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权利；民族团结；民族立法
［中图分类号］C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37-03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心理、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他们属于特殊群体，有着特殊的利益需求。因此，给予特殊的权利保障对于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积极意义。
一、少数民族权利内涵
少数民族权利是指法律法规确认和规范并保障少数民族享有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简称为少数民族权利。其主体范围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非自治民族，作为集体的各个少数民族及作为民族成员的公民个体。其基本内容包括民族生存和发展权利，民族自治权利，民族公民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自由权，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权，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保持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权利，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等。其本质则是平等权利，而不是超越其他民族之上的特权。
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必要性
（一）民族平等权必然要求宪法保护少数民族权利
少数民族权利的提出源于民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的提出。现代的基本价值是以个体、民族、种族的平等为前提假设的，因此，民族平等权是民主国家和权利政治的应有之义。作为民主国家我国应该在宪法上体现民族平等权，即规定少数民族的权利。在少数民族的权利体系中，民族平等权是一种抽象性权利，是母权，是原生性权利，它暗含着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和政治平等权等权利。同时，它也是一种目的性价值的权利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平等权是少数民族权利的逻辑起点。
（二）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要求必须对其权利采取特殊保护
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少数民族是弱势群体
少数民族之所以是弱势群体，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少；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处于落后和不平衡状态。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无论从人口数量、质量还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都处于弱势地位。
2．少数民族自身的特殊性
我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风俗习惯，这些是各少数民族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表现，并经过千百年的锤炼和积淀，在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定式，它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特殊性主要包括：的特殊性，婚姻家庭的特殊性，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方面的特殊性，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其他方面，如服饰、饮食、居住、节日庆典等各民族都有其特殊性。以上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表明，在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时，必须从其特殊性出发，运用法治手段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三）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必然要求宪法保护少数民族权利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方面。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宪法保障，其核心就是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和发展权。由于历史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不能和主体民族同样享受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在不断地扩大，经济上的差距导致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产生矛盾和问题。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各民族平等，有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符合宪法对人权的规定。
（四）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趋势，必然要求我国宪法对少数民族权利进行保护
二战以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成为一个大潮流，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人权公约、宣言对少数民族权利给予保障。作为签署国，我国应该履行在国际人权公约、宣言上的关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方面的承诺，以宪法形式对少数民族权利予以保障，才能使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国际公约所确认的权利在该国范围内得以实现，使我国的人权保护同国际人权保护一致，与国际潮流相融合。
三、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现状
（一）取得的成就
1．宪法的保护
我国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都有明确规定：首先，宪法在序言和总则中对少数民族权利做出了两方面的规定；其次，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自由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保护
首先，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重要法律，也是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基本法，它是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丰富、补充和细化。其次，民族区域自治法还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扶持和帮助的职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民族自治机关更好地行使自治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协调国家利益、部门利益与民族自治地方利益的矛盾。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
3．少数民族权益的司法保障方面
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明文规定，少数民族公民享有与其他民族平等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司法机关在审理各类案件时，对于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在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中，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对少数民族公民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尊重其民族习俗等等。
（二）存在的问题
1．我国法律对少数民族法定权利的实现规定不明确
从法定权利与现实权利的关系看，国家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对少数民族的各种权利做出了相应规定，使应有的民族权利变成了法定权利。这些法定权利基本上反映了现阶段少数民族的利益和要求，体现了民族平等原则。但是，法律对少数民族法定权利的实现规定不明确，使得这些法定权利还不能全部变成现实，尚未具体化为可以操作落实的权利。
2．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落实不到位
虽然我国制定了相关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但是作为实施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一部国家基本法律，没有规定罚则和监督机构，没有规定违反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法律责任和制裁制度，我国的刑法也没有设置相关条款。
3．缺乏专门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先后制定了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特殊人群权益保障的法律，却没有制定专门的保障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权益的法律。这显然不利于依法开展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工作。
四、加强、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对策
（一）在法律上对我国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明确化
国家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对少数民族的各种权利应做出相应的规定，并使应有的民族权利变成法定权利。这些法定权利基本上反映了现阶段少数民族的利益和要求，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二）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已修改通过。法律的修改固然很重要，但贯彻实施法律更加重要。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首先，要把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同贯彻“十五”计划纲要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其次，严格执法制度，强化执法观念。具体要做到：强化各职能机构严格执法的观念，赋予各级民族事务部门在监督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过程中应有的权力，加强各级人大的执法检查、监督，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最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应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用足、用活、用好自治权。“用足”就是只要法律赋予了就要大胆使用，不要有顾忌；“用活”就是要充分领会精神实质，创造性地行使，能灵活则灵活，能变通则变通；“用好”指的是只要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就积极行使，使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制定专门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有关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基本法律之一，实施20多年来，对于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少数民族的其他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保障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的宪法性文件，它不可能全面具体地规定和解决复杂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问题，这一任务只能由专门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来实现。
（四）加强执法、司法，进一步落实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保障
严格、公正地执法、司法，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重要条件。各级国家机关和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履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义务，制定并组织实施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各级司法机关要严格依法审理侵犯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各类案件，通过司法活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少数民族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五）完善保障少数民族自由和风俗习惯自由的立法⑥
国家立法机关应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各级国家机关具有保障少数民族公民的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的义务。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少数民族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公民。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和法律实施的活动。对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自由，立法中应当规定，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方的人民政府，有义务组织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供应，在主要的传统民族节日期间，有关少数民族职工的休假和居民的副食品供应，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具体安排。⑦
［注释］
①[6]胡珀、刘d：《论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的构建》，《社科纵横》，2004年第6期。
②潘弘祥：《少数民族权利的谱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③胡兴东：《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趋势》，《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
④常曙光、张慧：《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前沿》，2005年第12期。
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2
中图分类号：D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2-0152-01
摘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演进受形势发展和历史大环境所决定，并在实践中已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但在新形势下也存在立法配套不够和立法质量不高等问题，应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惯和地区实际的前提下，不断进行完善发展。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法；演进；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调整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关系，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来，在实践中实施效果很好。随着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坚持实施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快各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含义与发展历程
西方语境的“自治”(autonomy)源于希腊语。指管理自己事务的法定资格。有学者认为，“自治”是指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务，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1]。汉语语境的“自治”出自《三国志・魏志・毛价传》，毛价专挑清廉者举荐，改变了官场奢华之风；也有学者梳理《二十五史》认为“自治”最早见于《史记・孝文本纪》，“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认为“自治”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的意思[2]。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具有多维属性。一是具有政治理念属性，作为政治理念，其渊源可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多次提出的“民族自决权”。二是法律文本属性。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政治文明的表现形态属性。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种政策和法律实践，经历长期曲折的探索过程。从中共成立到红军长征前，是积极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道路和模式时期，联邦制和民族自决主张流行，民族自治比较模糊。中共二大首次提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纲领。1931年和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有“建立少数民族的自治区域”提法。1936年10月，成立了建党以来的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权。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报告，标志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政策成熟。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1949年9月，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原则，对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规模和民族自治机关的性质职权等作了明确规定。1982年修改的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非常完善和具体。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2005年5月，《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颁布。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渊源及主要内容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主要调整国家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内民族关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与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在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同时，拥有自治权包括：一是享有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权利。二是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权力。三是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还有权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主安排、管理和发展本地方经济建设事业，自主管理地方财政，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法律条文既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也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以外地方。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的宗旨是要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和自治权，处理好国家统一领导和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关系；处理好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关系；处理好民族自治地方内部各民族关系，形成平等、团结与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共同繁荣[3]。
民族区域自治法内容共74条。除“序言”外，分别是“总则”，“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和“附则”。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点是保障和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文化，用法律保障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和落后问题，创造条件加速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各少数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在正确处理民族自治地方和国家关系方面，专设第三章明确规定自治机关自治权，计有二十七条，保证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专设第六章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做明确规定，计十九条。包括上级国家机关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文件与政策，应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应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特点和需要；从财政、金融、物资、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帮助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等。专设第五章对自治地方内民族关系作明确规定，计六条。包括自治机关保障内部民族享有平等权；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干部群众，调动积极性建设；教育和鼓励各民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帮助本地方各民族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权利；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帮助、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
三、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民族区域自治权缺位。《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立的部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既不是单纯民族自治，也不是单纯地方自治，而是民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结合，在这种框架下，同一实行区域自治民族，成员如不生活在实行自治区域内，就不能享有聚居区内同一民族所享有的自治权。对所有少数民族而言或对少数民族成员而言，涵盖面有限而不全面。
二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内外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老百姓普遍关注、迫切需要法规没有纳入议事日程，如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就业，以及食品药品安全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权面临困境，许多父母对子女进行本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意识淡化，受经济利益刺激，对语言文字多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等等，已经引起很多有识之士担忧。
三是民族地方立法效率不够高。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法》第六十六条也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以来，州自治条例均制定于1985至1991年，几乎没修改过；自治县自治条例均制定于1986至1996年，几乎也未曾修改。法规制定落后于时代要求，影响自治条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立法自治权形同虚设。
四是重地方性法规而轻单行条例。在立法实践中，如何协调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之间关系，发挥各自优势，在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中各得其所，是值得探索的理论问题和现实的立法技术问题。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两种立法形式都应重视，甚至应偏好单行条例。
五是民族立法质量不高且执行难。立法技术不高表现在语言文字不规范，内部结构不严谨，为追求形式完善和内容齐全，民族地方自治法规条文过多照抄照搬国家与自治区法律、法规与规章及政策性条文和规定，政策性与原则性条款多，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差。法律规范不完备表现在民族地方法规立法权限不统一，变通补充授权性规定杂乱。民族区域自治法没设立违法的法律责任，使立法权威性和强制性大打折扣，并导致执行难[4]。
六是自治法规数量少且内容不全较单一。各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几乎都集中在婚姻与家庭，继承，计划生育，选举，土地与森林等方面，缺乏自治地方全面发展的分类配套法规。发展民族地方经济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以及少数民族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都很薄弱。
四、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设想
首先，加快民族地区科学发展夯实法律实施硬环境。经济权益是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最核心和最重要权益，全面发展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是要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和对外开放发展。可持续发展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通路与通讯，通电和饮水等问题；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搞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其次，建立健全民族地区法律法规配套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一部基本法，如没有多种法律法规配套，各项原则规定很难落到实处。加快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各种单行条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法各项规定能更具体化更可操作，而不是“空头支票”或“花瓶”。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确需变通，应进行适当变通[5]。法律、行政法规涵盖不全或尚未立法，根据具体情况和特有问题制定自治性法规。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实施细则和办法。制定具地方性法规效力的决议与决定，规定与办法等。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治问题可合理突破，协调好国家与自治区之间关系，争取中央更多优惠政策。
第三，突出经济与环保立法建立利益机制。在资源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所产生的利益问题，应该用自治条例予以立法。如中央企业与民族自治地方在产品留成与利润分配，环境污染治理与土地利用，生活照顾与基本建设等方面发生矛盾。应该对如何治理土地荒漠与土壤盐渍，山地水源涵养功能弱化，环境灾害频发危及绿洲安全，资源开发给生态带来影响等方面予以立法。
第四，重视吸纳少数民族习惯法。每一民族都有独特历史与文化和风俗，构成民族内部规定性的习惯法。民族习惯法是各民族成员间共同认可遵守的准则和规章，具有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和极强的地域约束力，制约影响少数民族各种活动。根据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等确定立法项目。如许多少数民族有不同禁忌，在饮食方面可制定类似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的单行条例；根据民族医药特点可制定类似民族医药保护发展条例；根据自治区地貌名胜与文物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等确定立法项目等。
第五，建立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监督检查机制。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立法保障工作的监督检查机制十分滞后。自1984年颁布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执法检查，至今相应的有效执法监督检查机制没有建立。应该了解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配套法规做得怎样，了解和检查当地优惠政策与帮扶措施，纠正违反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违法行为，保障法律严肃性和权威性。
总之，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法律，是社会主义法治统一性原则与灵活性原则相结合的成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自主与平等；有助于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具体特点相结合，使各少数民族平等权和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力落到实处；有助于加强边防建设和维护祖国统一。我们应在实践中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理性规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和行为，促使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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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m].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
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3
内容提要:蒙汉双语诉讼是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具体的样态之一，也是内蒙古区域蒙汉双语司法的表征。应从程序保障的原理出发，对内蒙古区域司法实践当中所形成的蒙汉双语司法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形成统一的程序性规范，从相关配套制度及技术措施等方面保障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充分实现。
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三大诉讼法中所确立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是公民这一宪法性权利在部门法当中的具体体现，它赋予了公民在诉讼过程中可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也称母语诉讼权。我国有56个民族，5个民族自治区。在这些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当中，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对其所享有的母语诉讼权的行使体现出我国诉讼语言文字的多元性。内蒙古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区，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用蒙语或蒙汉双语进行诉讼是常见的事情。基于蒙汉双语诉讼实践的需要以及新时期实现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为宗旨，研究蒙汉双语诉讼中的程序保障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价值。
一、蒙汉双语诉讼的运行状态及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诉讼语言文字多样性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诉讼语言文字的多元性需要特有的程序制度加以保障。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偏远地区，“少”且“边缘化”的状态，使得这种诉讼语言文字的多元化及相关程序上的特殊利益诉求没有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内蒙古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全区共居住有49个民族，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汉族、蒙古族。根据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都是当地的通用语言文字。因此，用蒙语和蒙汉双语进行诉讼就成为内蒙古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有诉讼文化之一。
2007年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和东部，分别选择蒙古族居住比较集中地区的3个基层法院、1个中级法院进行了调查，统计了从2004年至2006年(以下调查内容中简称三年)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案件数量和使用蒙汉双语进行诉讼的案件数量，上述案件占全年案件总数的百分比，考察了蒙汉双语诉讼的庭审模式、法官的配备数量及其占该法院法官总数的百分比、专职翻译人员的配备状况以及有无相关的规范蒙汉双语诉讼的规范性文件等问题。这些地方的具体情形虽然不能代表内蒙古区域内蒙汉双语诉讼的全部状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存在于内蒙古基层司法实践当中的蒙汉双语诉讼的一些特征。
a旗基层法院三年中每年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案件均占该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13%、11%、11%，蒙汉双语诉讼的案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15%、18%、13%;目前该法院23人具备法官资格，其中11人具备蒙汉双语诉讼的能力，占法官总数的48%;22人具备本科学历，1人大专学历，其中大部分都是成人本科自考学历;无专职翻译人员，由具备双语诉讼能力的法官担任翻译，往往是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来担任翻译工作。
B旗基层法院三年中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案件分别占该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37%、28%、27%，蒙汉双语诉讼的案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3%;目前该法院12人具备法官资格，全部具备蒙汉双语诉讼的能力;12人全部具备本科学历，其中大部分都是成人本科自考学历;无专职翻译人员，由通晓蒙古语的法官、书记员、援助律师担任翻译工作。
C市基层法院三年中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案件分别占该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3%、5%、5%，蒙汉双语诉讼的案件均占案件总数的3%;目前12人具备法官资格，全部具备蒙汉双语诉讼的能力;10人具备本科学历，大部分都是成人本科自考学历;无专职翻译人员，由通晓蒙古语的法官担任翻译，往往是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来担任翻译工作。
D中级法院三年中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案件分别占该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5%、5%、4%，蒙汉双语诉讼的案件均占案件总数的9%;110人具备法官资格，其中32人具备蒙汉双语诉讼的能力，占法官总数的29%;大部分都是成人本科自考学历;无专职翻译人员，由通晓蒙古语的法官或人或辩护人担任翻译。
在调查中了解到，上述法院中形成了既分流又混合的双语庭审模式。在蒙汉双语诉讼中，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和所通晓的语言文字(指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的情况来决定法庭审判组织的人员配备。具体有如下几种情况:(1)蒙古语审讯。如果双方当事人都通晓蒙古语并愿意用蒙古语进行诉讼，法庭审判人员就由通晓蒙古的法官组成并审理，判决书也以蒙古文撰写。(2)汉语审讯。双方当事人愿意用汉语进行诉讼，法庭审理也可用汉语进行。如果一方反对则用蒙古语进行审理。(3)蒙汉语混合审讯。如果诉讼双方都不通晓对方的语言，法院则安排双语法官主持审理，由合议庭的法官或是书记员或是人、辩护人向双方当事人进行翻译。判决书也分别用蒙汉两种文字进行撰写，向当事人送达蒙汉两种文字的裁判文书，诉讼过程中其他的诉讼文书也都以当事人通晓的语言文字撰写。(4)特殊情况。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由于蒙汉民族长期杂居生活，形成了混合使用蒙古语和汉语的习惯。这种语言表达上的习惯也影响着庭审的诉讼语言。在庭审中用蒙古语表达的过程中常常夹杂一些汉语，特别是用专业的法律术语表达自己的主张、抗辩、举证，辩论时更是如此。应对这种情况的是出身于当地的双语法官。当地的双语法官在生活中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在遇有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语言交流上的困难，往往是以庭审法官为中心或者可以说以庭审法官为临时的法庭传译员，经法官、双方当事人及人的充分的交流来进一步弄清对方所表达的意思。因此，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语言混用多于语言分流。在调查中某法院院长反映，全旗只有两名通晓蒙古语言文字的律师，因此聘请通晓蒙古语言文字的律师较难。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经验认识:在蒙汉双语诉讼中，法院在尊重当事人诉讼语言选择权的前提下，基本保障了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母语诉讼权，并形成了一些动态的程序规范。首先，具有一定程度的程序性审判组织的保障。在上述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都有一定的蒙汉兼通的双语法官。他(她)们大部分通过自考或函授的途径获得了法律专业的本科学历。从审判组织方面基本满足了蒙汉双语诉讼及程序上的需求。其次，形成了适应内蒙古地区蒙汉双语诉讼的庭审模式及相关的程序制度。即除了使用汉语的庭审模式外，还有蒙古语的庭审模式、蒙汉语混合庭审模式。它具备的宪法以及诉讼法的根据是明显的，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保障了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实现。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诉讼主体权力或权利的行使缺乏稳定的程序规范及相关制度的保障，具体表现为:1.庭审语言模式灵活性有余，稳定性不足，缺乏统一性。蒙汉双语诉讼缺乏统一的庭审语言制度的规范，诉讼过程中法官权力的行使缺乏硬性的程序性规范的约束，容易导致法官权力的滥用。同时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2.没有专职的翻译人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翻译人员的配备问题，就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国内目前还没有规范性的文件或是在某一规范性文件中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于是司法实践当中就有了上述的三种选择，即由法官、书记员、人或辩护人代替。从法院的角度而言，翻译人员由其他主体代替，可以节省一部分诉讼资源从而节约诉讼成本。但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值得怀疑:其一，由法官兼任翻译人员，如果说由合议庭的法官或独任审判员以外的法官担任是可以的、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话，那么由承办具体案件的法官兼任翻译人员，则有损于法官的中立形象，有违诉讼原理。特别是当事人对翻译内容产生异议时，法官就会卷入利益争执的漩涡之中，审判结果无论从程序公正还是实体公正而言都会大打折扣。翻译人员的职责和责任主要是在法庭上“尽其所知所能忠诚传译和解释”。[1][1](216)诉讼中翻译人员的职责决定了其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不能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相重合，更不能与承办案件的法官相混同。其二，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庭审中缺乏专门的翻译人员，不能充分的保障当事人对母语诉讼权的行使，也不利于法律职业专业化的发展。3.法官的学历层次虽然达到了本科要求，但是缺乏正规法律院校的科班毕业生，从法官素质的角度来讲难以满足现代司法的需求，也不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4.程序的不稳定及相关制度的缺失明显。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对于蒙汉双语诉讼行为的规范除了上述提到的三大诉讼法中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的法律规定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效力层次的规范性文件来加以规范，完全是由各个基层司法机关在动态的司法实践中控制的“自然状态”。其适用的灵活性多于或者是高于其稳定性，导致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对自己享有的母语诉讼权缺乏合理的预期，同时社会对法院和法官诉讼行为是否公正进行评判时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不利于社会成员及当事人对法院和法官诉讼行为的监督。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与现行立法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二、蒙汉双语诉讼与宪法保障、相关法律规范之不足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文字的国家。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规范语言文字。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3条)中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和第77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此后虽经四次修宪都一如既往的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有对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这就说明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母语诉讼权进行了实体基本权与程序基本权两方面的规定。[2]尽管我们认为母语诉讼权没有规定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的部分，并在司法实践当中缺乏实质的宪法宪政精神，[3]但从形式上体现出母语诉讼程序基本权保障着母语诉讼实体基本权实现的特征，即程序保障。“程序保障在宪法上的含义，主要在于保障公民有获得通过程序实现宪法及其他法律赋予的权利”。[4]从这个角度来说，宪法对各民族公民行使母语诉讼权进行诉讼的程序基本权做了四项宪法性的保障规定:一是各民族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二是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地区的法院有义务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三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有对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的义务;四是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法院的判决书以及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上述宪法性的程序规范，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基本人权之一的公民母语诉讼权的尊重和保护，足以说明我国宪法在保障公民母语诉讼权方面是与世界先进国家同步的，母语诉讼权是宪法化了的基本程序权。但是在我国宪法还没有实现司法化的情况下，这些宪法规定的实效性是可想而知的。
三大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在总则中做出了上述与宪法内容相同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除了重申上述立法的内容以外，对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保障性规定就是，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的一项义务，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合理配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员”。这项义务的规定使得各民族公民使用母语进行诉讼的权利在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人员配备上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法律规定有的内容重复，诉讼权利、义务缺乏程序保障，有些规定需要进一步的明确。首先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地区的法院有义务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的规定中，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对下列问题进一步明确:1.“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具体界定。根据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在我国普通话和规范的汉语言文字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而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五大民族自治区有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用语言文字。比如在内蒙古自治区就同时通用普通话及规范的汉语言文字和蒙古语言文字。那么法院将如何履行“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义务，其具体要求与程序内容是什么?与法院的这个义务相对应的权利的享有者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程序方面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请求法院履行这一义务，如果法院拒绝履行义务，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如何得到救济等。2.人民法院将如何履行对“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的义务，翻译人员如何配备，法院限制或者剥夺了当事人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时该如何救济?法院不能提供翻译时，当事人该如何等，法律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都没有相应的程序性保障条款，更没有违反这些程序性规定的制裁条款。3.蒙汉双语诉讼审判组织的程序如何保障的问题。组织保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在诉讼中与当事人直接发生关系的对象是法院和法官，法院与法官的诉讼行为是否公正是评价诉讼是否公正的主要方面之一。而法院与法官的诉讼行为很重要的就是诉讼中的审判组织问题。个案的审判是否公正与审判组织紧密相关。[5]为了保障审判的公正，程序上一般来说，除了要实行审判的独立、回避制度、合议等程序制度外，在蒙汉双语诉讼中对审判组织更有特殊的要求，即由蒙汉双语法官来组成合议庭或担任独任审判员。这应该是蒙汉双语诉讼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性的组织保障。显而易见，对于上述问题有必要结合民族自治地区的司法实践从程序保障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讨论。
三、程序保障与蒙汉双语诉讼程序保障的要求
(一)程序保障的含义及要求
程序保障在广义上意味着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而在程序或制度上设定的种种要求和规范做法。在狭义上则指的是诉讼中充分给予双方当事者对等的攻击防御机会，并形成制度化的程序并在实际的制度运作中严格遵守这样的程序要求。即正当程序的原则。[6]这说明从行使国家司法裁判权的法院和法官的角度来讲，程序保障作为其义务而存在，相应的对于诉讼中的当事人来讲则以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而存在。意大利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m·卡佩莱蒂教授则是把程序保障提高到“基本的、宪法化的及国际化”的高度加以评价。[7]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程序保障作为实现诉讼公正的需要，同时也作为诉讼本身的目的之一被关注和研究。学者们认为程序保障的含义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共同性:其一是保障公民有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宪法赋予权利的机会，并在实际上使程序保障原则高度宪法化，为程序保障理论奠定了宪法基础;其二是强调了程序保障的方式，诸如对论构造、公开审理、审判独立等等;其三是宪法中关于程序保障的抽象化规定，要通过根据宪法制定的程序法以及实体法来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因此，宪法规定的程序保障原则就具有指导程序立法工作及司法实践的作用。[8]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来说，民族语言文字的诉讼权利是他们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基础。通过具体的程序制度保障当事人能够用他所熟知的语言文字陈述案件事实，表达其诉讼和主张，是法院获得充分而确切的诉讼资料的前提条件。如前所述蒙汉双语诉讼作为我国公民使用其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具体样态之一，虽然具有宪法与相关法律的保障，但在具体的程序制度方面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从程序保障的原理出发，认可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基本权对诉讼过程和审判过程的制约，能够进一步名副其实地充实当事人接受裁判权利获得回应的现实基础。因此，研究程序保障的理念固然重要，但是只有把这种理念根植于实定法秩序和司法实践中，才能达到推崇这一理念的真正目的。而这对蒙汉双语诉讼的程序保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二)蒙汉双语诉讼程序保障的要求
民族自治地方应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制定一些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以利于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的贯彻和实施。2005年开始实施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规定:蒙古语言文字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通用语言文字，是内蒙古自治区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应当加强蒙古语言文字翻译机构和队伍建设，配备翻译人员。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人员，享受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岗位津贴。各级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规定对内蒙古区域各民族公民享有的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的保障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确立了蒙汉双语制度。该条例首次明确了内蒙古区域内蒙古语言文字的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使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检察案件”的要求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当地通用的语言即全国通用的汉语普通话和蒙古语言文字;其次，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讲，使得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有了地方法规的保障。蒙古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字共同作为内蒙古区域的通用语言文字，蒙汉双语诉讼就成为内蒙古区域的司法特征之一。第三，明确要求配备翻译人员并赋予翻译人员享受翻译工作岗位津贴的权利，要求内蒙古各司法机关成为保障各民族公民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的义务主体。同时我们看到，上述条例只是对蒙古语言文字方面的规范，并不能弥补上面提到的在蒙汉双语诉讼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程序及制度方面的缺失。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我国五大民族区域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和一些具体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和复杂性。因此，要从国家立法层次上具体地对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加以规范和保障是不现实的。正因为如此，三大诉讼法就有了这样的一条规定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的具体情况，可以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诉讼语言文字的双语性或多语性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可以通过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来从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方面保障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充分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是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总结蒙汉双语诉讼司法实践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从规范司法行为的角度使其规范化、制度化是必要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根据现行司法实践当中形成的蒙汉双语法庭、双语法官模式的成功经验，使蒙汉双语司法活动进一步的制度化、规范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的要求”，从制度层面上要求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承担告知义务，即告知少数民族地区的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享有的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义务，以及要求提供翻译的权利。同时根据有权利就应有救济的原理，赋予被剥夺或限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主体的上诉权或再审权(相应的救济权)。
其二，在法定范围内赋予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语言文字的选择权，方便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用自己熟练的语言文字参与诉讼。这也是我国宪法和三大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的应有含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杂居，相互之间语言互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在诉讼中应该允许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使用他们比较熟练和方便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这也是民事诉讼当中处分原则所允许的。除了涉及到公共利益以及本质上不能同意的处分(如用外语进行诉讼)，公民应当具有处分个人基本权利的机会。
其三，在司法实践当中应充分注意对各民族公民所享有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和行使，避免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出现偏袒。在程序上允许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就法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以及翻译提出异议，并保障其异议得到公正的解决。
其四，加强法律文本翻译的规范化、及时性、准确性。目前宪法及民法通则、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都有五大民族自治区主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文本。但众所周知，我国的上述基本法都有一定的司法解释，有的司法解释的条文超过了被解释的法条本身。而这些司法解释大多都没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文本翻译。这给基层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的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就是翻译不规范，文书制作不统一。因此，加强对法律文本的翻译工作，提供规范、及时、准确的法律文本翻译，是保障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为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高水准翻译的前提条件。
其五，民族自治地区应按一定的比例配备接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教育并具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能力的司法工作人员。司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程度。在民族自治地区，接受过系统法律专业教育并具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能力的司法工作人员是保障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前提条件。民族自治地区的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审判庭至少要配备一定数量的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审判人员。
其六，关于诉讼当中翻译人员的配备问题。笔者认为，诉讼活动当中翻译人员的配备是不同于其他场合下的翻译人员。这是因为:首先，翻译人员是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承担着相应的诉讼义务;其次，翻译人员也不同于合议庭中的审判人员。审判人员代表法院具体行使审判权，对个案具有表决权。而翻译人员只是从客观的角度，对诉讼中涉及到的诉讼语言文字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协助诉讼主体以其明白易懂的语言文字掌握诉讼上的信息;再次，诉讼活动中的翻译涉及到很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因此诉讼活动中的翻译人员应由国家进行专门的资格认定与审查，走专业化的道路，逐步杜绝现行基层司法实践当中流行的由合议庭人员或独任审判员兼任翻译人员的现象。
注释:
[1]周庆生，王洁，苏金智慧.语言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周宝峰.宪政视野中刑事被告人公开审判权研究[J].刑事法评论，2007，(1):190.
[3]周宝峰.刑事诉讼法修正的宪法思考[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51-57.
[4]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42
[5]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19
[6][日]谷口安萍.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4
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4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的《2012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与就业报告》显示，2007年～2011年，我国中职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与此同时，一份来自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仅为38%，较上届同期降低8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不同于普通教育改革发展的、和经济社会紧密结合的发展道路，即“五个对接”：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资格标准对接；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和终生学习对接。
数字解读：专家认为，大学生的“史上最难就业季”实际上是结构性失业问题。大学的专业设置如何兼顾学术需求和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是高等教育管理者治疗“就业难”的治本之策。
6万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的报告。《报告》指出，2012年，各级财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4128.74亿元，通过贷款、发行企业债券等筹资4667.67亿元，全面完成了建设目标任务，但一些地方资金管理和保障分配还不够规范。审计发现，有57.99亿元专项资金被建设单位等挪作他用，有1.83万套住房被代建企业等违规出售，还有5333套被用于周转或出租等。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经审计后，1.89万户家庭的保障资格被取消，共发现6万多套保障房被违规分配使用或出租出售。
数字解读：保障房是涉及最基层的民生问题，追求无限接近100%的公平公开公正，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15%
胡润研究院和兴业银行联合的《2013高净值人群另类投资白皮书》显示，我国资产亿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有6.45万人，北京、广东的人数分居前两位。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标准，拥有达到600万元人民币资产，即被称为高净值人群。微观数据方面，包括了高档住宅、高档汽车的数量，个人所得税申报人数，其他高档商品销售情况以及企业注册资本金等情况，综合得出的。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企业主的比重占80%，比去年增加了5%，大约5.2万人。职业股民的比重占5%，大约有3200人，比去年减少了近一半。炒房者的比重占15%，大约有近1万人。
数字解读：在高净值人群中企业主的比重比去年增加了5%，而职业股民的比重比去年减少了近一半。2013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突出结构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为实体经济营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宽松良好的环境。这也将进一步改变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结构。
83.3%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搜狐网和民意中国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112人参与），78.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敬业，但仅45.5%的人感觉身边的同事敬业。83.3%的人认为提升敬业度首先应该重视薪酬公平性。高质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全力投入工作、任何工作需要的时候都能坚守岗位等是职场人普遍认可的敬业特质。
数字解读：敬业度是在基本规则的基础上通过激励产生的正能量。除了缺乏公平合理的管理体系和薪酬体系，员工的兴趣与本职工作不相匹配也是造成敬业度低的重要原因，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员工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才会有更高的敬业度。
8.2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在《中国证券报》的年报显示，2012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1060.37亿元，权益投资收益额646.59亿元，投资收益率7.01%，创近三年新高。基金自成立以来的累计投资收益额3492.45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29%。去年股市低迷，但社保基金因坚持分散化、多元化投资，仍然取得丰厚回报。
数字解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相关负责人表示，2013年将认真实施年度资产配置计划，加强投资科学精细管理，努力提高投资收益水平，提高投资运营的规范化水平。
8512.7万名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比上年增加252.5万名，增幅为3.1%；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20.1万个，比上年增加17.5万个，增幅为4.3%。全国有女党员2026.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3.8%；少数民族党员580.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6.8%；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3408.1万名，占党员总数的40%；35岁及以下的党员2180.1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6%。
数字解读：各项数据表明，2012年党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1200亿元
从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将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纳入试点。据测算，2013年全部试点地区企业将减轻负担约1200亿元。国家还将择机把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力争“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
数字解读：营改增是推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唯一主体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日前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该修正案中，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作出了限定，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仅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这意味着，其他环保公益组织及普通公众不具有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所谓“环境公益诉讼”，即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讼的制度。其目标是以个体的诉讼形式，求得公众利益的回归。
数字解读：环保联合会是半官方组织，其会员也包含有可能制造污染的企业和对污染治理不利的政府，让环保联合会发起所有环境公益诉讼，无异于让足球运动员兼任裁判判罚自己。环境利益是一种公众利益，剥夺其他组织和个人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对环境保护绝无益处。
11.33亿港元
“禁酒令”或导致了白酒业的“冬天”。日前，五粮液的银基集团（0886.HK）公布业绩，去年全年巨亏11.33亿港元，其中为了防止经销商低价卖酒，银基回购应收账拨备达到6亿港元。根据银基公布的年报，每股亏损达到0.91港元，主要原因是高端白酒价格大幅下降，公司对经销商的白酒产品进行一次性回购，同时又对应收贸易款项进行大额拨备。
数字解读：“禁酒令”虽然导致高端酒业、餐饮业亏损，但大可不必对此忧心忡忡。经过供需杠杆的调节，市场会进行更合理的资源配置。而“禁酒令”对反腐和提振国民信心的作用，则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
33亿元
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5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于档案信息的管理。档案，对于人类文明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的历史上就有对于档案保护的记载和研究，但是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下。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随着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何加强数字档案的信息安全，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建立安全的数字档案信息保障体系，成为了广泛关注的话题。虽然我国在近年来颁布了《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信息安全保障自美国在1996年提出以来，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已经在全球传播开来。在关于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繁多和深入。
1、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的参与和合作。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包括档案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档案信息安全技术体系、档案信息安全法规标准体系、档案信息安全基础设施体系、档案信息安全产业支撑体系、档案信息安全人才培养体系等。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侧重于从整个系统的管理出发，对于相关的管理体制的建立；信息安全技术体系，主要目标是维护信息的具体技术安全；信息安全法规标准体系的含义，则是侧重强调法律法规对于信息安全相应的标准的制定，即通过立法，制定符合行业和国家发展的相关标准和制度；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建设的重点，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作为基本的保障，即使其他方面的建设有多么完善，也会对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产生不利的影响。最后，在建设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只有从各方面来完善和改进，才能够使整体的合力发挥到最大，从而促成该体系的建构。
2、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特点及问题：
2.1特点
由于现代化的档案信息管理依靠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别于传统的档案管理，大量的信息通过计算机得以储存，因此，对于计算机等硬件和软件的依赖性较大。另一方面，大量的信息储存在网络和计算机上面，由于黑客、计算机病毒、系统故障等，会使得大量的数据的存储受到威胁，因此，如何保障档案信息的安全成为了一个大问题。由于数字档案信息存储格式的复杂多样性，如图像、文字、声音和视频等，因此，增加了相应的数据档案的管理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
同时，由于我国的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还不够完善，而数字档案信息需要一定的标准来处理，因此建立一定的标准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2.2问题
2.2.1软硬件设施不够完善
文件的保存需要一个安全的管理环境和管理档案数据的系统，对于数字化的信息，一般将其保存在计算机和光盘等存储设备中，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而言，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比较缓慢，且起步比较晚，因此，数字档案信息的保存体系还不够完善，相关的软硬件设施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软硬件，如光盘等自身容易损坏，从而也不利于档案的管理。
2.2.2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建立不够完善
近年来，我国不断地强调依法治国，虽然大的法律框架体系已经建立了起来，但是，就具体的法律法规而言，还是不够完善。近年来，我国虽然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大多相对滞后不能满足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需要，完全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在具体的管理工作当中，我国的数字档案信息管理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2.2.3相关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素质，对问题认识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档案管理领域，对于相关的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加大，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我国的档案管理专业人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人员素质普遍偏低，同时，在管理工作大的具体操作过程当中，相关工作人员对于档案的重要性和具体分类等问题认识不到位，以致许多档案管理混乱，严重影响了我国数字档案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
3、相关对策
3.1加强我国数字档案信息的软硬件设施建设
数字档案信息保存时间的长久与计算机和光盘等媒介有着直接的关系，其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档案保存的安全。因此，在保存数字档案信息的过程当中，不能忽略和软硬件设施的质量，如何加大软硬件设施的投入，加强数字档案信息的保存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所以，在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中，要大力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研究。
3.2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法律法规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活中解决问题和处理纠纷的依据，在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建立一套完善的数字档案信息安全保障的法律法规，是保障数字档案信息的安全与依法管理数字档案信息的重要保障。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我国的信息安全，从而打击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建设过程中，加大各方面的法制建设，必定会促进我国的公平和谐发展。
3.3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
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预期；稳定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11-02
邓小平同志指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社会稳定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关系到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可以说，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由调节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坚强的后盾，因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够保护民生稳定民心，而且能够提高人们的社会预期，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作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减震器，社会保障从多个角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从社会预期角度来看，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地防范各种社会风险，从心理层面提高人们的预期，从而消解各种可能引发社会失控的危险因素。早在社会保障建立之初，德国宰相俾斯麦就意识到“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1]。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进一步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2]。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都可能降低人们的心理预期，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社会冲突、社会损失。尤其是当人们的生存权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如果“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3]，各种引发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就可能随时爆发，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的，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藐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越来越严重了[4]。因此，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要提高人们的心理预期，要提高人们的心理预期就要重视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从法律上、经济上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乃至不断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不仅能够化解已经发生的各种风险，帮助身陷困境的社会成员从生存危机中解脱出来，而且也能够将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消弭于无形之中，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安稳地从事生产生活活动，消解社会成员因生存危机而可能出现的对社会、对政府的反叛心理和行为，保证社会成员在特定事件的影响下仍可以安居乐业，从而有效地缓解甚至消除引发社会震荡与失控的潜在风险，防范造成社会失序的各种越轨行为发生，进而保障社会稳定地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其次，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通过保障手段能够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和总消费指数，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持有的一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于那种商品增加的单位所得到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对于那种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少[5]。所以，要想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就要提高无产者的消费水平，增加社会总边际效用，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一点，凯恩斯在其1936年发表的《通论》中也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有助于增加消费倾向，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一方面，社会保障收支会自发地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从而具有调节与缓和经济波动稳定器的作用。当经济走向衰退时，供给大于需求，减少社会保障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费支出，会相应增加社会消费基金和个人消费支出，有利于经济复苏；当经济出现过热时，需求大于供给，增加社会保障税收缴比例，减少社会保障支出，这样会减少社会消费基金和个人消费需求，有利于治理生活过度膨胀，使经济运行减少波动，进入安全良性循环，给和谐社会的创建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6]。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往往表现为经济方面的强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受助的弱者基本是生活困难者，这些人的消费水平极低，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极为突出，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对于较好一点的生活要求更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边际收入的增加会给他们带来消费的必然增加。相比之下，强势群体在满足了基本生存和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边际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消费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递减的规律，所以，在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要想提高社会有效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从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入手。据此，若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通过第二次分配调解收入差距，使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都提高，这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带动经济的稳步发展。
再次，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社会保障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社会公平通常是以利益的规则流动或公平分配为表现形式。当社会机会均等、分配公平时，社会会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反之，当出现不公平分配时，社会成员间的利益矛盾将随之产生或扩大，当个体的心理不公发展成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时，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的方面”[7]因为任何人都希望生活在公正的社会受到公平的对待。所以，一旦由于分配不公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将会受到挑战，部分社会成员的愤世嫉俗与社会动荡也将一触即发。所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刻不容缓的课题。这就要求社会采取一种有效的调剂手段，对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追求效率的基础上进行再分配，以缩小贫富悬殊。这在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看来才是符合补偿主义原则的，他们认为：任何经济政策的改变都意味着价格体系的改变，都会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所以，国家应通过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由变革的受益者补偿变革的受损者，使受损者保持原有的福利水平[8]。通过“税”、“费”或“转移支付”等形式补偿受损者，努力消除或降低社会分配差距，调整社会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保障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生活，降低社会发展结果不公平的程度，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当然，这在吴忠民看来需要执行“标本兼治”的手段，既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制定并实施系统的社会政策，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更要积极有效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建立起有效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系统的社会救援体系，实现政府职能的定位由经济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使所有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9]。
最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推动不合理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走向合理的“扁橄榄形”结构，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所谓金字塔形的社会，主要表现为占人口极少的富有者盘踞在社会的顶层，掌握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越来越富有，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者被压在社会的底层，因为权力的缺失和资源的贫乏而越来越贫穷，是两极分化较严重的社会状态。而“橄榄形”结构则主要指社会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绝对富有者和赤贫者都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是相对平等的社会状态，其橄榄形状越扁，社会越趋于平等。如果社会结构长期呈现金字塔形，即只有极少部分强势群体盘踞在塔顶，而绝大多数弱者都处于社会底层，那么，一旦底层群体的生存或生活出现问题难以保障时，其不满情绪也会随之而来，则整个金字塔的稳定性就会动摇，严重时会立刻倾倒。所以，“如果人人对自己能取得的一切财物力图绝对占有，那么不管产品多么充足，还是少数人分享，其余的人贫困[10]。”那么，社会长期稳定只能是空谈，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阶层结构，稳定都是一种空想。如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合理调节收入差距，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取富济贫，通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对此，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理想城邦应该是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并统治国家。他认为，只有中产阶级最能顺从理性，趋于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而且中产阶级少野心，有野心的人，对于城邦会酿成大害。所以，要发展“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的中产阶级，以此建立正义的国家[11]。这种社会结构有助于化解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处于两端的社会成员虽收入差距大，但由于人数较少，彼此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只要采取相应对策便容易化解。同时，由于处于中间的社会成员占绝大多数，他们与处于两端的社会成员存在着较多的利益关系和沟通渠道，是两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缓冲力量，在化解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方面，他们发挥着重要的调解作用。
总之，人民的安康离不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依托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无论从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客观规律还是从社会保障功能的逻辑视角来看，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就是实施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措施，它能提高人们的心理预期，调节尖锐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缓和统治危机，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推进社会公平，改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政权稳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当再次肯定“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定地讲，保障稳固一切！没有切实的保障措施，一切稳定都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1]胡晓义.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J].中国发展观察，2010，（7）.
[2]刘岩.风险社会理论新探[C]//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3]墨子・非乐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
[4]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庇古.福利经济学[C]//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荣燕.论社会保障对社会稳定的促进效应[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8，（9）.
[7]初次分配对社会保障再分配的作用[eB/oL][2013-03-05]
http：///gundong/detail_2013_03/05/227598
92_0.shtml.
[8]张士昌.社会福利思想[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206.
[9]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8.
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7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159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2.7%的受访者不满意自己目前的职业，63.5%的受访者希望能重新选择职业。重新择业的背后，是人们对现有职业的不满。虽然超六成受访者希望重新择业，但84.7%的受访者坦言重新选择职业不容易。受访者表示重新择业主要有以下顾虑或障碍：“年龄越大，换工作越难”，“舍弃现有的职业积累有些可惜”，“可能会打破现有稳定的生活”，“有专业障碍，可能需要重新学习”。
数字解读：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人对职业的不满率非常高，但少有人因此重新选择职业。所有的顾虑其实可以总结为一个字：“怕”。怕难，怕不稳定，怕学习，怕舍弃，怕所有未知和不确定。但满意的人生和隔绝了未知获得所谓的“安稳”，你更愿意要哪一样？
6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田国良的《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科研课题，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进行剖析。所选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约有48%的案主，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开始了犯罪。为了杜绝这种“带病”提拔现象，应该严格实行任前任后审查、审计制度。
数字解读：对于即将离任或新任的领导干部，其个人报告事项的核实和信息的公示应作为重中之重，更加严格。田国良还建议，应赋予纪委独立行使监督职责的权力，让纪委直接对上级和同级党代会负责。
2000万公顷
近期，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验结果，其中一项结果为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发现镉超标。一项调查表明，在华东等6个地区的县级以上市场中，随机采购的大米样品10%左右镉超标。另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
数字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从整个食物的安全链角度看，在源头加强检测是重中之重。工业污染造成的损失不能由农民承担，而应该由工业排放企业承担。找到责任主体，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
2290元
国家统计局了《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人数逐步增加，收入也逐年上升。截至2012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同比增长3.9%，而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较上年提高241元。外出受雇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占43.9%，与上年基本持平，近几年也未出现明显改善。社会保障方面，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等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仍然偏低。居住问题，有超四成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既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
数字解读：农民工的收入虽然提高了，但社会保障仍显不足，这不仅是农民工个人的保障缺失，也是社会高速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障碍。
最多
《学习时报》刊登李勇的署名文章《法治化处理拆迁矛盾》，文章称，因拆迁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成为当前中国为数最多的矛盾之一，法治化处理拆迁矛盾着力之一是在公平合理的补偿标准上下大功夫，核心是不让被拆迁的老百姓感到吃亏。涉及拆迁的法治基本原则是：第一，明确公共利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防止“浑水摸鱼”；第二，即便为了公共利益也尽最大可能不损害私人利益；第三，损害了私人利益要最大诚意予以补偿；第四，必须在复杂透明的公众参与程序制约下实施；第五，所有的权利都有公正救济的途径。法治化处理拆迁矛盾应着力以上几个方面。
数字解读：在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界定上下大工夫，在规划而非拆迁上下大功夫，在公平合理的补偿标准上下大功夫，在民众参与程序上下大功夫，在司法救济上下大功夫。
3小时
国家旅游局首次《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国民工作日空闲时间仅3小时，占全天的13.15%。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8个国家23.9%的平均值。调查显示，中国国民用于工作及相关活动的时间超过9.249小时，其中用于交通的时间超过1小时。带薪休假方面，中国大陆在参与调查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低。
数字解读：耐人寻味的是，调查显示，中国国民倾向于对自己的休闲生活抱有负面评价，认为休闲是吃喝玩乐，会阻碍个人和社会发展。虽然在总体上认可休闲的正面价值和重要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出实际决策时，往往并不会把休闲排在首位。一旦出现冲突，很多人会更考虑挣钱、事业和生活中很多其他的事情。
三分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1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新基准：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理想城市》。报告显示，2012年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前10名的城市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广州、北京、苏州、佛山、天津和澳门，港澳台地区、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三分天下，分别占据了3席、5席和2席。
数字解读：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在区域间及区域内部城市间的差异均十分显著，而且各分项竞争力与理想城市的状态相距较远，所以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理想城市，需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第9位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日公布了2013年度全球16个国家以及欧盟（eU）的好感度调查排名，据显示，德国从去年的第二位升至榜首，去年排在第一位的日本则降至第四位。对中国持肯定评价的比例为42%，排名从去年的第五位降至第九位，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数字解读：调查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对中国的好感度最高，而近邻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最低。这或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的成功。同时，古谚云：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又该如何和近邻和睦相处？
不足5次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这些年，世界各国博物馆的数量以每年5%的比率递增。截至去年底，我国博物馆的总数达到3589个。但北京市社科院《2012北京文化蓝皮书》的数据显示，有将近九成的人每年进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次数不足5次。
数字解读：如果博物馆依然票价昂贵，大家会走进博物馆吗？如果博物馆的设置不合理、展品陈旧、互动性差，大家会走进博物馆吗？如果阅读都不能成为民众的生活习惯，大家会走进博物馆吗？如果孩子们还在升学率的魔杖下埋首书堆，大家会走进博物馆吗？——建博物馆易，进博物馆难。
七成
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8
关键词：散居少数民族权益共同繁荣人权保护完善
散居少数民族，一是指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二是指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内但不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我国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约3000万[1]，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8%以上的县市。由于散居少数民族立法工作具有广泛性、敏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重要性
一、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族法治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方面。具有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和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两个重要方面[2]。同样，我国民族法治建设也必须首先具备这两个条件。然而，作为我国民族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目前还不完善。这需要我们予以重视。
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我国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重要方面。
我国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速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3]。这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法制，只有加大民族立法力度，有了完备的法制，才能保障少数民族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我国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三、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我国人权保护的重要方面
生存和发展权是人权的基本方面。建国以来，我国各民族团结一致，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已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小康，各民族的的生存权已经得到了良好的保障。目前，各民族正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进一步维护各民族平等的发展权，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完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立法本质上也是维护各民族平等的发展权。其中，经济发展权是核心。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现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现状。
建国以来，国家为了保障杂居、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曾经持续地作出了种种努力，还在宪法和有关法律上对此专门作出规定。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别规定：“凡在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目前，我国现行的散居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由三大部分组成。已初步形成了我国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体系的框架。
其中，核心部分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方面的文件。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员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是一个专门规定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文件。1952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了《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共八条，也以专门一条规定一切杂居、散居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就业权利，并强调根据他们的民族特点在就业上要予以适当照顾。1979年10月12日和1984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批转了《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和《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1993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委《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对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作了具体规定。第二部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也就保障杂居、散居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作了相应规定。应当指出的是，国家立法机关在1991年3月8日就已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草案。该草案主要是规范各级国家机关对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的行为，明确规定它们必须承担的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第三部分是各省、直辖市地方人大制定的关于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工作条例和规定。有15个省市相继制订了保障其辖区内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条例、规定等地方性法规、规章。
二、我国现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存在的不足
尽管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体制已初具系统和规模，但从整体上看，这一体系仍欠统一、完善、科学、系统，还存在较大缺陷与不足。
1、法制体系不完整，有较大的缺失。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颁布一部统一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也大多是以决定、政府报告、工作条例、办法等文件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立法水平落后，适应性差，而且相配套的法规太少，相互之间协调程度低，内容层差不齐，又缺乏法律监督和法律制裁措施等，使得现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强制性、权威性，立法效果不明显。这一问题在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进程中较突出，是现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机制的主要缺失。、特色不突出。建设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建设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最深刻的本质是对散居在非该民族的自治区域的少数民族的权益实行特殊保障。因此，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应该具有明显的特色，而不应是一般的民族自治条例或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但纵观已经出台的省、直辖市法规，不是照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就是简单地模仿其他的《民族自治条例》。内容大同小异，质量不高。这反映了我国现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在总体上显得特色不突出。
3、权益保障在各个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的关系是民族法治建设最为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的核心是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其现实基础就是必须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由于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中处于相对弱势，要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就必须给予其特殊的条件和必要的帮助。综观已经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绝大多数是关于使用民族语言、照顾民族风俗、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民族人口等方面的规定。从权益保障角度来看，只涉及社会、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而经济、金融、财政、税收、投资等经济发展权方面则鲜有提及，这也是现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机制的缺失之一。
完善我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
一、应当制定完善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体系。
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形成以《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配套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应当借鉴地方散居少数民族立法的经验，体例上应分别设专章规定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义务，并设立监督制度和制裁措施。而且，要做好立法统一工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既要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相统一，也要与地方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相统一配套。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的内容应当即包括促使散居少数民族平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规定，还应又对散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等方面权益的特殊保障措施。其中，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对于一些涉及散居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事项，如清真食品的生产管理、散居少数民族就业管理、散居少数民族医疗等方面，可以在《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中作规定，也可以由地方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
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
1、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其根本特点就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法律调整.往往会造成不同的经济效益。在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整体的立法规划中.要突出经济、财政、税收、投资、融资等方面的自治权.把散居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权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有力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
2、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应当突出特色。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最深刻的本质是对散居在非该民族的自治区域的少数民族的权益实行特殊保障。因此，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应该具有明显的特色，而不应是一般的民族自治条例或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
3、人口较少民族权益保障是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重要方面。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应当充分考虑人口较少民族权益保障的特点和需求，把人口较少民族权益保障当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4]。
4、坚持以最小的立法成本实现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要做好立法统一工作和立法论证工作，避免立法的重复建设和无效立法。如上文所论及的关于涉及散居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事项的立法，是在《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中作规定，还是由地方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具体要看哪一种立法更为有效和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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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见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国民族法学》第234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
[2]见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245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9
以下内容由收录，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三是深化系统研究，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金融运行体系及国际金融格局影响的分析研究，包括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现实影响和预期影响、直接影响和关联影响等，推动数字货币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数字治理，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制度保障。数字经济正在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运行规则，对传统治理方式构成巨大挑战，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篇10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国土资源系统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思路和上级部署，抓重点、抓难点、抓亮点，较好履行了保资源、保发展、维权益、促民生的工作职能，土地、矿产、测绘各项事业实现了新的提升。
（一）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放松，坚守底线红线，切实保护了国土资源。土地资源方面，圆满完成2013年度耕地保护目标任务，顺利通过省政府2006-2013年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大力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投入资金9735万元，增加耕地4317亩，惠及90个村、24000多户农民。扎实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目前我市2个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区项目的规划设计与预算已在全省首批通过批复，进入组织实施阶段，项目整治总规模10.8万亩，预计可新增耕地10877亩。以土地矿产卫片执法为主线，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国土违法行为，今年发现并制止土地违法行为350起，避免经济损失1060万元，全市违法占用耕地比例降至3.15%，顺利通过国土资源部督导检查。矿产资源方面，结合我市实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认真落实矿山安全监管责任，实现了矿产资源开发安全生产“零”责任事故的目标。加大市区周边采石场关停力度，目前市区范围内需关停的35家采石场、2家砂场的关停工作已全面完成。认真履行矿产资源巡查保护职责，今年发现并制止矿产违法行为74起，依法扣押非法采矿设备47台（套），捣毁、填埋矿井8座，拆除非法输送地热水管道500多米。
（二）坚持保障发展与节约集约不偏废，拓宽发展空间，有效促进了土地利用方式的良性转变。保障发展方面，合理安排用地指标，优先保障重要基础设施、民生工程以及高新技术项目和现代服务业项目用地，全年分解下达计划内指标5200余亩，同时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目前共为我市“四新一海”项目、民生项目争取计划外指标7790亩。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已完成增减挂钩项目30个，总拆旧面积2253亩，复耕、节余指标2149亩。严格规范土地出让招拍挂工作，目前全市共招拍挂出让工业用地252宗，面积10388亩，总成交金额17.98亿元，实现政府纯收益10.93亿元；出让经营性用地345宗，面积19253亩，总成交金额157.5亿元，实现政府纯收益75.6亿元，其中市直11宗，面积715.7亩，总成交金额23.6亿元，实现政府纯收益22亿元。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方面，积极推进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截至11月底，全市2007-2009年三年平均供地率达到84.47％，三市供地率接近100%，2013年已批土地供地率达到67.21%。进一步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控制标准，低于2000万元的项目原则上不单独供地，引导企业通过租赁厂房解决用地；除行业特殊要求外，不准建1层厂房，纺织、服装等项目，必须建造3层以上厂房；倡导建设高层楼宇，发展楼宇经济，促进产业升级。
（三）坚持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不动摇，积极关注民生，有力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多方面地进行了安排部署，在用地供应计划安排上，切实做到了应保尽保。目前，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率达100％，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5710套，使用土地面积688亩，开发房屋建筑总面积达到41万多平方米。同时，严格执行新拆迁条例，及时发放补偿款项，做到补偿标准公开、补偿程序规范、补偿方式合法，实现和谐拆迁。地质灾害防治方面，完善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举行了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推演，成功应对今年强台风“梅花”等多次极端恶劣天气，全市未发生一起地质灾害事故。民生工程方面，全力推进山丘区勘查找水工作，切实解决山区群众用水难题，目前全市60个乡镇、253个村庄的物探定井工作已全部完成。高标准建设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项目，开发建成了数字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并得到广泛应用，“数字”全国第10家、全省第2家通过国家验收，我市被授予全国数字城市建设示范市。为民服务方面，进一步深化“让服务对象受到有尊严服务”的理念，与审批中心签订了窗口服务承诺书，对纳入审批中心的32项审批事项，优化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间，每个报件的审批时间缩短一半。今年以来，共接待、答复服务对象3300余人次，受理各类报件2098件，其中土地登记1610件，集中受理率100%，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四）坚持强化内业管理不懈怠，夯实国土基础，充分发挥国土资源部门的服务保障能力。地籍管理方面，全面推进地籍管理信息化、科学化建设，土地登记实现一体化网上审批模式；建立健全地籍数据库动态更新机制，地籍资源信息实现全市共享。依法行政方面，在全系统开展了“依法行政年”活动，制定下发了《市国土资源局依法行政年活动实施方案》，对包括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共计122项行政执法事项进行了清理，对不能适应形势政策需要的9件规范性文件提出了废止建议，1件提出了修改建议。测绘管理方面，完成半岛蓝色经济区基础测绘规划，《市“十二五”基础测绘规划》通过省级验收；《市地图集》、《市国土资源图集》编绘工作全面启动，将填补我市没有地图集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