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现状篇1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内涵及必要性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内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状态。农村稳则社会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促进农村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提供了保障。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建设不仅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治的角度看新农村的建设，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秩序的构建上，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宪法中的基本制度为根本前提和依据，建立一套完整和规范的法律秩序，保障农村社会在稳定的秩序中协调发展；其次，在理念的提升方面，追求祥和稳定的新农村，在全民范围内树立法治、和谐的观念，尤其要增强农村干部们依法治国的意识，为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及乡村和城镇的统筹发展提供保障。再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建设还包括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改进。新农村的治理模式应该由法律约束为主代替行政手段或道德习惯约束为主的现象。[1]最后，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致力于保障和维护政治民主和管理民主的真正实现，这同时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要求。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严格的法律制度来加强和巩固现阶段所取得成果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我国农村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并且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尽管经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使得法治理念在农村中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在工业发达之后反哺农业的经验，加强新农村的建设，通过法治来支持农业的发展是正确的选择，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方针的强烈要求。[2]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建设现状分析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法律制度、法治理念从无到有、农村和农业的相关执法能力显著提高等几个方面。[3]然而，总的来说，从农村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现阶段新农村法治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其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不能忽视。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农村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淡薄
农村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淡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干部依法执政能力较差。长期以来，受落后的经济条件制约，我国农村教育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低下，法律知识教育更是盲区。我国大部分农村的基层干部都是由当地村民产生，这就导致了干部在管理工作中法律意识淡薄，经常有农村干部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事情，甚至滥用职权谋取一己之利的现象发生，造成工作上的犯错，严重影响了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二是村民的权利意识较弱。由于大部分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对法律的权威认识有偏差，因此，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不懂得主动寻求法律的帮助，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甚至有些人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认为诉讼是不光彩的事情，认为权大于法。[4]这种落后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法治建设的发展。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农民往往讨薪不成的问题。
（二）涉农立法相对滞后、制度法规不完善
首先，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使得法律服务资源的分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现较大的差异，发展极不平衡。正规的法制机构和优秀的相关人才资源主要分布在城市或发达地区，导致农村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服务，一些农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得不到及时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依靠法律、了解法律的主动性，农村法律制度的建立相对城市来说存在很大的滞后性。
其次，尽管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也相继出台了诸如《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政策。[5]但是，这些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一些重要的农村社会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一些法律内容与农民的实际生产和生活情况严重脱离，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立法空白。
（三）执法不到位，监督力度小
依法执政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如果说完善的法律体制是法治建设的前提，那么严格的执法过程就是法治建设的关键。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人按照其执行也是纸上谈兵。然而，尽管有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出台，但是我国农村仍普遍存在执法过程不规范、行为监督不到位的现象，不利于新农村的法治建设。
（四）农村法治教育落后
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的后果导致在农村对法治教育和宣传的重视程度差，而法治教育的落后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以及对法治社会的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据了解，我国大部分农村的法治宣传教育只是在表面上应付，教育的形式单一、宣传的效果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提升方法
（一）加大普法教育力度，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步伐，首先要人人懂法。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是提高农民法律素质的必要途径。对此，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加大普法教育力度。第一，要突出重点教育内容，如强调土地法、劳动法以及消费者权益等突出问题；[6]第二，突出重点教育对象，例如加强基层干部、青少年等的法制教育；第三，要创新普法教育手段，例如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等现代科技手段宣传法律知识，或者在农村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法律宣传活动，促进农民对法律的了解。
（二）建立健全科学的农村法律体系
从国内外在法制工作上取得的成功经验来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严谨的规章制度是取得良好效果的首要因素。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首先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农村法律体系，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在涉农立法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工作力度，填补现阶段农村关系中存在的各种立法空白。[7]当然，立法过程需要经过谨慎周密的思考和实际调查，而不是由干部拍脑袋决定的。首先，农村法律体系应最大程度地涵盖农村各项事务和问题。其次，法律体系的建立要紧跟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农村改革的现状为基础，真正起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最后，科学的农村法律体系要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体现一定的人性化。
（三）加强执法监督力度，提高法律的权威性
有法不依无异于无法。针对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不依法办事、法治权威性较低的现象，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现状。其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就是阻止和纠正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不公平公正的行为。[8]对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工作人员法律素质的培养和职业道德的教育来提高整体的执法工作质量，另一方面农村中要明确岗位责任，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对于违规违纪现象，如腐败贪污等问题严惩不贷、重点打击，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体现法治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四）优化农村的法治环境
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必要因素。没有完善的制度，执法机构就形同虚设，然而，没有合理的执法机构，农村的法律制度就如同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因此，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在农村设置合理的完善的执法机关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在必要时能够及时得到法律的援助，提高农民对法治建设的主动性，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法治社会现状篇2
关键词:法治政府;内涵;经济作用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0-0061-04
一、法治政府的内涵
关于法治,无论怎样理解,应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需要有科学的民主的立法,这是法治的前提;二是离不开政府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这是法治的实践要求。广义上说,法治是指通过法律治理社会。在现代社会,治理社会的主体是政府。政府通过法律治理社会,应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与理想化的社会治理状态所匹配的政府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法治政府。
所以,法治政府首先应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又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政府的组织形式必须法定,即政府必须依法律设置,其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政府内部具有的组织及其享受的职权都必须有法律依据。而具有法律依据的职权应是符合权力制衡下的权力分配结果。政府所拥有的职权来源于法律,而法律的规定又是最为合理的,只有这种应然状态,才是法治政府应具有的状态。其次,法治政府所要求的状态应是政府的权力能够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使,一丝不苟,准确无误,其所达到的结果应该是法律固有的目的。当然,这里的法律是指良法。良法通过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达到立法者的应有目的,这种状态就是法治政府应有的状态。
法治政府不仅是一种法治状态,而且,还应是一种科学的行为模式。固然法治政府所要求的状态是理想化的状态,而实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依赖的主要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序设计的行为来实现,所以,法治政府还应表现在一定的合法合理的行为模式上。这要求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其行为必须合法,非经法律授权,不可具有并行使某项职权。政府的行为方式符合法律的要求,这是法治政府另一层含义。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一定的理想治理状态,需要理想化的治理路径,这种治理路径体现在政府行为的模式上,如果政府的行为模式符合法律的要求,这种政府,我们称之为法治政府。
所以,法治政府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行为模式,状态是法律框架下的理想状态,行为模式是法律指导下的运行模式。无论在状态上,还是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都能符合法律的要求的政府才是法治政府。从状态上讲,法治政府是人类社会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奋斗目标;从行为模式上讲,法治政府是指在追求人类社会最高法治境界的状态过程中,能够达到的最为合理的政府权力运行路径。我们一般所谈的法治政府建设,主要是指在行为模式上的构建。
从政府行为模式的构建上来讲,法治政府的运行机制应是科学合理的,这主要包括政府责任监督制约机制健全合理、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合理、政府行政管理公示制度健全合理、政府行政评议考核机制健全合理、政府行政损害赔偿制度健全合理以及政府公开采购制度等均需要健全合理。所以,从政府行为模式的构建角度理解法治政府,应该认识到法治政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便是在一定时期,达到某种制度要求,也可以理解为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法治政府,但是,这并不是终极目标。
二、法治政府内涵的具体化
构建法治政府的过程就是把法治政府内涵具体化且运用于实际操作的过程,而法治政府的构建并不是单纯地将其行为模式法律制度化就可以了,这需要结合各国国情以及文化与传统习惯,适时地建立符合国情的制度并逐步完善制度。因此,法治政府的标准是不统一的,法治政府在各国的行为模式上是有区别的。法治政府的内涵可以具体化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法治政府是政府权责有限的政府,也就是说,法治政府要达到一种有限政府的状态。有限政府是相对于无限政府而言的,在现代社会,“即有限政府”[1]。可从两个方面理解有限政府:一方面,有限政府要为实现履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职能而具有一定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权力要受到相应的监督制约,权力是有限的。具体说来,有限政府的权力、职能、规模以及行为方式等依法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超越其法定的界限,这体现在:首先,政府的职能有限。政府的职能要明确,其价值取向应当限定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供给适合公众需要的公共物品上。在市场经济社会,政府职能的内容主要限定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几个方面。其次,政府的权力有限。政府的权力要得到法律的授权,这是由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和公民的权利让渡,政府权力的范围由公民让渡的权利所决定的,而公民让渡给政府的权利是有限的,所以,政府的权力天然具有有限性。再次,政府的规模有限。一个有限的政府必须是机构简易、人员精干、办事高效的政府,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政府机构的数量和政府人员的数量也都应当是合理、受限的。相应地,在行为制度的建设上,要合理设定政府部门,合理设定政府的权限,合理设定政府的编制,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
第二,法治政府是透明政府,即政府的行为和权力行使要达到一种公开透明的状态。透明政府是指政府信息公开,它是除法律明文禁止者外,组织形式和行政行为一律透明公开的政府,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政府组织透明,即政府机关的设置体系公开,各个政府机关的职能分工明确,政府机关的办事规则与要求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职权范围透明;二是政府管理透明,即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活动过程及其具体结果公之于众;三是政府决策透明,即政府决策的方式、步骤、顺序应向社会公众公开以及政府决策结果公开。当然,仅仅这三点实体上的要求还是不够的,还要求要具有公开政府信息的具体程序设计,要有系统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保障,这样,政府的行为和权力行使才会有可能达到一种公开透明的状态。
第三,法治政府是有效的服务型政府,其行为模式要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并且需合法有效。现代行政的重心是服务行政,现代行政法实质上是服务行政法,它的价值取向在于维护社会正义,增进社会福利,实现法治社会。[2]所以,相应地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指在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并具有效能。这要求政府主体及其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政府本身必须依法设立。也就是说,要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一切行政权力要有法律的授权,并且必须按照法律的授权行使;政府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法定程序,行政程序不当或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应视为无效行政;政府要具有高效率,并且其运作成本要低,即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得的劳动成果、社会效益要高,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要少;政府的执行结果要符合法律的目的,不仅要达到政府决策预期的目标,还要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深厚的基础。
第四,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关于责任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它是一个横跨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综合性概念,[3]我们认为,责任政府是指向国家立法机关和全体人民负责,积极回应并满足公民的各种诉求,其不负责任的各种行为受到制裁和控制的政府。责任政府的出现是现代民主发展的结果,[4]因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一方面要以外在的约束力为支撑力,运用民主的手段,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来控制行政机关及其活动,约束其必须履行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义务,当其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时,必须承担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责任政府是一种监督、控制和制裁的行为,因而,在政府行为的责任追究上要具有科学的制度设计,通过制度的设计,不仅保障控制行政机关及其活动,防止其肆意追求特殊利益,而且,要真正体现在对失职行为的相应制裁上。
第五,现代社会,法治政府应该是生态型政府。所谓生态型政府就是指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循生态规律与经济社会规律,依法行使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权力,全面确立加强生态建设、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安全的职能,并实施综合管理的行政行为的政府。生态型政府是一个秉承生态文明理念,在价值目标上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制度上构建多主体互动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在政策上主要实施生态治理政策的政府。现代社会,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对此,法治政府在强化政府与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价值观上,在培养绿色理念和环境意识,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上,具有主导性和先锋作用。
当然,以上这些方面并没有涵盖法治政府的全部,但是,它至少可为现阶段法治政府的建设提供目标,并为实现法治政府的行为设计提供基础。
三、法治政府的经济作用
在经济社会,市场本身是存在“市场失灵”现象的,所以,必须依赖政府的出面,通过政府这个“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协同作战,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因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法治政府具有独特的经济作用。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已远远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了。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而这个政府应是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的经济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是法治政府能够提供现代法治理念,这是经济社会中保障公共权力运行的前提;二是法治政府能够提供适当的经济制度,这是经济社会予以发展的保障;三是法治政府能够集中社会财力,通过财政、金融、税收、集资、捐助、融资等种种手段,合理地有倾向性地调配社会资源;四是法治政府能够提供适当的公共物品,部分地替代市场的作用,以便促进市场的发展;五是法治政府能够有效地执行经济制度,为保障经济的发展提供后盾。另外,在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法治政府的作用还远远不止以上内容,除以上五大作用以外,比如,调节社会的分配、提供社会福利、提供公共保障、承担某个领域的公共管理角色等等,这些都是法治政府的重要作用。清华大学学者韩秀云在其《推开宏观之窗》一书中简单地总结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稳定经济;第二是提供公共服务;第三是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第四是进行收入的再分配。[5]究竟如何认识法治政府的经济作用,从最近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窥视一二。
2008年下半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更深地思考政府的角色与作用。关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经济学上传统的认识,借用亚当•斯密的观点可予以说明:即政府并不是直接为人民提供财富,而是创造环境和条件,让人民能够自我创造充足的财富。发展了几百年的美国市场经济,应该说机制是非常完善的,但仍然无法避免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波及到欧洲,而且波及到全世界。
痛定思痛,在拯救金融危机的同时,人们也在深深地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席卷全球的危机?政府犯了什么错误?而接下来,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中国等,政府都在积极地救市,抛出一个又一个救市方案,颁布一个又一个影响经济的政策。人们不禁要问,政府这样做对么?如果对,在危机爆发以前,政府到哪里去了?
从政府救市的实际效果来看,政府的举措取得的正面效果是远远大于负面效果的,政府的做法是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的,金融危机得到遏制,经济在逐渐复苏。对此,需要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充分认识政府的经济功能。政府完全退出市场是不对的,政府处处扮演经济主体的角色也是不对的。可见,一方面,不得不高度重视政府的经济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合理地主动运用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作用,当然,审慎地运用是必要的,但是必要的主动性也是需要的。
在我国,伴随着改革开放,政府逐步放弃了过去那种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和对市场机制的排斥,扮演着“积极的经济主体”的角色;目前,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全面进展,政府角色正进一步转换,正从“积极的经济主体”到“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重心转移。但是,仅仅这种转变是不够的,这场以美国、欧洲为主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意识到,政府仅仅是扮演“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角色还是不够的,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保留必要的直接在经济活动中唱主角,也许是正确的,只不过如何把握一定的“度”,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新课题。
总之,政府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否得以充分发挥出来,对一国乃至世界经济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当然,要想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得以发挥,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理地转换角色,政府就必须是真正的法治政府。比如,政府救市,如果不在法治框架下,政策的正确性就很难保障,不但不能起到救市的效果,而且,有可能加重经济的危机。百年前卢梭曾说过:“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在各个时代,都有过许多争论,而并没有考虑到它们之中的某一种形式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是最好的,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可以是最坏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政府的好坏具有相对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的现代经济社会,法治政府在任何形式下,在任何国家都应该是最好的政府,而其经济作用的发挥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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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现状篇3
关键词：农民;法治观念;研究综述
对农民的法治意识进行研究，首先要对法治意识这个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法治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法治的观念、知识、思想和心态的总称，它主要是指民众对法律的情感、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和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这种意识属于较高层次的意识，它反映的是公民对法律规范认识水平的高低以及由于此种认识而产生的对法律情感的好恶，法治意识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健康运转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农民的法治意识主要包括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对法律的情感、对法效果的期待、对法行为的评价、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看法等。
一直以来，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着中国发展的大局。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农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是其中的重点问题。加强对农民法治观念的研究，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将学界对农民法治观念大量研究进行比较系统的综述，期望能让研究者对前期的研究成果有个比较系统的总览，进而对学界下一步的农民法治观念研究提供支撑。
一、农民法治观念研究的背景
新时期，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城乡一体化与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民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新农村建设以及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状况、文化状况、社会环境以及历史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在相当程度上还落后于城镇居民，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加强对农民法治观念的研究，提高和改善农民法治观念，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环节。
新形势下，国家的法治化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培养农民正确的法治意识，引导农民开展合法的生产活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围绕做好“三农”工作，要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农民的法治观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要求，作为一种法律精神与文化，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村的法治化进程，而且是和谐农村构建中持续发生作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农民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也比较淡薄，对法律的认识程度不够，在面对法律现象时不能正确认识事件性质，更不能熟练自如地运用法律抵抗不法侵犯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有的甚至因不知法、不懂法而陷入法律制裁之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在培养新农民。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必然选择。培养社会主义新时期下的新农民，必须不断加强农民的素质教育以及法制教育，必须在提高农民自身素质的同时加大力度培养农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使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农民在思想上做到懂法、知法，在行为上做到守法、护法，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农民法治观念基本现状与问题研究
王永明、李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及原因探析》中对农民法治观念的现状作了积极与消极方面的分析。其积极方面体现在：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法治意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从1986年开始到现在，长时期的普法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农民对法律、法治的认识在不断发展、深化;农民法治观念现状的消极方面包括有：轻法意识、轻诉避讼意识、重情意识、重权力轻权利意识、清官意识等。
陶爱萍在《对农民法治意识及其现状的再认识――来自江苏农村的实证究》中提到，当前，我国农民的传统法律观念正逐步被现代法治意识所取代，这也是我国农民法治意识的积极发展方面，主要包括有：1.农民对法与法治并非一无所知，当前农民对法律与法治的了解逐渐增多，对其认识也较以往全面、科学;2.农民对法与法治不再排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治理念逐渐被农民认同和接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共识;3.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超过了权力、政策以及乡规民俗和习惯，大多数农民都不再“轻法”;4.农民的守法意识有了很大提高;5.农民对待诉讼的态度逐渐理性。
刘荣华在《当代中国农民法律素质教育研究》一文中从农民接受法律教育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法治观念现状，其观点主要有：1.受教育者主体法律素质偏低;2.教育者主体缺失;3.教育方法缺少多样性;4.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5.教育环境复杂等方面。
张建华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法治意识问题研究》中对农民法治观念中存在的问题也概括为：1.缺乏对法律的有效认知和认同;2.轻法意识普遍存在;3.重权力而轻权利;4.畏法意识也有存在;5.避讼息诉意识仍很普遍;6.人治意识影响依然较深。
李育全、马雁在《农民法治观念的误区及其引导》中针对农民法治观念中的几大误区进行概括论述，主要观点有：1.在农民的法治观念中，相信人比相信法律更重要，缺乏法律至上的观念;2.相信政策比法律更有效，农民对政策持肯定态度，而对法律持怀疑态度;3.农民的道德情感重于法律理性，法律道德化的倾向十分明显;4.农民主动参与法治建设的程度还很低，被动适应我国社会法治化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性改变;5.希望严惩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和渴望实现法治的愿望与潜意识中规避法律的双重法律心理并存;6.农民相对更注重法律调整的结果，而轻视法律调整的过程。
李友谊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建设的现状与改进对策》中，以我国新农村建设为背景，分析在这一进程中农民法治意识存在的问题。其观点主要包括：1.农民法治观念整体上比较淡薄。一方面，法律在农民心中还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农民对法律的理解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农民普遍权利意识淡薄，缺乏维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不完善;3.农村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比较弱;4.农村民主法律制度不健全。
三、增强农民法治观念解决的对策研究
王春伟，郭国庆，丁照勇在《新农村建设中培育农民法治意识的对策思考》中针对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加强农民法治意识提出如下对策：1.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夯实经济基础，加快现代农业建设;2.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政治基础;3.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打好文化基础。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农民文化活动内容;4.大力发展农村学校教育;5.继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6.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奠定制度基础;7.完善农村法制体系建设，健全法制基础。
李育全、马雁在《农民法治观念的误区及其引导》中提到，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要做到：1.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引导农民致富奔小康，“一手抓”农民法律素质的培养;2.加强乡村干部的教育和管理，提高依法治村、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为农民树立守法、用法的典范形象;3.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引导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理性精神，提高法治意识，塑造新型的现代农民;4.加强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力度，营造农村法治环境，引导农民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
贾翠，张国民在《新时期农民法制观念教育的路径探析》中对于解决农民法治观念中存在的问题，增强农民法治观念提出对策分析：1.提高思想认识，加快农村法制法规建设;2.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农村普法队伍建设;3.注重适当投入，促进农村普法硬件建设;4.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农村法制宣传活动;5.搞好基础工程，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
戚忠娇、王河在《提高农民法治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中，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提高农民法治素质提出了对策分析：首先，健全法律运行机制，使农民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其次，改善普法方式。最后，为贫困农民提供特别法律援助。
王传开在《我国新时期农民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从宏观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制定农民法制教育规划;深化农村法制教育活动;建设农村法制教育队伍;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加强农村法治服务力度;强化农民工会组织建设。
四、农民法治观念研究的不足之处
以上观点对于我国农民法治观念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策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于我们研究农民法治观念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借鉴。但是在这些观点研究中，对于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往往只是侧重于进行法治宣传。但是法治观念的形成不只是单向的教育和灌输过程，它同样需要受众自觉接受的意识。所以片面强调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而不考虑农民的心理反应，教育与宣传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五、我的研究思路
对农民法治观念进行研究，首先对法治观念这一概念进行阐述，分析研究这一现象的背景，并阐述其必要性。其次，对当前构建法治社会进程中，农民法治观念存在的问题进行概括，主要包括：缺乏对法律的有效认同;人治意识影响较深;法律道德化的倾向明显;重权力而轻权利;法治教育环节问题较多。最后，根据农民法治意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夯实经济基础;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政治基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奠定制度基础;提高农民思想意识，引导自觉接受法治教育;完善农村法制体系建设，营造良好法制环境。（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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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春伟，郭国庆，丁照勇.新农村建设中培育农民法治意识的对策思考[J].理论月刊，2009，09：166-170.
[8]贾翠，张国民.新时期农民法制观念教育的路径探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09：121-122.
法治社会现状篇4
洛克被称为“自由理论之父”1，对自由主义诸原则作了最早的理论阐述。他对宗教宽容、政治自由及经济自由所作的论述涵括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大部分问题，构筑了一个以“开明国家”为核心的、包括自然权利、宽容、法治和反抗等理论的早期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如果说自由是洛克政治思想的出发点，那么，法治便是其归宿。本文拟对洛克法治思想进行梳理，旨在分析其运思理路，进而说明，自由是洛克法治思想的根本规定，法治的基础在于个体权利确立，法治针对的是无限制的专制王权，而它的最终落实，则赖于有限政府（宪政）的建构。
一．权利：法治的基础
洛克自由主义思想以自然权利为根基。与先前和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洛克把自然状态设定为他的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洛克设想自然状态的目的不是为说明人们像什么样子，而是为了说明人们作为上帝的创造物有哪些权利和义务”2，从而阐明政治权力出现的逻辑基础。这个基础将决定着政治权力的面貌：“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于什么状态。”3。洛克虽继承了自然法理论传统，但是却使这一传统发生转变，“古代自然法的学说在近代思想发生了本质变化，自然法从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则转变为个人的自然权利。对这一转变作出最早贡献的是霍布斯，而使这一转变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则是洛克。”4由此，洛克开创了以自然权利来达至自由的路径的先河，这和日后的功利主义构成了论证自由主义合理性的两大理路。洛克以权利构造自由时，是分两步作出理论阐述的。
第一步，洛克尝试说明人类处于自然状态时的权利处境。
上帝造人，人类社会始于自然状态，人从自然法（上帝）那里所获得的自然权利。洛克把自然状态定义为：“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5同时洛克又加以这样的限定：“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6因为自然法对自然状态起支配作用，自然法，即理性，指导着生活于其下的人们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至这一切的终极原因，洛克诉诸上帝，“上帝既创人类，便在他身上，如同在其他一切动物身上一样，扎下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保存的愿望”7。人皆为上帝的创造物，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的生命都无夺予之权，基于以上这点，以及上帝给予人同等的能力和共享同为上帝所创的世界权利，因而人是平等的。除了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权利外，在自然状态中，人还有两种权利（或权力）：“第一种就是在自然法的许可范围内，为了保护自己和别人，可以做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事情"8，第二种则是“处罚违反自然法的罪行的权力”9。
上述的定义和界定突显了自然状态中人的权利——自由行动和处理财产、人身之权利——与保存自身及自保不成问题时保存他人的义务，而理性则为这些权利义务的基础。同时，由于理性，自然状态“是自由的状态，却不是放任的状态。”10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即理性，是为上帝所赋予的、自然状态中先验存在于人的内心与行为的唯一尺度，其中的人以个人身份获得权利义务，从而构成了自然法的法权主体，因而个人就是具有自主性的个人，换言之，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的关系是遵从个人主义的，秩序与人际关系的基点是具有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的个体。
第二步，洛克阐明人类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后的权利境况。
在洛克的理路中，通过契约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的人们，他们的自然权利——财产、生命权——并没有让渡出去，而是留归个人；个人以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构筑自治的市民社会。对于由个人交出某些权利所形成的政治权力及其实体国家，洛克又把他们圈定在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的范围内。“在洛克的学说中，个人是第一位的，社会、国家是第二位的；个人是本源，社会、国家是派生的；个人是目的，社会、国家是手段。”14社会先于国家产生，国家对社会、个人作出承诺。因此，洛克在自然状态中所发现的个人主义基因经契约换算后并没有因让渡出自然权力进入政治社会而丢失或变异，而是成为政治社会个体自由的重要资源。而政治社会中的秩序，以及指导秩序的规则，是以拥有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的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换言之，政治权力是以个体出让部分权利的结果，权力由权利生成，权力在权利之下。
二．专制王权：法治的敌人
“洛克谴责所有形式的专制主义。”15个人从自然状态中获得不可让渡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并不能因为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状态的过渡而失去，但这些权利并不会自动获得保护，即使在政治社会中，它们依然面临着许多威胁。对洛克而言，对这些权利的最大威胁就是专制主义了。
洛克对专制主义批判的立足点仍然落于自然法所赋予的平等、不可让渡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人的一种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可以随意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因为自然在人们彼此之间并未作出这种差别。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让予的权力，”16既然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赋予，那么，人就没有剥夺自己的生命的权力，那么，任何人也就不会拥有支配他人生命的权力。当以专断的权力来支配他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时，行使专断权力的人便“抛弃了上帝给予人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准则的理性，脱离了使人类联结成为一个团体和社会的共同约束，放弃了理性所启示的和平之路，蛮横地妄图用战争的强力来达到他对另一个人的不义的目的，背离人类而沦为野兽，用野兽的强力作为自己的权利准则”。17
专制主义不仅是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的最大威胁，而且在专断的权力下，人的权利境况还不如在自然状态下可欲，“如果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财产品见，如果没有关于权"利和财产的经常有效的规定来保障他们的和平与安宁，人们就不会舍弃自然状态的自由而加入社会和甘受它的约束。不能设想，如果他们有权力这样做的话，他们竟会有意把支配他们人身和财产的绝对的专断权力交给一个人或较多的人，并给予官长以力量，由他任意地对他们贯彻他的毫无限制的意志。这是要把自己置于比自然状态更坏的境地，在自然状态中，他们还享有保卫自己的权利不受别人侵害的自由，并以平等的力量进行维护权利，不论侵犯是来自个人或集合起来的许多人。”18既然专制王权之下人的权利境况不如自然状态，那么，专制王权绝不应是自然状态过渡的方向与目标，它与洛克的理想——公民社会——是绝然相反的：“绝对统辖权，无论由谁掌握，都决不是一种公民社会，它和公民社会的格格不入，正如奴役地位与财产制格格不入一样。”19
洛克之所以拒斥专制王权，原因还在于他对人性的较为乐观的估计：人们在他们自己交出两种自然权力及这两种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人们能理性地运用其所保留的其余自然权利（自由、生命和财产权）而自由和平地生活，并不需要一个充诉全社会的霍布斯式的“利维坦”来保证社会秩序的实现。
三．法与有限政府：法治的精神
以自然权利为基础，洛克看到了自然状态的缺陷，进而指出人类要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过渡的必要性，但是，政治社会有可能走向专制。而专制主义与人的自然法所赋予的不可让渡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政治社会应如何建构？为此，洛克以法与有限政府的理论来塑造政治社会。
在洛克的理路中，法与有限政府的理论是与自然状态相勾连、与专制王权逻辑相反的。或者说，法与有限政府理论是以自然状态和专制王权作为参照系的。它们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缺少共同的裁判者：自然状态在横向维度上、公民与公民之间缺共同裁判者；专制王权在纵向维度上、公民与政府之间缺少共同裁判者。两者都易沦为战争状态。
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在一起，不存在拥有对他们进行裁判的权力的人世间的共同尊长，他们正是处在自然状态中。但是，对另一个人的人身用强力或表示企图使用强力，而又不存在人世间可以向其诉请救助的共同尊长，这是战争状态。”24另一方面，“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外于战争状态”。25由此，自然状态与专制王权将由于共同裁判的缺位，而沦为战争状态：“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的和毁灭的状态。因此凡用语言或行动表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有沉着的、确定的企图，而不是出自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就使自己与他对其宣称这种意图的人处于战争状态。”26敌对与毁灭的状态下，个体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又何从保障？既然每个个体都平等地拥有自然法所赋予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个体以自然法为参照是平等的，但自然法的执行权在在每个人手中，亦即是说，此时自然法便是与涉案者同一了，这对于涉案的另一方来说，就没有平等可言了；在专制王权下，则专制统治者的意志成了统治者与公民关系的准则，平等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在自然状态——横向维度上——没有实在的共同准则来规范的个体间关系；在专制王权下——纵向维度上——没有共同“尊长”调整统治者与公民的关系。因此，必须构建共同的尊长、共同的裁判者来避免自然状态、专制王权的弊端，走出战争状态。
由此，共同尊长、共同裁判者的建构就成了确立公民社会的关键了。在洛克的理论逻辑中，共同尊长、共同裁判者就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规则（法），这种规则（法）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于具体的发生冲突的各方（包括政府、统治者）而言，规则是第三方，与冲突各方利益无涉，不能与任何一方同一，否则就不具超越性。易言之，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规则也不能为涉案者所规定与操纵。通过这种超越性的规则，社会横向层面上可以理顺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纵向层面上则可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承认超越性规则（法）、以超越性规则（法）主治的政治社会，就是处于法治状态了。而由这种具有超越性规则所主导的政治秩序，也就是宪政了——即通过确立作为根本规则的宪法，然后以宪法规范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安排程式，对整个政府的组成及运作程序作出规定，换言之，宪政就是对政治权力、公民权利的具体内容的规定和对两者边界的划定，旨在为政治生活提供一个政治架构和秩序指南。法治是宪政的状态描述与价值所在，而宪政则是法治的实体化与程序化。由法治与宪政所塑造的政府，就是有限政府了——政府权力受到法的约束。具体而言，洛克的法治与宪政构建有如下几点：
首先，确定不可侵犯与剥夺的公民权利，以这些公民的权利限定政府权力运行的范围，从而使这些公民权利构成政府权力的边界。洛克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27，洛克这里所指的财产是包括生命、财产与自由的28，换言之，保护生命、财产与自由的权利就成了政府的目的。“政府除了保护财产之外，没有其他目的”29，在此，洛克则指出了政府权力的范围。
其次，是具有至高性的法的确立。在洛克的理论中，法的至高性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告别自然状态，以“同意”为前提订立契约过程，实质也就是创宪的过程。契约的订立，也就意味着宪法（Constitution）的产生。而政治（公民）社会、政治权力是契约——（宪）法的产物，这本身即意味着契约——（宪）法高于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政治社会为（宪）法所统治，作为契约产物的政府，本身即意味着政府之权力不能超越契约，是契约之下的政府。其次，契约——（宪）法高于成文法。在洛克看来，法是同意与契约的产物，同时更是源自自然法，支配立法权最初和最基本的亦是自然法，“人们制定的成文法律不能够决定其本身就是一切法律和政府的基础，而且它的法则只是从上帝和自然的法律那里接受而来的东西。”30所以法并不是纯粹的人为之物，而只是先验的自然法的一种表达和发现而已，人类所制定的法律必须服从自然法。在此意义上，法是一种超验价值。
第三，权力分立。洛克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从而使他们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这就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这点是“权力分立学说的精髓”36。
具体而言，洛克把源于人自然权力的政治权力划分为三种：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37对外权则“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务的权力。”38而执行权则为执行法律之权力。三种权力中，最高权力是为议会所掌握的立法权，而且立法权决定政府的形式：“政府的形式以最高权力、即立法权的隶属关系而定，既不可能设想由下级权力来命令上级，也不能设想除了最高权力以外谁能制定法律，所以，制定法律的权归谁这一点就决定国家是什么形式。”39至于执行权，则和对外权一样同是辅助和隶属于立法权。而因为执行权与对外权的行使都需社会的力量，两者很难分开由不同的人行使，所以总是联合在一起的。另外，立法机关的召集之权在行政机关手中。
立法权虽是最高权力，但洛克同样予以高度的警惕。洛克认为立法权应以社会的公众福利和保障人民财产为限，因而立法权必须受到以下限制：第一，它们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而且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不论贫富，一视同仁，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第二，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第三，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第四，立法机关不应该也不能够把立法权转让给任何其他人，或把它放在不是人民所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进一步而言，这个最高权力并不是无条件存在的：“立法权既然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40
第四，公民权利同意下的政府课税。洛克说，“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因为，如果另一个人可以有权随意取走我的东西，那么我还享有什么财产权呢？”44洛克所论述的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逻辑关系落于实践操作层面时，突出地表现在课税问题上：就政府权力而言，无税收即无公民权利保障，因此公民必须纳税；对公民来说，没有公民的同意，就没无税收，因此政府必须体现民主，“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45。公民的同意是赋税的基础，是政府课税的合法性所在，而公民同意的制度体现就是代议制。因此，法治与宪政原则的实际操作就体现于公民、代议机关对政府赋税权力控制上。
综上所述，洛克在自然状态中探寻到人的不可让渡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同时，洛克发现，自然状态中因为自然法的不确定性、缺少自然法的裁判者及执行自然的必要权力，所以自然状态并不是一种可欲的状态，因而人类必须走出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另一方面，人类过渡到政治社会后，规定人类社会秩序的规则又可能被专制统治者意志所主宰，法律的裁判权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也可能同时为专制统治者所僭取。为走出自然状态与专制王权的二难困境，使人类社会横向的公民间关系与纵向的公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都能有公正的规则与裁判者加以调整，洛克提出法与有限政府的理论，构建一个宪法框架下的旨在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分权、制衡的有限政府体系，以宪法来规范公民间、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从而化解了自然状态与专制主义的二难困境。
1[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
2邓恩：《洛克》，台北联经1990版，第53页。
3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页。
4李强：《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会1997年版，第74页。
5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页。
6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页。
6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页。8洛克：《政府论》上篇，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9页。10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页。
11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7页。
12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页。
13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9页。
14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15[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7页。
16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6页。
17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6页。
18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5页。
19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7页。
20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页。
21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8页。23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5页。
24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页。
25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页。27洛克：《政府论》上篇，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页。29洛克：《政府论》上篇，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8页。31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32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5~36页。
3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版，第318页。
34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35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9页。
36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8页。
37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9页。
38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0页。
39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1页。
40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1页。42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9页。
43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6页。
法治社会现状篇5
摘要:当代中国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就和谐社会的本质而言,其应当是一个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便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法治国家的过程。本文浅谈了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法治社会;和谐社会
我们给予和谐社会的概念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就和谐社会的本质而言,其应当是一个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便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法治国家的过程。其中法治就是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重大保障。法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导方式。
所谓法治是指国家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即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强调法律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依法办事。而其精神应与社会和谐的目的相一致,法治精神是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秩序、人权以及权利义务的对等,也就是法治精神的核心有着强烈的和谐因素的,它本身就有和谐之意。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内涵如下:把民主和与法治相统一;把坚持党的领导,发展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相统一;确认法律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确认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佳选择。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理想状态,社会由野蛮过渡到高度的。文明意味着法治的高度完善,也说明社会不和谐和因素不断地减少。我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意见的决定》,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纲领性的作用。
和谐社会是事物之间平等相处、协调发展、和平有序地稳定、持续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它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通过法律法规来消除社会中不和谐的因素。从而实现社会管理有序,人与人相互尊重,各阶层合作互助、团结友爱的平等社会。因此,和谐社会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首先,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是生机勃勃、持续发展的社会。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产权明晰,社会利益分配合理的社会。再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最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有着共同点的。法治精神所追求的目的与和谐社会所形成的目的是一致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保障。
一方面,从社会主义法制的角度来说。其实现以和谐社会为基础。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要求,对法制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第一,社会主义民主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第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对法治的影响。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社会公平正义必定促进法制建设的发展。第三,诚信友爱的人际关系为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尤其在生产社会化、人际关系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离开诚信友爱,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合作和互动,整个社会就无法维系,法治也就无从开展了。第四,主体的活力、创造力的发挥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动力。社会的进步源于每一个主体的创造力的发挥,自由是发挥创造力的基本条件。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对主体行为的自由的保护。自由是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必将推动法治的发展。第五,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为法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秩序是社会的基础价值之一,任何社会都需要安定和秩序,没有安定和秩序,社会共同体就无法存在,更无法正常运转。第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推动法治的发展。为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提供了制度的支持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义务。
另一方面,良好法治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社会和谐是一种社会状态,并非是一种治理手段。要使社会实现和谐的状态,必须借助一定方式。实践证明: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方式。法学家塞尔苏斯曾这样说过:“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公正之术”,这充分说明法与正义是不可分的,和谐的社会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前提。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构成的前提条件。同时,法治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保障。和谐社会不是没有问题和矛盾的社会,而是有了问题和矛盾能够得公平合理的解决,拥有化解矛盾冲突机制的社会。它的建立需要具有解决纠纷和维护正义功能的法律来保障。法律在维护正义的过程中,实质是就是倡导人们恪守社会正义、诚实信用、遵纪守法、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各社会相处的过程。
因此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征程上,法的作用不可小视。法治状况直接反映社会和谐的程度。法治与社会和谐是互为辩证统一的,它们都是为了能够实现社会的在同平等和公平正义,当法治的价值――人权、秩序、正义、效益得以实现时说明社会的和谐基本形成。相反,社会不和谐因素的不断增加,说明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并未有实现法治的最终目的。法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指导或引导的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或标准得以反映,建立良好的法制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对和谐社会这样的状态,用法律的方式既定一来并通过既定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和谐。构建和谐的方式必须是在结合和谐社会的内容和要求,经过国家的立法机关既定的。当和谐的因素不断增加,这就说明需要修改现有的法律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当国家在构建成和谐社会,无从下手时,可按照既定的法律引导社会和谐的构建,法治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和谐的方方面面。
综上所述,法治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而我国的法律更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方式,法治在于实现着它自己的价值:公平、正义、秩序与自由。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才是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实现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
法治社会现状篇6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治国家；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现象的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进行反映的有机综合体。〔2〕法律意识属于精神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社会法律意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法律意识、各个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总的反映。〔3〕一个国家，立法的内容和水平、立法的价值取向、执法的水平、司法的公正程度、公民的守法的状态、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备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和全民法律意识状态密不可分的，国民法律意识程度是这个国家法治的内在精神要素。
一、法律意识与立法
立法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得到国家的确认的创制活动过程。
立法者倡导和保护什么利益和需求，限制或打击什么需求往往根据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影响其价值判断的法律意识因素做出。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法律意识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法律意识状态，从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可窥见一斑。一个国家整体的共同法律生活准则是建立在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的对法律的基本价值选择、情感倾向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情感和需求是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的心理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状况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政治力量对比不同，法律意识有所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同一类型不同的国家之间法律制度截然不同。如奴隶制时期奴隶主是权利的主体，奴隶是义务的主体，奴隶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只有服从和履行义务。反映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上，则为服从与义务的人治特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细，在法律制度上就表现为诸法合一，重刑轻民，行政与司法一体等特点。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和工业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时，由于契约自由、等价交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形成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分化，公法、私法分离，司法发达，司法独立。此阶段，当人们有了独立人格后，产生了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法律至上等符合近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于是良法治之便成为法治社会对法的内在价值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所以，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善法和良法，即有反映特定时期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法律，而良法的制定最终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所以，法律意识是立法精神之引导。
二、法律意识与执法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至高无上，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和尺度的最主要手段是法律，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法治社会中主要由法律调整。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控权和保权，即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由于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承担着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权自身的扩张性，学界和实务界历来强调对其进行控制，如分权制衡、规范执法程序、责任追究制度等，但再完美的制度也是由人来落实的，执法者的理念、法律意识状态是社会执法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与道德一样，自觉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当一个社会的执法者内在具有了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法律意识，外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运行，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才能体现出道德的光辉、人文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权力强制，甚至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而背离了人们成立政府的初衷。所以，法律意识是执法的内省力。
三、法律意识与守法
法律意识随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感知、感受、评价、取舍而逐渐形成。法律意识的内容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5〕意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可以超越社会现实：又可以滞后于社会现实，还可以与社会同步。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公民社会没有出现过。人们的法律意识远远抵不上权力意识（官本位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是如何遵守法律，而是如何钻法律的漏洞，或逾越法律后，如何运用权力关系不受法律追究。所以在我国，真正走向法治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有完备的法律，是否有善良之法，而是要有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公民，即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只有公民将守法变为自觉，社会法律秩序才得以建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护一个民族的精神”。〔6〕所以，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的“法律”。
四、法律意识与司法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事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所以，司法公正作为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法律制度运作的核心和司法活动本身的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需要。法官的法律意识与司法公正。法官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行使国家审判权。其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直接制约着执法水平，影响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法院的整体形象。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与之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句话说，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可见人们不仅要求法官具备熟练和高超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求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7〕五、法律意识与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法律得以实现的保障，是维护法制统一，防止权力滥用、懈怠的手段。它是法制的必要环节。
1.法律意识与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任何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授权范围、行使程序进行。为避免其违法、越权，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上必有监督机构的设置，以对公权力形成制约。这种监督机构某种意义上也是执法机构，其法律意识状态与前述一样，是监督权能否正确行使的内省力。因为，要想杜绝官官相护，执掌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将法律意识内化为职业道德和内心信念，树立起对法律的敬仰，才能不畏压力，确保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2.法律意识与权利监督。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前提。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公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并服务于人民。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设立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但公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与其自身的私利交织在一起，会导致权力的异化，成为公民权利的侵害者、践踏者。此时，如果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畏惧权力，只会助长权力的疯狂、恣意。反之，公民的维权意识很强，则会形成强大的震撼力，迫使权力有所收敛。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有着良好的法律意识，他们会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他们会自觉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以此形成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3.法律意识与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被誉为第三种权力的监督，这说明其监督的力量与力度的强大。理论上，舆论监督属于社会监督，它独立于公权力，只要依法行使，便不受公权力干涉。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新闻法，舆论监督存在许多尴尬状况。这在现实中主要有两种极端现象：其一，舆论完全依附于权力，没有自我，缺乏独立性；其二，舆论不负责任，进行严重失实的报道。两种现象均反映出我们的舆论工作者法律意识薄弱。试想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树立了法律权威的理念和信仰，不畏权势，不受制于权力，勇揭权力的滥用与黑暗，那将会对公权力形成怎样的制约，公权力自会收敛其无度的扩张。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就必然会慎重对待给社会的信息是否客观，否则会引发不必要的诉争。此外，舆论工作者的法律意识状态直接影响并引导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甚是会影响司法的公正。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是一个法治国家必备的内在精神要素，它是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增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环节，是我们应着力加强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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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2.
〔4〕亚里士多得。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法治社会现状篇7
[关键字]娱乐场所，公安机关，治安状况，治安管理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社会治安形势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了许多的变化，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不断发展以及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社会上的娱乐行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种歌舞厅，会所，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我们的周围，娱乐行业的突起使得我们原有的治安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的漏洞，社会上原来存在的一些治安隐患则正在不断向娱乐行业侵蚀。部分娱乐场所逐渐成为社会上藏污纳垢的地方，交易、色情活动、聚众等现象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风气，更有甚者向我们的管理机关侵蚀，腐蚀了我们的部分官员，给国家管理照成极坏的影响。我们公安机关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改变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现有的管理模式，建立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场所治安管理模式。
公安管理人员要确立服务娱乐行业发展的态度，坚决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限制规定，树立保护合法经营的观念，坚决打击黑势力的收保护费的现象，防止社会上不好的黑恶势力向娱乐行业侵蚀，减少犯罪空隙，主动帮助娱乐行业经营者找出存在的安全隐患，扶持发展健康高雅符合社会主义文明的娱乐产业，给娱乐行业一个宽松健康良好的发展空间，让娱乐场所经营者们自己树立合法经营的观念，有事找警察，坚决抵制不良现象的出现，这是娱乐场所治安问题的防治的关键。
实行娱乐场所登记制，加强监督和检查，提高治安防控能力。
公安管理机关应对当地的娱乐场所进行详细的登记并制定档案文件，特别是对业主、主管人员以及场所内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件的记录和日常考察的情况，对这些娱乐场所进行一个治安状况评级，对其中治安状况极差的场所进行督促改造，对其中有应当处罚的坚决予以处罚，对治安状况较好的娱乐场所可以给予一定的表彰，并且实行抽查制度。对刑事案件高发场所布置足够警力进行严密的控制，坚决打击，及时立案，快速查办，从严惩处。并且及时在网上建立娱乐场所治安信息系统。
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及治安培训，加强业主以及从业人员的法律教育，增强其合法经营的意识。
对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职位培训，制定坚持持证上岗制度，并通过培训教授娱乐场所工作人员治安预防知识，增强其治安意识，便于他们在工作中及时发现治安问题。定期对娱乐场所工作人员及其业主进行法律教育，加强他们的法律意识，让他们了解社会上的治安动态，提高他们守法和维护场所治安秩序的能力，以及时发现预防违法犯罪，及治安灾害事件，使他们积极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建立治安耳目系统，收集娱乐场所治安信息，切实提高工作能力，落实治安安全责任制，严格处罚。
公安机关应当在当地的娱乐场所周围及内部建立起一套系统的治安秘密力量，在每一个治安事件易发场所，时段都要有直接的耳目存在，搜集到最真实的治安信息，及时了解各个娱乐场所的治安动态，对进入娱乐场所消费的人员也进行一个防控，及时发现混杂在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以及潜逃人员，不但可以防治娱乐场所的治安问题还可以收集到其他治安问题的信息，有助于公安机关对社会信息的全面把握，及时了解娱乐场所的治安状况，以及治安状况的发展规律，为娱乐场所的管理理论的建立收集第一手资料，对其中治安问题的单位进行追责，严厉惩治。
最后，加强公安队伍自身的素质建设，抵制腐败侵蚀，加强思想教育，实行流动监督，防止不法分子腐化公安队伍
公安机关应该不断完善自身的建设，加强对在娱乐场所治安工作一线的公安干警的思想教育和管理，防止我们的公安人员被不法分子腐败侵蚀，完善公安机关自身的监督管理体制，加强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防止公安人员成为娱乐场所的保护伞，坚决打击违反纪律的行为。对那些在娱乐场所治安工作一线的公安干警进行经常性的调动，防止他们因长期接触固定的特殊人群被腐蚀侵化，而发展成为公安队伍内的腐败分子。经常组织公安干警进行心理辅导工作，经常接触到社会上的不好的现象难免会对我们的公安干警的心理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我们应及时的予以清除。从严立警，树立人民警察光辉形象，建立一个高效廉政的公安管理系统。
娱乐场所治安问题的防治，是当代我们公安机关必须面对并努力解决的一个大的治安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公安机关要脚踏实地，求实创新，争取以最优的方法解决这个治安问题，这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熊一新李建和，《治安秩序管理》[m]，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年
[2]严励，《中国公安业务全书》[m]，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1996年
[3]法律出版社，《娱乐场所管理条例》[m]，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02-01
法治社会现状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价值；思想政治工作者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3003603
1预测和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含义
1.1预测
预测在汉语里的本意是“预先推测或测定”，同时它也是一个管理学术语，“预测是通过对客观事实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分析，由过去和现在去推测未来，由已知去推测未知，从而揭示客观事实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张智光教授在《管理学原理》一书中认为：“预测指的是根据客观事物的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规律，借助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从而形成科学的假设和判断。”袁认为，“预测是根据事物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和状态，寻求事物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性，并借此预先推测事物未来发展和状态的一种科学认识活动。”
综合上述定义，笔者认为，预测指的是在客观认识事物过去和现在发展状态和规律的基础上，依靠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对该事物未来发展状态和规律进行判断，以做出正确决策的一种认识活动。可见，预测的基础是客观认识事物过去和现在的状态和规律，途径是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结果是对该事物未来发展状态和规律进行判断，目的则是为了做出正确决策。
1.2思想政治教育预测
人们一般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主要是指思想预测，笔者在此不做特别地区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含义，秦在东教授从管理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他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特殊规律，从历史和现状出发，通过定性的经验分析和定量的科学计算，推断思想政治教育未来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唐军和李晓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是运用预测学和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根据人的思想发展的变化的一般规律和生活方式等即发生的变化，对人的思想在未来的发展状态、动向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进行推测。”
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受教育者过去和现在的思想状态进行科学分析，对其未来可能产生的思想状态进行合理推断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过程。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从本质上讲只是一种手段，相比较预测本身，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运用这种手段对未来的事情进行科学、合理地统筹与安排，以应对即将发生的问题，将其中的不利因素消除在萌芽阶段。
2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时代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在当今社会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无论是其现实作用或社会功能，还是就理论完善而言，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价值都非常珍贵。
2.1现实作用
从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含义可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受教育者）未来的思想状态进行预测。要想对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现实作用有深刻的了解，首先必须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含义。一般来讲，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应包涵党员干部、教师、青少年等。
（1）党员干部。
党员干部作为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思想状态直接决定着政治行为，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稳定。一个克己奉公、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大量财富。同样，一个损公肥私、贪赃枉法的党员干部则只会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害。因此，将党员干部列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首要对象，具有充分的现实必要性。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详细掌握党员干部过去和现在的思想状态，并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推断出他（她）下一阶段可能产生的思想状态。如果推断出来的思想状态积极向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引导其朝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充分发挥思想对行为的能动作用；如果推断出来的思想状态较消极，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该状态化解、消除在萌芽阶段，避免其可能带来的某些不利影响。比如，某官员假借出国考察之名离境，到期之后未见回国，经侦查，该官员涉嫌贪污、挪用国家公款数千万元，曾擅用职权为自身谋取私利，而其亲属均早已移民海外。办案人员了解到，该官员案发前一个月开始情绪很不稳定，神情慌张，与以往沉着、冷静的工作作风相去甚远。可想而知，该官员就是利用了这一个月为自己安排“后路”。如果当时相关人员注意到该官员思想状态上的波动，密切观察并仔细分析，可以推测出其不久之后的思想状态，进而判断可能产生的行为，完全可以使国家财产免遭损失。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甄别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思想不纯分子，净化党员干部队伍，提高党员干部整体素质，为政务的推行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2）教师。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会在潜移默化中趋同于他们的老师。一个师德高尚、责任感强的教师，他（她）的学生往往会吸取他（她）的优点并将其发扬光大。同样，一个师德低下、素养不高的教师则只会给学生留下伤害。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了解教师过去和现在的思想状态，并依据一定的科学手段对该教师未来一段时间的思想状态进行推断。若推断出来的结果显示该教师思想状态不稳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发现问题并深入剖析教师产生该思想状态的原因，力争将该思想状态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避免给学生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如震惊全国的浙江幼师虐童案，涉案教师品行败坏、师德无存，为图所谓的“一时欢乐”，对幼童进行身体上的残酷侵害，给其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影响极其恶劣。事情发生之后，社会各界一致谴责涉案教师道德沦丧。笔者认为这样的悲剧也是可以避免的。试想，如果幼儿园管理者或者第三方监管者注意到该教师平常在其他方面的非正常表现，通过简单地分析就可以预想到该教师可能对幼儿造成的伤害，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即时制止这类事情的发生。这个悲剧的发生，除了有涉案教师品德、素质低下的原因，更有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缺失的因素。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促进教师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职业素养的加强，为建立一支有责任、有道德、素养高的教师队伍提供保障。
（3）青少年。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理应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呵护。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慷慨激昂，歌颂了少年的朝气蓬勃，寄托了他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这里说的少年对应着当代的青少年。他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可见，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重大而深远。当今各种青少年问题不断凸显的现实也迫切要求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这里主要指教师和家长）可以详细掌握青少年过去和现在各个阶段的思想状态并探索其内在规律，从而准确预测出青少年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思想状态变化，根据预测的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以趋利避害。比如，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不少案件手段残忍、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让人触目惊心。人们不禁反思，到底是怎样的教育让孩子们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笔者认为，教师和家长应对此负大部分责任。孩子由于年少不懂事，缺乏必要的社会经验，对社会不良诱惑抵制力差，很容易冲动，从而做出不理性的事情。教师应切实担负起育人成才的责任，家长应认真履行好家庭熏陶的义务，学校和家庭之间应建立良性、高效的联动、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孩子思想动态并反馈信息，使孩子处在一个科学、合理的监控体系中。应建立学生思想动态数据库，实时更新并通过技术手段预测孩子将要产生的思想状态。教师和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思想、行为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避免事情恶化。再如，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教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角色和独特的自我特征，大学生群体的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在各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激烈碰撞、互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压力和难度很大。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预警意识不强，对可能出现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认识不深刻，往往是在问题发生了之后进行事后补救，充当消防员的角色，未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测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在青年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作用，做好大学生的思想预测工作，详细掌握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变化，及时对大学生未来一阶段的思想状态进行准确预测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保证大学生健康、科学发展。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监控青少年思想状态变化过程，引导青少年树立、形成积极、向上的思想状态，保障青少年健康发展。
2.2社会功能
除了现实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预测还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
（1）推动社会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使社会各行各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详细了解员工思想状态并对其进行科学分析，推断其将来可能产生的思想状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对员工未来思想状态中可能会导致工作效率降低和工作业绩减少的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绩效水平，最终推动行业发展和社会发展。比如某公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注意到一个员工连日来业绩下滑非常严重，情绪十分不稳定，甚至还有悲观厌世的态度倾向。经过仔细分析和调查，工作人员了解到该员工可能是因为接受不了和恋人分手的事实才有如此表现。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本着以人为本、体恤员工的精神，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细心、深入的开导，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交友观，鼓励其在公司大舞台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半年之后，该员工业绩跃居公司第一，为公司创造了相当多的财富。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公司不仅避免了员工思想失常可能导致的工作损失，还发掘、培养了一个优秀的人才，为自身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维护社会稳定。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预测还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通过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推断某一个体或某一群体可能即将产生的思想状态，从而消除其中的不稳定因素。比如，某乡镇政府了解到当地某村部分村民因为征地补偿问题与开发商之间矛盾尖锐，联想到该村村民为此问题曾扬言进京上访，考虑到事情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政府派专门工作人员主动出面调解。经过耐心沟通与劝导，双方就具体纠纷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而成功规避了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发挥作用的结果。
2.3理论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发展有一定的条件。综合以往学者们的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产生的理论基础，而控制论科学和预测科学的发展则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理论支撑。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往往着重于事后疏导与反思，比较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只是在事后疏导与反思的基础上加入了事中跟踪，而事前预测则经常被忽视，这在新时期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作用。如果置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于不顾，过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事后的补救功能，这就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和过程性原则，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应该遵循“以事前的预测为基础，以事中的跟踪为支撑，以事后的疏导为补充”的原则，尽量将问题消除在预测阶段，问题的苗头一经发现立即解决，不让其有进一步发展。因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工作，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由“消防员”到“预报员”的角色转变，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使之更好地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展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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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现状篇9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定义。依据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相关精神界定，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都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对于和谐社会的这一界定，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理解：
一是从社会人际关系看，在全体人民之中，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所有制的人士中，人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而且由于在人民内部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全体人民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强调和谐相处是在人民内部，至于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即便我们想和谐相处也不可能做到和谐相处，这些敌对分于唯恐天下不乱，采取恐怖手段，我们对他们只能“露头就打，毫不留情，不能手软”。
二是从社会矛盾状况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社会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矛盾占主体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社会，而且这些矛盾由于不是处于对抗和冲突之中，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民主的、自我调解的非对抗形式解决，因而矛盾各方能够互相促进，良性运行，和谐共存，共同发展。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的社会。
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相对宽裕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贫穷的基础上更不会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批判了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仍有必要批判和防止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谈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
现在有人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会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和谐。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是，我们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为解决发展不和谐的矛盾创造必要的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践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放松，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解决各种发展中的各种不和谐问题才有雄厚基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根本前提。
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这里的公平不仅指的是经济公平，而是广泛地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权利平等和司法公正，因而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追求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和谐。
首先，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在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和正义的规则，才能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认同，才能使出台的措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因而也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其次，公平正义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和矛盾中，只有遵循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才能取得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广泛支持和接纳，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
再次，公平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道义源泉。在为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原则，才能体现一个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并自觉自愿的为之奋斗和献身。
公平与正义是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的重大问题。坚持公平和正义，才能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各级政府组织和权力机构只有坚持公平和正义；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干群关系才会融洽。就此而言，如著名政治学家罗尔斯所指出，社会公正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适用的。而且。由于共产党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比资本主义更加注重公平和正义的社会。
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
安定有序是人类社会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需求问题后必然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也是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条件和基本标志。
这里安定是相对混乱而言的，有序是相对无序而言的。安定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平稳和安定状态，混乱是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定状态，有序是社会的组织程度较高的有秩序状态，无序是社会的无政府、无组织的无秩序状态。
一个社会安定有序，本身就是不同利益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义和谐相处的表现。反之，一个社会如果处在动荡不安，混乱无序的状态，本身就是社会不同群体矛盾激化的表现，是社会冲突得不到化解的结果。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下，社会不同群体不同成员人人自危，相互猜忌，离心离德，一盘散沙，这种状态下社会不仅不可能是和谐的，而且也根本没有条件谈到发展。因此，社会要和谐，首先要稳定。
安定又必须是全面地、动态的安定。所谓“全面”，就是是指安定包括政治安定、经济安定、社会秩序的安定以及人心安定等几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面。政治安定是整个社会安定的核心；经济安定是整个社会安定的基础；社会秩序正常是政治安定和经济安定的必要条件；人心安定是社会安定的综合体现。所谓“动态”，是指这种安定不是在封闭、静止状态下的安定，而是在信息开放和社会进步中的稳定。实现全面、动态的安定，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克服社会各种不安定因素，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安定。
当然，仅仅安定还不构成和谐，安定还要和有序相结合，才能构成和谐。因为，在无政府、无组织的无序状态下，公平与正义就会无人伸张，社会矛盾就不能及时地调节和化解，不同利益群体就不能彼此相安无事、和谐相处。只有处在组织程度较高的状态下，通过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才能使有着不同利益和要求的群体和个人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慈善组织在发达国家一般都有十几万个，而我国只有1000多个，在发达国家慈善组织掌握的经费高达GDp的10%(美国9%)，而我国只有GDp的0.5%。
再如自愿者组织，在澳大利亚参加各种自愿者组织的人占人口的20%。在新南威尔士州，专门的消防人员只有2600多人，但参加火灾消防的自愿者人数高达7万人。
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
民主和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制度保障。
一般说来，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即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广义地说，“民主是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问题的社会活动机制，狭义地说，民主是指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政治制度。过去我们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在我们还要补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为只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推进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才能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形成既有对多数的服从又有对少数的保护这样一种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
法治社会现状篇10
这项研究是社会学所自2009年开始的“80后、90后群体调查”的继续。它利用2012年对12所高校在校生和毕业生调查获得的阶段性数据，对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的社会政治态度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在受访的12所高校中，6所为“985”重点院校，另外6所为一般本科院校。受访大学生区分在校生和毕业生。
有房者满意度较高
大学生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下降的依据是，七成受访的在校生认为自己在当地属于“下层”或“中下层”，仅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而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或“上层”的比例共占3%。毕业生的情况也颇相似。只是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略高于在校生，为23%。
与此相应的事实是，80后、90后大学生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精英政治倾向。在校生对“有学问和有能力的人，在政治上应该享有比一般人更多的发言权”这一说法表示“同意”的仅为15%，表示“比较同意”的占36%，二者合计占一半。对毕业生来说，表示“不同意”和“不大同意”的加起来占50%。上述数据表明，80后、90后大学生对精英政治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另外，80后、90后身上体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色彩。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被调查大学生明确不同意或者不大同意“为国家和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做法已经过时了”这一说法的比例占49%，而同意这一说法的占41%，剩下的则表示“说不清”。这对于一个有着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而言是一个扎眼的变化。
调查还显示，参加工作3年后自己（已婚的还包括配偶）名下无房的比例为67.3%，参加工作5年后，自己（已婚的还包括配偶）名下无房的比例为41.9%。分析认为，拥有住房的毕业生对自身现状满意度远高于无房毕业生。
认为政府官员要提高服务意识
这项研究显示，80后、90后大学生对政府官员的印象不佳。在校大学生对“大多数政府官员有足够的能力处理政府事务”这一说法表示“同意”或“比较同意”的比例合计为45%；在校大学生对“大多数政府官员有较好的品德”这一说法表示“同意”或“比较同意”的比例合计尚不到三分之一，毕业生的这一比例更低。
研究人员分析称，上述数据表明，大学生对于目前政府官员的综合评价不高，主要是认为官员不仅在能力方面有欠缺，并且在个人品德方面较差，而最差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强。
“大学生形成上述评价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其中既有社会客观事实本身的原因，也有大学生认知机制的原因。但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80后、90后大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对自身现状不满意，以及对政府官员表现不满意的状态值得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该研究的执笔人赵联飞表示。
对未来发展表示乐观
80后、90后大学生总的来说看好我国未来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前景。“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他们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变化趋势的看法。结果，大部分的大学生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表示了乐观的看法。其中，对经济状况的看法最为乐观，其次是对社会状况的看法，相对不那么乐观的是对政治状况发展前景的看法。”赵联飞说。
从调查数据看，在校生认为未来十年经济状况有“很好的变化”和“有较好的变化”的比例合计超过七成，而认为“有较差的变化”和“有很差的变化”的合计尚不到两成。毕业生中，认为有“很好的变化”和“有较好的变化”的比例合计为66%，而认为将变差的比例合计为22%。尽管毕业生对未来经济的走势较之在校生的判断相对悲观一点，但从整体看，可以认为80后、90后大学生对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是看好的。
80后、90后大学生对社会状况的变化虽然不及对经济状况那么乐观，但基本的判断仍然是社会状况将变好。在校生认为社会状况将“有很好的变化”和“有较好的变化”的合计占59%，认为将变差的合计仅占15%。而毕业生中，认为将变好的比例合计占一半，认为将变差的比例合计为两成。显然，毕业生对未来社会状况的变化没有在校生那么乐观。
与对经济和社会未来十年发展状况的预期比起来，80后、90后大学生对未来十年我国政治状况的判断是：在校生中，认为政治状况将“有很好的变化”和“有较好的变化”的合计占51%，毕业生则有44%的人认为政治状况将有好的变化；认为将变差的比例并不高，在校生中认为政治状况将变差的比例仅为9%，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为12%。而在对政治状况的判断中，认为政治状况在未来没有变化的比例为28%。
对共产党执政有信心
80后、90后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未来20年执政表现出较强的信心。赞成“我对执政党未来20年的执政能力有信心”这一说法的大学生占一半以上；其中，在校生对这一说法表示赞成的更是高达三分之二。
为了解大学生对未来社会重大风险的关注，研究者列出了13个在我国社会中被广为关注的风险：金融危机、高失业率、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物价大幅上涨、粮食安全危机、房地产泡沫破灭、领土领海争端升级、社会信任度大幅下降、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激化、大规模的、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恐怖主义等引发的安全问题。请大学生对这些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作出判断。
结果表明，被调查的80后、90后大学生认为在未来5年中出现可能性最小的社会风险是“恐怖主义等引发的安全问题”以及“大规模的”，中度可能性的则是“粮食安全危机”、“大规模生态灾难”，较高可能性的则包括“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增长度大幅下降”、“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危机”，具有很高可能性的则包括“社会信任度大幅下降”、“高失业率”、“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激化”以及“物价大幅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