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1
关键词：韧性城市；低碳发展；统筹兼顾；发展规划
中图分类号：X43；F205
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减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适应则更为现实和直接。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已经发生的全球气候变化的无悔选择，是各国政府正在积极践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行动。《中国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将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之一，《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并将“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作为“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的重要内容。
城市既是人口和财富高度密集的地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灾害风险的高发区域[1]，城市是适应气候的重要领域。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1.6万平方公里的有限土地上，承载着2000多万人口和大量的物质财富。近年来，快速增长的人口和物质财富，密集规划的建筑和交通，使得北京在极端气候灾害的侵袭下日益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北京市2012年“7.21”暴雨，造成了79人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财产损失高达116.4亿元。城市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从灾害应急管理到城市规划，从基础设施的历史欠账到城市居民的防灾意识，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实际上，气候变化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城市管理者越来越难以应对突发的极端灾害带来的城市风险，城市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能力面临着日益巨大的挑战，如何适应业已变化的气候，成为城市管理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气候变化影响北京发展的敏感领域
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是极端天气增多。气候与某种天气事件的概率分布有关。当某地的气候状态严重偏离其平均态时，就可以认为是不易发生的气候事件。在统计意义上，不容易发生的值（事件）就可以称为极端值（事件）。事实上，大范围暴雨洪涝、长期干旱、台风、暴风雪、低温冷害、热浪等都可以看成极端气候事件。
目前，北京降水的次数在减少，但降雨强度在增加。同时，北京的极端高温也在增加的趋势[2]。极端气候事件频现，既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也有城市化加速的原因。
北京市人口集中、建筑林立、商家云集、各种活动频繁，城市的现代化程度高，因此，城市的正常运行对其生命线系统（供电、供水、供燃气及交通、通信等）的依赖性明显，而城市生命线系统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易损性也十分明显，灾害造成生命线系统的故障会直接影响城市功能运行，甚至社会不稳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气象灾害在城市造成经济损失的绝对值越来越加大。北京市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均在10亿元以上[3]。
（一）水资源
北京河流水系众多，分属于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5大水系。北京的水源主要由地表水、地下水、境外调水和再生水构成。年均可利用水资源41亿立方米。北京市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特大城市，人均水资源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世界人均量的1/30，远低于联合国划定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气候变化加剧北京的水资源的安全风险。
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加大了城市内涝风险和市政排水压力，严重时会导致城区雨水排水系统瘫痪，对城市基础设施、居民生活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同时大量径流污染物短时间溢流排放会对城市河流水质产生重大冲击，受纳水体污染从而破坏水生生物的栖息地。此外，未经有效处理的径流雨水排入水源地，使城市供水受到污染而威胁人类健康。全球进入暖期后气候变暖再加上城市热岛效应，会直接增加居民对水的需求，进而加剧水资源供需紧张的矛盾。在干旱季节更容易引发大范围的缺水压力，会出现景观水体和园林绿化用水与人争水的威胁，加重地下水超采和水土流失问题，依靠地下水应急补充水资源缺口，将会引起地面沉降或其他更为严重的影响。
（二）城市生命线
城市生命线系统是指维持城市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交通、能源、通信、给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大雾、大风、暴雨、降雪、雷暴等灾害性天气对交通运输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气候变化引起的天气事件增加，加上城市交通流量的增大和现代高速交通设施的大量建成使用，灾害性天气引发交通事故的风险不断叠加和放大。一场小雨或小雪，就足以让原来拥堵不堪的城市交通陷入瘫痪。2001年12月7日，一场1.8毫米的小雪致使北京的地面交通大面积瘫痪，乘车出行的人在路上耗费时间比平时增加5到10倍，大批旅客未能正点赶到机场与火车站。
随着城市高层建筑和现代化通讯设备的增多，又由于城市热岛强度增大导致对流性天气增多，北京城区年雷暴日数不断增加，夏季尤多。感应雷对广泛使用的电子产品的危害日益严重，通讯交通等设备安全受到威胁。
随着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增加，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透水地面大幅度增加，致使相同降雨条件下的径流系数增大，洪峰提前，洪量增大，城市暴雨造成的内涝积水现象时有发生，对城市排水和河道行洪构成巨大的压力，也威胁着城市安全。2012年7月21日暴雨造成的巨大灾害就是因为城市排水管网不能满足极端天气的压力酝成的恶果。
（三）城市人居环境和居民生活
气候与环境变化对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尤为显著。气候变暖还会加剧热岛效应、城市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加剧城市能源与电力消费需求、加剧热岛效应等城市环境问题、恶化人居环境、威胁城市安全运行、增加生活成本、损害人体健康等。
首先，高温、寒潮等极端天气变化日益频繁，导致城市居民对生活用电、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得城市电力、供水、供暖等公共事业部门的供需矛盾不断加剧。气候条件对能源电力需求的影响众所周知。研究表明，城市气象条件与用电量有着明显的相关性。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正在迅速提高，空调等取暖和降温设施日益广泛使用，能源需求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更加显著。就电力需求而言，尽管社会经济发展使用电量呈增长趋势，但气候变化使这种主要趋势产生明显波动。
其次，热岛效应、雾霾等新的城市环境问题导致居民生活和健康受到不利影响。热岛效应会在人口与建筑密集的地区形成，对中心城区的影响远远大于农村和郊区。据统计，近100年来，全球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7℃，而大城市的平均气温上升了2℃～3℃。热岛效应对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都有较大的影响。城市高温会引发各种慢性病和传染病，使心脏、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上升，死亡率明显增加。此外，高温还会加剧大气中的光化学污染，进一步伤害人体健康。由于城市地区人们的居住环境比较狭小，带菌者和污染物容易传播，城市热岛效应的增强容易成为瘟疫流行和疾病传播的温床。第一，热岛效应造成城市气候和物候失常，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如雷电、暴雨频率和强度增加，造成局部地区的水灾及道路破坏、交通阻塞、电力中断等，严重影响城市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第二，热岛效应增加了居民夏季用电量和用水量，会加剧城市的水资源危机。第三，热岛效应造成高温热浪和城市污染加剧，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医学研究表明，环境温度与人体的生理活动密切相关，北京就存在着季节性明显的热岛效应，其中，1月、12月份最强，6～8月最弱。
（四）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
已有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我国血吸虫病、疟疾、登革热等水传播性疾病和虫媒性传染病传播范围和程度的影响较大[4]。对城市地区而言，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影响通过高温、热浪、寒潮等天气事件为诱导源。多项研究证实，人群死亡事件有“热阈”和“冷阈”现象。夏季当气温升高或冬季气温降低到某一临界值时，发病或死亡人数有剧增的现象，前者称为“热阈”，后者称为“冷阈”。其中冬季寒冷的影响比夏季高温要明显的多[5]。热浪可以导致死亡率在短期内升高。如果热浪频率和密度升高，那么相应的死亡和严重疾病的危险性也增高。在极端高热天气中，大多数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的人都患有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老人、幼儿、身体虚弱的人和慢性病患者都是会被影响的高度危险人群。寒潮影响人体健康主要发生在户外，比如酗酒者、流浪者、温带和寒带气候的户外工作者，还有老年人。气候变化可引起社会制度变化，食物及营养供给、人口数量增加也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4]。
二、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韧性城市
现代城市气候风险加剧的根源，除了气候变化的原因之外，城市过度发展也是导致城市脆弱性加剧的原因。对此，需要将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气候风险要深入到城市管理的理念和实践之中，构建韧性城市。
韧性城市（ResilientCity）也可称为适应型城市，要求通过政策、机制设计和人财物等资源配置，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气候风险。这种灵活应对的能力，不仅包括气候风险的防护能力，也包括快速恢复、可持续发展，以及挖掘新的发展机遇的能力。可见，适应型城市是一个比风险管理、防灾减灾更加综合，更具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概念，这一理念必须体现在传统的城市规划和发展决策过程中[6]。
建设韧性城市就是要通过各种立法、政策，或者资金、技术的投入，或者资源的有效分配，使得城市的薄弱环节，如脆弱部门、脆弱群体、脆弱基础设施等，具有抵御、防范气候风险的能力。软防护能力包括气候保护的社会政策，如减贫、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等；硬件方面包括气候防护基础设施，如供排水、交通、能源电力等生命线工程，以及防洪工程、疫病监测、预报预警、应急通讯、救灾物资储备库和避难场所等。
建设韧性城市又可分为具体的目标。城市生命线安全：保障气候变化情景下能源电力、交通、通讯、供排水等城市生命线的安全及风险抗衡能力，确保城市运行安全；防灾减灾能力：提高预报预警和应急能力，减小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影响及社会经济损失；水资源安全：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确保水源安全、供水安全、水环境安全、防洪安全；生态宜居城市：减小城市热岛效应、改善城市生态，增进人居环境舒适性；健康和谐城市：确保气候风险下的公共卫生防护能力，减小因为气候和环境变化引发的疫病流行、健康损失，保障国民健康生活；增进社会公平，确保城市脆弱群体的健康与安全。
三、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应坚持的原则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应坚持的原则是统筹兼顾原则、无悔、适度原则与低碳原则。
（一）统筹兼顾原则
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应该与城市总体发展战略以及各部门、各行业发展战略相衔接。适应气候战略要融入到城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等各个方面。经济建设方面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存在的风险；社会建设方面，主要是根据气候变化不断发展的事实和出现的新问题，和谐发展各项事业，统筹城乡、各部门的适应战略；文化方面，要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要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功能，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二）无悔、适度原则
气候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必须遵循实用的原则，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适应成本因素，优先采取无悔措施，增强适应的针对性、适度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必须确保所有措施除了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外，还会对城市美化建设、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的提升、城市低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低碳原则
要统筹考虑气候变化的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在实施适应战略时，要科学评估适应措施的碳排放特征，要规划和实施低碳性绿色措施，既要确保适应性措施的长期有效性，又要确保在实施适应战略时不对减缓战略以及城市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四、适应战略选择
就北京城市区域而言，气候脆弱程度最强的几个领域主要有上述几个方面，即：城市水资源、城市生命线、人居环境、人体健康等。制定适应战略时，从无悔适度的原则出发，应各关键领域实施气候变化的战略对策如下：
（一）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政策，开源节流，建设节水城市
在此过程中，需要适应气候变化，转变水资源管理思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强化非常规水源利用，实现多种水源综合配置；加速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1.适应气候变化，转变水资源管理思路
充分认识和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推进水资源管理思路和理念转变，科学评估气候变化对于水资源演变的影响，搞好流域和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对水资源时空调控能力；强化用水需求和用水管理，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不断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维护水资源的可再生性。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
完善调控基础设施，加快调水工程建设，增强水资源时空调配能力。编制南水北调工程完成后与本地区水资源的联合调度方案及上游水源地严重干旱缺水时的应急预案。改进和推广海水淡化技术，条件成熟时在邻近沿海地区建立大型海水净化——淡化——输送系统，补给北京东部地区的工业用水。部分恢复京南湿地，建设西郊与房山东部地下水库，利用丰水年回灌地下水，同时择机兴建张坊水库，以解决南水北调缺少蓄水调节库的问题。
3.强化非常规水源利用，实现多种水源综合配置
建立城市和农村的水循环利用体系，充分利用河道湖泊等调节条件，提高再生水的利用水平；加强洪水的预测分析和优化调度，加大洪水资源利用；改造利用地下室蓄积雨水。将现有广场、停车场和建筑物之间的空地分批改造为透水地面，在不影响交通和景观的前提下，利用透水地面的空隙种植矮草以拦蓄雨洪和补给地下水。加强海水淡化技术开发和利用。完善多种水源的统一配置和调度系统。
4.加速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在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监测和评估的同时，大力加强对社会取水、输水、用水和排水的监测，建立和完善水循环监测与评估体系，大力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为水资源管理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决策支持。
（二）提高城市生命线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立城市生命线的气象保障服务
对供电、供水、供气、通讯等生命线系统重大工程建设进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对新建的城市生命线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根据北京市气候特点和变化趋势，调整完善城市生命线工程的建设和运行标准，提高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例如，利用最新资料重新计算我市暴雨强度的重现期，并以此作为城市排水系统设计参数，加强城市排水系统改造和日常疏通维护，保证城市排水系统在暴雨袭击时正常运转。
建立城市生命线的气象服务保障系统，定期和不定期向供水企业、电力企业、通讯企业和燃气企业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并向他们提供中长期气候预估，帮助他们做好灾害天气应急预案。
（三）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建设低碳适应型宜居城市
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建设低碳适应型宜居城市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建立适应型城市；二是协同考虑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等多重目标，提高城市宜居水平；三是建立城市气象灾害预警及应急体系。
1.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建立适应型城市
城市发展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指南，适应气候变化就要在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气候因素，在产业布局、人口、建筑等各个方面把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其中。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城市规划要适应气候变化和宜居，须做到三点：一是把城市规划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二是把城市气候风险评估作为城市规划的前提。三是要建立有效的城市气候风险治理机制。
2.协同考虑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等多重目标，提高城市宜居水平
气候变化的协同管理是气候政策和城市发展政策的一个新的领域。在进行城市管理时要整合减排、适应、减灾、生态保护、社会参与等多个发展目标，以适应多目标下的风险决策过程。以城市绿地规划为例，廊道型、集中型、分散型等不同类型的绿地在生态服务、防灾避灾和减缓热岛效应等方面的效果各有不同，可根据北京市不同城市功能区的特点及需求合理规划设计。例如生态涵养区以适应为主，减排为辅；城市中心区适应与减缓并重，重要郊县小城镇功能拓展区以建立低碳型小城镇为主，在设计规划时预先考虑适应和低碳发展的需求等。在协同管理手段上，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选择，例如生态建设与减排和适应的协同，可通过建设城市湿地，城市森林，水源涵养林，在城市建成区推广交通和建筑立体绿化，既能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又能应对城市水灾。在交通领域，可提升城市交通管理能力（如提高公铁航空等不同运输方式的接驳能力，减少能耗和交通阻塞）；将适应理念和手段纳入绿色低碳生态社区建设；积极发展碳汇林、风电、垃圾发电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水资源领域，可通过增加城市水道，城市水系自然改造，雨洪利用，中水回用，阶梯水价机制等多种措施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及防灾减灾。
3.建立城市气象灾害预警及应急体系
一是要建立并完善气象灾害综合监测系统。优化监测网布局，提高对灾害性天气的预测预报水平。可选择建设一些有针对性监测网，如热岛监测、高速公路监测天气监测网等。二是建立自动化程度高的灾害性天气预警服务系统，对城市大风、暴雨、冰雹、大雾、沙尘暴、降雪、高温热浪等突发性灾害天气进行预警。比如建立灾害性天气预警标准和预警信息平台，建立电视专用屏道、公共场所气象灾害预警塔等，使公众在短时间内接收到预警信息。三是建立突发气象灾害应急指挥系统。
（四）以人为本，提高公众身体素质，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加强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关系的研究，提高医疗气象的研究和预警水平。注意监视和研究气候变化情景下，北京地区多发和常发传染病流行和爆发规律的变化，确定防治的重点。加强夏季多发传染病的预防和防治，如注意高温可能引起的疟疾等。注意南水北调可能带来的某些病原。
提高公众身体素质，增强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大力发展公民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增强疾病抵御力。加大公众健康生活观念的教育，加强公众自我保护意识，促进不健康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促进公众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健康可能的影响，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建立和完善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监测、预警系统，为社会提供内容丰富、准确及时权威的疾病监测、评估、预测、预警。加强对脆弱人体、高危职业群体的监测和预警。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加强疾病控制能力。
参考文献：
[1]ipCC.ClimateChange：impacts，adaptation，andVulnerability.[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2]ipCC.managingtheRisksofextremeeventsandDisasterstoadvanceClimateChangeadaptation[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2.
[3]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首都圈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2.
[4]周晓农.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0，（4）.
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2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的三四十年内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高速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后,全球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当前气候变化和碳排放已成为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和政治家的重要话题的情景下,城市作为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集中地,作为与高碳排放紧密交织的城市化过程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怎样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对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决策者和城市管理者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我国城市的脆弱性
碳排放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增温的主要因素已是不争的事实。气候变化涉及的科学问题已越来越关注人类活动的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综合评估报告(ipCC,2007)认为:气候变化指随时间发生的任何变化,无论是自然变率,还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目前从全球平均温度和海洋温度升高,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观测中可以看出气候系统变暖是明显的。气候变暖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活动所致,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随着气候变化的科学确定性得到不断的证实,全球各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和商业意识不断增强。当前全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已经从是否应对转向了如何应对。
气候变化导致我国城市的脆弱性不断显现并有加剧的倾向。脆弱性是指某个系统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但却无能力应对不利影响的程度。脆弱性随一个系统面临的气候变化和变异的特征、幅度和速率、敏感性及其适应能力而变化。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资源和能源消耗最集中的渠道。就全球来看近一半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占到了全球总量的75%左右。从我国来看,到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也已达到45.7%。随着我国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扩张速度越来越快,热极端事件、热浪以及强降水事件的频率也更加频繁,城市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脆弱,频繁发生的气候灾害已经威胁到了城市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而温室气体效应和快速城市化进程是造成这种复杂趋势的主要原因。
应对气候变化将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目标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提高我国城市化有机结合。在党的十七大上,总书记提出了到2020年人均GDp在2000年的水平上翻两番的目标。根据目前的趋势预测,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继续推进城市化的情况。而城市化过程也将成为我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重要来源。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并没有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治理的首要问题。但是2007年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省份开始成立专门组织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些省份已经开展气候变化研究,并且开始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做了具体规划,省级政府也要求所辖市级政府成立相应组织,并组织力量来设计和执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为此,城市管理者应及早采取行动,制定相关战略和计划,探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在能源效率、清洁能源以及消费方式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与城市发展规划有机协调。灾难风险管理认为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后果可以通过减缓战略和加强预防而得到减轻。引起灾难的大多数危险都是不能预防的,但危险的严重程度却可以降低或者减缓,适应计划能使全社会在面对其他灾难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温室气体排放的早期减缓战略将减少未来适应战略的成本。然而,即使旨在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努力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一定程度的气温上升及其相关影响仍将发生。那么城市层面上,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就应该包含减缓(避免失控)和适应(处理好无法避免的问题)两方面内容。有效的气候适应战略与地方发展计划是并行不悖的。因此,试图减少灾难影响的措施并不鲜见。国际社会依靠自身努力和技术的进步,已经在减少灾难对人类和民生造成影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造成这种城市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及城市的有效管理缺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丰富的资源、强大的资源调动力以及创新能力又为推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了机会。例如新加坡的天然气发电厂采用联合循环燃气轮机技术,大大改善了新加坡整体的发电效率,从2000年的37%提高到2004年的44%,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大量减少。
用减缓和适应战略促进我国城市低碳发展
着眼于发挥城市减缓气候变化的作用,把握城市低碳发展的关键平台。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UniSDR)认为,减缓战略指的是“可以限制自然灾害、环境退化和技术风险负面影响的建设性和非建设性措施”。减缓战略包括减少未来灾难危害程度的行动。其中建设性的减缓行动包括城市地区环境保护条令和建筑规范的修订;非建设性的措施包括实行学校安全方案和增强公众意识的计划等。加强预防的行动包括城市旨在灵活部署人员和提高医院预防能力的紧急应对方案。灾难风险管理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能够使灾难伤亡最小化的快速反应机制。据曲建升等研究,2006年我国Co2排放总量呈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和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一线(以环渤海区和长江三角洲为主)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排放量相对较高的地区,而这些区域总体上是我国的城市密集区。因此,要将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就必须发展城市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低碳经济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我国实现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巨大机遇。在通过规模化利用现有或开发应用新的低碳技术,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低碳经济的发展可带来城市能源安全、降低空气污染、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同效益,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着眼于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巩固城市持续发展的有效载体。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在其第三次评估报告中指出,适应战略是自然界或人类对新的、不断变化环境的一种调整。适应战略通过减少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而降低了气候变化的成本,不过其本身并不对全球气温升高的过程产生影响。即使将适应战略的成本计入在内,适应战略的净利益依然存在,也就是说,适应战略总是能带来好处的。人类的生存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一个适应能力强的城市能通过应对那些威胁、损害,甚至可能毁灭城市的问题和事件以维系自身的发展。适应能力受城市治理质量和政府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的影响很大。对城市而言,对风险的认知以及用以应对威胁和创造机会的工具和资源能增强其适应能力。将可预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事件考虑在内的事前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也能提高城市的适应能力,因为这些工作能改善现存的基础设施,提高其抵御这类事件的能力。如建立和完善城市气象灾害的监测体系和网络,及时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开展广泛的科普教育,提高广大公众抵御和防范气象灾害的意识和能力。再如解决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合理的适应战略的问题。上海就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上海出台的洪水控制计划:这项分为两个阶段的项目将有效管理该地区的水文流动,减少洪水的伤害,并为监控水质提供管理平台。它能提供实时的水位数据,水管理部门能全面掌控全区域的水文情况,并设计和制定行动计划,防止区内径流形成洪涝灾害。这个系统通过区域内防洪闸门和泵站的实时监控对防洪工作进行了优化,还为低成本调整工作提供了便利,未来扩展该系统时也很方便。另外在城市地区,减贫工作所包括的改善住宅质量和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也正是适应战略的核心内容。成功的、治理得当的城市能大大降低低收入阶层面临的气候变化相关风险。
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3
内容提要
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世界各国都先后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队伍中来，并逐渐摸索和实践适合自己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采用了众多的政策措施。本文简要分析了英德日美印五国的低碳经济政策和措施，并论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指出中国应充分审视其他国家的发展策略，根据实际情况，寻求适合本国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新能源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世界经济也步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利用高新技术、实现低能耗、与环境保护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基本成型，其中，“低碳经济”被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可并逐渐盛行起来。世界各国都根据国情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一、英德日美印低碳经济政策
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到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07年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和2010年的坎昆会议，全世界坚持实现经济发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展与环境保护并行的努力从未松懈。同时，各发达国家在国内也实施了众多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这其中不乏一些行之有效的低碳经济战略。
(一)英国：低碳经济立法的先行者
英国是全世界倡导发展低碳经济的先行者。“低碳经济”这一概念首先就是由英国在2003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即“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该书充分体现了英国对于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的重视，明确了英国坚持发展低碳经济的能源政策。2006年，以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为代表的英国政府经济顾问专家组编写了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以此正式向世界宣告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呼吁全世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降低碳排放量，向低碳经济转型。2008年11月，英国议会在王室正式批准后，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将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纳入法律的国家，该法规定，英国政府到2050年要实现温室气体减排80％的目标，同时成立了为政府提供专业碳预算的“气候变化委员会CCC。这项法案的推出，为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模板，同时也推进了全世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2009年7月，英国政府再次公布了《英国低碳转型》的国家战略，它详尽地阐述了英国公共部门、产业领域等社会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截至2020年的行动路线图，指明了在能源的有效利用与产业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等多方面同时进行改革的路径。随后还出台了《低碳交通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等一系列配套方案。近几年，英国已逐步建立了政府部门、各产业领域与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的低碳经济发展互动体系，以政府为主导，为发展低碳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世界各国向低碳经转型做出了表率。
(二)德国：能源利用的标杆国家
能源的有效利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欧盟国家中最为注重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就是德国，可谓这一领域的标杆国家。同时，德国在高效利用能源和节省能源方面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02年，德国率先颁布《节省能源法案》，其中，就老旧建筑的节能改造和新建建筑的能耗标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2004年制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出建立新的“燃料战略”，鼓励改变能源驱动方式，采用节能环保的替代新能源，以此促进碳排放的降低。为积极配合2006年欧盟公布的《欧洲能源战略绿皮书》和《能源效率行动计划》，德国政府于同年推出“德国高技术战略”，明确指出要将新能源开发和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作为战略发展目标，以期在未来占据世界高新技术发展前列。随后颁布了《生物燃料配额法》，其中，重新修订《能源税收法》，拟用税收的方法改变传统的石油利用，将环境保护的费用明确地体现在传统燃料的价格中。使新兴的节能环保企业从免税中得到切实的鼓励。2007年，德国政府“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内容就应对气候变化包含气候的预测、保护、变化影响、适应方法以及政策措施等多个领域。2008年，德国又出台了《可再生能源供热法》、《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等，继续激励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开发和有效利用。这项法案与2009年4月欧盟公开的《可再生能源指令》可谓不谋而合。通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德国已基本建立了一套适应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体系，其涉略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着实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
(三)日本：国家的能源战略
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着重强调整个社会的通力配合与相互影响。2000年日本颁布《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构想。2007年6月，公布了《2l世纪环境立国战略》，进一步确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随后，在2008年7月，日本内阁制定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正式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规划。2009年4月，日本通过了《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草案，以夯实低碳经济的地位。这样，日本政府一步一步逐渐明确了建设“低碳社会”的基本理念，即实现碳的最低排放、实现富足的简朴生活及确保二氧化碳吸收源。日本也是目前世界上低碳经济立法最为全面的国家之一。在资源与能源法领域早在1979年，日本就颁布了《节约能源法》，之后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利用再生资源的法律》、《能源合理利用法》等法律法规，通过立法有效地约束了资源和能源的使用和排放，实现了节能减排的目的。在环境保护领域，日本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推进地球温暖化对策法》，同时更具体制定了《特种家用机器循环法》、《建筑材料循环法》、《可循环性食品资源循环法》等一系列法案，用法律更好地促进了环保行动，同时再次强调了建设循环社会和低碳社会的战略方针。在法律约束与新能源政策的基础上，日本政府还加大了税收、贷款和价格补贴的政策力度，鼓励企业和民众主动投身于低碳社会的建设中来。在征收碳税方面，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本国境内实行商业领域强制性减排规划的国家，可见其向节能社会转型的决心。
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4
恐怖袭击后，巴黎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久前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迎来了1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出席了大会并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张。在发言中，引用了法国作家雨果的话：“最大决心产生最高智慧。”只要各方展现诚意、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巴黎大会一定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亟待解决“鱼与熊掌同时兼得”问题：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稳步快速增长，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一方面又要控制污染，加强环境治理。此外，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对话，降低碳排放量的同时，也要始终将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并考虑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诉求，从战略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盘考虑我国接下来在相关领域的原则、立场。
日前，我国著名战略专家，原国防大学军事战略博士、副教授，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张天平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到：“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形成的最终协议将会影响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秩序和走向。”
张天平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国际经济进入石油-美元体系时代，随着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大幅降低甚至停滞，且油价滑落，全球对于石油以及石油能源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随着页岩气革命带来的石油产量井喷式增长，导致了石油产量大幅升高；虚拟经济繁荣、实体经济萎缩的现实则又进一步导致全球对石油的需求疲软，这些都严重威胁石油-美元体系地位。
美国自然不愿放弃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发现石油-美元体系来日无多，自然要寻求新的美元对价物，并与之建立起新的主宰世界经济的美元对价物体系。而这种对价物，就是多年来国际气候大会所讨论问题当中的核心要素――碳。也就是说，石油-美元时代终结后，随即导入碳-美元时代，这正是美国要打的如意算盘。
不仅如此，美国等西方世界为了拖住第三世界或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后腿，定然会大打“碳排放”的牌。众所周知，第三世界和新兴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传统工业和能源消耗型行业，这些都是碳排放较高的产业领域。一旦被要求大大降低碳排放量，其增长速度必然大大放缓；如果还要让这一类经济体系保持运转，并保持碳排放“达标”，还必须从拥有环保产品技术优势的西方国家进口环保设备。高额的环保投入，将大大增加传统工业生产成本，而西方国家还能通过环保技术产品“打劫”传统工业领域的“血汗钱”，从而导致对广大第三世界和新兴经济体发展不利的局面。
相反，西方国家早已越过了传统工业时代，并大肆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带有严重污染的各种工业生产企业，其国内经济主要依托于低碳行业或无须碳排放的经济领域（如知识产权经济和服务业），降低碳排放，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说，为协调全球环境治理，共建人类美好家园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以降低碳排放为核心议题的气候大会被少数西方国家操纵，成为摆布占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第三世界和新兴经济体、维系霸权国家地位的工具，那么这样的“气候治理”则会变味儿，最终也会由于多数国家的反对，无法达到全球协作减排的目的。
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第三世界和新兴经济体发展中的“领头羊”，中国直面国际气候变化问题，近年来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相关国际事务，但同时，一些细节也充分体现出中国的原则立场：
2014年11月12日在北京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明确提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要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
2015巴黎气候大会上，主席就以国际气候治理为基点，对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崭新的展望。他说，长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所主导，被霸权主义、单边行动、南北分歧所困扰，应对气候变化举步维艰。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的架构过程中，率先推动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可以共赢，强调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才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出路，强调互惠共赢、共同发展这一国际治理的新模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新体系的积极构建者，更将以此为契机扩大全球对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对目前的全球治理模式进行修正和重构”。因此强调“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巴黎协议不仅是国际气候治理的新起点，更是以合作、公平、包容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新起点。
此外，中国还将进一步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宣布了中国推动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的新举措，在今年9月宣布设立200亿人民币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基础上，宣布中国将在2016年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项目。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机制创造条件。
张天平说：“通过长期研究表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环境、气候、碳排放等话题早已列为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层面加以考量，且其前后策略连贯性、体系性都很强。比如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贷款援助时，就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指标作为抵押物，那时第三世界国家对于碳排放根本没有多少认识，又急需发展资金，就将碳排放指标‘廉价卖给’了西方世界。使自己的碳排放权利降低，而西方却因此得到了更多的碳排放权。而当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企业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突然高了上去，且又不能轻易把GDp的增长降下来，这时发展中国家发现自己的碳排放指标不够了，于是只好向西方购买碳排放指标。这一时期，西方经济转型完毕，已经没有多少污染企业，碳排放量本身就很低，却把持大量碳排放指标，不仅通过向第三世界倾销碳排放权大发横财，还由此牢牢控制着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话语权。此外，气候大会将对未来世界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通过碳排放制定未来世界经济的规则。”
因此，中国绝不能在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的活动中缺少话语权地位，应当主动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最大程度地使之契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并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5
一、掌握企业的碳足迹现状
1.测量数据，确定排放类型，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联合制定的《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公司会计与报告标准》，该议定书将排放分成3大类：第一类，直接排放，指企业所属的排放源所产生的排放，一般有现场生产、矿物燃料直接燃烧以及发电厂发电过程中产生的排放。第二类，购买使用热能、蒸汽货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指企业能源采购、材料运输以及产品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排放。第三类，从行业上下游排放所产生的其他间接排放。
测算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全面考虑所有直接和间接排放。美国惠而浦家电公司的总排放量中，客户使用电器产品所产生的排放量就占了93%，因此，估算碳足迹要把价值链上前向和后向的排放都考虑在内。
2.详细进行信息的存储和分析工作，采用管理信息系统来监测温室气体的排放，有效管理信息的收集、存储和分析。例如，美国铝业有限公司一中央信息系统，能够有效处理遍布全球的有关生产和能源消耗的详细信息，包括4个发电厂、9个氧化铝精炼厂和26个熔炼厂。该系统采用欧盟排放交易所建议的方法计算碳排放量，每天晚上更新相关数据。每个工厂都有专门员工把每个月的能源消耗数据输入信息系统，经协调整理集成，这些信息可供公司总部及各相关人员分析使用。许多企业还把信息系统和Sap之类的绩效考核系统链接，以便把减排和财务考核结合。
3.了解企业的碳价
理解企业所面临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法规问题，关键是要分析这些法规会采取什么样的减排机制。许多经济学家倾向于制定税收政策来减少碳足迹，但企业界认为限制交易或许更有效，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减排的总成本，同时并能促进技术创新。这时，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清楚生产过程中的减排成本，你必须承受减排成本增加的压力，最理想的状况是，你找到降低减排成本的方法，而竞争对手则面临成本的上升，你将成为其他企业学习的榜样。这种寻找标杆的行动，目的在于解决气候问题、维护企业声誉和行业地位。标杆法可以使企业获取成为行业领导者的种种优势，这种优势能够创造诸多机会和获取社会声誉。
二、采取行动减少碳足迹
1.与业务发展相结合
把减少碳足迹的行动与业务发展相结合，不是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战略强加到现有的经营模式上，而是要与企业的核心目标有机地整合，必须与既有的业务概念和考核机制（如净现值、投资回报率等）相统一，如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企业文化和形象等。很多企业用节能方案带来的成本下降来证明绿色战略能提高财务效益。如，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减排温室气体250万吨，节能大约9500万美元；卡尔派恩公司（Calpine）通过执行工厂优化方案（plantoptimizationprogram），在10个月节省2580万美元。
企业可采用情景规划技术制定绿色经营战略。壳牌石油公司运用情景规划技术，全面分析所面临的挑战、确定风险和机遇、制定投资决策、为领导团队制定共同的战略语言和处理关键的公共政策事务。在“2025年全球前景规划”中制定如下战略：增加天然气、特别是液化天然气（LnG）的生产；投资风力、太阳能、生物燃料、煤气化和实验性氢气配送系统（expermentalhydrogendeliverysystem）。
2.设定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⑴设定总目标
某些企业是先设定减排目标，然后寻求减排方法；而另一些企业则先考虑减少碳足迹的方法，然后再设定减排目标。究竟是先设定减排目标还是先考虑减排方法，取决于管理风格。设定目标时要考虑，第一，减排目标的挑战性；第二，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降低成本和减少排放？因此，制定绿色战略目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成功达到减少碳足迹目标的关键在于尽量的发挥想象力，促进组织内部的创新。海因里希是杜邦公司钛技术部的领导，指出：“组织需要极具挑战性目标的激励，令人振奋的目标能够促进组织突破传统的藩篱......而一个可以轻易达成的目标是无法把组织的创造性潜能激发出来的。”
企业设定减排的目标，减排时间、内容、基准年度、绝对或相对程度以及减排类型都会不同。例如，加拿大纸业公司（Catalystpaper）设置的目标是，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比1990年排放水平降低85%。美国惠好纸业公司，通过在生产过程中更多的使用可再生燃料，到2020年，把排放水平降低到2000年的40%以下。沃尔玛计划每年技术创新投资5亿左右美元，减少连锁店温室气体减排，最终全部使用可再生能源。杜邦公司到2015年实现，在为客户节能或减排方面的产品的销售方面，每年至少提高2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从可再生资源获取的收入到达80亿美元，推出1000种新的安全产品或服务项目。
制定目标时，虽然一般可参照其他企业的目标，但关键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目标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⑵设定阶段性目标
企业要实现气候变化的目标，从简单到复杂依次全面考虑。①低垂的果子（Low-hangingfruit，可轻易实现的目标）企业发现有些很多成本和风险都很低并容易找到的减排方案，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低垂的果子”包括简单的节能措施、习惯行为的改变或生产过程的改进等。对非制造型企业而言，采取室内节能措施就可轻而易举的取得减排的效果。如，瑞士再保险公司采用三个步骤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一步，不工作的时候，关掉热气、空调及照明。第二步，配置小型节能环保设施，诸如感应传感器、节能型日光灯、视频会议降低商务旅行产生的排放。第三步，更新公司所属的建筑设施，如更换冷却塔、发电机、隔热设备等。关键是列出备选方案，根据成本和效益评估可行性。②银弹企业通过采取某些高效的方法措施来大幅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采用这些“银弹”措施需要进行创新和投资生产过程。美国铝业公司减排措施都涉及降低铝熔炼过程中的阳极效应系数；杜邦公司是通过两种生产分离技术来降低两种主要的温室气体氧化亚氮（n2o）和氢氟碳化物（HFC-23，生产普通制冷剂HCFC-22的副产品）的排放；英国石油公司通过减少其提炼过程中气体的排放燃烧节省100万美元，还通过减少甲烷的泄露，并出售这些没有泄露分甲烷收回改造投资。③大号银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机会并非总是容易发现的，需要分析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及其减排的机会，对习以为常的或没有予以关注的生产运营情况形成新看法。如，国际航空协会（iata）指出，如果每一航班的航程缩短1分钟，全世界的飞机不仅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每年累计节省10亿美元的运营和燃料成本。
3.员工的参与
员工的参与对绿色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员工对有效制定和执行绿色战略非常重要，有效的战略能提高士气和稳定员工队伍，这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①激励行为，有些企业把有关气候和能源方面的绩效考核同员工薪酬津贴直接挂钩，另一些企业建立表彰杰出环保业绩的奖励机制，如谷歌公司向在美国的全职员工提供5000美元的津贴，让他们去购买每加仑汽油可开45公里以上的节能型汽车。②制定内部排放权交易机制。虽然无法实现成本最低、效果最佳的减排目标，但确实让员工意识到排放是有代价的。这样可以培养员工的减排意识；创建业务部门之间配置排放配额指标的机制；帮助公司在政策决策圈子建立信誉。
4.寻求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保性质的非政府组织逐渐日益完善和成熟，变得更加多元化。例如，美国环保协会20世纪80年代，非正式的口号：“把假冒伪劣产品告上法庭！”。到了21世纪口号变为：“寻找有效就绝方案”。作为社会团体，他们在商业、政治、社会环境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企业制定绿色战略时，不熟悉的方面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渠道来获取帮助。非政府组织有一套完整的经营方法，资源充沛，能迅速灵活地找到各种方法。例如，可以获取有关科学技术或政策方面的信息，可以获取特殊专长知识，可以和其他企业分享信息，可以在宣布之前有机会测试一下公众的反应或可行性，可以帮助核实企业的减排量。
5.宣传绿色行动
宣传绿色行动所带来的利益，虽难以量化，但通过相关利益团体，如影响未来政策的投票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考虑绿色战略的投资者、影响企业扩展或新设施安装场所面临的社区、报道企业经营活动的记者、包括购买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客户等，确实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的“绿色创想”活动，“我们的客户需要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洁净的未来，通过应用我们所拥有的最丰富的课再生资源--Ge人无限的想象力，我们将与客户共创美好的明天。我们正使用全新的方法帮助客户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绿色创想。”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广泛声誉。
三、改变企业发展的竞争态势
1.把绿色思维从边缘状态推进核心位置
绿色战略最终必须推进到资源配置最好的部门，必须从环保、安全部门扩展到企业的核心职能部门，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的重点。各个企业都有独特的核心文化和核心业务领域，因此，企业会根据既有的交流沟通方式、奖罚机制、经营模式和企业文化，把绿色战略推进到主要的职能部门，诸如研发、工程、制造、营销、战略规划以及人力资源等部门。许多企业先在特定的部门进行绿色战略，商业条件成熟以后，推广到核心部门。要充分利用既有的经营框架，还要扩展既有的经营框架来解决新问题。
2.评估产品和服务所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企业应该把绿色战略的重点放在寻求商机和提高竞争力上，如果在生产经营、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严重的碳足迹问题，预示有着潜在的商机。主要措施有维护声誉、提高竞争力、开发新产品。我们需要认识、检测和评估市场机遇。为减少碳足迹，哪种产品能够获得成功，如何确定研究的目标。我们能创造性的利用可再生能源么，能够通过绿色产品和技术改变社会行为吗。企业应该分析如何制定绿色战略来提高客户对当前和未来产品的需求，把企业的核心经营战略和减少碳足迹结合起来是最有效的绿色战略。
所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气候的影响，评估企业面临的风险，并决定采取哪些与气候相关的战略行动。如果你无所作为，短期内会错失许多良机，而长期来看，在企业运作和财务业绩方面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3.了解法规的制定
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6
2009年12月7日，19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以及第5次《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代表们将在12天的时间内，探寻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办法，并决定2012年—2017年的全球减排协议。由于哥本哈根会议将对今后全球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被看作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气候变化无国界，对抗全球变暖，从根本上大幅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需要各国共同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就曾表示：“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为了达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新协议，各国需要拿出合作与妥协的精神。”事实上，中国早在1990年就参加了《框架公约》的谈判，并且是第一批签署《框架公约》的国家，也是最早批准《议定书》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始终认为，节能减排是世界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从为人类负责、对国民负责的高度，中国承诺不重复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高碳”发展老路，并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寻求减低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之路。客观地看，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中国用行动表现出了最大的合作诚意。回顾过去：中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科学数据表明，自1750年开始至今，大气中80%的温室气体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为此，《框架公约》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只需要进行自主的减排行动，因此中国并不需要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但中国政府始终把减排看作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不仅把减排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更为减排行动制定了综合性的措施与办法。在战略层面，党中央不仅提出了新的发展观，而且把应对气候问题纳入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系统工作之中，并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同等的高度，把应对气候问题纳入到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总体战略之中。在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生态环境问题融入到了我国的总体发展理念之中。2011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蓝图。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特有的和谐世界观。同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把走新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安排。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升为全党、全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十七大还指出了解决我国新阶段资源环境问题的发展路线,即,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报告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在今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在以上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建立相应的机构，制定有关政策，中国不仅在国内实施了具体可行的减排措施，还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当中，将和平、发展、合作的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早在1990年，中国政府就派出代表团参加了《框架公约》的谈判，并在1992年签署了《框架公约》，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框架公约》。1998年，中国签署并在2002年批准了《议定书》。2006年3月，我国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两个主要约束性指标，即：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在2007年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
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7
声明中说，中美双方将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以便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在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双方致力于达成富有雄心的2015年协议，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为进一步支持落实两国气候目标，双方还宣布了通过现有途径特别是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加强和扩大两国合作。这些措施包括扩大清洁能源联合研发，推进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重大示范，加强关于氢氟碳化物的合作，启动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倡议，推进绿色产品贸易，实地示范清洁能源，在建筑能效、锅炉效率、太阳能和智能电网方面开展更多试验活动、可行性研究和其他合作项目。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重在机制倒逼
据新华网报道，针对中国和美国12日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等官员和海外专家学者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表示赞赏，称此举为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新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声明说，中国和美国展现了世界所期待的领导力。潘基文对两国领导人制定的计划及不断加大减排力度所作出的承诺表示欢迎，并敦促所有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在中国和美国的带领下，尽快公布2020年后气候减排目标，不迟于2015年第一季度。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11月25日的国新办会上说：“中国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要通过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以及提高适应能力等综合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将编入‘十三五’规划，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将具有法律约束力。”
解振华表示，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的污染，跟发展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各类措施，和解决大气污染是有协同效应的。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实际上对减少造成大气污染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pm10、pm2.5都是有好处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治理大气污染”。
解振华称，今年5月16日中国政府批准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修正案，为推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生效作出贡献。为确保实现到2020年前碳强度下降40%-45%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2013年已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28.56%。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海滨认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2020年后中美的减排目标和时间表，既使中美两国未来实施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契合，又能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能对其它国家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最终为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气候谈判注入强大推动力。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张晓华认为，在这个声明当中，中国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碳排放值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性能源当中的比重提升到20%，这实际上意味着能源系统的一个革命。因为中国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目前包括煤炭、包括石油天然气占90%以上都是来自于化石能源。如果要实现20%的目标，我国非化石能源需要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我们要每年新增8到10亿千瓦这个核电、太阳能、风电的这种装机容量，这个数值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目前的煤电装机总量。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绿色建筑要求的新高度
有专家表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达成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为中美气候领域乃至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树立新的里程碑。这一声明的是政治战略的决定，表明两国正式在最高决策层确立了未来发展的低碳方向。双边声明在气候变化领域和低碳发展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合作前景，为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机会。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所发表的涉及气候变化合作的双边协议主要有：《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2008年6月）、《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7月）、《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3年4月）等。
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有可能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新主题、新概念、新线索和新亮点。
同时也有专家指出，要达声明中所既定的目标，中美两国都面临巨大挑战。对美国而言，意味着美国年均温室气体排放下降速率需翻番，从2005-2020年的1.2%增加到2020-2025年的2.3%-2.8%。此外，美国国家体系会多深、多快、多持久地顺应世界和美国的低碳转型大势也有待观察。
对中国而言，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意味着届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要大于GDp年增长率。实现这一目标涉及很多难点，包括如何实现煤炭投资、就业的平稳过渡，如何在煤炭、能源消费格局中占比相对较高的情况下不断低碳化、清洁化等。
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8
基于现实国情,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要进一步建立行之有效的政策规制;有针对性地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正确引导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同时积极谋求国际合作,探索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关键词: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策略选择伴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进程,气候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在为如何妥善处理气候问题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低碳经济”这一新名词于2003年在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被首次提出。顾名思义,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清洁能源来实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表面看来,低碳经济不过是借助于技术创新来实施一场能源革命,进而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减缓气候变化,但实质上却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利用和低碳或无碳能源开发,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加速推动了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1]由此,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探索与研究,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低碳经济,国内外很多学者专家都做了一些相应的研究和论证。汉森(2007)指出,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一是要把温室气体减排纳入低碳经济的思考当中;二是要考虑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三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要看到中国与整个国际社会的互动作用。我国学者庄贵阳指出未来中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低碳发展的可能途径包括: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调整产业结构、遏制奢侈浪费、发挥碳汇潜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2]王志轩认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一定要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一定要科学估计中国节能减排的潜力,一定要通过政策、价格来引导,通过市场的手段来推进.
一、低碳经济的发展概况(一)低碳经济在英国的实践“低碳经济”这一新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中,英国之所以能先于其他国家提出这一全新概念是由其特殊的国情及面临的现状所决定的。这也注定了英国走在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沿.
英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低碳经济、节能降耗减排等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了健全完善的法规制度、强化对企业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从民生角度鼓励家庭节能减排等多项措施,并专门成立了独立官方顾问机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对政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意见和能力支持。早在2000年就开始执行其“气候变化计划”,此后每年都要出台新的气候变化年度计划.
2007年5月,英国政府了新的《能源白皮书》,进一步明确了通过提高能效、促进低碳技术的采用和选择燃料来实现低碳经济的能源总体战略.
2007年6月,英国公布了《气候变化法案》草案,法案明确承诺了到2020年削减26%一32%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的排量降低60%的长远目标。为配合低碳经济战略,英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政策法规和配套措施。2008年颁布实施的“气候变化法案”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并成立了相应的能源和气候变化部。按照该法律,英国政府必须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到2050年达到减排80%的目标。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低碳转型发展规划》白皮书。这是英国继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并《气候变化法案》后,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出台的又一举措,也是全球首次将二氧化碳量化减排指标进行预算式控制和管理,确定“碳预算”指标,并分解落实到各领域,标志着英国政府正主导经济向低碳转型。《规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18%,即相当于在1990年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减少34%。其内容涉及能源、工业、交通和住房等多个方面。这充分显示出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并进行了长期不懈且卓有成效的努力.
(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当前,能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因此倡导节能减排、发展可再生能源、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大力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将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京都议定书》尚未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分配“减排配额”,但这并不意味发展中国家可以长期不承担环境保护义务。尤其是我国现在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这就意味着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我国所需要的能源消费将比较大。因此,中国的碳排放及其变化也必将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面对即将出现的减排压力和工业化发展趋势下的能源和资源约束,中国只有举全国之力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导下,逐步制定、实施减缓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倡导树立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对策.
2007年6月4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这也意味着中国制定了自己的气候发展战略,方案提出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低排放型社会;加强能源战略规划研究与制定;积极扶持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的开发和利用等目标。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2007年6月1日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未来十几年内,我国将积极促进气候变化领域的自主创新与科技进步,依靠科技进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全面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008年8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这是一部关系节能减排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法律,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法律保障.
2009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决议,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决议》认为要强化节能减排,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要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要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要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要求;要综合运用经济、科技、法律、行政等手段,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各级政府预算要做出相应安排,加大支持力度。不断完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信贷政策、投资政策,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形成有利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导向和体制机制.
二、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逐渐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热点。以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低碳革命”倡导者,已开始在国内大力推进对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技术的研发,并对其产业、能源贸易政策进行相应调整。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我国将面临来自经济发展阶段、能源禀赋状况和技术研发水平等方面的巨大挑战.
(一)我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延缓作用。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阶段,对能源的需求量和消费量不会急剧下降,经济发展的惯性也会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实现工业化。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历史经验及我国现实发展状况都显示出:在处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快速推进时期,温室气体排放将不断增加。我国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所区别,这就更加剧了低碳经济顺利推进的难度。怎样既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而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这对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二)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势必会制约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在全球煤炭储量中占13%。在能源结构上,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2008年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的70%,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煤炭资源的消耗。而全球水平仅为27.8%。我国“煤多油气少”的这种资源禀赋以及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在现实社会经济中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相比,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比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约36%和61%,使得中国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由于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大,中国在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将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压力,付出更高的代价,面临更大的困难.
(三)总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大制约因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能源生产和利用、工业生产等领域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相关技术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能力较差,科研体系薄弱,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同时,中国能源、交通等一些重点行业中落后工艺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大.
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和先进技术的严重缺失,使得中国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呈现高排放的特征将继续长期存在,陷入所谓的“锁定效应”,这将增加未来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投入成本,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出了更强烈的要求.
三、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对于目前我国国情来说,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势在必行的经济愿景,更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地实践创新提高的过程,甚至更是一种痛苦的社会转型.
在把握经济增长机遇和发展低碳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艰难博弈中,只有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的一般规律,借鉴吸收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走出一条协调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兼顾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政府、企业、个人三方积极互动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一)建立并逐步完善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制,为低碳经济的转型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充分考虑我国现实国情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需求在确保经济稳定发展水平之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并从法律层面确定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的举措,在相关法规修订过程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条款,逐步制定、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推动我国早日加入世界低碳经济转型国家行列.
(二)对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条件。中国的化石能源储量以煤碳资源为主,油气资源相对欠缺,这一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以煤为主的格局。调整能源结构就是在合理范围内逐步减少煤炭、石油的消费量,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积极发展低碳和无碳能源,从而达到保证我国能源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双重功效。调整产业结构,就是鼓励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低碳产业的能耗和物耗是十分有限的,对环境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如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通过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进入,改变能源的利用方式,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三)鼓励公众参与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遏制奢侈消费,减少浪费,无论是之于现实还是着眼长远都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要借助于舆论媒体,包括电视、报纸、网络、杂志、广播等,对广大民众进行节能、绿色消费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有专家认为,通过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措施,中国有望将202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减少15%以上。尤其是要对群众的奢侈消费行为进行教育,通过教育也有助于提升群众彼此之间以及对企业的监督意识。[4]强化宣传教育工作,积极鼓励公众参与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通过节能减少浪费,不失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
(四)谋求国际合作参与全球博弈,不断探索合理、高效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各国政府相关国际组织处理气候、环境变化问题的实质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但这其中的关键是实现相关技术创新、转让、推广,不断开展灵活务实的国际合作。最近举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就将会成为又一个国际合作应对全人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范例。当然,这还需要吸引更多的国家积极参与进来,为解决全球的气候、环境问题做出贡献。此外,在共同应对这一问题时相关技术的共享就显得十分重要。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技术总的来说要比发展中国家先进,而未来世界能源需求和排放增长的大部分又来自发展中国家,且发展中国家限于自身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技术研发能力相对不足,这大大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所以,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环境的治理,非常有必要寻求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来推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以期实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次,要不断探索与欧、美、日之间的对话合作机制。向这些低碳经济起步较早、发展较好的国家开展合作、借鉴经验。通过这些举措以期在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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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文虎.英国的绿色能源战略[j].世界环境,2004(5):60-63.
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9
（一）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现状
中国与澳大利亚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近年来双边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2012～2013年中澳贸易额达到1225.8亿澳元，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商品贸易出口市场，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和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第11大出口市场和第6大进口来源国。2012～2013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商品出口额为781亿澳元，占澳商品出口总额的31.6%，出口额排名前三位的商品分别是铁矿石产品、煤炭、和金（非货币），占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是53.7%、9.6%和7.6%。其次是农产品。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商品进口额为444.7亿澳元，占澳进口总额的18.8%。排名前三位的商品是电信设备、纺织品和电脑，占对华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是10.5%、9.75%和9.73%。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为66.6亿澳元，以旅游和教育服务为主。但服务贸易进口额仅为出口额的四分之一强。
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也不断增加。澳大利亚统计数据显示，澳联邦政府2011～2012财年批准中国投资申请金额162亿澳元，2012～2013财年批准中国投资申请金额167亿澳元，中国继续保持澳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地位。截至2013年6月，澳联邦政府累计批准中国投资申请金额1112亿澳元。不过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占中国吸引外资的比例则要小得多。目前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呈现逆差态势。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逆差约为31亿澳元。
值得关注的是，凭借资源优势澳大利亚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上有重要影响力。目前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产品进口来源国。以能源产品为例，2012年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进口量占中国煤炭总进口量的20%；澳同时也是中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国，进口量占中国LnG总进口量的24%。再比如铁矿石产品，2012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3.51亿吨，占全年铁矿石进口总量比例超过45%。
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05年5月正式启动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截至到目前，谈判已经进行了19轮。阻碍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问题包括农业市场开放问题、企业投资审核问题、服务业市场开放问题等。
（二）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特点与问题
近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和服务贸易呈现逆差态势，且进口商品服务产品比较集中，主要是矿产能源资源类产品、农产品以及教育和旅游服务以2012～2013年为例，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贸易逆差高达336亿澳元，服务贸易逆差超过40亿澳元。中国对澳出口商品则种类更加多样，且比较分散，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为主。
二是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领域非常集中，主要是矿产资源和能源领域。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在中国对澳投资总量中，对采矿业投资比例超过80%。虽然投资领域有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占比依然较小。
三是从投资金额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以大型国有企业居多，资金主要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或国有银行贷款。比如中国中钢集团收购midwest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公司并购oz矿业公司，中国兖州煤业公司并购澳大利亚Felix资源公司，中国山东能源集团收购RCi煤炭公司等等。
这三个特点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对澳贸易和投资的三个问题。
一是从中澳目前的贸易状况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结构过于单一和集中，脆弱性比较高，更容易受到来自澳大利亚市场波动的影响。这种风险也充分表现在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的价格波动上。统计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商品的进口额增长速度高于进口量的增长幅度。主要是由于过去十年矿产资源，特别是铁矿石产品价格暴涨造成的。
二是从中澳目前的投资现状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领域过于集中和单一，且大部分与矿产资源和能源产品相关。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气候保护方面的影响，比如开征碳税，矿产资源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前景又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在澳投资面临很大的风险。
三是从中国对澳投资主体过于单一。一般以大型国有企业居多，这一特征已经引起了澳大利亚的高度关注和疑虑，甚至影响到中澳两国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澳大利亚在野党和其他社会团体都担心批准中国对澳矿业投资，会导致本国对矿产资源控制权的丧失，进而威胁到本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希望对来自中国的矿业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实行更严格的审查，而严格的审查制度导致审批时间变长，推高了投资成本，降低了投资效率，增加了结果的不确定性，最终影响到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
二、澳大利亚中长期发展战略与发展环境
（一）澳大利亚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
澳大利亚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面向亚洲”战略，即抓住亚洲崛起的巨大机遇，促进澳大利亚的发展与繁荣。要面向亚洲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努力与亚洲市场接轨，并通过更多途径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澳大利亚将“面向亚洲”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经历了一个漫长甚至曲折的过程，最根本的是由亚洲经济崛起的现实和未来发展前景决定的。为确保“面向亚洲”战略的实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出了25个国家目标，涉及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就产业层面来讲，澳大利亚将主要通过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抓住亚洲机遇。从中长期看，未来无论是工党执政还是自由党执政，澳大利亚都将继续坚持实施这一战略，因为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符合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二）澳大利亚的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
澳大利亚的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是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清洁和有价格竞争力的能源，并且通过对能源资源安全可持续的开发促进整个国家的财富积累和公平分配。其内涵包括三点：一是为本国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廉价的能源，积极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二是提高国内消费和出口增长的潜力。三是促进能源资源财富的积累和公平分配。为实现上述目标，澳大利亚能源政策至少侧重四个方面：一是提高能源市场效率，二是开发澳大利亚关键的能源资源，特别是气体燃料资源。三是加速向清洁能源型经济转变，四是开征矿产资源租赁税。从中长期来看，澳大利亚向清洁能源转型和促进能源矿产财富的公平分配是大势所趋，但这一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如何处理其与经济战略和气候战略的关系将是摆在澳大利亚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
（三）澳大利亚的中长期气候战略
澳大利亚中长期气候战略的核心问题是温室气体减排或者碳减排问题。澳大利亚政府确立的碳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比2000年下降5%；到2050年比2000年下降80%。澳大利亚碳减排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引入碳定价机制，二是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三是鼓励提高能源效率，四是鼓励陆地部门（农业、林业等）减排并增加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其中核心措施是实施碳定价机制，即开征碳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经从2012年7月1日起向相关企业开征碳税。但目前本国碳排放总量仍在增长，并且推高了能源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增加，影响到财政的稳定性，因此遭到各方批评。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也表示要废除碳税法案。但从中长期来看，澳大利亚新政府尚不会改变前任政府确立的碳减排目标和低碳发展战略，不过在具体的政策重点上会有较大转变，其不确定性也将增大。
（四）澳大利亚中长期经济、能源和气候战略的关系
纵观澳大利亚中长期经济、能源和气候战略，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亚洲导向，低碳经济和市场机制。亚洲导向强调“量”，低碳经济强调“质”，市场机制强调实现方式。但是三大战略之间也存在冲突，其实质是：实施气候战略要求社会总需求趋于稳定，但是澳大利亚经济战略恰恰通过拓展外部市场而改变了总需求。这一基本矛盾将持续影响澳大利亚的发展和繁荣。
虽然澳大利亚经济战略与气候战略存在冲突，共同影响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但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的大背景，在短期内澳大利亚的气候战略可能屈从于经济战略。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在短期内为抓住亚洲市场，很可能会不顾降低碳排放的要求，采取经济发展优先的策略。所以对澳大利亚中长期经济、能源和气候战略未来走向的总体判断是：经济战略比较确定，不会出现大的变动；能源和气候战略相对来讲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受到美国“重返亚太”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面向亚洲”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遇到很多困难，不会一帆风顺。
三、中国投资澳大利亚的政策和建议
（一）推动对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多元化
目前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和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矿业部门，特别是铁矿石和煤炭。应当改变这种贸易和投资领域过于单一和集中的局面。根据澳大利亚中长期发展战略，澳大利亚未来值得投资的领域还有农业和食品业，基础设施建设，气体燃料产业。
首先是农业和食品业。面对亚洲巨大的市场，澳大利亚的农业和食品业未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农业和食品行业。澳大利亚发展农业和食品行业的条件十分优越，广阔的土地，气候和土壤多样性，清洁的自然资源，高标准的食品安全机制，发达的食品加工能力等等。然而受制于本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澳大利亚要进一步发展农业和食品行业，还需要大量外国投资。中国目前对澳农业投资规模还非常小。据统计：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仅有2%流向农业领域。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仅仅是澳大利亚的第9大农业投资国，投资额远远低于美国、英国和日本。因此中国企业对澳农业投资，譬如奶制产品、海鲜、水果、红酒和牛肉等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农业类国外投资审批相对宽松，更容易获得通过。
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随着澳大利亚与亚洲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本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与出口相关的基础设施日益成为制约相关产业发展的瓶颈。譬如采矿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现有港口的出口能力无法满足矿产企业发展的需要，甚至给澳大利亚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再比如近年来亚洲游客大量增长，澳大利亚政府估计未来10年需要投资130亿澳元用于建设新机场，才能满足亚洲客流需求。澳大利亚商会估计还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900亿澳元，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对未来2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划。因此中国在诸如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巨大的投资机会。
最后是气体燃料产业。澳大利亚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煤层气等气体燃料资源。为了实现向清洁能源方向转变，保证对国内能源供给的低廉和可靠性，保障对亚洲的能源出口，澳大利亚能源战略明确提出将开发气体燃料资源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相对于煤炭等传统能源，澳大利亚的气体燃料资源特别是液化天然气方面还有非常大的开发潜力，也吸引了众多西方能源巨头。澳大利亚在气体燃料产业方面，包括煤层气和页岩气的投资机会也应当引起中国企业的关注。
中国企业在继续投资铁矿石、煤炭等传统矿业部门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向农业和食品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气体燃料产业等其他行业积极拓展，最终实现贸易投资领域的多元化，有效的分散贸易和投资风险。
（二）鼓励中小企业加强对澳大利亚投资
从投资金额来看，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中占据多数，投资领域又多集中在矿产资源部门，这引起了澳大利亚各界对自身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忧虑，使澳大利亚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国有企业投资审查日益严格。
为了改变这一问题，中国应当鼓励更多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鼓励更多的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对澳大利亚进行投资。一方面，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较小，不太会引发澳大利亚的敌意，澳大利亚对中小企业的投资限制比较少。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更多的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的，效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更容易发现其他领域的投资机会，也有利于中国实现对澳贸易投资的多元化。
（三）积极规避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投资风险
澳大利亚经济、能源和气候发展战略中提示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开征矿产资源租赁税和开征碳税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中国企业在规避上述投资风险的过程中不应该将矿产资源租赁税和碳税孤立看待，而是应该从全局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比如矿产资源租赁税政策反映的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希望促进矿产资源财富公平分配，缩小产业间和地区间差距的目的；碳税政策反映的是澳联邦政府希望降低碳排放，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目的，二者背后其实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只有对这两项政策进行全局性的把握，才能更好的预测“两税”政策的未来走势，做到未雨绸缪，更加有效的规避风险。
（四）重视对澳大利亚的文化交流
“面向亚洲”战略将是未来澳大利亚对亚洲关系的主流。从某种程度上讲，“面向亚洲”战略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除了经济层面，澳大利亚也将从文化、社会、外交等层面进行调整，以确保抓住“亚洲机遇”。这为中国改善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为发展中澳经贸关系营造更好的环境提供了多种途径和渠道，中国企业对此必须给予重视。
澳大利亚为了抓住亚洲市场，在“面向亚洲”的战略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学生学习亚洲语言和亚洲课程，鼓励政府和其他机构的领导人学习亚洲文化。这实际上是以文化软实力为突破口，为澳大利亚拓展亚洲市场赢得先机。反过来，作为亚洲地区重要成员的中国，也可以借此取得抓住澳大利亚机会的先机。
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篇10
[关键词]美国；低碳战略；转变；启示。
一、引 言。
人类对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劣的关注自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性公约即《京都议定书》，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标准，即在2008年~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2009年12月7日~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来自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共同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并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
在世界各国努力减少碳排放、降低碳消耗的时候，美国这个碳排放大国及政治经济大国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据2010年9月6日《经济参考报》，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显示，从1850年~2005年这155年间，全球共排放二氧化碳11222亿吨，发达国家排放了8065亿吨，占全球总量的72%,其中美国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达1105.4吨，世界人均173吨。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美国占世界总排放量的累计百分比高达41%。从现有情况看，2009年美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23.5吨，欧盟10.3吨，中国5.5吨。
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及政治经济大国理应为世界气候的变化承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但在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却拒签《京都议定书》，与世界各国对他的期望背道而驰。然而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却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低碳战略，无论是在竞选上还是在外交上大打低碳牌，实行“绿色新政”。美国低碳战略的转变也成为世界议论的热点。
二、布什政府的低碳战略。
（一）布什政府期间美国的碳排放与碳消耗。
布什政府期间，美国的碳排放一直居于世界首位，其具体碳排放见下表所示。
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2007年，美国人均碳排放为23.5吨，远远高于欧盟、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更高于中国5.5吨的水平。2007年主要国家人均排放量见下图。
数据来源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二）布什政府拒签《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之前，1997年6月25日美国参议院就以95票对零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不得签字同意任何“不同等对待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有具体目标和时间限制的条约”，因为这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但1998年11月12日参加谈判的副总统戈尔仍然象征性地签了字。
2001年3月，以布什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其理由一是美国实现议定书目标的减排成本太大，会给美国造成4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减少490万个就业岗位；二是发展中大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没有以某种有效方式参与减排，美国认为不公平；三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尚存在科学不确定性。关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美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思路。布什称，作为美国总统，要对美国人民的福利负责，因而尤其强调经济增长：增长创造机会，增长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增长产生投资，促进清洁技术的开发使用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富裕社会对环境保护才有高的需求，才有钱投资于环境保护。经济繁荣才容许社会承诺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环境保护。布什的结论是：“经济增长是答案，而不是问题。”[1]这就是美国真正要公之于世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立场与政策。
（三）布什政府国内有关低碳经济的法律与措施布什政府因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然而，美国也深知低碳技术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力图依托其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大力发展低碳技术，继续从根本上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布什政府期间，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与激励措施。2002年6月，美国环保局公布了《2002年气候变化报告》；2005年《能源政策法》涉及高达145亿美元的各种激励措施，对于普通消费者和中小企业，该法设立了许多颇有吸引力的经济奖励条款；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直接以低碳经济为名，提出到2020年美国碳排放量减至2006年水平、2030年减至1990年水平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该法案还提出建立限额与交易体系，并通过鼓励CCS技术开发等多项具体措施来发展低碳经济。
三、奥巴马政府的低碳战略。
布什在其任期内一直拒绝签署旨在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令国际社会倍感失望。与之相反，奥巴马在竞选与就任后，提出了实现气候保护与经济发展双丰收的诸多设想，以“绿色经济复兴计划”作为首要任务，并大打清洁能源合作牌。
（一）奥巴马的“绿色新政”与“绿色外交”。
早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奥巴马就提出到2050年美国应减少80%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建立15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研发基金”，希望借此创造500万个“绿领”就业机会。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奥巴马也具体提出，到2012年将目前占美国电力8%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到10%,到2025年提高到25%。
当选美国总统后，奥巴马以“绿色经济复兴计划”作为首要任务，提出要尽快确立美国在新能源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要成为清洁能源出口大国。在其推动下，众议院2009年6月26日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首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简称aCeS），奥巴马更呼吁参议院通过aCeS,以创造就业、减少石油倚赖并为主导低碳游戏规则作战略部署。
奥巴马政府更热衷于绿色外交，并大打清洁能源合作牌，积极投身有关谈判，与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的领导人接触，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能源论坛”，创建后京都框架，重新开创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新时代；建立石油进口国联盟，努力减少石油需求，2009年7月初在G8峰会上发表力促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确立将全球温室气体减半的长期减排目标；同年7月安排美国商务部和能源部两位部长同时访华，推进中美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合作；同年7月底又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以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为核心议题。
（二）奥巴马与哥本哈根会议。
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国内设想雄心勃勃，但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他却让世界人民大失所望。作为全球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国家，美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关键参与者。发展中国家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排放水平基础上至少减排40%。然而，无论是美国国会众议院业已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还是参议院正在讨论的相关法案，美国提出了2020年将比2005年减量17%、到2050年减83%的目标。但若依京都基准年1990年，美国的2020年所提减排目标均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左右[2]。这一目标大大低于国际社会的预期，引起众多国家不满。
（三）奥巴马政府关于低碳经济的政策法规。
一直以来，美国十分注重通过法律法规来引导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如美国1990年实施《清洁空气法》，2005年通过的《能源政策法》，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奥巴马上任后，在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更加大手笔。2009年，奥巴马在美国国内积极推动气候立法，令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2009年1月，奥巴马宣布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以发展新能源作为投资重点，计划投入1500亿美元，用3年时间使美国新能源产量增加1倍，到2012年将新能源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将这一比例增至25%。
2009年2月，美国正式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投资总额达7870亿美元，主要用于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包括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等。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为美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支持和保证。
上任之后，奥巴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分道扬镳，扭转前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僵硬政策。虽然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的表现不怎么让人满意，但相比之下，美国在世界低碳经济方面终究是迈开了前进的一步。
四、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的低碳战略的对比分析。
如上所述，在对待低碳经济的态度及其表现上，奥巴马与布什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与战略。但两任政府的低碳战略依然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体现了美国游离于世界低碳法规之外和美国经济利益至上的共同原则。
（一）两种战略都体现了美国利益至上的根本原则。
从布什到奥巴马，美国的低碳战略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但是深入分析不同时期的政策，无论是布什或者奥巴马，无论是拒绝签字或者是所谓的“绿色新政”，体现的都是美国利益至上的战略观。布什拒签《京都议定书》时说：“经济发展是答案，而不是问题。”这里的经济发展其实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布什之所以拒绝签字，一方面是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如果美国按《京都议定书》要求履行减排义务，美国发达的石油和汽车工业将付出代价，布什政府顽固说“不”，明显是出于对石油、汽车等工业集团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多年来单边主义思潮占了上风，不愿意接受国际组织或协议的“约束”，也是他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原因之一。
奥巴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与振兴美国经济的工作是一致的。正如他所说，气候变化“将继续削弱我们的经济，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这里奥巴马关心的是气候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威胁。在世界各国都致力于低碳经济的发展，以低碳经济重振国内经济之时，美国岂能错过这一发展机遇。
在国内经济岌岌可危、困难重重之时，美国需要低碳经济这根救命稻草。在奥巴马政府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将于2020年对于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这其实就是利用低碳经济实行间接的贸易保护主义。
（二）两任政府都实行国外差别化的战略。
从表现形式上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的低碳战略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对国内与国际都采取了差别化的战略。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布什政府，他们的低碳经济战略在国内与国际都是不一致的。例如，布什一方面拒签《京都议定书》，另一方面却在国内利用立法及财政刺激等手段促进低碳经济及技术的发展；奥巴马一方面在国内高调宣传低碳经济，另一方面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显得特别吝啬，其提出的4%的减排目标使得哥本哈根会议效果大打折扣，在资金与技术上的推诿使得世界对其期望值大大下降。两任政府对于国内国际都采取了相同的战略，即在国际上采取消极的低碳战略，要么拒不签字，要么拒不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在国内则采取积极的战略，通过多项措施发展低碳经济与低碳技术。在国内发展低碳技术却不愿意接受国际上的碳排放限制，体现了美国自私自利的立场和美国利益至上的根本原则。
（三）两种战略都利用立法及财政刺激等手段发展低碳经济。
虽然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对待低碳经济的态度不同，其低碳目标相差悬殊，但是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手段上却是共同的，即利用立法与财政激励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布什政府期间有2005年《能源政策法》及2007年《低碳经济法案》。如为了鼓励公众使用太阳能，规定凡是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房主都可以获得最多2000美元的减税待遇。而奥巴马政府则于2009年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和《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其中“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投资总额达7870亿美元。
五、美国低碳战略及其转变对中国的启示。
无论从经济现状还是碳排放总量上来说，美国都应该对世界环境的改善作出更加负责任的行为与措施，但是美国的低碳战略及其变化体现了美国对本国利益的关心与对人类利益的冷漠。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碳排放大国，推动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应该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实行切实有效的补偿制度与减排制度。
（一）坚持规则的公平性，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近代工业革命200年来，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总量的80%,其中美国的碳排放占世界25%以上[3]。如今美国人民已经过上富裕的高消费生活，其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水平。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才开始工业化，其碳排放主要是生存排放和国际转移排放。因此，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是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也是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排，决不能以延续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为代价。所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和基石。
（二）积极参与国际低碳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公约制定有效的机制。
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的低碳战略体现的都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原则。从拒签《京都议定书》到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美国在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迈开了前进的一步，但是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对发展世界低碳经济的资金与技术的支援问题上躲躲闪闪，没有体现出一个发达的政治经济大国与碳排放大国对世界环境恶化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因此，国际社会要在公约框架下做出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促使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持续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有效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三）推进低碳发展模式需要高度重视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引用。
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引用是推进低碳发展模式的最终动力。我国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水电、核电、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其中水电装机容量、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和光伏发电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低碳经济已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在国际领域开展多边合作才是解决低碳经济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措施。所以，我们应积极开展低碳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引进和利用国外的低碳技术。
（四）推进低碳发展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构建一整套完善的政策体系。
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层面看，发展低碳经济符合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我国抢占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此，要构建一套完善的政策体系，包括立法、财政激励等。例如，我国已经制定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我们要继续完善法律法规，并辅之以相应的财政激励政策，以实现我国减排降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慎明。国际形势黄皮书：2003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