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1
发展新型城镇化不意味着让农村凋敝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建管机制。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欠账多、缺口大，补足短板的关键是建立长效投入机制。《方案》提出，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和运营。探索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机制，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建设、运行管护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加快形成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两翼，二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新型城镇化决不意味着让农村凋敝。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轻乡的问题。《方案》提出要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体制。构建适应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划编制体系，尽快修订完善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和镇、乡、村庄规划，提高规划科学性和前瞻性，强化规划约束力和引领作用。
鼓励地方开展统筹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试点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推进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城市居民面更窄、水平更低。为此，《方案》提出要完善县域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机制，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地方开展统筹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试点。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进一步健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体制机制。《方案》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两大方面着手，提出了明确要求。细化完善和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权利，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建立和实施居住证制度，构建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加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把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要切实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多管齐下，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让他们有尊严地变成新市民。
探索开展以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明显变化。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方案》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了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
搞好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坚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核心作用不能削弱。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方案》从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乡村两级党组织班子建设、严肃党内基层政治生活、加强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等几个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旨在保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团结群众、带领群众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能力，不断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
发挥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必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根据农村人口结构的新变化和农民群众的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方案》提出了村民自治向上扩展和向下延伸的新思路，就是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依托土地等集体资产所有权关系和乡村传统社会治理资源，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在已经建立新型农村社区的地方，开展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根据农村组织结构的新变化，《方案》要求研究明确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定位及相互关系。在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区，探索剥离“两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实行“政经分开”试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
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2
[关键词]农民工；工资拖欠；博弈
[中图分类号]F04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07-0019-03
中国的问题根本的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改革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然而，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上演了农民工为讨要工资各种不和谐现象。如果不抓紧研究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不仅使农民工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且日益增多的劳资矛盾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建设。本文从博弈视角对我国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解决进行了研究。
一、农民工在劳资关系选择初期不利地位的博弈分析
农民工进城务工，需要找到企业进行劳动。农民工兄弟，特别对于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工资关系选择初期就处在不利地位（如图1）。
其中：R为民工工资为万元，m为企业雇佣农民工收益，α为资方在工程结束后付清工资的概率。由图1可以看到，民工有应聘和不应聘。如果民工选择不应聘，则博弈结束，双方均无收益。但是，民工前往城市的成本（路费、住宿费、餐费等）已经付出，就不能收回。也就是说，民工已经产生了沉淀成本。因此，民工选择放弃，从现实角度看并不符合民工的利益。所以，民工只能选择应聘，应聘的预期收益为：αR+(1-α)×0=αR>0，由此可知应聘是民工进城后的优势策略。民工选择应聘策略后,就将进一步策略选择的主动权交给了资方。资方有两种策略：拖欠或付清。无论资方选择拖欠还是付清，博弈都告结束。如选择付清，民工劳动获得回报R，资方也获得了m-R的收益,可以说这是双赢的结局。然而对资方来说，选择拖欠策略是上策略，资方获得全部收益R，民工却一无所有。
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有两点：（1）在动态博弈初始阶段民工处于不利地位，难以与资方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谈判。如果选择放弃，民工就无法在城市中生存，这不符合民工利益。如果选择应聘，资方如能信守诺言，民工可以获得收益，但资方如果食言，民工就将一无所有。民工虽然明知选择应聘之后，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但仍然必须选择应聘，资方是心知肚明的。也就是说，资方（企业方）掌握着策略选择的主动权，无论资方选择拖欠还是付清，民工在开始都会选择应聘。（2）当民工采取了应聘策略之后，资方在不受道德因素制约以及法律制度惩罚或惩罚不力的情况下，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其优势策略是拖欠。
二、问题解决法律途径的困境
民工的工资被资方拖欠之后，必须采取“讨资”（追讨工资）行动，因为工资是满足民工及其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的必要条件。讨资的策略包括两种：诉诸法律或非法手段。依靠法律就意味着依靠国家的力量救济，通过非法手段则意味着依靠私人自救。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救济取决于讨资成功的可能性和讨资行为本身的成本支出，取决于其预期收益。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博弈树（图2），其中：R是农民工第的工资收入、m是企业雇佣农民工的收益、J1是通过法律途径的前期的投入成本、J2是通过非法途径的前期的投入成本。
农民工通过两种途径解决工资拖欠的预期平均收益：
V合法=α（R-J1）+（1-α）（-J1）=αR-J1
V非法＝σ（R-J2）+（1-σ）（-J2）=σR-J2
在我国法律中对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罚，在法院对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案件追讨中没有增加相应的惩罚成本。在农民工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的子博弈中，企业选择拖欠策略是最优策略，即α变小。
在实际情况中，通过法律手段，前期需要大量成本投入，包括提前付出诉讼费用、时间、精力以及相关的生活成本，还要提供相关劳动证明。如果民工选择利用非法手段讨薪，没有诉讼费用，时间、精力以及相关的生活成本投入成本也较低，即J1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αR-J1
三、问题的解决对策的博弈分析
解决拖欠民工工资的基本途径只能是诉诸法律，这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相一致。如何使民工选择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工资拖欠问题，也就是使通过法律途径的预期收益高于通过非法途径的预期收益。在上面的动态博弈中（如图2），农民工是博弈的先行方，他们对策略的选择是依靠两种策略的平均收益为依据。农民工因自身没有资金的积累，对资金的一般是风险的厌恶者，民工选择法律途径讨资，一般需要满足以下两点：（1）通过法律途径的最差情况的收益应大于非法途径的最差情况的收益；（2）通过法律途径的预期平均收益应大于非法途径的平均预期收益。上述两点是保证了民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在通过法律合法手段情况下子博弈中，企业选择付清策略，这是民工所期望的最优结果，同时与法制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相一致，为此采取措施，要使企业选择付清是上策略。[1]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四种途径来解决：（1）为因企业和法院执行等原因而没有拿到工资的农民工提前支付部分C；（2）假设两种途径的时间精力的成本相等，法律免费援助，即J1=J2=0，这样保证了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而不至于出现直接的负收益（时间、精力以及相关的生活等间接成本除外）；（3）增加对企业的拖欠民工工资的惩罚力度F1，并且F1大于R；（4）加大对拖欠工资的企业执行的力度，即α变大。
在上面的博弈中，m>0是关键，一方面保证了通过法律途径的最差情况的收益应大于非法途径的最差情况的收益；另一方面对民工通过法律途径的预期平均收益应大于非法途径的平均预期收益的补偿，因为民工采取非法手段讨资成功的概率较大，而民工通过法律手段讨资，应多种原因使α×R时，αR+（1-α）m>δR+(1-δ)×0，保证了通过法律途径的预期平均收益应大于非法途径的平均预期收益。
在通过法律合法手段情况下子博弈中，企业选择付清策略取决于企业的拖欠民工工资的惩罚力度F1，如F1>R，企业选择付清是最优策略，（R,m-R-S）是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2]。
四、对策的实施的制度保障
古人曰：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对于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正如其他问题一样,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想不想做，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非民工到春节时回家过年而激发的人道情感所致，也非一时的政策所能革除，根本的还得靠制度的保障。本文从博弈视角考虑，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制度建设[3][4]。
1.建立对农民工追讨拖欠工资的法律免费援助
农民工通过法律手段追讨工资的前期投入需要请律师，需要一定的诉讼费，这对于绝大多数的民工来说，是巨大开支，甚至根本无能力支付，而且这笔费用有可能成为沉没成本。这样，很可能造成民工选择了非法手段来解决。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对于大多数民工来说，这是选择通过法律手段来追讨工资的先决条件。国家可以通过司法部门、工会部门、律师协会、财政部门等部门协调，建立追讨拖欠工资的法律免费援助机制：（1）建立法律免费援助通道，在工会部门和司法部门设立求助咨询机构，设立求助咨询热线；（2）号召动员广大法律工作者为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3）设立法律援助资金，为必须诉讼案件提供诉讼费用。
2.建立农民工工资应急资金
农民工工资应急资金在博弈分析中部分提前支付资金m，m在上述博弈中具有关键作用。建立农民工工资应急资金来源可以有以下几种渠道：（1）政府在财政支出中应增加其支出；（2）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的惩罚资金；（3）依靠社会力量的捐献。
3.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执行力度
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的另一个原因，是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不足，造成相关法律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加强行政执法，劳动监察部门、建设和工商行政等部门要联合协调执法。法院要加大对已拖欠工资企业的追缴力度。
4.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
在对故意拖欠民工工资打击的法律不够完善，造成惩罚力度较轻。如目前《刑法》没有规定恶意拖欠工资行为是犯罪，根据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对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量刑，这样就造成对拖欠者没有严厉的法律措施，当然对被拖欠者也就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对故意拖欠工资的行为没有明确的处罚金。企业用工制度不完善，如不签订劳动合同等。要尽快完善劳动立法，把《劳动法》落到实处，防止拖欠现象发生，应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据资料显示，建筑企业拖欠工资比例高达70％。这需要修改包括《建筑法》的相关法律内容，在《建筑法》中重申用工保证金制度（用人单位应交纳一定费用向劳动行政部门作为担保）、禁止垫资施工、规定开发商与承包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等等。
5.企业诚信信息制度
建立企业工资发放的诚信制度，一方面给新的要进入该企业的就业者提醒，此企业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良记录，避免民工选择在拖欠工资企业劳动，从而从一开始避免工资拖欠问题的产生；另一方面，增加那些拖欠工资企业的社会惩罚成本，从某些角度来看，此社会惩罚成本大大于经济惩罚成本。要让这些企业暴露在社会舆论和政府的监控之下，迫使这些企业诚信发放工资或者被市场上淘汰出局。通过互联网科技让这些企业信息公布于众，让民工在各正规职业介绍机构查到所选择的企业的诚信度。
五、后记
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现有制度设计不合理，给不守信的企业有空可利用，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也有全社会对农民工的非国民待遇，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不重视，认为外来农民工非本地居民的思想。对拖欠工资的企业来说，也可能是由于工程建设方资金没有到位而造成建设企业无力发放农民工的工资，各级政府应从政府投资的工程做起，及时全额付清工程款。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配合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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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吉龙华.试析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法律保障[J].经济问题探索,2004,（5）:119-121.
[4]王海龙.关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政策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3-26.
ContermeasuresanalysisofFarmerLabourwagesBeingDefaultedBasedonGamemodel
FangDachun
（Schoolofeconomics,anhuiUniversityoftechnology，ma’anshan243002,China）
abstract：twoapproachsoflegalityandillegalitybeadoptedtoretakedefaultedwages.itisrightavenueaccordingwithlegalsystemconstructionthatdefaultedwagesberetakenbylaw.thepaperprobesintotheoutlinesofsolvingdefaultedwagesandbringsforwardinstitutionalsafeguardbasedonsomegamemodels.
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3
(1)加强作物根系的吸水能力。建立起强大的根系,同时改善作物根系吸水的外界条件,影响根系发育的主要环境因素有土壤水分、土壤温度、土壤气体环境和土壤养分。(2)提高水分的生产效率。作物对水分的生产效率可采取适当抑制蒸发,以减少水分的浪费,也可提高作物光合效率,增加物质的生产量。减少叶面蒸腾作用,可减小蒸腾面积,降低蒸腾速度;应用抗蒸腾药剂;也可改善生态条件,维持小气候条件等办法,降低需水量。(3)关于作物的抗旱性和抗旱指标。作物的抗旱性,按其抗旱机理可分为三种类型,抗旱型、忍耐干旱型和躲避干旱型。作物的抗旱指标包括形态指标和生理生化指标两个方面。形态指标有根系发达程度,叶的结构和质地,茎的肉之化趋势等。可以用植株地上部分同地下部分的比例,比值小时抗旱强,反之则抗旱能力弱。生理生化指标包括,细胞内容物质的浓度,浓度高时可增加根系的吸水能力,同时增强了抗旱能力;植株组织水分也是抗旱的指标之一。
2解决干旱问题的有效途径
根据多年旱作农业的实施,对旱作农业经验的积累,不断总结。目前,解决干旱问题有以下几条途径。(1)发展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实行灌溉农业,可以取得农业的高产稳产,一般认为这是解决干旱的较优方案。但是,发展水利建设必须保证水源和大量资金。(2)采取相应措施发展旱作农业。解决干旱的问题只靠一两项措施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采取应用抗旱品种、抗旱耕作、抗旱施肥、抗旱栽培等多项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地选择农作物种植制度、耕作技术及施肥方式。如免耕、少耕、深耕和深松耕、增施有机肥料等。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还有增加土壤渗透性、保蓄水分、减轻径流冲刷的作用。通过科学合理地调整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土地利用结构,选择适宜的耕作技术,实现有效蓄水保土,蓄水保墒,充分利用天然降水,提高土地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目的。(3)提高天然降水的利用率。一是提高农田整体水分利用效率。通过调整作物布局,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田整体水分利用效率。从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提高角度,根据不同作物的水分利用差异,如玉米等C4类植物较大豆等C3类植物水分利用效率高,以及作物不同品种的水分利用效率和产量不同,进行农田作物和品种的合理调配,根据区域和种植区实际,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田整体水分利用效率。二是选育和应用节水高产品种。抗旱育种是提高作物抗旱增产的重要途径,水分利用效率是一可遗传性状,以常规技术为基础,将常规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确定以节水与增产相结合的育种目标,则有可能获得高节水高产的作物品种。三是提高农艺节水水平。以耕作培肥为重点,加强农田作物栽培管理,提高农艺节水水平。四是进行节水的化学调控。以化学制剂提高作物抗旱性,增加土壤贮水,降低土面蒸发。化学节水剂包括保水剂、抗蒸腾剂和土壤改良剂等。
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4
[关键词]秸秆焚烧；禁烧；综合利用；根本途径
【分类号】：S38
1.引言
“三夏”农忙季节一些地区经常是天空中漂浮着灰烬、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气息。所以每到此时因秸秆焚烧引发的话题，比如火灾、雾霾、pm2.5、交通安全等都会成为网络热词。加之，我国商品粮主产区黄淮海平原的冬小麦收割期与当地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时间重合，又进一步引发了普通民众对这一话题的特别关注。早在1999年国家就颁布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可见国家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尤其是今年午收时节国家对禁烧地治理力度是空前的：从国家环保部牵头动用遥感卫星监测着火点，省级政府与小麦产区市、县政府签订禁烧责任书，乡村干部缴纳禁烧保证金，下派干部深入田间地头日夜巡查等严防死守措施；到地方各级政府午收期间不间断宣传并给予遵守秸秆治理规定的农民一定经济补偿等疏导措施，“堵”“疏”结合。但从2014年6月28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的内容看，治理成效却差强人意。如此严厉的治理措施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人们不得不对秸秆禁烧问题重新审视和思考。
2.秸秆禁烧禁而不止的原因分析
2.1秸秆焚烧量大、面广、时间紧
农作物在同一区域的成熟期几乎相同，这就造成了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秸秆。秸秆的堆积密度大约只有30kg～50kg/m3，如此蓬松的秸秆无论是回收、堆放还是运输都要花费不菲的成本，农民费时费力进行回收收益却了了，因此农民没有回收的动力，甚至还有抵触情绪。据笔者调查，农民也知道焚烧秸秆百害无一利，焚烧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俗话说“农时不等人”，如果误了农时不能及时播种，就会影响下季作物的收成。农民采取焚烧这一最快捷的办法处理秸秆也就不难理解了。
2.2大量的秸秆没有出路
笔者查阅了《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秸秆产量平均每年约为6.7亿吨，其中小麦秸秆1.54亿吨，稻草秸秆2.11亿吨。这么巨大的秸秆数量，再加上秸秆产出集中、季节性很强，而到目前为止又没有能大量消耗它的途径，造成短时间内大量积压。一位县级农技人员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秸秆还田是最便捷、最有效的综合利用方式……”，今年许多地方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政策设计的。从长远看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地肥力、减少土壤板结，但是秸秆还田在短期内也存在一些实际问题。首先秸秆中含有大量纤维，如果简单一埋了之会造成下季作物播种困难；其次秸秆腐烂变肥需要一段发酵时间，秸秆这类有机物的发酵是放热过程，会使土地温度偏高从而影响新播种作物的生根发芽，甚至会“烧死”幼嫩的根系。国外许多国家也采用秸秆还田技术，但与我国国情不同，人家地广人稀可以轮牧休耕，给秸秆充分的发酵变肥时间。而我国1978年就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每户耕种规模小，再加上国家不仅不收农业税还对农业进行补偿，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别说让农民撂荒一季不种，就是原先边角荒地也都被勤劳的农户开垦出来耕种了。所以我国耕地面积少、人口众多的国情，在黄淮海地区根本不可能实行轮耕、休耕制度。
除秸秆还田这一快捷的处理办法以外，有专家指出可以利用秸秆中富含营养成分用于饲料加工、食用菌培养料等出路，但要在短时间内通过这些途径来解决这么大量的秸秆问题恐怕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焚烧问题。
3.解决秸秆焚烧的根本出路探讨
有人说“秸秆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秸秆利用前景广阔。解决农作物秸秆焚烧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实现秸秆的工业化利用并形成产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走综合利用的道路。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3.1加大农业机械研发力度
加强对农业机械的合成化研究，将农作物的收割、脱粒、秸秆回收等功能合成为一体，解决松散秸秆的快速回收和田间高密度压缩问题为运输创造条件，降低收集和运输成本。同时也可以为农民抢农时播种节约时间。
3.2加大秸秆的就地转化
（1）秸秆还田可以为土地提供n、p、K等有效成分，但要解决好秸秆纤维快速腐烂问题，比如研发出高效秸秆腐熟剂，使秸秆迅速腐烂变肥，降低腐烂过程中热量的释放，使其少影响甚至不影响作物根系的生长发育。
（2）将秸秆的就地转化与新农村建设统筹考虑。比如在规划时同步建设就地利用秸秆的沼气能源设施、秸秆气化工程设施等，将秸秆就地转化为Co、H2、CH4等高品位的燃气，为农村生产、生活提供清洁燃气。
3.3加快秸秆的工业化利用
由于就地转化消耗量非常有限，必须走工业化利用的路子，既解决秸秆的去处问题，又为农民带来收益，将秸秆变废为宝才能彻底解决秸秆焚烧问题。
（1）作为工业能源使用
有研究表明2吨农作物秸秆的发热值相当于1吨煤的发热值，火力电厂通过专门的秸秆焚烧炉生产蒸汽进行秸秆发电。有报道说已建成采用“生物质热解液化技术”利用秸秆生产生物油的工厂。报道称1吨生物油能消耗2吨秸秆，生物油的发热量是柴油或重油的0.4倍，经过精炼后可以作为车用燃油使用。
秸秆的能源化利用，一方面可以解决秸秆无序焚烧带来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还能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类燃料的使用，对缓解我国能源紧缺状况大有好处，应当大力推广。
（2）秸秆纤维利用
秸秆中含有大量纤维，所以农作物秸秆不仅可以作为制造纸浆、包装纸的主要原料，弥补木材资源的不足。同时随着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砍伐森林作为工业原料已越来越不可能，我国人造板工业的原料供需矛盾将日趋尖锐，这为我国秸秆人造板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稻、麦秸秆和甘蔗渣等为原料经挤压成形加热固化后，能生产高质量的中高密度板，广泛用于包装、保温、建材、家具材料及一次性餐具，还可以制成可降解的纤维素薄膜，替代不可降解的塑料薄膜。
（3）营养成分利用
农作物秸秆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以小麦为例，秸秆中含有：10%的水分、3.1%的粗蛋白、1.3%粗脂肪、32.6%的粗纤维和43.9%的无氮浸出物，是生产饲料的原料。另外我国在利用植物秸秆生产酒精、酶法糖化、发酵等几个环节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对秸秆营养成分的利用会有长足的发展。
（4）炭化综合利用
将松散的植物纤维性废弃物压制成棒（块）状，放入炭化设备中制成生物质炭，同时还可以生产出生物焦油，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4.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秸秆开发利用的潜力巨大，经济效益可观。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农作物秸秆利用技术的研究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在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起步阶段更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上进行扶持，比如加大科研投入、对相关企业进行税收减免等。同时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消除普通民众对秸秆利用认识上的误解。在不增加农民负担或使农民能够获利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才是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根本途径。
（指导老师：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刘勇副教授）
参考文献：
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5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及对策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影响
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一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农村劳动力供给量超过劳动力需求量的部分。在投入与产出关系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表现为新增农业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即使把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发展。
2000年，杜鹰主持的农业部课题组以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行了预测：“十五”期末，农业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1.8亿人。
规模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表现在：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业内部，严重制约着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与工业化进步的程度不相称；三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差距。
二、城市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及其转移的制约因素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落后，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贫富差距，增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识；“三农”政策的实施，给农村人口转移带来机遇。
但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包括传统的户籍制度、差异化的城乡教育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土地产权制度等。加上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乡镇企业发展程度不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为有限；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竞争就业能力较差，多集中在城市传统部门等多重因素，共同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及对策
总的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渠道包括：农业内部吸纳；就地或者就近向乡镇企业转移；向小城镇转移；向大城市转移；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市场。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关键在于做好以下三篇文章：一是将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小城镇相结合，以此作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根本途径；二是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流动，作为解决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重要途径；三是继续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有效发挥农业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的作用。
具体来说，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存问题，其转移途径和对策选择有以下几条。
（一）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城乡分割体制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允许自由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可以采取国际通用的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办法，以身份证取代户口簿，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为主要依据申报城镇户口的制度，尽快以导向性的准入条件替代硬性的进城人口指标控制，相应改变就业、入学、住房等规定，在权利义务方面平等对待新进城镇落户的居民。
其次，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扩大医疗保障、劳动保障、生活保障等社保制度在农村的覆盖面。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划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及制定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并将农民工以及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如个体商贩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农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尤其对于农民工在跨省、跨县市流动就业时，社会保险转移的可操作性较差，应制定相应的政策解决这一问题。
（二）积极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小城镇建设
加快建设中小型城镇，升级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合理调整城镇结构，尤其是发挥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优势，广泛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
（三）增强乡镇企业活力，提高其劳动力吸纳能力，鼓励农民回乡创业
国家应在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信贷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让其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调整，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开辟融资渠道，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增强乡镇企业的活力。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大力扶持小城镇第三产业发展，重点发展具有地区资源优势、传统工艺优势、特定市场优势的特色产业，优化乡镇企业结构。大力鼓励和支持农民回乡创办中小型乡镇企业，自主经营，解决就业问题。
（四）尽快建立和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善劳动就业环境
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管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服务，提供有效的劳动力供求信息，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入就业中介服务机构，规范准入资格，做好岗前培训，打破城乡流动界限，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和有效性转变。
（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加大科教投入力度，增加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扩大农村教育规模；改革农村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让农村的孩子真正学到能够安身立命的知识和本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口培训农村转移劳动力，提高其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重点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农民企业家和回乡知识青年的素质，让他们起到领头羊和先锋模范的作用。
（六）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内部转移
建设现代农业，落实科技兴农战略，大力推进农业发展。引进最新科学技术、现代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经营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生态化的农业。第一产业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快发展林业以及水产养殖业和畜牧业，发展和推广劳动密集型农业，以扩大农业内部的劳动力总量。加大农业产业化的力度，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将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组合为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实行种植养殖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把三大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使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努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在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和促进农村传统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的科技服务、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旅游服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如农村的观光旅游业等。倡导以工业反哺农业，减少“剪刀差”带来的工农不平等。从实际出发，积极引导农民“兼业”，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让农民在农闲时通过打零工等方式输出劳务，补贴家用，但又不必真正离开农村，这样保证了农忙时家中有足够的劳动力。
（七）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政府应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以促进就业，并通过发展适当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等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保制度等，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享受到公平的待遇，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就业环境。加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信息服务。政府可依据失业率、长期失业者比例和不充分就业率等相关的社会经济指标，抓好农民工失业监测工作，建立失业预警系统，及时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如财政货币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工资成本控（八）降低情感成本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牵涉到众多农村家庭的社会现象，它关系着每一个相关家庭成员的情感体验。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如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提高待遇，促成剩余劳动力的举家迁移，做好留守人员的安抚工作，真正落实休假、带薪休假制度，并做好劳务输出者回家探亲的交通工作等，尽量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心理和情感成本，维护相关家庭的稳定与整个社会的和谐。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及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的一体化进程、改善区域人口结构、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能带来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等转移效应。
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留守妻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造成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智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滞后甚至出现断层，导致农业大幅度减产，造成城市生活的过分拥挤和治安水平下降，引发城乡文化冲突，金融危机下出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回流的现象等。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问题，积极引导其向着有利于农民自身发展和家庭幸福、社会公正和谐的方向发展，同时注意化解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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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6
（一）加强对农民的教育
提升农民的基本素质。提升农民素质也就是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中国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文化水平偏低，再加之自身狭隘保守的思想和小农意识导致农民问题复杂难解，因此，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十分重视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以提升农民素质。例如民主革命时期就在后方根据地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广大农村掀起大规模扫盲教育运动，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字”的扫盲标准，同时，他还把农民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1958年还提倡半工半读等。这些举措都能看出对解决农民问题的清晰思路。
（二）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关心和照顾农民的利益。当年前苏联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思路有过误区，没有真正搞清楚农民的重要性，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有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靠这种形式来积累资金，伤了农民的心，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鉴于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提出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关心和照顾农民的利益，中国的发展要兼顾国家和农民利益，不能剥削农民，不能一味的苦农民。他还告诫大家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中国要引以为戒，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是关系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否团结的关键问题。
（三）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是农业大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必先解决农民问题，认为要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此，付出了巨大精力和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探索，面对如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途径和道路这一问题，他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例如积极推动合作化运动，以通过社会主义集体的力量克服个体农民的脆弱性，使全体农民走向富裕的道路。从这一点上来看，解决农民问题的初衷和政策目标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注农民的民生问题是一致的。
二、解决农民问题存在过一些偏差
的上述思想对于在社会主义时期正确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其基本思路至今光辉夺目。然而，在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具体方式、途径和做法方面，难免出现了一些失误和曲折，细节的做法与其基本思路不乏矛盾之处，甚至导致了不少恶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有过一定的影响。例如对平均主义的理解就存在了一些偏差，他把战争时代采用的“合伙”和“平均”用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这种和平年代，仍然传统的倡导大锅饭和社会均等，忽视了用物质利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一味强调平均，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导致的只能是共同贫穷，这与倡导共同富裕思路的追求相差甚远。
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7
一、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按照这一要求，建设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其内在要求。
1、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建设新农村，首要的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人，是新农村的受益主体和建设主体，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只是宏观思路，具体到各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如何实施，农民不仅有知情权，更应当有选择权和自主权。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等千差万别。根据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巨大这一现实条件，各级政府制定规划或确定项目，应当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哪些是他们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也只有农民才更能为自身群体的前途负责。因此，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使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表达、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这就必须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以此，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的热情，保证广大农民创富活力的涌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2、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管理民主”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保证。管理民主，就是农村各种组织健全，职责明确，体制合理，民主协商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健全，农村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发挥，农村各项民主制度健全、规范，农民群众在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事务中切实能够当家作主，形成党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农村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健全与其相适应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目的就是保证农民享有完整的民主权利，对自身事务拥有更大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对社会事务拥有更大的参与权，对公权力行使拥有更有效的监督权，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主体和监督主体。农村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农民“当家作主”，这是农民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因此，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题中应有之义。
3、建设“精神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乡风文明”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乡风文明主要包括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风尚，良好的环保、卫生、生态意识。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要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建设新农村的实践，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文化水平，陶冶精神情操，在走向富裕迈向文明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要使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逐步适应农民的需求，这就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与政府、社会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让政府、社会了解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虑。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农民的意愿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养广大农民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4、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村容整洁”是“生态文明”新农村的重要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条件。村容整洁，是指建设环境优美、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貌。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是村庄规划和环境污染。就全国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村，农民的居住较散乱，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对于集中居住，农民不能完全接受，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他们喜欢单门独院、前庭后作的居住方式。如何把旧村改造与新村建设结合起来，如何处理尊重农民习惯与科学合理规划之间的关系，政府的决策需要征求和听取农民的意见。不少地方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环境日益恶化，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农民群众的身体、生命健康。农民希望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把自己的想法和忧虑反映出来，让政府了解、重视并加以解决，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重要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有学者（谢新力）指出，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群体，现在正在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在政策上，他们是被动的接收者；在行政上，他们是被管理者；在经济上，农民像'一袋马铃薯形不成集团力量；在就业上，农民受到各种限制，没有流动的自由和权利；在公共服务上，他们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而且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上，农民处于自然状态。农民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没有真正参与到农村社会发展中去。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农民逐渐甚至已经沦为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因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如实向上反映、正当权益受损、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和谐，阻碍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近年来，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征地拆迁、就业增收、环境污染、民主权利、干群关系等问题时有发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的采访时，指出了信访事件中的4个80%：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都不够通畅，使“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和认真的对待，造成大量信访现象的出现。对于上访的群众来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不但成为沉重的负担，而且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不断出现且增加的信访事件，对各级党委、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必然造成负面影响。
在这些问题上，矛盾的焦点是农民的正当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和保障。如果利益表达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有效，这些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激化。但是，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漠视农民的权益，有的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损害农民权益。农民自然会把心中的不满和愤恨发泄到干部身上，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农民不能通过正常有效的通道和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时，就会采取非制度化和非正常的途径来表达利益诉求，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如果不解决利益表达机制问题，最终将严重挫伤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影响新农村建设进程。
三、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推动新农村建设有序开展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农民进行利益表达活动，引导和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方式，促进和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使这一机制成为有效维护农民正当权益的制度保障，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动力量。
1、扩大和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支持农民利益表达活动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然而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以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表达利益需求很有限。从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和最主要的参政、议政机构政协的代表、委员构成情况来看，农民的比例是很小的。如在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的代表加在一起只有551名，约占总数的18%。其中农民的代表只有18%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却要代表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民，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建议各级人大、政协成员结构中应适当减少政府官员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农民代表和委员的人数比率，让他们能够直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村民自治是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村民自治发展到今天，我们虽然有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与实践的需要还相差甚远。比如，就《村民委员法》的实施情况而言，自1998年实施以来，为实现村民自治奠定了法制基础，对农村“三个文明”的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比如，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程序、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程序等这些具体程序，亟待创新；再比如，党组织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制度、村级村务民主管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财务公开制度、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度等这些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除此之外，还存在落实问题，有的地方一些制度执行得不好，或应付了事，或流于形式。因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制度落实，确保农民“四个民主”的实现，让“村民自治”真正成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
被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第二种权力”的舆论监督是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然而，新闻媒体往往忽视农民的呼声，将农民的呼声视为非主流声音，甚至回避农民的政治诉求，使农民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其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要通过完善舆论监督体制，使农民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政治参与有制度保障。
2、建立和完善维权组织，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很少有人会选择司法途径解决，因为成本较高。有人会寄希望于信访制度，但效能又太低（据于建嵘教授统计，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二）。农民又缺少像工会、行业协会这样的维权工具，难以对利益要求进行系统的组织化的表达。因为缺少利益代言人，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在国家资源的分配和制度安排上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这就容易使一些人转向制度外去寻求帮助，于是一些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地方恶势力又会死灰复燃，他们借保护农民利益之名，行对抗政府之实，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组织资源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源”，它能使弱小的个体汇聚成强大的团体，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有效地表达、集中的表达和有力地维护。为了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建立一个农民自已的组织。像于建嵘教授提出的，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农民协会），它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但是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组织没有得到政府民政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甚至被称为“非法”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成员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这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较低，容易导致其行为目标和方式会产生一定的盲目性，甚至会被人利用，进行一些非法活动。因此，政府在农民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应从政策上予以引导，行政上予以合作，法律上予以规范，使其健康发展。
3、尊重和保障农民利益表达，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
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8
关键词:经济危机;扩大内需;“三农”问题;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扩大内需是反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
始于美国金融风暴蔓延到全球的经济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拉动的,但投资必须以消费为出口,否则必然造成产能过剩,最终引发经济危机。过去投资因有繁荣的国际市场这个首要的大出口,所以才成为了较之内需更重要的拉动力,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对中国产品的消费,但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再想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是不可能了。如果美国短期内经济能够复苏的话,似乎中国经济仍能按照原来的模式继续增长。也就是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理论逻辑,但美国的经济危机是否探底还说不清楚,更遑论短期内复苏,重要的是我们当真能够依靠美国那种过度的泡沫消费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吗?要知道,这种消费方式连美国自身都难以持续,说到底这场危机就是美国泡沫消费不可持续引发的结果,这场危机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那就是中央提出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和“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二、扩大内需的突破口在于“三农”
在危机面前,中央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中央财政投资4万亿元,地方配套18万亿元进行“救市”。很明显,这巨额投资还没有跳出原来的增长模式,还是以投资拉动为主、以消费拉动为辅,短期效果不错,但无助于根本问题的解决。由于巨额资金主要是投向国企,除了产生低效益、不公平之外,在财政投资乘数效应的作用下,还有可能产生新一轮产能过剩,总是绕不出原有旧模式的框框。这种撇开普通公民分享果实的增长模式,只能产生更大的不公平。要改变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的方针,就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三农”。
农民是改革以来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产生“三农”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有改革过程中把改革的成本有意无意地转嫁到“三农”身上的原因。“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以牺牲“三农”发展城市和工业,最终造成以牺牲环境和可持续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高增长速度。“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收入太低。改革开放以来,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产业,一是外贸加工业,一是房地产业,这两个产业都跟三农有关。按主流的说法,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便宜是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为此长期维持一个价格非常低廉的农民工队伍是必需的。我国的工人工资跟发达国家相比,按照目前的汇率算,大概只有他们的1/30～1/20,农民工工资每月500～1,000元。为招商引资,创造GDp,各地开发区风起云涌,他们征用农民的土地,尽可能地压低征地款,被征地农民超过4,000多万人,他们失去土地后多数还难以正规就业,面对诸多的社会风险,相当多的人成为弱势群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出口受到影响,增长率下降,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出台了房改政策,启动房地产业这个引擎,发展房地产业,这就需要大量农民工进入建筑业,同时需要大量圈占农民土地,通过低价征购农民土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获取巨额利益,房价越涨,获得利益就越大,越吸引大量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带动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行业发展,带动整个GDp不断增长,1亿多的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未被城市认同接纳为城市居民,不给他们城市居民的待遇。拿的是最低的工资,只是因为拿这么低的打工工资还是比留在农村种地的收入要好,许多地方因为大量壮劳力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就只剩下老弱病残,农村显得益发破败。
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央适时推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连续出台六次一号文件,今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做好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把“三农”作为投入重点。要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
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内需,不仅是中国当前反危机的需要,也是解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乡二元结构,把经济增长导入良性循环的根本需要。
三、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一)扩大内需,迫切需要增加农民收入。据农业部测算,增加农业投入,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在直接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还有约40%转化为消费。农民消费每人增加1,000元,全国就能增加内需9,000亿元。但持续发展的金融危机对农民增收带来许多困难,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放缓,农民工就业比较困难,新增就业机会难以增加甚至会减少,工资水平难以提高甚至会下降。大约2,000万农民工因这次经济危机冲击失业返乡。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可能比较困难,但如果各级政府有计划地把农民工组织起来把中央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交给他们,在各级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去实施,应该是可行的,既保障了农民工的工作,又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参加企业化管理的经验,这对他们以后留在农村创业肯定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支持涉农企业建在县级以下,政府给予土地使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一是可以就近服务农业农村建设;二是可以扩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三是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四是可以密切城乡联系,繁荣城乡经济,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三)着力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的农民工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空暇参加学习培训,尤其是年轻的二代农民工。让他们返乡创业,不如免费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来的实在。
(四)加强农村社会建设。由于受到我国长期以来的“二元体制”影响,农民在教育、就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村居民居住质量等的建设处于严重滞后状态,因此面临的任务也十分艰巨。目前,需要着力完善农民最关心、最迫切、最期待的教育、医疗事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逐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推进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支持积极探索和发展多种形式并存的农业保险制度。
(五)积极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社会化程度。推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就业管理制度改革,支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的发育。
(作者单位:福建第二轻工业学校)
主要参考文献:
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9
【关键词】城市化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
一、引言
城市化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市民化问题，鉴于我国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农民工作为农民城市化的先头兵，农民工市民化必然成为城市化的主要途径。城市化科学的定义应该是质和量的统一，农民工作为农民向市民转化过程中的“过度群体”，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关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对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1.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困境的现实途径
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是城市的“边缘人”，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基本排斥或被部分排斥在城市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之外，缺乏获得培训、教育的机会，缺乏政治参与和沟通的便捷渠道。农民工大多从事重、脏、苦、累、险的体力劳动，普遍处于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保条件差的工作环境中。即便如此，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也只是“雇主”根据其岗位的需要和“雇佣”工人的意愿所支付的最低工资，存在着明显的“雇主剥削”性质。这些问题也促使了围绕农民工的犯罪愈演愈烈，从长期看，如果农民工阶层的现状得不到改善，必然会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并成为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解决了农民工由于身份问题而受到歧视所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
2.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桥梁
“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三农”问题重在农民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顺利实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解决农民工问题对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农民工问题解决了，三农问题则不复存在。
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制度壁垒的影响，以及这一制度壁垒所造成的各种不利因素的累积，致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农民在向城市转移、从事非农产业的同时，却不能顺利成为城市的居民，而是经历了“农民工”这种特殊的过渡形式。
农民工像一条纽带，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城市的发展、农民工的进步势必带动农村更快更好的发展。城市化的主要途径是农民工市民化，而城市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由此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对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意义重大。
3.农民工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使每个人都得到轻松的生活环境，能力都得到充分发挥，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目标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要求，只有解决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我们才能构建出真正的和谐社会。
三、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几点建议
1.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鉴于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劳动环境和条件恶劣的特点，农民工面临的巨大的风险亟需社会保障。
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农民工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中只获得了较小的份额的同时，基本上也被排斥在再次分配的体系之外。按照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给与农民工一定补偿，健全以养老、医疗、伤残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做不仅体现社会公平，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考虑到农民工数量极其庞大、素质条件不一、农民工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客观事实，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对不同情况建立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制度安排既具有发展性、长远性，又具有可操作性，应该采取分类分层保障的方法，根据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发展情况和生活安置能力等各种具体条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建立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socialclosure)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统一的、流动的户籍制度，即任何人只要在城市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应有资格办理暂住或常住证，并依法拥有本市市民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当前户籍壁垒的阻碍最主要的表现：其一，农民工的职业问题，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在就业单位里只能是临时工，没有提薪和晋升的机会，在别人眼中他们只是外来者；其二，农民工的收入问题，农民工能够获得的仅限于工资和奖金，而市民则可以获得社会福利、医疗补贴、住房补贴、养老金等等；户籍制度已经成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制度。
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这无疑为农民工市民化带来了福音。
3.建立量化考核指标
（1）对农民工城市生存能力进行考核
由于农民工队伍参差不齐，农民工自身“素质”不同，通过考核将具有一定城市生存能力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户口。对于指标的选取笔者认为应主要包括：工资收入、住房情况、专业技能、打工年限、社会保障、受教育程度、子女受教育程度、父母养老等，其中工资收入应是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2）对农民工城市生活现状的量化考核
目前，我国针对农民工的各种保障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农民工城市生活现状的量化考核有助于我们分层次、分步骤、分类别的为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提供持续、有效的社会保障。其量化指标与农民工城市生存能力量化考核指标相同。
4.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
来自农业部的消息，2007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16亿人，比上年同期增加867万人，增长8.1%。外出就业劳动力总体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4年，比上年同期高0.1年。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而言专业技能教育几乎是空白，这也决定了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不高，建筑业质量不高的事实。
国家应该加大农民工职业教育投入，尤其是农村毕业的初高中生，把它作为社会发展、解决劳动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群众利益的一件大事来抓。通过培训农民工可以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技能，有助于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的发展和生活，同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加大对农民工的技术能力培训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5.建立针对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制度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启动较晚，从当前住房保障制度实施情况看，住房保障制度除住房公积金外，主要通过经济适用房来体现，农民工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不享有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笔者认为国家应建立非盈利性的组织机构统筹规划、开发建设、管理经济适用住房。
当前，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正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仅仅在市场的调节下，绝大多数农民工很难解决其自身的住房问题，政府应对农民工的住房供应提供多种方式的支持，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6.建立强有力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
农民工权益的损害使他们难以在城市立足，虽然一些农民工的生活和收入比农村农民要好，但是他们仍然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难以获得城市身份和公平的待遇，缺乏城市归属感，势必会加大他们进入城市的难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同时也放慢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
农民工自我维护权益的力量很有限，单靠农民工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我认为应该借助外力，一是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工劳动权益进行保护；二是充分发挥政府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从上至下，形成对用工单位强大的监督氛围；三是建立属于农民工自己的工会组织。
7.改革现行的土地政策
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给农民工留下了一条方便的退路，其弊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不利于农民工素质的提高。土地成为农民工的保护伞和最后的退路，改革现行的土地政策掐断农民工的退路，迫使农民工自己主动的加强自身素质和职业技能，以及农民工对其子女的教育、培训力度以提高他们在城市的生存能力。
其二，提高土地资源的生产效率。中国社科院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近年来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留守的妇女老人儿童在家务农，使得土地的产出率受到极大的限制，无法更加高效的利用土地资源，再者，农民工身在城市，但同时拥有农村的土地，这样就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土地的使用率、产出率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国目前近两个亿的农民工，他们持有的土地相当可观，单就他们的闲置住房而言，就可能为国家节省出很多土地，而且这些土地多是良田，它们的利用空间极大。
四、小结
目前，农民工的素质与现代化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农民工普遍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团队协作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而改变农民工的这些传统缺陷，提升农民工的综合素质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通过市民化，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到现代城市文明中，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从而使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民工市民化任重而道远，扎实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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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华社.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eb/ol］.2006-3-27/2008-6-20.
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篇10
关键词：三农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一、“三农”问题与扩大内需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
中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
实现
国家正在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入世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中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中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应对入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
（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
（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中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在这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中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中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
（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
（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
（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中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入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中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四、“三农”问题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