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1
【关键词】世界互联网国际法治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互联网真正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网络空间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深化国际交流、维护国家主权、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战略领域。同时，全球范围内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息鸿沟不断拉大，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
互联网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是由美国实际控制的网络，全球13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控制。近年来，西方国家通过网络空间发动“颜色革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2010年美国通过“震网”攻击系统破坏了伊朗核设施，而“斯诺登事件”进一步昭示了美国肆意践踏别国网络主权的霸权面孔。根据斯诺登披露的资料来看，从“棱镜门”到“量子计划”，或许还仅仅是美国实施其网络霸权的冰山一角，隐藏在背后的网络对抗更加凶险。美国借助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全方位的生态链掌控，对其他国家主权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1]
网络空间治理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国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为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搭建国际平台，同时为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搭建中国平台，让全世界互联网巨头集聚一堂，交流思想、探索规律、凝聚共识，为国际互联网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国家主权自然延伸到网络空间，如同海权挑战陆权、空权挑战海权和陆权一样，虚拟空间网络主权后来居上，已经超越实体空间主权的传统价值，成为国家主权的全新制高点。在完善治理规则方面深化合作，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建设人类共同新家园的客观需要，是应对信息化挑战的迫切要求，维护网络主权成为客观发展的必然。
对于网络安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致首届互联网大会贺词中提出，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2]之后，在巴西国会演讲时对“网络主权”做了重点阐释。“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身的信息安全，有权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信息服务可以跨界，但是网络空间不能没有主权。网络主权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家主权的内涵，而且还赋予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更为深刻的内涵，使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家使命。
网络主权概念十分契合当前的全球互联网发展形势，因此受到了很多国家的重视和接受，甚至连坚持“网络自由”的美国也在一些公开场合承认网络空间存在主权问题。事实上，通过信息网络攻击一个主权国家和通过陆海空天攻击一个主权国家，本质上都是侵略行为。多次提到，中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更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要像捍卫国家陆地、海洋、天空、太空主权那样捍卫国家网络主权。
在应对网络安全挑战方面，指出各国应深化合作，加强沟通协商，依法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共同建设和平之网、安全之网。他在出访美国时面对媒体做出庄重承诺：“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这一表态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明确态度和对全球网络安全治理的原则立场和积极姿态。
二、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原则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四原则”，[3]强调在促进互联网创新创造方面，各国应深化合作，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在网络空间创造更多利益汇合点和合作新亮点，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家园，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尊重网络主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的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提出：“我们应该坚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
维护和平安全。网络空间不应成为各国角力的战场，更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各国应该共同努力，防范和反对利用网络空间进行的恐怖、淫秽、贩毒、洗钱、等犯罪活动。不论是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应该根据相关法律和国际公约予以坚决打击。维护网络安全不应有双重标准，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謂绝对安全。
促进开放合作。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摈弃零和博弈的旧观念。各国应该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丰富开放内涵，提高开放水平，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在加快网络普及方面，各国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强战略对接，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在促进文明互鉴方面深化合作，各国应携手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充分展示人类文明多样性。
构建良好秩序。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由此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网络空间虽是虚拟的，但不是“法外之地”，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同时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
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对此，提出五点主张：
第一，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
在第二届乌镇互联网峰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国治理互联网的立场和主张，他提议上述主张是依据人类整体利益而提出的总纲领和总目标，必将有力引领网络空间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发展，也将成为世界各国互联网治理的基本准则。的这些倡议为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注入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也为世界各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了重要指针，充分展现了中国致力于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的真诚愿望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勇敢担当，势必极大地推动全球互联网秩序的变革，为建立互联网治理新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共建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主张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他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中美元首会晤、巴西国会演讲等多个国际场合就推动网络治理，开展网络外交，积极发出全球网络治理的新主张。
建立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中国乃至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针对网络空间治理，曾作过一个精彩的比喻：“互联网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阿里巴巴的宝库；用不好，它是潘多拉的魔盒。”网络空间是全人类共有的财产，仅靠少数国家不可能把这一全球性的事情做好，需要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互联网霸权也不利于世界互联网发展，必须要受到限制。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性。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互联网发展程度不同、治理模式和方法不同，但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愿望是一致的。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适时提出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互利互惠，构建新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他在最新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提出：“互联网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互联网规则也需要大家共同制定。”此后，在多个场合积极主张国际社会开展有效合作，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向全世界提出共建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新倡议：“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5]
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坚持网络主权理念，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6]网络安全是网络强国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网络强国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网络安全的基石之上。高度关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全球各领域的深刻影响，准确把握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在不同场合对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蕴含了网络强国建设的基本脉络，为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和发展明确了方向，指明了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设计、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和安全觀，为新形势下实现国际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智慧和指导依据。
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互联网国际法治思想顺应国际关系发展潮流、契合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向宏大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行动提供了具体的中国路径。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坚持网络主权理念，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对构建世界网络治理体制进行体制、机制和观念的创新，从而走出一条前与时俱进的新型国际网络法治之路，有利于各国在全球化的世界发展背景之下实现网络安全、公正、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其世界互联网法治思想促进网络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同时，为维护世界互联网空间和平稳定、促进网络共同进步、构建网络空间民运共同体不断做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央精神）.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2015（12）.
[2].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1117481089.htm（访问时间2016-7-1）.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2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可谓一体之两翼，必须在网络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正确处理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的关系，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深刻认识网络是强化和提升网络安全的前提。网络空间绝非全球公域，网络是国家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和体现。对内，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发展、管理、监督本国互联网事务，不受外部干涉；对外，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有权防止本国互联网受到外部入侵和攻击。承认和尊重各国网络，就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具备技术优势的网络霸权国家，消弭网络概念以使自身可以自由侵入全球网络空间的每个节点和角落，甚至借口网络自由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
加快健全网络法治是强化和提升网络安全的保证。网络空间决不是“法外之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空间的许多行为和现象有待于法律明确规范。当前，中国亟需加快网络空间基础性立法进程，明确网络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网民的网络信息行为，依法保护网络运行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内容安全，全面加速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让法治为网络安全打造永不过时的“防火墙”和“安全码”。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3
关键词网络空间法治法治思维
作者简介：郑莹，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民商法博士研究生。
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时代，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媒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和改变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日常生活。网络是一把的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其在畅通信息来源、搭建消费平台、引导社会舆论、实施外部监督、发挥社会功能等方面，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如果运用不当，将会为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如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虚假信息、偏激不负责任的个人发言；通过网络病毒的植入与传播，破坏、获取网络空间的各种资源；以互联网为平台，设置消费陷阱，进行网络欺诈。而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大的成本。技术的发展为网络空间搭建了数字平台，但网络空间有序的发展，需要技术，更需要秩序。
一、法治是网络空间良性发展的秩序保障
网络的迅速崛起与发展，使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符号公民――网民应运而生，网络赋予了人们能在社会上以全新的形式进行交往、交流及发展的新身份。网民较之现实社会公民身份具有更大的自由表达权、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自我表现机会。开放性、自由性和信息共享是网络赖以发展的根基，但网络的开放性、自由性和信息共享并不意味着网民可以在网上恣意妄为，极端的谩骂不是自由表达，泄露他人的隐私、捏造并散布谣言更不是信息共享。事实已经证明，如果缺乏基本的理性判断，稳定的网络秩序，相关的法律约束，那么，网络将会走上歧途、陷入混乱。不受约束的网络行为，对现实社会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如果网络的负面效应得不到根治而放任下去，那么网络本身为我们带来的正面效应也会随之抵消。
正常的社会秩序是维系每个公民安全的保障，而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就是扬善除恶、维护社会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能让人们放心地享受其合法权益的话，人类的一切活动就失去了最起码的条件。”法治关乎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法治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作为现实社会的一种新形态，网络社会也应是法治社会，拥有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法治的框架内运作，不能成为也不应成为少数人的“法外之地”。无规矩则无方圆、无秩序则无自由。网络空间的开放、自由和信息共享，是以拥有正常的秩序为基础的。只有以秩序为基础，网民才能充分享有参与、表达和监督的自由，网络社会才能得到良性、持续、健康地发展，信息网络技术也才能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助推器”。
二、我国在网络空间方面的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制定出台了一些针规范网络空间的法律法规，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等。这一系列规范网络空间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推动和规范我国互联网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总体来看，网络空间的立法还缺乏系统性，立法层级低、权威性不足；现行的有关网络空间立法制定时间较早，有些规定和内容还比较薄弱和滞后，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都没有考虑到，法律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由于网络空间治理的立法大多表现为部门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其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烙印根深蒂固，在法的刚性与意识形态的弹性之间也有较大的间隙。事实上，在规范网络行为方面，政府在相应的制度层面上的设计也做了很大的努力，网络实名制的颁布，网络交易监管信息化的出台，等等，但这些只处在规划阶段，缺乏详尽的路线图和明确的时间表。因此，如何完善立法，仍是摆在立法机关面前的艰巨任务。
三、网络空间法治化应坚持的原则与方向
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网络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是为了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实现国家权力同公民权利的平衡；要兼顾信息专有与信息共享的关系，解决好网络环境下既要有司法基础又要有管辖原则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不能以牺牲网络发展、社会繁荣为代价。
原则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全方位结合是网络法律制定的基础，在网络法律制定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有理论深度，又要兼顾细致、实用和可操作性；既要融合本国的文化传统，又要借鉴国外的宝贵经验；既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又要展望未来，使网络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发展相结合，高瞻远瞩地构建我们的网络法律体系，使网络法律成为能维护网络秩序、促进网络健康发展的有效工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在立法上加强网络的法治建设，就是在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将规范现实社会的法律在网络空间延伸，进一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使用者、监管者和监督者的权利和义务，规范网络空间的行为；进一步解决网络空间执法中的现实问题，比如管辖权、证据的保存获取等问题；转变政府管理部门管理与执法的职能，公共治理的方式要向网络空间延展；在确保立法原则是科学的、能有效地规范网络空间秩序的前提下，制订出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具有权威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充分保证法律法规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为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奠定法律基础，让网络空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化。
四、网络空间的立法体例与建议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网络行为的出现，人们对网络空间的认识和规则也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网络空间的立法能够有效地调整网络空间也要求建立在对网络规则的全面把握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要求规则的灵活性和对现实生活的适应性，而法律相对的刚性和权威性要求立法者必须慎重而行。因此对于网络空间的立法可以采取制定网络空间基本法和专门法律的形式。网络空间基本法就有关网络空间的基本问题作出统一规定，具体而言，包括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原则，网络空间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机构，网络空间管理机构的基本职权；明确网络空间运营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网络空间个体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对于目前网络空间立法的空白区域，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内容，制定一些专门法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等。根据我国网络空间的现实情况和网络空间的立法现状，在网络空间的立法过程中还应注意：
第一，网络空间个体的权益保护。为了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随后也颁布了大量网络空间的立法。但其后颁布的法规和规章大多强调了政府和职能部门在规范秩序、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方面的权力和职责，极少对个体的权益保护做出规定。而当个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司法的途径获得救济的机会也受到了限制。
第二，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立法。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从海量的数据中获取国家社会、经济、市场、个人的重要信息。如数据泄露并被不法利用，会对公民个人隐私、社会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我国对于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保护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除了民法通则中有对人格权隐私权等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也增设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罪名。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型的危害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难以从现行的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中寻找规范依据；很多法律法规适用时也欠缺可操作性。
第三，网络空间监管部门依法治理网络应遵循责权对应的原则。现有的关于网络空间的立法在价值取向上注重授权。有关网络空间的法律规范中，除了极少的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大部分都表现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行政管理的便宜出发，这些法律法规都授予了政府部门大量的行政管理权限，包括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在规范内容上，多强调网络运营商和用户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而对于公民个人、经济组织在网络空间上所享有的权利方面的规定极少。在授权的领域，多个行政部门往往都有管理的权限，但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导致管辖重叠，个体的权利也更容易受到侵害。因此，在授权的同时必须注重控权，以法律的形式限定管理部门的职权同时明确责任，才能确保权利不被滥用，个人在网络空间的权利也才能得到保障。
五、网络空间的法治化需要社会成员的自律与守法
在立法上，由于法律无法完全预料到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不完备的、滞后的，只能透过实践完善自身；在执法上，由于法律对所有情景和问题不可能都作出明确的规定，就执法者而言，自由裁量权成为执法者的执法工具。尽管自由裁量权的赋予是法律具有一定灵活性的体现，但同时也难免造成执法者的滥用。众所周知，法律得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是要人们具有服从规则的内在品质，法律只能规范人们的外部行为，却无法使人们内化；虽然法律条文规定了社会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但不能做出让社会成员服从法律的义务，而道德的力量却能使然。对于法律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法律义务，而是服从法律的品质。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4
人才是网络安全第一资源，只有充分意识到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才能更好地为维护国家网络安全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德育工作是国家网络安全人才战略、全国高校纷纷建立网安学院、加快网络安全一级学科建设等背景下的“及时雨”，是深入学习贯彻关于“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建设网络强国，没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没有人才创造力迸发、活力涌流，是难以成功的”重要论述的体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育之，为网络安全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是加快填补网络安全人才缺口的有效途径。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张晓菲博士指出，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网络安全人才争夺激烈，全球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进入快车道，人才素质培养不容忽视。目前，我国网络安全人才供需失衡，整体上呈现“重技术、轻管理”等现实问题。纵观国际环境，历任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人才战略方面始终高度重视，甚至在整体走弱的背景下采取更加进取的人才政策，改进核心关键领域人才体制机制，以发展网络安全威慑能力。网络安全人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还体现为它的特殊性。网络人才安全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在角色定位上不仅仅是技术人才，更是国家的安全卫士。这一专业独有的特性使得网络安全人才犹如一把双刃剑，容易成为敌对分子的攻击目标或利诱对象。因此，必须重视网络安全人才的理想信念教育、政治素质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培养一批网络空间安全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正如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所长秦安教授认为，网络攻防转换很容易，正与邪的转化也在一念之间，网络空间安全人才保持慎独性尤为重要。网络安全人才思想政治工作担负着强化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政治红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的艰巨使命。
二、网络安全人才立德树人工作的宗旨是对“根本问题”的回答
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首要的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事实上，从企事业用人单位对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人才的从业要求来看，政治与道德素质越来越被摆在了第一位。网络安全人员在面对高技术的工作风险、万无一失的工作要求、高利益的诱惑压力下更加要能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坚守住正义的底线。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体系，秦安教授认为，网安人才培养在传授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又红又专的网络安全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文化接班人，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厚植爱国情怀上下功夫，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网安人才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根据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特点及其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性，在“如何培养人”这个问题上，要树立新思维，重视人才安全，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强化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政治红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理论、爱国主义等方面的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努力培养一批政治合格、技术精湛、德才兼修的网络安全人才，打造一批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忠诚守卫者、风清气正网络文化的积极维护者、自主安全技术的勇敢探索者。在“为谁培养人”这个问题上，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努力造就一批批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高素质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党、国家和民族事业的接班人。
三、培养“又红又专”网络安全人才的基本路径
（一）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全球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进入快车道，人才思想道德素质不容忽视。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主战场，要积极开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安全教学工作，为培养优秀的信息安全人才奠定基础。首届网安人才思政教育论坛上，张晓菲博士以美国设置专业课程，开展学历教育方面为例，讲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国土安全部联合发起的卓越学术中心计划推动了网络安全学历教育层次化的发展，高校实行多种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奖学金、夏令营和竞赛等方式选拔和培养网络安全人才，通过专业课程的设置、开展有效的学历教育，提高网络安全人员的技术能力和法律道德水准。在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研究制定一流的网络安全人才专业培养方案，形成网络安全人才专业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内容体系。在教育形式和内容上，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努力构建以先进文化凝聚人、以历史使命激励人、以时代精神感召人的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此外，网络安全是个容易“交叉”的学科，实际工作中特别是与新闻传播、法律、政治、社会学等多个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交叉性，故此，网安人才培养特别要注重借鉴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方式，从多学科融合的角度推动人才培养的工作。
（二）强化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环节技术与道德的融合
网安人才教育工作者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不断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网络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积极推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教育载体的变革。张晓菲博士认为，通过网络安全在职教育，开展信息安全人员培训与资质认证活动，注重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培训内容的系统性。搭建一个囊括信息安全保障、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标准法规、信息安全管理、信息安全工程的完整的知识体系。探索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的技术与道德相融合的新模式，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网络空间安全人才观。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要全面思考整个网络安全产业生态链，不断提升优化急功近利的“开门撬锁”式攻防赛，从军民融合、国家管理、自我提升三个层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环节。其次，打造人才培养的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在国家和军队层面，培养国家间对抗的尖端人才和整体攻防人才。在国际层面，建立网络空间维护部队，打造人才培养的网络空间安全利益共同体、责任公共体、命运共同体。再次，要构建网络空间安全人才评估体系，采取“德能勤绩体”模式，建立具体的指标支撑的评估体系，掌握道德、法律、政治会出问题的技术环节。在实践中理解、把握网络安全人才的道德素养、法律素养、政治素养要求，让道德要求融入于技术点之中，追求慎独的高境界。在网络安全科学技术中，还要强化集体作战、合作攻关的精神，要有平台、共享的意识，不能寄希望于单打独斗。
（三）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坚持党对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领导，坚持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加大工作投入、改进工作形式、创新工作方法，发挥专业课教师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协同效应。一方面，部分专业课教师要加强思政理论的学习，有意识地加强与思政课教师的互动，并有针对性地去了解思政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以达到与思政课教师的步调一致。另一方面，注重专业技术课堂教学的法制教育和政治站位，创新企业导师与学业导师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发挥党、团、学组织和科技社团等骨干力量的模范作用，守住意识形态阵地，激发学生自我教育潜能；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加强与网络安全部门的沟通，加强与网络安全企业的合作，加强高校及研究机构之间交流，探索合作方式，引导网络安全人才的健康成长。鉴于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所面临的道德自律与道德能力的二律背反问题，还应加强正面的科技道德楷模教育，将“钱学森精神”、“两弹一星”人物先进事迹等有机融入网安人才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加强信息技术素养教育与网络道德楷模教育的结合。通过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道德模范人才的培养相结合促进网络安全的理念与技术同步发展。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5
信息化的不断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网络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截至2016年，我国的网民人数已经到了7亿之多，互联网的普及率也已经超过50%。如此庞大的网络空间给国家的发展带了机遇和便利，但也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失灵”现象层出不穷。网络信息的泄露、诈骗信息的传播、黑客病毒的侵入等等，都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的秩序，同时还不断从虚拟到现实延伸，给人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危害，给企业造成了损失，给国家带来了威胁。
发达国家网络空间治理的经验
美国是网络发展的超级大国，是网络的发源国，凭借先进的技术，率先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网络空间治理的法律体系，基本包含了信息泄露、网络知识产权、网络诈骗、网络等一系列在国内常见的网络犯罪行为。同时，美国也十分重视网络空间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保卫系统和信息保障技术框架，也为国家的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国家的网络技术也已经远超越大多数国家，在新加坡的网络空间治理主要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颁布了《分类许可证制度》和《互联网操作规则》等系列制度来约束网络运营商，明确他们的责任所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在网民的教育方面也十分重视，从读书开始就不断普及网络的正确使用方法，培养公众在日常网络使用中的情绪自控能力和理想分析能力，提高全体网民的综合素质。同时，还设立了网络犯罪指挥中心，网络安全研究室，确保网络空间治理的及时性和超前性。
我国目前网络空间治理的难题
网民数量庞大，结构复杂。中国网络普及度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高于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网民上网的设备也在逐渐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计算机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也在不断普及。网络的终端除了互联网外，也出现了手机4G、5G及wiFi等。网民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化，从以往的青年群体已经扩散到少年、老年群体，职业结构也日渐丰富，从公司白领、学生青年、自由人士到政府党政机关等。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和复杂的网民结构，使得网络空间治理难度不断增加。
网络空间治理缺乏法律支持。目前，我国还缺乏专门的网络空间治理的法律，大多采用规范和规章为主，尤其与美国相比较，我国的网络空间管理法律数量明显不足。同时，规章和规范等行政法规也存在着诸多矛盾，操作起来有偏差，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出现了网络失范行为也没有明确的追责制度，使得网络空间治理缺乏施依据。
网络空间治理支持技术体系落后。中国现有的网络空间治理的技术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难以适应日趋复杂的网络失范现象。还主要通过内容过滤、舆情监测等传统技术手段来实施网络空间管理，缺乏技术弹性。同时，大多采取事后整治，缺乏整个过程的系统性分析，也还尚未像美国、新加坡那样建立网络空间准入技术、网中监管技术、网下反制技术的全流程技术支持，对于网络技术的定义、应用范围、操作规范都都没有统一的标准。
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对策
加强网络行为规范教育，提高网民整体素质。公民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主体，要学习新加坡的先进教育理念，讲网络教育引入课堂，引导公民从小培养正确的网络使用规范，理性对待网络舆论，处理自身网络情绪。要学会用网络空间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实现网络使用自由和网络秩序的统一，并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抵制网络失范行为。
完善网络空间法律体系，促进以法治网。法律依据是国家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保障。国家应当出台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必须做到有法可依，落实依法治网。明确网络空间中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责权，建立相应的处罚机制，监督规范主体行为。让不法分子有所忌惮，不敢为所欲为，同时将法律治理与道德约束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6
【关键词】美国；中国；互联网；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治理
互联网作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把它作为处理国家事务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政府对互联网引导和管理不善而任其自由发展，那么网络安全、电子商务、个人隐私将会受到严重损害，违法有害信息将在网上泛滥，诸如网络谣言、网络淫秽色情、网络、网络盗窃、网络贩毒、网络诈骗、网络售假等，各种网络陷阱就会大行其道，给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美国政府顺势而为，为确保本国网络信息安全而将国家管辖权延伸到网络空间，让网络空间治理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方式。
一、美国互联网管理的实践经验
美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管理坚持以国家安全为重，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以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为前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以改进与创新发展，至今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管理体系。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国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值得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和借鉴。因此，客观冷静地研究美国政府的互联网安全管理经验，总结其成功之道，使其更好地为我所用，避其所短。
（一）以完善法律体系实现网络监管全方位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其互联网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且信息化程度非常高，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美国是世界上互联网技术最先进、应用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互联网监管法律最完备、机构最健全的国家之一。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管理的国家，一直在总结本国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尤其是针对管理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创新互联网管理的内容，探索互联网管理的方式方法。首先，美国政府注重以立法对互联网进行严格管控，并成为世界上法律法规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法规数量众多是与政府高度重视密不可分的，以及与美国政府的精细化管理分不开的，也与民众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以打击儿童色情为例，1996年以来美国立法部门就通过了《通信内容端正法》《儿童在线保护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儿童网络隐私规则》等法律，对色情网站及网络色情传播严格加以限制，绝不允许此类信息流放任自由。[1]一旦发现有人制造有关儿童方面的网络色情，或者持有及传播儿童色情，检察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对违法者绝不心慈手软，并对此类人进行起诉。同时，在网上下载及在电脑里保存有关儿童方面的色情内容，也会被检察机关定罪。另外，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安全部门也做到未雨绸缪，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打击那些利用互联网散布威胁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恐怖信息行为。“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根据该法律条款，美国安全部门能以反恐为由，窃听民众的通话内容和互联网通信内容。[2]由此可见，互联网每向前发展一步，美国的立法都会如影随形地跟进。
（二）以健全监管体系实现网络控制多元化
作为互联网发展最早国家之一，美国的互联网管理理念与实践是值得称道的，既有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也有较为健全的市场运行机制，还有成熟的执行措施，诸如社会主流意识的引导、网络论坛管控、网络技术手段等，尤其是美国的网络监管体系比较健全。美国互联网监管体系是多元的，维护公民的隐私权，从来都没有对互联网“疏于”防范和监管而出现相关环节的问题。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网络安全，通过多种途径建立了有效的监控和管制体系，其监管体系主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领域和联邦与州两个层次。从联邦层面对电信业的管理来说，立法、司法和行政各自行使相应的权力，可以说是相对独立的，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相互制约的，确保彼此之间的权力平衡。但是，从立法层面来说，国会作为本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对电信立法案来说，他们可以行使听证、辩论和表决等权力，也就能够影响国家有关电信政策的制定；从司法层面来说，美国联邦司法部对电信管理机构拥有监督并解决其纠纷的权力，可以说其权力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美国联邦司法体系是由美国最高法院、联邦审判法院和申诉法院共同组成的，拥有多种执法功能，并保证执法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三）以整合力量实现政府网络监管常态化
互联网以共享、方便、快捷、经济、高效、跨地域、跨时空等特点和优势，正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为政府网络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给政府的网络空间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治理，美国成立了预防网络犯罪的专门机构，其中美国的国家警察部门和安全部门可以秘密监控本国任何网站及接听任何人的电话，并以法律授权的形式秘密查阅民众的电子邮件。尤其是近些年来，美国相继组建了反击网络黑客指挥部、国家网络安全与通信整合中心等机构，旨在整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强化国家的网络监管职能，及时发现、阻止和惩处网上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律执行层面，美国政府多个强力部门在互联网监管方面都将委以重任：国土安全部负责美国的国家信息通讯安全；国防部负责国家军事领域的网络安全；国务院负责跨国网络监管和网络安全；中央情报局负责外来网络安全威胁的评估；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家网络犯罪的调查和起诉等等。除此之外，美国各州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颁布了有关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并建立起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网络管理制度与监管机构。由于美国网络科技发达、技术手段先进，相关措施得力，网络监管成效显著，网络运行相对有序。比如，曾有一个网民将驻伊美军的日常活动见闻通过互联网途径传播到境外网站上，该网民很快就收到美国国家联邦调查局的警告电话，责成该网民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将此图片信息全部删除，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四）以倡导行业自律实现商业网站自我管理
自律性组织是推动网络信息自律机制的重要力量。[3]民间组织主动发挥自身的作用，通过自觉的研究、摸索、试验、示范等方式方法，建立行之有效的自律模式，以此引导和推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美国政府坚持鼓励为主，强化自律意识，注重自我约束，严格自我管理，引导互联网行业尊规守法。美国的专业协会以行业规范、公约等共同认可的条文为准绳，以此规范各自的行为，从而使互联网处于一种相对有序的状态。同时，各行业自律也是符合政府管控的要求，并与政府的管控保持一致性。如美国的互联网保健基金会就是典型的例证，它制定了互联网行业需要遵守的8条相关准则，各类论坛、聊天室等也不例外，既有自己的服务规则，也有相应的管理条例。如果有的行业协会不按相关准则办事，我行我素，出现违规行为，那么行业协会将代表整个行业给其施加压力，限期改正，同时也不排除采取非常规或更为严厉的措施，使其在极短时间内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纠正，以此警示后来者，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美国的互联网行业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网络信息服务管理的规定，自觉履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的自律义务，引导用户文明上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自觉抵制有害信息的传播。
二、美国互联网管理对我国的启示
当今社会，互联网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互联网给人类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尤其是给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渠道，也给我们生活中带来了一些不安全的因素。网络安全是人们生活中影响很大的安全之一，是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互联网信息内容建设亟待加强，出现网络安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还有客观方面的因素，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致使网络空间里传播的内容真假难辨。如果每个网民都以匿名的方式在网络空间里不受约束，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不健康的传播内容必然影响网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也就会导致一些内容真假难辨。如果网上、网下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有可能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导致管理失控。但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对于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仍然采用“防”“封”“堵”的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导致有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给我国网络空间治理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学习和借鉴美国有关互联网安全管理的成功经验，促进我国互联网又好又快发展。
（一）创新网络安全管理，筑牢网络安全的坚固防线
网络信息人人共享、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网络信息安全是确保网络系统正常运行以及计算机系统不受恶意病毒的破坏，保持网络系统中硬件、软件及其数据的完整性。在“自媒体”时代，政府必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把握互联网的基本规律，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一是要强化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提升网络空间的监测、预警、控制能力。要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做好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全面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3]二是要完善协同配合机制，按照“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协调联动”的基本思路，有效整合政府相关资源，主要包括宣传部门、公安部门、经信部门、工商部门等有关网络宣传、网络舆情收集、网络监督、网络运营执业资格审核等资源，充分调动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要加大网民教育宣传力度，坚持“以活动促教育，以教育促发展”的总体思路，对网民普遍关注的网络突发事件、网络安全、网络热门话题等进行广泛宣传，既普及互联网的基本知识，也普及互联网的前沿知识，促进科学普及与时代接轨，真正让网络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四是要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基本原则，对重视不够或麻痹大意而引发重大网络信息安全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实行严格的问责机制，确保辖区内的网络生态。
（二）加强网络传播内容管理，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
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4]因此，网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必须加强网络空间传播内容管理，从源头上净化网络空间。为此，需要我们把握以下几个重点：一是要弘扬主旋律，激发网络正能量。要坚持党性原则与人民性原则的有机统一，突出政治建设，保持政治定力，让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愿望成为网络空间的主旋律。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将党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空间内容建设之中。要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倡导正确的思想言论，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反对和抵制一切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进步的网络空间内容，始终与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要规范和鼓励网络组织、网络企业、网站等制作和传播具有积极意义的网络文化作品，充分发挥主要商业网站的建设性作用。要实施网络空间内容建设工程，鼓励网络行业、网络企业、网站、网络文艺工作者和网民创作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微电影、微视频、原创文学等网络文艺作品。要持续开展“净网行动”，严厉打击网络各种违法违规现象，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网络色情等犯罪活动，净化网络空间。三是要加大网络传播内容的监测和监管力度。党政机构、职能部门、网络企业、网站等要利用专门技术，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建立和创新网络空间传播内容的专业监测监管机制与平台，进行专业监测监管。要建立传播内容的社会监督举报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和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举报、监测监督。四是要增强网络空间议题设置能力。各类网络空间治理主体，要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积极主动地设置网络空间管理的相关议题，鼓励网民参与进来，号召网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网上主题讨论和交流，掌握网络空间传播内容的主动权，增强网络传播内容的“时”“效”“度”。
（三）注重网络技术自主创新，助力建设网络强国
技术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工具。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是网络强国建设的基石。[6]互联网是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之一，具有互联互通的重要特点。网络信息技术作为一项综合性技术，融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为一体，蕴含了网络、通信、计算机等多种先进技术，具有共享性、开放性、多元性、互动性、及时性等特征。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实现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是实现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网络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牛鼻子”[5]，着力打造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国字号”品牌，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及具有竞争力的关键技术。要加快实施网络信息核心技术攻坚战略，打造集计算机芯片设计研发、系统集成、推广运用等为一体的产业链，推动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发展。要加快培养掌握网络空间技术的管理人才，建设强大的政治性强、业务精、作风好的网络空间管理人才队伍，着力培养网络科技领军人才。
（四）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塑造并彰显中国形象
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6]因此，我们必须在《联合国宪章》框架的指导下，遵循“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突出“共享共治、合作共赢”的思路，确保国家网络空间主权不受侵犯的基础上，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7]一是应构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不断夯实网络安全的基础。世界各国应积极参与，加强沟通，扩大共识，置身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之中，进而实现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平等性。二是应加强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网络技术方面的合作，在互利对等的基础上加强互联网管理的合作与对话。三是要以定期会晤的方式，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积极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和平地解决彼此间的歧异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努力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环境。四是要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要充分运用好各类双边与多边机制以及联合国等相关网络治理平台[8]，广泛宣传我国的网络空间治理主张，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五是要提高网络空间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打造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性权力。
参考文献：
[1]马丽琴.浅谈当代网络传播及其发展[J].教育研究,2013,(11).
[2]朱永彪,任彦.美国的反网络恐怖主义战略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3]李润芳.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n].南方日报,2017-09-15.
[4]本书编写组.党的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5].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n].人民日报,2016-10-10.
[6]评论员.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三论“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12-19.
[7]张过.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n].人民日报,2014-11-20.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7
网络安全问题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网络安全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网络安全教育的缺失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网络安全观教育、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观教育。
（一）网络安全观教育至关重要
网络安全观教育的至关重要性是由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一，网络安全观教育关乎国家安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总体安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现已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几乎所有的领域都离不开网络技术。很明显，如果网络不安全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安全受到挑战与威胁，加强网络安全观教育就是为了降低风险、减少威胁，最大限度保障网络安全，从而保障国家安全。其二，网络安全观教育事关网络世界每个人的利益。网络的使用主体是人，网络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各种便利，网络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网络安全与否与网络世界的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网络安全观从来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它需要我们不断进行网络安全观教育，提高网络使用主体的安全意识，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能切实维护自身利益。网络安全观教育的影响小到个人利益、大到整个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观教育，从行动上积极维护网络安全。
（二）网络安全观教育必不可少
纵观近几年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可知绝大部分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且现状令人堪忧。首先，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网民网络安全意识淡漠。网络信息的“虚拟性”与软件病毒的“隐蔽性”使很多网民认为网络很安全，每年因网络安全意识缺乏而导致的网络安全事件不胜枚举。“加强网络安全必须从培养全民的网络安全意识基础入手，只有在认识上高度重视，真正了解到网络入侵和攻击危害的严重性，公众才会在网络空间主动采取相关措施去应对、防范入侵和攻击，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风险，减轻损失。”因此，加强网络安全观教育，提高网络使用主体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便成为维护网络安全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次，我国的网络使用量决定了必须加强网络安全观教育。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6.32亿，手机网民达到5.27亿。网络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影响范围是“一大片”，带来的损失将不可估量。网络安全问题正在经历着技术层面的不断先进、破坏能力不断增强的突变，如果再不加强网络安全观的教育，那么下一个网络安全问题或许会让整个“网界”损失更加惨重。通过网络安全观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安全风险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减少互联网安全隐患人为因素的比重，使每个社会成员为网络安全贡献力量，同时切实保障其自身利益不受侵害。
（三）网络安全观教育任重道远
确立网络安全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事故频发，故网络安全观教育的任务变得更为紧迫。根据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的最新报告，仅“2014年12月，CnCeRt收到国内外通过电子邮件、热线电话、网站提交、传真等方式报告的网络安全事件7,105件（合并了通过不同方式报告的同一网络安全事件，且不包括扫描和垃圾邮件类事件），与上月的6,570件相比增长了8.1%，其中来自国外的事件报告有51件。”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辐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人数越来越多、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这急迫地需要大力加强网络安全观教育，使更多网民懂得网络的安全使用，提高防范网络安全的风险意识，教育人们不要成为网络安全事件的制造者。与此同时，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安全技术的提高与法律制定来维护网络安全，但就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两者因其局限性和滞后性都未能充分地实现阻止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的目的。网络安全问题复杂化趋势明显，单从“他律”层面加以防护已远远不够，我们更应该加强网络使用主体“自律”的修养，对他们进行完整系统的网络安全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提升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一门科学，在提升广大网民网络安全意识的道路上任重道远，需下大力气、大功夫、大决心。
二、新形势下的网络安全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新形势下的网络安全教育包括网络道德、网络安全基础知识、网络法律法规、网络安全防范以及新形势下网络安全新的应对策略与要求。在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构建新形势下的网络安全观教育内容体系正当其时。
（一）网络安全新规约：坚守言论内容的“七条底线”
这是新形势下网络安全观教育的应有之义。2013年8月15日，中国互联网大会闭幕并发出倡议，全国互联网从业人员、网络名人和广大网民，都应坚守“七条底线”，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自觉抵制违背“七条底线”的行为，积极传播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这“七条底线”为：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传统的网络安全约束侧重于引导网民言论的文明性与合法性，而没有明确的“底线”约束。“七条底线”的提出正面回答了在新形势下该如何具体做到言论文明、行为合法。坚守新时期的网络安全新规约，就是要时刻坚守这“七条底线”，这是我们用网的原则和基础，也是维护我们自身安全与利益不被侵害的基本保障。网络世界需要积极、理性、向上的网络文明与网络道德，构建这种文明和道德的前提就是每个网民都自觉遵守“七条底线”。加强以“七条底线”为根本内容的网络道德宣传教育，有利于营造文明、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引导广大网民形成文明上网、科学用网的良好习惯；最重要的是有利于减少网络安全事件发生，降低网络违法犯罪事件概率，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二）网络安全新领域：维护网络信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
这是新形势下网络安全观教育的核心内容。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运用的出现，使网络信息作为一种战略资源而备受各国重视，网络信息虽不像国家的领陆、领空、领水一样以有形边界状态存在，但却实实在在已成为国家安全新的领域。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谋求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可以说，维护网络信息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对领陆、领空等有形领域的保护意义。网络信息的安全维护离不开广大网络使用主体，这促使我们必须在新形势下加强网络信息的国家安全教育，强化信息安全掌控力，捍卫自己的信息。而“棱镜”事件给国际社会敲响了网络信息国际安全的警钟，随着网络的融合发展，过去相对独立的网络已经融合为深度关联、相互依赖的整体，形成了全新的网络空间，亟需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世界以保障网络信息的国际安全。网络信息的国际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否，网络信息的国家安全若得不到保障，网络信息的国际安全就无从谈起。互联网发展的目的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危害，网络世界应该是和平的而不能成为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工具；网络世界应该是安全的而不能成为攻击的利器、犯罪的温床；网络世界应该是开放的而决不能闭塞隔绝、只顾自己发展；网络世界应该是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治而不能单个国家独善其身。加强网络信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教育就是要使网络世界的每个人都自觉维护网络安全，促进网络信息化的长远健康发展。
（三）网络治理新常态：全面实施依法治网
这是新形势下网络安全观教育内容的重要方面。互联网进入中国已经有了2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期间，国家对互联网的规范与管理有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我国在网络治理过程中，虽然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行动，但由于整体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法规也不够完善，还存在法律缺位与滞后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用网人数激增，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国家越来越重视网络法治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这为依法治网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网络法治新常态的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据。“依法治国的重点难点在依法治网，网络空间法治化不够严重阻碍了现实空间法治化，依法治网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增强了依法治网的信心，给依法治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指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从网络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与高发性来看，要形成网络法治的新常态，首先，必须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制定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针对企业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等。在维护网络安全的各种手段中，加快我国网络安全立法是根本保障。其次，要严惩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在全社会树立遵守网络法律的共识，同步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法治。最后，要教育广大网民勇做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的践行者，培育和树立网络战线上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只有用法律来管理网络，才能统一标准，树立威严，让意欲利用网络途径的违法犯罪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在网络法治化的路上，做到完善法律法规与动员全社会一起努力两手抓，坚持网络法治常抓不懈、严抓不怠、狠抓不纵，实现网络法治新常态。
三、积极探索网络安全观教育的新途径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同样，网络安全观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大现实课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讲究方法，循序渐进，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教育过程中落细、落小、落实。
（一）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细
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细，就是要细化、要具体。首先，在教育对象上要细分。网络使用对象按年龄分，有孩童、青年、中老年人；按文化程度分，有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按工作性质分，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等等。网络使用主体的成分构成是复杂的，但他们都是我们的教育对象，教育对象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使用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不同。如针对孩童的网络安全观教育，我们要从正确认识网络、正确使用网络以及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入手，使他们从小养成安全用网、文明用网、主动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习惯。其次，在教育内容上要细致。网络安全观教育内容包括几大方面，而各个大方面里面又囊括了许多小方面，如仅网络安全教育就包括网络设备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网络软件安全三方面，所以在教育内容上要细致安排，做到不遗漏不交叉不重复、有针对有层次有系统。网络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要把教育内容细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如在人们用网时，避免网络硬件损坏可以设置安全使用的标语提醒；针对现如今越来越严重的信息泄露问题可以教育大家平时养成数据备份习惯和防止信息泄露的警告等。最后，在教育目标上要细化。对网络使用主体进行网络安全观教育是为了实现全面提升网络安全意识、保障网络安全的目的。而这目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在教育目标上加以细化，各个击破。如针对计算机网络病毒的防范，就要从病毒来源、传播途径、最易感染群与范围分析入手，教育大家要加强对软件引入的安全审查，切断它的传播路径，做好安全防范，提醒大家不要从不正规网站安装下载软件，不轻易打开陌生邮件，及时删除信息等。
（二）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小
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小就是要从小处着手，以小促大。具体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从各行业抓起。我们正处于“互联网+”的全新时代，每个行业都希望利用互联网实现行业潜力的最大挖掘，而只有网络安全才能保障行业新价值的创造。当下，受网络安全的危害最多的正是各借助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开展网络安全观教育就必须从各个行业抓起、逐步建立起网络安全链。对于银行、电信行业的网络安全观教育必须加大加强；对于学校、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观教育应该使之常态化。每一个行业之间的网络安全将会促使一个安全、清洁的网络环境逐渐形成。其次，从可能引起网络安全的小环节抓起。大部分网络安全问题都具有由小变大的特点，这就要求网络安全观教育要从小环节抓起，防微杜渐。如一个很小的漏洞很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要教育广大网民平时在用网过程中处处留意，遇到漏洞问题及时修复、经常查杀电脑病毒扫描垃圾文件等。最后，从娃娃抓起。近年来，儿童网络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当受骗、网络成瘾、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网络言论失德甚至反动等问题日益突出。正所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把网络安全教育、网络道德教育、网络法制教育等一整套的安全观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教学中，从小培养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娃娃的思想认识水平，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使之积极维护网络安全。
（三）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实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8
建构主义安全观是多元化的安全观理论中的一个，其理论视角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建构主义学派不囿于单一的因果链条，认为行为产生的解释来自于更加宏观和复杂的因素，建构主义更多地追溯历史、文化、环境和制度中多方面多层次的解释维度。建构主义安全观视角关于国家的出发点是：“国家行为由思想信念、集体规范和社会认同决定。”互联网发展的巨大作用，就是不仅为现实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改变了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精神的塑造、文化的传播和社会交往的方式构成深刻影响。互联网使思想观念的形成与传播、集体规范的达成与生效以及社会共识的共建与稳定等诸多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在客观安全是基本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互联网对精神、观念和思想方面的塑造能力更值得重视。建构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属于社会建构的一种，社会建构主义重视建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并且认为文化对行为体的安全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即安全是一个动态概念，其生成受到结构的影响，同时其变化受到后天行为的规制和约束。以建构主义安全观的视角，网络安全不再指涉单纯的主体安全，同时也包含了结构安全的内涵，不仅将现实安全与虚拟安全之间的影响包含其中，也将安全作为一种共存共生的平衡状态赋于国家结构的互动之中。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主客观的一种互动和相互影响，即“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在主客体之间相互定义生成的一种理想状态。互联网时代，安全领域重心发生了转移，如今的格局是实体安全和虚拟安全双重建构的体系，虚拟安全在网络领域，以意识形态和信息安全的方式影响着现实。国家网络安全除了硬件安全保障，同时需要建立具有安全意识的网络公共对话空间。网络安全来自于虚拟安全与现实安全，现实安全要求有扎实的硬件建设和技术开发，而虚拟安全则更多的是来自于网民的安全感和安全意识。建构主义安全观是全面系统并且人性化的安全观，与社会构成强有力的关联，也和日趋网络化的现实发生更多交集。建构主义的安全观符合当前互联网时代赋权、平等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同时也将现实安全与虚拟安全、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有机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同时，互联网将共识制造的成本大大降低，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障碍被克服，对话的条件提升，渠道资源进步，互联网时代的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思想和对话的作用，强调结构性的影响和理念的共享与共识的传播。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网络安全的内涵
阿诺德•沃尔夫弗斯在《冲突与合作》中将“安全”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客观意义层面的安全指的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威胁的状态，重在强调客观事实和结果；而主观层面则更集中于主观的安全与否，指不受价值攻击和威胁的恐惧和不安，强调感觉，重在不安全感和恐惧的形成。理解“安全”也需要理解安全的反面——不安全——也就是威胁和恐惧。安全状态是一种二元结合、相互影响的理想状态。相反，对于威胁的界定和控制能够有效地保证安全状态的存续。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也截然不同，“在国际维度上被认为安全的行为，可以是内向的也可以是外向的，换言之，可以是防卫性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防卫是对现状的维护，是对自身内部的保护，而进攻则是对现状的改变和对现有格局的突破，是对外的行为。”网络安全包含了两个层面的主旨讨论，一层是“网络”的本体和主旨的描述规划了问题的主要来源和考查范围，另一层是“安全”所隐含的理论背景、发展趋势和本质诉求。“网络”的内涵已经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推动而不断被补充，但是对其“安全”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伴随其技术发展重要性不断上升的核心问题。安全问题，就安全的属性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安全是一个具有二元结构的问题，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是指外界现状和客观现实，而主观则是对人们心理状态和感觉的强调。”这就将安全问题划入由客观安全和主观安全组成的二元体系。从这个安全观的角度出发，安全问题涉及到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影响范围，具体而言，就落实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个人安全。网络已经深入到国家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重要作用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所以，当下网络和信息安全就成为安全问题所要讨论的重要部分，其牵涉到技术方面的开发和控制，同时在网络系统和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环节安全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机制。网络安全关系上至国家信息安全、社会协调，下至民心稳定、个体隐私，对其防御、保护和治理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化的进程和网络对现实生活更大范围的介入，使得其安全问题不仅指网上生活的安全，保证网上生活、交易、信息的安全性，同时也拓展到了网下生活的安全，就是与网络关联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安全的，不论个人主体是主动介入还是被动介入。”网络安全的内涵是丰富、复杂并且多元的，其顺着网络发展的触角延伸到了国家运行、社会运转和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已经不仅是技术开发阶段的安全问题，在其被使用和利用的过程中，以及衍生出的其他和网络相关的问题都属于网络安全涵盖的范畴。“网络安全若从其本质而言是网络上的信息安全。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来说，凡是涉及网络上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实性和可控性的相关技术和理论都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和探索领域。”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从“防护对象”和“维护手段”两个方面定位网络安全问题，她认为：“在不同时期，网络安全的称谓和解释都有所不同，其内涵在不断深化，外延在不断扩展，而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安全包括技术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渠道安全、资本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网络安全的议题随着时代变迁、技术创新、社会变革和国家建设的步伐，其理论内涵和外延在不断被重构和丰富，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公共安全、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成为国家战略选择过程中不能忽视和回避的战略性问题。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强调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重要作用之后，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将网络安全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命题，也是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国家安全议题所出现的新挑战、新任务，网络安全甚至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必要安全指标之一。
（一）“网络安全”建构“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大议题下众多安全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层面，我国国家安全理论方面的建设都为国家安全这一重要国家议题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理论成果。“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的根本前提，没有国家安全其他无从谈起，而国家安全也是推进国家经济可持续、稳健发展和实现全社会稳定运行的安全基础。”从国家层面出发，安全议题可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内部安全始终作为国家系统内的重大安全问题，涉及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以及微观的个人安全等，而外部安全则涉及在全球化环境下国际间竞争，以国家为单位应对外国网络攻击、入侵和信息泄露等问题。网络安全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行为主体并不再限于国家或者权威机构，而将使用权力下放到了每一个个人，同时将构建网络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义务具体到个人。“由于网络世界的非对称性、去中心性和碎片性，网络犯罪主体的追踪范围已经扩大到个人、组织甚至国家。”个人、组织和国家都是通过网络安全来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基本单位。宏观的国家安全被划分成不同的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的安全。目前，我国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谋求的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回应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类安全挑战。”所以，网络安全对于我国的完整、政治安全等核心安全问题有着重要保障意义，同时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和公共安全有着重要的建构意义。
（二）“网络安全”保障“国家利益”。
“杜查希克认为国家利益有五个永恒的要素：①国家实体的生存，主要指国民和国土的存在；②基本价值的生存，如自由、民主、独立、平等；③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持；④经济的发展；⑤领土和完整。”无论是信息还是网络都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国家重要资源的维护对象和途径。国家利益同样涉及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内部利益是国家实现外部利益的前提和保证，内部和外部利益也相互影响。而网络安全的内涵指涉的是一个全局、全方位和全空间的安全意义，不仅对我国内部国家利益——国家的存在及存在状态以及内部价值的建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有着提供安全保障的作用，同时对外部的国家利益——比如国际中存在、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的公平和展开有着重要的建构意义。在网络构建空间中，能否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主动权和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三）“网络安全”建构“空间安全”。
网络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已成为世界共识，网络建设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倘若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设施被控制、威慑、攻击或者破坏，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这个国家整个运行系统必然面临威胁。新《国家安全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维护国家网络空间”。网络，已经成为新的空间要素而客观存在，“信息”是在巴西演讲别提出的概念，是继陆、海、空、天之外的国家第五大空间，网络空间的保护和管理，是对连接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空间的总体关照，同时，网络空间也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传播先进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的主导动力来源。我国将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将网络建设升级至国家层面的议题，此举标志着中国这个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拥有最多的网民数量、运行最庞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具备最强大的科技发展动力，树立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的发展目标的矢志不移的决心。国家首先要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关键性和紧迫性，再以网络安全为原点辐射和管理逻辑起点，促进国家其他安全问题的落实和跟进——完整、信息公开、隐私保护、经济稳健、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以及全民安全。
三、我国国家网络安全的战略分析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网络自身的特性，2014年是中国进入互联网世界的第20年，并且多项针对网络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落到实处。中国要以2014年为发展元年，确定中国网络安全国家战略六点基本原则：（1）法律底线——保护公民隐私及国家到个人最基本的权益，发挥法规和市场规律的力量；（2）合作先行——鼓励合作，国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合作，国际上寻求积极合作机会；（3）职责明确——明确各部门的义务和责任，也明确各安全责任主体的责任和义务；（4）遵循规律——尊重互联网客观特点和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特征，不能将网络建设视为割裂之要素，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5）制造共识——群众基础培养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主观安全的构建而努力，建立一种全新的安全防护及管理机制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状况；（6）应对灵活——尊重网络空间规律和特点，提高灵活性，部门建制要符合需求，增加垂直纵深力度，减少层级和多部门分散。在以上六点原则基础上，结合我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现实社会的发展特点，在思想与对话并重、现实与虚拟并驾的前提下落实我国网络安全的发展战略。
（一）整体观念，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发展观。
对我国而言，网络技术的全球范围普及和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同时也使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网络空间的无远弗届让个体网民的信息安全风险加大，在全球化大局的驱动和全世界各国齐头并进的格局下，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国家的重要议题和国际间各国新的博弈。“从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的空间实践来看，人类社会空间的转换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城市化空间、全球化空间和网络空间。”我国网络发展面临的国际局势可描述为：存在竞争关系，在寻求合作的背后是资源的争夺、技术的博弈和实力的对抗，而且国际形势并不乐观，网络攻击和控制始终存在。而国内形势则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覆盖不平衡，受互联网影响大，数字鸿沟始终存在，网络安全问题频发而且呈现形式多样，例如网络诈骗、网络流言甚至是网络犯罪等。“国家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权力，应该在经济方面寻找它的基础，而为了不陷入经济主义，又必须借助于‘多元决定论’去考察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国家权力机构正是具有这种“相对自主性”的特点，从中国国家本身出发，“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内对外双向建设和治理中的概括性战略，是作为国家权力的高度将“安全”议题多元化，将“网络安全”作为整个国家安全总战略的一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面向国内大局，同时也以整体的形式防御和应对外部国际局势。“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将“网络安全”纳入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打造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安全观从国家角度确定网络大安全范围，从政治治理和国家角度规制了网络安全。“贯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着眼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安全，又要体现到保障每个人的安全上。”
（二）强制与认同并行，国内与国外并重。
1.“强制”与“同意”：“葛兰西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由此在践行网络安全执行的主体讨论中，“强制”和“同意”是网络安全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双向核心即政治层面的执行力，“政治统治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同时，来自市民社会的“同意”反映出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层面的民意基础和舆论基础。在网络安全治理过程中，问题复杂，层级重复而且建制部门之间的职能也有重合和覆盖，这时，国家的建制和从政治高度出发、从市民社会微观表现议题都规定了网络安全防御、维护和合作的要求。
2.“国内规制，国际塑造”是指在网络安全的战略考量中需要考虑的“国内”和“国际”的双向维度，也是综合大环境要素和全球化的趋势：以国内安全带动国际安全。“吉登斯认为不能将全球化仅仅视为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涉及到全球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甚至深入到个人的行为、思想和日常生活。”即使是在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和国际间加强交流的语境之下，问题和归属问题都是不能忽视和妥协的关键问题，而网络和归属也直接关乎国家的网络安全水平。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和重要基础安全，一定要建立“统一领导，多维治理”的战略部署格局，国内以规范和治理为主，国际上则是合作与防御并存。中国的国家网络建设需要在国际上获得合法性、国际认同和国际地位，中国的网龄尚轻，在国际舞台上还有很大塑造空间，现在是定义中国国家网络地位的阶段，所以，国际视野中以“塑造”战略为主，同时加强自身防御能力，开展有条件有范围的国际合作和共享，既分享网络治理经验和理念，同时也要加强核心技术保密和网络系统安全不被攻击和胁迫，确保在去边界、去中心的网络空间中保持独立自主同时开放包容的角色和定位。
（三）从“防御”到“自生”再到“引导”的多层级战略防御。
防御是我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执行前提，是最为基础的目标；自生是在防御基础上提出的新要求，就是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大国技术生产的依赖；引导是中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最宏大的目标，从国内内部安全的角度而言，内部引导是规划国家内部网络建设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大国乃至超级大国，才会有这样的需求和意识。将国家权威投射在网络空间范围内，并努力将整个国际网络空间纳入到本国的控制系统。从“目标界定与威胁认定”的角度出发，“威胁认定究其本质说是一个‘归因’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而非纯粹的客观判定。‘归因’之于威胁认定，就是‘科学地找到令人满意的威胁来源’”。放眼全球化和自身建设，实现防御、自生、引导三个层级的目标。实现“保护我国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及自身防御能力、提高自身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开发能力，网络安全的设备安全和技术安全、规制国内安全网络和在国际关系中获得话语权和主动权”三大层次上的战略目标。
（四）上达国家下至个人的多主体多层级的有序安全体系建设。
从划分安全主体的分层级战略出发——相对于本国而言的国外势力主体、国家、企业和个人。这项战略有助于细化责任归属，切实提高治理效率。第一层级，即最高层级，也是安全问题的核心主体。网络安全的最高层级首先是国家安全，具体也包括一些核心机构和重要职能部门的安全。随着国家网络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网络被应用到生活和管理的更多方面，从而也对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蕴藏的风险也更大；其次是全球化语境中相对于自身国家而言的外国主体，即和国家本身既是竞争又是合作的关系的主体，他们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身份具有二重性：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主体和国际环境中的合作主体。第二层级涉及企业安全。互联网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模式、组织手段和服务方式，网络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各个移动终端、移动手机和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都成为一个网络入口，管理成本更高，终端碎片化，也就大大增加了攻击企业内网和信息外流的风险。如此这般，对企业层级的保护也需要被纳入到网络安全议题的日程上来。互联网时代每个位移范围的手机都可以变成一个wi-Fi，对企业的网络攻击可以绕开防火墙，从攻击员工个人入手，再对单位发起攻击，这同样需要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保护。第三个层次则是个体安全。以上提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终端的发展使网络的入口变得极其复杂和多样，智能手机、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技术，用户信息通过各种能够感知和不能感知的渠道和方式被无处不在的终端搜集、传输和处理，一旦被攻破，个人隐私便会泄漏，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就存在威胁。同时，个人也是网络空间中散落的个体和小的传播媒介，个人力量也有在网络空间制造威胁和巨大传播流、传播话题的能力。这三个层级的主体战略提供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战略层次：对网络空间和信息化流程中的各责任主体进行规制、引导和保护，他们受到的安全威胁与能够制造的安全威胁同样值得重视。与此同时，我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还要提高应对灵活性和预案预警能力，建设国家规格的网络安全数据库，强化数据保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丰富和演进，不断提高国家适应网络发展但是又不受制受控于网络技术的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硬件发展的同时国家的软实力也要相应支持跟进，加强人才队伍的培训和建设；运用垂直纵深的管理模式，寻求政策平衡、区域平衡和国际平衡三者之间的平衡点。网络安全的度要拿捏把握，在保护安全的前提下不能限制了网络使用，压抑了网络本身的发展潜质，这不只是权利获取问题，也不只是信息使用问题，更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从国家宏观治理的角度出发，减少政策性和可避免的鸿沟的出现，以免出现其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决策者的认知对于决策的制定至关重要，认知变化成为政策变化的主要动力，研究国家网络安全问题要树立“问题导向”的思路——威胁存在的可能性和形式以及评估体系，建立相应的安全相应系统，安全意识的培训和疏导，提高抵御风险和威胁的能力，国家层面的安全保护以及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既驾驭全球网络技术发展的东风同时也辩证理性地看待这其中伴随的裹挟和冲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树立国家网络安全的危机意识。网络世界日新月异，也为国家的治理和调控提出挑战，如何应战、利用、协调和维护对于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任重而道远。首先技术开发方面即不能受制于人，要掌握充分自主和驾驭空间：将主动权和对技术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本国能力可及范围，硬件、软件都不再受制于人，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网络安全预警系统建设先行，降低安全威胁。提升国民网络素养，筑起网络安全的高墙。“我国要举国家之力动员全民共同努力最终建立起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经过五年技术研发、调试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网络身份证”技术等大规模服务技术难题已被悉数攻克，网络安全的客观安全要求有过硬的技术支持和坚实的管理系统。在网络安全的硬件执行力和网络身份管理方面，已经建立起全国唯一的“公安部公民网络身份识别系统”。这是中国公安部针对网络虚拟的社会管理，为切实保护公民网络安全而采取的重要安全举措。建立网络身份管理的基础框架，是构成网络社会法治化的管理基础，是形成中国网络信任与身份管理体系的有益探索，这也是建立互联网治理有效的数据库建设以及后续跟进的长期有效的基础保障。同时，我国已经连续两年举行网络安全周活动，切实将网络安全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落到实处，从个人层面抵抗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增强网络安全与自我保护意识，树立网络安全观念，建设最具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共识的网络安全保护网，引导公众健康使用网络，共建健康文明的网络大环境，实现网络安全从上至下的分层布局和有序管理。
四、结语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9
网络空间全球互联网互通，一方面，网络空间作为全球信息通道，无法独立分割，由全球网民共享使用，其有序运行关系所有国家的利益，任何国家或实体都无法独自拥有或支配，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是人造空间，由人类依托网络设施开展网络活动并叠加、融合而成的;其存在和运作摆脱不了主权国家的影响，每个行为体、网络设施和网络活动都处在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受到所在国利益取向和价值观的影响。因此，结合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为网络空间构建完善的国际法体系，不仅关系到全球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稳定和有序运行，涉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且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涉及每个国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
构建网络空间国际法体系首先要明确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基础和规则制定的出发点。网络空间虽是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但其并非法外之地或体制外的事物，现行国际法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特别是构成战后国际体系法律基础的《联合国宪章》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是新事物，仍受到在不断深刻发展的新技术革命的持续塑造，其发展也不断带来新的法律问题，各国和国际社会有必要基于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只有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结合，一般原则和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在构建网络空间的国际法治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2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进展
出于构建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和规则、维护网络安全的共同需求，在大国推动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在近年取得不少进展，网络空间国际法体系的雏形日渐清晰。
2.1现行国际法的适用和国际条约的制定
2013年和2015年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报告中确认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适用于网络空间。G20安塔利亚峰会及杭州峰会对此也予以确认。上述专家组的两个报告还具体确认了国家主权、主权平等、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可适用性;确认各国对境内网络设施拥有管辖权，对可归责于该国的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此外，报告还强调了《联合国宪章》的整体适用性，以及各国依据宪章采取措施的固有权利;注意到人道原则、必要性原则、相称原则和区分原则等现有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在国际条约制定方面，目前已有欧洲委员会《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2001年)、上合组织《保障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2009年)、阿拉伯联盟《打击信息技术犯罪公约》(2010年)、中俄《关于在保障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协定》(2015年)等。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在联合国制定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公约，但目前为止，网络安全领域尚未形成全球性的公约。
2.2自愿性质的软法规范的制定
这包括在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和信任措施建设两个方面。在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方面，上述专家组的2015年报告提出11条建议，包括一国不得在知悉的情况下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合作应对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维护供应链安全、防止有害信息通讯技术工具的扩散等。中俄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在2015年1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最新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internationalCodeofConductforinformationSecurity)草案并作为联大文件散发，该准则提出了13条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范，涵盖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权和基本自由、打击网络犯罪和恐怖主义、互联网国际治理、能力建设和信任措施建设等方面，是目前国际社会在该领域最为综合系统的文件。
在信任措施方面，上述报告提出了9条具体的建议，包括各国之间建立网络安全政策和技术联络点、增强网络安全政策和组织体制透明、加强政策立法等信息交流、开展互联网应急响应交流等;今年年初成立的新一届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正在继续讨论如何将上述规则进一步具体化、可操作化和普遍化。此外，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2013年和2016年先后就加强该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网络安全信任措施建设通过决议，东盟地区论坛(aRF)在2015年外长会上通过《网络安全工作计划》，并在近年来就加强信任措施建设举行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此外，在双边层面，中美、中英、美俄等也就建立网络安全热线和磋商机制等取得成果。
2.3关于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塔林手册2009年开始，北约的研究和培训机构网络防务合作卓越中心组织由20名学者组成的国际专家组编纂《关于网络战国际法适用的塔林手册》(2013年出版)，随后又组织撰写包括平时法在内的《塔林手册》2.0版(将于2017年初出版)。虽然该进程不是政府间进程，有关作品本质上属于学术出版物，并无法律约束力，但由于其具有北约的背景，由多国(几乎清一色西方国家)组成编撰专家组，内容涵盖使用武力法、国际人道法、国家责任法、外交法、人权法、海洋法、国际电信法、维和行动法等几乎所有现行的国际法，系国际学界首次对国际法适用网络空间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的论述，引发广泛关注。
3网络空间秩序和规则主导权博弈仍十分激烈
随着网络空间自身的发展及在人类社会中重要性的提升，围绕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日益深入，主要各方在网络空间秩序和规则的主导权的仍博弈十分激烈，构建有效的网络空间国际法体系仍面临不少挑战。
3.1网络空间治理的根本理念之争。
美国主张网络自由和多利益攸关方平等参与治理，但美国政府一直单边垄断全球互联网域名管理权，该做法被广受诟病。迫于国际社会长期的压力，美国承诺交出互联网域名管理权，但进展一直缓慢，直到斯诺登事件曝光美国大范围监控全球互联网，为扭转不利形象、减少声誉损失，美国政府才加速移交管理权的进程。但美国选择的移交对象不是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或其他政府间机构，而是全球互联网多利益攸关社群。对此，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局辩称，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互联网域名系统管理中的角色一直是让外国政府不满的一个源头，一些国家因此呼吁由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或新设立一个政府间机构来接管域名系统管理权，如果美国政府不完成这一权力的移交，各国以多边政府运行方式取代多利益攸关模式的呼声只会越来越高。因此，美国将iCann管理权移交全球多利益攸关方社群，实际上是其化危为机，争取互联网治理理念主导权和话语权，增强其网络自由旗帜的号召力和网络领域整体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国家主权及主权平等原则，强调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联合国在制订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上的主渠道作用，要求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分享网络基础资源和发展成果。例如，在2012年底召开的国际电信世界大会上，发展中国家在新修订的《国际电信规则》中纳入国际电信联盟对互联网的监管的相关内容，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不符合多利益攸关方治理为由，拒绝在该规则上签字。此外，在今年8月底召开的新一届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会议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提出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网络安全特别委员会或者国际机构等想法，加强主权国家和联合国在网络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
3.2网络空间规则制订的议题着力点之争。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其网络空间战略中，明确反对制订任何新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将网络空间规则制订的着力点放在：
推动对现行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并着重关注就使用武力法、国家责任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权文书等领域做出对其有利的解释。重点就自身关切的问题制订自愿性的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例如，美国主张将不攻击关键基础设施、反动网络商业窃密、不得妨碍互联网应急响应组织保护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管控境内对他国的恶意网络活动、协助调查源自境内的对他国的恶意网络活动等4-5条规则作为普遍适用的和平时期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信任措施建设(例如，制定和网络安全战略、建立网络安全和网络外交专门机构、建立网络安全事件国际合作热线等)等软法方面。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将网络空间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新兴领域和重要的突破口，积极参与网络空间规则制订，一方面强调要全面平衡适用现行国际法，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根据网络空间的特性和国际社会实际需要，制订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在这方面的典型的例子包括中俄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提交联合国大会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框架下推进制定网络犯罪国际公约所作的努力。
3.3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法律标准之争，以网络犯罪问题最为典型
这集中体现在制订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公约问题上，美欧国家通过设立全球能力建设项目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由欧洲委员会2001年制定的地区性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布达佩斯公约》，试图将其打造为打击网络犯罪全球性法律标准，并反对谈判制定新的全球性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该公约2001年参与谈判的包括27个欧委会成员国和4个域外国家(美、日、加拿大、南非，但南非近年来明确表示不会批准该公约)，15年后，公约缔约国包括41个欧委会成员国和10个域外成员国，增幅十分有限，离全球公约的标准相差甚远。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布达佩斯公约》系少数国家制定的区域性公约，不具备全球性公约的真正开放性和广泛代表性，不能反映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切。例如，该公约内容范围较窄，重点针对涉及计算机硬件和系统的犯罪，对于网络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利用互联网实施的传统犯罪等均无涉及;加入该公约需要现有缔约国全部同意，可能增加新成员的入约成本;该公约对网络犯罪调查程序的要求和标准较高，其有关可不经领土所属国同意即可跨境调查取证的规定对国家司法主权构成冲击，这些均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接受和实施。所以，中俄等发展中国家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制订打击网络犯罪全球性公约，并推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2010年设立联合国网络犯罪问题政府专家组，研究网络犯罪问题并提出应对建议;专家组于2011年和2013年召开两次会议，主持起草了300多页的《网络犯罪问题综合研究报告(草案)》，涉及网络犯罪在全球的趋势、特点、危害程度、当前国际应对的状况和局限等，并提出包括制定综合性全球法律文书、国际示范条款等应对方案，得到多数国家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金砖五国为推动专家组进程做出了积极努力：在2013年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会议上五国联合推出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合作决议草案并最终获会议通过，明确授权专家组继续开展后续工作;2015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重申专家组授权;2014年、2015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宣言均强调在联合国框架下制订打击网络犯罪的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法律文书，2016年果阿宣言重申上述方针，并强调要共同努力打击网络犯罪和恐怖活动。
我国在2014-2016年连续为专家组捐款共计50万美元，用于支持专家组秘书处翻译上述报告、筹备召开第三次会议及其他推动专家组尽快完成其授权的工作;我国还推动亚非法协设立网络空间国际法工作组，讨论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问题，并资助亚非法协在今年5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会议期间举办网络犯罪边会;此外，我国还通过与主要西方国家的安全或执法合作对话、外交部法律顾问磋商等就推动制订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公约作对方工作。
目前，专家组秘书处正就筹备召开第三次专家组会议开展工作。能否打破目前的僵局，推动专家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并尽快形成成果，将是联合国制订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公约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
4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法领域近期实践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作为我国网络国际法领域的主管部门，近年来积极开展网络空间国际法问题实务和调研，包括牵头网络空间全球大会即伦敦进程(theLondonprocess)、中国欧盟网络工作小组、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网络空间国际法工作组、联合国网络犯罪政府专家组等重要平台，同时参与其他部门涉网络外交和法律事务。近期主要开展以下方面的工作：
(1)积极跟踪和深入研究网络空间国际法前沿问题。包括网络空间国家主权、数字时代的隐私权、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云时代的数据长臂管辖问题、网络恐怖主义问题、制定网络犯罪国际公约等问题，为总体网络外交及国内相关工作提供法律支持。
(2)推动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建立网络空间国际法工作组。在中国的建议下，亚非法协在2014年德黑兰年会上首次将网络国际法问题纳入议题，并在2015年北京年会上决定成立工作组，重点关注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以及其他国际法问题。该工作组在2016年5月在新德里召开了首次会议，第二次会议预计将在2017年上半年举行。工作组为促进亚非国家关注网络空间国际法前沿问题，加强交流与合作，维护共同利益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篇10
关键词：网络空间；生态系统；生态化治理一、网络空间生态污染的表象
（1）群体行为关系的失调。面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显露出了明显的窘迫状态，准备不足，适用不良，应对慌乱等，这些构成了网络行为活动主体责任缺位的危机。此外，网络空间中的网络污染物充斥着人们的视野，损害了诸多网络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对他人的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造成了一系列侵害。（2）网络环境的污染。网络行为活动的主体对互联网的违规使用，使得网络公共生活的环境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政治上一些和极端组织利用互联网散布不良的舆论信息，为其制造混乱和破坏提供便利；经济上互联网公司依靠强大的技术降低成本、锁定用户群，这样难免会随着食物链的延伸而拉大贫富差距；文化上网络空间宣扬的自由化导致了信息的泛滥，一些低俗消极的文化向人们的大脑传递偏颇的文化理念。这些构成了网络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污染。（3）资源的失衡。网络空间的资源是网络空间的物质基础，是推动网络空间进步与发展的不竭动力，然而这种资源的背后却暗藏风险，拿网络交易来说，它是一种非即时结清交易，通常是消费者金钱支付后，服务商才发送货物和提供服务，基于我国金融服务水平的限制，网络支付的信息很容易被泄露和冒用，网络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二、生态化治理：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路径
（一）网络空间生态化治理的内涵。网络空间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系统，它以互联网为组织根基，各个互联网参与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生态化治理的内涵及其丰富，包括：在多个参与主体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互惠互利、互帮互助的生态关系，从而达到有序有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态化治理效果；生态化治理以网络规范为支撑和经验，互联网发展和规范兼顾；治理要创新。
（二）网络空间生态化治理的特点。（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生态化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联动的过程，从而构成了一个动态、复杂的治理网。在这一生态圈中，行为主体的治理属于核心层，政府的治理属于扩展层，相关参与者的治理属于社会层。（2）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网络规范的建构、网络基础设施的管理、网络安全的保障、网络主体的自律等网络空间的运行方式，可依托的具体生态化手段是多样的，有法律、市场、技术、柔性等手段。（3）治理机制的合作化。治理主体之间要密切配合，跨域协作，利益共生，彼此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利、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有序有为的生态化关系。
三、网络空间生态化治理的具体措施
（一）完善不同主体的治理能力。首先要增强网络空间主体的自律。在认知上，个体应该拥有足够的辨别力和成熟的认识；在能力储备上，积极培养人的自我掌控能力；在实践活动上，检视自己的行为活动并施以约制。其次，要充分发挥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门的职责，形成从引导到立法、从宏观调控到法律细化、从严格管理到自我约束的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最后要发挥相关社会治理者的作用，广泛动员网络参与者，全面激发社会成员的力量，积极引导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建设。
（二）完善多元化治理手段，充分发挥多元化治理手段的优势。在经济方面，取消市场准入管制、优化市场环境。生态化治理应当学习经济的贴近生活性，重视市场的竞争原则，让更多的互联网企业加入进来提供多样化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在法律方面，要完善立法和加强执法。要在现行的网络法律法规的框架范围内，利用合法程序对原有的网络立法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同时要加强各职能部门的执法力度，密切配合。在道德方面，弘扬正确的网络价值理念，构建和谐网络关系，树立正确的网络文明准则，尊重彼此的网络自由，在实际网络空间的行动中自持自律。
（三）健全跨域协作机制。首先，要实现行政领域和其他领域的跨域协作。生态化治理除了需要政府行政部门清晰定位、发挥职能之外，还需要将社会其它治理力量激发起来，充分发挥多种力量，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最终将这些部门都统一于网络空间生态化治理的庞大工程里面。其次，要实现不同国家的跨域协作。互联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关涉的利益是人类共同的利益，罗列于这张庞大网之内的各个国家在全球层面和跨国层面通过对话、协调、合作等方式来共同应对全球互联网存在的问题，管理人类共同的事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