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1
对站址有迁移情况的台站，根据一年的对比观测资料通过差值法进行订正，以保证资料的连续性和均一性。2004年以前资料采用玻璃液体地温表人工读取，每日02:00、08:00、14:00、20:00共4个数据;2004年开始使用铂电阻地温传感器自动获取，每小时读取数据一次，月平均依然为02:00、08:00、14:00和20:00共4次的定时平均值。按12月～翌年2月为冬季、3～5月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生成逐季、逐年序列。对各站近30年年、季深层地温3个层次作算术平均，得到各站1981～2010年年、季平均深层地温序列;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青海及各站0．8、1．6、3．2m深层地温的平均值，以分析其年、季、年代际变化以及突变等气候特征。同时，选取气温、降水、最大冻土深度，分析其与地温之间的关系。地温的气候倾向率采用一元线性方程分析方法，且对趋势系数进行了显著性检验。气候突变通过累积距平和信噪比等方法来分析地温的突变特征。
2结果与分析
2．1深层地温的年内变化由图1可见，近30年青海各站0．8m深层地温年内最高值出现在8月，1．6m最高出现在8、9月(南部出现在9月)，3．2m最高出现在9、10月;0．8m地温最低值出现在1、2月，1．6m最低值出现在2、3月(南部出现在3月)，3．2m最低出现在3、4月。随着深度的增加平均地温的年内最高、最低值出现时间基本上推后1个月，年内振幅也趋于减小。就全省8个代表站平均而言，0．8m深层3～8月是地温升温阶段，最大升幅出现在5～6月，月平均升温在3．5～3．7℃;1．6m深层4～9月是地温升温阶段，最大升幅出现在6～7月，月平均升温在2．5～2．7℃;3．2m深层5～10月是地温升温阶段，最大升幅出现在7～8月，月平均升温在1．5～1．6℃。0．8、1．6m深层9月～次年2月是地温降温阶段，最大降幅出现在11月，月平均降温分别达4．6、2．8℃;3．2m层11月～次年4月是地温降温阶段，最大降幅出现在1月，月平均降温平均为1．5℃。春、夏季平均地温变化幅度随深度增加逐步减小，表明热量由浅层向深层传递，是积蓄能量的过程;秋、冬季平均地温变化幅度随深度增加而明显增大，表明热量由深层向浅层传递，是释放能量的过程。
2．2深层地温的长期变化趋势2．2．1不同地层年平均地温的变化。分析青海8站0．8、1．6、3．2m年平均地温的气候倾向率(表1)发现，大部分站点各地层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均以玛多升幅最大，在0．62～0．69℃/10a(p＜0．01)，特别是近20年位于青南地区的玛多、达日、河南、久治各层以0．69～0．82℃/10a(p＜0．01)的增温速率上升。0．8、1．6、3．2m均有3站通过了极显著性检验(p＜0．01)，3站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5);其余站变化趋势不明显。
2．2．2不同地层季平均地温的变化。
2．2．2．10．8m地温。由表1可见，近30年青海0．8m地温夏季全部呈升温趋势，玛多增幅最大，为1．33℃/10a;春季、秋季、冬季大部分站呈升温趋势，春季德令哈增幅最大，为0．99℃/10a(p＜0．01);秋季刚察、玛多以0．59℃/10a的速率升温;冬季大部分站呈上升趋势，刚察升幅达最大，为0．38℃/10a。春季有2站，夏季、秋季有1站达到极显著性检验;春季、秋季、冬季有2站，夏季4站达到显著性检验，其余各站变化不明显。
2．2．2．21．6m地温。由表1可见，近30年青海各站1．6m夏季、秋季均呈升温趋势，玛多增幅最大，分别为1．46、0．86℃/10a;春季、冬季大部分站呈上升趋势，春季德令哈增幅最大，为0．78℃/10a;冬季刚察升幅达最大，为0．58℃/10a。四季各有1站达到极显著性检验;春季有5站，夏季、秋季、冬季均有4站达到显著性检验。
2．2．2．33．2m地温。表1显示，近30年青海各站3．2m地温春、夏、冬季绝大部分站表现为上升趋势，秋季各站全部呈升高趋势。春季、冬季增幅最大的刚察分别为0．54、0．65℃/10a，夏季、秋季均以玛多升幅最大，升幅分别为0．88、0．96℃/10a;春季有4站，夏季、冬季有3站，秋季有2站达到极显著性检验;春季、夏季有2站，冬季有1站、秋季有3站达到显著性检验。根据季平均地温的变化趋势分析，发现大部分站四季深层地温呈升高趋势，各地层夏季升幅最大，冬季最小，值得注意的是格尔木、玛多冬季0．8m深度地温呈较显著的降低趋势，原因有待分析;夏季、秋季以玛多升幅为最大，德令哈以春季升温最明显，刚察以冬季升温幅度最突出。
2．3深层地温的年代际变化特点由图2可见，近30年青海各层年平均地温大部站点呈逐年代升高趋势，3个地层年平均地温距平最高值出现在21世纪以来;最低值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80年代各层最高值均出现在格尔木站，21世纪以来各层均以玛多最高。各地层20世纪80年代各站均为负距平，90年代距平有正有负，21世纪以来均为正距平;21世纪以来与80年代比较，各站升幅0．8m在0～1．3℃、1．6m在0～1．4℃、3．2m在0～1．2℃，玛多升幅最大，格尔木最小。分析青海各站0．8～3．2m地层年平均地温的变化发现，有7站地温显著升高。由青海省玛多和西宁2个代表站年平均地温的变化(图3)可见，玛多升温幅度达0．64℃/10a，西宁站年平均地温的变化呈下降趋势，近20年(1991～2010年)德令哈升温幅度更明显，为0．74℃/10a。
2．4深层地温变化的突变特征
2．4．1年际突变特点。根据累积距平和信噪比等方法计算青海1981～2010年8站0．8、1．6、3．2m深层地温气候突变年份，经检验有5站发生了突变，且3个地层均有4站发生了突变。大部站点各层均在20世纪90年生了突变，德令哈0．8、1．6m地层突变出现在1993年，3．2m出现在1989年;刚察3个地层突变发生在1990年;玛多3个地层以及治0．8、3．2m在1997年发生了突变;达日1．6m层突变出现在1998年(表2)。年际突变表明了青海各地层升温的趋势是十分显著的，从地域分布来看，地处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环青海湖地区的刚察各深层地温的突变明显早于位于青南的玛多、达日和久治。可见，青海不同地层深层地温年际突变时间绝大部站点均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青藏高原年平均气温此时也发生了气候突变［12］，各站不同地层深层地温发生了一个由相对偏冷期跃变为相对偏暖期的气候突变现象。
2．4．2季节突变特点。根据累积距平和信噪比等方法计算得到德令哈、刚察、格尔木、玛多等8站0．8、1．6、3．2m深层地温不同季节的气候突变年份(表3)，经检验有7站发生了突变，近30年春季德令哈3．2m突变年份出现在1987年，1．6m出现在1991年，0．8m出现在1993年;刚察、玛多3．2m，玛多、久治0．8m，河南、久治1．6m突变出现在1997年;达日1．6m、久治3．2m在1998年发生了突变。夏季格尔木0．8、1．6m在1986年发生了突变;德令哈1987年3．2m发生了突变，0．8、1．6m在1989年出现了突变;玛多、久治1997年3个地层发生了突变。秋季格尔木1．6、3．2m在1986年，德令哈3．2m在1989年发生了突变;刚察3个地层1993年，玛多1．6、3．2m在1997年也发生了突变。冬季久治0．8m在1986年，德令哈1．6、3．2m在1993年发生突变;刚察1．6、
3．2m以及玛多3．2m突变出现在1997年;达日1．6m在1998年发生了突变。西宁深层地温四季没有发生突变现象。青海大部分站在四季均发生了突变现象，突变年份四季均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后期。由此可见，青海不同季节深层地温突变时间绝大部站点均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站不同季节深层地温发生了一个由相对偏冷期跃变为相对偏暖期的气候突变现象。
2．5深层地温与气温、降水、冻土深度的关系
2．5．1深层地温与气温的关系。近30年青海年平均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气候倾向率在0．17～0．69℃/10a(有6站p＜0．05)，格尔木升温幅度最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2．5．3深层地温与冻土深度的关系。近30年来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气候变化总的趋势是向着气温升高的方向发展，气温的变化对多年冻土热状况的扰动主要表现在地温场的变化上。30多年高原气温升高0．45℃左右，并引起冻土地温平均升高了0．2～0．3℃。通过对青海8个观测站最大冻土深度的气候倾向率分析，近30年除西宁站以外其他各站最大冻土深度呈显著的减小趋势，变化值在8．92～－29．56cm/10a(有5站p＜0．05)，刚察减幅最大。青海1981～2010年平均冻土深度变化趋势呈显著的减小趋势，为9．03cm/10a(图4)。这说明近30年青海高原深层地温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与最大冻土深度呈显著的减小趋势关系密切后各站点气温开始上升，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同时期平均气温的增温幅度比较，绝大多数站深层地温的增幅明显偏小。近30年来8站0．8、1．6、3．2m深层地温与同期年平均气温的相关分析表明(表4)，气温与深层地温呈明显的正相关，除格尔木以外，其余各站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水平，说明气温对深层地温的影响作用明显，深层地温受气温升高的影响也呈升高趋势。此外，有6站随着深度的增加气温与地温的相关性也在降低。
2．5．2深层地温与降水的关系。青海省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气候相当干燥，暖湿气流很难到达，一年四季降水量均很小，年降水量在50．0～450．0mm，集中于5～9月份，从东南向西北递减，且降水多夜雨。分析1981～2010年青海历年降水量变化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6站降水量呈增加趋势，8站降水量变化值在－32．38～30．69mm/10a，西宁降水量增加最明显，久治降水量减少最显著。对年降水量与深层年平均地温相关性的分析表明(表5)，刚察、西宁3个地层以及河南1．6和3．2m深层地温与降水量均表现为负相关，其他各站不同层次均表现为正相关，但相关性均不明显，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青海降水量对深层地温影响不太显著;而格尔木、玛多、达日、久治4站各地层年平均地温与降水似乎表现为较明显的正相关，这主要是与高原降水的天气特征有关系，特别是夏季气温越高其降水过程强度越大，降水量增加有关。分析青海8站最大冻土深度与深层0．8、1．6、3．2m年平均地温相关性(表6)发现，8站均为负相关，0．8、1．6、3．2m相关系数分别在－0．842、－0．848、－0．854以上，其中年最大冻土与0．8m年平均地温负相关系数最大，说明深层地温受冻土深度减小的影响也呈升高趋势。此外随着深度的增加，大部分站点冻土深度与地温的相关性也在降低。
3结论与讨论
(1)近30年青海0．8m深层地温年内最高值出现在8月，1．6m最高出现在8、9月，3．2m最高出现在9、10月;0．8m深层地温最低值出现在1、2月，1．6m最低值出现在2、3月，3．2m最低出现在3、4月。随着深度的增加平均地温的年内最高、最低值出现时间基本上推后1个月，年内振幅也趋于减小。春、夏季平均地温变化幅度随深度增加逐步减小，表明热量由浅层向深层传递，是积蓄能量的过程;秋、冬季平均地温变化幅度随深度增加而明显增大，表明热量由深层向浅层传递，是释放能量的过程。
(2)近30年青海0．8、1．6、3．2m土层年平均地温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特别是近20年位于青南地区的玛多、达日、河南、久治各层以0．69～0．82℃/10a的速率显著升高，黄河源区的玛多站升幅最大。各地层年平均升温率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减小。青海绝大部站点四季深层地温均呈显著升高趋势，夏季升幅最大，冬季最小。
(3)近30年青海年、季深层地温突变时间绝大部站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站不同季节和年平均深层地温发生了一个由相对偏冷期跃变为相对偏暖期的气候突变现象。
(4)近30年青海年平均气温与各地层地温均为正相关，与降水量的相关性不明显，冻土深度与各地层地温均为负相关。大部分站点随着深度的增加，气温与地温的相关性在降低;深层地温受冻土深度减小的影响也呈升高趋势，此外随着深度的增加，大部分站点冻土深度与地温的相关性也在降低。
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2
内容摘要：气候变化引发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对城市脆弱性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本文以宁波市为例，根据当地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的表征特点，分析城市脆弱性所在，提出规划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构建减灾防灾体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气候变化城市脆弱性气候变化性适应城市减灾防灾体系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强化防灾减灾工作”，十七大报告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工作。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涉及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内政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提升气候、生态、环境保护的层次和水平，同时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构建气候适应性城市的防灾减灾体系，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能力。
城市脆弱性的内涵与构成
（一）城市脆弱性的认识
城市脆弱性包括城市生态脆弱性、城市环境脆弱性、城市邻里关系脆弱性、城市能源脆弱性、城市安全脆弱性等（喻小红等，2007）。从生态系统角度来说，城市脆弱性就是指城市生态系统在面临外界各种压力和干扰（包括人类活动的扰动和自然界的各种压力），可能导致城市出现损伤和退化特征的程度的一个衡量。城市脆弱性有侧重于从生态系统角度来分析的，也有侧重于自然灾害来研究城市脆弱性。其实这两个方面对城市脆弱性的研究，都是从城市的风险源角度进行的分析，自然灾害是城市脆弱性的风险源表现形式，而生态环境则是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城市脆弱性研究的应该是承灾体―城市面临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的脆弱程度。
（二）城市脆弱性的内涵
本文研究的是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脆弱性，尤其是城市针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是城市里的生态系统所面临的环境因素，气候变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因此，这里的城市脆弱性包括三个要素：第一，与气候变化有关，第二，与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第三，与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自然灾害有关。
根据脆弱性概念的内因和外因分析，城市脆弱性的承灾体主要包括城市自身，城市的基本设施、公共设施，城市内的社区、居民等（以下统称“城市”），这是城市脆弱性的内因。由于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地质结构、人口规模、基本设施、社区居民设置等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城市的脆弱性程度也各不相同。城市脆弱性的外因主要是城市的生态环境及其所引发的自然灾害（详见图1）；种类不同、强度不同，生态环境及自然灾害作为风险源的危险性也不同，由此引发的城市脆弱性也不同。
（三）城市脆弱性的构成
脆弱性的结构经历了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组成的二元结构，到敏感性、暴露性、应对、适应能力等组成的多元结构；从内在风险的自然状态、或可能受伤害程度的经济社会状态的单一维度，到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制度等组成的多维度结构。本文认为，城市脆弱性结构在脆弱性结构的基础上，应该包括了敏感性、应对能力和恢复力。敏感性强调的是承灾体的本身属性，由其物理性质（结构）决定，在灾害发生前就客观存在；应对能力主要是城市的社会经济系统在灾害发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抵制能力，持续在灾害发生过程中；恢复力是灾害发生后表现出来的经济社会系统的恢复能力，多用城市社会经济系统尽可能恢复至灾害发生前状态所需的时间、精力和效率来衡量，偏重于灾害发生以后（见图2）。
气候变化下的城市脆弱性
（一）气候变化的界定
气候是长时间内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均或统计状态，通常由某一时期的平均值和离差值表征。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离差值两者中的一个或两者同时随时间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离差值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异常愈明显。气候变化不但包括平均值的变化，也包括变率的变化。气候变化一词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使用中，是指气候随时间的任何变化，无论其原因是自然变率，还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UnFCCC因此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
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全球气候变暖（Globalwarming）、酸雨（acidDeposition）、臭氧层破坏（ozoneDepletion）。本文采用UnFCCC对气候变化的定义，即侧重研究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暂且不考虑自然原因引起的气候变率。
（二）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提供的预测结果是，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上升1.4℃-5.8℃。未来变暖的变幅取决于人类采取什么样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但全球气候总的变化趋势仍继续向变暖的方向发展。气候变暖将对全球的生态系统、各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气候变化是事关生态与环境保护、能源与水资源管理、食物安全和人类健康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人为增暖，温度升高造成的影响表现为：北半球高纬地区的早春农作物播种，林火和虫害对森林的影响；欧洲与热浪相关的死亡率，某些地区的传染病传播媒介，以胶北半球中高纬地区的花粉过敏；在北极地区冰雪上狩猎和旅行，在低海拔高山地区的运动等。城市及其系统受到了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异的影响，如山区人居环境遭受冰川湖泊爆发洪水的风险加大；海平面升高和人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地区海岸带洪水造成的损害。
（三）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
气象灾害占了中国自然灾害较高比例，而极端气象现象与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高度有关。又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高等因素，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技术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有效资源管理手段缺乏等原因，我国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相对低下，由此所致的灾后重建恢复能力也较差。我国较易遭受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涝灾害。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计显示，截止2009年8月24日，全年直接经济损失711亿元，共有29个省份不同程度发生洪涝灾害。暴雨泥石流。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因特大暴雨引发的泥石流至今让人触目惊心；2010年8月12日起，由于连日的强降雨天气，四川多地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1.6亿元。海平面上升。我国是世界上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全海域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年。2004～2006年，中国全海域海平面都高于常年，其中2006年比常年高71毫米。与2003年相比，2004～2006年中国全海域海平面呈起伏上升趋势，各海区海平面变化趋势与全海域一致。海平面上升不仅会造成我国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的严重损失，而且会严重影响沿海地区的重要工程设施和沿海城市发展。这些自然灾害和其他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都是城市脆弱性的外因，增加了城市脆弱性的强度。
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脆弱性：以宁波为例
（一）宁波气候变化的趋势和特点
宁波气候变化的趋势。2010年初以来，欧洲各国遭遇“50年罕见暴风雪和寒冬”，美国发生“罕见冰暴天气”，澳大利亚“火热水深”，我国北方遭遇50年一遇严重旱灾……作为地球村的一个“角落”，宁波市也出现了历史同期罕见的冰雹天气。ipCC（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认为：最近100年地球经历了以增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从1906年至2005年全球年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最近50年增暖趋势更加明显，达到每10年升高0.13℃。统计数据显示，同全球气候一样，宁波市气候也在发生明显的改变，其中1980年至2005年，宁波每10年气温升高0.74℃，升温幅度明显高于全球平均。宁波的年降水量虽然没有发生趋势性改变，但降水日数明显呈现减少趋势，降水日数的减少主要是小雨日数的减少，而中雨以上降水日数呈现缓慢增加趋势，这表明宁波出现强降水的几率在增加。同时，宁波市年平均风速出现减小趋势，8级以上大风天气也呈现减少趋势，但影响宁波市的台风个数呈缓慢增多趋势。此外，宁波市的大雾天气减少，阴霾天气增多，降雪日数明显减少。
宁波气候变化的特点：以2010年为例。2010年1～6月全市平均气温13.7度，比常年同期偏高0.6度；全市平均降水量912.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6.4%。2010年上半年宁波市天气气候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连阴雨天气频繁出现。2010年以来宁波市已出现5次长连阴雨过程，分别出现在1月31日～2月11日（雨日11天）、2月25日～3月9日（雨日12天）、3月30日～农历2010年3月初二（雨日16天）、5月13日～23日（雨日9天）、6月14日～7月1日（雨日16天），比常年明显偏多。寒潮天气近年罕见。2010年1月份和2月份宁波市各出现了一次寒潮天气，为近年来所罕见。1月20日～22日的寒潮过程，24小时降温幅度10.7℃，48小时降温幅度14.7℃，最低气温2.1℃。2月9日～11日的寒潮过程，48小时降温幅度13.1℃，最低气温达到1.9℃。浮尘天气影响空气质量。受北方沙尘暴天气影响，3月21日宁波市出现了自2007年4月2日以来最严重的浮尘天气，宁波市区空气污染指数高达500，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
（二）宁波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及特征分析
1.宁波的自然灾害。宁波的自然灾害主要是由一些恶劣天气（干旱、台风）引起的，如洪水，洪涝，海水侵蚀及山体滑坡。台风影响期主要集中在7月至9月，每年平均2.8次。超强台风（雨量>=200毫米）每隔几年发生一次，给宁波带来严重损害。1953年以来，共有四个超强台风登陆宁波。由台风引起的暴风雨给宁波造成了巨大损害，例如，第5612号强台风给象山县造成了巨大损失，第9711号台风造成的损失超过45亿元。暴风雨年均2-5场，集中在6月到7月初的雨季期和8月至9月的台风期，其中9月暴发频率较高。从空间分布来看，宁海县的暴风雨比其他县市区更多。暴雨通常会引起洪水灾害，例如1988年7月30日由暴雨引起的洪水灾害致100多人死亡。干旱通常发生在8月至9月，在梅雨期之后，特别是在宁海，象山等县山区每2-3年发生一次，而其他地区一般4-5年一次。
2.气候变化的频率和强度分析。根据宁波城市的气候变化趋势和特征，现对宁波气候变化及其所引发的自然灾害的城市脆弱性进行分析。气候变化及其自然灾害可用变化频率（Frequency）和变化强度（Severity）进行描述，台风在宁波出现频率不高，影响强度相对较小；而热浪和暴风雨出现频率较高，对城市的影响强度也大；干旱则属于出现频率高，影响强度相对小；暴风雪和洪水出现频率较低，影响强度较大。
（三）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建设：以宁波市为例
1.宁波城市脆弱性的总体分析。宁波的自然灾害主要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岛屿星罗棋布，历史上有自然灾害，如热带气旋（台风）和由其引起次生灾害，如洪水、洪涝、滑坡和海水入侵。根据最近oeCD的研究，宁波是世界前20个对于气候变化高风险和高脆弱性的城市之一，并且从预测的暴露人口和资产角度而言是全球三大高危城市之一。一个有适应能力的城市是指了解其面对的灾害并控制其发展，同时系统地通过灾害风险管理和后续活动来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宁波旨在通过降低城市应对当前自然灾害和预期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来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见图3）。
2.宁波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规划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建设。宁波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项目旨在建设城市准备和减少现有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化预期影响的能力，编制地方应对行动计划以形成未来计划的行动并将研究的成果融入到现有的规划过程中，如十二五规划。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框架主张将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主流。鉴于气候变化及其对最贫困社区的影响的明确证据，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发展规划是一个高度优先事项。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和贫困间的联系强调要增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防御性，特别是在有高度密集资产和人口的城市。城市管理者需要具体的局部驱动战略，以帮助他们通过规划识别、减少、管理和应对风险。这种积极规划的目的在于明显减少其脆弱性，管理气候变化和有关自然灾害的潜在影响。
构建减灾防灾体系。宁波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防灾减灾体系。为了抗击自然灾害，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用于高标准海塘、防洪、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城市灾害应急体系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几乎所有建成的海堤都达到了50年一遇标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事业，迁移，城市规模都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新灾害和次生灾害频繁发生，例如2007年的洪涝致使部分城市交通瘫痪。现有的防灾减灾系统无法满足要求。研究如何在一个更宏观的区域建设防灾减灾体系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当前一项重要而且紧迫的课题。
构建减灾防灾体系和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的路径
（一）构建减灾防灾体系的建议
第一，提高城市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灾前适应能力。加强极端气候变化和重大气候现象及其影响的中短期预报和精细化预报，提高重大气象灾害预报的准确率和时效性，形成全国性、多层次、布局合理的气象监测预报网络，实现灾害性气候事件的预警分析和风险分析。
第二，加强城市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灾中应对能力。建立不同级别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制度和响应制度，建立分级响应、属地管理的纵向组织指挥体系，构建信息共享、分工协作的横向部门协作联动体系，建立政府、企业、群众共同响应的灾害应急处置体系。
第三，加速城市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灾后恢复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从组织领导、保障措施、责任落实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切实做好灾后的重建恢复工作。政府加强资金和物资管理，强化督促检查，统筹处理灾后重建与做好日常工作的关系，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推进。
（二）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的路径分析
首先，要厘清全球、全国以及本地区气候特征、气候变化趋势，尤其是极端气候现象，理清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气候变化之类的相互关系，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角度减轻和减缓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的制定和建设，充分运用规划的提纲挈领作用统筹协调各部门（区域）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规划基础上，加强国家层面上的气候变化立法工作，以法律规范全社会的经济社会活动，明确各自责任和义务，切实实现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气候安全。
其次，要充分发挥科技对气候变化的支撑作用。通过利用科技加大气候变化规律研究、气候变化趋势预测、气候变化影响分析、提高气候变化的预测性，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以减轻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最后，要提高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和防御极端气候灾害能力是体现未来20年和谐社会建设水平与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把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增强防灾减灾、抵御极端气象灾害的能力，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提高农业生产、水资源保障、公共卫生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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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3
一、气候变化科学中的悖论问题科学哲学和近代科学产生的历史深刻揭示出科学悖论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意义。然而，当今气候变化科学中却存在一种忽视科学悖论的“暗流”，特别在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领域。气候变化科学被限定在一个围绕气候变暖展开的一系列科学行为和活动中，并被各类专家和权威加以巩固和强化。但正如培根所言，“过多的信任赋予各种技艺的创造者，奉他们为权威，视他们的话句句正确；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向导，给人以指引。这种盲从造成的弊端是无穷尽的，科学成了妨碍它自身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原因”［17］26。因此，正视悖论的存在才是气候科学得以进步的重要前提。此处我们对气候变暖的科学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无质疑，而是旨在指出气候变化科学悖论存在的可能性，具体表现在：1．气候变化科学属于蕴含悖论的复杂性科学。所谓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研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复杂行为、特性与规律的科学［18］5－6。20世纪初，以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创立为标志，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开始。二战后，系统论、控制论纷纷进入科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科学又出现从协同学、突变论向非线性科学的转向。无疑，21世纪的复杂性科学正是建立在这些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上，而气候变化科学属于复杂性科学，正是体现在它的非线性上。1974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气候物理基础和气候模拟国际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气候系统的概念。会议总结报告指出：“在了解地球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机制中，我们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物理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包含着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气行为，而且还包含我们所了解不多的世界海洋、冰体和陆地表面各种各样的变化。除了物理过程以外，还有复杂的化学、生物过程影响着气候，也影响着地球上人类和其他有生命的世界，这些过程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并构成一个耦合的气候系统。”［19］34－35因此，气候变化科学不是一个局部的、静止的和线性的科学，而是一个全球的、动态的和非线性科学，在大气与海洋、陆地等非大气部分之间不能做简单划界，它们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既然气候系统是一个强迫耗散的非线性系统。那么在非线性问题上，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数学，特别是纯数学是无法应用的，而以非线性微积分为基础的大型计算机的数值模拟也存在巨大缺陷：一方面，从本质上讲，非线性微积分解析方程，除极其个别的外，根本不可能求出解析解；另一方面，在人们设计初值时本身就存在局限性，无法避免生存环境不断演变。换言之，我们只能逼近全局，而无法达到全局。因此从理论上讲，当前我们对气候变化科学的研究仅是开始，远没有达到真正掌握气候变化规律的情境。在这样一种科学语境下，必须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非线性，以科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做出解释，而不是得出一种武断的结论①。因为“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这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开发利用其资源，我们所做的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努力才能最好地保护自然”［20］4。2．气候变化科学的历史也揭示出气候悖论存在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上文所说的数值模拟方法；另一种则是历史类比方法，即从气候变化的历史出发，寻找气候变化的规律性以及相似性。众所周知，地球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的冥古宙时期，此时的地球是炙热的，围绕它的大气则是富含二氧化碳的岩石蒸汽。而随着地球逐渐冷却，在38亿年前适宜生命的地球大气最终形成。之后，尽管地球经历了极寒（新元古代时期）和极热（白垩纪时期）的天气，但地球表面的温度始终保持在适合于生命生存的范围之内［21］86－95。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气候变化，当前科学研究已逐渐表明，从百万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构造运动（火山、造山运动、大陆漂移）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从数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地球环绕太阳轨道的变化能更强烈地影响气候变化。而从百年来看，大气温室气体的含量的变化是影响气候的最重要的因素。从数十年来看，大气粒子，尤其是硫酸盐气溶胶载荷的变化可以影响气候，部分抵消二氧化碳的增加［21］83。因此，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发现，短期的气候变暖可以被大气粒子所影响①，中期的则会被地球环绕太阳轨道所影响②，而试图永远变暖则在地球演化中从未发生过。因此，气候变暖或变冷势必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尺度。作为权威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非常谨慎地指出，至于人类工业活动与气候变暖的关系，只是“变暖的原因之一”③，而不是变暖的主导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④。第三，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仍然存在着悖论。毫无疑问，在第三纪末发生的气候变冷，森林退化为草原，对人类的起源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而里斯冰期时人类与环境斗争，使之又掌握了第一种能源“火”，可见，气候变冷对人类进步而言具有重大意义［22］3，74。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气候变暖则都是负面的。例如印度文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时期出现的；罗马帝国的扩大也得益于温暖的气候环境［23］106－109。同样对于中国，我们发现也存在这种悖论。例如，唐朝的建立与辉煌之期，正是气候变暖的时期（比现今气温高出约1℃），而明清时气候转冷时，旱涝灾同时也增多了［24］106－107，91－93；［25］164－186，255－290。因此，简单地以气候变冷或变暖作为灾害和社会兴衰的发生不具有严格的决定意义。二、气候变化立法中的制度预设当全球变暖成为社会主流观点之际，我们是否能仅以此作为立法的依据？法国科学史学家阿科特指出，“一致对于科学真理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靠的标准”，“在全球变暖方面利用一致性作为真理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古怪的认识。一致和真理属于不同的词汇领域，它们不会重叠：在我们看来，一致思想从属于科学社会学，真理思想属于科学哲学”［27］248。基于此，按照胡塞尔所说的，“为了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达到一种彻底的自身理解，必须进行深入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反思”［28］29。我们认为，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应蕴含科学悖论的理念。因为如果不采用科学悖论的认识方式，只强调气候变暖的因果逻辑，忽视气候的其他变化，就会出现如培根所言的：“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26］10，而且“建筑在意见和武断的一些科学当中，冒测和逻辑是有效用的；因为在那里目标乃是要迫人同意于命题，而不是要掌握事物”［26］15。更重要的是，“若是使用冒测的办法，纵使尽聚古往今来的一切智者，集合并传递其劳动，在科学方面也永远不会做出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在人心里早已造成的根本错误不是靠机能的精良和后来的补救能治好的”［26］15。因此，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预设应建立在科学悖论的哲学基础上，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气候变化立法应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这就要求应极力避免以气候变化本身作为立法目标。因为对于不同的利益群体而言，变冷抑或变暖的制度预设都会带来公开或隐含的利益冲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如果人们必须就应当优先考虑哪些特定利益的问题达成共识，那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就会失去和谐，并发生公开冲突”［29］4。这样所带来的结果，要么是难以达成相关立法，要么是制定出一个没有任何实效的立法。因此，只有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而以针对气候变化开展的活动为手段，才能使气候变化的科学悖论真正起作用。进言之，无论气候变化科学的最终认识如何，只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制度预设下，就会产生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普遍效用。第二，气候变化立法应以能源变革为直接目标。无疑，气候变化与能源利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后者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然而，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能源利用中可能出现某种恶性循环，如“资源诅咒”①。因此，只有以能源变革为目标，经济发展才是长期的、稳定的和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能源变革会促使二氧化碳排放出现根本性变化，实现由形式减排转向实质减排的转化。此外，从各国气候变化立法的经验亦可看出，能源变革乃是各国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策略和方案②。因此，能否实现能源变革将是国家气候变化立法成败的关键所在。第三，气候变化的适应较之减排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尽管在气候变化的减排与适应上，一些学者始终坚持减排优先③。但从复杂科学和气候历史来看，适应比减排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美国系统科学家霍兰曾言之，“每个系统的协调性和持存性都依赖于广泛的相互作用，多种元素的聚集，以及适应性或学习”［19］4。无疑，气候变化的复杂正是地球和生物在不断适应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的，而最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另一方面，从气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史来看，适应性往往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例如，中国从隋到盛唐，气候一直处于温暖期，但公元610年却突然出现一个短暂的变冷，而隋朝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从而造成农业歉收，成为引发隋末战争的原因之一［30］74－83。因此，无论是变暖还是变冷，适应性都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31－32］，特别是气候的冷暖交替，又往往与极端天气相联系。这就要求气候变化立法应构建在更全面的适应方案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33］199无疑，蕴含科学悖论的气候变化立法符合这一诉求。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取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34］6，很显然，科学悖论实现了这样一种“对抗性”。当然，康德在说这句话时也看到了它得以发生的条件，即“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因此，作为“人类合法秩序”的立法之制度预设，无疑对于科学悖论潜能的发挥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蕴含科学悖论的气候变化立法必然代表着一种科学进步。作者：吕江单位：山西大学
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气候变化ipCC评估报告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6）10（a）-0146-03
近代全球气候变化尤其全球变暖是一个极可能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它正严重影响着当今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各个方面[1]。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被认为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世界各政府、组织机构、以及公众都应当积极探索的紧迫问题。2016年4月2日，伴随着《巴黎协定》的签订，再次充分表达了全球各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夙愿。
教育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2-3]。而大学生是传播气候变化知识和实践低碳发展的生力军，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开展气候变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在开展气候变化教育，并取得了许多成果和经验，如：美国、英国和印度等国家。我国政府已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方案，并部署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但迄今我国气候变化教育尚十分薄弱。该文旨在浅析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事实及后果，进而探讨加强高校气候变化教育的紧迫性与途径，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近代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事实与后果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分别在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和2013年发表了五份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五份报告渐次清晰向世界证实了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的关系。根据最新评估结果[1]，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观测到的变化在以前的几十年至几千年期间是前所未有的。例如：从1880年至2012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0.85℃；冰盖、海冰以及积雪面积的持续减少，导致1901年至2010年期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19m。研究证实这些变化极有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浓度增加造成的。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就不断上升，当前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造成大气Co2、CH4和n2o等的浓度增加到了至少是过去80万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人为影响在全球水循环、冰冻圈缩减、海洋上层热含量增加、海平面的上升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等变化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气候变化已经对整个陆上和海洋中的自然和人类系统造成了广泛影响。如在许多地区降水量变化或冰雪融化正在改变水文系统，从而影响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为了应对不断发生的气候变化，许多陆地、淡水和海洋物种已经改变了其地理分布范围、迁徙规律、丰度和物种交互。气候变化还将严重影响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等。预测未来持续的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导致气候系统进一步变暖，热浪、干旱和洪水等发生的频率更高，时间更长，海洋将持续升温和酸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也将不断上升。这些气候变化将放大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现有风险并产生新的风险，尤其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如果不采取行动，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可能带来一些“突然的和不可逆的”影响。
我国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类似。近百年我国表现出增温趋势，增温率略高于全球平均值；降水量虽未见显著的趋势性变化，但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同时我国冰川面积退缩、冻土面积减少、海平面上升、极端事件（如：暴雨、强风暴潮、大范围干旱等）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增加。气候变化已对我国粮食产量与品质、水资源、海洋环境与生态、城市等产生了不利影响，如果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的趋势得不到遏制，我国乃至世界的生存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
2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及大会公约无疑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行动之一。1992年，联合国举办了首次环境与发展大会（也叫地球首脑会议），大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该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旨在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以后历年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谈论的气候问题，都是以这个公约为基础的，而且该公约具有法律效力。此后，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2007年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以及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均充分表达了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及大会公约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均已颁布具体的减排方案[3]。英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2008年，英国颁布实施《2008气候变化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先后提出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特别是在《巴黎协定》达成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出台了具有约束力的碳减排方案和目标。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了《2016―2020安大略省五年气候行动规划》，欧洲委员会提出题为《共同努力规则》的立法提案等，这些方案涉及交通、建筑、农业、废物管理和交通等各个部门。
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部门积极倡导低碳经济，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于2007年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前国家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2015年12月，国家主席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强调要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同时宣布2020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相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2016年9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成为23个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缔约方。然而，解决气候变暖问题，发展低碳经济，仅政府的相关行动远远不够，必须通过教育培养全民的全球环境意识，使其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自觉实践低碳生产和生活。
3加强高校气候变化教育的必要性
气候变化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理解气候变化，促成他们态度和行为上的转变，以期望他们获得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创造和发明新的科技手段，采取创新管理方式和措施，最终达到缓解气候变化的目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二十一世纪议程》，第一次明确提出“面向可持续发展重建教育”的导向。2015年12月，在巴黎举办的气候大会上，教育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次得以重申。来自195个国家的代表通过谈判起草了相关协议，强调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公众的意识和参与，以应对气候变化。
大学生是传播气候变化知识和实践低碳发展的生力军，为此，高校必然成为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重要阵地[4]。实际上，大学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作用早已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1972年，在瑞典首都召开的国际会议，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首次对大学的能源使用和环境作用提出了行动指南。1990年，来自40多个国家的300名大学管理者在法国杜夫特大学签署了《塔乐礼宣言》，提出在教学、科研活动中应把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环境教育融为一体。1999年，美国数百名大学校长签署了气候宣言，从大学做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印度、英国等家也采取了十分有效的气候变化教育措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我国气候变化教育尚十分薄弱。虽然气候变化教育内容已纳入部分大学的教学课程之中，但大多作为“全球变化”课程内容的一个章节，至今还未有专门的气候变化教育计划，已滞后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根本要求，导致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水平较低。例如：潘葳楠等[4]通过调查南京农业大学生的气候变化意识，发现大学生对于温室气体的产生途径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了解不够，减排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因此，气候变化教育已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紧迫任务。
4关于加强高校气候变化教育的建议
气候变化科学是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型学科，关于气候变化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更新，因此，实施气候变化教育首先应当考虑其现实性，气候变化教育需要及时将最新科学知识纳入其中。其次，气候变化教育应注重全球性与区域性相结合。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实施气候变化教育需要具备全球的视角。但不同区域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影响不尽相同，因此，实施气候变化教育要将全球目标与区域利益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将气候变化教育落实到实处。另外，气候变化教育注重其综合性。由于气候变化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学科，涉及气候学、地质学、生态学、物理、化学、生物以及经济学等，因此，气候变化教育需要更为综合的视角，必须将多学科的知识融入其中，从而为学生提供多方位的认识。
具体高校气候变化教育需从以下多个方面加强：（1）课程设置方面。对环境、气象、地理和生态类等专业学生，应开设“气候变化”专业课程。对其他专业学生，要应积极开设“气候变化”选修课，同时应结合专业特点，讲授一些针对性、实用性较强的缓解气候变化的知识与技能。（2）教学方法方面。首先要引导学生从气候系统的组成与特征、气候变化的事实、原因和后果，以及适应策略等多个角度系统理解气候变化科学外延与内涵，帮助学生厘清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其次，要重视联系生活实际，如：以城市热岛效应为例，通过学生的亲身体会，让学生理解局地气候变化的原因与后果，加深对气候变化的直观认识。此外，课程中还可以适当讲述气候变化研究历程中的科学发现故事、科普读物等等，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南极考察、深海钻探、我国独具特色的黄土研究等。（3）学生生活方面。应倡导大学生采取低碳消费模式，坚持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观，自觉响应节能减排的号召，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可以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一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环保社团，开展绿色社会实践活动，在宣传和普及气候变化知识的同时提高自身的低碳意思。（4）学校管理方面。高校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应着力建设低碳校园，如：充分利用新能源，制定能源节约和保护计划，推出环保交通工具，使用生物建筑技术、开发碳管理计划等，潜移默化影响教育学生。
总之，大学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行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我国高校气候变化教育相对薄弱的事实，我国高校应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生生活以及学校管理等诸多方面贯彻培养学生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意识，掌握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的技能，自觉实践低碳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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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5
1.1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
气候变化古已有之，现在气候变化的独特之处在于人类活动改变了大气圈的组成和行为，致使变化速率前所未有。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则地球将面临突破任何历史记录的气候冲击[lj。各种大气科学的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温室气体的排放将使全球平均温度增加。有证据表明，大气中Co:的浓度在1870年时约为280ppm;而直接观测显示，1958年为315ppm，1955年为345ppm[，〕;1570一2955年间的年平均增率是0.1%，而1955一1985年间是0.3%。其它温室气体(如甲烷、氧化氮、臭氧、氟里昂)加起来对地球变暖的作用也与二氧化碳相当阁。如果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趋势继续下去，则地球表层将以0.3℃/10a的速率增温。到下世纪中期，累积的变暖效应将使地表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开始前的“自然背景温度”提高1.5一4.5•e〔‘〕。虽然区域气候对全球温室气体积累的响应还不甚明确，但从古气候记录和其它证据可知，地表平均温度哪怕是很小的异常变化，也足以对地方气候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现代与小冰期气候差别的平均温度体现不过就是iC，但在欧洲，出现于14一17世纪期间的小冰期却使传统农作物频频歉收或绝收[5]。中国小冰期的开始早于欧洲，其间作物产量亦显著下降[6j。若地表平均温度在目前水平上提高5℃，则地球将比过去300万年中的任何温暖期都热。在过去的那些温暖期间，北半球的极地冰盖曾经消失，海平面曾比现在高出75cm，热带和亚热带曾向北扩展到现在的加拿大和英格兰[sj。现代全球气候变化的证据已经出现。地表平均温度已在过去100年来上升了约0.5一0.7℃，其间n个最暖年中有7个发生在最近10年，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5刁。
1•2温室气体增温的可能效应
气候与其它自然过程乃至经济发展都有解不开的联系。温室气体增温及有关的气候变化必然会导致生物一自然过程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一种直接影响是海平面上升，海洋水体热膨胀和冰川融化的综合作用很可能在下一个百年内使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20一100cm。人口密集的世界大河三角洲和沿海低地将受显著影响，自然系统和人类活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大气圈保持水汽的能力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全球变暖很可能导致全球变湿。某些模拟结果显示，CoZ倍增将使全球平均降水量增加7%一n%[2j。但在另一方面，较高的大气和地面温度也将加强植物和土壤的总蒸发。两方面平衡，土壤水分已趋紧张的地区将更为紧张[7j。世界主要粮食产区的中纬度和大陆中部地区将变干旱，夏天更为明显，作物生长期的水分条件恶化将导致农业减产。温室气体增温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将会显著缩小热带与极地之间的温差，从而影响全球天气系统的热动力机制，改变大气环流和洋流的格局。这种天气动力的变化将改变很多区域的生态和生产条件，而且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出现时间、延时和分布都会变化。人类活动的很多方面如农业、林业、渔业、沿海的基础设施、聚落、交通运输以及人体健康等都会受影响。由于农业的普遍存在，由于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和对气候条件的敏感性，气候变化对它的影响更应受到高度重视。
1.3气候的波动与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包括长期平均状况的渐变，“正常范围”内的大波动，可能极端事件之类型、频率、强度和分布的变化，而且所有这些可能会同时出现。包括农业在内的人类活动不仅对平均状况的变化，而且对波动和预料不到的情况都应作出响应。气候波动尤其是极端事件的变动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很可能比可预料的长期平均状况变化还严重。对全球气候变化虽然已有了普遍的认同，但还存在一些重大的不确定性。未来气候的状况一般都由普通环流模型或全球气候模型(GCms)导出，而大多数此类模型对与全球变暖有关的季节和区域气候变化的判断则众说不一，尤其在区域降水量变化的判断上差异显著，而对区域温度变化的判断差异较小。全球气候变化会在什么时候产生重要社会经济影响，也不是很明确的，部分原因是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不确定。气候将渐变还是突变，也不确定。很多此类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全球气候系统的动态机制缺乏详细的认识。但气候本质上就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不能成为阻止分析气候变化(或不确定性)对经济和其他方面影响的理由。必须承认气候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不管它是否“变化”，这是分析气候对社会经济负面影响的前提。
2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对当前的气候波动和未来的气候变化，农业是最敏感的部门。全球气候变化很可能加大世界农业系统的压力，农业产量可能下降，而这正好发生在农产品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据Crosson分析，在Co:倍增导致气候变化的期间，世界食品和纤维的需求将上升2一2.5倍[8〕。
2.1对农业地理限制的影响
全球变暖可望使温度带向极地移动，在目前农业潜力受热量限制的地区，作物生长季会延长。年平均温度每增加1‘C，北半球中纬度的作物带将在水平方向北移150一Zo0km，垂直方向上移150一200m川。由此可知，未来50一70年间全球1.5一4.5℃的增温可使世界主要粮食带向北扩展230一go0km。然而，作物布局不仅取决于温度条件，也受土壤、水分和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制约。由于水分条件恶化，由于较高温度还会促使作物徒长和缩短灌浆期，中纬度主要粮食产区很可能减产〔，。〕。在低纬度，增温改变农时的影响不可忽视，尤其是一年多熟的地区。例如，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若变暖1℃，已适应当前气候条件的农时将需要作重大的重新安排[l‘〕。全球变暖对水分条件移动的影响尚难以估计。最近的GmCs研究了大气Co:倍增对土壤水分的影响[7，‘。〕后认为，在东北非、南非、阿拉伯半岛西部、东南亚、澳大利亚东部、美国南部和阿根廷，12月到来年2月的土壤水分会减少;在北非、西非、部分东欧、华北和华中、部分前苏联、中亚、西北利亚、澳大利亚西部、美国南部、中美洲和巴西东部，6一8月的土壤水分会减少。
全球变暖对农业的若干重要影响中，知之最少的是极端气候的可能变化，如干旱、暴风雨、干热风、冻害等的强度和频率变化。冷和热对作物的限制并非与冷、热的强度本身成正比例关系，作物产量对冷、热限制常常表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响应。总蒸发率加速的一个显著结果是，热带和亚热带某些地区的旱灾频率会比现在高[l0〕。干旱强度和危害程度的变化是对农业的最严重威胁，无论是在全球或区域尺度，尤其是现在已潜伏着干旱的地区。增暖还可能使作物和牲畜病虫害的地理范围扩大[l2〕，目前限于热带的牲畜病虫害会扩散到中纬度地区，病虫害不严重的寒温带将深受其害，纬度较高的地区危害最大。此外，气候变化还会严重影响害虫及其捕食者和寄生者之间的物种相互作用。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会淹没沿海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例如，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初步研究表明，海平面若上升loocm会淹没目前埃及15%人口的住房和大约同样比例的粮食产地[l3〕。
2.2对作物产t的影响
可分两种情况来分析，即大气中化学组成变化对植物生长的直接影响和温室效应导致的农业气候条件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大气中Co:浓度的增加提高了光合作用率和水分利用率，有助于植物生长，尤其对包括小麦、水稻、大麦、豆类和根系作物在内的C3植物。实验表明，若其它与作物生长有关的因素不变，Co。浓度增加使C3作物的产量显著增加[l‘〕。对包括玉米、高粱、小米和甘蔗在内的C4作物，尚无直接助长效果的可比证据。显然，即使对于C3植物，大气化学组成变化的影响也是很复杂的。植物呼吸作用、水分要求和可得性、固氮作用、植物生长阶段、作物质量、其它气体组成等方面变化的影响很可能压倒Co:增加的助长作用。一般研究更重视作物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低纬湿润地区的水稻产量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很显著，北纬6一31度内众多农田实验表明，结实期温度上升1一ZC会使产量下降10%一20%;纬度越高，受影响越严重[l5〕。调整农时有助于消除此类影响，但这在农时必须与季风降雨期相适应的地方很难做到。在热带半干旱地区，若降雨量不丈，那么增温加速蒸发从而使土壤水分恶化，作物产量将下降。例如在印度北部，在雨量不增的情况下，均温哪怕增加1℃也会使小麦产量减少10%〔，6〕。
肯尼亚的一个案例研究还考虑了雨量减少的影响，结论是玉米产量会减少30一70%〔‘，习。对世界粮食供给的一个最严重威胁是，中纬度“谷物带”变暖及伴随的作物水分亏缺将使粮食生产潜力降低。美国所有主要的非灌溉作物将减产，高粱、玉米和水稻减产最严重[l2〕;加拿大草原地带的平均产量将减少10%一30%[l8口;在澳大利亚，若增暖3℃且夏雨增加、冬雨减少，则小麦产量可望增加[l5〕。上述主要谷物出口地区的产量变化将显著影响全球食品贸易。在诸如北美大草原北部、斯堪低纳维亚半岛、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北部、新西兰南部、阿根廷和智利南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温室气体增暖的幅度将最大，目前农业受到的热量限制会减缓。但这些地区不受土壤和地形限制的面积有限，所增加的产量不足以补偿中纬地区的减产川。总之，全球变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在不同作物、不同地区、不同农业系统上有不同的表现。一般说来，中纬地区将受损，高纬地区将受益，但益不敷损。
2.3对农业系统的可能影响
气候变化与波动导致的农业生产空间分布和作物产量变化，会影响到农业系统的很多方面，如区域比较优势、农业结构、粮食供给、区域产业结构、农产品的价格和贸易、就业等等，甚至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模拟分析显示，美国国内的农业比较优势将会明显东移，其它中、高纬度国家内也会发生类似的移动[8j。全球农业结构很可能变化，加拿大和俄罗斯的谷物部门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美国的粮食出口将减少，9口。区域尺度上的食品保障将受到严重威胁，尤其在热带的欠发达国家。中纬度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减产将使粮价上升(若减产10%则粮价上升7%)，这会严重影响食品短缺国家进口粮食的能力，或挤占非农业部门发展所急需的外汇川。对付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迫切需要调整农业技术，但欠发达国家调整技术的能力有限，因此全球变暖对这些国家的威胁尤其严重，特别在目前农业已很脆弱的地区。
3中国农业对气候变化与波动的脆弱性
3.1过去与未来的气候变化
中国历史上已经历了无数次的气候变化或波动。有证据表明，约距今8000一5000年是一个相对于今的高温高湿气候适宜期，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分别比现在高2一4C和100一200mm，夏季风一直深人到西北[20〕。12世纪中国开始经历了小冰期的严寒，年均温比现在低1一ZoC。此期的降水时空差异较大，东部和青藏高原较干旱，西北则比现在湿润[20〕。近百年来中国气候与北半球的一般情况一致，呈现出干暖化的发展趋势。气温在20年代较高，50年代较低，70一80年代较高，北方增温更为显著，南方则不太明显。东部和西北自1910年来趋于干旱即〕，东部干旱指数波动上升，近百年来增加了约1.7倍[20〕。用有关时间序列中主要周期外推的方法，估计未来气候趋势是呻〕:①大部分地区在90年代偏暖，201。一2030年将出现一个偏冷期，204。年后又回暖。②温室气体增暖可能强化上述暖期，故下世纪中国总趋势是增暖，最暖时期比现在升温ZC左右;但增暖过程中会出现时间尺度为10一20年、变幅。.5一1.0℃的波动。③降水量将在东部减少、西部增加。与国际上的情况一样，关于未来的中国气候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争论。一般都承认变暖趋势，但关于温室效应的看法不尽一致，区域的气候变化亦不确定。对农业而言，需特别注意极端气候和水分条件的变化。降水频率和分布的变化较难预料，但升温结合旱涝变动肯定将构成对农业的严重威胁。例如，由于海陆增温的差异，亚洲季风很可能增强，降雨强度会加大，因而洪水和侵蚀会加剧。较高的地温和气温将强化蒸发，干旱、半干旱区的荒漠化和灌溉区的盐碱化也将加剧。
3.2农业环境的脆弱性和变动性
时空差异极大是中国气候的显著特征。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区的气候迥然不同，前者又包含着从热带到寒温带各种类型。中国大部分地区受季风影响，降水年际变率在东部季风区为30%以上，西部干旱区甚至更大;平均温度年际变率常在1℃以上。气候波动还在更大时间尺度上发生，如整个60年代华北降水显著减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气候变异常使农业生产不稳定，有些地区作物产量的波动幅度可达30%以上[z0j。中国农业环境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土壤侵蚀和土地荒漠化，这也与气候有关。中国土壤侵蚀面积已达150又10‘km，[，习;土地荒漠化面积17.6\zo4kmZ，其中32%是过去100年来形成的;此外还有15.8只10‘km，正面临荒漠化的危险咖〕。若按联合国环境署的标准，土地生产力下降25%即为荒漠化的临界值，那么中国非灌溉耕地中有69%属于荒漠化土地哪〕。显然，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对大多数非灌溉耕地都有严重影响。对灌溉的依赖也造成农业的危机。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北方的地表水显著减少，例如青海湖水位在1956一1984年间下降了3.35m，松花江流域的年径流量从50年代后期的70omm减少到70年代后期的Zoomm。地下水超量开采，供给也日趋减少。淡水资源短缺已很严重[20〕。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在中国是很频繁的。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有文字记载的严重旱灾是1056次，严重洪灾1029次。泥石流、滑坡、台风、尘暴、病虫害等亦很常见。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00亿元嘟〕，农业损失尤甚。
3.3农业系统的脆弱性
中国农业本身的脆弱性使气候变化的影响更显严重。首先是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少，特别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由于城市化、荒漠化、土壤侵蚀等的扩展，耕地面积还会进一步减少。再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将会由目前的。.115ha减少到下世纪初期的0.o94ha和下世纪中期的。.o63ha卿口。水资源短缺一直是中国很多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例如华北平原，其耕地占全国总量的42%，但水资源却只占6%。全国最大的这部分耕地潜力大受水资源短缺的限制，而气候变化很可能使水分条件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人口还将增加，生活水平也需进一步提高，这就使对农产品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上升，中国农业系统将更不堪重压。中国现在已面临人口承载力接近极限的危险，气候变化会使农业生产能力与农产品需求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增加投资和发展技术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但中国农业在这方面的前景不乐观。作为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而其他经济部门的投资需求被放在较优先的地位，农业上的投资大受限制。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已经下降，其不良后果已经显现[28〕。中国农民科学文化水平较低，农业科技人员相对稀少，农业技术装备不足，所有这些都使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实力有限。
3.4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潜在影响
国际学术界已出现了一些有关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美国国防大学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粮食产量将增加，中国将从粮食进口国变为粮食出口国[l’〕。然而悲观的结论更多，如Kellogg认为，中国主要农业区很可能将变干旱，对粮食生产有严重影响[29〕。parry和swaminathan也指出，全球升温将使中国北方和华中的土壤水分减少，农业将减产[15〕。中国科学家对个问题也作了研究。黄秉维认为，全球变暖将使中国的温度带北移，其直接作用对作物生长是有利的。例如，边缘热带的橡胶、咖啡等作物再也不会遭受现在偶有出现的冷害;在中、北亚热带，目前的一年两熟制可望变为三熟制;在暖温带，升温不仅会增加作物产量，也将有利于水果生产。但是全球变暖的间接作用(诸如病虫害增加)却对作物生长有害，更重要的是未来降水的不确定性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农业生产咖〕。赵名茶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将使中国的寒潮之害减轻，有利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在中国的干旱区，由于降水将增加，土壤水分条件将得到改善，干旱频率将减少，灌溉面积将扩大，农业生产潜力将提高，作物产量也会较稳定[sl〕。
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农业对与气候有关的多种条件变化已经很敏感，全球气候变化将会严重冲击中国农业，尽管区域气候变化的前景尚不确定。增暖导致蒸发、风蚀、干旱的加强和台风频率的加大，使农业总产量至少损失5%;某些森林物种将严重丧失，部分森林将变为稀树草原[sz〕;即使是中等程度的海平面上升也会对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难。大片耕地和养殖场将被淹没，而这正是中国沿海的主要食品生产基地。大河三角洲是中国人口最密集、土地最有生产力、基础设施和工厂城镇最富集的地区，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也最严重。珠江三角洲有35ookm“将被淹没，长江三角洲和黄河三角洲等较发达地区的大部分也将面临洪涝灾难咖〕。若无降雨量的增加作为补偿，则主要粮食作物将减产。温度每增加1℃，玉米平均产量会减少3%咖〕;小麦也将由于水分条件恶化而减产;晚稻则由于生长期缩短而严重减产。于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将面临严峻挑战，而这正好发生在中国人口和生活水平都将明显上升之时。扩大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进一步受限，资源利用的余地更小，未来食品自给的保证程度将更无把握，农业系统更趋脆弱。
4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适应对策
尽管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有备无患”，适应对策研究正在蓬勃兴起。农业的“适应”问题可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农民和农村社区在面临气候条件的变化时会自觉地调整他们的生产实践，这是一种“自发”的适应策略，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任何评价都应当考虑到采用此类策略的可能性。其次，在面临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减产或者新机会时，政府有关决策机构应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尽量减少损失和尽量实现潜在的效益。这种“有计划”的适应策略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一样，都是关注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决策响应。当然，农业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有重要的作用，但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论题范围。战术上的适应措施也受到高度重视。parry和Swaminathan明确了三类战术调整:改变土地利用(如农业区和作物类型的调整)，调整管理措施(如增加灌溉和施肥、防治病虫害、控制水土流失、改造农业基础设施等)，改变作物和畜牧制度(如调整农时)[l5〕。
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6
论文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立法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危机和严峻挑战，事关人类生存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当今，人类总结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无外乎两个，一是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二是增强对气候变化的减缓能力。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林业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森林资源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实地作出调整林业的政策和经营指导方针。但从法律的角度讲，森林法应积极回应气候变化问题，适时进行制度创新，是林业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法治保障。
一、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当前，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关乎每个国家、行业和公民的利益。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和举措。2007年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简称《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简称《政策与行动》）这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文件。在《国家方案》中，明确把林业纳入我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中。在《政策与行动》中，鲜明指出林业是我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内容。按照《国家方案》的要求，2009年国家林业局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简称《林业行动计划》）是《国家方案》相关措施的具体化，以贯彻落实《国家方案》赋予林业的任务。是对未来四十年（2050年）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
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森林是陆地生态平衡的调节中枢，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储库。森林资源在减缓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固碳所具有的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09年6月，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林业特点做出的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可见，我国林业建设责任重大、加快林业发展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困境
我国林业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历史留给我国的现实是：森林资源非常缺乏，欠账过多，林业面临很多困难，制约了发展和建设目标的实现。究其原因，诸多因素中，法制建设滞后、没有完备的法制保障是关键。
我国林业建设的基本法《森林法》施行以来，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提高人们保护森林与环境意识、树立林业法制观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行森林法中的植树造林、林地用途管制、森林限额采伐、林木采伐许可、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都含有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元素，对增加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提高森林覆盖率、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现行森林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虽然经过修改，但还是具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森林法》已经不能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根据生态平衡和气候变化的需求对该法作出适当的修改，事在必行。我国森林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森林法》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我国现行的森林法制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家的主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由于建设初期，气候、生态和环境问题没有凸显亦未引起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森林法，还不可能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全局高度来进行立法规制。虽然森林法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也提出了“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但其中反映出来的是以木材生产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林业发展理念，立法受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支配，通过对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注重于保障木材和林产品的可持续产出和供给，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没有体现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作用。由于立法理念的落后使林业生态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而森林法又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进行适时的修改，而使其与现实严重脱轨，影响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功能的发挥。
（二）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保护制度
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全球气候异常所带来的灾难，及伴随的次生生态灾难的常态化，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的主要地位和在生态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在森林法中还缺少制度保障。如目前我国实施的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均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推进的，虽然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缺少法律的规制和保障。此外，与立法相配套的制度不完善。现行林业法律、法规虽然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法律制度和内容的规定上，还不具体系统，甚至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更没有形成与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三）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措施大都是通过党和政府颁布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对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缺少基本法的依据。如森林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功能源于其强大的碳汇能力，但有关林业碳汇的增汇、固碳、和林产品替代”及碳汇交易、碳汇生态补偿等制度在森林法中是空白。如何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法律化应是是森林法修改的重点。
三、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的修改与完善
用法律的手段去规制影响气候变化的行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整合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配套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森林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
在森林法的修改中，首先要确立正确的符合生态规律和林业发展的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3年6月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将修改森林法的总目标定位为：“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这为森林法的修改指明了方向和政策依据，根据这一立法的总目的，笔者认为：“森林法修改的立法宗旨是“以生态建设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体现森林的生态效益，发挥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在森林的经营、管理、效益、生产中要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实现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森林法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
（二）确立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生态保护制度
当前，我国林业正历史性地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林业的指导思想已由“木材永续利用”发展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的核心问题由利用变成了经营。森林的价值已不是传统的木材，生态需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森林法应为林业的生态功能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明确生态保护在森林法中的地位。增加有关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天然林重点保护、森林结构调整、提升森林质量、增加碳汇能力、在节能减排、开拓碳汇容量、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
（三）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为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应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体现林业的气候功能，填补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制度缺失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国家林业局的《林业行动计划》规定实施的22项主要行动，包括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和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出的又一大步。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这二个组成部分进行修改和完善，将政策的宣誓通过森林法的修改形成国家意志。
1.减少森林退化的法律制度
主要包括.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制度。植树造林制度；在植树造林方面，我国森林法以原则性宣示“植树造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国务院于1982年制定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在政府主导下，我国人工造林面积保持世界首位，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实施主要靠政策推行，靠公民的自觉。缺少稳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公民义务进行强化，追究不履行义务者的法律责任。封山育林是我国培育保护森林资源的一项重要营林方式，是实施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森林法》中没有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为了降低森林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脆弱性，减少气候变化造成的森林退化，提高森林覆盖率，应将封山育林作为一项基本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确立下来。
2.增强森林碳汇的法律制度
包括森林的碳汇交易和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这二项制度在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确认。碳汇交易是林业气候法的典型制度，是创新林业发展机制、突破林业发展瓶颈、促进林业资源优化配置、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的新举措，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碳交易制度的确立势在必行。碳汇交易的实质是以市场化手段对森林在气候方面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我国必须建立基于森林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
3.森林可持续经营法律制度
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极端气候;粮食安全;影响;措施
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社会系统中,农业生产是弱质性产业,即农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最脆弱的部门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利用,我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从根本上说,农业无法摆脱耕地、水资源、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条件的制约,依然是“靠天吃饭”[1]。粮食等农产品作为主要的食物种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这决定了人类对食品的需求弹性非常小,也就是所谓“刚性的需求”。因而,粮食等农产品供求两端的任何细小变化,都可能会产生剧烈的价格反应。确保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命题,更是一个政治学命题[2]。全球变暖,极端气候频发,粮食生产环境和条件恶化,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不断加大,对粮食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必须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政策扶持,多渠道、多方面防范极端气候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3]。
1极端气候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我国季风气候特征显著,气候要素变率大,旱、涝、低温等气象灾害频繁。同时,农业基础比较薄弱,抵御灾害的能力较差。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范围异常气候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这种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极端天气现象的增多,势必导致世界粮食生产的不稳定,造成巨大损失。在中国不稳定的气候背景下,再叠加气候变化带来的水分胁迫、高温热害、暴雨洪涝、臭氧浓度增加带来的危害等负面效应,很可能加大农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直接影响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使中国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3个突出问题,一是使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大,对产量的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于极端气候事件频率的变化。民政部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4721.4万hm2,绝收面积达491.8万hm2。极端灾害天气的发生,对我国部分区域的粮食生产造成了显著影响。二是带来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的变动,气候变暖一方面将使中国作物种植制度发生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将使中国主要作物品种的布局发生变化。有关研究表明,气温每升高1℃,水稻生育期缩短7～8d,冬小麦生育期缩短17d,直接影响单产水平。冬小麦的安全种植北界已由长城沿线向北扩展了1～2个纬度(100～200km)。华北地区冬小麦正由冬性向半冬性过渡。三是气候变暖导致病虫害发生规律性变化,引起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农业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气候变化将改变施肥量,不得不施用大量的农药和除草剂。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小麦条锈病越夏区的海拔高度升高了100m以上,发生流行时间提早15d左右。近10年来,水稻螟虫成灾的早发和高发,成为影响我国南方水稻高产最严重的病虫害。稻飞虱和南方果树黄萎病的发生区域也明显逐步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扩张。草地螟在北方则连年暴发。近5年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达5000万t左右,占粮食总产的10%。
2极端气候背景下确保粮食安全的措施
2.1科学规划农业生产格局
要高度重视和着力缓解极端气象灾害和不利气候条件对粮食增产、稳产的不利影响,重点加强主要粮食作物和粮食主产区农业气象灾害应对防范体系建设。采取切实有效的综合措施,加大农业抗御干旱、洪涝、冻害、热害等气象灾害和农业病虫害的投入力度,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农业基础设施和人工影响天气工程建设,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工程标准。从保障农业持续增产和粮食长期安全角度出发,进一步挖掘粮食生产潜力,优化配置粮食生产资源。深入分析未来光、温、水资源分配和农业气象灾害的新格局,开展农业气候资源的调查和利用途径研究,加快更新农业气候区划。通过对现有农业结构和品种布局进行重新规划,尽快适应新的资源环境,提高气候资源利用效率。
2.2依靠自己力量保障粮食安全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下降、不稳定性增加的影响具有全球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安全问题。世界粮食市场可交易量、库存量在不同年份会有更大波动;加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分歧,粮食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趋势难以根本扭转,加大了粮食需求压力,全球粮食贸易可用于我国进口的总量微乎其微。因此,我国粮食安全不能依赖国际市场,只能立足于自身。当前,要更加严格地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禁止用粮食生产生物质燃料的政策。国家保护耕地、促进农业生产、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各项政策措施应当长期坚持并认真落实,夯实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
2.3适时加大粮食储备
粮食储备是为保证非农业人口的粮食消费需求,调节省内粮食供求平衡、稳定粮食市场价格、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而建立的一项物资储备制度。在正常年份,即便遇到一些极端气象灾害,我国粮食生产的总体波动幅度也能控制在10%～20%。但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气象灾害的发生时间、空间、强度及其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主要粮食产区极有可能同时发生具有较大影响的极端气象灾害,发生连片、连年、高强度的干旱、暴雨、洪涝灾害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生产波动幅度甚至会扩大至30%～50%。因此,要认真对国家现有的粮食库存进行一次彻底摸底,适时加大粮食储备,建立健全粮食储备的法律制度。
2.4重视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测和防御
着力加强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大力加强干旱、洪涝、风雹和低温等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测和防御技术研究,加强长期天气预报和极端气候事件预测及极端气候事件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研究,建立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调控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气象防灾减灾预警系统,为最大限度地减轻农业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提供科技支撑。从防范气候变化的风险角度来看,农业生产应当加强能力建设,如加强粮食主产县数据的监测及处理能力,增加监测站点,推行全国统一的监测标准,推进监测“三网”合一;加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农业灾害的监测评估;加强培训和服务,让农民了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2.5加强农业病虫害发生的气象条件预测和防治
加强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流行与气象条件、气候背景的关系研究,加强气候变暖对病虫害发生、流行趋势的影响研究,建立病虫害预测预报的气象指标体系,重点做好农作物病虫害大发生年份的气象预测预报服务。有计划地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等抗逆品种,采用防灾抗灾、稳产增产的技术措施及预防可能加重的农业病虫害。
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气候变化;能源法;环境保护;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69-04
张勇(1973—),男,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资源与环境法、环境刑法。(上海201620)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能源开发利用与气候变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各国都十分注重通过加强能源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我国也正加紧制定和完善包括《能源法》在内的能源法律制度,积极寻求节能减排的法律对策。那么,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路径究竟如何选择?能源立法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意义如何?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的《能源法》有何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如何安排设计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外立法趋向
无论是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履行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责任角度考虑,我国都必须处理好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低碳经济,推进低碳制度创新与法制建设,形成与国际上低碳立法理念相呼应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而能源立法在这个法律体系的构建中有着关键地位和重要意义。
(一)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立法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为保护全球气候系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法律成果。《京都议定书》纳入了三个基于市场的碳减排机制: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即我们通常所称的“京都三机制”,由此催生了各成员国之间一种新型的市场交易——碳交易,国际碳交易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并逐步发展。尽管《京都议定书》未规定发展
2.协调和衔接功能。任何法律规范并非独立存在,其所处制度结构的紧密性、逻辑性、相容性都决定了整个法律秩序是否能真正发挥制度功能。协调一致不单是制度衔接的必要,也是制度能力的标志。一个法律制度结构是否稳定、是否紧密、是否协调将直接影响到整个法律制度体系的好坏。能源法律制度也是如此,能源法律体系也要求制度统一。而法律的“一致和相互支持”来源于统一理性。《能源法》是能源法律统一理性与制度的来源,其理性与制度直接影响到单行能源法,在整个体系中起着制度间衔接与协调的功能。[4]《能源法》的制度理性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法律制度体系树立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即“能源的生态化发展”,在这个统一的目标原则框架下,各单行能源法才能据此设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能源法律规则,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制度间的扩张性和延展性。虽然,这种理性并不能绝对保证具体规则的相容,但只要规则的制定不违反基本价值所设定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差异的存在可能更能反映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法律体系在结构上的摩擦和互动,从而进一步促进制度间的衔接与协调。
从目前来看,《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5条确立了“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则。虽然此原则性规定为整个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法律体系确立了基本理念,但该意见稿并未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专门的具体规定,尽管在上述能源节约、能源开发、能源价格与财税、能源科技等相关制度中也有涉及,但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不具有针对性,也不利于《能源法》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内容的协调统一。有学者就指出,我国单行能源立法对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制一直存在不足,而《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集中规定,这与其将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作为主要立法目标的价值追求是不相称的。[5]还有学者建议,在《能源法》中设置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专章,规定国家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能源规划等内容。[6]当然,这涉及该“专章”其他章节相关制度内容协调统一的问题,在立法技术上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但在《能源法》的制度安排中充分体现和贯彻能源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三、《能源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
从制度内容来看,能源法律规范主要包括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但两者的功能定位是不同的。因此,在设计《能源法》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规则方面,我国应将上述“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则中所确定的基本理念贯穿于能源法律制度之中,并注重法律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同时,《能源法》作为能源的基本法,也不宜设定过于细致的法律规则,而更应注重从法律原则上进行宏观和软性的规定,对需要在实践中具体操作执行的法律规则更多地交给单行能源法去制定完成,这样也能更好地发挥《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体系的主导作用。
(一)《能源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内涵
《能源法》在确立“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则基础上,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对此原则进行内涵阐释。根据前述国际立法与我国政策精神,《能源法》体现和实现“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则应首先具有以下原则性内容:第一,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出发,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既是国际社会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各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选择。我国政府早就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能源法》将继续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第二,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框架,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发展整理
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气候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 战略情报研究 气候变化
[分类号]G353 X24
气候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环境问题，国际社会也为此进行了广泛合作。目前，旨在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气候政策和行动不断实施，部分行动已经取得阶段成果。但无论气候变化的减缓还是适应行动都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资金投入、经济发展和环境风险等密切相关，因此，气候政策成为与国际环境政策、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密切联系的重要内容。
目前的国际气候政策总体上具有以国际公约为主体，以区域协作政策为支撑，以国家和地方行动与政策为基础的框架性特点。气候政策分析工作涉及气候的应对立场、适应选择、减缓行动、行动方案及其组织方式等多层次、多方面内容，尤其是有关温室气体排放评估、减排义务和排放配额的分配等更是气候政策的关键内容。与一般的公共政策分析工作相比，气候政策的分析方法和模式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1 气候政策分析的特殊性
作为当代公共政策的前沿和重要组成部分，气候政策分析工作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科学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需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基础性科学问题。气候变化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科学上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这将直接影响气候政策的决策基础和执行效果。
1.2历史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不能脱离历史而就气候变化论气候变化。目前的气候变化事实与人类工农业活动和生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密不可分，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应付主要责任，如自18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95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79.3％。考虑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也是国际公平准则的重要体现。
1.3全球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需要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全球关联性以及全球协调的国际一体化框架的重要性。气候变化虽然会表现出区域的差异，但总体来看，其产生、发展以及影响机制均具有全球联动效应。某个区域集中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可以带来跨大陆的影响，如气溶胶形成的棕色云可以远距离迁移；一个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也将直接减缓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趋势。
1.4政治经济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不能忽略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均意味着在常规发展模式基础上的成本增加，但气候变化的潜在威胁同样会带来巨额的损失，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未来。因此，在分配减排义务和排放配额、支付资金和技术援助时，各国政府和组织会进行艰苦、持续的谈判，以尽量减少本国的发展压力或展现积极的环境立场，政治也因此成为气候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气候问题已经成为最近几年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的主要议题和重要筹码。
1.5动态变化性
气候政策分析需要关注气候政策环境的动态变化。由于气候政策对政治、经济和科学因素极为敏感，尤其是在当前气候变化科学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因素变化较快的情况下，气候政策也表现出快速演替的特征。气候变化科学上不确定性的减少、政局的变化和动荡、经济发展的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到气候政策的确立和执行。
除了以上这些特殊性，气候政策的分析还具有其它一些特殊的方面，如保证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根本目标，因此要基于长远目标开展气候政策的分析工作(长期性)；要尽早制定具有更高执行力的气候政策，气候行动实施越晚，成本将越高、损失将越大(紧迫性)。
2 气候政策分析的主要内容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主要针对政策主体和行动主体展开。政策主体是与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和政策相关的计划、规划、技术文件、法律和公约等以及主导气候政策的咨询、决策、执行和监测等的政策体系。分析工作涉及气候政策的决策基础、目标、方案、可行性和效果等内容。行动主体主要包括气候政策的建议者、制定者、执行者和利益相关者。对行动主体的分析包括这些主体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恢复力、立场和参与方式等信息。由于损益情况和立场的不同，各行动主体参与气候政策和行动的方式也有所差异，如表1所示：
3 气候政策分析的方法
除了一般性的政策分析内容外，气候政策分析工作格外关注以下内容：①气候政策的科学基础：重点分析科学成果对气候政策的支撑情况；②气候政策的伦理基础：分析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环境伦理和公平发展伦理问题；③气候政策的法律基础：分析气候政策在各级法规下的合法性；④气候政策的技术基础：主要分析可以支撑气候目标实现的当前和预期的技术因素；⑤气候政策的政治基础：重点分析政治因素在气候政策中的驱动、阻碍或保障等作用；⑥气候政策的执行效率：评估气候政策的组织方式、参与者、资金状况、实施方案、执行进程和成果等，判断气候政策的执行效率和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⑦气候政策的经济成本：评估气候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风险和预期收益，确定气候政策实施的投入产出比及其在经济上的可行性；⑧气候政策的综合效益：评估气候政策对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适应能力的量化贡献。
作为公共政策的内容之一，气候政策的分析方法与一般公共政策分析方法总体上一致，但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气候政策分析方法又与一般的政策分析方法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气候政策分析特别需要以下几方面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
3.1量化历史责任的分析方法
当前气候政策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问题，这关系到当前减排义务和未来排放空间的分配。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义务分担方式、行动组织／实施方案等工作需要利用数学、经济、法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来确定，可能涉及的方法包括边界分析、分类分析、层次分析、问题文件法、文献评论法、系统综合分析法、因果分析、回归分析法等。在历史责任量化的过程中，更多是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以从多个方面和多个角度确定可以广泛认可的历史责任分担原则。目前气候变化历史责任分析主要针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展开，如哪些国家、区域或集团，累计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其人均累计排放情况如何等。通过计算确定人类社会在过去(一般是工业化以来)的累计排放情况以及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安全水平(如550ppm)之下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确定全球基于公平原则(如基于人均原则)的累计排放量，继续分配剩余的排放空间和确定减排义务。这一原则符合国际法准则和公平精神，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排放空间将因
此骤减，在确定实施细则时阻力较大，因此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若干变通的计算方案。
3.2确定政治影响的分析方法
气候变化作为当前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与社会经济运行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关系极为密切，再加上同际合作过程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立场，使气候变化成为当前的国际政治核心问题之一。在气候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家利益、行业和部门利益、公众利益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诉求最终将通过政治和政府行为予以体现。通过定性和定量地分析气候政策过程中的政治影响，可以判断气候政策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等，具体的分析方法包括行为过程方法、假设分析、分类分析、层次分析、问题文件法、系统综合分析法、德尔菲法、个人判断法、运筹博弈等。
3.3经济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
一方面，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等应对行动需要采取经济转型、能源技术研发、降低能耗、建设适应工程等措施，而这意味着直接或间接地增加经济成本；另一方面，气候政策的执行将产生现实或预期的环境效益，减缓气候变化或增强气候变化适应和恢复能力可以降低经济损失。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均表明，越早采取气候行动，则投入越少，损失越低。如Stem报告中提出，如现在就采取措施，在2050年前把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550ppm的安全水平，则减排的成本大约仅占GDp的1％左右。气候政策的经济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主要利用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如敏感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对比法等。
3.4未来趋势预测的分析方法
气候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如一项海岸堤防工程，仅在数十年后海平面显著上升或高强度的风暴潮发生时才能体现作用，但其对堤防工程内密集的人口和经济基础的保障意义显而易见；目前正在执行的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其效果也至少数十年后才能有所体现；而且，由于科学上不确定性的存在，对这些效果的预估也就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利用政策分析的方法，如情景分析法、趋势外推法、回归分析法、专家判断法，判断某项气候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并对其预期效果进行预估，是气候政策获得通过和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
4 气候政策分析的框架模式探讨
通过以上对气候政策分析对象、内容和方法的介绍，基本可以了解气候政策分析工作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气候政策的政治经济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特征，气候政策的分析工作往往需要协调多方面的冲突，以相对灵活的模式开展。图1显示了气候政策分析的框架模式，从中可以发现政策过程、环境目标和利益目标三个工作模块之间的复杂联系。
4.1政策过程模块
政策过程模块是气候政策分析工作的主体部分。按照公共政策的一般过程，气候政策也需要经过“问题界定标准确定方案筛选政策制订政策执行评估监测”等环节，该模块的分析工作主要包括对以上各个环节的产生、执行和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4.2环境目标模块
如果不考虑气候行动的成本、风险和利益分配问题，气候政策的目标将只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环境目标。该模块的分析工作主要包括分析气候政策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可行性、变化调整的影响因素和环境效益(如气候目标、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目标和适应工程的潜在效益等)。
4.3利益目标模块
该模块的工作主要是分析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等行为主体和政策主体在气候政策过程中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和风险机遇等信息，反映了干扰或促进环境目标实现的利益因素。
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10
从去年冬天美国的桑迪飓风，到连续四年的云南等西南地区连旱。一系列反常的极端事件频繁发生，让学术界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后果愈加忧虑。与此同时，这些案例警示人们，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不仅有渐进、缓慢的气候演化，更有灾难性极端事件发生频率的增高和灾害损失的增大；更暴露了过去二十年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对过度侧重“温室气体减排”（mitigation）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策略”（adaptation）的研究不足的问题。
作为能源产业，不管是电力系统还是油气和煤炭产业，不再仅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排头兵，也是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行业。
因此，能源行业不仅要继续探索节能减碳的技术进步路径；也要重视能源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更要在投资和布局时，将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纳入思考。
减排努力已成“鸡肋”
由京都议定书界定的现行气候变化管理和谈判框架，一直讲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作为首要议题，而视应对气候变化为较为次要的话题。这是基于1990年代末，研究界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相对较为缓慢的过程，其负面后果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才会显著呈现。
相应而言，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得不到及早控制，等到负面后果呈现后，削减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不仅成本昂贵而且社会损失巨大。因此，当时学界普遍认为，除农业外，在短期内尚无大规模推进和研发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需要，但降低排放却迫在眉睫。
依据此判断，过去十余年，世界各国的政策焦点都集中在到了鼓励新能源发展上。京都议定书签订后，以风电、太阳能发电技术等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技术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被寄予厚望。相较之下，保证能源系统更好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挑战的相关技术和策略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能源产业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产业，既是现有气候变化框架管制的重点对象，也是技术研发投入的重点领域。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由于对减排技术的认知不足，政策设计的失误使减排技术发展速度快、但减排效果不理想。
更为严峻的是，过去十余年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对放缓全球气候变化进程效果极为有限。最新的研究指出，基于过去十余年的国际数据分析，不可调控的新能源——如太阳能、风电——和传统能源并非替代关系。
相反的，一些证据还显示新能源和传统能源的关系更类似于互补品。即更多的太阳能和风电补贴，激励了更多的传统能源投资而非鼓励储能等清洁技术的发展。这就导致过去十余年的大规模新能源投资，带来的减排效果远远不及预期。而中长期内，这种鼓励新能源却减排效果堪虞的局面也难以得到改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的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的呈现，气候变化后果呈现的速度远远快于人们早期的预计。从去年印度因为雨季的异常高温和干旱，造成电力供求出现了巨大不平衡，最后导致大面积停电；到美国桑迪飓风冬天袭击高纬度的纽约等地区，造成数十万居民长达数周甚至数月停电的严峻后果；再到中国西南四年降水时空分布高度不均，造成对水力发电的挑战。
这些都显示，能源系统不仅需要减排，更迫切的需要一套完整有效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策略框架。现行的国际气候管理框架亟需调整；而中国作为有大面积气候变化脆弱地区的过渡，更需及早的重视能源系统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以及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应对之道
由于能源系统不同行业特点各异，全球气候变化对不同行业的可能影响是有差异的。但是，总结起来，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对能源系统带来的影响包括以下几类：
首先，极端天候（如突发性强降水）频发对能源基础设施（如输配电设备）和系统安全的威胁。
其次，气温反常频发造成的能源消费总量、地理和时间分布的异常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基础设施（如输电线）的损害。
再次，反常气候频发造成的能源生产和供给能力下降（如干旱频发导致水电发电能力下降、水资源稀缺导致的煤电发电紧张和石化用水不足等）。
这些影响不仅仅会让各个能源行业面临更高的事故风险，还会造成能源系统、水资源供应系统和全社会能源、水资源消费之间的混乱。
面对这些可能的挑战，需要政策制定者设计完整和合理的政策，将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对电网稳定和安全性的影响、气温异常对需求的影响和因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预测误差长尾等问题纳入对能源布局、技术选择和政策框架设计中。
具体来说，政策制定者应加大对能源系统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投入；将目前的着重强调鼓励新能源等缓减气候变化技术的政策体系，转变为缓减和应对技术并重的政策体系。
例如，应当对不同地区输配电设备和系统在极端天候事件中的稳定性进行摸底和分析；对暴雨、暴雪和大风发生频率升高后，电网安全监管和应急体系设计进行研究；设计补贴，鼓励降低地下输电、分布式应急供电体系等提升电网应急能力的相关技术成本等。
除了新技术鼓励政策上的调整，对未来能源系统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选择，也应纳入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考量。在推进相关改革进程时，不仅要考虑到更加有利于新能源的利用，还要重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能源战略布局问题。
例如，在权衡大电网模式和分布式模式的决策中，应当纳入适应气候变化的视角，将气候变化进程中发电和输配电系统的稳定和安全问题纳入对大电网的稳定和分布式的灵活的权衡中。又比如，在中国石油产业布局时，充分纳入对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区域水资源分布变化的评估。
与此同时，将一些已有的政策框架，如电力行业的节能节水鼓励和管制政策体系，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短中长期部署。
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复杂，不同地区面对的气候变化后果不尽相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而言是艰巨的任务。作为对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的国家，中国已经并将遭受到因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严峻挑战。气象灾害和天候反常等发生频率的增加和更加无序，将给中国电网等能源系统设施带来威胁，也会对中国已定的能源布局带来新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