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1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工会工作；特点；规律
一、前言
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的经济对于社会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往往也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在大力倡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今天，与经济发展向配合的相关组织也面临着转型与蜕变。在经济发转型期，工会的工作特点和规律同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工会的工作也同样有了重大的调整。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概述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经济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机遇与挑战并存，面临着各项工作的改革创新。其中工会工作的变革尤为迫切和重要。由国家到地方，各工会纷纷开始顺应国家经济形势，对工会工作进行调整和改革，因此经济新常态下，工会工作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规律。
三、经济新常态下工会工作特点
1.工作理念和工作定位出现转变
工会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证。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经济变革，企业工会充分意识到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企业整体利益与维护企业职工利益相结合。工作理念坚持既要服务好企业这个“大家庭”还要以职工利益为重，坚持以人为本。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工会的工作思维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地改变，面对日益复杂的企业劳动关系，工会更加重视对于职工积极性的调动，为职工服务、对职工负责、替职工维权。
工会工作秉持着服务企业、服务职工的理念，这是工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理念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应运而生，对于提高职工工作效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企业赢得良好业界口碑具有重要的作用。
2.工会模式、工会工作方法出现变革、
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工会对工作模式和方法同样作出了重大的调整是工会工作的一个新的特点。由过去的说教式变成了引导式，对于一些工作有了更具体的安排，以保证企业的运行秩序。职工的生活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公会在其工作中更加重视企业职工的各类需求，在工作中会开展各类职工活动。例如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供电局为丰富职工的生活，经常举办一些职工的集体活动，如文艺晚会、职工交流会等。一些企业还尤其重视青年职工的诉求，针对年轻职提供给他们各种展示自我的平台。
3.工会职能受重视，工会内容更加丰富
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下，作为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工会不仅仅是日常企业运营和职工工作的保障，还是创建职工文化、增添企业活力的重要组织。工会的工作开始渗透在企业的方方面面，并逐渐得到企业职工的认可。工会工作职能和工作内容上的拓展有利于巩固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对企业各部门之间关系的强化与平衡也起着重要作用。
四、经济新常态下工会工作规律1.坚持党的领导、依章独立工作
作为企业，党性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重要工作规范和标准。工会作为企业组织，也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开展各种职工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与方针。工会依照工作章程并结合企业实际状况开展各项工作。工会的工作起到的是纽带的作用，通过开展各项活动和工作传递与企业职工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方针。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之下，工会工作由党的方针政策做指导，才不会在工作上出现失误。
2.服务职工群众、服务大局
作为职工诉求代表的工会，其工作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坚持服务职工、服务大局。职工是企业的重要组成，事关企业的繁荣与稳定。在新的经济形势背景下，职工的诉求越发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保障职工的权益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工会工作的重点同样是保障职工权利，企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引进新的人才，而企业是否能够把人才留住就需要公会代表职工利益与企业相协调。
工会不仅仅要从职工个体发展着眼，在工会具体工作中还会考虑到的就是企业的发展问题。工会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职工的保障还是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工会在具体工作中不仅仅考虑到是职工利益，还会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利益。
3.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下，工会在工作上的不断创新已经成为常态，只有让创新成为工作常态，才可以适应不断变换的经济形势，在不断地变化中谋求企业的发展。工会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创新性，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工会的工作向来都是与时俱进的，这也是企业发展中工会必须遵循的原则。
五、结语
经济的发展变化需要各组织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不断变换的国家形势。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势也促使工会这一企业职工组织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企业的转型升级。工会工作事关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是企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掌握工会的工作特点和规律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秀英.新常态企业工会工作的创新发展[J].品牌（下半月），2015，04：88-89.
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2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内在含义；意义；时间界定；适应；特征；机遇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6-0022-08
自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以来，特别是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之后，经济新常态不仅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遵循，也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一、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含义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首要的问题在于准确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含义。这是讨论中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经济新常态归纳为“一演化四转向”：“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整、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吴敬琏是把新常态的内容与特征结合起来论述的：“我把新常态的内容和特征归结为两点：第一，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降温，进入一个下行通道，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1]
李伟认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必经阶段。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后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2]
刘元春则把新常态视为一个“大过渡期”：“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大过渡期’”。[3]
沈坤荣将自己的理解归纳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形态的跳跃；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4]
张平认定：“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向高效均衡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它具有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转换中所具有的持续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调整特征。”[5]
刘伟、苏剑二位主张：“所谓‘新常态’，我们理解，是指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机遇、新条件、新失衡等，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较长期稳定存在的特征。”[6]
杨亮给出的定义是：“我国经济在向系统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程中，呈现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7]
陈启清认为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发展在新阶段呈现的一种崭新的而且将持续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可以从六个方面理解新常态：（1）速度新常态；（2）管理新常态；（3）结构新常态；（4）民生新常态；（5）调控新常态；（6）开放新常态”。[8]
王军也提出自己对新常态内容六个方面的理解：“一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成为常态”；“二是物价水平缓慢抬升、通胀压力逐渐增大成为常态”；“三是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阵痛相伴而行成为常态”；“四是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成为常态”；“五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各类风险显性化成为常态”；“六是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创新成为常态”。[9]
徐以升则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大致包含如下四重含义：其一，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面临台阶式下降和增长的中枢回落；其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与水平将迎来台阶式下降；其三，人民币汇率将从过去10年的单边持续升值和升值预期，转为进入弹性调整阶段；其四，外汇占款总规模将从过去年度2万亿元、3万亿元的高增长，回归到年度约1万亿元的水平。[10]
李佐军也主张新常态包括四重含义，但其理解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由一组新常态构成的画卷，包括：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的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财富分配的新常态，‘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11]
洪银兴同样认为新常态包括四重含义，但其理解又有差别：“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宏观调控的新常态，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由宏观调控政策推动转向由市场推动，宏观调控的对象只能限于影响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突出消费拉动，并不排斥投资拉动，更不是替资拉动。两者存在协调关系：一是互补关系；二是配合关系。”[12]
陈昌胜强调了理解新常态的着眼点，他说：“新常态重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但并不是新结果。”[13]
石建勋也提出：“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的5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实现或达到的现实状态。”[14]
张军扩则主张将不同侧面的新常态区别开来：“我们现在讲的新常态，更多指的是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努力去争取。”[15]
准确理解新常态，自然需要注意纠偏、纠误。对于在经济新常态理解上的误读、误解、误区，四位学者提出了如下见解：
齐建国指出：“使用‘新常态’一词以后，国内学者立即进行各自理解的诠释，国内各大媒体也迅速诠释和宣传，甚至把中国经济‘新常态’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低成本发展等理想状态，大有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叫好欢呼之意。显然，这些解释似乎偏离了当时使用‘新常态’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其本意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将面临相当多的困难，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并非是说中国经济进入了‘理想状态’。”[16]
刘白强调：“最常见的误读是，新常态就意味着经济减速或下行。”“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新常态要抛弃投资拉动。”“但新常态不只是一种速度状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正常化’‘规律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合理化要求在宏观经济理论层面的投射和反映。”[17]
迟福林认为：“目前在新常态问题上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把新常态泛化；二是把新常态作为一种口号而不去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三是对它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速度。”[18]
吴敬琏主张：“新常态主要指经济范畴，概念运用不可泛化。”[19]
简新华则在更广泛的视野下谈了自己的看法：“眼下有些人对‘新常态’的认识却出现了静态化、绝对化、泛化的偏差。”“新常态指的是新a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状态，特别是新的发展趋势，是一种存在起伏波动的动态。”“‘常态’里的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的情况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常态也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舆论中出现把新常态套用到其他领域的泛化现象，提出所谓‘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生态新常态’等，需予以纠偏。因为这些很难科学界定，易造成思想混乱，干扰对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指经济发展态势的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应对。”[20]
杨于泽还提出，正确理解“新常态”，还有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必须避免机械的、教条的思维。经济“新常态”，就不会是东、中、西部一个样。这种“新常态”的非均衡性意味着，今后我国中高速的发展仍将延续区域发展、区域竞争的特征。[21]
齐建国也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发展阶段以及市场化程度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区域的经济‘新常态’也有所不同。”[16]
二、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意义
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有着怎样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这也是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之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将“新常态”定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新常态的高度重视和非同一般的强调。经济日报评论员在为此所发的评论中指出：“准确认识、深入认识、全面认识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是做好今后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22]
陈昌胜直接指明了新常态的意义所在：“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统一全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认识，指导各项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认识的创新与飞跃”，并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论断展开分析：“新常态的提出是符合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的直接体现”；“新常态的提出是深入调查分析和系统归纳总结的结果”；“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飞跃”。[13]
顾海良认为：“‘新常态’是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方式和方法的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23]
光明日报评论员指出：“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24]
有权威专家指出，调整适应新常态“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发展思路的大转折”。第一次是从革命战争转型到国家建设，第二次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是从规模速度发展转型为质量效益发展。[25]
杨亮把新常态的意义归纳为三句话：“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26]
迟全华则强调了新常态对先发地区独特的意义：新常态思想“不仅完全符合沿海先发地区的发展实际，而且把这一地区近年来的深刻感受和探索实践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更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27]
宋湛、刘培林专门论述了新常态的学术价值：“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和框架，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乃至其他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新常态理论立足于追赶型经济体经验，把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九个方面趋势的分析所指出的政策着力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视野，围绕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需求面因素、供给面因素、市场竞争、产业组织、宏观调控等方面，提出了正确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对于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28]
三、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时间维度
准确理解经济新常态，还包括对新常态在时间维度上的判断，即新常态从何时开始？新常态会持续多久？这是讨论中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经济新常态自何时开始，有以下几种观点。
李扬明确提出：“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势所难免。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双重下降。这一趋势自2008年以来变得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确定为由2009年开始。”[29]
李扬还谈到：“2007年是‘大稳定’转为大危机的关节点。……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30]
刘树成主张：“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至2014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19个季度的回落。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31]
石建勋则认为：“中国经济旧常态可理解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14]他只讲旧常态到2008年为止，没有明确说新常态从何时开始。如果按照旧的结束，新的便开始这样的一般逻辑，那么2008年就应该是旧常态与新常态的分界线，新常态也就应该从2008年开始。
陶文昭的判断是：“党的十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取得新成就、形成新风气、开创新局面。从这个角度，毋宁说新常态是十以来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一种状态。”[32]
肖罗的理解更晚：“‘新常态’成了2014年经济发展的年度热词，即将过去的2014年，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开局之年。”[33]
张军扩则把新常态界定为“将来时”：“现在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三期叠加’时期不能算新常态。所谓新常态，至少过去粗放增长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经济进入了新常态。”[34]
李佐军的看法与此相似：“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渡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常态时期。……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35]
陈昌胜则明确反对上述观点：“‘新常态’与‘三期叠加’阶段是包含关系而非承启关系。……部分人将新常态理解为一种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态或均衡态。进而认为三期叠加是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当三期叠加结束后，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新常态，故而误将三期叠加阶段与新常态阶段理解为两个前后承启的不同阶段。在我看来，二者都是对经济新阶段性特点的描述。……新常态是一个更全面和动态的判断，是基于三期叠加判断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总结。在时间上，三期叠加时期属于新常态时期，二者目前并行，新常态未来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13]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评论中使用了“新常态下，‘三期’叠加……”这样的提法，[36]显然也是把“三期叠加”置于新常态之下，包含于新常B之中的。
对于经济新常态会持续多久，学者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陈昌胜的判断是：“新常态虽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系统阐述，但其并非仅仅对中国经济的年度性判断，预计将指导和贯穿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的经济发展。”[13]曾培炎认为：“从时间维度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37]洪平凡明确提出：“这种新的平衡状态起码持续10年以上才能称其为常态。”[38]
四、如何理解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在2015年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常态”一词共出现207次，与“新常态”搭配最多的词是“适应”。适应经济新常态，关键问题是什么？这是讨论中最具实践价值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之一。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他还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指向：“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9]
吴敬琏强调关键是改革，核心在创新：“关键问题就是消除体制，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核心问题就是要建立和优化、改善国家创新体系。”[1]
张卓元则将创新与改革并列为两个关键：“在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是稳增长、促转型的关键”。[40]
马志刚也认为：“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在于以改革清除制约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等的体制机制‘藩篱’，主动适应新变化，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41]
钟经文在强调改革的同时，并列地强调了开放：“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创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42]
陈昌胜也持同样的看法：“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13]
李伟强调，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又在创新。至于创新的主要领域，他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43]
辜胜阻则把创新归结为“双驱动”：“以创新驱动引领新常态需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驱动’”。[44]
魏星将创新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科技创新将提升各类经济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体制创新将营造转型升级的市场空间”；“观念创新则将汇聚起市场主体强大的创业创新活力”。[45]
陈彦斌则旗帜鲜明地以“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摆脱高增长依赖”为题，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说：中国“经济和社会患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笔者认为，以平常心适应新常态的根本之道在于，着力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全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46]
作为适应新常态关键的改革，重点改什么？李扬明确指向改革投资机制：“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完善投资机制，处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30]
马志刚也认为：“未来能否适应、引领新常态，投资是关键变量。要让那些在未来可能大有希望的产业真正落地，支撑新的增长，就一定离不开增加投资。”[47]
林毅夫特别强调了新常态下投资的重要性：“笔者不同意中国应从投资拉动型增长完全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观点。消费固然重要，但单纯以消费拉动增长，就意味着每年都必须增加消费……仅仅依靠消费拉动增长是无源之水。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认为中国应完全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而改为实行单纯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之一……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一是产业升级；二是基础设施；三是发展环保产业；四是城镇化中蕴含的投资机会。”[48]
钟经文指出：“新常态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本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新的增长动力来自市场蕴藏的巨大活力的发挥，来自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来自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只有依靠结构优化、效率提高、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才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开启更为广阔的空间，绘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风景。”[49]
马志刚强调了创新在新常态下多方面的动力作用：“实现创新驱动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重要且紧迫……经济增长亟需更大程度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给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装上新引擎。”“创新是新常态下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创新是新常态下提高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创新对新常态下的出口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50]
曹远征则分析了来自产业的动力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近些年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预计未来五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将达到55%左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51]
厉以宁突出了房地产业的拉动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中，房地产业的作用不可低估。没有房地产带动，经济增长拉力不够。如果说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大机车在前面跑，那就是房地产。不要谈到房地产就说泡沫，今天仍然要振兴房地产。”[52]
五、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归纳为九个方面。
李扬把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归结为结构性减速：“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前期政策效应三者之间，核心因素显然是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增速换挡是现象，结构调整是原因。于是，归结起来，结构性减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29]
陈彦斌的观点与李扬接近，他强调增速趋缓是新常态的核心特征：“所谓新常态，其最核心的特征是经济增速长期性趋缓，未来难以恢复到9%～10%的高增长轨道。”[53]
李伟认为：“新常态最核心的特征是增长动力的新旧接续。”[2]
钟经文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1）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2）需求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是主体；（3）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4）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42]
刘伟、苏剑将新常态的特征归纳为六个方面：“中国经济将出现以下‘新常态’：（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6）‘后发优势’越来越弱，技术进步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6]
陈启清则认为中国经济近期的阶段性特征有八个方面：（1）增长速度进入新区间；（2）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推动力增强；（3）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4）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一改长期以来高增长低就业格局；（5）重化工业低迷，新兴产业加速发展；（6）出口低位增长，外部失衡缓解；（7）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8）民众需求变化更加多元。[8]
马光远提出的五个方面的特征有所不同：“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至7.5%左右；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这优于经济增长本身。[54]
李后强、邓子强二位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质是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55]
刘培林认为，新常态的基本特点，主要是由我国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决定的，是由经济基本面因素变化决定的。[56]
为了准确把握新常态的特征，石建勋专门分析了中国经济旧常态的特征，他指出：中国经济旧常态“主要有五个特征：一是经济高速增长，年增长率10%以上是常态；二是通胀率比较低，；三是经济比较优势主要要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以及对环境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四是经济发展失衡，增长主要靠外延式大规模投资建设扩张、房地产业过渡投资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发式增长的拉动；五是高投资率、高储蓄率、高杠杆率和低消费率是常态。”[14]
刘元春则从国别角度描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发达国家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的“新常态”具有的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一是，它不是一个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二是，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三是，它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四是，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五是，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过程”。[3]
石建勋则强调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一致性：“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持续‘弱增长’、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金融化生存竞争等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环境而独善其身，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由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14]
李伟总结了新常态下新动力的三个特征：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经济增长要靠资本、资源、劳动力的高效集约使用，技术进步在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将更多来源于部门内、区域内的优化配置。[43]
六、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机遇
经济新常态，既是挑战，也带来发展的机遇。但在新常态带来的机遇有那些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多种不同看法。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提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39]
辜胜阻以此为题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第一是人口城镇化；第二是经济服务化；第三是发展低碳化；第四是产业高端化；第五是社会信息化；第六是经营国际化。”[44]
陈雨露同样专题论述此问题：“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57]
李扬将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概括为五个“有利于”：“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新常态有利于“挤水分”；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常态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29]
贾康则将新常态下的机遇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从宏观经济走势来看，下行的态势给各级政府和许多企业带来较大的压力，但同时也形成促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从企业来看，……在由市场主导的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通过以竞争压力转变为升级换代动力来提高核心竞争力。第二，……如果能处理好‘促改革’，就将有望相对顺利地企稳，并通过调动各种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的努力，能够完成一个‘蓄势’的阶段，进而迈入长期的中高经济增长速度区间的阶段。”[58]
马志刚则重点分析了新常态下新的投资机遇：“顺应投资变化趋势，把握新常态下的投Y机会，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必答题’，也是企业不可错失的重大发展机遇。”这包括：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特大城市的地铁投资；以核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投资；环保技术、设备和人才投资；补齐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的投资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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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3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点；创造
我国的经济在迅速的发展，自从2010年，我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二经济体，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已经不在是30年前的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经济呈现了下滑的基本趋势，GDp的增长也在逐渐的下降。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适应新常态，认识新常态，并且引领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逻辑，本文就是对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点的创造进行研究，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1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格局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而且外部的需求也出现了常态性的萎缩，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有着以下的特点：结构改革困难、复苏脆弱、恢复过慢以及不平衡的特点。经济的衰退已经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复苏并不明显，而且贫富差距较大，失业率较高的现象也没有反转，尤其是在世界经济的恢复动力还不足的情况下，我国也不能够独善其身，存在着产能过剩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是其中比较大的难题。一方面是由于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发生了严重的失衡，另一方面是由于投资过大是导致了我国的产能消耗过快，这样也就使得整个经济的局面呈现出了产能过剩的现象，其中钢铁和煤炭行业是极为严重的，尤其是在冬季的取暖高峰，用煤量在逐渐的增加，但是尽管如此也没有改善如此低迷的现象，煤炭市场也没有发生回暖。
房地产的上游行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饱和，在这样的情况下，钢铁建材在需求上就会逐渐的减少。在过去的十年间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红利说”，主要包括外贸外资红利、人口红利、制度转轨的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但是上述红利已经出现了极度的衰退的现象，全球红利和人口红利这两大驱动性红利衰退十分的严重。目前大多数的企业呈现出了用工荒的现象，从国际经验的角度来看，人口的拐点也就意味着房价出现了拐点，房地产行业的辉煌已经不存在，但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行业依旧有着上涨的压力。
2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我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有着以下的几个特征：
（1）增长速度上的新常态，我国在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由10%下降到了6%～8%左右，尤其是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到了后10年预计会降到6%以下，可能达到5.8%，也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这也是比较显著的特征。
发展方式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主要是将过去的外延型转变为内涵型，从粗放型转变为节约型。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的经济依然处于粗放型的只经济，但是这一阶段是不可以持续的，否则会抑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也不应该继续扶持相应的高污染以及高耗能的企业，在这些企业的发展中，对于生态环境建设有着消极的影响，必须要持久性的提倡节能减排这一目标。
产业结构新常态。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我国正在向着服务型大国进行转变。
经济增长点的变化。传统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包括出口和房地产，但是这一增长点已经无法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要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大多数的人认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是在城镇的基础设施以及已有的产业进行升级和绿化，这样就可以不断的刺激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结构的新常态。金融结构必须要打破原有的垄断性格局，逐渐的让利于实体的经济。
3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点创造
我国在经济的新常态下必须要寻找新的红利，尽管第一波的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逐渐的结束，但是第二波的全球化的红利才刚开始。第二波全球化红利不同于第一波的全球化的红利，主要是指要扩大我国的内需，还要吸引着国外高级的创新生产要素，例如高端人力资本和高端技术，在此基础上，不断的推动着我国的产业在逐渐的升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整个经济的转型，从而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的红利。
经过分析，我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1）新兴市场业态的发展机会。（2）中国企业要坚持着“走出去”的机会。（3）有着技术改革的机会。（4）中西部地区有着崛起的机会。（5）城镇化的机会。（6）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7）服务行业有着跨越性发展。
某金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引领着经济增L的主要动力就是三大区域的战略，也就是指长江经济带、京津翼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我国的这些战略也会给相应的地区带来极大的潜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主要是带动着基础设施的需求，根据开发银行对于未来的基本推测，在未来的10年中，基础设施的建设会逐渐增加，可以说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可以带动着社会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也要不断的扩大内需，尤其是对国民经济和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创新点。从目前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来看，互联网金融业已经成为了新的产业群，也有着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有望进一步的推动传统产业的不断升级。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商业银行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形态和经济新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倒逼着传统产业的不断升级，也就是将互联网的思维应用到大数据中，这样物联网就会成为信息产业发展的新的浪潮。
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已经出来，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没有真正的实施，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户籍登记管理条例依旧存在，人代会并没有将其改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对相应的法律进行落实，但是除了法律上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利益的问题，政府与地方的问题并没有协调好，社保医疗和财税改革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4结论
大多数人认为城镇化所需的基础建设和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虽然都不失为主要的新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也可以跳出这些投资，寻找更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严重，政府可以积极扶持健康医疗产业。北京已经成为全球唯一一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城市。国家未来有望投资整个体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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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4
2015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增强做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的号召，强调完善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围绕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创新金融服务管理;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推进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着力防范经济转型和机构调整中的各类金融风险。为此，金融部门要结合地域情况，在实践中处理好新常态下的经济金融关系，在发展中处理好银行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协调发展的关系，在经营中处理好稳健经营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切实把握好金融工作的主动权。
要历史地看新常态，顺应时展，增强对新常态的自觉和自信。从改革开放、小康社会建设、科学发展实践、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一路走来，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转型发展新的形态要从过去脱胎而来，需要消化，需要聚能，要历史地看，才能增强新常态的自觉与自信。
要辩证地看新常态，全面把握新常态，增强服务新常态的适应性。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单从经济角度看，它同“新四化”、同区间调控、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等联系在一起，同时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事务等领域的改革推进联系紧密。新常态需要党的建设、法制建设、政府职能来助推。从经济金融的关系角度看，新经济条件下，已经出现的许多金融新业态，将在市场选择中逐步优胜劣汰，这需要我们观察、思考，从有利于经济金融发展实际出发予以关注和引导。从新旧交替的角度看，新常态下有一系列关系要认真把握好：首先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从全局来看，一些传统的东西正逐步被取代：从局部来看，进入新常态并非齐步走，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就拿笔者所在的地域来说，资源型经济支撑特别明显，进入新常态应逐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过去传统的支柱产业要客观分析，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就要继续推进、继续服务、继续支持。其次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在新常态九个表现中都有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特点，在发展历程中，这些关系会相互转换、新陈代谢并循序渐进。从全国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降到中高速增长，并非是所有的地区都下降，按照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要求，符合产业政策该松要松，速度会高一些;不符合产业政策该紧要紧，速度会慢一些。因此，金融部门在新常态下做好定向发力很重要。
要务实地看新常态，抓住新常态带来的机遇，增强引领新常态的能力。新常态每一个方面特征，都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机遇，金融发展的机遇也将伴随。金融部门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工作的超前性，通过调查研究，对新常态下一些新的经济组织，一些新的生产、消费、投资方式，加以引导和支持。从消费的角度看，个性化、多样化逐渐成为主流，传统的消费将仍将长期存在，不论何种消费的有效需求，金融都要支持;从投资的角度讲，现资将逐步超过传统产业投资，金融商机在传统和现代中都存在，需要我们努力把握;从外贸的角度讲，竞争优势仍然还在，同时大规模走出去、高水平引进来同步进行，加紧培育新的增长优势，必然会拓展金融服务的空间;从生产能力产业组织的角度看，传统的生产超出需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不是旁观者，要积极参与;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人力资源的优势将逐渐被人力资本技术含量的优势取代，经济金融增长的动力将更多立足于此;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渐向质量型、差异化的竞争转变，金融信贷的引领作用将顺应这一趋势;从资源环境的角度看，顺应良好生态环境期待，绿色金融将应运而生;从经济风险的积累和化解的角度看，整体经济下行，去杠杆化、去泡沫化过程中一些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化解风险的体制、机制要完善，金融风险的防范将显得更为重要;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角度看，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通过市场机制探索未来产业方向，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才能适应经济新常态，这将对金融管理经营产生深刻影响。
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5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上既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忧患心”，又坚持战略思维，彻底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保持“平常心”。另一方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从过去的传统粗放转为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上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人民日报评论员（2014年8月5日01版）
二论：《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
告别了高歌猛进，中国经济步入新的运行轨道。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适应新常态，面对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运筹帷幄，全国人民迎难而上，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稳中有进势头，出现积极变化。――人民日报评论员（2014年8月6日01版）
三论：《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
新常态有长期性，要求我们保持平常心。一是冷静理性，不急不躁，顺势而为。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放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轻易不搞强刺激，不踩大油门；同时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力求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既不过速，也不失速。二是积极主动，开拓创新，尽力而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人民日报评论员（2014年8月7日01版）
四论：《经济新常态思想具有丰富内涵》
同志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这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与波动特征。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看，在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阶段，因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产业链更长，经济增速的波动幅度较大。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随着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优化升级，经济增速趋于下降，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优化升级，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转变，增长波动较小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将更趋平稳。――张来明李建伟（2015年3月13日07版）
五论：《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6
摘要：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新常态”一词至今，经济发展新常态已经成为理论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使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中国经济，传导最高决策层在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准确判断。中国经济新常态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不可逾越的新时期，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增强信心，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克服现实阻力，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共同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早日实现经济奇迹的“第二春”。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时代特征；应对思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过程
“新常态”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热词，在我国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是在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这是对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清醒认识上的重大战略判断。2014年7月，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提到：“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11月，在aepC峰会开幕式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常态”，对新常态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随后，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判断未来走势，辩证地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最新权威概括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特征
在aepC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认真学习关于“新常态”主要特征的重要总结，顺着这一思路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可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阶段特征概括为：
第一，年均经济增速放缓呈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减速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我国经济增长一改30多年来的年均9.87%的高速度，2012年初至今各季度的GDp增长率保持在7%-8%之间。如今我国7%左右的增长速度相对其他大国经济来讲依然是高速，实际增量依然十分可观。一个经济体在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减速呈换挡趋势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所以我们应该科学认识并理性看待经济速度“换挡期”，用“平常心态”对待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进入经济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如今更需要改变不顾资源短缺、只看重增长速度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我们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开发利用新能源，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进，打造“美丽中国”。未来方向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走创新驱动型发展道路，使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质量“上台阶”。
第三，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优化升级。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处于第二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状态，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首次成为国民经济的最大部门，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的历史性跨越。2015年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中国经济进入了第三产业主导发展的阶段，这将会给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特色经济效益。
第四，经济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更加多元均衡。过去我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要素驱动，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但如今这三大要素均面临着众多约束已难以维系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因此转变增长动力势在必行。另外，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中，过去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由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内需成为经济发展最大动力。我国经济正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型新常态经济，为中国经济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应对思路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经历的不可逆转、不可逾越的新时期，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全面看待新常态，顺应时展，采取有效措施平稳度过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
第一，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树立新常态思维。曾说：“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面对经济减速增长，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抓住机遇沉着应对，满怀信心地向“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美好前景进发。另一方面，要认清新常态带来的挑战，主动出击调，沉着冷静主动作为，保持战略平常心，实施改革新政策，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迈向新的高度。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动力。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适应新常态寻找新动力，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态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成员。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深化财政金融改革，让其发挥对经济的导向作用，在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
第三，重视人才培养，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是应对经济“新常态”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进入“时代”的核心思想。创新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吸收国内外高水平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为创新驱动提供人才支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积极引进和利用世界领先的创新成果，吸收先进科技成品为我所用，更好适应新常态，迎接新发展，展望新未来。
第四，要坚持推进改善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福祉。民生工程是国家和政府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真实体现。惠民生始终是经济工作的根本落脚点，老百姓是否得到实惠是检验经济工作成效的最终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新矛盾，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就是要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规划“十三五”的启动年。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式进入“7时代”，这是引领中国进入新常态的标志性一年。未来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顺利实现旧常态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再创中国经济发展的二次奇迹。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在河南考察[n].人民日报，2014-05-12
[2].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11-10
[3]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12-12
[4]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J].河南科学，2015-01
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7
关键词：“四个服务”宗旨；治国理政“三新”；思想政治工作；主阵地
Doi：10.15938/ki.iper.2017.02.002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2-0005-07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服务”是我国高等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宗旨，治国理政“三新”思想是党的十以来形成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把治国理政“三新”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服务”宗旨融为一体，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主阵地，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是现阶段高校“思政课”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
一、“四个服务”宗旨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体现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显著特征，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对社会主义高校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这一明确定位，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具体的，具有实H内涵。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是具体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德育教育的主渠道，和“四个服务”宗旨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解决好现阶段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把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三新”思想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正能量。
治国理政是执政党领导国家管理事务的基本方略，是党执政能力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具体体现，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展示了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显示了治国理政清晰的“三新”思想发展脉络。“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战略布局内容的具体化，治国理政是“四个全面”在思想、理念、战略高度的进一步提升。
“四个服务”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德育教育的内容，立德树人是立身之本。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德育教育既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也要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四个服务”培养目标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和中国德育教育的特色。我们既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遵循教书育人、遵循学生成长的三个一般规律，更要强化我国德育教育“四个服务”宗旨的特殊规律，把德育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根本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立德树人的现实体现。
说，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总书记阐述的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对人才培养内在关系的辨证论述，是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在观念上的引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一流大学的标志是培养出一流人才，一流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德树人，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有了精准定位，智育体育美育教育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离开了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就会在培养一流人才目标上出现偏差。
遵循社会主义一流人才的培养规律，指出人才离开了德，就不是真正的人才，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是负能量、甚至是有损于社会的人，一个具有高尚思想道德的人才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去学好各种知识；是否能用好各种知识，最终也是由德决定的。在顺应时代、有利于国家、社会、人类的问题上德育始终放在第一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在培养人的问题上，作为高校、作为培养机构和教育者必须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认识。
二、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三新”的具体体现
中共十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是为发展奠定基础和创造更好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治国理政不仅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必须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特别是当前新常态面临的新问题，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1]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对理论发展和创新的迫切需要，更是体现我们党的治国方略和理政能力的重要展示。治国理政更重要的是对解决现实问题要能够拿出得到人民群众认可的方案和有效措施，在新常态下继续引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对党中央治国理政能力直接的现实考验和挑战，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源。
1.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经济在持续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到2010年代，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特征，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们在新时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当前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出发点。
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的大角度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经济新状态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在时间上，新常态是我国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在空间上，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我国依靠出口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发生变化，必须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的变化，就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是对发展形成的新的巨大挑战。
认识新常态要抛弃旧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用创新理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辩证法，在理论上做出新概括，在政策上做出前瞻性安排，实现要素更合理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坏来判断，它是一个客观经济发展的状态，具有内在必然性，新常态也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把不好的现象、难做的事情都归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我们在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也是我们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据和要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我们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不能再沿用原来的发展方式、理念、战略和政策措施，必须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出发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如何面对新的经济特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一是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走内涵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三是从要素驱动、出口驱动、投资驱动促进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首先，认识必须准确到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其客观性，在持续了几十年的高增长以后，我们需要休身养息，有一个发展相对平稳的调整期，在发展的各种要素都绷得很紧的情况下不可能去解决许多存在的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结构问题、分配问题、各种社会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等等。就象一个人在长期付出高强度的劳动以后，需要暂缓一段得到恢复。这样的发展符合规律，新常态不是不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只是发展的速度慢一点，缓一点。
其次，新常态要重点解决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突出的是结构问题、生态问题、房地产问题、创新问题、国际环境问题，这些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些问题会被掩盖，但长期积累的结果会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经济稳一点、慢一点发展，使能够有精力着重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新常态重点要着力解决问题，是集中解决问题的时期。目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加快D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包容性发展，构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发展新机制，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把转变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扎实推进结构深度调整，以振兴实体经济为主线完善相关政策，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产业新体系。
再次，新常态时期也是重新积蓄力量、蓄势待发的时期，我们把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解决了，把经济关系理顺了，把各方面的问题协调好了，就有更好的发展基础。在这过程中，随着新的理念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将引领我们更高质量的发展，不仅实现发展动能的转换，而且能够更高质量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积极性，这也是新常态时期要实现的目标。
认识新常态的特点，适应新常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约束，引领新常态条件下的新发展，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新常态基本特点、科学内涵作了精辟阐释，对新常态怎么看、新常态下怎么干，提出了明确要求，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与时俱进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三大转变：即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结构转变、发展动力转变，既是我们原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实际出发当然要研究“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实际，从理论上解释和回答各种问题，研究和解决面临的现实难题，更好地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
第一，新常态下已经不可能再出现过去两位数的持续高增长，要保持稳定的高增长是努力要实现的目标，虽然对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也在增加，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和条件将越来越严峻，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市场约束、增长方式的约束、土地约束等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发展观念的约束也将成为软约束，过去粗放型的增长不仅不能再存在，而且成为制约增长的主要障碍，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又不是轻而易举，短时间内就能够实现，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说过去实现粗放型增长的高速度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现在实现内涵型的中高速增长就具有更大的难度。“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解决的是降速度的难题：即粗放型增长的高速度增长转变为内涵型的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速度上我们不再是追求快，而是追求好、追求优。
第二，新常态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和优化，经济结构既是在经济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结果，又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条件，经济结构不合理、失衡既和长期追求高增长有直接关系，又和我们在很多方面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发展有关。调结构、结构优化、升级更是一个伤筋动骨的事情，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的变化，市场的变化等等，还关系到生活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等，从根本意义上说，还是一个生产结构问题，生产是出发点，生产结构改不过来，结构升级和优化也是实现不了的。
第三，新常态下必须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源的转变，从要素驱动发展转向创新驱动，过去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的要素驱动是我们的传统习惯做法，现在习惯的做法不能用了，不习惯的做法成为主要驱动力。增长源的转变对企业、对整个社会都是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面临的经济环境不一样了，过去我们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企业，现在面临的对手主要是世界的超强企业，我们现在和世界一流企业的主要差距在于创新能力不强，我们的大多数工业产品不具有世界的品牌，只能处在低端市场，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创新不只是一句口号，需要有理念、制度、体制、市场竞争、利益机制保证等各方面的条件保障，创新才能成为社会共识和共同行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不是通过到处宣传才真正成为每一个企业的生存之道。我们的企业只有真正做大做强做优了，才能真正具有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成槿帽鹑送而生畏的企业和产品品牌。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落脚点在于引领新常态，具体如何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如何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理论上回答、研究这些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遇到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也不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我国原来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来说也是全新的问题。因此，不会有现成的理论、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模式，实践提出的问题，需要在实践发展中来总结经验、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模式。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的变化一定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从而推动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实际，把它作为治国理政解决现实问题的着力点和聚焦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实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新提法，内涵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提出的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我国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战略性举措。也是治国理政“三新”的重要内容，在理论上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突破了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主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把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通过提高供给质量实现促进发展的目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上，比较多的是运用扩大总需求的手段，例如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就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侧重需求管理带来的问题是经济结构性的矛盾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发展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新的需求能够激发供给的改善和发展。需求侧管理，重点是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管理，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结构性改革，使供给结构更好地符合需求结构的要求，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的供给，不是以需求量的扩大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通过调整供给结构，优化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使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从提高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入手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在调整结构。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同时也存在着产能严重过剩，我国迫切需要的大量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要依赖进口，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很好适应市场需求，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的“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发展。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翻版，也不是宏观调控简单的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而是把重点放在改革供给结构，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创新和结构改革为动力，是从我国实践情况出发的理论创新。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有益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提升经济发展整体质量，也是当前治国理政要着力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集中体现。
3.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和实践
中共十报告指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3]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城镇化是关系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深刻变革的伟大实践，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粗放扩张、人地失衡破坏环境的老路走不通了。我们必须走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是“四化”同步推进，指出：“解决好人地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城镇化最基本的趋势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4]
城镇化和工业化良性互动，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劳动力吸纳器，也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没有工业化的相应发展，城镇化就没有内在动力，也解决不了劳动力往哪里去的问题，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导致城镇化的发展，二者实际上是同一过程在两种不同领域的表现，没有离开工业化的城镇化。所以，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有效措施首先是加快工业化发展，而不是离开工业化去采取政策和措施加快城镇化发展，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根本而在做效果有限的事情。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化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其内涵比传统工业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包含了各种非农产业的发展。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城镇化就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农业现代化过程是农业中实现较少劳动力和大规模土地的结合，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用较少的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就能够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从事非农产业，人口和大量劳动力随之进入城镇，实现城镇化。由于农业现代化发展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释放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关系是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劳动力、人口不仅居住在城镇，而是在城镇从事工作、学习、生活，真正成为城镇的人，生活方式的真正改变才是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变为一元结构，才是城镇化的核心所在。
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上，必须要把握的是农业现代化推动了城镇化，而不是相反，这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关键。我们应该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否则，不符合二者的发展关系和先后的自然顺序。新型城镇化内涵还包含了人和信息化结合人的现代化，体现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治国理政新战略的重要热葜一。
4.农民、农业、农村“三农”发展理论和实践
农民、农业、农村这“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解决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低下，农业在产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发展全面落后。农民是我国人口中最大的群体，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我国社会的主体，“三农”问题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也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
“三农”问题的存在有较长的历史，这和我国的传统的农业国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一问题又会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某个时期会比较突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农业的跨越式发展，“三农”问题显得不那么突出，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三农”问题没有得到较好发展，持续徘徊了一段时间，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就显得明显滞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没有退路，必须打好解决“三农”问题的攻坚战。
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如何在这中间寻找一个突破口是关键，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核心要抓住农业这一关键。农民收入低下，农村发展全面落后，都源于农业在产业中处于弱势地位，即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农业，具有小农特征的生产方式严重拖累了“三农”的发展，也拖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这是“三农”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农业在产业中的弱势地位。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基本遵循以下的思路：
第一，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我国有13亿以上的人口，必须立足国内生产粮食，实现基本自给。提出：“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产业……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把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稳定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的大事，”[5]我国13亿人口的国情决定了把粮食问题寄希望于国际市场来满足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做到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粮食安全实际上就是口粮安全。在我国，粮食安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是基本的底线。
第二，加快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是生产关系的重大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业经济体制进行了巨大的改革，农业生产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体制改革为今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体制，但是，改革还要不断深化，重点是集体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土地制度条件，中央提出的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我们当前深化改革要打的攻坚战。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农业经营主体的转换，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由个体农民变为农业企业、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极大增加农民的收入，并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从治国理政“三新”出发解决“三农”问题的大思路。
把治国理政“三新”落实于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使“思政课”教学更紧密联系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更贴近现实，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更好认识新常态。
三、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思政课”教学的核心是深化内容改革
的治国理政“三新”是“思政课”教学的主旋律，也是不断改进、深化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中心任务，要把深化教学内容改革作为加强“思政课”建设的核心，使教学更好地践行“四个服务”宗旨。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思政课”教师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求把时代进步和实践创新作为教学内容改革与时俱进发展的根本依据。
因事而化，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化为治国理政的“三新”内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离开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解释今天中国的实际，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今天治国理政“三新”思想就是和中国国情和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时而进，是按照时代进步而不断创新，离开了时代变化，我们的思想进步就会失去汲取养分的母体。时代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并存既竞争又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但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面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之难前所未有，我们的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发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势而新，是随时间和形势变化理论不断创新，思想和理论总是随着时间和形势发展而更新，我们的思想和理论不能停留在二十世纪，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百多年前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断，不能以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和思考今天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不能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中的而化、而进、而新就是要因事、因时、因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政课”水平高不高、效果好不好、阵地牢不牢。全国高校要打一场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以实际行动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迈上新台阶。”
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必须把教学内容改革和科研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教学和科研都是自己的职责，要树立教学是天职、科研是本份的强烈思想意识，在不断提高教学能力的同时提高科研水平，切实改变“思政课”教师教学强、科研弱这样不平衡的负面现象。提升科研水平，关键在于自己去寻找课题，除了纯理论研究课题以外，在教学方法中、在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中都有大量的科研题目。“思政课”教师在这方面比其他教师有更大的优势和潜力。在科研上没有方向，根本的问题是自己没有找到科研的问题，有问题就有题目，我们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去年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治国理政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6]这就是我们要努力遵循的科研方向。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12-12（1）.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2-22（1）.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3.
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8
新常态是搭建在新经济发展系统内的新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以及模式，它属于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采用的是全新的管理方式，本质为经济体制的变革。从经济管理层面看，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的本质是“提质增效”，它所指向的是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新常态经济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速度，新常态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趋于平稳；二是经济结构，要求不同行业要不断优化升级自身的经济结构；三是经济内驱力向创新方向发展，即要变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创新驱动[1]。
2新常态背景下农村经济管理创新的意义
农村经济管理所涉及的范畴较广，要收到实效，必须解放思想、紧扣时展脉搏、提升危机意识、改革农村内部经济体制。在新常态下，革新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2.1顺应时展步伐。在新常态下，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化更加突出。相对于国内平稳的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相对滞后。这和农村的经济管理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农村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缺乏相应的经济管理法律作为支撑，而新常态为农村经济体制管理的革新指明了方向。在新常态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的技术、产品如雨后春笋，投资机会增多，市场向着质量型、差异化方向发展。革新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势在必行，也唯有如此，才能顺应时展的步伐。2.2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新常态下，革新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以全新的经济管理思想来保证经济管理模式的顺利运行，方可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产业发展为例，以往农村产业走的是低成本路线，而在新常态下，这种优势不再明显，相反要通过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来带动农村产业的发展，以此拉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2.3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来看，其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经济体制改革将是重中之重[2]。在新常态下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不仅能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3新常态背景下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的对策
3.1创新财务管理体制。在新常态下，农村经济增长逐渐平稳，增长动力向着多元化发展发展，前景更加广阔。农村经济在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动力转变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新常态下，农村经济对市场的需求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增强，这也就要求不断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并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农村财务管理体制。目前，村级财务委托制度逐渐完善，部分地方开始引入第三方组织来规范农村财务管理，创新管理将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3.2优化制度管理方式。在新常态下，要结合农村经济发展规律，优化经济管理制度，以此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如民主理财制度和财务公开制度、村账镇制度、一事一议筹资制度等。要切实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优化每一项制度，以制度来保证经济活动的落实。3.3强化新技术的运用。新常态所呈现的本质特点是“新”，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呈现。在广大农村，新的产业在不断兴起，一些小微企业也得到了健康发展。要实现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还得以新的技术作为支撑。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中，新技术的应用需以互联网为载体，在规范会计电算化的基础上，促使管理方式向智能化、专业化方向转变[3]。
4新常态下农村经济管理创新实践
在新常态下，昭通市昭阳区北闸镇在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转变工作思路，大胆创新，全镇经济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2016年，全镇国民生产总值达9.3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农业生产总值完成1.91亿元，增长7.9%；工业生产总值完成0.46亿元，增长6.9%；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完成0.56亿元，增长7.6%。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76.6元，同比增长13%。外出务工人员9238人。耕地总面积2110hm2，农作物种植面积6758.5hm2，其中粮食种植面积5044hm2，总产量2993.6t，比2015年增长2.4%，人均占有粮食54.07kg，比2015年增长5.2%；烤烟种植面积26.67hm2，比2015年增长1.6%，产量61.91t，比2015年增长1.6%；蔬菜产量12038t，水果产量24286.9t。畜牧业产值1.03亿元，林地面积4733.3hm2、林业产值0.08亿元，渔业产值0.01亿元，全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703.3hm2。4.1全力推进工商业发展，综合实力迅速提升。紧紧围绕北闸镇实际，强化工业强镇意识，坚持以项目推进为重点，突出发展工业不动摇。一是稳固重工业。作为全区传统工业重镇，北闸镇在积极探索“产业转型”的同时，重点兼顾对全镇1家油库、2家大型水泥厂、6家页岩砖厂、4家合法煤矿、13家糕点小作坊、20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和16家砂石料厂的监督和管理。二是培植新产业。2016年新增个体工商户140户，新注册规模以上企业137家，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47家、个人独资企业25家、合伙企业3家、内资公司62家，一大批新型企业的出现，在不断优化全镇产业发展结构的同时，也在带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上作出突出贡献。4.2全力推进农业发展，各项指标持续攀升。镇政府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中心，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切实抓好种植业、养殖业两大主导产业，扎实推进农业农村工作。一是农业生产全面提高。北闸镇农作物种植面积6758.5hm2，其中粮食种植面积5044hm2，总产量2993.6t，比2015年增长2.4%。二是畜牧养殖业稳步发展。2016年，全镇生猪出栏8.03万头，年底存栏3.93万头；年底肉牛出栏0.1万头，存栏0.2万头；肉羊出栏0.49万只，年底存栏0.52万只；家禽出栏14.38万只，年底存栏4.78万只；全年肉类总产量5.4万t，禽蛋产量200t。三是林业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年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109份，新增永久性标语46条，发放户主通知书3000余份，省长防火令60余份，市长防火令50余份。2016年全镇未发生一起重大森林火灾事故。4.3全力推进民生建设，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一是认真落实“教育兴昭”战略，进一步深化全镇教育改革，增强北闸镇教育发展动力。2016年积极主动争取上级相关部门的支持，对北闸、邓子、塘房和新田幼儿园等学校教学综合楼进行拆除重建，新建岩脚小学教师周转房，彻底消除板房，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也保障了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使教育水平得到有效提高。二是坚持“文化强镇”理念，有序推进乡镇文化站工程建设。积极组织开展“世界读书日”和“全民阅读”征文比赛等活动；进一步加强对村级文化室扶助和管理。新建文化广场1个，进一步解决群众文化生活匮乏问题；组织参加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歌咏比赛、第五届“大家乐广场舞”比赛和昭阳区第一届农村文艺汇演。三是认真落实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主动适应并积极探索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圆满完成计生服务中心与卫生院合并工作。四是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入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全面完成新参保登记、保费征缴等工作，续保率达97.35%。基础养老金发放率达到100%；巩固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保，2016年参合人数共47619人，资金共571.428万元，参合效率达到了100%。
5结语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遵循的发展。在新常态下，西部农村迎来了改革的春天。新常态为农村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契机，在新常态背景下，要不断革新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以新的理念、新的管理方式、新的技术来加强对农村经济的管理，这样才能让农村得到快速发展。
作者:郝仕季单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北闸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尹秀琴.新常态下我市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探讨[J].农民致富之友，2016（14）：15.
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9
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新常态是新挑战，也是新动力和新机遇，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科学制定战略战术，就能化挑战为机遇，变新常态为新风景。同时，新常态对创新环保工作，谋划“十三五”环保规划编制，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环保工作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
要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新常态
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是创新推进“十三五”环保工作的重要前提。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从容状态，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强调经济发展既不能片面追求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也还要保持合理发展速度防止经济惯性下滑。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源环境要素投入呈现下降态势。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环境保护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在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必然的，是潜在增长率作用的结果。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想要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维持永动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做不到的，而且资源环境也承受不了。伴随中国高速增长的不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还有环境持续恶化、能源依赖迅速增强，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牺牲环境、健康的方式已无法继续下去。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要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思维定式，也预示着长期以来以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片面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质量的经济发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民生福祉方面。同时，新常态更加注重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容忍和主动承受短期的调整甚至阵痛，努力让民众享受到更现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经济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环境，这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标准。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和挑战
在推进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环境保护面临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机遇大于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让危机加重，新问题累积，错失改善环境质量的良好时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
改革红利释放，环境质量进入改善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明确了转型发展的路径和制度保障，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意志更加坚定，人民群众空前关注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全国上下有望统一思想，真正迈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期。
创新驱动增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进入关键期。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较多地依赖资源过度开发，资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强度、产出和效益低下特征明显。“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
经济增速换挡，污染物新增量涨幅进入收窄期。GDp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通道，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减缓，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总量和结构都在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粗钢、水泥以及铜、铝、铅、锌等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产量预期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出现峰值，传统污染物新增量同比下降，污染物排放高位趋缓。
能源消费增速趋缓，污染排放叠加进入平台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机遇，能源消费结构已悄然发生变化。能源需求开始呈现“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业增长缓慢、能源强度控制增强，经济总量与化石能源需求将逐步脱钩。apeC会议特别是中美联合气候变化声明签署后，能源和碳减排任务日益明晰。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均衡期。我国城镇化率已跨过50%的门槛，其增长率已从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长期，城乡更加统筹协调，国土空间优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缓解的机会窗显现，环境污染增量的增加相对下降。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挑战
世界环境利益多元复杂、争夺加剧。“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将持续慢增长态势，脆弱性、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趋势明显。世界人口增长，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加剧，相关博弈将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美国重返亚太等经济政治因素，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重大压力。国际上对我国环境履约将持续施压，“绿色壁垒”需积极应对。
布局性污染点状转移面上扩张、叠加明显。区域发展格局及城镇化形态发生转变，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与区域型环境污染呈现新的特征。东、中、西部环境治理呈现不同特点，区域差异和分异明显，分区分类精细化管理挑战加大。产业区域梯度转移带来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空间结构的变化。承接产业转移地区的环境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既要考虑东部沿海产业升级对污染排放的利好趋势，又要深刻认识中西部能源重化工产业增长带来新的污染压力。传统与新型环境问题叠加，出现农村环境叠加城市环境、生态退化叠加环境污染、国际环境叠加国内环境特征。
产能化解亟待打破瓶颈、加速转型。近年来，一些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发展成支柱，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许多产能由既落后又过剩转变为过剩但不落后，长期性产能过剩态势显现，进一步淘汰压减将更多涉及非落后产能，企业有较大的抵触心理，政府赔偿企业损失带来的财政负担显著加重，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污染治理迟疑不决、患得患失。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处理好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和就业保障的关系成为难题，环保资金投入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变数。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滑，政府环保投入长效机制难以为继，污染治理主体承受力下降，治污决心和行动出现迟疑，有的企业可能不上治污设施、上了治污设施也不正常运行，甚至偷排漏排，监管难度加大。
环境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效率不高。社会公众环境权益观增强，环境公平正义的诉求与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快速提升，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差距较大，可达、可行、可接受之间的综合平衡难度极大。体制机制改革的阵痛可能持续时间较长，财税体制等改革短期内对基层环保能力、重点问题的专项治理影响大，制度性供给能力亟待加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方向
在深化环保工作任务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强化环境质量管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态功能区、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在健全完善环境监督方面，要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规范污染物排放许可行为，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超总量排污。大力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各类排污指标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加大排污权交易的组织机构和监管能力建设。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健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相符合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体系，改革环评制度，以环评作为结构调整的调节器、绿色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强化源头管理。扎实构建科学的环境监督体系，将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落到实处，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深化对企业的环境监督，严格环境执法，不断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严格环境保护的绩效考评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指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行政审计和离任审计。加大环保投入、发展模式和机制创新，大力发展生态金融，建立稳定长期的支持政策和支持方向，大力发展环保战略性产业。
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篇10
新常态下的主要体现和预期
记者：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如何理解新常态？
王小刚：所谓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现象。
首先从增速上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和人民财富成倍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按照经济规律，经济规模大了以后，传统的内生动力在减弱，增速有一个逐步趋缓的过程。其次，资源环境的压力迫使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过去经济增长是传统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巨大代价，高速增长的背后也积累了深层次矛盾，所以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第三，国内的投资拉动、国际的外需拉动这两个增长的动力要转换为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向创新驱动转变，把传统的制造业转移出来，发展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面向未来，我们也必须推进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创新大国转变，换句话说，我们也要面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寻求我们自身的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三个方面都促使我们进入新常态。
记者：新常态下四川的经济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王小刚：对四川来讲，新常态还有特殊的含义：一是和全国一样进入新常态，二是回归四川自身的“新常态”。四川的经济增长有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部大开发以前，四川经济增长落后于全国;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相对速度比全国高10%-20%。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们发挥制度的优越性，进行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全国都对四川大力支持，4万亿投资中有1万亿用于灾后重建，使得四川经济出现一个非常态的超高速增长，GDp增速达到15%甚至更高，高于全国50%-60%。灾后重建结束以后，四川经济有一个回归自身常态的问题，从灾后重建这个非常态回归到自身发展的常态。
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有需要且有可能
记者：魏宏省长称四川经济既必须坚持高于全国增速的发展速度，又要在战略上保持平常心态。那么我省如何在转型升级和合理增速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王小刚：增速高于全国，一是有需要。从国家来讲，加快西部发展是国家战略需要，否则全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受影响;从四川来讲，总体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尽管我省经济总量达到了全国第8，是经济大省，但人均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24位，属于欠发达地区，需要保持较快的增速来缩小与全国的差距，为国家整个区域协调发展做贡献。二是有可能。一方面有国家战略的强力支撑。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提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四川能源、交通、水利投资的潜力很大，对产业转移和外部投资的吸引力也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由四川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四川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快速提升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较强。
当然，增速是相对的，四川经济是全国的一部分，必然也要受宏观环境影响。从历史轨迹看，今后四川经济增幅高于全国10%-20%应该是合乎规律的状态，比如全国7.5%，四川8.5%。坚持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速是可以的，我们对此要有信心和决心。但也要看到四川面临既要保持发展速度、又要加快转型升级的双重巨大压力。一是到目前为止，四川经济的下行通道还未结束，仍然有1-2个百分点的下行压力，保持高于全国的增速是很不容易的。二是产业必须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四川经济以传统产业为主，大规模的灾后重建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步伐，而新兴产业目前还处于培育阶段，所以四川面临的压力更大。
记者：我省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在哪里？
王小刚：四川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体现在多方面：一是发展阶段，我们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内生动力较强。二是要素保障，我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劳动力、水电等能源资源丰富，回旋空间较大。三是改革开放，四川是中国改革的发祥地，四川的农村改革、企业改革都曾走在全国前列，深化改革开放将有力促发展。四是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天府新区的批复等，都为四川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五是转型升级加快，四川正在加快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和五大先导型服务业发展。
优势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经验
记者：魏宏省长提到，四川存在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领域的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怎样逐步解决这些问题？难点在哪儿？
王小刚：这些问题和风险与全国一样，只是四川有些地方比较突出。比如政府债务排在全国前列，但其中有特殊原因：一是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单位GDp创造的财政收入较低，而四川改善和提高民生的任务很重。二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各地都有重建美好家园和加快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很多地方是负债搞建设搞发展。要逐步化解这些矛盾，需要一定时间。
记者：怎样看待四川的产业发展现状？优势产业，如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哪些经验？
王小刚：实际上我最担心的是四川的产业。四川的产业能否支撑经济发展？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四川的传统产业比重大且竞争力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转型升级;而新兴产业处于培育期，还没有形成支柱。我们的产业结构在支柱产业上，形成了一个“断档”，也就是魏省长说的“空窗期”。因此，我们必须既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又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探索用新的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并从传统产业中派生出新兴产业，将二者结合好，促进融合发展。
经济增速下降，居民收入结构也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