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1
关键词：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
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应该说，档案法规体系同样也已经基本形成，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然而，在市县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却仍旧感觉档案法规体系不完备，在许多档案执法方面都无法可依。问题出在哪里？笔者认为：问题就出在市县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本身，他们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对自身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的定位不清楚。对此，笔者谈谈看法，并求行家斧正。
1基层档案行政管理中需澄清的观点
1.1法规体系不完备无法实施依法行政。在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种认识，认为没有完备的档案法规体系就无法实施依法行政，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完备与不完备是一个相对概念，应该认识到，完善档案法规体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档案法规一定是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更何况，档案法规体系本身就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新形势、新实践、新工作会给完善档案法规体系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法律法规体系实现了完善或比较完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本完善或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会变得不够完善，甚至出现漏洞或缺失。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就是在完善――不完善――再到完善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的。企望等到档案法规体系完善和完备后才能实施依法行政的认识显然不正确，这种认识，在基层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可以从知网期刊文献中相关关键词的关联度看出一些眉目。从表一与表二可见，依法行政与档案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档案法律法规体系、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关联度非常高，同时，依法行政存在问题与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关联度也比较高。至少可以说明，在许多档案人的眼里，目前，档案行政管理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中，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表一：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与依法行政关联度检索结果
检索项主题篇名全文文献起止年限
检索词一档案依法行政-并且-档案法律法规体系数量1984年～2011年
检索词二档案依法行政-并且-建设档案法律法规体系38231984年～2011年
检索词三档案依法行政-并且-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35091986年～2011年
检索词四档案依法行政-并且-档案法律法规体系29201986年～2011年
检索词五档案依法行政-并且-建设档案法律法规体系33061986年～2011年
检索词六档案依法行政-并且-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30451986年～2011年
检索方式精确精确模糊2532
表二：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与依法行政关联度检索结果检索项主题篇名全文文献起止年限
检索词一档案依法行政存在问题-并且-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数量1987年～2011年
检索词二档案依法行政存在问题-并且-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20511986年～2011年
检索方式精确精确模糊1773
1.2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与基层无关。在我国，法的形式分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而大多数市并不具备立法资格，没有立法权。这样，市县两级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同志都认为，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与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没有直接关系。应该看到，大多数市县两级虽然没有立法权，不能制定法律、法规、规章，但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2009年）第五条就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工作部门和派出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依法制定规范性文件。”虽然，从立法上看，规范性文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法的范畴。我国《立法法》第2条规定的法的范围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并不包括规范性文件。但从行政法学上看，规范性文件显然具有一定的准“法”的属性或规范性。一是规范性文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二是规范性文件以规定特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为手段，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任务为目标；三是规范性文件为人们提供一定的行为模式、标准，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向。从行政管理实践来看，规范性文件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据，是实施法律、法规和规章所不可缺少的，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据统计，行政管理中对社会发生效力的规范性文件，85%是各级政府的规范性文件。”[1]“规范性文件”在行政法学上称为“行政规定”，“行政规定是指除行政法规和规章外，由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公文。表现为各种决议、命令、公告、通告、通知等，即‘行政规定’是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之外的行政文件。‘行政规定’这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容易使人迷惑不解，也有人称之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红头文件’，或者‘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国语境内的‘行政规定’，是一种对外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则，它旨在或者能够影响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的行政规定设定了新的义务关系，有的行政规定改变了私人权利或义务的构成要件或者后果要件。”[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第三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2009年）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公文。”因此，档案法规体系应该由五个方面组成：一是行政法律，二是行政法规，三是地方性法规，四是行政规章，五是规范性文件。档案行政法律法规固然重要，但要将有法可依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的依法行政，更多是靠与之配套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对法律的细化和补充。因而，完善档案法规体系的配套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靠所有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来完成。所以，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与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在基层依法制定好档案工作规范性文件，既是市县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与任务，又是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市县两级属于基层政权，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大多数没有立法权，不能实施立法，制定法规、规章等立法性工作，但具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可以概括为国家行政机关为实施和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而制定、修改、废止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和行政措施等的权力。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国家法规体系中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将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原则具体化。同样，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的主要任务，是将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档案法律、档案法规、档案规章的原则具体化。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档案机构是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档案法律、档案法规、档案规章的践行者。
2.1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档案法规的需求者。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要求与原则，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本行政辖区内进行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时，必须依法行事，依法办事，依法做事。作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除必须依照政府机关行政管理工作的通用法律法规外，更多需要依据档案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来管理、指导、监督、检查档案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档案法律、档案法规、档案规章的需求者。
2.2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档案法规的执行者。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范围，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一经颁布，下级机关就必须严格遵照执行。因此，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档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一经颁布，下级档案部门同样必须遵照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档案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者。档案法规只有通过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执行，才能将其落到实处。
2.3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档案法规的细化者。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档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相对于基层千变万化的情况来讲，还是显得原则和笼统，如何使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适合基层的具体情况，在基层千变万化的情况下发挥效用，就需要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档案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原则和精神，根据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通过制发本级的规范性文件来细化。没有这样一个细化过程，再好的法律、法规、规章都会因为存在不适应当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具有可操作性而成为摆设，悬在空中不能落地。
2.4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档案法规的修改者。由于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对滞后性，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档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总是滞后的，总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档案法规一定是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对于由于社会发展造成的法律、法规、规章不适应，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依据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档案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原则和精神，根据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通过制发本级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变通处理的同时，有责任和义务向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地方和国家立法机关提出修改、废止某些档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建议和意见。同时，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细化落实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档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时，制定的本级的规范性文件中，那些行之有效的内容会成为修改国家及地方制定的档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时的参考，那些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规范性文件甚至可能成为新的档案法律、法规、规章。现实中，国家档案局制定的许多规章标准就是由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的。
3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的定位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档案法规的执行落实，档案法规体系再完备，如果没有谁去执行实施落实的话，那么，这样的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等于是“空中楼阁”，对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毫无用处。二是对档案法规的不断制定和修订完善，只有不断制定和修订完善档案法规，才能适应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档案法规体系。
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我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中的数量占绝大多数，他们管理的行政相对人也占绝大多数，直接面对的档案事务更占绝大多数，而且，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档案事务。因此，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不论是执行实施落实档案法规，还是制定和修订完善档案法规体系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是其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的定位。对于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执行实施落实档案法规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定位，大家都比较清楚。但是，对于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和修订完善档案法规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定位，可以说，从上到下大都不是很清楚的。这对档案法规体系的建设极为不利。因而，从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到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都应该改变观点，重新认识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的定位，尤其是对制定和修订完善档案法规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定位，更应引起高度重视。
在档案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的重点应该放在对档案法规的细化上。《档案法》修订固然很重要，但是，不管《档案法》怎样修订，都不可能规范每一个档案工作的细节，那种企望《档案法》修订后，对每一个档案工作的细节都做规范，具有所谓的可操作性，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对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理解有偏差。要使档案法规更具有可操作性，主要是靠与档案法规相配套的大量的规范性文件来对档案法律法规的细化和补充才能做到。而大量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要是靠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来完成的。因此，在《档案法》修订告一段落后，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将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的重点下移，将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的重点放在市县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上。一是抓档案法规的执行实施落实；二是抓市县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档案工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细化档案法规。重中之重是后者。要执行好档案法规，就必须对档案法规进行细化，而细化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档案法规，使档案法规更具有可操作性更便于执行。
对于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来说，第一，要明白自身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的定位；第二，要认识规范性文件是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要明确制定规范性文件是其重要的职责，也是完善档案法规体系的重要工作；第四，档案法规体系的建设需要靠所有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而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其主力军；第五，要做到真正有法可依，又具可操作性，主要是靠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来实现的，而不能完全靠国家、省的档案法规来实现。
总之，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法规体系建设中，不仅是档案法规的执行者，更重要的角色是档案法规体系的制定完善者，明确这一角色定位，并将其落到实处，对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和促进档案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本文为2011年度河南省档案局科技项目《档案立法技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2011-R-05。
参考文献：
[1]新华网：《调查显示公众强烈支持政府清理“红头文件》news.省略/legal/2007-06/11/content_6224474.htm.
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2
守法作为档案法制的建设关键环节，长期以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强调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守法，而忽视了档案行政管理主体——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及其管理者的守法，这种现象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档案法制建设的进程。实质上，守法的对象应该是档案行政管理主体而非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档案行政管理主体的守本文由收集整理法才是实现档案法治的关键。本文从这一认识出发，试着阐释档案行政管理主体守法的问题，以期加快推进档案依法行政。
1守法的对象是档案行政管理主体
“守法”，即遵守和服从法律。“完善的法制为实现法治准备了条件，而法制的有效实施才能达到法治的目标。有法不依形同无法、甚于无法。”[1]因此，倡导守法精神，在推进依法治档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守法的含义，应当包括普遍的遵守法律和法律的普遍遵守。所谓法律的普遍遵守，即凡是国家的法律都必须遵守。”[2]这里说的法律，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各个层次的法律规范，包括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亦包括依法治档所依之“法”。“依法治档所依之‘法’就是档案法体系或档案法律体系所提供的一切规范，即档案法律规范。通俗地说，也就是与档案、档案工作有关的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3]
守法的含义，还应当包括知法和依法办事。学法、懂法是守法的前提，而守法则必须依法办事，不仅是不做法律禁止的事、不违法，而且要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依法捍卫法律的尊严，以实现立法的宗旨。作为档案行政管理主体，必须依法行政，依法律的规定作为或不作为。守法，实际上是法律规范得以实现的方式和过程，档案行政管理主体守法则是档案法制建设至关重要的环节。
然而，谈起档案法治，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不论是依法治档、档案执法，还是档案普法，大都会涉及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守法上说。在谈到档案法制建设的对策时，经常建议：“通过档案法制的宣传，使广大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充分认识到《档案法》在管理国家档案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是全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依据，不依法办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4]“通过档案普法，增强全社会的档案法制观念，使人人都知法、遵法、守法，从而达到依法治档的要求。”“将档案法规定的档案权利和义务，变成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广大公民在处理档案事务中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5]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惯性，就是档案守法的对象是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这却忽视或掩盖了法律对象上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国家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政府的组成部分，即档案行政管理主体。“如果一个社会可以二元为民众与政府，或权利与权力，那么，就守法而言，准确的法律表述是，守法应当是政府而非民众的事，此正如权力必须守法，权利则无须守法，只要不违法即可。”[6]也就是说，档案守法的对象应该是档案行政管理主体而非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
这样的认识可以从宪法层面得到支持。“政府由人民的需要和意志产生，政府受到人民制定的法律限制。”“就政府的权力来说，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7]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防止政府权力失控的有效途径是，要求政府行使权力时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8]或者说，政府守法是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重要保障。政府守法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关系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政府所守之法凝聚了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整体意志，其中，对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方式、程序、职权、职责、法律责任等做了规定，既保证政府合法权力的行使能畅通无阻，又防止政府越权、滥用职权，通过政府守法产生符合人民授权初衷的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二，政府守法不应仅仅拘泥于遵守法律条文，还应以法的理想——为人民的最优化生存服务为政府存在与运作的宗旨。第三，权力所有者在设计、构建政府时并不是任意性的，而是从功利原则出发，要求政府为其带来最大的利益。要求政府守法可以防止政府行为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从而激励个体在法律范围内尽其所能地追求正当的合法的权益。政府则主要是出面限制和阻止人们谋求不正当的非法利益，并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效加以整合，引导和促进权力所有者所设计的经济运行模式尽快建立。第四，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然要求对政府守法与否实施监督，并对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不受监督和不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政府必定会将法视为繁琐哲学而束之高阁，其后果会导致政府违法侵权现象充斥社会的各个角落。[9]
政府守法实质上是宪法所要求的，是有着宪法基础的。因为，政府守法不仅践行了《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庄严宣告，而且可以构筑良好的社会守法环境，减少公众的违法行为，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进，必将加快守法政府的建设。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其守法同样受宪法的约束。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是管理国家档案事务的行政主体，尽管大部分档案行政管理机构都归属党委领导管理，但是，行使的职能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实质上属于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政府的组成部分，也必将加快守法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建设步伐。
宪法的本质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限制公共行政的管理权力。“就民众而言，我不需要遵守保护我的东西，否则逻辑上说不通。当然，如果实在要说守法，那是我们必须守护宪法，以防权力对权利的侵害，毕竟在理论上宪法是权利的保证书。如果说权利防止权力侵害，靠的是宪法，那么权利本身也可以彼此侵害同时危害社会，这就要靠宪法之下的法律如民法和刑法了。它们是用来平衡权利之间的各种关系，同时惩罚一种权利对另一种权利的侵害，包括对社会的侵害。就这些法律而言，民众需要做到的依然不是守法，而是不得违法。”[10]守法还是不违法，其法律表述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它简要地表达了公民与政府（即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与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应遵循的不同法治原则。对政府应遵循的法治原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即政府必须照着授予权力的法律条例去做，不能越出授权范
围履行任何职责。在法律条例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可言，旨在约束其权力。这就是守法。对公民应遵循的法治原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即除了禁止的条例，公民在不触犯或不超越法律（禁止性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可以自由生活、谋求发展，可以充分享有自由的权利。这就是不违法。“法无授权即禁止”与“法无禁止即自由”就是守法与不违法的区别。
2档案行政管理主体存在的守法问题
尽管依法行政推行了很长时间，档案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档案行政管理主体在守法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自我封权。职权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权力均由国家法律设定，行使权力应当以法律为依据，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不得为之。但是，由于档案行政管理权中包括有一定范围的立法权，面对极其多样而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况，需要制定一些抽象的规范，以解决改革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而由于有些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存在“只要是为了达到行政目标，法律未禁止的均可为之”的错误观念，因而在档案行政立法活动中，往往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为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设定权力，为公民法人设定义务；或者把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应尽的职责通过某些规定转化为公民、组织的程序性义务。例如《湖南省民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就有这样的问题。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民营企业档案，是指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等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电子等不同载体形式的历史记录。”并且对其档案的管理如建立档案机构、明确档案管理部门与人员、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部门的职责、分类、归档时间等都做了规定。按照《档案法》的规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非国有档案只管其中那些“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事务，具体管理程度范围应该限制在第十六条的范围内。该《办法》明显地扩大了管理权力范围。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其他一些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办法》基本相同，还有《社区档案管理办法》《村级档案管理办法》也基本与《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办法》相同。
2.2不履行法定义务。权力即是责任，一定的权力与一定的义务相对应。档案行政管理主体在行使法定的行政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履行法定的义务。但有的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档案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况下，却采取了消极不作为行为。例如，《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永久保管档案分一、二、三级管理，分级的具体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国家档案局制定。”第十九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一级档案严禁出境。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二级档案需要出境的，必须经国家档案局审查批准。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三级档案、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一、二、三级档案以外的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和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出境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海关凭批准文件查验放行。”由于至今国家档案局没有出台档案分级标准和管理办法，没有履行其义务，从而致使第十九条规定的义务也无法履行。再如《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档案法》第二条所称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征得国家档案局同意后确定具体范围。”由于绝大多数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都没有履行这一立法责任，致使对非国有档案的管理范围不确定，难以贯彻执行《档案法》中的其他规定。
2.3违反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是档案执法合法、公正的保证。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实施档案行政行为必须受行政程序规则的制约，依程序行政，也是档案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但是，由于习惯的影响，档案行政管理主体的人们往往把档案行政执法作为做好档案工作的手段，很少有考虑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这种现象在档案行政监督检查中十分普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并实行档案业务指导与档案行政监督检查（档案界俗称“档案执法检查”）相结合。例如，有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实际档案执法工作中“一是坚持执法监督与业务指导相结合，一方面在执法监督过程中通过检查指导、业务传授、说服劝导等方式克服‘法不责众’的现象，能真正提高执法监督的效果。另一方面业务指导要借助于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慑力，以执法监督为保障，消除个别基层单位对业务指导不主动、不配合的消极现象。二是坚持案件处罚与业务指导
相结合。……在业务指导中发现的违背业务规范事件的苗头和隐患，要及时给予纠正，拉入正道，以防范这些事件的继续演变，避免档案违法案件的发生，把违法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11]从这种做法中不仅可以看到不按照行政程序执法的现象，而且可以看到严重违反法治精神的“钓鱼执法”影子。
3构建档案守法环境是档案行政管理主体守法的重要职责
这里说的档案守法环境中的守法是广义的守法，是指在档案行政管理主体守法的基础上，构建的档案行政管理主体积极守法、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维护法律不违法的环境。
档案守法不但是档案法治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档案法治实现的根本要求。实现这一要求，“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健全的有利于全社会守法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舆论环境及其他相关的设施，使得每个主体在行为之前都用法律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并使得人们不能、不敢亦不愿违法”。[12]由此，就会构建成档案法治建设最理想的档案守法环境。
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3
【关键词】信息技术；电子政务；数字档案馆；问题；对策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类信息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程度不仅关乎到我国信息水平高低，而且也对人们获取各类所需信息的速度产生着重要影响。而建设数字档案馆正是实现档案管理工作信息化的重要途径，是提高档案信息服务水平的必由之路，对促进档案事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数字档案馆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数字档案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少顶层设计。即在国家层面对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工作缺乏统筹规划，都是各个地区自行探索建设，由此造成各个地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规范与标准。比如青岛模式、杭州模式、深圳模式等等。其次，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目前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档案法》，但是专门针对数字档案馆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再次，缺乏建设资金。要想建设数字档案馆，就必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尤其是建设资金，然而除了经济发达地区有充足的财力来建设数字档案馆，欠发达地区要想建设数字档案馆就面临着资金缺乏的困局。最后，缺乏技术支持。数字档案馆的建设需要许多先进技术的支持，需要攻克稻萃诰蚣际酢⒑a渴据储存技术、智能检索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这就导致许多地方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而无法实现数字档案馆建设。
二、加强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可行对策
（一）加强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是指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西方发达国家在建设数字档案馆的时候，一开始就进行了顶层设计，比如澳大利亚的VeRS项目、英国的nDaD项目、美国的eRa项目，这些项目都被纳入了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并由国家档案局先进行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制定相关的规范与标注，然后将成果向下推广。因此我国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也应当改变过去“自下而上”这种建设模式，对数字档案馆建设进行统一规划，按规划有序进行，这是促进数字档案馆建设最为关键的一步。一方面，应当将数字档案馆建设纳入国家规划中，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进各个地区的数字档案馆建设工作。一方面，各个地区也应当对当地数字档案馆相关标准以及管理制度进行调整，使其与国家标准统一。
（二）健全法律法规。我国当前与档案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许多内容其实并不适用于数字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工作，因此必须健全档案相关法律法规，并出台专门针对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法律法规，使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工作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制可循。数字档案馆内的档案文件毕竟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存在的，因此它在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加方便、更加快捷的信息服务的同时，必然也存在着可能泄密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档案泄密而引发的纠纷甚至是刑事案件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比如数字档案馆运行过程中档案文件的公布权、文件内容所涉及到的隐私权、利用者的信息权等等，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予以保障，来追究档案信息泄密行为。关于这点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已经取得的成熟经验，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全新的健全完善的档案法律法规体系。
（三）多途径筹措资金。首先，国家应当对数字档案馆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需要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其次，针对资金不足问题，各个地区应当将数字档案馆建设纳入地方财政规划，逐步筹措资金，分期开展建设。比如新干县为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要求，促进档案事业科学发展，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依据国家档案局《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精神，计划用3年（2015年至2017年）时间，分三期建成包括档案全文数据库、电子文件归档系统、软硬件系统和网络平台以及安全体系建设在内的数字档案馆，逐步实现对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网络化管理以及分层次多渠道提供档案信息资源利用和社会共享服务。最后，拓展思想，可以考虑让民间资本（比如各种基金、个人、企业）介入到数字档案馆建设中，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四）加大技术支持。技术问题是制约数字档案馆建设又一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技术条件上，要加大对数字档案馆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积极学习和引入国外先进技术。此外，还可以通过业务外包、技术外购、学术支持等多种形式保障数字档案馆的建设进程。其中业务外包是指可以将数字化扫描等工作外包给专业的公司来加工，这样可以有效降低自身运营成本；技术外购是指直接购买数字档案管理软件，学术支持是指可以寻求有数字档案馆技术研发力量的企业、高校的合作与支持，这些都是促进数字档案馆建设工作的可行路径之一。
三、结语
文章深入分析了数字档案馆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法律法规、多途径筹措资金、加大技术支持4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可行对策，希望能借此促进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向着科学正确道路发展提供一定助益。
【参考文献】
[1]张宁.基于国外最佳实践对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几点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0（04）：49-53.
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4
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到2010年年底，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修订、废止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活动。作为立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法的修订，是通过对现行法的内容加以修缮改动，使法臻于立法主体预期达到的完善状态。随着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在新的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然使法的修订成为今后包括档案立法在内的整个国家立法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之所以需要对法进行修订，主要原因和意义在于：第一，法以调整社会关系和适合社会关系的需要为使命。社会关系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相对变动性。当现行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时，对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加以修订，使其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就是必要的；第二，由于立法时考虑不周，现行法中有不科学之处，如不明确、不确切，容易引起歧义，或有遗漏、不协调、不切合实际的毛病，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问题已带来明显的甚至较大的弊端，难以执行、适用、遵守，因而有必要加以修订；第三，现行法本身是暂行的或试行的，经过一定阶段的实践，有必要加以变动，以便从暂行或试行的形式过渡到正式的形式；第四，一个重要的新法出现了，或一个重要的法修订了，也要引起或可能引起对另外一些法的修订。就当前国家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的现状而言，上述情况在现行档案法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法的修订既要及时，又要慎重。及时才能使法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保证法的体系的协调一致，消除法中的弊端，有益于执法、司法、守法的进行；慎重，才能维护法的权威性，保证法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当前档案法规修订的及时性不够是一个突出问题，相当一批档案法规是在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制定的，与处速变革中的社会环境和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存在相当的距离。许多档案法规执行情况不好，档案法规的规范效应下降，与档案法规没有及时进行修订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时代背景下，档案立法应高度重视档案法规修订在进一步完善档案法规体系中的突出作佣。
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5
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法治建设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的档案法治建设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执法程序上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比较典型的是档案法规内容的缺失，如随着社会人口流动加剧，人事档案的转移和保管也会发生频繁的变更，但是法治建设显然不能对其各项流程进行有效的保障，导致目前“弃档”现象非常严重。此外，社会多元化发展催生了很多的新生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对其显示出较小的约束能力。再有就是相关法规的匮乏使执法部门在处理不和谐的档案活动时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档案管理执法不严现象的蔓延。
二、完善我国档案法制建设的改进措施
1.增强社会档案法制建设意识。一直以来，档案管理和法制建设都被认为是凌驾于普通大众生活之上的活动，因此档案管理质量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应将档案法制思想普及到民众中作为完善法制体系的基础。在具体实施环节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加强宣传，通过调动多方面的资源，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媒介将档案法制建设的意义灌输到社会大众特别是档案管理专业人群中；其次要积极树立科学的档案价值观，对于档案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都要予以重新的定位，让人们关注到档案法制建设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最后要积极引导档案法制建设学术研究，鼓励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市场化。
2.健全档案法律法规体系。要从两个方面抓起，即国家档案法律和地方档案法规。国家档案法律具有统领地位，能够指导地方法规的建设和实施。要以《档案法》为中心，对现今我国档案管理出现的实际问题和突出现象进行解析，并参考国外先进档案法制建设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并能够指导我国档案管理长期发展的法律体系。地方法规要能够突出地方特色，对国家法律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延伸。两者相互配合能够极大地促进我国档案事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3.规范执法程序和监督网络。严格的监督和执法体系是档案法制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后续保障，档案执法受到国家法律权利的保护，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工作，但是现今执法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使法律的真实效力大打折扣。基于此，必须对执法程度进行标准化操作，并通过多元化的执法手段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可以采用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强制执行、行政诉讼等方式拓宽档案执法的渠道。此外，加强社会监督、机构内部控制等都有利于档案法制体系的良性运行。
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6
工会信访工作作为各级工会组织维护职工权益的主要渠道之一，多年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劳动关系、解决矛盾纠纷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职工信访案件的内容和信访方式错综复杂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通过行政干预取代法律手段的信访工作，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走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之路，依法处理和规范信访活动，应该是工会信访工作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及目标。
一、工会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是现实需要
(一)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就是说，国家各项工作都要依法进行,信访工作也不例外,也要走法制化建设之路；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其各种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那种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信访活动是不允许的；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就是说国家各项行政权力也要依法实施，依法行使职权，对于各级信访工作部门和信访工作干部来说，就是要依法行政，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
(二)信访工作法制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权力至上”到“法律至上”这一转变的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主要依靠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随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法治最终完全取代人治，长期以来形成的通过行政干预取代法律手段的信访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的情况下，也将逐渐走上依法规范之路。
（三）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是新形势下信访工作内容和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使信访工作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单一的上访告状、简单明了的信访案件已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发生改变。当前信访工作内容和方式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职工反映的信访问题呈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广泛性、深刻性的特点，具体涉及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手段所能解决得了的。如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亏损企业的劳动保障问题，企业转制问题，各种经济民事纠纷，部分干部腐败问题，都给信访工作增添了新的难题。另外，如判决不服、房产纠纷、合同纠纷等问题，由于群众习惯于找行政解决，因此也增加了信访工作部门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二是信访形式上表现为集体访、缠访、越级访不断涌现，单纯的行政手段已无法解决，因此迫切需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和处理信访工作。
综上所述，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工会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
二、工会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的内容和途径
1．运用法律程序，依法开展信访工作，实行有序上访。依法开展信访工作，当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认真贯彻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切实维护信访工作秩序。“分级负责、归口办理”是新时期做好信访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有效手段。作为执法主体的各级信访部门首先要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千方百计地把上访问题解决在基层。所以说，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贯彻实施好《信访条例》。
2．通过诉讼、行政复议、劳动仲裁解决信访事项。现在的上访主体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当事人状告无门，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应该到哪个具体部门解决而找到信访部门来的，对于这种情况，要积极帮助其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对于那些按照法定程序和职能界定，应由司法机关依据法律进行处理，或由行政复议、仲裁等职能部门进行解决的问题，应交由这些部门办理。应改变过去一些单位以行政干预代替法律手段的做法，因为对于涉及到各种经济、民事纠纷、劳动争议等上访案件，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已经有适用的法律法规进行调解和处理，信访部门的任务是做好法律咨询和服务工作，保证上访者及时、有效地按正确途径解决问题。
3．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请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探索建立起“信访接待、法律咨询、诉讼”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法律援助是保护公民能平等地得到法律保护、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原则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建立信访工作的法律援助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突出信访工作维护职能的迫切需要，是解决群众状告无门、投诉艰难及因经济原因无力仲裁、诉讼的需要。这项制度在我国一些地方工会已经建立，这些法律援助机构与信访部门合署办公，探索出“信访接待、法律咨询、诉讼”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法律援助机构和“三位一体”工作格局的建立使信访部门的工作范围和内容更加广泛，更有效、更直接地维护上访者的权利。另外，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结果，可以使得一些涉法案件直接由律师接待处理，不仅提高了信访工作部门的工作效率，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4．坚持诉前调解的原则，把信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非诉讼调解是法律上适用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工会信访部门应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据政策、法规进行非诉讼调解。应耐心细致地做好当事人双方的工作，讲明道理，趋利避害，使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和解，督促问题尽早解决，避免矛盾扩大，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果。
5．大力开展信访法律知识宣传工作，引导群众依法进行信访活动。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起群众依法信访、受理机关依法办案的机制。学法、知法、守法，让法制意识深入人心，让群众养成依法、守法的良好习惯，依法进行信访活动才具备了相应的土壤。信访工作要走法制化之路，群众知法、守法是根本。因此，要深入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及其它方式，开展信访法制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引导群众依法进行信访活动。
6．强化源头参与工作，加速建立和完善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所必需的法律体系。就目前来讲，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所需的法律体系还不很完备，信访部门通过源头参与应当逐步达到信访法制化建设所需的法律体系的完善。
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7
【关键词】法律援助农村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6.5【文献标识码】a
农村法律援助的背景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它不是中国独有。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这一问题都是其发展历程中避不开、绕不过的“坎”。我国是农业大国，据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50%左右。农村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将直接影响我国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当前，我国农村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源既有农村自身的弱质性，又有体制、机制、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因素；既有反映农村人口的法权落实、产权明晰问题，又有知情权、生存权、发展权保障问题，还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制约。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社会阶层高低的不同，其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选择权、就业权选择机会等的差异。就农民而言，除了经营承包耕地保障生活外，即使部分人进入城镇务工，但不是城镇居民，而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相较于城镇人口而言，少之又少。可以说，农村群众属于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村群众一旦遇到合法权益受到伤害时，在依法治理相对薄弱的农村，法律援助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发端于1994年，其目的是依法保障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2003年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各行其是的无序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根据宪法赋予所有公民享有的人身、财产、劳动、民主政治等各项权利，保障所有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依法行使应有的权利，努力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制定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从国家层面对法律援助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援助范围、援助质量、保障能力、组织领导等进行了具体规定。这就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公安司法机构、群团组织、社会团体和每个公民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依法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环境。但是，在农村法律援助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与农村群众的客观需要极不适应，亟需加以解决。
农村法律援助的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是人类法制文明和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国家经济、社会文明进步和法治观念增强的结果。我国的法律援助是国家根据宪法规建立的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目的是使弱势群体人员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调解、仲裁、刑事辩护等无偿的司法服务红利，最大限度地保护涉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或少受损害。所谓农村法律援助，是指专门针对农村居民亟需救助的法律服务。
目前，农村涉法事件频发，而且出现一些新变化，除由过去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邻里矛盾、家庭暴力、婚姻纠葛、老人赡养、临时借贷、土地林地承包等方面纠纷外，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因为城镇化建设、农村危旧房改造、医疗养老保险、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纠纷、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等引起的征地拆迁补偿、土地权属划分、农民工工资拖欠、企业与民争利、政府与民利益冲撞、环境破坏、进城农民工人身伤害等矛盾呈高发态势。法律援助对象也由最初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扩大到现在的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困难群体，法律援助范围不断扩大，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也逐年上升，尤其是进城农民工权益受损的案件与日剧增。
据中国法律援助网公布数据统计，2012年通过非诉讼法律援助调解民间纠纷数量达到926.6万件。重庆某区从2008年到2014年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216件，受援困难群众达12000余人。其中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最多，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逐年攀升，主要表现为用人单位不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不签订劳动合同；随意延长劳动时间不支付加班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不采取有效的劳动保护措施导致工伤事故频发，农民工工伤得不到及时治疗，难以获得合理赔偿。又如渝东北某县农村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近10万人，这些外出务工人员是城市建设和公众服务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承担着城市市民不愿干，城市管理不能缺少的最苦、最累、最险、报酬最低的工作，但不管他们为城市建设管理作出多大贡献，始终不能融入城市的正规体系内，其合法权益时常受到侵害。
在分析研究农村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同时发现，农村法律援助的实施呈现出法援助制度基本健全、法援服务网络体系较完善、法律援助方式不断拓展、非诉法律援助需求增加、法援范围逐步扩大、跨区域法律援助呈明显上升等特点。
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施法律援助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享受法律援助是公民应有的权利。然而，亟需法律援助依法维权的农村群众却时常遭遇“找律师难”、“想诉讼难”、“获赔更难”的尴尬境地，于是一些原本可通过法律援助方式解决的问题，因法规不明、渠道不畅而演变为采取非法上访、围堵政府机关大门、封堵道路交通等非理性方式表达诉求，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寻求法律援助成本较高。农村群众遇到法律纠纷，即使有法律援助的驰援，但由于涉事者必须经过申诉―调解―仲裁（不服仲裁者）―诉讼等诸多环节，既费时又费精力，导致维权成本高，于是涉事者更倾向于选择民间调解或通过政府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解决，而对依法维权犹恐避之不及。
其一，收费高。按照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的规定，涉事人获得了人民法院给予的司法救助，免收或减收查阅、摘抄、复制相关材料的费用，缓交诉讼经费，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诉讼费用负担。然而，在法律援助的实践中，虽然人民法院大多采取缓收受援人诉讼费的方式，但案件审结后很少有做出诉讼费用免除的决定。也就是说，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主要是指律师费部分，当事人还必须交纳诉讼费。再者，为了收集证据材料，需要法律援助的涉事者可能要到有关政府部门查询资料，需交纳查询费；为取证，涉事者还必须进行到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如工伤、交通事故、人身损害、医疗事故等各种技术鉴定，这些费用自己也必须承担，而这些鉴定费用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对于本就十分困难、需要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困难群众，因无力缴纳获得相关关键证据的费用，只好放弃获取权威证明材料的机会。因此，合法权益受损者的诉讼即使进入司法程序，其结果也不甚理想。
其二，诉讼难。按照规定，我国法律援助实行属地管辖为主、属人管辖为辅的原则，涉事者可直接向事发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如果是户籍地和事发地不一致的涉事者，势必要进行异地调查取证，这无疑会增加异地审核、委托、调查取证、调解、仲裁、诉讼的难度。
农村法律援助保障乏力。一方面，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规定，市、县级财政要将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根据地方财力和办案量合理安排经费。但《意见》没有明确规定法律援助经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具体比例。因此，各地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寡，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对法律援助的重视程度。对于法律援助资金需求量大的农村，因财力有限，社会捐助少，加之有些镇乡基层政府不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从而导致农村法律援助经费普遍短缺，严重制约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以西北某县为例，全县总人口30余万，2013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财政拨款仅为50万元，人均仅1.6元，有限的资金无法满足该县大量法律援助的需要。
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匮乏。农村法律工作者不但负责群众来电咨询、群众来访的接待，还要负责法援受理、审核、委托、协调沟通、过程监督指导、结案反馈等工作。随着农村法律援助需求量的急剧增加，由于法援服务人员匮乏，即使加班加点，也不能完全满足农村群众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和法律援助质量的提高。据资料统计，从2000年开始，我国在农村从业的法律工作者与农村人口的比例不足0.003%，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不足3万人，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法律援助数量急速增长的需要。又如重庆某区总人口170余万，其中农村人口近90余万，全区现有法律援助专职人员9名，基层法律工作者92名。如此量少的法援工作者，很难承担全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
农村法律援助协作不力。农村法律援助是一个系统的民生工程，一件法律援助案件可能涉及司法、公安、法检、财政、劳动人事、民政、就业保险、国土建设、工商、卫生教育、档案管理、工商等众多部门相互支持和协作配合，方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法律援助效果。然而，现实中一旦出现需要多部门联动处理的涉法案件，往往会出现相互推诿、回避等现象。由于相关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支持配合不到位，法援程序未能做到无缝衔接，导致一些法律援助案件或出现受理不及时，或出现调查取证困难，或出现仲裁、调解受阻，给农村法律援助服务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有时甚至还会使矛盾纠纷进一步被激化。
农村法律援助政策普及率低。为了使法律援助政策深入农村群众的人心，虽然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千方百计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法律知识宣传力度，如开展送法进农村、送法进企业活动，利用“宪法日”举办法律咨询活动，利用农村群众“赶场日”开展法律援助“面对面”，以及利用报纸、电视、网络进行法律援助典型案例宣传等。但目前农村文化水平相对高一点的青壮年人大部分已外出务工，留守在家中的主要是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或患有疾病等弱势人员。由于留守农村的这部分人文化知识少，对法律援助政策信息关注度不高，对法律援助相关政策、法律援助的程序知之甚少，加之我国农村人口居住较分散，交通、通信条件相对不便，导致农村群众获取法律援助有关政策信息有限，从而使法律援助政策在乡村普及率低，农村群众普遍存在对法律援助政策不熟悉、不了解。
改善农村法律援助现状的对策建议
要解决农村法律援助上述存在的问题，除了运用法律、政策、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外，更需要在建立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的调解、保障、联动、服务、宣传等机制上狠下功夫。
建立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调解机制。一是要加快完善农村法律援助诉前调解机制。在我国农村社会里，基于血缘、亲情、友情、乡情基础上的人际交往，仍然是维系和谐相处关系的剂，即使村民之间发生矛盾、纠纷甚至是冲突时，绝大多数农村居民首先选择让基层组织负责人、亲朋好友或德高望重的老者以人情、礼俗等方式来进行劝解调和。因此，农村法律援助应善于用农村群众血液里流淌的不崇尚法律诉讼的文化基因，加快完善涉法矛盾冲突诉前调解机制。凡遇有普通民事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受理后，要对案件原由、涉案人的人际关系进行仔细分析研判，对能够以调解方式处置的，在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前提下，应主动出击，下好先手棋，依法快速启动调解程序，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把矛盾化解于庭前、诉前，防止当事人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二是要加快完善农村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通过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是我国社会治理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也是实施农村法律援助的一种十分重要、有效的服务形式。因此，司法部门应把人民调解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手段加以运用。要选择那些既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又特别了解当地居民喜怒哀乐，心中所想所盼所求和法律意识强、为人正派、群众认同度高、协调能力强的人员，聘请为乡村法律援助站点的调解员，专门负责向司法部门定时或不定时报告所在地居民发生的涉法矛盾纠纷信息，有目的地让他们参与涉事双方的调解工作，采取措施避免涉事双方矛盾激化，争取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援助保障机制。一方面，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对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助推器和剂作用，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保障。《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这就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必须明确法律援助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采取各种措施多渠道筹措农村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农村法律救助顺利开展。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可鼓励社会力量对农村法律援助进行捐助、发行“农村法律援助”、由政府出资设立农村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设立法律法规普及教育专项经费等措施，多渠道筹集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真正实现农村法律援助的全覆盖。
另一方面，建立农村法律援助队伍建设保障机制。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包括专职法援律师）、社会志愿律师、人民调解员、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具体承担农村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由于农村法律援助专业人员不足，专职律师配置少，已成为农村法律援助有效开展的最大瓶颈。要解决农村法律援助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必须建立多层次的农村法律援助队伍建设保障机制。编制部门应考虑增加乡镇法律援助机构的编制，明确镇乡司法站至少配备1至2名专职法援律师，专司法律援助之责。司法部门要在每个村社司法点确定1至2名人民调解员，负责所在村社居民矛盾纠纷发生信息报送和法律援助调解工作。要明确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属性。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应明确为行政单位，建议将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全部纳入公务员管理体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农村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解决其后顾之忧。
建立农村法律援助内外联动机制。农村法律援助服务工作要实现有序、高质、高效运转，单靠司法援助中心、站、点是无法完成的，它需要政府多部门共同发力、联动施策，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最佳目标。以农村法律援助的管辖范围划分，既有属地范围内的涉法案件，也有属地范围外的涉法案件。即使是同一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案件，在受理、审核、委托、调查、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整个过程中，离不开政府多部门之间的良好配合、相互支持、内外联动；而跨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案件，就更离不开涉案人员居住地和发生地政府部门的联合推动，实行内外联动进行救助。因此，在目前农村法律援助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政府部门涉法矛盾纠纷信息通报机制，畅通农村涉法信息渠道，协调联合综治、、公安、司法、工会等相关职能部门主动提前介入涉农纠纷中，尽快启动庭前、诉前、诉后调解工作的联动机制。
建立农村法律援助内外联动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法律援助管辖属地范围内，司法部门要加强与本地劳动、建设等多部门联动，互通工作信息，建立紧密的协调互动关系。要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建立农村法律援助的联动关系，建立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有效衔接；要强化群团组织与社会力量的联动关系，法律援助机构必须加强与老龄委、妇联、工会、残联、社团维权组织的联系，有效形成对涉法特殊群体的服务。
另一方面，在法律援助管辖属地范围外，即异地法律援助，更要有联动机制作保障。在法律援助异地联动制度设计上，要从国家的层面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异地法律援助联动办法，使之成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规范性的法律援助制度。在法律援助联动程序上，要明确法律援助联动请求提出、联动事项办理、联动事项办结回复等程序。在法律援助联动内容上，对当事人由于经济、健康等原因，无法前往事发地申请法律援助的，可由当事人所在地司法救助机构代为接受援助申请，及时向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移送申请及相关材料；有管辖权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相关申请和材料后，要及时进入法律援助程序，及时办结、回复。
建立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全程服务监督机制。一般说来，法律援助包括申请审核受理、调查取证、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依法执行、结案等若干环节。要提高农村法律援助的有效性、实效性，除了每个环节的周密细致服务外，更重要的是要按照“案前告之，案中指导，案后监督”的原则，建立全程服务机制，对法律援助的办案过程实行动态跟踪。在具体的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律援助中心要不定时与当事人、案件承办人保持沟通联系，随时了解案件办理进展，并提供相应帮助。
要做好法律援助案件事后检查，通过审查结案材料，电话回访受援人，征询法官、仲裁员意见建议等各种方式，对承办人的专业素养、服务态度、工作效率、执业纪律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涉及重大教育启示意义的案件、群体性敏感性诉讼案件、特殊保护人群案件以及损害农村群众合法权益事件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和影响大的复杂、疑难法律援助案件，可采取由司法主管部门牵头，公检法、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席会办法，提前对涉法案件分析研判，落实法律援助任务，明确法律援助责任，制定具体的法律援助措施，做到全程参与、全面了解、全力援助。对涉及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众就业、入学、就医、社会保障等民生法律援助案件，在积极提供诉讼和非诉讼服务的同时，还可定期不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办案人员和人民陪审员，有目的、有针对性对实施法律援助的重点事项、法律援助的关键环节进行巡查督导，通过这种督查督办的方式，倒逼农村法律援助全程服务的真正落地，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建立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宣传长效机制。只有知法懂法才会信法护法用法，进而牢固树立起对法治的信仰；只有建立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宣传长效机制，加大普法教育力度，才能在农村居民中提高法律法规的知晓率，并养成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各种事务的行为习惯，使法治精神真正成为农村居民的主流意识和核心价值观。
首先，要通过在农村举行法律知识巡回宣讲，召开院坝会、“面对面”恳谈会、法律咨询、发放法律知识手册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法律援助政策的宣传；要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知识手册、宣传橱窗等传统媒介，切实强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宣传力度。
其次，要善于运用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传媒平台，深入宣传农村群众用法律手段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向农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农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要加大对农村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的考核力度，对法律宣传教育、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管理农村事务，对农村居民知法守法用法好的村社，上级部门应在农业资金、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安排上优先考虑或给予倾斜和奖励。
最后，要把法治教育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纳入乡规民约之中，使法律援助深入人心，让广大群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自觉远离违法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自觉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结语
综上，农村法律援助是一个纷繁复杂、涉及面非常广的社会治理问题，除在保证立法、司法、执法上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外，需要对农村法律援助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新，更需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妥善处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和谐、稳定的关系，依法管理农村事务，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8
【关键词】建设工程；施工索赔；问题；建议
一、建设工程施工索赔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1.现行法律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现行的与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的法律规章主要包括：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陆续出台的《建筑法》、《招标法》等，还有就是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建设施工情况出台的政府规章。虽然这些法律规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几部仓促出台的法律对建设施工合同的有关规定都比较简单，缺乏实在的可操作性；政府规章也因为法律层次太低不能作为法院审判依据，使建设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无法无据。
2.现行法律存在立法漏洞并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
总体来看，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国家对于建设施工合同的法律制度渐臻完善，但从具体来看现行法律对某些具体事项还缺乏明确规定。举例来说，《建筑法》虽然有关于因发包人原因给承包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关责任的条款，但是对于具体的索赔程序却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在这之后出台的《建设施工合同（示范文本）》虽对索赔的程序、期限及处理作出了规定，但对于索赔材料的认定、交接程序等问题却还留有空白。法律漏洞的存在及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乏，使建设施工合同的当事人权益缺乏法律保障。
3.建设施工合同的争议解决可选方式单一且费时费力
从形式上看，我国化解纠纷的方式多样，能够满足人们在纠纷发生时选择的需求。但由于这些方式本身的局限性，无法解决建筑施工合同纠纷这种复杂的案件，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只在小范围内得到使用，能够用以化解的方式只能是通过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或法院起诉。从现实来看，诉讼程序复杂、期限较长，但是工程重要的是工期和质量，如果提起诉讼，势必影响工程进度，损害承包商和发包商双方的利益。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具有建筑行业出身的专业法官
当前我国建筑施工合同的纠纷呈现出：数量多，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争议焦点具有专业性的特点。从一般意义上讲，处理这类纠纷案件需要具有完备法律知识和丰富专业知识的法官。实际情况是，各地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专业法官缺乏，导致法院对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时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2.存在以工程造价鉴定代替审判的情况
司法实践中，在确认工程造价的问题上，法官为回避工程价这个专业性问题，将工程造价的确认全权交由司法鉴定机构来确认，并以鉴定结论为依据对案件进行判决，却忽视了工程造价鉴定与一般司法鉴定的不同。事实上，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中涉及的证据真伪认定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应由法官来确定。
3.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同案不同判现象普遍
当前法律法规出台的滞后及争议案件的复杂性，致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空间相对较大，尤其是面对适用新的法律条款且司法解释还没出现的情况下，索赔案件会出现同一案例出现不同的审判、不同的案例出现相同的审判。
二、我国建设工程施工索赔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对立法的完善建议
1.强《建筑法》的可操作性
十五年前出台的《建筑法》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应当予以重新修订以规范建筑市场。同时，《建筑法》应该对2013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部分规定予以细化，避免出现争议。此外，还应增加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及总价款的支付程序和办法，以及工程竣工决算的相关程序，规定具体的违约责任，为顺利进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椐。
2.加快建设工程施工的配套法规建设
我国的《建筑法》、《合同法》等法律制度虽然对建设施工合同的主体资质以及发生违约等情况的责任主体有明确规定，但是对于相关的索赔制度却规定甚少，只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对索赔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缺乏详细的规则。我国应该在修订《建筑法》的基础上，同时修订和出台相配套的法律，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根据地方具体情况，出台相配套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对建设工程施工的索赔制度进一步完善，以规范建筑市场的行为。
3.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加快争议解决
借鉴国际惯例，引进aDR机制，所谓的aDR机制就是指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建设工程纠纷。aDR解决争议的方式不需要国家权力和法院的介入，是一种相对灵活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尊重协商达成的解决方案，它没有违背正当或合理的程序，反而效率比较高。当然，使用aDR机制也可以结合其他的争议解决方式，比如商事仲裁程序。
（二）对司法实践的完善建议
1.着力培养了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专业法官
我们有个共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会有更高的效率。因此，在注重对法官的法律知识培训的同时，还必须加大对建筑工程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审理工程纠纷的法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方面的专家，还是建筑工程问题的专家。
2.明确审判权在工程造价鉴定中的权限范围
建设工程造价的鉴定不同于一般司法鉴定只需要鉴定人员根据法院给定的材料进行专业鉴定，它需要根据合同的规定和证据材料作出造价鉴定。法律应该明确司法审判权的介入范围，防止以鉴定代替审判。而且建设工程规模大、技术含量强、设计施工图纸繁多等特点都决定了建设工程的造价的鉴定不同于一般的司法鉴定，需要相对的人才参与鉴定，所以必须明确司法审判权对工程造价的鉴定范围。
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9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工程法；工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93X(2016)01010703
自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推行案例教学法取得巨大成功以来，案例教学法在世界各国高校的法学教育中一直备受推崇。相较于传统的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有其独特的功能。从逻辑运用的视角来看，法律案例教学方法注重归纳推理，在美国、英国等判例法国家广泛运用，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在进行法律教学、培养优秀法律人才方面是一种有效手段。但我国的法律体系侧重于成文法，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远不如英、美法国家重要。因此，反映在法律教学中，更多地倾向于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法，从逻辑运用来看，更侧重于演绎推理。但我们不能无视案例教学在哈佛等英美等国家法学教育的成功，应当在我国的法律教学中，着力突破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适时引进案例教学，为法学教育寻找一个新的连接点。特别是我国司法改革引入了判例指导制度之后，判例的指导作用将逐渐凸现出来，因此分析案例将成为更有效的学习手段。总的来看，案例教学可以为法学学习者提供具体的、鲜活的分析样本，在教学中显得更加直观，且可有效地训练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中国高校法学教学越来越普遍地采用了案例教学。改革开放以来，工程建设，特别是交通、桥梁、铁路（包括高铁）、机场、港口、电厂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投资巨大，成效显著。每一项工程建设都会涉及大量的法律，如工程规划与审批、勘察设计、征地与补偿、工程招标投标、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建筑质量、环保及纠纷诉讼等[1]。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法律问题，也产生了许多工程法实例。这些实例为我们在工程法教学中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工程法的案例教学有着一般法律案例教学的共性，同时也有独特性。在工程法案例教学中，应当尽可能地运用真实的案例，在关注一般的法律原理及通用法律规范外，要特别注意工程法的特殊规定。同时，注重以研讨的形式引导学生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
一、选用真实案例以再现工程法的场景
法律案例教学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选取相应的法律事件或判例，以此构成一个虚拟的法律环境，使学生在这个法律环境下，通过群体讨论等形式进入这一虚拟的法律情景，运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分析并掌握案例中所涉及的法学理论，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的一种教学方法[2]。为了达了案例教学的目的，案例的选择显得特别重要。相较于民法、刑法、经济法等普通法律所涉及的案例，为了不同的教学目的，教师在课堂上可以有较多的选择。如在讲解民法一般规则时，一般选择典型案例，能够起到解说原理的作用就可以了，就达到了让学生深切理解民法规则背后原理的目的。但在工程法的案例教学中，满足于原理解说显然不够。工程法本身即是一般法律在工程领域的运用，除了工程质量法等少数法律具有特殊的原理外，大部分法律在原理上与普通的民法、商法原理是一致。以合同而论，货物买卖合同与建设工程招投标合同的法学原理大致一样。学过民法中的合同法之后，就没有必要在工程合同课堂上选择只能起到解说式作用的案例，以免雷同。但由于工程项目具有专业性、公共性、不可复制性、与环境协调一致性等特征，为了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应当选择那些反映建设工程特殊性问题的真实法律案例，以让学生了解工程法的特殊场景，拓展工程法的视野，体验工程法的实际运用。如某航道局承建某地一港口设施，发生了一起巨额海上养殖损害索赔诉讼。该案例起因于在该地进行港口建设规划时，附近海产养殖户得知规划信息。部分海产养殖者为了获取高额海产养殖损害赔偿，提前在附近海滩及近海区域投放了海产种苗。港口工程开建后，这些海产养殖者即以海产受损为由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因为海产养殖一般是在浅海底部进行，即使派出最好的潜水员，也难以查清养殖的数量与质量。最后，作为被告的港口承建方因无法准确核定附近海域海产种苗数额，无法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不得不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这个案例本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但它发生在港口建设中，且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反映了工程法案件的特殊性。这类真实案例能较好引导学生去研究工程法适用的特殊场景与条件。工程法案例教学应当使用这类真实的案例作为题材，以让学生了解工程领域的案例类型，了解工程法在实际运用中的精要之处。
二、注重工程法的特殊规定以掌握案例的关键
也正是由于工程本身的特殊性，工程法律事务与一般民商事法律事务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工程法领域有其特定的建设工程技术规则以及其他特殊的法律规定，包括建设工程质量与工程责任等。如有关房屋建设与装修，就涉及一些特殊的条例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修订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下列行为：①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②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③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④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降低节能效果；⑤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根据这一特殊规定，如果在房屋装修产生结构改变的情形下，房屋业主与装修公司产生的合同纠纷显然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而是应当优先适用上述特殊规定。诸如此类的特殊规定，在工程法律实务经常出现，因而在工程法的教学中尤须得到讲解和运用，以便学生熟练掌握。再比如，建设工程分包是工程建设常见的行为，人们也习以为常。但承包方如果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人由此造成的损害，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承包方是否需要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在“张X诉李X、X园林工程公司、X置业公司健康权纠纷案”中，法院的判决即明确了这一责任。该案基本案情如下：X年X月X日，X置业公司与X园林工程公司签订工程发包合同，合同约定，X置业公司其园林景观工程的部分工程发包给X园林工程公司进行建设，并约定：X园林工程公司不得在将该工程进行转包；X园林工程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私自进行转包的，应对因转包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责任，X置业公司与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工程发包合同签订后，X园林工程公司将其承包的园林景观工程一小区地下车库入口处地面钢结构上雨棚玻璃项目，分包给李X，且未取得X置业公司同意。其后不久，李X雇佣张X安装该部分的雨棚玻璃。张X在安装雨棚玻璃时，不慎从钢结构上摔下，并受伤。经鉴定，张X残疾程度属五级，劳动能力完全丧失；精神状态、智力状态属六级残疾。李X系属于具有从事玻璃安装营业执照，但不具备从事建筑活动资质。张以李X、X置业公司、X园林工程公司应对其因工作致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由，提讼，请求判令李X、X置业公司、X园林工程公司共同承担其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在这一案例中，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承包方擅自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从事建设活动资质的分包方，分包方雇佣的施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人身伤害。分包方疏于管理，未对施工活动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的，是否应该与承包方承担连带责任？该案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最后再审生效判决裁定：再审被申请人X园林工程公司、李X承担连带责任。作出这一判决的依据在于我国的《建筑法》第二十九条有特殊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如果分析案例不能熟悉工程建设的这一特殊规定，难以从一般性法律原理推断出这一结论。因此关注工程法的特殊规定有着重要的价值。此外，近年来我国工程企业承建了大量国际工程业务，如沙特阿拉伯的铁路、非洲安哥拉的铁路、公路等等，这些国际工程业务涉及一些国际工程合同常用规则或惯例，如FiDiC合同条件，这中间有些专业术语，每个术语都有特定的规则内容；另外，还会涉及到东道国与建设工程相关的许多法律规则或者习俗。因此，在教授国际工程法时，还应当引导学生关注这些术语及其背后的特定规则、东道国的法律与习俗。
三、重视案例研讨提高解决工程纠纷的能力
工程法的案例教学除了要达到一般性的教学目的外，还应当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工程纠纷的实际能力。这种能力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工程纠纷的复杂性。一个工程项目从规划、设计、环境评估、立项，到招投标、工地拆迁，再到施工、验收、后期保养等全过程，工程时间长，涉及的法律规范多，涉及的部门多，利害关系人多，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池，都会引起利益纠纷，从而产生诉讼或法律纠纷。选择一个工程法的教学案例，应当全面再现该案例资料，把纠纷的部分放在工程项目的全过程中来分析。二是工程纠纷的系统性、关联性。一个纠纷往往是许多因素相互关联的。如一个欠薪纠纷，往往可以上溯到若干方面。可能是建设工程合同无效而引起的工程款纠纷导致承包方欠薪，也可能是工程质量纠纷而引起的工程款结算纠纷导致承包方欠薪，还可能是因竣工验收纠纷导致工程款拒付而引起承包方欠薪，等等。因此，在分析工程纠纷时，应有全局视角，多方面思考问题，不能复杂问题简单化，要充分领会工程纠纷的关联性，进而从法律到事实上解决实际问题，做到“案结事了”。三是解决纠纷手段的多样性。工程纠纷的解决不能只盯着诉讼这一单项手段。事实上，工程纠纷的解决往往需要多方面的手段，包括协商、谈判、仲裁等。一个完整的工程案例教学应当将这些因素全方位地展示出来，以此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工程法的案例教学手段的运用，包括讨论、商谈、争辩等形式，连同理论课程的手段一起，可以起到提高学生表达、思辨的能力，通过诘难问责，提高运用证据、资料及其他各种辅助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工程法的案例教学应当从工程法的特点及工程纠纷法律解决的实际出发。在教学中，选用真实案例，分析案例的一般原理与特殊规定，研讨工程事务法律纠纷的解决机制与方法，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戴谋富.工程法学概论[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3:1.
法律之家建设方案篇10
一、依法治国与法律监督的关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用法律来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法律监督，则是依法对法律的遵守、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违法和失误行为加以制裁和矫正。它同立法、执法、守法一起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全部含义，是立法和执法有机统一的重要保证。要维护法制的高度统一和有效实施，必须有完整统一的法律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腐败问题严重，社会道德滑坡，各类刑事犯罪有增无减，经济犯罪也呈上升局势。总之，社会状况令人担忧。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法治水平不高，即有的领域无法可依，有的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力运行缺乏完善的监督制约。法的统一、尊严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真正树立法的权威，实现依法治国，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艰巨的使命。
二、从严治吏是依法治国的组织保证
依法治国，首要的不是依法治人，而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权。可以说，各级公务员如何正确行使权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兴亡。如果官吏腐败了，司法不公正，那是最大的腐败，会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依法治吏，依法查处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也是依法治吏的一项重要内容。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正确实施法律，破坏法律的极端表现，检察机关作为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专门机构，在依法治吏，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要明确主攻方向，突出打击重点。当前要集中精神重点查办发生在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建筑领域和国有内部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维护执法工作的清廉和公正，保护国有财产不被侵犯，保障国企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其次，要全面实施“两法”，加大打击力度。修改后的《刑法》和《刑诉法》为检察机关依法严惩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对检察机关深人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刑法》关于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腐败行为的规定，加大了检察机关查办各级各类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犯罪的力度，为依法治吏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有利于推动反腐败斗争的向纵深发展。再次，要坚持标本兼治，搞好犯罪预防。检察机关要始终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斗争策略，结合办案，认真职务犯罪的特点、和防范对策，逐步建立预防犯罪的有效机制，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和法制观念。
三、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经验证明：治国之权必须依法设立、依法取得、依法行使并被依法监督。国家工作人员能否依法行使职权，严格依法办事，监督是关键。当前，在执法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滥用职权、执法犯法现象仍然分严重，这是阻碍和破坏依法治国进程的突出问题，也是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法律监督，保障严格执法。
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脏枉法。”这就是对新时期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来认识加强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各种监督权力，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在立案监督工作中，要重点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执法不严问题；在侦查监督工作中，要重点纠正打击不力和防止冤假错案；在刑事审查监督工作中，既要纠正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以及轻罪重判的问题，又要注重纠正审判程序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在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中，要重点纠正不依法交付执行、超期羁押以及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中的违法问题；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监督工作中，既要做好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的抗诉工作，又要对徇私枉法行为的监督，重点打击那些受贿、枉法判决、裁决行为。总之，检察机关要在做好法律监督工作中，要不断监督工作经验，完善监督手段，规范监督程序，提高监督效果。
四、我国法律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国以来，与我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相伴随，法律监督体系的总体格局和基本的法律监督制度已经形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依法治国战略中日益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法律监督成效相当显著，但同时也存在着某些结构缺陷和相当突出的问题：
(一)法律监督立法内容问题。一方面，根据《宪法》原则，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其中：人民检察院有权对部门法的实施进行监督)，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就是法律监督的范围；另一方面，法律监督的立法又残缺不全，有的地方很原则，有的根本就是空白，操作性不强。这使得法律监督的范围实际上相当狭窄。如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实行监督，而监督权也仅限于抗诉权，没有规定提起公诉和参与诉讼的权力，这种事后监督实际上造成难以监督的后果。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一部分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所有的行政执法活动都游离于法律监督的立法范围之外。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未纳入法律监督立法范围的领域，恰恰正是执法不严和滥用权力最严重的领域。
(二)法律监督措施问题。
法律监督措施，是指法律监督主体为保证法律监督权力的实施而应拥有的配套措施权力。每一项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和实现，都必须辅之必要的手段和措施。如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其根据侦查工作需要，可以对犯罪嫌疑人拘传，取保候审以至逮捕；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所和其它有关的场所进行搜查等。不过总的来讲，检察机关的措施权还很欠缺，不能适应法律监督的需要。如：法律监督机关需要获知某些司法、行政执法的情况，但立法没有规定检察权，不能随时介人有关司法、行政执法活动，对其进行检查；没有规定调卷权，检察机关想调阅与监督范围有关的某些诉讼案卷材料时，常常会受到法院、行政机关的拒绝。又比如检察机关向某些行政、司法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或“督促通知”后，被监督机关既不提出异议，也不执行，此时检察机关往往束手无策。
（三）以德治检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队伍建设中往往强调建章立制的多，而对以德治检提的较少。以法治检是加强队伍建设的必须要求，而以德治检，就前本固基，凝聚人心的重要体现。以法治检和以德治检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都是坚强队伍建设的重要。在新形式下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以法治检与以德治检并重。新修订后200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检察官法》是我们管理检察队伍的重要依据；高检院颁布的《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是加强检察队伍思想道德建设，大力提高检察官职业道德素质，在新形式下强化检察队伍建设，确保公证执法的重大举措。我们检察机关要好、宣传好、落实好。
（四）从优待检问题。长期以来，在队伍建设中强调以严治检的多，强调从优待检的少。众所周知，受国力、财力、及体制的限制，检察系统采取的是收支两条线，一些地方基本的工作运转经费难以保障，从优待检这个话题，显得苍白无力。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也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从优待检要根据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和检察干警的根本愿望，充分地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警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饿创造性。从优待检是从严待检的必要前提，从严待检是从优待检的必要要求，二者不可偏废。
（五）管理机制问题。坚强经常性、做好干警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大力坚持。但随着形式条件的变化，仅仅靠教育带队伍是远远不够的。靠制度管人、靠严格的管理机制带队伍，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的队伍建设要把点子出在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上，把功夫下在指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执行这些制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队伍建设必须确立以建立健全有效的管理机制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思想教育的工作原则，二者的关系不可本末倒置。
（六）外部环境。多年来，我们存在着就检察队伍抓检察队伍的现象。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取得成效。我们既要站在检察队伍内看待队伍建设，也要站在检察队伍外看待检察队伍建设。检察官是的一员，检察机关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受制于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抓检察队伍建设过程中，既要从严治检，又要注意争取良好的功能上下功夫。
（七）培训问题。检察工作由于任务繁重，长期以来形成重眼前业务工作，轻素质提高的想象。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存在三种情形；一是只顾眼前的业务工作，不重视读物素质的提高；二是口头上重视队伍的素质问题，实际工作中忽视队伍的提高工作；三是认识上确实重视队伍的素质问题，但难以抽出精力，安排时间扎扎实实的抓队伍的素质提高工作。这三种情况都必须彻底加以改变。“磨刀不误砍柴工”，忽视学习培训，队伍的素质低，必将反过来各检察业务的开展。学习培训是为了提高队伍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以便更好地做好各项检察业务工作，二者是一致的。`
五、强化监督的途径
通过以上以我国法律监督现状的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监督虽然有不少的成功经验，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加强法律监督机关的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高效行使监督权。
我国《宪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上级领导下级的领导体制。但当前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基本上体现在业务上的领导，由于当前普遍存在的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干扰，所以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司法监督权的原则大打折扣。因此，当前我们应加强法律监督体制的和论证，努力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监督体制，以提高法律监督权威和效力。
(二)落实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国家根本大法的规定可知，人民检察院其性质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与法院、政府之间存在一种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这种监督是单向的，而不是互相的，应将其与由于检察机关承担一定的诉讼任务而产生的公、检、法互相制约分开来。
但是，从的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宪地地位还没有完全落实，因此，加强检察机关的地位权威，应是加强法律监督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完善监督立法。
完善法律监督立法，首先应扩大法律监督范围，不仅刑事诉讼活动应受到有效的法律监督，民事、行政诉讼也应受到应有的法律监督；不仅诉讼活动的某一阶段要接受监督，诉讼活动的其它阶段也应接受监督。也就是讲，所有的司法、执法活动都应置于监督之下。当然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需要采取全过程监督方式，这应由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而定。
（四）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检察官依照法律规定拥有独立行使检察权，因此，必须加大监督的力度。检察队伍建设要树立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意识，主动自觉地接受人大、社会群众、新闻舆论、民主当派和社会其他组织机构的监督，同时要切实加大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力度。建立健全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案件审核制、财务审计制，严格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开展警示、聘请党风廉正建设监督员、实行检务公开、完善人民群众举报投诉办法，实行全防卫、多层次的内外监督工作机制。
（五）狠抓检察队伍建设。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深化“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并根据新形势的要求赋予教育活动新的，进一步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群众意见较为集中的问题，开展职务犯罪案件扣押冻结款物处理情况专项检查、不起诉案件专项复查和集中纠正违法插手经济纠纷三项工作，对发现违规扣押或使用的款物，依法返还当事人或上缴国库；对发现处理不当的不起诉案件，依法予以复查纠正；对插手经济纠纷的违法违纪干警进行了严肃查处。针对容易发生问题的关键执法环节，强化管理措施，严明执法纪律，完善了监督制约机制。突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各级检察院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提出了“六个严禁”；加强上级院对下级院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了巡视制度和上级院负责人同下级院领导班子成员谈话制度，完善了上级院派员参加下级院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许多地方建立了领导干部廉政档案、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和述职述廉制度，进一步健全了防止权力滥用的机制，促进了廉洁执法。：
1、江泽民：《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截《人民日报》1996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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