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的定义篇1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新农村；新型社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发展迅猛，在当前“新常态”环境下，三大产业的发展逐渐趋向成熟，相比较之下，农村经济处在一个劣势地位。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法治建设方面、教育方面、文化方面、道德建设方面，总之，问题日益尖锐，严重阻碍着新型农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加快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弘扬传统道德，摒弃落后道德、腐朽主义，特别是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可以改善农村社区道德建设组织涣散、宗教势力抬头等不利形势。为此，本文结合当下农村社会发展现状，针对农村传统伦理道德与新型社区道德的关系来展开讨论。
一、新时期我国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与发展概述
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中蕴含着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宝贵资源，这也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一种挖掘、传承与重新利用。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的智慧成就，是千百年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其之所以存在，定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同样，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仍有其现实意义，它仍旧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工具。在新时期弘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引导着社区居民消除拜金主义、享受主义，继续以淳朴的姿态展示于世，同时也能呼唤人们的责任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
所谓社区，它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类群落，即一定数量人群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在一定范围的共同区域空间内生活的居民及家庭，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生活习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社区各家庭之间，关系相对比较密切。当生活社区形成之后，地域内的居民，会逐渐拥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自然而然确立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准则。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用来衡量整个社会道德标准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基本道德规范。2014年10月20日，党的十四次全体会议，重点提到了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并且将道德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当下我国大力发展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及其思想道德建设，是大势所趋、时代必然。新型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的“行政村”而言的，同时与城市居民社区有所不同。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的形式，是由“行政村”建设而成，或者由多个“行政村”合并而成，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间的差距，让我国广大农民与城市居民共享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当前，在我国东部地区，比如山东东部地区、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中部和西部地区也正在积极筹措建设当中，比如在安徽、山西、河南、湖北等地，不少城市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之，加强新农村道德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改革的必然，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新型农业社区的内在诉求。
二、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在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新型农村社区是和谐社会事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种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传统伦理道德自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因此，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对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具有同等功能，即积极引导并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换言之，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可以为和谐新农村及新型社区的构建提供正确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具体可总结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在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中，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可助推和谐新农村建设，助推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尤其是对广大农村而言，在民主法治建设领域全面落后于城市地区的状况下，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在和谐新农村体系构建过程中，既是核心也是最直接的一项内容，就是加强村民道德建设，这也是实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最根本的要求，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建设就是其中一项前提条件。因此，要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道德体系，先要全面理解新农村社区道德的内涵，“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安定有序”，这些都是农村传统伦理道德优秀文化长期积累下来的成果，其定将成为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的有力支撑。
第二，新型农村社区道德与法治建设，离不开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离不开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千百年来大家一致遵循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作为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核心内容的农村法治内容建设，其与伦理道德观念密切相关。同时，两者之间本身有较大的关联性，法律体系的构建是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基准，而道德的底线则是法律。换言之，伦理道德影响着法律，法律体系内体现着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当地居民的一种生活习俗，同时也能充分体现出各地区民族间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正所谓“法律无外乎人情”。农村社区的居民，相比较之下，他们更认同自己所生活环境的习惯，正是由于这些习惯（传统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农村的和谐稳定与经济发展。总之，农村法治建设虽是当务之急，但农村传统伦理道德不容忽视。
第三，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需要转变。在全新的现代化社会，要想真正适应与寻求农村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念必须更新。农村传统伦理道德是构建和谐农村社区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但也需要与新型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简单一点讲，就是需要构建一套“新伦理”道德体系，对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进行更新与重构。因此，在农村民主法治、新型社区及其道德建设过程中，需要从当代农民的实际出发，建设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说，需要在原有（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上加以延伸、衍生。
三、新型社区道德建设中可借鉴农村传统伦理道德
思想道德建设是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前“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国民经济环境愈发平稳，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快，因此，新型农村的建设也应该跟上时展的步伐，对新型社区道德建设应提出新的要求。在新型社区道德建设中，需要坚持“遵宪守法、爱社爱家”的基本原则，遵循“文明诚信、自强不息”的准则。以大家治小家，以小家衬大家，重塑“敬老爱幼、邻里和谐”的家庭美德。在具体发展建设上，可以有层次、分轻重来进行。
第一，新型农业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公德。关于社会公德建设，它是指农民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公共生活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从而出现了农村社区公德建设的问题。以我国中西部经济较落后的一些地区为例，在新型社区建设中，缺乏公共道德的传统和内在机制。对此，要想在广大农村社区加强社会公德建设，首要任务就是深入了解内外部各种因素，包括社会公德的内在体系、外部环境等，只有充分把握住了农村社会公德所处的现实环境，才能透过表象挖掘出本质，才能将体系变革真正融入其中，进而有助于建立一个以平等、有序、公正、诚信、民主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现代化农村社区社会公德体系。
第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职业道德。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服务的主体对象是广大农民，农民之所以称为农民，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农村社区居民的身份，他们生活在农村地域；第二个因素，农民的职业，他们大多从事着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或者相关的一些行业。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身份和职业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在那个时期，农民从出生那一刻就被定义为农民，凭借农民的身份，从事农业生产这个行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特别是在20世纪末期，农村开始改革，城乡经济变得更加紧密，大量的农民开始流动，从农村地域走了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诸如农民企业家、农村社会管理者、个体商户等群体。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但对随之而来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加以重视，那就是农村社区职业道德问题。应当按照现行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的相关规定来执行，包括“爱岗敬业”“奉献社会”“诚实守信”等。
第三，新型农业社区建设中的家庭美德。无国无家，小家组成大国，这是家庭式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态。形象地表达，家庭之于社会，就如同人体的细胞，家庭的和谐稳定，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保障。在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中，应当坚持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准，弘扬优秀的文化意识，剔除落后迂腐的道德思想，因为家庭关系是伦理道德所规范的首要目标。换言之，农村社区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变迁，对整个农村社会道德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着家庭伦理关系。两者相辅相成，进而形成一套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以此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推动乡村结构的变化调整。基于这一点，在社区道德内容建设中，应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加强民主意识教育，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农村社区关系。
目前，全国大部分乡村地区，社会各方面发展基本处在关键的转型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广大的农民在道德上、价值观认知上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属于道德观念新旧交织的关键时期。所以，从思想观念上加以转变，适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可引导并增强农民在当今多元化社会的道德观，促进农民朝着积极的一面去发展，包括道德评价标准、道德思维能力等。关于这一点，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做得还不错，不少地区都开展了先进评选活动，极大调动了社区群众的积极性，对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传统农业的定义篇2
[关键词]传统农业文明；体制改革；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9—0065—02
在中华文明不断超越传统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显露弊端的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文明彼此交错，对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应何去何从？“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既要正视传统农业文明的利弊，又要有效避免西方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不足，这就需要对我国当前的文明形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明确发展目标，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积极扬弃。
一、传统农业文明的消极表现
传统农业文明是人类早期社会实践的结果，是中国人勤劳、智慧等优秀品质的根源所在。但是，由于生产力低下，初民的农耕活动必须以集体化的形式进行，同时也形成了传统农业文明的弊端，即依附性的文化表现。
农耕活动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会很自然地走向对于外在力量的崇拜，从而产生宗教式的思维方式，使活动依附于自然，使个体依附于群体。作为群体意志的掌控者和集中代表，家长成为了不可抗拒权力，国君成为了不可忤逆的天子。
传统农业文明下个体的依附性，使等级制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儒家文化内蕴了中华文明优秀品质与传统，但是辩证地看，“三纲五常”与“忠孝悌义”实质上宣扬了个体必须在等级社会中安分守己的思想。国家是家族的扩大化形式，国君是父权的最高代表。官员的权力来自于天子，实质上也就成为了地方集体意志的符号，我国自古就有“父母官”的说法，也就是说对于官员的崇拜是家长崇拜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血缘宗法制就起根源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依附性的具体体现。血缘的关系确立了“父子兄弟、祖孙叔伯之类的亲属称谓，既可指家庭关系，也兼合隶属控制之意，即指宗族关系。”②儒家文化的产生，使这种血缘宗法制度以道德伦理的形式出现，适应了当时的封建制度，并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支柱。
二、传统农业文明对于我国发展的阻力
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工业文明植根于传统的农业文明，是农业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现代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又根源于对农业文明的片面否定，从而导致了“无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才能够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与西方社会普遍立足后工业文明对于工业文明进行批判的情况不同，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是传统农业文明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力。
（一）传统农业文明为社会改革带来了阻力
传统农业文明对于社会改革的阻力主要表现在以血缘宗法制为核心的人情社会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法理的抗拒，以及以官本位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阻碍。
首先，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依赖于经济主体的主体性发挥。由于传统农业文明造就了依附性文化，导致我国经济长期处于群体主体状态。经济主体不明确，会泯灭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最终会使市场丧失活力，并且权责不明，极易产生公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其次，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尊重商品自由、平等的属性，尊重市场规律，然而，传统农业文明影响下，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往往会人为地干扰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最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人为干涉势必会导致社会整体对于法制的抗拒。以人情抗拒法理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主要表现之一，落后的经济意识必然伴随着落后的政治意识，为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巨大的阻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农业文明对于社会改革的阻力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在经济领域，传统农业文明影响下的自给自足观念过分强调社会的生产，而非消费，人们往往是被动地被嵌入社会经济链条，而不是主动参与到社会总体的经济活动中，因此，在我国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情况下，内需扩大的动力却明显不足。在政治领域，传统农业文明影响下的官本位思想为滋生提供了温床，致使权力的寻租现象频频发生，导致了官商“勾肩搭背”，不但为经济体制改革设置了障碍，同时也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一定了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从历史角度来说，传统农业文明为创新发展带来了阻力。
农业文明归根结底是一种经验文化，由于自身的经验有限，人们会自觉地设定经验的界限，而对经验范围以外的世界却充满了危机与恐惧，因此那条由经验所规定的界限是极为重要的，是不可跨越的，这也就泯灭了人们创造的本性。因此可以说，正是传统农业文明为我国社会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稳定性。
这种社会的稳定性却为社会的创新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呼唤着创新。新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创新发展时期，唯有顺应时代、顺应现实，才能够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但是，尽管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在相对指标（如每万名劳动力拥有的R&D人员）方面，差距仍十分明显。在高技术领域，美国、日本拥有的专利占世界专利总量的90%左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仅占有10%。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技术需要从国外引进。这表面上可以归咎于我国相对不足的创新投入，但是在深层次上，则是因为传统农业文明影响下创新意识的缺失，是其为创新发展带来的阻力的具体体现。
三、我省应对传统农业文明阻力的思路
黑龙江是农业大省，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受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较深，经济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消极影响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因此，实现龙江的大发展快发展，必须首先积极有效地应对这一阻力。
（一）以创新思维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十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①正如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要靠发展本身来解决一样，传统农业文明的阻力也需要以文化自身的发展来消除。
首先，在宏观层面，要以创新思维明确文化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在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思潮彼此交织的情况下，唯有明确文化发展的目标才能够确保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就我省目前的阶段来说，坚定不移地推进现代化进程仍然是不二的选择。但是，同时也要注意避免西方工业化的问题，在三种不同文化思潮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胆进行文化创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就我省现实来说，现代化农业的大力推进已经使我省成为了这一领域的领跑者，这说明我省已经正确处理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创新之路，必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旨归，因此就要求我们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深度创新，“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资源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②，在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文明的历史交汇点上，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三者的有机结合。
其次，在微观层面，要以创新思维支撑文化体制改革。我省文化体制改革相对落后，且困难重重。以我省图书市场为例，体制改革刚刚起步，老牌的新华书店不仅面临着盗版书籍的困扰，同时也面临着电子图书的挑战。同时，相对比网络购书的热潮，实体书店读者寥寥无几。因此，必须在现有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改变传统思路，强化创新思维，正确处理好文化企业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面向市场丰富图书种类，并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与支持力度，在尚未规范化的电子图书市场抢占先机。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
十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因此，我省应对传统农业文明的阻力，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第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传统农业文明的阻力更多地通过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因此要牢牢抓住人这一关键。在我省，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而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在于切实地做到以人为本，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突破口，提升居民主动参与社会整体的经济、政治等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使居民“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③有的放矢。
传统农业的定义篇3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价值重建；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者：谈慧娟，罗家为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工农失衡和城乡失衡的现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提速，这一问题愈加严重，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21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15年将一号文件锁定在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上，“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更是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接下来“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代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入快车道，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2011年，我国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实现了一个历史性转变，即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开始转向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①近年来，城镇化率继续以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上相对封闭、静止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边界模糊、开放流动的城乡关系初步形成。与此同时，受“重城轻乡“建设方针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之间社会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发展严重失衡，大量产业、人口、劳动力等资源向大城市集聚，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社会的衰败，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农”问题最早是由温铁军于1996年提出来的，主要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1］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2］(p16-31)。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尽管“三农”问题逐渐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但究竟何谓“三农”问题，学界尚未给予明确的界定。华生认为“土地分配”“税赋负担”“农民流亡”是“旧三农”问题，“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地非农使用”“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是“新三农”问题［3］；应星在“土地-治理-民情”三重分析框架下，认为“土地问题”“治理问题”“民情问题”是当前的“新三农”问题［4］；李培林将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终结”视为“新三农”问题［5］；项继权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衍生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称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新“三农”问题［6］。
不难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也不断加剧，并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思想观点不尽相同。不过，这些讨论也有其共性，即城乡发展已经严重失衡，“三农”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花大力气解决的历史时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在眉睫。
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长期采取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现代化建设策略，通过“工占农利”的方式［7］，从农业源源不断地汲取剩余，支持工业化建设，致使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失衡日益严重，农业农村逐渐边缘化。乡村振兴战略是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大事，没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与富裕，中国梦就是不完整的［8］，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可以说，当前最大的不充分就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如果不能满足数以亿计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社会矛盾将难以破解，并随时面临激化的可能。
从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视角来看，城乡矛盾的根源是空间价值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权力的空间秩序失衡。［9］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依托于城乡空间的劳动力、资本、生产和消费也逐渐形成了梯次结构，资本最先向城市集聚，高素质的劳动力、现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形成了城市的产业集群。相对而言，农村由于融资困难、生产者决策才能缺失、消费市场与城市的隔离，农业生产者从直接面向市场需求的决策者转变为面向产业链核心企业“需求约束”的决策响应者，“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10］（p556），丧失了产业链中的主动权，逐渐沦为城市的附庸。可以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一资本——产业——市场的运行逻辑严重扭曲了城乡产业链中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价值，并在产业联合中不断固化和延续，造成了城乡空间正义的消解。
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11］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底色。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农村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生产、生活、交往、居住、消费、社保、文化传承等功能逐渐弱化，共同体逐渐消解，乡村社会逐渐走向衰败的边缘。当前，乡村社会集生产功能、生态与闲暇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社会稳定功能、主体发展功能为一体［12］，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依然至关重要。乡村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衰落不仅将削弱乡村社会特有的功能，也将对整合社会系统功能的发挥产生巨大影响，不利于社会系统的稳定运行。
党的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农民生活五个方面提出了二十字的总要求，为继续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这一战略的提出有力地驳斥了乡村衰败论，也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期。
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多维意涵
乡村振兴战略以市场化、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为渊源和底色，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三农”问题为最终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意涵。
（一）农业产业由“边缘衰落”到“现代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不断提速，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遭遇困境。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并向乡村社会延伸，取消农业税后，农业生产商品化和货币化趋势加强，以土地碎片化为特征的小农经营无法应对农产品市场化与货币化的大潮，小农经营被大市场所裹挟，农业产业和农民权益遭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城镇化的发展打破了乡村社会相对静止和封闭的状态，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加入到工业化大潮中，其结果是，大量土地抛荒，妇女务农、农业兼业化以及“老人农业”大行其道，乡村社会内生性经济基础薄弱。［13］此外，由于制度缺陷以及运营、监督主体的缺失，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实践中逐渐走样，集体经济“统”的功能在部分地区丧失殆尽，政经不分现象较为普遍，经营混乱，产权虚置，产业基础薄弱。从1978年到2015年，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由28.2%逐渐下降到8.6%，2017年第一产业增长率约为第二产业增长率的一半。②由此观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农业是被逐渐边缘化的。
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乡村社会开始出现一些乡村旅游、农业综合体、休闲山庄、农产品电商等新业态，产生了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潮流。这些新业态和新型经营主体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不过，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乡村振兴的提出为实现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人与自然由“对立破坏”到“和谐共生”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无论工业化和城镇化如何发展，都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将长期在乡村社会居住。为生活在乡村地区的人民创造舒适的生活和居住环境是民生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主要靠不断增加化肥、农药、劳动力等资源投入，不惜通过开垦林地、草地和围湖造田等方式来增加农业产量，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遭到严重破坏，乡村社会的居住环境每况愈下。同时，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农业剩余主要被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乡村社会的饮水、用电、垃圾回收、交通、污水处理、绿化、保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和供给严重不足，农村人居环境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成了“脏乱差”和落后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国家开始向乡村社会输入资源，以村容整洁为目标来改善居住环境。国家通过项目制、一事一议、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等方式将大量资源输入乡村社会，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退耕还草、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领域，促进了乡村社会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
不过，尽管当前乡村社会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都有所改善，但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破坏尚未修复，新式污染源又进入了乡村，近年来小汽车越来越多，大量燃放烟花爆竹，每到春节，道路拥挤和大气污染问题不断加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全面升级，在村容整洁的基础上，还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依靠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树立“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乡土文化由“传统消解”到“现代重建”
文化对社会具有一定的整合与导向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深层的、广泛的、潜移默化的，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③。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主要有宗族文化以及熟人社会。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既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也是社会救助的重要组织形式，正如许烺光所说，中国农民是生活在“祖荫”下的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宗族组织产生了严重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推行“送法下乡”、市场经济向农村的渗透以及乡村社会走向开放流动，宗族复兴的可能性进一步遭到破坏。［14］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⑤，村落乃蜂窝状结构的相对封闭场域［15］(p453)，习俗和村规民约对村民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动下，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不断增强，农村由熟人社会开始向半熟人社会乃至陌生人社会发展。［16］在半熟人社会抑或陌生人社会中，个体呈现出“脱域”⑥的状态，社会走向个体化与原子化，农村社区认同总体趋向消解，熟人社会的互助、习俗以及村规民约的功能大幅削弱。
显然，在开放流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传统乡土文化逐渐式微，已经无法承担起维系社会运转的文化整合与导向功能，加之现代法律契约、制度话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乡村社会道德滑坡，人情关系逐渐货币化，互助网络土崩瓦解，社会失范现象愈演愈烈，文化振兴迫在眉睫。新时代文化振兴是传统村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既包含了传统村落的邻里互助、熟人社会、家风、村规民约，也要与时俱进，融入现代要素，正确处理好传统村落文化与现代城镇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传统优秀文化载体的保护与利用。
（四）治理形态由“乡政村治”到“德法并用”
乡村社会在快速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热点话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皇权止于县，乡村社会主要由地主、乡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主导社会自治。中国共产党推行乡村革命、基层政权建设、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之后，党政权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高度整合与全面控制，传统的地方自治开始解体，全能主义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兴起。改革开放以后，村民自治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当前乡村社会的主要治理形式。但是，在“乡政村治”模式的主导下，作为村庄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委员会成了党和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执行者，民主选举与村庄治理相脱节，其治理绩效大打折扣。［17］同时，宗族、乡绅等地方精英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破坏，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也对乡村社会的传统道德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传统习俗、道德观念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大为削弱。此外，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无讼社会”，依靠法律制度和诉讼手段解决矛盾纠纷并非传统社会调解矛盾的主流方式，这一惯习也被保留下来。由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滞后，乡村社会的基层行政机构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尚待提高。正因如此，尽管国家积极通过“送法下乡”等政策措施来开展乡村社会普法运动，推动法治乡村建设，但是收效甚微。
乡村振兴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了乡村治理更加丰富的内涵，自治即基层群众自治，法治即依法治村，德治即以德治村，强调将现代法治和传统道德融入村民自治制度之中。它的提出，是以传统到现代以来维系乡村社会治理变迁的行政、道德和法律三种元素为基础和参照，具备了深厚的历史逻辑和渊源，同时也适应了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
（五）发展成果由“城乡分化”到“统筹共享”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率先致富，过上了小康生活。然而，由于历史、国家政策、产业形态、基础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城乡收入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差距，广大乡村地区还存在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农民低收入也容易产生代际贫困问题，造成恶性循环，制约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纵观改革开放的时间轴，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随着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到2002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首次超过3倍，在2007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3.33倍。2010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投入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2014年下降到3倍以下。⑦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增长8.6%，二者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到2.7。②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来看，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致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一现象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体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有所缩小，但是农民收入依然较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民生活相对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乡村振兴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对长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所导致的乡村社会衰落的现实回应，也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让农民公平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在新时代增强农民获得感的必然要求。
三、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显然，党的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即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绿色发展之路、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特色减贫之路，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这些战略布局、政策设计以及道路选择蕴含了深刻的理论逻辑，概言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并举。
（一）加强农业农村制度建设，释放农业农村制度红利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其需要稳定的制度作支撑，因此要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释放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红利。现有研究表明，受制度环境与路径依赖的影响，农地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制度黏性”［18］，因此农村经营制度的建设和变革离不开当前的制度环境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四个发展阶段，这一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结果，在一定时期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地流转”蓬勃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开始兴起，形成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适应了当前的农业发展阶段。报告提出：完善“承包地”分置制度，第二轮承包地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为乡村振兴的长期稳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给各类农业生产经营者吃了“定心丸”。
新时期，在继续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同时，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统一经营、适度规模经营与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践形式，构建“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制度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我国依然有近6亿农民长期居住在农村，加上2.8亿的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短期内中国大部分农民和农民工离不开土地。因此，家庭经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是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市场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迅速，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也是大势所趋，推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相关制度建设也迫在眉睫。同时，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大政治问题，要探索集体经济的实践模式，推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期，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依然存在3000万左右的绝对贫困人口，扶贫工作制度的一些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对现有制度进行调试，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扶贫力量以及贫困户的脱贫决心和信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破除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分治”“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阶段。［19］总体而言，“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交换，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沉睡的资源要素，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然而，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之间在土地、人口、产业、技术、金融、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水平不高。基于此，党的报告提出了城乡融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策略。
一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城乡之间同地同权，土地征收、宅基地改革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收益权和意愿，集体土地收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适当提高农民土地收益，通过土地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20］二是稳步实施农村“政经分开”“户产分离”，允许“市民下乡”，实现城乡之间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三是有计划地逐步放开市场，允许资本下乡，加强工商资本涉农管理和监督，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现代物流建设投入，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打破城乡之间在地域和空间上的边界，从而实现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和等价交换。四是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赋予农民承包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生产设备与农产品抵押权，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加大政府投入，向规模经营者宣传农业保险政策，探索符合实际的互助合作保险模式［21］，建立普惠金融制度，有效规避农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五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消除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构建现代农业“四大体系”，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乡村社会大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经营与市场交换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不断加剧。当前，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农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问题。党的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了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力图破解这一难题。
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认真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思想，秉承“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的理念，依靠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小镇、农家乐等生态旅游产品，构建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在初级农产品的基础上进行深加工与包装，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让农业贯通二、三产业，构建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体系。二是用现代科技武装农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与农技推广的力度，提高农业科技的转换率，转变农业要素投入结构，从以劳动力和资源投入为主转向以金融和科技投入为主，从生产、收割、贮藏、加工、运输、销售上全面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和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新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科学处理好农业规模经营与“四大体系”、适度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适度性和形式多样性的统一。［22］四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系统化、性质社会化和方式灵活化为目标，加快去“部门化”进程，积极探索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夯实农业农村治理基础，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如前所述，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正在经历大转型，无论是传统的德治、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政村治”还是现代社会的法治都未能实现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衔接，乡村社会治理状况堪忧。党的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赋予了乡村治理更加丰富的内涵，为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方面，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意味着将法治和德治融入村民自治的制度实践中，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乡村社会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中，形成的一整套道德伦理规范在一定时期内是维系社会稳定运动的基础力量。尽管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遭到了一定的冲击，但道德伦理的用作仍然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推动乡村社会协商治理上具备天然的优势，要积极挖掘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要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改变传统上行政化、随意的治理方式，全面实行依法治村，推进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加强普法宣传，继续推行“送法下乡”，开展法律进课堂、进村庄、进社区、进机关等活动，推动法治乡村社会建设；提高乡镇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增强村干部依法办事水平。
不可忽视的是，人才断层、人才流失是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农村的转型、农业的现代化、乡村的振兴归根到底要靠以农民为主体的“三农”工作队伍共同推动。为此，要推进“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大力开发乡村人力资源。加强党员干部“三农”问题的理论修养，选拔一批经验丰富、素质过硬、作风正派的党员干部，配强基层党组织、政府与自治组织，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堡垒作用；积极培养现代职业农民，通过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社会参与的方式，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重点挖掘致富能手、返乡农民工等乡村精英人才资源，形成示范带动作用。
（五）挖掘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社会文化复兴与融合
传统农业的定义篇4
关键词：传统社会；农民形象；农民地位；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056-02
社会是一个永远运动着的复杂的人与人的结合体，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它以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每个人都在这一特定的结合中定位，获得属于个人或群体在这个社会中尊卑有等、贵贱有别、贫富有差的社会位置。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所谓“士农工商”，即“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论民之奸，以士为尊，农工商卑。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1]这成为一个长期以来被固化的社会位置模式，由此而形成的农民形象也就成为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的一个基本身份标签。
从社会地位来看，毫无疑问，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不仅仅是人们谋生的最基本手段，而且也是历代统治者赖以统治的社会根基。中国华夏民族的起源，就是与农业休戚相关的。“神农氏”（意即“农业之神”，传说他是牛的头，人的身子）的传说，就说明了中国农业的悠久历史。除此之外，中国华夏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源于农事，包括最隆重的春节，都是因农业演化而来的。这与世界上许多民族迥异。揆诸世界上许多民族，他们的民族节日大多都来源于宗教。因此，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重农思维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农耕是财富的来源就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基本共识，所谓“不耕获，未富也”[2]就是一个明证。正是由于如此，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一遍又一遍的宣扬农业是国家命脉的这一理念。
但是如果从社会形象来看，农民的一个最明显的形象特征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以说，这一特征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的基本形象。由此，土地也就自然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工具，于是以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小社会。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成为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与其说是“农民”，还不如更贴切地将其称作是“农夫”。
为什么中国农民对土地会有如此深深的眷恋呢？事实上，耙梳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尚农重农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历代统治者皆把农事与自己的万世基业相联系，把它当做国家命脉而加以强调。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社会森严的等级结构，又将从事稼穑之民众置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注重脑力而轻视体力劳动的心理作用，终究还是得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基本轨迹。在传统社会中，对农业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与农民的社会形象的轻视，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社会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农民形象要说有所改观，可能最明显的是增添了几分激情与澎湃，在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与追求中继续演绎着生生不息的故事。然而“布满皱纹的皮肤、缠着破布的手指、粗糙的手指甲、皲裂的嘴唇、发黄的粗布以及粗瓷碗里黄褐色的茶水”，依然是我们在画家的作品中经常看到的形象。高晓声笔下的农民——李顺大，尽管已体现出了翻身农民朴素的阶级感情以及永远跟着党走的坚定信念，但是在另一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不善思考、不分是非、一味盲从的性格特点，依然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形象。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3]。
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并不只是简单地通过建新屋、铺新路就能完成，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发展，还应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故此，笔者认为要顺利完成这一重大的战略任务，关键是大力培育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农民，使其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人，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体制下的新农民。
首先，从社会地位上来看，新农村体制下的农民是一个处于真正主体地位的农民。可以这么说：拥有真正的主体性，正是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分别所在。当前，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全国上下各族人民的普遍愿望。尽管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意味着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值也在减少，但是农民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依然处于主体地位。这首先就表现在中国整个人口结构中，农民依然是最大的社会群体和生产群体，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可以说没有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不容改变的。如果再从近代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上所体现出来的火热的激情，亦不容抹杀。特别是农民在经营方式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首创精神，更是开创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大大缓解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而且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素质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是由于如此，我们说现代农民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这也就意味着，凡是持有忽视农民的作用，进而产生对农民的歧视与偏见的思想的人，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漠视，更是对中国的未来不负责任。一句话，现代农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力军，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
其次，新农村体制下的农民，是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素养和具备相应技术水平的农民，同时兼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众所周知，中国农民的传统生产方式，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这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模式，与当前实现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这就要求现代农民必须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以提高农业的科学技术、物质装备水平；同时，要科学的管理农业，从而使农业由自然经济农业转变为高度发达的商品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农业。也就是说，现代农民应该是一个懂科学、会经营的管理者。与此同时，现代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是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此外，从思维观念来看，现代农民应该摒弃传统农民的那种胆小守旧、固步自封、害怕变革的思维观念及价值取向，而应该是一种开拓进取、积极向上、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应尤为重视与迫切。
最后，新农村体制下的农民应该是一个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受到尊重的形象。如果现代农民依然还是一介农夫，那我们的现代化到底要在什么时候实现，就算实现所谓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不要也罢。基于这一认识，只有尊重农民的地位与形象，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与首创精神，新农村建设才是完整的，由此体现出来的农民形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农民。
从传统的“农夫”到现代的“农民”，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其中所体现出的社会转型却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即便到现在，从农民身上依然可寻求到传统农民的影子。由此，也引发我们对“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首先，通过前面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农民形象问题以及由此涉及到的当前的“三农”问题，虽然是一个现实的课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从近代以来面对全球现代化趋势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随着现代化浪潮中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开始逐渐显现，进而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延续不仅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甚至会走向反面。
其次，我们所谓历史的延续性，不仅仅要注意去除历史发展进程中附带的一些糟粕，同时也要注意历史上关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些思路和方法。事实上，从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民国以来，农村问题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因此，可以说，“历史所积累的认识价值却是永恒的。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4]
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到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能因仅仅盖几幢所谓大楼就美其名曰“新农村”，应该充分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首要的甚或是最重要的，恐怕应该是新农民的形象和素质。对于从传统社会一路走来的现代农民，在从传统中剔除一些不合时宜的特征之外，要努力使其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人，进而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体制下的新农民。这才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应该塑造的一个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核心的农民地位与形象的标签。
参考文献：
[1]谢树阶.保富·约书卷八[m].
[2]易经·无妄[m].
传统农业的定义篇5
关键词：现代化；新农民；科学发展观；经济文化学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会提倡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创造作用。两亿四千万农户、八亿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那么，如何培育新型农民，使他们能够发挥主力军作用呢？本文主要从经济文化学的视野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经济文化学着重探索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其他非文化因素联动。美国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w.w.罗斯托在1990年重版他于1960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增长的阶段》时，意识到“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经济因素”[1]。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也主张：要说清楚“经济”问题，就要提供一种把一切“非经济”因素包括在内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人类行为（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等，而其背后的原因（引起直接原因的原因）则是“制度”与“观念”。[2]经济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3]
经济文化学家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如刘易斯细致地分析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教育、制度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缪尔达尔探讨了制度与文化（态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新经济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产权、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源泉[4]；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包括：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5]；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认为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都会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6]。还有很多学者从文化角度透视经济发展。经济文化学的分析为我们创新破解“三农”困局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新视野。
当前中国破解“三农”困局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培育新型农民。把广大的农民变成人力资源，而不是人口负担。
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中国有13亿多的庞大人口，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人，将近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是1.5亿人。[7]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打工，大部分去了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留下来守护乡村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的衰败，也引发了城市的流民问题。当然，绝对不可低估农民在沿海和城市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深刻影响，以及农民对建设沿海和城市的巨大功绩。
其次，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整体素质不高。资料表明，全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而初中的仍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其中不识字的或识字很少的占7%。[8]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研讨亚洲国家的欠发达问题，曾经系统地分析过亚洲农民的整体素质。他指出：从发展的观点看，农民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有缺陷的：工作纪律松弛，不守时，不太尊重秩序；有着许多非理性的观点和迷信观念；缺乏警戒性、适应性和雄心壮志，不太愿意进行试验或改革；存在着对权威和习俗的盲从；对深思熟虑和持之以恒的节育缺乏准备等。[9]缪尔达尔的分析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适应中国。目前中国的社会思想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列，但中国农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传统农业——游牧文明的精神，总体上处在前现代状态。即使长期在中国城市中生活的所谓“市民”，也有大量的人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农业精神的思维和行为。而中国农业精神的思维方式，诚如姜义华教授所言，乃是情理不分，以情，放纵感情以取智的分析，用主观价值取代客观之理，甚至由此走向唯意志论，走向直觉主义与狭隘经验乃至蒙昧主义的结合。[10]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个人独立、平等、理性、法治和契约的权威等理念严重缺失。
其三，农民基层文化生活比较单调，也比较匮乏，网络在农村还是奢侈品，各种文艺活动基本上停止了，除了看电视，主要是打麻将和赌牌，这使得社会风气复杂化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还基本上是空白。农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主要靠宗教来填补。农民在物质生活提升的同时，其精神生活也应该得到填补。
其四，农民的社会保障严重不健全，甚至还处在不断恶化之中。主要表现在农民的贫困化不断加深和医疗卫生保障的缺乏。首先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为1∶3.23。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的差距则约达5倍。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农民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指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8年的0.40。大约有5.8亿的农村居民（73%的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360美元。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多达1.5亿，他们主要从事非技能劳动，每天收入是1-2美元。[11]农民的医疗卫生环境也在不断恶化。中国患病人次由1993年的43亿人次上升至2003年的50亿人次；2003年全国未就诊23.5亿人次，相当于患病总人次比重的47%；未治疗6.3亿人次，占患病总人次比重的12.6%。1993年——2003年，全国未获得社会医疗保险人数从9亿人增至10亿人，未获得社会医疗险比例由67.8%上升至80.7%。这一切在农村以及城市中的民工表现得特别突出。卫生部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约48.9％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应住院而不住院。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就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农村的医疗卫生资源和医疗卫生保障极度贫乏。由此导致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2003年因健康不安全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左右。[12]
其五，农民信仰日益多元化，宗教活动比较活跃，但迷信成分有所复活，甚至存在活动的空间。即使农民信仰普遍转向基督教信仰的地方，农民也主要是为了求得身体健康，因此信教者老弱病残比较多，而其直接原因往往就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极度不健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农民的精神生活受到社会条件和收入条件的制约。笔者所在的家乡就是这样一个显著的例子。从提升农民的生活意义认同和充实精神生活空间的角度来看，是有精神穿透力的。当前要警惕的主要是迷信活动和活动。关注农民的精神健康刻不容缓。
其六，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在大部分农村处于不活跃状态，农业社区组织建设有待加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活动还是当前中国农村的主要经济活动形式。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并没有落到实处。基本上是有分无统。
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说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有其日程的紧迫性。“三农”问题的解决既要通过稳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来转移消化，又要通过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发展来内部消化。农民是建设中国新农村的主体。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那么，如何造就新农民呢？本文提出以下思考。
第一，制度创新。制度缺陷与农民态度的缺陷紧密相联。态度通常支撑着制度，同时得到制度的支撑。行为心理学对人的行为态度与制度激励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表明：制度或规范会强化或削弱某种行为方式。J.H.昆克尔指出，价值观念、态度和个人结构决定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不同的行为刺激手段（制度或规范）会强化或削弱某种行为方式。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改变社会控制系统中的某些因素[13]。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制度或规范的改变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的制度建设首先要加强的是社会保障体制，包括福利救济网和卫生保健网的建设，有了这两张大网的安全保障，农民的社会自由度、主体独立性和创造性、社会的和谐稳定性都会得到加强；其次要着手实施的是政治民主和管理民主建设，民主建设不仅要在观念上宣传，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落实，否则我们老是陷入宪法虚文化的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再次是社区制度建设与文化制度建设。还有就是城乡联动制度和渠道的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和创新功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面向市场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
第二，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刘易斯指出，用于把新知识带给个体农户的支出也许是任何一个贫穷的农业经济中所能够作出的生产率最高的投资。在大多数地方，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是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最有保证而又最迅速的方法。[14]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正因为如此，总理曾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民素质（包括知识与技术素质和人文综合素质），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传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目前的重点之一是各种实用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如良种的选择与控制，化肥、杀虫剂的合理使用，如何保护和开发利用水源和其它各种生态资源等。加强对青年农民的知识与科技培训是落实农业技术推广计划的着力点，但长远的规划应该是：有一个对农民的长期教育与培训计划。甚至对农民也应该实施终身教育计划。当然，农村劳动力资源还存在一种向城市和工业部门释放的空间，因此，对农民的转移就业培训也应该纳入长远规划之中。
第三，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现代转换。农民的知识和技术系统需要现代更新，但绝对不可忽视的是农民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也需要现代转换。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既会通过影响人的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来影响人的知识和技术创新，也会直接制约人的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但要转换人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是一项极其艰难复杂的事情，人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是微妙的，有生理性和心理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文化背景性。它既有不断延续的一面，也有文化更新的一面。因此，旧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消解和新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生成是长期的、渐进的、逐步深入的。这从何下手呢？要落实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各种现代传媒（如报刊、杂志、电视、网络、书籍、广告等）的功能上。直接地还可以通过推进农村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文化娱乐主题活动的建设上。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情感系统要向着沟通开放化但有理性反思的方向发展（哈贝马斯称为“交往行为理性”），而美感系统则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主体自觉与创意（现代主义提倡人文苏醒和理性自觉；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张扬个性）。但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现代转换要防止现代化对人的异化，要克服物欲化、盲目性、冷漠化、粗俗化和无责任化等种种现代化的负面倾向。
第四，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的现代转换。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是人的思想与意识系统的统领，是思想与意识系统的深层部分，因而也是确定现代人（工业文明人）与传统人（农业文明人）区别的关键指标。意志系统重在表达人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驾驭和控制能力；意义系统则体现为人对自身生存处境的理解和终极关怀。二者相互渗透，共同规制着人生的运作方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典型描述了现代人在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方面与传统人的显著不同之处：效能感和自信心，不相信命运，乐于接受生活变迁；具有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乐观的生活态度；时间感；重视技术技能；待人平等；计划性；尊重他人；对陌生环境不抱戒心，具有信任感；期待子女受教育和获得现代职业；具有独立见解，能容纳不同意见；兴趣广泛，接受信息能力强；对生活中的问题具有理解力。[15]提升农民的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与转换情感系统和美感系统一样，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要配合进行。社会大气候也很重要，整个社会风气和地方风俗的变迁要在现代性主旋律的规制下进行。
第五，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精神，即冒险、创新、竞争、协作和理性计算（合理化）的精神，是构成现代性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思路目前主要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种种资本主义精神理论、企业家精神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美国经济心理学家D.C.麦克勒兰德的“儿童成就动力论”和一些发展学家的“经济民族主义论”（形成了一些新资本主义精神理论）。
韦伯主要从人的精神信仰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问题，他认为天主教的新教化改革，形成人宰制世界、并向全球冲动的经济理性主义精神，由此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后来，许多西方和东亚学者在考察东亚经济发展时也套用韦伯模式去探讨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华人资本主义精神、韩国资本主义精神等问题。对儒家伦理和新儒家伦理的研究成为热潮。儒家的新教化运动也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界和官方民间热情研究的课题和积极推行的运动。麦克勒兰德主要从儿童早期教育与性格养成的角度，提出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他主张是人头脑中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发达工业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其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源于一个国家儿童的教育方式。衡量儿童教育是否能够养成“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在于儿童培养方式是促进还是阻碍“成就动力值”（通过计量儿童读物中有关进取和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出现的频度而获得）的形成。“成就动力值”高的社会将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他们将推动更迅速的经济发展。[16]
发展学家非常关注经济民族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影响。经济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以理性计算和经济冲动为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把商场视为战场，把个人和国家的经济荣誉看作事关国家和民族荣辱的大事。中国近代的“商战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就有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分。w.w.罗斯托认识到“反应型民族主义”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和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利润动机”。[17]美国社会学家格林菲尔德不赞成韦伯的研究结论（新教理性主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认同韦伯的思维方法（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他认定：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其实就是“经济民族主义”。正是经济民族主义，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他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究其原因，是日本式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把“经济”视为“战争”，列为民族存亡之道，把“民族利益”置于“私人利润”之上，力主“内和而外争”和“万众一心”的“新武士道”经济伦理。[18]美国经济学家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在研究东亚经济发展后也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东亚经济发展背后的一种基本驱动力。[19]刘易斯也相信，民族进取心一直发生作用，它的强大动力，导致各国对财富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20]
因此，培育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以上三种思路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启发性。指向经济层面的精神信仰、儿童培育、民族主义确实可以对经济发展发生不可小视的影响。培育新农民，引导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落实到以上三个维度。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从思维上来看，实际上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具体来说，是农业理性主义精神（理性地适应）向工业理性主义精神（理性地宰制）的转换和更新。企业家精神是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其实现路径和终极关怀是经由科技理性而达到价值理性。而中国传统的理性思维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虽然不乏道德价值（走入了泛道德主义），但极其缺乏科技理性，相对于道德价值理性的独大而言，科技理性几乎可以忽略。甚至由于“内圣而外王”，道德价值又支配了政治价值，由此导致的是泛道德主义和泛政治主义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后果是中国农民极其缺乏思想的创新力。
第六，传播新思想，使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更加容易，也更加快捷。应该传播的新思想包括国家重大制度、法律、政策、方针的变更；农村以外，主要是城市和国外的先进文明观念；良好的人格与行为示范等等。刘易斯认为，知识被利用的速度部分地取决于人民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而部分地则取决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得到并运用新思想有利可图。在那些人们习惯于各种观点或变化，从而他们的世界观务实的社会里，新思想将被最迅速地接受。[21]新思想的传播还有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效果。
第八，把农民的农业社会习性改造为工业社会习性或发展习性，引导农民不断地市民化，积极推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农业，市民生活不同于农民。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其他行业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吸收或补充劳动力。因此要培育农民对纪律、制度、团队精神和社会关系秩序的理解和尊重。除了让农民进行自觉学习性改造外，农业的市场化、农村建设的现代化（包括各种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设施）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化也能够不断地不自觉地转化农民的生产习性与生活习性。
第九，在农村移风易俗的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也要领悟传统与现代化的复杂性。不能去强行摧毁传统。强行摧毁传统的结果其实是仅仅摧毁了有形的物质文化，即各种文物，甚至仅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折磨。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反而恶化了社会关系，毒化了人的心灵。我们过去有过这方面的惨重教训。因此要在同情理解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去生成现代化的价值体系。要得到真正的发展，传统价值观与文化不应当、也不必要不计后果地受到破坏。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并非智慧的无效积淀，而是随时间变化的有活力的现实，并继续对人们提供认同感和意义。发展伦理学家德尼·古莱尖锐地指出：大多数发展纲领都把文化价值观视为工具，把它们简单地作为发展手段——就是说，作为达到由价值体系以外的考虑所界定的目的本身的帮助或障碍。发展被等同于总量经济增长、现代体制的建立、以及消费欲望与专业野心的扩散。可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看，这些都不是发展：它们至多是可以促进真正发展的社会变革。真正的发展是在理解与尊重传统基础上内生出来的自觉价值倾向。传统价值观常常有一种潜在动力，它能被激活起来对有关人群的认同性与完整性伤害最小的发展变革。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都是更大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的发展。完整的人类发展在于对认同性与文化完整性的一种安全感，在于人们可以热情效忠的一种意义体系。经济与体制现代化必须根据其对这些价值观的贡献来做判断。不应当也不必要以这种精神的普遍贫乏做代价去取得物质改善。[22]古莱实际批评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传统背景中的某些组成部分的瓦解导致的是可能是社会的解组、断裂和混乱，而不是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的建立。“现代性”实际上在不同的程度上是从传统中发展（传统的创新）而来的。“传统”中具有可以现代化的“潜质”。从“传统”向“现代性”演进的过程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不是简单抛弃“传统”的过程，而是把“传统”不断转移和整合到“现代性”中去的过程。无论从原则上来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有多大，现代化的成功，即成功地建立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传统背景中的某些因素，而现代性正是从这个背景中发展出来的，对现代化冲击进行反应的也是这个背景。对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改造也必然在这种背景下进行。
农民的现代化改造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最为艰巨，也是最为伟大的任务。它的成功不仅关系到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更关联到中国城市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进展。说得更大一些，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系于此。科学发展观高度关注新农村的建设和新农民的培育，并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来抓，应该是基于我国目前农村的现实和现代化的可持续的战略思考。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运动应该充分农村本身力量和农村以外力量的共同作用。如何培育新农民要有高度的社会自觉和方法创新。
注释:
[1]w.w.Rostow.1960.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anon-Communistmanifesto.3rde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p247.
[2][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12页。
[3][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言、第260页。
[4][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225——226、227页。
[5][美]拉尔夫·林顿：《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与人格因素》，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621——635页。
[6][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93、194页。
[7][美]彼得•诺兰：《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8]《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新华网北京11月3日电。
[9]《亚洲的戏剧》，第341页。
[10]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序。
[11][美]彼得•诺兰：《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12]《中国新五年规划制定理念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新华网北京10月10日电；《“十一五”：社会和谐发展需要解决“四大矛盾”》，新华网北京10月30日电。
[13]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3、354页。
[14][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4页。
[15][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36页。
[16]《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第351页。
[17][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12页。
[18]《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305——467页。
[19][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20]《经济增长理论》，第28页。
传统农业的定义篇6
关键词：农业化去农业化化再农业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表明事物自身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其中否定之否定是过程的核心，是事物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矛盾的解决形式。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
一、农业历史发展过程
（一）古代传统农业
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二）近代工业化农业
科技的第一次产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第二次产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于20世纪初期），以机械化和电动化为主要标志，不仅促进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近100年历史。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负面影响是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三）现代生态化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农业发展成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基础产业。生态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改善传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农业生态化，就是以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二、农业发展辩证过程
（一）基本发展过程的辩证启示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世界范围的农业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即传统农业是简单的农业化，对原始社会的农业进行了扬弃，使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代表的农业从原始生产方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方式，即第一产业――农业。而近代农业，则是以工业化的理念和手段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升级，其积极方面是使粮食产量突飞猛进，不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还能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和工业原料。但由于过分依赖科学技术，而对传统的“天人合一”农耕理念进行了扬弃，提出了“向自然进军”理性的狂妄，并尽情地享受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一次次。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每次征服，都将得到自然对人类加倍的惩罚。于是近代工业化农业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建立在生物、信息技术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现代农业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以生态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农业，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农业是对传统农业、近代农业的现代扬弃。
（二）再农业化对农业化和工业化的本质跃升
现代农业从本质上对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并实现农业本质的跃升。生态农业的目的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特点：（1）综合性。即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并使各业之间互相支持，相得益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2）多样性。即针对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3）高效性。即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实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效益，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4）持续性。即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现代生态农业在借鉴传统农业优秀思想理念有：（1）天人合一理念；（2）精耕细作思想；（3）有机农业思想；（4）农业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近代农业的科学思想和工业化手段。但现代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只注重粮食产量的提高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1）粮食产量高和质量好相统一；（2）种植业与林、牧业协调发展，共同发达；（3）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4）机械化、电气化水平高与劳动者的直接参与相结合。
总之，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即“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其中，工业化阶段是去农业化，即对传统农业的异化，而再农业化，则是对传统农业的现代扬弃，同时也对工业化（去农业化）进行了扬弃，即继承了传统农业的积极理念和近代农业的正确思想，真正意义地实现天地人现代生态理念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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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的定义篇7
今天召开全区第二次农业普查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市政府关于开展第二次农业普查的文件精神，动员和部署我区各地切实做好农业普查工作。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非同以往，是在党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部署之际，开展的一次直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提供战略参考依据的重要国情国力调查。是与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摸清二、三产业家底紧密配合的一次全国性家底大清查，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开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意义非同小可，将对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农业、农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区虽从经济结构看二三产业占了90%以上，农业所占的比重很小，但从区域面积看农业仍占了很大的一块，全区仍有30万户本地农户和40多万外来人口散居在全区农村各地。所以各镇乡党委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区级机关相关部门一定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本着对国家负责，对农民负责，对地方经济发展负责，对新农村建设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卓有成效地抓好农业普查工作。刚才，夏素贞同志介绍了前期工作情况和下一阶段各阶段工作，并就农业普查的区级试点方案进行了介绍说明。舒放毅同志就农业普查宣传工作作了安排，高桥镇还就如何配合搞好区级农普试点工作进行表态发言，都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下面，我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代表区政府和区农业普查领导小组，讲四个问题。
一、深刻领会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
首先，本次农业普查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续稳定的需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瓶颈”，因此，必须下大决心研究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研究解决好“三农”问题，首先是要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才能确保决策无误。*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摸清了当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情况，为中央加强“三农”工作制订一系列政策措施发挥重要作用。10年来，农村的情况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20*年、20*年、20*年三个1号文件分别从农民增收、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出台了惠及“三农”的多种政策。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制定给我国的“三农”带来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中央作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更是开启了农村大建设、大发展再上新台阶的伟大历史征程。由此可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更具有不同于一般常规普查的意义和作用，是在我国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性时点上开展的一次战略性国情国力调查。
其次，本次农业普查是客观了解改革开放20多年农业、农村发展状况和演变趋势的需要。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深化农村改革，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变革，农业、农村、农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农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农村的各项建设得到不断发展。具体而言，这些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是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收入来源多样化，非农产业收入比重提高，消费能力持续增强；二是农民的农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农民非农化趋势更加明显，兼业情况十分普遍；三是农产品优质化率明显提高，农业标准化、无公害化迅速推广；四是农业经营主体更加多元化，产业经营模式日趋成熟，经济组织快速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五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提高，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六是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农村电网、道路、水利、通信等建设取得新的成果；七是农村义务教育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保障机制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八是农村治理方式不断改进，乡镇机构改革不断深入，并村工作初显成效、新村建设有力推进。我们在看到这些积极变化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三农”工作还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还相对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不高。农民收入增长后劲不足，城乡差距在拉大。我们要通过这次普查，深入系统地了解我们农村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揭示农民收入、消费、就业、居住和农民素质的变化趋势，只有把情况摸准，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农业、农村形势，才能为新世纪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依据，因此开展这次农业普查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本次农业普查，是探索和推行更加直接有效的“三农”政策的需要。自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出台了8个“中央一号文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国务院及时推出各项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到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从多取到多予、少取、放活。这一系列惠农政策效果究竟怎样？还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形势的判断，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数据作为支撑，全面、真实、准确的数据是正确制定今后一个时期“三农”政策的基础。
总之，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国家、地方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搞好农村发展规划的基础性工作，是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对此，我们要认清形势，站在战略的高度，全力以赴，保证第二次农业普查工作圆满完成。
二、正确把握农业普查的总体要求
这次农业普查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依靠法制、依靠科学、依靠群众，查清农业、农村和农民基本情况，确保普查结果真实可靠，为指导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具体说来，要通过农业普查，切实搞好“四项服务”。
（一）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这次农业普查要着眼于全面摸清农业家底，深刻认识“三农”现状，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基本规模和主要特点，为正确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提供更加科学、更加详实、更加全面的基础性数据。
（二）为党和政府指导“三农”工作服务。这次农业普查，要适应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需要，既要反映微观生产经营活动，也要反映农村经济整体发展态势；既要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实际，也要反映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状况，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三）为农业生产者和社会公众服务。要通过这次农业普查，为农户和企业提供准确信息，帮助他们把握农业农村发展变化趋势；为社会公众提供“三农”真实情况，引导各方面力量更加关爱农民和更加支持农业农村发展。
（四）为加强和改进农村统计工作服务。通过这次农业普查，进一步完善农村统计调查体系，规范农村统计调查工作，构建新的农村统计调查平台，健全以普查为基础，以抽样调查为主体和以其他方法为补充的统计调查制度。
三、全面落实农业普查各项准备工作，保证足够的精力搞好各阶段工作。
农业普查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领导，需要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与配合，需要各级普查机构的精心组织和实施，也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各镇乡街道和区级各有关部门都要积极行动，狠抓落实，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是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机构、人员、经费“三落实”。农业普查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参与部门多、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各地各部门都必须高度重视。从前段时间区农业普查办公室汇报情况看，二十二个镇乡街道均已成立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但大部分镇乡街道的办公用房、办公经费和人员没有完全到位。各镇乡街道一定要本着精干效能的原则，尽快落实办公场地和工作人员，尤其是各镇乡街道的业务骨干必须在试点培训前到位，这是能否保障农普工作正常推进的关键。这次会议以后各镇乡街道党政领导都要定期听取农普工作汇报，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区农普领导小组成员也要会同区农普办督促各地普查机构、经费、人员的“三落实”工作。
二是要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同心协力做好普查前的各阶段工作。“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既然是城乡统筹，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状况。如今城市和非农这块，经济普查已经清楚了，但“三农”的家底还不清。只有农业也弄清楚了才能统筹，才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才能不失时机地推进城镇化，实现现代化。所以，农业普查不能只是统计局这样的专业部门的事，而是各相关部门共同开展的大事。由于此次农业普查涉及多个部门、多个方面。一个部门、一个地方、一个环节工作不到位、不协调，都可能影响整个普查工作的开展。因此，要全区一盘棋，统一行动，共同推进农业普查的各项工作。要把第二次农业普查作为全区的阶段性大事来抓，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配合，通力合作，按照“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原则，做好第二次农业普查的各阶段工作。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普查还涉及到土地资源状况尤其是耕地面积的调查，国土资源部门要与统计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土地详查和土地变动调查等资料，通过普查与必要的核查，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确保完成这项任务。同时农林、国土、民政三部门一定要按照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提出的要求，选派骨干力量充实区农普办力量，并于8月1日前到岗上班。其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落实好农普联络员，以保持与区农普办的正常联系，联络员名单也应在8月1日前报区农业普查办公室。
三是要广泛深入宣传动员，为普查工作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和平时期重大的社会动员。要保证农业普查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市区各级《关于做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工作的通知》精神和舒放毅副部长讲话要求，要组织和领导好农业普查的宣传工作，要开展声势浩大、广泛深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查宣传，发动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农业普查中来，要让他们真正了解这次普查的目的和意义，了解农业普查的有关知识，积极主动地配合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工作，确保普查数据源头的质量。
四、积极探索，切实搞好区级农业普查试点工作
农业普查工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将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普查的成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区普查办要精心谋划，做好农业普查的试点方案和预案，做到“双保险”。特别是要对试点中的各环节工作都要认真斟酌，试点工作是对各地业务骨干的一次大练兵，直接关系到各镇乡业务人员能否真正掌握全国普查方案，因此就直接关系整个普查工作的质量。这次我区根据不同范围和区域的特点，选取高桥镇开展农普试点，很有代表性。参加试点同志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进行，做到严格、规范、统一，确保达到演练方案、发现问题、锻炼队伍的目的，为普查工作的全面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作为高桥镇和各试点村及试填表的单位，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积极配合区农普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区级试点的成功。原来区农普办汇报要单独开试点动员会和农普宣传工作会议，我们今天开了一个综合性的会议，但对试点工作我想再强调四点：
一是要配强骨干，认真参加全过程试点。各镇乡街道都要抽调强有力的骨干力量，全力以赴投入试点工作。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参加普查培训的业务骨干确定问题，参加下月区级试点的业务骨干原则上每镇乡街道为三人，人员的确定必须慎重考虑，不能出现来参加培训的同志回去后就不参加农业普查业务的现象发生，参加培训的同志必须是能承担今后业务工作重任的骨干。从现在到试点还有二十天左右时间，各一定要慎重选派好参加试点的业务骨干，这将作为农普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是区农普办和高桥镇要精心组织，确保普查试点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试点工作一定要认真做好各项组织工作，严格按照《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方案》和我区第二次农业普查区级试点方案的要求，加强业务培训，精心组织清查摸底和现场登记，严把质量关，圆满完成试点各环节的工作任务，切实为全区农业普查的正式开展提供经验和示范。高桥镇要克服困难，重点在后勤保障、宣传动员以及有关工作协调等方面要尽好职，发挥好东道主的作用。
三是要广泛开展试点宣传，取得面上宣传的经验。区级宣传部门和高桥镇政府一定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和宣传手段，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和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广大农村住户和企业单位的支持和配合，为面上开展宣传积累经验。
传统农业的定义篇8
一、传统农业大县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1）债务清偿难。传统农业地区过去绝大多数农村在集资办教育、修路、兴修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开支，欠了不少债。农业税取消和农民集资被彻底堵死后，这部分欠账无法归还，成为村级组织的隐痛。
（2）筹资融资难。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巨额的资金，虽然国家给以必要的投资，包括中央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由于层层截留，往往到农村和农民手里已所剩无几，相当一部分费用须地方政府和农民自筹，而传统农业地区大部分县乡政府财力有限，除确保吃饭和必要的工业项目启动资金外，几乎不可能向农村投入；当前许多农村集体经济变成了徒有其名，多数农民收入很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无力投入；在信贷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地区的分支机构基本上只存不贷，抽走农村现金，把农民的资金都拿到城市搞建设。受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社会闲散资金一般不愿向农村投资。
（3）经济发展难。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大部分以农户为生产单位，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生产面临许多困难。农民传统的小富即安的心理和市场风险的严酷现实，导致了许多农民在产业开发上谨小慎微，缺乏创业精神和风险意识。
（4）组织农民难。传统农业地区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在增加了农民收入的同时，导致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新农村靠谁建设的问题显现突出。在管理上，一些农民对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号召的工作，适合自己口味的就干，不适合的不干，甚至发生抵触情绪，给地方稳定造成不安定因素。
在传统农业大县的新农村建设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又如何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呢？正像许多传统农业大县的主要决策者所讲的那样，这困难那困难，缺少建设资金是新农村建设最大的困难，这问题那问题，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是最大的问题。传统农业地区的干部和农民群众应按照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的首要着力点，强力推进传统农业大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传统农业大县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主要措施
（1）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关键期，传统农业地区应积极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认真研究我国农业阶段性变化的新特点，逐步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抓住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重大和关键问题，组织力量，联合攻关，不断突破，并加快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从而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进程中赢得先机。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区域优势的比较优势，发展现代畜牧业生产，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要大力发展加工转化，在农产品的深加工上下工夫，农产品只有加工转化，农业才能提高效率，农民才能增加收入。开发出各种新的食品和其他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提高农业的比较效应，来增加农民的收入，特别是要我们大力发展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业来推进乡镇企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以此来不断地壮大中国的乡镇经济和县域经济。
（2）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夯实新农村建设基础。传统农业地区大力发展工业关键在理清发展工业的思路。农业大县的优势在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农产品品种多，质量优，数量大这一优势，大力发展与农相关产业的工业，如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水产品的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大力发展这些产品的深加工，大力发展为农村服务的生产资料、农药、农机、交通、运输、信息、金融、旅游服务业，大力发展与农相关的生物制药、中草药业、保健品业、家电业、房产业、建材业、煮饪业等。
传统农业地区农村工业化要以发展民营企业为主。民营经济是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中的主要经济成分，要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条件下，创造一个宽松、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大社会、小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把民营经济做大做强；要注重工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是工业化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工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降低成本、共同发展。通过鼓励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壮大园区经济，发挥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以产业化推进工业化；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传统农区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把农区土地、劳动力、资源及水电价低廉及环境条件好等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承接大中城市或其它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
传统农业的定义篇9
关键词农业科技传播;媒介;管理策略
1农业科技传播的意义和现状
农业科技传播的目的在于帮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本质上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创新，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对其传播理应体现技术性和创新性的统一[1-2]。但目前农业科技传播过多强调技术性，忽略农业创新。这种状况导致农业科技传播在手段上比较呆板、生硬，缺少灵活性，尤其是在传播过程中表现更是简单，仅是依靠媒体传播，无法充分利用媒体特点的生动性来展示农业新技术，引起农民的广泛关注。
2农业科技传播管理策略分析
2.1.1农业科技传播媒介的意义和作用。媒介是农业科技的重要传播途径，而在贵州省等欠发达地区，媒介在农业科技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因此，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科技传播中媒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媒介理应成为欠发达地区农业科技传播的重要路径，而农业科技传播媒介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媒介传播路径的改革[3]。
2.1.2媒介树立公共服务优先的观念。农业科技是一种公共技术，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收入或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为农民带来显著经济效益，而且体现了长远的社会效益，它通过新技术运用实现整体经济增长，媒介也将从中受惠。媒介只有更好地体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媒介应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的思想和公共服务优先的观念，发挥媒介独特的传播优势，坚定长期坚持农业科技的传播理念。
2.2农业科技传播媒介的改革
2.2.1媒介传播路径改革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科技传播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的支持程度决定了媒介对农业科技传播的重视程度。政府的支持首先来自政策支持。各级政府将农业科技传播纳入媒介规划，制定政策法规，对农业科技传播力度大的媒介予以鼓励;其次，构造、完善专业的农业科技传播媒介，采用财政补贴、成立专门基金等方式加大对农业科技传播媒介的资金、设备、人员投入，使农业科技传播的节目、报道固定化、精品化，真正发挥媒介对农业科技的传播作用;最后，针对媒介中缺乏农业专业素质较高的从业人员这一状况，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和媒介机构进行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媒介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农业科技素养。同时，政府指定一些大学教育机构开设农业科技传播专业，为农业科技传播培养专业技术力量。
2.2.2媒介传播的创新辨别功能。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科技传播中，媒介只是单纯的技术传播，忽略了与技术相关的配套传播。分析表明，媒介在技术传播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有偏传播”，才能使农民更好地掌握新技术的全部实质内容，即对技术进行辨别。媒介的这种职责在农业科技传播中以3种方式进行:直接偏向传播、间接偏向传播和重叠依赖偏向传播。媒介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农民对于科技需求水平和层次的分布情况。调查表明，农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农业科技信息依次为:栽培管理新技术占30.8%，农产品加工销售市场信息占16.3%，养殖新技术占15.0%，动植物新品种占19.2%，其他农机农药等占18.7%。对农民而言，只有当一项科技成果能满足其需求时，才会被农民主动采纳应用。
3构建现代农业科技传播管理新体系
3.1建立科技传播信息平台，实现农业科技“高速公路”
科技信息平台是指综合社会已存在的科技与信息，为快速合理地利用科技资源提供一个可供随时查询利用的信息资源库，建立农业数字信息“高速公路”，实现资源共享[4]。应在各县建立以农业部门牵头的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农业科技“咨询热线”系统和专家库;要切实转变政府观念，合理设置农业管理和服务机构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避免多头管理和相互推诿、扯皮现象发生;还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筹建高水准的农业情报信息体系组建统一的农业预警机制。平台的建立单纯依靠行政部门无疑是不够的，还要有非行政力量的广泛参与。因此，政府应该推动、整合现有资源，采取多媒体信息交流手段，抓好农业基础建设、技术开发和科技服务工作，即科技的产前、产中与产后3阶段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益的双赢。
3.2改革农业推广机制，完善农业推广体系
现代农业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改革和完善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好现代意义的农业推广体系将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现代农业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农业要发展，基层推广站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技站早已变成只有部门、没有人员或只有机构、没有作用的空架子或纯营利机构。我国现行农技推广体系不仅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也无法应对加入wto后世界农产品贸易对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带来的冲击。因此，应在确保农技推广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深化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不能单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而应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各地应从实际出发，深层次地发掘地方农业发展潜力，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与市场准入门槛，提升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帮助农民抵御各种风险。
4结语
现行的农业经济结构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农业发展正酝酿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崭新突破。科技传播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科技发展需要从战略高度做出前瞻性的部署，打破条块分割的科技传播管理体制，加强我国农业科技传播管理。制定和完善中国特色农业科技管理体系不仅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农业发展大计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
5参考文献
[1]吴德进.构建现代农业科技传播体系——以福建省为例的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0):115-118.
[2]王婧，逄焕成，任天志，等.我国节水农业科技传播中的性别倾向与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3):6301-6304.
传统农业的定义篇10
关键词：创业型新农村战略创业型农民
0引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这标志着党中央吹响了构建创业型社会的号角。而创业型社会的两大组成部分包括创业型农村和创业型城市。为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系统思考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战略，以更好地扩大农民就业、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保护农村生态。择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政治战略
为了确保创业型新农村的顺利推进，科学实施正确的创业战略，需要我们党按照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深入调研和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提出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主要举措。与此同时，党要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提出并经实践检验的创业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支持政府依法履行行政职能，真正做到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促进创业；支持政协有序履行职能，就促进创业型新农村的科学推进建言献策；支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公正妥善处理创业型新农村推进过程中的法律纠纷。
2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行政战略
为了加快创业型新农村的进程，须臾离不开创业行政管理机关的努力。农村创业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机关、农民创业审批机关、农民创业财税优惠机关、农民创业融资机关、农民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机关、农民创业平台建设机关等农民创业管理机关要协同配合，共同努力。各级政府涉农创业管理机关要本着全心全意为农民朋友服务的精神，统筹搞好创业型新农村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切实为创业农民提供优质的全程服务，真正为创业型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3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经济战略
众所周知，创业型经济是以创业精神和创业活动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日益成为比传统管理型经济更为优越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引起了各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创业型经济作为创业型经济的一定历史形式，包含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作为资源优化的创新方式，社会主义创业型经济具有创业型经济的内在属性反映了现代创业型经济的一般规定性；社会主义创业型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与资本主义创业型经济相比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我们要成功构建创业型农村，其重中之重当然是又好又快地发展农村创业型经济。为此，广大农村地区的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订区域创业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步骤、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统筹促进创业、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和社会稳定。
4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文化战略
广义的创业文化是指人类在创业过程中创造积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创业文化是指人类在创业过程中创造积累的创业思想、创业理论、创业道德、创业教育、创业培训等精神方面的内容。我们要加快构建创业型新农村，就必须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创业文化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创业文化建设主要包括农民创业思想道德建设和农民创业教育创业培训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农民创业思想道德建设解决的是创业农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农民创业教育创业培训建设要解决的是亿万农民的创业文化素质和创业技能问题。
5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社会战略
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农民自主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受创业环境优劣的影响。因此，各地创业管理和创业服务部门要注重营造有利于农民自主创业立业的社会氛围，旗帜鲜明地宣传农民创业的意义和价值。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网络、宣传橱窗、黑板报等宣传工具，在农村地区大张旗鼓地进行群众喜闻乐见的创业宣传，激发亿万农民树立创业意识、参与创业培训、以创业促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与此同时，要及时发现和树立农民创业的成功典型，形成鼓励创业、尊重创业、崇尚创业、宽容失败的良好创业氛围，激发广大农民争相创业的热情。
6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人才战略
城乡统筹，农村为本；农村建设，人才为本。要想实现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宏伟目标，须臾离不开一支规模宏大的新农村创业人才队伍。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有计划、有不走地实施新农村创业人才战略，为创业型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保证。当前，我们必须重视新农村创业人才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新农村创业人才的教育培训制度、科学使用制度、全面评价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其中，新农村创业人才的教育培训制度是基础，通过规范的创业教育创业培训可以强化农民的创业意识，丰富农民的创业知识，提升农民的创业技能；新农村创业人才的科学使用制度是重点和难点，也是我们完善农村创业人才教育培训制度的目的所在；新农村创业人才的全面评价制度是关键和核心，是联系创业理论教育和创业实务工作的中间环节；新农村创业人才的激励与约束制度是保障，只有对创业人才的创业行为进行有效地激励和规范的约束，才能保证农民创业的正确方向。
7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教育战略
众所周知，农民自主创业可以实现自主就业、扩大就业，是化解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剂。创业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现代教育理念。创业教育广义上是指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创业者综合素质的培养；狭义上是指以创业基本素质与具体创业技能培训为主的创业教育。一般说来，农民创业教育的目标体系包括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心理、创业能力四项基本要素。因此，我们必须有针对地从这四个方面着手加强农民创业教育，培育一支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又好又快地提升亿万农民的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
8构建创业型新农村的法治战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近年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建立。为了有序推进社会主义创业型新农村建设，我们也必须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使依法创业、合法立业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尚；使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有序参与新农村创业事务管理，保证创业工作依法进行，并努力确保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各地党政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各地党政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