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1
关键词：心理学；经济学；影响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及其心理特征的学科，人们的情绪情感发展、对待事物的态度、思维方式、问题解决的模式以及人际关系发展、个人职业发展、社会经济事务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用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和说明，心理学研究给人们认知自己的本质提供了一条十分明确的线索，而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最重要一种社会行为的科学，其研究必然与心理学有交叉之处，心理学研究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探索。
1.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的交叉点
1.1心理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
研究人类的行为并找寻其中的心理因素，对其进行心理行为模式解释，一直以来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随着心理学科的逐步成熟，心理学对经济学渗透的力度也在增强。例如，传统心理学家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风险分析和规范性决策分析，结果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决策理论相联系；现代心理学家正在积极地研究一些常见的经济两难问题，并将普遍的两难问题解决的心理行为模式带入到经济行为当中。
1.2经济行为的心理动因分析
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学科，同样也是研究人的学科，这是由于人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财富的持有者，人的行为促进了财务的流通和变化。在研究人对财富的各种行为――即经济行为的过程中，进行动因分析是经济学研究热点之一。对经济行为进行基于心理行为的分析已经成为目前任何一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涉及研究消费、交换、生产和分配等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学范畴，都必须首先考虑人的心理因素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研究已经将心理学研究纳入其中并使其成为一种研究切入点或研究手段。
2.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
2.1心理学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传统经济学研究以经济的运行原理为主要的研究内容，虽然研究过程中也涉及经济实体或者个人的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这样的研究占少数，大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在经济的发展脉络以及重要的经济模式甚至经济管理相关的方面。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直接影响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人类的行为和心理之间的关系，经济事务作为人类在社会中最主要的一种行为，其心理过程和特征自然而然地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内容，而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动摇了以往经济学研究已经得到的结论，甚至引导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变化，例如，经济人假设被质疑，而社会人假设成为了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之一；经济学从宏观的经济原理研究转向细节性的个体经济行为研究，例如通过个体消费心理研究区发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并提出刺激消费的建议、利用人的视觉心理感受特征进行商品定价；使用沉没成本效应进行金融业务推广等。
2.2心理学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由于心理学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产生影响，相应的，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也因此受到影响，这表现在现代经济学研究在进行研究思路总结和研究方法应用的多变性以及“心理学化”方面。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以大规模数据调查以及事件还原套用相关原理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建立假设并且验证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普遍思路；但在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下，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逐渐分解成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在解析经济事件的因素时，倾向于对相关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甚至因果的函数特征进行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在验证假设的过程中，考虑到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的差异，对研究进行讨论的角度更加复杂，所得出的结论也更倾向于对特殊群体进行经济学的解释，而非对某一经济事件进行解释。
2.3心理学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流派
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融合已经成为既定的实施，在二者学科交叉的部分诞生的新的研究领域被不同的学者冠以不同的称呼，一说为心理经济学，一说为行为经济学，一说为行为金融学。由于缺乏相关心理学背景，多数学者的理解非常狭窄，并常常将三者混为一谈。这种理解的差异恰恰缘于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对经济学的不同影响，即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上。其中，起源于欧洲的心理经济学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欧洲式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而在美国复兴的行为经济学，则更多地受到了根植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相反，行为金融理论则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这说明，心理学本身的流派发展使得经济学研究流派受到了影响，进而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3.心理学对经济学影响的积极价值
心理学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影响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整个发展脉络，这使得经济学从高高在上的“财富研究科学”转为“个人经济问题研究科学”。这是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之表现；另外，心理学对经济学的研究也证明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能够促进彼此的进步和发展这一观点，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心理学，都因为这样的影响而使自身的研究领域得到扩展、研究结果更加丰富；第三，心理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人的行为，解释的过程必然会导致人们的行为以及认知发生改变，在经济学研究中，那些与心理学相关的研究结论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使得经济学研究的实用价值有所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便现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方法、流派发展等方面，大多数的心理学研究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都是积极的。无论是心理学研究者还是经济学研究者，都应该重视这其中的关系并加以利用，以便促进这两门科学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范耘郡.浅析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相互影响[J].商业经济，2014（06）：120-121.
[2]赵红军.经济学发展新方向：心理学发现对经济学的影响[J].南方经济研究，2003（12）：122-123.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2
关键词应用经济学研究生教学平台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
1平台建设目标与任务
（1）建设目标。以培养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提高教学质量为宗旨，建立研究生教学研究平台共享机制，充分利用目前研究生教学中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手段等，致力于打造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研究生创新研究实验平台，通过组织研究生参加经济学实验、财政金融实验、国际贸易实验等，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实现教与学双向沟通，达到专业知识与相关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最终完成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以及素质提高融为一体的教学目的，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和开放型的应用经济学研究生人才探寻出一条人才培养的成功之路。
（2）建设任务。第一，借助目前研究生培养中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和新的手段打造研究生创新实验平台；第二，着眼于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筹建经济学方向分析与实践研究平台；第三，针对财政金融方向，基于提高学生金融市场实际操作和分析能力，建立模拟软件平台；第四，关注世界贸易行情，训练学生的分析预测能力，建立数据库分析平台；第五，综合方面来说，培养学生的较强的实践能力与夯实的理论基础，培养复合型人才。
2平台建设主要内容
（1）建设经济学方向研究生教学研究平台。经济学实验软件包的建设。需购买最新版本的eviews7.0、Stata11.0软件，这些软件具有数据处理、作图、统计分析、建模分析、预测与模拟等功能，尤其在建模分析方面，可以做向量自回归模型、误差修正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多种最新估计方法，能够满足研究生采用最新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需要，提高研究生的实证研究能力。
（2）财政金融方向的研究生教学研究平台建设。CaLiS高校教学参考书全文数据库建设：建立两个全文数据库，分别是教学参考书全文电子书库和教学参考信息库，数据库中涵盖了近万册期刊、图书、讲稿、参考资料等电子资料。到目前为止，教学参考信息库中共收录教学参考课程信息5万多条，来自网络的信息达到3万多条，而教学参考书全文电子书库中则包括了2万多种全文电子教学参考书，以及由出版社推荐的电子参考书4万余种。
（3）国际贸易方向的研究生教学研究平台建设。主要建设内容是围绕世界贸易数据库建设展开，该数据库是由国际海关组织通过汇总各成员国各自进出口商品的贸易情况而来，因此，它是目前进行国际贸易分析及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具体来讲，该数据提供各成员国进出口所有商品类型分类标准的数据查询工作，数据资料信息涉及250多个国家、4000多种商品6位码税号，包括UnSitC1、UnSitC2、UnSitC3、UnHS1992、UnHS1996、UnHS2002等。通过该数据库提供的信息资料，为研究生提供完整和准确的世界贸易数据以及各种贸易数据分析与预测工具。
3平台项目建设思路与标志性成果
平台项目建设思路：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下，调动导师、研究生及其相关人员的参与积极性，分解项目任务，明确个人分工，同时定期对项目进度进行检查，建设与完善相结合，以形成经济实用、特色鲜明、功能齐全的应用经济学科研究生教学研究综合平台为目标。
平台标志性成果：第一，建成经济学资料数据库、实验案例库、实验软件库；第二，建成财政金融方向教学实验平台，建成财政金融研究数据库；第三，建成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平台，建成世界贸易数据库。
4平台项目建设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1）平台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实证研究方法已成为应用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国内具有经济学学科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校基本都购置必备的实验软件及数据库，强调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生培养与科研的运用。该实证研究是研究生培养的基本平台，符合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特点，能够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此外，实证研究平台建设可由多个学位点共享，通过购置实验软件，可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会计学、企业管理等多个学位点使用，充分提高实证研究平台的利用效率。
（2）平台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实证研究方法常常要用到教学实验软件，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有技术的支持，得到了广泛的推动。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等多家单位专门提供实证研究所需的经济学、财政金融、国际贸易等数据库，而且以上软件及数据库受到学术界的认可而得到广泛运用。经济与管理学院已着手加强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能力的培养，实证研究方法也成为日常研究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为实证研究平台的规范建设提供了前期准备。同时，学院已与国内实证研究水平高的相关院校建立了相互交流关系，为实证研究平台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5项目建设预期效益
从研究生教学平台建设内容来看，起码要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与效益：第一，对经济学研究方向而言，通过平台和项目建设，加强经济学方向研究生对经济问题的数据加工、整理和定量分析能力，提高研究结论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第二，对财政金融研究方向而言，要结合财政金融研究方向的特点，注重该方向研究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项目建设加强财政金融方向研究生的专业技能训练，从而大大缩短研究生走上工作岗位和进入角色的磨合期与适应期，有利于提高了研究生对股票和各种证劵的实际操作能力，并且为研究生开展实证研究提供资料保证。第三，针对国际贸易研究方向，在传统培养的基础上同样要注重对研究生分析现实国际贸易情况的能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通过项目建设加强国际贸易方向研究生对贸易数据库的使用和分析能力，进一步强化研究生数据分析思维，通过对世界经济与贸易的行情及时和准确的把握，有助于增强研究生科学研究和预测能力，进而开阔了国际贸易方向研究生的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蒲佐毅，龚新蜀.对应用经济学科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建设的探索[J].科教文汇，2011（4）.
[2]周莹春，丁辉.高职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实施方案[J].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3
关键词：法经济学；方法论；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D019；D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3－0036－03
一、引言
以经济学中的“效率”作为核心概念、以“成本――收益”及收益最大化作为衡量标准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被称为“法经济学”或者“法律经济学”。也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作为主流学派的代表波斯纳认为，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虽然非主流学派对法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并不相同，但是两者均主张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法律问题。
作为一种研究法学的“方法论”，其不仅仅包括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还要“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比较选择。研究手段的筛选和运用。研究目的的限定等。”因此，法经济学对研究主体思考角度的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明晰、研究方法的辨析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以此为研究思路。对法经济学的价值基础、研究方向、研究范围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在我国发展的局限性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法经济学中“效率至上”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效率”是波斯纳在其学术架构中唯一追求的目的。即法律要如何操作，才能够最大化地增加社会财富的总数量。同时，波斯纳从“法律是什么”的根本观点回答了“如果只追求效率，难免使法官枉顾法律的规定”。他根本不相信所谓法律的形式主义的观点，所谓法律的形式主义就是相信法律是一个精密的概念及逻辑体系，运用某套法律方法训练所提供的种种推理方法、依从法律文字及体系内在秩序的指示。就能替当下案件“发现”既有法律替它早已准备好的解决方案。暂且将既定法律放于一边。效率是否是未来法律追求的最重要价值?而在法学界。“正义”被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法律实际上也正是以正义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更广泛的角度。正义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之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也是关于国家法律对于组成全体国民的所有个人的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它一直是社会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于此，在探求法律的最基本价值上。效率与正义发生了冲突。如何辨明其中的关系，是法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前提。
近现代为多数学者所追从的“正义”主要来源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其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里。罗尔斯把“正义”摆在优先于“效率”的地位，并把它作为衡量、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首要”的价值尺度。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他又对正义的原则做了新的表述：(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相对于这两个正义原则。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优先原则。第一，自由的优先原则。只有满足第一正义原则所处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后，才能满足第二正义原则所处理的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第二，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即公平机会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在罗尔斯对正义的描述中，效率是达到正义的重要考虑因素，如差别原则，但是效率并不可以完全替代正义，在优先位次上。正义优先于效率，只有在正义下的效率才是法学家所追求的，一味的突出效率的价值是有所偏颇的。
三、关于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围的争论
在《企业的性质》一书中，科斯提炼出了影响生产的制度结构(企业和市场)的交易成本概念。随后，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创造性地将交易成本工具运用于具有互相影响的外部性问题探讨，通过分析将产权赋予不同的当事人，得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时不同的法律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命题，即科斯定理。其后，卡拉布雷西于1961年首先在《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思考》一文中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侵权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尝试，他关注的核心是法律规则的效率和公正，倾向从宏观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研究法经济学，并形成了以其为代表的耶鲁法经济学派：加里・S・贝克尔将微观经济学理论运用于一系列非市场行为选择的研究。如种族歧视、犯罪、家庭组织等问题，掀起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狂潮；而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方法触及到了普通法的每一个领域，其认为法律应该在任何领域引导人们从事有效率的活动。
从上述法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来看，其明显在研究方向上出现了分歧。其一。科斯开创的以经济学问题为研究对象。将法律制度作为分析工具、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探究法律体系运转对经济学体系运行影响的法和经济学，其目的在于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其二，以法律制度和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为分析工具、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法律制度的效率的法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学，其目的在于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这一发展方向以波斯纳为代表。而之所以法经济学走上了这两条不同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由于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存在不同而造成的，科斯定理表明，不同的法律制度会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经济绩效。从这一定理出发。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认为。既然法律是重要的，那么现实中的法律是否促进了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即法律是否具有效率增进作用便成为了他们的研究主题。而现在我们所接触的法经济学的研究也多基于此研究方向而展开。
四、法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几大问题
除了以上提到的法经济学中“效率”原则与传统法学“正义”原则的冲突以及法经济学内部研究方向分歧和研究范围模糊等问题外，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理性人与最大化原则舍弃了人的复杂性和社会化的特征
法经济学研究通过使用货币作为测量杠杆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及其动机，实际上人类行为存在着多元化的动机，追求效用最大化不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不是总能成立的。正如马科斯・韦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4种：一是工具理，二是价值理，三是情感行动。四是传统行为。其中法经济学指的理性只是前两种。法律是人们行为规范的综合，法律除了考虑经济因素外。政治、文化、历史、伦理等方面的因素对法律
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一个人在非常饥饿的情况下向一个富人乞讨一块面包，在后者拒绝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人抢了这个面包，那他就犯了抢劫罪而不能提出紧急避险的抗辩，原因是由于交易成本是低的，所以，我不能就成功购买面包而进行商议，表明面包对美食家确实是有价值。这个推论。将财富最大化推向了极端，而完全没有顾及人道主义和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等因素。同时。理性经济人及法律经济学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由此推断通过个人理性实现集体理性。但是K.J.aR－Row和amRtYaSen的研究表明，人们不可能从个人理性达到集体理性。博弈论的研究也表明。个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往往是不一致的，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法律不仅规范个人之间的行为，而且还涉及到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其所在群体、不同群体间、群体与国家间、国家与国家间的冲突与协调，因此，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理性经济人与最大化假设在分析法律时。尤其是法律领域时。会有很大局限性。
(二)法经济学的“形式化”或“模式化”。有时将使法律问题复杂化、绝对化
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经济学之所以能扩散到包括法学在内的其它社会领域，所凭借的正是其研究方法上的“技术优势”，而这一点已被大量的事实经验所证实。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曾自豪的指出：“40年前，理论经济学家尚能运用普通的语言与数学抗衡，可是过去的40年表明，经济知识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统计分析。而不是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靠的是微积分的运用，而不是解释概念。今天。许多经济学家都深信。法律研究将重蹈经济学近年来的这段历史。”然而。正如美国法学家霍尔批评的那样，在法学研究中“以单一因素去阐明复杂现象的谬误”，因为法律就像“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拐角是及其困难的，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这段话描述鼓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学者正为合适。毕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以此基础上用严格的模型进行分析，自然不可能穷尽法律现象中所出现的因素。同时过分地使用“经济模型”，不但不能使问题更加明了，反而会使法律问题更加复杂。
(三)法经济学研究由于方法的高度理论化。无益于现实法律问题的解决
法学是研究社会活动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学科，并非逻辑推理哲学思辨的纯粹理论体系。当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纯粹形而上的研究使其理论体系逐渐完备的同时，离现实就会越来越远。但是法学研究的根基必须紧紧扎根于现实生活的规范调整，着眼于社会的秩序和人们在现实中对正义和公正的期待。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杂志编辑部1997年召开的圆桌研讨会上。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可能“过于理论化”了，人们对真实世界提出的问题研究的不够。
对法律进行数学描述。尽管可以得出复杂的公式。但是如何计算、如何统计，依然是个问题。如果数学公式脱离了现实的数据，如何进行运算，运算的结果如何使得人们信服，是法经济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刑法中“情节特别严重”、民法中“显失公平”等等，均无法运用数学计量。也无法进行运算，因此，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历史沿革研究对象
国民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可能是一门相对比较古老的学科，但它在我国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作为一门年轻的应用经济学学科，1998年，教育部对我国高校文科专业进行调整，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项下第一个二级学科。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全面而科学地分析国民经济学的内涵以及研究重点，不仅有助于提升研究成果，同时也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还能够为社会经济的分析与研究工作提供人才储备。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重点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学，可以说国民经济学具有典型的国家属性。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国民经济系统运行及其规律，进行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宏观经济运行模型、国民经济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以及微观规制等方面。在经济新常态下，科学全面地研究国民经济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既能够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根据，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1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国民经济学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它明显区别于业已成熟的西方国民经济学，更多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特点。因此，在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实践过程中，应该立足于我国特色，充分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现状等，科学开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虽然说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属性，但其实在实践演变的过程中，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也有人称之为“国民经济计划学”)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研究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沿革时，应该充分考量到苏联模式对其的影响和渗透，以便精准找到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1.1“苏联模式”对我国国民经济学初期发展的影响
苏联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都是可以直接抗衡英美国家的，同时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苏联经济发展与研究实践中，它的理论成果以及研究重点，势必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研究产生比较深刻且直观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学在研究的初期阶段或者当我国学者起初关注这一研究领域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在苏联所取得的胜利是短暂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中的发展也是极度不平衡，甚至有些想当然。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需要建立在经济体制的完善、商品经济的发达、经济条件的优渥等各个方面。但苏联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具有深刻的“国家强制”的烙印，试图通过国家调控的方式，来迎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平均与协调。这就使得国家计划在当时是调节社会劳动分配唯一的或主要的手段，这一模式主要是建立在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大工厂”的基础上，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车间或某个零件。与此相对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体制一直以计划经济为主，由国家来进行经济资源的分配与调控。受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初期，也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烙印。如部分高校在研究过程中，设置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统计专业。若强调该阶段的国民经济学研究是其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也只是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或以其为理论基础的部门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
1.2改革开放为国民经济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伟大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逐步拓展经济发展格局的实践过程中，我国实行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科学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受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我国高校也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及时调整方向，以便迎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我国高校积极把握社会发展契机，及时对传统教材进行了新编和修订，突出了“管理”二字，旨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以及实践课程等纷纷被引入我国，它们先进的理念以及特色化的实践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来的“垄断”地位。在诸多学科、多元理念的夹击下，政治经济学也开始了某种变革，更加注重学科的细分，也产生了一些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学科。与此同时，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消弭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虽然从根源上来审视，二者仍存在一定的渊源，但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性质上，两者之间的差异化愈发明显。因此，在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与社会经济同步的新型学科，它的特色和特点愈发体现，业已成为经济学科中最具特色的学科之一。
2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的一种新型学科，国民经济学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它的研究对象也越来越宽泛，它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多元。从性质上来分析，国民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它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因此，科学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全面客观的原则，从整体上来予以把握，突出强调它的应用性。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国民经济系统是研究出发点
国民经济学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与实践特点，这决定了它与其他经济学的区别和差异，也体现它具备其他经济学难以比拟的优势。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在于，它所真正研究和侧重关注的并不是某个部门、某个领域的宏观解释，也不是过分强调需求管理，而是真正立足于国民经济系统，旨在全面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明确方向。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总体性、概括性、前瞻性的复合型系统，在研究实践中，需要站在全局视角下，以更加深远、更加开阔、更加广泛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与分析，以便精准找到国民经济系统的发展脉络以及总体特点。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多元化的，同时它的研究视角也是比较宽泛的。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这句话可以充分概括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科学分析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可以从它的历史渊源上来进行分析与认证。国民经济学在初期发展阶段，它的研究重点是国家层面。但随着国民经济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它的研究重点也开始向“人民”倾斜。综上所述，国民经济学以国民经济系统为研究出发点，可以更加宏观、更加多元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工作。
2.2国民经济系统运行规律是主要研究对象
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实践中，它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充分考量与分析国民经济系统的主要运行方式以及内在的运行规律，这是它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复合型的系统，具有多元化的内容，同时这一系统也相对比较宏观和宽泛。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与其他系统产生交互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国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容易受到国外诸多要素的影响。因此，通过国民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与拓展，通过研究国民经济系统运行的方式以及内在规律，能够全面分析与把握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路径，进而找到优化与完善的方向，确保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而快速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它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持续攀升以及经济成果的持续增长，它还关注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以及人民群众享受的经济福祉以及丰厚成果。从这点可以窥探出，国民经济系统稳定持续运行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全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学将国民经济系统运行以及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深刻分析与挖掘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诸多特点以及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找到优化和协调的方向。
2.3国民经济管理是主要研究方向
在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经济总体发展成效明显，我国经济总体成果比较优良，但也不可否认，我国经济在长效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潜伏着不可控的因素，一旦任由这类因素的扩大和肆虐，将严重扰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将国民经济管理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通过科学的国民经济目标管理、预期管理、风险管理等，能够加强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研判，能够提前落实可控性的发展机制，同时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效。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不平稳的当今时代，国民经济系统作为一个复杂且庞大的系统，极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基于科学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充分认知宏观调控的优势后，多措并举全面优化宏观调控的范畴，以更高视角、更前眼界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分析与研判，确保国民经济系统整体运行平稳，确保国民经济整体迈上新台阶。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最优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最优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最优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最后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6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以解放束缚了多年的生产力，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使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法律制度，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对经济运行的机制从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当时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对经济运行法律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法学的雏形。
也许是受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影响时间太长的缘故，刚刚改革开放的经济使得法学工作者有些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对市场经济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研究的范围，于是相应地形成了大经济法的概念。在当时，人们以谈经济为时髦，对于经济法学和其他法学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问题都当作经济法问题来对待。为了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人们一方面立足于本国资源，从理论上对经济运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外国积极引进各种经济法理论，借鉴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在这个阶段，有一大批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发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前苏联、日本的一些经济法学著作和教材，如前苏联拉普捷夫主编的《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日本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概论》、丹宗昭信、厚谷囊尔主编的《现代经济法入门》、《日本经济法概要》等。此外还翻译了一批经济法学论文。在国内则出版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众多的经济法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纵横经济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对法院的司法实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大量经济案件的出现，使得各级法院相继成立了经济庭，专门处理这些案件。在当时看来，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涉外经济纠纷等，只要涉及到钱的纠纷案件（民间借贷除外），一般都当作经济案件来对待，而民事案件则只限在婚姻家庭纠纷、民事侵权等很小的范围内。
随着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经济法学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经济法研究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应当属于民法的研究范围。于是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法和民法的范围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92年，中国正式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不但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借鉴，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参考。法学家们对经济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已经跟以前的经济法观点有了明显的不同，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坚持。这些观点被称作为“新经济法理论”或者“新经济法诸论”。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新经济法理论逐渐定型以后，人们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驻足不前的局面。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法各部门学科的研究，甚至还有少数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来民事立法的显著成就，使得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权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启动，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民商法学研究。同时，法学研究的结果对法院的司法实践同样产生了影响。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还存在不同看法，对经济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异，但是他们之间都达成一种共识，即经济法只调整跟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有关的法律问题，而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来调整。对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界已经很少有人表示怀疑。至少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属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人们都不表示怀疑。由于经济法研究范围的缩小，于是有人对法院经济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怀疑。认为经济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围，而真正属于经济法范围的案件则很少，因此主张撤消经济庭，变经济庭为民庭。这种观点是一种狭隘的部门利益观点。人们意识到经济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属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围，这是人们认识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学研究的进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经济法庭的地步呢？我们应当承认，经济法庭的设立，对我国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经济庭审理的大量经济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进民法学家的观点也不应当属于民法的受案范围。例如，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等等。当然，他们可能会说，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从本质上说是侵权纠纷案件。反垄断案件（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实际上是合同纠纷案件，即这种合同是否违背社会公益，因而是无效合同的问题。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其实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侵权纠纷或者合同纠纷。行政纠纷从本质上来说，难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机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酿成的侵权纠纷吗？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设置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有的法庭是根据受理案件的性质来设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则是根据其他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处理某一类案件的方便而设立的，如铁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设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们同属于某一个部门，集中起来由某个单独的法庭来处理比较方便。我们也不否认法院各审判庭的设置都是从审判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诉讼活动的进行。经过近二十年的审判实践，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经济庭的概念，人们已经对经济庭的受案范围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如果突然间取消经济法庭，势必使人们对法院的行为感到茫然，对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无法了解，从而降低诉讼效率、提高诉讼成本，甚至使人们产生经济法是否已经已经被废除了的疑虑。这对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经济法庭即便是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质在法理上说得过去，但是，在经济法庭取消以后，本来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或者将来肯定会出现并且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的案件，缺乏相应的受理机关。我们总不能把它们让民庭来受理，因为那将在法理上又说不过去了。例如，近些年来，人们对垄断现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认为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将来，《反垄断法》出台以后，人们想提起反垄断诉讼应该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呢？以及现在还经常出现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应当继续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来受理，这样岂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论，回到了原来大经济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认为，撤消经济法庭的提法应当慎之又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保留现有的经济法庭，但是对其受案范围作适当的调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说得过去，同时也不至于让人们一时无法接受。
对于经济法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张守文教授在其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法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到，中国经济法学在世界法学舞台上的地位问题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中，似乎比较注重从外国借鉴，而忽略了向外国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也许考虑的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还不够成熟，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国介绍。实际上，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还不长，我国当初从外国引进经济法理论时，外国的经济法理论也同样很不成熟。通过二十来年的研究，我国的经济法学已经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经济法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经济法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但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和外国的经济法理论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我国的经济法已经不再是前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法著作中所说的经济法了。美国的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law economics，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也和我国的经济法概念有着质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这些法律问题不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问题，也包括法制史上的问题。笔者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法经济学会年会的一份会议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经济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还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发言。这也就说明，美国的法经济学和我国的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过来，如果认为外国没有我国所说的经济法，怕他们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国介绍的话，就更加不应该了。如果国外已经有了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理论，而且发展得更加成熟，这时向它们介绍，反而有班门弄斧之嫌。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我国的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我们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绍给他们，使他们了解、接受我们的经济法学。美国没有大陆法中的民法学，但是，美国用英文出版的各国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国民法著作。美国还用英文出版了我国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经济法含义上的著作似乎还没有见到。近几年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今年北京大学针对美国学生办的中国法短训班都没有安排经济法的课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法学者没有努力争取也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在向外国借鉴法学理论时，一般都比较注意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法国、德国等加以借鉴，因为他们的经济比较发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在向国外介绍中国经济法时，同样应当以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要目标。我们要想经济法在世界法学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动向它们介绍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来取经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考虑。
一、出国讲学。近些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不少法学家到国外作访问学者或者讲学，但是经济法学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国门的经济法学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都是去当学生，了解国外的法学研究动态，介绍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国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法理论。我盼望我国的经济法学家，尤其是经济法权威们不要将自己的影响局限在国内，而应当向国外渗透。出国讲学，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尤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二、单独或者和国家立法、行政机构举办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经济法专业的留学生。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即使没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了解。他们回国之后，有的从事法学研究，有的从事法律实务。我们可否建议他们利用所学的中国经济法理论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对他们本国的经济法进行比较研究，写出文章或者专著在本国发表或者出版。同时在有关的经济法国际研讨会上和国内学者进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进中国经济法在国外的影响。
三、注重直接用外文尤其是英文著书立说，或者将国内有影响的经济法理论著作翻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每年我们都能在外国的期刊上见到相当数量的中国法论文，但是关于中国经济法的论文却很少见到。正如我前面说到的，如果我们不主动走出去，他们可能不会请进来。因此，如果我们的经济法学家能够申请科研立项、争取获得国内或者国外的科研资助，将中国有影响的经济法研究成果向外国介绍和推广，那么，他们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将会更加完整、准确、清楚。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7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为适应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要求,各行各业开始实行信息化发展方针,在信息发展迅速的现代社会,农业的改革也离不开信息化发展方向的指导。作为当代农业创新的前进动力,农业信息化为现代的农业提供了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导了其前进的方向。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农业过渡,虽然,整体状态都有所提供和改善,但是,我国却开始面临新的挑战,无论是在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上还是发展知识型农业上都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难题。另外,如何发展市场农业经济和如何根据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也都是我国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采取同步发展策略,有机结合各种相关知识,与其他各产业互相帮助,互利共赢,提供一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二、农业创新管理的必要性
农业管理的创新研究已成为近几年世界各国的热门研究课题。我国对农业管理的创新意识提出的时间相对先进国家来说比较晚,虽然我国对此项目研究的起步晚,但是我国已经摆脱过去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越来越向多样化研究趋势发展。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农业的经济管理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学科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也突破了传统的定性研究,开始引入数学模式这一先进的手段,进行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分析研究,方法的使用逐渐灵活多变,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另外还常采用理论实证结合分析法。这些各具优势的研究方法都有着其相应的研究效果。理论分析有理论归纳又有逻辑演绎,建立命题又对理论分析。世界上大批的专家学者通过理论模型来分析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农业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就是理论研究的其中重要的代表。实证研究则是对实证进行归纳总结或者进行演绎分析,绿色生态食品的研究以及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大部分属于实证研究。
经过观察可以发现,近十年来,世界先进国家对农业的管理方法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阶段,保持现有的高水平,又向另一种未知的研究方法扩展。研究手段一直在优化,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计量经济模型应用范围的扩展和发展的日益成熟稳定性。此外,他们在发展的同时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创造新的研究模型。通过新理论的应用和多角度思维方式的引入来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丰富其知识内容,结合多学科的有关知识文献,把一个个新的研究课题尽可能地发挥其研究价值。以下提出几点相关建议:
1、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以围绕模型创新为主要入手点。国外许多专家学者敢于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时采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勇于对知识探索创新,其中以着名的选择实验和乙醇扩张实验为代表。通过新方法的研究开发,不仅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还有助于科研人员挖掘内在的探索发现的欲望和潜力。
2、优化已经存在的研究方法,并尽可能地扩展这些方法的应用范围。有一批钻研创新的同时,也存在大批的优化完善已有研究方法的科研人员。对所存在的研究方法的改进工作已经有了显着的成果。不仅得到广泛的应用还促进了其他研究领域的发展,为其他研究课题提供研究方法和经验,这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3、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方法在农经研究领域的应用开始逐渐盛行。进入新世纪以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方法也逐渐出现在农经问题研究中。行为经济学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而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复制性和可控性。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8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培养模式；创新
一、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新挑战
本文所指的研究生主要是全职硕博研究生。从严格意义上说，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传统财政学更为宽广，但本文并不区分这两个专业，而将其视同一致。
1、社会需求的新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本专业的社会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流动性强的特征。首先，社会需求多元化。该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就业去向“天然”地与政府部门联系密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非政府部门对本专业学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研究生的实际就业状况表明，政府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已不再是该专业研究生的主要去处，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公共事业部门以及社会中介组织也逐渐成为本专业研究生的就业选择。根据我们对本专业研究生的跟踪统计，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有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司等三个方向，且人数结构也基本保持在“三、三、三”比例。其次，岗位间流动性强。现代社会发展和激励模式的改进使得原本“从一而终”的就业模式基本不复存在，出于效率和公平等原因的考虑，就业单位经常要求毕业生在其内部不同岗位间进行交流体验。这种岗位间流动不仅符合就业单位的利益要求，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条件。根据调查，不论就业单位的性质如何，本专业毕业生在工作后五年内往往都有两个甚至更多岗位的经历。再次，单位间流动性正在增强。除了上述单位内部岗位间的流动性外，目前毕业生在单位之间的流动性也在逐步增强，特别是在政府到企业，企业到企业之间的流动性尤为突出。
2、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学科在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问题等三个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势。第一，研究范围更为宽广。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边界重新厘定，第三部门即非营利组织兴起且发展迅速。除政府部门外，市场中的公共企业以及第三部门也成为公共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合作的现象日趋增多。由此，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范围相应扩展。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不仅关注政府这一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而是要研究以政府经济活动为主体、以企业和第三部门公共经济活动为补充的所有公共经济活动，三种主体参与公共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行为、效应都成为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对象。第二，研究内容深化细化。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且相对稳定之后，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逐渐由关注宏观制度改革转向有关理论、制度的更为具体问题的研究。同时，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在与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交流融合中也不断吸取其他学科的优势，再加之以制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积极吸收和运用，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对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化。譬如，对公共支出理论的研究，传统财政学大都侧重于研究总支出，也不大注重支出决策的政治过程，现代公共经济学则不仅细化研究每类具体的公共支出及其经济效应，而且也将支出决策过程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第三，研究的问题更为实际。一方面注重政策化，不仅关注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更为关注公共经济理论如何与现实结合，转化为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注重本土化，公共经济学(财政学)要在中国保持生机和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国情，立足现实，中国学者在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税制优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收获。
3、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新挑战
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为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提出了“宽、细、实”的挑战：其一，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学生拥有比较宽厚、系统的知识基础和较为全面的专业素质，以适应未来宽口径的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二，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研究生掌握国际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标准的学术规范，以形成扎实学风和良好学养，做深做细研究，做精做好工作?其三，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研究生能够“顶天立地”，不仅具有开阔的国际研究视野，还能了解国情，关注实际，提高能力，做出有思想、切实际、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具备长期发展的视野与能力组合?
为应对上述新挑战，山东大学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首先明确了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即既要培养符合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要求，富有学术竞争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也要为社会、企业和政府部门培养人格健全、知识全面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为此，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二、应对新挑战的公共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
1、利用一个平台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
当前研究生的培养平台主要在各个学科，即使在同一学院内部，各个二级学科之间的交流都不是很畅通，更难以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因此，要真正提高研究生的知识基础、提升其专业素质，实现“宽口径”培养，必须要有统一、开放的平台为基础。2006年，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重点研究基地在山东大学成立。该基地融合了山东大学财政学、卫生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为实现跨学科研究与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研究基地通过聘请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单位的教师授课，由不同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同一课题研究，组织多个专业研究生共同参加山东大学公共经济学讨论班，举办跨学科的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交流会，编辑出版《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齐鲁文库》、《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workingpaper)》等系列出版物，建设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网站等方式，重点关注公共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估，在促进各学科研究相互交流融合的同时，也为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研究生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论文选题、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学习借鉴、学术交流与讨论以及学位论文出版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通过该研究基地平台，不仅实现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单位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也实现学科交叉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特别是对于学生宽厚知识基础的形成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迄今，在研究基地的平台上，由研究基地研究生自主发起、主要由研究生主讲、由研究生点评的公共经济学讨论班已成功举办50多期，由研究基地培养的博士学位论文入选的《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齐鲁文库》已出版四批共17本，主要由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完成的《中国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已出版四辑，由研究基地师生共同完成的《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workingpaper)》也已出版40余期，研究基地作为跨学科培养的新形式和新平台，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9年2月，我们依托基地研究力量和研究方向自主设置的公共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正式获批，并于2010年开始招生。
2、全面实行研究生“双导师”制
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下，学生往往局限于甚至“隶属”于某一位导师名下，主要接受一位导师的指导。这种模式虽保证了导师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但往往会因导师的专业限制而无力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特别是导师作为高校中的专职教师，社会经历有限，可直接动用的培养学生的资源有限，存在着培养社科类学生的“天然不足”。为弥补这一不足，山东大学全面推广“一个学生，两个导师，三种经历”的培养模式，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的每位研究生除有本单位的指导教师以外，还选定来自校内其他单位、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专业人员作为第二导师(称为“合作导师”)。“合作导师”负责提供专业实习、合作研究等条件，协助校内导师开展研究生指导工作。通过“双导师”制，学生向拥有不同知识结构、学缘结构的导师学习，更多了解和认识社会，开阔研究视野，发现研究课题，提升研究水平。迄今，我们已经聘请了来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地方财政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等单位的10余名专家学者出任“合作导师”，与荷兰蒂尔堡大学、法国雷恩一大、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等实行了博硕士生的联合培养制度。“双导师制”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保证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又扩大了学校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的学术交流和社会联系，还可以有利于高校服务社会目标的实现，可谓一举多得。
3、着力推动研究生的“五种经历”
当前大多数研究生只拥有单纯的校园教育经历，这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学生学习时间和精力投入，有助于系统掌握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但过于单一的经历使学生缺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不利于学生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更不利于产生创新性研究成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着力推动“五种经历”，即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通过学校联系和鼓励、学科组织和筹划、导师指导和推荐等多种措施，使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在学期间确保：(1)10％以上的同学拥有第二校园经历。目前我们在国内与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建立了研究生层面的交流制度，每年都有同学到另一所名校交流学习1学期，学生不仅在专业学习上有所收获，还可以感受不同的校园文化和学术风格。(2)10％的同学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目前我们已经与法国雷恩一大、荷兰蒂尔堡大学进行了研究生层面的实质性联合培养和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使学生在学习专业与提高外语的同时，还开拓了国际视野。(3)100％的同学拥有专业实习或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经历。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要求学生回家乡进行专题社会调查，2007－2009年，我们还结合国家课题研究，连续三年在全国各地组织了由全体研究生参加的农民入户调查，以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学会从专业视角观察分析经济问题，也锻炼了学生的沟通和组织能力。(4)100％的同学拥有参与课题研究的经历。坚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理念，让每位研究生都参与课题研究，保证每位学生都可以扩大专业知识基础，并接受到科学系统严格的科研训练。(5)100％的同学拥有参加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我们每年主办或参与主办1～2次国际学术会议或大中型全国性学术会议，每位研究生都能有机会进行学术交流，还鼓励并资助研究生参加博士生论坛及其他全国性学术会议甚至国际会议，提高研究生的学术交流能力。“五种经历”的锻炼学习，使得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4、创新教学方法，扩展教学内容
传统的研究生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不够。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强调研究生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一切以研究生为中心，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一方面，我们开设专门的“前沿讲座”课程，全部由学生主讲、学生点评，所有学生都参与其中，人人受益。另一方面，我们还与地方的财政局、税务局以及企业签订校财、校税或校企合作协定，设立学生实训基地。对于一些现实性很强的教学内容，聘请实际部门工作人员主讲，并实现现场教学。
我们根据现代公共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对传统财政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扩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公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我们充分利用本学科团队在公共品基础理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研究上的特色和优势，既向学生介绍最新理论动态，又同时向学生展示如何进行研究，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第二，重视公共政策的教学。考虑到本学科突出的应用特性，我们在研究生教学中还特别强调对公共政策内容、方法以及案例的介绍，使学生在充分掌握已有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5、扎实进行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的指导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学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我们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通过开设专门课程、专题研究以及聘请其他单位、其他学科、其他领域专家讲座的形式，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方法指导，就如何进行社会调查、调研报告写作、论文选题、资料搜集与文献综述、学位论文写作、学术交流以及学术评价等给予全方位指导，使研究生人人掌握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我们还特别注重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针对近年来学术活动中道德失准、行为失范的问题，为防患于未然，山东大学专门出台了《山东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我们从研究生入学伊始便进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并将其贯穿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约束学生的学术研究符合学术道德规范要求，避免出现失德、失范问题。
三、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效果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9
[摘要]：
当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起步阶段。笔者针对周鸿铎教授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认为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讨论一个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恰当的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研究指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应是传媒经济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而选择媒介产品作为研究起点是最佳的进路。
abstract:thestudyinthedisciplineofmediaeconomicsisfullofcontroversiesinmainlandChinanowadays.theauthordisagreeswiththepointofviewaboutthat“mediaeconomicsdoesn’tfallintoeconomics”putbyprof.ZhouHongduo.Becauseofdiscussingasubjectismeaningfulonlyifitisputintotheproperdisciplineframe,theauthorthinkstoresolvethedebatesontheparadigmandapproachtomediaeconomicsresearchasaprioragenda.inthepaper,theauthorindicatesthatmediaindustryeconomicsandmediamanagementarethetwomajorparadigmsinmediaeconomicsresearch,andtobeginwiththetopicofmediagoodsisthebestapproachtoit.
Keywords:mediaeconomy,normalforms,ways
近年来，“传媒经济”是新闻传播界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刊载了周鸿铎教授的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这一犹如“白马非马”的说法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周鸿铎教授毕竟是我国研究传媒经济最早且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说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那它应该属于什么学科领域呢？传播学？管理学？还是其他学科？该如何研究传媒经济？笔者认为这是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与取向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作了一个介绍：“在中国，传媒经济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仅‘十五’科研规划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新闻传播学18个重点课题中，就有7个直接或间接地属于传媒经济学方向。而在教育部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第4个方向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其中所列举的重点课题有10个。”［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院校和新闻媒体组建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新闻院校设立了传媒经济学专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经济学课程。不少新闻院校招收传媒经济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传媒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生。
学界和业界都纷纷召开了各种各样学术研讨会，有的甚至还把它开到国外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进入新世纪，就有《广播电视经济学》（周鸿铎，2001年）、《报业经济学》（金碚，2002年）、《传媒经济》（周鸿铎，2003年）、《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2003年）、《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赵曙光、史宇曙，2003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2004年)……等等。但对于整个中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G.picard）教授认为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哲学思辨不够；二是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要解决其路向问题。所谓路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进路与方向。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选取的学科领域方向。当今，我国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
该取向以经济学为主导，即媒介经济学。在赵曙光、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中写道：“媒介经济学旨在研究形形的媒介经营者，如何在各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选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3］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中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
2、管理学取向
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列入管理学的范畴。如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都是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更多是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对传媒进行案例分析。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则从媒介经营管理这一实操层面来探讨。
3、传播学取向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周鸿铎在《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一文中指出：“传媒经济”这一学科的本质是应用传播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地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各类问题。［4］周教授干脆把传媒经济置于经济学大门之外，而把它列入传播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取向其来有自，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4、交叉取向
有不少学者主张一种多学科的交叉，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但这种交叉也没有很好地融合，“事实上，目前很多传媒经济研究者往往是同时应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再加上常识来论述传媒经济学。这给人感觉是，传媒经济学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杂烩。”［5］
以上可谓众说纷纭、各说各的，难以展开对话与讨论，究其原因就是大家并不在同一学术话语体系里进行探讨。从学术规范来看，一个学科的研究路向包括两个方面：范式与进路。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即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即“两个典范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下”［6］。这里的典范即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价值取向、方法与工具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传媒经济研究只有在同一范式里才能展开，才可能形成实质性的对话与传承，才能对科学探索有较大的意义。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陈中原把世界传媒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传媒经济学各个部门独立发展的阶段，广播经济学、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先后出现；这一阶段基本上为经济学界主导，研究视角多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因此不少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尤其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RonaldH.Coase）对于广播电视波段分配制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于价格机制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传媒经济学走向综合的时期。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传媒经济现象，二是新闻学界主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阶段，陈中原如此描述这个时期：“传媒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帮助媒体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传统意义的区域市场不复存在，所有媒体基本上都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都能提供多种媒体产品服务。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发理论革命。”［7］
从世界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可以归纳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学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业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
对此，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作出更系统的归纳：“综观西方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其主要研究范例有三种：理论型范例，应用型范例和批评型范例。理论型和应用型范例在研究中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评型范例却往往与其他两个独立开来。这些范例基于不同的学术基础，关注着不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8］
以范式为主导，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将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这个区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科学的，但还比较粗略。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媒经济与传媒经济学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宽泛一些，它界定的是研究范畴；后者更严谨一些，它界定的是学科范畴，或者说它界定了传媒经济学的学科研究范式。那么如何界定呢？下面我们将这三个领域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
1、传媒产业经济学
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9］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论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传媒管理经济学
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3、传播政治经济学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
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分支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传播政治经济学
主导学科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
辅助学科传播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
基本理论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企业管理和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
研究对象传媒业、产业制度、政府政策媒介实体与消费者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
主要议题媒介生产、经营什么信息产品？如何生产、经营信息产品？谁来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媒介为谁生产信息产品？社会需要什么信息产品？
笔者的划分是：传媒经济研究范畴涵盖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只限于前两个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
或许有不少人会问，在经济学范式里你能解决所有的传媒经济问题吗？确实在现实中往往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尤其在当今的中国传媒业，有太多的非经济因素。潘力剑认为在传媒经济学里“研究对象是传媒产业的经济现象；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而研究目的则是对传媒业作出经济解释。”［10］我们把传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纯经济性质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生产的成本核算；第二类是与经济关联度较大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经营的价格问题；第三类是非经济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与经济关联度较低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的外部性。传媒经济学主要研究前两类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区：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传媒经济学研究并不能包打天下。运用传媒学经济的范式并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传媒经济问题，它只能研究那些能够剥离出来的或者能够抽象出来的经济问题。
三、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
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0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如喻国明的《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如“报业拐点”、“超女现象”等。
（5）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赵曙光、史宇鹏在其所著《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里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进路。他们首先讨论了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媒介生产、传播什么信息产品？生产、传播多少信息产品？二是媒介如何生产、传播信息产品？三是媒介为谁生产、传播信息？四、谁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首先选取媒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媒介产品，并由此把握它在生产与流通中的规律。遗憾的是该书对什么是媒介产品却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而且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传播的应该是信息，不是信息产品。正如郭庆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部分阐述没有体现出媒介产业的特殊性所在，学科交叉部分的融合还没有达到有机统一、水融的程度。”［11］
目前，我国对媒介产品是商品，媒介业是产业，媒介是企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于新闻商品属性认识还不尽一致。新闻无疑是最重要的媒介产品，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既是信息产品，又是服务产品。但它是商品吗？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经营它呢？周鸿铎对此进行这样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不是商品，这是由无产阶级新闻性质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新闻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这种新闻的阶级的自身需要，并不是为了他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都是为别人而生产的，自己希望得到的只是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12］由此，他推断新闻节目是不可以直接盈利的,它只能是其他节目经营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只能间接地经营。按照这一论断又如何解释央视新闻“神六直播”狂赚5个多亿的广告呢？又如何解释我国购买BBC、Cnn的电视新闻节目呢？
讨论同一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同一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周鸿铎把作为传播行为的新闻报道和作为信息产品的新闻节目混为一谈，实质上是在新闻学和经济学两个范式内推理同一样东西。过去，我们一说到新闻是商品，马上就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通过广告置换和媒介之间的购买是实现新闻商品价值十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新闻作为产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有两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或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商业属性。如中央电视台购买BBC的电视新闻（信息产品），可以用其画面（包括部分声音）这一信息载体作为新闻素材，体现它的商品属性；然后用我们的观点重新撰稿配音，体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经济研究主要讨论它的商品属性及运行规律，当然也要考虑其他属性对它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新闻就是商品，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性就是新闻这一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会掩盖它的商品属性，但可以影响它的商业运行。
作为信息产品的媒介产品还与其他传统产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新技术对媒介产品的影响就日益显著。说到新媒介产品，它与许多新经济学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等。再比如手机电视，早在10年前已经完成了它的技术准备，却迟迟未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运营。为什么呢？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一新媒介产品的经济属性及其市场运行规律认识还不够，手机电视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产品？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产品呢？不研究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是不能很好的找到它的运行规律和盈利模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舍本求末的进路会使传媒经济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华而不实，不能真正解决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也不利于传媒经济的学科建构。
马克思在他举世闻名的《资本论》里，从剖析商品入手，进而研究其价值、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然而，由于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范式运用不够严谨和进路选择不当等因素影响，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甚至是资深学者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论述。
综上所述，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当务之急，就是要运用其范式研究传媒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佳进路不等于唯一进路，我们也不排斥其他进路，多样化的研究必将促进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1］郑保卫中国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应走向世界［Z］北京：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年会，2006
［2］詹新慧与世界传媒经济大师对话——访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G.皮卡德［J］传媒,2005（7）：39
［3］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
［4］周鸿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J］现代传播，2006（2）：97
［5］潘力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新闻记者，2004（7）：59
［6］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5
［7］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J］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9
［8］杭敏[瑞典]罗伯特•皮卡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范例［J］现代传播，2005（4）：29
［9］昝廷全论传媒经济学与系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现代传播，2006（2）：92
［10］潘力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新闻记者，2004（7）：59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篇10
【关键词】数学定量
一、相关概念及综述
（一）、定量分析的概念
经济学研究方法中所采用的定量研究，最早起源于近代西欧国家中对自然科学研究，并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光速发展，一度成为社科界研究经济问题首选的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一般从对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的假设、理论的实证和对现象变化的预测着手。在定量的分析中研究者更多地运用演绎推理，从一般的假设中推出最后的结论，再对结论进行系统性的检验。因此，在研究社会科学中应该集中于“是什么”，并通过数量分析去理解，探求社会互动与发展中的因果联系。
所谓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数量分析。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正如质是多方面的一样，事物的量也是多方面的。因此，人们只能根据实践的客观需要，去把握事物的量。
（二）、定量分析的特点
1.实证性，即定量分析的所采用的方法和最终得出结果是可以检验的。定量分析是用与研究相适应的数学方法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过程的每一个具体的阶段和结果都可以用具体的指标表示出来，接受逻辑的和事实的验证。实证性可以说是定量分析中最本质特征。
2.明确性，定量分析涉及的概念一般都具有确定的定义，并且一般不使用模棱两可的言语来表述，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分析不会引起歧义，从而使分析过程与结果容更易理解。
3.客观性，即无论研究者是谁，只要采用相同的数据和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都只会得出相同的结果。
二、经济学研究中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统计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中的统计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的范围十分的广泛，可以说统计分析方法是定量研究的基础，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描述统计学是整个统计学的理论基础和统计研究工作的首要步骤，它包括对客观现象的度量，调查方案的设计，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用图表方法和数量方法综合分析统计资料等。推断统计是现代统计学的核心和统计研究工作的关键环节。推断统计离不开描述统计，只靠描述统计也难以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趋势预测分析法。它对同一单位相关经济指标连续几年的数据作纵向对比，观察其成长性。通过趋势分析，分析者可以了解该企业在特定方面的发展变化趋势。广义的趋势预测分析中，即包括在同一时期根据已有的事实测定未知事件的静态趋势预测，也包括根据已有的事实测定未来的未知事件的动态趋势预测。狭义的趋势预测，仅指动态趋势的预测。预测方法与个别领域现象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就产生了预测的各个分支，如人口预测、社会预测、经济预测、政治预测等
（三）相互对比分析法。它通过经济指标的相互比较来揭示经济指标之间的数量差异，既可以是本期同上期的纵向比较，也可以是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比较，还可以与标准值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找出差距.进而分析形成差距的原因对比分析法的应用相对简单，但应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凡是涉及多二年以上的数据都可以应用相互对比分析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分析可以为深度分析打下基础。
（四）数学模型分析法。经济数学模型是研究分析经济数量关系的重要工具，它是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中间环节。它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对经济现实进行简化，但在主要的本质方面又近似地反映了经济现实，所以是经济现实的抽象。经济数学模型能起明确思路、加工信息、验证理论、计算求解、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作用，特别是对量大面广、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更离不开经济数学模型的帮助。运用经济数学建模来分析经济问题，预测经济走向，提出经济对策已是大势所趋。
三、经济学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必要性
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使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具备了很强的实操性。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对现实中各种经济行为进行指导，这亦是经济学的生命力的源泉。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定量方法的推进经济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并且走进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马歇尔采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的先例，研究了价格、供给、需求、竞争等具体问题，精确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为人们了解价格、供给、需求等变量，制定价格策略、供给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后，凯恩斯科学也大量运用了数学研究方法，才使他的“宏观经济学”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翻开凯恩斯的全部经济学有关著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没有定量的研究就不可能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依据，没有定量的研究也不可能使凯恩斯的理论令世人折服。
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情况，经济的分析更加应该侧重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优化配置以及如何使国民经济长久、健康的有序运行。而国民经济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济运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关系，我们必须借助于定量的分析工具，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系统化的定量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发展中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才有改变国家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