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理论篇1
20年代国民革命之所以采取反帝路线，一方面固然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继承，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主要敌人直系和奉系军阀分别受到英国（长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东北及山东）的大力支持。反帝路线可以调动国内广泛的民族主义热情，赢得广大阶层的拥护。应当说，这正是当时北伐迅速获胜的关键之一。至于集团叛变革命，原因之一则在于：当北伐接近全国胜利之时，蒋氏集团需要争取欧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孤悬于北方，尚未形成后来的华约阵营，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至1928年才启动）。因此，蒋氏集团如果继续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势必像后来的新中国那样，遭受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长期封锁和围堵，而同时可从苏联获得的经济、军事援助又势必极为有限。这当然是新兴的政权所不愿承受的。因此，北伐愈是接近全国胜利，政权便愈是面临外交战略的重新选择。而外交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内政的延伸。
在内政方面，政权采取了一条依靠中上层阶级的政治路线。由于它与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阶级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不存在彻底变革现有社会结构的需要。这一政治路线表面上是稳健的－－在保留社会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渐进的富国强兵之路；其实质却暗含深刻危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站在了人口中绝大多数即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同时，蒋氏集团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阶层的利益，而且与政权内部的其他集团如冯、阎、桂等派系形成了严重对峙和冲突的局面，[1]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使之难以动员与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它无力承受东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围堵，而只能承认和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由中心与组成的世界体系），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这种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内政。
本书第2章指出，当统治集团面临强大外敌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以暂时缓解外部压力。然而，妥协和绥靖的方针路线在暂时奏效的同时，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断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使一场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势不可免。也就是说，外部民族矛盾通过妥协和绥靖的外交路线必然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在40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作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因素正是以这种方式联结在了一起。
首先，经过多年抗战洗礼，国内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各派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政权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之下，底层民众已摆脱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缚，成为民族解放的行动主体。战后，由于官僚资本主义仍竭力恢复和保持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全面垄断，因而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表现为国共内战。
其次，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全面接管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压制日本、围堵苏联的战略。为此，美国在大力扶植中国同时，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国塑造为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目的的堡垒和工具。而政权为争取美国支持其内战政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和，与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例，条约规定：美国在华的法人和团体享有与中国法人和团体同样待遇；美国国民、法人和团体在华可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权；美国货物的输入按最惠国待遇征收关税，内地税、运输和销售享受与中国人生产物品同样待遇；美国船舶、军舰可在中国沿海、内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战后，在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国投资合计约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美国的剩余产品和战争剩余物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致使战后中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中国革命以暴力方式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同时驱逐了西方列强在华长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从而一举扫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中国革命初步完成了近代史课题，它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重建了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权，彻底摆脱了其国家的地位。其中，从五四到建国，反传统主义解除了广大底层人民的精神枷索，使其成长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动员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传统主义在建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下来。
一、工业化与革命伦理
1、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为依托（劳力、原料和市场）而完成其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这一点从英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即可略见一斑。印度是英伦诸岛的15倍。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后，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依仗其宗主国地位，对出口到印度的机器纺织品仅收2.5％的税，而对印度输往英国的纺织品所征收的从价税则高达75％；加之英国机器制品的成本低，印度手工产品无力与之竞争，因此印度从英国进口商品剧增。从1818到1836年，英国销往印度的棉织品总值为300多万英镑；而到1855年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则增加了1倍，达660多万英镑；与此同时，印度向英国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在1834年到1858年间，出口总额由812万英镑增加到2850万英镑，但输出货物几乎全是低附加值的原料和粮食。[2]因此，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印度原有制造业趋于崩溃：“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3]另一方面，由于粮食和原料出口激增，印度出现了国民经济农业化的倒退现象，棉花、茶叶、咖啡等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经济结构发生极大变化。英国的工业化与印度的农业化几乎同期发生，二者相反相成，互为因??/p>
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从广大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地汲取超额利润，一方面维系着从资本积累到技术更新再到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则根本排除了国家和地区走上工业化之路的一切可能。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之从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中彻底摆脱出来，但这只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扫清了外部障碍。对于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资金与技术的匮乏和落后构成了约束其工业化进程的内部因素。在这方面，可以将中国与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做一比较。
日本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它是作为传统社会的欠发达国家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如第1章所述，由于资源匮乏和市场狭小，特别是由于缺少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日本只能冒险依恃武力，采取超经济的、裸的直接军事征服和占领的方式，在欧美列强支配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夹缝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4]因此，明治维新以后，与英法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列强不同的是，一条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主导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在该路线之下，日本的国民经济呈现出扭曲的结构：一方面，重化工业和运输业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另一方面，生丝、棉纱和纺织品的生产主要用于出口赚汇，以便进口武器装备及其制造所需的钢铁和机器设备。以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为基础，日本走上了扩军－征掠－积累，再扩军－再征掠－再积累的滚动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是一条通过战争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5]
与日本模式形成对比，中国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2、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将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5]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将收归国有，但并不禁止其他“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经济中，则将扫除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存在。[6]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断然放弃了由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对党内刘少奇等高层人士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7]与此同时，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则不断被加快，过渡时期一再被缩短。这是为什么呢？
从快速实施现代化的立场看，如果允许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就势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处理各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受到成本－利润原则的根本限制，从而使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大为削弱。相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府可统一规划和配置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核武器时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中华民族整体生存的危机甚至更为严峻了。中国工业化的这种持续存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它的动因。由于现代军事技术主要依托于现代工业体系，而现代工业体系则主要依赖于为其提供装备的重工业。因此，“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8]中国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独立生存和发展，是应付大规模现代战争的威胁。由于这种目标不是纯经济的，因此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必须下决心超越并扭曲常规状态下经济发展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规律。[9]实际上，如果当时中国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合全社会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将推迟许多年，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就将长期垂直依附于苏联，从而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顶住苏联的压力。换句话说，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东欧化”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3年经济恢复，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正式启动。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1950年），特别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1950－53年）的持续进行，对于苏联来说，帮助社会主义中国完成适度的工业化目标，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在远东地区牵制美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及初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工业化目标，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0]
在1949年，农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58.6％，工业仅为25.1％，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工业比重就远远超过了农业，1957年二者的比重分别为33.5％和43.8％。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重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1957年的45％，1978年的56.9％。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机器设备自给率已达到80％。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以世界史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从而不仅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为中国取得一系列国防技术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基础，根本性地解决了民族生存这一近代史课题。
3、1949年以后，中共党并未因获得执政党地位和掌握国家机器而放弃原有的反传统主义立场。相反，从50年代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到70年代中叶评法批儒，反对传统上下尊卑的儒教思想体系的立场一再得到重申和强调。在时代，正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对内政策方面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才能使广大劳动阶级在新的国家体制建立之后，不仅避免了重新沦为单纯的“统治的对象”的命运，而且像在革命战争时代一样，能够继续调动他们的潜力，参与大规模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由于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底层和内外战争的破坏，中国的现代工业基本极为薄弱。1952年，中国现代大工业在社会总产值当中的比重只有26.7％，而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该比重已达到45.2％，波兰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49年已达到65.5％，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更高达75％。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化更面临严重的资金匮乏的困境。要实现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只能采取“自我剥削”的方式，依靠社会内部完成积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中国以惊人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也使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1949年，中国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为557亿元，1957年为1606亿元，到1978年达6846亿元，增长迅速。但是，从1958年到1978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始终未超过1957年的水平；各种布匹的年人均消费量，1952年是17.12尺，1957年是20.47尺，1978年为24.11尺；在城镇居民住房方面，1952年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但由于人口增长等原因，1978年反降为4.2平方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缓慢，与同期国民经济和工业的高速增长相比，反差强烈。为实现工业革命，中国人民年复一年地付出着牺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牺牲主要出于一种全新的生活－工作伦理，这就是“艰苦奋斗”。为区别于马克斯·韦伯论述的资本主义创业时代的新教伦理，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活－工作伦理称为“革命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导致这种革命伦理形成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正是以奴隶史观（阶级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颠覆了传统秩序的思想空间内，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尊与卑、贵与贱、高雅与通俗、心智与身体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范畴中，普通劳动者身上所固有的特质受到高度评价，甚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确曾扬眉吐气，空前绝后般地获得了他们的价值和尊严。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尽力奉献，而且在生活中也大多仅仅维持着和平年代里最基本的生存。在中国，由于快速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革命伦理便成为对这种资源匮乏状态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甚至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资源之一。
二、反传统主义的新内涵
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之后，反传统主义便愈来愈呈现出新的内涵。由于反传统主义的实质是颠覆上智下愚的、精英主义的正统尊卑秩序，因此，它的矛头所向是不固定的，不可避免地随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内容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具体地说，是随着“上智”或“精英”内涵的变化而变化。自1952年全国范围的运动基本完成，3亿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之后，广大农村地区便已消灭了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和工业建设。以此为契机，中国20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潮的演变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其主要矛头开始从反封建主义方面转向其他方面。
从5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对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场分别针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城市资产阶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全面展开。与此相呼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包括对知识阶层西化派代表胡适的政治学术思想全面清算和批判在内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也就是说，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思想改造，从“三反”、“五反”到反，从政治经济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运动。
中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彻底摆脱了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与此同时，也作为亚洲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而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遏制。应当从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理解中国5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反资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浪潮的发源地是西欧市民－资产阶级社会，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社会通过东西方贸易和大西洋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并通过对外扩张开辟了大片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西欧工业革命正是以这些海外殖民地及其超额利润为前提而启动和完成的。然而，刚刚摆脱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的中国，无论从主观意志还是客观条件来看，它的工业革命，包括资金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工业化新路，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反对并超越西方资产阶级业已形成的各种传统，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原则－－所谓“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原则。因此，也可以说，就在中国大规模实施现代化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相反相承地经历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过程。
2、超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20世纪中叶唯一可以效仿的范例就是苏联计划体制。苏联体制是一条快速实施赶超战略的有效途径。与英国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到运输业再到机器制造业不同，苏联体制恰好颠倒了这一过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对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由于苏联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因此，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即使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苏联以国家统合从资金、技术到思想舆论等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它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和政治高压导致的社会创伤。因此从50年代后期，中国便开始摸索超越苏联计划体制的道路。如果说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是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探索，那么50年代后期的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则分别是政治生活、学术文艺和经济建设领域的社会实验。
由于党内党外的因素，这些实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挫折。但是，中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尝试并未止步，相反，这种探索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这就是50年代末期开始的反修正主义思潮。
3、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体制内，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必须由全体成员共享。这是前述社会主义的生活－工作伦理得以形成并持续存在的前提。假如党群关系疏离，特别是出现少数人实际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倾向，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逐渐被侵蚀和扭曲。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能与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形成辩证统一的话，计划体制也会逐渐压抑和取消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述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导致劳动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益衰萎，革命的生活－工作伦理日趋瓦解。于是小至一个企业大到整个社会必然缺乏活力，由此导致企业效益下滑，社会经济趋于停滞。实际上，这正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面临困境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这时出台的改革措施为重新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工作热情，往往采取将工作业绩与小团体及个人利益相捆绑的方式，长期的结果必然使主人翁意识及革命伦理彻底让位于利益驱动原则。公有制企业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工作伦理的支撑，效益将进一步恶化。改革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就可能以全面私有化，即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占有方式的彻底解体而告结束。
毋庸讳言，晚年思想的核心正是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变迁和可能发生异化的规律。而这一探索恰好是从反思苏联体制的经验教训为起点的。
在中共第二次会议上，向全党提出：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说：“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这里缺乏辩证法。”[11]
技术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它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政治则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对象，因此说：“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12]由于任何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不可避免地要在人与人的关系框架中进行和展开，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影响，因此，任何一种技术都隐含有相应的政治含义。如果有人不承认“技术即政治”的命题，那么，这并不表明存在着纯粹的、与政治无关的技术，而只说明人们正在不自觉地被一种盲目的政治所左右。更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准，国民经济的技术密度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技术因素必然忽视人的因素，特别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因素，从而可能导致党群关系的疏离。“专家路线”从来是“一长制”的共生现象。由此，也必然从第一个口号过渡到第二个口号，即“干部决定一切”。于是群众重新沦为群氓，社会主义便成了少数人的事业。
在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遭受不同程度挫折之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专门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13]教科书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在相关文字旁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4]由于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因此，劳动者管理国家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利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保证。
不仅如此，甚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家奉为圭臬的计划体制提出深刻质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下了“不对头”三个字，并指出：“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5]在阅读了另一段有关论述后，他又批评说：“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16]
如前所述，思想的真正内核与灵魂是奴隶史观，具体化为方针政策就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不是什么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而是20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乃至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在。奴隶史观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反传统主义的基础，而且也是晚年思想探索的理论基础。它们对于未来探索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4、总之，反传统主义思潮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史。与此同时，从反封建（）到反资产阶级（建国后）再到反修正主义（60年代以后），反传统主义的内涵和重点又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矛头所向顺序从中国皇权－官僚传统到欧美模式，再到苏联体制，其间历经辉煌与曲折，形态激烈而又焦灼。纵观20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反对封、资、修三个阶段，其实质正是奋力走出一条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
中国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意味着是打破和超越现状，打破和超越常规的历史渐进模式，使传统的延续中断。革命与反传统主义互为表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间被浓缩了，每一时刻转折和质变都在发生，一年等于20年。
回顾历史，在1750－180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份额在30％以上，这是与中国长期作为古代社会中心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这一份额跌至19.7％，到1900年为6.2％，到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际，则仅为2.3％，降到衰落的谷底。与此同时，作为古代世界地区的西欧社会，则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成为新文明的中心。如果以1760年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恩格斯），那么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西方工业化已经历了近200年的历史。作为现代文明的地区，中国要想迅速赶超西方，即使仅从理论上讲，也必须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反省、质疑和挑战一切完成的、既定的、作为“他者”的传统。
注：
[1]1928年2月在同黄公略讨论蒋氏集团与国内形势时指出：“他（指蒋）只控制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只是半控制；东北易帜而未改制，西北仍属冯玉祥和地方军阀控制，西南原封未动；两广勾结法国，实行割据。”见《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75页。
[2]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1982年，第11－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二卷，第65页。
[4]“正因为不拥有输出资本的能力和无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欧美各国，所以天皇制的执政者以及与其紧密勾结的大资产阶级，才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在东亚迅速发动的最大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的‘垄断’与地理方便的‘垄断’是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趋势。”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4－105页。
[5]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经历了深刻转折。明治维新以后，采取自主的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在该战略因太平洋战争失败而放弃后，被迫转向一条深度依附美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与日本相比较的是，自建国后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到70年代末则转而与美日欧相协调，以出口导向经济被纳入国际社会。在欧洲，先有德国后有俄罗斯，也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转变。这些现象的实质是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上升为世界霸主后，为防范欧（德、俄）亚（日、中）强国的崛起而采取打压措施，迫使其改变发展战略。
[5]《选集》第二卷，第675页。
[6]同上，第678页。
[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五卷，第81页。
[8]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5卷，第92页。
[9]这一目标和决心在新时期受到朝野一致的抨击：“50年代初，搞国有化不是依据中国国情，主要是源于领导人特别是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尽管当时搞国有化有种种理由，但是从总体分析，它不符合中国国情，脱离和超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见《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5页）在作者看来，似乎存在着脱离国际环境（冷战结构和苏联的压力）的孤立的“中国国情”。
[10]杨坚白等：《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7－308页。
[11]《在中国共产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8年5月），第二次讲话。值得注意的是，晚年始终推崇列宁，而对斯大林则经常有切中要害的批评。
[12]同上，第三次讲话。这里当然是说心目中的“革命的政治家”。
[13]《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1998年。
[14]同上，上卷，第275－276页。
[15]同上，上卷，第402页。
工业化理论篇2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进行考察．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曾出现过美国大众文化的形态。在对阿多诺批判美国大众文化的追问中，发现文化工业理论根源于理论家对德国法西斯社会的思考，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自1978年《哲学译丛》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翻译和介绍开始，法兰克福学派至今已经有30年了，而其中的大众文化批判则在进入90年代之后渐渐多起来。在对文化工业理论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之后发现，论文主要是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一、介绍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引入与发展：二、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综述和分析，这一部分的文章从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美学等不同角度对理论的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并且一般在篇末会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一些评价：三、分析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语境：四、运用文化工业理论结合当前中国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学、电视、电影、美学、音乐和新媒体等；五、对文化t_业理论在国内出现的被误读的状况进行纠正和分析。
这些文章中与历史语境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勇的《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一文，指出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逻辑的前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法西斯主义带给‘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并且强调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篇文章对笔者的思考很有指导意义．也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也正是对这篇文章的阅读．发现作者写到美国大众文化时说：“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对于这群有着贵族文化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而笔者在查找史料的时候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存在着大众文化形态，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那么为什么阿多诺不批判这个时候德国出现的大众文化．而要在十多年后批判美国的大众文化呢?
法西斯专政的刺激
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出现可以说是魏玛时期大众文化与美国大众文化两个时间点之间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人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德国出现法西斯专政之前，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
1．战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并且初具帝国主义特征的国家。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化进入第三个高潮。国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2．战后。一战后的德国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战争的失败使德国内外交困，背负了沉重的赔偿负担。软弱的魏玛政府又无力改善这种混乱的局面，这些因素使国家的经济逐渐衰退。而1924年美国的“道威斯计划”使德国社会在美国模式的引导下逐渐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美元的大量流人，美国资本在德国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美国的生产方式，如标准化、合理化、规模化生产等也为德国企业所接受。随之发生改变的还有德国的社会结构、文化
3．1929年经济危机。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德国国内的社会矛盾，魏玛政府垮台，希特勒开始宣传他的法西斯主义政权。
回顾法西斯专政之前的德国我们可以发现．德国经历了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阶段，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美国生产方式的影响促成了魏玛时期的大众文化的繁荣，而面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德国却选择了法西斯的道路。
德国法西斯具有其特点，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民参与。在20世纪30—40年代．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了纳粹的战争．导致了德国和人类文明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
“法西斯主义在任何国家内都没有在数量和质量上获得像在德国这样的群众基础：这种基础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里那么广泛、那么活跃、那么狂热”，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法西斯制度在实行恐怖和灭绝方面达到德国这样的程度”。被失业、贫困以及强国梦想蒙住了双眼的德国人民对法西斯政权的拥护、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让德国这个过去以理性著称于世的国家变成一个疯狂、野蛮的人间地狱。
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家都有犹太血统。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所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一书中，将犹太血统作为阿多诺思想形成的五个力场中的一支进行了分析，认为他的犹太情感是“虽然微弱却很明显的”。法西斯政权之前的阿多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并没有很强烈的感情．甚至还在“短时间中并不认真地接受过他母亲的天主教”。但在他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直到惨绝人寰的奥斯威辛大屠杀的发生，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阿多诺。唤醒了他的犹太情感。
一方面．现实的黑暗残酷让阿多诺非常痛苦，另一方面，犹太人的救世信仰召唤着阿多诺，面对德国民众集体追随法西斯主义，他又希望能够唤醒民众。他在1951年发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对毁掉了的人生的思索》中这样写道：
在绝望面前．唯一可以尽责履行的哲学就是．站在教赎的立场上．按照它们自己将会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知识唯有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纯粹的技术与重建。必须形成这样的洞察力，置换或疏远这个世界，揭示出它的裂缝、它的扭曲和贫乏，就像它有朝一日将在救世主的祥光中所呈现出的那样。
这段回顾式的话语或许正是当时他的心情写照吧。
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促成了研究所多年不懈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启蒙突破了神学的束缚，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等社会条件，为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却走向了理性的反面，而不是启蒙时预想的达成了人的全面发展。
罗斯福炉边谈话
1937年6月．阿多诺应霍克海默的邀请，在纽约作了短暂访问之后，于次年2月．正式来到二战爆发前夕的美国。
这个国家经过罗斯福两届连任的治理，从表面上来看已经恢复了经济危机之前的繁荣。但是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们仍然是神经过敏的，他们从电影、广播中逃避现实，寻求安慰。而其中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可以说是人们心目中大萧条时期阴霾天空下的一道阳光。在他任期的12年中，共发表了3o次炉边谈话，涉及从国家事务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炉边谈话与希特勒运用广播的本质相同。而同样善于运用广播媒介的还有一个人——正在德国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希特勒。希特勒上台第三天，就在电台《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随后一直到二战时期，希特勒发表了大量富有煽动性的演讲，每逢纳粹集会，这些咆哮般的演讲就会通过电台播放出来。且不论罗斯福与希特勒讲话内容的正义与否．仅从本质上来看，都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主体：权力机构；客体：民众；介质：广播，并都希望传递的信息能够影响民众的相关认知。“在官方广播中，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阿多诺的这段论述表明揭开炉边谈话温暖的面纱之后，看到的是权力机构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对人的控制。
炉边谈话显示了媒介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亲密度。以炉边谈话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美国社会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美国学者指出：
在整个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无法回避的．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现象外，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利用无线电广播室的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纪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连小说家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承认．如果他的技艺不能适应大众文化新时尚．便无法生存下去。
这一时期．电影成了美国的重要工业之一。1939年，它的收入达7亿美元，相当于每户人家要付出25美元。收音机也得到了普及。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有40o万家庭买了收音机；到1939年，8o％的家庭都有一台收音机，平均每天要收听4小时。同时．电视也已经出现。1938年．电视机已经可以在百货公司买到。第二年，电视机的制造商已有十几家，以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开始插手，以便使设备标准化。
这些描述和数据告诉我们2o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大众文化随着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进入了千家万户，进人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阿多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普遍性和对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作用。
由于阿多诺是在对启蒙理性的追问基础上来思考文化工业的．所以他看待美国大众文化时总带着一种忧虑与批判的眼光。或者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现象只是阿多诺的一个研究标本，他是带着对法西斯德国丧失理性的追问来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而这种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控制方式的大众文化进入了全美人民的日常生活，便不能不让阿多诺担忧和焦虑。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法西斯政权唤醒了阿多诺的犹太意识．使研究所确定了他们要追问的核心问题。并在此问题的指导下展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从中我得到下面两点结论：
1．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是在法西斯政权上台．流亡到美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德国法西斯的政权促使研究所成员思考为什么启蒙的发展使启蒙倒退回了神话；为什么科学技术的发展却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而走向了人性的反面。这些思考引导研究所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而将文化工业批判的对象大众文化进行抽象，也就是技术在权力的利用下对人的一些影响的讨论，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但是文化工业批判又并不等同于启蒙理性批判，因为它是对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标本进行分析，那么就必然有这个标本本身具有的特性。所以我认为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因此我们也要认识到。阿多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其实都是根源于对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的思考。
工业化理论篇3
首先，导向作用，发展目标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立足于企业实际情况，站在科学角度去制定发展目标，具有可行性，基于此，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指导员工顺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其次，约束作用，企业文化理念能够利用完善的管理制度及道德规范约束员工各项行为，督促员工必须严格按照企业管理制度开展工作，不仅如此，还从伦理道德角度影响企业管理者及员工，一旦出现违背道德的行为，那么必将受到谴责。最后，激励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价值观的综合，在企业文化理念下，员工的付出受到尊重，并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激发员工创造力，例如：“以人为本”理念的渗透，能够在企业内部员工、管理者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管理者了解员工所思所想，帮助员工解决苦难，员工在产生强烈荣誉感的同时，也会更加努力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除上述积极作用之外，还包括凝聚、辐射、调适等积极作用，为推动企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二、企业文化理念在员工管理中运用策略
（一）坚持以人为本，建立人性化管理制度。
“以人为本”理念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在协调员工关系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企业管理者要明确认识到这一理念的特点，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立足于员工角度，结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实际情况，建立人性化管理制度，在满足员工需求的同时，促进企业实现短期和长期发展。企业管理制度具有约束性，但是，单纯的依靠科学管理制度，一旦员工出现违背制度的行为，势必会受到惩罚，这样不仅会挫伤员工积极性，效果也不明显，而相对应的人性化管理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员工需求基础之上的，能够有效调节企业内部人员之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员工向心力，才能够有效提高员工管理水平，从而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渗透责任理念，合理规划职业道路。
职业发展管理作为企业员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职业发展管理能够为员工提供机会，促使员工发挥最大创造力。因此，企业管理者要立足于共同愿景，兼顾企业发展战略及员工未来职业规划两方面，员工要积极与企业沟通和交流，将自身未来职业规划表达出来，希望企业给予支持和鼓励，相反，企业也要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组织发展战略及员工管理体系，而后，规划出既符合员工发展，又能够实现企业长远发展战略的道路。只有当员工和企业拥有共同发展目标，员工才能够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明确自身职责，认真落实好每一项工作，从而为企业实现长远发展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强化和谐理念，建立和谐员工关系。
沟通渠道是企业实现信息传递目标的关键，一般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企业从上至下传达的指令，后者则是员工之间自由交流，将二者有机结合，能够为企业管理者科学决策提供支持。因此，在员工管理过程中，要将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其中，引导非正式沟通，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另外，由于员工之间在语言、心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和谐员工关系的建立，基于此，企业要立足于员工差异，分析员工沟通障碍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企业文化理念的渗透进行员工文化素养培训，引导员工树立正确家孩子观念，有效减少沟通不畅问题，并加强对个别沟通障碍进行疏导，从而建立和谐员工关系。
（四）实施柔性管理，构建良好氛围。
工作环境和氛围作为影响员工情绪及人员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涉及企业机制、管理方式等多个方面，相比较而言，良好的工作氛围及环境能够提升员工满意度，促使员工积极发挥作用，有效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因此，实施柔性管理，为员工构建良好的工作氛围显得尤为重要，将以人为本、尊重人等管理思想渗透其中，摒弃强制管理，对待员工更加人性化，不仅如此，还需要利用非物质激励方式，促使组织团队发挥创造力，实现良性循环，从而有效提高企业员工管理水平。
三、结论
工业化理论篇4
论文内容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提出了“文化工业”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文化工业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在现时代更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新的文化发展状况要求我们对“文化工业”理论重新进行价值评判。
对于文化工业理论的渊源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一些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是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理论的始作俑者。但有的学者指出，最早涉及“文化工业”问题的是马克思，虽然他并没有提出过“文化工业”概念。如在谈到雇佣劳动使得“我的活动成了商品，我完全成了出卖的对象”时，马克思说:“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一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1]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2]可以说，马克思的确涉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商品化、文化市场化现象，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但是很显然，马克思所探讨的还不是依托科学技术的、具有工业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同化”功能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是文化商品化、文化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正是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状况，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影响下，最早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
194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了《启蒙辩证法》，在该书的《文化工业:作为欺骗群众的启蒙》一文中，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massculture)一词模糊而不准确，应该用“文化工业”(culturalindustry)这一新术语取而代之。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文中并没有给文化工业下明确的定义，只大致提出它指涉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在((文化工业再考察))一文中，阿多尔诺对这个术语作了阐释，认为其中的“工业”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它表示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和分配技术的合理化，而不是指严格的生产过程，除了文化工业的某些主要部分(如电影工业)之外，个别的生产形式(即构思及创作)仍被保持。因此，文化工业一词并不表示生产，而是表示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伪个别性”。“文化工业”概念提出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本杰明、哈贝马斯等人也对这个主题加以阐述，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体现在《文化的肯定性质》、《单面人》、(机械复制时代中的艺术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等文本中，由于每个文本都有自己的主题，因而在阐述文化工业时也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都对文化工业采取了批判的、否定的态度。这与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文化批判理论是一致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批判精神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他们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强烈谴责和彻底抨击，展开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之维，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工业与文化/艺术的性质相悖。文化工业对文化/艺术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的首要之点。文化/艺术彰显个性、独创性、否定性以及超越性等。而文化工业则借助于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把文化/艺术产品纳人市场交换的轨道，按照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商品操作程序运作，使之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则，最终蜕变为纯粹的商品。首先，文化工业通过模仿、复制和包装等使文化产品具有了同质化、标准化、齐一化的性质，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的:“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摹仿最终成为绝对的”[3],“达到个性化的努力最终被摹仿的努力所取代”o[4]文化工业使文化/艺术失去了个性、独立自主性，降低了、损害了文化/艺术真正的、内在的价值。其次，文化工业在追求利润、形成文化同质性的过程中，剥夺了文化的批判功能，即其否定的、大拒绝的方式，使文化/艺术丧失了对社会的否定、批判的维度。再次，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发展是文化服从于资本的权力、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在其中，价值原则支配了文化的各个方面，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甚至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意味着文化的人文意义和内在价值的全面覆灭。总而言之，文化l艺术沦为商品，带来了文化/艺术产品标准化和齐一化，引起了文化/艺术的质变。
第二、文化工业与人性相悖。文化工业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通过大量标准化、齐一化的文化产品的影响和渗透，不知不觉中实现对人的思想、心理的控制。阿多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现代社会对个人的控制程度大大超过以往，这种控制不是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实现，而是通过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功能完成;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提到:“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抗拒的产品所带来的是各种定式的态度和习惯以及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某些反应，这种反应使消费者在不同程度上愉快地与生产者紧密结合起来，并通过后者与整个娱乐和信息工业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产品向消费者灌输某些思想并操纵他们的行为;它们提倡一种不受其虚伪影响的虚伪意识…~.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都致力于说明，文化工业通过文化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消费者的需要，成了一种支配人的力量。文化工业造成“启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倒退”，人们逐步习惯于看似丰富多彩、实际上却单一机械的生活方式，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丧失了主体意识、感性能力和主动性，失去了从事更有价值和更为充实的活动的潜力。文化工业不仅侵人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更渗透到人的“私人空间”。“私人空间”本是人具有内在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可以成为并仍然是‘他自己”。但是文化下业控制了大众日常生活直至内心意识，一体化的公共舆论侵人了“私人空间”，剥夺了个人的内在自由，使人丧失了‘他自己”。“文化工业的每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社会需要塑造的那种样子”，[5]成为与人的本性相背离的物化存在。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模式一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刻的、否定性的分析和批判，其批判的主题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与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反映和批判的20世纪40.50年代相比，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时代，文化工业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手段，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即出现了文化工业全球化的现象。就资本主义世界而言，美国学者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着眼于“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状况，指出当代资本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势力已扩张到精神领域、文化领域，资本主义文化已被彻底商品化、工业化;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文化工业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使得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更为系统的文化工业体系;而在非资本主义世界，就我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工业化也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发展我国的文化工业，规范我国的文化市场势在必行。总体而言，文化工业已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
文化工业的全球化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适应的，因为文化工业就意味着文化本身是一种经济，一种产业，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化工业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经济全球化。具体地说，文化工业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些重要参量发展变化的结果:
工业化理论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4-0009-02
1引言
工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在当前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发达国家“先发优势”的诸多制约，如何在新形势下把握机遇更好地实现工业化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为此，党中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面对各种国际机遇和挑战冲击下的必由之路，也是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全面振兴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2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理论回顾
2.1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探索过程
国内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要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见下表。
2.2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内涵
学术界如江小涓（2002）、张海静（2002）、崔向阳（2003）、胡鞍钢（2003）、洪银兴（2003）、赵振华（2003）、吴敬琏（2005）、翟书斌（2006）、谢春（2011）等学者，都对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他们的视角不同，却有以下几点共识：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与信息化相融合、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是坚持生态文明、能够促进集约型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是以人为本、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道路；是统筹兼顾、能够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工业化道路；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使“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相得益彰的工业化道路。
3新型工业化评价综述：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对大量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对中国新型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可分两个阶段：2002—2004年为基础理论研究阶段。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多从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内涵、特征以及我国走此道路的必要性等方面来展开论述；从2005年开始至今，研究阶段已从理论描述性分析上升到实证分析，即对新型工业化的进程进行实证评价以确定其所属的时期，然后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3.1新型工业化评价标准
中国学者们对新型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已达成共识，即认为综合评价指数小于0.6，为新型工业化初级阶段；若在0.6和1之间，为中级阶段；若是大于1，则为高级阶段。谢春（2011）、苏孝辉（2011）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如今处于新型工业化中期阶段。
3.2新型工业化评价方法
对于新型工业化的评价方法，涉及多指标综合测度模型，其核心问题就是权重的确定。据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对于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主客观相结合的综合赋权法。前两者方法是应用比较普遍的赋权法，第三个方法流行于最近五年的研究中，是在总结主观和客观赋权法的优缺点的基础上，创新出的综合方法。
主观赋权法是评价者对指标的重要程度给出人为的评价以此确定指标权重，常用方法有：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集值迭代法等。这种方法主观随意性较大，稳定性较差。
客观赋权法是指根据指标数值变异程度所提供的客观信息来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常用的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均方差法等。虽然此方法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可以避免人为因素的偏差，但是却会忽略决策者的主观信息，可能导致确定了的指标权重违背实际情况。
主客观相结合的综合赋权法简单来说是根据研究实际选择一种主观赋权法和一种客观赋权法，将两者采用不同的权重组合方法（基本分为两大类：线性加权组合法和乘法合成归一化法）结合起来决定权重的一种方法。它既包含主观法又有客观法；既能反映决策者的主观意愿，又可以做出各评价指标重要性的客观测度，因此可以有效地规避以上两种赋权法各自的缺点，发扬其优点，可以说是现今研究新型工业化测度问题关于指标评价方法的科学合理选择。
3.3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
若说学者们在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上尚能找到共鸣，那么对评价指标体系，可谓百花齐放、各有特色。由于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为了克服传统工业化指标只注重速度和质量而忽视环境质量、资源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和人力使用方面的问题，国内学者对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和研究。
首先是决定层次性，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以“目标层、决策层和指标层”来划分层次。顾名思义，目标层就是指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水平；决策层位于中间，指用来反映综合水平的各大类指标；指标层位于最低端，也就是指可以反映决策层指标的更具体的分指标。二是以等级来划分层次，即“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所表达的含义与第一种类似。
其次是决定内容。早期研究者们选择反映工业化进程和工业增长质量两大方面作为决策层或二级指标。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将可持续发展考虑进去，形成工业化水平、工业化质量和工业化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三足鼎立的中间层次设计。最近，更多学者尝试打破传统，从不同角度完善它：如王传捷（2010）设计了包括技术、组织、制度和社会其他四大类指标体系；还有学者以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新型工业化概念中涉及的五个方面作为决策层或二级指标，力求构建出更符合新型工业化内涵的评价指标体系。
可见，国内对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尚无统一标准和既定框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4结论
总之，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为更好地贯彻执行该道路，国务院于2008年成立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并于2009—2011年陆续批复了两批16个部级两化融合实验区，其间2010年国务院又批准沈阳经济区成为全国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各实验区共同努力、不负众望，在2013年的验收中都有喜人的亮点。可以期待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观的道路上，未来会有更骄人的战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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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理论篇6
论文摘要:本文基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探讨了员工职业化问题。首先界定了职业化的内涵，指出职业化是一个由专业化、规范化以及自主性程度低到程度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状态，即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方面的特征。其次，分析了国内外员工职业化管理的状况，论证了基于员工职业化的管理举措，提出如何从企业文化建设、职前教育、绩效评价和在职培训方面进行人员职业化管理，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
经理人或企业家的职业化问题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得到广泛的讨论，理论界和实践领域都对企业家的职业化途径做过大量的阐述，国务院的企业家调查系统每隔几年要做一次全国各行业的企业家素质调查，目的在于推进企业家的素质建构，提高其职业化水平。但相比较而言，人们对员工的职业化问题，从理论上探讨的并不多。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一般着重于从企业的薪酬和其他激励措施上来提高员工工作绩效，而实际上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员工自身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规范性、专业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自变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行业发展的需要，企业要提高其竞争力，所提供的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标准都应达到国际标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除了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外，关键是要提高在生产、服务和管理一线的人员素质，员工的职业化问题理应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对象。
一、员工职业化的内涵
迄今为止，对职业化的界定一般从过程或状态上去分析，笔者认为员工的职业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员工所处的行业不同，职业化的内涵也不一样，其中又不乏一些共同点。从状态上看，职业化可以说有内外两个层次上的含义:一是外显的行为职业化，表现为言谈、举止、着装、行事风范等符合特定职业或组织的标准形象;一是内隐的职业化意识，诸如如何看待职业和组织，在职业要求和个人生活发生冲突时，如何平衡其间的矛盾等。豆世红认为职业化包括由内而外三个层次的含义:职业素养、专业技能和行业特定的行为标准。其中职业素养是所有行业的从业者应共同具备的素养，员工以主动积极、敬业、负责的职业态度溶入到组织的工作中，而不依个人的兴趣自行其事，做到“在其位，谋其政”，接受困难、接受组织的现实状况而不怨天尤人或推委责任，积极思索如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主动挖掘、利用各种资源达成工作目标，具有工作责任和绩效意识;专业技能和行为标准则根据不同行业或职业有所不同，包括做什么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如何做的操作程序和规范化行为。一个职业化的员工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工作中能执行岗位规范，合乎职业行为标准，同时具有高度的专业水准，高超的专业技能，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美国学者e.格林伍德在其《职业的特征》中指出，职业化现象有其自身的特点:职业的技能以系统的理论知识为基础;从事特定职业的主体具有相当的自主性;职业共同体内部有必要的职业伦理为维系手段;职业化强调资格审查、考核和培训。从过程上看，员工的职业化主要指员工从原先非职业化状态转化为职业化状态的历程、途径，它是以事为中心，以完成工作为目的，以人来适应工作的过程。即员工能把组织交给自己的岗位职责，专业性地完成到最佳，自觉追求最高绩效。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工作中的所作所为都力求符合该职业市场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要求，员工有一定的自主性，形成了高度的职业承诺。
为了实现人力资源的开发，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职业化的内涵，还需要明白如何才能实现员工的职业化。员工职业化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需要相应的管理。所谓的管理，一方面是员工的内在自我管理，另一方面来自外界，即员工和组织同为管理的主体。其中组织包括员工所服务的组织、行业协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等。工作组织担当着重要责任，为员工提供职业化平台，行业协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则为培养和提升员工的职业化素质提供制度保障、发挥监督作用。除此之外，员工个人的自我约束与激励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人员本人具有职业化的意愿，积极运用职业化的标准要求自己，进行自我职业生涯设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不够专业化的员工转变为更具胜任力的人员。
二、发达国家员工职业化管理的概况
西方发达国家的员工职业化已走过近百年的路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开创了职业化管理的先河，它们在职位要求、标准化的工作程序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到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mcclelland首创工作胜任力特征的研究，旨在区分工作在特定职位上的绩优者和一般绩效者，寻找绩优者的共性特征，建立职业素质词典，为人力资源的选拔和培训提供参照标准。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职业化的国家之一。为了更好地评价和选拔社会和行业的职业劳动者，英国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根据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业务特点，提炼出同类工作人员共同的职业行为标准和资格标准，确立工作程序、操作技能和知识经验要求，并以此标准来为组织选拔人员、规范从业人员，实行行业准人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开展培训计划，不断提高从业者的从业技能和绩效。可以说从最早泰勒制的职业能力标准制定，到后来的胜任力特征描述、职业资格认证，职业发展通道设计和职业生涯管理等构成西方职业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其中由于工业化产生的对操作规范的重视和社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带来的对生命的尊崇，奠定了他们员工职业化的基本素养。西方国家对人员职业化管理献程序也相当严谨，从业者的资格认证严格苛刻，除了学历要求外，特别强调实际经历与能力，譬如一个医学院系的毕业生，要取得行医资格，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漫长评审和考核，其中综合能力考试必不可少，主要评价医学生能否在没有监管的行医情况下，应用必需的医学、生物医学和临床知识，接受一整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培养程序。
三、我国员工职业化管理的现状
1.员工职业化管理已取得的成就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属于公共产品，其特性在于公开性和可模仿性，制度的引进、学习、模仿可以较低的成本弥补制度创新能力的不足。对人丈资源队伍的职业化管理，我们已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着手从制度层面上进行建设，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构建有利于员工职业化的市场环境。首先由国家机构确定职业分类，然后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再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对从业者实施职业资格和技能考核鉴定。在职业分类方面，我们参照了西方国家的职业分类标准，结合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我们自己的职业分类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职业分类的追踪研究，不断完善职业分类工作。对那些技术复杂、通用性广、涉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及消费者利益的职业，实行相关职业的准人制度，进行职业资格认证和执业认证，健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国家人事部在选拔录用公务员和劳动社会保障部在职业技能鉴定上都已制定出相应的标准，劳动社会保障部已经开发了数百个职业(工种)的标准，涉及到机械、农业、信息产业、轻工、石化和有色金属等近20个行业，这些职业标准成为各地开展技能考核的依据，并且在通用工种方面已经建立几十个国家题库:教育部负责教师资格的认定;卫生部负责医疗卫生行业的从业和执业资格的认证;民航、海运、建筑、金融、信息技术等行业也都直接管理本行业内相关的从业资格认证。近十来年，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已得到社会的认可，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员参加各类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水平考试，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现了对职业技能的社会化评估，确立了职业准人机制和执业标准，用人单位日益看重来自权威机构对人力资源内在素质的认证，成为选用人才的重要参照条件。
2.员工职业化管理的不足
国外的职业资格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人力资源队伍的职业化管理已经采取一些措施，获得一定成效，但我们实施职业化管理的时间不长，我国的国家职业标准自1999年开始颁布，与西方社会相差近百年。在制度监管层面上，某些职业能力考核体系不够科学，考核鉴定的内容和指标缺乏科学论证，未能突出实践操作性技能。有些像学历考试那样过于重视知识性考核，甚至一些地区的职业资格考试把关不严，组织实施的不得力，将职业资格考核作为一种产业来看待，看重其中的赢利性机会，造成一些职业证书的含金量不高，一些获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并没有形成真正与具体工作相联系的职业素质结构。在实际层面，我国员工总体的职业化水平还不高，无论在职业素养、职业技能、专业化水平，还是遵循职业行为标准方面，与发达国家的人员队伍相比，我们都存在较大差距，训练有素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不足，造成安全事故频发、经济损失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在组织内部，员工缺乏工作规范性的严格要求和监控措施，同样的错误员工犯了多次，没有形成正确做事的方法，员工“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的观念也时常被一时的钻管理漏洞谋私利的企图所掩盖，并且员工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被传播，绩优者的职业行为特征没有被描述和推广，缺乏经验共享和学习的机制，组织的职业规范性管理不足。
四、员工职业化管理的途径
员工职业化管理会给组织带来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为组织的利润最大化提供人力保证。如何立足于员工职业化水平的提高，促进组织人力资源的开发，提高组织绩效，笔者认为可以从职业化的状态与过程人手。
1.利用企业文化建设促进员工职业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行为模式、形象特征、经营宗旨和管理方式的总和。因此，一个组织的文化建设可从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层面着手。物质层面的职业装束、建筑空间布局、徽章标记等体现出企业的文化精神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对组织的认识，有利于员工把握自己的职业角色形象。行为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是员工职业化的重要途径，只要是要求员工做的事都由制度明确下来，人人都按照制度行事，制度规范着员工做事的准则和程序，从而降低工作中的差错率。制度系统的存在，让一个人进人企业之后可以顺着企业的要求和制度去做事，去发展，有利于加快员工职业化的进程。企业文化表现在精神层面上的是要有明确的价值观，企业经营目标明确、使命清晰，员工才能从中找到权利与义务的发展方向，从而具有工作主动性和责任心，做到敬业和乐业。让员工能明显感受到的强文化特征有利于员工形成适合组织环境的职业态度、道德、礼仪和行事方式。
2.让职业前的教育成为员工职业化过程的“起点站”
一个人的职业意识不是在进人一个组织开始工作时才逐渐形成的，对工作和职业的态度以及职业需要动机其实在我们跨进组织之前就已在形成酝酿。个体从事职业活动的潜在动力来自其具有的职业需要，有的从生活的需要出发，把职业看作是谋生的手段，着重职业的实利性;有的从兴趣出发选择职业，感兴趣的工作可以埋头苦干，不能调动兴趣的就敷衍了事。例如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发现自己不喜欢目前的工作，就在工作中不太花精不用心，一门心思用在怎样才能跳槽上。有的从成就需要出发，重视自己的专业、才干的发挥和发展，看重眼前满足这种需要的有利因素，若是发现不了则容易无所适从。总之，职业前的人员拥有的职业意识属于个人愿望范畴，大多从个人的角度看待工作或职业，很少用组织的眼光去看待职业，不了解不同行业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或是仅有了解但未达到情感上认同的状态，不能身体力行，不了解职业对人的要求，缺乏职业素养的积淀。高校学生在毕业之前接受职业指导课程的学习，了解职业化的含义、目标和途径，明确组织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了解职业角色期望，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接受角色要求，主动适应或改变所在的环境，而不是一味指责、批判，表现出眼高手低。把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做到符合标准，让自己能够做好应该做的事，这是员工职业化的良好开端。高等学校的学历教育计划和课程体系设置在突出专业性和学术性教育的基础上，还应适当包含关于敬业、责任、技能等职业素养的教育，通过教学计划设置的见习和实习环节，让学生主动接触真实的职业环境，思考如何将系统的理论知识与职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对应用学科的教学运用案例教学法和其他模拟实践，有利于潜在的职业者一旦进人组织可以快速地转化为职业化的组织成员，缩短新员工与职位和组织的磨合期。
3.完善绩效评估制度，促进职业化发展
任何一个组织都少不了它的绩效评估制度，这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的重要手段和依据，具有牵引组织全体员工行为方向的力量，是组织完成使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管理者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现实情形往往是辛辛苦苦设计的组织绩效评估制度可能并未发挥出功用，反而引发优秀人才的流失，增加了员工的不满意行为，降低其工作效率，损害组织目标的达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绩效管理人员本身的职业化程度不高，缺乏对各种职位上的人员职业化水平的评估，造成所采用的绩效评估标准、方法或程序不够科学。问题表现为:
(1)绩效评估标准设置得不够专业化。人的工作绩效是一个难以界定的对象，它既有结果层面的，又有过程层面的;既有工作本身的，也有与工作紧密相连的行为方面的;既有量的不同，也有质的差异;并且绩效标准若是设置得过于刚性，虽然便于评估者操作或评价，但却有可能限制员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损害员工的工作热情，不利于业绩的达成。员工的职业素养是其工作的心理背景，具有潜在模糊性，绩效评估往往对那种不易量化的素质，诸如以客户为中心的意识、责任意识等没有设置恰当的考核方式。如何科学地设置评估的标准体系，发挥出绩效评估的考核、导向和发展功能，需要评估标准制订者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将绩效评估与组织的战略需要和文化背景相结合，要熟悉各种职位的工作内容和职责，要确立衡量绩效的关键性指标。员工的职业化程度不仅能直接影响其产出的质与量，也能反映出达到目标的手段是否合理，因此，员工职业化指标应属于关键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可以用来强化组织所需的个体行为。如果将员工的工作结果、工作态度、工作过程中的规范性创造性、合乎本企业的职业道德素养等要素都纳人评价的体系，并设计相应恰当的考核方法，通过对员工职业化程度的强调，将会使绩效评估标准体系更为有效合理，引导员工合乎规范地正确地做事，又能合乎职业道德地主动做正确的事。
(2)绩效评估的过程不够规范化。评估主体在运用事先确立的统一标准或绩效合同考核相应的人员时，往往不自觉地带有自身的主观偏好和倾向性，“晕轮效应”和“自己人效应”使评估者对标准的把握出现了弹性，增加了评估误差，影响评估过程的公正性和评估效度，不能反映员工的实际业绩情况。因此绩效评估要有完善的程序制度，评估者要在十分熟悉相应的评估指标和标准之后才可进行评估，评估主体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来源来减少评估者误差，评估结束要有恰当的结果反馈和双向沟通，让组织成员了解自己的成就与不足，明确以后的业绩提升点和职业发展方向。
4.基于员工职业化的在岗培训
工业化理论篇7
一、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与发展的哲学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精神和灵魂，在企业内部成为全体员工共同认知的行动纲领和思想准则，体现了企业的发展趋向和价值观念；在企业外部成为企业的生存方式和经营原则，显示企业的活力和动能并最终体现为企业形象。它存在于企业生产、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及每项业务活动中，可以体现一个企业的管理理念、经营思想、发展前景及员工的工作态度、精神风貌、整体素质等。
有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否优秀、完整，实际上能衡量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综合实力如何。因为能够体现一个企业管理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不仅有技术、装备、规模等因素，还有凝聚力、创新力、发展力及员工的心智、情操、风貌等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
企业文化植根于本企业的沃土之中，渗透于企业管理和运营的机体之内，是企业全体员工通过长期实践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企业文化具有强烈的原创性，它不是舶来品，不是单纯靠外力和借鉴就可以形成的。企业的一切规章、制度、条例、规范、规划、办法等，都是企业文化发展的源泉和载体；企业文化所表现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理念、共同愿景等，实际上是对企业管理体制、管理条例、管理标准等的提炼和升华。可以说，企业文化既是精神性的，也是物质性的。正因为如此，企业文化要随企业的不断发展而丰富完善，不会永远停留于一个层面。而停滞不前，脱离企业管理实践的企业文化必将失去生命力。
二、企业文化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体系
在长期的生产管理经营实践中，基本形成了企业文化体系。尤其是改革开发后，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企业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
安全高效运作，优质规范服务，持续稳定发展是企业的发展观。要在安全生产中促进效益提高，在竞争中谋求合作，在合作中实现有序竞争；要内强素质，外塑形象；要树立品牌意识、一流意识，建立高效优质的服务体系。忠于职守，敬业负责，诚信待人是企业文化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规范。这是企业取信于民，赢得更快发展机会和良好经济效益的基础，是企业内部强健的重要保证。
以人为本，人企合一，以科学促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是企业文化的管理观念。实施严格、严明、严谨和有序、有据、有效的管理；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人性化、制度化、民主化的管理。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中之重。安全生产在企业压倒一切，是“重于泰山”的问题。杜绝安全隐患，必须将安全意识、安全理念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各项规章制度、标准条文中。安全无小事，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安全与稳定、社会效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才能做到思想上“零疏忽”、工作上“零违章”、设备上“零缺陷”，最终确保“零事故”。
三、企业文化助推企业管理机制变革
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建设过程中酝酿形成，而企业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制定也脱离不开企业文化背景。因此，企业的管理制度和规范除要反映本企业的业务特点、技术要求、企业属性，考虑本企业的经营目标、发展远景等因素外，还必须体现企业文化的特色。
企业管理制度和规范在符合当代企业管理理论发展方向和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还必须做到：能够被企业员工认同，符合员工共同认知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人为本，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不搞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条文。
企业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及员工的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后者又与企业运营和管理的客观实际密切相连。客观世界的变化必将引起企业的管理理念以及员工价值观念的改变，从而打破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间的平衡。为了实现新的平衡，从企业文化的视角修改和完善原有的规章制度，使之适应新的业外部环境便显得十分必要。如此，又形成了新的管理模式，并使企业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就是企业文化推动企业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四、完善我国企业战略管理的对策
1、企业战略管理的制定要结合企业实际
企业规模扩大并不等于规模经济。那种认为通过利用各种资产手段将劣质资产大量纳入自己企业并在短时期内迅速膨胀就构成“规模经营”格局的企业领导应该避免急功近利的思想，不要老想着实现快速增长，尽快追赶上领先自己的竞争对手。企业在制定战略管理目标时，应从企业实际出发，不能片面求大。实际上，企业规模只有与其所拥有的资源能力相适应时，才能发挥规模效应。
2、对企业战略管理各要素的重新整合
将企业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和战略对策五大要素按照入世后面临的新问题、新要求进行重新整合，对企业的发展目标、经营思路、资源结构、业务范围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分析比较，使之更加符合入世后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
3、选拔、培训适应战略管理新要求的管理者
企业管理者必须具备超前意识、长远意识、全局意识和权变意识，这就要求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做到：第一，思想敏锐，目光远大，能预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提早做决策并付诸行动；第二，作为战略管理者应经常考虑长远的问题，增强预见性；第三，心中必须时刻装着企业全局，考虑企业整体的利益。从维护企业总体利益出发处理好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第四，在战略规划和实施的过程中，一切都要从现实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善于发挥下属的积极性、创新性，机动灵活地处理问题。
4、构筑动态的战略管理系统
企业战略管理创新不仅是静态的各个要素间的重新整合，而且要构筑科学的、动态的和具有适时反馈功能的管理系统。战略管理层要及时接纳系统终端对市场各种信息的回路反馈，修正管理系统中心的各项参数，重新整合后输出到终端，实现战略管理的“互动”，提高企业规避风险的系统控制能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强化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的自主意识
企业核心管理层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彻底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建立市场经济下的经营管理新思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企业改革只有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才能走出管理混乱的泥潭，重塑辉煌。因此，我国的企业应该自觉地转变思想和观念，尽快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定位企业的管理，规范企业的行为，并促成经营管理思想的转变，使企业真正成为追求效益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这是企业实现战略管理创新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机制改革的剂和助推器。各级企业的管理者应该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并借助企业文化推动、改善企业管理。
参考文献
[1]杨基滨.论企业安全文化及其建设[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6.
工业化理论篇8
关键词：企业文化员工心理以人为本
三流企业制造产品，二流企业打造品牌，一流企业创建文化。如果企业忽略企业文化对员工心理状态的影响，在管理中只单纯追求效率和效益最大化，见物不见“人”，见利不见“人”，企业难实现持续发展，经济社会也不可能科学发展。所以对于企业来说，要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主动性，让员工全力以赴且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仅仅依靠物质激励难以实现，还须结合员工的心理特点，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因此，合作团队等文化因素对员工心理状态的重要作用，非常有必要分析和研究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影响。
1企业文化概述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中群体成员所独有的生活方式或“生存式样”。它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包括企业的价值观、信仰、态度、各种制度以及技术特征等等。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企业通过和员工的长期交流和在利益、理念等多方面的互动，而在双方之间形成的一种感情上彼此认同，在心理上彼此信赖、相互扶持，为同一目标而努力的“约定”。
企业文化的作用体现在下列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精神和企业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使每个员工都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马斯洛理论中的人的最高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必形成强大的激励。同时，良好的企业精神和正面的企业形象对员工有着鼓舞作用，使得员工会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他们会用实际行动去维护这种荣誉和形象。再者，企业文化有助形成凝聚力。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中能形成一种团结、相互信任的和谐气氛，能强化团队意识。共同的价值观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全体员工会把本职工作当成是实现这共同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整个企业步伐一致。
2员工心理状态概述
近来中国企业的发展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继续蔓延，随之而来的组织结构变动，人员裁减，薪酬调整等等一系列变革，员工心理状态的一些不良表现体现在：
第一，对物质过于追求且高于心理预期。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这种需求与自身能力间产生矛盾时，心理就容易出现问题。第二，职场抑郁。这是职场中非常常见的，也是最为严重的职业心理健康问题。有职场抑郁倾向的员工，其身体、行为、情感和思维都会受到影响。第三，职业倦怠。当最初对工作的新鲜感和对挑战的刺激感过后，工作会渐渐进入常态，员工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倦怠的心理。
3企业文化对员工心理状态的影响
3.1以企业文化内涵为基础，帮助新员工建立良好的心理状态员工与企业之间有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包含从沟通到融入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企业帮助新员工适应企业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员工渴望获取企业的真实信息，从而形成对企业的客观认识，从而来判断企业的环境、文化是否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需求。有内涵文化的企业必为员工的未来规划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样有助于新员工更快地了解企业和了解他人，也有助于员工树立对工作的信心，能够尽快融入团队，从而帮助新员工少走弯路，能降低员工的抱怨风险和员工的挫折感。
3.2构建以人为本、学习和合作的企业文化首先，企业要构建“以人为本”、有助于员工自身发展的文化机制，尊重每一位员工，重视员工的开放性和自主性，提供宽松的环境氛围和良好的制度保障以帮助员工发挥其能力。其次，企业要将自身建立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不断促进企业和员工持续的学习的能力，并营造一个有利于学习的环境，造就学习型的团队和个人，从而增强员工的专业知识含量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并鼓励员工的创新型行为。最后，企业要建立合作型文化，不断培养和加强员工的团队精神，创造环境去鼓励员工与他人合作，促进团队合作的行为和精神。
3.3企业文化通过影响员工心理状态而作用于企业全面如前所述，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的风气和内部氛围，更是一种管理方式，对企业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企业的全局。企业文化通过影响员工理念、心理状态，决定着员工行为，最终也决定着企业命运。一般认为，良好的企业文化在以下几个方面会投射到员工心理上。
3.3.1员工认同企业目标，相信企业目标已整合了个人目标，企业和个人有着较强的利益一致性；相信企业的公平性，确信自己的能力和贡献会在企业中得到正确的评价和得到合理的报酬；确信自己在企业中会拥有一定的培训和晋升等发展机会。
3.3.2员工对企业因信任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自豪感和归属感，对企业和同事心理上有认同感，彼此感觉融洽，乐于共事，能够相互支持和体谅。
3.3.3企业对员工以及员工对企业，都感觉到有一份责任，双方在心理上互相依靠，互相托付，愿意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承担责任。
3.3.4员工在心理上对企业的文化、环境和氛围都比较认同，并愿意为其持续改善作出自己的努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员工思想、行为的依据，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和员工个人成长进步的精神纽带。其实质是以企业价值和企业管理哲学为核心，凝聚着员工归属感、创造性和积极性的人本管理理论。良好的企业文化，会使得员工与企业有着一致的奋斗目标，帮助员工树立主人翁意识，能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并引导员工增强风险意识、危机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意识，激发员工不断积极进取。并用企业文化来约束自己的言行，用行动来维护企业形象，实现公司的良性管理，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聂铁力，张虹.企业文化(中西方员工心理结构和行为特征比较)[m].中国市场出版，2009年8月.
[2]潘威廉著，林擎国，王端媛译注.组织行为学[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工业化理论篇9
【关键词】施工企业；工程分包；管理措施；理论与实践
工程分包是施工企业弥补资源不足的一种手段。分包管理是建筑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完善自我适应建筑市场发展，规范我国建筑市场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建筑工程事业的不断发展，对建筑工程的分包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建筑法》、《招投标法》和《合同法》的出台，对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工程分包管理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因部分建筑施工企业不注重分包工作的管理，产生违法分包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因此，强化分包工作的管理，合法分包，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综合实力成为施工企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总结了多年从事分包工作的经验，探索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措施。
一、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分包的含义和原因
（一）工程分包的含义
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工程分包，是指施工企业之间，将其自身承包的专业工程施工或劳务作业，交给第三方来承包的行为。在分包过程中，发包方给第三方的施工企业为总承包商，而具体承包施工作业的第三方为分包商。根据我国现行的《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工程分包活动的定义为：指在工程设计、招投标、施工、竣工验收等阶段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下的传统施工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分包活动。可以看出，在具体的建筑工程分包实践中，分包活动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也较为复杂，因此，我们强调建筑工程分包管理体系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工程分包的原因
有人认为《合同法》等有关法律出台后，企业不能再对外分包工程，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有关法律对分包的有关规定是为确保工程质量而禁止滥包、乱包、以包代管等违法分包行为，对合法的分包，法律还是支持的，而且以下原因的存在也使分包变得必要。
1、企业资源不足。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企业为了保证工程任务的连续性而大量投标，有时可能会发生中标工程过多，企业自有资源（人员、设备等）不能满足工程施工需要。在工人不足时，虽然企业可以采取向社会招聘民工的方式来弥补人力不足，但需按《劳动法》要求对新招聘人员进行岗前技能培训，这会增大企业在培训方面的投入，而且新招聘人员即使经过培训，其施工经验、业务技能等仍无法与具有长期类似施工经历分包队伍的工人相比。若机械设备不足，企业也可以采取自己购买或从社会上租赁机械设备。但购买机械，一方面会加大企业的资金投入，使企业面临资金动作的困难；另一方面若购买一些不常用的专用机械设备，在完工后可能会形成机械设备的长期闲置，使企业的资产利用率降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若向社会租赁机械，一是在短时间内不容易租到所需机械，将会影响到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二是仅仅租赁机械，出租方所要的租金一般都较高，结果会加大企业的投入，使利润降低。综上所述，在企业自有资源的施工能力不能满足施工需要时，选择具有相应资质和类似施工经验的分包队伍协助完成施工任务将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2、中标工程中存在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工程。在新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会在工程建筑中广泛采用，当中标工程中存在部分专业性较强或需某些特殊技术时，选择合适的专业队伍分包，不仅可以解决技术缺乏问题，而且更能保证工程质量和合同的各项指标符合合同要求。如隧道瓦斯处理、涌水、大跨度的轻钢结构等工程项目施工均有特殊技术要求，若将这些工程分包给专业队伍施工，在施工安全、工程质量等方面将会作得更好。
3、业主指定。国际通用的FiDiC合同条款第59条规定，业主可以指定工程的分包方。当业主指定工程的分包时，施工企业如无正当理由反对时，要将建设工程按业主的要求将工程分包给指定的分包队伍。
二、建筑工程项目加强分包管理的意义
（一）加强分包管理必要性的宏观意义
从宏观意义上来讲，建筑市场完善分包体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促进建筑市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是朝向专业化和高效化的方向发展，这是适应市场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建筑工程同样如此。与此同时，国家政策法规促使专业化的分承包体系完善新的建筑资质划分，高层次的向专业管理型建筑综合承包商发展，低层次的向专业化的分承包企业发展。
（二）加强分包管理必要性的客观意义
1、工程分包有利于大型施工企业走向高端，中小型施工企业步入专业化。为增强核心竞争力，大型施工企业要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管理密集型转换，由低端向高端发展，从施工总承包向工程总承包迈进，必将抛弃低端生产资源，专注于项目管理。对专业分包队伍或劳务队伍来说，提高管理能力，培养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使用机械设备，提高专业化施工能力是必由之路。
2、工程分包有利于施工企业提高效率和应变能力。建筑施工项目管理内容繁杂、工程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项目实施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多，施工环境复杂多变。为适应变化，总承包商会授予项目更多的处理变化权力，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源，为提高效率而更加重视对分包工程的管理。
三、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分包管理的具体措施
（一）健全管理体系、完善管理机制
分包工作需掌握经济、法律、技术等多方面的知识，其涉及面之广、综合性之强，使得设立专门机构实施管理变得非常必要。一是要建立工程项目分包管理机构，把协作队伍的管理纳入其企业日常管理范畴，进行长远规划，确立以人为本、管理策划、控制有力的协助分包管理思路，明确部门在分包管理职责和职能。一般情况下，企业可成立以经理为组长、生产副经理与三总师为副组长、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合同管理小组，负责分包工作中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处理。同时设立专门的合同管理部门，负责企业分包工作的日常管理。在各施工项目部也要成立以项目经理为组长、项目总工为副组长、各业务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合同管理小组，负责项目内分包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同时在工程部设立专门的合同管理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内工程分包工作的日常工作。二是按照管理流程制度化、管理手段程序化的要求，建立健全分包管理制度和日常管理工作流程体系，明确可分包工程范围，为协作队伍管理和分包管理提供组织和制度保证，有效促进企业分包管理的规范化运作。只有合理地设置管理机构并实施有效地管理，企业的分包工作才能朝着预期的目标发展。
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制定。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确定可分包的工程范围，《建筑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主体结构工程不允许分包”。企业应根据本企业承包工程的情况，合理确定哪些工程是主体结构工程，不能分包，哪些非主体工程，可以分包。通过如此划分，企业在实施分包时，才会有条不紊，不至于误包而违法。
2、明确工程分包时所需的报告、审批程序。通过报告、审批，保证所分包的工程非主体工程，而且分包原因是工程所需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尚未掌握或企业现有人员、设备等资源确实无法满足完成主合同的需要。通过这些规定，可避免违法分包或项目部随意分包而造成企业部分项目部存在分包，而部分项目部存在任务不足、资源闲置、工效降低等问题。
3、明确分包方资格审查、选用的有关规定。可以防止不具备相应资格和无实际施工能力的分包队伍分包工程，在保证分包合同签订后的正常履行和管理方面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4、明确分包合同的签订及审批程序，以保证所签合同的质量。
5、对履约的有关规定。
（二）严格队伍引进、严守市场准入
在分包过程中，选择资质达标、诚信守约、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管理有素的合格分包队伍，是做好分包管理和协作队伍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对分包工程质量和施工中的管理也有重大影响，而且《合同法》、《建筑法》和《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规对分包方的资格也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开展分包工作时，面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建筑分包商市场，企业分包管理机构对专业化施工程度高的项目，应采取专业整体承包施工，建立项目部，接受企业分包管理机构整体管理，对需要引进其他协作分包队伍的，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法规及企业制定的分包管理制度规定工作程序，严格队伍引进。同时企业应与分包商签订分包廉政合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而后经业主项目部审批，企业监察部门对全过程实施监督。严格审核分包方的资格，为分包方建立档案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同时，应作好以下工作。
1、应由企业的合同管理部门对分包队伍实施统一管理，可为每家分包队伍建立档案，对首次分包工程的队伍，应作好以下资格审查。①严格审查分包方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安全资格证书等证件，确定分包方可分包工程的类别；②严格审查分包方的人员素质、机械设备、资产负债状况。通过这些审查，了解分包企业的施工实力，判断分包方是否具有履约能力。③调查分包方以前的业绩，了解分包方以前施工的工程类别、工程质量、履约信誉等情况。以判断分包方是否可以在本企业分包工程，以及能够分包哪些工程。通过以上的调查收集到资料后，应由合同管理人员整理好，并通过合同管理小组会议来
2、采用模拟招标选择具体的施工队伍。在确定了分包项目后，应将工程有关情况同时通知几家队伍，由他们对价款、施工组织、投入的人员、设备以及质量保证措施、工期保证措施、安全保证措施等作出明确的表示，企业择优选用。
3、加强对分包队伍的管理，定期考核其履行合同的情况，将考核结果记入其档案中。并根据考核结果作出优、良、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等分类，对于表现优秀和良好的，以后可较放心地录用，对于合格的要慎重录用，对于评价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应禁止再录用。
4、建立合同管理文档系统，注重分包合同资料的收集、管理。分包工作将会产生大量资料，如协议书、图纸、变更设计、验收记录、工程隐蔽记录、结算付款单、往来的信件、交底资料、以及索赔资料、会谈纪要等，这些资料均是分包合同的组成部分。企业应对这些资料的审查、保存作出相应规定，并按要求妥善保管，这样不仅可以弥补自己工作中的不足，而且可以有效地应对分包方的索赔，并预测分包的法律后果。对保证分包合同的顺利履行及减少合同纠纷和维护企业利益均具有重要作用。
（三）实施过程控制、强化施工管理
分包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想按照预期的目标进行，必须对分包合同的签订、履约进行全过程控制。引进合格的分包队伍，关键是对其在施工过程中进行科学、规范管控，保证分包队伍在施工实践中履行合同承诺，保质保量、安全受控，维护民工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建立健全科学严谨的内控体系，探索管理措施和方法，加强过程质量技术控制力度，确保施工质量达标。
1、加强分包合同签订管理，确保签订规范的分包合同。在施工现场，因管理人员多为搞技术出身，法律意识相对淡薄。认为分包方是在自己手下分包工程，自己的要求分包方不敢不听。或认为与分包方关系不错，只要他能按要求将工程干好，合同是否完善并不重要。因此在合同内容完善、合同签字盖章、委托等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正是因为这些被忽视的问题，给分包工作带来巨大隐患，一旦分包方进场施工，在涉及到各自的利益时，因手中的合同无明确规定，双方往往争执不休，甚至诉诸法律，将严重扰乱分包工作的正常开展。
2、签订合同后，要召开履约部门负责人学习、分析分包合同。使大家对签约概况、合同精神、主要目标以及本部门在分包合同履行中所负的责任都有较深入的了解。以便大家能从全局出发、协同工作，认真履行完企业的义务，避免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也可以起到认真督促分包方全面履行其义务，保证合同目的的实现。
3、要加强对分包工程质量管理，不能以包代管。合同法已明确规定：“分包方与承包方一起就分包工程质量向业主负连带责任。”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承包人的信誉和利益。为确保工程质量，一是要加强对分包队伍关键岗位的管理人员、施工人员的资格进行验证，不具备相应技能的人员必须由分包方用合格的人员替换。二是要对构成工程实体的主要材料由承包人供应，防止分包方使用质量低劣的材料而造成工程质量问题。三是要对分包方采购的其他材料进行检验，不合格的材料不得存放在施工现场，更不得用于施工。四是要设立专职的现场施工员，负责对分包方所施工的工程进行旁站监督检查。不合格的工程不得进入下道工序施工，并且必须由分包方修复合格并承担相应费用。
4、加强成本控制，确保企业利益不受损害。分包合同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一个特例，其履约期限较长，而且经济关系也错综复杂。除了分包方按合同要求完成一定的工程项目，收取相应的工程款外，为了整个工程考虑，发包方可能还会在主材、风、水、电、油料等辅材及动力、机械的零时租用等方面为分包方提供有偿的协助。对于主要材料，因其数额较大，一般都能在给分包队伍付款时及时扣回，但是对辅助材料一般都不会太重视，在给分包队伍付款时都不会及时扣回，而是放到完工后一起清算。更有甚者，认为自己作为承包方，财大气粗，那点小钱扣不扣都无所谓。孰不知，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在历时数月甚至数年完工清算时，才发现这些小钱已变成一个不小的数字。因平时未及时扣回，手中预留分包方的款项已不足以支付这些费用，分包方也会以工程亏损或计量有问题而拒付这些款项，结果不是发生纠纷、对簿公堂，就是企业利益受损。因此，在分包合同的履约过程中，要注意随时计量，确保这些费用的扣回。每次在为分包方付款以前，由技术部门对分包方已完合格工程进行计量，材料、机械等部门提供领（租）用我方材料、风、水、电和机械等费用资料后，才能对分包方拨付工程款。在拨付工程款时要注意代扣营业税金、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5、定期分析分包合同的履约情况。在分包合同履约过程中，要定期分析企业和分包方对合同的履约情况，以发现合同履约中的问题并及时纠正。对于分包方，可在其进度计划、质量保证措施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协助。如同时有几家分包方时，还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使之全面履行其义务。以保证分包工作正常开展。
6、注重履约跟踪和完工总结，为以后工作积累经验。当一项分包工程完工后，项目部的合同管理人员应对本项目分包合同管理情况作出总结，对管理中的得失及分包队伍的索赔处理情况作出全面检查，这样不仅可为以后的分包工作提供借鉴，而且可以及时发现尚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并预测其法律后果，为完满解决问题赢得时间。同时还应对分包方的施工能力、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以及信誉等情况作出评价，并上报企业合同管理部门存入分包方的档案中，作为下次是否录用该分包方的依据。
总之，加强对建筑工程分包管理，是建筑企业自我完善，提高自身专业技术和竞争实力，适应建筑市场发展，规范我国建筑市场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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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工业化理论篇10
关键词：设施园艺工程农业现代化发展
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大抓农业、科教兴农的热潮，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像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九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将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工程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工程，这是唯一的一项农业产业示范工程项目，与电动汽车、小康住宅，高清晰度电视等高科技工业产业化项目并驾齐驱，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说明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所谓工厂化高效农业，主要内容就是指以蔬菜设施栽培及相关产业的研究与开发。设施园艺是我国农业领域一个重要的方面，蔬菜、花卉、果品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农产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设施园艺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产品的附加值也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显著。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谈到今后工作重点时，提到了"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这里面的"种"指的就是设施园艺，它与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关系极为密切，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大抓"菜篮子"工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设施园艺涵盖了建筑、材料、机械、自动控制、品种、栽培、管理等多种学科和多种系统，因而科技含量高，所以设施园艺的发达程度，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目前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建立的很多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主要内容也是在搞设施园艺工程;说明了设施园艺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设施园艺工程事业的发展，必须置身于农业现代化浪潮的大背景之中来考虑。
蓬勃发展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我国农业现代高潮到来的大背景，使得我国的设施园艺工程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表现在：
l、全国以蔬菜栽培为主体的设施园艺面积已达86.7万公顷(至1998年底)，设施类型主要为塑料拱棚和日光温室，居世界第一位，比198:年增长了120倍。在一些大中城市郊区，蔬菜设施栽培面积已超过当地菜田总面积的10%以上，某些地区已接近30%，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设施栽培分布的地域不断扩大，80年代设施园艺主要在"三北"地区发展，而现在正向南方迅速扩展，发展势头已超过北方，尤其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更为迅速。
2、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以节能为中心的设施园艺生产体系。北方广大地区大力推广与发展节能型日光温室，冬季不加温在北纬40o左右的高寒地区生产出喜温果菜，更高纬地区可生产耐寒蔬菜，基本消灭了冬春蔬菜淡季；南方大力推广塑料拱棚及遮阳网，降温防雨，克服了夏季蔬菜育苗的难题，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蔬菜夏淡季。加上全国疏菜大流通、大市场，全国各地蔬菜供应均衡稳定，丰富多彩，四季长青。人均蔬菜占有量高达240吨－250kg/人·年，居世界领先水平，其中设施蔬菜人均占有量目前也达到了33kg/人·年，比1981年增长164倍，为"菜篮子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3、设施园艺工程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园艺设施逐步向大型化发展，小型简易类型比重下降约20%。通过大型现代化温室及配套设施的引进，促进了我国温室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新型优化节能日光温室和国产连栋塑料温室得到进一步推广，由于设施结构设计建筑更加科学合理，使得设施内的光温水气环境得以优化，有利作物生长发育，为高产优质奠定了基础。例如我国日光温室黄瓜的最高亩产已达2.5万kg/年，接近或达到设施园艺发达的荷兰、日本等国的水平。设施栽培作物种类日渐丰富，除蔬菜外，花卉也占有相当比重，果树设施栽培也正在迅速发展。
4、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大中城市近郊区的耕地不断减少，如何发展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近年来提出了"都市农业"的概念，都市农业的定位是在城市周边，与大都市的二产、三产密切结合，融合服务于大都市，保证都市多元化、高质量消费的需要，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且有利生态环境的优化，因此往往把设施园艺做为首选项目。北京的"朝来农艺园"、"锦绣大地"，上海浦东开发区的孙桥园艺试验场。东海农场等，将现代化的温室园艺与观光旅游结合起来，与向青少年进行农业科普教育结合起来，一举多得，拓展了设施园艺的功能，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有十多处，成为大城市周边的新景观。
5、近年来全国各地乃至到县乡等基层单位，都在积极探索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北京中以示范农场引进的现代化温室于1995年建成投产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不少农业主管部门也纷纷效仿，引进国外温室设备、专用品种、甚至专家，希望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化农业的样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引进的现代化温室已达170多公顷，其中1995年以后引进的，占总面积的83.4％。通过对国外高科技设施园艺技术的全面引进、消化、吸收，也全面提高了我国设施园艺的学科水平，上海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效果显著。
6、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相关政策向农业倾斜，使得不少企业家也开始关注农业项目，他们看到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把投资热点转向农业，多数也是从事设施园艺生产。投资力度之大，是以往罕见的，以北京"锦绣大地"为例，它是一个民营企业，投资额已近亿元，主要从事设施园艺及现代化畜牧业，以企业化的管理机制，从事农业高科技产业开发，这是一种全新的农业产业，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上述种种都为设施园艺工程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相关产业提供了难得的商机。
7、设施园艺工程的科学研究，受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与支持
"九五"期间，国家科技部所列的部级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工程项目，总体目标是瞄准21世纪农业发展趋势，集成国内外设施园艺高新技术，在北京、上海、辽宁、浙江、广东等不同生态气候型及不同区域经济特点的五省市，建设一批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先导，产业化为目标的科技经济一体化超前型示范工程模式，围绕蔬菜设施栽培的高产、优质、高效，主要研究内容有种子种苗工程、种植工艺工程、采后处理工程、设施环境控制工程、相关产业工程(包括温室制造、环控仪器设备、农机具、穴盘生产、蔬菜包装保鲜、专用肥料、生物农药厂等)五大方面。此项目已于1996年正式启动，2000年完成。该项目科研经费总投入高达5000万元，相当于"七五"、"八五"有关设施园艺重点项目经费总和的10倍，足以说明国家对设施园艺工程的重视。
与设施园艺工程有关的科研项目，不仅有应用技术的研究，还有基础理论的研究。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设施园艺高产优质的基础研究"列为重点项目证式启动，这在我国设施园艺工程学科领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反映出我国的设施园艺工程学科水平已跃上新台阶。
8、已形成了一支从事设施园艺工程专业的科技队伍，二十年来这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强有力的梯队，为设施园艺的宏观决策，生产、科研、教学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一批中青年骨干正在茁壮成长，成为本领域的支柱力量，为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使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46个蔬菜研究机构，其中绝大部分有从事设施园艺的研究机构和人员。部分农业院校，近几年来陆续开设了"设施园艺"课程，有的还开出了硕士、博士学位课，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和过去比较，我国的设施园艺工程事业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令人欢欣鼓舞，但也必需冷静地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及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1、我国设施园艺的面积虽居世界第一位，但是以简易的类型为主，设施环境可控程度与水平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遇灾害性天气和年份生产没有保障，农民遭受损失，市场供应出现波动。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截止到97年全国蔬菜设施面积为84.11万公顷，其中中小拱棚面积为42.42万公顷，占到50%，这些都是很简易的设施。档次较高的塑料大棚为19.04万公顷，在冬季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不能进行生产。塑料薄膜温室是冬季生产的主要设施，但以不加温为主。有加温设备的只有0.68万公顷，比例不到1%。至于现代化大型温室，全国总面积仅仅有170公顷左右，微不足道；而国土面积比我国小得多的荷兰，现代化温室面积却是我们的100多倍，可以全天候生产各种蔬菜和花卉，产品行销全世界。
2、设施园艺工程科技含量较低，无论设施本身还是栽培管理，多以传统经验为主，缺乏量化指标和成套技术，不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尤其表现在作物的产量水平，尽管我国也有高产典型，但很不普遍，大面积平均单产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设施园艺发达的荷兰、日本、以色列…，无论蔬菜还是花卉，平均产量往往是我国的几倍乃至十几倍。荷兰温室番茄年产量中等水平即可达到60万kg/ha(即4万kg/亩)，是我国的4-5倍。从专用品种到配套技术都很完善，设施的光、温、湿、气、肥各个环境因子，全可根据作物需要进行调控，为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证。
3、我国设施园艺的生产经营方式以个体农户为主，劳动生产率很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甚至1/100。规模化产业化的水平更低，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经营与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矛盾越来越突出，更难以走出国门与国际市场接轨。发达国家的设施园艺工程已形成独立的产业体系，我国还是分散的，以小型的乡镇企业为主，尤其在"硬件"的生产与制造方面技术水平、工艺水平不高，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近年来随着外国温室公司不断涌入我国，他们的产品虽然价格很高，但因质量好，工艺精湛，还是受到欢迎，使我国原本就不太发达的相关产业，受到较大的冲击。
4、目前我国设施园艺的迅猛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高科技示范园区遍及全国，但内容雷同，设施园艺有较强的地域性，必需因地制宜才有效果。而目前一些地区或单位，不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气候特点出发，盲目模仿别人，不惜重金进口外国大型温室，甚至还有个别领导把园艺设施建设做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只顾建设而没有明确的生产目的，设施虽然建起来了但效益很差。这些现代化温室冬季需要加温，夏季还需降温，耗能多、运行成本高，不适合中国国情，加之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大锅饭＂的管理体制，使得生产不但不能赢利，还严重亏损，体现不出高科技示范作用，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对今后设施园艺工程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必需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及时加以解决，才能使我国设施园艺工程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得以持续发展。从本专业委员会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l、大力扶植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设施园艺工程生产体系，尽快形成相关产业，这是提高我国设施园艺工程总体水平的物质基础，国家应在政策方面给以具体支持。
2、大力加强设施园艺工程相关学科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大科研投入，组织部级的科研队伍，与地方密切合作，抓住关键问题(包含硬件和软件两大方面)联合攻关，边研究边开发，使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提高我国设施园艺工程总体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保证。
3、尽快克服我国设施园艺事业迅猛发展的盲目性，尤其对外国现代化温室的引进工作，应有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引进之前要组织专家充分论证，新闻媒体的宣传要实事求是，正确引导。全国各地应分层次发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不是搞花架子，做门面。从我国人均蔬菜的消费量看，目前蔬菜设施栽培面积不宜再盲目增加，否则会导致"菜贱伤农＂，关键要提高品质，增加花色品种。
4、设施园艺是一种受控农业，受管理技术的影响程度比自然农业大得多，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科技水平及科技含量的差距，说到底是人才素质的差距，所以必需注意培养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大力提高生产者的素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应该千万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普及设施园艺的科学知识，使我国的设施园艺工程尽快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才能使其持续、健康、迅速的发展。
充满希望的未来
设施农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设施园艺工程的发展方兴未艾。据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预测，到2030年，全国设施园艺面积将达到170万公顷，是目前总面积的两倍，足以看出发展势头之强劲。到那时设施生产的蔬菜人均占有量，将达到50kg/年，占蔬菜人均占有总量的20%，比目前将提高51.5%。这意味着我们从事设施园艺工程事业的专家教授、科技人员及生产者肩上的担子还是不轻的，任重道远。我们设施园艺工程专业委员会，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设施园艺工程事业,倍感兴奋之余，更感到责无旁贷、压力沉重。中国设施园艺工程的未来,之所以充满希望和活力除了文中罗列的那些令人振奋的发展数字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不可阻挡之势，滚滚向前；而设施园艺工程做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犹如激流中一朵绚丽的浪花，不断地汇入洪流，也将川流不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