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1
1999年9月，杨某某来南充市高坪区兴办大米加工厂，主管国税机关对其实行定期定额管理。经高坪区国税局2002年3月专案检查查明:2000年1月至2002年2月，杨某某加工、销售大米应缴纳增值税188，564.31元，已缴纳增值税3,300元，应补增值税185,264.31元，滞纳金31,617.11元。上述事实有杨某某发货火车大票、杨某某笔记本记载的销售流水帐及其本人承认销售事实的询问笔录为证。2002年3月26日,高坪区国税局根据新旧征管法和国税发（1997）101号《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有关规定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杨某某自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向南充市高坪国税局缴清税款及滞纳金。
由于杨某某的偷税行为已涉嫌构成偷税罪，高坪区国税局在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后，于3月27日依法移送高坪区公安局。3月28日，杨某某因涉嫌犯偷税罪被刑事拘留，4月30日被逮捕。在逮捕期间，杨某某分二次共缴纳增值税157,894.73元(至今尚欠缴增值税税款27,369.58元和所有滞纳金)。2002年10月22日,高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杨某某犯偷税罪，向高坪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0月25日高坪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但仅对已取得购货方证据印证的销往云南省宣威市、四川攀枝花市等共13笔销售收入应缴税款进行了认定，对税务机关取得的证明杨某某实现销售收入的其他证据未予以认定，最终法院认定杨某某偷税数额为48,163.02元,其行为构成偷税罪，依法判决如下：被告人杨某某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48,163.02元。判决后，杨某某没有上诉。
2004年8月25日，杨某某以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偷税金额小于高坪区国税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的偷税金额为由,向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高坪区国税局税务处理决定，退还原告多缴税款109，731.71元。经高坪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认为,原告与税务机关的争议属于纳税争议,应当先经复议才能提出行政诉讼,所以,高坪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杨某某的。”杨某某不服高坪区人民法院裁定,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了原裁定。
二、几点法律思考
表面上看，本案是一起十分简单的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纳税争议案件，由于原告未先履行复议程序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而败诉。但通过对这个案件进行深入剖析后，笔者发现，案件背后隐藏着的几个法律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思考一：关于法院刑事判决所认定的偷税罪与税务机关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的偷税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案中，杨某某要求税务机关退税的主要事实是《刑事判决书》所判决的偷税罪涉及的偷税金额小于《税务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偷税金额。杨某某认为，涉税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行政程序就转变为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判决书生效后，偷税金额应以刑事判决书为准，其主要法律依据为《关于办理偷税、抗税案件追缴税款统一由税务机关缴库的规定》的通知（高检会[1991]31号）第四条规定：即“偷税、抗税案件经人民法院判决应当予以追缴或者退回的税款，判决生效后，由税务机关依据判决书收缴或者退回。”笔者认为，这里涉及到刑事判决与行政处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刑事判决与行政处理是两回事，生效的刑事判决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否定行政处理决定。具体来讲：第一，杨某某对高检会[1991]31号的规定在理解上存在片面性。高检会[1991]31号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精神，偷税、抗税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税收法规补税；税务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的偷税、抗税犯罪案件，移送前可先行依法追缴税款，将所收税款的证明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显然，这里第一条和第二条所称“税收法规”和“先行依法”均指的是税收行政法律法规，具体言之，是指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实体法规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在杨某某偷税一案中，高坪区国税局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正是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实体法规和税收征管法而作出的，因而高坪国税依据《税务处理决定书》追征税款是完全符合高检会[1991]31号精神的。第二，高检会[1991]31号只是明确了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的税款应由税务机关收缴，只是明确了收缴主体问题，并没有明确税务机关移送偷税、抗税犯罪案件前依法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与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的相互关系问题，更没有明确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可以否定税务机关移送偷抗税案件前依法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第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工作规程》（1995年12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1995]226号）第四十八条规定：“对已作行政处理决定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税务案件，税务机关应当在移送前将其应缴未缴的税款、罚款、滞纳金追缴入库；对未作行政处理决定直接由司法机关查处的税务案件，税款的追缴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偷税、抗税案件追缴税款统一由税务机关缴库的规定》的通知（高检会[1991]31号）规定执行，定为撤案、免诉和免予刑事处罚的，税务机关还应当视其违法情节，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加收滞纳金。”可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税务机关已先行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情况下，追缴税款应当按《税务处理决定书》执行。第四，从法理上看，偷税罪与偷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偷税罪是人民法院根据《刑法》，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程序来判决的，走的是刑事诉讼的道路。众所周知，刑事诉讼的任务主要是解决被告是否有罪、罪重罪轻以及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它不是行政诉讼，不对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偷税是税务机关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实体法规和税收征管法来认定的，它解决的是纳税人是否应当纳税、应当纳多少税、是否构成税务行政违法的问题，由于刑事判决和税务行政处理决定的依据、体系、程序各不相同，所以，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换言之，纳税人不构成偷税罪，并不意味着一定不构成偷税的行政违法。第五，高坪区国税局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是仍然有效的行政法律行为。高坪区国税局对杨某某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它具有公定力、执行力和拘束力等行政行为的一般特征，非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行政监察等法定程序不得撤销与变更。截止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文书或者法定程序明确撤销高坪区国税局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因而，高坪区国税局所作的税务处理决定继续有效。综上所述，偷税罪与偷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刑事判决与行政处理不能相互否定，可以并行不悖。如果纳税人要税务行政处理决定，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思考二：关于税务行政违法证据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及衔接问题。
从证据法学角度来看，本案涉及的证据证明标准问题是引发杨某某与税务机关执法争议的主要原因。证据证明标准是指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对案件情况等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要求）。负有证明责任者履行证明责任达到了这个程度即完成了证明责任，否则就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证明标准高低直接决定了负有证明责任者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多少。科学、合理地确定证据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刑事诉讼追究的是被告的刑事责任，涉及到剥夺被告的人生自由甚至生命，因而其证据证明标准很高，在西方通常认为要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我国具体司法实践中，由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为“无罪推定”原则，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同样对刑事诉讼证据采取很高的证明标准，我们通常说的“存疑不”、“疑罪从无”就是这个道理。换言之，在刑事诉讼中要采取“宁可放过一千罪犯，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价值取向。就本案而论，由于时过境迁，税务机关所认定的偷税证据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安机关无法向买方取证，所以，检察院在对杨某某涉嫌偷税罪案提起公诉时，以该部分证据只有运出的证据火车大票、杨某某笔记本记载的销售记录及其本人承认销售事实的询问笔录，没有购买方的证据，未形成证据链为由，对该部分偷税行为未予。笔者认为，检察院的这种做法并无不当，是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精神的。但这是否表明，司法机关未的部分，也就不构成偷税行政违法行为呢？笔者认为，行政行为的证据证明标准不如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学术界一般认为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就本案而论，税务机关只要有证据证明杨某某实现了销售收入，并进行了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导致不缴或者少缴税款，是完全可以认定为偷税的，而不必到全国各地的购买方取证。也就是说，从证据角度来看，由于证据证明标准的差异，虽然有的涉税违法行为不认定为犯罪，但却是完全可以认定为税务行政违法的。通过对该案的分析，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缺少税收证据方面的专门立法，没有一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规章对税收执法证据的种类、各类违法违章行为证据的采集要求、证明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以及证据证明标准等作系统详尽规定，这给基层税务机关执法带来了较大的执法风险，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当加快出台税收证据法，如果条件不成熟，最起码应以税务规章的形式就证据问题作出专门系统规定。
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2
一、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体现及意义
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困难重重，“行万里路，进千家门，受百家气”就是税务人员工作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由于税务行政执法风险而导致潜在危机的存在，也对税务机关规范执法、有效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有关资料和媒体报道，由于税务人员执法不当、执法错误、行政不作为或税法执行不严谨等方面的问题，引起的税务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近年呈上升的态势，因此而受到责任追究的税务人员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税务行政复议案件1994年至2000年为1035起，2001年至2005年上升到3305起，是前六年的3.2倍；全国税务行政诉讼案件1994年至2000年为328起，2001年至2005年上升到1081起，是前六年的3.3倍；在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中，能维持原处理决定的并不多，败诉率比较高，如2005年全国税务机关已办结的复议案件中，复议决定维持和撤销、变更的比率为54：46；人民法院审结的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判决维持和撤销、变更的比率为48：52；2004年全国税务机关受责任追究的税务人员20.49万人次，受行政处分的4597人次，移送司法机关的191人次；2005年7月至2006年底，全国税务机关因渎职侵权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税务人员439人，2006年全国仅国家税务系统因渎职侵权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税务人员为144人。而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份，广州地税干部队伍中接连发生8名基层一线税务人员、一名局属单位的副局长玩忽职守，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先后被纪检、检察机关询问、拘留、取保候审甚至逮捕关押，给广州地税带来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惨痛的教训，不得不敲起警钟，引起我们的注意。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有效维护税收执法人员的切身利益。科学防范、化解税收执法危机，从而保障税收执法安全，这是保护同志、稳定队伍的基础，也是内树正气、外树形象的关键。
（二）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树立税收执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如执法人员能够时刻保持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意识，做到正确执法，文明执法，同时做好税收服务，努力化解征纳矛盾，不仅能够化解税务行政执法危机，而且能够很好地树立自身以及整个税收执法队伍的形象。反之，如执法方式简单，执法手段粗暴，就会造成征纳关系紧张，降低自身执法安全系数，增大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损害执法队伍的形象，使税收执法工作处于被动。
（三）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确保税务执法质量和税收收入。如果执法人员能始终保持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意识，就能确保政令畅通，提高执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克服麻痹心理，确保尽职尽责，应收尽收。
（四）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还可以防治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推进廉政建设。尽管因不廉洁行为造成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是税务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人，但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和败坏了税务工作者的形象，损害了税务机关的权威，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二、税务行政执法系统危机成因分析
税收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规范纳税人纳税行为的同时，更大程度上约束着税务执法权力的行使。当前，税收执法危机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既有税务机关自身的因素，更有社会经济根源；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税务人员执法危机意识缺乏
部分税务执法人员对税收执法行为不当可能导致的风险和后果缺乏有效认知，其法律意识淡薄，执法工作中随意执法、执法不严；部分执法人员素质提升滞后，未能适应经济税收发展的巨大变化，造成执法程序不严谨，导致执法危机的发生。主要有：
1、工作效率低。例如稽查部门办案时间过长，造成纳税人失踪、证据资料遗失，导致一些原来能够处理的案件最终因证据不足无法处理；征收机关超时限办理涉税审核事项，被纳税人质疑；税源管理信息失真，纳税人骗购发票后失踪，造成税收流失。这类风险日常表象上不易察觉，容易忽视，而最终造成的后果可能极其严重，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
2、税务处理不当。税收执法人员对税法及相关法条理解上的偏差，使其对税法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做出补税处理；对未经批准缓缴税款的行为没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对一些应该行政处罚的案件没有处罚；工作中注重实体，忽视程序，造成因程序违法导致案件不能处理。据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至2004年期间，税务部门的败诉率由66%左右上升至82%左右，远远高于全国行政机关40%的平均败诉率。其中，税务执法案件对法律举证的有效性是执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3、税务执行不到位。一是文书送达不合法，文书未送达到法定的人员手中，如果涉及到要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等措施时，引起争诉冲突，有直接败诉的风险；二是执行措施不到位，对欠税（费、罚）存在追缴不力的情况，法律赋予的追收税款的措施没有充分运用，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4、制发不规范文件或内部工作流程，一定程度上增加危机产生的概率。目前各类管理制度对税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从长远看有利于税收征管的规范和发展，但对税收执法人员的有些要求过高，甚至将本应由纳税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要求税务机关和税收执法人员来承担过失；而且各类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交叉重叠，制定频繁且一个要求比一个要求更完美，对于目前法制环境和征纳环境中从事基层税收管理工作的税务人员形成了极大的压力，从而为自己设计了制度性不作为陷阱，增加了执法危机产生的概率。
（二）个别税务人员将手中权利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
基层税务人员工作在第一线，经常与纳税企业、经办人员及中介机构打交道，特别容易成为个别不法之徒拉拢腐蚀的主要对象。部分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物质利益“诱饵”千方百计拉拢和“密切”与税务干部的关系，或通过中介机构担当“掮客”，从中谋取和寻求不缴或少缴税款。而当个别税务人员将自己手中的权利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时，就有可能导致廉政危机产生。
1、稽查选取人情案、关系案。在目前选案评估尚不健全、选案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个别人员利用选案环节处于案件稽查“入口”、“放水不留痕迹”等便利条件，采取“当立不立”等选择性立案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
2、案件稽查实施。税务稽查员实施案件稽查时，利用证据取舍标准和程序不够统一、证据取舍过程缺乏有效监督等管理漏洞，对发现问题抓小放大、避重就轻，对检查出的税款查多报少或以不熟悉业务、证据不足为借口少处理应追缴的税款，私下牟取不正当利益。
3、案件执行实施。稽查人员利用案件执行公开度不高、执行监督不严、主观随意性较大等漏洞，采取纵容或指使纳税人转移可执行财物等方式，导致案件稽查处理结果无法执行或部分执行，私下牟取不正当利益。
4、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后续管理。税收管理员利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大多由中介机构的现状，与中介机构或纳税人达成默契，采取对存在问题视而不见或指定中介机构等手段，私下与中介机构或纳税人合谋牟取不正当利益。
5、税收减免。无论政策性减免还是困难性减免，实践中减免税具体操作口径往往掌握在税收管理员手中，在申请企业数量众多、实际批准减免额度有限的情况下，税收管理员易利用上级对自身工作、纳税人对减免税条件的“双重信息不对称”牟取不正当利益。
（三）税收立法的缺失及不够完善
税收立法的缺失对于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原因：
1、税收实体法有关要素难以准确把握。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主要是由各税种单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组成，有些税种的征税要素，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并没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执法权时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观因素很容易左右最终的征税结果，这就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势必引起税收争议而产生执法危机。
2、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不够严谨。就广义的税法体系而言，税收规范性文件处于最末的位置，其法律效力最低；而狭义的税法体系则仅指由国家立法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属于狭义的税法范畴，一般都是作为对税收实体法的补充和解释而存在。由于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在内容上存在漏洞，制定上不够严谨，以致前后矛盾，衔接性差，影响了实体法的实施效果。而税务案件一旦进入行政诉讼阶段，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仅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规章只能作为参照，由此，规范性文件对税收实体法所作的解释或者补充在行政诉讼中是没有效力的，据此作出的执法行为，可能导致执法危机。
3、税收程序法有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操作。在税收执法实践中，《税收征管法》仍存在一些模糊空间，如：对关联交易纳税调整查补的税款是否加收滞纳金；对纳税人不属计算错误但未足额申报纳税行为，税款追征时效如何掌握等等都未明确，使税务执法陷于执法“乱作为”或“执法不作为”尷尬局面中，并可能遭遇执法危机。
（四）税收征管机制等方面的系统原因
由于税收征管机制及外部干预等方面的系统原因从而导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主要有：
1、税收征管机制不健全。从“征管查”的辩证关系来看，征收是目的，管理是基础，稽查是保证。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征管查职权范围划分不清、沟通不畅等问题。由于职能的分立，征管查之间信息交流渠道不畅，相关涉税信息无法在各部门之间有效的运转，影响了涉税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大量走逃户和非正常户，形成执法危机。另外，税务与工商、银行、金融等部门之间，国、地税之间及不同地域税务部门之间由于同样存在信息不共享、交流不及时等问题，也会影响税收执法的打击力度，造成工作的被动。
2、来自各方面的干预风险。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就业等的压力，许多地方政府遵循“惟经济论”、“惟gdp论”这一片面的工作思路，而税务机关与地方政府存在着种种联系，特别是在税源、经费、建设上对地方政府依赖性增强，对政府的“愿望”、“大局”常常采取合作的态度，政府一些走在法律边缘的“保护”、“发展”政策不可避免地给税收执法增添了法律风险，这种风险最终都只能由税务机关来承担。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税收执法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行政干预、人情干预、部门配合不力、司法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执法的公平。
3、税收执法行为受到多层次的监督和制约，增加了执法危机。随着税收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增大，税收执法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部分，受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人民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社会对税务机关及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增大，要求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更高，执法尺度更严。
三、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化解对策
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化解是国家税务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税、税收法治的根本保证。对此，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怀特指出，由于在行政运行中存在着滥用权力、违法乱纪、侵犯公民权利、管理无力、不负责任等不良情形，容易导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因此有必要发展完善相应的对策机制，以便对行政系统实施有效的监督，确保其高效地运作，同时也“确保行政官吏之行为，不仅使之与法律相协调，且同样与公民之目的及心理相切合” 。我们可以通过事前沟通、制定完备的危机应急管理预案等方式来将危机带给税务部门的损失降到最低；此外，危机一旦发生，税务部门更要学会有效沟通、学会应对和化解危机；将危机转化为税务事业发展壮大的机会。
对策之一：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
危机管理又叫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就会在危机发生时容易出错。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对我们提高危机反应的质量和效率是非常必要的。面对有可能发生的税务执法危机，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有回避、顺应和合作，采取那种措施，决定了我们能否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有效地化解危机，解决危机。在当今以和谐为主旋律的社会中，以沟通、协调的合作态度去解决行政执法危机应该是我们的首选。我们可以通过与纳税人沟通、与上级有关部门协调、与司法部门协商，以及在一些对自己不重要而于对方很重要的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等等来化解执法危机，避免行政败诉以及被追究执法责任的发生。特别是危机发生之后，面对纳税人或外部监督单位，我们要说什么，由谁来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说，我们又如何去控制或争取最好的传播效果、沟通效果。因此，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十分必要。
具体而言，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应把握以下原则：首先应分清责任，然后采取相应对策。如果税务机关无责任，危机完全是纳税人引起，应采取速战速决策略，尽快书面回复纳税人说明问题。如果税务机关应负完全责任，应采取以退为进策略，首先书面承诺公正处理问题，其次采取措施制止事态蔓延，最后勇于公开检讨挽回影响。如果税务机关应负部分责任，应采取社会协商策略，首先邀请公正第三方认定责任，其次选择纳税人的“意见领袖”进行平等协商，最后主动改进不足推动工作。通过上述应对策略的采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法摄人，最终目的是化解危机、渡过难关、解决问题。
对策之二：建立危机预警机制
客观上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量变到质变，在一定的诱因引诱下，就会成为危机的易发部位、频发部位。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制度化管理，事前监控加以控制，即令所有的税务人员对危机的频发部位、易发部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有良好的危机意识、良好的危机反应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事前进行各种危机的培训、教育，提高全体税务人员的危机意识，完善税务执法机制，控制和减少税务危机的发生。
一是提高税务人员综合素质，提升化解危机能力。要对税务人员进行“法治”教育和“执法危机”警示教育，深化稽查干部执法危机的意识，使其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因此，强化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升税收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是最终达到防范税收执法危机目的的基础。学习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这是日常税收执法的依据和标准，只有透彻掌握了税法知识，才能提高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避免因执法不到位造成玩忽职守，或者在越权执法形成滥用职权；二是执法过错及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处理的相关规定，这是税收执法人员应努力避免触到的“高压线”。明确税务人员只有熟知不规范执法的相关责任，才能更加自觉地规范执法，有效减少和防范税收执法危机的发生。
二是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加大内部惩处力度。必须进一步完善内部执法责任制。要做好岗位职责与工作流程的适配，规范各执法岗位及上下环节之间有效衔接的执法程序；提前发现因执法过程不衔接、难以操作可能导致的管理漏洞和监控不力，及时进行弥补和修正，减少系统潜在危机；继续强化评议考核，充分发挥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功效，建立起以税收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严格过错责任追究，加大内部惩处力度，以促进税务执法人员依法治税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要我规范”到“我要规范”上转变，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减少违法执法行为，化解执法危机。
对策之三：建立健全危机化解运行机制
建立健全危机化解运行机制主要要求税务机关创新税务管理机制，促进依法行政。
一是开展事前防范。建立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制，定期对正在适用的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审视，对税制缺陷和税收政策漏洞，积极向上级提出对策措施，以规范税法解释，维护税法的统一性、稳定性与严肃性，保证税收执法有法可依，避免执行错误的文件导致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进而导致不必要的行政诉讼，甚至于执法犯法。针对一些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或比较原则的条文，在征管稽查工作中难以把握的情况，建立疑难事项会商制度，化解执法危机。
二是以大集中核心系统为依托，建立稽查员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将涉及稽查管理的各种特定信息整合到一个工作平台去，围绕提高稽查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按照案件任务管理、案源信息管理、查帐事项管理、综合管理设置四大功能模块，通过信息平台下达具体的工作事项、职责要求、工作流程和考核标准，形成面向操作层、管理监控层、决策支持层的全方位稽查信息资源服务体系，与税收管理员平台一起实现征稽有效衔接，通过信息数字化来实现税务管理的精细化，从而达到提升税收管理工作效能，实现良性互动，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沟通信息，及时进行查处”的高速运转机制，确保各职能部门在税务执法活动中的有序性和高效性，最大限度化解执法危机。
三是在税务稽查中推行审核式稽查工作底稿，通过统一规范审核程序、步骤和方法，纠正人的主观判断和随意性造成的偏差；通过确定审核要点，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揭示性审核，使稽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保证；通过工作底稿能够具体反映稽查人员的工作过程以及稽查质量，为考核稽查员提供了监控和约束的标准，使稽查人员在不廉政、不作为问题上“不能为”。
四是建立分类管理的纳税评估工作指引，构建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建立一套中介机构质量风险评估办法，完善对中介机构实行风险级次的分类管理措施，完善监督机制；将征收管理延伸到与企业经营有关、与税收有关的各个环节，掌握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核算体系，掌握企业的经营特性，掌握企业的重大生产经营变化情况，以避免因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税收流失。
五是加大税收办税事项公开，公开期限、流程并及时通报结果；细化操作规程，规范减免程序，减少税管员人为操作空间；逐步取消内部减免税名额控制，依法审批。
对策之四：建立危机协调沟通机制
建立危机协调沟通机制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在强练内功的同时，我们要做好税法宣传，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争取社会各界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形成群众性协税护税体系，共同维护税收秩序，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化解税务机关的执法危机。一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各种媒体，普及税收法律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依法纳税意识，使税收法制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逐步协调。将税收执法行为、程序、时限置于广大纳税人的监督之下，塑造良好的税收执法形象，这样，可以取得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有效减少税收执法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同时，深化与国税、工商、房管、海关、银行、中介等部门的合作层次与内容，切实利用好地方政府协税护税机构的作用，以取得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和纪检、监察、检察、公安、法院协调沟通，对税务执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共同研究，商议解决，从而化解外部税收执法危机，共同构建和谐、互动的良好征税环境。
1、杨柯 杨宽：《规范履行税收职责－规避执法风险》，兰州市国家税务局网（2007-09-05）
2、霍志远 刘翠珍：《防微杜渐胜于亡羊补牢—浅谈税收执法风险之防范》，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网（2007-12-17）
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3
关键词：涉税纠纷案件；税务法庭；税务专案小组
税收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不仅维护纳税人的权益，也保障税收执法人员的正当权益。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税收收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纳悦主体的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也不断得到加强，征税主体的税收征收管理也必然会加强，某些不法分子的偷税、骗税、抗税等行为也相应会增加，因此，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的争议案件，将会不断增加。这些案件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税务争议的案件，第二类是税务犯罪案件。国家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必然会不断提高法院的工作量，依靠司法这道最后防线。
税法规定既要确保税收收入，又要与私法秩序保持协调；既要减少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又要体现出适度的调控，使得税法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在税收司法环节，一方面，税务案件数量的增加，法院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保证案件的及时审理，从而使得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从目前我国法官的专业素质来看，他们大多缺乏税收专业知识，法官在审理复杂的税务案件时，往往是向税务机关进行咨询，极大可能按照税务机关的建议做出裁决，将法院的审判权在不知不觉中转移给了税务机关，使得税务机关既是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案件的裁判者，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可以充分保护不禁引起人们的广泛质疑。实践中存在着税收执法与税收司法衔接不当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因此，面对大量复杂的的税务纠纷案件，如何在税收司法中实现公正、及时的审判迫在眉睫。
在这种形式下，为了实现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很好的衔接，国内诸多学者在借鉴别国的经验基础上相继提出“税务法庭”的设想。虽然世界各国国情差距较大，但仍存在着一些普适性的做法，对我国也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在国际上，税务法庭是美国税收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在美国，税收刑事案件由司法部代表联邦政府向法院，而纳税人如果不愿意寻求行政救济手段，可以不交税款直接诉至美国联邦税务法院，或者在行政救济失败后，交付所争议的税款，选择地区法院或索赔法院去寻找司法救济。
税务法院是加拿大在联邦法院系统内独立设立的一个专门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不存在直接的领导关系。对于税务诉讼案件实行三审制，即税务法院、联邦上诉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税务法院是专门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纳税人若对税务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一定期限内向联邦上述法院上述，仍不服的，还可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最终判决，不管纳税人服不服都得强制执行。对于偷税、抗税、骗税等税收刑事案件，则由普通法院审理，税务法院不介入。
德国设立了专门的财政法院，性质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专门审理有关税收争议。对于“纳税人对征税不服，状告国家财政税务局”这类案子可采取调节方式，一经调解一致，即可结案；而对于“偷税、漏税案件达到一定金额”的案件，交由财政法院专门审查决定；若触犯了刑法，则交由普通法院管辖。
日本设置了国税不服审判所，作为国家的最高国税机关，将执行机关和裁决机关相分离，专门负责对纳税人的审查请求作出裁决。纳税人不服税务机关的处分而向国税不服审判所提出请求需要经过提出请求和复议审查请求两个阶段，国税不服审判所经过审查做出最终裁决，纳税人如果对最终裁决仍然不服，可以申请司法诉讼。国税不服审判所的建立，一方面大大减轻了法院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税务案件的高专业性、技术性、复杂性，由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增强了案件处理结果的公平性和说服力。
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各国都设立了专门的司法机构和审查机构去处理专业性较强的税务案件，及时有效的解决税务纠纷，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在受案范围上，各国都有限制性规定，只针对税务案件，但同时又与普通法院相衔接，很好的处理了税务刑事案件的管辖；在法官的任命方面，各国都有严格的要求，法官不仅在法律、税收等方面必须有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也必须有很丰富的专业方面经验。
国内不少学者在研究国外税务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在人民法院体系内设立一个专门的税务法院，选任一批专业化较强的精通税务和法律的人才，专门处理全国范围内的税务案件，包括税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提高依法治税、充分保护纳税人权利，避免了原来的税务机关既担任执法者同时也担任裁决者的不公平质疑。
第二，建立税务法院体系，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立垂直领导的税务法院体系，创造税收司法中央化。具体情况，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等级不同的税务审判庭，二是建立税务法官管理体制，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选举一批法律、税务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建立一支强大队伍集中办案，实行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
第三，建立独立的税务司法系统，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在各级地方也设立等级不同的税务法庭，独立与地方政府，实行自主管理，下级只对上级负责，避免行政干预。
第四，鉴于我国与日本都实行复议前置的制度，有部分学者效仿日本，提议建立独立复议机构，保证复议的公正和中立，尽量使税务争议案件在复议阶段结案，减少了上诉过程中产生的不必要成本。
从目前我国国情来看，以上提议均存在不少问题。并不能因为税收案件的专业化就要设立独立的税务法院体系，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曾一度删除了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等，这表明，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和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设立专业化法院不是明智之举；建立独立的税务司法体系对我国目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国近几年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涉税纠纷案件大致在2400起左右，面对这个数据，还不至于建立一个庞大的体系，否则会造成机构臃肿，巨额的财政支出等资源浪费现象，另外我国尚没有建立专业法院体系的依据，因此，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建立独立的税务法院体系都是不切实际的；日本的国税不服审判所在解决税务纠纷案件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行政复议前置但来的好处归功于日本的诉讼“五阶段制”，整个诉讼过程需要经历3至4年，案件当事人为了避免长时间的等待和巨额诉讼费用的耗费大多选择在复议阶段结案，这与我国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将矛盾一昧投向复议机构而转移司法保障的路线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各级人民法院内部成立税务专案小组，是既符合当前我国国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强化税收司法的力度，确保我国税收司法保障功能的实现。
具体而言，法律学下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培养了一批精通税务和法律的专业人才，国家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遴选合格的成员，分布于各级人民法院，组成税务专案小组，独立于税务执法机构。我国在注册税务师考试制度中开设了税收相关法律科目，但是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注册税务师考试培养的是一批应用型人才，在执法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税收相关法律不能被引起足够重视。在法院受理涉税纠纷案件时，税务专案小组作为一个独立的审判机构（相当于陪审团），运用较强的专业知识进行内部讨论（需注意关联关系回避制度），向法官发表独立意见，作为影响案件审判结果的参考，避免了法官向税务执法机构咨询带来的的不公平质疑。
综上所述，成立税务专案小组，是依法治税、完善税收法治的有效途径。执法机构和裁决机构的完全独立，是对法律权威性的维护，纳税人权利维护、税法面前人人平等的的保证，是完善的税收与法律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组织机构体系。（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余丽伟，付慧珠.讨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体系的构建和完善[m].经济与法，2012.
[2][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7m：.刘多田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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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守文.财税法疏议.ml.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4
近年来，常州市国税局立足构建和健全社会化协税护税管理体系，在税款解缴、税务登记、税务稽查、个体零星税源征管、所得税征收管理、涉外税务审计、纳税信誉等级评定、集中性税宣活动组织等“”领域，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以信息共享为基础，实行了“联网解缴”、“联合登记”、“联合”、“联合管理”、“联合检查”、“联合审计”、“联合评定”、“联合税宣”的“八项”联合，初步形成了社会化协税护税管理格局，延伸了征管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一、整合资源，健全立体化协税护税机制
建立社会化协税护税管理体系的目标是：建立健全以“政府领导、部门配合、司法保障、社会参与、信息化支撑”的立体式、网络化的税源监控体系。其中，部门配合是核心。只有将目前分散掌握在各相关部门的大量涉税信息加以有效的整合利用，才能真正解决税收管理信息不对称、征管成本居高不下的矛盾。常州市国税局针对目前征管中最迫切需要掌握的信息资源，在协作对象上明确重点，加强与地税、工商、财政、银行、公安及区乡政府的配合与协作，着力构建一个税源信息共享渠道畅通、信息交换及时的协税护税组织网络。
一是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在与地税部门的协作上，成立了由双方主要领导参加的国、地税协作领导小组，明确以征管处为牵头部门，各业务对口部门具体落实，形成两局“一把手”负总责，分工领导配合，各部门具体落实的工作制度。
二是建立联席会商机制。在具体协作工作中，分别与对方协作部门建立健全了《联席会议制度》和《情报交换制度》，其中，国地税双方原则上每季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情报交换会，在新政策贯彻实施及新的管理性举措出台前，均要求及时向对方通报和反馈各自重要活动安排和工作部署，协调处理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
三是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市国税局与地税、工商等信息化建设水平比较高的部门进行了计算机联网，共同开发了“税务工商信息交换系统”，建立了网络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对因客观原因无法联网或不宜用网络传递的信息，也作出了涉税信息资源采集与传递的具体规定。如，通过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定期与地税、工商部门核对户管信息；通过每季召开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国库四方联席会议，交流收入情况、政策调整、工作要求等信息；国地税的稽查部门每月将稽查案件相关信息和有关资料传送给对方，实行信息交流和检查取证成果共享，每季定期召开案情通报分析会，遇有突发重大案件则临时召开情报交换会议。目前，市国税局与地税局的信息交流范围已扩大至税务登记、稽查、运输发票、免抵退税、车购税等方面，涉税信息的采集、共享、应用面和效益均大为提高。
二、“八项联合”，构建社会化协税管理格局
以“八项联合”为基础优化税收工作格局，推动税收管理科学化、精细化，促进税收事业和谐发展。
（一）联网解缴，率先实现“税－库－银”自动划解税款。2002年，我局通过与常州人行协商合作，在原有的财税库联网核算基础上，由人民银行通过“同城电子结算中心”直接自动转账划解税款，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税款解缴由“税－库－银”同城结算、自动划款的税票电子化，从而使税款征收的工作效率和税款解缴的准确性均大为提高。CtaiS2.0江苏优化版上线后，市局又与人行多次协商，对联网解缴的外挂软件进行改造完善，使其通过外联系统平台与新征管软件顺利衔接，继续发挥了“税－库－银”联网优势。
（二）联合登记，创建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联合税务登记平台。在借鉴其他省辖市联合办理税务登记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拓展了旧有的窗口联合办证的模式，自行研发“税务工商信息交换系统”，在全省率先实现基于工商、国税、地税三方信息共享下的联合税务登记，做到税务登记范围、受理、代码、表证章、资料传递、预期办理处罚、信息基础支撑等七个方面的统一，在提高登记效率，降低征纳成本的同时，确保了三部门基础信息准确一致。在06年的税务登记换证工作期间，常州国、地税局又利用自行开发的联合办证平台，做好信息比对、传递工作，并按属地管理要求明确户管对象，确保了纳税人基础信息的准确维护和换证工作的顺利实施。
（三）联合，推行“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型零散税源的委托。为切实有效地解决个体市场零散税源点多面广、征管工作事多人少的突出矛盾，我们积极与各级政府、财政、地税和工商协商，在各辖市（区）均成立了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财政、国税、地税、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门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的“协税护税领导小组”；各镇、街道也相应成立了由镇、街道职能部门负责人主管的协税护税办公室，社区（村）一级设立税务协管站。共同出台了《个体委托操作办法》、《协税护税办公室工作实施意见》，对个体、市场、零星分散税源统一实行委托。国地税双方还合作开发了“个体委托软件”，将个体零星税源户管信息、发票管理、申报征收、税收统计查询等纳入计算机管理，实现了对个体税源的联合征收、联合管理，从而建立起以“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分别监管、普遍征收、人机结合”为特征的新型委托模式。至06年12月底，全市已形成了由70个点、375名人员组成的零散税源协税护税管理组织，个体漏征漏管户清理及日常巡查力度明显增强，以往难以有效监控的“边角”零星税源纳入了正常税收征管秩序，个体征收面市区达80％以上，个体税收同比增长近四成。
（四）联合管理，突破两家共管所得税的难题。自新办企业所得税纳入国税部门管理之后，形成了一个税种由国、地税两家共管的局面。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税收政策，但由两家执行，必然会产生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同时，面对增势迅猛的所得税征管需求，国税部门存在着管理力量与经验不足的问题，为确保国地税共同管好所得税，立足本市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国、地税部门的征管范围，减少和杜绝了所得税户管上的漏征漏管或重征重管。在日管中，两局加强沟通与协商，尽量减少双方在政策解释和执行上的不一致。如：在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方面，市国税局根据总局文件，积极与地税协商，拟将建筑、商贸等行业的应税所得率作适当调低，使纳税人不致因管理部门不同而出现税收不平衡；此外，在税前扣除标准、减免税认定及审批、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落实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等管理事项中，也要求做到国、地税局联合会签转发上级有关文件，细化制定较为统一规范的管理办法，确保管理标准、操作方式的基本一致。在**年落实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中，市国税局积极与科技局、地税局协调，三部门统一组成“政策宣讲团”，开展了分层、分批的集中性政策宣讲，并针对纳税人提出的操作问题和税收征管现状，认真梳理涉及税收优惠的13条政策。对属于老政策的，重申了管理办法和操作程序，对属于新政策的，一方面积极向省局请示，争取尽快出台暂行管理办法，另一方面，会同地税、科技部门对《关于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意见》制定了具体操作规程。
（五）联合检查，形成打击偷骗税涉税犯罪活动的强大合力。面对偷骗税活动日益智能化、隐蔽化、集团化的现状，我们深感只有强化国地税协作，联合公安执法力量，才能真正有效打击税收违法犯罪行为。06年，国税加大了与地税部门的协作办案力度。国地税两局共同制定了《关于涉税案件国、地税稽查局联合办案的实施意见》，成立联合办案领导小组，由两局稽查局负责具体事项；联合办案的重点放在重大账外经营案件、重大偷税案件、举报案件及其他需要联合办案的涉税案件上；对提请联合办案的案件，由原检查税务机关按规定制作《国、地税联合办案提请书》，相关材料报联合办案工作小组审议，工作小组据此制作《国、地税联合办案会议纪要》并形成具体的工作意见，双方各自派员参加成立联合检查组对案件实施检查。案件结案前，联合检查组将案件提请联合办案工作小组进行案情通报分析，保持在税务稽查案件处理上的一致性。在对房地产行业的专项检查中，我们首次尝试了联合检查的方式。查前，借助地税部门对所得税、房地产业政策较为熟悉的优势，通过交流辅导会、稽查沙龙等多种形式，使国税检查人员对房地产企业在纳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较深的了解；检查中，两局稽查局一起召开查前辅导会、发放自查表、确定检查对象、派出联合检查组；查后，相互通报检查结果。仅在对6户房地产共管企业实施联合检查中，就查补税款合计达1100余万元。
（六）联合审计，确保涉外税务审计的各项要求落实到位。自2004年以来，市国、地税局即联手开展了涉外企业税务审计工作，从政策到具体操作程序上相互协调沟通，不断拓宽联合审计的行业范围及审计户数，先后对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运输、餐饮、娱乐等行业的涉外企业进行了联合税务审计。对审计报告、结论以及发现的问题两局做到共同研究，共同商定，确保涉及的涉税指标、口径、数据保持一致，该项工作不仅得到了外商的认可，还得到了省局的通报表彰。
（七）联合评定，共同建立规范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机制。早在2001年，我们就在全省开创性地制定出台了《国地税日常税务检查免检企业评定管理办法》，随着纳税信誉等级评定管理的日趋规范，近年来，常州市国地税又共同制定实施了新的《纳税信用等级管理制度》。按照企业税务登记、纳税申报、账簿凭证管理、税款缴纳、有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五大类考评内容、21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评审，并根据纳税人不同等级实施了a、B、D企业分类管理。自2004年以来，市国税局与地税局已联合召开两次全市诚信纳税a级企业表彰大会，在全市4万余户纳税人中，共同评选出105户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有效扩大了纳税信用等级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全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联合宣传，坚持12年国地税联袂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自94年国、地税分设以来，常州每年的税收宣传月活动都传承了分家不分手的联合税宣传统。在连续12年的税收宣传月活动组织中，无论是方案的制定、还是活动的形式，以及经费的开支，市国税局均与地税局一直保持了共同筹划、共同组织、以节约为原则、共同分摊开支的良好协作关系，并逐步由每年集中性合作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到现在日常性携手组织各类税收宣传，由国地税双方共同确定宣传主题、方案，统一制作贴挂税收宣传标语、口号、公益广告，不断优化人、财、物组合配置，充分利用外部媒体资源和双方内部的服务热线、网站，以及办税大厅等宣传阵地，联手打造了一系列税收宣传精品，在全市共同营造了浓厚的税收宣传氛围。
三、深化认识，社会化协税管理成效日益显现
通过“八项”联合，一个综合性、社会化、深层次的税收协作管理体系正在常州悄然形成，税收征管与纳税服务方面省时、省力、省钱的优势效应也得到了逐步显现。
一是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各方对国税工作理解和支持的力度加大了。社会化协税护税体系的构建，使各级政府部门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到税收管理工作之中，充分调动了有关部门协税护税的积极性，部门间关系更为紧密，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二是提高了征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纳税人对国税管理和服务的满意度提升了。原有的工作流程过分注重内部监督制约，而忽略了征管效率和成本，并导致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务来回跑、多头跑。通过部门联合，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改造工作流程，完善工作机制，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全方位地为纳税人提供方便、快捷、经济的纳税服务；联网解缴、联合办理税务登记，使纳税人省时省事省力；推行个体税收联合，有效地解决了“人少事多”的矛盾，使基层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到了重点税源管理上，同时也有利于清理漏征漏管、公平个体定额，形成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税务机关税源税基控管力度加大、纳税人满意度提高的“多方共赢”效果；联合检查既避免了多头下户、重复获取数据，有利于减轻纳税人负担，同时也形成了稽查联合打击的威摄力。
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5
关键词：财务管理；税收筹划；相关性
如今，大部分企业中，生产与经营的各个环节都涉及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财务管理已然成为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税收则是企业制定财务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其对企业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财务管理和税收筹划的相关性
（一）税收筹划与财务管理目标的层次递进性
税收筹划是企业理财行为中的一种。从专业学科方面研究，税收筹划为税务会计和财务学建立了一座桥梁，属于边缘性学科。而从其目的及其作用方面研究，税收筹划可划归为财务学研究领域。事实上，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手段之一，税收筹划对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均有影响。税收筹划的方案设计，方式选择及具体实施都将财务管理目标视为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即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直接决定了税收筹划的目标。现今理论界对针对税收筹划的目标提出多种观点，较为合理的观点是税收筹划目标具备层次性，即企业所制定的税收筹划方案在实现企业资源利用最大化这一主要目标的同时，还能实现多元化目标，但目标不可与财务管理脱离。
（二）税收筹划与财务管理职能的统一性
首先，税收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企业决策者利用有关部门所提交的税收信息，通过相关理论知识，针对销售对象制定决策的过程。其次，税收筹划主要负责财务的规划及预算，其会受到财务规划的制约，然而税收筹划还需对财务目标服务与负责。最后，企业税收筹划无法与财务控制脱离，企业税收筹划的实施与落实都需依托企业对财务的控制。
二、基本财务管理理念在企业税收筹划中的应用
（一）货币时间价值与延期纳税
企业资金运转时，所用货币会伴随时间的增加而逐渐获得增值，货币所增长的价值被称为货币时间价值，其体现了货币价值具有时间性这一特征。企业围绕货币时间价值制定税收筹划方案，即进行延期纳税，虽然不能大幅改变企业所需缴纳的税款总额，但是企业在缴税初期只缴纳少量税款，之后等待货币价值提升，在缴税后期缴纳剩余大部分税款，便能使缴税金额降低，企业的缴税压力也得到缓解。延期纳税主要体现于资产计提折旧法方面，资产计提折旧法共有两种核算方法：直线法与加速折旧法，其中直线法又以平均年限法为主。我国税法允许企业选择资产折旧计算方法以及资产折旧年限，大部分企业还遵循传统的管理制度，利用平均年限法对固定资产进行折旧计算。现今，我国税率按照比例收取，相比平均年限法，加速折旧法更有利于企业资金支出的减少。加速折旧法的运用分为两步，第一步，企业可以在前期便将折旧费用纳入成本计算，并适当提高费用金额，从而使前期所缴纳的税额相应减少，缓解企业缴税压力。第二步，企业将企业的折旧费用逐渐减少，以增加企业所需缴纳的税金。从缴税的结果分析，缴税金额并未有发生过多变化，然而由于货币具有时间价值，则货币价值得到提升，企业便可少缴纳部分金额。故而，企业在没有触犯法律的背景下，应选择加速折旧法对财务税收进行管理。
（二）税收筹划的成本效益分析
税收筹划既然属于经济活动，那么在其为企业获取利润的同时，企业自然需要支付成本。税收筹划由三部分组成：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风险成本。所谓直接成本，指企业因减少缴纳税额而使人力、物力等产生耗损，主要涉及制定筹划方案的成本以及方案实施成本。机会成本指企业在面对多种税收方案时，只选择其中一种方案，从而舍弃了其他方案为企业带来的效益。风险成本指企业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筹划方案，从而导致筹划失败。企业在设计或选取税收筹划方案时，必须将经济效益作为基本原则，无论是企业筹划方案的选择，还是筹划方式的选择都应遵循这一原则。企业在设计筹划方案时，共有两种方法供其选择：一种是通过支付税务金额，向其咨询如何进行税收筹划，对税务所提供的方案进行取舍。另一种方法，企业可以专门设置税收规划部门，组建队伍研究如何降低税收。企业在选取两种方法时，需对比两种方法哪种支出的金额较少，同时对比哪种方法的税收筹划效率更高。企业设置专职部门，虽然在支出方面要多于咨询税收，但专职部门对企业更为了解，对企业发展需负有一定的责任，且公司可对专职部门的员工进行统一管理，这些是税收所不具备的。因此企业可设立专职部门规划税收筹划方案，从而节约税收金额。可见，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的相关工作时，必须考虑企业收益与支出的关系。
财务管理与税收筹划之间关系密切，彼此互相影响，企业如能清楚地了解两者关系，并加以利用，便能够使企业的资金周转更为流畅，从而保证企业能够稳步持续的发展。
作者:章云婷单位:江苏德邦兴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赵红梅.企业税收筹划与财务管理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外资，2012，24：174+176.
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6
一、打击涉税犯罪的现状
(一)税收立法机制不完善。打击涉税犯罪必然要有法可依，这种法是税收执法的基本依据，更是打击涉税犯罪，追究犯罪人员刑事责任的基础。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及相关机构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打击涉税犯罪的力度。具体表现在：
1．税法级次低。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为依据，对规章只能参照。而我国税收领域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的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其它的均还停留在暂行条例和暂行规定的行政法规层次上，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办法及地方政府依法授权规定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上。这些法规在立法形式上有其不稳定性，在适用效力上有其局限性，在执行当中刚性不足，法律效力低下。如《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法院有权判决变更，所以法院部门认为对行政处罚自己才有最终的裁判权，而税务机关的处罚就岌岌可危了。另外，税务法律法规某些相配套的规定出台相对滞后，导致税务机关实际操作难、定性难，法院依法审理难。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款的具体程序和方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而此程序和办法在《税收征管法》施行近两年的时间还没出台，造成税务机关核定税款尚无相应的法定程序和方法可依。
2．缺乏专门机构。当前的打击涉税犯罪工作，自上而下缺乏一套专门管理打击涉税犯罪，专司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移送、等活动的专职机构。目前作为打击涉税犯罪工作专职机构的“打涉办”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执法主体资格、经费来源、文书使用等问题，上级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清。如各级“打涉办”的设立，省级局归属征管科代管，市级局虽设立但只有税务人员，有的地区就没设立，县级局只是和公安机关联合办案，有些县级局虽设立但只有税务人员唱“独角戏”，使“打涉办”有名无实，形同虚设。虽然新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的查处。但税务机关由于受其职责、权限、手段等诸多因素制约，稽查取证、案件审查、等工作存在许多困难，依靠稽查局来打击各种涉税犯罪工作举步维艰。另外，偷税罪的法定起刑绝对数额标准(1万元)和相对数额标准(10％、30％)指一个纳税年度中各税种偷税总额、各税种偷税总额与该纳税年度应纳税总额的比例，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包括国地各税。国地税分设两个稽查机构，但对纳税人进行检查时国地税一般不同步进行，互不沟通联系，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就很难完全统计，从而可能使犯罪人员有可乘之机，也有可能夸大纳税人的犯罪事实。
(二)税务机关执法方面存在问题。对一个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来说，税务机关的前期稽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着犯罪案件能否顺利被移送、、审判，能否依法追究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的前期稽查工作与法律法规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书使用不规范，缺乏证据意识。现行的税收法律对每一个执法环节都规定有相应的执法文书。这些文书不仅是检验税务人员是否正确执法的凭证，更是税务机关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最直接、最有力的执法证据。而案件检查前期阶段所使用的文书不甚规范为今后解决涉税问题埋下隐患。具体表现：(1)下发税务文书不齐全。依据《税收征管业务规程》，税收执法时，应向纳税人下发有关文书。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缺少文书现象。如：调查询问纳税人前无“询问通知书”、处罚前无“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下发文书无“税务文书送达回证”等。(2)税务文书格式不统一，新旧文书混合使用。(3)文书下发时间错乱。如同时下达两种文书，或时间上无间隔或间隔短，造成纳税人根本无时间享有权利，或者给纳税人履行义务造成因难。(4)取证资料不规范。一是取得的证据不甚规范。如复印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出处及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或者虽然盖了章，但是单位内部的财务印章；二是存在对被查人或证人查。
2．重主观臆断，轻执法程序。根据河南省地方税务机统计，近几年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据统计有35％是税务机关败诉，分析其原因，许多案件就是败在执法程序上。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在案件查办过程中，许多基层单位和税务人员不重视税收执法程序，凭感觉和经验办事，随意简化税收执法手续，程序缺省、程序前后倒置、程序同步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对于所作的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依据和理由，在“税务处理决定书”中应当写明的却没写明，应当告知相对人的却不告知；按程序要求应当填写“税收处理决定书”的，却以“税收检查报告”或以罚款缴款书来代替；对于一些税务违章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应当告之纳税人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力的不告之，严重侵犯和剥夺纳税人应该享有的合法权利，造成执法失误。
3．违法乱纪现象存在。违法乱纪现象存在是困扰打击涉税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办案人员，不征或少征应征税款，办“人情案”、“关系案”，把个人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人说了算，致使该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内部消化、该免的不免，该罚的不罚；有的擅自变通税法，改变法定的税基、税率、处罚标准；有的权限范围掌握不准确，越权处罚等等。应当说，某些案件得不到彻底的查处，处理不到位，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是与少数办案人员不严格执法、徇私情、办关系案、办人情案、不敢碰硬、不敢动真格、不坚持依法办案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相关部门配合不力。一是在调查取证阶段，相关单位、个人协助配合难。税务机关调查取证时经常会遇到某些单位或个人的无故推诿、拖延，不予协助或不依法协助。新《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但在《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中，除银行、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外，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相关单位(包括其他行政执法、行政事业单位)或个人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应负的法律责任。所以出现办案人员到其他单位取证，要求出具证明时，相关单位怕有损于自己的业务关系而借故领导不在或财务人员有事等理由为难税务人员，造成调查取证困难。二是司法部门保障不力。税务机关所移交给公检法机关的涉税犯罪案件，公检法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使案件搁浅不行。据河南省地方税务局的不完全统计，移交给公检法机关的涉税犯罪案件结果有40％以上存在久拖不决、重案轻判甚至不判现象。案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犯罪嫌疑人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后被取保候审或在检查机关被取保，或法院压滞不审，以保代判，以罚代刑，削弱了打击涉税犯罪力度。
(四)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大。目前存在少数地方政府干预税务、公安、检察、法院对案件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审判，打乱正常的依法办案秩序，具体表现在：一是自立章法。有的地方以发展经济为名，超越权限，擅自变通，自订政策干涉税务机关执法。二是政出多门。管工业的领导要让，管财政的领导要收，致使税、公、检、法机关无所适从。三是说情庇护。对在地方有一定影响的企业，领导打招呼要法外施恩，手下留情，致使该查的案不能依法查处。
二、对当前现状的根源分析
当前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机构因素。国地税机构分设后，人员相对不足，尤其是地税，税种多，税源小而分散，本来正常的税收管理就缺少人员，就更抽不出专职打击涉税犯罪人员。再加上有些案件的查处明知费时费力，投入大，收效小，办案成本高，税务机关根本就不予理之。
二、人员素质因素。办案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是决定案件是否能够查处的关键因素。打击涉税犯罪工作是一项法律政策性强、严肃执法执纪的工作，它要求办案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但某些办案人员法律素质偏低，误解、曲解、肢解税收法律法规，只懂税法，对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刑法以及微机知识不能很好的掌握利用，不能实现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再加上，纳税人偷逃骗税手段日趋高明，隐蔽性强，甚至运用高科技技术。打击这样的犯罪行为，税务系统还缺乏相应的高级专业人才和技术机构，如高级计算机专业人才、发票技术鉴定中心等。
三、法规政策因素。目前税法体系不健全，立法级次低，税法与税法之间、税法与相关法律之间衔接不紧，统一、协调性较差，使案件的查处没有十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如税法阶位低，法律少，条例多，暂行规定多，办法多，使案件所引用依据说服力不强，在阶段“站不稳脚”；当前税制改革的重点放在税收政策调整和税种的出台上，而对如何从总体上完善税收立法不够重视，随着税收政策的频繁调整变动，立法出现了单一化、短期化现象，加大了税法的不稳定性和执法的难度；另外某些税法规定比较笼统，该详的不详，该细的不细，实际操作性能差。
四、司法因素。税收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依据，以国家机器为后盾，没有司法保障，没有政法部门的大力支持，打击涉税犯罪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实际工作中，据河南省地方税务局的统计，涉税犯罪案件移交公检法部门后有30%以上未处理到位或变相处理。究其原因不外乎司法部门或个别司法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存在人情、金钱等利害关系，或与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存在着利益冲突，或对税收政策不熟悉，对税务机关的执法及程序存在分歧。
五、行政因素。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是当前困扰打击涉税犯罪的一个重要瓶颈。尽管国家也三令五申，国家税法必须统一，税权不能分散，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变更国家税法，不得乱开减免税口子。但少数地区和部门为了局部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擅自变通国家税收法规，制定“土政策”，甚至领导干部越权干涉税务机关对犯罪案件的查处，“打招呼”、乱表态、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使某些重大案件在前期调查阶段就夭折，使依法打击涉税犯罪大打折扣。
三、相关建议
(一)完善税收法律机制。
依法治税是税务部门做好税务工作永恒的主题，健全立法法制，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机制，为打击涉税犯罪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一是尽快明确当前“打涉办”的职责权限，执法主体资格，案件来源以及解决办案经费等实际问题。二是针对税收司法体系中不完善的法律条文进行补充。如对案件调查时相关单位不予配合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等。三是对一些地位重要并已基本稳定的暂行条例，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上升为法律，以提高其权威性、严肃性。如上升《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法》等。四是尽快出台与税收征管法相配套的办法和规定，提高执法的操作性，为税务机关执法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五是通过立法加大对税收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并缩小对纳税人补税罚款的自由裁量度，以定量代替。如对偷税的处罚可细化为所偷税款1、3、5倍罚款三个档次，使触犯偷逃骗税罪的成本加大，使纳税人望而生畏。
(二)完善制度，严格管理
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加强管理，从便于查案的角度来建立制度来规范打击涉税犯罪工作。一是建立案件处理事前审查制度。建立事前审查制度，由业务精通，熟悉复议应诉及有关政策法规的人员负责事前把关，针对处理程序，依据事实法律进行审查，再作决定，预防争议发生；二是深入贯彻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办案人员依法行政责任感，使做出错误处理决定的人员受到追究，预防和减少错案的发生；三是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法律法规规章未作明确规定的，做好上报工作，得到答复后再行处理，切忌盲目蛮干；四是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规范税务文书使用制度。通过完善程序、规范文书使用，将办案人员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每一步完整记录下来，透过文书，就能清晰地反映出整个案件的起因、过程和处理结果，进而生成全面完整的有效证据，起到较好的举证作用。
(三)提高办案人员综合素质
一个涉税犯罪案件能否得到彻底查处，关键在办案人员素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办案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才能使打击涉税犯罪工作立于不败之地。一是切实加强对税务人员的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强化涉税案件查办的证据意识。教育和引导广大税务人员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特别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税收征管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做到心中有法、虑必及法、言必合法、行必循法；通过旁听法院审案、讲解案例分析等途径，提高办案人员收集、分析、运用证据的能力，从而提高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二是深人细致开展思想教育和切实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要开展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办案人员树立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廉政教育在先，预防为主，教育办案人员“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明之本也”①[1]。筑牢办案人员的思想防线、道德防线、法纪防线，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增强职业责任感，使办案人员抱着对国家和社会高度负责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依法从严查处案件。三是加强“四铁”②[2]观念，提高查处钉子案、大案要案的能力。“四铁”精神是依法治税的最好阐释，它的精髓是无私，无私才能无畏，才能放大胆子查大案子，大查案子。四是人才的配置。培养、引进和储备法律、微机人才，加强对办案人员的计算机等高科技知识的培养提高，掌握网络等高科技信息技术，加大科技查案投入力度，培养适应新时代的检查骨干力量，提高整体队伍战斗力。
(四)优化税收外部执法环境
打击涉税犯罪工作首先要争取地方政府全方位的支持。各级税务机关要经常主动向各级政府汇报税收工作，争取当地政府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既要尊重地方政府，更要维护税法的尊严。对与地方政府意见分歧和一时难以查办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报告，妥善协调解决；其次要加强部门协作。打击涉税犯罪工作涉及诸多部门和方面，单靠税务机关单枪匹马、孤军奋战难以取得成效。各级税务机关要和当地公检法等有关部门多沟通、多联系，理顺关系，取得政法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以便在执法中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更加有效地打击涉税犯罪。特别是国地两税之间要尽快建立联合办案制度，形成互通协作机制，以便完全查处统计纳税人的违法事实，为定性打下基础。
(五)建立税务警察和法院(庭)，构筑税收法治保护屏障
从深化税收体制改革，便于打击涉税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同国际接轨出发，我们可以借鉴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的经验，设立独立的税务司法体系，结合我国的国情，建议如下：
1．建立税务警察机构，强化税收执法刚性。建立税务警察机构是完善我国税收司法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在于维护税务执法都门依法行使职权，整顿税收秩序，创造良好的依法治税环境。建立专门的税务警察机构是国外较为普遍的做法，积累了成功的治税经验，值得借鉴。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侦查、制止和打击税收犯罪活动，维护税收秩序，保证税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保护税务机关的财产和税务人员的生命安全，结合我国国情，建议：(1)在体制上，拟由国家税务总局和公安部双重领导、以国家税务总局垂直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并统辖国地税两套机构。(2)在机构设置上，可考虑在县以上(含县)行政区域设置，统管该辖区内各类税收犯罪案件。但在管理纳税户数量较大的税务分局(所)和集贸市场亦可设置其派出机构。(3)在人员及工作要求上，税务警察应同时具备税法知识和刑法、行政法等其它相关法律知识，工作上应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一手抓打击涉税犯罪活动，一手抓税收法制教育，应注意拓宽税务治安管理领域，以达到强化税收管理、遏制暴力抗税之目的。(4)在职权上，可以考虑赋予税务警察机构税收保全权、强制执行权、案件侦查权和治安处罚权等，即除行使公安方面的权力外，还可行使税务方面的权力。
2、成立税务审判机构，提高税收司法水平。税收司法是国家专门机关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运用法律处理税务纠纷和审判涉税犯罪案件的活动，是依法治税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我国应成立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打击涉税犯罪活动，维护税法尊严，保证税务行政机关不受干预地行使税权和维护纳税人正当权益。税务审判机构的设置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成立税务法院。税务法院是专门审理涉税刑事案件和税务行政
案件的审判机构，是国家法院系统的子系统，受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和管理。税务法院的设置拟采用三级制，即在中央设最高税务法院，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级设高级税务法院，在地(市)级设中级税务法院。县(区)级暂不宜设税务法院。最高税务法院审理在全国范围内的重大影响的案件、认为应该由其审理的案件以及由各高级税务法院一审的上诉案件；高级税务法院审理在其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认为应该由其审理的案件以及由各中级税务法院一审的上诉案件；中级税务法院审理本辖区内的一审案件。税务法院审理案件可实行巡回审理制度；方案二，在人民法院单独设立税务法庭(形同法院刑事、民事法庭)，专司涉税刑事案件和税务行政案件的审理。
总之，打击涉税犯罪，优化税收法制环境，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有效运行，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作，只要我们不断加强税收法制建设，坚持不懈打击涉税犯罪，就一定促使依法治税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参考文献资料：
1、《税法原理》张守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2、《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培训教程，河南省地方税务局，2003年5月；
3、《法律基础知识》，河南省地方税务局，2004年754号；
4、《行政执法》培训教程，宋学贵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
5、《税务行政法制工作手册》，河南省地方税务局，2002年11月；
6、《中国税制》马海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7
关键词：企业；税务筹划；风险；控制研究
税务筹划是指企业在合法、遵循特定的原则下，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全方位的筹划，减少税收成本，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独立经济地位的确立，税务筹划是企业降低有效税率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来源。税务筹划这一概念本来就是舶来品。引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其在降低企业税负方面的特殊作用而引发学术界和企业界浓厚的研究兴趣，随着对税务筹划研究的不断深入，税务筹划风险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一、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意义
对企业来说，税务筹划最直接的意义就是节约税款，从长远来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提高依法纳税意识的需要成功的进行税务筹划前提，是在熟悉和懂得税收政策、法律、法规，并准确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税务筹划能使企业为获取税收收益，主动学习和运用税收法规，这无形中就提高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法法律观念。
（二）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增强企业发展后劲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企业永远不能忽略的问题，要在竞争中取得胜利，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永远不变的选择。而利润是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从数量上等于收入减去允许抵扣费用后的差额。税金是费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税务筹划就是节税或降低税金，这样就可以降低费用，从而增加企业利润。正因为企业通过节税减少了费用，企业有了更多的利润可以投入到生产中，增强了发展后劲。
（三）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会计管理的需要税务筹划要求企业要实现对自身的经济业务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要求企业的管理者不仅懂得税收法律政策，了解纳税人的涉税风险，而且要和会计处理相结合。它不能脱离会计而独立存在。
二、税务筹划风险产生原因
（一）筹划方案自身缺陷具体如下：
（1）筹划目标不恰当。企业税务筹划的直接目标是减少税款的支付，降低企业自身的税务负担，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如果在筹划设计过程中过度强调了税务支出的减少，就有可能产生税务支出减少，企业总收益同时减少的现象。
（2）筹划方案缺乏系统性。税务筹划方案的制定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方案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税务筹划方案对企业成本、收入和利润的影响、税务筹划方案实施过程的难易程度以及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的大小等。只有考虑了各种要素，权衡利弊，综合计算和考察各种指标，所设计出的税务筹划方案才会是最优的，也才能减少税务筹划活动给企业带来的额外风险。
（3）方案设计中对理论与政策不恰当运用。由于税务政策具有明显的时间范围和空间界线，一些在某一时间适用的税务政策可能会在另一时期不再适用，在某一地区适用的税务政策，在另一地区可能就是违法的。企业在税务筹划时必须要明确把握政策法律的时空界限。如果筹划时对政策精神认识不清，忽略了政策的时效性与空间范围，就很有可能使税务筹划因违反政策意图而受到追究。
（二）税务筹划方案执行中偏差具体有：
（1）理解偏差。在方案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方案执行人没有很好地理解方案的内容，或者错误地理解了企业税务筹划方案的意图，使方案的执行与实际要求不一致，筹划行为达不到预期目的，造成非执行人主观意图产生的税务筹划方案的失败。这种偏差的产生与执行人自身业务素质的缺陷有着直接的关系。
（2）执行不力。执行偏差的另一种情况是执行人完整的理解了企业税务筹划的内容，只是由于执行者主观的好恶或出于对自身利益等原因的考虑而拒绝执行筹划方案，从而使税务筹划方案目标不能实现。这种偏差产生的原因更大程度上与执行者的个人品质与道德水平有着直接关系。
（3）缺乏协调性。税务筹划是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先筹划，这种筹划涉及到企业的多项业务、多个部门和多个环节，其有效执行的前提是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的相互协调、配合与支持，如果筹划方案设计的活动在某个环节、阶段或方面出现不一致，就可能对整个方案造成影响。这种偏差的产生与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及管理水平低下有关。
（4）缺乏灵活性。税务筹划方案的设计是以特定的前提条件或假定为基础的，但是客观条件可能会发生随时变化。在方案设计时所依据的条件发生改变时，就需要对原有的筹划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果执行时一味地强调执行原有方案而不顾改变了的现实环境，方案的执行结果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三）法制环境影响具体如下：
（1）法律环境。在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企业纳筹划权的保护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尽管税务征纳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其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却是不对等的。在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税务管理者，被法律法规赋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企业税务筹划方案是否符合法律、政策的精神，需由税务机关最终裁定。这种法律保护上的缺限，直接增加了税务筹划的风险。
（2）政策环境。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依据是国家的有关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筹划方案的制定必须以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前提。我国的税务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而这些调整将会影响到企业的筹划方案，使原来最优的方案成为次优，使本来合法的方案变成违法，从而导致税务筹划方案不能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效果。
（3）执法环境。执法环境对于企业税务筹划风险的产生影响极大，同样的税务筹划方案，不同的执法环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风险后果。在宽松的执法环境下，企业税务筹划的风险就会较小，而在一个严格的执法环境下，企业税务筹划的风险相对就会较大；在一个公正、规范执法的环境下企业的税务筹划风险会较小，而在一个不规范执法的环境下，企业的税务筹划就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三、税务筹划风险控制对策
（一）增强风险意识无论作为税务筹划方案的制定者，还是作为筹划方案的实施人或企业的管理当局，都应该明确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税务筹划目的的特殊性（少缴税款）以及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环境的复杂性，税务筹划的风险是无处不在并在所难免的。这就要求一方面筹划人在筹划是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税务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避免出现违法的筹划行为。一项违反国家法律及政策规定的税务筹划方案即使它能够给企业带来再多的收益，也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企业应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了解和监控可能给企业筹划行为带来风险的各种相关信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风险化解在形成过程中，避免由此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二）树立系统观念税务筹划方案的设计应坚持系统观点，要以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税务筹划的最终目标，兼顾税务成本与综合成本、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恰当地处理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税务筹划方案在使纳税人获得税务收益的同时，也会使企业付出额外的实施费用，并可能由此产生相关的机会成本，只有当筹划所增加的各项成本小于由此获得的收益时，方案才是可行的。在税务筹划方案决策中，有时最终选择的方案往往不是税负最轻的一项，原因就是税负最轻未必整体效益最大。同时，在税务筹划方案选择时，还需要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的需要。
（三）加强沟通协调税务机关是企业涉税行为的主管部门，税务筹划方案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能否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方案设计时，要充分了解当地税务机关税务征管的具体要求，及时了解和运用最新、适用的税务法律政策；对于难以准确把握的税务方针政策，应主动征求税务机关的界定和解释。在方案执行后，如果出现与税务机关理解不一致的问题，企业应积极主动地进行恰当的解释与说明，提供方案设计的依据，求得税务机关的理解与认同。
（四）划清法律界限进行税务筹划是企业对其自身涉税行为的一种优化，这种优化利用的是国家在税务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及税法没有明确规定不合法的各种涉税行为，因此在筹划前，筹划者必须要分清所依据的政策法规的法律界限。税务优惠政策通常被限定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区或特定主体的范围内，超出了规定的区域和范围去应用这些政策，就很可能变成违法行为；由于税务法规方面不健全不完善，对某些涉税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规定，这种情况就形成了法律的空白或漏洞，这也是税务筹划经常涉及的一个地带，但对于这一部分的应用一定要做到合理适度，避免由于过度筹划而被认定为恶意逃税，从而带来严厉的制裁。
（五）关注环境变化国家的税务法律政策会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宏观调控的需要进行经常性的调整，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经营环境也会不断地改变，因此企业在执行税务筹划方案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及时收集各种相关信息，掌握政策环境变化的内容与趋势，另一方面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税务筹划方案做出及时的调整，以变应变，保持方案的适用性。如果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筹划方案，就可能会使原来的方案面临违法的风险。
（六）提高人员素质税务筹划的许多风险与企业相关人员的素质有关系，包括筹划人员、执行人员以及企业的管理者。为此，企业应建立相关人员必要的培训制度，通过培训与考核，提高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道德水平、系统观念与专业技术水平，使他们熟悉自身业务，了解国家政策法规，增加执行力和管理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设计、执行税务筹划方案，避免由于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给企业税务筹划行为增加风险和损失。
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8
一、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现存问题
1、偷税门槛过低,打击面较大。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涉税犯罪案件主要包括涉嫌偷税、涉嫌抗税、涉嫌逃避追缴欠税、涉嫌骗取抵扣税款等案件,其中又以涉嫌偷税的发案率为最高。但目前偷税的起刑点过低,因此造成打击面过大。以广州为例,由于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偷税金额动辄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也屡见不鲜,以偷税比例达到10%且1万元以上的标准进行移送,税务稽查部门和公安经侦部门都会不堪重负,从而直接影响到办案效率和质量。
2、逃避追缴欠税定性模糊,操作困难。目前有关规定中对于如何认定纳税人为了逃避欠缴的税款,而实施转移或隐匿财产的行为以及如何掌握“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税款”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而直接影响涉税案件的移送。例如,广州市某稽查局查处某公司少缴税款数万元,在向该公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该公司没有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当该稽查局准备对其采取查封机械设备等强制措施时,该公司却将其名下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用以抵债,且双方签订了财产转让合同,对于这种行为税务机关很难认定。
3、取证要求存在差异,有待明确。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特殊情形下有权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的行为又符合偷税罪的构成要件,税务机关应当进行移送。但这种税务部门通过核定方式定性的偷税案件,移送时大部分在证据方面都受到质疑。又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办法,但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在涉税刑事程序中则很难认可抽样取证的方式。因此,必须及时解决涉税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对涉税犯罪行为难以及时准确定罪的后果。
二、完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建议
1、完善相关立法,便于实际操作。建议有关机关及时制定税收征管法和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司法解释或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如,(1)针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应提高起刑点,从而保证有关部门能够集中精力打击重大涉税案件;(2)鉴于新的偷税手段的不断出现,建议更加全面地列举偷税罪的客观表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第5种偷税手段“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税收征管法却没有认定这一手段为偷税手段之一;(3)针对逃避追缴欠税罪中“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在执法实践中难以具体把握,建议将该法条修改为“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
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9
[关键词]税收行政管理；基层；税务干部；激励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4.08.031
[中图分类号]F27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4）08-0054-03
0引言
基层税收管理中仅仅依靠对纳税人的激励是一定不能实现税务机关的组织目标的。如果基层税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得不到有效调动，执法的规范性得不到有效保障，基层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许多激励也将无法充分发挥其效应，国家的税收政策也会无法执行到位，这最终一定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限制社会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从而降低整体的社会福利。基于此，本文将分析激励对基层税务干部的效应。
1非对称信息理论在基层税收行政管理中的适用性分析
在基层税收行政管理活动中，参与的主体主要是基层税务机关和基层税务干部，假定基层税务机关和基层税务干部都是理性经济人，那么基层税务机关追求其所辖范围内的税收应收尽收，而这有赖于其所管理的税务干部工作的努力程度，基层税务干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当然基层税务机关可以对税务干部加以监督，但一方面，监督是需要成本的，而且单位内部的监督往往是低效率的，另一方面，即使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对税务干部进行监督，基层税务机关仍然不可能完全知道其管理的税务干部是否在百分之百地努力工作，只有税务干部自己才知道他自己工作努力的程度到底有多大，这说明基层税务机关与其所管理的税务干部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经济学中在研究非对称信息问题中，给出了产生委托人—人问题的条件：①委托人利益的实现取决于人的工作。②委托人的目标与人的目标不相同。③委托人和人所掌握的有关工作状况的信息是非对称的，委托人掌握的信息少于人自己掌握的信息。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基层税务机关实现所辖范围的税收应收尽收取决于税务干部的工作。基层税务机关的目标与税务干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不相同的。
2非对称信息视角下基层税收行政管理中激励对税务干部的效应分析
2.1几个假设
①税务干部和基层税务机关都是理性经济人。②基层税务机关所辖范围应收尽收的税款为100000000元人民币。③基层税务机关的税款征收水平仅与基层税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业务水平有关，与偶发事件无关。④基层税务机关可用的正强化激励物（物质激励因素和政治激励因素）定义为便于度量的100000元人民币（100000元为基层税务机关的全部奖励经费，无法再增加）。⑤税务干部尽力工作就意味着既工作积极性高又规范执法。⑥税务干部只有两人。⑦任何时候税务干部的边际效用都为正，而且呈递减趋势，因此其是风险厌恶者。⑧税务干部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函数，且效用是收入的单一函数。⑨冯·诺曼-摩根斯坦关于不确定情况下人的行为规律适用于税务干部的行为。⑩为了方便分析，把所有税务干部一共完成税款征收额80000000元人民币作为基层税务机关相对满意的水平。
2.2参数设定
①税务干部尽力工作时，自身额外支出为Z，Z=5000元人民币。②尽力工作减少的额外收入为不可确定的H，H>0。③尽力工作额外付出的代价为S，S=Z+H=5000+H。④税务干部得到的奖励额为J，00。⑥税务干部的预期收益为w，w>0。⑦监督税务干部违规执法成功的概率为p，00。
参数的一点说明：尽力工作减少的额外收入H是税务干部自己可以选择的，是一个内生变量，我们用p和J的变化来解释H，因此p和J是外生变量。
2.3具体分析
在以上假设和参数设定下前提下，分不同激励方案分析在非对称信息下激励对基层税务干部的效应。
方案一：单一正强化激励。
根据假设条件可以得到基层税务机关税款征收情况表，见表1。
如果税务干部工作不尽力，他就不必要付出额外代价；如果他工作尽力，则需要付出额外代价，如精力和体力的过度消耗等自身的额外支出、损失的贿赂收入等额外的收入。则所有税务干部尽力工作额外付出的代价为：S=2Z+2H=5000×2+2H。很显然要使得所有税务干部尽力工作，基层税务机关就至少要让税务干部得到奖励额J>S=10000+2H，那么基层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如下激励方案刺激税务干部尽力工作。如果基层税务机关实现税款征收额B等于或小于50000000元，税务干部得不到任何奖励，如果基层税务机关实现税款征收额B等于或大于80000000元，税务干部每人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励，因为需要满足条件：J>S=10000+2H，所以就有50000×2>10000+2H，求解可得H
表面上看，这一激励方案是有效率的，但有以下两个难题基层税务机关不能解决：①税务干部不尽力工作时所能获得的贿赂收入H等额外收入，基层税务机关无法确定。如果H>45000时，税务干部依然会选择不尽力工作，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时激励方案显然失效。②在激励方案一中，可能有其中一个税务干部处于搭便车的状态，因为他搭便车可能和另一个税务干部获得一样的奖励，这时激励方案显然也是失效的。
所以激励方案一，委托方基层税务机关可能无法让方税务干部的行动目标与自己的目标趋向一致，从而无法解决委托—问题。
方案二：同时包括正强化激励、负强化激励、税务干部分为互相竞赛的两组，且两组间业务水平相当。
在方案二中规定：①不给参与竞赛的双方设定具体的税款征收指标，获胜方可以得到奖励J，失败方得不到任何奖励。②选择违规时，税务干部可以获得贿赂等额外收入H。③税务干部一旦违规执法被查获，不管获胜与否都不能拿到奖励、没收其额外收入、加以罚款。
根据假设和方案二的设计可以得到基层税务机关税款征收情况表，见表2。
从表3可以清晰地看到，失败方税务干部选择违规被监督成功时的收益为20000-20000π，则其预期效用就是U（20000-20000π）；失败方税务干部选择违规未被监督成功时的收益为20000+H，则其预期效用为U（20000+H），基层税务机关对税务干部违规的监督成功和未监督成功的概率分别为p和（1-p），p和（1-p）就是失败方税务干部预期效用的权数。那么可以建立失败方税务干部的预期效用函数为：
e（U）=（1-p）U（20000+H）+pU（20000-20000π）（1）
出于表述方便，我们令
m=20000+H（2）
n=20000-20000π（3）
失败方税务干部预期效用函数的最大值就是其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maxU（H）=（1-p）U（20000+H）+pU（20000-20000π）（4）
由式（4）容易看出，失败方税务干部可以选择违规执法额外所得（H）的大小，从而使其预期效用最大。
最优解H*存在的条件是其对应的预期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为零，二阶导数为负。
式（1）对H求一阶导数为：
（1-p）U′（m）=0（5）
式（1）对H求二阶导数为：
D=（1-p）U″（m）
分析基层税务机关成功监督税务干部违规执法的概率（p）与失败方税务干部执法合规程度的关系。
由参数的设定可以确定H=f（p），因此将式（5）对p求导数可得：
-U′（m）+（1-p）■U″（m）=0（7）
整理式上式可得H对p的偏导数：
■=■（8）
由效用特性可知U′（m）>0，由式（6）可知D
同样从表3可以清晰地看到，获胜方税务干部选择违规被监督成功时收益为20000-20000π，则其预期效用就是U（20000-20000π）；选择违规未被监督成功时的收益为20000+H+J，则其预期效用为U（20000+H+J），基层税务机关对税务干部违规的监督成功和未监督成功的概率分别为p和（1-p），p和（1-p）就是获胜方税务干部预期效用的权数。那么可以建立获胜方税务干部的预期效用函数为：
e（U）=（1-p）U（20000+H+J）+pU（20000-20000π）（9）
出于表述方便，我们令
m=20000+H+J（10）
n=20000-20000π（11）
获胜方税务干部预期效用函数的最大值就是其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maxU（H）=（1-p）U（20000+H+J）+pU（20000-20000π）（12）
由式（12）容易看出，获胜方税务干部可以选择违规执法额外所得（H）的大小，从而使其预期效用最大。
最优解H*存在的条件是其对应的预期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为零，二阶导数为负。
式（9）对H求一阶导数为：
（1-p）U′（m）=0（13）
式（9）对H求二阶导数为：
D=（1-p）U″（m）
首先，分析基层税务机关成功监督税务干部违规执法的概率（p）与获胜方税务干部执法合规程度的关系。
由参数的设定可以确定H=f（p），因此将式（13）对p求导数可得：
-U′（m）+（1-p）■U″（m）=0（15）
整理式上式可得H对p的偏导数：
■=■（16）
由效用特性可知U′（m）>0，由式（14）可知D
其次，分析税务干部得到的奖励额（J）与获胜方税务干部执法合规程度的关系。
由参数的设定可以确定H=f（J），因此将式（13）对J求导数可得：
（1-p）（■+1）U″（m）=0（17）
整理式上式可得H对J的偏导数：
■=-■=-■=-1
因为能够确定■
在激励方案二中，要特别注意几点：①以上的分析是在两组参与竞赛的税务干部业务水平相当的前提下进行的。两组税务干部的业务水平相差悬殊时，激励方案二就会失效，委托方（基层税务机关）可能无法让方（税务干部）的行动目标与自己的目标趋向一致，从而无法解决委托—问题。②以上的分析是在两组参与竞赛的税务干部针对完全一样的税源的情况下进行的。两组税务干部针对的税源相差悬殊时，激励方案二也会失效，委托方（基层税务机关）可能无法让方（税务干部）的行动目标与自己的目标趋向一致，从而无法解决委托—问题。③分析中把税务干部分成业务水平相当的两组进行竞赛，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基层税务机关判断税务干部的工作尽力程度，这样基层税务干部可以简单地认为没有违规执法的获胜的一组是更尽力工作的一组，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可以看出这种分组竞赛的模式有利于让方（税务干部）的行动目标与委托方（基层税务机关）的组织目标趋于一致。④基层税务机关给予税务干部一定奖励的正强化激励，必须要有对税务干部违规执法行为的高水平的监督，从而大大降低税务干部的额外收入。
税务管理解决方案篇10
行政复议[1]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得行政救济的重要途径，它不仅可以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而且有利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管。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司法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为相对人提供便捷的救济手段、解决行政争议的形式。在国家税收行政行为中，[2]税收行政复议或税务行政复议是指税收相对人不服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和管理活动中作出的税务具体行政行为，向税务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税务行政机关依法对原税务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进行审查，认定和裁决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税务机关系统内部建立的以解决税收争议为直接目的的行政司法制度。税收行政复议除具有《行政复议法》共通性特点外还有其自身特色：税收部门垂直机构特点，分税制特点以及委托、代缴代扣等特点，这些行业性特点大大增加于税务复议的复杂性。
一、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一方面存在税务机关在执法中为了避免相对人申请复议，以少征少罚为代价与相对人搞协商办税。此外相对人为自身利益或商业利益也存在着不敢告、不愿告，害怕得罪了税务机关，在以后的管理中以报复的现象。另一方面，税务行政复议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复议案件多，有的地方复议案件少。呈现出：经济发达地区，在出现税务争议后，多倾向于通过行政救济途径予以解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纳税人的法制观念较淡漠法制意识较差，税务行政复议案件比较少现状。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一）、行政复议法的阻却：
《行政复议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监督救济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对于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救济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其不完善的一面也给现实中的行政复议案件带来了一定的缺陷。
1、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操作困境。
《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3]“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该条存在两方面限制：其一是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规定”的审查申请，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就不能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应当是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而非不适当。其二是并不是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都可以申请审查，只有对“规定”即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才可以申请审查，而税收规章与“规定”的界限不是很明确。而对于两者在实质上的区别，如内容上的规定权限、效力层次等，即使是在实践中也很难区分。目前税收立法还不规范的情况下，许多时候很难区分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规章还是“规定”。规章与规定的界限不明确，导致在行政复议实践中对规定申请审查缺少可操作的标准，从而影响行政复议制度功能的发挥。
《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试行）》是国家税务总局为贯彻执行《行政复议法》而制定的，[4]第8条规定：“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 前款规定不含国务院各部、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具有规章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规章显然对《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不可申请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了扩大解释，进一件小行政行为的可诉范围。
2、垂直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性。
税务行政复议管辖，是指税务行政复议机关之间及税务行政复议机关与其他行政复议机关之间受理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具体分工和权限划分。主要解决和明确的是某一具体的案件是否由税务机关管辖，以及由哪一些、哪一个税务机关受理的问题。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第21条规定，“…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税务行政复议实行垂直复议虽然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能够解决行政复议对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较高等问题，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病，向上级事先请示，按上级意志办事，使税务行政复议失去公正性。也不利于纳税人复议的便利。成为税务行政复议受案少、监督功能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5]程序公正有两大支柱，一是主持者的超脱性；二是程序的严密性。主持者的超脱性是指主持者在纠纷的解决中必须超脱、中立，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利害关系。众所周知，由于体制原因，下级税务机关在做出自认为可能产生税务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前，经常事先向上级部门请示，上级部门同意后才做出行政处理决定，因而上级部门很难纠正下级部门此类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税收征管法的阻却。
《税收征管法》第88条规定：[6]“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条件。此即所谓的“税务行政复议双重前置”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然后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理论层面上。“税务行政复议纳税义务前置”[7]的基础是公益为尊，公权至上，效率优先。这些观念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确曾占据主导地位。现代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文明的理念已经使这些观念受到了有力的抨击并因此而逐渐失去市场。首先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公共利益未必就是国家利益。它还可以包含经过抽象和集中的私人利益。政府并不总是公共利益的天然维护者。从普遍的私人利益集合成公共利益的观点看，如果政府行为损害了普遍私人利益那就应当被认为是政府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而不应当被认为仅仅是对私人利益的侵害。其次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问题。市民社会以私人权利为本位，随着市民社会逐渐从政治国家中剥离出来，公权力尊重私权利成为民主和法治的一大要求。我国一些政府及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在观念上和管理手段上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对传统权力运行模式心存难以割舍的情结，习惯于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为个人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设置障碍、漠视、限制乃到剥夺个人和组织的宪法权利。“税务行政复纳税义务前置”这种“清债后再说理”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行政文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再次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税务行政复议纳税义务前置”的设置无疑是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的效率，而疏于关注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方之间的公平问题。究竟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经济社会已经获得显著发展、民主法制建设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显然已逐步倒向后者。
2、在操作层面上。《税收行政复议规则（试行）》第十三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在知道税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而第十四条第二款却规定申请人必须在履行纳税义务前置后“方可”在履行纳税义务前置“得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申请”。按照第十四条第二款，税务机关不仅有权确定申请人履行纳税义务前置纳税额。而且有权确定申请人履行纳税义务前置的期限。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该期限并未作出规定，即该期限属于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的领域。
3、从法律经济的角度看，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相关主题购买“救济产品”[8]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救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通过救济来“复原”权力的费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把除富人之外的大多数主体都拒之于救济之外，那么救济就不能实现。税务行政复议程序就失去法律经济学价值上的意义。
4、此外在税收国际化的趋势方面。[9]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税法与国际的接轨就提到了日程上来。怎样让中国税法与国际接轨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在保持现行税法总体延续性的基础上，完善涉外税法制度，增强其征税管理制度和实践的透明度，与wto原则和国际原则相冲突的税收政策及税收立法加以调整，以使其相衔接。以体现经济发展世界化的潮流。在国民原则和对等原则上处理好涉外税务问题也是“税务复议前置”面临的挑战。比如，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涉税行政复议就需要复议前置程序，而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涉税案件就不需要前置。这样在一定意义上就违反了对等原则。
二、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之完善。
在“程序是权力之母，或程序是实体法之母已得到普遍认同。”[10]的时代。国家征税不仅直接影响到纳税人财产权的损益，而且可能侵犯税务管理相对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因而，在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给予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及时地进行行政救济，亦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有之意。
（一）增强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
将税务行政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在抽象税务行政行为中，税务行政规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相比，税务规章具有制定机关级别高，影响面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创设新的行政规范等特点。因此，税务规章一旦违法，其危害性比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更大。将税务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自己启动监督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利，通过税务行政复议的机制来解决税务规章的监督乏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废止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规定。
对征税行为申请复议以先行缴纳有争议税款或提供相应担保为前提，由此可以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税务机关享有充分的强制执行权，且行政救济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如果税务管理相对人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强制执行权来实现税款征收目的。以限制诉权的方式保障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悖行政救济的初衷。
（三）设立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
正当程序是美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在美国[11]“正当法律程序”是由联邦宪法第5修正案、第14修正案所推崇的宪法要求，正当程序的本质要求通知（notice）和听证（hearing）即行政机关对特定的个人权利作出影响之前应通知受影响者，并经充分而公正的听证。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2条的规定，税务行政复议审理方式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必要时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听取意见。这种规定很不规范，因缺乏严密的法律程序，既不便于操作，也不利于监督。复议方式局限于书面审查，或者局限于把人叫来听听意见就结案，复议过程实际上封闭在“暗箱”当中，不符合法制进步的要求。因此，要开放行政复议的透明度，对案情复杂、与申请人重大利益相关的行政复议案件公开审理，让申请人参与整个复议过程。设立税务行政复议的听证程序，规定具体的条件、程序等，允许双方互相对质、自由辩论，使税务管理相对人有机会了解参与税务行政复议活动，对整个复议活动进行监督，从而使税务行政复议由公开走向公正。设立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不仅是与世界接轨，还有助于将我国《行政复议法》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的一些权利落到实处。
（四）建立“纳税人权益保护日”[12]可比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中的消费人，将作为纳税人的权益保护范围扩大到包含私人物品、服务与公共物品、服务在内的所有物品和服务。从强化纳税人义务的范围扩大到保护纳税人的所有权益上来。因为人们需要的是“个人需要与社会公共需要”的总合，人们的生活福利水平即包括公共物品和服务又包括个人物品和服务。
（五）建立比较公正的“准司法”[13]行政复议体系。税收救济正义的最低要求，自己不可以给自己当法官。现行的税收行政复议就缺少公正执法的基本要件，即使行政复议行为实现了实体正义，对旁观者而言产生不公正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现实中可设想成立独立于税务机关的行政复议机关，使之行使税务复议权，以达到最起码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经济法整个体系的重构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因为其关系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关系到个人、公共和国家的利益。一部法律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上如何选择不是仅靠政治利益来决定的，而是要靠人权的价值、法律的价值和公民的选择权来决定的。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纳税人，如何通过自己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一个法律人，你怎样参与到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其他人争取合法合理的权利，我想这才是法律人的使命和归属。“税法价值取向”应该注重纳税人的权利，因为公民个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天平应倾向弱者，弱者需要救济，因该是法律所提倡的永恒法理。税法上的复议范围和前置程序应该修改，使其体现利民、便民原则。
「注释
[1]湛中乐主编：《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中国政治大学出版2002年版，第270页。
[2]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教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999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通过。
[4]参见《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试行）》，1999年9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5]参见刘红霞《我国税务行政复议的缺陷及其完善》，载《财税法论丛》第3卷，第166页。
[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修订通过。
[7]参见茅铭晨：《税务行政复议纳税义务前置的反思》，载《税务研究》2004年10期，第58页。
[8]转引自刘剑文著：《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页。
[9]刘剑文著：《税法专题研究》，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0]日谷口安平著：《程序正义与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1]胡锦光、刘飞宇著《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