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来源篇1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在近几年来成为了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今年，更是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成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最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农民问题。中国的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是农民问题得到某些解决的结果。直到今天，我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扩展到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大相互连接的问题，其严重程度已经直接威胁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了。因此，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的热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决策部门有他们的许多措施和政策，学者们有各个角度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对策建议，这些有的为理论决策做出了贡献，有的产生了很大的实际成效，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提出良好的方法，有的甚至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低级处方。笔者欲换个说法，跳出"三农"的本身，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生态问题引起的，其解决的根本方法也是生态方法。力求从生态的角度对"三农"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以求"三农"问题有一个战略性的解决。
一、农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人口生态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农"问题，即农民的问题。因为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最终都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和出发点。我国的农民问题有许多，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农民人口太多，打破了农村生态系统中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平衡，由此引发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农民人口太多引起耕地紧张、农村耕地资源人均拥有严重不足。我国农业人口现在还有八亿多，但是人均耕地仅一亩多点，而世界上有的国家的人均耕地是我国农民的几十倍，这样大的差距却要同样养活这么多人，谁都知道问题将是怎样的严重了，而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的典型表现，这是生态系统里的非生物环境与消费者和生产者失衡的问题（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是指绿色植物和某些细菌，它们是人类食物的最初来源）人口作为消费者的数量太多，非生物环境与生产者相对太少，因此，造成"三农"中农民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使"三农"问题自身比例失调，因而引发"三农"问题。
其次，农民人口太多造成农民在农村就业压力加大。农民在农村有的就只有几分责任田和几分自留土，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闲着，有力没有地方使，但是收入又不高，只能维持一般的温饱生活甚至不能维持温饱，造成农民的劳动力巨大的浪费，还引出很多社会问题，如、盗窃、酗酒等等。
其三，农民人口太多，还使农村稳定问题加大。农民的人浮于事，大量的人休闲时间多，使得农民对土地的占有特别关注，往往在承包土地上一点小事都会引起纠纷。还加之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集体之间为了一点土地纠纷造成村与村之间或组与组之间的深层矛盾，有的甚至团体斗殴。
二、农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
"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是生态问题的突出表现，农业问题更是生态问题加重了它的严重性。众所周知，我国现在由于生态的破坏，每年都有局部的洪水和局部的旱灾、虫灾，还有生态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这些灾害的损失，最终都将降临到农民的头上--农业歉收甚至完全失收，这种灾难对我国农业有时是毁灭性的。
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现在其生产条件正在日益恶化，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问题，进而加重"三农"问题。
首先，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在日益变坏。全球气候变暖不仅对人类的居住环境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农业气候条件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化，使许多动植物的生长环境改变，环境变化后，引起动植物的生长条件恶化，甚至使他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有的动植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态结构和特征。农业生产在气候条件的影响下，或减少产量，或降低农产品的质量，增产不多，甚至要用高成本才能维持原来的产量，致使农业的增产问题日益严重。
其次，生态的破坏引起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农业的生产存在严重的危机。我国98年的特大洪灾使许多人至今还存在恐惧，但是，局部的灾难在我国从没有间断过，自然灾害每年造成的损失，据专家估计远远超出了农业的增长。就湖南西北部最近发生的洪水灾害，对农业的损失不是能靠一两年的增产弥补的。所以，尽管我国农业的局部增长不断，但是农业的危机依然存在，以至成为令人忧虑的"三农"问题。
再次，生态的破坏使农业的生态链得到损害，影响农业的收成。森林砍伐、草地破坏、杀虫剂的过度使用、化肥的滥用，已经使农业的生产在日益退化，不是一般的增加投入或勤劳耕种能解决的问题了，这需要生态的长期恢复和环境的逐步优化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同时，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发展，比如许多害虫的天敌减少，使农作物的自然保护能力降低，完全只能靠农药来保护其免遭侵害，这使农产品的毒性增大，对人体的威胁增多，使农业的生产活动存在巨大的危机。
三、生态问题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以上可知，生态问题在"三农"问题的农民、农业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实，农村问题的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生态问题恶化的结果。这一方面因为农民与农业问题本身就是农村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农村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着。我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以也是一个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影响，最终都是农村买单了，我国历来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自然灾害受损失的都是农村，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正在进一步遭到破坏，农村在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巨大的牺牲。我们今天还可以勉强维持农村发展的生态系统，但是，明天的农村将会在一个怎样的生态环境下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整个民族生存环境的问题。
首先，生态失衡使我国农村的资源正在日益减少，影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村的耕地资源正在被严重损害。我们许多专家提倡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来化解三农问题，但是，农村的耕地资源正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中锐减，我们工业发展了，农民变成了市民，但是，市民同样要吃饭，并且变成市民的目的还是想吃的更加好一些。可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的农村的耕地资源在日益减少，农村人口却在继续增加，我国现有1亿农民工和4000万失地农民由于土地资源缺乏而加重农村问题。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的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亩，到2003年减少到18.51亩，七年间竟减少1亿亩！照此速度，我国耕地能经过几个七年。同时，农村的其他资源也在日益减少。农村发展离不开农村的资源，如上所述，农村土地资源在日益减少，农村的其他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等也在生态破坏中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野生动物资源和野生植物资源，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变，正日益走向灭绝之路。可以想到，当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时，农村的发展将会成为无米之炊，到那时，即使有十几亿巧妇也不能使农村继续发展了。
其二，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我国地大物博的沾沾自喜已经成为昨日的梦想，过度放牧引起的的草原退化、毁林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过度扑杀引起的生物物种减少、植物物种灭绝等，加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引起的环境污染，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例如湖南郴州的桂阳县，二十年前，那里还是一座山清水秀的山城，掘地三尺有清泉。当地的水井资源在国际上都是不可多得的遗产。但是因为在露天开采矿石，将一座座山变成了一个个丘，以至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所有的井已经干枯，多么令人痛心的毁坏啊！
其三，生态问题也是我国农村在世界竞争中能否生存的问题。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农村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但是wto的规则
对农产品的生态质量要求相当严格，生态准入的门槛是阻碍农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只有生态产品在世界市场才具有竞争力。我国当前的许多农产品都被生态环境破坏引起的污染问题拒绝在国际贸易之外，我国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农村就不能参与世界的贸易竞争，这不仅会使农村的发展受到阻碍，而且会使我国农村在竞争中被挤垮。
总之，生态问题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和重大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要有战略眼光，不是政府的救济能解决的问题，而应该着眼于三农的根本。
四、如何生态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生态问题，那么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用生态的方法。如何生态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应该是要件吃的基本原则。
其一，树立科学的生态观。生态是关于生物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科学，人要和自己的环境和谐发展，就必须有科学的生态意识，要以自己的生态环境为要，长远计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在农村，必须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出发，坚决维护农村的良好生态环境，坚持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树立科学的生态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发展观。统筹发展观并不是特对三农的观点，但是它是一个生态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坚持统筹发展观，不能顾此失彼，要统筹安排发展。
其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生态农业既是人类的自然需要，也是当前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相比，有其自身的缺陷，但是农村在生态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社会发展的趋势将是生态化的，人类社会也只有在生态平衡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自己和使自己幸福。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进步，生态的重要性将日益凸现，这为生态农业和生态农村的发展提供市场和环境。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方向，能为城市居民提供高质量和环保型的食品，也能提高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农业在工业中和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生态农村不仅能改变农民的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而且能为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保障，生态农村也是开发生态旅游的路径，是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发展第三产业的有效途径。
其三，生态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城市化为解决农村的就业压力，缓解农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土地资源的侵占，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巨大的。这种破坏如果不考虑生态的代价，可能我们今天收益的只是对明天生态破坏的补偿而已。我国现在的很多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就是这种形式的偿还。工业化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的工业化并没有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多少实惠，有的还是以损害农村的生态为代价发展的。工业的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让农民买单的事情名的和暗的都客观存在着。因此，我们必须以生态为标准，科学而慎重地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给农村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三农问题的来源篇2
关键词“三农”问题；新型城市化；建设战略；思考；研究
在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为了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积极解决“三农”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推动“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能够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这是新型城市化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基于此，要想更好地建设新型城市，就必须重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同时新型城市化建设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发展，为我国社会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1“三农”问题与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概述
1.1“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主要是指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我国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必须要推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为了能够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重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让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待遇一致，并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三农”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才能推动我国更好、更快发展。
1.2新型城市化战略
新型城市化战略主要是指城乡统筹、城乡一体、集约节约、生态宜居与和谐发展，城市推动农村、农村促进城市，从而促进农村与城市更加协调发展，这是新型城市化的主要战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对新型城市化建設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建设新型城市是“三农”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我国长远发展的重要道路。我国在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亟需解决“三农”问题和新型城市化的建设问题，其主要目标就是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1]。
2“三农”问题与新型城市化建设问题探究
在新型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有很多“三农”问题存在，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受到限制，土地流转问题频发；城乡呈现出不协调发展的局面；农村的文化、教育、养老、医疗等建设项目中存在很多不足。这些都会阻碍新型城市化的建设，不利于“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也不利于我国新型城市化的有效实现。
2.1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目前，我国在发展现代化农业过程中，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和角色。由于农村的生产经营模式比较固定化和模式化，这种农业发展方式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建设。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主要载体就是土地，其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料和基础性资源。但是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能够招商引资，建设城镇化工程，对农村一些土地资源的运用性质进行了转变，特别是用来种植农作物的一部分耕地资源被建设成为房地产、工业园区、开发区等，使得农村的很多耕地资源逐渐减少。尽管很多农村地区通过招商引资来建设农村，但是实际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收入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增加，但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数量却减少了，这对于农业以及农民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2]。
2.2城乡之间差距问题
在新型城市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我国“三农”的发展速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城市和农村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与观念的局限和传统，我国农村很多地区的发展质量、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在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基础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方面与城市的差距非常大，这是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
2.3新型城市化建设问题
新型城市化建设本就是一项系统且全面的工作，不仅要改善和提升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同时要重视农民思想和精神建设。但是在建设新型城市的过程中，很多农村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如留守妇女、空巢老人以及留守儿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严重阻碍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不利于提升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因此，在新型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结合“三农”问题来进行全面建设，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得到更好的发展[3]。
3“三农”问题与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思考
在我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中，解决“三农”问题是新型城市化战略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我国很多“三农”问题都是从基层反映上来的，因此要积极听取农民们的意见和想法，一切从“三农”的具体实际现状出发，集思广益，制定科学、合理的新城市化建设战略，推动“三农”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3.1加强对农村土地资源的管理，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机制
农业发展的根本资料就是耕地，面对耕地资源日益减少的现状，我国政府部门要强化对农村土地资源的管理，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法律规章，对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户承包权、土地集体所有权等进行强化落实，明确农村土地的使用流程和交换流程，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更加灵活，并对耕地使用性质的改变进行严格限制，从而实现对耕地资源的保护。与此同时，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机制，深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对于一些不合理征用土地的行为予以严格的限制。如果不得不征用土地，则必须事先将农民的后顾之忧解决好，给予农民转业安置与补偿，这样在新型城市化建设中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利益，更好地实现新型城市化建设目标[4]。
3.2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步伐，缩小城乡差距
由于新型城市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在进行新型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进行合理、科学、合理、合法的规划，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在建设新型城市化建设时，要对本地的农村、农民、农业等现实情况等进行全面的调研和把握，利用农村一些优势资源来建设城市化项目。如果建设地区耕地资源丰富，那么可以实施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使得“三农”能够更加良性发展；如果旅游资源丰富，则可以建设生态农业园或集旅游、度假、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度假村等，最大化整合农村资源，解决“三农”问题，发挥出新型城市化建设的作用和价值，推动农村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3.3全面规划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内容，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新型城市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实现城乡一体化不等同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是要从农村的各个方面与城市比较并逐渐缩小差距。如农民们关注的医疗、养老、就业问题等。基于此，我国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养老、就业、文化、教育、医疗等制度的完善和改革，塑造农村平等、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农村的全面发展提供全面的政策支撑和保障。特别要重视农村的教育问题，这是影响农业、农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部门要向农村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与培训，不断培养和提升农民的各项职业技能和水平。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部门要统筹安排，引导和鼓励农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进行农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优化、改革和创新，实行绿色化生产方式，完善农业生产和发展体系，使得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能够得到有效的拓宽，促进现代化农业与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三农问题的来源篇3
1.1问题的提出:农民、农业和农村为什么总是放在一起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农民、农业和农村几乎总是被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但工业、工人和城市只有在极罕见的时候才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些概念即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我们的农业经济学,不仅研究农业,也研究农民和农村;我们的农业部门不仅管农业的事情,也管农民和农村的事情。“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其解决的办法,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政府政策中都存在一个基本的思路:在三农中解决三农问题,通过三农解决三农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合并提为三农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迟缓,农村的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越来越制约内需的增长。企图通过三农内部来解决三农问题,被实践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对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三农问题的破解,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讨论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而言三农,而是要跳出狭隘的三农领域[1]。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三农”思维定势[2]。
传统解决思路是基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关联性:农业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也就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增加,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从而农业也就发展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改善,农业也能够发展,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但这些现象并没有如我们所愿而出现。传统解决思路过分关注于三者的关联性,而没有注意到三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根本的独立性,这需要我们对三者的内涵进行重新解析。
1.2基本概念分析: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1)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从事农业活动和居住在农村的特殊属性。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主体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按照最优化进行决策的行动者,其同时或分别扮演三类角色:企业家、要素供给者(土地、资本、劳动)和消费者。在这一点上,农民和其他所有的具有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的公民没有任何区别。但由于主要或长期从事农业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以及主要或长期居住在农村这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农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农民所掌握的资源主要是土地;②农民所拥有的技能主要是农业活动的技能;③基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④基于农业的生产特点,农民以分散居住为主。
(2)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由农民主导和在农村进行的特殊属性。经济活动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其产出是由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农业与其他经济活动没有区别。但基于农业自身经营对象的特点,并由农民这一特殊的经济主体主导,以及在农村这一特殊的区域进行,农业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即其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①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和分散性形成了农业活动的封闭性;②农业活动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对发展技能的需求,反过来制约了农业活动的技术进步;③农民生活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兴趣,从而制约了农业规模的扩大;④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设施提高了农业活动的成本。
(3)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具有一般生产生活地理区域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主要承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特殊属性。生产生活地理区域主要以资源、生产生活设施、经济活动密度和人口密度为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农村与其他生产生活地理区域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和农民生活,农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为了适应农业的土地密集型特点,农村在区域面积上比城市要大得多;②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制约了农村经济活动的密度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③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农业活动的剩余制约了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发展;④由于主要承载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收入制约了农村生活设施的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在一般意义上,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的农民并不一定要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具体的农业并不一定要由现有的农民来经营和主导;具体的农村也不一定只是供农民来从事农业活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①具体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联系是怎样被固化下来的?②三农困局是否与这种固化的联系有关?③这种被固化的联系能否被突破?④突破固化联系能否破解三农困局?
2二元结构与三农的关联性
2.1二元结构的形成
“二元经济”的概念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这个术语最初是由荷兰社会学家伯克提出的。[3]伯克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3年出版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没有实现西方工业化的传统社会,农业部门主要依赖土地、使用劳动力生产;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是殖民主义输入以后逐步进行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业部门主要依赖资本、使用机器和技术生产[4]。
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中并存着两个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社会系统,且这种并存状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应包括:经济主体、经济活动、承载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地理区域。不同发展程度表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贡献,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和产出能力,以及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充分程度。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系统能够相对稳定的并存,说明必然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两个系统的要素相互流动。经济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如果人可以在两个系统中自由流动,二元结构显然是不会存在的,所以二元结构的存在,从根本上讲就是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了经济主体在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流动。
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基于以下原因并没有形成显著的二元结构。①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经济活动的要素基本属于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内生性和自主性,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关系较紧密,在自由市场体制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障碍难以形成。③技术进步也以自主发展为主,工业技术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内与农业的技术进步形成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工业的利润增长不需要来自于对农业进行剥削,而主要来自于世界市场,从而农业的发展有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下,二元结构没有存在的基础。
二战后才逐步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形成过或者仍然存在二元结构。这些落后的农业国是在世界市场已被少数工业国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工业化的。这些国家的二元结构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基于民族独立需要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背景,这些国家大都没有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较多,经济活动的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的外生性和被动性,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国内经济自然发展引致,而是由于学习国外的发展模式,或接受外国投资而形成,从而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存在较多的人为因素,而非紧密的自然关系。③工业技术以学习和引进为主,技术进步较快,同时大多数农业成为被发达国家控制的原料产业,技术进步缓慢,从而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形成技术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业的发展在国际上受压榨,从而便以在国内的相对优势对农业进行剥削,从而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些原因在不同国家的显著性各有不同。
2.2三农问题的出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联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二元结构是后发展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而形成的。同时,二元结构的形成又反过来进一步阻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这种恶性循环的具体机理是什么,三农的关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1)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受到国际国内的双重挤压:出口部分的农业受国际寡头控制,利润极低,技术进展缓慢;国内与工业和城市的交易,出于国内工业化的需要,贸易政策对农业极端不利,农业和农村缺少必要的发展资金。农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根源在于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封闭性和分散型,而这一现实在国际国内环境制约下又缺乏改善的新生力量。
(2)技术鸿沟要求农业和农村保有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工业和城市无法吸纳较多的劳动力,从而导致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落后的技术水平,为了保障农产品的供应,农业需要保有相当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农业的技术进展缓慢,那么农村人口比重就不会很快下降,如果由于收入的差距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将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从而制约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挤压,工业和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当有限,所以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会受到一些政策的制约,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会在城市里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
(3)传统农民滞留农村进一步阻碍了两类经济系统的要素流通,从而固化了三农的联系,也进一步阻碍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为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外来资本的进入会受到限制,这进一步促使三农关联进入稳定的恶性循环状态。三农关联的恶性循环导致两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反映三农发展停滞不前的“三农问题”就产生了。
(4)就三农内部来讲,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其实,从循环的过程来看,很难看出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农业的落后会制约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制约农村的发展;农村的落后同样会制约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农民素质的高低也是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循环过程来讲,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从历史和逻辑上分析,三农低水平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农业基于生产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进行,这样将始终需要一定数量的经济主体在相对分散的区域进行农业活动。同时,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基础在于物质资料生产,物质产品和物质财富才能够为经济主体和生产生活区域提供发展的物质资料。农业发展滞后对其经济主体和地理区域的发展将形成关键性制约作用。
综上,由于物质资料生产(经济活动)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物质基础,从而二元结构是以农业发展滞后为根源。所以,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农业的发展:这一类经济活动发展滞后,依附它的经济主体和承载它的区域必不能获得较多的剩余,从而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尽管二元结构同时又是以三农恶性循环为现实基础,但二元结构的突破点却不是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农民在农村发展农业来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成功的选择:①农民并不一定要从事农业才能够获得收入,强调或局限农民从事于农业,限制了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权。②农业不一定要由农民来经营,限制农业只能有农民来经营,违背了要素优化配置原则。③农村也不一定只能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研究三农的独立性。
3三农的独立性与三农问题的破解
3.1三农的独立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并无本质区别,农村与承载其它经济活动的地理区域也无本质区别,现实中农民、农村和农业之所以被紧密关联在一起是基于历史延续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这种紧密关联导致这些特殊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处在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状态。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打破这一紧密关联。打破这一关联的基础在于三农内在的相互独立性。
(1)农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民可以依据其禀赋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从农民个体来观察,农民和农业、农村并无本质和必然联系。作为个体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禀赋,选择成为资本供给者、劳动者或土地供给者,也可以成为企业主。农民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选择成为任意行业的劳动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管理禀赋选择成为企业主或管理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使用权成为土地供给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资本成为资本供给者;也可以根据多种资源和禀赋成为上述经济主体的综合。农民个体选择哪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取决于每一种方式的收入和成本。农民的独立性体现在作为个体的农民并没有也不应该打上先天农村和农业的烙印。
(2)农业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业尽管由于其经营对象的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相对较丰富的农村进行,但仍可以依据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选择参与的要素:包括经营者、劳动者和资本供给者。参与农业活动的经济主体包括农业经营者、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资本供给者,而这些经济主体并非与现实的农民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农业活动的开展应当根据各要素的具体质量和数量所可能引致的农业活动效率进行优胜劣汰,而不能全部由农民来包办,这样不仅制约了农业,也束缚了农民。
(3)农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地理区域,尽管农村首先需要承载农业活动,但在满足农业需要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依据效率的原则承载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包括其他工业和商业活动,以及其他非农业经济主体的生活活动。
三农的内在独立性说明了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联系,在本质上他们分别与其他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并没有区别。他们历史地并相对稳定地成了农业经济主体、农业经济活动和农业地理区域是由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决定的,这些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改变他们历史的特征,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
3.2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
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是农民贫困、农业效率低和农村落后三个问题的改善停滞不前,但从本质上看,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被联在一起是因为政策和人们的意识把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捆绑在一起。三农被政策人为的捆绑在一起是三农问题的根源,而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拆解三农就是要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①农民可以从事农业经营和劳动,也可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从而还原农民的普通经营者或劳动者的本来面目;②农业可以由农民来经营和劳动,也可以由其他经济主体来经营和劳动,从而还原农业的普通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③农村可以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也可以承载其他经济活动和居住其他经济主体,从而还原普通地理区域的本来面目。
3.3拆解三农的基本思路
拆解三农的实质就是要对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进行分别思考和解决:①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研究怎样通过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资源和禀赋来增加其收入,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来解决;②解决农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仅仅把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研究怎样通过增加投入数量和提高投入质量来增进这类经济活动的产出效率,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民的发展来解决;③解决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设施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村作为一类地理区域,研究怎样通过聚集经济活动和居民,从而增加生产和生活设施的投入来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来解决。
三农问题恶性循环自农业效率低开始,至农村落后,再到农民贫困,并周而复始,但要拆解三农却不能从农业开始。如果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而首先开放农业经营,把农民强制推向大市场,其结果只能产生更复杂和混乱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规模城市无业游民就是这样政策的结果。因此,拆解三农必须从农民开始。
(1)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经济系统中经济主体是目的,经济要素是资源,经济活动是手段。农民作为经济主体,其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三农的核心和首要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由于三农存在相互制约的问题,所有需要优先考虑农民的问题。基于拆解三农并独立解决各自的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所以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是拆解三农的第一步。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方式需要两个基本条件。①解除农民的身份限制。农民的身份限制,就是对农民进入非农行业和进入城市就业的各种制度性限制,以及在社会保障上与其它居民进行区别。这些限制和区别固化了农民和农业农村的关系,限制了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阻碍了其他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这不符合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农民工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5]。只有解除这些限制和消除这些区别,还原农民的普通经济主体的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农民的自由选择权,为最终解决这些经济主体的收入问题奠定基础。②解除农民的能力限制。自由选择是一种权利,自由就业却是一种能力,能力问题不是解除身份限制就能够解决。获得持续和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条件,需要持续和相对稳定的就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就业岗位的稳定性较低,要在不断变换的就业岗位上实现持续稳定的就业,需要相当的就业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就业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就业预期,失业风险增大。农民的恋土情结(即尽管在非农产业或城市就业也不愿意彻底放弃土地经营权)是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市无法获得持续稳定就业的集中表现,而其中的根源除了农民身份的限制外,主要在于就业能力的限制,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岗位以极不稳定的体力劳动为主。解除农民能力限制的基本途径是对现有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以及对潜在农民———农民子女进行平等的基础教育。
(2)把农业从农民经营中释放出来,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同时农业现代化也必须具有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才能实现[6]。当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保障能够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中获得而不再依赖于土地时,作为土地密集型产业的农业就可以摆脱由农民经营的束缚。农业只能由农民经营,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垄断,一种低水平的阻碍产业进步的垄断,显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当农民不再需要用垄断农业(土地)经营来保障其生存时,农业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便不是问题。多元化和自由化的经营主体有利于农业经营的优胜劣汰,并进一步导致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关键在于在限制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实现土地的自由流转。
三农问题的来源篇4
〔关键词〕人力资源,“三农”问题,解决
近年来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做了不少工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缓解了农民贫困和改善了农村条件,但遗憾的是,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并且大有随着形势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棘手的趋势?这就使这一问题继续成为阻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众所周知,三农问题的核心和焦点是农民问题,所以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将取决于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对推动小康社会的建立,以至于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意义?
一?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
首先,农村人口数量巨大,人力资源结构失衡?我国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总数已19亿,其中有近2亿剩余劳动力?此外,我国人口每年大约又以13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且绝大部分在农村?由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以及配置和利用效率不高,使我国人口以低级劳动力为主体,并且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根据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受初中教育的统计分析,农村比例分别19.5%?8.0%和5.0%,这种结构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科技素质普遍不高?中央早在20世190年代就提出了“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的战略,但多数地方尤其是农村落实极为不力,致使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以小学文化为主,其次是初中文化,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很少?据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公布:2000全国5614719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中,文盲半文盲占14.01%;小学文化程度占42.15%;初中文化程度占38.04%;高中文化程度占5.07%;中专文化程度占0.57%;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16%?农村住户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6.66年?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目前已达到12年以上?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低,缺乏职业技术知识和技能,反映了我国农村教育?特别是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落后与薄弱?
再次,农村教育经费不足,投入机制不活?农村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但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较少和“以县为主”投入与管理的农村教育体制,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整体推进的主要矛盾,也是我国人力资源不能充分开发利用的主要制约因素?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多年徘徊于2.5%~3%之间,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在如此少的公共教育经费中政府又将经费更多地投向基础好?容易出成绩的城区学校,能够分给农村教育的经费更是少得可怜?一些农村中小学布局不够合理,尤其是新形势下支撑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尚未建立,有些地方长期拖欠教师工资,中小学日常运转经费和危房改造?校舍建设所需的必要资金得不到保证?加之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或者说办学定位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导致农村职业教育近几年招生难?办学难?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突出?
二?目前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造成农村发展的滞后?这不仅表现在农村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整个社会和时代的进步,而且与农村经济发展也严重脱节,由此造成农村中的一些社会问题不仅突出,而且尖锐?首先,教育落后带来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近年来一些封建迷信活动重新泛滥,不少曾经销声匿迹的愚昧腐朽的习俗和恶习又冒出来,影响了农村的社会风气和正常生活?其次,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半瘫痪?由于群众民主意识淡薄,制度建设迟缓,现阶段许多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半瘫痪,连群众会议也开不起来,有的地区情况更严重一些?社会秩序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发展,是农村产生众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已经引起中央和地方的忧虑,成为一个亟需根本解决的严重问题? 第二,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我国农民受教育年限短,农业职业教育普及率低,而且多数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弱,农民对农业新技术?新产品表现出消极态度?据统计,20世190年代我国每年产生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只有30%~40%得到推广,10%得到广泛应用?这就使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一直在42%以下,而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和地区却都达到了70%~80%?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差和由此引起的农业科技落后,造成“科教兴农”出现了农技创新?农技推广和农村教育“三个断层”,这说明这一问题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强大制约因素? 第三,制约农民生活的改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极和新兴产业兴起,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领域将越来越窄,低素质劳动力就业领域越来越有限,这将给农民转变为市民增加难度?如果这部分农民进城后,没有获得相应的工作岗位,或没能得到和市民相当的劳动报酬,又没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积累,就会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从表面上看这部分农民是进入了城市,但是从享受城市文明,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及各种不同层次需求的角度看,这部分农民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只能是我国通常所说的农民工而已?因此,只有加强农村文化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从整体和长远上提高农民的劳动素质和科技素质,使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和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最终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收入水平才能得到持久提高,也才能逐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三?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首先,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第一,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2002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38%,不仅比发达国家低40个百分点,就是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19个百分点?当前,农村城镇化水平滞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慢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慢的症结所在?所以今后要逐步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样,可以通过带动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和农民收入水平增长,来更好地开发利用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第二,进行制度改革,消除农民流动的桎梏?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各项歧农政策在城乡之间竖起一道屏障,农民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农民被束缚在原本就很狭小的空间内,这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因此,要尽快改革限制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动的各项不合理制度?此外,要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农民的生存问题不再仅仅依靠土地,使农民愿意离开土地转变为市民?第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实施科技兴农方针,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进农业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业内部就业,解决当前农村富裕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开发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它能使农村富裕劳动力形成可靠的职业转移,使农村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开发?
其次,实行计划生育,促进优生优育?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优化人口结构为宗旨的计划生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要加强农村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优生优育?同时,还应该帮助搞好人口优育工作?
三农问题的来源篇5
一、农村“三资”管理的简述
所谓“三资”主要指的就是农村的集体资金、资产以及资源，而“三资”管理正是针对这三部分进行的管理。首先是对资金的管理，其采用的形式通常是以村帐委托而进行，管理农村的地方资金的具体实施方式主要表现为建立农村经济组织财会中心，并且该机构是在农村民众同意的前提下所建立起来的。其次就是对资产的管理，其管理方式较也为简单，资产的出入通过建立资产台账进行记录，并且向民众公开还要接受他们的监督。最后是对资源的管理，其管理范围较广包含一切农村所在地区的可利用资源，对所有资源进行建档，做好归纳和记录，并监督和记录对资源的利用情况，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三资”管理的重要性
从农村集体经济的组成上来讲，农村“三资”是其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农村经济的全体成员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要想更好地让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就必须对农村“三资”进行科学的管理，这样不仅能在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上将农村与城市间的差距有效缩短，还能对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现阶段，农村“三资”的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其管理水平的高低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较大影响，首先，它对利用集体资产的效率能够造成直接影响，同时也会让农民的合法权益受损，甚至还能左右村集体和干部的权威性；其次，农村“三资”管理的水平对于建设廉政农村以及政府形象的树立同样有着较深的影响。
三、农村“三资”管理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现状
在我国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几年里，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大进步，尤其是在农村中越来越规范化的村级组织“三资”管理。“村帐乡管”政策在全县得以实行，农村村级会计账、表、薄、证都由乡镇农经站统一进行管理。通过几年来相关管理措施及硬性规定的采取，加上监督查处制度的完善加强，使得农村“三资”管理更加趋于规范，然而即便如此，在现阶段的“三资”管理中依旧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监管不到位、大量资产和资源被流失或受到损害等。
（二）主要问题
1.农村“三资”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对管理好“三资”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就是农村干部，农村“三资”管理的最终效果主要就是由他们认识“三资”管理的程度及其工作的积极性决定的。我国农村经济在农业税制度被取消之后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有很多干部在认识“三资”管理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农村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意识中农村干部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状态，他们认为本身农村经济条件就比较差，拥有的资源也非常稀少，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专门管理，并且在目前农村中土地制度采用的是承包责任制，能?蚬芾淼淖试匆簿透?少，因此就不能很好的认识到农村“三资”管理的重要性。
2.对村级财务管理监管缺失。在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三资”管理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财务记录及审计上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该问题主要还是在对“三资”的管理上上级缺失监管，在“三资”管理问题上绝大部分干部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其管理的重要性及长远性没有正真领会，这些干部在工作中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督和管理作用，随便将该工作安排给相关人员后，就置之不理，对于该工作的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而无法实现财务工作的规范化，以致于让“三资”管理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3.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农村“三资”管理在当前整体情况来看还存在着不合理的人员分配、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较低以及很难引进优秀人才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体制和制度上没有真正得到完善。从管理机制上来说，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缺乏相关规范和制度，还有就是上级管理人员工作失职，就因为存在这两个问题下级工作情况的好坏及效率就直接受到了影响，也就进一步对实现“三资”管理的效果造成了影响。
四、加强“三资”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农民想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是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对这三者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是实现集体经济实力壮大，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为了更好的管理集体财产资源，在思想意识上，各级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要达成统一，对“三资”管理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要能有充分的认识，同时还要将“三资”管理工作的加强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以最快的速度将管理方法制定出来，对“三资”目录要明确统一规范，对责任的主体加以确定，并定期开展清理审计，实打实的做好农村“三资”管理工作。
（二）加强监督，严肃纪律
在对农村“三资”进行管理时，各职能部门如：纪检、检察、财政及农业等部门应该加强配合，对违反农村“三资”管理责任的制定相关惩戒方法，并严格落实。如果在管理中发现有违规操作、徇私舞弊等违纪违规行为或者对集体资产资金个人无偿占有、挥霍、浪费等，一旦查出就应该依法严肃惩处。
（三）实行委托，推行“村财乡管”
在管理“三资”过程中采取新的财务管理形式，对资产较小、经济业务来往较少的农村集体经济实行村委会计委托制，这种形式对于农村资产管理非常适用，它得到推行的前提条件是能够让集体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及监督权保证不变，从而再以乡镇农经部门为依托，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记账协议。
三农问题的来源篇6
关键词：“三农”问题特殊性非农化战略
“三农”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任何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遇到，都必须认真解决，否则难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已经基本解决的“三农”问题相比，我国的“三农”则显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加棘手。连朱容基总理都觉得是最头痛的问题。为什么我国的“三农”问题会如此严重，如此难以解决呢？这是由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决定的。
一、特殊的历史背景
长期的非农化的发展战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有这么严重，问题积累这么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长期的、超常化的非农化战略诱致的。非农化就是以城市为偏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巨额资金和资源，筹集资金和资源成了工业化最大问题。在历史上，工业化的资金和资源筹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西欧式的工业化道路，通过对外掠夺来为工业化筹集发展资金，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另一条是外部资金注入，如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业化。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即要加速实现工业化。而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历史上两种工业化的筹资渠道我国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过国家内部解决。只能农业、农民、农村做出牺牲，即通过将农民的剩余用来作为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因为在一定时期，“蛋糕”只有这么大，用在一个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多，用在其他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必定要少。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是农业失血过多。据统计，1952年-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近1万亿元资本，而家业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九十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二是农业积累不足，农民几乎失去了投资能力。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只能获得基本的生活，几乎没有积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现在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都难，更不用说进行扩大再生产。三是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难以得到先进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辐射和带动。国家要保证“以农辅工”的政策能够实现，必须严格的控制农村和农民。这就导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二元分割。这种二元经济比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所讲的二元经济结构更加不均衡，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时都不曾遇到。按照产业经济转换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使国家不推行超常的非农化战略，让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也会出现“三农”问题。我们假定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导致的“三农”问题为平均的或者一般性的“三农”问题，那么通过长期的非农化战略后的“三农”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平均的程度。
长期的抑商政策。我国历史上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长期以来将农业视为“本”，将商业视为“末”，其实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最终也变成了抑农政策。建国以后，也不太注重商业业态的培育，更严重的是将商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或者作为投机倒把来打击。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三农”问题并没有独立的表现出来，而是被高压的行政手段所掩盖了。但是抑商所导致的“三农”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抑商政策仍然没有彻底根治，如继续打击投机到把，不允许私有粮商经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等政策仍然在起作用，这些抑商政策后果立杆见影，过去所掩盖的“三农”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长期抑商政策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市场中介组织成长不起来，缺少中介组织的农业，犹如一只断线的风筝，无法驾驭方向。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统制经济，抑商就是抑农。虽然现在这种抑商传统和抑商政策虽有所改进，但是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抑商轻商观念还一时难以根治，而且过去抑商政策所引致的问题仍然需要长期的努力。在这些问题解决前，“三农”问题不可避免还要受市场的无序冲击和震荡。我国这种特殊的抑商传统、抑商政策是其他国家所不曾有的。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特殊性的一种重要表现。
二、特殊的客观现实
农业人口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重，压力大，时间长。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9.2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多。过高的农业人口比重也就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艰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化解，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按照有关专家测算，现在我国农村大约有4亿劳动力，而现在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仅能容纳1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有3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均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必须将三亿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出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后，还有如此高的农业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人均资源少，特别是人均耕地少。农业主要依赖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但是这二种资源的人均数量都较低。我国人均所拥有的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耕地资源则更加突出。2000年全国耕地实际保有量仅为19.24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59亩，14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有6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低于0.5亩，全国有20%（463个）县（市）人均耕地低于0.5亩，有30%（666个）县（市），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6亩的警戒线。这么少的耕地,无论种什么，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一个农民种植15亩地，即一家种植40-50亩地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达到这么一个生产经营规模，可以初步获得单体规模经济效应。而现在农户的经营规模只有单体经营规模的十分之一。分散经营的小农业不可能获得规模效应。不仅如此，经营规模如此小的耕地还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即保证12亿人口的粮食供给问题，农民的就业生存保障功能，等等。据有关专家预测，要保证我国粮食供给的经济安全，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小于16亿亩。也就是耕地能够机动种植其他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耕地只有3亿多亩。这就决定了大部分的耕地只能种植比较效益低的粮食。人均耕地本来就不多，而且这不多的耕地还必须以种植粮食为主。另外。要保证农民的就业和生存保障，土地必须失去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流动性、效率性。“三农”问题的这种资源约束和社会功能是大部分发达国家所没有的，这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之一。
不太发达的工商业，又遇上体制转轨和资本替代劳动的革命。一是虽然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些工业体系主要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对解决人民生活和就业，特别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牵动作用并不大。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情况有所改观，有助于解决就业的轻工业和乡镇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面对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是杯水车薪。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商业面对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二是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许多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够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还要释放大量的失业工人，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大约有下岗职工2000万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和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改革，还将有430万人被分流，五年内还将有2900家大中型企业被调整，有近500万职工失去就业岗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又遇上了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革命，许多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不断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这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排斥劳动力的作用。而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虽然也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是在剩余劳动力基本吸纳完毕后，才开始以资本替代劳动，没有我国来得这么快，工业化与信息化和资本密集化几乎同时进行。这也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所没有过的，这势必进一步加剧“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农业先天性“早熟”。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实现了均衡，而且主要农产品还出现了结构性过剩。这一问题过早出现，打乱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步伐。这一问题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对农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仍然是需求大于供给，这种状况对解决“三农”问题是大有益稗的。但是我国在工业化的中期，各个产业对农产品的需求就已经基本出现饱和了，这种畸形的“早熟”使我国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也是发达国家不曾遇到过的问题。
三、特殊的外部环境
在发达国家解决“三农”问题时，全球化市场并没有形成，不担心其他国家抢占国内市场，而且发达国家还可以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为自己的农产品开辟新市场。因此，发达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机会。这些都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我国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和机会。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在着手解决“三农”问题时，全球市场形成，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纳入了世界农业生产体系，而我国大部分农产品没有比较优势（规模小、成本高、质量低，标准体系不健全，等等），不仅难以开拓国外市场，而且连保住国内市场都难。今年以来，日本、韩国、欧盟对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蔬菜、畜产品以技术性壁垒进行限制性进口，就表明我国要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进行标准化生产还任重道远。二是加入wto，缩小了政府保护农业的空间，这使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在基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后，再开放市场，或者借助全球化解决“三农”问题。“屋漏偏遇连天雨”，我国是在“三农”问题最严峻的时候加入wto，农民和农业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据分析，如果中国承诺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全部完成，全国6.4%的播种面积将被替代，6.5%的农村劳动力将被迫放弃农业生产，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将损失102元，中西部粮棉主产区受的冲击更大。有关专家测算，入世后，我国的谷物将减产7.7%，小麦减产4.7%，大豆减产4.5%，棉花减产3%，油料减产3.6%，糖料减产2.5%,种植面积的压缩将减少2086万至2550万个就业岗位。三是虽然我国加入wto，便于扩大农产品出口，但是由于我们不太熟悉wto的规则，必须承担一定的“学费”，而熟悉和运用wto的规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摸索。在外国农场主游刃有余的利用规则时，我们还是“小学生”。
四、特殊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
我国的农村管理体制是当时理想的政治制度设计的产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为了完成计划管理的目标，即催耕催种；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工业化战略能够实现，严格控制农村和农民；三是当时的交通、通讯不便，行政管理的幅度小。在上述要求下，农村设立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有大量的乡村行政管理人员，而且这些行政管理人员都必须由农民来供养。其特殊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个是乡村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全额由农民支付；另一个，供养的人员是如此之多，承担的乡村管理费用是如此之大是全世界所罕见的。“吃皇粮”的人多得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组数字看出一个究竟：一是从大数来看，农民承担了70%的“吃皇粮”的人员，即农业以15%左右的产值负担了70%的“吃皇粮”的干部。二是从乡镇来看，我国农村共有2.38亿户、9.2亿人，设立近4.5万个乡级政府，平均每一个乡级政府仅5320户，2万人，特别是中西部大多数乡镇财政收入只有一百多万元，有的乡镇甚至不足一百万元，严重入不敷出，收支缺口必然要农民的剩余收益来填上。三是从县一级政府来看，县一级财政平均供养大约为15000人，多的超过了20000人，少的也有12000人，如果是百万人口的县，平均每1000人供养的“吃皇粮”的为15人，多的为20人，少的为12人，如果再将村组干部包括进来，每个村含村组干部折为8人，则每1000人供养的干部平均则会达到23人以上。但是并不是每个县都有百万人口，所以每1000人所供养的人口要远远大于23人。四是县级财政的80%以上是用来养人，乡村两级干部收税费其实就是收自己的“口粮”的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农民的收入要先养这一大批“吃皇粮”的人员，增收当然难。农民支付的农村行政管理费有多重呢？笔者从湖南、湖北的部分乡镇的调查情况和新闻媒体的反映来看，农民人均负担（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负担）亩平高的达400多元，低的也有300多元，人平300元左右。目前我国的“三农”问题严重，与我国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说相辅相成，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特殊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使“三农”问题特殊化和复杂化。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所没有的遇到的问题。
五、特殊的意识形态
解决“三农”问题，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是所有政府的职责，而且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是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我国“三农”问题往往与意识形态交织在起，赋与了很多的政治涵义，给了政府更多的压力和责任，也给了农民更多的怨恨理由和机会。特殊之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如果农民不能与城里人一样富裕，如果城乡差距还不断扩大，就会有违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从而使社会主义站不住脚。特殊之二：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如果70%以上的农民的问题不能解决，则使农民失去对党的信任和支持。特殊之三：土地公有。传统社会主义者认为，现在农村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就是土地公有。可以说，土地公有是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而要控制土地就必须控制土地所有权。国家控制土地虽然可以保证人人有土地，但是牺牲效率，控制土地的机会成本极为高昂。这些特殊性使党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任务更重，压力更大，政策选择的空间更小，不可能推行如英国的“羊吃人运动”。这些特殊性也使农民和经济专家不从农民身上找问题，总是片面的从政府身上找问题，怨恨政府，有些人甚至把这种特殊性作为攻击政府的武器。可见“三农”问题的意识形态性也是外国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所没有的。
由于“三农”问题有如此多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客观的看待“三农”问题。一是“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大，复杂程度高。二是不是政府不想解决“三农”问题，而是没有能力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不是那一届或者那几届政府，或者某一项政策或者某几项政策导致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的问题。三是不是农业本身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四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一年二年就能够一蹴而就的问题，需要长期有艰苦努力，可能还需要二、三代持续奋战。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为藉口，推卸责任或者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只有用客观的眼光看待“三农”问题，才不会一味的求全责备，才不会急功近利，才会用务实的精神正确处理和解决“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倩肖、王荣鸽，“论政府农业上的政策偏差及取向”，《经济改革》1998年1期；
2、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收入增长·就业转移·城镇化推进”，《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
3、贾大明，“中国农业如何面对入世的冲击与挑战”，《科技导报》2002年第10期；
4、陈吉元、韩俊：《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上海远东出版社；
三农问题的来源篇7
为此，2004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三农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具体包括：减免农业税；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实行征地制度改革，保护失地农民；保护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加大农村贫困、特困人口扶贫力度；加快农业金融、保险和财政扶持体系建设；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等等。
上述大政方针，应该说是立足于新的农村经济社会形势下作出的思考结论，对于稳定农村形势、推动农村改革、寻找农业经济以至整体国民经济提速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述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设计中存在的缺陷：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思路没有脱离“授农以鱼”的思想框架。
无论是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农村扶贫、通过财政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加快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还是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失地农民，总体上都属于一种侧重于在经济利益上给予农民合适补偿的思路，没有从建立农业经济的良性自我发展机制、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实力的重点出发。
2004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多亿元，直接补贴给种粮农民，补助总额达到120亿元。国家还补贴化肥企业12亿元以上。
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各方面资金达到1500亿元以上，比2003年增加300亿元，增幅为近年之最。
同时中央决定，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截止2005年1月底，除山东、云南、河北、新疆、甘肃几个省区之外，其他25个省市区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2004年通过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给农民减轻负担达294亿元。
在这样的工作和改革思路下，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综合政策杠杆，侧重于把资源和政策简单注入农村经济，虽然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和提高农民收入的积极效果，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样的思路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
只有按照“授农以渔”的大智慧，通过一系列突破性的农村改革措施，全面调动农村、城市、政府乃至全社会的积极性，培养农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转换农村经营机制，才可以从制度上寻求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康庄大道。
二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整体呈现出一种保守型的消极应对的思路，没有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新的历史规律出发，在三农问题上贯彻一种进攻型和创新型的政策思路。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执行一种高积累的、以农补工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和巨大奉献为前提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实现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多年的今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在以其超低的成本支撑着城市经济的全球核心竞争力。
目前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也属于对于历史形成的工农、城乡关系的一种调整和平衡。这样的政策，本身正反映出工业之对于农业、社会之对于农村、城市之对于乡村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不公平和利益的不对称。
综观目前中央在三农业问题采取的种种政策，因为农村基层政府“白条”、“三乱”等行为增加农民负担的问题日益尖锐，所以有了后来的“减轻农民负担”、“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因为农村普遍出现看病难、农民没钱看病等严重的人道问题，所以有了后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因为城市大量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所以有了后来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因为城市房产开发大量占用耕地以及征用土地补偿中出现对农民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待遇，所以有了后来的“保护失地农民”。
种种事实表明，正是因为农村社会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的下降、话语权利的减弱和经济份额的削减，面对城市经济、体制、政府、资本等强势力量，农村逐步演变成为极度的弱者，其合法权益在生产、消费、劳动、财产权利等各个领域受到全面的侵占。
所以，目前政府的政策措施虽然有必要围绕上述三农利益受到侵占的各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寻找产生上述现象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从而以一种进攻型的政策姿态有针对性的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产生三农问题的种种病根。
否则，如果继续坐视造成三农问题的种种体制和社会根源存在、滋长，那么即使可以把目前暴露出来各方面问题予以遏止，但是仅仅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将无法应对弊病百出、挑战频仍的城乡经济格局、三农体制缺陷和产权多元经济在未来给予三农领域的压力。
三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仍然侧重于从外部推动，而没有认真研究采取从农村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入手，开展农村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创新。
目前，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这样一种局面很容易让我们把眼光集中于从外部不断给农村、农业输血，于是一种类似工业经济改革初期“减税让利”、“简政放权”的“松绑型”的农村“新政”应运而生，但无形中忽视了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建设。
历史证明，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可以根本发挥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目前历史阶段的一种特定的系统命题，需要同时从外部和内部思考根本解决之道。比方一个病人，如果身上的刀口还在流血，那么即使输入再多的血液最终对他的健康还是无济于事，最佳的方法是在输血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寻找伤口、寻求根本止血之道。而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就是这样的止血之道和造血之道。
四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仍然偏重于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府主导的领域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手段，推动资源、资金、政策、技术向农村、农业的倾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在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下实现最优化配置，需要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共服务环境，需要完善的外部法制环境，也需要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
目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改革，其实质是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下，对于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农村和全社会之间进行重新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因此解决三农业问题必须同时采取市场的、行政的和法律的综合手段，积极调动国家集体个人各方面积极性，调动城乡双方面积极性，调动国有、集体、民营、“三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资源自发、有序的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
五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政策研究出发点还不能够很好的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没有真正挖掘涉及新的历史时期下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新的生产关系创新实践。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便肇始于七十年代末期在农业大省安徽率先发起的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安徽省委根据面对的困难，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在这项政策鼓励下，安徽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秘密达成了包产到户的协定。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要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目前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政策、对策，真正从根本上涉及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的，所占比重并不大，其中大量属于资源转移型的政策措施，而不是体制转型性质的制度变革。真正农村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还是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而这一切的源泉，还是来自广大农民的创造力和基本实践。只有从我们身边的农村、农业中的新生事物中，从农民兄弟在农业生产中的创新中，我们才可以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变革之路。
思考三农问题解决之道，我们首先必须认识解决三农业问题的本质任务和历史目标：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目标：促进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社会与农村之间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以市场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推动资金、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可持续的农村生产力发展格局，以农村经济的新跨越为国民经济加速。版权所有
三农问题的来源篇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农民职业培训选择行为：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编号：15YJa790087），主持人：张亿钧。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9-0052-05
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安徽凤阳小岗村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去生产经营，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逐步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使我国农村生产力极大程度地得到解放和发展，农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农村面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被削弱，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力降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资源、资金和农民的分散，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深化改革、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为推进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农村“三变”改革，它让分散的资源和资金集中起来，让农民可见自己的权益，其维权意识也得到增强，还能有效解决联产承包制的弊端。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要求。从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的“两权分离”，到现在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格局，我国的农村改革迎来了又一重大制度创新，这必将给农村“三变”改革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农村“三变”改革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继续和深化，坚定不移地进行探索和完善，必将引发农村又一次改革发展的深刻巨变，必将为我国农村深化改革、创新乡村经济社会治理、发展农村生产力作出新贡献，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新的路径和制度保证。
一、农村“三变”改革试点背景及主要问题
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经济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关于印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确定了13个“三变”改革试点村。本文以试点之一的三溪镇路西村为例，着重探索农村“三变”改革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之互动关系，以破解改革难题。
（一）路西村“三变”改革试点的背景
路西村位于皖南山区，虽然具有独特自然的生态资源优势，适宜发展休闲农游产业，但资源分散，且存在着大量闲置资源；虽然已建设为“美好乡村”，并正在由建设向经营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建设与发展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难题，另一方面农民资金分散而闲余；虽然农民收入增长了，但外出打工收入仍然是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空心村”现象成为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中人才严重缺乏的难题。那么，如何让“沉睡”的闲置资源活起来，将资源变为资产？如何将闲余分散资金变为股金，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
为促进路西村现代化农村建设，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以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为基础，通过“三变”改革来激活农村的“沉睡”资源，促使农民脱贫致富，激活存量资产、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促进农业生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对突破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对推动精准脱贫，对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推动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引领和带动意义。
（二）农村“三变”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变”改革存在主要问题：一是农民的意识和认识问题。地处皖南山区的农民相对封闭，传统小农意识较强，不能适应与外界市场相同步的改革，而且对改革未来的前景认识不足，有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阻力。说：“治贫先治愚”，我们要从意识的贫困看待目前的贫困问题。所以，我们要通过解决农民在意识上的贫困、意识上的阻力来克服“三变”改革的阻力。二是资金问题。目前，政府资金的投入有限且分散，难以形成一个产业的规模性发展。如何整合资金，如何将分散的资金变成一种量化到以村为单位的集体资金，这就涉及农民和相关部门利益分配的问题，要通过“三变”改革来破解这一难题。三是基础设施问题。要实施“三变”改革，较大规模地发展生态产业和农村旅游业，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这就要求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成为推动改革成功的又一难题。
综上所述，归根结底就是人的问题。任何改革的推动与成功，人才是关键。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改变农民意识，让农民充分认识改革的前景，了解发展方向和需求，“治贫先治愚，治愚在教育”。所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能有效地破解“三变”改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难题。
二、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创新农村“三变”改革
农村“三变”改革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新探索，其实质是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夯实基层政权，提升乡村经济社会治理能力。
（一）通过“三变”改革，加快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进程
路西村在推进山地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资源、资金和农民的“三个”分散，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已成为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及市场化经营之瓶颈。因此，必须通过创新农村“三变”改革来解决这一突出矛盾。
路西村虽然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可大部分资源处于“沉睡”中，没有被利用、没有活力，通过农村“三变”改革，探索如何激活“沉睡”的资源，激活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发展山区生态立体农业为主线，以农民增收致富为核心，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其致富奔小康，发展多种适度规模经营形式，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经营方式，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全面小康新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二）通过农村“三变”改革，创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和机制
如何构建一种体制和机制，既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又能有效地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并能有效预防腐败和规范农村基层干部对资源、资金的处置。因此，通过“三变”改革，把“资源变资产”，通过资源的量化评估，让它公开透明，形成一种价值概念；把“资金变股金”，将国家投入的发展、扶贫类资金加上以前投资形成的一些存量资产，通过评估和量化，让其变成村集体资产。这样公开透明，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自愿把土地、资金和技术参股到一些经营主体当中，形成农民既参与又监督的体制和机制，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农业发展。
三、推动“三变”改革迫切需要：新型职业农民
路西村共有10个自然村，人口1582人。经调研发现，路西村与我国农村存在同样的问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空心村”倾向愈演愈烈，“80后”的农民大部分转移出去，“90后”的青壮年劳动力超过四分之三不愿回乡务农。而留下来的务农者，妇女达到三分之二，平均年龄近60岁，且80%以上为初中及以下文化，呈现“老人、妇女、小学”农业现象。由此可见，要顺利推进“三变”改革的进程，当务之急就是要解?Q人才问题，而解决人才问题的捷径就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所以，推动农村“三变”改革，迫切需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特点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和经营且能达到一定水平，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其类型一般有生产型、服务型和经营型三种，并有三个共同特点：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一是专业化。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因耕地面积小，小规模生产难以解决全家人的生计，农民需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即出现农民兼业问题。但新型职业农民，不论生产，还是服务和经营都应是专业化的。所以，加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抓住农业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农业生产的兼业问题之关键。二是规模化。皖南山区农民均耕作面积不足1亩，且不适应大型机械化操作，这给形成一定规模化增加了难度，但是可以充分利用皖南山区的自然资源，开发农村休闲旅游，以保证一家人的体面生活。因此，精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有效的土地有效流转，推动“三变”改革，是解决规模化问题的关键。三是标准化。农业专业化的生产，以标准化、专业化作为支撑，促使职业农民与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合作，提升产品质量，打造特色品牌，开拓占领市场，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因此，培育懂经营、有市场观念和职业道德的新型职业农民，能有效破解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难题。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推动“三变”改革的迫切需要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事关“三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传统农耕社会中，“面朝黄土背朝天”道尽了农事耕作的艰辛，而“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城里人干几天”体现了农民进城的无奈选择。由此，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摆脱卑微身份象征，而成为一种既体面、又有尊严的职业，培育他以农为根、以农为业、以农为生的坚定信心，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现代农业、建设美丽新农村。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事关农业现代化的方向性问题。农民职业化是农业基本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职业化农民+合作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1]。只有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加快构建一支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才能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基础和保障。
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事关农村改革的成败性问题。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虽然解决了农民温饱、实现了小康，但在推进全面小康、农业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着新的难题。要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就要改革创新，找到新路径、新路子和新举措。因此，探索和实践农村“三变”改革，是农村产权制度、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改革创新，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继续和深化。农民是改革的组织者、推动者、守护者、保障者、实施者，要坚定不移地把“三变”改革落到实处，努力营造人人关注“三变”、人人参与“三变”、人人推动“三变”的良好氛围。因此，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我国破解“三农”发展难题，事关农村改革的成败性问题。
虽然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还在扩大，而且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务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其培育成为现代家庭农场主、合作社领办人，并加以打造使其成为专业大户或农业企业骨干，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使其成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3.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打破农民增收瓶颈的迫切需要。目前农民增收的主要瓶颈：首先是土地流转问题。由于租金高，部分农民的土地难以有效的流转，这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通过“三变”改革，进一步落实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促使土地有效流转，以发展现代化农业，打破农民增收之瓶颈。其次，市场竞争中劣势明显。新型职业农民与龙头企业或专业组织大规模相比，其规模仍显得非常渺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其应以标准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为支撑，加强与龙头企业或专业组织联合合作，抓住质量提升，共同打造品牌，形成有规模和品牌效应，有效地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矛盾。再次，人才严重缺乏。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要以有较好知识作为前提。目前，农村人才问题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有一定文化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大量往城里跑，且不愿回流。因此，加大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力度，鼓励知识青年返乡是破解农村人才青黄不接的关键问题。要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力度，确保通过农业生产可以拥有体面的职业和体面的生活，引导、鼓励有知识、有文化的“农二代”返乡从事农业，并对有意者进行精准培育，使其不仅成为现代化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改革的主要参与者，而且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也是增收的切身受益者。
4.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转换农民角色的迫切要求。鼓励农民在农业领域内进行创业，由传统种地向创业老板角色转换，在转换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是农民观念意识的转换，这种转换亟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培育，促使其向农业企业老板的角色转换。首先，要有市场意识。农业企业老板不仅要组织员工、周边农民、合作社进行标准生产，而且要有市场意识，打造品牌，开拓市场。其次，要有经营管理能力。作为企业老板要强化管理意识，提升自身管理能力。职业农民由亲自从事农业生产、服务向依靠企业员工生产、服务，必然要与其进行合作，这就必然要对这些农民进行管理。
总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吸引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使其成为推进农村深化改革者，并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破解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问题，更是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2]。
四、探索农村“三变”改革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之互动关系
通过改革创新，如何激活农村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把资源变为资产、资金变为股金、农民变为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农民增收。
（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扶??扶壮“三变”改革平台和主体
为确保“三变”改变顺利推进，筑牢改革平台，壮大改革主体，必须加大投入，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打造“三变”改革平台，即建好园区发展、金融服务、产权交易、信息服务等平台，建立完善资金投入、利益联结、收益分配、进退、风险防控等机制，以保障“三变”改革顺利推进。其次，“三变”改革要充分发挥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扶强扶壮现有经营主体，这就需要培育经营主体和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摆脱贫困。所以，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及专业大户，以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于建立与村集体、农户建立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并采取财政扶持、信贷支持等措施，加快培育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运作市场化。
（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推进“三变”改革和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
2015年6月到贵州省调研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贫困的原因虽然千差万别，但有个共性因素，即教育文化落后、生产发展缓慢、劳动力素质低下。因此，在扶贫攻坚战中，精准扶贫的根本在于“扶人扶智”，而教育是“扶人扶智”之关键。通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可以让农民有机会接受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技术帮扶以及精准的政策扶持，将有助于他们发展理念的转变、生产技术的提高；通过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让贫困农民掌握一技之长，才能真正拔掉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通过“三变”改革，可以顺利实现精准扶贫。2016年路西村被列为省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发展农业休闲旅游为平台，顺势开展精准扶贫行动，比如64岁的马来青是路西村有名的贫困户，没有技术，文化不高，投资建设滨河民宿，成为老板，现每月营业额可达5000多元，顺利实现精准脱贫。因此，要积极培育和造就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借助改革和扶贫平台，加强引导农民的职业身份和角色转换，实现精准扶贫。
（三）建立健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扶持体系
近些年来，各级政府虽然出台了各项政策，但政策支持体系仍有待系统化、具体化。首先，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由传统身份转为体面的职业，乃至令人羡慕，吸引农民工返乡，并愿意将资金投入。但农业产业要承担一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这就必然对政策扶持、土地流转、技术指导和市场服务有着强烈需求。因此，政府应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政府支持体系，鼓励和加速农民土地流转，并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引导职业农民进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
我国农民虽有许多地域性的特色产品，但没有打造成品牌，如果结合本地域特色，打造传统农产品为区域公共品牌，加大建设政府支持体系力度，以扶持新型职业农民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合作，打造企业品牌，将可有效破解农产品“质”的问题。农村切实细化和落实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通过“三变”改革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政府支持体系，实行标准化、专业化生产，以提高组织化程度，其必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四）加强政策具体化，精准实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我国目前已出台了“两个”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计划：一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实施轮训计划，即计划每年培训100万人，用5年时间轮训一遍；二是计划每年培养1万名，针对现代青年农场主实施计划培养，主要对象是18-45周岁的青年农民，形成一支具有较强的创业能力和一定的技能水平，且有带动作用、有活力的青年农场主队伍。笔者认为，国家虽然出台了一些非常好的相关支持政策，但还应将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加大实施力度、精准选择培训对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个系统性工程，政府在政策支持体系上，亟待出台一些能支持、鼓励、引导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创业、从事农场主的具体政策。比如，对45岁以下有文化、愿扎根农村，且具备一定种养业规模的，已获得地区认定的职业农民，可在土地租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补贴补助等政策。
现代农业需要复合型人才，政府要加大扶持培育力度，鼓励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农民扎根农村。因此，培育一定要注重培训效果和质量，以农民需求为核心，不仅仅为培训而培训。比如，学习内容上，应该鼓励农民自主申报；教学环节上，要多带农民实地参观学习先进地区经验，避免行政指派或安排过多的理论学习，以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为目的。
（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结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除了依靠有形的教育外，要充分发挥无形教育资源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到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来[3]。一是积极创建“和文化”品牌，注重以“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事业和合、社会和谐、生态和美”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情操，以提升其综合素质。二是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精心培育农村特色文化，以农事节庆文化活动、文化下乡活动为载体，不断丰富新型职业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三是加快网络建设，优化农村新闻媒体网络，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及时提供各种信息服务[4]。此外，还要建设农村文化阅览室，且以党报党刊、法律知识读物等充实阅览室，同时选用适合农民口味和风格的书刊杂志，以丰富其日常生活，不断提升其自身修养。四是通过开展乡镇创建竞赛、结对共建、乡风评议、修订村规等行动，深入推进乡村文明建设，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创设良好环境。五是加强法制和职业道德教育，打造新型职业农民思想道德建设主阵地。
三农问题的来源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农村农民农业
农民增收缓慢且十分困难只是一种表象。分析不难发现西部“三农”问题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西部“三农”问题的形成机理
（一）西部“三农”问题是ppe恶性循环与Rap恶性循环耦合作用的结果
生态环境恶化并不是孤立的一种现象，是ppe怪圈（贫困―人口过度增长―环境恶化）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相联系；另一方面更突出的是和农村贫困落后相联系。贫困使人们只能顾及眼前的生存需要，难顾及长远利益，无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也难以有效制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生态环境恶化，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
西部“三农”问题也是Rap怪圈(农村社会富裕程度低―传统农业所占份额大、农业经济结构单一―农民文化素质低)的恶性循环。农村社会发育程度低的突出表现在人口素质普遍偏低，人口居住分散且社会分工发育不良，市场水平低和城镇化程度低，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社会发育低，即使农业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也使农民素质的提高缺乏良好的社会条件。农业经济结构中种植业比重较高，特色农业发展起步缓慢，致使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中心的乡镇企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部“三农”问题还是ppe怪圈和Rap怪圈的耦合作用结果。农村过度人口增长状况和农民素质低下构成了ppe和Rap怪圈的耦合点。一方面，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落后，直接影响到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农村人口文化素质难以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贫困和环境退化造就了人口的过度增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人口”，制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产生更多的“剩余人口”，从而加剧贫困的产生和环境的退化。
（二）农村的上层建筑不适应乡村的经济基础
农村的上层建筑不适应乡村的经济基础，因为农业GDp的相对份额下降和农民的收入相对下降，因为农村购买力低下，无法拉动内需；“三农”问题不是个别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是战略问题。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形态并未出现紧随时代进步与发展的变化，表现在：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造成了经营方式上的小农生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现象普遍，科技进步与创新动力不足；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坚冰难破；缺乏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
（三）身份歧视和财产权利制度中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
身份歧视制度和财产权利制度中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深刻的制度原因。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建国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层面。造成“三农”问题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主要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及其政策：计划经济下长期对农村的剥夺；国家财政在社会再分配上的严重不平等；城乡隔离，对农民排斥和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和就业制度；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乡村管理成本过高。
在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而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低层，处在相对被歧视的地位。农村处在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农业则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在地位，往往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
（四）城乡经济体制失衡
一方面，“工农产品剪刀差”、“财政税收收支差”、“金融资金存贷差”、“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差”支撑着城镇建设，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缓慢，流通体制改革滞缓，农村管理体制不规范成为“三农”问题的制约因素。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一个地位正在愈加相对弱化的区域。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牺牲农民利益，推进工业化使农业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
（五）农村人口过多且资源匮乏
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土地报酬递减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迅速增高。人们提出的解决农民收入的思路与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两条路与两个方面。两条路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的非农业就业，转移农村人口。两个方面是：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与制度，保障和提高农民权利，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业生产力，改变农村经济结构，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这已经困扰甚至阻碍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原因是“三农”中出现了空壳问题，即农村缺产业，农业缺科技，农民缺知识。农村人口数量大、质量低，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困难。
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城市下岗职工生活水平低下和农村农民没有享受国民待遇两大领域。相对来说，城市下岗职工是相对强势集团，有工会等为其申张权利，已出台了覆盖城市面较广的低保等政策，其问题已经和正在得到妥善解决；而农民没有享受保障者涉及面较广，又没有全国、省、市（州）、县、乡级农民组织为其申张权利，全国人大通过法律赋予农民的许多权力尚有待落实，已成为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性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过生态系统重建、现有土地所有权和流转制度的改革、城乡一体化、农业科技创新系统建立等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生态重建
生态重建不是片面的生态恢复，而是要求在生态建设中通过提高人工生态经济系统的模拟水平来实现生态发展，将这种生态发展模式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突破口。即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以人工生态模拟为条件并通过一定的生态技术、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工程技术、经济技术等手段建立起来的生态经济系统，不仅具备维持人类生活的生态条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效用，还有较高的经济产出并伴随着经济持续增加，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新型产业的形成，通过新型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促进农村特色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科学利用自然资源，解决自然资源利用时产生的外部性问题。
（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具体环境条件的土地制度
目前，我国现存的农地制度具体形式有“两田制”、“三田制”和“股份合作制”等，部分区域采取了“反租倒包”、“承租反包”等规模经营方式，但农地制度的基本模式是：集体地权+按人均分的土地使用权。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与一定的市场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为了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必须改革现行的土地经营制度。
要明晰产权，界定集体与农民的产权关系，真正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有的学者主张彻底的改革方案，提出重建农地自耕所有制。有些学者认为解决我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土地所有制度，即变集体所有为私有。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将土地的农民个人最终所有和社会占有相结合。各种土地所有制均有其利弊，不能操之过急，只能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具体的环境条件来逐步确定我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走向。
因地制宜实施土地流转，从而促进土地资本化。现阶段我们所说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农地产权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被分解为三种权利：集体拥有的所有权、农民拥有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就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强调土地流转，可以减少土地抛荒；深化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市场，加速土地使用权流转。
（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近年来还呈进一步拉大之势。全国有70％的中小学生在农村，而其教育经费却仅占30％，广大农民看不起病或者看病困难。此外，农民增收难，失地农民生活难；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化水平低；乡村组织债务沉重，效率较低；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尚待完善，农民上访事件屡有发生。与此同时，农民工的进城务工环境较差，缺乏社会的保障、支持和关心。
改善农村外部条件，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城乡开通，允许、鼓励、引导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分化、转移出来，就地或到外地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和建设集镇和城市经济。放开城镇户籍管制和城镇就业限制，转移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进行结构转换，建设集镇，建设城市。调整农村政策，发展农村经济，鼓励农村致富。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由于普遍存在的“沉淀成本”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投资行为，因而应完善市场制度和非市场制度，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降低其“沉淀成本”。
协调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协调城市工业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关系，通过城乡联动建立适合实际的农业反哺机制，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首先要打破城乡之间的种种经济不平等性，使城乡各类经济主体都能享受平等的经济待遇，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义务和机会。另外要改变城乡分割，独立发展的格局，在对贫困地区人口进行实地集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扩散和聚集效应，形成以城镇为龙头，城乡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和第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
（四）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化、现代化
农村经济缺乏与农业相关的产业，即以二、三产业作为物质生产力的支持。农村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和农业收入的协变性。农业具有异质性、季节性和空间分散性等特征；气候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化通常较大，农业生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而且往往影响相同地区的众多农户。生产的边际收益递减率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规律。农业经济中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十分明显，这是由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引致的。农业有了科技可以降低农业生产和创新的风险成本；使农业产业链增加，可以使稀缺资源被充分利用，增加和扩大农业生产中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同时扩大农民的“收入流”；农业科技的创新水平越高，农业产业化的水平就越高。
三农问题的来源篇10
关键词“三农”政策农村金融资源逆向配置
一、“三农”政策及农村金融资源理论概述
（一）“三农”政策的发展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在“三农”问题方面也有较大的投入。近年来政府在这一政策的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资源的合理分配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金融资源的构成
农村金融资源一般来说指的是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所有资源。广义上农村金融资源包括货币资源、管理资源、人力资源等等，狭义上仅仅指与金融相关的货币和资本。一般来说，人们所说的是狭义的农村金融资源。
（三）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流动
现阶段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流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第一，政府渠道。第二，金融渠道。第三，价格渠道。
金融渠道流出主要是存款流出、贷款流出、存贷款差流出和邮政储蓄流出等方式。金融资源在金融渠道的流出在农村相当普遍，很多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也是推动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价格渠道的流出往往在无形之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资金最优化使用，而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让价格渠道流出金融资源这一现象愈来愈严重。工农产品的价格差异是金融资源流出的主要形式，农村生产资料的原料上涨幅度超过了农产品的收购价，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反向流动让农村金融资源流出农村市场，导致农村发展资源缺乏资金。
二、“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影响
“三农”政策的推出大大降低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配置的现象，这一积极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银行等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三农”政策的主要投入是在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银行方面，这有效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改善了农村信用环境，切实缓解了“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贷款难”、“担保难”问题，加快了扶贫攻坚和同步小康进程。
农村金融机构地域风险能力加强。2004年“三农”政策推出之前，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高达28.1%，资本充足率为负。“三农”政策推出的十多年来，全国的农村信用社逐渐开始盈利，截至2014年低，不良贷款率3.1%，比政策推广前下降2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8.99%。这和“三农”政策的推出有很大的关系。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建设、网点建设和服务逐步开始，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自助终端电子机具，如poS机、atm机也在农村普及开来，依托网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构建了覆盖县、乡、村，联通各村之间的服务网点也逐渐建立起来。
三、对农村金融资源优化的建议
（一）依照政府政策的规划发展
农村金融资源的根基在“三农”、定位在“三农”、优势也在“三农”，必须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服务社区居民、服务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县域经济的市场定位，依照政府政策的规划发展，在深化改革中把强化内控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作为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通过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内部控制的能力，提高控制风险的水平。
（二）建设特色鲜明的农村金融文化
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好坏是由农村金融企业决定，而企业的竞争中文化的竞争相当重要。农村金融企业必须找准自己的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找准符合自身实际的有效载体，以“诚者信合”企业文化让自身“做优做强”。企业在培育自身文化的时候，要有自己的特色和鲜明的个性。这个特色和个性还必须从本企业自身出发，借鉴一些做得好的企业文化，精心培育自己的企业文化，不能脱离本企业的自身实际。
（三）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
尽管在国家政策扶持和自身的努力下，农村金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农村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还是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金融机构和经济发展成正比关系，经济越来越快速发展的今天为金融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要实现金融产品创新，而且金融产品的创新要围绕农村居民的切身需求，在保证安全和效益的前提下，积极地开发出一些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
（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相关要求，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就要建立业务素质较高、技术过硬的职工队伍。第一，在选用人员方面，必须严格把关，尽量招收高学历人才。第二，领导的选聘应该通过考试及业绩等竞争方式上岗，加强约束机制。第三，农村金融机构要不断地推出新的激励模式，以带动农村金融机构的员工不断进行创新，坚持效益、责任、风险和利益的一致性，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四、结语
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当前“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的影响主要是好的方面，“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的投入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并且，“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影响不仅仅是促进其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农村金融的配置问题的解决是极为重要的。倘若“三农”政策只是加大对农村金融方面的投入而不提高农村金融的配置效率，将会严重制约农村金融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四川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胡运伟.创新机制优化环境服务三农――河南省农村金融市场的实证调查[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3，27（5）：71-73.
[2]沈厚林，陈凤者.广东县域农行竞争力及服务三农策略选择[J].广东农业科学，2012，39（8）：230-233.
[3]于菊兰.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南方农村，2009，25（6）：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