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1
按照学办[]15号文件要求，局领导班子通过深入学习与调研，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对查摆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梳理，达成了科学发展共识，增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坚定了审计科学发展的信心和决心。结合审计实际，在领导分析检查报告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反复征求意见，经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确定，制定以下整改落实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审计工作，以“破难攻坚、建章立制，取得科学发展新成效”为抓手，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分步实施，把集中整改与分类整改结合起来，真正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问题，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二、整改目标
通过开展整改落实活动，着力转变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使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明显增强，自觉承担“免疫系统”责任，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加快转型，狠抓落实，确保全年工作目标圆满完成。
三、整改落实项目和措施。
（一）坚持科学发展，提升科学审计理念。
一是牢固树立科学审计理念，进一步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认真贯彻审计“免疫系统”理论，加大实践探索的力度，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体制、机制、制度、政策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认真履行好审计的工作职责。
责任科室：各业务科室
完成时限：年底
二是深化理论学习。深入开展创建学习型机关活动，进一步完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学习会制度和“审计论坛”制度，做到机关学习会每星期一次、中心组理论学习和“审计论坛”每月一次、党支部会议每季度一次，切实提高全体人员的理论素质和业务水平。
责任科室：办公室
完成时限：年底
（二）坚持围绕中心，提升服务大局水平。
一是服务发展。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发展放缓压力，主动站在县委县政府大局下谋划和实施审计工作，更多地关注宏观调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突出审计重点，及时揭露问题，积极为县领导当好参谋。组织开展县财政同级审，并向县人大常委会做专题报告。
责任科室：财政金融审计科
完成时限：年8月底
二是服务决策。重点保障中央和地方关于促进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加大对重点项目、重点资金的审计力度，揭示和反映有关政策措施是否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促进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提出建议，推动深化改革，完善宏观调控。
（1）组织开展坦头镇财政决算审计、县建设规划局财政收支审计、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财政收支审计、县水利水电局局长杨日永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年财政收支审计、县交巡警大队大队长庞正国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年财务收支审计等项目。探索白鹤镇书记镇长任期经济责任“捆绑式”审计模式。
责任科室：财政金融审计科、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
完成时限：年底
（2）组织开展三州乡乡长蒋朝永任期经济责任和年度财政决算审计、县计生局局长庞志刚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年财政收支审计。
责任科室：行政事业审计科
完成时限：年底
三是服务民生。牢固树立民本审计理念，不断深化社保、教育、科技、环保、农业等资金的专项审计，积极推动中央和地方关于维护群众利益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和落实，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众的合法利益。
（1）组织开展平桥中学财务收支审计和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审计项目。
责任科室：财政金融审计科、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
完成时限：年底
（2）组织开展育青科教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收支审计和县五项社保基金专项审计调查项目。
责任科室：行政事业审计科
完成时限：年底
（3）组织开展滩坑水电站移民安置资金专项审计调查
责任科室：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
完成时限：年底
（三）坚持解放思想，提升审计创新能力。
一是拓展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进一步完善以全部政府性资金（资产）为主线的审计工作机制，在进一步摸清和掌握全部政府性资金家底的基础上，加强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增强分析和评价力度。
责任科室：各业务科室
完成时限：年底
二是深化绩效审计。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取向，以全部政府性资金为主线，以民生、民享、民用项目为重点，不断丰富和完善绩效审计的实践形式，力争今年投入绩效审计力量占整个审计力量的一半左右。
责任科室：各业务科室
完成时限：年底
三是推进计算机审计。进一步推动计算机技术与审计业务的融合，进一步提高计算机审计能力。继续深化“0a”与“ao”的应用，提高审计项目中计算机技术应用的覆盖面。积极开展计算机审计技术交流和难题攻关，提高计算机审计水平。
责任科室：办公室、各业务科室
完成时限：长期
（四）提高审计质量，提升审计监督层次。
改进质量控制，推动质量控制从查错纠弊为主向预防规范为主转变。实行审计流程弹性管理，提高审计效率，节约审计资源。落实三级复核制度，加强审计质量检查与考评。
责任科室：各业务科室
完成时限：长期
（五）坚持以人为本，提升队伍综合素质
一是加强“五型”建设，提高班子科学发展能力。以创建学习型、和谐型、务实型、创新型、廉洁型班子为目标，着力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
责任领导：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完成时限：长期
二是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建立健全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制度，花大力气培训一批经验丰富、业务精湛、熟悉财经管理的审计专门人才。注重拓宽审计人员的知识面，着力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责任科室：办公室
完成时限：长期
三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积极推进“阳光审计”，认真学习落实新“八不准”规定，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审计组廉政责任制的落实，坚持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回访，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过错追究暂行办法，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科室：办公室
完成时限：年底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整改工作由局长负总责，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口负责，业务科室具体抓好落实。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监督检查进展和落实情况。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2
从历时的角度来追溯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作为管理思想源头的古典管理理论和紧随其后的行为科学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基本触及现代管理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清理两大理论流派的内在精神，并探求其内部相关性，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两大理论流派的追忆，而在于为现代管理提供新的视角。鉴于此，从比较的视角探寻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所内蕴的管理精神，并探究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超越，对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时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http://的发展，技术的先进与管理的落后成为突出矛盾而存在，一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一系列管理观点。从理论体系建构上而言，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和厄威克与古利克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旨在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物质刺激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古典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管理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存在，也标志着管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化。
行为科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古典管理理论时期所确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日益显示出局限性，行为科学理论应运而生。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行为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确立和大规模发展两个时期。在确立时期主要包括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在大规模发展时期主要包括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为代表的个体行为理论；库尔特·卢因的团体动力理论和以布莱克与穆顿为代表的组织行为理论。此外，行为科学理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激励理论，主要有“赫兹伯格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阿特金森的成就需要激励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波特－劳勒的期望机率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凯利的归因理论、斯金纳等人的强化理论等等。”[1]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社会人”为前提假设，“以组织中人的问题为中心，从动态的角度和社会心理方面研究人的因素对行为组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2]其中，特别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对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工作生活质量、组织的激励措施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行为科学理论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一些不足，凸显了管理的人本色彩。
二、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比较
1.经验性研究转向实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其一，在古典管理理论之前，管理学正处于萌芽阶段，一些学者只留下了关于管理只言片语的观点，并没有留下经典的文献，因此，没有大量的文献供其翻阅。其二，无论是泰罗，还是法约尔，他们的管理观点主要是来源于自身的管理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实验”，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体验”。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讲，他们应用的是经验归纳法，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属于经验型研究范畴之内，难以对复杂的管理实践作出全面的解释和预见。行为科学理论融入了大量的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其理论建构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理论假设的相关条件，建立理论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然后再通过对结论的检验，由此展开理论分析，从而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行为科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而心理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实证研究范畴之内。所以从经验性研究向实证性研究的转换促进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发展。
2.客体性研究转向主体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其旨趣一般都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如工作条件、工作行为等标准化方面，以及对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探讨等。即使涉及人的问题，也是抽剥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客体地位进行关照和对待，使人只是作为提高效率的工具手段而存在，忽视人的主体性价值。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影响组织效率的决定因素，探求人的社会属性和多方面的需求，侧重于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组织应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提高人的主体性价值。因此，从客体性研究向主体性研究的转换进一步提升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
3.局部性研究转向系统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作业效率和生产环节层面，如泰罗主要探讨作业层次的管理，主要局限于车间的范围之内；法约尔虽然视角高于泰罗，但其主要专注于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研究；韦伯侧重于组织结构的体系设计，都带有明显的局部性特点。行为科学管理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更加系统，开始关注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巴纳德开创了社会系统研究的先河。尽管行为科学理论在系统研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局部性研究向系统性研究的转换大大地丰富了管理研究的视阈。
4.静态性研究转向动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管理原则、管理程序、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是一种静态性研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从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层面介入组织管理研究，关注组织的动态因素，属于动态性研究。从静态性研究向动态性研究转换说明了管理研究方法的丰富，视野的开阔。
三、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超越
1.人性研究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建构是以“经济人”为前提的，认为金钱的刺激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内在动力。诚如泰罗所言：“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3]也就是说，任务与奖金构成了古典管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古典管理理论看来，工人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激发工人提高效率的手段则是金钱。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明确提出“社会人”的概念，认为人不仅要求物质利益，而且还要求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存在，需要得到友谊、安定和归属感。后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都从不同的层面对人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因此，相对古典管理理论的人性研究来说，行为科学管理的人性研究更为充分，大大丰富了人性研究的视野。
2.管理原则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主要致力于管理普遍原则的探讨，无论是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还是厄威克与古利克所总结的目标原则、权责相符原则、职责原则、等级系列原则、控制幅度原则、专业化原则、协调原则、明确性原则，都是从静态组织体系建构上来说的。西蒙曾指出“对几乎每个原则来讲，都能找到一个同样似是而非，并且可接受的矛盾原则。”[4]因此，可称之为“谚语”。行为科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组织理论的原则，如人格尊重的原则、相互利益原则、人性激发原则、人人参与原则、相互支持原则、协调统一原则等。这些原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对于管理而言，这些管理原则的探索有利于管理有效性的实现。
转贴于
3.组织视阈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研究视野完全是封闭的正式组织内部，如泰罗专注于作业现场的管理，法约尔局限于企业内部管理，韦伯从组织的角度来追求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设计。在行为科学理论时期，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而且意识到非正式组织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巴纳德进一步发挥了非正式组织的理论研究，对非正式组织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因此，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而言，行为科学理论时期的组织状态更加开放，而且组织视阈相对完整。
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3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征求意见、交心谈心和对照检查，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局党组班子解决自身问题、提高领导水平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二、整改任务和落实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学习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政治责任，切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始终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继续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的系列讲话精神，不断用党的理论和政策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推动实践。
责任领导：陆xx
牵头领导：张xx
责任科室：组织人事科
协办科室：局党支部、纪检监察室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2.加强政策法律学习。深入学习十八大以来国土资源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新形势下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论述、指示，班子成员要将中央和省市规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自身做起，从具体问题改起，为干部职工作出表率。
责任领导：陆xx
牵头领导：施xx
责任科室：政策法规科
协办科室：各科、所、队、室、中心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3.加强业务知识学习。我国土地政策在继续强化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稳增长、调结构的用地政策，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管理业务知识的学习和培训。
责任领导：陆xx
牵头领导：杨xx
责任科室：各科、所、队、室、中心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二）进一步加强班子建设
1.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定期召开局党组会、局务会，并使其正常化、常态化。强化集体领导观念，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在决策前慎密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凝聚集体智慧，为科学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
责任领导：陆xx
牵头领导：张xx
责任科室：局办公室
协办科室：组织人事科、局党支部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2.改进班子成员沟通不够问题。加强班子成员的沟通协调，是维护班子团结的保证，也是决策贯彻到位的前提。班子成员间达到性格上相知，心理上相容，思想上相通，认识上相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工作上就能拧成一股绳，就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责任领导：陆xx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3.加强基层国土所管理。每位班子成员要深入分管的基层国土所检查、指导、调研，在为基层所解决工作、生活中困难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分管乡镇国土所的监督、管理，落实好“一岗双责”，对危及部门形象和信誉等现象，要立即督促整改并进行回访追踪。
责任领导：陆xx
责任科室：各乡镇国土资源所
协办科室：办公室、组织人事科、纪检监察室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4.加强两支购买服务队伍的建设。购买服务人员的待遇低于编内人员，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使得做事拖拉、责任心不强等现象普遍存在，为促进工作作风良性转变，必须切实加强对不动产登记中心购买服务人员和执法协管员的管理。
责任领导：陆xx
牵头领导：张xx
责任科室：不动产登记中心、执法监察大队
协办科室：局办公室、组织人事科、纪检监察室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三）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1.实现“三会一课”正常化。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保证党的组织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的要求，进一步增强抓好“三会一课”的自觉性。
2.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精神，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专题开展《准则》和《条例》学习教育，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切实强化廉政教育监督检查，认真执行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严肃查处违纪行为。
责任领导：陆xx
牵头领导：张xx
责任科室：纪检监察室
协办科室：各科、所、队、室、中心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四）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1.梳理完善现有制度机制。修订《xx市国土资源局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及部门管理制度》，对行之有效的，长期坚持；对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修订完善。
2.强化制度执行力。建立和完善机关各项工作制度，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无论是上下班制度，还是办公用品、公务接待、固定资产管理等方面，要开展经常性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责任领导：陆xx
牵头领导：张xx
责任科室：纪检监察室、办公室
协办科室：各科、所、队、室、中心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局党组将把整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整改进展情况汇报，全面掌握工作进度，及时对难点问题进行会诊研究。建立科室负责人包抓整改项目责任制，确保每项整改任务落实到位。每位党组成员既要抓好牵头负责任务的整改，又要抓好个人的整改，为全局党员干部树立标杆，做出榜样和示范。
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4
一、总体任务
整改落实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明确目标、制定措施、健全制度、落实整改，同时要做好活动总结工作，组织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充分运用前两个阶段的成果，紧扣“建设一支过硬干部队伍、提升执政为民水平”主题，围绕工商职能转型主线，明确整改项目、整改目标和时限、整改措施、整改责任，对整改落实作出公开承诺(简称“四个明确、一个承诺”)，切实抓好整改落实，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整改落实项目、目标和时限、措施、责任
(一)整改落实项目。重点对分析检查阶段查找出的问题和差距进行整改。在活动开展的分析检查阶段，局领导班子查找出在思想还不够解放、作风还不够扎实、宗旨意识还不够强、队伍素质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存在差距等四个方面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问题，并形成了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整改落实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集中力量解决存在的问题。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以上问题逐条认真进行分析，科学分类排队，将其归纳为：1、在思想认识上，对科学发展观认识还不够全面。2、调研工作还不够经常化，全面调研和专题调研不够深入。3、对部门部署的工作任务虽有督查办理，但效果仍不很理想。4、是业务工作抓得不够平衡。5、为基层、为群众服务的意识树得不够牢固。6、深入干部职工中解决实际问题还比较少。7、干部职工活动内容还不够丰富，满足不了干部职工的需求和愿望。8、对照“一面旗、一团火、一盘棋”(以下简称“三个一”)要求，在部分领导干部身上还存在着党性修养不够、精神状态不佳、工作能力不强、思想作风不实等问题，与肩负的职能还不相匹配的问题等八个方面需要着手整改的项目。
(二)整改落实目标和时限、措施、责任。针对以上所存在的问题，局领导班子结合各自分管工作，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结合1356工作思路和工商“转型”的需要，经讨论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六个方面的整改落实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落实了整改责任和时限，提出以下整改措施：
1、进一步加强党组班子自身建设，提高领导班子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重点任务：
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领导班子领导××工商科学发展的能力。
整改措施：
(1)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领导班子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进一步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加深对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掌握经济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工商行政管理的新知识。负责组织推动全局机关理论学习，建设学习型机关。党组中心组每年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12天。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人事监察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2)深入开展调研活动。围绕工商转型的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对工商科学发展的方向性、政策性的调研，重点对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消费维权、干部职工思想动态、基层建设等方面开展调研，切实解决工商转型期热点、难点和深层次的问题。着力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促进工商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实际能力。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办公室(*)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12月
(3)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改革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密结合县情，准确把握当前工商转型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创新工作思路方法，发展机制，进一步发挥工商职能作用。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办公室(*)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4)加强局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分管领导负责制。分管领导要经常到分管单位和基层调研，加强检查和指导工作，为分管工作排忧解难。畅通办文办事程序，请示及时批复，促进工作开展和推进。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人事监察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2、坚持以“四个统一”为指导，立足工商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任务：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监管与发展、监管与服务、监管与执法、监管与维权(以下简称“四个统一”)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统一”。进一步加强学习，加强宣传，加深理解，坚决贯彻，把“四个统一”的要求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积极助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整改措施：
(1)积极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积极支持国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发展，增加市场主体发展总量;积极支持企业改制、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型工业化，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切实提高发展质量;严把市场准入关，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依法做好淘汰落后相关工作，支持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责任领导：岩伦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企业注册登记管理股(*)、城关分局(*)、勐遮分局(*)、打洛分局(*)、勐混工商所(*)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2)积极服务农村改革发展。进一步完善红盾护农、经纪活农、合同帮农、商标富农、权益保农、市场助农和政策惠农(简称“七农”)等工作机制，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责任领导：岩伦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市场股(*)、企业注册登记管理股(*)、城关分局(*)、勐遮分局(*)、打洛分局(*)、勐混工商所(*)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3)积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入推进区域执法协作、维权协作、商标发展协作等机制，营造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发挥工商部门、个私协会作用优势，加大工作力度，支持各类区域经济发展。
责任领导：岩伦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市场股(*)、企业注册登记管理股(*)、城关分局(*)、勐遮分局(*)、打洛分局(*)、勐混工商所(*)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4)积极实施商标战略。支持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以“一所一标”活动为契机，要求每个工商所至少帮扶辖区一户企业、个体工商户申请注册一件涉农商标，使全县的涉农商标注册迅速增加，使“一所一标”工作开展扎实，积极争创驰名、著名商标。
责任领导：岩伦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企业注册登记管理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12月
(5)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认真做好企业股权出质登记、动产抵押登记等工作，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责任领导：岩伦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市场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12月
(6)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落实国家优惠扶持政策，以“贷免扶补”工作为契机，大力支持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责任领导：岩伦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企业注册登记管理股(*)、城关分局(*)、勐遮分局(*)、打洛分局(*)、勐混工商所(*)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12月
3、加快推进“四化建设”，依法履行职责，不断提高市场监管执法效能
重点任务：
围绕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以下简称“四化建设”)工作思路，以工商“转型”为契机，努力构建适合工商科学监管、和谐监管的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市场监管执法效能。
整改措施：
(1)加快推进市场监管执法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四化建设”，不断提高工商部门依法行政水平，提高市场监管执法效能，树立工商部门良好的执法形象。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法制股*)、监察室(*)、市场股(*)、12315投诉举报中心(*)、公平交易股(*)、企业注册登记管理股(*)、人事监察股(*)、城关分局(*)、勐遮分局(*)、打洛分局(*)、勐混工商所(*)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2)切实加强信息化建设成果应用，积极推进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由突击性专项性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法制股*)、办公室(*)、市场股(*)、12315投诉举报中心(*)、公平交易股(*)、企业注册登记管理股(*)、城关分局(*)、勐遮分局(*)、打洛分局(*)、勐混工商所(*)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3)加强法制建设。深入开展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研究，加强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健全法制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工商行政管理执法队伍。
责任领导：王国新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法制股*)、办公室(*)、人事监察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4、坚持以人为本，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重点任务：
大力实施12315品牌示范工程，建立和完善消费维权体系，逐步搭建形成12315行政执法体系“四个平台”，扩大消费维权监督网络的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推进农村消费维权工作深入开展。
整改措施：
积极引导消费者依法维权、正确维权，加大消费安全的宣传力度不够，针对消费者投诉面临着的举证难、鉴定难、解决难、执行难的问题，在11个乡镇建立消费者协会分会、85个行政村建立消费者维权站和12315投诉站(简称“一会两站”)，形成覆盖城乡的消费维权网络，积极开展好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扩大宣传效果，凸显品牌效应。
责任领导：王国新;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12315投诉举报中心(*)
相关责任单位及负责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法制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12月
5、转变作风，提高水平，推进和谐文明新发展
重点任务:
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丰富干部职工活动，营造和谐氛围，推进和谐文明新发展。
整改措施：
(1)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经常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和文化体育活动，不断满足群众求知、求乐、求健康的需求。加快建立覆盖全辖区、涉及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全力打造“诚信工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引导干部职工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以申报省级精神文明单位为契机，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实施市民素质提升工程，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的文明素质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人事监察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9月
(2)开创文化事业。建立机关图书室、活动室，完善借阅制度。充分发挥工、青、妇组织作用，适时开展寓教于乐，强身健体的文娱活动和体育比赛，营造和谐氛围，增进感情交流，增强凝聚力。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人事监察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12月
(3)加强作风建设。建立作风督查工作机制，定期围绕机关作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督查，积极推进作风的大转变。通过作风转变促进工作落实，推动事业发展。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监察室(*)、人事监察股(*)、办公室(*)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6、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切实抓好班子建设及队伍建设
重点任务：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改进工商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队伍综合素质，努力打造一支思想政治坚定、纪律作风严谨、执法服务水平一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整改措施：
(1)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和效能监察制度。紧密结合工商工作实际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制定《××县工商局2009年纪检监察工作实施意见》。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监察室(*)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7月至2012年12月
(2)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加强拒腐防变机制建设，坚持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以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内部监督和群众监督;改进党风廉政教育的方式方法，强化廉洁从政意识;切实加大纪检监察工作力度，突出重大工程建设、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容易出问题的环节，认真落实《廉政风险点登记防范管理办法》，严格监督，严加防范。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监察室(*)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12月
(3)进一步加大基层建设力度。加快建设一批规范化示范工商所，配优工商所长，配齐执法人员，配备执法装备，建好小会议室、小活动室、小学习室、小食堂，不断改善工商所工作和生活条件。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人事监察股(*)、办公室(*)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12月
(4)继续抓好干部学习教育，不断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加强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制定学习制度。认真落实学习制度，做到三结合：一是与日常学习相结合。在日常学习制度的基础上，把科学发展观纳入学习制度中，整合学习内容，建章立制增强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长期性。二是与日常工作相结合。把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融入到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之中，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全方位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和业务水平。三是与学习自觉性相结合。始终要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意识，强调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党员干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增强学习实践的自觉性，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全面理解和掌握，增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自身工作的自觉性。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人事监察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12月
(5)加强党性修养，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强化宗旨观念和人民公仆意识、服务意识，克服形式主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班子成员带头开展执法检查，带头调查研究，带头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听取基层同志以及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定期听取机关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察民情，顺民意，认真研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责任领导：*;
承办单位及负责人：局党总支部(*)、城关支部(*)勐混支部(*)、监察室(*)、人事监察股(*)
整改落实时限：2009年8月
三、完善体制机制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把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的重要标志，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科学发展和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解决制度缺失和制度障碍等问题，对现有的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清理，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做好废、改、立工作。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学习制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贯彻四项制度之对外宣传制度》等制度进行了修改，新建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效能督查工作制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执行四项制度之联席会议制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贯彻四项制度之对外宣传制度》等制度，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正确导向，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践行科学发展观，为民办实事好事
根据县委的安排和部署，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整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落实几件群众普遍期待的实事好事，多为人民群众办看得见、摸得着、促进科学发展的实事，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深入开展红盾护农、经纪活农、合同帮农、商标富农等工作，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开展贷免扶补工作鼓励创业。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云南省鼓励创业贷免扶补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关于印发云南省鼓励创业贷免扶补实施办法细则(暂行)的通知》、《云南省工商局云南个私协会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鼓励创业贷免扶补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精神及相关规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结合工作实际，开展鼓励创业“贷免扶补”工作，积极引导包括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复转军人、失业人员等人员自主创业，鼓励扶持他们以创业促进就业，扩张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要求。我局鼓励创业“贷免扶补”工作既要围绕党政中心、贴近实际工作，又要以此契机树立新时期服务型工商的崭新形象。
(三)开展帮扶活动，促进脱贫致富。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帮扶工作开展以来，亲自到贫困党员家中了解经济发展情况、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困难。通过不断的交流信息，随时掌握贫困党员的情况，促进了帮扶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帮扶过程中，采取了爱心捐助、生产资助、生活关心等措施，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帮助，更从思想上进行帮扶。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自强、自立意识。能自己谋求发展之路，积极自我脱贫致富，并能积极做好生产带头人，为贫困党员脱贫致富、为新农村建设多做贡献。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对重大事项进展和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监督。各股(室)、工商所(分局)要将相关各项整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在突出位置，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层层抓落实，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适时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实施意见，对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要立即着手解决，对不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要创造条件，明确时限，分步实施，积极解决，确保各项目标任务的顺利实施。
(二)坚持统筹兼顾。要坚持以国家工商总局提出的“四个统一”为指导，以建设高素质队伍、运用高科技手段、实现高效能监管、履行高质量服务(简称“四高目标”)为方向，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治标又治本，既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又注重加强机制制度建设。
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5
关键词：公共行政系统分析；可能性；必要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74－04
系统分析方法来源于系统科学，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横跨自然与社会学科的新兴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并引入政治学，为我们建立科学的政治学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传统公共行政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相应地也纳入了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当中，开辟了公共行政学新的研究视野。
一、公共行政系统研究法：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一)系统分析及政治系统分析法的渊源
1，系统及系统分析法(Systemanalysismethod)
1968年，贝朗塔菲发表了一般系统论的代表著作《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与应用》，在文中贝塔朗菲把一般系统概念定义为：处于一定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总体，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集合体。钱学森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其后，“系统”一词风靡各门学科。
系统分析法是在克服还原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原论主张对研究对象不断进行分析，恢复其最原始的状态，化复杂为简单。随着科学疆界的拓展，大量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复杂大系统，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系统在整体上涌现出新的性质和功能。还原论无法对这种新特性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而面临挑战。系统分析法是在揭示还原论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强调要把整体论和还原论、局部分析与整体描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描述、定性与定量刻画相结合的特点。应用在一般学科领域，系统分析法就是指把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对系统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的方法，它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考察和研究整个客观世界，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它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的科学思维由主要以“实物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系统为中心”，是科学思维的一个划时代突破。
2，政治系统分析(aSystemanalysisofpolitics)
政治系统论者之一的莫顿，卡普兰(mortonKaplan)认为，分析政治现象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看作是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他曾说：“只有当政治活动根据活动系统来处理时，科学的政治才能发展起来”。最先使用系统方法对政治进行分析且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大卫，伊斯顿pavideastonl917--)，1965年他在其代表作《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aSystemanalysisofpoliticalLife)中，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对政治生活进行分析。“科学是通过形成可以描述世界的概念人手的。……没有概念的形成，科学也无从谈起。”“在政治学发展的当前阶段，谁想把自己的一套观点标之以理论，那他就必须集中关注概念形成和革新”，因此他的政治系统分析也是从概念结构的创立开始的。他创建了一整套政治系统分析的概念结构，如政治环境中产生的要求和支持的输入、干扰和压力下的反应与输出、信息反馈、穿越政治系统边界的交换与交动等。而系统(System)、环境(environment)、反应(response)、反馈(feedback)则是伊斯顿应用的四个主要概念，这四个概念把政治生活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联系起来。
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伊斯顿主要传达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伊斯顿认为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一个系统，这是无须争辩的。因为“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互动构成了一个行为系统”。第二，政治系统是社会总系统的一个部分，环境会通过输入对政治系统形成干扰(disturbances)、造成压力，系统有一定的适应性的能力(通过输出)对干扰、压力作出反应，并改变或适应其所处其中的条件。第三，一个系统能在压力条件下得以维持，通过反馈而实现的信息功能不可或缺。正是系统的反馈给决策者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政治系统才能作出自动或被动的调适自身来延续其发展。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要解决的是一切政治系统是如何设法在稳定的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的这一问题。而所谓政治系统的生存过程及其持续不可或缺的功能，是与其试图由以自我维持的典型反应模式相联系着的，对这些过程和反应的本质及条件的分析，是伊斯顿理论的核心问题。作为一种宏观理论，政治系统分析具有较广的适用性，它提供了研究政治的一般原理和概念工具，它适用于一般的政治系统。
政治系统分析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和局限。首先，政治系统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本身还不够成熟(如对政治边界模糊、内部要素界定不清、运动过程过于简单等)；其次，到目前为止，系统分析只限于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治的研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体制、政党的特性、政治集团的作用和数量、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方式、大众传媒的状态等等，均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按西方国家政治形态所建立的系统分析模式显然不能搬用；再次，系统分析是描述型理论，使政治这个有强烈阶级和价值色彩的名词变成了一个中性的系统，其价值中立色彩不能反应政治生活的本来面目。
(二)我国公共行政系统研究法及其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专著来专门探讨公共行政系统分析，但事实上在没有充分的理论验证公共行政能否采用系统分析法之前，系统分析作为一种新视角或分析工具已经引入到公共行政的分析中，“行政系统”、“行政输入”、“行政输出”“行政反馈”等名词已广泛见于论文及著述当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笔者个人认为主要原因还是行政学科脱胎于政治学的历史影响和行政学自身学科发育不充分的现实。另外，新公共行政学派诞生之后，民主、互动、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成为行政学的追求和导向，行政价值又回归到政治领域中来，行政学似乎有回归母学科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尽管效率的价值取向还是新公共管理的主导价值，但是新公共管理学派倡导的民主价值一直没有被抛弃，政治与行政的分野更显示出模糊性，公共行政学领域难以自立门户创建出区别于政治学独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那么，我国公共行政领域能否采用系统分析法？笔者认为我国已初步具备使用这一工具的条件，因而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方法是可行的：第一，我国公共行政生活是个
大系统，这是公共行政系统分析的前提。根据系统的概念，毫无疑问，行政生活是个大而复杂的流动系统，它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行政系统具有自身的结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行政系统有自身的环境，在环境中不断地吸收信息、转化、加工、输出信息，环境也不停地将支持、要求和反对等信息输入行政系统，要求当局做出反馈。第二，我国政治集团等社会主体得到了发育成长，这是公共行政系统分析的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行政系统的若干构件，如政府当局、政治集团、社会利益集团、民间共同体等，这是行政系统运行的主体。高效办事的政府当局就将环境信息吸收、加工和转化，对要求做出反馈；政治集团、社会利益团体和民间共同体是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集中者、综合者和表达者，它们在行政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我国行政组织是较为开放的系统，这是公共行政系统分析的保证。开放的行政系统是社会要求、支持等信息快速穿越行政组织边界、到达政府当局信息加工厂的基本条件。开放的系统需要一系列通道实现信息的流动和跨越，我国的政党执政参政、新闻媒体反应民情社意、民众的行政参与等都是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交流信息的通道。
(三)我国公共行政的系统研究法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公共行政必须扬弃对静态行政模型的描述研究法，引进动态权变的系统分析法开拓研究视野。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法改变了传统行政学研究的静态模式，把行政行为引入了系统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各种行政现象及其深层次原因。传统行政学只注重组织内部的、制度、结构、规则、原理等静态研究，系统研究法则把行政生活看成一种行为系统，把社会成员和社会环境对行政生活的影响作为变项，通过系统模式考察它们对行政系统的作用以及政治系统对它们的反作用。这就从动态上把握了行政行为和行政过程。
其次，我国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需要新的具有说服力的概念和理论来加强学术性研究，同时为实践提供大众化的指导理论。系统分析具有一般理论的适用性，能对古今中外的行政系统进行一般性的描述，提供研究行政组织，了解行政结构的一般原理和概念工具，对于行政行为、行政参与、行政过程、行政文化、行政沟通等具体问题，系统方法也同样具有说服力。
再次，我国的公共行政学不仅是一门规范性学科，而且也是一门描述性学科，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方法主要作为一门描述性分析工具，能适应我国社会行政生活的外在显性特征。系统论的整体观点，系统的要素之间、环境与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把人的行政行为放到与外在环境和人际间的普遍联系中考察，这符合行政生活普遍联系、动态发展的外在特征。
所以从理论上来看，将系统分析法引入公共行政学领域，不仅必要，而且重要。系统分析法的引用已经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角，也必将发挥着方法论的重大影响。
二、系统视角下的公共行政：主体及过程
行政系统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调节和进化，那么这种调节的和进化的主体是什么，又遵循何种过程?按照伊斯顿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行政系统运动的主体分为：行政共同体、典则和行政当局。将行政系统运行的过程分为行政输入、信息转换、行政输出，也即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落实和实现的过程。
(一)行政系统主体――行政共同体、典则与当局
1，行政共同体。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它首先是人的集合，由相关成员个体按照地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而组合成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家族、社区、公司、民族、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个体的不同组织形式，也是共同体的不同表现。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历史上的城邦、城市、王国、民族国家是独立的个人在一定地域内基于共享的观念和文化而通过参与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中，个人的利益关系构成这种共同体的组织脉络，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对公共事务的承担赋予这种共同体以生命。在伊斯顿看来，政治共同体是“政治系统的一个方面，它由政治劳动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他们都参与公共结构和一系列的过程，但连接的纽带(政治共同体感)可能是紧密的，也可能是疏松的”。与此类似，行政共同体就是享有相同行政观念或文化的利益集合体，这种集合体用或松或紧的行政认同感将社会分散的个人连接在一起，对行政系统发挥综合性的影响。
2，典则。伊斯顿并没有给典则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却侧面描述了典则的特征和组成部分，“只要一个团体的成员在政治共同体中显露出最为强烈的互相认同感，那么他们就会一直面临建立某种规范化的方式来理顺彼此之间政治关系的任务……成员需要接受某种基本的程序和规则…”；“典则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部分：价值(目标和原则)、规范(习俗、法律)和权威结构(对合法性的普遍信仰)”。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典则即为正式制度(法律、法规、规章等)和非政治制度(习俗、传统、惯例、禁忌、神话等)之和，也即典则是广义上的制度的含义。形形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将环境中看不见的需要转化为支持或消损性力量，穿越行政组织边界，成为系统的输入。
3，当局。当局在伊斯顿笔下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如果我们可以用‘当局’这个概念来作为权威角色的承担者，一般来说，当局还包括符合下列标准的系统或成员：他们必须涉足一个政治系统的日常事务，大多数的系统成员都承认他们对这些日常事务负有责任；在大多数时间内，他们的行为将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得以认可，只要他们是在他们的角色所限的范围内行事，他们必须使大多数成员认可他们的行为。”伊斯顿按照自由程度的大小和权威的范围，把当局作了划分，“当局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层，已经取得决策权的当局处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极点之上，……另一极可能包括的是那些邮递员或农业工人”，可见，当局也即是指对行政系统产生影响的系统内外部人员，包括国家首脑、议员、内阁僚属等正式的权威角色，也包括社会的较低阶层(如邮递员，农业工人等)。
(二)过程――行政输入、信息转换、行政输出
在我国，行政输入、信息转换、行政输出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实现、利益落实的过程。
利益表达过程是行政主体的个人或集团向当局表明他们的利益要求以期望从将要出台的政策中获得利益的过程。当利益表达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后就以行政输入的形式进入行政决策机构。
利益综合过程是社会大小角色纷呈亮相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往往漫长的过程。为使利益表达变得强而有力，各个政党、利益集团、政治共同体就必须广泛地争取社会支持，使其主张成为行政机构不能忽视的行政要求，这种将共同利益和力量集合起来的行为过程，就是利益综合的过程。
当“利益表达”经过“利益综合”被强化后，再以行政输入的形式出现在行政决策机构时，便作为政府的备选方案之一进入议事日程。政府经综合权衡、慎重考虑而权威性选中其一的做法称为“决策”。利益决策过程在伊斯顿
的分析中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因而其理论往往被视为“黑箱理论”。
行政系统政策法令的实施和裁决将行政决策以行政输出的方式投放到社会中，这实质上是利益实现和落实的过程。如果政策在实行中遇到阻碍和困难，这种信息便以负反馈的形式，回输至监督和决策机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行政系统主体及其运行过程都是在相互作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的，从而行政系统就表现出动态的平衡性特征。系统呈现的这一特征是建立在各个构成部件功能和性状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的，某一个部分或构建发生变化，系统平衡就被打破，因而研究行政系统各个构成要件对于更好地应用系统分析法有积极作用。
三、我国公共行政系统研究法的局限性
我国基本具备公共行政系统的构成要件(前已论述)，也具有引入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但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种有力分析工具，系统分析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我国的公共行政领域后，也未免遭到“水土不服”的常见病，这是与我国公共行政系统自身构成要件发育的不完善直接相关的，因为在引入系统分析法后。面临着诸多挑战，也即表现为系统分析法的应用局限性。
(一)局限性之一：公共行政系统主体发育不足
首先，公共行政系统支持流向的对象之一的行政共同体发育不健全。行政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文化和信仰基础上的人员和集团，我国行政共同体已经在行政领域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但是仍旧发育不良，主要表现在我国民间组织不发达，民众自组织能力不强，地缘和血缘相当大程度上仍旧是维系社会民众的主要力量，行政共同体感较弱，大范围内的社会性共同体较少，因而民众社会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能力较弱。
其次，公共行政系统支持流向的对象之二的典则(制度)发挥的作用也较为有限。我国的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制度、法令、政策的制定意旨与执行现状脱节，制度、政策的权威性力量难以完整发挥；传统、习俗、社会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节着信息流向，侵蚀着正式权威的力量。
再次，公共行政系统支持流向的对象之三的行政当局(权威的承担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正式权威承担者(权威承担者包括自上而下的一系列阶层，上至总理、行政部门等正式权威承担者，下至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受制于官僚体制的各种特性(如封闭性、僵化性、终身制、缺少责任等)，难于发挥信息刷新(改革)和信息传递(摄取社情民意)的作用；非正式权威承担者的普通民众也缺少表达自身利益的公民能力和公共精神，二者力量都较为薄弱。
(二)局限性之二：我国公共行政系统信息传递过程阻力较大
1，行政系统的开放性有待进一步扩大。系统的封闭性驱使系统走向无序或僵硬，只有充分开放的系统才能使信息流穿过通道流入系统内部。用系统论观点来看，我国的行政体制仍然是封闭系统。从宏观层面来看有，我国传统的政府是封闭型、控制型政府，行政权力的过于集中，强化了政府的信息特权和决策的倾向性；从微观管理层面来看，行政体系内部的官僚制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部门分工、层级节制、职业训练都是以权力的不可侵犯为基础，权力的绝对集中才能保证金字塔式的结构稳固存在，是一套权力对行政的控制机制。
2.行政参与(信息通道)渠道不畅通。我国已经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舆论制度等。但是，执行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尚不完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一些地方选举过程不公正，只是走过场，不能真正反映民意或代表民意；一些地方在或听证过程中，对群众的一些合理化的意见或建议不予重视或不予采纳等，从而影响了政府行政行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些问题都阻碍了公民有效地进入国家行政领域，最终影响了信息输入行政系统。
3，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利益落实机制不健全。许多领域民众的真实需求难以得到反应，信息传达渠道不畅通导致虚假信息流的出现。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常因社会潜规则等传统力量的影响而走形变样。
(三)局限性之三：系统分析法作为一种中性工具与公共行政作为一门规范性学科的冲突
系统分析法起源于自然科学领域，是一种中性分析工具，它可以很好地分析不带感彩和价值取向的客观物质“粒子”，但是对公共行政进行系统分析上存在学科特色上的隔膜。实践证明，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具有规范性和描述性的双重特点，如果用系统的方法把行政生活看作是纯粹非人格化领域，那么这种分析未免又重回到政治一行政二分、行政“价值中立”的老路上去，而实践证明这种老的研究思路是不符合各国的客观实际的。因此，只有将涉及到公共行政价值的这张皮去掉，赋予公共行政作为纯粹技术性活动的特征，系统分析才可能真正地引入进来。事实上伊斯顿的系统分析倾向于注重经验描述的因果理论或描述性理论，它没能揭示政治生活中利益、权力、国家等的本质特征，具有淡化价值、美化资产阶级、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倾向，这也是伊斯顿的政治分析法受到批判的一个方面。
尽管系统分析法在公共行政领域遭遇“水土不服”的常见病，但其自身较强的说服力和公共行政主体及运行机制自身的发展完善，它仍旧以不可阻挡之势侵入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之中。随着系统学及系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系统分析法与公共行政学的结合将会更密切而不会是更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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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6
一、工作职责
第一条市教育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领导全局工作。班子成员协助局长工作，按责任分工负责分管工作的处理及受局长委托承担专项任务或临时工作。
第二条局长外出期间，委托一名班子成员主持工作。
第三条各科（室）长负责本科（室）工作。
二、重要事项决策程序
第四条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形成科学民主决策制度。
第五条实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和部署，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针、政策、措施，市政府委托起草的行政法规草案，重要人事任免、重大工程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和重要国有资产变更重组等重大事项，均由局班子会议（党委会）讨论决定。
第六条各科（室、处、所）提交班子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以及拟以市教育局名义实施的有关重要行政行为，必须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调研论证，涉及政策法规的事项，应征求政策法规工作机构的意见，涉及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事项，应充分协商，征求意见。
第七条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教育政策调整、制度改革等事项，应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社会公示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实行重要决策监督制度。各科（室、处、所）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局班子会议或党委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并加强督促检查，及时跟踪和反馈落实情况。
三、依法行政要求
第九条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行政权，履行教育行政部门职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十条根据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需要，适时制定部门规范性文件，向市政府建议制定行政法规，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行政法规。
第十一条制定规范性文件，须从维护全局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符合法律法规，符合市政府的行政规章和决策。涉及其他部门权限的事项，应提请市政府研究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或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
第十二条加强依法行政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严格行政责任，建立和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四、行政监督
第十三条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切实加强对局机关公务员行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
第十四条自觉接受人大代表质询，及时答复质询建议；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对教育法律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各承办科（室、处、所）要按规定时限，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第十五条加强教育系统内部行政监督。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各科（室、处、所）要配合局政策法规工作机构，做好行政复议受理工作，纠正教育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教师及学生的有关申诉工作，由相关科（室、处、所）归口负责；市教育局及各科（室、处、所）要通过多种途径，认真听取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六条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支持局监察、审计机构依法独立履行监督职责。对于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
第十七条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局班子成员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负责工作的科（室、处、所）和相关科（室、处、所）要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确保渠道畅通。局监察室建立督办责任制度，对各科（室、处、所）的工作情况予以督促检查。
第十八条局领导及各科（室、处、所）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重视新闻媒体和群众反映的教育问题，对其中重大问题，要积极主动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途径及时向社会政务信息，全面推行阳光政务。
五、会议制度
第十九条市教育局会议主要包括局班子会议、局党委会议、局务会议。市教育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局长班子会议或局党委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条市教育局局班子会议由局长召集并主持，也可由其委托的班子成员召集并主持。由局长或局长委托的局班子成员确定会议议题、决定召开的时间。出席人员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局办公室主任组成，还可根据会议议题需要，请有关科（室、处、所）及直属单位负责人列席。局长办公会的主要任务：
（一）传达学习市政府和省教育厅重要会议、文件、指示精神，讨论贯彻意见。
（二）讨论决定全市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
（三）讨论通过提请市人大、市政府、省教育厅审议的重大事项。
（四）讨论审定由市教育局的重要文件。
（五）讨论决定按行政审批职能需履行审批程序的事项。
（六）讨论决定直属单位的重大问题。
（七）讨论决定市教育局局长、局班子成员提交会议讨论的其他重要问题。
局班子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
第二十一条局务会由局长或局长委托的局班子成员主持召开，由局长或局长委托的局班子成员确定议题，决定召开时间，出席人员为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科（室、处、所）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协调处理急于商定的重要问题和专项问题；研究、讨论各科（室）工作进展情况和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任务。
第二十二条为便于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一般每周召开一次局班子成员碰头会，局班子成员碰头会由局长或其委托的局班子成员主持，出席人员为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局办公室主任。其主要任务是通报、沟通有关情况，协商、安排有关工作。
第二十三条局班子成员会议要切实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每个成员要充分发表意见。会议一经决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局班子成员要按各自分工，独立负责处理分管工作。重大事项或不便自己做出决定的事项，方可提交会议讨论决定。
六、公文审批程序
第二十四条市教育局各类文件，应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各单位报送局班子成员的公文，除有特殊要求需直接报送外，均须经局办公室统一登记传阅审批。局班子成员一般不直接接受各单位直接报文。
第二十六条以市教育局名义印发的上行文，经局班子成员审核后，由局长签发。
局办公室名义印发的上行文，报经有关局班子成员审核同意后签发。
第二十七条以市教育局名义印发的平行文、下行文，需报请分管局领导审核同意后签发。
第二十八条局领导对报请审批的各类公文，要及时审批。对一般公文的批阅，最长不能超过3天；对限时办理的公文，应在规定的时限内批阅；对急件应立即批阅。报请审批的公文，承办单位要提出明确的拟办意见，局领导应批示明确意见。
第二十九条严格执行公文会签制度。凡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科（室、处、所）业务的公文，主办科（室、处、所）应主动与有关科（室、处、所）协商会签。如有分歧意见难以在科（室、处、所）间协商解决的，可由主办科（室、处、所）将分歧意见列出，连同文稿一并报分管领导协调或审定。
第三十条各科（室、处、所）不得以科（室、处、所）名义直接向市领导行文。
第三十一条市教育局及局办公室发文，除需保密处理外，一般应及时公布。
第三十二条进一步精简公文，按市政府要求，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实行无纸化办公，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第三十三条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会上已经印发的，一般不再发文。
七、制度
第三十四条市教育局班子成员要转变工作作风，减少应酬和一般性活动，原则上不出席由下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组织的庆典、剪彩、首发式、首映式等活动，不为会议活动发贺信、贺电，不题词。确需领导参加的，由活动组织部门报局办公室协调安排。
第三十五条市教育局班子成员根据工作需要，自行确定调研题目、考察活动。局班子成员的调研考察活动，由局办公室协调安排。
第三十六条局长（书记）出差（出访）或休假，应向市政府、市委宣传部报告或请假，同时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告。局班子成员出差（出访）或休假，应向局长报告或请假，并将外出时间、前往地点和联系方式通报局办公室。局班子成员因故不能出席局班子会议等重要会议，应向局长请假。
各科（室、处、所）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出差或休假，应向分管领导请假后报告局长，并通报局办公室。一般情况下，各科（室、处、所）必须保证至少一名工作人员在机关内处理日常工作。
加强机关考勤考核力度。机关工作人员因事因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一般工作人员请假1天以内由科室负责人批准，2天以上报分管领导批准；各科室负责人因事请假须经分管领导同意，3天以上须向局长报告；科室负责人以上的干部因病、因事请假要报告办公室备案；凡病假2天以上者必须出具医院证明。
因公出差或因事离开本地，局长（书记）应向上级领导报告，局班子成员应向局长报告，科室负责人应向分管领导报告，科室工作人员应向科室负责人报告。外出参加各级各类考察学习培训的应事先编制预算，并按有关规定实施报批。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参加市以上学习、培训，要经分管局长批准；出省的，要经局长（书记）同意，并报办公室备案。
八、督办检查和工作落实制度
第三十七条督办检查的范围是：市委、市政府、省教育厅部署及批办的重要工作，市教育局年度工作计划确定的重要工作，局班子会议确定的重要工作和局领导批办的重要工作。
第三十八条督办检查工作由局办公室负责，明确牵头单位、协办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第三十九条各承办单位(科室)具体负责督办、检查事项的落实工作，保证在规定时限内，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对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办理结果，由牵头单位(科室)负责综合反馈，及时报送有关批办机关和领导。
第四十条实行领导亲自抓工作落实责任制度。凡列入督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实行领导和部门责任制，一级对一级负责，提出明确的质量和时限要求，做到责任到人。
第四十一条对情况复杂、落实难度较大的重要工作，分管领导要亲自抓落实。对跨部门或职能交叉的重要工作，分管领导难以协调解决的，应及时提交局长或班子会议协调落实。
九、学习制度
第四十二条局班子成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法律知识；深入学习教育理论和教育法律法规；学习必要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知识。
第四十三条坚持集体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理论学习与调研相结合原则，坚持写读书笔记。局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每年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深入研究1-2个与工作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提出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意见或措施。
第四十四条每年安排4次集中学习，聘请有关专家就形势、任务、法律、现代科技及涉及教育的有关热点、重点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和研讨，也可结合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解决我市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学习研究。政教科负责做好学习的具体安排工作。
十、调研工作制度
第四十五条突出调研重点。局里所确定的调研任务应是有关我市教育宏观管理、发展方向、总体规划及配合市委、市政府中心任务的重点课题，作为局里的重大调研课题应结合当年局里主要工作安排来确定，突出重点，避免面面俱到，力量分散，影响调研工作的总体质量和水平。
十一、作风纪律
第四十六条局班子成员和科（室、处、所）负责人要做学习的表率，要克服、形式主义；工作中不得接受分管科室和市直学校用公款安排的私人旅游活动；不得到基层单位报销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不得利用职务、职权的影响，接受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礼金、购物券。
第四十七条机关干部要求真务实，注重工作实效，工作要快节奏、高水平，讲效率；要严格要求自己，奉公守法，依法执政；要讲民主、讲团结、讲正气。
第四十八条严格控制和精简会议。会议要严格控制规模，厉行节约。一般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各种会议一律不准发放纪念品。
第四十九条基层学校校级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因病、因灾需慰问的，校级领导由人事科和教育工会牵头负责，分管领导和相关科室负责人前往慰问。
第五十条局办公室负责对机关所有固定财产进行登记造册，认真建好实物台账，并坚持每年一次清理核查。建立和完善固定财产购置申请报批制度，各科室日常办公用品由科室提出需求申请，局办公室统一配置，科室确因工作需要添置500元以内的物品，须报局办公室主任审批，500元以上报分管财务的副局长审批，2000元以上须经局长审批；所有物品的添置必须由局办公室办理，大宗物品一律由政府采购，所购物品必须先审批、后购置，再登记、报销。局机关公共财产管理实行责任制，由各科室明确专人负责，逐件落实到人，如有损坏或报废，应及时报局办公室进行修理或注销。
第五十一条注意车辆安全。机关车辆原则上主要用于因公外出、下基层以及服务局机关中心工作使用，确保局领导用车。注意车辆安全。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行车的规定，不得违章开车、酒后驾车，驾驶员不得将车辆借给他人驾驶或使用，除出差外，车辆必须停放在局大院车库内。车辆出现责任事故，取消全年安全奖，并按监理部门的裁决办理。凡私自用车或驾驶员将车给他人驾驶，造成意外事故的一律由当事人或驾驶员负责，与单位无关。车辆正常修理保养，须局办公室主任签核，报分管领导批准，到指定专门维修点，实行统一结帐。
第五十二条重视机关安全保卫工作，专人负责，落实“四防”措施，定期检查。来人来访实行登记通报制度，节假日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做好记录，遇有重大事项及时汇报或处置。机关全体同志要加强卫生及节水节电等知识学习，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勤俭节约习惯，自觉维护机关良好的卫生环境和节约环境。
为加强局机关自身建设，创建廉洁、高效、协调、文明的机关，根据*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市政府工作规则》及《*市人民政府会议制度》，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规则。
一、工作职责
第一条市教育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领导全局工作。班子成员协助局长工作，按责任分工负责分管工作的处理及受局长委托承担专项任务或临时工作。
第二条局长外出期间，委托一名班子成员主持工作。
第三条各科（室）长负责本科（室）工作。
二、重要事项决策程序
第四条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形成科学民主决策制度。
第五条实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和部署，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针、政策、措施，市政府委托起草的行政法规草案，重要人事任免、重大工程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和重要国有资产变更重组等重大事项，均由局班子会议（党委会）讨论决定。
第六条各科（室、处、所）提交班子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以及拟以市教育局名义实施的有关重要行政行为，必须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调研论证，涉及政策法规的事项，应征求政策法规工作机构的意见，涉及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事项，应充分协商，征求意见。
第七条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教育政策调整、制度改革等事项，应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社会公示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实行重要决策监督制度。各科（室、处、所）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局班子会议或党委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并加强督促检查，及时跟踪和反馈落实情况。
三、依法行政要求
第九条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行政权，履行教育行政部门职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十条根据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需要，适时制定部门规范性文件，向市政府建议制定行政法规，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行政法规。
第十一条制定规范性文件，须从维护全局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符合法律法规，符合市政府的行政规章和决策。涉及其他部门权限的事项，应提请市政府研究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或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
第十二条加强依法行政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严格行政责任，建立和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四、行政监督
第十三条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切实加强对局机关公务员行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
第十四条自觉接受人大代表质询，及时答复质询建议；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对教育法律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各承办科（室、处、所）要按规定时限，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第十五条加强教育系统内部行政监督。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各科（室、处、所）要配合局政策法规工作机构，做好行政复议受理工作，纠正教育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教师及学生的有关申诉工作，由相关科（室、处、所）归口负责；市教育局及各科（室、处、所）要通过多种途径，认真听取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六条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支持局监察、审计机构依法独立履行监督职责。对于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
第十七条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局班子成员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负责工作的科（室、处、所）和相关科（室、处、所）要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确保渠道畅通。局监察室建立督办责任制度，对各科（室、处、所）的工作情况予以督促检查。
第十八条局领导及各科（室、处、所）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重视新闻媒体和群众反映的教育问题，对其中重大问题，要积极主动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途径及时向社会政务信息，全面推行阳光政务。
五、会议制度
第十九条市教育局会议主要包括局班子会议、局党委会议、局务会议。市教育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局长班子会议或局党委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条市教育局局班子会议由局长召集并主持，也可由其委托的班子成员召集并主持。由局长或局长委托的局班子成员确定会议议题、决定召开的时间。出席人员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局办公室主任组成，还可根据会议议题需要，请有关科（室、处、所）及直属单位负责人列席。局长办公会的主要任务：
（一）传达学习市政府和省教育厅重要会议、文件、指示精神，讨论贯彻意见。
（二）讨论决定全市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
（三）讨论通过提请市人大、市政府、省教育厅审议的重大事项。
（四）讨论审定由市教育局的重要文件。
（五）讨论决定按行政审批职能需履行审批程序的事项。
（六）讨论决定直属单位的重大问题。
（七）讨论决定市教育局局长、局班子成员提交会议讨论的其他重要问题。
局班子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
第二十一条局务会由局长或局长委托的局班子成员主持召开，由局长或局长委托的局班子成员确定议题，决定召开时间，出席人员为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科（室、处、所）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协调处理急于商定的重要问题和专项问题；研究、讨论各科（室）工作进展情况和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任务。
第二十二条为便于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一般每周召开一次局班子成员碰头会，局班子成员碰头会由局长或其委托的局班子成员主持，出席人员为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局办公室主任。其主要任务是通报、沟通有关情况，协商、安排有关工作。
第二十三条局班子成员会议要切实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每个成员要充分发表意见。会议一经决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局班子成员要按各自分工，独立负责处理分管工作。重大事项或不便自己做出决定的事项，方可提交会议讨论决定。
六、公文审批程序
第二十四条市教育局各类文件，应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各单位报送局班子成员的公文，除有特殊要求需直接报送外，均须经局办公室统一登记传阅审批。局班子成员一般不直接接受各单位直接报文。
第二十六条以市教育局名义印发的上行文，经局班子成员审核后，由局长签发。
局办公室名义印发的上行文，报经有关局班子成员审核同意后签发。
第二十七条以市教育局名义印发的平行文、下行文，需报请分管局领导审核同意后签发。
第二十八条局领导对报请审批的各类公文，要及时审批。对一般公文的批阅，最长不能超过3天；对限时办理的公文，应在规定的时限内批阅；对急件应立即批阅。报请审批的公文，承办单位要提出明确的拟办意见，局领导应批示明确意见。
第二十九条严格执行公文会签制度。凡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科（室、处、所）业务的公文，主办科（室、处、所）应主动与有关科（室、处、所）协商会签。如有分歧意见难以在科（室、处、所）间协商解决的，可由主办科（室、处、所）将分歧意见列出，连同文稿一并报分管领导协调或审定。
第三十条各科（室、处、所）不得以科（室、处、所）名义直接向市领导行文。
第三十一条市教育局及局办公室发文，除需保密处理外，一般应及时公布。
第三十二条进一步精简公文，按市政府要求，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实行无纸化办公，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第三十三条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会上已经印发的，一般不再发文。
七、制度
第三十四条市教育局班子成员要转变工作作风，减少应酬和一般性活动，原则上不出席由下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组织的庆典、剪彩、首发式、首映式等活动，不为会议活动发贺信、贺电，不题词。确需领导参加的，由活动组织部门报局办公室协调安排。
第三十五条市教育局班子成员根据工作需要，自行确定调研题目、考察活动。局班子成员的调研考察活动，由局办公室协调安排。
第三十六条局长（书记）出差（出访）或休假，应向市政府、市委宣传部报告或请假，同时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告。局班子成员出差（出访）或休假，应向局长报告或请假，并将外出时间、前往地点和联系方式通报局办公室。局班子成员因故不能出席局班子会议等重要会议，应向局长请假。
各科（室、处、所）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出差或休假，应向分管领导请假后报告局长，并通报局办公室。一般情况下，各科（室、处、所）必须保证至少一名工作人员在机关内处理日常工作。
加强机关考勤考核力度。机关工作人员因事因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一般工作人员请假1天以内由科室负责人批准，2天以上报分管领导批准；各科室负责人因事请假须经分管领导同意，3天以上须向局长报告；科室负责人以上的干部因病、因事请假要报告办公室备案；凡病假2天以上者必须出具医院证明。
因公出差或因事离开本地，局长（书记）应向上级领导报告，局班子成员应向局长报告，科室负责人应向分管领导报告，科室工作人员应向科室负责人报告。外出参加各级各类考察学习培训的应事先编制预算，并按有关规定实施报批。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参加市以上学习、培训，要经分管局长批准；出省的，要经局长（书记）同意，并报办公室备案。
八、督办检查和工作落实制度
第三十七条督办检查的范围是：市委、市政府、省教育厅部署及批办的重要工作，市教育局年度工作计划确定的重要工作，局班子会议确定的重要工作和局领导批办的重要工作。
第三十八条督办检查工作由局办公室负责，明确牵头单位、协办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第三十九条各承办单位(科室)具体负责督办、检查事项的落实工作，保证在规定时限内，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对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办理结果，由牵头单位(科室)负责综合反馈，及时报送有关批办机关和领导。
第四十条实行领导亲自抓工作落实责任制度。凡列入督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实行领导和部门责任制，一级对一级负责，提出明确的质量和时限要求，做到责任到人。
第四十一条对情况复杂、落实难度较大的重要工作，分管领导要亲自抓落实。对跨部门或职能交叉的重要工作，分管领导难以协调解决的，应及时提交局长或班子会议协调落实。
九、学习制度
第四十二条局班子成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法律知识；深入学习教育理论和教育法律法规；学习必要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知识。
第四十三条坚持集体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理论学习与调研相结合原则，坚持写读书笔记。局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每年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深入研究1-2个与工作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提出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意见或措施。
第四十四条每年安排4次集中学习，聘请有关专家就形势、任务、法律、现代科技及涉及教育的有关热点、重点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和研讨，也可结合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解决我市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学习研究。政教科负责做好学习的具体安排工作。
十、调研工作制度
第四十五条突出调研重点。局里所确定的调研任务应是有关我市教育宏观管理、发展方向、总体规划及配合市委、市政府中心任务的重点课题，作为局里的重大调研课题应结合当年局里主要工作安排来确定，突出重点，避免面面俱到，力量分散，影响调研工作的总体质量和水平。
十一、作风纪律
第四十六条局班子成员和科（室、处、所）负责人要做学习的表率，要克服、形式主义；工作中不得接受分管科室和市直学校用公款安排的私人旅游活动；不得到基层单位报销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不得利用职务、职权的影响，接受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礼金、购物券。
第四十七条机关干部要求真务实，注重工作实效，工作要快节奏、高水平，讲效率；要严格要求自己，奉公守法，依法执政；要讲民主、讲团结、讲正气。
第四十八条严格控制和精简会议。会议要严格控制规模，厉行节约。一般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各种会议一律不准发放纪念品。
第四十九条基层学校校级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因病、因灾需慰问的，校级领导由人事科和教育工会牵头负责，分管领导和相关科室负责人前往慰问。
第五十条局办公室负责对机关所有固定财产进行登记造册，认真建好实物台账，并坚持每年一次清理核查。建立和完善固定财产购置申请报批制度，各科室日常办公用品由科室提出需求申请，局办公室统一配置，科室确因工作需要添置500元以内的物品，须报局办公室主任审批，500元以上报分管财务的副局长审批，2000元以上须经局长审批；所有物品的添置必须由局办公室办理，大宗物品一律由政府采购，所购物品必须先审批、后购置，再登记、报销。局机关公共财产管理实行责任制，由各科室明确专人负责，逐件落实到人，如有损坏或报废，应及时报局办公室进行修理或注销。
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7
「内容提要二十多年以来，调查研究已经广泛地被国内学者所采用。然而，在调查研究方法不断完善和技术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对调查研究这样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有所意识。本文试图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从发，探讨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一种方式的局限性。探讨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是希望引起人们对社会研究这一学术活动本身的反思。
「关键词调查研究/方法论/社会研究/局限性
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对这样的一种被普遍使用的研究方式的反思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调查研究在中国内地的社会研究中逐步被本土研究者所广泛采用，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也开始大量发表，其中较早的大型社会调查包括：全国五城市婚姻家庭调查、北京职业声望和地位调查、天津市千户问卷调查等。从1988年至1998年，大陆最高层次的社会学刊物《社会学研究》就先后有131份调查报告发表[1]（p1）。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方式在中国内地的普遍兴起，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表现出同步性。之所以会表现出这样的同步性，是因为上个世纪初美国作为社会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证研究兴起及其在全球造成的普遍影响。而大陆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从一开始甚至到现在，都表现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研究方式的移植。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受其影响，大陆学者在重建本土社会研究之时，就注重采用以体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对本土社会进行研究，而调查研究是最能体现实证主义特征的。
在调查研究被普遍采用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对调查研究的这一社会研究的方式的局限性有所意识。对调查研究局限性进行反思，一方面是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作为社会学研究重心的地位开始削弱，而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社会学研究的重新兴起，更重要的是实证主义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试图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从发，探讨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方式的局限性。
一、调查研究及其内在逻辑
国内学者对“调查研究”这一概念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风笑天曾经多次在其著作和论文中对国内学者的这种认识作出过分析。在风看来，国内很多学者在认识上还是将调查研究方法等同于社会学研究方法[2].而多数国外学者则认为，调查研究（Surveymethod）与社会学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等同关系，调查研究只是社会学研究的方式之一。根据国外学者的理解，实际上可以将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来理解，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已经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本文将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来理解，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指的是“采用自填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3]（p72）
从上述对“调查研究”的理解来看，调查研究采用的是一种问询的方法来获得资料，也就是用书面问询（自填问卷）和口头问询（结构式访问）的方法来获得关于调查对象行为和思想的资料。另外，由于资料收集工具的标准化，以及通过抽样的办法达到对总体的推论，调查研究的资料往往作量化的处理。这使得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①有着本质的不同：实地研究强调的是通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直接观察来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思想的理解。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的另一个不同在于两者在获得资料前的先验性准备上。调查研究收集资料之前往往对所要问询的问题作出事先的准备，并且这种准备以标准化的工具（问卷或结构式访问表）反映出来，而实地研究则往往要求研究者在观察时不应有先验性的框架②。调查研究的这种先验性准备使得它在研究逻辑上表现出验证的特征，而这种验证性在下文将谈到的解释性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功能上来看，调查研究主要包括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的了解，并从中得出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规律性认识。调查研究的描述体现的逻辑仿佛是归纳原则，这使得这一研究方式表现出与质的研究相似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把握达到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但是，描述性调查研究对于所要把握的事实和现象有着先验性的准备，那么，这种把握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客观事实的把握呢？描述性调查与质的研究对社会事实的把握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调查研究借助概率抽样的方式，希望超越对资料收集对象所属社会事实的把握，达到对一个更大总体的社会事实的把握，而质的研究则越来越强调对特殊事实的把握，对特殊性而不是对普遍性的把握。两者的这一区别实质上是对普遍适应的社会规律是否存在的不同认知，而这也是两者在方法论上差异的一个体现。
解释性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对社会现象、社会事实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作出解释。这一目的最能体现调查研究的基本逻辑，那就是从一个规律性认识出发，借助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达到对这一规律性认识的验证。人们对社会事实的规律性认识，特别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认识，有相当一部分是抽象性的，要达到对这种关于规律的抽象性认识的验证，调查研究必须借助“逻辑”（logic）和“实证”（empirical）两个方面的支撑。逻辑体现为研究者将抽象性的认识或观点转换成可经验认识的命题或假设。而这种“逻辑—实证”的程序体现的正是所谓科学的程序与规则。其实，这种程序与规则是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的借鉴，更准确地说是人们在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时向自然科学的借鉴。并且，这种借鉴排除了以其他方式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的合理性或真理性。
总之，无论是描述性的调查研究还是解释性的调查研究，其内在的逻辑都是从一个先验的认识或把握出发。描述性调查研究准备采集何种关于社会事实的资料，描述社会事实的哪些方面，多有先在的、标准化的设计与考虑。解释性调查研究的出发点——规律性的认识，或许可以是人们以其他的研究方式探索的结果，这种规律性认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调查研究的资料所验证，并且何以将验证的结果推及到资料来源主体以外的社会世界？实践着的调查研究者，起码在潜意识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抱有一定的乐观倾向。这正是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模仿与崇拜使然，是对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的普遍的、客观的、可测量的存在的肯定使然。调查研究的内在逻辑使得该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首先表现出来。
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上述对调查研究及
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到这一社会研究方式的方法论基础，那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源于17世纪以来西欧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且，实证主义的兴起也与启蒙运动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巨大成功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促使19世纪的许多西方思想家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引进社会领域。[4]在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传统差不多是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方法论传统促使了社会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传统肇始于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等，而涂尔干则将其推向顶端。这一传统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都有着客观的、普遍的规律，并且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5]（p11）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实证主义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外在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的现象，也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从研究程序上来看，实证主义强调对自然科学研究逻辑与程序的借鉴，强调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具体到受实证主义影响的调查研究来看，这一社会研究方式，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合乎因果关系的原则；强调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基础；强调一切认识和结论都必须来源于事实，并且能够为实践所验证；重视对经验事实进行客观把握，为了达到这种客观把握，要求把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将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到关于人与社会的研究中，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在解释上的普适性。
总的来说，强调社会现象因果律的普遍性，以及研究对象的外在性、客观性，研究结论的经验可验证性和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是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同时，正是方法论上的这些特点，使得调查研究在探究关乎人与社会的知识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现象是否存在普适之因果律的质疑。实证主义追求的是对社会现象的普遍规律的认识，而这一点则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人文主义方法论（包括某些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揭示出社会人文现象的个性、特殊性（如民族性、本土性和语言、文化特性），消解了对认知对象的共性和规律性的探求[6]；激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彻底了关于社会的实证研究的可能性，他们明显表现出反本质、反规律、反普遍化、反总体化、反同一性、反确定性、反一切概念，肯定多元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差异性、非中心等特点[7].实证主义强调的普适性所遭到的质疑是由于实证主义只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相同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社会与自然的不同的方面。对普遍性的强调，其实是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效仿的后果，这种效仿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是遭到了反实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本原因，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效仿，还使得实证主义对关于社会的知识和解释类型的理解表现出单一性，忽视了社会科学知识和解释的多样性。“戴维逊根据认识的对象，区分出客观知识、主观知识和互为主观的知识。他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主要属于后者。客观知识是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解释是以客观原因来说明和预测物理现象的产生或变化。而对社会人文世界的各种现象则不仅需要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且还需要互为主观的知识来理解行动者的目的、动机和理由，即主观的理由解释。例如，人们可以用气象条件来解释农业歉收，但是仅仅以农业歉收来解释农民起义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必须通过理解起义者的深层动机和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动。”[8]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区分不同性质的事物（或世界），并把普遍命题当作科学知识的唯一形式，而把其他知识形态视为“非科学的”[6].这种错误使得实证主义在理解和把握关于社会的知识时，不可避免地在视角和方法上表现出局限性。
即便是对客观知识的诉求，实证主义也表现出对客观性的把握上的瓶颈。具体来说，以实证主义为指导的调查研究能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客观性？前文已述，调查研究所具备的先验性特征，其实就是对研究的主观性的难以摆脱。而客观性的质疑又使得实证研究的经验基础的确定性大打折扣。实证主义强调研究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经验事实的把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主观的影响？即便是在调查研究中，经验事实的获得在其研究工具（问卷等）的设计上就表现出研究者的目的性、选择性以及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和知识的影响与渗透。
在对所谓客观性追求中，实证主义还表现出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倾向，否定主体与客体进行互动的事实。这种对主客体关系事实的忽视来源于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等同的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使得实证主义在对所谓客观性的把握抱有盲目的乐观。
实证主义的缺陷与不足正是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在本质上的一种局限，这种局限同时也表明，调查研究仅仅是探寻社会知识的方式之一。
三、调查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现实困境
如果说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是调查研究在本质的上困境，那么，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的应用中又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表现出其独特性。
近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连续出版了两本由边燕杰等组织内地、香港和台湾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调查研究的论文集：《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方法与发现》（20__）和《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及分析》（20__）。这两本论文集对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实践及问题作出了分析与探讨。其中，边燕杰在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心理二重区域”、资料比较性问题，以及大陆社会的调查研究面临的问题，即政治敏感性、调查理论的不足、大陆社会的复杂性等[1]（p5-8）。本文在这些学者的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分析与探讨国内调查研究的局限性。
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籍以研究本土社会的主要理论与概念，基本上是对西方的借鉴和移植。理论与概念的借用和移植给调查研究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边燕杰所谓的“语言问题”[1]（p5）。由于大陆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借用西方理论和概念，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收集资料时往往失去测量的效度。比方，“社会资本”研究曾经一度是社会研究的热点，早期国内的学者借鉴荷兰人范德普尔等的研究，采用“提名法”来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结果很快发现这一方法的“水土不服”[9].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调查对象对“关系人”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有关。其次，中国内陆的调查研究的许多概念直接译自西方，而汉语语言中对应概念的缺失也是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可能障碍。montgomerybroaded曾经打算在中国研究selfconcept/selfesteem与教育成绩的关系，但是如何正确翻译self和selfesteem呢？如何把中文译出来的字句放进问卷内？如何知道受访者真的了解西方的self和selfesteem概念呢？[1]（p5）另外，研究工具的借用也可能使得调查研究在本土研究中表现出局限性。在
笔者曾经参加的一项中美合作课题的调查中，借用了一部分西方的心理测量表，实际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量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水土不服”问题。说到测量工具的使用，又使人想起（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中测量工具与测量结果评价，而借用的许多东西，比方“常模”的借用，使得本土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因为这些常模是在西方社会经过多次反复、大样本测量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由于文化的差异，所谓的常模未必就适用于对中国人测量结果的评价。这一借鉴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本土研究（特别是调查研究及其数据）积累的缺乏，以及后文将要论述的，由于学术研究经费的匮乏所导致的大规模调查与测量的缺乏。
由中国人心理上的独特性所导致的对调查研究的限制，其实在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比方说，调查对象对“调查”行为的理解也可能导致对调查的阻碍。调查研究应该是一个一般性的认识社会的过程，但建国以来的“调查”实践又使得“调查”在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涵。正如方慧容所言：“在中国，调查研究又是一个，或者说随时可能转为一个改造调查对象的过程……对于被调查者来说，调查研究的意向则要相对明朗得多，调查研究总被认为是一个纠正错误，或者避免可能的错误，从而有益于被调查者的过程。”[10]虽然本文所谓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当今的学术活动中的调查研究，与导致人们对“调查”形成上述看法的，由隶属官方的组织或个人进行的所谓“调查”根本就是两回事，但既有的“调查”实践使人们对“调查”形成的特殊认识却改变不大。在农村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者说在那些很少或没有接触过本文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的对象当中，上述认识尤为强烈。笔者曾多次在社会调查过程中遇到类似上述心理带来的障碍。在一次关于移民的调查中，我们（访员）是由村干部带领下进入农户，在居委会干事带领下进入城市住户家中的③。当我们被介绍或自我介绍是某某单位来做调查时，虽然调查涉及的问题并不敏感，但我们明显感觉到调查对象对“调查”的警觉。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笔者及研究同事在被介绍或自我介绍时，均改用了“采访您”或“向您了解一点情况”这样的说法来代替“调查”，即便如此，被调查者对类似于“调查”的行为仍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戒备，这跟人们观念中对“调查”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从更技术性的层面来说，调查研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抽样方面，那就是样本的采集问题和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从样本的采集来说，中国的多数学术性社会调查都或多或少运用了行政组织资源。换句话说，“行政资源”或“权力资源”在实际抽样过程中均有普遍的运用。这种运用在给调查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调查研究带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行政资源”或“权力资源”的介入使得抽样具有某种倾向性，从而偏离了抽样的随机性要求。样本采集过程的另一个困境主要表现在抽样的具体组织方式上。样本规模稍微大一点的社会调查在制定抽样框（包括多级抽样框的制定）的时候，往往利用现有的官方管理资料，如户籍资料等进行的。以户籍资料为例，这种方式针对流动性小的地区是可行的，但对流动性大的区域，局限性就表现出来。局限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户籍所在地人口无法在户籍所在地找到（他们可能正生活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其二是户籍所在地的外来人口可能又落在抽样框之外。梁玉成指出，中国的（城市）调查的抽样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按照已有的样本框，即城市逐级管理的“区——街道——居委会——居民户——居民”框架，另一是地图抽样法。在对第一种方法的讨论中，梁也指出了“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会导致研究的困境[11].而地图法，实际上是将城市地图划分为若干“马赛克”，然后先抽取若干“马赛克”，接着在抽中的“马赛克”中抽取户。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在实际上遇到的问题更多，因为这种方法运用起码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作保证。首先是技术条件，这种方法要用到诸多技术，甚至卫星定位技术；其次是要有区域内的人口分布数据，并且这种数据要及时更新。由于技术和调查经费的限制④，上述两项条件在多数调查研究中往往很难得到保证，从这一抽样方式的鲜有采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跟抽样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抽样的代表性。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和中国社会的特征有关的。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的差异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作为一个差异性大的整体也许有着普遍的规律存在，然而，对一个差异性大的总体而言，来自于一定区域社会的样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可以做到推及总体？苏耀昌等在比较香港、台湾和大陆的社会调查时指出：“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台湾也是一个不太大的地区。而大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种类繁杂，每个省都有其地方特色，城市和乡村区别很大。而近二十多年，社会、经济、政治和人口，变迁巨大、快速。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如果在一个城市和一个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其结论是否可通用到整个大陆呢？”[1]（p7-8）大陆社会的复杂性和内部的差异性，并不是没有被研究者所意识，问题可能是多数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赋予了一种普遍性的诉求，期望通过对局部社会的理解来达到对中国这个整体的理解。其实，对区域社会的研究和探讨本身不仅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必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paul.Cohen）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12]（p142-143）
本土调查研究在技术和手段层面的局限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比方，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来看抽样技术，风笑天曾经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的__篇调查报告作出分析，他的分析发现，在多数学者的研究中，缺少对抽样方法的介绍，并且多数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13].除了抽样技术以外，国内的研究者对调查研究涉及的其他方法与技术的掌握上同样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均说明调查研究的局限还有很多是来自于研究者本身。当然，研究者调查研究素养的缺乏也跟中国的特殊性有关，多年的学科中断使得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实践在中国的缺乏，进而导致相关的研究者队伍不成熟。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调查研究的经费投入问题。作为经验研究的方式之一，调查研究的经费需求相对较大，经费投入的不足是对这一研究方式的硬性制约。
四、结束语：对学术研究群体的反思
对调查研究的局限性的分析，并不是要否认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是藉此达到对社会研究这一学术活动本身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一活动的主体进行反思。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表明：有关社会的知识是复杂与多样的，因此探寻有关社会的知识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将某一种认知社会的方式普遍化与绝对化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困境。拿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说，在我们借鉴西方主流（美国）的研究方式方法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实证主义的传统，即便是在美国，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也遭到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责难，更何况本土社会还有着其独特的特征。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欧洲实践，也许能给我们以启发，那就是，范式的多元化也许更能够促使我们多角度、全面地把握社会的实际规律。当然，不能说本土研究者对方法论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缺少对方法论的探讨，但缺少将这种探讨与经验研究实践的结合。学术分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如果分工的
结果是将方法论的探讨者与经验研究的实践者分为两个甚至不相关的群体，那么这样的讨论的意义又何在？
在调查研究实践中，技术和手段的局限性表明，研究者对研究工具的选用是一个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调查研究越来越多地被采用、被普遍认可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主客观的限制，忽视研究主题的合适性，盲目采用调查研究的技术与手段。更有甚者，定量技术的采用是为了修饰研究的成果，而不是出于研究的本源需要。另外，在各种定量技术的使用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时，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些源于自然科学的所谓科学原则与方法必须抱有一定的警惕，因为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探究有关社会的知识的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也许法国的星占学家伊利莎白。泰西尔（elizabethteissier）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事件⑤，掀起的不仅是学术标准的大讨论，而是对社会研究到底是什么的反思，是对社会科学探究知识的方式的反思。
注释：
①实地研究被看作是社会研究的四大方式之一，这四大方式分别是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非介入性研究）（风笑天，20__b，p8；艾尔。巴比，20__，p294—423），由于实地研究最能体现质的研究范式的特点，这里的比较也可以看出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的不同。
②譬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fieldwork）越来越强调对研究“滤色镜”的剔除和以土著知识（localknowledge）来思考（参考：基辛，1981，p52；郭于华，1997）。
③找干部或居委会干事带领是考虑到现场进入的便利性，这是中国很多入户调查采用的一种策略，但它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调查带来了负面影响，下文将对这种负面的影响作专门的论述。
④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数项目（除了海外资助）经费都是相当有限的。
⑤20__年法国女星占学家伊利莎白。泰西尔（elizabethteissier）以其论文《对后现代社会既爱又恨张力下的星占学的认识论地位》在法国法国索邦大学（巴黎第五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参见《中华读书报》20__年8月29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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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__.
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8
【关键词】归纳逻辑/休谟问题/概率/贝叶斯主义
【正文】
一、概述
归纳逻辑是关于或然性推理的逻辑。或然性推理是这样一种推理：当其前提真时其结论很可能真但不必然真。现代归纳逻辑的显著特点就是对或然性推理加以系统化和定量化。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数学概率论趋于成熟，概率归纳逻辑得以产生和发展。概率归纳逻辑是应用概率论来系统地研究和表述或然性推理的。本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出现了一种非数学概率论的归纳逻辑理论，这种理论也被称为“非帕斯卡概率归纳逻辑”（参见非帕斯卡概率归纳逻辑）。不过从总体上讲，比起经典的（亦即帕斯卡的）概率归纳逻辑，非帕斯卡概率归纳逻辑还显得比较薄弱，亟待改进和发展。
凡属经典概率归纳逻辑的理论都满足数学概率论的三条公理即：（1）任何事件或命题的概率大于等于0，即p（a）≥0；（2）一个必然事件或命题的概率等于1；（3）对于任何两个互斥的事件或命题a和B，p（a∨B）＝p（a）＋p（B）。任一事件或命题a的概率p（a）叫做“基本概率”。概率公理系统的逻辑功能就是在给定基本概率之后推导出有关的其他概率来。至于基本概率如何确定，概率公理除了告诉我们，一组互斥且穷举的事件或命题的基本概率之和等于1外，什么也没说。这种情况类似于演绎逻辑。演绎逻辑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得到真前提，其作用仅仅在于我们得到真前提之后保证由此推出的其他命题都是真的。可见，概率公理系统实际上只是演绎逻辑或数学的一个分支。正如怎样获得真前提的问题属于归纳逻辑研究的范围。怎样获得基本概率的问题也属于归纳逻辑研究的范围。因此，确定基本概率的原则属于归纳原则，它与概率公理系统一道构成一个扩充的系统，这个扩充的系统就是概率归纳逻辑系统。采取不同的确定基本概率的原则以及对概率给以不同的解释就导致不同的概率归纳逻辑系统，进而导致不同的概率归纳逻辑学派，其中主要包括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和主观主义（即贝叶斯主义）。
现代归纳逻辑还面临着一个传统逻辑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即休谟问题亦即归纳合理性问题。此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作为经验科学基础的归纳推理没有合理性，那么，人们的科学活动也就成为非理性的行为。对于休谟问题，现代归纳逻辑的各个派别都试图给出解答，但是至今尚未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除了休谟问题外，现代归纳逻辑还面临若干悖论，其中包括认证悖论（乌雅悖论）、绿蓝悖论（新归纳之谜）和抽彩悖论，它们分别由当代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亨佩尔（C.G.Hempel）、古德曼（n.Goodman）和凯伯格（H.e.Kyburg）提出。这些悖论的共同特点是，从人们通常公认的原则或原理出发，却得出逻辑矛盾或与常识相违的结论。对于这些悖论能否给出恰当的解决，是衡量一种归纳理论是否恰当的重要标志。
出于解决休谟问题、归纳悖论以及其他归纳疑难的企图，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即局部归纳逻辑。局部归纳逻辑不同于整体归纳逻辑的地方在于，它不要求对一切非演绎的原则或知识进行辩护，而只要求对那些在科学家们看来已经成为问题的原则或知识进行辩护。这意味着，如果科学家们对诸如简单枚举法这些最常用的归纳原则的合理性没有产生疑问的话，那么，哲学家们也大可不必为此操心。可见，局部归纳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绕过休谟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疑难问题的。尽管局部归纳逻辑对于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此宽泛的局部化使其哲学价值受到怀疑。主观主义亦即贝叶斯主义概率归纳逻辑走了一条介于局部归纳逻辑和整体归纳逻辑之间的道路，而且近年来其发展势头仍然不减甚至愈来愈猛，显示出一个进化的研究纲领的某些特征。在笔者看来，贝叶斯主义概率归纳逻辑代表着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趋势。下面就对有关问题分别加以简要的讨论。
二、休谟问题
休谟问题也叫做归纳问题，是由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D.Hume）提出来的，它在现代归纳逻辑中仍然是核心问题之一，并且至今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休谟提出的问题是：归纳法具有理性的依据吗？如何为归纳法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休谟本人的回答是：为归纳法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是不可能的，因此归纳法没有合理性，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心理本能。休谟的理由大致是：一切推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观念间的推理，具有必然性；另一类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推理，具有或然性。归纳法是要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情推断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既然过去和将来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不能用前一种推理为它进行辩护；但也不能用后一种推理为它进行辩护，否则就会出现循环论证。在概率归纳逻辑中，休谟问题转化为：如何为确定基本概率的原则进行辩护？对此问题，不同的学派采取了不同的论证方式或思路，但有一种趋向似乎是共同的，即为归纳法的实用合理性进行辩护。实用合理性与真理性之间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人的主观目的性直接相关的：如，为归纳法的渐近性、简单性或可避免大弃赌等性质进行辩护均属关于实用合理性的辩护。尽管这些辩护还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却是富有启发性的；至于从实用合理性的角度为归纳法辩护是否最终取得成功，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在拙作《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1994年）中也对休谟问题提出一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
三、经验主义概率归纳逻辑
经验主义概率归纳逻辑主要是由莱欣巴赫（H.Reichenbach）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后由萨尔蒙（w.Salmon）等人给以进一步的发展。在此理论中，概率被定义为相对频率的极限。具体地说，在关于某一事件a的无穷序列中，如果被观察的某一特征B出现的相对频率Fn（B，a）趋向某一极限L，那么，L就是B相对于a的概率，记为：
lim
p（B，a）＝
F[，n]（B，a）＝L
n∞
由于这种定义下的概率涉及到事件的无穷序列，所以是不可能被直接观察到的，只能由渐近认定的方法来得到。渐近认定的方法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即：当观察次数n为一有限数n[，1]时，观察到特征B出现了m[，1]次，便认定概率p（B，a）就是相对频率m[，1]／n[，1]；当n增加到n[，2]时，相对频率变为m[，2]／n[，2]，那么便重新认定p（B，a）就是m[，2]／n[，2]；以此类推，直到n充分大。这种渐近认定方法并不假定事件的无穷序列一定存在极限，但它仍然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不存在极限，用任何方法都找不到极限，反之，如果存在极限，那么用这种方法便一定能够找到。这就是说，对于寻找频率极限，渐进认定方法不会比其他方法差而只会比其他方法好。渐近认定方法的这种合理性与真理性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常常被称为“实用的合理性”。然而，具有这种实用合理性的渐近认定规则并非只此一种，而是有无数种，它们可被统一地表述为：给定Fn（B，a）＝m／n，则推得
lim
F[，n]（B，a）＝m／n＋C（当n∞，则C0）
n∞
显然，上面提及的那种渐近认定方法只是当C为常数0时的特例，比起其他一般的渐近认定方法，它的优越性亦即合理性仅仅在于它的简单性；这能否成为对休谟问题的一种恰当解决，乃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此外，把概率定义为无穷序列的频率极限，从根本上讲是不适用于单个事件或有限多个事件的，这一事实威胁到此定义的恰当性，也是此理论所面临的一个疑难问题。
四、逻辑主义概率归纳逻辑
逻辑主义概率归纳逻辑起源于凯恩斯（J.m.Keynes）和杰弗里斯（H.Jeffreys）等人，不过其代表人物当推卡尔纳普（R. Carnap），他于本世纪四、 五十年代系统地建立起这一理论， 后由欣蒂卡（J.Hintikka）等人给以改进和发展。该理论把概率定义为假设h相对于证据e的认证度（thedegreeofconfirmation），记为C（h，e）。C（h，e）仅仅表达了h和e这两个命题之间的某种逻辑关系，而对h和e各自的真假毫无断定，因此对它的确定只需进行语义分析，而无需与事实相对照。该理论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的语言系统之上的，该语言仅由个体常项、一元谓词和逻辑常项构成，而且其数目都是有限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些对所有个体的各种性质同时有所断定的语句即“状态描述”，而其他任一语句的概率都可根据状态描述的概率从逻辑上加以确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各个状态描述的概率，对此，卡尔纳普先后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态度。它开始将无差别原则直接用于状态描述，从而给各个状态描述以相等的概率；后又改为将无差别原则用于所谓的结构描述，最后又建立了一个“归纳方法连续统”，允许用无数多种方法对状态描述赋予概率；至于一个人如何在这诸多的归纳方法中加以选择，则取决于他在实用上甚至在直觉上的理由。这样一来，卡尔纳普便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原先的逻辑主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转入主观主义的阵营。
五、主观主义概率归纳逻辑
主观主义概率归纳逻辑也叫做私人主义（personalism）或贝叶斯主义（Bayesianism）概率归纳逻辑。此理论发端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其创始人是拉姆齐（F.p.Ramsey）和菲耐蒂（deFinetti）。在此理论中，概率被解释为一个人的合理的主观置信度。主观置信度是人的内省经验，为了使之具有可测度性，它又被定义为一个人关于某一命题的
d[，1]真实性所愿接受的最大赌商，即：p（a）＝───────，这里d[，1]
d[，1]＋d[，2]代表某人关于命题a的真实性进行打赌时所愿下的最大赌金，d[，2]是其对手所下的赌金。该理论的一条重要定理即大弃赌定理（the DutchBooktheorem，有文献译为“荷兰赌定理”）表明，一个人要能避免大弃赌，当且仅当，他的最大赌商满足概率论公理。所谓大弃赌是这样一种，无论所赌的那个命题是真还是假，赌者都要输钱。显然，导致大弃赌的赌商以及相应的置信度是不合理的；这表明，把概率解释为一个人的合理置信度是恰当的。该理论的另一条重要定理是意见收敛定理，它表明，如果按照贝叶斯定理来不断地修正验前概率，那么，无论验前概率是怎样的，验后概率终将趋于一致；这样，验前概率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就成为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终将淹没在验后概率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之中。一个人对被检验假设的验前概率是由他当时的背景知识决定的，这表明主观主义具有局部归纳逻辑的特征；同时，主观主义又要求按照贝叶斯定理用检验结果不断地修正验前概率，从而使局部化的程度及其影响降至最低。可见，主观主义走了一条介于整体归纳逻辑与通常的局部归纳逻辑之间的道路。
意见收敛定理也是对休谟问题的一种解答，然而，哈金（i.Hacking）指出，贝叶斯定理仅仅是关于条件概率的，而非关于验后概率的，因为从逻辑上讲，验后概率可以不等于条件概率。把验后概率等同于条件概率，这是主观主义概率归纳逻辑的一个预设，其合理性有待进一步的辨护。在这方面，拙作《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作出一定的努力。
六、贝叶斯定理
贝叶斯定理是概率论的一个定理，它在现代归纳逻辑中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计算假设的验后概率的方法。贝叶斯定理的表达式是：
在p（e）＞0和p（h[，i]）＞0的条件下，如果h[，1]，h[，2]，…，h[，n]是互斥且穷举的，那么，
p（h[，j]）p（e／h[，j]）
p（h[，j]／e）＝───────────── （1≤j≤n）
n
∑p（h[，i]）p（e／h[，i]）
i＝1
此等式左边的条件概率p（h[，j]／e）一般被称为被检验假设h[，j]相对于证据e的验后概率（上面提到，哈金已指出此说法并不严格），等式右边分子中的p（h[，j]）表示h[，j]的验前概率，p（e／h[，j]）表示h[，j]对e的预测度（或似然度）；类似地，分母中的p（h[，i]）和p（e／h[，i]）分别表示该组假设中的任一假设h[，i]的验前概率亦即主观概率和对e的预测度。根据贝叶斯定理，在对一个假设进行检验的时候应当满足以下几个要求：（1）至少存在另一个竞争假设，即n≥2；（2）这n个假设中至少并且至多有一为真；（3）任何一个竞争假设的验前概率大于0而小于1；（4）证据的无条件概率大于0。应当说，这些要求对于科学检验的实际过程来说都是合理的；并且有文献表明，满足这些要求对于解决归纳逻辑的一些疑难问题是必要的。由于贝叶斯定理给各个竞争假设的验前概率亦即主观概率留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对之只有很弱的限制即大于0而小于1），从而成为从假设的验前概率过度到验后概率的桥梁。这使得它在现代归纳逻辑中，尤其在主观主义概率归纳逻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主观主义概率归纳逻辑又被称为贝叶斯主义的原因。
七、无差别原则
无差别原则也叫作“不充分理由原则”，其内容是：对于任何两个事件或命题a和B，如果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是无差别的，亦即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可能发生，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它们赋予相等的概率，即p（a）＝p（B）。无差别原则在古典概率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概率的古典定义是：
a所包含的基本事件的数目
p（a）＝─────────────
全部基本事件的数目
基本事件的特征之一是具有等概性，而这种等概性就是由无差别原则确定的。无差别原则在现代归纳逻辑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在逻辑主义概率归纳逻辑中是十分明显的。无差别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和任意性，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基于人们对两个事件或命题的相等的无知，这势必导致某些荒谬的结论。正因为此，现代归纳逻辑的另一些学派都尽量避免使用无差别原则。但是，这种努力是否成功，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保留无差别原则，也必须对它的使用条件或使用范围加以限制。
八、相关变项法
相关变项法（therelatedvariablesmethod）是由英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科恩（J.Cohen）于本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它的新颖之处在于试图给出一个分级的而非连续的归纳支持测度。这种分级归纳测度的现实根据在于，科学家们为检验一个科学假设而进行的科学实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和有限的，而不是盲目的和无限多的，科学家们设计实验的基本方法就是逐一改变与被检验假设相关的变项及其组合。例如，对于“蜜蜂能辨别颜色”这一假设的检验来说，相关的变项包括：蜜蜂所追逐的目标的排列位置，目标的气味，等等；这些变项可以分别记为：V[，1]，V[，2]，……V[，n]；其中每一变项又包括若干变素（即变项的值），如气味这一变项所包含的变素有：甜味、苦味、酸味，等等；变项V[，i]（1≤i≤n）的k个变素可记为：V[1][，i]，V[2]，…，V[k][，i]。由于各个变项对于被检验假设的相关性程度是有所不同的，相应地，它们对于检验的重要性也就有所不同。相关变项V[，1]，V[，2]，…，V[，n]是依其重要性程度由小到大的次序来排列的。为检验一个具有“所有R都是S”这种形式的假设，实验可以按照如下方式来安排。实验t[，1]：改变相关变项V[，1]，让它依次在k[，1]个变素中取值，其他变项均保持不变，这样就构成k[，1]个子实验，从而构成一个实验完备组，即“规范实验”；如果假设没有通过这个规范实验，那么检验到此为止，否则，继续进行实验t[，2]；以此类推，直到实验t[，n]。请注意，构成实验t[，2]的一组于实验并非仅由改变V[，2]的变素决定的，而是由改变V[，1]的k[，1]个变素和V[，2]的k[，2]个变素的组合决定的。显然，t[，2]包含了t[，1]，这使得如果一个假设通过了t[，2]，那它就一定通过了t[，1]，但反之不然。这种关系适合于任何两个实验t[，j]和t[，i]（j＞i）。在进行t[，1]之前，被检验假设已经具有一定的支持度，否则它就没有被检验的价值；因此可以说，被检验假设首先通过t[，0]。这样，n个相关变项便构成包含t[，0]在内的n＋1个规范实验，从而使被检验假设的支持度可以分为n＋1个级别。如果一个假设H通过t[，i]，而没有通过t[，i]＋1，
i＋1那么它就获得第i＋1级的支持，其支持度记为S（H，e[，i]）＝────，
n＋1，其中e[，i]是关于t[，i]的证据报告。当假设H通过t[，n]时，其支持度便达到1。科恩宣称，此方法是对培根和穆勒的传统排除法的发展和精制；不过，此方法还面临一些有待克服的困难。
九、非帕斯卡概率归纳逻辑
“非帕斯卡概率论”这个概念首先由科恩于1977年正式提出，但对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沙克尔（G.Shackle，1949）。所谓帕斯卡（pascal）概率论就是经典概率论；它有一条定理即：p（＠①H）＝1－p（H），此定理叫做“否定律”，也叫做“互补律”。但是，此定理在非帕斯卡概率论中不成立，而代之以另一条定理即：如果p（H）＞0，则p（＠①H）＝0。科恩的非帕斯卡概率归纳逻辑是对其归纳支持理论的简单扩展，即把一个普遍概括的归纳支持度移植到它的某个特殊事例上。前面谈到，归纳支持理论是以相关变项法为其语义模型的，因此，科恩的非帕斯卡概率如同支持度也是分级的而非连续的。具体地说，如果假
i＋1设“所有R是S”获得的支持度是───，那么某一具有性质R的特殊
n＋1
i＋1
i＋1事例a具有性质s的概率也是─────，记为：p（Sa，Ra）＝──。
n＋1
n＋1由于非帕斯卡概率不满足经典概率的互补律，这使得，任何一个假设如果曾经获得大于0的支持度，那么它就永远不会被彻底否定：更有甚者，如果一个假设曾经在实验t[，i]中获得较高的支持度如4／5，那么，t[，i]以后的任何否证性实验t[，j]都不能使之降低一丝一毫。应该说，这一结论是与科学检验的实际情况相违的。总之，与帕斯卡概率论相比，非帕斯卡概率论以及相应的归纳逻辑无论从语法上还是从语义上都显得不够成熟，亟待改进和发展。
十、局部归纳逻辑与整体归纳逻辑
局部（local）归纳逻辑是于本世纪六 七十年代在归纳逻辑研究范围内兴起的潮流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科恩、莱维（i.Levi）等。局部归纳逻辑是相对于整体（global）归纳逻辑而言的，而且同归纳逻辑的辩护问题直接相关。休谟把对一切或然性推理即归纳推理的辩护归结为对简单枚举法的辩护，他论证了简单枚举法的合理性得不到辩护，因此一切归纳推理都得不到辩护。休谟这里所要求的辩护是一种整体的辩护，即除演绎推理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或知识都需要辩护。以整体辩护为目标的归纳逻辑就是整体归纳逻辑。卡尔纳普和莱欣巴赫等人的归纳逻辑均属此类。与此不同，局部归纳逻辑只要求对归纳推理作局部的辩护。以科恩的相关变项法为例，它是以相关变项及其相关程度的知识为前提的，至于这种知识是如何得到的，此问题则超出归纳逻辑的范围，正是需要哲学家们向科学家们请教的，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对于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来说，有关相关变项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因而无需哲学家们节外生枝地对此提出质疑。用莱维的话来讲：“在科学中，仅当在具体的研究语境中产生了辩护的需要，关于信念的辩护才成为必要的。”现在一般认为，休谟所要求的那种关于归纳逻辑的整体辩护是不可能达到的，只能达到局部辩护，问题在于局部化的程度。应当说，一种归纳逻辑理论的局部化程度越低，其哲学价值越高。在许多学者看来，科恩和莱维等人所主张的归纳逻辑的局部化程度太高了，几乎等于对休谟问题的回避，因而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相比之下，贝叶斯主义归纳逻辑的局部化程度要低得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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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9
1.伦理上的道德约束问题
传统行政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建立了一套伦理制度和行为准则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约束,使他们按照政治中立的原则履行公职,做到诚实正直,防止行为的发生。新公共管理通过引入立约承包、签约合同、投标招标等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减弱了传统行政模式的道德约束力,产生了伦理与责任甚至等问题。例如,一些具体的伦理问题与签约转包密切相关。在选择承包商时进行政治干预,投票者相互串通,使公共服务项目高于成本价,政府采购中收取巨额回扣在各国的政府改革中都屡见不鲜。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维持伦理准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私营部门也有一个在不计成本追求结果和保持伦理行为标准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欺诈、腐败、内线交易等似乎成为地方性流行病”[1]295-296。新公共管理把传统行政模式向管理者灌输伦理标准的做法束之高阁,大量采用私营部门管理的原则与方法,这虽然强化了外在的行为要求,提高了管理与服务中的透明度,但是也弱化了管理者及一线公务员内在伦理准则的作用,从而产生道德约束问题。
2.制度上的市场限度问题
新公共管理通过政府流程再造,从传统上重视组织理性的官僚制规则转向个体理性的市场规则,在公共服务中广泛地运用市场机制,形成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模式。该模式在“放松规制”(deregulation)的改革之后,将注意力从程序规则转向结果和市场化操作手段,重视对结果的控制而放松和简化对政府行为的程序规制,注意采用一些弹性的、弱程序化的行政手段,如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协商程序、签约外包、民营化等广泛地运用[2]。这种市场化模式在实践中存在两个突出的限度问题。①弱程序化行政手段的问题。这表现为行政合同的行政优益权对作为行政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行政相对人造成侵害,行政指导的不透明性、事实的强制性,以及由于对特定人进行指导而可能带来的对其他人的不公正,等等[3]。②单一化市场规则的局限。新公共管理单一化市场规则使竞争和调控之间存在矛盾,难以适应跨组织的网络。总之,新公共管理市场化模式的弱程序化行政手段和单一化市场规制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从而引发实践中的限度问题。
3.结构上的机构裂化问题
新公共管理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官僚制等级式的组织结构形式,即扁平化与分散化的组织结构形式。这种组织结构形式在各国的政府改革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机构裂化(fragmentation)或碎片化的困境。马丁•米诺格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不仅在英国和新西兰等走在新公共管理改革前列的发达国家存在机构裂化问题,而且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管理分权、“机构化”和“公司化”的问题[4]。他们指出,英国与新西兰的政府改革导致了政府机构的增加和机构的裂化。如英国的《改变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中产生的“下一步机构”(nextstepsagencies)就承担着从大的政府部门内分离出去的行政职能。新西兰的国有企业也不再被认为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除了创立国有企业单位(Soes)之外,新西兰将它剩余的政府部门分割为更小的、更专业化的机构。机构裂化的一个直接产物就是“政府空心化”(或“职能悬浮”与“权力碎片化”),即由于新公共管理的过度分权和市场化改革导致执行机构和横向部门的大量涌现而产生沟通不畅、协调不力的状况。正如罗宾•巴特勒(RobinButler)所言:“在整个公共部门,各部和它们的执行局之间变得互不相干,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决策机制。”[5]
4.领导上的政治控制问题
新公共管理改革通过结构分解(structuraldevolution)、权力分化等组织创新与流程再造的改革提高了政府组织的运作效率,但也使传统的政治—行政系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结构分解改变了传统的控制工具,拉大了政治领导层与下层机构及较低管理层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弱了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力,最终弱化了中央的控制能力。克里斯滕森等人对挪威公务员的多次调查后发现,中央机关各个部处之外的公务人员觉得在决策上各个部的官僚们的影响力比政治信号和种种政治上的考虑重要得多。结构分解后,公务人员与政治层关系越疏远,其他决策信号(如成本、效率、职业标准、使用者和顾客的利益)的作用越大。因此,结构分解潜在地意味着中央控制能力的下降、权威性降低,下属单位特别是面向市场的单位不太在乎政治上的考虑[6]101-102。
此外,新公共管理改革已经完全偏离了传统的责任框架,注重功能而忽视结果,注重直接的管理责任而忽视间接的政治责任(弱化了对议会、政治领导的责任)[7]。这都弱化了领导上的政治控制。5.文化上的模式转移问题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能否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成为一种普适性的行政改革模式呢?学者们大都认为新公共管理在模式转移中是具有局限性的,这主要是基于行政文化上的思考。首先,政策转移是一个既微妙又复杂的过程。每个国家都具有独特的、与众不同的行政文化,它在诸多方面会起到抵制应用“最佳模式”或方案的作用[8]。新公共管理的私有化、民营化、绩效管理等措施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存在冲突与矛盾。其次,新公共管理改革注重效能、效益、效率等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对私营部门的理念具有一致性的认同时,就会支持新公共管理改革。反之,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对私营部门的理念不太认同时,特别是其传统文化与私营部门的理念相悖时,就会反对这种改革[9]。总之,行政文化及其内容对新公共管理改革具有重大的影响,文化差异可能成为新公共管理模式转移中的一个巨大阻力。
二、新公共管理局限性的理论根源
新公共管理上述局限性的实践表征具有深刻的理论根源,这主要包括理论基础、功能性组织模式和研究途径及它们衍生的相关做法与问题。
1.经济学理论基础及单维价值取向
新公共管理以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政治企业家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和价值选择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中是具有内在性缺陷的。休斯认为学者们对新公共管理经济学基础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批评认为经济学是一种有缺陷的社会科学,而它在政府中的运用也是有缺陷的。第二种批评认为,作为经济体系和私营部门的基础,经济学是具有一些效用的,但是它在政府中的运用则完全是一种拙劣的构想。”[1]85
新公共管理把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忽视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本质区别。例如在经济学理论的视阈中,新公共管理把公共服务的对象看成是消费者或顾客,但是公共服务的对象“决不仅仅是‘消费者’,他们还是公民,而这对交易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10]126。把公民隐喻为消费者,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必然引发诸多的问题。经济学理论基础也使得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具有单维性,即把“3e”(经济、效率、效能)等经济价值置于首位。这使得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的概念,还是与之相关的改革浪潮及方案都具有一维性。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公共部门中许多传统上认为合理的准则与价值都用经济准则和标准来衡量,从而造成不同准则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新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简单化,贬低了公共部门伦理及制度文化的重要性[6]18-19。因此,从根本上说,新公共管理经济学理论基础及单维价值取向使得它与民主行政的基本理念相悖,从而成为新公共管理局限性的根源之一。
2.功能性组织模式及碎片化治理
功能性组织首先起源于生物学范畴,后来被广泛地引入企业管理中来,一般指按照企业的生产、销售、人事、财务等产业功能建立部门,进行营业与服务活动的组织形式。目前,功能性组织由于业务范围单一、不适应多元化经营和无法灵敏地回应市场或顾客的需求而被利润中心制度的组织模式逐渐取代。公共行政学由于早期对企业管理理论的借鉴与移植,其组织架构也具有功能性组织的特点,如韦伯的官僚制就是一种典型的功能性组织形式。新公共管理虽然在实践中提出多项摈弃官僚制的战略与具体措施,但它在组织形式上仍然是一种功能性模式(functionalmodel),即围绕特定的功能(特殊的目的与活动)进行组织设计与管理活动。
希克斯等学者指出:“在公共行政发展史的各个节点上,其战略决策历来是基于组织功能来组织行政机构与地方政府的。这些战略决定的作出包括多种原因,如更好的绩效管理,更多的政治控制等,结果却产生了碎片化治理。”[11]41新公共管理改变了官僚制基于制度、规则及等级权威等组织设计原则,但并没有改变其功能性组织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还强化了功能性组织模式的内涵。新公共管理功能性组织模式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碎片化治理”(fragmentationofgovernance)。希克里总结了“碎片化治理”的诸多问题:让其他机构来承担代价的转嫁问题,冲突性项目,重复,冲突性目标,因沟通缺乏导致不同机构或专业缺乏恰当的干预或干预结果不理想,需求反应中的各自为战,民众服务的不可获取性或对服务内容的困惑,服务供给或干预中的遗漏或裂口[11]39-40。可见,新公共管理功能的组织模式及碎片化治理成为它在实践中产生局限性的又一理论根源。
3.管理学途径及企业化方法
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看,存在主义(Constitutionalism,强调公平、平等、正义等民主价值)与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强调经济、效率、效能等经济价值)两种传统。在这两种传统下又发展出管理、政治和法律等多种研究途径,新公共管理便是传统管理途径的新发展[12]10。作为一种管理研究途径,新公共管理秉承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思想与理念。波立特指出,新公共管理主要是由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它强调工商业管理的理论、原则、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应用。在波立特看来,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管理哲学[10]121-126。
管理研究途径与新公共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并行不悖,它遵循“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以经济价值为首要标准和以顾客为中心进行组织管理。与管理研究途径相适应,新公共管理大量地借鉴和采用企业化方法(如私有化、分权化、市场检验、强制性竞争等)及市场机制来进行政府流程再造,分解传统官僚制以回应顾客需求,提高行政效率。由于公私部门具有本质的区别,管理研究途径及企业化方法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官僚制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却低估了公共行政及公民需求的复杂性,走向了民主行政的反面,产生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正如贝尔昂和葛尔力所言,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与民主责任、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秘密性与公开性、风险承担与公共产品的监护之间存在冲突[13]。
三、新公共管理局限性的改进路径
针对上述新公共管理局限性的实践表征与理论根源,学术界提出了多种改进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性理论观点或方案,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视点独特与内涵互补的改进路径。
1.从经济性价值到公共性价值,推行民主行政及公民参与
学者们对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经济价值进行了广泛地质疑与批评,主张从“3e”等经济性价值转向公平、平等、公正、正义等公共性价值,推行民主行政及公民参与,进行价值重构以改进新公共管理的内在局限性。在倡导民主行政的理论中,登哈特等学者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最为突出。对新公共服务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话语理论等。登哈特认为,新公共服务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套理念,其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14]23-40。作为一种充分重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理论框架,新公共服务从本质上对新公共管理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与批判:新公共管理“把商业的价值迅速转移到公共部门的做法给公共行政及其人员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15]。“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诸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不同,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之上的。”[16]因此,“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对民主价值观的关注在我们思考治理系统方面应该居于首要位置。尽管诸如效率和生产积极性这样的价值观不应该被丢弃,但是它们却应该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14]168。
新公共服务代表了行政理论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从价值重构与民主行政的视角对新公共管理提出了革新进路。与民主行政进路相适应,欧洲大陆兴起的公民参与理论也从公民参与的视角提出了改进新公共管理局限性的设想。格利夫和杰普森在对丹麦公共服务改革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行政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三种具体形式:一是使用者委员会,它们主要对决策性事务产生影响;二是公民在当地政府的批准下通过自己组建的组织来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三是自愿性的社会组织,它们主要是和政府一起合作来提供公共服务[16]。公民参与理论把公民参与作为核心要素,使公民得以广泛地参与到行政过程中来,并监督政府过程和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变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与公民的委托—关系为新型的合作关系,使民主行政的基本理念在行政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从而改进了新公共管理过分倚重经济性价值的弊端。
2.从功能性导向到问题性导向,引入整体政府及整体治理
功能性导向是功能性组织模型及碎片化治理的逻辑起点,提供一种不同于功能性导向的组织设计思路成为改进新公共管理局限的关键。培里•希克斯(perri6)等学者提出了一种从功能性导向转向问题性导向的“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改革思路,即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把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作为核心关怀来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17]。整体政府理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目前“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重点已从结构性分权、机构裁减和设立单一职能的机构转向‘整体政府’”[18]。从结构或工具的角度看,整体政府通常被看成是一种有意识的组织设计或机构重组[19]。整体政府改革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新公共管理分散化和独立化的新型组织结构形式,即跨越组织功能与边界设计的“联合岬”(joined-up-ness)。“联合”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克里斯滕森和斯格莱德在对西方各国整体政府实践具体“联合”活动调查的基础上,以政治与行政领导的构成性质为变量,归纳出等级式和协商式两种整体政府组织结构形式[20]。①等级式组织结构形式是基于政治与行政领导的同质性,注重权力的集中和组织各要素的统筹协调与有机配合。建立这种组织结构的通常做法是总理(首相)办公室在政治和行政方面取得强势地位,并统一财政管理,加强政府治理与责任机制。②
协商式组织结构形式则是基于政治和行政领导的异质性,注重组织各要素通过协商与合作实现功能整合,这不仅包括内阁内部的协商,参与跨部门的特殊任务、计划或项目各部之间的协商,还包括联合提供服务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协商。这两种结构形式铸就了一种实现各种组织机构跨界合作的功能整合型网络化结构模式。在整体政府理论的基础上,不少学者进一步提出“整体治理”以克服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治理的弊端。登力维指出,整体治理通过重新整合对新公共管理的碎片化治理进行了直接回应。在登力维看来,重新整合涉及组织功能整合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21]。①逆部门化。如英国通过合并把一些功能相近的机构重新组合成部门化的组织。②大部制治理。这通常是重新整合的一个中心要素。如美国为应对“9•11”恐怖袭击时期部门的极度分散化产生的无效和低效而组建的国土安全部。③重新政府化。这主要包括把以前改革过程中将一些外包给私人部门的公共部门的活动重新交由公共部门进行。④恢复或重新加强中央控制过程。由于新公共管理导致分散化竞争的无政府主义,一些提议开始重新强调秩序,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如英国的一些集中电子变革项目就得到了大量的资助。⑤重塑具有公务支撑功能的服务提供链,以实现基于较新信息技术提供的生产力的提高。这涉及重新设计公务支撑功能,事务处理系统,或者事务由政府机构直接承担或外包。可见,整体治理通过各种重新整合的措施有效地克服了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治理的弊端,重塑了一种功能整合的组织结构形式。
3.从管理途径到多元化途径,寻求学科整合及知识增长
研究途径及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及其知识的增长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公共行政历来就不是一个同质的研究领域,它有赖于吸纳与融合多种学科知识才能获得创新与发展。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管理途径的新发展,无疑对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及其知识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单一化的管理途径也存在局限性,它不能反映公共行政复杂性与公共性的本质,也是当代公共行政产生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研究途径上寻求学科综合及知识增长成为学者们改进新公共管理局限性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英国行政学者简•莱恩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20世纪以来公共部门寻求适当治理机制的几次革命之一,它并没有取代传统的分析框架,只是增加了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研究途径。在新公共管理之前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和以政策周期(policycycle)为基础的公共政策途径也是公共部门寻求适当治理机制的革命性途径,它们共同构成了公共行政学的分析框架。“新公共管理首先是契约主义。但是它既没有取代研究公共部门治理的其他主要途径,也不能涵盖公共部门的治理理论,例如契约主义这一概念,就无法概括政策科学和公共行政的其他内容。”[22]因此,必须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途径及政策科学途径有机地结合起来,寻求公共行政的学科综合,构建公共部门治理的一般性理论。
行为科学理论的局限性篇10
关键词：三大构成；设计基础教学；整体认知；强化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432-1
众所周知，中国的设计学科的基础教学是以三大构成为核心展开的，虽然有些院校自觉地进行了相应的教育改革，但是始终不能跳出三大构成的基本模式。可以说三大构成是整个艺术设计领域的推动力量，对艺术设计学科起着不可抹没的推动作用。虽然三大构成理论对整个行业起着极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三大构成的局限性已经显而易见，不足以知道我们设计基础的教学要求了。应该在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对形态的整体认知。所以在设计基础的学习中一定要强化整体认识，以弥补三大构成的局限性。
一、三大构成的局限性
1919年，以德国教育家格罗佩斯为首的一些学者创立起了包豪斯设计学院（Bauhaus），提出要将“艺术与技术统一”，并带领多位艺术家和教育学家对造型方法和理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三大构成”的学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高校引进了三大构成的教育方法，形成了由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组成的“铁三角”教学体系，一直影响至今。
然而，随着现代艺术设计领域的发展，也随着西方现代化设计思潮的涌入，曾经推动教育界发展几十年的三大构成理论已经不能满足发展要求，固有的局限性越发明显。这不得不让一些教育界的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根据艺术设计理论的发展，设计基础教学中，三大构成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泛化：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在现如今的三大理论设计基础教学中，讲述三大构成的教材版本很多，但是大多是重复早期教材的内容，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使三大构成的教材大同小异。而三大构成又被大多数院校作为很多专业的必修课程，各学科使用统一的三大构成教材，这样使这一学科变得标准化，教学方法上也缺少灵活性，完全不能满足各个学科差异化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一点，许多教师和学生认为学习这门课程与本专业的关系不大，所以在教学和学习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重视。
（二）僵化：教学形式缺乏灵活性
包豪斯提出的三大构成理论，强调的是“技术与理论的统一”，不单独强调作业效果。创新是包豪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虽然我国这几十年来一直以三大构成为设计基础的主导思想，其地位不可动摇。但是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限制，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没有把握到包豪斯三大构成的真谛，使其变成了书本上的理论，而无法直接指导实践。
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行，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发现并提出了三大构成理论的弊端，要求不仅仅将各个元素单独研究，还要形态形成统一的整体，形成形态的整体认知。这样才能使学生学习设计基础后，有效地指导实践。
二、形态整体认知的形成和强化
如今随着设计领域的发展，设计的基础科目已经不仅仅限于三大构成，还包含了自然的分析与研究，造型、空间、运动与透视研究，体积与空间研究等，内容越来越丰富庞杂。要求学生不仅仅以完成课堂作业为主要目的，而且要求学生从艺术表达转化为理性认识，对形态有整体的把握。这才是包豪斯理论的关键。该教学注重形成的是一种科学的设计认识观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那么如何加强这种对事物的整体认知之呢？
形成这种整体认知，你须具备理性的视觉。就是将原有的视觉规律改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的视觉规律，利用这种视觉规律为基础，激发学生潜在的才能和想象力。简而言之，就是训练一种认知习惯，将视觉形成的感性材料，经过大脑的加工形成理性材料，将事物的性质、运动、变化、发展都看在眼里。想得到理性视觉就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了解自然的形成过程，了解自然的规律。自然界每一种物质都是有自身的规律存在的，这种规律包括其性质、内容等等。规律是事物连接的纽带，如果不能了解单一事物的规律，就不可能把其他事物与之相联系。把握事物的规律是把握事物整体的基础。其次，要联系地看待问题。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基础就是事物的基本性质内容等等，也就是事物的规律。我们单单掌握事物的规律是不够的，需要将物体整体地联想在一起。我们眼睛见到的事物有的时候是很狭隘的，就像管中窥豹、坐井观天。而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窥一斑而见全豹，观一角而知全天。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掌握了整体认知。然而，单单这样还是不够的，由于世界所有事物都是不断运动的，所以我们在看事物的时候，不能仅仅观察到静止的事物，而要发展运动的去看待。
三、结语
现如今随着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设计在现实中的运用越来越复杂。基于这种现状，教育工作者对设计基础的教学必须进行思考，进行相应的改变。传统的三大构成的局限性已经不能满足当代设计基础的发展，在设计基础教育的实践中，我们必须结合现实，加入整体性思维的培养。这样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实际工作的时候，才能够形成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和思维习惯。
参考文献：
[1]陈岩.从包豪斯的基础课程看当代三大构成教育[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0，（09）.
[2]王受之.世界平面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3]卢亮.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三大构成课程教学的改革与探究[J].电影评论，2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