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管理篇1
对此本文认为，尽管那些大型金融资本集团明白，他们正在朝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单行道上疾驶，但没有任何垄断资本、特别是最腐败的金融垄断资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动改变自身与生俱来的追逐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龃”。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润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理解。
中国已经有47年的高增长，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最近20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条件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人们在享受高增长的带来的现代化消费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经早在1988年5月写的“危机论”中就指出过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后来在1994年11月发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中也分析过今天才出现的国际经济问题及其本质原因。而且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大部分被我当年的文章不幸而言中，因此现在写作本文不能算太过于唐突。但我实在既不是预言家，也根本不是国际问题专家，甚至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了解甚少。因此，理论家们对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一、真正解决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并非“新政”，而是战争
我们在去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金融危机是现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资源贫乏使欧洲在危机压力下走向战争
在30年代初的欧洲，当危机爆发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资源的分割已经确定，各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再拿来作为资本化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所以制造业的结构性过剩几乎不可能在同构的、分散的欧洲小国内部缓解（这也与现在东亚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于是德国首先加速向军事工业转移，并且必然随之在这种传统产业结构并不能产生增量的制约下、要求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重新分割。这当然导致从欧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战争。
2、美国两个“百日新政”受阻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源大国，因此本来比欧洲小国更有条件通过启动本国资源向资本转化形成新的资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机。1933年罗斯福执政后也确实推行了两个“百日新政”，第一个“百日新政”加强联邦计划和政府干预，但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受阻；第二个“百日新政”侧重垄断，但新法在1935年春起不到1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12项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执政后的3年中，各地已有100多位法官下了1600多道指令禁止实行“新政”。其实罗斯福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工业结构，而且尽管政府财政融资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国库亏空60-70亿，国债从1932年的187亿增加到1938年的347亿，但失业仍然有700万，全国14%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济。
看来，无论归罪于思路错误，还是推诿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罗斯福“新政”作为历史事实，对美国经济危机只是在1934-37年的3年间相对缓解。随之1937年美国经济再度出现危机，是年10月29日股票爆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1929年股市大崩溃时的跌幅还厉害。随后，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导致欧洲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压力下，罗斯福的“新政”也就销声匿迹了。可见，“新政”并没有根本解决危机。
3、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的历史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这次结构性危机：一是战争爆发和战后重建刺激了工业需求，当时旧有的工业在未改变传统结构的情况下，确实有了重新增长机会；二是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世界输出军火，和战后对世界援助重建物资的同时，使美圆自然变成世界通用的贸易结算货币，并在战后达到了占国际货币总量的约3/4的统治地位。
由此，不仅美国的大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可以得到最廉价的资金去进行资本输出，而且背靠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也可以进行只赚不赔的国际竞争。因为，只有美国政府可以凭借印刷出来的绿色纸片，与世界任何国家交换资源、产品，甚至政权。
说老实话，假如我们也有这种特殊条件，不去促进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自由竞争，推行“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大循环”，那就是放弃历史机遇。而实际上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当然就是不能亦步亦趋，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二、战后美圆资本的垄断地位变化，必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
1、美圆的垄断地位与追逐泡沫经济的本质特征
美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首领，各国以美圆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GDp增长比例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客观上造成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
2、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圆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美圆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圆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60-7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圆独霸天下。于是有“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其间，美圆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到3/5。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圆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品交易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进入到9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之比已经达到99：1。美圆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币值高估约70%。在1999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圆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美圆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日益迫近。
然而，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必然在泡沫经济幻灭时加强对其他国家推行所谓“一体化”，企图为过剩美圆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吸食利润的条件。这就使得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们这样分析，是因为西方7国最近针对已经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做出的对策调整，不过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加强监督管理”，理论家们提出的看法也不过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本质问题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没有给人们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对其心存幻想的举措。
3、东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
分析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源头，本文的看法可能不同于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我们认为：东亚发生的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始作俑者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因为正是美国在战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国的制度，又在日本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到对美国出口长期顺差的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调整汇率。但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圆币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转移传统制造业于东亚、和在欧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能力。尽管日本这些对欧美的投资大部分失败，但其对东亚的产业转移，却得益于东亚各国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经验追求工业化，而大获成功。
一方面东亚按照日本“雁阵式”战略，以各国对欧美的出口配额为条件，发展成了日本产品的复制出口基地，这就是所谓“东亚奇迹”。而另一方面，日本则在大量移出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过剩于实物经济，其追逐投机利润的本质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亚洲最大的泡沫经济。这的确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事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让金融资本针对自身弊病做本质性转变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经济的增长分析
有人说，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延续第20个年头了。于是人们在最近的讨论中常常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向其他东亚国家那样，只维持了20年左右高增长，就纷纷在经济危机中进入衰退期。我觉得，这种比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实如果以我们这种约10％的年均增长速度做为标准，那么中国从1952年“一五”计划起，已经高速增长了47个年头了。
47年的高增长也并非“奇迹”，因为中国大多数年份是在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原始积累阶段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经济高增长的。只是，改革前我们是中央政府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两个增长阶段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在改革前27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企业的层次级别不同，占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数量和质量既会明显差别。由此又产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条块之间在财产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门占有全部资源和城市工业资本和格局，一方面较大影响和限制了县及县以下（包括大批国营工业“空白县”）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农村和农民大面积的贫困。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本来是要解决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与地方政府追求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时形成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财政体制，一定意义上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较为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然而，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农村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已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县级企业普遍亏损；据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1994年的调查，全国1000家上交利税最高的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已达88.6%，比同期国营企业还要高！在这种局面之下，地方财政亏损面扩大，尤其是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赤字严重，致使地方政府工业化发展目标更是碍难实现。
通过占用新的资源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尽快完成地方政府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财政分权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在继续粗放型增长的重要行为特征。1992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开发区热”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土地向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积累的实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80年代中期完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业化发展的自，但失去了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前借以获取原始积累的集中垄断的计划体制。九十年代“开发区热”和“以地生财”，都反映了地方政府占有地方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增殖收益作为原始积累的行为特征。
2、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
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哪一级政府追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国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来支持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老路子。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的提高经济效益，把经济增长转到集约化轨道上来，却事实上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在地方工业化阶段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例如，“六五”、“七五”期间的国有单位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800-2000元，还建成了许多象“四大乙烯”这样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型建设项目，可是“八五”以来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在建规模越来越大，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建设项目却越来越少。又如，固定资产投资的交付使用率“八五”初期还在90％以上，“八五”末期降到只有54％。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效率近20年来也是拉大的趋势。如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八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只处在中等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型特征始终没有改变，地方工业化阶段尤其80年代末期以来甚至有加重的趋势。
随着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化工和机电工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必然不断上升。但是，重工业、化工和机电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业，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拉动重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国家计委王健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计算，到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14亿人口就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其中包括29亿吨原油；需要消耗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5.4倍的增长幅度。
最近做出的决策是以财政和信贷方式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我国的“重型”增长方式重新出现，从过去的经验看，主要工业原料的消耗速度也必然有显著加快趋势。以石油为例，在80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则猛升到10％；经济增长与钢消耗的弹性系数也发生了变化，80年代为1:0.67，1991-1993年则上升到1:0.9。
我们不得不承认，90年代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继续按照传统道路追求工业的高增长，工业对资源的消耗严重浪费。我国经济增长不仅粗放型特征极为明显，而且由于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内部化金融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因此只能依靠传统工业发展惯性维持增长，资源消耗必然增加。例如，日本生产每单位Gnp所消耗的能源，只是我国的1/11，但如果只从工业部门看，按当年汇率折算，1985年日本每亿美元工业产值能耗为4.8万吨标准煤，我国1990年为7.3万吨标准煤，二者只差52％；可是因为其服务产业比重比我国高出一倍以上，服务产业的单位产值能耗只是工业部门的1/3-1/4，所以服务产业比重大就使平均单位产值能耗大大降低了。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2010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需要消耗10亿吨原油和3.5亿吨粗钢。
3、中国资源稀缺只能进口，对国际市场影响必然增加
改革前27年我们也是高增长，低通涨；这与近20年没有明显差别。如果要对现在的增长与过去作比，那么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20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现在年进出口总值约4000亿美元（考虑走私因素），年均增长率超过GDp增长8个百分点，到“八五”期末，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到已经超过3％，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40％。
我国是人均资源稀缺国家，下个世纪更是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缺口。我国国土面积虽占到世界的7％，可是除了煤以外，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界80位以后。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顶多维持在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至少需要7亿吨铁矿石，而届时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将在现在每年约3000万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变，到2010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450公斤，总量将达到6.3亿吨，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耕地面积到2010年将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5.5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
4、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对国际金融资本的需求
中国到2010年有13－14亿人口，一旦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
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8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国粮食进口5千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量2亿吨的1/4。目前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
目前中国出口额只占世界的3％，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5％，而中国为12％，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因此在未来如果继续粗放型工业化过程，我国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市场。
从1998年的情况看，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到本世纪末全社会需要增加约1万亿美圆投资。此外，中国到2010年仅为支付8亿吨石油进口，就需要3000亿美元以上，加上各种矿产和农产品等其它进口，外汇需求将达到7500亿美元。即使我们能够象最近10年不断维持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也要求在未来15年内，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
可是，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认为，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在内的东亚经济，已经发生危机，这实际上属于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危机。事实上1998年中国的出口已经明显下降。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世界范围的市场疲软不可能短期缓解。那么也就不能寄希望于继续保持过去的出口增长率。
不过，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必然“溢出”，又由于在金融危机压力下获利机会减少就更需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因此我国的资本项目可能会保持顺差。但是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将使我们在下个世纪初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这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全面危机之前的情况相似。更何况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保证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世界经济管理篇2
报告指出，2004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步伐加快，在我国受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的互动阶段。
世界经济管理篇3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见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a.麦格鲁对全球化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全球化的简单定义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超越国家版图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全方位的沟通、互动和合作，并日益加强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是指二战以后全球的由物资、劳务、资本和技术构成的国际市场的融合。
随着以信息革命为特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经济全球化以势不可挡的气魄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品质，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经济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延伸；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目前，在18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因此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2）国际经济活动活跃。目前的国际经济活动实质上是资本、技术、通讯、管理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劳动力之间的自由结合，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上各国、各社会之间多方位互相联系而形成了现代世界系统。首先，国际资本市场有了空前的发展，在金融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在贸易领域，人们预测，到2005年，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将占世界生产的28%.此外，国际经济活动不仅在数量上不断扩展，而且在质量上也在日益提升。
（3）国际经济组织作用显著。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通过实施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作用于经济全球化活动。1995年wto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构成的全球经济的宏观制度和调控体系已经基本构筑完成。同时，世界经济规则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世界市场的运行秩序。
（4）国际信息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使规模空前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使经济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使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促使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5）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形式，它直接组织公司内部的全球生产配置和贸易交换。跨国公司本身也在迅速地全球化，即它们在海外的利益正在超过其母国的利益，甚至将其重心和总部移到母国以外的地区。
经济全球化整合了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实现了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由于世界市场的高度关联性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危险也越来越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影响尤存，“9.11”事件的冲击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或抗拒。因此，任何一个不想被世界抛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使本国的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勇敢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和发展战略，最终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
二、政府职能概述
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说的那样：“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是政府职能的问题；政府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问题。政府职能是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管理方式主要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手段和方法，通过管理方式政府职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职能，它主要强调市场优先，政府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不足。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提出，政府应该有七项基本职能：提供经济基础；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维护竞争；保护自然资源；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保持经济稳定。萨缪尔森指出：在一个现代的混合经济中，政府执行的经济职能主要有四种：确立法律体制、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建立影响分配收入的方案。
凯恩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后深刻反思了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即：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时，市场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主张通过政府干预防止国家经济的崩溃。但针对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的全球化和主导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之间将发生分裂，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导致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导致国家政府管理的弱化，以至终结。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抛弃。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日益增强、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市场全球化、地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加强及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等并未真正损害政府的权力，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未减少，这些因素反过来强化了政府管理，促进了政府作用加强。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生活越复杂，越需要加大政府的调节力度。
三、我国政府管理的思考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要求确立政府职能市场化的地位。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有这样一段话“有效地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根据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是“放松管制，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职能的重构具体表现为：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由单元取向向多元取向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功能性向结构性的转变；政府职能的创新———建构与再造。政府职能结构性的转变意味着政府职能要从传统的、单一的、整体的政府职能向分散的、多元的政府职能转化，打破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一元结构模式。
第一，要建立责任型政府。各级政府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大环境下的经济变化都会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这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维护经济安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加强对于金融风险和冲击的防范和抵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的扩大要求政府相关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要相应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传递效
应也要求政府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因此，政府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准确运用其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地位，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进行扬弃，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实施政策，确定经济增长的切入点，促进本国发展战略的完成。
第二，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在美国，政府为企业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建设，给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企业社会成本，使企业低成本扩张，刺激经济发展。在我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政府充分认识自己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中承担职能的时机、领域、方式，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认识清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由命令式管理向协调、监督与服务方面转变，有效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快速形成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搞好宏观调控，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有效率的市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为内资和外资企业、为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发展创造良好、平等的政策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保证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化解经济与社会矛盾，维护经济与社会稳定，为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扶植民族企业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行政运转效率。
第三，建立法制型政府。政府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约束自己行为的机制，在治理国内市场失灵和世界市场失灵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克服自身的“政府失灵”，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这就要求首先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客体和市场经济载体的法律法规，兑现开放市场对现行涉外法律、规章与政策提出改革的承诺与时间表，努力构建并实施符合国际规则，透明、统
一、公正的法律体系。建立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依据市场竞争的法制体系，培育和发展有序竞争的市场。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建立相互协调的有权威的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第四，建立科技型政府。重视、鼓励、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长久活力。培养和稳定人才队伍，发挥人才作用，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在政府机构中培养一支精干高效、具有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世界经济管理篇4
关键词：经济管理；发展；创新
1引言
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全新的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但是随着经济的进步，发现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快速变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导致企业无法跟随社会的发展，使企业的社会经济竞争能力下降，减少企业的既得利益。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转变企业经济管理模式，采取现代化方法，对经济管理进行创新，跟随时代潮流，把握经济发展的发展趋势，提升企业发展能力，推动企业进入上升时期。
2经济管理对于企业的意义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进入了稳定且快速发展的时期，经过近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和努力，中国的经济在正确的道路上激情向前，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也是不容小觑的，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最终将会与世界经济洪流融为一体，与世界经济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前期，因为国家政策的开放，国外的企业开始不断地向中国发展，开辟中国市场，在中国内地星半了许多的企业，并雇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赚取大量的利润，目前许多国际上知名的企业都在中国开有分公司，力求在中国市场占有立足之地。因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效益极大地促进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拼搏之后，中国的许多实力强大的企业也开始纷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其他国家开办分公司，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国内的建筑业，在世界上也是享有名誉的。并且中国制造这一名词已经被世界所知，世界上任何一项产业都有着中国制造的身影。在这种经济发展的趋势下，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便是板上钉钉了，为了中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后能够依旧保持前进的劲头，必须对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创新，使其能够符合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为中国企业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3国内企业经济管理的现状
国内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用于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许多的管理理念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企业思维转变过于迟钝，管理理念有待更新。企业的管理理念是一个公司长远发展的思想主线，也是一个公司发展过程的方向标，每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都会有自己优秀的管理理念，使得企业能够长远地发展壮大下去，及时预测到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好准备工作。而国内目前的中小型企业的经济管理理念过于钝化，只强调公司领导个人的权力，导致权力过于集中，无法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充满疑惑，导致企业发展停滞不前。或者是对于企业的人员管理不当，无法合理有效地使用企业人力资源，导致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甚至会出现因人设岗的现象。又或者企业的效益分配机制不合理，无法激发企业员工的进取心和竞争力，导致企业内部工作环境死气沉沉，整个企业都没有向上发展的活力。这说明一个良好的管理理念影响着企业未来一生的发展前途，只有适应时展的变化，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4对传统企业经济管理进行创新和改革
建立新的管理理念。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借鉴他人的管理理念只能一直跟在别人的背后慢慢发展，必须结合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进行管理理念的创新，树立符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理念，只有创新，才能加大企业自身的价值，推动企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发展。培养企业的大局观和前瞻能力，掌握时代的变化，积极转变企业的发展理念，了解并充分利用当前火热的互联网，将企业的设备、工厂等各个方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何紧跟时代的变化需要依靠企业领导人的决策能力和长远分析能力，需要领导人有着经济发展大局观和优秀的前瞻眼光，这不但是对企业领导人的一项挑战，对于企业员工也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做好企业内部信息交流工作，实现信息共享。企业是一个运行的大机器，需要各个零件的通力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需要进行信息的交流，利用信息系统能够及时进行信息传递，加快信息交流速度，利用如今发达的科学技术，提高企业审批效率。利用信息系统能够对企业发展过程的各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处理，对企业发展过程存在的风险进行规避，提高企业的稳定性。
5结语
在经济飞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国内企业传统的经济管理进行改革创新是必然的，只有适应时代的发展，才能在经济发展越加繁荣的国际市场上占有立足之地，通过树立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提高企业竞争力，扩大经济市场，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作者:陈静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龚奕臣.论企业管理的创新[J].科技经济市场，2015（12）.
[2]石凯.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策略分析[J].中外企业家，2016（5）.
世界经济管理篇5
关键词：世界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探讨；对策研究
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问题表现
1.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
当前，造成世界发展不平衡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发达国际发展的不均衡。其由于本身的政治体系一经济体系的差异，以及科学发展的技术不同，市场需求不同及人口地域不同等，造成了国家本身发展有别于其他国家。研究世界近代史可以发展，自冷战结束之后，经济稳步发展并在全球起领导地位的美国，其发展实力一直稳居世界首位。然而，仔细研究历史可以发展，二战后的日本与西欧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逐渐赶超美欧等过。这正是由于其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及人们受教程度的稳步提升带来的有益结果。由此可见，虽然同处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经济模式与政治体系，所构架的不同社会体系，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与整体发展间存在的失衡现象。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
当然，比起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是致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更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创建起众多的“垄断性”行业和科技，这些行业和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其国家经济的收益情况。相对的，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经济体系仍在建设与摸索过程中，虽然就中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当前的发达国家，然而其人口压力同样重于发达国家，造成人均增长受到限制，并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收入情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相较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因此其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尚不完全，这导致了其产业发展中的科技渗透水平较低、发展效率较慢、发展收益受阻等众多现象产生，没有良好的经验指引，造成了其经济发展频走弯路，从而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失衡现象产生。
3.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
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共同作用于世界经济发展，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另一重要问题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归功到底也是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市场本身的供需能力，自然资源的蕴含情况、地质地域差异，以及社会群体受教育程度造成的。自二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稳步的发展与建设，而其在建设国家与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国家本身蕴含资源及地质地域环境造成了发展条件的天差地别。另外，本国内的市场需求，国际间的市场需求关系，同样造成了其经济发展的迥异，也是造成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当然，受教育程度注定了其科学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在社会资源运用与开发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决定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均衡对策
1.发达国家修正负债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地位在全球中逐渐凸显而出，一度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衡量单位，并促使美国账户常年处于赤字状态，美国经济为确保其内部平衡，向外借债成了其发展经济的必然手段。随着债务的不断增加，美国的经济地位也逐渐有所下滑。身处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领导地位的美国如不更加自身经济增长模式，将很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经济动荡，同时促成世界经济进一步失衡。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应对当前负债依赖心理，转变内部经营模式，确保自身经济发展，以现代化经济管理理念更加趋于科学性和实践性、人性化，更加尊重人的发展与个性，管理更加的民主化、和谐，在这样的管理体制观念，有助于形成巨大的凝聚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化升级。
2.发展中国家完善内需经济增长模式
内需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作用，需要通过对国内产业布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力度的加强改变现有的阻碍内需经济增长的问题。对国家金融业的风险以及相关企业投资风险进行多重考虑，通过调整适当的对应政策，改变政策上对内需经济增长出现的壁垒，从而让发展中国家的内需经济获得提升。
3.采用产业集群的协同管理，促进经济主体间的协作
当前，现代化经济管理在管理理念上有所改变，但是在实效上并没有达到质的飞跃，因此，现代化经济管理在日后的发展中，仍面临着重大的转变。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化思潮的冲击现代化经济管理面临着重大的观念转变。产业集群主要优势表现为产业链各环节衔接有序、互利互惠、运作顺畅、价值共享。增强技术柔性，利用产业集群协同管理来强化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技术环节梳理。其实现途径是针对技术薄弱环节应强化其在技术引入、技术创新及与技术相关的土地、劳务、水电、人力等配套资源投入力度，根据产业集群产业链各环节自然价值分布状态调整资源分布，避免发生单一环节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
参考文献：
[1]邹伟伟.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发展与政策博弈[D].西南财经大学，2010.
世界经济管理篇6
1.观点鲜明,分析客观公正。一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评价。1995年1月1日创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继承、修定和完善了关贸总协定为维护全球正常经贸秩序所制订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作为具备国际法地位和规范、协调当代全球经贸关系最权威、正式的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主要负责制定全球性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游戏规则,组织实施多边贸易协定、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解决各成员间贸易争端、审议成员方的贸易政策等,其管辖范围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以及政府采购等。世界贸易组织自创立以来,不仅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且进一步完善了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政策评审机制,扩大了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和协调范围,为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世界贸易组织运行中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例如在管辖的主要协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缺陷,在调整国际经贸关系上尚缺乏明确而坚实的法律基础;在多边贸易体制运行过程中仍存在大国操纵的现象。另外,地区主义与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将威胁到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作者始终采取科学、客观、公正的态度,既充分肯定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贸关系协调中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也深刻分析了世界组织发展面临的棘手问题。例如该书第四章首先肯定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当今全球经济关系协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后又直接地指出世界贸易组织运行中仍存在的各种局限性,如大国操纵现象、发展中成员方实际从世界贸易组织中获利较少等等,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论述有利于读者全面而正确地了解、研究世界贸易组织。二是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评价。中国“入世”问题自始至终都受到普遍关注,由于涉及面广,历经时间长,无论是学者、专家,还是干部、群众,甚至于每个平民百姓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争议和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争论核心一度从“入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挑战大于机遇,还是机遇大于挑战”,转变为“入世对某某产业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在“入世”的利弊和挑战、机遇问题的分析上,作者始终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和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本着以大量信息和逻辑推理来论证观点,避免走入研究极端,既不认为“入世”是场灾难,也不认为“入世”是种幸运。如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农业、纺织工业、机电工业、医药化工业、汽车工业、信息产业和金融业分别作了论述。作者认为“入世”对我国纺织工业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对其他诸如信息产业、金融业等也不是天大的灾难。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仅仅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使国民经济一夜之间陷入崩溃或迅速腾飞的。该书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体现了其巨大的理论价值。该书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淡化了中国“入世”带来的社会影响,不做一般性的炒作,使人们保持平常的心态面对中国“入世”。
2.结构严谨,研究力求前沿。该书结构严谨,体系完整,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首先,作者在回顾关贸总协定的产生与发展、乌拉圭回合谈判和世界贸易组织创立历程的基础上,介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协议、管辖范围、基本原则、基本职能与运行机制,论述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贸发展中的作用与发展趋势,并明确提出,世界贸易组织作为“经济联合国”,在未来的国际经贸关系中将继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次,作者分析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着重研究了世界贸易组织主要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为分析我国“入世”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再次,作者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作出了分析预测和策略选择,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全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经济体制、市场体系、重要行业、企业组织、外汇管理的影响及对策。该书作者本着以数据说明事实,以推理预测前景的态度,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各主要行业将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对策。该书的论述始终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入世”问题展开,整个体系严密,脉络明晰,逻辑性强,前后各章联系紧密,相互呼应,并有相应部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使人一目了然。同时,该书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力求站在理论发展的前沿,捕捉最新发展动态,将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首先是借鉴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博弈理论等运用到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影响的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理论研究某些方面的空白;其次是对世界贸易组织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的研究,在国内有一定的超前性。例如第五章第四节论及了世界贸易组织“千年回合”中的南北之争问题,第六章第三节展现了美方公布中国市场准入和议定书承诺的内容,第九章第三节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问题等。总之,该书的研究紧跟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捕捉理论研究最新发展的动态。
3.方法创新,分析深入浅出。该书最大的特点首先是分析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对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该书没有完全采用纯数理方法的推导,而是充分发挥数据与模型的作用,通过定量、定性相结合,不仅提高其论证的可信度,而且还降低其理解的难度。同时,该书中所展现的大量的各种经济数据以及涉及到每个细节的具体资料也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它既避免了空说无凭的尴尬,也为本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该书对各个问题的研究有张有弛,有深有浅,重点突出。有关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的议题极为广泛,若要面面俱到,似乎是不太可行,而且极有可能走入空谈的误区。该书则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即在议题的选取上力求有针对性和新颖性,例如对有关中国“入世”对我国市场体系、经济体制、外汇管理影响及对策的研究在同类著作中很少见到;同时重点介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方面,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主要协议例如农产品、纺织与服装、服务业、知识产权等协议和中国企业面临对华反倾销问题。这样一来,不仅顾及到面,也顾及到点,做到点面结合,重点突出,整个分析深入浅出。
世界经济管理篇7
【关键词】管理；组织；经济；社会
《巨变时代的管理》，是彼得・德鲁克先生于1995年出版的，这是第四本收录了他曾经见诸于在各大报社杂志上的管理文章和思想的精华本，时间大约是1993~1995年间的代表作。其中，“经营之道”、“组织的新社会”、“管理者今天需要的信息”、“社会变革的世纪”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等几篇最有分量的长文几乎都是首次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
我们都知道，德鲁克先生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和影响波及全球，全世界的管理者无不对他的管理思想奉若神明。他特别擅长从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征兆来捕捉时代变革的信息，把思想简约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实质层面，让读者对其看法有深切的感受。本书共收录了24篇文章，由四部分组成，即管理、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经济和社会四部分；在书中德鲁克先生用大量案例来阐述复杂的理论，分别论述了人们在管理、组织、经济和社会方面遇到的管理问题。
在本书中，德鲁克先生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经营之道的重要性。各种各样的组织都需要一个有效清晰和有的放矢的经营之道。如果经营之道发生了错误，那么很有可能一个昨天还宛若超级明星一样风光无限的公司会突然发现自己裹足不前、处处碰壁，甚至面临灭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三鹿的成长与衰落。三鹿集团前身是1956年2月16日成立的，由18家饲养户共45名社员组织起来的“幸福乳业生产合作社”，到了1993年三鹿奶粉的产销量已跃居全国第一位，率先实施品牌运营及集团化战略运作。2005年8月，“三鹿”品牌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中国500个最具有价值品牌之一。三鹿的经营之道到这里的时候被外人看作是可以学习效仿的，它顶着巨大的光环走过了很多年，如果不是“毒奶粉事件”一石造成千波荡漾，恐怕我们还对它的管理和经营理念“顶礼膜拜”。好的经营之道需要不断的自我革新，但是三鹿企业的文化已经腐朽了，经营之道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不断创新，最终导致裹足不前，破产而终。
有效的经营之道可以让组织长盛不衰，但是，经营之道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也需要与时俱进。海尔集团就是将与时俱进之理念融入到其经营之道去的，从一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壮大成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美誉的大型跨国企业。海尔的经营之道就值得借鉴。
德鲁克先生在1959年《明日地标》一书中发明了一个词汇，叫做“知识工作者”。知识工作者可自行掌握“生产工具”――知识，但我们都知道，知识是需要依靠终身学习才能持续拥有的。为此，学习已成为知识工作者一生中最重要的工具。在迈向知识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将是最大的。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知识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迫切要求：每一个组织必须在组织结构中建立变革管理的机制。这意味着组织需要懂得放弃和创新。我们都看到很多优秀的企业，会有计划的放弃，而不是试图延长一个成功的产品、政策或习惯的寿命。而说到创新，我想到三一重工。
从2012年年初并购大象普茨迈斯特，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再创四项产品“第一”，三一都冲上了风口浪尖。三一创新的重头戏是出现了“四个首台”：首台全球装载量最大的搅拌车、首台填补土石方机械领域产业链空白的推土机、首台针对印度市场开发的挖掘机，以及首台适应北美标准配置的挖掘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向文波描述，在创新知识专利的战略上，三一以梯级打法为策略：快速研发―快速申请专利―成为行业标准。截止2012年9月，三一国内专利数量为3275件、海外为185件，均比高出1倍以上。集中一切资源构造创新全体系。向文波介绍说，三一的创新在于，系统构建了创新平台。该体系包括“创新基地”、“创新机构”、“创新联盟”三个硬件平台，“管理系统”与“创新文化”两个软件平台。
既然社会是组织是社会，知识又是个人和整个经济的主要来源，那么，知识经济便是以后经济的走向。德鲁克先生认为，知识经济最大的缺陷是形成由迂腐官僚构成的精英层和文凭主义到处蔓延，从而加深和加速社会群体的分化。同时，他还看到，由于知识的可获得性，知识经济的影响将是世界性的。在未来的世界里，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然而，知识的获取和运用并不比资本的获取和运用更为容易。就像前面说的，知识是需要靠终身学习才能持续拥有的。但是知识不仅可能使得知识工作者和其他职业群体之间出现分化趋势，还可能加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存在的鸿沟。这些分化和鸿沟都是知识社会面临的潜在危险。
德鲁克先生在对组织等个体的管理上具有独到的洞察力，同时在对经济和社会等宏观事物的观察和把握上一样毫不逊色。在书中第三部分，他重点分析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问题。从对世界经济在贸易方面的教训说起，即世界经济的结构；贸易和投资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与国内经济的关系以及贸易政策；再谈及美国经济力量的转移，需要寻求新兴市场：环太平洋地区与世界经济。
新兴的超级力量是海外华人，他们到处生根发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都有他们的足迹；海外华人创办的跨国公司大部分都是不为人所知的，大多数是中等规模的企业，但他们的产品销量却达数亿美元。德鲁克先生分析了海外华人创办的跨国企业的优势的同时还分析了他们在今后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变革。这点我们在这十几年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已经感受到了。相对于之前的两个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对我而言，比较晦涩。我们都知道，世界经济在半个世纪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而新兴市场里的经济发展和扩展已不再以消费需求为基础，这些宏观方面的知识相对我自己而言是相当匮乏的，从而导致我对这一部分论述的知识要点吸收甚少，这还需要我日后不断地去拓宽视野和学识，以加深对这方面的了解和领悟。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德鲁克先生认为20世纪是社会变革的世纪，如人口的变迁、蓝领工人的崛起和没落、知识工作者的崛起、知识社会的兴起等。而当今的世界，也的确面临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和挑战，这一点，德鲁克先生的先见之明是令人望尘莫及的。
世界经济管理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实力差距发展瓶颈
如果把1979年10月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视作中国首家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那么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事实上中国当初设立中信的目的就是把它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人们注意到，经过26年的发展，中信已成为业务遍及全球的综合性跨国财团。
就在第一批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新一批的中国跨国公司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20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海尔，在张瑞敏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家电第一品牌，并于1998年开始重点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去年全球年营业额已突破100亿美元。而另一知名家电企业tCL，其领导人李东生同样是一位抱负远大的企业家，不过他与张瑞敏“先难后易”的海外经营思维不同，他把跨国经营的第一站放在东南亚，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之后，李东生迅速把眼光投向欧美市场，收购德国的老牌家电企业施耐德便是进军欧美市场的关键一步。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初露锋芒的中国跨国公司的一部分。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份报告，中国在从加工制造到金融贸易乃至信息技术等众多领域都有一批跨国公司，它们当中有的已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世界级企业，有的虽然离世界500强尚有一段距离，但长势喜人，在不久的将来有望跻身世界一流企业。
中国需要大批世界级跨国公司
其实，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跨国公司的涌现既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内在要求。
翻开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会发现，当一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时，必然出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如德国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新贵时，就涌现了西门子、巴斯夫、拜耳、蒂森・克虏伯等一大批世界级企业。同样，当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主导世界经济时，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福特、杜邦、iBm等业界巨子便应运而生了。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战后的日本。所以经济学家把跨国公司的出现以及在战后获得的巨大发展视为“同蒸汽机、电力和汽车的应用推广一样，是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跨国公司还是母国实力的象征以及母国利益的代言人。今天，判断一国是不是世界经济强国，在一定程度上主要看该国是否拥有以及拥有多少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一国如果没有自己的跨国公司，那么在国际分工、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等方面必然受制于人，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就很难有发言权，甚至国家经济也保不住。
中国目前虽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世界经济强国，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还没有一大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
中国跨国公司实力差距与发展瓶颈
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是指能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最佳配置的企业，而中国目前的顶级企业中无论是已进入世界500强的中银、中石化，还是近年来表现抢眼的海尔、联想、tCL和华为，它们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程度。
这就是中国的优秀企业与世界级同行的差距！无论你在本土表现多么优秀，出了国门以后你可能什么也不是。因为你不是世界名牌，世界名牌的形成既需要产品的品质保证，更需要文化的积淀。按照张瑞敏的理解，世界名牌还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建立的本土化的名牌的综合。而绝大多数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同样是一双做工与质地差不多的皮鞋，中国品牌的可能只卖到20美元，而意大利产的就要卖200美元甚至500美元。再以葡萄酒为例，就连一些法国葡萄酒专家也承认，中国的百年品牌张裕酒味独特，在品质上并不比法国的差，但在法国许多城市的酒廊、商场里张裕的售价只能是人家的零头。所以张裕等16家中国知名企业曾于2002年共同签署了《北京宣言》，向全国企业发出倡议：向世界名牌进军！外界据此评论这是饱受质优价廉之苦的中国优秀企业振兴自身品牌的一次集体宣誓。但客观地说，以中国品牌的实力，要在短期内挤进相对稳定而又具排外性的世界名牌阵营绝非易事。
品牌的差距只是中国跨国公司与世界级跨国公司的差距之一。技术上的差距同样是阻碍中国企业迈向世界豪门的瓶颈。尽管见多识广的张瑞敏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非指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是企业拥有客户资源的多少。但对于一个致力于使自己领导的企业成为世界级企业的中国企业家来说，如果不重视核心技术的培养，恐怕很难掌握更多的客户资源。也许有人要说没有核心技术的戴尔不是照样取得了巨大成功了吗？但谁又能保证戴尔模式能在电脑以外的其他领域都能取得成功呢？谁又能保证戴尔会久盛不衰呢？事实上，在生物技术、精密仪器、航空制造、软件等众多领域，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企业要想取得长期成功简直是痴人说梦，否则强生、辉瑞、微软、英特尔、波音、空客就不必每年花费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搞技术开发了。
再来看看中国的许多优秀企业，它们在技术上多数尚处于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基础上的创新阶段，加上受研发投入水平的限制，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技术上都没有摆脱对国外的依赖，核心技术中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凤毛麟角，而采用国外的技术标准必须交纳一笔数额不菲的技术转让与专利费。但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些欧美的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而不愿卖给中国企业专利使用权。在他们看来中国产品由于成本很低，即使加上专利费，市场售价仍比欧美的低，仍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所以他们干脆不给中国企业专利使用权。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中国申请专利，致使中国企业不但进不了对方的市场，就连本土市场也保不住。所以为了摆脱套在头上的紧箍咒，近年来已有一些中国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尝试制定中国的技术标准，最终目标是要成为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的标准。
除了品牌与技术上的差距以外，管理的落后也是制约中国跨国公司走向卓越的重要因素。毕博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黄辉认为，今天，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管理模式的竞争。后起之秀戴尔之所以能够打败惠普、iBm等老资格的电脑巨头，靠的就是它领先一步的管理。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的姜汝祥将戴尔的核心竞争力归纳为能为客户提供最优秀的解决方案，戴尔知道自己不可能拥有英特尔或微软那样的绝顶技术，它只能在服务上动脑筋，戴尔于是将客户区分为不同的细分市场，然后针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竞争战略，从而一步步地将客户从对手那里夺过来。而大多数中国企业目前尚处于在管理上与国际接轨的阶段。毕博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黄辉在比较了中国与印度的软件企业后发现，中国软件企业的主要差距不在技术，而在于管理，在于中国企业在管理上没有达到国际市场上的要求，因而缺乏国际竞争力。
所以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在谈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时，认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企业尚没有能力管理好跨地区、跨国、跨文化、跨民族的员工团队和企业。的确，尽管你在国内的经营已经非常优秀了，并不能保证你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优秀，两者是不能进行简移的。这当中经营方式和管理方面的适应性最重要。而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跨国公司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管理体系，来避免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如它们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十分强调本土化，也就是中国化，摩托罗拉就一直倡导要做一个“中国好公民”、东芝也希望要把东芝（中国）建成一个扎根中国的中国企业，而不是被中国人看成是日本企业。不过这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的“本土化”战略真正实施起来却殊为不易，它不仅需要企业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管理系统，还需要一大批具有跨国家和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全球化经理人来实施。而这种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恰恰是中国跨国公司目前最欠缺的。
中国跨国公司在管理上的差距还表现为忽视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打造。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企业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成本低。而且这种杀伤力极强的竞争利器确实为中国企业赢得了许多“世界第一”，格兰仕的狂飙突进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这种低成本的竞争恐怕很难为中国企业赢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也在逐渐上升，中国企业不可能一直享有这种低成本优势。不过，中国企业的真正危机恐怕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忽视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培育。众所周知，一个成熟的跨国公司必须重视建立与比较竞争优势相匹配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说你既要重视巩固和发展现有的核心业务，甚至应该把已有的竞争优势发挥到极致，但更要重视建立能确保自己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业务，这样企业才能在吐故纳新中保持永续发展。但就中国企业的现状来看，还没有多少企业真正把开辟前瞻性的业务作为打造持续竞争优势的头等大事来抓，不少企业往往是在现有业务已经不能支持企业发展的情况下，才开始下决心开辟前瞻性的业务；但此时他们的世界级同行恐怕早已在这些业务领域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
局部突破与基业常青
可以说，中国跨国公司与世界级同行之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差距并不可怕，只要能找到合适的赶超战略，制定科学的蛙跳战术是完全可以缩小这种差距的。以中国的经济与技术实力，集中优势资源，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加大对部分关键领域的投入，力争实现局部突破，也许这种发展模式才是中国跨国公司应该尝试的。当然实现局部突破仅仅是中国跨国公司迈向成熟的第一步，对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高手的中国企业来说，不仅要让竞争对手感到不安，更要赢得竞争对手的尊敬，成为市场常青树，否则只是昙花一现。
参考文献：
1.刘海云.跨国公司经营优势变迁.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2.张新民,张建平主编.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分析（200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世界经济管理篇9
历史的经验
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从1929年10月美国第一家银行倒闭开始，此次经济危机波及整个欧洲，它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垄断经营所导致的。此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法律等手段，罗斯福依据这一正确的理论，提出了国家新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在美国取得成功。欧洲等国家学习这一经验，迅速纠正了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负作用，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灾难，使经济走向较好的持续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指导，创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生机和进步。
在1944年7月，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44国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开会，确定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1945年12月27日签字内容：双挂，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
1971年8月，美国的黄金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自由浮动兑换。
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以后，金融市场进入了自由市场。金融货币企业―银行和自由的金融市场，不断创造出的浮生产品（也称作是新的金融工具）迅速发展，资本运营企业从而大规模诞生，如：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等等浮生产品，这些公司都在经营货币这个特殊的商品，它并没有增加社会的实际财富。
金融市场的这些浮生产品，一方面促进了实业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同时又产生了严重虚假泡沫--经济指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了这种严重的危机存在，但对它没有监控组织和措施保障。
1987年底，国际清算银行“库克”委员会，提出了关于银行资本适度的国际标准，于1988年12月获得12个国家官方的正式认可，即著名的《巴塞尔协议》，从1990年开始正式实行。它的目的是：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积极方面的作用，克服它的负面风险和危机。
理论的误区
从1990年《巴塞尔协议》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并没有防范了金融自由市场的负面风险和危机。直至2007，还是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实业经济的发展。
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它的根源是从世界金融组织到美、英及各国没有一个制度对世界各国和本国金融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世界金融市场，其主要原因，也是美国国家对金融失去监控管理。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银行倒闭引发，这次又是由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波及世界，导致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需要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以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共同认识和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国必须严格监管金融系统的经营活动，制定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加强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赋予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一定的权力，对世界金融市场进行监控。
但是，我们从深层分析问题，这次次贷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理论的误区导致的结果。政府可以应对性地解决矛盾，但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这是理论家的责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经济发展，而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就是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引向资本垄断阶段，导致毁灭性世界经济危机。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金融危机，也是这只“看不见的手”负面作用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再到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漫长的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从生产研究开始，他们的研究链条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研究的结果是：生产决定一切。用这种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必然会引向误区。
消费与国家管理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消费和创造消费过程的活动。这一活动过程，是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消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它们相结合过程的消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过程又创造出生产，生产又创造出消费需要的产品，创造出消费方式，不断创造出新的消费水平。
消费社会生产力又是继承积累的生产力。人类消费社会生产力是世代相传的。人类消费是人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物质生产力，有措施有方法地向自然界索取消费物质，和创造消费物质产品。
在三大消费活动过程，对人类自身的消费过程的管理，对人类在生产消费过程的管理，对人类为三大消费向自然界索取消费物质和创造消费物质的活动过程的管理，要求人们尽最大的能力并要有科学发展观，实行科学的管理，以最少的科研经费和生产消费创造出最好、最多的有使用价值的生活消费物质和社会消费物质以及精神文化消费，并达到社会总的消费财富较公平的分配，较好地解决国内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幸福富裕的和谐社会。
这就需要实行科学的组织管理，这种管理从整体上可分为两类，即：一是消费与宏观管理；二是消费与微观管理。
消费宏观管理是国家上层建筑对三大消费的整体管理。消费微观管理是企业的生产消费经营和销售经营服务的管理和家庭生活消费管理。消费与宏观管理的目的是，保证一个国家三大消费的、正常活动的、正常科学的有序进行，并迅速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消费需要，同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的安全，并为人类世界和谐和三大消费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国家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
消费微观管理的目的是：保证一个企业在生产消费过程中，要以最少的消费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较好的、较多的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以最佳的优质销售服务满足直接消费者的需要，获取较多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消费社会生产力的最大化，担负起社会的责任，解决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好和摆正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解决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企业生产消费与自然界的关系之间的矛盾。
家庭生活消费管理，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消费目的和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使有限的消费基金收入增值、增收和合理地安排生活消费，提高生活消费质量。由于消费基金的来源和满足人们日益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消费需要是复杂的、多变的。因此，它牵动社会总体经济活动运转过程对微观消费管理，有全面性的意义。
世界经济管理篇10
新书会由企业管理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主任刘刚主持，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刘鹏副理事长兼企业管理出版社社长代表协会及出版社对该书的出版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致辞，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苏日嘎拉图博士和南京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张玉玺先生先后对本书做了推荐发言。
会上，作者黄伟先生讲述了写作本书的初衷及主要创作过程，并从经济角度就当下的时事热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做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评论。
《货币突围——拯救“纸”醉金迷的世界货币体系》是企业管理出版社与黄伟先生携手推出的一本从全景角度分析世界货币体系的图书。它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从北宋王朝纸币诞生之初开始论述。同时以全球化的视角，不断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史实进行了综合解析。它指出了现行的世界货币体系的错误，点明了形成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且依据这一观点，对纸币诞生以来，世界和中国所产生的现实经济问题给予独到的分析，大胆提出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变革方案。
当然，《货币突围——拯救“纸”醉金迷的世界货币体系》并不是一本单纯阐述理论观点的书，更是一本令广大读者乐于阅读的著作。全书语言生动，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对当下读者一直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例如：纸币诞生于中国，却为什么能够在西方如此快速地站稳脚跟？凯恩斯主义的致命错误是什么？为什么说纸币超发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总是失败？西方的中国崩溃论为什么不灵？中国为什么出现工资涨幅远远落后于GDp涨幅的经济怪象？为什么中国接手金融霸权就将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