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2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要让学生“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基于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近几年来，“古代诗歌鉴赏题”在各地中考语文试卷中以不同的形式频繁出现，屡考不衰。这里所说的“古代诗歌”，包括古代的诗、词、曲等体裁。
笔者抽样统计分析了2013年全国各地100套中考语文试题，现将其特征解读如下。
近几年来，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的考查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考点，如把握内容主旨、体悟作者情感、分析写作技巧、理解经典名句、品味生动词眼以及阐述阅读感受等。这些考点，在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考查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近几年来，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的题型主要包括选择、填空、简答和判断四种。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依旧围绕上述题型“做文章”。统计数据显示，四种题型中，简答类试题“独领”，占总题数的60.5%，填空类试题占总题数的20.9%，传统的选择类试题占总题数的17.8%。
通过对100份试题样本进行的分析可以发现，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题量最少的为1条，如山西卷、江苏南京卷等；最多的为3条，如河北卷、山东德州卷等。从统计数据看，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平均题量约为1.84条，与前几年基本持平。
通过对100份试题样本进行的分析可以发现，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分值最高的为9分，出自四川自贡卷；最少的仅2分，如四川雅安卷、湖南益阳卷等。从统计数据看，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平均分值约为4.29分（前几年稳定在4分左右），这一分值折射出“古代诗歌鉴赏题”在中考语文试卷中的独特地位。
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在文本材料的选择方面具有下列几项特征：
1.课内古诗词“坚挺依旧”。
近几年来，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的文本选择一直以课本中涉及的古诗词为主，其中《课程标准》推荐背诵的经典篇目，如《望岳》（杜甫）、《天净沙·秋思》（马致远）、《渔家傲》（范仲淹）等，尤其受到命题者的青睐。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在文本选择上延续了这一惯有做法。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考，涉及古代诗歌鉴赏考点的70家省市试题中，有44家的文本选自课内（专指单一考查类型，不包括比较阅读），约占文本总数的62.9%。
2.课外古诗词“大举挺进”。
近几年来，部分省市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的文本开始选用课外浅易古诗词，2013年这一趋向越来越明显。在涉及古代诗歌鉴赏考点的70家省市试题中，有22家的文本选自课外（专指单一考查类型，不包括比较阅读），约占文本总数的31.4%。为测评公平起见，不少省市所选古代诗歌呈现出“避熟就生”的特点——所涉及的作者很多系“非著名”之辈，比如李觏的《忆钱塘江》（浙江舟山卷）、徐元杰的《湖上》（四川遂宁卷）等。
从文本“组元”的角度看，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的考查形式大致有“单一课内古诗词鉴赏”（简称“单一课内”）、“单一课外古诗词鉴赏”（简称“单一课外”）、“两首课内古诗词比较鉴赏”（简称“内内比较”）、“一首课内古诗词与一首课外古诗词比较鉴赏”（简称“内外比较”）以及“课内古诗词与文言语段比较鉴赏”（简称“诗文比较”）等几种形式，尤以前两种居多。
针对2013年中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呈现的上述特征和趋势，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积极应对。
首先，要掌握古代诗歌鉴赏常用的术语。同学们平时应有意识地了解并积累古典诗词常识，特别是涉及古诗词主旨评价、手法分析、语言风格、文章结构等方面的术语，做到“有备无患”。
其次，要结合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从整体上分析把握词句内容和艺术特色，切忌孤立分析、片面臆断。
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古代汉语应用型人才培养局限性可行性
随着应用型本科教育理念的成熟，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正在实现研究型精英教育向综合应用型素质人才培养的功能转变，意在培养本专业的毕业生具备专业化、职业化、类型化的综合应用型素质。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能力培养一直存在能力含义、培养目标难以界定，培养方式难以操作，能力效果难以短期显现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古代汉语课程中表现尤为突出。能力培养最终需要课程体现。而具体课程也要紧跟专业能力培养的取向，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探讨“古代汉语”课程实现综合应用型专业能力培养取向的途径和思路，探讨课程的能力培养方式，对课程本身和专业的建设都具积极意义。
一、明确现有应用型专业能力培养理论对本课程能力培养的指导意义
各界同仁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应用型”教育的培养方向进行了大量研究探讨，大致形成这样一个系统论述：
（一）视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岗位中“能否体现专业能力”为能力培养的核心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学历教育与职业素能培养的有机结合，能力培养的方向兼顾专业特征、职业岗位需求和学校定位、学生的能力需求等因素。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除从事编辑、文秘、文案策划等传统“业内”工作外，还会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在职业竞争和母语环境中，本专业毕业生能够表现出具有竞争优势的专业特点，是我们能力培养的核心。具体而言：同样的企业策划，本专业的学生应有更缜密、严谨的思维表述，更浓烈的文化氛围；同样的文案应用，本专业的学生应有更多的词汇语料积累，具有优于其它专业的文字驾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专业职业能力培养。
（二）专业能力培养应具有类型化培养性质
对学生进行分类培养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方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不同的社会工作岗位，对人才类型有着不同的需求，职业能力需求呈现类型化取向。能力类型决定着人才类型，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类型与社会需求的能力类型对应度越高，其社会认可度才能越高。经过一些院校的系统调研，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培养的人才类型除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传统类型外，由于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我们的专业培养类型还出现了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等多种“业外”类型。专业能力不具有类型化特征，谈不到“应用”。
（三）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在于发掘大学生自我培养的潜能
学校教育不具有终身制，但应具有终身性。能力培养，应虑及培养对象的能力需求，发掘大学生自我培养的潜能。一方面利用大学生已有的语言能力，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另一方面，利用学生的能力需求和能力取向，投其所好；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充分认识到“培养能力，其实是培养自我创造力，自我能力滋生力”。任何能力都不是他人赋予的。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是一种能力创造，是使学生不断完善自己的潜能和意愿，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提高和充实自己。
系统的专业能力培养理论指导各门具体课程。而具体课程实践、实现能力培养目标，要在虑及社会岗位职业需求、学生能力需求等因素的同时，从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评价方式等要素入手。
二、明晰现阶段古代汉语课程能力培养的局限性
古代汉语是专业能力培养的有机组成。但在现阶段专业能力培养的构建中，古代汉语课程的能力培养并没有多少举措。除一些师范类高等院校在此类课程的实用性方面进行了适度探讨外，非研究型的高等院校在这方面的课程改革尝试都不多。师范类高等院校学生的培养方向，兼有研究型和教学型特征，这一职业应用能力的独特性决定其课程的改革探讨并不适于其它职业应用型为主的普通高等院校。
现阶段，多数普通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明确了自己的培养方向，如涉外文秘、企业文秘、影视编剧等。但古代汉语课程的设置基本沿袭研究型培养模式的框架，教材也选用传统的教材。比如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等。这类教材理论体系严谨，内容含量大。任课教师纷纷苦于课时量的不足，只好将教学内容一压再压。同时，课程严谨的语言学理论，对部分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而言，艰深枯燥，学生学习兴趣偏低的状况一直难以改变，有些院校的学生就戏称古汉语为“苦汉语”。教师只好缩小课堂容量，降低学习难度。可这样做的结果是知识起点降低，甚至与中等教育重复，非但没有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反而失去了课程本身的学习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课程设置时起，王力、陆宗达等前辈就将古代汉语的课程性质定位在“工具性”范畴。王宁近年还进一步提出课程培养的目的在于“形成起码的中级语感”，“建立终身阅读的观念，为终身阅读打好基础。”这样的课程定性和培养目标在研究型高等院校具有普遍意义。但在以培养职业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普通高等院校，缺少相应的“应用型”特征。加之教学实践中，师生对这一性质的理解都存在片面性。觉得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基本不会进行大量的古代文献阅读，忽视了古今汉语的共通性和语感培养，让注重实用效应的普通大学生难以在短期体会到能力效果。
我们目前的主流授课模式，也形成于传统课程定性和培养目标指导下。这种“通论+文选”的形式，基本是一种硬性授出，理论输出性强，实践空间小。综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要兼顾专业培养特征、社会职业需求、学生的能力需求和学校的定位等要素。而现有培养模式考虑的角度仅局限在专业的培养特征方面，欠缺对社会职业需求、学生的能力需求和学校的定位等要素的考虑。对专业的培养特征过分突出，追求专业的学习和传承，进而忽视了其他要素。对课程性质的理解、教材的使用、培养目标的界定、授课方式的守袭等现状，都与应用型能力取向形成矛盾。
三、探寻古代汉语课程能力培养的可行性空间
任何一门课程，都具有能力培养的多向空间。我们对语言类课程培养能力的开发往往仅固守在“传授语言理论”，借以指导语言应用和研究，进而培养学生“分析研究语言问题的能力、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形成良好语感”的范畴。但如果论及“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就有两个简单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何为“正确”，语言能力呈何种表现状态，才是一个该专业毕业生应该具备的？举一个例子，许多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工作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也基本不会有多少语言错误。甚至一些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语言使用能力不仅正确，而且超常。相反，一些本专业的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其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并不突出。可见，“运用语言的能力，培养语感”都是宽泛笼统的概念范畴，涉及因素很多。具体到每门课程，就要迎合培养目标，明确“是什么样的语言能力能够体现类型化的专业特征，能够使学生在岗位职业竞争中受益？课程的哪些内容、训练形式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个体的语言能力会有多种运用范畴。研究性培养方向，重在使学生掌握理论。注重对理论的辨析、传承和深入研究，进而推动理论的发展。相反，应用型为主要培养方向的高等院校，学生对理论掌握缺乏兴趣，原因就在于他们感觉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缺少理论的使用机率。他们需要的是观察语言现象的敏锐力，发现、辨析典型现象的识别力，需要对各种语言现象的理解和应用。进一步说，就实用性而言，学习者对经典语言现象、语言材料的积累和体悟，将更有助于实际语言能力的提高，更能体现专业职业能力。
理清这些思路，我们发现，古代汉语及其他语言类课程的能力培养空间其实还在“语言理论+语言现象”的传统格局中，在于对“语言理论”和“语言现象”传授目的的区分。研究型、教育型培养模式突出的是语言理论的传承和研究，应用型的培养模式应当突出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现象分析、积累和应用。为证明这些思想，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基本解决诸如课时有限、课堂气氛沉闷的一些表象，还为学生提供了语言应用的训练：
我校是财经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向定位于“财经文秘”。按照惯例开设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语言类课程。另设有文字学、汉语史等选修课程。古代汉语课程用许嘉璐编著的《古代汉语》教材（1992年版），分上中下三册，课时仅68学时。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来体现“应用型”思路：
1.增加古代文选的阅读量。对教材选文进行筛选，按精读、自读分类。其中精读文占所学选文30%左右。精读选文提供阅读方法、阅读技巧的示范，提供语法规范样本；自读选文要求学生结合注释自我阅读，进行现代汉语的转换复述，放弃逐字逐句的翻译习惯。并利用课余，开展“成语知识大比拼”“我看古今风俗”“讲古事、论古人”等活动，扩大课堂辐射力。
2.保留理论体系“文字、词汇、语法、音韵、训诂”的几五分格局。将“音韵、训诂”两项内容放在选修课进行。“语法理论”的学习，充分利用学生的既有语法知识，进行条例化、系统化，不做研究型探讨性的细化分类，并尽量融入文选阅读中进行。例如“名词”部分：名词的辨析、“名词”的使动、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名词性判断句、名词的活用等知识，基本是大学生的既有知识，只是缺乏总结性的条理体系和对比，缺乏整体观。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只会使理论体系表现更庞杂，并非新知识的输入。如教材将名词作状语部分细分为“表比拟、表态度、表凭借、表工具、表处所”等五种类型，只是便于举例和深入分析语义，其实并没有新知识的输入。但这种细分会给学生知识含量增加直观感受。细碎的分析和讲述还会加深这种感觉。为此，名词部分的知识学习，我们先给学生系统的框架，突出先秦汉语名词的独特性特征。选用代表性语料加以简单证明，使学生建立“整体名词概念”之后，结合《左转·庄公八年》的文选阅读比较不同名词句式的表义效果。
3.注意古今汉语的联系和对比。比如文字部分，我们突出文字的演变，古今汉字的关联，汉字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及现代汉字的使用问题。词汇部分，突出词义的演变、古今词汇的关系、古语词的今用等知识点。对句法、词法的学习，突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的延续性，学生获得古语及典故积累，扩大语言涵盖面；并通过早期汉语书面语特征的学习，培养汉语语感，吸取古代汉语逻辑缜密的表达特征。另外，在语料还原的古语语境中，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鉴别力。
在考核环节，我学院经过多次研讨，制定了《中文系学生专业基本能力考核方案（试行）》，将阅读计划的制定、读书笔记、读书报告的完成，即兴演说、报告会等实践活动以及研究性小论文写作等都纳入学生的期末成绩鉴定。
四、教师在课程能力培养中的教学观念的转变
促成能力培养因素和谐发展，实现能力培养的目的，关键在还于教师工作观念及方式转变。
高等院校的教师，特别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基本都是研究教育型培养模式的产物，深居象牙塔，藏于书斋，拘于课堂，喜于论道。对管理型、服务型等各职业类型的岗位需求知之甚少。对人才的社会需求状况、人才培养质量状况以及学生个体状况的了解不充分。对专业知识难以有“应用型”选择。加之对专业的热爱和投入，很多教师会努力传授自己的所学所长，唯恐知识含量欠缺。就此，教师首先要形成应用型培养思路下的课程取舍观，对传统研究型语言学知识“懂取舍、敢取舍”。
教师对课程知识体系的取舍，决定因素在于学生的实际能力需求和岗位能力培养需要。要了解这些，教师就要做好社会实践和系统的调研工作，积极开展针对岗位职业和学生的调查研究，了解社会职业需求和学生能力需求。相对于经济管理、商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调查研究一直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中的薄弱环节。教师开展针对岗位职业和学生的调查研究。一要寻找机会、创造条件走出书斋和课堂，亲身参加见习活动，设身处地的感受岗位职业状况。二是了解学生的职业取向、能力特点、能力取向等，了解近年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范围、从业特点和岗位工作状况，以便更好地确立有实际价值的能力培养活动。同时，相关院校之间经验交流沟通，也是更新教师观念、促进教师教学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除了做好调研工作，教师还应该继续探索课程建设，根据社会经济活动特征制定适合专业培养方向的课程教学大纲，甚至编撰适合本学校定位和培养方向的教材。古代汉语课程能力培养，要与现汉汉语、语言学概论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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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4
关键词：英语语言发展史外来入侵基督教登陆文艺复兴
英语隶属世界上最大的语系：印欧（indo-european）语系中的低西日耳曼语分支。在追溯英语的发展历史时我们通常将它分为三个时期：古英语，从公元450年至1150年；中古英语，从公元1150年至1500年；现代英语，从1500至今。而不管是上述哪个时期的英语，尤其是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就其语言的任何一个层面来说都与当今时代（21世纪）的英语有着不可思议的区别。做过相关研究的人们都知道古英语，按结构分类是综合语，其语法特点倒是与现代德语很相近，按形态分类是屈折语；而现代英语却是分析语，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靠词本身以外的成分（如虚词、次序等）来表示，而从屈折变化上来讲，现代英语的屈折形式基本上已消失殆尽。另外，据统计，古英语最初约有三万个单词，到后期发展到五万多个，而其中保留在现代英语中的只有15%，这也就是为何在伦敦或是美国的大学里学习古英语就如同学习一门外语一样吃力。本文主要就历史上四次重大的异族入侵和相关的两大事件来谈谈英语发展演变的社会背景及其历史渊源，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语言现象，更多地了解和掌握英语以及这门语言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联系。
一、四次外族武力入侵
（一）英语（现代英语）的来源之一：罗马人的征服――拉丁语的传播。
英国历史上真正的“罗马人的征服”并不是始于凯撒大帝（JuliusCaesar）。当时居住在这片不列颠土地上的是凯尔特人，凯撒大帝的两次“不列颠之行”是在征服高卢之后，其意在警告凯尔特人不要支持那些居住在高卢的正受罗马人奴役的凯尔特同族人，所以这两次入侵并没有对英语产生大的影响。而真正的罗马人征服是在公元后43年开始的，当时的罗马皇帝克罗迪斯（Claudius）用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征服了不列颠岛的中部和东南部，随后的三百多年整个英格兰被罗马人牢牢控制了。罗马文化与风俗习惯渗入不列颠，社会生活开始“罗马化”，这必然导致拉丁语在不列颠的传播。在罗马人看来，凯尔特语是“低俗的”，难登“大雅之堂”。故在当时的不列颠，拉丁语成为官方、法律、商业用语，是上层凯尔特人士的第二语言，而这也就是凯尔特语词汇很少能幸存下来的历史原因。相反，拉丁语对英语的影响之大同属必然。
（二）英语的来源之二：盎格鲁―撒克逊语（古英语）。
（1）日耳曼人的征服――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形成
如上所述，罗马人的古拉丁语对凯尔特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真正的古英语的形成是在罗马人被迫撤出不列颠以后，大约公元449年，居住在西北欧的三个日耳曼部族侵犯不列颠，他们是安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凯尔特人的顽强抵抗使得这次征服过程拖延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到了公元6世纪末，大不列颠岛上原先的居民凯尔特人几乎完全灭绝，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日耳曼人征服”，又称“条顿人征服”。而正是这些被凯尔特人视为蛮族的日尔曼人（LowGerman），也就是后来统称的盎格鲁―撒克逊族人开创了英国历史。当时的盎格鲁人自称其语言为englisc，正是english一词的由来。公元一千年前后，整个国家被称为englaland，后演变为england。这就是当今英格兰、英吉利和英语的源头和根。征服不列颠后，朱特人主要盘踞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Kent）和南汉普郡（SouthernHampshire），形成了古英语的肯特方言。盎格鲁人占领了不列颠的中部和北部，形成了古英语的中部方言和北部方言。撒克逊人占领了不列颠岛的西南部和泰晤士河以南地区，于是形成了古英语的西撒克逊方言，也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方言。这三个日耳曼部族虽然有各自的方言，但这些方言都属于低地西日耳曼语，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融合成他们共同的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语，也就是古英语。
（2）维京人的征服――北欧文化的渗透，古英语的简化
大约从公元9世纪开始，英国遭到来自北欧的维京人（Vikings）又称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的大规模入侵，其中尤以丹麦人的入侵为甚。这次入侵对古英语的影响很大。虽然当时的艾尔弗雷德大帝（alfredtheGreat）与丹麦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维京人的入侵给大部分英国地区带来了北欧文化的影响。后来在英国出现的十二进位制计数法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传授的，故：1英尺=12英寸；1先令=12便士；法庭的陪审团也是由12人组成的。更重要的是，英语简化了，它复杂的词尾变化逐渐消失。古英语属于西日耳曼语支，有着繁杂的屈折变化。名词不是借助介词而是依赖词尾变化来表达有关意思。斯堪的纳维亚语也属于日耳曼语的一种，它与英语的词干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屈折变化各不相同。所以英国人如果想同北欧人交流，只有放弃词尾变化了。应该说，维京人入侵给英语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英语的简化，而简化是语言发展的趋势（邝江红，2007）。
（三）英语的来源之三：诺曼底人的征服――法语的大量引入。
可以说，诺曼底人的征服标志了中古英语时期的到来。1066年，英国国王爱德华去世，当时还是公爵的威廉从诺曼底成功登陆入侵英格兰，随后在哈斯丁斯战役（theBattleofHastings）中击败了哈罗德（Harold）。不久威廉进入伦敦加冕为王，自称威廉一世。此后一直到14世纪英语地位重新被确立起来的三百年间，英国的法律结构、社会结构、英国文化、尤其是英语语言本身受到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首先，大量法语词汇的引入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其次，中古英语语言内部的屈折变化已基本消失：名词的复数变化只剩-（e）s，-en两种；形容词基本失去性、数、格和人称的屈折变化；动词变化形式大大简化，不规则动词大为减少；介词代替了词的曲折变化，作用更为重要。总体来说，英语越来越从一种综合型语言变成一种具有明显分析型特点的语言。
纵观这四大英语历史上的异族武力入侵，有着血腥屠杀，但更能带来民族的融合和不同语言的掺和与融化。战争是残酷的，但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些给被征服民族带来剧烈刺痛的异族入侵创造了文化和语言的奇迹。
二、两大相关事件――基督教的登陆和“文艺复兴”
公元597年罗马传教士圣・奥哥斯丁及其门徒登上英伦三岛，基督教和拉丁文化便由此开始向英语渗透。随着宗教思想及信仰的普及和深入，英语的宗教色彩也日益浓厚。首先，因为基督教的语言主要是建筑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之上的，所以大量的拉丁语词汇被古英语词汇吸收，如：priest（牧师），organ（风琴），candle（蜡烛），pope（主教），creed（教义）等。其次，宗教的传播带来的还有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词汇和文化。这些词汇涉及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宗教的，如：abbot（男修道院长），alms（善举），altar（圣坛），angel（天使），anthem（圣歌）等；也有日常生活的：cap（便帽），sock（短袜），silk（丝绸），purple（紫色），chest（箱子），mat（席子）等。
到了十六七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欧洲大陆，此时期的英国正值现代英语初期。“文艺复兴”运动使得早期现代英语比中古英语更具有可塑性。英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对古罗马希腊文化掀起的新浪潮，使英语吸收并借用了大量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等语言的词汇，进一步弥补了英语词汇的不足，使得英语更加丰富多彩，促使其更加趋向规范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历史都紧密连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与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交织相融。追溯英语的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这些异族的征服、文化的入侵以及其自身的不断改进和演变才创造了这个美丽而又灿烂的英语神话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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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军.诺曼征服对中古英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影响［D］.山东大学，2006.
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5
中国声乐艺术从古老走向现在，虽然累积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资源，但是尚缺乏系统分析和逻辑阐述。尤其当下社会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国声乐艺术也出现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和演唱技巧。因此，完整地表述中国声乐艺术的理论体系就会出现相应的困惑和模糊。鉴于此，文章梳理了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概念，论述了厘清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必要性和缘由，并对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及其表征做了较为详实的论述。
【关键词】
中国声乐艺术；范畴；表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声乐艺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涌现出具有专业水准的部级声乐表演艺术团体、专门培养声乐艺术表演和教育人才的音乐学院，并有规划地组织相关人员梳理和发掘传统的民族声乐艺术资源和宝贵的声乐史稿，通过与欧洲先进声乐文化体系的沟通和学习，建立了完备、健全的中国声乐艺术体系。从已经取得的声乐艺术研究理论成果来看，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音乐艺术领域，而对于声乐艺术理论的整理相对贫乏。因此，笔者在对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进行界定之前，有必要对前人的研究结果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一、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研究的缘起
“范畴”属于哲学概念，最早出自希腊文。“范畴”是表征客观事物特征和内在联系的哲学术语，是人类逻辑思维的理性表现形式，是人们对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事物本质属性的提纲挈领。在哲学发展历程中，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对范畴做了最初的全面阐述和系统研究，并将其定义为是对事物存在状态的不同层面进行整理归纳的学术概念。范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随着人们知识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范畴的能指和所指范围也在变化和扩大，因此，对范畴的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国的音乐文化艺术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积累了丰厚的史料，在《乐记》《唱论》等古代音乐史书中都对音乐表演的基本特征和审美属性有过详实的论述。但是相对西方音乐历史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几百年的文化沉淀，中国声乐艺术的理论发掘显然有些滞后。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中国声乐艺术在实践中累积了大量的表演经验和理论成果，声乐艺术研究者发现在界定“中国声乐艺术”这个概念时，容易出现歧义和模糊。对于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理解既关涉科学的定义、客观的解释，同时又在声乐艺术发展的现实和历史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只有对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指涉内容和层次问题做出清晰、有效的回答，才能以更为坚实的理论背景和高蹈的理论视域来透视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声乐艺术范畴阐述
梳理中国声乐艺术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表现特征，对于声乐艺术范畴的切入可以从以下三个时期进行考察：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国声乐艺术经历了漫长复杂、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对于中国声乐艺术的唱法有着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和融合，其争论和发生歧义的焦点是传统民族唱法与欧洲声乐唱法的矛盾。如何与欧洲声乐唱法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中国声乐艺术体系是问题的核心。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上升为关于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探讨。在欧洲声乐体系的冲击下，中国声乐演唱界出现了当时较为轰动的“土洋”之争，这些争论并没有提升到理论层面的讨论，也没有对“范畴”一词做出具体的论述，但是可以将此作为中国艺术范畴研究的初始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声乐艺术根本性质的讨论又甚嚣尘上，讨论主要集中在以“民族唱法”界定中国声乐艺术的唱法是否合理。这一时期为了给各种歌唱比赛的评审工作提供便利，中国声乐演唱界采取以演唱技法作为分类的标准，依据不同的演唱风格、表现形式和声音发声技巧，将演唱划分为美声演唱、民族演唱和通俗演唱三种类别。目前，不管是表演界的歌唱艺术家还是从事教学工作的声乐教育工作者，都已经约定俗成地将这三种唱法作为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内容来认识。对于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界定由此就更加清晰了。声乐教育家、天津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石惟正在《中国民族声乐的范围、结构及其发展方向》一文中写道：“以民族传统唱法为基础，吸收西欧严肃音乐唱法的科学成分，从而能够融中外古今、民族差异、地方特色为一炉的具有广泛包容性与适应性的一种专业化的歌唱学派。”这段文字表述中虽没有对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做出盖棺定论的解释，但是可以看做是中国声乐艺术范畴阐述的初露端倪。在此学术基础上，对于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界定逐渐明确和严谨，以下是声乐理论学者对这一问题比较完整的论述：上海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认为，中国声乐艺术与欧洲声乐唱法有着一定的差距，又不同于传统的曲艺、各地方戏曲演唱和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歌，它是在融合各种唱法优势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的演唱艺术。声乐教育家刘朗在《声乐教育手册》中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中国声乐艺术是以中国民族文化为土壤，以本民族语汇为基石，以科学的发声原理为准则，并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曲调，代表着中国广大受众的审美趣味和习惯的演唱艺术。声乐教授李晓贰在其著作《民族声乐演唱艺术》一书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声乐艺术从宏观的角度观察，主要涵括了我国传统的戏曲、曲艺和民歌三种形式的演唱风格，也包含了欧洲唱法、歌剧唱腔和新的民歌唱法等。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演进，中国声乐艺术步入更加丰富和多样的局面。21世纪中国声乐艺术在艺术表演、教育培训、理论探索和作品挖掘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和进步，中国声乐艺术以更加宏阔的眼界和理性的姿态重新审视目前的声乐艺术范畴。针对21世纪中国声乐艺术呈现的诸多发展趋势和特征来进行归纳，对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诠释也更加脉络清晰、涵盖全面。石惟正在2003年天津音乐学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对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定义提出自己的视角和论点，他指出：“以中华儿女熟悉、喜爱的母语文学以及音乐语言表达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声乐作品及其表演，就是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换言之，用中华民族的一种语言和风格，以声乐形式表达民族思想、感情的艺术种类就是我们的民族声乐。”
三、中国当代声乐艺术的范畴表征
首先，中国声乐艺术是集演唱和语言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形式，演唱和语言相互浸淫和渗透，二者在声乐艺术中扮演着缺一不可的角色。形象鲜明的语言符号能够清晰地囊括声乐演唱艺术所表达的意义和内容、塑造成功的典型艺术形象、烘托音乐氛围，是使声乐演唱具备艺术震撼力的重要组成元素。汉语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母语，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歌词构成毋庸置疑是以汉语言为养分的。汉语言是在声调和韵律的基础上构建的符号系统，具有表情的功能，并具备与音乐形式相近的某种音律的特质。因此，中国声乐艺术从创作到表演都要考虑汉语言的表情功能。简言之，声乐创作在歌词的选择上要依据汉语言的特殊规律；音乐创作的旋律要契合汉语言发音的习惯；在声乐表演中，要关注歌词发音的正确、吐字的清晰，以及声调与韵律的有效结合。中国声乐艺术在传统和现代的切换与衔接中，汉语言是其始终不变的创作和演唱的基石，这是中国声乐艺术范畴最为根本的特征。其次，从中国声乐艺术的总体风格来看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表征，其风格的界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民族音乐传统和当下音乐特征相融合而形成的艺术演唱风格。所谓“演唱风格”，是指表演者在演唱声乐作品时根据作品一度创作中的艺术形式、表达意涵和审美趣味，通过演唱的二度诠释所呈现出的中国声乐艺术独特的演唱技巧和表演品质，其中包括发声润腔和表演时的肢体语言、表情体态。世界各民族的唱法都有代表本民族艺术传统的表演风格、发声方法，即“演唱风格”。另外，西方美声唱法的引入和普及，对中国声乐艺术起到了优化和促进作用，并融入到中国声乐艺术的演唱形式中，使其展现出新的特质，形成了民族音乐传统和当下音乐特征相融合的范畴表征。二是民族音乐传统和当下音乐特征相互影响下的中国声乐艺术的创作风格，歌曲创作者在声乐创作的过程中选用的是传统音乐创作的技术手段（调式调性、和声旋律）和传统声乐艺术风格的展开方式，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音乐创作手法。“如《我爱你，中国》《长江之歌》《黄河颂》等，它们的音调和语言是从整个中华民族风格群体中提炼出的共性，对外国人来讲则是特性，是中华民族统一的、代表性的特征，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气派，我们称之为民族综合风格。这个风格处于我国民族声乐这个建筑物的最高层，但它绝不是空中楼阁，它的营养源泉和根基依然在于建筑物中下层的地方风格中。”①再次，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审美特征是现代审美与传统审美精神的结合。声乐艺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在几千年传统美学的熏陶下，中国声乐艺术形成了“声、腔、气、韵”等独具特色的审美表征。传统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美声唱法融合后形成了传统和现代融会贯通的审美特征，即以“情”为审美内涵、以“字正腔圆”为审美标准、以高亢明亮的音色为审美偏好，并创造性地发明了“润腔”的歌唱技巧。当代中国声乐艺术在传统审美习俗“真、善、美”的创作理念上不断延展，具备意蕴丰富的民族气息、审慎严谨的歌唱技巧和个性张扬的时代风貌。最后，以传统的标准审视当下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特征未免有陷入僵化的可能，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声乐艺术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已经超出以往任何时代。在传统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交织下，中国声乐艺术可以界定为以汉语言为源头的母语性、以传统演唱和西方美声唱法融合的风格特征，以及多元审美元素相借鉴的艺术形式。
结语
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6
收稿日期：2012-09-12
基金项目：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C12050）
作者简介：蔡良娃（1977-），女，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美学、城市设计研究，（e-mail）。
摘要：本科阶段的建筑美学教育，是在设计技巧训练之外，培养学生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的专业审美眼光和美学思维方式，其作用意义不可忽视。重点分析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介绍了天津大学建筑美学课程教学注重天大传统美学理论的延续，关注前沿创新理论，通过调整教学内容比例，开展横向主题式教学，采用多元结合的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效果的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
关键词：建筑美学；教学方法；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tU-0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3-0095-03建筑美学课程教授的内容是以城市与建筑为审美对象，同时融合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化、艺术、美学、科学技术、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精华，总结而成的美学规律。本科阶段的建筑美学教育，是在设计技巧训练之外，培养学生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的专业审美眼光和美学思维方式，即引导学生如何从美学的、艺术的维度观察、发现、思考和把握城市规划与建筑学方面的问题。如何在建筑美学课程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学习热情，并为日后的设计引入美学思维的理论支撑，值得建筑学相关教育者思考与探究。
一、建筑美学在教学体系中的作用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本科生建筑美学课程，主要面向建筑学、城市规划与环境艺术专业三年级学生开设。在此之前，学生已通过两年的专业基础学习，初步掌握了规划、建筑以及环境设计基本功，具有了一定的入门专业思维。这个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转化期，是学生将较为单一的要素转换到综合性较强的设计领域的过程，学生的城市与建筑观逐渐开始形成。选择在三年级开设建筑美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与美学素养，帮助学生了解城市与建筑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城市规划思想、理念和建筑观念、流派、风格的发展嬗变过程，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建立正确的城市与建筑美学观。
二、建筑美学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建筑美学理论部分的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主要采用理论讲解与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建筑艺术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建筑艺术的形式美法则、建筑艺术的创造规律和应具有的美学品格理论有较清晰的认知。但是，美学理论难免晦涩难懂，学生理解吃力、缺乏兴趣。在教学中发现，学生较偏重设计课的学习，平时花费的时间也较多，教师也多以此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水平。但恰恰是设计课，多数学生始终“不入其门，不得要领”。在设计课学习中，常常出现对某位建筑大师、某种规划理念、建筑风格、形式的盲目模仿，而对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技术发展、艺术观念、流派、风格的发展嬗变并不了解，在学生自己的设计中忽视对各种社会发展、基地、功能、自然条件、文脉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分析，难免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
在数字技术进入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领域之后，计算机强大的数据控制能力、图形分析能力，使其从设计的辅助角色向整个设计过程的整合角色转换。诸多先锋建筑师都在其作品中彰显了数字化的强大表现力及对其工具性的依赖。学生们借助简单的软件，如SketchUp、3DmaX等，很容易迅速地制造出复杂、新奇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作品。传统形式美的准则与数字化的城市和建筑观出现冲突，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理解数字技术下建筑美学的转变，是当下建筑美学教学的又一突出问题。
三、教学方法探析
针对当前建筑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增强学生对建筑美学的兴趣，让美学与哲学理论、形式美的法则理论等更浅显易懂，切实帮助学生做好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正确认识当前数字技术对设计观念与审美价值的冲击，学院对建筑美学课程教学方法作出调整。
（一）调整教学内容比例
建筑美学课程主要包括建筑美学的基本概念、建筑美学的发展史纲以及建筑美学的理论体系三大部分。教学内容比例的调整主要原则为：减少纯美学理论比例；增加学生关注内容；延续形式美研究传统；关注当代信息化与生态美学新思潮。
根据三年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与自身特点，对于建筑美学的含义与范畴、建筑美的哲学定位、建筑美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等美学基本概念作适当压缩。在讲解时尽量做到简单明晰，不过多展开演绎。
针对学生比较喜欢当代建筑师、规划师的作品，较为关注时尚前沿的建筑设计，认为这些建筑作品在时间和空间上更真实，而大师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更能为自己所模仿的情况，在建筑美学发展史纲的讲授中，对于西方古代城市与建筑的艺术观念与美感特征等部分内容适当压缩，着重讲述建筑的审美拓展、当代建筑的审美变异与现代城市规划思潮。
在建筑美学理论体系中，重点讲述传统形式美的法则，以及当代信息与生态技术影响下的建筑美学理论。对传统形式美法则的研究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优势，以学院彭一刚院士为带头人，从建筑形式与内容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切入，揭示建筑形式美的基本规律和设计图式化的构图原理，把解决好建筑形式美问题当作建筑创作中的基础环节之一。彭一刚院士的《建筑空间组合论》是学生设计入门的必读书籍。而当代信息与生态技术影响下的西方建筑审美变异，是以学院曾坚教授为代表的团队主要研究的成果，是学生最为感兴趣的热点话题。
（二）进行横向主题式教学
横向主题式教学改革主要针对建筑美学发展史纲部分与形式美法则教学内容。传统的美学史纲，从古希腊的和谐优美开始到古典主义的严谨理性，再到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后现代的多元多义。这种通史化教育尽管逻辑清晰，结构谨严，但其鸿篇巨制的诠释性架构体系对学生而言理解较为吃力，同时，面对活生生的最新建筑设计研究时往往显得“交流”困难，过于机械、僵硬、形式化。
尝试在简洁梳理建筑美学思想史的基础上，把形式美法则：“以简单的几何形状求统一”“重点与一般（主和从、对比与微差）”“比例和尺度”“均衡与稳定”“韵律与节奏”“渗透于层次”等作为不同主题，每节课围绕一个或两个主题，横向展开比较，分析各个不同时期设计作品的美学意义。如在“均衡与稳定”主题中，包括了诸如西方古典城市规划的均衡完整构图与中国古代“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营国思想，以及扎哈·哈迪德极具动感的参数化城市设计方案的比较；避暑山庄烟雨楼建筑群不对称的布局与具有稳定感的金字塔群的比较；肯尼迪机场候机楼的动态平衡与CCtV大楼突破传统稳定观念的惊人形式的比较等。
同时，在教学中采用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即学生从被动学习转换为主动认知。教师仅对每个主题基本含义作重点讲述，归纳、比较，研究部分由学生完成，重点对不同时期建筑作品进行分析。课后每一位学生都要收集、整理、分析资料，对符合该主题的作品进行课堂分享。在此阶段，学生从资料搜集，到重点备课、课堂讲述，都要求做到环环相扣，重点突出。学生的主动性被提升，对同一主题不同作品呈现出了多维的理解。
（三）多元结合的教学方式
美学课程历来被认为理论性较强、晦涩难懂，一般以课堂讲授为主，强调采用分析方法，由含义解析、叙述、分析到图示、案例解析，与学生互动较少，学生参与度低。同时，艰深晦涩的美学理论似乎与学生实际的设计课程学习完全无关，容易淡化学生对建筑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因此，尝试采用多元教学方式是美学课程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尝试在美学课程单元的不同阶段，采用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动态的声像资料能够充分调动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的信息，拉近学生与著名城市、建筑物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学生能尽可能地体验建筑的三维世界。除在“建筑美学发展史纲”部分采用互动式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外，在建筑美学基本概念部分，由于主要为美学概念、哲学定位以及美的形态特点等理论性较强的内容，为了增强学生对经典美学意义与文化艺术信息的感性认识，提升学习兴趣，可进行赏析式体验。比如：在讲授城市与建筑美学的时空特性时，可组织学生观看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节选；在讲授城市与建筑美学的文化维度时，请学生欣赏俄国著名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古堡》交响曲、欣赏唐代诗人杜牧的散文《阿房宫赋》、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动画版《清明上河图》等。
而在新增的当前学生最为感兴趣的、最前沿的“信息与生态技术影响下的美学理论”单元，对“参数化城市与建筑设计”感兴趣的学生可选择“基于参数化设计方法的城市形态生成”“参数化设计对建筑形态影响”“数字化城市的哲学与美学解读”等主题，或自选感兴趣的相关主题，汇报研究成果并展开广泛讨论。根据知识点及内容特征分成若干课题，4～6名学生为一组，要求每组学生在课前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知识点的归纳总结，并针对选题内容为听者设置思考题。课堂上以制作ppt、影片、手工模型等方式进行成果表达，亦有听者的随机提问，形成讨论互评。由于“信息与生态技术影响下的美学理论”是较为前沿的美学理论与设计思潮，学生对这一互动环节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学生们视野广泛、思考活跃、评断犀利，真正起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
四、结语
当今，全球城市面临不同的发展与转型问题，建筑现象纷繁复杂，建筑美学课程试图拓展学生规划思维与设计创作视野，为学生的设计能力培养提供美学理论与思维方法支撑。同时，针对学生在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课程学习中感兴趣与出现困扰的问题，适当延伸和拓展教学内容比例；打破通史化教育模式，开展横向主题式教学；在注重天津大学传统美学理论“形式美的基本规律和设计图式化的构图原理”教学之外，增设了“现代建筑的审美拓展与当代建筑的审美变异”部分的讲授，以期达到增强学生分析能力、评判能力及理论思维能力，为学生设计课程提供理论指导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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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thoughtofarchitecturalaestheticsteachingmethods
CaiLiangwa，ZenGJian，ZenGpeng
（Schoolofarchitecture，tiangjinUniversity，tianjin300072，p.R.China）
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高考；古诗鉴赏术语；混乱；统一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
一、高考古诗鉴赏术语的混乱性
（一）术语缺乏深入性
通过对高中语文教材的综合性了解和分析，笔者发现，关于古诗鉴赏术语均无简明化、系统化的阐述和介绍，相关性的介绍普遍存在过于深奥、晦涩的问题。这样一来不仅将简单化的概念、意义复杂化，还会严重影响学生对古诗鉴赏术语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学生古诗鉴赏素养的有效提升。此外，由于“普通高中教学标准”中表明：诗歌并不需要追求具体化统一的答案，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也不必系统化讲授相关的鉴赏文学史及基础理论知识。基于此，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高中语文教学中诗歌鉴赏术语深入性缺乏的关键原因。
（二）术语缺乏实际性
近年来，高考古诗鉴赏题目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是：命题人为考生限定答题范围与实际给出的答案出现了较大偏差，这种现象主要是源于命题人对古诗鉴赏术语的不充分认识和理解，而脱离了具体的鉴赏要点及实际情况，从而导致古诗鉴赏术语的使用出现混乱。
（三）资料编排缺乏合理性
由于受到上述术语深入性缺乏的影响，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也缺乏统一性的古诗鉴赏术语，但是就根本上而言，术语在高考中必不可少，因而导致相应的教辅资料随之出现。然而大部分的教辅资料带有很强的商业性，且编排机构并不具有权威性，这就造成其内容的过于复杂化和混乱性，如“对比”以表现手法而存在，“衬托”“典故利用”则以修辞手法而存在，且多数资料中并没有统一、固定的古诗鉴赏术语，“艺术手法”“表现手法”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等术语随意使用，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样一来不仅没有为学生的深入学习提供必要的帮助，还进一步影响了学生原本的语文知识体系。
二、高考古诗鉴赏术语的统一性
（一）从定义角度出发
所谓的诗歌指的是通过对形象化、跳跃化、简明化以及韵律化特殊语言的合理利用，以充分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创新性文学样式。相较于其他文学样式，诗歌最特殊的特征便是其使用的语言。
（二）从分类角度出发
通常而言，不同的角度的诗歌分类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就形式而言，可以分为诗、词及曲，其中诗又分为古体及近体诗两类，词分为单调、中调及长调，曲分为“小令”及“套数”；就表达形式而言，诗歌可以分为抒情、叙事以及哲理等；就内容而言，诗歌可以分为赠友送别、山水田园、咏物言志、闲适隐逸及思妇闺情等。此外，诗歌还可以从国别以及时代等角度进行分类。
（三）从内容角度出发
第一，题材，主要指的是在抒发内心情感的过程中所需的材
料；第二，形象，主要是指客观形式中描述的风景、事物及人物；第
三，意象，主要指的是诗歌中具体涉及的风景、事物及人物，从实质上来说其就是意与象的有机统一；第四，意境，主要是指2个以上意象所形成的一种情景氛围。需要加强注意的是，针对诗歌中的风景、事物及人物，进行探讨时应侧重于意象及意境而不能与此同时兼顾“形象”这一概念，且意象只能以名词出现。
（四）从形式角度出发
就诗歌形式而言，可以分为体裁与艺术技巧两类，所谓的体裁指的是综合表达诗歌的句数及字数等方面内容的样式，而艺术技巧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普遍而言，巧利用的目的在于抒情的间接性，若是抒情中不适用任何技巧则被称之为直接抒情。从根本上来说技巧又被分为修辞手法、表现手法以及表达方式三类，以下是笔者的几点具体化阐述：第一，修辞手法，在诗歌中常见的修辞手法主要包括比喻、借代、夸张、对比等等，而至于设问、顶真以及排比等则利用较少。第二，表达方式，诗歌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记叙、描写、议论、说明以及描写五种，而又因为受到诗歌内在特征的影响，在实际适应中常见的表达方法主要有记叙、描写这两种，而至于抒情及议论则利用较少，此外，一般而言诗歌的篇幅都十分有限，因而就决定了其使用的表现手法通常为白描，而较少使用细致铺陈描写。第三，表现手法，诗歌所使用的表现手法主要有象征、反写、虚实、衬托、渲染等。其中，象征又被称之为托物言志，一般而言若是诗歌全文描写的内容均为同一事物时，象征便是一种普遍的表现手法；反写也被称为反客为主，诗人本来描述的是自身的情感但是可能实际表达的却是别人，杜甫的《月夜》便是反写的一个典型例子。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阶段，对于高考古诗鉴赏术语而言，其实际使用还存在一定的混乱性，这主要源于对其的研究缺乏深入性，使用缺乏实际性以及资料编排缺乏合理性。本文通过对古诗鉴赏术语使用混乱性的综合了解和分析，就其统一性笔者针对性浅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和观点，旨在改进和完善高考古诗鉴赏术语的统一性使用，从而促进教师与学生古诗鉴赏素养的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周道宝.高考古诗鉴赏术语的混乱与统一[J].新语文学习
（教师版），2010（01）.
[2]时丽艳.浅析高考古诗鉴赏[J].学周刊，2012（16）.
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8
导入新课作为一堂课的首要环节，是课堂成功的关键一步，课堂导入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和短短的几分钟，但它能够让学生对一堂课产生良好的印象，有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思维和创造性。
根据历史课堂教学的具体内容和课型的差异，我们在设计课堂教学导入时很难有“一定之规”，即使相同的课堂教学内容，从学生的实际学情出发，其课堂教学导入环节的设计也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差异中，笔者一直以来秉承着如下理念：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
新授课是学科教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教学形式，是以传授新知识、培养新技能为主的课型。历史的新授课担负着培养学生读史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使命。这其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关键，所以课堂教学的导入设计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研究表明，“当学习变得有趣，学生认为自己能够取得成功，并且在学习上得到适当的帮助时，学生就会产生学习积极性……当学生对自己的能力抱有信心，或者当他们与教师建立良好关系时，就会产生学习积极性。内在的学习积极性还来源于这样的事实：人类通常会希望认识世界，驾驭自己的人生，并且开展自我指导。”
从上述理论出发，我们在进行新授课的课堂教学导入设计时往往爱引用现实中的众多案例导入新课。因为，人类研究历史的“原初动机”，即意在回答“我们是怎么来的？”所以，从现实出发，往往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
案例一：岳麓版教材必修一第1课《夏商制度与西周封建》
我以学生的姓氏为切入点，设计导入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姓氏”，它又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什么特点？（展示文字材料）
材料一：“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材料二：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通志・氏族略》
通过对上述两段文字进行有效解读，让学生明确中国传统社会对血缘关系和社会等级关系的重视程度。以此和本节课内容挂钩。
设计意图：本节课是学生进入高中后的第一节历史课。我们除了要让学生尽快进入高中的学习状态，更要体现高中历史与初中历史知识之间的不同――高中历史应当让学生对已经掌握的基本知识有一个更加理性、深刻的认知。在此，我们通过再平常不过的“姓氏”来让学生体会古代文明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深刻联系，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本节课涉及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在掌握西周宗法、分封制的基础上总结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征。而这两个制度本身的核心特点之一即重视“血缘关系”，“姓氏”则是血缘关系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是个人身份的象征，借此让学生形象地体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也易于和此后的教学内容相联系。
案例二：岳麓版教材必修三第6课《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
首先展示了一组图片：过年放烟花爆竹、激光排版印刷、二十四节气歌、算盘等。下附顾颉刚的话：“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
导入语：上述图片反映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它们是怎么来的？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科技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哪些联系？从中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9
一、以“缩放法”灵活分析阶段特征
“以阶段特征来理解史实,以史实印证阶段特征”是高考命题的常见思路。有鉴于此,大多数历史教师在二轮复习中会以通史形式组织教学,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阶段分析实现模块知识整合。这不失为知识重组和查漏补缺的良策,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难免使学生的历史理解停留于较浅的层面上,从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角度看,也容易养成教条主义的分析习惯。要使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深化历史的理解、有效提升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必须更灵活地分析阶段特征。
1.从历史趋势着眼分析“长时段”特征
“缩放法”中的“放”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事件、人物、制度放在“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是宏观分析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这种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在分析一些历史现象时有特殊意义,如2007年宁夏高考文综卷:
中国古代强调“家齐而后国治”,这种观念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是什么?
参考答案: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儒家的伦理道德(或儒家思想)
此题就是要求运用秦汉以后几千年的经济和思想特点分析“家齐而后国治”的观念。由于长时段的历史所涉及内容纷繁复杂,从具体事件、制度中概括阶段特征比较困难,因此,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看趋势。如2011年浙江文综卷第38题: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趋势。
本题涉及的时间范围是“近代以来”,要求考生答出时间跨度超过150年的政治变革的趋势: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沦丧到国家独立。这一趋势事实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如果教师没有在近现代史的阶段复习中分析这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学生就难以全面地分析出这三个变革趋势。引导学生分析此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提高调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会分辨历史事件是否反映历史趋势。例如,近代中国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日本全面侵华,有“”,但这些事件不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因而不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阶段特征。其次,要善于在比较中分析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2011年浙江卷第38题要求“分析说明周秦政治制度的主要差别”:
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机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秦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制度,君主集权的官僚取代贵族政治。
在周秦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从重大事件入手分析“中时段”特征
历史复习教学中的“中时段”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古代史中可能指一个朝代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近现代史中则一般指几年、十来年的时段。与长时段的阶段特征着眼于历史趋势不同,中时段的阶段特征应该从本时段中的重大事件入手。一般可以通过“界定历史阶段——罗列重大事件——概括阶段特征”三个步骤来完成。只有详尽罗列史实,才能做到特征概括的准确全面。如五四时期中国的外交,主要事件是参加“一战”、参加巴黎和会、参加华盛顿会议,三个事件反映的特征是不同的,如果漏列了其中一项,就会影响对当时中国外交的理解。又如五四时期思想领域的特征,如果只看到必修三的“新文化运动”,就只能看到“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这样的阶段特征,但如果联系必修一的“”,就能认识到当时另一种重要思潮是“爱国主义成为时代强音”。
阶段特征的把握还应注意不同史观的综合运用和史学新成果的引入。仍以五四时期为例,要看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特征(革命史范式),又应看到“共和制度逐渐巩固,北洋军阀统治下,专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文明史范式)。要看到“中国仍是被列强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仍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一面,也要看到“开始参与国际事务,走出半殖民地的最低谷”的一面。
3.从历史背景切入分析“短时段”特征
这里说的“短时段”是将阶段特征缩到某一个时间点。给出一个时间点,要求分析它所体现的阶段特点,或者给出某种典型的历史情境,要求判断相应的时间点,是高考命题的常用手法。如2011年浙江卷第18题:
在西北小山村的土坯墙上,写着醒目的黑字标语:“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红军万岁!”这一历史场景最早出现在
a.九一八事变前后B.一·二八事变以前
C.西安事变前后D.八一三事变以后
给出的历史情境提供的信息是: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红军尚没有改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形成,但又没有最终形成。根据这一阶段特征可以判定最早可能出现在“西安事变前后”。这种短时段的阶段特征,一般可以从历史背景切入,将之纳入“中时段”中进行分析。如2011年浙江卷第21题:
迄今所知,在中国出版的书刊中,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大同学》,其中称:“其以百工领袖着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由此可见
①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找到了自己的领袖
②当时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身份是“工人领袖”
③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④当时的介绍者连马克思是哪国人都没有搞清楚
a.①③B.②④C.①②③D.②③④
将1899年这一时间点纳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时段”中,就可以发现:当时思想界的特征是维新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兴起,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而排除错误的选项(本题还涉及史料的证明力问题,此处不展开论述)。
二、以“辐射法”深度理解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是叙述历史的细胞和单位,掌握历史概念不仅是历史学习的基本功,也是深化历史理解的关键。复习中可以用“辐射法”全面分析概念的产生、特征、影响等要素,从而深度理解历史。
1.步步为营,逐节梳理
就高考而言,有些历史概念要全面掌握其定义、时间、性质、主要特征、历史地位等方方面面,有些概念则不需要说出具体定义,只要能够理解其大致含义、主要特征,并能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所以概念复习的第一步是根据“教学指导意见”和考纲要求将教材中出现的历史概念逐一排查掌握。以必修一专题一为例,宗法制、分封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明内阁制、军机处等概念属于前一类,要求掌握得比较“细”。而血缘政治、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等概念则属于后一类,只要“观其大略”就可以了,要求掌握得比较“高”。
2.变换角度,全面掌握
无论哪一类历史概念,在掌握时切忌片面地、僵化地理解,而要善于变换角度,通过“移步换形”认识历史概念的多个侧面,形成对概念的多重理解。例如,对于“斯大林模式”,一般会从其政治经济特征入手,肯定它在推进苏联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指出它给前苏联政治、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弊端。但这种常规的理解尚不足以应对高考的挑战。试看2009年浙江高考调测卷第39题:
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斯大林模式”,并分析其对苏德战争的影响。(材料略)
本题不但要求考生知道“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而且要求变换角度分析“斯大林模式”对苏德战争的影响。这类对历史概念的“换位”审视在高考命题中屡见不鲜。多做变换角度的训练,不仅能深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也能有效地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3.纵横联系,形成网络
历史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复习中要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官僚政治”这一概念出现于必修一专题一:“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在教材中可以说是鳞爪偶现,但它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有着重要意义。复习中就应该引导学生纵横联系,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它:
从时间上看,它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特征上看,它不是以血缘为分配政治权力的依据,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由统治者任免并有一定任期的垂直管理体制;从具体的表现形式看,体现为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等制度;从政治发展史上的作用看,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中的重要环节;从官僚的产生办法看,在否定了以血缘为依据的世官制后,先后形成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官制度。如果将官僚政治纳入整个古代政治体制中,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图:
通过上述纵横联系,学生就可能对官僚政治有深入、全面的理解,从而实现历史知识的系统化和网络化。
三、以“问题法”多向梳理专题线索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的内容框架是专题式,由于很多教师在一轮复习中遵照教材体系,所以在后阶段复习中可能会出现两种误区:一是认为专题线索的梳理在第一轮已经完成了,不再重视;二是仍然遵照教材的专题框架,大而泛。其实,从2010年和2011年浙江历史高考的命题情况看,拉线索的小专题形式在浙江历史卷中已悄然出现,如2010年高考卷第38题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情况的小专题;2011年第38题中国政治变革的小专题,而第39题也带有苏联史的小专题色彩,这是2009年高考卷中所没有的新变化。因此,以小专题形式梳理历史线索在后阶段复习中绝不能忽视。
1.灵活选择专题
后阶段的专题复习要摆脱教材框架的束缚,做到依托教材、以问题为中心多向梳理。问题的选择可大可小,以经济发展的线索为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是“大线索”,从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到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则是“小线索”,各有其不同的复习价值。要抓住重点问题,在调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多向的线索体系,以达到“围绕历史问题,梳理历史知识,理解历史趋势,形成历史认识”的复习目标。
问题可以是围绕现实热点的历史挖掘。例如,2011年初和年末分别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我们可以将文化和教育问题作为线索。如教育问题的线索:从先秦“学在官府”到“私学”出现,从汉代太学到唐宋明清时期与科举制相配套的教育,从西学东渐和近代教育出现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这样的线索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变换复习视角,扫除二轮复习中容易出现的“腻味感”。
问题也可以是史学热点的教学运用。2009年、2010年的浙江卷中连续出现民国史试题就反映了民国史研究这一史学热点;2011年苏联史的试题则既是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念性时事热点,也反映了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备考中教师要适当关注学术热点,作为问题选择的依据。例如,社会生活史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新课程中也增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复习中可以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梳理线索,如从服饰演变看历史:从古代葛、麻、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到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从古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到近现代中西融合、平等、多元的服饰趋向。这样,通过“服饰演变”的小专题梳理,运用和调动了经济、政治史知识,实现了知识整合和理解的深化。
2.多向梳理线索
问题中心的线索梳理还应该注意“多向性”。例如,自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引起的经济震荡至今没有过去,“应对危机”是近几年来经济史考查的重点,也可以梳理出很多线索:
一是从生产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前苏联和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通过计划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政府干预经济模式;在几次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下新兴产业的不断崛起则改变了产业结构。生产的“计划、干预、升级”三种路径互为补充、相互借鉴,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是从拓展海外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工业革命前后通过殖民扩张和“炮舰政策”拓展海外市场,到通过自由贸易制度的拓展世界市场,不仅可以梳理近代欧洲殖民体系建立和瓦解的历史线索,也可以梳理从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到世界贸易组织诞生的历史线索。
三是从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19世纪欧洲国家相继出台的工厂法和劳动法,到罗斯福新政期间《联邦紧急救济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法律的颁布,再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开始建立福利国家。
3.问题提升能力
小专题的复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线索梳理,而是要通过问题设计,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专题知识的“题型化”掌握。下面以教育发展问题的线索为例,来说明“问题法”梳理专题线索的路径。首先提供材料:
材料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材料二: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的《对新教育之意见》中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五大内容之一,并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材料三:1949-2008年全国各级类学校招生数统计:
简述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篇10
关键词：高职；经典家具赏析；课程改革
《经典家具赏析》是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重要课程。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强调其“实践性”与“应用性”。通过对多种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一系列经典家具进行不同形式的分析、讲解，探寻家具之美，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在此基础上掌握家具赏析的方法，从而提升其审美能力、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
1从重“史、论”，转向重“赏、析”
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高职院校早期的课程很多套用“压缩饼干”式的普通本科课程体系。高职院校中以“经典家具赏析”核心教学内容的课程，通常命名为“中外家具史”或“中外家具发展史”等，教材也大多如此。由于《中外家具史》理论性、综合性很强，涉及中西方的宗教、人文、地理、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知识，再加之课时有限，导致以前的授课多为纯理论教学，学生认为学的都过去很久的东西，与现实脱节，学了也没什么用。只是为了考试而疲于记住众多的风格、流派、设计师、代表作……而不能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进行有效应用[1]。随着对高职教育理念的理解深化，认识到高职是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来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的。职业技术课程“要按照突出应用性、实践性的原则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2]。据此，通过“精简、融合、增设”，即精简淡化设计史论、融合相似风格流派、增设经典家具的借鉴与传承等，对经典家具赏析的课程结构体系整体优化，更新教学内容。在讲授经典家具时，铺垫以必要的社会、文化背景，或设计师的简历，激发学习兴趣，重点引导学生对家具的形态、色彩、装饰、材料、结构、工艺等分析，并把这些方面进行细化。比如对家具的形态可以理解为“点、线、面、体”几何元素的重合与重构；色彩可以从其情绪感受与功能感受方面进行分析与点评等。通过不断地对经典家具进行“分析”与“欣赏”，实现学生人文素质和家具审美能力的提升。
2从“单线”教，转向“网状”学
过去讲授家具赏析，基本以时间先后顺序为轴，从“中式古典、西方古典、现代经典”三条线来讲解各个时期、各
种风格的家具特征。通过实践发现，这种教学模式条理相对明晰，但学生学到的知识比较孤立，不够系统。因此，把以时间为轴的“单线”教学模式，改革为纵横交织的“网状”综合学习。即，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选取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家具进行横向分析、或者选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家具纵向分析、或者横向与纵向综合分析。比如，学习完中国古典家具、西方古典家具与现代经典家具的相关知识后，纵向上，引导学生比较并思考法国、英国等国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风格家具有什么异同？横向上，引导学生探索中外古典家具的影响以及古典家具对现代家具的影响，如明清家具与巴洛克、洛可可风格家具（图1）的特色及相互影响，丹麦设计师凯拉・克林特（KaareKlint1888～1954）设计的螺旋凳、汉斯・魏格纳（Hanswegner，1914～2007）设计的“中国椅”是如何对明式家具进行借鉴与移植（图2）？通过纵向归纳与横向比较这种“网状”式的学习，使学生们对中西方家具文化有了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3观察、思考与表达
以前的家具赏析课程的设置，只是以时间顺序为线索，依据时间的先后顺序阐述从古至今各个不用历史时期的家具发展状况，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按照教材进行逐个章节的讲述，学生以笔记的形式记忆教师的授课内容。
改革后综合利用ppt、视频、网络等多种教学资源，带领学生参观家具博览会、名家设计馆、设计展等，进行现场教学，使学生不单单看到静态的文字、图片，更能了解到家具生产制作过程、家具实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了极大的提高。比如，学习明清家具时，大多数学生对其结构和雕刻工艺不甚清楚，通过播放网络视频，使学生有了直观的认识。再如，学习北欧风格家具时，对阿诺・雅克布松（arneJacobsen，1902～1971）的“蛋椅”、“天鹅椅”（图3）、汉斯・魏格纳（Hanswegner，1914～2007）的“Y型椅”、“孔雀椅”（图4）等进行赏析点评后，展示淘宝等电子商务网站上所出售的相应家具，使学生认识到经典家具的魅力和深远影响。
在教学的具体实施中，采用“分组法”、“角色扮演法”等，使“教”与“学”融合在一起。比如，经过一阶段的学习之后，把6～8名学生分为一个小组，选取本组成员最喜欢的中式古典家具、西方古典家具、现代经典家具，制作ppt，对所收集的经典家具进行赏析。或者选取一系列经典的家具作品作为某公司产品，让学生扮演该公司导购员的角色，从造型、材料、色彩等方面对其他学生（扮演顾客）进行讲解。通过学生的讲解，既能比较综合地掌握所学知识，又锻炼和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对家具的审美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审美主体所决定的，不同审美主体的不可避免地对同一件家具做出不同的解读，有时甚至相差甚远。艺术设计本身就不确定性，没有必要也不存在对审美理解的唯一性[3]。因此，在整个经典家具赏析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进行观察、思考与表达，而不是规定各种家具风格的特征。
4结语
“教无定法、教学有法”，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针对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学生，需要不断探索。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表达，加强师生互动，实现高职课程教育的目标―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参考文献：
[1]王旭光.“以史为鉴”――以家具史为教学核心的家具设计课程改革的探索[J].大众文艺，2011（23）：332-333.
[2]伍建桥.高职课程改革与课程模式的构建[J].中国高教研究，2006（2）：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