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治理篇1
【政府治理的“画”“建”管”用”】
我认为，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城市工作职能的现代化，一是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城市工作职能的现代化，主要是“画”“建”“管”用”四个方面。
所谓“画”，就是对城市，包括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蓝图进行勾画、描绘，是一种广义的城市规划。主要依托城市原有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地形地貌、环境空间等），及人文资源（历史文脉、文化积淀、产业布局、传统建筑风格等），对城市进行整体性、统筹性、引领性的筹划和规划。这是城市治理的“龙头”，其水平高低决定了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和方向。
所谓“建”，就是对城市进行全方位的建设，把已描绘的蓝图逐步变为现实。包括种种基本建设、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建设、民生工程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等等。这是地方政府日常工作中着力较多的方面，也是城市现代化状况的直观表现。广义的建设，应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方面。精神文明建设的现代化也是城市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所谓“管”，就是对城市的各种有形物体和社会秩序进行全面管理。城市的各种建设设施和公用物品应该管理，各个领域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及社会治安更应该管理。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更接近“治理”内涵，也更能反映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目前，地方政府“管”的任务越来越重，所遇到的挑战和难题也越来越多，对此，必须要有新观念、新举措。
所谓“用”，就是在“画”“建”“管”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综合利用。实际上也就是要使城市为人服务的功能最大化。“用好”城市的过程，既是发挥城市作用的过程，也是使城市不断保值、增值的过程，更是使城市居民享受现代化成果，获得更多民生实惠的过程。这是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特别是当地方政府被表面急功近利的政绩所牵引时，更易如此。一些地方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城市病”频发，使用效能不佳，盖源于此。地方政府应特别重视在“用”字上下功夫。
【政府治理体系也要现代化】
一个城市的“画”“建”“管”“用”，体现了政府城市工作职能的现代化。城市工作职能现代化以及整个城市的现代化，最终还要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来支持实现，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四个化”：
第一、决策的民主化。众所周知，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正当性，取决于广泛而充分的民主。决策民主化是现代政府的基本标志，也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没有城市公众的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及权力制衡，地方政府对城市治理的决策将容易发生偏颇。毋庸讳言，当前许多地方出现的城市治理乱象，大多与决策不当有关，而决策不当的背后是因为决策不民主。决策不能按程序集思广益，仅凭少数领导人“拍脑袋”，肯定容易出现不当决策甚至严重失误。当然，若深究起来，决策不民主的背后是民众对政府及官员的选择和监督等民利尚未真正落实。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不当决策来源于无所约束、无所规范的决策机制。
第二、管理的法治化。法治，是城市现代化的“根”和“本”。靠一套完善的法治体系来管理城市可以一通百通、事半功倍。而摒弃法治靠人治，则会疲于奔命、一事无成。对此，我深有体会。2001年，我在南通当市长，在江苏最早争取到了国家综合执法城市的试点，成立了城市综合执法管理部门，集中执法、统一执法，从法制、体制、机制、编制等方面解决城市管理问题，并明确市、区、街道职责分工和运行机制，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格局，从而一举改变了“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破草帽”的现象，也改变了脏、乱、差的城市面貌。市长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具体管小商小贩乱摆摊点、行人车辆乱闯红灯这样的事了。南通这个曾被朱F基总理严厉批评的城市，终于得到了他的认可。这实际上就是法治的力量。在2017年“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这说到了要害，说到了根本。
第三、运作的高效化。现代城市治理事务繁多、变化多端，没有政府的高效运作，就没有现代化的治理。政府运作的高效化应主要表现为三点：1.应对快。城市的“画”“建”“管”“用”，每时每刻都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政府必须快速应对、有效处理，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时更应如此。2.绩效高。政府应高度重视和有效实施绩效管理。政府运作的高效，最终应体现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又好又快发展，这是衡量政府高效运作的主要标准，也是城市现代化的主要成果。3.成本低。高效和低耗相辅相成，政府应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措施，降低行政成本，包括减少内部摩擦损耗，节省人财物的支出，提高行政管理效能。另外，引进市场机制，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这对于搞好公共设施建设很重要。当年我们在南通，就是利用民营企业的资本建起了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利用外资企业资本建起了大型海洋港口，这在当时都是全国首例。
第四、自身建设的科学化。作为城市治理主体，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管理的法治化、运作的高效化，最终还要靠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来实现。所谓政府自身建设的科学化，包括从政府设立到政府运作全过程，应着重突出三点：1.政府建立和施政的合法化――人民授唷⑷嗣裱【佟⑷嗣窦喽健2.政府机构设置和日常运作的合理化――精干、高效、规范、有序。3.政府工作人员的高素质化――专业、敬业、勤政、廉政。做到了这三点的政府，必定是科学合理的政府、人民信任的政府、治理有方的政府，也必将能把城市引向现代化。
我要想指出的中心意思是：政府只有通过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才能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管理的法治化、运作的高效化，从而实现整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而实现城市工作职能的现代化，从而实现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因此，城市的现代化离不开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现代化水平不够高，并不仅仅是因为缺乏专业技术手段和专业技术人才，还因为缺乏健全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现代城市治理篇2
【关键词】水环境；治理；城市建设；生态环境
1、何为水环境
水环境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水环境”指的是水质，目前在城市环境规划指标体系中水环境分项指标主要指城市地表水CoD平均值和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广义的水环境正如《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所解释:“水环境广义指水圈，而通常则指江、河、湖、海、地下水等自然环境，以及水库、运河、渠系等人工环境”。即包括自然状态下的水资源条件(水资源量、水资源时空分布及其特征等)，又包括采用各种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对水进行控制、调节、治导、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的程度。也就是可以减轻或免除水旱灾害的保障标准，供给人类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水源条件和保障能力。因此在研究生态城市时，水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生物赖以生存的水体环境，抵御洪涝灾害能力，水资源供给程度，水体质量好坏、水利工程景观与周围的和谐程度等多项内容。
2、水环境在城市中存在的问题
2.1城市建设给水环境带来的问题城市发展需要建设，尤其是市政基础建设，包括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如果这些基础不完善或前瞻性不够，在随后的城市开发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心城区和副中心城市扩大了，发展了，但发展过程中规划、建设方案、设计中缺乏水环境保护意识，未正确处理好用地紧张、马路经济与水网保护、生态保护的关系，伴随城市发展造成水域填占、水质污染、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城市河网水环境遭到破坏并急剧破化，加上河网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滞后，长期来填占河道现象非常普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大量工业、生活污水直排入河，造成河水污染水质恶化，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2.2水利工程对水环境的负面影响(1)河道堤岸硬化及河底衬砌:城市防洪工程、河道整治工程传统上以浆砌块石和混凝土工程为主体，采用硬化堤岸河底砌护。由此带来水土隔离，将给自然生态带来了不利后果。导致水的自净能力减弱，水—土—植物—生物之间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受到破坏；(2)裁弯取值:以前的水利规划中为加快洪水宣泄速度，曾有太多的裁弯取值，城市建设使很多弯曲城区河道变成顺直，而古代“风水”最忌水流直泻僵硬，强调水流应曲曲有情。(3)河道拦坝蓄水:河流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连续的自然景观元素，同时，也是大地上各种景观元素之间的联结元素。通过大小河流，使高山、丛林、湖泊、平原直至海洋成为一个有机体。城市河流中用以休闲与美化的水不在其多，而在其动人之态，其动人之处就在于自然。而拦腰水坝已经给这一连续体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当水流穿过城市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惜工本拦河筑坝，以求提高水位，美化城市，从表面上看是一大善举，但实际上有许多弊端，这些弊端包括:变流水为死水，破坏了河流的连续性，使鱼类及其它生物的迁徙和繁延过程受阻；富营养化加剧、水质下降；丧失美学价值，影响下游河道景观。(4)水利工程的单一性:传统的水利往往比较单一，以单一的工程建设为主，缺乏与周边环境、周边功能的协调。(5)河道疏浚工程，往往忽视原有河道断面的生态合理性，也使得河道断面出现均一化倾向。这些都可能使生物群落失去栖息生长的条件。
3、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措施
3.1综合规划，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生态型城市是我们的目标，因此水环境整治规划必须以生态型、高起点、前瞻性为目标。城市河网水环境整治宜以“满足、恢复、改善、拓展”为原则，做到安全、资源、环境有机结合，保持同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城市、镇村发展规划相协调。应遵循自然、历史规律，不宜过大过多破坏自然习惯，即遵循水的自然运行规则。处理好总平面布置，即根据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及功能区划分规划等，研究分层、分类水系走向、沟通的布局，使之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应着重研究河网水系的通、流问题，即水体进出流动、补水办法和措施;强化治污措施，通过纳污能力分析，提出治污要求，最终消除污水直排水体、使水质达标。此外还必须重视总平景观布置和河道功能拓展问题，使城市河网水环境最终达到“岸清水绿、通、流、游顺顺畅游”。
3.2多元化水利工程设计传统的水利设计一般注重单体工程，近年来虽开始注重与周边环境协调，但从现代水利、城市水利角度衡量，尚存在欠缺，因此有学者提出水环境工程设计应为生态城市建设服务，改变单一水利工程设计的旧思路，从综合整治角度搞好设计。对骨干河网布置、断面尺寸选择上，通过水力计算，结合流域、城市防洪、城市总体规划、水资源规划确定，以达到满足安全要求；对支、细河网设计，宜从河网率、城市雨水调蓄之间关系着手，做到通、蓄兼顾。在线路上，骨干河道不宜过分强调笔直，宜以保持自然弯曲，适当整治，使之总平设计达到“排得出、引得进、水流畅、河道顺、环境美”。对断面结构选择上，宜以“软硬”结合为前提，按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地质，从纵、剖、面、立四方面进行比较，以做到亲水性、安全性、协调性。
3.3河道清淤经常进行河道底污泥疏浚不仅可使蓄水量得到有效的恢复，而且可大大减少水体的有机污染，是河网水体变清综合整治中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3.4调水、配水和补水工程设计规划中除要有通、流总体安排外，具体措施中要十分注重调水、配水和补水工程设计，在截污、治污的基础上，通过合理配水和补水，使河网水体活起来，达到恢复和改善水质的目的，为恢复自然生态奠定基础。
3.5提高人的素质，爱护生态环境加强河道环境管理十分重要，采用市场化操作，专业队伍承包管理维护水面洁净是个有效办法。但这个措施是建立在人们素质提高、截污除污、垃圾集中处理的基础上。对于面广量大的农村或城郊河网，水环境污染治理、垃圾集中处理更须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规划和实施，对源头进行控制，可有效地促进城市周边水环境的改观，这是搞活城市水环境的又一个基础条件。
3.6实施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大规模实施以污水管网改造为重点的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以人为本，充分认识城市污水管网改造的重要性，在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决策过程中，目标是还河流清水，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主要内容:①整治污染面，对污染严重的河流进行截污、疏浚和河堤治理；②截断污染源，对居民排水单元户进行雨污分流改造；③变污水为清流，新建污水处理厂，增加污水处理能力。
3.7城市污水管网改造一体化建设科学发展，实施城市污水管网改造一体化建设，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必须拥有匹配一致的污水收集系统和处理系统。将污水收集系统和处理系统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实施污水收集、输送和处理一体化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城市污水收集管网，既保证了污水不进河流，提高水环境质量，又使污水处理厂有污水处理，充分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现代城市治理篇3
按照组织安排，我参加了以“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定向培训班的学习，经过五天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感触很深。
在五天的学习过程中，我严格遵守了培训要求和纪律，细致听讲，认真学习并做好笔记，老师们精彩讲述，通俗易懂，丰富的学习内容，紧凑的课程节奏，让我的思想得到了提升。特别是经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交流讨论，让我从先进典型身上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指明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
在培训班上，通过xx教授对基层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精彩讲解，让我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主要抓好乡镇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格做好基层党支部双化建设，掌握各党支部工作。xx教授做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解读，深入浅出，剖析入理，让我影响十分深刻，对于我学习掌握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有非常大的帮助。叶林教授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三化”分析，为基层城市治理提供了指导，对我今后进行基层治理提供努力方向。xx教授对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精彩讲解，使我深刻认识到创新驱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性，基层治理需要智慧创新不断提供内驱动力。xx教授对城市社区治理难点及其突破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城市治理的重难点，用实际案例和浅显易懂的讲解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突围”的方向和策略。xx专家在讲解城市治理中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与舆情应当上，通过深圳治理经验，结合南雄实际，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提供的清晰的解决思路，并分享了深圳治理过程中提前预防的有效措施，很好的提供了解决类似突发事件的化解路径。xx处长针对基础依法民主治理的深圳实践--以街道办事处为例进行了分享，全面分析基础治理过程中民主治理的重要性，让我收益良多。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相关现场教学，让我深刻体会到深圳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先进经验，使我内心得到深深的震撼，也更加坚定了我朝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方向的步伐。
现代城市治理篇4
一、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模型建构的背景
1.城市治理实践的推进催生了城市治理评估的基础需求
城市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微观基础、基本路径和展示窗口。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5年的五年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首次突破两位数，达到10.97%，创造195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见表1）。截至2013年底，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90余个，其中千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有16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70%以上，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环比增加180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
从城镇人口数量和空间形态标准两个方面判断，中国整体上已进入到初级城市型社会;但是，从公众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城乡协调特别是从城市治理的水平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城镇化进程推动了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中，给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困难、贫富差距、社会治安等多方面的压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城镇化快速增长与GDp增速趋缓的交互作用又加剧了城市发展的各种矛盾。城市人口总量扩大与市民利益群体分化，以及群体利益和利益表达方式多元化等新情况、新问题更使城市发展的复杂程度和治理难度空前提高，单纯地“靠发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传统套路遭遇挑战，改革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创新城市治理结构、重构城市运行体制机制的要求相应提高。现代城市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沿袭传统的政府管控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国内多个城市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体制机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北京以治理“城市病”为突破口，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佛山市以“三个转变”（实现‘等上门’向‘上门等’、‘独角戏’向‘大合唱’、‘讲关系’向‘讲规矩’）为核心加速城市治理创新[1];浙江省温岭市通过协商式民主试验重构基层治理结构。这些城市治理实践的探索都从根本上催生了认识、评估和优化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需求。
2.城市治理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城市治理评价的直接要求
城市公共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它体现了人们对公共部门管理的全新的认识，构成了城市理论新的范式和新的理念。[2]在治理范式的框架下，公共管理的主客体构成、公共管理的过程和公共管理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萨拉蒙（LestermSalamon）提出了“新治理”导向问题。[3]这种“新治理”的主要特点包括：其一，综合重塑政府和私有化两种理论，寻求以知识体系的更新服务于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参与者和合作者。其二，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主体的多元合作，突破政府包揽城市管理权力的格局。其三，通过探索城市规划论文治理新元素、新工具和新路径（比如，工具性、网络制、公私合作、谈判与劝服、授权技术等）解决多元组织共治格局中面临的新问题。
国内外各种城市治理理论和模式都需要实证研究，特别是城市治理评估的印证。借助城市治理评估检验城市治理不同模式实现路径及需要改进的问题，获得城市治理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适应性调整的参照，以及明确多元治理理论、重塑政府理论和私有化理论的比较优势和不足，为治理模式完善、调适、建构及其目标和路径的调整奠定基础。
3.社会治理改革创新增加了城市治理评估的紧迫性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和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始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内容与重要抓手。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也是在城市层面创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方式的试验场。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跨越、善政向善治的跨越，可以加速国家、政府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城市治理体系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复杂工程，从设计城市治理结构改革理念和思路，确立治理结构改革的目标任务，到实施和推行改革措施都需要科学、客观、严格的测量数据作为决策支持的基础条件，都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数据支持和实践积累。如果停留在经验决策阶段，满足于坐而论道、泛泛而谈、仓促拍板，如此选择治理结构的路径可能造成治理改革成本大增和改革资源的严重浪费，以至于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重大损失。城市治理评估将为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改革实践提供决策信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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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现代化的评价范围与内容可以很多，但是，实际能够进入评价的内容和具体指标总是有限的。这需要我们按照一定的标准从城市治理的核心内容中提炼出关键概念作为界定评估内容的范围的依据，遴选出与评估目标相匹配的评估维度和指标。
2.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概念模型
为了保证评价体系建构的系统性和避免重要评价内容的缺失，评价模型的顶层设计工作十分重要。从评估体系建构的角度看，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评估性质问题。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评估是一种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估，城市治理评价体系需要通过收集比较评价对象城市治理改革与现代化的相对进程数据做比较。评估结果要综合考虑合法、公平、效率、满意、可行等几个方面的平衡。第二，评估主题问题。现代城市治理发展的核心主题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营利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多元共治，评价体系的主题也要反映不同城市治理主体了解、参与、监督城市重大决策的责任、机会和效果。评估结果要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路径上具有导向性。第三，评估内容问题。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中，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评估要体现过程导向的原则，评价体系的内容要通过治理结构、功能的比较反映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相对水平。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要体现结果导向原则。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业绩，以及市民满意度、市民治理参与程度、政府回应时效等效果的比较反映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城市治理的评估结果对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示范性。
据此，我们可以将城市治理主体性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和城市治理建设内容（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做交叉，形成一个2×2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体系的概念模型。其中，城市治理主体的划分旨在保证城市治理评估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质：政府组织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管理主体概念，它包括城市体制内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基层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治理主体概念，它包括体制外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城市治理内容的划分则是旨在保证城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的基本两大内容的平衡：城市治理过程和城市治理绩效两个具象概念分别作为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操作变量，可以从城市治理规制、行为和统计资料中观察、测量和检验，进而研判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相对进程。
四、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模型的应用
1.延伸设计城市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1）政府组织和基层社区的城市治理过程。重点内容包括：体制内主体在城市治理制度建设、治理体系运作及履行职能情况，比如，政府发改、城建、城管、法制、信访、经济与信息化等部门在城市公共服务、市民服务、治理技术平台、公共信息披露、应急动员响应、政府门户网站网络问政回应及时效等制度建设情况，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城市每万人人大政协提案数，社区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建设，年度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见报率。
（2）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的城市治理过程。重点内容包括：体制外主体在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设、治理机制维护和发挥作用情况，比如，市民参与重大决策听证、人民调解、市民信访和意见表达等制度建设情况，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渠道、数量和质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等。
（3）政府组织和基层社区的城市治理绩效。重点内容包括：体制内主体城市治理的业绩和效果。比如：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主要指标人均水平及三年变化数据（包括人均GDp、人大政协提案办结率、社会治安与每万人发案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市民幸福感，市民对政府城市管理的满意度（政务公开、社会保障、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
（4）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的城市治理绩效。重点内容包括：体制外主体城市治理的业绩和效果。比如：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承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情况，城市市民论坛网络建言的质量和数量，市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的社会评价、群体性事件（负向），新媒体舆论引导，志愿者组织影响力。
2.统筹编制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指数
在城市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模型的基础上，统筹各类城市治理主体和研究者的需求，编制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相对进程评估指数，提供反映不同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横向比较视角，以及反映同一城市和城市集合不同时期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纵向比较的视角，帮助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在具有可比性的参照系统中理解和标识不同城市治理创新实践的差异和治理现代化的相对进程。这个指数表达形式的结果包括：城市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总指数、城市政府治理发展指数、城市政府治理绩效指数、城市市场治理发展指数、城市市场治理绩效指数、城市社会治理发展指数和城市社会治理绩效指数，以及服务于不同评估目的的其他分指数。
3.健全完善中国城市治理评估模型
城市治理现代化评估模型要成为开放的评估体系，必须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不断聚焦重点、丰富内涵、完善流程、提升价值。评估模型提供了评估范围的大致边界，要在拓展评估应用领域的同时根据理论和实际需求、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的解释性等方面的变化，调适评估的内容，匹配评估目标和手段，优化治理评估结果表达。在评估模型的完善过程中要关注和反映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城市治理创新实践和理论的新发展，体现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要求。另外，要关注在评估框架完善过程中依据不同版本模型得出的评估结果之间的纵向可比性，借鉴项目反应理论（itemresponsetheory）等工具的思想方法实现不同版本结果之间的比较，确保评估模型和范式的系统开放性和动态优化。
参考文献：
[1]刘泰山.以“三个转变”创新城市治理——广东省佛山市的实践[n].人民日报，2015-3-30.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31.
现代城市治理篇5
思想界更是依据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将城市自治视为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根基所在,积极要求推进城市自治,改革城市政治。作为寻求社会政治改良的方案,城市自治思想还与20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相伴随,成为城市近代化在政治诉求方面的主要内容,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走向。尽管城市自治的实施效果与理想相去甚远,但客观上有助于近代城市的发展,成为推动近代城市发展的主观精神动力。
一
地方自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地方管理制度,是西欧封建社会城市自治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变。鸦片战争前后,地方自治思想随着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介绍传入中国。近年来,学界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对清末城市自治运动也多有涉及①,但是对清末城市自治思想的形成、流变及其对20世纪较长时段内中国城市发展走向的影响尚缺乏梳理,本文拟在此宏观角度作些努力。
城市自治思想尽管形成于清末,然而对西方
①研究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论著有沈怀玉:《清末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丁旭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等。研究清末城市自治运动的论文有吴桂龙:《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朱英:《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之比较》,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等。
城市自治制度的介绍却开始于19世纪50～60年代,与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几乎同步。从自强新政开始,相继走出国门、身历目睹域外城市文明的驻外使臣和留学生中已有人注意到国外独特的城市管理制度。1866年斌椿游历欧洲后,对英国的城市自治制度就有简略介绍:“英属各乡镇,皆公举一人司地方公事,如古治郡者然。”[1](p118)曾纪泽到伦敦后,对英国的城市管理制度也有所留意,记有:“英之各城皆有城主,能赏罚城中之民??惟每城岁一易主。”[2](p70)1876年,任驻英副使的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对英国城市自治制度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涉及城市自治机构的人事构成、选举办法、职责范围、经费来源、任期限制、就职仪式等内容,较为符合英国城市自治制度的实际。这也是驻外使臣详细介绍城市自治制度的文献。需要注意的是,刘锡鸿在对比英国的城市自治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乡遂里正制时,还隐然表露出对英国城市自治制度欣赏、赞许的态度。[3](p138～140)
郭嵩焘也记录有伦敦的城市自治制度。他注意到英国“在一千一百八十年后,设立伦敦买阿尔衙门,令民自选”的史实。[4](p370)买阿尔(mayor)即市长。他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此其立国之本也。”论者经常引用其中关于议政院的论述来说明郭嵩焘的西方议会民主观念,却忽视了他对于城市自治制度的重要论述。其实,郭嵩焘认为巴力门(parliament)和买阿尔同是英国立国之本,所以他在谈论英国政治制度时总是把二者并举。如他讲:“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百数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4](p373)以此说明提倡民权容易受到人民的支持,政权有稳固的基础。郭嵩焘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剖析是深刻的,以城市自治为核心的地方自治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基层民主政治的支柱,而议会则是建立在地方自治民主制度上的中央议决机关,二者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相互维系,缺一不可。在郭嵩焘看来,巴力门和买阿尔相对比,城市自治制度比国家议院更具有稳定性,更能反映民意从而得到民众支持。
此后,张德彝、洪勋、宋育仁等也陆续记录有国外的城市自治制度。但除郭嵩焘对城市自治制度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外,绝大多数人士对城市自治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尚缺乏认识,只是偶尔流露出赞许的态度,还没有提及在国内仿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寻求救亡图存出路的焦虑和期盼中,最早走向了世界、内心又萌动着对城市文明新知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要将城市的发展进步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联系。这种着眼于国内现实需要考察域外城市的倾向,是近代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显著特点。[5]这从他们走出国门之始对国外城市自治制度的大量介绍中体现出来。这种认知思路的发展,使得城市自治思想到清末大力倡行地方自治时,伴随着先进人士城市观念的深入及对西方政治制度认识的深化而日益凸现。
二
“清季以来,谈国是者,咸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基础。”[6](p840～841)从戊戌时期开始倡行的地方自治思想,到20世纪初年达到高潮。在对地方自治的讨论中,以周官乡遂之制、汉代乡亭之制、朱子吕氏乡约遗规等旧制来附会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言论相当普遍。康有为即以各地兴办的团练、善堂、书院等地方事务来证明中国也有“纯乎地方自治”[7]。与这种将近代地方自治制度与中国传统乡官制度混同的认识不同,梁启超经过1903年到美洲新大陆的短暂游历,提出了对近代地方自治明显高人一筹的见解。
梁启超着重考察了美国的地方自治原则。
美国独立以来,殖民地时期受英国政治制度影响而形成的以市镇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传统向全国推广。19世纪末,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重要,城市获得的自治权限也越来越大。[8](p146)20世纪初时,城市不仅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而且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即从美国城市这一视窗敏锐地发现,城市自治制度是其民主政治的基础,从而第一次准确触及到西方民主制度乃至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质。他得出的结论是:“故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其国,而成于组织一国之诸省;又非成于其省,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9](p160)在此,梁启超准确地阐述了城市自治与美国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城市自治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
梁启超继而对美国的华人社会群体进行了考察,结果令他颇感失望,认为华人只“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阐述说:“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镇,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9](p144～145)梁启超注意到,缺乏市制自治传统、无市民资格的华人即便以个人资格在美国“最自由之大市”生活“,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这一缺陷乃“数千年之遗传,植根深厚”,非朝夕之功所能改观,所以他提醒说:“为国民向导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9](p145)可见他对此的重视程度。梁启超到晚年仍坚持中西分属族制自治和市制自治的思想。在所著《中国文化史》的社会组织篇中,对比中西乡治和都市制度时,他又多次重申了“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
故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的观点。[10](p52)西方的市制自治与中国的族制自治使之在历史发展道路上析为两途,梁启超在此准确地区分开了中西地方自治的不同精神旨趣。西方的地方自治肇始于城市,受欧洲中世纪政治结构中“政教分离”、城市与国家二元对立等历史传统的影响,在相对独立、自由的自治城市里最先出现社会束缚松动、自由意识伸张、市民社会兴起等社会变动,并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的近代民主国家;而在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城市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市民受到政府的严格约束,无法产生相对独立的自治城市,也不会有享受一定政治特权及经济、法律等权利的自治市民。中国的乡村社会主要是由封闭的宗族组成,虽然宗族内部有较为严密的组织,但是宗族之间实际上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无法凝聚成一个社会。乡村的宗族又是由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士绅来控制,缺乏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性,因此和封建城市一样难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动,以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11]梁启超能够透过美国城市表象,准确把握中西地方自治的实质性差异,其思想之敏锐令人叹服。梁漱溟先生评价说,梁启超在游美期间对中西地方自治的“略点”一二“,虽于中西社会演进之两条路,尚未言之深切著明,而所见正自不差了”。[12](p254)综上所述,梁启超从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认识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族制自治,与西方的自治精神大相径庭。这表明他对近代地方自治的实质以及城市和地方自治的内在关系有比同时代人深刻得多的认识和理解。理解的深入势必推动国内的地方自治运动向新的阶段发展。
三
在20世纪初年要求推行地方自治的舆论中,有相当多的人士受到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自觉地将城市与地方自治联系在一起,呼吁以城市为重心实施地方自治。不过,这一时期鼓吹地方自治者的思想比较芜杂,其城市自治思想既明显受到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但又接受有康有为等认为的西方近代地方自治中国古已有之的观念。总之是互有取舍,糅杂中西地方自治的差异。不过,争取实现以城市为主导的地方自治是此后地方自治运动发展的潮流。如有论者主张应在城市中推行地方自治,“内参朱子吕氏乡约之遗规,外取列国市府议会之新律,合之以吾国之内情,酌之以今日之现势,定为成宪,俾天下相与遵守”,以此奠定立宪之基。[13]建议地方自治先在城市实行的依据是:“美国立国之初,其中数州,自治之治,亦仅先行之都市。”论者还以周官乡遂之制附会法、德等国的市制,主张“今用周官之古意,仿诸国之新制,参酌损益,先行之于都市”,则地方自治“顺而易成”。[14]有论者直接指出:“今日欲求真实立宪之制,渐次成立,在势诚不得不汲汲于地方自治矣。”“则今欲求自治,著乎之点,即不可不先从事于市政。”[15]主张先实行城市范围内的地方自治,以此改变专制制度。
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情况看,城市范围内的地方自治是主流,各地自治运动主要倚重城市来推行。在最早自发兴办地方自治的上海,当地绅商受租界影响在全国率先设立自治性质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主持局务的李平书、祝承桂等堪称为城市自治运动的先驱。[16](p271)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地方自治运动由各地自发举办,转入在清政府的督导下全面推行阶段。为减少阻力、尽快见效,各地官绅有意识地主要围绕城市推行地方自治。社会舆论根据国民智识低下、国土辽阔、风俗悬殊等客观情况,也提倡“宜于各省省会与夫市镇之繁盛者,先令实行地方自治之制。行之数年,有成效矣,各省人士见闻日习,政才日裕。且既有模范可以近取而则效也,则可渐推而行之府县乡村。十年以往,教育愈兴,民智愈启,自治之制,自可遍行于通国,而无复纷扰之虞”。[14]各省官员多是选择繁盛城市试办地方自治,以开化风气。如湖北“,借武、汉两府为试办自治之地,使人民咸晓然于职务范围之所在,然后推行尊办,庶不致法立弊生,徒滋纷扰”[17](p769)。直隶“,查清苑县为省会首善之区,已饬令组织城议事会、董事会,为各属模范,以利推行而期普及”[17](p809)。就各省地方自治的办理情况看,城镇自治机构的设立普遍比乡村自治机构提前完成。安徽在宣统二年已将全省“城厢自治一律办齐”。[17](p782)同年,湖北“各属城治之自治公所,已据报告,一律成立,自治研究所亦次第开办”。[17](p785)城镇自治实际走在了乡村自治的前面。
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末城市自治运动的发展并不充分。尽管如此,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已成立的城市自治公所超过850个,镇自治公所超过530个,乡自治公所在1970个以上。[18](p92～93)考虑到当时城乡数量的悬殊比例,完全可以认定,地方自治运动的重心是城镇而非乡村,城市自治运动是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主体。
四
清末城市自治运动对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地方自治的附属物,《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近代市制被引进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将城镇与乡村区分为两个行政系统。市制作为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与附属的性质在近代中国长期存在,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衰决定着市制的起伏。自治运动和近代城市发展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民国学者在检讨中国的市制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清末政治改革中将市制与地方自治进行自觉联系这一影响深远的趋势。顾敦?在《中国市制概观》中,分析了“向来重乡治而忽市政”的传统在清末被大大改变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受到西洋三种影响所致:一是“交通频繁,商业逐渐发达”;二是“机器的输入,工厂并设”。这两种原因使中国出现了城市化启动并缓慢发展的迹象。
西洋影响的第三种原因“是最大的原因,那就是德谟克拉西的影响”。他具体阐释说:“清末,内政不修,外交失败。有识之人,咸知非取法西洋,革新政治,不足以图存。”晚清新政运动“与市政有极大的关系。原来所谓西洋政治,就是立治;立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初步,就是地方自治;而市政的推行,就是地方自治的一部分的工作”。[19]顾敦?在此指明,中国近代对市政开始注意,关键因素在于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20世纪初的有识之士在探索救亡图存方略时,找到了地方自治特别是城市自治这一西方民主政体的根基,从而自觉地将民主政治与作为地方自治重要构成部分的市政紧密相联,将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争取城市自治之上。
清末各地以城市为中心建立的自治机构,采用了西方议行分立的组织体制。议决机关为议事会、执行机关为董事会,两者互相监督,是大众参与政治的重要环节。民主选举、议行分立等民主化因素在城市最先出现,对推进城市政治近代化具有积极作用。在地方官员的监督下,以日益城市化了的绅商为主体的推动力量,关注近代城市的发展,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他们的活动以及城市的自身优势,使得自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个别大城市自治机构的行政权限已经包括财政、工务、警务、学务、卫生、司法等。[20](p635)1909年成立的汉口各区基层自治机关,已具有对地区性公益事务进行管理的权限,俨然是城市基层政权。[21](p100)城市自治机构的权限日趋扩大,适应了清末以来随着近代城市化的启动和快速发展,城市生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迫切需要有相应的市政机构来承担城市管理职责、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客观要求。
然而也应看到,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是以官治色彩较浓的日本地方管理制度为样板,其宗旨是协调官府和民间的关系,以民治辅助官治。城市自治机构作为官治的附属和补充,要受到地方各级官府的监督和严重掣肘,在专制权力面前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和弱势地位,无法成为拥有独立行政权的一级政权实体。事实上,清末以市民自治为基础兴办市政的模式和以官府操纵控制、排斥民主化因素为特征举办市政的模式一直处于冲突状态,这种对立发展到民国初年,终以地方自治运动的被扼杀而告终。
民国初年,县级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沿用清末旧制,继续推行地方自治,但是延续时间相当短暂。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重申地方自治的宗旨是“辅佐官治,振兴公益”“,决非离官制而独立”,他还诋毁各自治团体“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并于1914年3月“,着各省民政长通令各属,将各地方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22](p83～84)!至此,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遭到专制权力的扼杀,“市制也不再存在”[23](p324)。尽管此后内务部颁布有《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分调查整理、提倡与实行三个时期,但“实属故意延宕时日,毫无施行自治之决心也”。[24](p26)该条例一直未能实行“,地方自治运动大受顿挫”。[25](p705)五
近代先进人士对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追求是长期不懈的,其主流又是追求城市自治,培养市民的自治精神。这种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一直贯穿于近代市政史中,并在20世纪20年代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1921年7月,北京政府公布《市自治制》,恢复了市的行政建制。此外,联省自治运动中,南方颁布的省宪均有关于市制的规定。这些都直接刺激和诱发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地方自治热情,城市自治运动又开始重新活跃。时人有言:“故年来地方自治之声浪洋溢于耳,各大通商口岸之居民复因种种需要与刺激,感觉创办市政之必要,于是乎市制度乃极为一般人所注目。”[26](p2)北京市民为反对官府督办市政,还拒交警捐,要求提前设立市自治会,由市民自办市政。[27][28]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实现城市自治和改革城市政治制度有浓厚的兴趣。
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地方自治运动再度高涨,城市化进程迫切需要城市行政近代化的背景下,一批青年留学生受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市政改革运动的影响,希望在国内通过推行城市自治、改善市政体制的途径来实现改良全国政治、建立真正民治国家的目标。他们推动国内城市发展和城市自治运动的基本信念是:“都市自治为培养民主国民自治之智识而达成真正民治之阶。”[26](p1)“市自治系地方自治之中心,为厉行民治者,必先着眼之点。”[29](p1)“市自治制度是自由国家的精华。一个国家虽可以建设自由政府的体制,若没有市自治制度,不能有自由精神。”[30]他们希望依靠市民,通过城市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构想,无疑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探索实现民主政治的新路径。
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这批留学知识分子的思想路径,和清末城市自治思想以及清末民初地方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新路径是清末已经显露出来的,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民主化侧重城市优先发展趋势的历史延续。20年代的这批留学知识分子,不仅像梁启超那样从欧美各国城市发展历程中认识到西方民主,而且还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各国市政改革潮流中汲取思想资源。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城市观念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所以比清末先进人士对城市的认识有所深化,而美国市政改革运动正是影响这批留学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最重要的时代性因素。从城市改革入手推进城市自治,实现民主政治目标,在他们那里已是日益明晰的思想路径。它基本决定了此后中国市政的发展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这批留学知识分子对不可抗拒的城市化趋势,以及对工业化以来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把握住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还表达出以城市为中心,以推动市政改革为途径促进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期盼。①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20世纪20年代这批留学知识分子的信念和追求既有历史继承的一面,如对以城市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的探索方面始终与清末保持着连续性;但更多的则体现
①关于这批留学知识分子的城市观念及其对市政体制改革的探索,参阅赵可:《20世纪20年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以归国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5期。
出历史超越和发展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先进国家城市发展鲜活的现实经验中认识到城市的主体地位,以及从世界性市政改革浪潮中受到启发而构建的通过市政改革推动近代中国民主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变革的道路上。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使他们取代了清末民初的士绅阶层成为推动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新兴社会力量。而20世纪经过市政改革后的美国城市也取代了日本,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效仿目标。以此为标志,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已经越来越密切地和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相联系,主动融入世界城市发展潮流之中。
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城市近代化新兴推动力量,对从城市改革入手实现民主政治目标新路径的积极鼓吹,为推动近代城市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市政改革思潮的影响下,全国各大中城市在20年代以后,相继展开以健全城市政府职能、强化城市管理、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市政改革运动,促进了大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水平的提升。但是在国民政府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官治专制下,以城市自治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无法实现,城市政治民主化进程长期严重滞后。留学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以市自治为核心培养市民自治精神,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并以城市为中心带动社会全方位变革的理想目标,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不得不归于幻灭。
从清末初露端倪至民国时期明显凸显的城市自治思想,是20世纪知识分子在认同近代城市文明的过程中,所找到的通过城市自治改革社会政治的方案,它在政府的有限度扶持下付诸了一定的实践。近代知识分子基于由城市自治道路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理念,而倾注于20世纪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浓厚民主化指向,使近代城市发展越发明晰地具有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和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
城市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指出:城市应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具有法人的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这种制度的精髓就是城市自治。[31](p35)现代城市具有与中世纪和近代城市一脉相承的属性,实行市民自治的市政体制已被公认为是现代市制的基本特征。城市可以在一定区域内,由当地人民自行选举组织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事务实行自主管理。但是近代被引进中国的市制却长期发育不良,城市自治原则被执政当局严重漠视,特别是政权建立后,更是用“党治”面目出现的官治完全取代市民自治。此后的市制基本上只是一种城市型行政建制,其结果不仅忽略了城市生活特有的公开性、自由性,而且不利于吸引市民关心地方政治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延滞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陈之迈指出:西洋人在讨论地方自治的时候以都市为注意集中点,“中国的情形似乎与此相反,一般论地方自治的人多以注意力集中于乡村自治,对于都市自治反不十分注意”。[32](p150)将都市自治“只视为一种附庸,而不认其为主体。在西方国家中,都市人民自治的程度比乡村为高,在我国则反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地方自治的时候往往忘却了都市。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其造因恐怕唯有求之于几千年的意识”。[32](p143)
从世界经验来看,自治创始于城市,并在城市中日臻完善。基层民主就是在城市中通过市民自治率先发展并推广开来的,城市自治扮演着基层民主摇篮的角色。城市在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比乡村更具优势和潜质,“都市是领导着乡村向自治的大路上走的”。[32](p150)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居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正前所未有地被社会所承认。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凸现出来。尽管中国缺乏欧洲中世纪那样悠长的城市自治历史传统,但清末以来的城市自治思想及实践,使城市具有的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仍是当今健全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完善城市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新型城市社区可供发掘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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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治理篇6
关键词：城市发展；法律；资本主义；社会学意义
一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农业时代政治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的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工业文明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城市以经济功能为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政治城市优先发展逐步转移到经济城市优先发展，城市主要功能逐步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这是一条普遍规律。然而，这一转变并非突变，而是一种渐进性转变，实际上，在农业文明时代，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已开始发展起来，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这是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共性。当然，从城市产生的那一天起，中西方城市的发展就存在一定差异，愈发展。这种差异就愈大。
城市产生于文明社会，它的起源大体上与原始社会解体，国家的出现一致。原始社会后期，一部分权势集团或富有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驱使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土地的耕作者在其居住地周围，挖壕筑沟、修城造廓。随着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城廓也就不断巩固和完善，这就形成了人类最早的城市。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王权制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庭和宙宇的控制之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吏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成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因此，从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农业时代早期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的社会功能中，政治功能排在首位。它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在古代中国，大约在距今4000～5000年间，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即先后出现了一批早期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地形成了大批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都是中国统治者为了建立政治中心、军事踞点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依着‘由外而内’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城市，城市的建立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多于自发的自然地形成。”在西方，古代希腊文明的源头——爱琴文明-克里特、迈瑞尼文明时代。亦是如此。约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克里特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宫殿的修筑。每个城市国家多围绕王宫而形成，宫廷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表克里特文明中政治城市优先发展。迈锡尼人王权是以宫殿为中心，以繁复的行政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成熟的君主制。这种制度更接近于同代近东文明古国的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制度。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是如此。“在古希腊人中，王权制度和城市主体的构成成份，与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所见到的情况基本相同。”
然而，历史的发展逐步使中西方城市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随着罗马帝国的日益扩张，城市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蛮族的入侵，使灾难加深了，昔日繁荣的都市已变得满目疮夷。然而，大约从公元10世纪开始，奇迹发生了，新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出现，同时衰败的古代城市开始复苏。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巴黎、伦敦、科伦、布拉格等一大批工商业城市出现了。这些城市一兴起，就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与中世纪早期一些由教会控制的城市，性质完全不同，它们是经济中心。西欧从此开始逐步由政治中心优先发展转移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城市的功能主要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而在中国，随着秦王朝一统中国，郡县制的普遍推行，城市成为中央、郡、县各级政权机构所在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首都——郡治——县治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城市的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因政治的需要而推动。
然而，从政治城市到经济城市优先发展，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中国城市的性质在唐代中后叶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出现了一些经济都会，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另一方面，从唐末到北宋，新的工商业城市——镇市开始发展起来。宋代各镇市均以工商业的发展为特征，部分镇市的繁荣特征与收入状况，已开始接近或超过州县城。虽然它们总体上规模略小一些，但却有着不同于传统政治城市的突出的经济功能。把这些镇市称为经济都市或雏形的经济都市，显然并不过分。市镇的广泛兴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城市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赵冈指出，中国城市分为“政治意义很强烈”的“行政区划的治所”(赵氏称之为“城郡”cities)和“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两类(markettowns)，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市镇两者的性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不同。”宋代以后“大中城郡的发展完全停顿，城市化的新方向转到市镇”。
唐宋之后，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之间的商品流转较以前更加活跃。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尤其是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南沿海地区、江浙地区、长江沿岸、大运河沿岸城市发展较快。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均为国内地一流的城市。这些城市经济非常发达，晚明的苏州无论“财赋之所出”、“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手工业还是“驵侩诗张之所依窟”(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可以说已经转化为工商业功能为主的城市。清代的北京，城市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出现了“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的景象，城市功能向多样性、综合性发展。又如开封，傅依凌将其作为传统城市的代表，认为“这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的”。但明中叶以后，在保持这种奢侈性消费特征的同时，生产经营型及为满足广大民众生产、生活需要而开设的各类店铺业、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日渐增多起来。这一时期市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出现了一大批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工商业茂盛的镇市。如景德镇、汉口镇、佛山镇、盛泽镇、震泽镇等。市镇的经济功能非常突出，堪称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天津、上海等。
因此，农业时代后期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质发生了一定变化，一方面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强化，城市功能向综合性、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工商业之都，如明清时期的苏州、杭州，不仅商业发达，而且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可谓工商并重，这一类城市已具备了前现代化城市的特点。另一方面，大批经济意义上的市镇开始产生。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城市以政治行政功能为主的状况。“即使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业发达，市镇繁荣，‘经济因素’在一些城镇表现得十分突出，但区域内主要城镇所具有的政治或军事功能，则从来就没有削弱过。”这一点与欧洲城市发展道路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西欧自工商业城市兴起之后，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并且依赖货币，使城市从不自由的地方上升到自由的地方，城市先后通过购买或武装起义，使城市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城市开始制订了自己的法律，成为了持久的自治共同体，并逐步成为了西欧封建社会的“体制外权力中心”。然而，中国自宋代城市“城市革命”以来到鸦片新战争前几百年的时间，虽然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但其城市是整个封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较多的中外学者在论及古代中国城市时都注意到了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区别。而韦伯最为典型，韦伯在《儒教与道教》等著作指出了西方中世纪城市和中国古代的城市的区别，他从城市起源、地位、性质、有无法律、居民的差异等几方面论述了中西城市的区别。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帝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结果。而西方中世纪城市则是商业发达的产物；“在古代中国，以城廓为地域界限的城市虽然早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城市一直处于中央集权和军队的控制之下，不像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中国的城市缺乏西方城市所特有的政治力量：领事、参议会，按照拥有军事独立权的商人行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商人与工匠的政治组织。”“亚洲城市中没有一种特别的、城市市民本身所独有的、实质的法或诉讼法，”中国城市的居民“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西方中世纪城市则是以自由民为主要成员。并在比较东方城市与西方城市两大理想类型城市(以传统中国城市为典型)的基础上，揭示了城市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的内在关联。韦伯的城市观也受到很多批评刚。从上述的分析看，韦伯将西方中世纪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进行比较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确，在农业时代。中国历朝历代的行政中心城市与欧洲中世纪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中世纪欧洲城市不能作为西方早期城市起源的典型。西方早期城市都是以政治功能为主，直到中世纪的商业革命才诱发了西方城市功能的变异：生产性的城市经济中心出现，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城市才开始走向城市自治，东西方城市的发展才出现巨大的差异。因而不能将欧洲中世纪的工商业城市作为城市的原生形态来与中国原生形态的城市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中世纪城市革命”开始，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市镇开始产生，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因此，中西方城市发展道路在具有差异性的同时，也具有同一性。但是，即使是这些经济城市。与欧洲中世纪的工商业城市相比，也仍然缺乏政治上的特殊性，因此韦伯对中西城市发展差异的分析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在韦伯看来，这种差别有着根本的社会学意义。正如施坚雅所说：“韦伯的构想虽则在史实上并非总是确切无误，但在社会学上却是无瑕可击的。在他更大的开拓性计划中，西方型城市的特殊职能又赋予他的构想以高度的洞察力。”这里所说的韦伯“更大的开拓性计划”就是指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西方为什么较早步入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步入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中西方城市的历史发展中找到答案。要真正了解这一点，需要从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谈起。
二
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是韦伯终身研究中关注的问题。一般认为，韦伯仅仅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起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其中，他特别强调法律与城市的重要性。理性的法律是使经济行动得以收到预期的后果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如要合理的运用，就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而城市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和载体，城市创造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系列条件。而理性的法律正是首先产生于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现代资本主义，即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特征在于，它的基础是一套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是由工业城市创造的，它们不存在于古代的城市(polis)”。韦伯在考察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基础上，指出了适合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城市的5个特征：1、要塞；2、市场；3、有自己的法院和至少部分有自己的法；4、团体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5、至少部分自治和自主，也就是说，也通过行政机关进行管理，市民本身以某种方式参与行政机关的任命。正是这种理想类型的城市共同体，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并且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扩张，“新兴的资本主义”用新的商业贵族的权力取代“封建主和行会市民”的权力，并且借助于王权，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广到全社会。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城市实际上是合二而一的。”而在中国，由于没有产生这种城市共同体，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欧洲中世纪产生了这种城市自治共同体，而在中国古代却没有产生这种城市共同体?我们还是要从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要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权力体系和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答案。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之后，能够迅速地发展壮大，战胜封建主以致最终战胜王权，一方面是城市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西欧独特的社会结构：政治分裂，教权与俗权相对，世俗统治与教会统治并存；诸侯割据，王权软弱，全国缺乏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在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中，社会留下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缝隙，在这些缝隙中，由于相对脱离了结构性的强制，新的因素能够产生和发展起来。再者，西欧封建制度带有契约性因素，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具有契约性关系，因此韦伯称西欧封建制度为法制化制度，这一点对西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城市的所谓自主性与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其法制化因素的延伸，城市所得到的特许状“只是领主与封臣之间契约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如果不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多元结构，没有封建支配所展示的那种固定化、法制化的倾向，城市的政治特权无法想象。
而反观中国，自专制主义国家建立以后，中国就一直不存在象西欧那样的教权与俗权并立的统治模式，皇帝“不仅是最高的领主，也是最高的祭司”。皇帝的权威是全面的。至高无上的。而且中国的文明从未发生中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专制统治体制一直延续，而且不断强化。正如王国斌所指出：“中国不仅一直维持着统一帝国的形象，而且不断地再创统一帝国的实体。”其城市发展也一直保持着连续性。虽然到了帝国晚期，一方面，许多传统政治行政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等工商业非常发达，但这些城市仍然是封建政权分布在各地的不同等级的政治中心，因而城市一直是在封建皇权的有力控制之下，不可能成为城市自治共同体。另一方面，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市镇发展起来。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足以阻止任何自主社会力量的兴起，足以阻止自主城市的发展，并将市镇纳入自身的运行体系之中，而不使之成为对立物。对此，施坚雅在《晚期的城市》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
现代城市治理篇7
一、充分认识市容环境集中整治的重要意义，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创造良好的市容环境，是城市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建设现代文明城市的重要保障。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有利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增强规划的权威性；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发挥城市建设的投资效益；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优化投资环境，促进对外开放；有利于发挥城市基础设施的综合功能，促进全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几年来，我县各级组织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抓好发展经济的同时，从夯实经济发展后劲和让人民群众满意出发，把市容环境治理摆上重要位置，在积极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切实加大对环境整治的力度，使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市容市貌有了新的改观，市容环境长效管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市民群众的环境意识也得到不断增强。各级组织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部署和各自的工作职责，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狠抓落实，积极开展城市管理创优活动，使城市容貌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城市的形象品位有了新的提高，各项工作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当前我县市容环境卫生现状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仍有相当的距离；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全国文明城市的标准还有差距，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作不平衡。城郊结合部地区、农村地区环境卫生水平同城区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暴露垃圾、露天粪坑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而这些过去的结合部及农村，如今经区划调整后很大一部分已纳入建城区范围，这些地区环境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影响整个城市环境面貌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二是影响市容环境的显见性、多发性违法违章现象，如乱贴乱画、乱牵乱挂、乱搭乱建、无证摊担乱摆乱放、占道经营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三是市民群众的文明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增强。虽然市民群众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但部分市民的不文明行为习惯仍根深蒂固，公德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比如随手扔垃圾，随地吐痰、便溺，公共场所赤膊光背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加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整治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首先，抓好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搞好城市环境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就是我们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行动。
其次，抓好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是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城市现代化是个综合概念，包含多个要素、许多指标，其中，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是重要内容之一。加强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既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许多指标在省内乃至全国位居前列，但我们的城市化水平特别是城市管理水平距目标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加强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进一步提高集中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对加快推进城市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确保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这次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总体目标，以省、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实施细则》为依据，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考核标准要求，针对我县市容环境卫生现状，集中优势力量，采取强有力措施，对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的不文明、不规范现象，显见性、多发性违法违章行为，影响城市文明程度的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的容貌景观进行阶段性、大力度、全方位集中整治，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达到市容市貌明显改观、环境卫生明显改善、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市民文明意识明显增强的效果，使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水平达到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要求，广大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突出问题得到较好解决，长效管理的措施得到进一步落实。
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部署，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全面发动，齐抓共管；突出重点，综合整治；注重长效，标本兼治。
为了搞好这次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达到预期效果，各级组织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市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为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提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二）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建立有效机制，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市容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需要广大市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自觉从我做起。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在道德实践活动中要率先垂范，做好表率，形成上下结合、团结协作、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现代城市治理篇8
关键词：交通城市负荷
1.序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科学技术革命影响深远,各国之间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以谋求共同发展,而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交流日益频繁。城市交通是城市经济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它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居民工作和日常生活等正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整个城市的基本构件。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城市客运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事实上,近年来各地政府在城市道路建设和改造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投入,城市交通运输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机动车和驾驶员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在持续增长,有的城市高达30%,并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远远超过了道路的建设速度。另外,由于我国城市交通是一种包括行人、非机动车辆和机动车辆在内的混合交通,从而使交通组织、交通管理和交通控制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而导致严重的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道路超负荷,平均车速下降,交通事故频发,交通污染严重等。因此,在当前不断增加的客流量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实事求是地剖析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的特色和优势,结合现代先进的交通控制管理技术,用于解决我国现状城市交通问题是十分重要而又极其紧迫的。
2.当代中国文化特点
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的政治文化带有鲜明的时代和中国特色。1986年初,分别来自国内外21所大学和10多个研究所或学术机构的70余名与会者,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主旨之一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联系和交流[1]。此举展示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欣然迎接世界文明大潮冲击的胸襟。几年之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文化大家,他们整体把握中国古典哲学及其精神实质,用以阐释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他们[2][3]把社会生活分为经济、政治和广义的文化三个方面。广义的文化又包含三个层次:哲学和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社会心理,包括风俗习惯以及一般人的思想意识[2]。这里所划分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城市交通及其管理的方方面面。总体来看,我国现实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利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的城市交通管理科学技术,创造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交通管理现代化的路子。同时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城市交通管理的落后状况,积极而有步骤地实现城市交通管理科学化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秩序。
3.我国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与政治文化区位之整合
通过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剖析,知道我国通过文化重建和思想解放的大文化热潮,形成了以倡导科学与民主为中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氛围。这对寻求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途径是很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城市交通领域,还存在许多与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不调合之处,需要不断地对当前的政治文化区位加以调试和整合,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城市交通研究的科学骨架和生长点。
3.1城市建设中的交通问题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长期以来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缺乏对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视。建国初期,汽车交通发展缓慢,城市交通的矛盾不明显。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石油工业和国民经济其它产业的发展,汽车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运输量也随之增加,铁路和水运逐渐饱和,汽车运输逐渐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后期,城市交通迅速增长,城市中心地区的交通矛盾很快激化。对近代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方面的变迁,许多国外学者也保持了专门、持久的兴趣。r.索罗门提出,“”将斗争作为政治过程的合法组成部分,最终会使中国民众摆脱权威主义的沉闷气氛[4]。1978年以来,虽然重视了道路交通设施的建设和规划仍相对滞后。由于交通管理因素、交通分配不合理等而导致了道路的通达性差,路网流量分配不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政府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但由于多年来欠账太多,远远比不上同期我国城市交通需求的增长速度。a.瓦尔德认为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赋予了工作单位以支配个人生活的广泛权力,同样也赋予了工作单位的掌权人物
以巨大的权力。这就导致了一种“原则化的特殊主义”,一种“家长式的专断统治与现代官僚制形式的结合”。使得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一般是单一中心的同心圆式的发展。城市发展建设上缺乏远见,没有清晰的、超前的规划思想,而主要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城市集中式布局的传统,从而使城市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城市布局的不合理性造成工作与居住、生产与生活联系的不方便,人和车的平均出行距离越来越大,加大了交通流量,使得城市生产和生活周转减慢,越来越不经济。
针对我国城市交通的症结,政府在制定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宏观对策时,应该从我国城市人口多、客运量大的特点出发,从根本布局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在我国,城市人口密集,很少有像西欧或美国中西部那样的布局比较分散、规模比较小、密度比较低的城市。此外,我国现又实行劳动密集、广就业、低工资的政策,所以城市客运量大是普遍规律,这是我国城市交通的特点,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即使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体系仍将是我国城市化的特点。从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出发,结合建立先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引导城市用地总布局向合理状态转化而进行必要的调整,改变单一中心的布局结构,减少跨区性的交通生成量,缩短出行距离,使交通均衡分布。九十年代初,广州市通过一系列的城市建设改造,结合城市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的开拓与研究,从根本上治理交通环境,一改过去“出门难,等车烦”的现象,使广州市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是我国城市交通综合治理有所突破的成功典范之一。
3.2城市道路系统建设与政治文化区位之整合
l.w.派伊等人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有大批论着。他认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离不开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独特态度。他着意考察了近代中国独一无二的通商口岸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虽然推动了社会多方面的现代化,但同时也加深了地方与内陆的差别[5]。我国大多数的城市道路系统不完整,交通流过于集中在少数干道上,迂回运输现象比较普遍;城市交通结构不合理,各种交通工具没有合理地负担各自的运输任务,以及自行车交通量的不合理发展;同时,城市中缺少各种车辆的停车场,各种车辆的乱停乱放及其它堆放物占用道路和人行道的现象十分严重。加上我国城市的整体经济水平比较低,发展又极其不平衡,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差异很大。不同性能和不同功能的交通流在同一平面上混杂在一起,互相干扰,特别是机动车受到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干扰,使得机动车流量的速度降低,带来的是城市道路利用率降低,从而导致城市交通效率大大下降。在交通管理设施方面,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先进、轻实用的问题。比如在最容易导致交通冲突、产生交通阻塞和交通事故的道路交叉口,许多先进、昂贵的设备和产品都得到了应用,然而在交叉口的交通渠化、标志标线合理设置、信号相位的准确细致设计等等最为基础的方面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因此,在我国城市道路系统建设中,最主要的应是以城市用地规划为基础,搞好城市交通规划工作,将规划、设计和综合治理相结合,来缓解交通拥挤局面。另外,要注重完善道路系统。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和建设要立足于逐步改革城市道路系统结构,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合理的、分流的道路系统。在此前提下,有目的、有计划的安排路段和交叉路口的改造。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特区城市,它在道路系统建设中,从系统工程观点出发,注重搞好城市交通规划工作,将规划、设计和综合治理相结合,重视城市地域结构的功能及其合理划分,使整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区域划分得当、中心分布合理的总布局。九十年代初引进了日本的京三(kyosan)系统后,将整个城市交通纳入了统一有序的管理轨道,进而成为一个均质、紧凑的统一体。是我国特区城市道路系统建设中的一个成功事例。
3.3城市交通管理与政治文化区位之整合
派伊在《中国:导言》[6]一书中,对新中国的政治机构与国家官员的文化心理作过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风格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在相当程度上把国家机构划定为一个规模不大的技术和管理机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明确分开。在这种划分当中,共产党强调区分一般政策或路线(方针)与管理政策,路线由政治局制定,管理政策产生于官员们执行总路线的工作。由于国家机构完全用于执行政策,所以各部门缺乏自己的鲜明特性。交通管理部门在解决交通问题时的指导思想缺乏远见。只是忙于治标,而忽视了治本,缺乏从全局观点出发、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从城市布局和整个道路系统出发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往往就事论事,从一条道路、一个交叉路口去解决眼下
的问题,这样一来,经常会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例如,在城市交通指挥中心建设方面,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建立了城市交通指挥中心。但是,如何使指挥中心实用、高效、经济,如何将中心内的各子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快速有效的协调指挥调度和各种交通信息的共享,以建成一个能最大能力地发挥出实战作用的交通指挥系统,在这方面认识不足,投入不成比例。在许多国家简单的城市交通指挥中心内,系统集成指挥调度软件投入往往达百万美元之巨。
一个城市的政治结构与城市交通和交通管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城市所处的政治地位、政治活动特点、政治形势的变化特点、治安、法治管理等等,这些都给城市交通及其管理提出了大量问题和要求。各种政治的、人民群众的、民族的、行业的、宗教的团体会影响一个城市的社会关系、社会风气、社会精神面貌、社会道德等方面,从而影响一个城市的交通和管理。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沪杭宁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带形成为我国的一个大城市带。此外,还有京津唐三角的大城市带和辽宁中部以沈阳为核心的城市群地带。这些大城市带注重调合城市的政治结构、文化意识与城市交通和交通管理的关系,把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纳入科学化、现代化的轨道,从整个大城市带的发展规律看城市交通和交通管理的规律,高瞻远瞩。并开始了研究建立面向its,适应于中国城市交通特点的实时自适应控制与管理系统,称其为cutracms(chinaurbantrafficreal-timeadaptivecontrolandmanagementsystem),基本概念如图1所示[7]。力争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实现自己的规划,适应形势,解决问题,在我国起着政治经济的中枢作用。
现在中国领导正努力引导全国人民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而它正面临着我党的干部教育素质低下的严重问题。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党代会之后,在青年干部群当中,受教育较少的人数量可观。所以,一个交通管理部门的干部参加紧张、定期的学习,并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参加教育讨论会和理论学习,目前显得尤其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认真研究城市规划中的交通问题,做好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规划,根据现实的交通状况提出科学、系统、合理、有效的交通整治和管理方案,把交通管理规划、城市道路建设、城市道路设计结合起来;并配合其它措施减少交通事故和降低交通污染,实现交通管理的科学化、法律化。
4.结束语
现代城市治理篇9
一
马克思指出：“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1]因而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必然显现出国家宏观职能的中观化或微观化，呈现出政治性、行政性和法律性的特点，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纵观历史，城市诞生之初，往往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如古希腊的城邦，此时的依法治国实质上是依法治市。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展，城市成为国家重要的行政单位和各级政权机关所在地，依法治市则构成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这在阶级社会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特点并不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而归于消逝，相反，由于人民民主国家职能的进一步强化而日益显示出必要性和重要性。今天，经过九年来的改革，我国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开始得到确认和发挥，一大批改革试点城市、计划单列城市、新兴明星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及经济特区，增强了活力、凝聚力和辐射力，推动了商品经济和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孕育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区的诞生，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结合点，为实现宏观分层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之下，依法治市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其一，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与体现。
依法治国，健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把法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并严格依法办事，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的圭臬。法制的全国统一性和最高权威性是依法治市的内在根据。城市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依法治市，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付诸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也才能把城市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其二，依法治市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科学化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和条件。
建设和管理城市，必须考虑如下因素：1.城市的高度集中性。“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2]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这种集中性将与日俱增；2.城市文明的高度发达。古代，尤其是近、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在城市找到它的起点；3.强大的开放辐射力。伴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拓展深化，城市对周围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吸引力、辐射力进一步加强，如市管县的体制就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4.复杂的有机性，城市是其内部结构、空间布局、机构组织、企业单位及人口等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体，而不是上述因素的随意结合；5.不断恶化的“城市病”。我国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环境污染、能源紧张、水源匮乏、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宅短缺等等城市问题。上述因素直接决定了城市建设和管理必须有科学的思想、预见，要根据科学的统计、监测等数据制定出科学的规划和管理措施，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学、人口学、生态学、环境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但是，运用上述科学技术的建设和管理只有沿着法制的轨道方能产生效能，这是因为：
首先，科学建设和管理的权限离不开法律的授权。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城市各级政权机关建设和管理城市的职责、权限。规定了城市的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是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基础。
其次，科学化建设和管理的民主决策靠法律制度化、定型化。其付诸实施靠法律程序化。法制是科学管理权威和效能的保障，维系科学管理稳定性、连续性。
最后，健全的法律是一个城市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生活秩序的保证。如果没有法制，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科学化将失去依托与环境。
其三，依法治市是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经验总结。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号召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3]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学习管理和建设城市的过程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也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反思历史，痛感法制的缺如。长期僵化单一的行政手段，往往造成城市建设和管理中“一个将军一个令”、“人在政在，人去政息”的混乱局面。尤其是在我国条块分割严重的体制下，城市里同驻许多隶属不同的单位，由于缺乏一体运行的规范，这些单位或各自为政，或争功诿过，导致城市建设和管理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这就迫切需要总结经验制定出统一的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强制规范-法，来调整城市的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的关系。改革的发展方向是城市政府职能的转轨，工作中心转到成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上来，并以宏观，间接管理为主，这必然要求加强法制。
其四，依法治市是各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成功启示。
世界各国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都非常重视法律手段。就宏观分层管理的模式而言，立法控制，有所谓一般法案制、特殊法案制、分类法案制、选择法案制、自治法案制等等。就城市专门法规而言，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有完备的城市法规，如英国议会于1835年就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城市政府组织法》。德国于1853年即有了一个统一的《普鲁士市政法》。法国政府于1954年为了实现全国性的“地区整治计划”，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来严格限制巴黎、里昂、马塞三大地区及东北大工业区的人口和工业的盲目集中，对违章建设处以巨额罚款。日本东京在1956年制定了《首都地区发展法》。这些国家城市法规体系相当完备，形成了从城市基本法到单行法、技术法规的城市法规体系，涉及到城市的几乎所有方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对于外国依法治市的模式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这种运用法律手段来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利用。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来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管理和建设好自己的城市。
其五，依法治市对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城市处在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点，中央批准的综合改革试点市、计划单列市、16个机构改革试点市的中等城市、大批各省和自治区批准的改革试点市，以及今年将进行的一些单项超前性的改革试点市更是体制改革的前沿阵地。改革必然涉及到：两权分离后城市企业采取何种经营机制？政企分开后政府职能如何转变？等等，诸如此类都牵扯到依法办事的问题。因而依法治市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体制改革。
二
依法治市，经纬万端。它是一个涉及全方位、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性社会法治系统工程。它的提出决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其实践更非一蹴而就。它必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渐进性、艰巨性与复杂性。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给依法治市的目标选择带来制约和实施难度，传统管理模式及“人治”观念的惯力对依法治市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阻碍作用。我们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以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为前提，立足于城市的实际，科学分析依法治市的难点，全面探索依法治市的实施步骤。
（一）树立“法制”观念，使依法治市的观念深入全市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和全体市民，进一步深化普法教育活动。
由于我国目前法制水平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总体历史背景的制约，城市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法制观念还相当薄弱。许多法律，尤其是涉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行政、经济法规未得到全面、切实的贯彻实施，地方性法规及行政规章也未能有效地遵守执行。因此，依法治市必须触及和摒弃各种陈腐观念。具体而言，要做到：1.革除“人治”观念，坚决克服“以权代法”的随意性；2.改变只把公、检、法机关当成执法部门的片面认识，改变把依法治市仅限于社会治安的狭隘偏见，牢固树立城市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均是依法办事的观念，树立依法治市应落实到全市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的观念；3.改变“政府抓生产，企业管社会”及“城市是企业的附属物，企业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的传统观念，充分认识城市政府转变职能的意义；4.改变部门所有制的观念，确立起市级政权机关统一管理城市的观念，确保宪法和法律赋予市级政权作为统一管理城市和权威机构所应有的一切权能。城市的所有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及市民的涉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一切活动均要接受城市政权机关的统一管理；5.确立全体市民是依法治市主导力量的观念，确保广大市民依法参与本市事务。
（二）优化依法治市的各个环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市的基础。除了空间效力以及对全国而言在城市付诸实施的法律外，依法治市还须有城市专门法规。就后者而言，我国目前还相当薄弱。既无专门的《城市管理法》，也无单行的《市政府组织法》、《城市人事法》、《城市财政法》等，至于定量控制的技术法规更是尚付缺如。已有的城市管理法不少亟待修订。许多涉及城市发展、建设与管理的法规散见于大量的全国性法律之中，有些适用不了各个城市的具体实际，某些与中央对改革试点城市的授权政策互有抵牾。
完备的城市管理法规体系，从纵向序列看，应包括三个互相衔接、层层深入的部分：（1）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统一的、专门的法律。如我国正在起草的《市政管理法》；（2）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如国务院颁布的《城市规划条例》；（3）省、市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及自治区制定的有关自治法规和单行条例。如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管理暂行办法》。以横向序列看，则包括互相协调、数量繁多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城市的规划、空间布局、土地利用、公安、计划生育、拥军优抚、生产救济、环境保护、税收、财政金融、市场管理、公用事业、文物保护、商业贸易、工商行政、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消防、新闻出版、广告、结社、集会游行等等方面。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完备的城市法规体系，任务还相当艰巨。我们认为，立法时应注意三个配套：（1）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的配套；（2）基本法与单行法的配套；（3）经济法规、行政法规和技术法规、技术规章的配套。目前，应主要围绕搞活企业经营机制和投资、物质、金融、财政、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以及促进外贸体制改革，培育市场体系，起草、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2.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市的关键。有了完备的法律，不等于实现了依法治市。依法治市的关键在于城市的所有党派、团体、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现在依法治市的主要症结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如城市总体规划按法定程序经市人大批准后，就具有法律效力。但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等违法现象。又如城市建设用地方面，不少单位无视《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总体规划》，见空就钻，无孔不入，违章建设层出不穷，亵渎了法律尊严。对此，再也不能搞“下不为例”了，一定要花大气力予以整顿，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首要的一步是要加强公、检、法司法体系和充实行政监察部门、工商行政部门、税务部门等行政执法体系。建立一支铁面无私的执法队伍。
3.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市的保障。对于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否则依法治市不可能真正实现。为此要健全全市的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的监督及群众监督等监督机制，上下结合，层层把关，全面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规原则，真正实现“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4]
（三）努力完善依法治市的内在机制，根据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的结构与功能，提高依法治市的效益。
1.宏观分层管理要充分发挥市、区两级政权机构的功能。城市的市、区两级政权是地方国家政权，它们均享受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必须确保区级政权的法定权限不被中间截留，使依法治市分解为依法治区。
2.保证城市所有单位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使依法治市分解为依法治厂、依法治店等。确保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公民享有的法定权利，使依法治市转化为公民的政治、社会参与。
3.扩大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地方性法规立法权及市人民政府的行政规章权。从目前来看，市人大、市政府的功能不健全影响了依法治市的运行机制。从国家政治体制的角度看，首要症结在于《地方组织法》没有赋予一般城市的市人大和市政府的地方法规立法权及行政规章权。现在市人大拥有地方性法规立法权及市政府拥有行政规章权的城市只限于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5]，这些往往为计划单列市、改革试点市，不具有广泛性。这不利于各个城市因地制宜地依法治市；其次的症结在于传统的“以党代政”，导致依政策不依法的局面较为严重，市党委的以党代政使得宪法规定的市人大权力及政府的行政首长负责制难以确保实现。消除这两个症结，宜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根据权力进一步下放的改革原则，扩大一般城市的市人大、市政府的权力，但应体现各级、各类城市的等级序列，这可修改《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并具体规定于《市政组织法》。另一方面是大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必须再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探索出市党委领导城市工作的新路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6页。
[2]参阅《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3]《选集》第4卷，第1，365页。
现代城市治理篇10
基层干部学习成都市十三次党代会心得体会范文【一】作为一名在社区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我光荣当选为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备感光荣和无限自豪。同时也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肩负着金牛区广大党员干部的深切期望，更肩负着117个社区全体党员的重托，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当好代表。
我将身体力行、发奋工作，模范遵守党的纪律，讲政治，顾大局，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议决定，模范发挥政治作用，及时把党的声音传达给党员群众。同时，我将加强学习深刻领会中央、省委和市委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区委的发展规划和区情实际，积极向市委建言献策，为推动金牛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基层干部学习成都市十三次党代会心得体会范文【二】4月28日，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圆满闭幕，我委高度重视，赓即组织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会议精神，深刻领会会议精神实质，并结合实际，全力抓好城市管理工作。
(一)完善城管法规，着力推进依法治理。抓好城市管理立法顶层设计，加快城市综合管理立法进程，推动《成都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成都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订)》出台实施，启动《成都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成都市公厕管理实施办法》修订工作，加快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立法调研，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系统立法体系建设。严格依法行政，建立健全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合法性审核制度。完善执法程序，推进城市管理公正执法、公开执法、文明执法。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执法责任追究。加强司法保障，建立健全行刑衔接机制，提升城市管理法治化水平。
(二)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推进系统治理。强化网格管理，充分发挥市民、街道(乡镇)主体作用和社区自治功能，培育和发展城市管理志愿者协会、环卫协会等社会组织，带动全民参与城市管理。拓展市容秩序分类管理实施范围，创新严控区、管控区、规范区治理方式，推广重要街道设置城管便民服务岗等做法。推动城市管理服务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精准对接，编印《城市管理便民服务手册》，实施生活垃圾收运、城市道路病害快速治理等便民服务项目，新增城市便民利民疏导服务点40处，增强市民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强化科技支撑，着力推进智慧治理。实施互联网+城市管理战略，运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优化升级智慧城管综合应用系统，加快推进数字城管市级平台系统迁云建设，推进城市综合管理大数据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建设，构建统一的城市综合管理数据共享标准体系。加快智慧环卫综合管理平台、智慧照明大系统、城市道路桥梁监控中心建设。加快扬尘治理和建筑垃圾处置监管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加快建成扬尘在线监测点位110个。有序推进地下综合管廊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启动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数据管理信息化平台，提升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平。
(四)坚持精益求精，着力推进精准治理。健全环境卫生、市容秩序、广告招牌、道路桥梁、景观照明、扬尘治理等标准体系，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坚持实施中心城区环卫作业3级26类24小时清扫保洁制度，全市锁定治理3016条背街小巷、42个城郊结合部重点区域，让城市更干净。加大越门经营治理力度，有效规范非机动车停放，源头治理各类小卡片，将门前三包履约率提升至95%，让城市更有序。科学规划建设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医疗废物等12个大型固废处置和一批环卫设施配套项目，中心城区补建公厕100座，建成环卫工人作息房300座。抓好城市道路、桥梁、照明等市政设施管理维护，黑化中心城区中小街道100条，治理病害井盖1.2万座，加强卫生填埋、垃圾焚烧环保发电等大型固废设施营运监管监测，让城市更安全。
基层干部学习成都市十三次党代会心得体会范文【三】文化发展，要为推进四川两个跨越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在古蜀文明基础上，成都形成了更具特质的城市文化，已经成为成都最具鲜明底色和独特魅力的城市名片。这样的城市文化，也凝聚出这座城市创新创造、时尚优雅、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时代精神。
一座名城，因何而立?不仅在于其硬件的强大和完备，更在于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印记。有了城市文化的根和魂，所展现的软实力必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向世人散发着独特的吸引力。
省委多次就文化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强调文化事业的发展，重要的是要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覆盖城乡，惠及全省人民。要着力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推进四川两个跨越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成都，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和积淀着思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厚重、独具魅力的文化气质。
历经2000多年发展变迁，今天的成都，既有现代都市的快节奏，又有休闲城市的慢生活;既有传统文化的优雅从容，又有现代文明的前卫时尚;既有崇尚创新的基因，又有兼容并蓄的气度;既有聪慧勤巧的秉性，又有友善互助的美德。
在古蜀文明基础上，成都形成了更具特质的城市文化。这样的城市文化，历经各个时代天府之国的滋养，已经成为成都最具鲜明底色和独特魅力的城市名片。这样的城市文化，也凝聚出这座城市创新创造、时尚优雅、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时代精神。
去年5月17日，一辆救护车行驶到红星路下穿隧道时，遭遇车辆排行。危急时刻，排在前方的车辆自发往两侧挪动，硬是在狭窄的下穿隧道内生生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不到2分钟，救护车呼啸而出，奔向希望。如此温暖的一幕，随着多家媒体的跟进报道而感动全国，成都和成都市民友善互助的美德再次得以彰显。
其实，这样的温暖，在成都从不陌生。撑伞妹百元爱心哥201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梁益建20路排队现象这些无数次发生在蓉城街头巷尾的温暖瞬间就是对城市文明和成都生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好注解。
今天的成都，世界500强云集，全球航线高达近百条，为成都带来了更多的现代文明和前卫时尚，各种文化交汇、时尚气息浓厚、国际范十足，成都的文化特色也更加多元和包容。
这几天，以最萌外交官大熊猫为主角的电影《我们诞生在成都》在北美热映，成都新版城市形象片同步亮相素有世界十字路口之称的纽约时报广场，成都再次向全球展示它的独有风采。以古蜀文化、三国文化、大熊猫文化为代表的特有文化，一直都在给成都带来财富。再过不到两个月，两年一度的国际文化盛宴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又将在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精彩上演。
以非遗节和非遗之都为代表，音乐之都设计之都会展之都的打造，彰显成都城市文化的特有现代魅力。
按照省委要求，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全省支柱性产业。成都在文创产业发展上大步迈进。
今年年初，一首《成都》火遍全国，刷爆各种社交平台，引发无数人因为一首歌而恋上一座城。《成都》的背后，是成都以音乐产业为代表的文博、设计、动漫、影视等为重点的现代文创产业体系蓬勃发展以及整座城市文化创造力的持续升温。
去年，成都音乐产业招商投资项目推介会上，15个音乐产业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达154亿元。今年，我市又和四川音乐学院启动共建城市音乐厅。明年建成后，将成为聚集音乐演艺、版权交易、音乐制作、创业创作为一体的音乐产业发展区。根据我市《关于支持音乐产业发展的意见》，预计到2025年，全市音乐产业年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音乐产业领军城市。
涵养城市文化，传承历史文脉，激发文化创造，共建精神家园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西部文创中心功能，成都正加快向世界文化名城迈进。
基层干部学习成都市十三次党代会心得体会范文【四】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省委三大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深化改革开放，聚力创新发展，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而奋斗!
这五年，成都勇于先行先试、深化改革创新，全社会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重点领域改革成效明显，三证合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等取得重大突破。全面创新改革一号工程系统推进，成都科学城创新引擎作用初显，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深入实施，菁蓉汇创交会品牌彰显，激发了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五年来，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超过106万户，新增科技型企业5.3万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4%。
这五年，成都发展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市，城市现代治理迈出新步伐。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地方立法和人大监督有效加强。支持政协依照章程履职，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政协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巩固和壮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法治政府、法治成都、平安成都建设全面推进，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荣获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扎实抓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连续七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