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1
根据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口贸易发展情况是与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势紧密相联系的。本文将从理论方面分析影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因素(1)。一、影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国际因素1.从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率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上来看，根据凯恩斯的出口需求理论，一国的出口总量受贸易伙伴国的实际收入和该产品的相对价格影响。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迅速时，其居民的实际收入就会提高，那么对出口国的产品需求就增多，有利于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反之，若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缓慢，则不利于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则理论上可以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湖南省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率提高，湖南省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反之，湖南省出口贸易发展缓慢。即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率和湖南省出口贸易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2.从出口价格水平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上来看，按照需求供给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价格水平提高，国外对出口产品的需求将下降，而国内对出口的供给将上升;相反，出口价格降低，国外对出口产品的需求将上升，国内对出口产品的供给将下降。由于湖南省具有劳动力优势，并且国家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贯彻鼓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因此其出口供给受价格影响程度不是很大。所以，一般来说，出口价格水平的上升会阻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出口价格水平的下降会促进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发展。即湖南省出口贸易发展情况和出口价格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3.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上来看，从理论上讲，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蒙代尔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贸易障碍会促使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阻碍会促使国际贸易的发生。而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分工深化等渠道促使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所以从理论上讲，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要从多方影响的综合效应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二、影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国内因素1.从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总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来看，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其出口供给水平。一方面，湖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生产规模，从数量上提高了出口贸易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伴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完善和升级，以及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因此，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了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且也优化了出口产品结构。所以，从理论分析上来看，湖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促进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发展。即湖南省的GDp水平和出口贸易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2.从汇率变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来看，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理论界长期以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在理论上一直是存在有争议的。所以，汇率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具体影响，还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判断。3.从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看，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可以按照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分两种情况考虑。首先，在一般贸易方式下，初级品和工业制品的进口为出口产品的增加提供了投入品，并且提高了出口国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工业制成品进口对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进口提高了出口的竞争力，因此，进口对出口的影响是同向的正相关。其次，在出口加工贸易方式下，由于出口加工是“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国际贸易模式，出口国外产品的投入品绝大部分是来自国外的进口，所以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是相辅相成的。鉴于以上的分析，无论是在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对出口的影响都是正相关的。4.从技术投入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来看，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同时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也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按照技术差距理论，科学技术被认为是一种生产要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比较优势。科学技术进步不仅能降低其传统工业的生产成本，而且能促进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壮大。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增加出口。当前科技进步在中国及湖南省均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湖南省出口产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的基本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科学技术进步对出口贸易有重要影响，并且可以认为技术进步是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三、影响湖南省出口贸易的不确定性因素湖南省1985年～2005年贸易出口额趋势图由于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统一的有机系统，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出口贸易的变化。如比较典型的1994年外汇体制的改革，汇率的并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事件、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3年的“非典”事件等。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汇率体制的并轨，以及中国加入wto等事件完善了中国的外贸体制，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和“非典”事件对出口贸易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根据下图，湖南省的出口贸易增长率波动比较大，可以看出1994年以前，湖南省出口增长率一直不稳定，而由于受1994年国家外汇体制改革的影响，随后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5年～1999年间，湖南省的出口贸易增长率都在低位徘徊，2000年才开始回升。但2001年由于受9.11事件的影响，尽管中国于11月份加入wto，湖南省的出口增长率仍然比上一年有大幅度的下降，由2000年的28.94%下降到2001年的6.11%继而到2002年2.34%。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加入wto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显现，2003年～2005年间，出口贸易增长率一直比较高;而2003年的“非典”事件，由于得到及时的控制，其影响面比较小，对湖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并没有影响其出口贸易上升的总体趋势。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2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andStevens，1974;Gopinath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and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andKlein(1998)、eatonand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and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and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3]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3
【论文关键词】贸易条件外商直接投资关税率汇率贸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的含义是进出口商品比价，它反映了出口相对与进口的盈利能力。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切身的贸易利益，它与比较利益一起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问题，各国政府及研究学者对贸易条件的变动也都十分关注。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7604.0亿美元，贸易总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随着出口的大量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长郭树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1.贸易条件的含义及计算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最初含义就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它是一国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nBtt=(px/pm)·100，p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pm代表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采用帕氏公式来计算中国贸易条件指数。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pmt=∑pjtqjt/∑pj0qjt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0分别表示基期(1983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it和q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2.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图从图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国贸易条件在1983年～2006年间呈波动性下降，趋于恶化的趋势。1983年～1985年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为75.05。第二个明显的贸易条件上升阶段为1988年～1991年。其他时间段，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二、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现实中，贸易条件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其影响程度是多少呢。本文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选取影响因素作为模型参数，搜集1983年～2006年间的样本数据，建立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回归模型，最终来考察这些因素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程度。
1.模型说明假设大国情形，且显著性水平为5%。参数包括：GDp指数，以1983年GDp为基期计算。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以1983年Rmp为基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为亿美元。实际关税率(t)=(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总进口额)×100%。汇率(R)，本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模型建立与检验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数据，以贸易条件指数(nBtt)为因变量，GDp、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FDi、实际关税率(t)、汇率(R)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FDi与GDp的相关性及FDi的滞后效应，将FDi的数据滞后一期处理。nBtti=a0+a1GDpi+a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运用SpSS15.0，对以上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拟合优度高。样本相关系数R=0.961，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形相关性强。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资料来源：SpSS15.0输出结果从表2可得出，贸易条件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自由度为18的临界值t0.025(18)=2.10，常数项、GDp、FDi、t和R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GDp、FDi、实际关税率和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性影响。出口结构指数未通过检验，因此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正，在原来的回归模型中剔除Rmp这个自变量，再进行回归。结果如下：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t值:(2.492-2.365-2.8774.8782.154)t0.025(19)=2.09，各个自变量均通过t检验F=50.847>F0.05(4，19)=2.90，通过F检验，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R=0.965，R2=0.915，R2的修正值为0.89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高。3.模型结论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1)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将会降低使用该要素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该商品是出口商品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反之亦然。(2)FDi与贸易条件FDi的增加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关系。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如果FDi流入的是东道国的出口优势部门，那么将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加、价格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在我国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了制造业。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3)关税与贸易条件实际关税率即进口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国利用关税来调节贸易条件的空间越来越小。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4
关键词：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影响因素引力模型
一、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1.理论研究方面
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出口贸易产生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侧重于某个特定经济因素对于贸易发展水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这个方面的理论研究以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3）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互补理论为代表。这位学者在对日本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进行仔细研究后提出了不同的对外投资互补说理论。该理论强调了FDi与对外贸易存在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小岛清模型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两个特征，该理论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两个特点入手讨论其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机制：（1）直接投资不仅包含资本流动，还包含了经营管理知识、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为本国出口企业带来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可视为国外先进生产函数向国内的转移。（2）这种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会在对本国企业员工、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培训过程中消化吸收并转化为东道国的无形资产。该理论模型详细解释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贸易的创造和促进作用，东道国所吸收的先进技术等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本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并最终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
（2）政策环境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该方面的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41）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为代表。该理论从进口国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国应当通过进口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有效减少进口，以保护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对于一国弱势产业早起发展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在当今的国际贸易领域，无数的例证反应了诸如此类的贸易壁垒严重影响了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以温州等为代表的出口地区因为许多不平等的贸易壁垒而遭受了巨额的贸易损失。因此该理论在当今的贸易形势下，有其不适用的一面。
（3）出口对象国的收入水平和需求偏好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从需求角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以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重叠需求理论为代表。该理论从需求角度探寻一国进口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各国国内市场的需求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是决定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关键要素。因而出口他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取决于对象国消费行为主体的偏好和市场需求结构。而对象国消费主体的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4）引用外资、固定资产投资、进口额等要素的研究
这一类要素通常较多的被列入到一个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何朝辉（2008）对温州市国有企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温州市国有企业近10年来出口贸易额和其固定资产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进行的相关性分析，得出对于企业而言，尽管当期固定资产投资并不会提升企业当下的固定资产总量，但是通过影响企业对于未来市场需求的判断和企业信息等，仍然会对当期的出口贸易额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同时也表明，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其出口贸易呈现不显著的相关性。
许和连，赖明勇（2008）使用最小二乘法分析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人均GDp，进口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商直接投资等对于出口贸易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作用，而关税税率则与我国出口贸易额之间显现较强的负向影响关系。
（5）企业竞争力指数
这一指标在过往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中并不多见。通常该指标有诸多要素构成，诸如劳动力成本，企业产品市场份额等。袁志（2010）对温州市私营企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引入企业竞争力指数，结合引用外资等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最后得出企业竞争力指数与私营企业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6）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也是出口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通常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与出口贸易呈现反向变动，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在逐渐变小，对于地区化的出口贸易，人民币的反向作用更进一步被削弱。王磊，曹显兵（2008）的文章中，作者基于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汇率等各项指标和数据和VaR模型，得到了人民币汇率和进出口间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很好解释了汇率变化对于山西省进出口行业的影响。作者通过VaR模型，得出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山西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人民币升值对山西的进出口并未造成显著影响。
2.实证研究方面
（1）多元回归模型
通常国外学者研究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会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葡萄牙学者默斯（FranciscoF.RibeiroRamos）（2008），对1896年至2007年内葡萄牙的经济增长数据、就业率、汇率等要素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建立了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葡萄牙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国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2）面板数据模型
近些年国外学者也较多的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阿根廷学者（GarbaranaHRoberto）（2009）对1990年至2005年间的阿根廷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作者对阿根廷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进行了分类，将出口地区分两类也加入了面板模型之中，连同其他影响要素，分析阿根廷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
二、温州市出口贸易的现状研究
1.对于当前困境的分析
这一类文献较多的将论述的重点集中在分析温州的贸易困境和其形成的原因。陈茜，贾建华（2009）通过对温州加工贸易发展现状的分析，得出温州当前面临困难的原因所在：（1）金融危机使得贸易主要进口国市场萎靡，需求量减少，境外订单大量减少，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来料加工型企业整体实力不强，融资难度大。（2）产业定位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目前温州加工贸易多定位与附加值较少，核心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3）产业链不完整，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够显著。温州市相当一部分的加工贸易出于简单加工发展阶段，技术含量不高，产业链短，零部件和材料大量依赖进出口。
李健（2009）首先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于温州民营企业的影响：（1）外贸需求萎缩导致出口持续下跌。温州的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欧洲、亚洲等市场。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外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减少，导致温州的出口额急剧下降。（2）贸易风险的加大。金融危机加剧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动荡，加大了温州民营企业的贸易风险。企业之间信任危机加大，外汇汇率不稳定更是加大了对外贸易的风险。（3）融资成本上升。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导致温州传统制造型的中小企业经营业绩下滑，资金链吃紧。由于温州民营企业流动资金不足，融资途径和融资方式单一，融资的成本较高的劣势更加突出。
郑灿（2010）先陈述了温州企业大规模倒闭的现状，同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成本急速上升，中小企业难以驾驭。成本问题是持续经营的每一个中小企业必然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温州大部分企业尚处于家庭式的手工制作作坊，与大型的国有企业不同，中小企业没有雄厚的原始积累，导致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始终经历着流动资产不足的考验。而且当成本危机一旦来临，此类中小企业必然应对乏术，只有走向倒闭的边缘。
2.对外部环境的分析
这一类文献着重论述温州所面临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动对温州出口贸易的影响。林俐（2010）为了分析得出温州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向的偏好，建立的模型包含的因素包括区位条件因素、海外网络因素、民间资本因素等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化压力日益增大。现阶段的外向国际化还是以本土产品的大量输出为主要特征，以低价竞争为主要手段，极易冲击进口国同类产业，很有可能导致进口国的排斥和打压。国际化压力的集中体现是来自贸易国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等。
3.对出口发展战略的分析
这一类文献着重分析温州出口发展战略的调整。王洪斌，胡玫（2011）通过研究温州对外贸易战略及政策等问题，提出温州在未来应当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出口品牌，扩大海外销售网络，增强民间贸易组织、政府和企业间的联系。
三、贸易引力模型解决出口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现状
1.贸易引力模型的早期应用
中国学者在国际贸易研究中运用引力模型的文献，最早见于张杰等人（1996）对欧共体10个成员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的研究。史朝兴等（2005）归纳整理了anderson（1979）、Bergstrand（21985、1989）、Deardorff（1995）等人推导引力模型所遵循的理论路径和所采用的方法，并对这些学者进行的理论工作做出了系统的回顾。随后，引力模型更多的出现在了中国学者对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之中。由于国内学者一开始就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对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模型做相应的调整。
2.中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分析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较具代表性的有：盛斌等（2004）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41个国家在2001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在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中加入了GDp之差的绝对值、进口国的贸易依存度等变量，并引入贸易集团、共同边界等虚拟变量，估算了引力方程，在总量和部门层次分别对中国与不同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理论值与实际值作了比较。
林玲等（2004）以Linnemann的模型为基础，加入了国土面积作为解释变量，以apeC成员资格和是否为发达国家作为两个虚拟变量，对Linnemann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和修正，以此检验了2002年中国与40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但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为了避免数据的多重共线性，计量分析大都采用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同一年的截面数据，使得从结论中难以看出政策因素对贸易的持续影响，也难以得出贸易影响因素的动态效果。
3.对边境效应和贸易成本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边境效应的研究，既有对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行政区划所形成的边境效应（范爱军等，2009；李秀敏等，2008；李郇等，2006）的研究，也有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效果的研究（冯邦彦等，2007；李铁立等，2005），更多的则是对国家间贸易的边境效应所作的实证研究，例如赵永亮等（2007）、张娟（2008）、朱海霞等（2008）、胡志丁等（2009）等人的研究。钱学锋等（2008）、施炳展（2008）分别利用加入多边贸易成本的改进引力模型，计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从公司这个微观层面进一步揭示了贸易边境效应产生的原因。
四、对研究现状的评述和总结
1.可借鉴之处
（1）以往的文献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不同的出口特点，不同地区特性等都会对影响因素的取舍产生影响，而以往文献所选用的影响因素，基本涵盖了诸如汇率，进口，使用外资等常见的影响因素，并对其在特定条件下的影响程度和机制有了详细的分析，以上都会对本文分析温州企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提供参考。
（2）以往的研究文献在对贸易引力模型的运用方法有非常多的论述。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公式的基础上，以往学者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实际情况，加入了不同的变量，对其加以变形，进行新的运用。这也使得本文对于研究温州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方面有了模型依据。
（3）以往的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了较多不同的方法，而面板数据模型对于分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有其优点，即可以兼顾不同的维度。这一数据模型的运用对于处理数据较多，出口贸易结构复杂的对象非常有效。
2.不足之处
（1）以往对于温州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的偏向于理论分析，而实证分析也没有细化到企业类型的层面，去分类研究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异同点。
（2）贸易引力模型很少运用于分析温州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并且现有的运用，其对变量的选择，并没有很好体现“温州特色”，因此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仍然有其缺陷。
（3）实证分析方面，以往对于温州企业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没有选择将出口对象国纳入到截面之中。
参考文献：
[1]林俐.温州对外经济与贸易发展回顾与展望[a].金浩，王春光主编.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5-80
[2]黄建忠，毛恩荣.金融危机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C].第66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2009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5
[摘要]本文论述了对外贸易理论发展的过程，介绍了学术界对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状况与争论，并着重分析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
[关键词]对外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经济增长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又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会涉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晚期重商主义学派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绝对利益论，再到后来的比较利益论、要素禀赋论以及剩余产品出路说和“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如普雷维什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地带，中心控制，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
一、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吗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6
关键词：关税同盟；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形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但它们大多数属于国际贸易领域的联盟，只有少数会深入到生产要素流动和国际金融领域，这就使得关税同盟理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核心。关税同盟是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Corden，1972)：第一，对从成员国的进口免征关税；第二，对从世界其余地区的进口征收共同对外关税；第三，根据一致同意的准则分配关税收入。关税同盟的建立将普遍地改变成员国国内市场商品的相对价格，并影响贸易流向、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西方对关税同盟的理论和实证探讨，也主要是集中于其贸易效应方面。
关税同盟理论的渊源，从美国经济学家瓦伊纳发表其开创性的著作《关税同盟问题》(1950)算起，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伴随实践中欧盟的扩张和深入发展，理论上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创新，关税同盟理论吸收各方营养得到了不断的完善。纵观关税同盟的思想脉络，本人认为，西方学术界主要围绕具有逻辑关系的三个方面对其贸易效应进行研究。其一是关税同盟的利益来源。它又分为“传统关税同盟理论”和“新关税同盟理论”两个阶段。“传统关税同盟理论”依托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比较利益和资源禀赋是关税同盟利益的来源。它集中分析关税同盟的静态利益，并从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进行论证。“新关税同盟理论”以新贸易理论为指导，为解释大规模产业内贸易的事实，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关税同盟的利益来源。其二是关税同盟的产生原因。自由贸易理论和传统关税同盟理论似乎都无力解释建立关税同盟的经济理性。因为若认为自由贸易是“最优”的选择，那么关税同盟就是“次优”的选择，为什么放弃“最优”而选择“次优”?虽然关税同盟具有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的可能性，但是单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层面来看，似乎单边关税减让比关税同盟更优。而且实践中，为了避免贸易转移，国家大多采用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关税同盟的方式来结成一体化组织。那么关税同盟相对于多边自由贸易、单边关税减让和自由贸易区的优点又在哪里呢?这一部分在比较的基础上探求关税同盟产生的经济原因。其三是关税同盟最优对外关税的决定方面。无论是“传统关税同盟理论”还是“新关税同盟理论”，都无法得出关税同盟的普遍法则。那么关税同盟的成立是否可以保证使得同盟成员贸易收益增加的同时，不使同盟外部世界受损，或者说，同盟的成立能否作为一种世界福利的帕累托改进?问题的症结将归纳到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的关税同盟的平均关税是如何决定的问题。这里面主要有凯姆普・旺(Kemp－wan，1976)定理和迪克希特一诺曼一波利斯(Dixit－norman－Bliss，1994)定理，它们从理论上证明了关税同盟成立的合理性。
一、关税同盟贸易效应的理论综述
(一)关税同盟的利益来源
1、传统关税同盟理论的资源配置效应
(1)关税同盟贸易效应的局部均衡分析
①瓦伊纳的关税同盟理论
瓦伊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分析关税同盟的核心观点：即“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这也是之后经济学家分析一体化经济效应的主要工具。瓦伊纳认为，关税同盟具有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结合的特点，会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关税同盟的得益与否，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抵消结果。由于瓦伊纳假设需求弹性为零、供给具有无限弹性以及贸易条件不变、产品同质等前提条件毕竟脱离实际，而论证采取三个国家一种产品(3×1)的图表数字举例过于简单，这给后人在许多领域发展他的思想留下了空间。
②米德和李普赛的关税同盟效应
继瓦伊纳之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e・米德，理查德・G・李普赛采用供求曲线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瓦伊纳基本模式只考虑关税同盟的生产效应，未考虑关税同盟的消费效应，因而不能全面估价关税同盟的福利。因为当贸易转移存在时，由于价格下降仍然可以带来同盟内贸易条件的改善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李普赛进一步强调“国家替代”同瓦伊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分析一致，而“货物替代”则是相应商品价格变化的结果。这种从消费角度对瓦伊纳基本模式的扩充理论，修正了最初的许多假设，对贸易转移重新测定，对关税同盟利益来源的研究更加全面，但是它们仍停留在局部均衡分析的结构领域。
(2)关税同盟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关税同盟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简单明了，并可以明确计算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但将市场视为单一产品市场限制了分析的普遍性。为使理论分析更贴近现实，经济学家们在两个方面对关税同盟的一般均衡分析进行了尝试。
①假定其他商品价格不变的单一产品模型
科登(1974)、德麦隆、潘纳加里亚和罗狄克(1993)假定其他所有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受所分析的市场变化影响，因此价格变量可被解释为与其他商品价格指数有关的被分析商品的相对价格。但是当其他产品的相对价格受这一单一商品市场影响时，依据局部均衡的假设将关税同盟对某些特定市场的影响结果简单相加，并以此确定影响所有贸易品的关税同盟给整个经济带来的结果，这样的方法是不合适的。
②多种产品模型
为克服上述分析方法的不足，瓦尼克(1965)和肯普(1969)提出三国两商品模型，米德(1955a)提出三国三产品模型。为了满足对称性和一般性的要求，三种产品分析法对关税同盟问题的探讨具有极大的优势。然而，当研究两种以上的产品时，分析变得错综复杂，而且不可能充分分析贸易创造、贸易转移以及同盟对同盟内贸易条件的影响。
2、新关税同盟贸易利益效应
(1)关税同盟的规模经济效应
科登(1972)在分析了传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基础上，把规模经济应用于关税同盟的研究，并提出了两个新概念：“成本降低效应”和“贸易抑制效应”。关税同盟成立以后，原来最无效的成员国也可以从事生产，因为大市场让其平均成本降低到共同对外关税以下，这对同盟后的出口国来说是一种规模经济的“成本降低”效应，对相应的进口国来说是贸易创造效应。当关税同盟成立前，所有成员国都靠进口某一产品时，同盟成立后由于规模经济生产这种产品从而替代了来自外部世界较便宜的进口，这对生产国来说产生了贸易抑制效应，其他进口成员国则遭受贸易转移效应。科登的观点显然受瓦伊纳的影响，因此关税同盟和规模经济的结合是
否能提高经济福利仍是不确定的。
(2)关税同盟降低贸易壁垒的效应
关税同盟会带来竞争的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贸易壁垒。学者布利斯(1994)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假设成立关税同盟之前，由于贸易壁垒的作用，本国厂商占有大部分国内市场份额，而只占有小部分的出口市场份额，并且厂商对内销产品的定价高于其出口产品。一体化之后，由于对伙伴国的贸易壁垒减低，其供应商进入本国市场的能力增强，导致竞争的激化。结果，国内厂商的国内市场份额比以前低，但在伙伴国的市场份额比以前高。如果过量的成本差异完全是由贸易壁垒造成的，那么关税同盟将会使贸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对集团福利产生积极影响。
(3)关税同盟消除价格歧视的效应
在不完全竞争状态下，价格歧视是分割市场的一个特点。布兰德和克鲁格曼(1983)的有关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厂商在国内的要价高于在国外的要价。因为，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较大，其产品的需求弹性较低，而在伙伴国市场上的份额较小，其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所以本国厂商能够利用国内市场力量，在国内市场上要出更高的价格。关税同盟如果可以降低或者消除市场分割和价格歧视，厂商会将销售从要价低的出口市场转移到要价高的国内市场，从而产生净收益。
(二)关税同盟的产生原因
1、相对于单边关税减让――关税同盟的特殊职能
(1)关税同盟公共产品职能
传统关税同盟理论的主导思想是：关税同盟的利益来源于资源优化配置，但这并没有说明关税同盟为什么产生的原因。因为若单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单边降低关税的非歧视性关税政策比关税同盟更有效。约翰逊(1965)、库珀和马赛尔(1965)首先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们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福利效应的分析中，认为在各种扭曲的情况下，福利不应该仅仅限于对私人产品及劳务的消费。相对于非歧视性的单边关税减让，关税同盟的成员国资格可以使一国以更经济的方式获得由保护主义带来的结果。
(2)关税同盟的贸易条件改善功能
传统关税同盟理论的研究都假定同盟外世界市场的价格不变，因此忽略了贸易条件效应。但是，单从资源配置效应并不能说明关税同盟产生的原因。mundell(mundell，1964)和Vanek(Vanek，1965)最早谈及了关税同盟的贸易条件效应。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关税同盟的利益如何在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分配的问题。主要结论是：如果关税同盟是与自己原有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缔结，那么结盟后将通过贸易转移改善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条件，从而补偿了从相对高成本伙伴国进口的净损失，而在一体化过程中受益。pearce(1970)总结了当时所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关税同盟成立的目的就是通过改善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条件，重新分配世界收入，来增进成员国的福利。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非歧视性单边降低关税的措施虽然比关税同盟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应，但是不能改善贸易条件(对于小国来说)，甚至恶化贸易条件(对于大国来说)。现实中，对于小国来说，加入关税同盟才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这是它独立单干所不可能实现的。
2、相对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更容易导致多边贸易自由化
安妮・克鲁格(1995)的研究认为：由于自由贸易区中的成员国有权决定各自的关税税率，而原产地原则事实上无法阻止间接贸易偏转(所谓贸易偏转是指利用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差异，从关税最低的国家进口商品以便在其他成员国销售)，所以自由贸易区不会比关税同盟带来更多的贸易创造，关税同盟在福利方面比起自由贸易区是帕累托改进的。同时，自由贸易区的老成员经常排斥新成员加入，导致“中心――”体制，保护程度较高，谈判复杂，容易产生更多的贸易转移，所以自由贸易区比关税同盟更排斥多边自由贸易。
(三)最优对外关税的决定
无论关税同盟的局部均衡分析还是一般均衡分析，都没能得出关税同盟是否整体性得益的一般性结果。传统关税同盟理论明确假定，建立关税同盟不影响成员国与世界其余地区的贸易条件。这意味着关税同盟对世界其余地区的福利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关税同盟成员国福利的变化将表示包括关税同盟成员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总福利的相应变化。原则上讲，关税同盟的建立可以使同盟的净条件或改善(如果贸易创造占优势)或恶化(如果贸易转移占优势)；同时，一些成员国在贸易创造的同盟中受益，另一些成员国在贸易转移的同盟中受益。如果成员国之间的收益和损失可以适当的分配，使同盟总体获得收益，那么帕累托改进的关税同盟还是可以存在的。这样问题的核心就归结为采取何种补偿性措施以保证无一国受损。实际操作中，共同对外关税结构的决定，是保证收益和损失得以适当分配的首要方式。这一方面西方的主要文献是两个定理。
1、肯普－旺定理
肯普－旺定理(Kemp&wan，1976)认为：关税同盟对世界福利的贡献是可以充分肯定的，而不是像瓦伊纳说的那样模棱两可。受益成员国的收益能够完全弥补受损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损失甚至还有剩余。提高关税同盟整体福利或者每个成员国的福利水平的必要条件如下：第一，适当设置集团共同对外关税。如果关税同盟的外部关税调整到使关税同盟的形成对外部世界不发生影响(例如，采用瓦尼克的补偿性关税，这种方式将关税同盟成员与世界其余地区的总体贸易维持在关税同盟建立前的水平)，那么关税同盟将使得世界福利帕累托改进。第二，实施同盟成员国间一次总付的补偿性税收和转移支付，以确保每个成员国收益。肯普－旺定理的本质相当于一次总转移的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改进。这在理论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一次总转移在实际上由于缺乏所必要的信息，所需成本太大，导致实践的可能性极小。这就使得肯普－旺定理受到了实践的挑战。
2、迪克希特－诺曼－伯利斯定理
为克服肯普－旺定理所要求的一次性总转移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伯利斯(1994)提出：只要各个成员国都征收适当的关税和特定的最佳间接税，那么关税同盟将实现世界帕累托改进。这个论断是在迪克希特和诺曼(1980)的研究基础上得到的。因此称作迪克希特－诺曼－伯利斯定理。为防止在不存在一次性转移情况下的斯托尔帕－萨谬尔森效应，从而使一些团体受到损失，伯利斯认为可考虑把戴蒙德一米尔斯(Diamond－mirrless，1980)定理应用到分析关税同盟的形成。戴蒙德一米尔斯的思想是：采用最佳间接税，而不用一次性总转移，也可以使贸易引起帕累托意义上的利得。因为间接税可以通过改变贸易流的价格变化来影响生产决策，从而使福利可能处于减少状况的消费者利益得以保护。当关税同盟内一个国家进行国内均衡间接税的调整，所有的消费者开始面临相同的相对价格时，存在一组价格由最佳间接税支撑。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就是国家特定的最优间接税。
二、关税同盟贸易效应的实证综述
由于关税同盟的理论分析大多采用的是图表分析法或均衡定性分析法，很难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而且不便用于经验分析和对区域一体化效应的具体测定，所以运用数量指标来衡量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建立计量模型来测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目前国外常用的实证分析方法如下：
(一)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分析指标
1、弹性法
巴拉萨(1975)采用了区域内、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量指标来衡量欧共体成立所产生的实际关税同盟效果。所谓需求收入弹性即每年进口商品的变化比率与Gnp的变化比率之比。区域内进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意味着贸易创造，总进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则意味着真正的贸易创造，而区域外进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下降意味着贸易转移。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一些商品是另外一些商品的投人品，然而，如果采用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将会使研究变得复杂。
2、消费支出法
杜鲁门(1975)关于一体化贸易效应的研究方法是：将成员国的商品来源分为三个不同的供应渠道即国内生产、欧盟内部贸易、从欧盟外部进口。然后利用成员国由3个不同渠道供应的消费品在该国所占份额的变化(国内产品+进口－出口)来衡量。如果没有受到其他因素严重影响，国内产品份额下降，从欧盟内部进口增加，说明有“内部”贸易创造；假如从欧盟外部的进口份额上升，便说明有“外部”贸易创造。相反，如果国内产品的份额增加，就说明有贸易转移。
3、贸易密集度和贸易倾向指数法
CarolineL.FreundandJohnmcLaren(1999)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贸易量的变化完全归功于区域化的影响，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如果没有区域化组织这些变化是否仍然会发生。考虑到增长较快的国家自然会吸纳更多的其他国家的贸易额，所以，有必要对贸易份额进行数字上的调整。那就要运用贸易密集度指数。贸易密集度指数就是拿a国在B国的进口总额中占的份额比上a国在其他所有国家的进口总额中占的份额。如果a国在B国中占的份额比在其他国家高，那么，B国的进口就是偏向于a国的。如果随着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的确立，贸易密集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可以认为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其次，我们还必须扣除产品的国内销售量，那就要用到贸易倾向指数。该指数是指：来自a国的进口额在B国中所占的份额比上a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贸易倾向与贸易密集度反映了贸易模式的偏向性和一体化组织对整体贸易的影响，由此可以分析贸易转移。
(二)关税同盟贸易效应的分析模型
关税同盟贸易效应的分析模型主要有事前估计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和事后估计的引力模型。事前估计的目的是预测优惠贸易安排将带来的效应。CGe模型是将所有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用数学术语(联立方程组)表示了出来，它可以在给定技术、偏好和政策等信息的条件下，对价格、产出和经济福利等变量进行预测。经济学家广泛地应用它对各种尚未成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效果进行预测(Harri－sonl996，Rutherford1997，tarr2002)。分析关税同盟贸易效应的事后估计方法主要是引力模型。引力模型运用一个虚拟变量来估计贸易协定对贸易流的影响(willmore，1976；Frankel，1997；Krueger，1999)。
三、对西方关税同盟贸易效应理论与实证的评价
(一)理论上缺乏关税同盟的动态研究
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关税同盟的研究主要是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动态研究罕见。如果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显著，那么长期区域内的收入将增加，这又会增加对区域外国家的进口，如此长期的贸易转移效应更难分辨。对于参与国和新申请国家来说，他们更注重一体化潜在的长期动态收益，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还需拓展。
(二)理论上缺乏对非成员国福利效应的研究
由于传统关税同盟理论假定关税同盟成员国为“小国”，非关税同盟国为世界市场的价格决定者，所以其并未充分考虑关税同盟的形成和扩大对非成员国的影响。关税同盟说到底是利用对非成员国的歧视性关税政策和剥夺非成员国的市场份额来实现对成员国的福利补贴，并没有从非成员国的视角来研究贸易转移的不利影响。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贸易转移对成员国的福利影响在短期中既有损害的一面，也有促进的一面，而长期将随着时间而消减；但是贸易转移带给非成员国的损失将无法弥补。因此，关税同盟理论缺乏站在非成员国的视角进行研究。
(三)关税同盟理论未充分关注发展中国家
关税同盟理论由于欧洲共同体的成立而产生，大多数假定都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滞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迅速发展，同时也有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发达国家组成的一体化组织，使得关税同盟理论中关于生产技术水平相近等一系列假定显得与现实不符，迫切需要加以修改并做进一步完善。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7
关键词：课程分析教学心得
一、《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分析
（一）课程特点
1、宏观性：主要从宏观上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理论和实践，具体来说要研究中国不同时期对外贸易概况，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发展战略和实际概况。2、政策性：主要介绍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措施的制定及依据。
3、发展性：侧重考察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与发展的情况下，其理论和政策也在相应的变化与发展，具有很强的与时俱进性。
4、关联性：《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要从宏观角度研究我国外贸领域及与外贸相关领域的问题，比如货物贸易、技术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以及与上述三大贸易息息相关的我国进出口管制政策、外汇管理、汇率政策、关税政策等等，所以《中国对外贸易概论》与多门课程有很大关联，学生必须在掌握《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等理论课程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的学习《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二）课程难度分析
1、课程内容过于宏观，不利于学生掌握。课程的主旨就是从宏观角度介绍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和实践，比如介绍我国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概况、管理和展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等，多数同学反映由于内容过于宏观，学完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印象。
2、课程内容与时俱进性很强，不同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理论和实践都不同，针对国际贸易出现的新问题，我国需要不断调整对外贸易管制政策，所以教材往往具有滞后性。
3、课程关联性很强，如果学生没有掌握好相关课程，那么学习该课程会有很大难度。
二、教学心得
（一）以书本理论为框架，结合大量外贸领域的新知识、新法规、新案例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是一门与时俱进的课程，针对外贸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我国会不断颁布新法律、新政策，所以必须总结大量的外贸方面的新法规、新案例充实教学。每次课前，我都阅读大量资料，力求给学生讲述最新最有用学生最感兴趣的知识。我时刻关注新闻报导，同时引导学生关注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的新变化，而不是局限于书本知识。比如，我国的对外贸易管制方面每年都会发生变化，书上的知识显然已经滞后，我搜集了大量对外贸易管制方面的新法规，为学生作为重点讲解，并且利用相关案例分析使学生明确新法律法规颁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比如在讲到出口货物退税新法规时，我列举了大量实例证实了旧的退税规定带来的弊端：各种类型商品均享受相同的出口退税率，包括资源型产品，而实际资源型产品大量出口对我国是极为不利的，附加值低而且是我国的长远发展必须的，所以旧的退税政策不利于我国的产业调整。通过实例分析，使学生明确了我国必须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的商品设置高的出口退税率，而对于附加值低的资源型产品或者已在国际市场占据主要地位的商品取消或者降低出口退税率。绝大部分学生毕业后要从事对外贸易方面的工作，我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养成时刻关注对外贸易管制新法规、新政策的好习惯。
（二）巧妙处理《中国对外贸易概论》与其他课程的衔接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与很多门课程有很大关联，比如说《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等，在授课过程中，应注意《中国对外贸易概论》与其他课程的衔接点，把上述课程的理论知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讲解，比如说，介绍国家分工理论中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先复习《国际贸易》中所学理论，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我国应重点发展在在国际分工中占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显然是不利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使学生认识国家分工理论的局限性，理论联系实际，便于学生理解，也加深了学生的印象。
（三）以案例为支撑，帮助学生全面正确认识我国外贸的现状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汇率；新古典主义；净出口；微观基础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2-0036-05
众所周知，汇率决定理论是外汇理论的核心，其理论较为完善，而汇率作为自变量如何影响其它经济变量的分析较为薄弱，尤其是汇率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国际贸易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使资源在国际间转移与交换，既然交换就涉及到交换比率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与出于简易性的考虑习惯用以物易物的古典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从而也把汇率变量从国际贸易领域中剔除出去。然而国际贸易条件和实际汇率就是对交换比率的一种度量，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回避对货币因素的分析，但却不能忽视对汇率因素的分析。因此从理论逻辑上讲汇率本应该属于国际贸易领域，而不应该游离于国际贸易理论之外。并且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频繁波动的汇率也必将影响到一国的贸易层面。因此无论从理论逻辑上还是现实经济生活中，贸易理论中的汇率变量分析都是值得探讨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汇率变量研究虽然历史悠久，但研究文献数量有限。古典与新古典主义因所处于固定汇率体制中的金本位时期，所以并未给予汇率以足够的重视；凯恩斯主义在总需求分析的框架中研究汇率，因此其汇率分析也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固有的缺陷――缺乏较坚实的微观基础；新国际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框架中分析汇率变量，缺乏宏观高度。本文基于浮动汇率前提，试在宏观经济层面寻找国际贸易中汇率变量的微观基础，并给出程式化分析。
一、国际贸易理论模型评述
(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汇率变量分析
1.斯密在其绝对成本理论中汇率的痕迹
斯密在绝对成本理论中关于汇率的描述为：“假设国际贸易条件为1，即一单位红酒换一单位布匹……”。[1]从描述可知，其人为假定贸易条件为常数，并且为1，故完全忽略了贸易条件的分析；没有分析贸易条件因素，而是单纯设定为一个常数，更没有分析贸易条件变动对贸易的影响。并且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在汇率这一层面的分析是随意的、不科学的，假定贸易条件为1，完全是出于其理论分析的便利与理论的成立。如果贸易条件不是假定为1，而是其它数值，贸易可能就不会在不同国家展开，那斯密所论述的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国际专业分工、使每个国家都能增加财富的结论，就可能不复存在。
2.李嘉图与穆勒在比较成本理论中关于汇率的考虑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中关于汇率方面的论述为：“国际贸易发生的条件是国家间比较成本差异的存在，这仅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国际贸易价格位于有差异的比较成本之间。当两个条件都满足时，专门生产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将使每一个国家都获益。”[2]李嘉图的论述可抽象成下列数学表达式：
穆勒在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比较利益的分配问题。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在差异成本之间确定，在此限内交换，两国均可获利，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确定在哪一点，关系到比较利益的分配问题。比较利益的分配取决于贸易国对交换的商品相互需求强度的对比，在交换中获得比较利益最大份额的是那些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最有利地位、其产品最为国外需求而自己对国外产品最少所需的国家。这就是穆勒的“国际需求方程式”。相对李嘉图而言，穆勒进一步给出了国际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之间成正比关系，但未能进一步分析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之间的具体函数关系。
(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汇率变量分析
“在封闭条件下只有当需求与供给相等时经济才达到均衡，同理，在开放经济中，要达到一般均衡其必要条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需求与供给相等”。[3]以均衡分析为特点的新古典主义同样把均衡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的分析中，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总额以及贸易条件取决于国家间的技术差异、禀赋的不同和消费者的偏好结果等诸多因素，而不能简单地由单方面因素决定，它是一般均衡的结果。新古典主义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中推导出贸易的均衡。也就是说，不能单纯地由贸易决定贸易，而是经济整体的均衡会自然而然地确定贸易模式、总量和贸易条件。开放条件下的均衡并不要求各国国内各自达到均衡，恰恰相反，国际贸易却是建立在各国国内的非均衡的基础之上。从新古典主义论述中，可知新古典主义更注重于贸易条件的决定问题，认为贸易条件由各国的需求与供给共同确定，贸易条件内生于世界市场的均衡。即各国的需求与供给状况决定了贸易条件，因此，在贸易条件决定问题上相对于比较成本理论迈进了一步。但在分析汇率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方面显然受到贸易条件内生性的束缚。
(三)凯恩斯主义关于汇率变量的分析
1.传统凯恩斯学派
金本位制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崩溃，1944年后建立以美元为中心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此协定下，各国政府有义务维持汇率稳定。因此相对于具有自动调节机制的金本位制而言，迫切需要探讨汇率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以国民收入分析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可以运用到开放条件下分析汇率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其分析模型如下：
凯恩斯主义是以国民收入作为对贸易利益核算指标，在其需求分析的框架中得出汇率与国民收入函数关系，但这种分析方法是建立在经验逻辑统计之上，缺乏较坚实的微观基础。
2.马歇尔―勒纳条件
(四)新国际贸易理论关于汇率变量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出现了许多新的倾向。主要是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以及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又称为行业内贸易)量大大增加。许多国家不仅出口工业产品，同时也大量进口同类工业产品。国际贸易为什么会在相似的要素密集型产品和相似的要素充裕国家之间进行?坎普(kemp)和克鲁格曼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国际贸易现象。这种行业内贸易的好处可以通过扩大市场、增加生产从而降低成本来获取利润。由于国际贸易主要是在两国或多国多厂商之间进行的，因此用博弈论把国际贸易表述为寡头贸易或垄断竞争模型，就能定量研究各种贸易政策的后果。多恩布什和马丁研究了汇率对国际贸易影响。马丁把两国行业内贸易看作为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研究得出结论：当一国货币贬值时，该国厂商的国内销售量与出口量都增加，对手出口量下降，从而使该国总量下降，国内价格上升。由此可知一国货币贬值，贸易使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厂商获利。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得出：在两国行业内贸易中，一国货币贬值，本国净社会福利是增加还是减少是由调整前汇率值和汇率的调整幅度所共同决定的。存在汇率值e*，当e>e*时，货币贬值增加本国净社会福利，当e
综上所述，在分析汇率与贸易变量关系的众多文献中，主要差别集中于以下两点，分析方法与因变量的选择。在分析方法上，马歇尔―勒纳条件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其余都是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模式。在因变量的选择上，古典理论采用实物收入，新古典主义采用国民收入，凯恩斯主义选择了净出口量来反映贸易，多恩布什采取了社会总福利。以上理论的缺陷分别为：古典贸易理论中，斯密、李嘉图和穆勒分别在古典框架中对贸易条件进行了分析，但斯密的贸易条件简单而僵硬。李嘉图和穆勒更多地关注贸易条件的决定机制，也未给出贸易条件与贸易量的具体函数关系。新古典主义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得出贸易条件内生于经济体系中，这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差甚远。凯恩斯主义是以国民收入作为对贸易利益核算指标，在其需求分析的框架中得出汇率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但这种分析方法是建立在经验逻辑统计之上，缺乏较坚实的微观基础。罗宾逊夫人虽然分离出汇率调整对净出口的影响，但分析方法仍旧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同样缺少较坚实的微观基础。多恩布什和马丁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国际贸易利益的影响，但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产业内贸易这一分析框架之中，缺乏对宏观经济的总体把握。因此，当分析汇率调整对整体贸易量的影响时，这种优美的分析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二、国际贸易模型中的汇率变量：始于微观基础的逻辑
本文在分析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汇率问题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额作为因变量，并试图给出国际贸易理论中汇率变量模型的微观基础。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也成为影响决策者行为的变量，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就可以纳入行为人最优选择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中，进口可以看为一国对国外商品的消费需求，出口可以看为国外对本国商品的消费需求。因此国际贸易分析可以纳入开放条件下消费者的最优选择――这一新古典分析框架中进行。这种分析方法既能从国际贸易与汇率的程式化分析中给出两者之间的清晰关系，同时又符合国际贸易这一学科自身的定义：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从而为这一宏观分析提供较理想的微观基础。
(一)消费者最优选择下汇率调整对进口量的影响
模型的前提假设：(1)消费者符合理性假设；(2)汇率外生决定且浮动；(3)国际间贸易忽略交易费用，例如运输费用、关税等；(4)两国模型；(5)完全竞争；(6)小国模型；(7)长期分析两国国内价格可以变动。
三、结论
结论1：根据1.6a式，开放条件下，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进口量是关于实际汇率与实际收入的函数，即汇率的变动将影响进口需求。
结论2：根据1.7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实际汇率与进口量成反相变动关系。根据1.9式的斯卢茨基方程，实际汇率对进口量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替代效用和收入效应。替代效用表明，当真实汇率变动时，面对新的国内与国际的相对价格，消费者重新在国内商品与国外商品之间进行替代选择。收入效用表明由于真实汇率变动，影响消费者的实际收入，进而影响对国外商品的需求。
结论3：根据1.8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收入与进口量成正比变动关系。当收入增加时，将对国外商品需求增加：当收入下降时，国内将减少对国外商品的进口。
结论4：根据2.0式，开放条件下，一国最优净出口量是关于实际汇率、本国实际收入与国外实际收入的函数，即汇率的变动将影响净进口。
结论5：根据2.1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实际汇率与净出口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两国相对的实际收入与实际汇率的水平值。
结论6：根据2.2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本国实际收入与净出口成负向变动关系。当本国收入增加时，对国外商品需求增加，实际净出口下降。当本国收入下降时，国内将减少对国外商品的进口，实际净出口增加。
结论7：根据2.3式，如果其它情况不变，收入与实际净出口成正比变动关系。当国外实际收入增加时，对本国商品需求增加，实际净出口上升。当国外实际收入下降时，国外将减少对本国商品的进口，实际净出口下降。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2]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
[3]全国利，李静江：西方经济学说史与当代流派[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analysisofinternationaltradewithRespecttoForeignexchangeRate
LiUwei1；ZHoUGao-bin2
(1.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trade，GDUFS，Guangzhou510420，China；
2.GuangDongUniversityofFinance，Guangzhou510521，China)
abstract：withforeignexchangerate(FeR)fluctuatingsharply，theeffectofFeRoninternationaltradeismoresignificantthanbefore.Duetoduringgoldparityperiod，theclassicalandneoclassicaleconomistpaidlittleattentiononit；KeynesianfocusonFeRwiththeaggregationdemandanalysistools.thereby，whichreservetheinherentflaw――lackofsolidfoundationofmicroeconomics；newtradetheoryarguethatFReininter-industryframe.Butitislackofthelevelofmacroeconomics，thispapertriestofindandformulatesthemicroeconomicsfoundationofinternationaltradewithrespecttoFeR.
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9
关键词：对外贸易；乘数；经济增长
一、引言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贸易顺差能扩大就业；而贸易逆差会减少国民收人、加重失业。我国的对外贸易乘数相对较小，其发挥作用的程度有限。我们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贵州省作为我国西部的经济欠发达的省份，通过贸易的发展可以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不可小觑的作用。
近几年，国内外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对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讨论。这方面的讨论致力于是出口的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规模的增长带动了出口的增长。第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际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方法测算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二、相关理论概述
1.凯恩斯外贸乘数理论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阐述其乘数理论。在本文中，以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政府购买、m代表进口、X代表出口，r表示利率，一系列恒等式可表示如下：
Y=aD=C+i+G+(X-m)；C=C-+Y；i=i(r，Y)
α代表边际消费倾向、i代表投资倾向、φ代表出口乘数、δ代表进口乘数
投资乘数：i=；出口贸易乘数：φ=；进口贸易乘数：δ=
2.哈罗德外贸乘数理论
哈罗德在其著作《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拓展了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他从分析开放经济下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认为在开放经济的模式下同样可以看到乘数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假设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消费、m代表进口、代表边际消费倾向、代表边际进口倾向、s代表边际储蓄倾向、X代表出口，则：
Y=C+i+(X-m)
dY=dC+di+dX
dY=α+dY+sdY+δdY
根据均衡方程式的定义di+dX=sdY+δdY，整理可得，
dY=，至此可得哈罗德对外贸易乘数为，表示出口所带动的国民收入增量中，用于国内储蓄的增量越大，则乘数越小。
3.哈伯格―蒙特格勒外贸乘数理论
假定宏观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汇率和价格不变而收入可变，同时不考虑国际资本流动，而且将国际收支问题简化为贸易收支问题。假定Y为国民收入，C为国民消费，i为国民投资，G为政府支出，X为出口额，m为进口额，X-m即为净出口、α代表边际消费倾向、δ代表边际进口倾向、mˉ表示自主进口、Cˉ表示自主消费。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国民收入恒等式可表示为：
Y=C+i+G+X-m
C=Cˉ+αY
m=mˉ+δY
整理可得：Y=（Cˉ+i+G+X-mˉ），则可得对外贸易乘数为，其表示当一地区过国家在投资、政府购买或出口增加时，国民生产总值会因为外贸乘数的作用而成倍增加，从而促进该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增长。
三、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分析
1.对外贸易依存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传统的对外贸易系数），是指一国或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其中，进口总额占Gnp或GDp的比重称为进口依存度，出口总额占Gnp或GDp的比重称为出口依存度。其均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假设m表示出口、X表示进口、GZGDp表示贵州省国民生产总值，则：
对外贸易系数=；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
贵州省作为我国欠发达，欠开发，欠开放的西部省份，其国际贸易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我国其他省份，特别是我国东部发达省份，如表所示，贵州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始终徘徊在4％-7％之间，说明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相对滞后，虽然如此，但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对其对外贸易的冲击依然很大，2009年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近3个百分点。如下表所示：
注：1.数据来源：贵州省历年统计年鉴；2.对外贸易依存度为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3.2边际消费倾向
1936年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阐述了其边际消费倾向(mp)C理论，mpC是指消费者对于某一或某一类产品，消费额的变化与消费者收入变化的比值，其被用于描述由于收入变化，导致消费者对某产品的消费额的变化幅度大小。
在本文中，假设Y代表国民收入，Con代表消费，根据凯恩斯理论设定理论模型：
ConSUme=a+bY+ε
b=mpC=；
本文主要依据eViewS6.0软件，运用oLS对方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下式：
LoGConSUme=46.15+0.296*LoGY
t（2.04）（30.7）
Rˉ2=0.9916
回归结果表明调整后拟合优度为99.16％，其较好。其p=0，说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不存在自相关问题。b=0.29，表明边际消费倾向为0.29，其消费对GZGDp具有正的影响，消费每增加一个单位，则GZGDp就有0.296个单位的增加值。
3.边际进口倾向
边际进口倾向（marginalpropensitytoimportmpm或mpi，一般缩写m）又称为进口倾向，指的是国民收入Y增加一个单位导致进口m增加的数量，以导数形式表示也就是m=dm/dY。简单地说，某个国家的边际进口倾向越高，该国的人民收入增加时，就越倾向于进口国外产品。
假设Y表示贵州省全社会生产总值，m代表进口，表示边际进口倾向，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m=a+δY+ε
利用2001-2009贵州省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可得：
LoGm=2.11979753792+0.023*LoGY
t(0.15)(3.76)
R2=0.66Dw=2.3
该结果表明进口与贵州省GDp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进口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是很显著，其边际进口倾向m为0.023，其说明贵州省在进口国外商品方面动力不足。
小结：
根据哈伯格―蒙特格勒外贸乘数理论，一国或地区的贸易乘数为，α代表边际消费倾向、δ代表边际进口倾向，由以上可知，α=0.296，δ=0.023，则我们可知贵州省对外贸易乘数：
=≌1.37
结果可知，对外贸易乘数约等于1.37，说明贵州省每进口一单位的国外商品，将创造1.37个单位的社会总产值。其对外贸易乘数较小的原因，我们可从其对外贸易依存度可略知一二。
四、贵州省对外贸易乘数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4.1假设及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的主要着眼点在于通过分析并比较进口贸易乘数与出口贸易乘数，进而检验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
假设Y代表国民收入、代表进口、X代表出口、m代表进口乘数、x代表出口乘数，构建经济计量模型：
进口贸易对贵州省社会总产值的回归方程：Y=a+mm+ε(1)
出口贸易对贵州省社会总产值的回归方程：Y=b+xX+ε(2)
可得，x=0.73m=0.87，进口贸易乘数m大于出口贸易乘数x，还表示贵州省每进口一单位，将创造0.87个单位的社会总产值，每出口一个单位的经济产值，将产生0.73个单位的社会总产值。
小结：
从回归结果可知，贵州省对外贸易的乘数作用不是很明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贵州省对外贸易的发展相对滞后，从上文当中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偏低，可见一斑。
五、最终结论与思考
贵州省作为一个“欠发达、欠开发、欠开放”的省份，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正处于初步阶段，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是很明显，同时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不是很高，其进（出）口贸易乘数相对较小，这是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我们从另一方面同样可以得出，贵州省发展对外贸易的潜力巨大。为此，本作者给予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贵州应该立足国情省情，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乘数对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潜力，同时从上文当中的分析可知，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对贵州省的对外贸易冲击很大，为此必须关注国际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趋利避害。（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5500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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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篇10
关键词:会员制;文化贸易;需求相似理论;文化贸易结构
中图分类号:F752.省略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76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文化贸易①(①文化贸易总额包括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和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2006年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03.2亿美元,文化服务进出口为26.5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为129.7亿美元,其中出口47.9亿美元,进口81.8亿美元,文化贸易逆差33.9亿美元。与庞大的货物贸易额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相比,我国的国际文化贸易发展滞后。突出的问题是:文化贸易进口大于出口,缺乏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文化产品。
中国有着天然的人口优势,使得中国成为文化服务的巨大市场。国内现有的文化产业生产水平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与之相反的是,国外文化大国却通过其文化服务竞相抢滩中国文化市场,大量的外国文化软件产品和文化服务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造成中国文化贸易的巨大逆差。
2006年中国主要的文化贸易伙伴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这六大文化贸易伙伴都是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是中国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根据瑞典经济学家林德(Linder,1961)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影响不同国家之间贸易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国内需求特征,因此,各国应该与具有相似需求的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额。
如何扩大我国的文化出口贸易?文化贸易的情况是否符合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呢?本文将通过对中国2005年文化贸易的国别贸易结构进行实证检验,说明文化贸易情况偏离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从检验结果得出未来中国扩大文化贸易出口的有效途径。
二、中国文化贸易结构的计量经济分析
1・为什么需求相似理论不完全适用文化贸易
需求相似理论又称重叠需求理论,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于1961年在其论文《论贸易和转变》中提出的,主要用来解释工业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服务贸易是货物贸易的延伸,文化服务的出口结构、流向及贸易量的大小决定于本国的需求偏好,而一国的文化服务的需求偏好更决定于该国的平均收入水平。这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文化服务的出口建立在国内基本需求基础上,并先为本国消费者所接受。其次,文化服务的出口流向、贸易量取决于两国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最后,一国文化服务的需求偏好取决于该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平均收入水平越高,对文化服务消费需求的质和量都会提高;平均收入水平越高,对服务的需求也越高。因此,两国人均收入相同,需求偏好相似,两国间文化服务贸易范围可能越大。但如果人均收入水平相差较大,需求偏好不同,两国文化服务贸易则会存在障碍。
一国在满足文化服务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可以从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大致相当的国家获得出口该类服务所必需的经验和效率,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是最大的。
但是,文化贸易具有不同于货物贸易的两个特点:一是表现在平均收入水平仅仅决定文化贸易的交易数量,不决定文化贸易的内容。货物贸易交易的是有形产品,而文化贸易交易的是无形产品,这种产品的消费与供给是同时进行的,而且,文化贸易的内容取决于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情结”,这种“情结”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文化贸易在收入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不会有货物贸易那样大。二是文化贸易比货物贸易更有可能发生在相邻国家市场,因为文化传播具有地域上的便利性和文化趋同性,文化趋同又表现为边境附近的文化接受的渐进性。渐进式国际化经营的产业往往是国内外需求偏好相似的产业,产业一开始往往表现为国内经营,待国内市场饱和后或因偶然机会(被动地)才向外延伸到相邻国家市场,而后才是全球市场。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有可能存在需求相似理论不完全适用文化贸易的情况。
2・对中国文化贸易偏离需求偏好相似理论的实证检验
文化贸易结构是否符合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与贸易国的国民收入水平是否高度相关呢?本文将对中国2005年的文化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分析中国文化贸易结构对该理论的符合程度,从而从实践上检验需求偏好、收入水平与文化服务出口贸易扩大是否具有一致性。
(1)中国文化贸易逆差的现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编制的《200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我国在主要的文化产品贸易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逆差。除了录音带是我国完全出口、数码激光视盘的出口明显大于进口外,其他的都过分依赖进口。最严重的是版权贸易中的软件和电视节目,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其次是期刊的版权,进口量是出口量的374.5倍。还有一种情况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虽然有些品种的文化产品逆差不大,但是,由于文化产品在文化认同性方面要求很高,所以,我国出口的许多文化产品大多流向单一,对世界文化贸易的格局和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起不到应有的影响。
(2)中国文化贸易国别流向分析。根据中国2005年国别文化贸易结构分析,中国文化贸易的伙伴集中在北美、欧盟和亚洲,中国与美国、欧盟、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的文化贸易占文化贸易总额的75%。中国2005年人均GDp为1300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而文化贸易的六大贸易伙伴如美国(37460美元)、日本(34063美元)、中国香港(25163美元)、中国台湾(13252美元)、韩国(11915美元)、欧盟(26046美元)都属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根据林德需求相似理论的观点来看,中国与下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应该占较大比重。而从结果来看,初步判断中国的文化产品贸易情况与需求偏好理论有较大出入。
(3)计量经济分析。
第一,模型的建立。根据2005年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国别情况,对中国文化贸易伙伴国(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差额绝对值的对数、三类收入水平的国家①(①由于中国文化产品贸易伙伴国集中在高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贸易量极小,为便于计量虚拟变量分析,将上中等收入国际和下中等收入国家都归为中等收入国家。)、前二
者的乘积,以及中国与各国文化贸易总额的对数构建回归方程,前三者为自变量,最后一个变量为因变量,检验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利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的数学模型:
LnXm=C(1)+C(2)×LnaVGDp+C(3)×CLaSS+C(4)×GDpC (1)
其中,LnXm为中国与各文化贸易伙伴国进出口总额的对数,LnaVGDp为中国文化贸易伙伴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差额绝对值的对数,代表贸易伙伴国的收入水平;CLaSS为依据世界银行按收入将各国分为三类,代表贸易伙伴国的收入类别;GDpC为CLaSS与LnaVGDp的乘积,代表贸易伙伴国的收入阶段;本文构造CLaSS和GDpC虚拟变量的目的在于考察收入结构对文化贸易额的影响。
为了初步判定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便为模型设计做出初步规划,对各变量作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从表1的检验结果看,中国文化贸易总额和贸易伙伴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差绝对值因果关系不强;收入类别和收入阶段是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变化的原因;这说明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在一定程度上受贸易伙伴国收入类别和收入阶段的影响。但是,直接对上述变量进行普通统计描述,以对模型进行修订,得出图1散点图和表2统计描述表。
由图1(散点图)可以初步判断:中国与各国文化产品的贸易额和国民收入差距基本没有相关关系。初步判断现实中国的文化贸易情况偏离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上述两种统计描述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究竟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是否能够对中国文化贸易结构进行较好的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
第二,计量经济分析。由eviews4.1对中国文化贸易结构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由上述统计指标可以看出LnaVGDp、CLaSS和GDpC均未通过t检验,模型拟合优度相当小,R2也太小,显示出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度不强。总体来看,该模型对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国别的解释能力较差;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不能完全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化贸易状况。
接下来通过对残差进行检验,以反映该模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残差检验结果说明模型的拟合方式符合计量经济学的规范,模型本身设定并没有问题,变量未通过统计检验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解释力度较低,这说明中国文化贸易的情况确实偏离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三、中国文化贸易偏离需求相似理论的原因探析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文化贸易情况偏离了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导致这种偏离性的原因是由文化贸易不同于一般货物贸易特征决定的。本来,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文化传统方面,西方国家都不应该是中国文化产品的主要进出口流向地,而实际却出现了这种贸易状况。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移民”可改变消费者行为,消除民族国家的文化“情结”,从而改变文化消费内容,扩大两国之间的文化贸易。
首先,从中国文化输出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主要由两部分人群构成:一是一部分需要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西方国家首先是中国的货物出口流向地,伴随着巨大的货物贸易量,了解中国包括中国文化,成为搞好对华贸易的重要条件,这样,文化产品贸易量的增加是自然的。二是移民及其后代。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移民90%是流向西方国家的。移民对于母国文化的自然的亲和力,使其对于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量不断增加,这也导致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地域结构特点以及与需求偏好相似理论相违背。美洲是中国移民增长最多的地区,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移民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人数增长很快,超过了500万人,占中国海外华人移民总数的14%。欧洲的中国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了显著的增加。目前大约有40万中国人合法居住在西欧各国,欧洲华侨华人总数有148万人。大洋洲也是一个中国移民聚集较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2006年,大洋洲各国约有华侨华人90万人。非洲大陆的中国移民目前才13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南非等30余个国家。移民的上述分布情况,与文化产品出口流向正好对应,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文化产品的主要的消费人群,自然也就与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不符。
其次,从中国文化输入角度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文化贸易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占据了世界文化贸易总额的75%,发展中国家在总文化贸易量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西方文化产品正在影响现在和未来部分中国人的文化产品消费偏好。任何产品在市场上销售都面临消费者的消费偏好问题,文化产品的消费偏好深层次上取决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信念体系。长久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就非常重视在他国培育西方的意识形态理念,并在发展中国家争夺文化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文化产品的忠实消费群体。
从中国本身文化出口的现状来看,文化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尤其是产业集中度过低,规模经济的影响力更是微乎其微,而很多文化发达国家对外的文化出口都主要是集中通过少数几个文化巨头完成的,要与之竞争,并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经济上没有雄厚的规模是难以与其抗衡的。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形成了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如好莱坞的成功,归根到底是市场营销的成功。相比而言,中国的文化产业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在世界市场形成有效的竞争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世界市场观念,盲目地陶醉于国内市场的庞大,结果不仅使内容的生产缺乏原创的想象力,而且使国内的文化消费资源在国际文化产品面前大量流失。
四、启 示
一个真正的大国,不是通过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就能强大起来的,还必须拥有影响并引导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而这文化力量,首先就表现为我们有多少文化产品能够出口到国外,使外国的消费者对我国的文化产品产生消费依恋心理。但是目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供出口的,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已经远远落后于韩国、新加坡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了。从初级生产要素到高级生产要素升级的国际贸易模式来看,只有三流的国家才只去开展货物贸易,而二流的国家却开展服务和技术贸易,一流的国家去开展文化贸易。只有在技术、服务贸易,特别是文化贸易引导下的货物贸易才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造福于民的贸易。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和经济学分析,得出未来中国文化贸易的流向应该是和我们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差距相近甚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未来应重视培育发达国家市场,一方面,通过有效的营销方式改变发达国家消费者行为,另一方面,重视移民政策的影响力,强行文化输出,移民成为输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扩大我国国际文化贸易是贯彻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载体,把我国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 蒋伟・文化产业:国际贸易竞争的新领域[J]・商业研究,2003,(16).
[2] 赵有广・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及其原因分析[J]・国际贸易,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