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定义篇1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其广泛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状况。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等发展的历史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在这里，历史的趋向性与理论的特殊性决不是等价的。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影响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唯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与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60、7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应用、传输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换句话讲，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和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p6］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疾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它试图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然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话”，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但是，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们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简单地代替前者。事实上，人们否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存在，是否认了反科学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决不能否认后现代性特征在科学哲学中的展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绝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总之，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性的走向，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囿于形式上的言词。
二、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论述的世界，试图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导致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了其在时空中的限制。”[4]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局域论趋势要表明：
1、科学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论述，而是多样研究领域和行为的“空洞标签”；事实上，存在着多样的玩其自身游戏和产生其自身局域规则的科学。
2、后现代哲学已中止了对其自身传统特权的欣赏。因为，哲学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样性而仅仅提供单一的形而上学洞察，也不应提供对于世界的单一认识论的线索。传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只是生产着标准、规范、规则和陈词滥调等等的集合，而人类理智和文化的物质性和丰富性都被亵渎了。
3、主体总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语词的集合中去把握对象，因此中性的观察者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既非约束于语形，也非仅仅由逻辑来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并历史地被决定的。
4、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本文中抽出或证实某一永恒不变的教条或启示，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评价的多维空间，而意义恰是在多维空间中传播的。因而，当使用“批评”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说明”而是意味着“刺激”。本文解构的实质就是要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维的评价，由教条性的说明走向启迪性的刺激，由守旧走向破除，由一统走向多元。
总之，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概念发展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从来不在符号中表现，它总是分布于符号总体之中，并且是由未陈述的战略整体性所生成的。结构主义者否认了意义的表征概念，认为意义并非由它们的指称所决定，而是在意义的关联网中被捕捉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该符号中未出现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正是这结构划定了符号间的界限。一个符号意义的显现，依赖于在一个否定的方式中该符号不是什么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结构主义更进一步，主张这些不同的结构从来不能被决定，因此，意义也从来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永远不出现的其它的踪迹所决定的。”[2，p32]关键的是，后结构主义趋势并不想把握意义所渗透的各种结构，而是试图表明生成意义的结构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达把这种解构行为与西方文化（科学是典型案例）的困扰作了比较，并以此廓清问题，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内，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体系，以使意义展示出来。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就等于谈论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分裂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这种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这正像模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譬如，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本文活动”，一种对不同性问题的解决；消解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等等，就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历史地讲，在后现代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巢穴。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5]“解释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科学实在论导向了整体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这表明了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和渗入了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6]
其二，“修辞学转向”推动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显著发展。“修辞学转向”的实质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更进一步地跳出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而从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在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削弱单纯本体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实现自身的后现代性。
不言而喻，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和发展中，其后现代性趋向表明：在理论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社会，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表现了各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观念区别，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运动所具有的多样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三、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方法论的分析，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是凌架于其它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权的圣物。后现代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整体论的分析运动，而是反对在任一统一的科学纲领下的总体理论的探究。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是一种解构战略，就在于它是一系列以摧毁和消解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也正是在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展开中，解构战略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实现途径。集中地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差异”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前提。“差异”是一个具有强讽刺性的概念，它是要将元理论的分析还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单元。从而，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差异”的中心性，在解构了的世界中去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在分裂了的本文中去寻找肢解的实质性。由于只有接触本文才能接触世界与实在，所以，本文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而在于外在的功能；不在于它的形式表征，而在于它的信息转换。因而，意义的“认识所予”不是本文，而是“差异”。在分离的变动中所揭示的这种差异，正是在这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这里，分裂本文，抛弃所予，把握动态变换中的差异，恰是解构战略得以不断展开并产生效用的前提。
2、“讽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基础。由于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讽刺的手法达到其解构现代性的方式，被人们称之为“一种讽刺的整体社会论”。“讽刺”手法的原则就在于：①实在是可讨论的；②语言是初始的；③只有在语言的范围内，实在才是可象征的、可达到的；④只有在语言中能够言说任一或每一事物；⑤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他自己的语言，包括关于事物的所有其它一般陈述；⑥上述各项均是历史的事件，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或逻辑的论证；⑦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既是现代性特征的终结，也是现代性语言的终结。[1，pp23—24]。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展开中，显示了“讽刺”是构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实在和语言之间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说的游离，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对象、边界、条件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奥塔德后来试图用“词组哲学”取代以前的语言游戏的概念，认为游戏者不是唯一的，他是相对于词组而存在的，而词组则先在于任何意向。词组是理论的基元，在一个特定的“词组制度”中，将词组秩序化正是“词组哲学”的任务。而罗蒂则迈向了自然主义的语词实在论，并建构后现代的“拟文学哲学”，以取代传统哲学的地位。可见，讽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本体论这一后现代解构战略的基础。
3、“放弃独白、构造对话”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根本途径。“独白”作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元理论的表现形式，使论述丧失了“实践—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会意义的模糊性。只有“构造对话”，才能实现本文的真正语境意义，使论述成为一种平等的社会论述，才能让“社会科学变成公民论述的典范”。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或语用学的转向，潜在地蕴含了公民在民主公众生活中的社会参与。同时，作为论述的社会隐喻也可表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语言结构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些结构可以通过讲话的修辞行为来发明。讲话行为表示并嵌入了不同的意义世界之中，并且这些意义在社会中是层次地有序的。论述语言的符号化系统不仅仅是讲话行为，而且是社会关联结构的实现和调节。更进一步讲，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符号系统，而社会则是一个进行对话交流行为的系统。另外，由于论述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域性和语境性，“构造对话”的本质之一便是追求论述的修辞学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并以此去彻底地消解元理论的“不道德的霸权地位”。在“语词—世界”的关联中，论述的方式表征了实现特定世界观的方法论途径；所以，突破一种论述方式，就是导向一种新的方法论。一句话，“社会契约就是语言；讲话就是战斗；一个人总是处于特定交流范围中的结点上；一致是压迫的；创造总是论争的诞生。”[7]总之，从元语言走向自然话语，从元理论走向修辞发明，从元逻辑走向社会结构，从元规则走向普遍的价值趋势，就是通过“构建对话”而实现解构战略的具体途径。
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具体实现途径，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作为后现代性的视角，渗透或折射进了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坏科学实在论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条件，以拓展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实在论自身所特具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囫囵的东西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溶入了科学实在论独特的有机体之中。在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就表现为“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具体地讲：
1、整体论的扩张是对传统实在论过份强调“普遍论”的现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所以，整体性的扩张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这主要表现在：①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和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本文的社会意义上超越“语言转向”的狭隘性，使负载理论的语言与作为背景的社会更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科学认识论，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丰富性、深邃性和时代性的特征。②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唯一结构。③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泛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和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
2、意义理论的深入是对传统实在论机械理解“语词—世界”关系的现代性的否弃和超越，是要把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这主要体现在：①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认为意义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是约束指称使用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是指称定位的立体坐标，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②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网络，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来说，语义和语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法论的保证形式。③在测量意义上去确立实在论的经验建构论，以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还原论，认为测量结果的表征术语不是作为实在的“模写”，而是作为实在的“映射”被建构的，因为它的意义内含了特定测量主体的价值趋向性和意向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承认表征术语的意义的映射性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实在的“模本”。从而，把实体的总体性和它们的关联看作是实在，或者把实在看作是具有潜在性、发展性和本质功能的实体总体，从而把所有实在解释成不仅仅包含存在什么或发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释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四、结语
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的影响，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正负方向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批评之间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当今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即科学是不是唯一的、有特权的知识形式？何种认识模式是科学？应该如何理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途径？科学怎样能够成为既是主张客观知识的论述，又是构成社会同一和规范建制秩序的社会力？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辨和求解中，后现代主义对难题的认定是敏锐的，但却设定了偏激的边界条件并给出了错误的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样几种倾向：第一，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着，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而真理就恰恰是在这种多样形式中非唯一地产生的，从而科学理性成为没有规则的“规则”的游戏及其自然化的体现。第二，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溢发着对哲学理性的嘲讽和亵渎。在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框架中，一方面否认基础论证或证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把非理性的“说服”作为根本的论证以充作理论的基础；在否认哲学除了启发性之外别无任何原则意义的同时，却要把解构的方式作为普遍的规则塞入人类理智的一切领域；既在叙述和说明、修辞和逻辑之间掘出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又试图通过“社会隐喻”去构设可选择的秩序化的理论。第三，反实在论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从否定中性存在的视角出发，把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而且，这些变动本身也并不是朝向最成功的实在复制品的收敛运动，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向而社会地发散的。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两个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当代文化的发展多么地斑烂多彩，科学均将处于文化运动的主潮流之中；其二，科学建制的系统化、完备化和开放化，已使它不断地增长了与社会建制之间的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力。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通过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然而，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的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和语用分析及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在广阔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关联中探索科学的进步时，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尽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评的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不过，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显示的那些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喻示我们，在当今中国文坛上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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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uzanaparusnikova,isa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possible,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march,1992,p25.
[3]ihabhassan,the postmoderm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theoryandculture,columbus,1987,p92.
[4]j·e·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knowledge,machesteruniversitypress,1984.p66.
[5]nanceymurphy,scientificrealismandpostmodernphilosophy,the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4,1990,p292.
现代科学定义篇2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范式/后现代知识
【正文】
近年以来，后现代主义沸沸扬扬，“后现代科学”也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似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后现代科学也如“梨花”盛开。问题是，后现代科学真能如此“盛开”吗？本文首先考察现代科学具有什么样的范式；其次，考察后现代科学有什么样的特征，它的依据是什么，这些依据是否使现代科学范式渐趋式微？科学还要“返魅”吗？如若不然，后现代科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有其价值？
1 现代科学范式
1.1 自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发生分离，科学与宗教神学发生决裂。经过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电磁学理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到19世纪末，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范式。与两次科学革命相对应，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到19世纪末，欧洲、北美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它们为世界不发达国家展示出崭新的未来前景。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值19—20世纪之交的时刻，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业已建立，只需对大厦作一些修补工作，晴朗的天空仅有两朵乌云，殊不知，这两朵乌云却引发了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诞生。在世纪之交早就为科学家彭加勒注意到的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也引发了60—80年代的混沌学的诞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学是同一水平的革命，同属于第三次科学革命，它们从三个方面给牛顿力学施加了限制。如一位物理学家说：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1〕可见，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自然观。但是，第三次科学革命并没有摧毁由第一、二次科学革命确立的科学范式，而且，它们共同构建了现代科学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一般把20世纪之前的科学称为近代科学，20世纪之后的科学称之为现代科学。但是，在西方，则通称为现代科学。西方没有近、现代之分，只有现代（modern）一词。正如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在英文里（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也同样），‘现代’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过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2〕
1.2 我们首先看一下“范式”这一概念。范式（paradigm）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来的。库恩没有给范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解释不一。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等，还包括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与心理认识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后来他又称之为专业基质（disciplinarymatrix）。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3〕“科学共同体”指的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大体讲，库恩所指的“范式”包含两方面的涵义：（1）从心理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2）从理论与方法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模型或框架。科学共同体还可分为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成为一个最大的科学共同体。
1.3 我们认为，现代科学范式由以下部分组成：（1）近、现代自然科学家所共同拥有的信念（如科学目标、科学的社会规范、自然观等）；（2）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和方法论原则；（3）还包括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神学等的关系规范。大体讲，现代科学范式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1.3.1 关于科学的目标。到18—19世纪，人们普遍形成了无误论的观点，即认为科学是由真命题构成的系统。科学无误论认为科学目标是追求真知识，即绝对确定的可证明的知识。到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具有一定预言值的命题系统，科学的目标旨在追求高概率的理论（命题）。波普尔则认为科学的目标旨在提高理论的逼真度，追求逼真度更大的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目标是与真理问题相联系的。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其目标是科学真理，而且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
1.3.2 关于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这一规范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理论（或知识）相区别的根本性特征。就科学理论所遵从的规范而言，大致有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类观点。预设主义是合理性的传统模式，它以逻辑推理作为合理性的形式，其次以经验检验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标准。譬如，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理论的评价或选择与这个理论的形式结构和它引出的经验证据有关。相对主义认为预设主义观点极为片面。历史主义者库恩就说，逻辑形式与观察实验不能决定相对立的理论或范式，因为范式各方面的支持者都有一套彼此相异的评判标准。
尽管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相对立，但是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共同评价规范还是有的。至少，狭义地讲，科学是一个陈述系统，该系统满足一些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构建了科学不同于其它人类知识的典型特征，可以称之为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包括：内在一致性（理论的逻辑无矛盾），可检验性（经验实证性），解释性（预见性，特别是能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逻辑简单性等。这些原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理性的基本内核。
1.3.3 关于构建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方法或规则，而不选择别的？这关涉到科学方法的根据。预设主义坚持方法论的一元论，认为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逻辑是一套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的元科学，它给出一切理论都应具有的永恒不变的公理结构，即注重逻辑形式而不关注内容。与此相反，相对主义坚持方法论的多元论。历史主义认为，重要的不是科学形式，而是科学的内容，其原因在于科学的一切随社会文化条件而转移。我们认为，科学方法论应当在一元与多元、变与不变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虽然科学方法随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凸现了不同的科学方法。科学愈向高级阶段发展，其抽象性愈高，假设一演绎法愈受到重视。
1.3.4 关于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规范支配着所有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同时成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倘若没有这些规范，就无法产生重要的科学问题，无法评价科学活动的成果，奖励卓有成效的科学家。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有：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和合理的怀疑性。科学的社会规范被默顿（r·merton）称之为科学的精神气质。他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4〕科学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区别于人类其它活动的基本特征。
1.3.5 关于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尽管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是科学体系与上帝、神毫无关系。现代科学是与“自然的祛魅”（disenchantment）相联系的。所谓“自然的祛魅”，按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d·r·griffin）的说法，“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5〕虽然人类文明初期的许多知识被宗教神学家篡改，为其神学目的服务，但是，具体的宗教教义是和相关科学的结论或原理相冲突的。罗素指出：“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6〕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宗教的信仰性，二者是难以简单调和的。
1.3.6 关于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自近代科学以来，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已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知识经济的来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政府权力日益整合。科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政府的问题。没有政府的赞助，科学难以发展。政府的不正当要求也会使科学迷失方向，甚至堕落。因此，科学的合法发展要由合法性的政府来规范。但是，当代合法的政府却存在合法性危机（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等等），为此，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制定合理的规范制约政府的行为，保证科学的合理合法的发展，保证科学指向人类进步的向度。
以上我们仅论及了现代科学规范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中1.3.1、1.3.2、1.3.3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内在规范，1.3.4、1.3.5、1.3.6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外在规范。内在规范中1.3.2，即“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人文知识的本质区别，界定了科学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它是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是硬核，难以改变。科学的内在规范是科学范式的主要方面，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在规范是次要方面，非本质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在规范也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2 后现代科学可以成立吗？
2.1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50年代向后工业社会过渡，6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90年代在我国，后现代主义也大行其道。当代主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各有特点，虽有冲突，但是，他们主要从哲学层面出发，其共同点体现在：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可称为否定性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反，格里芬等人则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探讨更为广泛的问题，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价值与事实、真与善与美的统一，主张科学应当“返魅”（reenchantment）。这些观点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由格里芬主编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参加此书撰写的学者既有科学家，也有从事神学、灵学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bohm）。凡了解量子力学的读者一定会知道玻姆，他的思想极为深刻。比如，在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论战中，爱因斯坦等人于1937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坐标与动量关联的理想的epr实验来反驳玻尔。50年代玻姆则从自旋的三个分量着手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自旋epr实验方案。目前epr的检验仍然是物理学的前沿之一，直接涉及到量子力学是否完备这一重大问题。（参见吴国林《从微观物质开放性角度审视erp佯谬》，《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7年第1期）。
2.2 近年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就在于人们对现代性愈来愈不满足。譬如，当代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等等。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软着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外开放使外域之风也迅速吹向国内。总之，种种因素使后现代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这也表明了国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的急切关注和深思。
无疑，外域之风并非都是清新馨香的，保持谨慎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实际上，许多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渗透了商品的逻辑，而且，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正向全球蔓延，对于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极为不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f·jameson）就指出：“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但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溶入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尽管具有新的类型”。〔7〕
2.3 在当代，科学或知识或信息的作用日益凸显。80年代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成为内生变量，知识内在地推动经济发展。1996年经合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人类将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我国业已制定的《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知识创新工程》正处于试点阶段。无疑，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知识，其根源是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系统化的知识；反过来，知识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一般所指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具有实证性。科学与知识的区别在于，科学是系统化的实证性的知识，而且如前所述现代科学已形成了自身的范式，这一范式也没有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发生突变。
2.4 虽然，早在19世纪之前就发生过反现代运动，如始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和卢德派的反现代运动。1755年卢梭在其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对科学和艺术，进而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持否定态度。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也对科学技术进行过批判。他们把科学技术看作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功能。马尔库塞主张要彻底否定科学技术成果。但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可以概括为格里芬所言：“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后现代世界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社会”。〔8〕那么，具有严格规范要求的“科学”如何可能与后现代主义“情绪”相调适呢？
2.4.1 在格里芬等人看来，后现代科学应当有什么特征呢？他们反对科学必然和一种“祛魅”的世界观相联盟，其中没有宗教意义和道德价值，即顽固的自然主义。主张灵活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由、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神在世界中作用（通过它的作用，价值才得以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影响）、生态伦理以及对泛心理学，如超感观视觉、心灵感应以及中国气功师的外气发放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死后生命问题等等，都占有一席之地”。〔9〕一言以蔽之，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大致可概括为：整体论和有机论。
2.4.2 在格里芬看来，后现代科学背离了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世界观，根源于科学本身实质性的进展。的确，玻姆发展了一种隐变量的量子理论，提出了一个包含环境信息的量子势概念，由此他认为：“世界不能真正分解成彼此分离的部分，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其分离部分的出现，只是作为一种仅仅在经典极限下才有效的近似”。“从量子尺度看，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不能真正看成是由彼此分离的独立部分构成的。”〔10〕从物理上讲，这是正确的。后来，他又提出了显序和隐序概念，他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无疑，这已是物理哲学的概括了。在玻姆看来，“后现代物理学，广而言之，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11〕这只能是更有哲学意味了。诚然，近代科学以机械论、还原论为特征，现代科学以整体论为特征。且不说，在西文意义上，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是同一概念，仅以科学史来看，是先有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后有科学世界观。换言之，还原论、整体论都是从近现代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它只能看作科学理论的次级意义或社会意义。事实上，还原论、整体论也只能算作科学的外在规范，是非本质的，并不能构成对科学内在规范（核心）的重大冲击。而且整体论也不是抛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而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整体论。当代科学发展的客观事实是，实践中的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还原论者，进行还原尝试的方法仍然极富成果。〔12〕
2.4.3 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原初的有机体可以被组织成两种形式：（1）一个是复合的个体，它产生于一个无所不包的主体，（2）一个是非个体化的客体，它不存在统一的主体性。动物属第一类。石头属第二类。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不存在什么本体论的二元论，但存在着一种组织的二元论。〔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后现代的有机论看来，宇宙的原初总应当看作一个有机体吧！总应包含些许的目的因吧！但是，描述宇宙原初的物质状态，是用宇宙波函数表达的。宇宙波函数仅有引力场和物质场。当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霍金（s·w·hawking）发展的“无边界”量子宇宙学已粗略地给出了宇宙的创生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它否定了任何目的论、否定了上帝或神秘力量的存在。正如卡尔·萨根在为霍金的名著《时间史之谜》一书中所做的“导言”中指出：“这还是一本关于上帝……或许关于上帝不存在的书”。“正如霍金明确指出的，他试图理解上帝的思想。这使他的努力所得的结论越加出人意料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一个没有空间边缘、没有时间起点或终点，以及没有上帝可做事情的宇宙”。〔14〕
2.4.4 克里普纳（s·krippner）在《灵学与后现代科学》一文中说：“不仅量子论指出无法区分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被观察者’，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将意识完全并入科学研究的主流中来而得到解释”。虽然在量子力学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关系上有许多争论，但是，观察者也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并入量子过程中。事实上，观察者是宏观物体，量子过程是微观过程，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量子现象是微观客体与宏观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物理学家玻姆曾明确指出：“我不认为精神对原子有重要的效应，至少人类精神对原子没有影响”。〔15〕与玻姆长期合作的海利（b·hiley）教授认为：“我不明白为何在现阶段需要把精神引入到物理学中来”。现在用量子势来表达，就不会陷入量子理论的多宇宙解释所造成的精神介入困境。〔16〕
2.4.5 格里芬认为，自然的祛魅的一个深刻而主要的特征是否认“远距离作用”。韦伯在形容祛魅一词时，含有“驱除魅力”的含义。机械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否定自然事物有任何吸引其它事物的隐匿（神秘）的力量。〔17〕事实上，从已有的关于epr实验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支持量子力学是完备的，这也意味着量子力学中波函数之间的联系是瞬时的，也即是远距离作用；玻姆倡导的非定域的量子势概念也是远距离作用的。可见，从物理上讲，微观客体可以存在“远距作用”，尽管现代物理学（如粒子物理学）仍然建立在近距作用基础上。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用自然说明自然，否认任何神秘作用。由epr实验所表征的“远距作用”与灵学中的超心理现象、心灵致动、“中国大气功师”所宣称的“他心通”、“遥视”等“特异功能”的“远距作用”具有本质区别。科学坚持重复检验原则，一个科学事实是可以在相同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程式下重复出现，至少存在相当高的概率。一个事实不能得到较高概率或重复出现就不能被证认为科学事实。〔18〕灵学中宣称的心灵感应、气功中的“特异功能”几乎没有在科学的严格规范下重复出现，“大师”们也没有显出比常人有更大的本领。然而灵学家、大气功师们却把结果的不可重复归因于：心不诚则不灵，有人干扰气场，没有进入气功状态等，无疑这是遁词。可见，科学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远距作用，科学必须建立在具有可重复性检验的科学事实上。不可重复的事实，其真伪性无法判定，由此彰显了科学与灵学的区别。
2.5 如果说后现代科学是可能的，那么后现代科学的范式是什么呢？格里芬在《论心与分子：心身相关宇宙中的后现代医学》一文中有所表达。在他看来，二元论和唯物论是17世纪以来统治现代社会的两种范式，可具体归纳为：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样一来，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空洞的实在”，全然不存在内在的实在、感知或经验、主观性、目的以及一切的内在的生成。但是，这种论点是可疑的。由此，格里芬提出了后现代范式的依据——泛经验论，用以表述后现代科学的基本性格和方向。
2.5.1 格里芬的泛经验论建立在怀特海和哈茨霍恩哲学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有机选择论。泛经验论的具体要点可概括为：（1）每一实际存在都是一个实际活动，亦被称为一个经验活动。（2）自为的经验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事件。事件作为主体，它被涉入一个简短的生成过程中。作为主体的经验活动将感受（肉体性）与自决（精神性）结合在一起。（3）一个客体就是一个原本实质上的主体事件，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仅表现在时间上。（4）“心”与“分子”是一系列先主体后客体的事件。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是否具有经验这种绝对的差异。（5）每一种永恒的事物都是一个由一系列迅速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上的“群集”。事件是最基本的个体。一个事件的“运动”不是移动，而是内部生成。（6）内部生成是第一性的，移动是派生的。（7）每一新的经验都是产生于许多经验之上的集合体。合众为一是经验的终极实质。实际上，它就是宇宙的终极原因。（8）实在是完完全全群集的，不存在只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永恒的实在，存在的仅是事件和事件的群集。（9）每一层次的个体都是有机体的一个层次。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较高层次的有机体。人类是具有等级结构的有机体：是有机体的有机体的有机体。〔19〕据此，格里芬断言，心会受到身体内一切活动的影响，同时，身体内的一切活动也会受到心的影响——这是与现代范式截然不同的看法。
2.5.2 不难看出，泛经验论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是一种后现代性质的本体论。正如格里芬自己承认：“当然，泛经验论是有一种未被证实的假设”。但是他又认为：“低级存在不具有任何形式的经验的观点亦未被证实。验证每一假设的途径只能是考察这一假设所导致的结论”。〔20〕中国几千年的气功实践，无疑证明了心和身是相关的，但是，要把人类具有的经验内涵泛化到分子也具有经验，显然是外延太大了。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而且在科学实践中也没有被证实。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理论除了满足逻辑一致、经验实证性和解释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科学理论必须能够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而且愈多愈好。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首先预言了光线弯曲，这与“光线为直线”的日常经验不一致，是一类新的经验。后来，广义相对论还预见了雷达回波延迟、黑洞等新的物理现象。那么，泛经验论的推论又预见了什么新的事实呢？用泛经验论可以解释医学中业已存在的心身相关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能否在物理、化学等无生命物质世界逻辑地预见一个新的事实呢？显然，目前没有这样的事例。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出现。因此，泛经验论也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辨式的无根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具有可检验性的科学假设。可见，企图建立于泛经验论这一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科学，无异于空中楼阁。不仅结不了果，甚至连花也开放不了。
2.6 后现代科学空疏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科学范式没有突变，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危机。
2.6.1 牛顿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确立了机械论自然观思想，第二次科学革命确立了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自然观，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论自然观、否定了自然的不变性和预成性，否定了决定论和确定性，代之以世界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不确定性的重要地位。虽然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科学革命，自然观上有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某些外在规范发生了变化，但是，科学的内在规范——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部分（如建构科学理论的规范或原则等）——却没有受到冲击，经受住了科学发展的检验。
2.6.2 就现代科学自身而言，特别是带头科学——物理学与生物学，它们不仅没有危机发生，反而生机一片，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只有现代科学发生危机，科学革命才能发生。如果说现代科学有危机发生，至多只能说有危机的征兆（主要是指外在规范问题），而没有冲击现代科学范式的内在规范。既然现代科学范式没有本质的危机，那么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亦即不可能发生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
2.6.3 仅仅依持科学规范发生的某些变化，仅仅停留在“祛魅”、“返魅”、“物质有痛苦”、“磁石有灵魂”等词语的编排上，显然是不可能符咒般地呼唤出后现代科学。既然如此，又为何极力呼喊后现代科学呢？难道我们还不能洞见到文化中渗透了商品的逻辑吗？
2.7 我们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后现代科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观念。例如，玻姆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后现代物理学。他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共同点是同意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量子论的数学定律可以被理解为对整体运动的描述，在这一整体运动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后现代物理学应从整体出发。〔21〕可见，玻姆的后现代物理学也只是一个思路，没有具体的操作意义，对量子力学的重新理解也不过是变换了一个视角。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也谈到后现代科学，他说：“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述：不连续性、突变性、非矫正性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不可决定的、精确控制的极限、以不完全信息表征的冲突、破碎的、突变和语用学悖论等”。〔22〕这些特征是与量子力学、突变论、混沌学、耗散结构论等有明显的联系，但是，这些学科却都是属于现代科学，而不是后现代科学。因此，我宁愿把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科学”称之为“后现代知识”，即在现代科学范式下可以合理存在着后现代知识，后现代知识以不确定性为标志。其原因在于：科学是一种严格的体系，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知识则不一定，可以没有体系要求。目前所称的“后现代科学”更没有什么体系可言，只是一种哲学式的假设罢了。从科学的角度看，后现代知识可以从1927年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作为肇始的标志。到50年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后现代知识才成为浩浩江河，特别是90年代知识经济的出现，后现代知识已势不可挡。〔23〕
3 结语
尽管后现代科学难以成立，但是，后现代科学力图克服现代科学种种弊端，以达澄明之境；后现代科学对人类发展所表现出的深切关怀和焦虑，因此，它是有意义的。然而，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要冠之以“科学”称谓，不如称之为“后现代知识”。要使后现代科学真正成为可能，不仅需要哲学家、宗教学家等人文学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自身已发生了危机、发生了范式嬗变；不仅要有概念变革的先行，而且要有实践运作的科学具体操作层面的突变，要有科学方法的变革。目前看来，后现代科学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从观念逐渐浸润的视角加以评价更为恰当些，而操作意义上的工作还远没有展开。而这种展开目前看不见明显的征兆。
在我看来，在现代科学范式下，人类仍有现实的可行策略，即通过“立法”——制度创新——来化解现代科学带来的弊端，减少现代科学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可以通过各国政府及政府间的合作达成某些共识，利用人类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等）的精粹，构建若干科学规范——“科学法”——规导现代科学，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2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一种现代科学范式下的“后现代知识”状态。也正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有益的“后现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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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定义篇3
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理论资源
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80年代，至今仍然影响深广。就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哲学文化而言，现在虽然进入了21世纪，但至少目前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还没有出现更新的哲学流派。后现代主义迄今仍无统一的概念，其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工业化的产物，它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博爱、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为基本特征许多学者提出，现代主义可以从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方面加以界定，其中在文化精神维度上，“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以数学、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理论，以及由启蒙主义引发的哲学中存在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后现代主义也可以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加以理解。在社会经济方面，后现代指的是以信息传媒、后工业社会、“饱和的社会”等特征为主导的新时代;在文化方面，后现代指的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反中心、反主体性的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一种有着统一宗旨的哲学或文化流派，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其主要体现为对一切崇尚中心、秩序、总体性的理性体系的反叛，对不确定性、异质性文化的尊重与追求。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并不是全部否认理性、科学，而是为了破除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绝对确信和盲崇。同时，更强调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实现对现代主义哲学的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同那些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哲学思想一样，它的精神实际上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最终将成为人类的存在的构成因素。
后现代的文化将不仅表现在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和抨击上，也反映在对人性光明面的歌颂和鼓励上，还体现在对真理的认识和正义的扞卫上，更呈现在对文明人格的塑造、思想境界的升华、精神情操的陶冶、生活信念的鼓舞、人类光明前途的憧憬上，而并非完全是“尽善尽美的自欺式幻想”。即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游戏”观点也有合理的成分，游戏反映出了“自由、愉快”的人类本性。尽管后现代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在今天也许才刚刚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后现代心理学是指近20年来西方心理学中出现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取向。这种后现代主义取向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如建构主义心理学、解释学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女权主义心理学、后认知主义、后实证心理学和话语心理学等分支，在这些不同的后现代心理学的分支流派之间均存在着许多对立与冲突，但也反映出了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普遍试图以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重新阐释心理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基础性问题，从而能为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基本支撑点。后现代心理学在哲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建构实在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本体论思想；在科学认识论方面，无论是批判性的后现代心理学，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心理学，他们纷纷以有机整体观、生态科学观为武器，试图实现“世界的返魅”，再现“科学的魅力”，进而建构起一种内生性的“真善美统一”的后现代世界观与科学观;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心理学不断通过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赖以立足、发展的理由及方法进行深入反思、追问和判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离散式的理论格局，重新解释与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的知识观、真理观和意义价值论，特别是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流派在知识论和认识论领域所开创的“后继认识论”，更是在理论心理学的层面上对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实证心理学及认知心理学的一种有力否定与超越。
长期以来，现代主义的理性科学观点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在心理学的学科共同研究纲领中，“自然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实证心理学，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现代主义取向的心理学认为，只有走近代数学、物理学的科学之路，才是心理学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因此，创建心理学的先驱者们相信，通过科学的方法最终能揭示人的心理活动方面的“真理”。于是，倾心于自然科学化便成为多数心理学家的梦想。即便是当代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在相信科学、相信客观真理方面，也与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是一致的。为了实现科学化梦想，心理学一直期待着有自己的牛顿、达尔文式的科学巨人的出现。因为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虽然于1879年建立第一个实验室，这一事件曾被誉为“科学心理学”正式摆脱哲学、走上自然科学道路的标志，但冯特所开创的心理学实际上是二元型的“新科学”：第一种是哲学的心理学，第二种则是半科学的心理学。正如我国已故着名心理学家潘菽所讲的那样，心理学独立之后的“半科学的心理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至今也未能发展为纯正的科学，因为其所有的问题还未能脱离旧时哲学的影响。即使是实证心理学，其出发点都是在沿习某种哲学，它们都要先采取一个固定的哲学观点。现代主义的实证心理学从反哲学出发，又走向了竭力维护自己的另一种哲学的发展道路。
西方不少思想家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极端“科学化”做法早已进行了尖锐的间接的批判。例如，马克思便曾指出，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是“肤浅的经验主义”。列宁也批判过心理学的创始人在哲学上是“侏儒”、一只“跳来跳去的老麻雀”。与冯持同时代的哲学家胡塞尔更是明确指出，在自然主义观点中的“悖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的科学心理学。胡塞尔说，19世纪中叶，“通过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为了将意识现象作为经验科学的考察对象，尝试着要进行意识的自然化，探究存在于其中的因果法则。但是即使仿照物理的、化学的手段，采用精密的实验方法，由于心理学家们甚至‘连实验方法的诸前提是无法凭借实验心理学自身来建立基础的’都没有认识到，因而如果勉强要建立这一基础的话，那心理学就只能是陷入悖论的循环。在胡塞尔看来，对于心理学而言，现象学方法具有优先性。因为只有依靠纯粹的意识分析科学的现象学，才可以使心理学获得科学的基础。
后现代心理学中最为值得关注的一大思想资源，无疑是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科学观、知识观和真理观的系统性反思和批判。现代心理学主流范式的基础性前提是科学中心论的实证主义，而有关知识、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问题，既是现代主义心理学发展的立足性基础前提，也是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理论与建构性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现代主义的心理学重视科学与知识的客观价值，强调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真理、逼近真理的惟一方法和途径，实证的科学方法最终能揭示真理及规律。后现代心理学则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科学观与认识论发起了攻势强劲的批判与否定。后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知识、概念和理论完全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一切知识和真理均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是特定的和情境性的;知识不能、也不需要被认为是“真理”,一切所谓的真理都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知识永远是某种角度的知识，知识的情境性远远甚于普遍性;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而不是惟一的;知识发展的根本目标不是效率，而是保证人类的公平和正义;知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参与的和分享的，而不是权力的、垄断的和支配性的；知识的学习与传授，应该是情境的、价值的，而不是程序的和方法的。后现代心理学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技术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自然科学技术的公共语言也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形式，因而不再应该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和社会特权，它只应该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元。
后现代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重要批判性理论资源是对目前在心理学界盛行的另一种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一认知心理学的批判。现代认知心理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假设是物理符号加工系统，即主张物理符号系统类似于人的心理表征机制。后现代心理学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认知机能主义的核心假设。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格根等人提出，在人的头脑中并不存在着一种心理表征的机制，或是“认知魔殿”、“认知小鬼”。人的心理活动的实质不是“心理机制”，或表征系统，而是“话语”、“技能”与“能力”等方面的个体自我建构活动。即使是与认知心理学关系十分密切的认知建构主义学派也批评了经典信息加工理论中的“表征”核心概念，例如格拉斯费尔德等人便指出，知识并非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抑或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和假设，而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被革命掉。科学知识被个体接受之前对其而言“毫无意义”，一切外在知识信息的输入，只有经过个体的主动加工、转换与建构，才具有客观的价值意义。后现代心理学在坚持以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逐渐发展并建构起了自己的元理论基础。
二、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建设性资源
有的论者认为，西方后现代心理学“就其本身的理论层次及理论穿透力而言，它所触及的领域要远远超出了整个心理学，它事实上是一种新的知识论，是科学研究的元理论或者元话语。”[6为了更好地考察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精神资源，有必要从元理论的视角对之进行扼要的阐述。所谓元理论是指以某一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探索对象的研究取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许多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一股日新月异的元理论化研究运动，这标志着社会人文科学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及反思自身学科时代的到来。元理论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建立理论的一般出发点，规定着学科在某些问题上建立理论的方向。元理论化发展趋势目前已被视为社会人文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途径。在一些学者看来，元理论乃是获得对理论深入理解的新方式，构建新理论的序曲，形成超越的理论视界的资源。从元理论视角来看，后现代心理学对的心理学元理论贡献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核心假设？社会认识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既反思质询“什么是心理学”或“心理学的知识是什么”一类的认识论、知识论问题，也同时注重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起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的中心观点”。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心理学的概念、理论不是知识的客观性的积累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知识的建构过程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因此，语言规则是科学事实产生的语言前结构。语言本身是社会现象，其意义依赖于语境，语言规则包含着“文化生活的模式”。一些学者总结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建立其“社会认识论”元理论的四个原则:一是话语知识论原则。后现代主义对知识的建构之关注的焦点从传统二元认识论的主观？客观、心？物世界的关系的探讨，转移到了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之分析，从人们头脑中的命题转移到了人们所说的语言中的命题，话语成为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二是知识社会关系论原则。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首位，这种关系正是在微观社会层面上行为相互依赖的范型，而没有必要像传统二元论者哪样追究人的心理如何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知识或语言是社会文化和主体间交往的产物，其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情境之中。三是知识语言的经验性、参与性原则。它主张知识由过去的经验所构成，个人从内心解释外在的经验，进而对这些经验产生深刻的意义。知识的理解只能由个体基于自己的经验和信念背景而建构起来。四是主动建构性、实践性原则。许多建构主义者普遍重视“活动”，即创造性的形成性的、建构性的自我再生产的自我维持的活动。
也有的学者从元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心理学的知识性质’。赫波得指出，后现代心理学在元理论水平上对心理学的知识话语系统进行了8个方面的分解：（1)心理学理论中的心理话语是用其他心理话语来解释、表达和规定的。（2)—种心理学的理论，不过是由一系列相近的语词、定义组成的。（3)心理话语将还原为一组扩展的重复话语，多属于无谓的重复和赘述。心理学的语言在典型特征上，类似于数学上的命题，是可以被理解的。（4)心理学的语言陈述中的合理部分只不过是表明，在刺激世界与心理话语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功能关系。（5)心理学的理论存在于语言沟通、协商过程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学科专业术语本质上是由沟通中的协商所决定了的。（6)心理学的语言习惯的约定来自于语言的前结构被随后普遍化为“科学事实”。（7)心理学公共语言中的事实含义，以及不规则的异例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用来表达相关内容的命题形式。(8)对心理学语言的规范，实际上是促使能够变成清晰的语言陈述习惯，也预示着对某些事物的研究特征‘能够被理解”。
(二)后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相当关注“怎么做”一类的方法论问题。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不习惯于使用方法一词，但有时他们也用近似于方法论的术语来讨论科学、真理与知识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所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后现代的方法论是后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的，他们甚至声称，就方法而言，“怎么都行”。同时，作为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科学方法”的替代者，后现代心理学主张这样两条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其中“解构”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解释”则侧重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在现代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的领域中，解释的特点受到严格的规定:寻求协调、追求对真理的统一，而不是寻求各种方案的扩大和增加。可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解释理论内，解释已经不是深入根底的追求真理的活动，而只不过是一种起中介作用的个体化理解形式。所有的文本意义，所有的解释，都是无法确定的。所有的解释都是等价的，他们拒绝让某个陈述高于另一个陈述。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将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认为话语分析方法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一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创立了Q方法，主张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
(三)后现代心理学的实践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涉及到了心理学的实践论问题。实践论是与方法论相并联系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如何去做”之类的实践应用问题。这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超出了元理论的既有研究内容，但是实践论题本身的重要性也迫使元理论研究对于实践问题不得不对理论的应用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因为如果任何形而上学的元理论是无用的，那么，后现代心理学对于科学的一般性质和结构之类议题的讨论，同样也是多余的，或者是无用的。而倘若一个心理学理论问题的解答是有意义的，其必然是人类实践所必需的。因此，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基础性问题的反思和探讨，也理应涉及元理论的实践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讲，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即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而后现代心理学也强调自己是关注日常生活世界和实践操作的心理学。正如建构主义者波特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有利于心理学实践向这样4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促进语言的意义与功能的转变;二是从个体中心模型向关系模型转变;三是从客观世界向社会建构世界转变；四是从经验实证向话语分析转变。波特还批评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心理学，认为其至今仍未能将人的实践活动概念化，未能认识实践的行动定向和协同来建构其功能，也未能说明实践如何通过人的分类、公式化及定向活动获得意义。话语心理学集中强调了自然情境中关于现实和认知的“文本”的产生过程，这种文本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后现代心理学者看来，作为一种思潮、一种理论的后现代心理学，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不过，这种所谓的“新的心理学样式”进一步的发展目标则应该是对自己的学科和职业实践活动有所贡献。正因为如此，当前西方后现代心理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对于文化实践的心理学作用问题，以便为心理治疗、咨询、教育、测量和组织管理工作等心理学的传统职业活动提供服务。近年来，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理论不仅在教育领域发挥了观念先导、实践操作的支配性作用，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模式已经出现在家庭疗法、叙事疗法、交往互动疗法等职业实践中。“后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理论，不但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能够使心理学的社会职业实践有所丰富。
三、对后现代心理学精神资源的初步评价
在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在元理论上的学术贡献的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分歧很大。肯定者认为，后现代心理学所提出的社会认识论这一理解方式，解构了传统心理学的基石，它一方面为重新理解和审视传统研究模式和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基点，另一方面则又同时打开了通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门扉，进而在心理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取向，正在兴起一场理论革命。因此，应该欢迎后现代主义这种与西方传统上不同的探讨真理的方法，应该给不同的视角以同样的尊重。国内学术界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造成了一次反映论的革命。后现代主义无论对于推进人类认识，还是社会实践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启发、批判和开放的作用。但是，否定的意见则更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史密斯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只能在心理学的人文领域等边缘地带发挥作用，而在核心的自然科学领域则毫无市场。后现代主义对自然科学范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冲击，其破坏了来之不容易的现代心理学共同体所建立的基本信念。当然，后现代心理学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饱和的后工业社会、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探索，其本身也正在处于发展及完善之中，因而要对它的理论精神资源做出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尚为时过早，但目前至少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的结论：
首先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精神资源能够促进心理学科自身的不断反思与进步。从学术意义上讲，怀疑、探索、反思与批判，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内在生命力。反思批判精神是开辟真理、推动科学进步的有力思想武器。在现代及后现代科学知识的研究积累、探索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批评与喝采同样重要”的发展规律。有时批评的声音、批判的视角，恰恰是扞卫人类进步事业的充分必要程序。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从不害怕自己被否定和超越。任何科学研究并非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变成了绝对真理，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如果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对已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成果偏爱有加，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会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新教条。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任何科学研究，只有在坚持以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才能发展并建设起新的理论。毫无疑问，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精神是当代心理学发展所需要的一种科学品格及精神。也正是在批判性研究的发展中，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才得以形成、发展乃至实践，进而使其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中，走向了对现代性形态的建设与重构的发展阶段，从而使当前西方的后现代心理学迈上了一个“后现代与现代特性相共存”的新的发展平台。就心理学的理论的建设性需要来看，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元理论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最后根据，作为基础性的心理学元理论需要经常反思自己学科的基本问题，以便重新整合与发展自身。为了同人类知识、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相衔接，心理学的学术理论研究不断地面临着基础问题的重新组合的强大压力。而后现代心理学正是基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对心理学中的许多重大学科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探索和创新。后现代心理学并非完全是反知识、反科学、反技术的基本本体论形态，而是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强调通过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
其次，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想在理论上丰富了认识反映论的实质性内容。从认知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变是当前西方心理学基础理论核心假设转换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后现代心理学中的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贡献最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识的确是对外部信息的加工，没有外部的信息，认识就无法形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人的认识何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又必须到心理的建构和反思中去寻找，也就是需要从认识的社会性、文化性、语言性、能动性和经验性等方面加以阐释和澄明。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研究取向，从心理基础、生理机制和语言方面深入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具体机制，比较深入地揭示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主体的认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即认识过程中主体的内源性因素，这是对反映论的具体化和深化。因为反映论与建构论是现代认识论中的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后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建构论中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成分。当然，西方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论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建构论而非客观建构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分歧。过分地高估后现代心理学的建构论与反映论的一致性，也是不正确的。
现代科学定义篇4
论文摘要：后现代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形式，它提出了有别于现代科学观的新观念。从科学观的转向来分析后现代科学观，其中内在着反科学的非理性因素。结合我国现状，重温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走向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建立“科学技术人文学”，并用它来代替“科学知识社会学”，是科学观发展的合理走向。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实现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20世纪末，又开始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两次重大转变表明，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并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这段历史表明，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两次重大转变，实质上是科学哲学重大主题的转换。由于后现代科学理论自身的繁杂性和多元性，人们对后现代科学的评论不一，其中既有理性的分析和比较，也有感性的贬斥和褒扬。对这种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手段，具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实质的科学思潮，要认清其内涵及其在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地位，需要动态地、历史地去分析。
一、科学观的转向:由现代到后现代
要分析科学观的转向，就不能不从科学哲学的两次转向说起。科学哲学的第一次转向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20世纪前半叶，物理学的蓬勃发展，确立了由观察向理论过渡的科学发展模式，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流确立了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科学哲学的传统和主流。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限，拒斥形而上学，固守科学主义阵营，坚持还原论的方法论。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形成，预示了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科学哲学的第二次转向是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代表人物是费耶阿本德、罗蒂、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知识纲领把库恩的历史主义推向极端，走向无政府主义，宜称“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同罗蒂非常接近，而且似乎反科学的色彩更加浓厚。逻辑实证主义一般被称为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但自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之后，持这类基础主义的哲学家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后现代主义者哲学观点表现为从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转向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从科学认识论转向鼓吹认识论之死，从拒斥形而上学到终结形而上学。
后现代科学观是针对现代科学观来说的，现代科学观就是传统科学观，传统科学观是在近代科学的影响下人们形成的对科学总体的认识。从16世纪中后叶开始，以哥白尼、牛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观相信，科学是惟一正确的知识，是永恒的真理。笛卡尔就曾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相信科学可以改变一切。“自然科学的惟一目标就是更坚决地建立和发展人类优于自然的力量和统治，反对将自然知识看做是目的的本身的观点。在20世纪前半叶，以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为支撑，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黑暗时代。战后，在科技的促进下，资本主义强国很快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然而，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全球问题”，像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核威胁等，科学的圣洁形象已经遭到现实的普遍质疑。科学的社会文化基石及其内在的人类学意义彰显出来，而科学观也随之转向对终极人文关怀的强调与关注。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立以及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之间的紧张，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备受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1995年“索克尔诈文”风波之后，有关争论达到了高潮。科学是一种文化，人文也是一种文化。科学文化本质上是关于物的文化，人文文化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文化。科学文化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技术物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物的作用，人文文化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社会协调，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科学和人文是并行不悖的。科学和人文的截然划分，否认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否认了科学与人文的关联。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发展和地位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两种文化的分离，导致了科学沙文主义等思潮。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是对当前科学的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描述，目的在于唤起被现代科学所丢失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霸权地位和负面效应持批判态度，它认为科学与艺术、宗教、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后现代科学观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强调对科学进行人文理解。
现代科学观可以说是绝对主义科学观，后现代科学观是相对主义科学观。绝对主义在科学史上流行很长时间，远比相对主义盛行，科学沙文主义也是一种绝对主义。科学真理具有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绝对性，真理是发展的过程，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这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以客观性否认相对性，或以相对性否定客观性都是不正确的。作为对现代科学技术之复杂局势的哲学反思，对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世俗化、科学等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核心思想的批判，后现代科学观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核心命题蕴涵了深沉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后现代的时代特征。
二、由绝对到相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反思
要深刻理解后现代科学观中的反科学因素，就不能不对反科学概念有所了解。反科学一词的英文表达为anti.-science，其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反科学行动;二是反科学思想。反科学行动是指用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结论，以科学之外的理由(政治的、宗教的)，运用科学之外的力量来限制、干涉、压制及其破坏科学的行为。如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曾对一切异端都予以惩罚，其中包括与教义相违背的那部分科学。反科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唯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自然观遭到了许多优秀的人文学者的反对，如卢梭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质疑科学，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技术本性的批判，马尔库塞指责现代科技体制批量制造出来的是没有精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都属于反科学思想。《科学与反科学》的作者霍尔顿认为，反科学现象的实质是反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人的世界观是十分复杂的，它可以有内部矛盾，会随时间而变化。反科学、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作为个人的信念，并无多大危害，但它一旦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带来巨大灾难。“科学理论一旦变成了技术，并且又被政治家所掌握，科学家就无法改变它的命运了。德国的纳粹提倡“雅利安”科学，斯大林支持李森科之流等，都是典型的案例。
后现代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现论家对现性的批判，存在着不加区分的缺陷。理性分为批判理性和工具理性:即以批判现存社会为目标的批判理性和作为理性化系统之组成部分的工具理性。由于后现论家混淆这两者，从而使后现论有可能陷人非理性主义的泥潭。后现论家对逻辑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不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后现代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把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混为一谈，进而把这种批判扩大到对科学、真理与理性批判上。后现代主义放弃基础主义，会招引相对主义的幽灵，放弃认识论和道德的确定性也必然会产生相对主义。不可否认，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大卫·格里芬就认为，“后现代科学必须清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像上面所引的(后现代科学一科学魅力的再现)的作者之一布赖恩·斯温对宇宙创始说的推祟，以及另一作者斯坦利·克里普纳对灵学的崇拜，深深地反映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能从科学自身的演变来看待科学，而是仅仅站在科学的外部看问题，甚至以现代神学和宗教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科学的演变进步。虽然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这种后现代科学观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影响不能忽视。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元叙事”神话的破灭。“元叙事”在他看来，就是指那些能够为科学立法的哲学话语，是支撑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与客观真理的合法性。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存在着某些永恒的和客观的基础，这些基础能够保证我们的知识的合理性与普遍性。但在利奥塔看来，理性自身应该看作是依赖某种语境，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和普遍的科学理性，科学不再是知识。这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知识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实在，走向了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福柯在《权力与知识》中，进一步肯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科学的语言表达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使用它的权力关系，科学在其形式与内容上不过是简单的文化构造，任何个体科学家的愿望，已经深深地被嵌人有关统治者控制与权威之中。”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主义)中存在着反科学主义思潮，认为“现代科学自始至终没有反思他们自身存在的前见的可靠性，进而没有考察构成这种前见的诸要素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科学近几个世纪的巨大成功面前，这种科学原本具有的反思与批评精神被遮蔽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它逐渐地取代了此前的方法论的垄断地位，完全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传统。它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科学知识社会学不能看到哲学与科学存在着的本质区别，错误地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来取代认识论，把科学的认识论内容与运用的价值混为一谈，导致一系列极端结论。他们认为，真理之争不再被理解为发现与接受真理的认识论间题，而是联系着特殊权力和利益的政治斗争，联系着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科学家堕落了，堕落成为争权夺利的政客。社会建构主义者爱走极端。菲利普·基彻指出:“如果我们走向极端的建构主义，否认理性、证据和真理的概念，那么将存在一个对科学的可怕的反讽……如果我们希望从各种阴险的知识胭品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科学，我们就需要理性、真理和进步的范畴。某些宗教卫士借助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基因伦理和生命伦理，以科学的面目推销的宗教伦理，大有高于科学之势。现代环境的严重破坏是不争的实事，但以此为借口煽动大众的反科学情绪，争夺话语霸权，进而极力渲染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人们功利主义等非理性心理膨胀导致的环境污染，而把这种后果统统转嫁到科学和理性头上是偏颇的和狭隘的。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对人、自然与社会的负面影响的背后都有其社会制度上的原因和人自身的原因。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么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科学技术的为善抑或作恶，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技术的本性。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不是依界抑制科学技术发展，而是有赖于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
三、走向融合:现代中国发展的诉求
现代科学定义篇5
一、题解:文化类型、互动和超越的循环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西方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统一的历史传统和进程,但实际上,“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这样的概念所概括的是不同的民族(如希腊、拉丁、北欧日耳曼、英格鲁—萨克逊)的传统、形形的文化形态和思潮(如希腊化、经院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子”概念来概括像“文化”、“文明”这样的大系统在民族、历史和逻辑诸方面的特征。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使用“文明类型”这一概念区分出六千年来世界历史的二十六个文明社会。每一个文明社会的结构主要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剖面构成,其中文化是这一结构的核心与精髓所在。汤因比在谈及“文化”涵义时强调,以为根基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的精神创造活动的标志,故得出“文明类型就是其宗教的表达方式”这样的结论。
然而,汤因比并未对文化的类型作出进一步的区分。我们认为,即使把文化视作文明的一个构成方面,也不能用“文明类型”的分析取代“文化类型”的分析,因为每一个文明社会的文化表现代表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可以进一步被分析为不同的类型:因而“文明——文明类型——文化”三级概念是不够的。需要“文明——文明类型——文化——文化类型”四级概念网络才能对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现状作出比较全面、具体的描述。
本文无意对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作出补充,只是借用他的“文明类型”理论,引伸出“文化类型”这一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于他所列举的二十六个文明社会的第一个——西方社会,分析西方文化传统和现状。我们的分析与汤因比思想还有一个相关点,即:是价值体系的根基、精神活动的标志。我们认为,近代和现代西方文化的类型虽然不能被归结为基督教,但却是以基督教文化为参照的;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对近、现代流行的世俗文化作出反应,为西方文明精神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借用社会学一个流行术语,我们把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其它类型的相互作用称之为“互动”(interaction).
在一些人看来,基督教代表着“前现代”(pre-modern)文化,早在18至19世纪的世俗化运动中被现代文化所超越。当前后代主义兴起,代表现代文化特征的现代性(modernity)又被后现代性所超越,基督教的社会文化功能进一步下降。当然,他们并不否认基督教存在事实和权利,但却认为,基督教必须适应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只能作为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类型的一部分,才可能生存和发展。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内部出现的现代主义思潮和现代化运动,以及当前出现的号称“后现代神学”的各种流派观点,似乎证明了上述观点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本文将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不同的观点:基督教、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三个主要类型,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超越的循环,即:前现代性的基督教被现代性所超越,现代性被后现代性所超越,但是,后现代性的非稳定性注定要被一种相对固定的价值体系所超越,并且,这种能够超越后现代性的文化类型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被凭空创造出来;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经过数百年的改良和完善、现在西方社会仍有深远广泛影响的基督教,将为这种新的文化类型提供价值体系的核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返回前现代的文化类型,基督教对未来新的文化类型所起的作用不是唯一的、独尊的意识形态的统治,而是在多元的、合作的、交往的文化活动之间,发挥其所特有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下面围绕这些论题展开一些必要的说明。
二、(三)科学经验判断感情体验
“现代”最显着的标志无疑是工业化、科学化的生活。没有汽车、洋房、电视、计算机等科技产品,现代就失去了依托和意义。由此不难理解为什幺科学主义成为最强盛、最流行的现代思潮。所谓科学主义,指以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判断人类其它一切行为,包括宗教、伦理、审美活动的规范。科学主义的错误不是科学本身的错误,而在于把科学运用于它所适用的领域之外,夸大为普适的价值体系。
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即实证主义所推崇的科学经验。在基督教的中世纪,人们对于科学经验的理解是广义的,比如,13世纪的经院学者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首次提出“实验科学”(scientiaexperimentalis)这一概念,他所说的“实验”不仅包括现在的科学实验,而且指内在的精神体验,具有后一种经验的科学家就是神学家。为了实验科学发展的需要,近代以降的自然科学家把个人的内在体验从科学经验中剔除出去,这是必要的,然而,实证主义者却夸大这种净化作用,企图以科学经验取代人类的全部精神生活。他们利用维持根斯坦的思想,认为只有科学命题是可说的,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判断是不可言说的伪命题。按照他们的说法,“不准杀人”、“不准偷窃”之类的道德诫律,只是表达个人憎恶感情的句子,没有科学命题所具有的价值,因而不是普遍有效的。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已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普遍特征,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判断,尤其是道德判断,不是绝对命令,而是相对而言的规则;不是永恒的诫律,而是境况之中的约定;不是理性的自我约束,而是情感的自然表露等等。毫无疑问,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是把科学的和日常的经验彻底地世俗化的一个结果。
三、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游戏精神
“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前缀post的意思是“超越”。为什幺要超越现代性呢?在那些方面超越现代性呢?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难怪,因为后现代主义是十分无杂的社会文化思潮,由形形的观点构成。没有统一的目的、方法和结论。我们只能联系上述现代性的特征来谈后现代性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普遍对现代文化的不满和失望的情绪。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给西方各国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同时也产生精神空虚、道德低落的社会弊端。现性主义并没有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或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相反,20世纪的“理性王国”发生了一系列瞩目惊心的事实: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祸、核子战争威胁、自然环境的破坏、国际间贫富差距扩大、各国内部社会不公正现象蔓延等等。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二次大战之后,存在主义和各种激进的批判思潮汇合为“对抗文化”(counter-culture)。对抗现代主流文化在196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社会抗议活动中达到高潮;另一次就是当前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它明确地把启蒙运动的纲领作为现代性的样板加以批判。现代性的主体性、理性和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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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者把现代哲学的认识主体归结为人本的作者,然后以反作者中心论为由,得出“作者已经消亡”的结论,并由取消主体性走向反人本主义。福柯(m.Foucauld)说,大写的“人”是18世纪的产物,现代意义上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的人,不过是海边沙滩上的画象,是可以抹去的。福柯把人比作秋景里凋零的树叶。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批判目标是现性主义。德里达(J.Derrida)把西方哲学传统归结为logos中心主义(希腊文logos兼有言谈和理性之意),即用二者之对立的范畴概括一切现象,然后以其中一组范畴为中心,把另一组范畴边缘化。中心范畴总与“理性”和“言说”有关,以此证明理性高于情感、言说高于写作、哲学高于文学,成为文化的核心。德里达反logos中心主义的策略是,在合理地认定文本中心意思的地方显示文字的“分延”(差异与推延),在人们确定有结构的地方进行解构,在哲学论证本质与统一之处显示多元与流动。
后现代主义企图超越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楷模的现代文化。李欧塔(F.Loytard)说,现代主义是科学主义的胜利,它所借助的是法国启蒙主义和德国黑格尔主义这两个“民族的神话”。他区分了“叙事”与“科学”两种言谈方式。现代性的特征是把叙事聚敛为科学,成为科学的附庸,后现代性的特征是科学分散为叙事,科学主义依赖的宏大叙事将被分散的叙事和创造性的语言游戏所代替。
现代科学定义篇6
一、正统的科学实在论满途荆棘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形成的科学实在论，是以塞拉斯和普特南等人为代表的较为正统的科学实在论，其学说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关于事物本质的说明是真的。那么事物的本质是真实地存在的。”[1]
在整个七十年代，大多数科学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却残留着素朴性质，罗杰·琼斯指出：“在前分析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实在论者。但是，在分析的意义上，在哲学家单方面的智力劳作中，却提供了大量反对实在论的意见。”[2]尽管科学实在论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实际上其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分化。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标上各种不同修饰词的实在论概念。
科学实在论的内部分化，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在当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家在其实践活动中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他们所说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经常改变的。关于这一点，库恩从科学史出发，提供了大量事实，说明没有固定的基本的本体论，认为前后相继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不可通约的。库恩的观点固然有其片面性，但是，琼斯在谈到现代物理学家研究物理领域时，也认为他们没有确定的本体论承诺。他认为。本体论承诺是有条件的，离开具体的条件，谁也说不清理论的本体论承诺问题。他说：“物理学家本体论承诺的性质，似乎是随着他们集中注意于他的理论而变化的”，任何观察，也只能给含糊的本体论图景提供量上的丰富性，“当一个物理学家用一个理论从事于某一方面的研究时，或者集中于某一层次的理论之仔细说明和详尽表达时，他的言谈象一个实在论者；而在和另一层次有特别联系的本体论承诺方面，则不太象个实在论者。”[3]因此，他主张，当代物理学中的本体论承诺有大量的结构。这些结构来自于经常改变的表述、解释和理论化的范围，来自于物理学家所从事的不同种类的活动，不同水平的表述和理论的应用，来自于物理学家活动的变化而改变本体论的特征。琼斯的观点与库恩相比，显得更为有力，因为他是针对当前动摇不定的物理学、量子力学的理论家们的本体论承诺而作出的分析。而库恩针对科学史所作的分析则缺乏解释力。毕竟有那么多的前后相继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相同的，或者是互相交叉，互相包含的。
第二，从科学发展的眼光看，理论即使有真理性，这种真理性也是有限的。科学是开放的事业，科学理论无法保证自己求真。纵观科学史，真理性是相对的、可几的、概率的，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无数次实验的检验，经过无数科学实践的评价。然而，一些反实在论者却坚持否认真理的态度。劳丹认为，不可能有真理，甚至连高度可能也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化，但他却对真理的标准提出了质疑。范·弗拉森则认为，真理仅仅是一种信念，我们不能依赖信念来承认科学而必须根据经验的观察。但是，由于观察、理论的逻辑、理论的说明等等都与主观性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可能获得真理，只能获得理论的“经验适当性”。这种“经验的适当性”虽也可成为信念，但它是基于“拯救现象”之上的，而非通过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推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是科学实在论的最基本方法，它是形而上学的、非经验的。实际上，外展推理深深地依赖于理论。因此，依赖外展推理而假定理论在总体上具有真理性，这是一种、一种昌险，这种是必然要失败的。
第三，由于当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当代物理学已经涉及了一些非充分决定论的领域，尽管科学所要求得出的认识是决定论的，但是，量子领域的随机性现象的存在、量子测量的相互作用性质的明显化，使人们无法对量子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说明。这就无法证明量子领域粒子自身本质的实在性，任何一种对量子现象的解释都无法与量子测量中难以预料的数据相一致。在当代物理学的“任一领域中，基本方程都有可供选择的数学表达，对任一基本方程的数学表达而言，解释的多重性都存在，每种解释都不可避免地与某种表达能力相关。”[4]这就是说，当代的某些理论的理想化程度比任何以往的科学都要高，我们既无法确证其真理性，更无法确证它所指称的实体的本质是否真实存在。
鉴于此，科学实在论在理论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果正统的科学实在论不修正自己的观点，那就会象历史主义那样失去自己在当今科学哲学中的地位。
二、修正的实在论补偏救弊
八十年代开始，由于科学实在论不断遭到反实在论的批判和其内部的分化，科学实在论走上了修正自己的道路。修正的实在论的最大特点是其基础原则的弱化。大致的情形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修正的实在论是波依德对科学方法的实在论辩护。波依德认为，外展推理是个方法问题，范·弗拉森的批驳“只是从某些独特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来考虑。”他认为，我们不应当只针对孤立考虑的认识论的外展推理之合法性问题，而应该集中考虑经验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捍卫的科学知识的总体论述之相对价值。经验主义的主要根据是：一切事实知识必须立足于观察，但这是一个归纳概括论证。那么，我们如何得知归纳方法的可靠性呢？难道我们不是诉诸这个方法的成功么？实际上，归纳之所以是可靠的，正是因为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实际上可得到的过去预言的成功，保证我们相信体现在理论中的关于可观察实体的归纳概括。”[5]他认为，“经验主义者瞄准了对科学知识的一种有选择的怀疑论说明：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但关于可观察实体的归纳概括有时在认识论上是合法的。”[6]那么，这个归纳推理与外展推理一样，也是未得到辩护的。
波依德还认为，“科学实在论者的观点并不取决于或借助于被孤立地考虑的那种外展推理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被评价的东西乃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正表现出来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相对优点。”[7]他认为，能证明和支持科学实在论的是自然主义的认识论。
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C.a.胡克提出来的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观点。胡克认为，“世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体”，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承认人类作为自然界中一个种类，首先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这承诺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把认知作为一种自然的能力，一种由其他生物种类的更普遍的自然能力发展而来的能力。”[8]在自然主义看来，整个自然秩序是统一的，“自然主义是实在论的实质修改，是一种具有更深刻（至今尚未完全认识）含义的认识论。”[9]自然主义认识论通过人类进化的手段，充分地肯定了人类的认知能力，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种十分乐观的认识论观点。我们且不说它有何缺陷，它毕竟是科学实在论对自己的一种新的辩护。
第二类修正的实在论是普特南与B.爱利斯的“内在的实在论”以及萨普的“准科学实在论”等。这类修正的实在论接受了范·弗拉森关于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把真理观改造成概率真理论，或承认成熟的科学其真理性概率是高的，成熟的科学是高度可能的；或者承认真理存在于理论内部，从理论本系统说是可以有真理的。例如，萨普反对科学实在论从总体上肯定成熟科学的真理性作法，也反对劳丹等人完全否认真理的作法，而是认为理论可以通过可行性评价、通过重复实验结果的比较，得出理论是否高度可能的结论，“如果观察表明许多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任何没有y的情形更可能产生x，那么，下一个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任何没有y起作用的例子更可能产生x，是十分可能的。”[10]普特南和爱利斯则提出了所谓的“内在的实在论”，认为真理存在于理论系统的内部，我们只要在理论中觉得它是适当的，就可以认为它是真的。因为，在他俩看来，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只有相对于某一理论框架才能有意义，对象不独立于概念框架而存在，我们所寻求的真理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相对于人的，这种真理没有绝对性，它只是内在于我们人类和我们人的世界的关系中。一种理论有自己的世界，多个理论有多个世界，因此也就有自己的真理。
第三类修正的实在论是对理论之本体论承诺加以修正的种种观点。本体论承诺问题是与真理问题密切相关的。由于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中本体论承诺的困难，所以，一些科学实在论者认为，本体论承诺的问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它与语义学、语用学相关。由于范·弗拉森等人对理论的理解是借助于语义学方法的，他通过模型论方法，对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了物理解释。这种建构经验论的方法的合理性直接影响了科学实在论，所以，便形成了语义的实在论。同时，由于近几十年来语用学观点在科学哲学中的蔓延，语用学成了解释理论与应用者之间关系的适当方法，这种方法也影响了科学实在论者，于是就出见现了强调语用因素的“语境的实在论”。这两种修正的实在论在当今已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但由于相互间没有联系，语义的实在论只强调从文字上来理解科学理论，语用的实在论则只强调从理论使用上理解理论。倘使两者能有机地结合，无疑会比正统的科学实在论更完善。
除此外，还有一些观点，如“尝试的实在论”，夏佩尔的“历史的实在论”等等。总的特点是趋于综合化、辩证化、相对化、具体化。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休咎难卜
科学实在论究竟修正到何种程度？修正的实在论其生命力如何呢？这些问题目前似很难确定。近年来，一些科学哲学家已日益感到，不仅实在论的修正没有意义，而且连反实在论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已日益感到这场争论是多余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以以往科学哲学为核心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后现代科学哲学一方面是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作为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其表现是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消解论；而作为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其表现则是法恩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和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若两者加以比较，前者是相对主义的产物，后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影响，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前者是绝对主义走向相结主义，后者是形而上学走向科学实践研究。
然而，无论是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抑或法恩与罗蒂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感觉到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一般性或总体性说明之没有意义。之所以对科学哲学有普遍的失落感，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建构经验论者范·弗拉森有力地揭示了以往科学实在论的某些哲学主张的形而上学特征，认为以往的哲学见解与实际的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并不相符，它们解释不了科学的实际现象。所以，一些后起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与其改进这些哲学见解，亡羊补牢，不如放弃它们。第二，科学家在实践中或在理论沉思中，并没有意识到应该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他们的观点是经常变化的，理论也是时常改变的。因此，其本体论承诺也是变化的。理论的真理性只是存在于一定的实验条件、理论框架中，或者说，在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中根本就不存在真理性。因此，人们以为，传统的认识论以追求真理为宗旨是错误的，认识论已经死了，哲学死了。第三，由于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不存在统一的解释框架，又与传统的经典力学、相对论解释相抵触，所以，哲学无法对其加以统一的概括，任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与之不相适应。鉴此，科学家们可以毫不考虑自己在哲学上究意正确与否，也不必按照哲学理论来思考正在从事的研究。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思想可概括如下：
第一，反对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是确定不移的、无法替代的，任何认识都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即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真理。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则认为，事物并没有固有的本质，人们的认识决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不存在待人发现的客观规律，不存在能够占有的纯粹主观性，我们所具有的只是造就我们自己那种文化习惯而已。罗蒂认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必然坚持不存在诸如物是自在的这种方式，除了人类想解释它的用法之外，没有其它可描述的方法。”[11]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而当代哲学则广泛地把这种探求作为一种错误来加以摒弃”，“上一代哲学的错误是缠绵于证实，总的说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12]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基础主义在谈到理论与世界的关系时，总是用一个两难推理作为其基础主义的挡箭牌，这就是：我们在谈论理论与世界的关系时，要么是谈论一客观事实，要么就是把理论当作主观的虚构。而范则主张，这样一种关系必须使用语用学与语义学方法来解决，在理解理论本身的字面意义时使用语义方法，在理解理论与其运用者的关系时则使用语用学方法。后现代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论当作话语(discourse)，这些话语因历史而变化、因语境而变化，它不可能超出语言之外从某一实体那里获得它的意义，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理论并没有一个终极的基础。
第二，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一般都主张，没有真理。这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观点所导致的基本结论之一。正如德立达所说的，文本就是一切，读者从习惯的世界中找到文本，而在文本中找到的只是他自己。后现代科学哲学从根本上否认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性，它所推崇的是一种“表象的危机”。费耶阿本德认为，“没有一种理论会同其领域内的全部已知事实相一致。”[13]法恩则认为，类似于符合论、融贯论、民意论、实用论、指示论与相对主义的各种真理观，都是错误的，不尽人意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终止相信真理是那些与实质性事物相适合的理论、解释或图景，那么，我们就能终止基础主义。”[14]范·弗拉森也认为，真理的概念所冒的风险太大，把真理置于信念之上是不合科学活动的本质的。他主张，真的概念属于语义学，“理论的内容是对世界面目的表述，这种表述非真即假，在此，正如在其它场合一样，真值观念的适用性仍然是一切逻辑分析的基础，而当我们考虑一特定理论时，我们立即会面临一个仅仅与其内容相关的哲学问题：世界怎么可能是该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呢？”[15]因此，他主张用一个较不具有昌险性的或风险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来代替真理，人们除了相信那些关于可观察的理论是适当的之外，其它方面统统括号起来。
第三，摒弃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是种文学、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后现代科学哲学反对基础主义，就必然会导致对以往哲学的摒弃，从而形成科学哲学的终结、形而上学的终结。众所周知，哲学是以寻求真理为目标的，要寻求真理，就必须有确定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因此，对认识基础的否定，以及对真理的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对哲学的否定。罗蒂认为，形而上学是与“实在”相联系的关于真理的观念，与镜式反映的隐喻是分不开的。他主张“超越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把哲学视为一种文学、一种对元叙事体方式的超越。而法恩则认为，我们承认科学哲学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争论。事实上，在科学活动中，随时都有新的证据、新的假设、新的术语出现，科学认识论是多余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否认科学研究的结果，我们应当相信科学家的话，相信科学家的感觉，相信科学家有能力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让科学家本人发言。他认为，科学哲学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对待科学的信任态度，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任一解释都不能成为科学家实践的指导思想，哲学所能做的就是确立一种“自然的本体论态度”(“noa”)。他说，这种态度“试图让科学自身说话，它相信我们获得信息的自然能力，而无须依靠形而上学的或认识论的助听器。”[16]否则，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与当代的科学实际的图景相容。
从目前看来，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我们还难以评判，其发展如何，尚须静观。但是，后现代科学哲学否认科学认识论，这显然是片面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由于注意到不确定性、非连续性、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而否认我们以往对确定性、连续性、决定论世界的规律性认识，这也是错误的。
四、新的研究集思广益
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否认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但是，这并没有使哲学走向末路、彻底消解。真理概念及其标准的分析，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也不至于完全无法解决。然而，当今的科学哲学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哲学观与理论、范畴正在发生变革。这意味着哲学在当今面临着一场较深刻的革命，哲学的理论框架将在新的条件下被重构，这种重构的理论目标是适合于当今的科学实践。
但是，要建立适合于当今变化着的科学实践的哲学确实不易，它要求，重建的科学哲学将与变化的科学形象相一致。简言之，就是要重建一种无统一模式的哲学。当前的趋势表明：
第一，科学哲学的研究似正在以科学实践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了语义学理论观与语用学的科学运用观相结合的科学哲学，它仍以科学知识的本质与科学知识的成长为研究对象，在这方面，范·弗拉森、尤其是萨普已经作出了许多努力。
第二，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可以得到启发，科学哲学本身将分化为不同门类。因为，整个科学世界正以“多个世界”的面目出现。从目前来看，我们已经可以把它们区分为决定论的世界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与可能世界三大类。因此，可以预言，将来的科学哲学或许会出现有关决定论世界的哲学、有关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哲学与有关可能世界的哲学，并进一步以理解科学理论与实践、加强科学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为对象。
第三，科学认识论将进一步变得有生气，而非死亡。因为，“多个世界”理论的出现，实质上是科学认识的不同结果，决定论世界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分化，究竟是否是真实世界的两部分？这必须由科学认识来解决；科学理论究竟是不是实在世界的图景，或是人的虚构等问题，仍将活跃于科学哲学界，仍将求助于科学认识。但是，科学认识论必须废除原来一个模式、一个标准的基础主义观点，而应建立“多个世界”的多个标准，不仅使用形式分析、语义分析的方法，而且使用非形式的语用分析方法。总之，它应当是一种变化的科学认识论，一种辩证的、全面的科学认识论。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当前科学哲学发展的特点看，分类学的科学哲学研究似正处于萌芽时期，但尚限于方法的分类，各个科学哲学家只是通过改变分析方法来重新解释科学知识的本质与成长问题。然而，随着科学实践的深化，某些对象的分类问题将自然形成。这种情形的发展，必将导致分类的科学哲学的研究，以解决以往科学哲学的统一模式与科学实践的“多个世界”之间的对立。
与以往相比，今后的科学哲学研究将不是融合过去科学哲学的理论，正反合的三段式将不适合于解释当今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因为，今后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将依赖思维视角的转变，在于我们如何合理地摆脱过去的统一模式。
[1][2][3][4]RogerJones：“Realismaboutwhat?：”philosophyofScience58(1991)，p185、186、19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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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弗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现代科学定义篇7
一、社会建构论的心理观
作为后现代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流派，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解构”，二是“重构”。社会建构论首先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和批判，然后力图从后现代视野重新审视和重构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取向。
（一）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批判与解构
以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格根（K.J.Gergen）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者站在西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理论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解构。他们反对传统心理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个体主义和科学主义［2］439-446［1］。
1．对主客二元论的批判。现代主义心理学的首要预设是人生活在主客二元的世界中，在主体的经验之外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主体的心理、意识、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社会建构论认为，这种二元世界的划分只是一种无法“证伪”亦无法“证实”的预设，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宏大叙事”，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谈论某个对象，我们就已经进入表征世界。”［3］433在表征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不可能进入人的意识领域，因此“二元世界”的划分是一个武断的、不可靠的预设。
2．对实在论的批判。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包括人）都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定性的客观实在。基于这种实在论预设，现代主义心理学相信心理（心灵、意识、人格）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心理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或发现它们。社会建构论则认为心理现象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心理学的概念也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实在”作为基础。所谓认知、情绪、人格等一切心理特征都不过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并没有一个精神上对等的实体与之相对应。心理（知识）并非是人对心灵本质的揭示或发现，而是社会文化的创造或发明。
3．对科学至上论的批判。在现代主义取向中始终处于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心理学坚定地主张科学方法是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径。社会建构论者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认为“热衷于实证方法的心理学日益淡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科学方法无法科学地证实自身，科学方法也同样无法用自己的方法证实正在使用的方法。一些人反驳说科学的成功就展示了其正确性。但何为成功？你又如何证实成功？”［4］286社会建构论者尖锐地指出，方法中心主义使得心理学降格成了一门主要由方法驱动和界定的学科，从而使理论探索只具有次要意义。认为所谓方法体系只不过是在一个特定时代被人们采用的一个特定视角而已。
4．对个体中心论的批判。现代主义心理学聚焦于个体的心灵、个体的理性，将“个体心灵（inpidualmind）”视作意义、行为发生和解释的中心，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对现实的反映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选择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个体心灵”之中。因此，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凭借心理学家的个人理性探索、揭示人类“个体心灵”对现实的反映、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本质、规律，寻求促进个体反映能力、适应能力的提升。社会建构论将这种个体中心主义预设斥之为盲目“自大”和“自恋”的心理学。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祛除了他人、它物的“个体心灵”是虚妄的，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二）对心理学的后现代重构
在对现代主义心理学解构的同时，社会建构论者也开始了心理学的后现代重构的历程。尽管一如其批判的视角各不相同相似，重构的视角与理论也多有不同，甚至同一个社会建构论者在不同时期的见解也屡有出入，但就其理论发展的走向看，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的统合倾向：
1．心理是社会的建构。社会建构论反对心理学的二元论、实在论、反映论和基础主义的理论预设和研究取向，认为主客二元的世界划分是一种不证自明的预设；心理也并非是先在于主观世界的“本质实在”并对客观世界地反映或“摹写”；同样的，同所有所谓科学知识一样，心理学知识也非主体之于现实/实在（reality）的中立的“发现”。实际上，知识、心理、意义都只不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发明”，是社会的建构。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词而社会建构的结果，语词的意义又随着群体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即语词的意义依赖于社会过程，因而我们不可能达到对世界的客观理解。知识只不过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社会一致意见。”［5］232
2．互动是心理的源泉。社会建构论主张，“建构”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单个个体无法建构。换言之，认知、情感、自我意识、人格等一切心理现象或特征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互动是心理的源泉。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且不论情感、自我、人格等复杂心理的建构性和互动性，就是感觉这种最基本的心理现象也不是“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向“内部世界”的输入，而是特定共同体的社会互动的结果。用格根的话说，“眼睛不仅仅是神经的一部分，它同时也是传统的一部分”［6］102；“令人愉快的味道是社会传统的产物。”［6］9人们对颜色、味道、气味、疼痛等的感觉和反映无一例外的要受到社会传统、文化、所属群体的影响和制约。转贴于 3．话语是社会建构的中介。话语是语言的结构形式，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心理的媒体或中介。社会建构论认为话语是先在于个人的存在，因此人们并非是通过话语表达自身的认知、情感等心理活动，而是在社会互动历程中借助话语建构着心理。这就是说，情感、意志、认知、人格等并非精神的实在或实体，而是一些话语范畴。换言之，心理是话语的建构和产物。当然，话语本身也存在着建构和重构的历程，“我们用以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术语和形式都是一些人为的社会产品，是置根于历史和文化的人际交流的产物。”［7］49
4．话语分析是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建构论者反对方法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认为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各不相同，单纯地定量分析无法对人的心理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和阐释。主张心理学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强调问题中心主义的多元方法论。社会建构论认为，心理学家对于行为的研究不在于寻找行为背后的个人内部世界的原因，而在于对建构行为的话语进行分析，分析是哪些话语通过其操作特点而导致行为产生的。话语分析理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强调运用Q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8］86-90。
二、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
现代主义心理学在人性观取向上始终处于内源和外源的两极摇摆之中［2］108-118。在心理学史上，有时理性主义内源决定论占主导地位，有时经验主义外源决定论占主导地位。但无论是内源决定论还是外源决定论，抑或是交互决定论，人性都被看作是客观存在。即人性“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但无论能否被人正确的认知，它都“在那里”运转着。与此同时，无论是“机器”预设、“完型”预设，还是“拟畜”预设、“自我实现”预设，抑或是“科学家”预设，现代主义心理学取向都相信人性（心理）是被决定的：要么决定于个体自身的某种先在的力量（如“力比多”、“生物完型”等等）；要么决定于个体之外的某种环境的刺激；要么决定于个体内在与外在的力量的“交互”作用。社会建构论对此持反对态度，主张人性是社会的建构，是话语的建构，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一）人性是社会的建构
社会建构论反对将情绪、动机、人格、自我看作是“精神实在”，反对对人的本质（人性）作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探讨。退一步讲，如果一定要探讨人性问题，那么所谓人性决非是一些先在的、被决定着的，同时又反过来决定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某些稳定的结构、特质、倾向或是实在，人性只不过是社会的建构。
现代主义心理学对于“攻击性”进行了大量的人性观层面的探讨，如依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人的攻击本能；依照格式塔学派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人的先在的生物“完型”；依照社会学习论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个体榜样学习的结果，等等。而依照社会建构论者看来，所谓“攻击性”，仅只是一种“预设”和“叙事”，是研究者从人的行为表现中推论出来的东西，然后又用于解释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如果真有一个稳定的人性内在于人的心灵，那么在各种场合其行为表现都应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在不同的场合人通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如在这一种场合，可能富于攻击性、挑衅性，在另外一个场合则可能表现为包容性、退让性。可见，行为表现并非是单一的、同质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异质的。由此，一些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主张，人的行为同情景相联系，而不是由所谓的“人性”决定的。所谓“人性”仅仅是心理学家的幻影，是特定研究群体在互动历程中达成的共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同彻底否认人性存在的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不同，逐渐成为主流的温和的社会建构论者并不否认人性的存在，主张人性是话语的建构。话语（语言）范畴作为先在于个体的存在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和心理发展。话语（语言）作为一种“前在”是个体的思维和行为的必然选择，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自身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为人的思维、行为提供了方向和约定，使人们能对自身的行为、心理和经验进行分类、解释或定义。对于个体而言，不是人规定了话语（语言），而是话语（语言）规定了人，规定了人的心理与行为。“对于现代主义而言，世界简简单单地‘在那里（outofthere）’，以供观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谈及‘世界’或‘心灵’等需要语言，‘物质’、‘心理过程’等词语并非世界的镜子，而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我们当成‘真实的’，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公共建构的副产品。”（二）人性是关系的存在
社会建构论者相信人性不是个体所固有的抽象的存在物，而是话语的建构。与之相对应，社会建构论主张把人性、人格、自我等看作是“关系的存在”、“过程性存在”以及“文化历史的产物”。
从个体的角度看，话语是一种先于个人的“先在”，是一整套意义、隐喻、表征或陈述系统；但从发生学角度看，话语是特定共同体中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呈现；是同一文化中的“游戏者”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承认人性是社会的建构、话语的建构，亦就是承认人性是关系的存在。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社会关系模式之中。在每一种关系体里，每一个人都以一种角色或身份存在着，如“父亲”、“领导”、“乘客”、“患者”等，每一种角色或身份都与其它角色或身份构成多种关系。人的行为不是内在心灵（人性）的自主选择，而是由特定角色或身份及其与相应对象的关系决定的。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身份与不同对象互动时，基于角色文本约定的不同，便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性（或人格），如攻击包容、自私利他、自信害羞、乐群孤独。人性究竟是攻击性、自私性还是包容性、利他性？社会建构论认为，人们很难其实也无须对此加以考证或鉴别，因为人性（或人格、自我）并不是一种恒常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关于这一点，著名社会建构论者肖特（J.Shotter）进行了清楚明了地概括：“从关系论的观点来看，内部生活的意识是通过发生于社会生活和话语实践的语言交往而创造出来的，是联合行动的结果。以这种观点来看，被心理学家当作现存的认知实体——意向、记忆、动机、知觉、情绪等等并非客观的和最后的形式，而是处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这种建构过程又依赖于各种话语环境中同他人的相互关系。”［10］7
人性是话语的建构、是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说人性是话语或关系的决定物。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如果将人作为关系的决定物是对人的本质抽象，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复归。人与关系的关系具有相互构成性，亦即人既由关系构成，又是关系的建构者。关系是处在不断建构中的关系，话语是互动过程中建构的结果并始终处在重构中的话语。关系、话语、知识都不过是文化历史的产物，都不可能超越时空、历史和文化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是人与关系互构历程中的积极、能动的存在，是一种过程性存在，是文化历史的产物。 三、社会建构论人性观的心理学意义
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对心理学研究的现代主义范式形成了深刻地影响和冲击。随着社会建构论及其它后现代心理学理论对心理学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的解构和重构，西方心理学正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本学科的研究取向与方法，重新审视心理成因、心理异常与治疗等方面的难题［11］79-84，并可能导致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9］803-813
心理学界对社会建构论为本已纷争不断的心理学所带来的这场“革命”褒贬不一，一部分心理学者极力主张心理学必须尽快消解冲突，以某种公认的元理论实现心理学的整合与统一。我们认为，限于学科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心理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很难实现人们期望的大一统的格局。
心理学研究受制于自然科学的进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视界以及社会实践需要的共同制约。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共同限定或决定着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及其对心理问题的揭示程度。在19世纪中叶以前，心理学一直蛰伏在哲学范畴中，囿于认识论层面的思辨性探讨，限于对人的主观意识的简单、粗糙的阐释。尽管如此，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已经为心理观、人性观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而随着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业革命引发的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物理学、生理学的长足进步，经验主义获得了哲学上的主导地位，心理学因此沿着经验主义道路，迎应时代的要求，从哲学的视界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科学主义取向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立的学科。然而盛行于20世纪的经验主义（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并不能解决哲学上的所有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没能为科学主义心理学提供足够的科学营养，因此虽经百年沧桑，科学主义心理学依然未能解决本学科存在的诸多难题。科学主义心理学取向自身的缺陷为建之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前者在对后者持续的批判和解构中昭示着自己的存在，建构着自己的理论。从而使心理学陷入内源外源的纷争中，在两极摇摆中踯躅前行。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取向试图跳出现代主义内源外源的泥潭，主张心理现象既不存在于个体内部，也不简单地存在于外部环境的刺激，而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人际关系的产物。社会建构论对主客二元论、本质论、决定论和个体中心主义的彻底反动使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成为次要矛盾，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成为当今心理学研究取向冲突和对立的焦点。
毫无疑问，社会建构论在人性观上的超越性对于克服现代主义内源外源纷争、个体中心主义和实证霸权倾向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社会建构论还只是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新生事物，远未形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虽然其展示出来的活力和生机不可小视，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不比其它研究取向少。因此，无论是否有此雄心，社会建构论要取代主流心理学，成为公认的元理论，以实现学科的最终统一，将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认为，尽管外源决定论所带来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限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使心理学陷入对琐碎、枝节问题的探讨而饱受指责，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能够及时调整其极端的个体中心主义和实证霸权倾向，随着神经生理学、脑科学、乃至基因生物学、数学和物理学的进展，科学主义心理学将再次找到新的理论增长点，焕发出新的活力。内源决定论所带来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对文化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超个人主义、本土化取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阵营。由此看来，分裂和对立仍将是当前心理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
分裂和对立使心理学走向多元，也使学界对心理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然而过度强调本研究阵营的真理性，盲目排斥相异的理论和研究取向将不利于学科本身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心理学研究者应以宽容、整合、超越的视界看待不同的人性观及其带来的不同理论取向、方法论和理论构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使心理学沿着建构、解构、重构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不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不必视社会建构论有如“洪水猛兽”，社会建构论也不必把现代主义全盘否定，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充分汲取对方研究的合理因子，是使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
当然，要使不同研究取向在人性观层面实现融合将是十分困难的。现代主义内源决定论和外源决定论的两极摇摆之势，促使一些研究者试图以交互决定论来弥合内源外源之争。而事实业已证明，交互决定论不仅没有终结二者之争，反而使对立进一步加剧。社会建构论是对决定论的彻底否定，这种人性观从根本上抛弃了心理（心灵）的本质主义和决定论，从而走向相对主义的互动论。现代主义取向与社会建构论取向在人性观层面的融合或彼此取代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们认为搁置矛盾和冲突，以宽容、平等、对话的原则面对不同人性观取向是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心态。毕竟人类文明尚未达成对真理的真正把握，人们可以找到很多经验事实证明人性是决定的，存在于个体内部，同样也能找到证据证明人性是建构的，存在于个体之间。每一种取向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人性观选择，但它仅只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而非真理性选择。不同选择之间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不同选择之间需要彼此宽容、平等对话，而不必沉溺于新一轮纷争的泥潭。
不同研究取向在方法论和应用层面的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则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这种研究态度已经在二者交锋中为一些有识之士所采纳。如社会建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格根就认为通过吸收实验（或实证）的方法，社会建构论可以在方法论层面上获得极大的收益。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家弗雷德曼尽管批评格根激进的相对主义观点，但是也承认“科学心理学已经受益于后现代主义，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促进了文化意识，特别是对权力和地位差异的关注。”［12］463他因此认为后现代主义取向存在有益的一面，值得科学主义取向反思和借鉴。再例如，在有关“自我”的研究领域，许多实验心理学家开始吸收社会建构论的某些观点，建构着新型自我观和人格观，提出了“情境化的”自我观、人格观，并以经验实证方法证实了儿童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对自我的描述不同，亦即具有不同的自我概念和人格表现。这说明，两种取向在心理学的实践中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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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定义篇8
关键词：历史学；实证主义；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scientific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Friedrich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thomas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Georg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回顾近代欧洲历史科学的诞生与整合的自然过程，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近二百年来古老的史学乘着近代科学的便车实现了科学化的自我蜕变。经历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日臻完善，最终成为一门体系完备的现代科学门类之一。回顾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19世纪以前历史科学的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史书充斥着传闻轶事，真实性差强人意；近代以来，成为科学的历史学注重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性，从人类生活的表层到人类精神的内部全面再现人类生活，展现人性的真、善、美。今天，在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诞生不到两个世纪的历史科学如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依然显得年轻、幼稚，历史科学的探索之路依然遥远而漫长。为了更好地发展历史科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实证的科学探究方法，使历史学走在科学的道路上。为此，我们必须坚守学术道德，拒绝谣传和卖弄词藻的浅薄表演，摆脱种种功利主义和庸俗的娱乐主义的诱惑，冲破无处不在的金钱主义的包围，让历史科学创造出更多丰富的精神产品，让真实的历史起到感动人、教育人、启迪人的作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现代科学定义篇9
关键词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生命思考
中图分类号：B082文献标识码：a
我们知道，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实证主义（孔德）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发端，这标志着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总体态度，也蕴含着科学主义思潮的走向。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典型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不仅受到人本主义的批判，而且也受到之后的科学哲学派别的批判。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等等。波普尔认为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实，同时指出科学也是尝试性的猜想和实验的反驳。因此可以看出，科学自身的基础和前提是可错的，因此科学主义如何永恒是一个问题。库恩的科学范式是科学家作为科学发展历史模型的框架，强调文化心理因素与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的理性没有秩序，不能把科学当成宗教作为现代信仰。因此，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可以看出科学主义自身的问题，追求逻辑追求分析总有不可解决的方面。但是科学主义的探索对人类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唯科学主义。这值得注意和警惕。
西方现代哲学中，都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特别是以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法国的萨特为代表人物。海德格尔重点分析了特殊的存在，称为“此在”。将此在与时间结合为一进行分析，这样就会显示出人的本质价值地位尊严这些作为此在的意义。但是他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这样一来把人这样一种此在推向永恒，并且他有此在的死亡之意向。这都存在一些问题。萨特认为，人是“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是自为的。人以外的存在是“本质先于存在”，这种存在是自在的。然而，存在主义确实表达了人的存在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出生命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人本主义对人的生存来说，是有很多生命价值的。但是也要避免进入唯人本主义的境况之中，这样生命才有微调的空间。
英国著名学者a.F.查尔默斯力图为科学进行辩护，他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知识”这样界定科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哲学要追问的是，关于“事实”的本质，科学家是怎样判断出来的？经验都是可靠的吗？即使获取了事实，那么科学知识是怎样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但是a.F.查尔默斯是这样界定科学家与哲学家各自的工作关系的：“科学家本人是最有能力从事科学的实践者，而且不需要哲学家的建议，但是，科学家并非特别擅长脱离他们的工作而对那种工作进行描述和表征。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科学家们通常是很出色的，但在阐明那种进步由什么构成方面，他们并不是特别出色。这就是科学家并不是特别善于进行有关科学的本质和地位的争论的原因。”这样为科学辩护，把科学奉为敬仰。这是值得反思的。
人类的生命追求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东西，这并没有错。或许人类确实是这样一种存在，但是必须要警惕将一个学科作为信仰而凌驾于其他学科，这一定是不合理和不恰当的。如果一旦这种趋势上演，那么人类的生命长河一定是有问题的。人类的这种探索固然是好的，但是绝不能陷入一种独断论中，而否认其他一切。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兴起，我们更要值得注意和警惕。科学主义思潮决不能代替人本主义思潮，相反亦然。
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谈论的问题，而且也是从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演变而来的问题。不仅牵涉到横的因素，而且也关涉到纵的问题。从方方面面来看，生命所延伸出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同样也是非常丰富的。生命不仅有着独特性，而且又有着圆融性。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生命思考，我们就会重新认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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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定义篇10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分别以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学有限主义为指导纲领，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逐步摆脱了其理论困境，走向成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进而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以其激进的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它对科学采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形式主义(formalism)、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拒斥，尤其是它所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使得对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继20世纪20一30年代的繁荣发展之后，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分析了SSK产生的时代背景、代际演进及其理论优势与局限，进而试探SSK的未来走向。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进人20世纪，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BigScience)观念也随着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舍勒(m,Scheler)和曼海姆(K.mannheim)的“反身性原则”和“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思想的深刻研究，以及对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后期哲学和默顿(R.merton)科学社会学“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的批判与反思，在汲取曼海姆相对主义思想和库恩理论尤其是“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思想的;’马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据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
(一)SSK的三展历程
1、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柯林斯(H.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学者以“强纲领”(strong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循着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theSociological’turn)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SSK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之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SSK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SSK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包含四个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3)对称性(symmetry)；(4)反身性(reflexivity)。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中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SSK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2.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i,atour)、塞蒂纳(K.Cetina)、伍尔加(S.woolgar)和卡龙(m.Can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n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SSK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laboratoy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Cheorv，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及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s)特征，说明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theanthropologicalCultureturn)。
在第二代SSK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科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在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间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对知识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SSK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事实之建构”，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柏林学派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ant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SSK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SSK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与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knowledge)，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in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SSK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thepracticeturn)。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说，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卞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间的相互作用。rs〕基于此，BBH把这五项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二)SSK代际间的理论联系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SSK研究策略发生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
第一，SSK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sciencestudy)的共同特点有:一是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从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和社会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二是SSK的研究方法为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间的因果联系。
第二，与第一代SSK学者仅说明了科学活动是一种社会过程相比，第二代SSK进一步以实践观科学行动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第三，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核心原则—意义、信念和范例的使用具有开放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暗示了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SSK。可见BBH明显放弃了对称性和反身性原则，而是试图通过强化因果性原则建立了新纲领。(2)进一步强化了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依靠其批判为SSK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新纲领中，BBH虽放弃了强纲领的某些宣言，但其基本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立场却没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SSK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
和任何学术视角、流派或学科一样，SSK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其理论优势与局限性。正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争论中，SSK的未来发展路向逐渐明朗化。
1.SSK的理论局限性
贯穿于SSK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SSK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SSK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矛盾。(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许多SSK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从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2.SSK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决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人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SSK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SSK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