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1
[摘要]“三农”问题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是在我国社会转型中逐渐突显并日益严峻的问题，并在一定阶段还将长期存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对于破解“三农”难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加快城镇化发展；“三农”问题；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干启明，江西理工大学讲师；梁思君，江西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小元，江西理工大学副教授，江西 赣州 34100
[中图分类号]F29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65-03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衡量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水平的重要标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是现阶段解决“三农”难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统筹城乡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枢纽，也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拟从农业、农民、农村三个方面，分析探讨加快城镇化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希冀对相关问题的实践与研究有所启示。
一、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
“三农”的源头在农业，解决“三农”难题的前提在农业。农业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起着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充足的粮食供应和高效的农业经济是整个社会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核心。农业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最复杂的部分，加快城镇化建设有利于解决农业存在的根本问题以及由此引起并激化的一系列其他问题。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邓小平在谈论农业问题时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渐暴露出生产规模小、经济成本高、产品价格低等问题，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整合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源、加速生产要素流转、推广先进生产管理技术开发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内在竞争力。
(二)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农业发展和城镇化水平过低的矛盾，我国农产品出现了买方市场，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出现阶段性、结构性、区域性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成为制约农业的发展“瓶颈”问题。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少农业人口，进而改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扩大农产品消费市场，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促进农业的良性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流通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等社会化体系，有利于实现农业部门调整不合理产业结构，合理规划，使农业生产多样化，减少生产结构高度雷同，避免农产品相对过剩现象。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拓展农产品前后产业链发展空间，发展涉农经济部门，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使政府、民间合作组织、乡镇企业等互相协调、发展完善，为农业产业化向深层次的发展提供载体，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三)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农业经济的生产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农业产量极大地依赖自然环境因素。现阶段，乱砍乱伐等掠夺式开发，使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严重，空气污染、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严重失衡，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的矛盾，实现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提高土地等资源利用率。加快城镇化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给予农业不断发展以推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给予农业不断发展以拉力。农业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为整个社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必须处理好农业与生态环境、非农部门、涉农部门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解决“三农”难题的关键在农民，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增收问题。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在数量上，有利于拓展劳动力转移路径，减少农民数量；在质量上，有利于发挥农民人力资本优势；在效果上，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增收效益。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拓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内部需要的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使农业内部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缓慢的城镇化发展水平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曾一度容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离土不离乡”和“过度分散”的劳动力转移模式阻碍了现阶段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带动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发展第三产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加速推进城镇化发展，不仅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有效载体，还为拓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路径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政策环境。
(二)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发挥农民人力资源优势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最大资源是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力度、配置农村劳动力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在我国，农民在数量上占人口的大多数，在生活上却居于社会的最底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的因素。即使现有的劳动力既缺少技能又缺少知识，增加较为传统的资本仍可能导致某种增长。但是，增长率将受到严重的限制。不向人类大量投资就完全不可能获得现代农业成果和实现现代工业的富足。人口素质的高低，既有先天的遗传因素，又有后天的培养、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降低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路径依赖；加强妇幼保健，重视遗传因素和后天致病因素，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有利于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程度，促使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转贴于 (三)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增收效益
提高农民增收效益，是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为实现较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维持和限定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积累资金来支撑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我国采取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的城市发展战略，城乡发展的“剪刀差”，导致了我国的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土地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少数人集中，减少农民数量，改善供求效应以及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低等问题和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合理配置农村各类资源，优化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改善非农岗位就业不足、剩余劳动力输出和就业、农民负担过重、基层组织机构臃肿、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抑制增收效益的深层次体制问题。
三、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农村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加快城镇化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清除农村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对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三农”难题的彻底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与促进新农村建设虽然在资源分配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矛盾，但从宏观层面上讲，两者是共同解决“三农”问题相辅相成的手段。农村基层组织是落实农村政策、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组织基础。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推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有利于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改善农村基层组织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负债严重等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加速推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小城镇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等相关城市建设，不仅直接带动小城镇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还有利于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住房、交通、生态环境等生活环境，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体系的物质支持。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2
关键词:马恩;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农民工
一、引言
“三农”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难题,而农民工问题作为寻求“三农”问题顺利解决的突破口,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农民问题思想,在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把农民问题研究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分析了农民阶级革命性和历史局限性,论述了农民向工人转化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和思想,对于处理当前中国农民工问题,仍然能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二、马恩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相关阐述
(一)关于农民阶级的两面性
1、农民阶级的革命性
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薄弱的,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广大农民逐渐走向破产;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农民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具有旧制度、寻求解放的革命需要,成为了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马克思曾经论述:“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在《1847年的运动》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
2、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马恩指出,小农阶级不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阶级本性和认知水平决定了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承担的角色是有限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与工人相比,农民不单单是劳动者,还是小私有者,他们有“小块土地”,他们要竭尽全力去保护自己那一丁点私有财产。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耕作于“小块土地”的经营方式是碎片化的,是与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生产相对的,他们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
(二)关于工农联盟
马克思指出,农民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农民众多的国家,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紧密地团结他们。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农民思想,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与农民结成朋友,得到农民的支持。“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这些论述强调了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政党要与农民结成联盟;这些重要思想对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三)关于农民向工人的转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小农经济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科技和农业机械化的大力推广,小农经济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没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小农经济向规模化农业的过渡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此外,由于科技的发明,先进的机器设备、社会化管理手段和经营方式的应用,使之对社会化的工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而千百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领域,适应了工业化生产的需要,又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向工人转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对此,恩格斯已有预言“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
(四)农民与工业化
马克思关注农民的利益问题、农民的贫困问题、工农关系问题和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问题,都是将农民置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农民社会化,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而“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既是改造的对象,又是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没有广大农民的“倾情”加入,工业化便难以前进。
三、对处理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
(一)正确认识农民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农民工是中国国情的特色产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事物,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农民工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带动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和生产力布局优化配置,创造性地把解决“三农”问题和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突破的时代背景下,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对于推动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变,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克思在理论问题上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才能正确认识农民工的时代历史作用。
(二)保护农民工的根本利益,巩固工农联盟基础
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中国的政治基础,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都是巨大的,我们必须坚定地维护工农联盟基础,坚决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民工是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渡性群体,是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农民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却遭遇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尤其在工资待遇、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普通工人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城市工人和市民对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另眼相看,嫌弃“老土”的农民工,不愿与之为伍等,这些无疑都扩大了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差距,无益于工农联盟基础的巩固。当然,差距根源于中国长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二元经济结构,要改变这种二元结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定要尽量完善和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注意保护农民工的根本利益,让农民工享受到尽可能公平的待遇,缩小工农差距,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
(三)解决“三农”难题,农民工是突破口
目前,“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难题,“三农”难题由来已久,其原因也非常的复杂,既有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因素,也有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客观原因,“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工的出现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突破口。农民外出务工,不带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了出去,这样就大大缓解了农村地区尖锐的人地矛盾,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条件,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受到城市文化氛围的长期影响和熏陶,接受了更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对于摒弃小农意识,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做好了铺垫;当他们回家时,又把这种思想带到农村,对于改造农村的落后思想和新农村建设,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总之,农民工外出务工,有助于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正确处理好了农民工问题,就盘活了“三农”这盘棋,有利于彻底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难题。
(四)摆脱小农意识的消极影响
小农思想在中国农村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要改变农民的小农意识,最彻底的方法就是铲除其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就是改变小农经济形式。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需要辅以循序渐进的改革手段和其他相关政策。农民工主动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不但开阔了视野,还有助于解放思想,摆脱小农意识。因此,要尽可能地使农民工留在城市,促使其接触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帮助其逐步摆脱小农意识的影响。
(五)积极促进农民工向工人的转化
农民工向工人的转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变化,这一转化的客观必然性既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又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实,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实时积极推动此进程。农民工向工人的转化是一项伟大的历史进程,切不可一蹴而就,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一转化过程会更加复杂,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农民工向工人的转化既涉及劳动力的转移,又涉及农民工职业和身份的变化,同中国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紧密联系。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各项配套制度改革,尤其是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向工人的转化。
四、结束语
农民工问题是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所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经典论述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科学的态度和研究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对中国正确处理农民工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农民工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和贡献,也需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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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3
农业是我国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全国13亿人口中农民约占了2/3，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与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在历届党代会中都有重要的新举措，并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下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奋斗目标，包括了发展新农业、建设新村镇、构筑新设施、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等方面的丰富内涵。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以来，更是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解决好“三农问题”已成为实现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期稳定的重中之重。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达到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诸多方面的综合体。全面认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找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1．观念认识不到位
大多数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搞好搞不好都是干部的事，造成对干部的工作不积极配合。一些乡镇或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热情不够高，认为这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同时因为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供参考，干部们心中没有一个准谱，怕搞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绩。因此，工作积极性不高，散慢拖拉，行动迟缓。由于以上这些观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2．具体操作存在偏差
很多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村屯合并，盖高楼，只是对原有的村容村貌进行整治，而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造成硬性拆迁、非法圈地等问题。有的高楼盖起来了，路面也硬化好了，但管理设施和制度却没有跟上，造成农机、农具到处乱放，垃圾遍地存在等现象，一到下雨天，则污水任意淌，大街小巷乱糟糟，造成环境的脏乱差现象仍然突出。
3．农民增收幅度缓慢
虽然这几年国家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但农产品市场价格一路走低，化肥、农药、柴油等农资产品价格却一路攀升，造成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由于单户的随意种植，形成不了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也是制约农民提高收入的关键。这就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中的留守人员多为老幼妇残，严重影响了新农村的建设。
4．农业发展相对滞后
农业总体来看利润水平较低，这既是由于多年以来农业支持工业政策的影响，也是由于农业生产者知识水平较低和技术能力不够造成的。同时，农业成本的提高，也是造成农业整体利润水平不高的一个不争事实。另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求，灌溉、排水等基础设施很不完善，农业“靠天吃饭”这一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广大农民仍持有“手中有粮食，办事不慌”的思想，虽然粮食购销政策有了很大变化，但很多农民不愿把手中的余粮卖出，造成了农产品流通渠道不够通畅。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具有长远眼光和战略性的方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农村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在以后的历届会议中都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面的现代化。解决好“三农问题”，达到社会的均衡发展是保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不是齐步走，也不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或人原地踏步走等着后富的人。而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共同”是给所有人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共享发展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给予所有农民平等发展的机会，平等发展的能力，平等享受发展成果的可能，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全国农民约有9亿人，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为了发展经济，促进农民稳定、持续增收，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物质基础。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让农民少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所安，并稳步提高收入。而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贯彻好中央制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通过提高种粮农民的补贴等收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风险，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保证农村的稳定，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小项目，而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充分调动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意识，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工作机制，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也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因素。
1．发展才是硬道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出其存在的根本原因，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解决这一问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富民强国的有效道路。
2．务实才能有效果
政策的落实是工作成败的关键，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优良工作作风，也是取得工作实效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千头万绪、纵横交错，需要我们理清思维，稳步推进。努力实现“三通”、达到“三化”，“三通”即“水通、电通、路通”，实现城乡一体化，科学规划，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化”即“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非农化、农村的城镇化”，从而解决“三农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工作思路要清晰、工作态度要端正、工作作风要务实，从而加快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五、结语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4
一、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总体经济特征的必然选择
1.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水平的重要方式。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多农民，只有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好了，才能让社会更和谐，现在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民的三倍还多，许多不利于农民的因素是农民增收困难，农民的贫困，使得社会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现在党中央大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给予农民的优惠政策，是农民能更好的增收，只有农民富裕了，三农问题更好的解决了，才更加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否则，只有城镇人口富裕的社会，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是一部分人的小康，大部分人的贫穷。
2.解决三农问题是由我国农业发展历史经验得出的选择。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赢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二、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目前“三农”工作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深刻分析了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即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面貌反差较大;农村安定和谐面临许多压力，存在不少不稳定因素;农村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的内在活力不强。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可能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产业断裂、城乡脱节，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影响到全面小康目标的顺利实现。
3.抓住关键环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这五条要求，是党对新农村建设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协调统一。根据这一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我们要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把农民增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措施，把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把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把推进和谐农村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关键环节，稳步有序推进。
4.牢牢坚持尊重农民意愿这个第一原则。把尊重农民意愿作为第一原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党的宗旨的根本要求，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根本体现，也是从我省长期农村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要把农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要破除一切影响农民创业的陈规旧矩，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营造农民自主创业的宽松环境;要加强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要让农民知情，请农民参与，使农民认同，受农民监督，使建设新农村的过程成为农民群众参与发展、共享成果、实现价值的过程。
三、结束语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5
今天，我们召开全市人大农村工作座谈会，交流各区人大常委会农工委调研土地被征用后农民生活状况的情况，听后感受颇多。目前，“三农”问题已经是党中央长期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国家支农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热点问题已经由“负担纠纷”时代转移到了“土地纠纷”时代，因此我们的调查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大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反映的一些问题很有针对性，同时也提出了很好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市人大农村委将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带回去，并形成综合调研材料向市委、市政府反映，为研究和解决突出问题提出科学决策依据。在此，我代表市人大常委会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下面，我就学习*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几年的人大农村工作实际，谈几点感想，希望能对我们新一年开展人大农村工作有所启发。
一、紧紧把握政策机遇。目前,农业和农村工作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把握好机遇期首先要求我们要认清当前的形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解决农村问题上已经进行过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80年代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给农民，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分权。*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是第二次，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减负。作为第三次大的改革和调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方案，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措施。三次调整内容和意义不一样，过去两次是单向的，这次新农村建设则带有系统性、综合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通过20多年农村发展和改革的实践，我们逐步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三农”本身，而是要“跳出三农看三农”。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促进城镇化进程；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就武汉市来说，虽然一部分农民转移出去了，城镇化进程加速了，非农产业也有一定发展，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这部分农民仍然接近一半，面积则更大。农村是否能够成为繁荣的、农民能够享受和城市一样公共产品的、安定富饶的农村？在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大背景下，乡村治理结构应如何改革与完善，以保证农村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我们应如何加速农村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使农民的权益更好地得到维护？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所以，跳出“三农”之后，还得回到“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载体最终还是农村。因此，*届五中全会将“三农”政策统一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三农”政策的目标和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在农村找到的中心点和结合点。因此，这对于我们农村工作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政策机遇期。我们市、区人大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切实把握好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积极推动我市人大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积极迎接新的挑战。目前，我市虽然与全国一样，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就整体而言，最薄弱的环节还是农村，最困难的群体还在农村，最多的隐患也来自农村。如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更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长期以来，我市也同全国一样，农村的发展落后于城市，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又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多数地方基层政府财力不足，本身难以支撑社会事业方面的开支，在农村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基本社会福利方面欠债很多。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依靠增加农民收入、通过使用者付费的办法来提高农民获取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水平，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将很难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难以得到保障。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包括农村的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设施等，直接制约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形成城乡割裂的二元体系。二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许多农村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农民看病难、子女上学难，农民负担沉重，都表明社会事业发展严重不足是农村的一个突出矛盾。三是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增收难度明显偏大。农村的群众贫困问题最为突出。农业不稳、农民不富、农村不强，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直接带来城乡矛盾、工农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关键也在农村。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6
审计机关积极配合国家“三农”政策以及影响“三农”问题的重大经济决策的落实，明确工作思路，抓住审计重点与主要目标，有能力也能够为新农村建设更好地发挥农业审计的作用。根据《规划》和《意见》所明确的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具体任务，审计机关应当确立以下工作思路。
一、职责上要抓住审计重点
围绕《规划》、《意见》所确定的新农村建设任务，一些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将陆续制定颁布。适应这种要求，审计机关应当抓住以下审计重点与范围，推进新农村建设：
一是农业投入方面要紧抓财政支农资金审计。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是一项重要任务。对此，审计机关要关注农业投入，要加强财政支农资金审计，促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审计机关要了解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问题，关注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使用；要关注国家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二是农业发展方面要继续开展粮农生产资金及相关补贴审计。新农村建设中，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为此，审计机关要加强粮食资金审计，监督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关注对粮食主产县的奖励政策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县的奖励资金是否有效使用。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审计机关还要继续关注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从促进资金管理的角度促进国家对农业和农民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健全；要促进对农民实行退耕还林补贴等政策的贯彻落实；要关注种粮直接补贴，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到位情况。
三是农村发展方面要全面关注各项农村社会事业相关资金审计。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之一。审计机关要从农村社会事业的多方面开展工作。应当说，审计机关以前对这些工作关注较少。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审计机关应关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的贯彻与落实；继续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工程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资金管理与使用；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以及农村学校收费，进一步减轻农民教育负担等问题。农村卫生事业方面，审计机关要关注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促进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的贯彻落实。农村文化事业方面，审计机关要关注各级财政增加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投入问题；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审计机关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投入的审计监督；要关注完善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救助、灾民补助等社会救助体系相关的财政资金管理。
四是农村体制改革方面要深入开展农村税费与农村金融相关专项审计调查。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方面，审计机关的农业审计工作主要有以下任务：在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方面，要关注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关注各级政府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是否建立和怎样完善；关注农村学校财务制度改革；关注“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关注乡村债务的清理；关注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在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作用方面，要关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促进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关注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邮政储蓄资金的管理；关注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定位调整中的资金管理；关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二、目标上要关注资金使用与管理效益
在新农村建设中，审计工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各项“三农”政策的落实。农业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作为“三农”政策的重要内容，评价其使用与管理效益必然是农业审计的主要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结果是农业管理部门了解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参考，其实现程度是衡量审计工作促进“三农”政策落实情况的重要标志。
由于农业审计所涉及的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银行贷款或贴息等资金使用分散，管理部门多，拨付途径长，对相关资金使用效益的审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审计机关应紧紧抓住项目和资金两条主线，从立项、资金拨付、管理和使用等环节进行审计，重点查处和反映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严重损失浪费问题。具体说，审计机关应分析农业资金调控和管理的有效性，监督有资金安排分配权力的部门，按照批准数额向计划内项目分配资金，不得层层截留抵扣，不得向计划外项目分配资金；监督资金使用单位，厉行节约，加强管理；促使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各项资金整合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农民教育，确实将国家安排的资金用于指定的项目，保证实现项目目标。
三、手段上要强调审计与专项审计调查相结合
《意见》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这表明影响新农村建设的“三农”问题涉及面广，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为解决这些问题，《规划》和《意见》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切实加强领导等多方面，阐述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任务。从这些情况看，审计机关单纯从查错纠弊的角度开展农业审计，单纯从某一方面对“三农”问题所涉及的资金进行审计，不利于厘清“三农”问题的相互关系，发现问题形成的真正根源，从根本上发现和解决问题。
专项审计调查是审计机关运用审计的方式，对与财政收支有关的事项，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对“三农”问题，审计机关在开展重点审计工作的同时，重视运用专项审计调查手段，从宏观着眼，从更大范围入手，进行调查，通过对众多相关部门、单位和个人的调查，了解影响“三农”政策与决策的重要方面，及“三农”政策法规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重大决策的落实情况，有利于审计机关从宏观层面了解“三农”问题中的复杂关系，找准关键问题，提出审计建议，促进宏观农村经济政策贯彻落实。
四、管理上要加强审计机关的协作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7
寿光市委召开这次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市委会议精神，总结前段先进性教育活动情况，安排部署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这对于进一步巩固扩大第一、第二批教育活动成果，扎实搞好第三批教育活动，确保把整个先进性教育活动办成群众满意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伟同志，省委组织部助理巡视员厉彦林同志，亲临会议指导，刘伟部长还要作重要讲话。这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潍坊和寿光工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按照刘伟部长的指示，深入学习贯彻胡总书记参加联系点教育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地搞好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确保把联系点办成示范点，确保把教育活动办成群众满意工程，确保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得更快更好，让中央和省委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工作中，要突出抓好“三个坚持”：
一、坚持用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认识
中央和省委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明确了开展这批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需要把握的重点问题和方法步骤。能否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搞好这批教育活动，事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基层的落实，事关整个教育活动的成败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效，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搞好第三批教育活动、推动“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总书记指出，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正面教育，解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务求取得实效。
通过搞好第三批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整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保证，这是摆在全市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寿光是胡总书记的联系点，一定要按照张高丽书记“始终走在前面”的指示要求，努力在认识上先人一步，在标准上高人一筹，在工作上再上新台阶，真正把总书记的联系点办成示范点，真正做到各项工作始终走在前面。
二、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深入扎实地搞好第三批教育活动
今年以来，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和巡回检查组的具体指导下，寿光市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胡总书记参加联系点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要求，扎实搞好第一、第二批教育活动，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下一步，要加倍努力，再接再厉，切实抓好第三批教育活动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工作，务求取得更大成效。
一是学习培训要更扎实。要针对这批教育对象面广量大、情况复杂的实际，充分考虑农村党员的思想状况、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创新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和载体，确保学习效果。既要学好胡总书记重要讲话、五中全会精神、《》和必读篇目，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又要学好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市场经济和农村适用技术等知识，增强致富本领。要深入开展“学习王乐义，永葆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引导农村党员以先模人物为榜样，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本领。
二是查摆问题要更深入。鉴于农村的特殊性，在教育活动中，征求群众意见，开展谈心活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等程序步骤，可以不搞“一刀切”、不搞齐步走、不搞一个样，但是找准查透突出问题、建设群众满意工程的总体要求不能变，一定要确保真听意见、听真意见，真查问题、查真问题。要组织农村党员积极与农民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尤其要注意听取困难
群众的建议和呼声。党员之间也要相互征求意见，以心交心，确保找准问题，查透原因，明确整改方向。
三是整改提高要更有效。深入整改提高、解决突出问题是建设群众满意工程的关键。对查找出的突出问题，要认真扎实解决，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空白点、不留后遗症。要从制度建设入手，深化“三级联创”活动，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永葆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做到建立一个方面制度，解决一个方面问题，规范一个方面工作。
四是组织指导要更得力。要认真落实党委负总责、教育活动办公室协调指导、督导组督促检查、领导干部带动示范、基层党支部抓落实“五位一体”的要求，突出“一把手”抓、抓“一把手”，进一步强化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责任，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要注意把握好政策，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的方针，多做启发自觉性、调动积极性的工作，促进党员自觉查摆问题，整改提高。坚持走群众路线，“开门”搞教育，强化群众评价监督。要进一步推动各方面工作创新，保证教育活动创出特色、创出经验、创出水平。
三、坚持“两不误、两促进”，努力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很重。各级党组织要牢牢把握“两不误、两促进”的原则要求，深入贯彻落实胡总书记关于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寿光提出的“四点希望”，以及张高丽书记、刘伟部长多次来潍坊时所作的指示，切实把教育活动的成果充分体现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更快更好发展上来，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一要努力实现更快更好发展。近年来，寿光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实力明显增强，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和谐稳定，形势越来越好。但决不能自满自足，要清醒看到与先进地区的差距，看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以先进性教育为动力，进一步提高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实现更快更好发展。要进一步完善思路措施，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在新起点上实现新发展，不断提升在全省、全国的位次。
二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寿光的“三农”工作基础好，农业产业化全国闻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应先行一步、走在前面。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深入查找差距和不足，抓紧解决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一致、不适应、不符合的有关问题。要继续深入实施“三化、三带动、三变”战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发展寿光“全国菜篮子”的地位和优势。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8
[论文内容提要]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他从重视农民利益入手，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利益的满足结合起来；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结合起来；把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结合起来的思想，为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问题。它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局和发展趋势，决定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建国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战略高度去考虑，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思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
一、立足国情，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
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他多次强调，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业能不能发展，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只有近十亿农民进入了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小平同志还多次谆谆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1] 。可以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最基础的内容。
“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邓小平深刻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如果我国粮食生产出了大问题，任何国家也救不了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放松农业生产，想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考虑中国问题，首先必须要考虑农业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的发展，商品的和其它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1]他还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农业发展了就不会拖现代化的后腿，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二、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给农民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意愿，确保农民利益
邓小平尊重群众，时刻关注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意义，明晰了以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搞好农村工作来解决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新思路。并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农民问题当做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改革的先导、发展的基础、稳定的根本。把农民问题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认真总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骤、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提出以农民个人利益取代抽象的集体利益，充分肯定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机结合起来。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2]邓小平摒弃了过去只重视精神而忽视物质利益的做法，提出重视物质利益，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了农民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邓小平尊重农民意愿，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尊重农民的意愿。“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3]他在1980年《关于农业政策问题》中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必须“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愿意出发，这一点很重要。”[2]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他毫不隐讳他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并善于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智慧。另外他还认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富起来。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4]自始至终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进程。
三、澄清在农民利益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对待农民利益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源于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不论是在列宁或斯大林时期直到苏联解体，一直沿用的政策是损害农民的利益。虽然列宁后来也意识到了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当承认和尊重农民的私人利益，并开始把满足农民愿望和要求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把农民利益问题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了。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意味着农民利益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再次犯了剥夺农民、侵犯农民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中国与前苏联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利益问题，所以革命很成功。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由于对农业的改造过急过快，迫使农民与土地、与劳动成果分离，严重侵犯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则是对农民生活资料和自主经营权的剥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创新，而且把政策创新的突破口放在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邓小平始终坚持把解决农民问题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标准与农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个人利益。把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作为新时期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基本政策，从而启动以解决农村问题和满足农民利益为目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使农民得到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他在摒弃“贫困有利于社会主义”，“穷则革命富则修”的错误论调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但是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由此可见，由于邓小平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而且也为党今后制定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出发点，以农民利益问题为突破口的。这也正是邓小平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创新结合起来的时代价值所在。
四、把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使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邓小平指出：“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的人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也是不行的。”[1]“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1]可见邓小平对农民在中国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指出了农民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政治变量，其价值不可低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日益增强，他们的社会作用越来越显著。要稳定农民，必须关注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利益。而农民对政府的态度，则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应有的实现和保护。只有农民的利益不断得到实现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才会增强，社会才能获得稳定的根基。可见，邓小平同志把农民利益从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来思考，把农民利益问题的解决与保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这对于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中国来说，其所蕴涵的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五、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精神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但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和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思想确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为前提，实行的是剥农、夺农的重农政策。而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则是从重视农民利益入手，把农民利益纳入社会主义改革的范畴，建立以利益为核心的机制，既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能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实现和保护；既能使农民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真正地共同富裕起来，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重农思想中所蕴涵的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深切关注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个呼应新时期发展战略统领全局的新提法。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也表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所奉行的新重农思想是把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把发展现代农业放在首位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新一届领导集体奔着为广大农民群众谋求利益的目的，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政策上向农业倾斜，给农民平等的权利，给农村优先的地位，给农业更多的反哺。在经济上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善待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充分的民主权利；在文化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转变他们的观念，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讲民主、讲科学、讲公德等现代文明意识。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针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以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在重农方面进行大胆的政策创新。如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免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等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各项制度。可以说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农思想和邓小平重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农民利益的实现。通过重视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凸显的 “三农”问题。所以，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前新农村经济建设仍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9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纪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了三座大山压迫，建立了新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首先参与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使得中国改革获得了稳定的基础广大的发展空间，避免了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覆辙。在今天，我们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贫困落后问题，因此也同样离不开动员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可以说，“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是密切相关的。
(一)“三农”问题是贯串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80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三农”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1]他又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2]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同样又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遇见到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80年里，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相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50年代初期，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自由，农民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坚决站到了农民一边，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因为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并且经过20年发展所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总之，“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80年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党的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第一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52年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第二个时期是从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至2001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3年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2001年，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在这漫长的8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三农”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认识飞跃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二次认识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建设道路。
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即解决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道路问题。由于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内忧外患日益深重，资产阶级既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必须找到庞大的主力军，也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城市里无法解决的。在1921年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迅速扩大了队伍和影响，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庞大主力军，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在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显然是不存在的。大革命的失败和城市起义的一再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一大批过去就非常关注农民问题和熟悉农村的共产党人，如、彭湃、邓子恢、、等，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管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干扰，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形成了以为代表的领导核心，更重要地是通过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找到了如何依靠农民、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办法，即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可以从当时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反映出来。
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后，在发动农民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立即遇到了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也即是如何打倒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和从人力、物力上支持革命战争以抗击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围剿。于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自然成为党在农村的三大任务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是武装斗争）。因此，从1927年到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农村奋斗，在、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经济以及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农村来说，除继续完成和民主建政任务外，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经开始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来。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开始成为以后的主要问题。首先，党一直认为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但是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农民陷入破产和贫困。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
1950年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和整顿供销合作社，1951年积极提倡农业互助合作，1952年农村整党中批判和处理党员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反映出党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思路，引导后的农民跟共产党走集体致富的道路。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验证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矛盾的论断，于是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来说，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都成为当时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务，成为保证工业化任务顺利实现的前提。当年开始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都表明党对农民的基本而是，已经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力军（革命性）转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小农经济的落后性）。
为了减少“统购统销”的阻力和迅速推行农业合作化，党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农村基本上成为清一色的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再次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划分阶级阵线、开展阶级斗争的办法。此时的阵线划分，则是以贫下中农为一方，以富裕中农和富农为另一方，其理由是贫下中农因为经济地位和生产条件不足，依靠个人发家感到困难，因此欢迎互助合作，希望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而属于党在农村中依靠的阶级力量。而富裕中农和富农，由于家庭经营条件较好，认为单干的效益最高，更愿意单干，并且对于国家实行的“统购统销”等不满意，他们希望走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代表着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而他们是党农村中需要战胜的阶级力量。
从1953年到1957年，党在农村中一直以这种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单个或追求自己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而共同富裕的合作社，则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且矛盾很多，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典型示范时期除外，因为那时不多的合作社一方面确属自愿互利、进退自由，另一方面得到国家大力援助）。实际上，上述认识往往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陷入两难选择：自己想选择的单干发家致富的路走不通，而党和政府提倡的合作化道路虽然是阳光大道，但是未必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于是只好放弃自己的选择，顺着潮流跟着政府走，去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现实与这种理想的目标总是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就陷入无休止的体制变动和政治运动中。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年“”证明了公有化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堵死了自1953年以来形成的企图依靠公有化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而1961年以后的调整和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则证明了在集体生产体制下，无法解决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甚至无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1961年到1978年“三中全会”前“三农”问题留给全党的教训。于是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转换思路，开始另一种改革尝试：给农民自，尊重农民选择，不再要求以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
于是，政社合一的改为村民自治，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生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大为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该说，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就“三农”问题来说，此时的认识基础，已经不是过去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从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看，党也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纯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城市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
应该说，经过5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党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形成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即邓小平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低等特点，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这就是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至于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来实现这个目标，则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3]
三、历史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证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如1978年以后率先开展农村经济改革。反之，革命和建设事业则受到挫折，如大革命时期不敢放手发动农民，大革命失败后仍然以城市为中心；如合作化过程中的“四过”问题；时期的“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四清”等。历史虽然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我们叙述和研究这个历史过程，主要的目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4]研究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三农”问题认识的历程，就会发现，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
党的80年历史证明，凡是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而认识上的失误，也主要是由于照搬马克思主义某些设想、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模或凭主观愿望。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思想形成贡献最大的，是“实事求是”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典范。他对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主要得益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强调要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他发动的“整风”运动确立了全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基础，对思想形成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样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是在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才突破了长期束缚中国共产党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的认识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和提出的关于党的“三个代表”思想，都反映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三农”问题认识上，1978年以后对“包产到户”的认可和推广，对农村专业户的认可和扶持，对乡镇企业的认可和鼓励，都反映出以大量调查研究为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而80年里党在“三农”认识上的失误，则往往来自“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调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和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就是教条主义和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同样地，在完成以后，由于缺乏经验，但主要是从苏联经验和理论出发，在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上，在农村两极分化、互助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在工业化速度的认识上以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上，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实事求路线和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尤其是忽视了世界上大多数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经验，结果得出了一些与实际有出入的结论：例如关于小农经济弊病的认识；农村两极分化趋势的认识，关于初期合作社优越性原因的认识；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认识；关于1957年“退社”风潮的认识；关于优越性的认识；关于“包产到户”的认识；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等等。其中最极端地就是“”期间的“浮夸风”、主观主义和压制不同意见。
（二）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
党的80年历史提供的第二个经验教训，就是正确的认识来自良好的民主集中制，而错误的认识则多产生于独断专行或压制不同意见。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之所以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王明等人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手段。
建国以后，的几次重大失误，也主要是违背了长期形成的党内民主制度，个人独断专行：1955年对以邓子恢为代表的稳步前进意见的批判，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四过”；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压制了党外不同意见，那么1958年的成都会议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则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1955年邓子恢受到批判以后，就“三农”问题来说，党内其他领导人已经不能平等地与讨论问题，而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甚至不敢与争论是非了。其实，从合作化时到国民经济调整，尤其是“”时期，党内并不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普遍的共识，但是由于得不到的认可，仍然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例如60年代初期出现的“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是由于的反对，被压制下去，直到1978年以后才重新推行，结果延迟了将近20年，使中国在60年代初期失去了一次可能成功的改革机会。
（三）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还说明：在不能代表促进全体公民利益的前提下，凡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着说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就是正确的。就“三农”问题来说，由于农民始终占人口的大多数，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除了战争以外，我们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损害他们的利益或者剥夺他们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此，一切认识和决策的的前提应是：尊重农民的自，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或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其实农民是通情达理的，在民族危亡或确实需要其做出牺牲时，农民是不会拒绝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是一个落后的、分散的群体，文化水平低和受产业的限制，以及作为最需要被改造的群体（改造传统农业广大农民需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农民也是理性的，也同样具有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自，即使是一部分农民，甚至是少数农民，他们的自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并不是注定的牺牲者，而首先应该是受益者。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动员农民，即打破旧政权以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实现耕者有其田，来建立了新中国，为现代化扫清道路。应该说党的政策确实代表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农民是革命的受益者。
建国以后，尽管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党员成分来说，中国共产党都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试图实现工业与农业并举、城市与乡村同步的发展思路。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影响和缺乏经验，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即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单一公有制。结果事与愿违，中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了比苏联更为极端的压制农民的体制和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问题还是出现在如何看待农民的利益。工业化最终会为农民带来利益，这一点谁也不否认。问题是农民的个体经济是否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业不能相容？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不是绝对的奉献者？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但却是列宁和斯大林早已有定论的问题。1951年主持制定农业合作化决议即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而1953年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又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这两次回答都是完全根据苏联的理论和经验。
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在过去批判“包产到户”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压力下尊重农民的自利。同样地，在80年代中期，当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中共中央同样出于保护农民利益和自利的考虑，在一片关于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干扰计划和产生“不正之风”的呼声中，坚持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
建国以来50余年的历史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为己任，在党和政府的决策层中或能够影响决策层人群中，农民人数虽多，但呼声却比较弱小，常常是农民、农村、农业发生严重问题才引起重视，因此政策和措施也往往带有救急的性质。因此，在方法论上有意识地强调关注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实在是很有必要。
[1]《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2]《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篇10
一、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总书记从八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结合我区实际，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增强抓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责任感。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中央和省市领导反复中央和省领导反复强调，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对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形势下加强“三农”工作、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高度重视并认真抓好“三农”问题，不断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大决策，是对我们党重视“三农”问题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举措，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前不久，省委书记钱运录同志到牡丹江考察调研，明确指示牡丹江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走在全省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我们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和市委要求扎实推动新农村建设。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现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看到这方面存在的差距和潜力，一是结构性问题突出。农业基础薄弱，总体上仍然靠天吃饭；生态环境有待改善、水土流失比较严重；产业化水平有待提高，龙头企业规模偏小，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够；农民收入这几年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二是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土地流转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理顺，近些年农村转移劳动力所流转的耕地有1万亩左右，但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上却进展不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科技服务、市场服务水平与发展现代农业还有很大差距，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缓慢，全区各类协会组织仅有8个，还没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受地方财力制约，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不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需要加快城市经济的发展来创造必要的条件。村级公共事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一些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一议一黄”。三是社会性矛盾压力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比较突出，因灾、因病、因学致贫返贫成为一些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三大困扰因素；农民就业渠道和就业环境有待拓展和改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总体上处于试点和起步阶段，在农民养老、贫困人口生活保障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的地方和环节还存在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农村因土地纠纷、林农矛盾和干群矛盾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上访案件时有发生。有些矛盾和问题，成因错综复杂，解决难度较大，影响全局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快农村发展。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加农村建设投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才能实现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良性互动。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使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要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为着力点，这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目前，农民生产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比较多，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返贫和上学难、上学贵、因学致贫返贫的现象还较突出，征地拆迁中涉及农民利益的问题还不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要大力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国家要增加对农村生产和公共事业建设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的领域和范围，这必将有力促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问题的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区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有优势。我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强，粮食、畜牧、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有一定的规模，果菜、生猪、肉（奶）牛、禽类四个主要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初步形成了以优势主导产业为支撑的经济格局。对俄贸易加工园区又落户我区，充分利用中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拓展发展空间。二是有难得的机遇。国家和省市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力度逐步加大，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普惠政策；我区有3个省级新农村试点村，会遇到很多的机遇；国家继续实施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全省推进对俄合作升级逐步深化和牡丹江被列为部级循环经济试点，使我们在引进龙头项目上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发展特色、绿色、生态和外向农业空间较大、前景广阔。三是有“三农”工作积累的经验。比如坚持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大力扶持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化经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四是有广大农民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在政策激励和市场推动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发展致富的积极性进一步焕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强大、持久的动力。五是有全社会加快农村发展的广泛共识。各级领导支持农村发展，社会各界关心农村发展，正在形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把思想认识切实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只要全区上下坚定信心、发挥优势、抓住机遇、扎实工作，就完全能够担负起建设新农村的历史重任，就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上走在全市前列。
二、明确重点任务，扎实推进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任务，中央和省市领导都讲的比较明确。具体到我区这个层面，关键是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从我区实际出发，在总体思路上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加快发展为主题，全面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五句话二十字”的总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当前，要进一步强化和认真落实支农政策，努力建设现代农业，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一)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的实力和竞争力，才能为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要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从六个方面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一是要加大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实现农产品加工增值，做强做大果菜、生猪、肉（奶）牛、禽类等优势产业。实施名牌战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搞好龙头企业和基地的联结，引导龙头企业和基地、农户以多种形式结成利益共同体。二是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抗旱除涝为重点，突出抓好爱河水田灌区、爱河旱田灌区和亮子河灌区等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切实抓好小型灌区、雨水蓄积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提高抗灾能力。三是要提高科技装备水平。实施标准化工程、科技入户工程，抓好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推进科技服务由大宗产品向特色绿色产品延伸，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实施农机化工程，加快农机合作社建设步伐，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业生产率。四是要发展循环农业，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积极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能等节约型农业；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重点，搞好农业废弃物的系列开发，促进农业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实现农业的增值增效。五是要加强生态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按照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切实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深入实施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六是要搞好小城镇建设。桦林镇要抓住作为国家小城镇建设试点镇的机遇，铁岭镇要作好工业小区和沿301国道经济带的规划和发展，引导农村生产要素尽快向城镇集聚和重组。搞好小城镇的规划布局和功能定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小城镇对人口、产业的吸纳和承载能力。
(二)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要千方百计广辟农民增收渠道，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一是以种植业结构调整促增收。坚持“打绿色牌、走特色路”，大力发展绿色特色食品生产，优化粮经饲结构，努力提高单产，增加种植效益；发展特色种植业，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构建产加销结合的高效农业生产体系。二是以发展畜牧业促增收。发展畜牧业能够有效转化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能够带动种植业和相关产业发展，实现农产品多次增值，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我区畜牧业总量在城区是最大的，要继续保持我区畜牧业发展的好势头，坚定不移地实施“主辅换位”战略，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大力发展专业化养殖大户、养殖小区和现代化养殖场，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和规范化养殖；强化疫情防控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确保畜产品和产业安全；发展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畜产品深加工层次。三是以发展民营经济促增收。重点培植有资金、懂技术、善经营的能人富户，引导他们向规模种养、加工、运销等方面发展，创办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切实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农民创业的热情。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促增收。突出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岗前培训、用工对接、权益保障，更好地为劳务产业发展创造条件。特别要加强对外出务工农民的管理服务，推进劳动力转移社会化服务、市场化管理和产业化发展，努力让更多的农民走出去、进入更高端岗位；鼓励支持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拉动二、三产业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民就地转移。“十一五”期末，力争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5000人，人均劳务收入达到7000元以上。五是以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促增收。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对农民的各项减免、补贴政策，不折不扣把党的关怀和实惠传递给广大农民；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在多予上下功夫，逐步加大地方财政的支农力度，强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措施，优化农民增收的社会环境。
(三)大力加强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使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一是要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格执行将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增加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建立城市支持农村的工作机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重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强技能培训；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救助制度建设，使农民就医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加强农村广播电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逐步形成政府与企业、社会团体相结合的资金投入机制；加快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农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广泛开展健身运动。二是要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加大农村道路交通、饮水安全工程、能源、电网、住房建设力度；搞好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重点解决村内道路、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人畜混居等突出问题。今年，要以农村户用沼气国债项目建设为突破口，下大力气改善我区农村的生活环境。三是要促进农村社会和谐。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尽快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救助、农村灾民补助等社会救助体系。突出抓好农村稳定工作，健全人民内部矛盾的调处工作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正确引导，做好新形势下的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打击各种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营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加快推进城郊村、镇中村以及中心村的社区化建设和改造；发展农村社区服务业，引导农民逐步向中心村、小城镇聚集；抓好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四)大力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提高农民素质，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把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好、发挥好。一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村民委员会在村级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主体作用；认真落实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让农民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二是加强法制教育。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教育和引导农民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增强法制观念，依法表达诉求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育农民遵守村规民约。三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国家的方针政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八荣八耻”教育；积极推进文明村镇、和谐村镇创建活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加快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技能的新型农民；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五)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源泉和体制保障。一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的基础上，探索规范理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促进适度规模经营。二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围绕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创新乡镇事业站所运行机制，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深化区镇财政管理体制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农村金融等其它各项改革，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实落靠，做到不抽条、不缩水、不走样。三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加强行业自律。加速构建与市场经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三、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合力。
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是需要长期奋斗的历史过程。大政方针和思路目标明确后，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强力推进、狠抓落实，切实把这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抓紧抓好。
(一)强化领导，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涉农部门的事情，而是全区各单位的共同事业和共同任务。各单位都要明确自身在建设社会新农村中的职责和任务，协调配合，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要认真落实“三个高于”和“三个增加”的政策，加大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加快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积极推进帮建工作，宏观管理、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在资金、经费安排上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金融部门要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鼓励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向农村，支持工业企业投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逐步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完善对“三农”工作的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工作评价和激励机制。
(二)抓好规划，搞好试点。科学规划是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质量的前提。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制定好镇、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制定规划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和老百姓自己的意愿，体现不同镇、不同村的特色，科学确定发展目标和实施步骤。规划要具体可行，目标不要过急过高，要立足长远，确定阶段性目标，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要防止用“输血”的方式搞试点，搞“盆景式”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帮助试点村做好规划，充分依靠和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保证他们在上级的支持下，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试点期限要符合实际，防止形式主义、走过场。要注意跟踪试点情况，及时总结基层和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好办法，处理好开展试点和面上整体推进的关系，注意点面结合，推动全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
(三)搞好培训，加强宣传。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全党全社会统—思想认识，共同积极行动。”各地各部门都要按照“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学习培训，尤其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工作。在培训的内容上，重点是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准确理解、全面把握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的论述，真正理解为什么和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部署上来，使基层干部提高认识、坚定信心、明确任务，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在培训的方式上，要采取组织宣讲团、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利用农村广播、板报专栏和发放培训材料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要切实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工作，在全区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舆论氛围。重点宣传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宣传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宣传本地建设新农村的新思路、新举措，宣传新农村建设的典型经验和工作成果，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动力，使党和政府的决策变成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四)落实政策，不断探索。政策就是机遇。国家财政支农惠农大的政策概括起来是“三个高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三个增加”(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还有很多具体的政策。要加强对这些政策的学习、研究，把中央的精神学透，把政策吃透。对于普遍实施的政策，要用好用足；对于在某些地区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政策，要积极向上争取。要研究制定我区的具体政策，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增强工作指导的针对性。比如，依托基础和优势，面向市场，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问题；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问题；乡镇的职能定位、机构改革问题；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问题；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整合社会资金建立融资平台问题；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化解乡村债务问题；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问题，等等。
(五)把握方法，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归根结底是为了农民的富裕幸福。我们既要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责任感、紧迫感，又要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要克服畏难保守和急于求成两种倾向。要从实际出发，从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坚持科学规划、正确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推进，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急于求成、不搞一刀切、不强迫命令、不包办代替、不搞形式主义，特别要注意防止出现以各种名义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真正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全面把握情况，指导推动实践。要把握好抓紧当前与着眼长远的关系，既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切实抓在手上，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实事做起，量力而行，有重点、有步骤地加以推进；要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关系，既要坚持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打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又要从农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做起，尽力而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要把握好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既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农民群众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的新生活，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整合资源，加大投入，真正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