这两个给定的、固定不移的普遍性预设，①这二者在结构上游离于“无知之幕”之外，却与“无知之幕”共同进行实践的推理，而其原因则是它们背后共同预设着一种对人的康德式理解。“我相信康德认为，人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康德设想的这种道德立法将在人们是作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物的条件下被一致同意。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就是解释这个观念的一个尝试。”①这样一来，反思平衡定然被挡在“无知之幕”这层幕布之外。同样，我们的上述“补充”也在逻辑上走到了尽头。至此，结论已经很清楚了:反思平衡在《正义论》的证成结构中无法使我们的正义感(原初状态)发生彻底的转变。相反，它在这一结构中最多只能成为基础主义意义上的狭义反思平衡，只能围绕“两个正义原则”这一固定的点来对其他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进行修正、调整或否弃。因此，反思平衡无法在《正义论》中为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提供有效辩护，该结构中，证成的主要承担者是无知之幕本身及其背后的康德式人观念。正因如此，《正义论》经常用“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弱的”“自然和有道理的”以及“合乎情理的”等表述来试图表明无知之幕的恰当性。不过，这种辩护的实质与其说是“罗尔斯式”，不如说更像“霍布斯式”。然而，反思平衡是在建构主义的证成结构中获得意义的，《政治自由主义》对证成的重释客观上使反思平衡进入一种新的结构。《政治自由主义》明确地承认了上述人观念，并从人观念的角度直接确定无知之幕的恰当性、不偏不倚性和不可替换性。然而，在这种看似更加独断的证成结构下，先行确定的、带有独立道德价值的原初状态不仅不会构成对反思平衡的任何威胁，反而能给予反思平衡更彻底的容身之所。
三、建构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模式:对反思平衡的结构性重塑
罗尔斯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可从许多角度来理解，就本文的关切而言，我们只需把握一点，即罗尔斯在该语境下用隐含在公共政治文化中的人和社会两种政治的、而非完备性的理念作为起点来开始正义理论的建构。②罗尔斯认为，通过这两个基本政治理念，我们可以拟定出恰当的原初状态，建构出中立的正义原则，并与其他完备性学说达成充分的重叠共识。在这种预设下，反思平衡会自然地为如下问题辩护，即回应批评者所认为的两个基本政治理念的设定过于独断的质疑。③也就是要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表明罗尔斯所谓的民主社会公共政治文化所隐含的基本理念对该语境下所有行为主体都能不偏不倚。上述辩护诉求表明:反思平衡在《政治自由主义》和《正义论》中有着结构性差异。在《正义论》中，反思平衡的辩护对象是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尽管原初状态的背后也是一种人观念，但这一观念在《正义论》的结构中并非首要出场要素。同时，《正义论》尽管承认原初状态在“程序”上可以做出修订，但人观念在《正义论》的结构中却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意味着“无知之幕”在整个证成过程中必然被先行认定为合理的。《政治自由主义》在结构上颠覆了这一进路，转而将人观念的出场顺序放在原初状态之前。这样一来，原初状态就不再像《正义论》中那样固定了，而是可以随着人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结构中，反思平衡能否彻底的问题也就相应转变为:反思平衡能否使上述政治的“人观念”暂定化?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其成功的可能性。首先，《政治自由主义》明确界定了理论建构的目的:政治哲学最可能做的事，是缩小分歧的范围。然则，即令是人们曾坚定执守的那些确信也在逐渐改变:宗教宽容现在已为人们所接受，也不再有对迫害的公开辩护……我们把诸如信仰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这样一些已定的确信汇集起来，并将隐含在这些确信中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组成一种连贯的政治正义观念。①这段引文表明，《政治自由主义》同样不试图用理性构造出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义原则，相反，最合乎情理的正义原则就已然隐含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史之中。只不过，此时的“信念”或“判断”不再像《正义论》所理解的那样模糊和碎片化，而是已然被统合为许多系统的、合乎情理的完备性学说。反思平衡仍然力图将契约推理推导出的政治正义原则与各种信念(完备性学说)整合为一个融贯的体系。就此而言，两种建构主义没有根本差别。不过，罗尔斯接着说道:这些信念都是些临时固定的观点，而任何合乎情理的概念都必须对之加以解释。这样我们需从留意公共文化入手，这些公共文化是人们隐隐约约意识到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的共同积累。我们希望能足够明确地系统阐明这些理念和原则，以使它们能够结合成一种适宜我们最确信的政治正义观念。②上述“临时固定的观点”不难理解，对广义的反思平衡来说，所有推理要素都必须在动态的推理结构中被视为暂定之点。问题是:罗尔斯在这里何以能够直接进行一次逻辑飞跃，将思路直接跳转至“我们得从留意公共文化入手”，而不是像《正义论》那般诉诸各种完备性学说呢?我们看到，《正义论》的证成结构刚好相反，根据《正义论》的逻辑，如果说这些“公共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乃是两个正义原则与其他完备性学说在政治正义领域最为深刻的共同点的话，那么它们就不能作为实践推理的出发点，而是只能被设定为最终的结论。《正义论》引入反思平衡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未经证成的观念无法直接作为建构起点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罗尔斯将这些不过是被人们“隐隐约约地认识到”，并需要进一步去阐明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设定为实践推理的出发点对于反思平衡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们本身尚待通过理性去进一步发掘和阐明的话，那么，它们还足以直接作为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吗?罗尔斯还谈到:“过去两个世纪民主思想的历程显示，如果说基本社会制度要符合作为道德人的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话，那么人们在这些制度应该依照何种方式来安排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③既然所谓的民主社会在兴起、发展和定型的历程中有着难以梳理和把捉的复杂性，罗尔斯又基于什么理由自信满满地从中提取出人和社会这两个基本观念，并赋予这两个观念在理论建构中以如此之强的确定性呢?毕竟，罗尔斯对此只是简单地提供了一个理由，那就是认为他对这对观念之内容的设定是最为贴近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的。可以说，“最为贴近”这一表述给这对理念的设定，以及将其作为推理的出发点提供了最根本的合理性。然而，罗尔斯却从未对这个“最为贴近”给出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正是在此意义上，许多批评者认为《政治自由主义》中所谓的政治建构主义实质上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基础主义。不过，在本文看来，上述批评没有真正把握《政治自由主义》的实质，因为该证成框架下的反思平衡要更加彻底，也因此比《正义论》更符合建构主义的特质。我们分别来看这两种结构:在《正义论》中，反思平衡的两端分别系于“我们”的各种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和由这些具体道德判断升华而成的各种道德原则。重要的是，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由于其特性而必然与最终的道德原则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一反思结构中扮演“中介”角色。在广义的反思平衡过程中，随着反思的深入，这个中介的内容和结构应当要么被确定，要么被修正，要么被更易。可见，原初状态应当随着反思的深入而变动不居，《正义论》中的原初状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陷入两难的解读困境。再来看《政治自由主义》的证成结构，反思平衡的两端分别是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合乎情理的完备性学说。然而，此时的原初状态尽管还是和最终的结论(两个正义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此时的原初状态已经不是此前可变动的“中介”那么简单了。因为从此时的论证结构来看，既然公共政治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已经被明确地先行确定了，而原初状态的拟定即是意在体现其康德式人观念的话，那么，原初状态的框架和内容也就必然被随之决定了。因此，《政治自由主义》下的原初状态不存在《正义论》那里的解读困境，而是必须、也完全能合乎逻辑地做出一元论的解读。而在这种证成结构下，如果此时的反思平衡能够彻底的话，那么，真正可能被确定、修正和更易的“中介”正是我们在文中一直强调的这两个公共政治文化中隐含的基本政治理念。反思平衡在这种建构语境下的作用机制也就不难理解了:的确，这些基本理念应当且必须被作为实践推理的出发点，原初状态的拟定正是依据人和社会这一对基本理念。不过，从逻辑结构来看，这并不意味着罗尔斯所确定的这些基本理念在内容上必然是完全准确的，而是有着进一步修正和更易的可能性。反思平衡正是基于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完备性学说之间的融贯程度来权衡和审视对这些基本理念的设定。如此，反思平衡的结论也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我们无法在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完备性学说之间达成理解的融贯性的话，那么，这就表明对人和社会之理念的设定不足以充分体现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也就是说，它们不足以作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的那些为所有公民所共有的、合乎情理的理念，从而需要运用“我们”的正义感对这一最根本的前提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这一点，即是对上述引文中提到的“隐隐约约”“希望能足够清晰地系统阐述”等令人费解而又极为关键的表述的一个合理解释。显然，反思平衡在这一结构下虽不直接针对“原初状态”，却间接影响和决定着对原初状态的拟定。但原初状态的多样性在这里不会导致任何解读困境，因为解读困境的产生机制是由于在原初状态的背后设定一个不可更易的形而上学的人观念，而此时的人观念却是经验性和暂定的的，“理性本身也不是透明的，所以我们也可能错误地描述我们的理性，就像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错一样。”①因此，原初状态在逻辑上完全可以随着人观念的变更呈现为不同形态。
四、结论
生态平衡理论篇8
不平衡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无论在全球的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其发展过程始终贯穿着不平衡性,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不平衡性程度不同而已。究竟什么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看待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平衡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和后果,如何避免和克服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把这些问题纳入到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内进行反思,在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两种类型
何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是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不平衡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平衡”与“不平衡”最初是一对自然科学范畴,在力学中,当几个力同时作用于一个物体时,如果所有的力的作用恰好互相抵消,从而使物体的存在形式或运动状态不发生任何改变,这就是力系的平衡。反之,所有力的作用不能互相抵消,就是一个非平衡的力系,它将引起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1]。在自然辩证法看来,自然界千差万别的物质,都表现为平衡或不平衡状态,一个自然物的诸多因素在比例关系上达到和维持在某一定值时,诸因素之间表现出协调、和谐、一致、适应或均衡等关系,这时该物质所处的状态就谓之平衡状态。反之,一个自然物的诸多因素在比例关系上不在那个应有的定值之内,诸因素之间表现出不协调、不和谐、不一致、不适应或不均衡的关系时,这时候该物质所处的状态就谓之不平衡状态[2]。而所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笔者看来,是指社会总体内部各部分或各要素在发展上不一致或不均衡的状态。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所谓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或系统,各基本要素由于其地位和作用不同以及各要素自身的变动,或由于社会系统内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各基本要素之间不能相互适应或相互协调,出现了一种在发展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非稳定状态,如在一个社会内部,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却是道德滑坡、腐败蔓延、理想失落等。另一种是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所谓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是指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或不同步性,从而使社会总体在发展上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如我国的东部与西部之间,无论在经济的发展速度上,还是科教文化的发展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落差,使我国社会在总体的发展上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在笔者看来,上述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平衡状态都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无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还是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都是制约和影响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理论界的多数学者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仅仅归结为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只重视对社会发展区域性不平衡的分析和研究,忽略对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的分析和研究;其次对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并把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忽略了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性非经济方面的表现,这在理论上是非常片面的。此外,还应当看到的是,尽管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和区域不平衡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两者在社会总体发展过程中总是交错在一起的。如在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中,就同时包含着某个地区内部的结构性不平衡,而某个地区内部的结构性不平衡往往是导致整个社会区域性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同时还应注意到,区域性不平衡使得国家对结构性不平衡的调整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既要把两者区分开来对待,又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
二、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在辩证法看来,平衡与不平衡作为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是相互包含的。当系统内部诸因素维持在一定比例关系协调一致处于平衡状态时,其中个别因素总可能在量上增加或减少,多少有些偏离原来的比例关系,出现质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平衡中的不平衡。反之,当诸要素不能维持一定比例关系破坏协调使物质总体上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其中少数因素在局部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可能组成一种暂时的协调比例关系,造成相对的、局部范围内的暂时的平衡,这就是不平衡中的平衡[3]。此外,在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中,尤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它们象静止和运动的关系一样,具有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4]。辩证法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不平衡并非是事物的一种特殊状态,而是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并带有普遍性和经常性的状态。因此,对其作用性质的确定,只能根据特定的条件具体分析和具体对待。社会的发展尽管不同于自然物质的运动,且均衡和协调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其状态上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无论是结构性的不平衡,还是区域性的不平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和经常发生的。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之所以是经常的和不可避免的,根植于社会基本结构中各基本要素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如经济与其它要素相比较,在社会系统内部处于基础和主导的地位,尤其是在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下,经济的发展具有优先性和活跃性。而政治、文化等要素与经济相比较,在发展上和变动上相对滞后。固然,政治、文化等要素为使自己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通过不断调整自身,努力与经济形态相适应和协调,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总会不断地打破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使社会在结构上处于一种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状态。这说明,社会发展结构性不平衡的形成带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并且是经常发生的。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其形成的原因更为复杂。因为不同地区间在发展上的差距不是单一的,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差距的形成又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区域性不平衡往往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理论上很难找到一个最终的原因。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及其基础条件,是导致社会发展区域性不平衡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但又不能不看到,造成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结果上的差别又可在经济以外找到其它原因,也就是说,非经济因素如科技、教育、卫生、人口素质、文化和人的观念等又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区域性不平衡的分析,不可忽视非经济因素在不平衡中所起的作用。在此我们单就经济而言,的确区域性不平衡是各国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区域性不平衡现象。人类文明史证明,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拓宽生存空间和梯度推移的过程,起初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有利于农牧业的江河中下游平原地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港口,于是城市和港口便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最繁荣的地方。总之,由于各个区域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这种区域性的不平衡,在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经济学的研究还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在各区域具有同时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的发展格局上,只能是有的地区处在经济发展的中心,有的地区则必然处在发展的边缘。因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区域差异由扩大到稳定、缩小等几种情形[5]。综上所述表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具有必然性和经常性,即不平衡性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问题在于,由于社会的发展不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政府总会意识到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因而总是采取一定手段和措施,对不平衡的极度发展进行调整和控制,竭力使社会的发展处于某种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状态。但社会发展的绝对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社会发展的“适度不平衡”与“极度不平衡”
生态平衡理论篇9
[关键词]平衡理论人际关系思想政治品德教育
一、平衡理论简介
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提出了“平衡理论”,该理论又被称为“p-o-X理论”。p代表认知者,即主体的人;o代表客体的人,即参考者;X代表认知对象,即客体事物。认知者(p)、参考者(o)和认知对象(X)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封闭系统。海德的平衡理论原则上与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是相同的,但海德强调一个人对某一认知对象的态度常常受他人对该对象态度的影响。海德认为,一个态度实际上受另外两个态度的影响,即某人对事物的态度,受参考者对事物的态度和这个人对参考者的态度的影响。如果后两种态度同第一种态度不协调,就可能出现心理上的紧张、不安和不愉快等不平衡状态;如果后两种态度同第一种态度相一致,就可能出现平衡状态。
平衡理论认为,不平衡状态带来的紧张、不安和不愉快,使人有一种自然的转变为平衡状态的趋向和要求,而这正是态度转变的内在根据,因为人总是喜欢平衡的状态。当人处在不平衡状态时,必然要转变一个态度才能达到平衡:或者主体转变对对象的态度,或者参考者转变对对象的态度,或者主体转变对参考者的态度。一般而言,对主体来说只有两种选择,他要么改变自己对对象的态度,要么改变自己对参考者的态度。只有强者,不但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还会强烈要求别人改变态度以同他的态度保持一致。[1]
二、平衡理论与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发展
平衡理论强调一个人的态度受到其他人的态度的强烈影响,这是很有见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进行,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开放和宽松,人们往往十分重视张扬自我的个性和特色,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较大差异。然而,人是群居的动物,人总是希望在同类中寻求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人需要有自己的个性,他更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当个体在某一方面的态度与别人不同时,他就会思考到底谁对谁错的问题。也许在仅仅有个别人与自己的观点不一样的情况下还不至于导致个体太大的心理不平衡,因为他可以认为是对方错了。但如果将参考者的范围扩大,把团体、群体、组织、社会等作为参考者时,这时参考者的影响力就相当大了,大到甚至让人无法回避,不得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或者不得不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外在环境总是以它特有的方式向个体传达信息,这些信息包含了环境对个体的要求、期望和鼓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环境也是参考者,一个时刻存在的参考者,一个不容拒绝的参考者。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社会存在对应于社会环境,对人的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分为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物质环境从总体上决定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性质和方向。精神环境包括政治生活状况、文化生活氛围、政治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和思想政治教育等等,它们对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起着直接的推动和制约作用。[2]人际环境是由一定的人际关系形成的,人际环境是社会精神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人际环境是客观的,对人产生着客观的影响。
人的思想政治品德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外部制约与内在转化的辩证统一。其中,作为客观因素的社会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了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发展。平衡理论突出了人际关系对人的态度的影响,而人际关系构成了人际环境从而成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态度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因而该理论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是颇有指导价值的。
三、平衡理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1.提高教育者的威信。
根据平衡理论,当主体与参考者对同一事物的意见相左时,主体体验到一种不平衡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对主体来说主要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变对事物的态度,要么改变对参考者的态度。为了使主体改变对事物的态度而不是改变对参考者的态度,就必须使参考者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参考者的威信体现出来。把这个理论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主体就变成教育对象,参考者就变成教育者,客体事物就变成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为了使教育对象形成一定的思想政治品德而不是对教育者的教育活动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就必须使教育者具有相当的威信。教育者的威信由两个因素构成,即专业性和可信性。[3]
专业性指专家身份,包括教育者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职业、资历、年龄等。在笔者看来,建立一支职业化的政工队伍是非常必要的。我国主张以专兼结合的方式来发展政工队伍,试图做到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兼职思想政治工作者双管齐下。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大部分依赖兼职思想政治工作者来承担,专业的政工队伍少之又少,造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状态,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效率和严肃性。只有建立和发展一支朝气蓬勃的专职政工队伍,让他们接受专业的培养和训练,使他们专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能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才能提高教育者的专业性和效率,也才能最终树立起他们的威信。
可信性与教育者的人格特征、外表仪态以及讲话时的信心、语气等有关。笔者以为,教育者的榜样作用是对其可信性的最好注解。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榜样值得人们去模仿。榜样之所以成为榜样,是因为他们具有出众的人格魅力。教育者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教育者是要向教育对象灌输一定的观点和理论的,要成为一个具有强烈人格魅力的教育者,他对自己所讲的观点和理论应该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最好能够把这些观点和理论完全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并且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只有这样的教育者才是值得信赖的,教育对象会被他的执着和热情感染并自觉地接受他所传授的内容。教育者的真正力量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在于以一种可信性来感动所有的人。
2.合理利用反面典型教育法。
平衡理论告诉我们,当主体与参考者不相容并且他们对事物持相同的态度时,主体内心就会失衡,为了避免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状态,主体就要避免像参考者一样对待事物。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如果参考者是一个坏人坏事的代表,而教育对象又不想与之同流合污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反省自己是否犯了同样的错误,是的话就积极改正,不是的话就提醒自己不能步参考者的后尘。这就是反面典型教育法的作用原理。
榜样是一种正面典型,他们的高大形象鼓舞和激励着教育对象见贤思齐。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如果运用得当,反面典型同样能起到教育人的效果。跟正面典型教育法的劝善不同,反面典型教育法在于戒恶,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坏人坏事。如果说正面典型教育法在于弘扬真、善、美,那么反面典型教育法就在于揭露假、恶、丑。我们不但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树立一个思想境界上的奋斗目标;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从而改正或者警戒一些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腐败分子和违法犯罪现象就是很好的反面典型,通过对他们的揭批,全社会都将受到教育。
正面典型教育法和反面典型教育法是相辅相成的,应该配合使用。不过,在利用反面典型教育法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与正面典型教育法相比,反面典型教育法只起辅助作用,对它的使用不应太过广泛,因为社会最需要的始终是一股浩然正气,社会的主流取向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发展,坏人坏事宣传得太多很可能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其次,反面教材的选取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随便把犯了过错的人当作批判的对象,作为反面典型的只能是那些在法律或道德上存在重大罪过和错误并且无法挽回的坏分子。再次,在揭批这些坏分子时,既要指出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又要指出他们错误的原因,还要指出如何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3.要形成教育合力。
通过对平衡理论的合理引申,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参考者是社会时,主体与参考者意见的不一致只能通过改变主体的态度来协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个体相比,社会是一个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存在。然而,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社会没有形成较为强烈而一致的态度取向,这时虽然主体试图去修正他的态度,但因为社会没有给他明确的方向指引,他就会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甚至误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必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使之形成教育合力,从而达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笔者认为,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是形成教育合力的治本之策。
我们知道,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如果忽视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搞所谓指导思想多元化,那么随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将发生改变,这一定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进入了多元化时代,从总体上来说,文化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虽然社会生活多元化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征,但我国的指导思想不能搞多元化,必须弘扬主旋律,必须保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领域的主流性质和主心骨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弘扬主旋律的关键举措,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来武装广大人民的思想。
参考文献:
[1]张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25.
生态平衡理论篇10
关键词：化学平衡；化学反应速率；经典热力学；化学反应动力学
文章编号：1008-0546（2012）04-0008-02中图分类号：G632．41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8－0546．2012．04．003
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率分别是经典热力学和反应动力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两者都受体系温度、压力和物料的浓度影响。在《化学反应原理》模块相关内容的教学上，许多教师容易产生学科认识上的混淆，将两者的影响因素等同看待并相互套用。比如，有的教师在“化学平衡的移动”教学中给学生做这样的总结：“当外界条件发生改变时，如果对正、逆反应速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导致某种物质的转化率发生了改变，原化学平衡就被破坏，并且向着生成更多某物质的那一方移动，即如果导致υ正＞υ逆，则向着正反应方向移动，如果υ正＜υ逆，则向逆反应方向移动”。上述对化学平衡移动和反应速率变化的动因分析，呈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学科知识问题，是反应速率的变化导致了化学平衡的移动，还是化学平衡的移动导致了反应速率的变化，两者在动因上有必然的联系吗？无疑，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的移动总是相互伴生并相互作用，部分教师对两者所包含的化学热力学和反应动力学的学科知识体系的认识还存有模糊，不能正确地区分与应用。因此，有必要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做进一步厘清，以免贻误教学。
一、化学平衡及其移动的本质
化学平衡及其移动，是经典热力学阐释化学反应限度与反应推动力关系的重要表达方式。经典热力学从物质的宏观状态变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反应中的能量变化关系，并将化学反应式两边看作化学变化前、后的两种热力学状态。通过反应前、后的状态变化，即反应的温度t、焓变ΔH和熵变ΔS阐明了反应进行的推动力，即ΔG＝ΔH－t×ΔS（吉布斯自由能变化）。从而为一个反应能否自发进行提供了判断的依据。当然，该推动力仅仅是建立在反应物和生成物互不混合的纯态基础上。对一个实际的反应系统，即使反应的ΔG＜0，反应能自发进行，系统的实际反应推动力还要包括反应物、生成物相互混合过程对吉布斯自由能的影响。因此，一个反应系统的反应推动力实际是：
ΔG＝ΔG纯态＋ΔG混合影响＝［（1－ξ）ΔG反应物＋ξΔG生成物］＋Rt［（1－ξ）ln（1－ξ）＋ξlnξ］ξ――反应进度
图1中灰线为纯态的反应ΔG变化，实线则是反应系统的吉布斯自由能变化曲线。由图可见，任一个自发进行的反应系统，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其推动力ΔG在某一反应进度上都会有最低状态，该状态就是反应系统的平衡态。也就是说，任一自发进行的反应系统，也会建立一个平衡。当然，不同反应平衡态所处的进度不同，因而就有反应的最大转化率。
在一定温度下，对化学反应aa＋bB?葑cC＋dD系统来说，反应的平衡态可用平衡常数来描述，用具体反应物和生成物之间的浓度或分压关系表达为：
Kc＝或Kp＝。
经典热力学的研究建立了反应系统的推动力与反应限度（平衡常数）之间的关系为：ΔG＝－RtLnK。从而确立了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与反应限度之间的关系。
从经典热力学有关化学反应平衡理论的概述可以看出：化学平衡是反应系统的热力学状态变化的结果和体现；平衡常数与反应体系温度息息相关；反应平衡体系中各物质的浓度，由平衡常数所决定，但其又以系数的幂次方关系对平衡体系产生影响；反应的推动力或平衡常数可以在一定的反应条件下，由反应物的转化率间接地表达，但平衡体系变化，必然伴随转化率的变化；经典反应热力学仅从反应前、后状态的能量变化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反应的可能性与限度问题，始终都未涉及反应从始态到终态之间的过程问题，也就是说，热力学基础上建立的对化学反应问题的结论，与反应速率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经典热力学有关平衡移动的理论，为化学反应的应用，提供了反应的状态条件（如反应体系物料配比、压力、温度等）选择的理论依据。比如，合成氨工业中，通过平衡计算可以获得状态条件与最大转化率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工业生产可以据此为理想的边界条件，从中寻找提高产率（转化率）的最佳条件。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合成氨反应在提高产率和生产率（反应速率）这一对相互制约的矛盾中，如何提高反应速率，何时达到上述最佳反应转化（平衡），热力学没有、也无法做出回答。也就是说，热力学讨论化学平衡及其移动问题时，与平衡移动的快慢（反应速率）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应注意把握的学科认识。
二、化学反应速率及其变化的原因
对一个化学平衡体系，正如前述，若其体系中任一状态（平衡条件）的改变，都将引起平衡的移动。平衡的移动是建立一个新平衡的过程，就有过程速率即反应速率的问题。反应速率理论是经典化学动力学对反应历程阐释的基本理论，包括反应速率的概念和分子碰撞理论基本模型。
化学反应速率是指反应物或产物浓度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量，可以用υ＝表示。虽然我们在教材中用平均反应速度表示，但是，教师在概念理解上应该意识到，反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其进行的每一瞬间，浓度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速度也在变化，反应速度表示的仅是一个瞬时速度。严格的反应过程描述，应用速率的微分表达式：υ＝－。经典的分子碰撞理论对化学反应历程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反应活化能的概念，并提出了反应速率影响关系的表达式：υ＝k・cn。
n――反应级数；k＝a・e。
分子碰撞理论模型指明，反应的发生受制于该反应的活化能垒，反应速率受反应物的浓度、反应温度和活化能的影响。影响反应速率的浓度关系，仅仅是针对反应物。反应物浓度对速率影响的关系，较之化学平衡来讲更为复杂。因为对绝大多数的化学反应来说，并非基元反应，而是分步反应，比如教材中所举的氢、氧燃烧反应的分步反应例子。因此，决定化学反应快慢的，是反应过程各分步基元反应中最慢的那一步，与总反应式中的反应物系数并无直接关系。因此，绝大多数的化学反应，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要通过实验测定。各反应物对总反应速率的影响贡献不同，其值称为反应级数n。因此，反应速率与反应历程是息息相关，不同反应的反应物浓度影响表现也各不相同。
化学反应速率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从动力学上如何控制反应尽快实现平衡的方法指导。比如，加大某一关键反应物料（反应级数高、对反应影响较大的反应物）浓度、通过催化剂改变反应历程、提高反应温度等办法。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上述改变仅仅是改变了反应速率，从而改变了反应平衡达到的时间，却并不能改变反应前、后两种状态的热力学性质。因此，不能改变相同反应条件下的化学平衡和转化率。由此可见，化学反应速率和平衡移动虽然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但它们的影响从机理到具体影响形式和程度，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三、正确认识反应速率与平衡移动的关系
通过对两个学科知识的回顾可以看到，在一个化学平衡体系中，体系中任何状态的变化都将破坏平衡并导致反应向新的平衡状态移动。平衡的移动是一个过程，必然伴有过程速率即反应速率。随着过程的进行，反应速率在不断地改变直至新的平衡建立。平衡是对过程结果的描述，速率变化则是对反应过程的描述。它们的解释机制是两个不同学科的不同问题，既非化学平衡移动决定反应速率的变化，也非反应速率的变化导致了化学平衡的移动，它们属于各自独立的学科体系问题。
为描述化学平衡的建立过程，我们通常会用一个简单的宏观反应物浓度与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加以表示，如图2。
对于该图的表达，许多教师存在误解：一是将浓度变化画为直线变化；二是认为反应物与生成物变化曲线一定是对称变化；三是如何认识宏观变化与微观运动变化的问题。
该图曲线建立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基于化学反应速率的微分概念：υ＝－＝k・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