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1
【关键词】晚清经济思想转换
【中图分类号】F269【文献标识码】a
研究现状
清朝晚期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开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长足发展。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国内经济思想也在持续变化发展着，晚清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赵丰田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李陈顺妍的《晚清的重商主义》、苏全有的《论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嬗变》等等。
在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究方面，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张步先、苏全有的《晚清重商主义与西欧重商主义》、刘季富的《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欧重商主义之比较》、肖文的《中国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方重商主义比较研究》等。它们多是从多元的视角、多样的主题审视和考察了晚清的重商思想，揭示了其不同的侧面。这些研究虽已注意到通过经济思想的中西比较研究来发掘晚清重商思想的内在价值，但比较的范围都局限于西欧的重商主义。应该说，试图通过这种看似有联系的“比较”来揭示晚清重商思想的内涵是不够全面的。①晚清经济思想研究的兴盛还得益于学界对晚清时期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所进行的专门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如易惠莉的《郑观应评传》、丁凤麟的《薛福成评传》以及朱俊瑞的《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等等。这些着重对人物思想进行的研究，将他们与其所处时代较好地联系到一起，围绕中西方文化冲突，不断突出人物的思想内涵，这对研究其经济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对单个人物的思想探究难以刻画出整个晚清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
学术界所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充分说明，晚清经济思想具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值得我们不断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下面就对晚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状况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晚清时期经济思想转变概述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对商业的认识。鸦片战争的失利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强烈危机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寻找改变中国落后现状，实现国家富强的办法。其中，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派学者，致力于对传统经济模式、重农抑商思想的批判，并表现出对发展对外贸易的强烈愿望。中国的经济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变。
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长期占据着清代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学者在农商关系上有了新的认识。例如晚清名臣徐继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在于重视商业。他在《瀛环志略》中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②徐继认为关卡有商业税收，而田地却没有，西方的经济全在于航海贸易，因而必须要用心经营，这也是西方强大的所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商业发展已经有了浅显认识。魏源对商业的认识比徐继更为深刻。他认为要处理好国家的经济问题，就要大力发展商业，提出要“缓本急标之法”。“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③魏源主张重商抑农，改漕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同时允许官督民办开设工厂，鼓励私营，以利于商业的发展。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经济思想上的转变还重点表现在了对发展对外贸易的认识上。包世臣已经开始觉察到洋货对国货的冲击，并对此表示了担忧。他通过对比鸦片战争前后市场上布匹的销售情况，发现洋布价格只有本地布匹的三分之一，造成以纺织为业的村子无纱可纺，很多棉农、纱农受到了严重影响。林则徐则对发展对外贸易持积极态度。他在《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指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他还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说：“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④林则徐显然已经认识到发展对外贸易不但可以使内地人民获利，对国家财政也大有好处，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帮助中国实现繁荣富强。魏源在对外贸易上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主张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增强中国的海权，提倡进口武器、铅、铁、硝、布等物资加强国防，抵御外辱。他在《海国图志》中认为，处于海国时代，必须要发展海洋事业，建立新式海军，加强国防；经略南洋；改良科举，培养海军人才；改良轮船，开展航运事业。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经世派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传统的农本政策已经严重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商业，开展对外贸易，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他们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经济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思想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并具有进步意义。
19世纪60至90年代的重商、重工思想。从60年代洋务运动的开展到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思想家，具有了明显的重商、重工思想。他们在大力批判农本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
在改良思想家中，对于农本思想批判最为深刻的是王韬。他在《兴利》中指出，政府对农业，只知征赋催租，纵吏殃民。因而不能以农为本，应当如西方对待商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⑤另一位著名思想家郑观应也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⑥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也有类似言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⑦
一些改良派学者还期望通过商战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在《盛世危言・商战》中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蔽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认为国家要对本国的工商业进行大力扶植，中国应该在工、农、矿、制造业等方面与列强展开全面竞争。商战受到推崇和这一时期对外战争较少，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有很大关系。
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一些改良派学者还表现出了对发展工业的高度重视。陈炽认为，洋货都是工业产品，而国货粗陋，贵贱相差很大，长久以往，“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因此国家的命运、经济命脉，“必系之于工商”，“工商二事……此富国之基也。”⑧薛福成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⑨他认为发展工业比发展商业更重要。这表明学者们对工业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相比之前的经世派，有着明显的进步。他们不但进一步说明了发展商业的意义，还对工业的发展有高度的重视。但他们的经济思想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这些经济思想虽然十分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制定合理的工商业发展政策以促进经济繁荣和国家昌盛，仍然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和一些更为具体的措施。这个时期的改良派们也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只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90代以后的发展民族工商业，推动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民族工业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主张工业立国。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发动的“公车上书”运动中，痛陈时局忧危，请求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其中在经济上希望以工业立国。康有为在《条陈商务折》中说：“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他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致力于工业立国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实业家张謇。他认为在农、工、商中最重要的是工业。而商业属于“皮毛”，农业为工业基础，因而“工固农、商之枢纽”，“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⑩作为甲午年间的科举状元，张謇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官方背景，使其工业立国的思想得以付诸实践。1896年，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一举成功。到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
一些学者还具有类似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由于洋务运动中大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所以官场上的一些弊病也带到了这些工厂之中。它们普遍存在、中饱私囊等官僚管理方面的弊端。因此，很多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中都带有明显的反对官督商办，希望实行自由经济发展的观点。如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先后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其中就带有明显的经济自由竞争的观点。他在《原强》中认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这表现出他对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发展的渴望。
甲午战争结束后，知识界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要求，并表达出了强烈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这要比早期改良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有较大进步。正如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所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此时，晚清的经济思想已经逐步走向了成熟，知识分子们开始认识到，单纯进行经济改革不足以让中国摆脱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政治体制上也必须进行改革，“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
整体而言，晚清经济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并取得进步。经世派的学者初步认识到了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并开始提倡向西方学习。早期的改良派思想家们更多的是通过对西方的浅显认识，从“中体”中找出观点来阐述“以商立国”的合理性。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后，知识分子们才充分认识到，政治体制的腐朽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他们开始强烈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结束，国内学者们的经济思想一直在不断转换着。不同时期思想者都试图从不同视角找出可以让中国实现强盛的道路。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对西方的了解也逐渐深入，在经济思想上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对晚清经济思想转变的思考
在道光时期，长期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感受到同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一些有识之士在惊叹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同时，开始并希望从中寻找到帮助中国实现富强的良策。这是引发第一阶段经济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为了抵御列强的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清王朝开始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开展了著名的洋务运动。过去学界曾把甲午战争的失利视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作为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大量引进了西方科技和机器设备以及一些管理技术，使国内的军工、纺织、铁路、公路、邮政等事业有了显著进步，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因此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视。伴随洋务运动的不断开展，一批有初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也随之出现。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大多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并吸收了更多的西方经济思想。由此而出现了第二阶段的经济思想的转变。
随着洋务运动不断开展，晚清的经济出现了较快发展的局面。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束缚。经济越是取得进步，落后制度对其束缚就愈发明显。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更是让人们彻底意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不足以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必须通过对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振兴民族经济，实现真正的国家富强。
综上所述，晚清经济思想的逐步转变，是中国近代经济不断取得进步和知识分子努力寻求强国之路的结果。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内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变化。这些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纷繁复杂的多面相的真实反映，表现出了他们强烈的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是晚清时期国人探索国家振兴之路的重要成果。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线文：“晚清重商思想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4页。
②徐继：《瀛环志略》（卷四）。
③魏源：《圣武记》（卷十四）。
④《林则徐集・奏稿》，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5页。
⑤王韬：《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页。
⑥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北京：图书集成局，1898年，第2页。
⑦张步先，苏全有：“晚清重商主义与西欧重商主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0页。
⑧赵树贵等：《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7页。
⑨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2页。
⑩苏有全：“张謇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论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36～40页。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2
关键词：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价值
明清江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逐步建立了一套旨在促成商务与伦理相结合、商业与传统道德及江西区域文化相契合的商业伦理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据义求利的财富伦理、崇俭黜奢的消费伦理、以和为贵的和合伦理、诚信经商的经营伦理、崇奉许逊的信仰伦理。使得明清江西商人成为当时著名的地方商帮之一，与徽商、晋商、陇西商等商帮一道，逐鹿于我国商界，活跃于大江南北，这不能不说是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作用下的奇迹。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某些值得借鉴和汲取的历史价值。
一、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精神价值的考量
当前，我国要想顺利发展市场经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除了要勇于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管理，更要善于利用我国的传统伦理文化。在考察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精神价值时，人们不仅要看到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合之处，也要看到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异的一面。
(一)明清江西商人伦理精神与市场经济的相合
明清江西商人的商业伦理的一些规范和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是相合的，经过改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之中，并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能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明清江西商人的财富伦理中，就很注意引导人们在商业活动中正确求利，谋利而不失义。这种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任何时候，‘义’和‘利’作为个人生存、国家兴盛、社会发展之‘第一要义’。其统一则兴，分割则衰；协调则昌，对立则亡。”人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个以创造财富为导向的经济，它是最崇尚财富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发展市场经济，首要的应对财富有正确的认识，这主要包括财富获得与创造的方式、财富怎样消费、怎样看待有财富的人。而以怎样的方式获得和创造财富涉及到财富来源的正当性，涉及到与他人利益的分配关系。义利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表达，义利统一和义利并重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伦理价值观上的导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提倡和尊重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获得的个人财富。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和谐发展的经济，明清江西商人所持有的和合伦理精神，与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商文化的要求是相合的。和合为贵的伦理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作用在于，一方面能化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冲突，有利于商业经营网络的稳定；另一方面，能在经营网络的各成员间通过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增强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商文化的目标就是要缓解和减少冲突，改善人际关系，增强商业企业内部的凝聚力，端正行业之风，形成公平竞争，最终达到提高经营效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三，明清江西商人在经商伦理中对以诚为本、诚信经商的推崇，既是古今中外商业活动的金科玉律，也是当今发展社会主义商业的经商之本、从商之道。市场经济已经进入诚信时代，诚信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和必备的道德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企业，诚信则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最高原则。企业实行诚信经营，虽然它不像物质产品那样给企业带来直接的市场和利润，但它是企业的一种资源，是企业经济发展的一种无形推动力。诚信经营可以使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口碑，企业的无形资产得到了积累和升华，其能量在未来的市场经营中就会逐渐释放，支持着企业持续发展的后劲。因此，企业的信誉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与企业技术创新等硬件方面的优势一起造就企业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二)商业伦理精神与市场经济的相异
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形成和发展所处的时代，虽然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就整体而言，自然经济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受着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严重束缚。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属于现代社会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因此，在某些方面必然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中的讲德性与现代市场经济重法治的要求不适宜。比如，明清江西商人习惯于以道德、仁义服人，而不愿因经济利益的纠纷而诉诸法庭、对簿公堂，使得一些商人不愿意通过法律去争取自身的利益，轻视形式化的法律制度。据同治《新城县志》记载，新城商人邓兆龄“尝置产，某绅居间，为所绐，空费千金。或劝之讼，辞日：‘吾但破钞而已，讼即累某绅名也”’。同邑涂肇新晚年家居，不轻易出，“尝付巨金与伙某往吴营贩。某荡其资，买二妾回。或嗾肇新械某送官。新笑日：‘彼虽不义，但取我之财，而致彼败名丧命，何忍乎?’竟置不理”。他们不是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一味的宽容，反倒认为破财可消灾。但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等价交换经济，也是一种法治经济，要求以法律制度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由此可见，江西商人的重德轻法思想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又如对许逊的崇奉，由于在中国没有固定和统一的宗教，江西商人在其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了本土神，作为外出经商的一种精神支柱。对许逊的崇拜，也确实给江西商人的经营活动，赋予了一种无形的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的力量，影响了江西商人对德性的追求。它虽然可以使人产生一种神的他律，并由神的他律走向一种自律，但却因过分强调德的作用而容易忽视法的规范。因此，在现代社会下，这种形式的信仰，显然与现代法治经济是不适宜的。
第二，明清江西商人营田谋产的投资观念与市场经济资本理念的分歧比较明显。根据现有研究，明清江西商人投资方向依次为生活性投资、社会性投资和生产性投资。虽然有部分商业利润转移于生产，但排在第一位的是生活性投资。生活性投资，主要是指置办田产、房屋，以及赡养家人、接济族人等，满足家庭最低水准的生活需求，包括养父母、理丧葬、抚孤幼及兄弟姐妹的婚嫁等耗费。再有赢余，则被进一步切割，通常的做法是“均其财产，秋毫无私”。商业资本就这样不断被消耗、被分割。“以末致富，用本守之”从来就是传统的治家格言，也是商人们的信条。有些资本雄厚的江西商人，投资土地的积极性很高。在光绪《清江香田聂氏重修族谱·大饮宾之宾伯父老大人传》中记载，清江聂如高在“置田筹”、“创栋宇”上从来就不吝啬。再如玉山的吴士发、瑞昌的蔡锡畴、清江的杨福园和聂君文等，经营致富后无不竞相营田谋产，为子孙久远计，表现了其所具有的资本理念的落后性。而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经营者必须进行资本的不断积累，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企业再生产之中，从而促使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取得规模效益，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第三，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中的某些精神倾向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一致。如“知足常乐”的保守倾向，江西商人经营一向稳妥谨慎，很多是由小买卖而至大开张。不少商人在稍致赢余、略有成功之后，往往不思进取，不愿再冒风险去拓展经营行业和范围。同治《南昌府志·同朝孝友》中记述说：南昌刘善萃尝贾汉口，“家计饶裕”后，“不复出门”。同治《抚州府志·孝友》中也说：金溪徐延辉十七岁赴滇经商，积赀“稍裕，遂绝意远贾”。在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寓贤》里记载了抚州人赵雪涛“贾滇黔，多技能”，但其习惯则是“计所谋足一日之费，即闭门赋诗书”，不假外慕。”在本地经商的商人也有这种倾向，如同治《饶州府志·孝友》就载有鄱阳的吴士孔“治产不求盈余”。由此不难看出，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在江西商人头脑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外向型经济，它要求人们要不断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自主性，积极进取，开拓创新，追求卓越，否则，将一事无成。保守的倾向，限制了人们积极进取，从而也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精神的借鉴利用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江西商人的商业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之间，既有相合之处，又确实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他们的资本理念、思想保守、法治淡薄等，这些都会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借鉴的同时，要注意消除和克服其负面影响，从而促使现代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
(一)建构健康新型的财富观念
财富的真正价值在于财富品质，它既与财富本身有关，也与财富创造者的个人品质有关。马克思曾说“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的存在。”时下社会上的“仇富”心理，引发了人们对于财富伦理的深刻思考。而建设一种尊重财富、保障财富、善待财富的健康的新型财富伦理，能够起到搭建平民与富人沟通平台的作用，缓解由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阶层矛盾，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学习交流，形成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建构健康的新型财富伦理，也是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将使我国从注重财富数量的积累转向注重财富的品质，从对财富的非理性价值取向转向理性价值取向。显然，明清江西商人“据义求利”的财富伦理取向，对于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地去求利，有着重要借鉴的意义。它促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要把利和义结合起来，大胆求利，但又必须做到谋利而不失义，循义而生利，努力建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财富观念。
(二)促进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根本机制的。市场竞争一方面凭借平等竞争的杠杆来繁荣企业和市场，创造日益丰富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培育起来的自主意识、效率意识、开拓进取精神等，都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竞争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市场发展的动力，也会带来对经济运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某些负面效应，特别是对利益的过分追求也极易造成社会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人际关系紧张，社会关系不和谐，影响到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不仅需要竞争，更应该注重社会发展的和谐。明清江西商人在追求财利求发展的同时，已能意识到和合之道是生财之道。这种观点，为我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某些值得借鉴的启示。当然，人们也不能过分的去强调“和合为贵”的理念，如果强调的过分，只是注重和合而淡化了竞争，那样的话，也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优化发展的。
(三)倡导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
马克思·韦伯总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时，他认为：新教伦理中忘我的工作以积累财富，节俭与清教徒式的生活，是资本主义的最大推动力。经商不富让人坐卧不安，但经商发了财，有了钱，怎样去支配这些钱财，对有些商人来说仍是个考验或难题。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经不起富而有钱的考验，或者自私自利，或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生活靡烂，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把节俭抛诸脑后，攀比之风盛行，浪费现象严重，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风气的败坏。借鉴明清江西商人倡导的崇俭黜奢消费伦理，应该说是有利于培养勤俭节约的社会主义良好风气的。
(四)建设现代市场的经营伦理
企业经营伦理的建设具有多面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企业诚信建设。这对于塑造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顾客的理解、认可、合作和支持，促进商品的销售，关系极为密切。明清江西商人“诚信为本”的经营伦理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企业“诚信待客”、“信誉至上”的伦理要求是一致的。讲求信用，注重信誉，是市场经济对商业企业经营行为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企业营销的重要伦理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企业，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和更长远的利益，要想获得更持久的利益，靠欺诈牟利显然是不行的。只有讲求诚实守信的伦理规范、言行一致的行动、客观公正的态度，才能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和产品信誉，从而为企业带来长期而稳定的利润。印尼华裔商业巨子李文正非常强调信用对于一个企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认为“银行家要出售的不是金钱，而是信用。”显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江西商人“诚信为本”的经营伦理的提升与弘扬，就是要培养和形成商业企业的信用意识，并使商业企业基于功利目的的信誉意识得到升华，成为一种更加自觉的主体伦理精神，进而使企业信用更加稳定和持久，更有效地促进商品的销售。
三、结语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待传统的商业伦理，当前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杨清荣先生曾指出：“心安理得地让传统成为‘游魂’，是犬儒主义心态；机械地认为传统已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土壤，要求彻底抛弃传统，是割断历史的表现；消极对待传统的现代转型，让传统自生自灭，是对传统不负责任的做法；而将传统全然视为珍宝而敝帚自珍，则是戕害传统。”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立足于现代社会，承继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中的精华，为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的构建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注意扬弃，赋予其以现代意义，并进一步转化为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伦理精神。
总之，随着时代的前进，明清江西商人在特定意义上讲已成为一种历史。但是，他们的商业伦理则不应成为过去，也不应成为历史。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有必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借鉴利用其合理成分，建构起适应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体系，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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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3
关键词：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法
一、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概述
1.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的概念界定
负面清单，又名“禁止清单”或“否定清单”，从法学角度理解，在国内法上是指东道国接受外国投资时，政府列明的投资准入特别条例，明令规定不得投资或不得以某种方式投资某种产业与项目，除此“法无明文不禁止”[1]；在国际法上是指在国际投资协议或者与投资有关的协定当中，缔约国“以行业表格的形式将与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不符的外资准入措施列人该表，表明目前外资准入的限制条件，或者以行业表格的形式列出部分现在国内还不存在的行业，保留在将来可以采取不符措施的相关权利”。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经济学范畴上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凡是与外资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这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外商投资领域的运用。跨境服务贸易，是指由境外服务提供者向自贸试验区内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包含自境外向自贸试验区内提供服务，即跨境交付模式；在境外向来自自贸试验区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即境外消费模式；境外服务提供者通过在自贸试验区内的自然人形式存在并提供服务，即自然人流动模式。作为国际贸易之一的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分支中的重要一环，从狭义讲，国际贸易结构可分为对外货物贸易和对外服务贸易。当前国际社会中，国际条约如Bit、Fta等协议中有关服务贸易的规定，都是依照wto《服务部门分类列表的文件》对服务行业部门的规定而进行制定和划分，即跨境服务贸易，一般包括商业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与旅游有关的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运输服务等。
2.我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的推行和发展
我国负面清单制度自2013年出台开始，在不断适应、调整和发展，如外商特别管理措施共有190条，而后在两年的时间内，负面清单已经压缩至122条。而我国负面清单制度规模逐渐扩大，逐渐涉及国际商贸的各个领域。2019年3月15日新推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明确规定了负面清单制度在我国的实施，这是该制度在我国由从政府法规到正式法律规定的实质跨越，意味着我国将从法律角度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将极大促进外商投资。然而，之前推行负面清单制度重点强调货物贸易在我国的实施和管理办法，在服务贸易方面篇幅相对较少，为弥补该方面的缺失，我国在2018年着重补充了跨境服务贸易的相关负面清单，完善了负面清单制度的整体结构布局。2018年，国家发改委修订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首次大幅修订服务贸易清单，大幅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是我国重视和发展跨境服务贸易的良好开端。同年9月，上海市政府正式首批服务贸易领域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办法》，详细阐明了跨境服务贸易在上海自贸区的具体实施方案。
二、我国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的意义
1.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发展
在贸易自由化趋势背景下，我国将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贸易，自贸区的设立使外商直接投资更便利，贸易货物的进出口更开放，开放负面清单制度，有利于货物贸易扩大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标准降低。由于世界国际分工日益鲜明，产业内贸易和商品差异化需求使国际服务贸易的世界联系日益密切，为迎合市场需求，进一步落实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推进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格局已成为必然。所以设立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汲取已经设立的负面清单经验，在上海自贸区可以满足跨境服务贸易的市场需求和扩大市场范围。在未来该清单也将逐条缩减，内容进一步细化，外商投资会更有自由性和灵活性。
2.弥补实施正面清单的不足和缺陷
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外资准入模式一共可以分为五种大类，其中与负面清单模式相对应的是正面清单模式，正面清单指的是东道国明文规定准许开放的产业[2]。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开放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正面清单必不可少。政府具有界定“非法”的权力，并可以依法追究责任，这相当于是一种将市场主体置于灰色地带的行为，无论是政治租金还是经营许可证，都会对外商投资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包括美欧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极力推行负面清单模式，这其实是一种既保护国内支柱产业和幼稚产业的行为，又是一种扩大贸易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方法。但根据现有的wto和GatS协议，正面清单是一种常规模式，东道国都具有较大的裁量权，所以在新一轮贸易体系改革中，既会不断发展正面清单制度的系统体系，负面清单制度的推行也将提入议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共有约77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发展中国家陆续进入，这一规模势必会有所扩大。
3.加强自贸试验区的试点作用，带动全国发展
上海自贸区及我国其它自贸区建设的目的，一是我国在为适应和参与潜在的新世界贸易规则做准备，二是为促进中国转型升级，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从而带动全国改革进程的全面升级，其本质是构建一个“境内的离岸金融中心”，并通过“在岸+离岸”的双重驱动实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各方面转型升级。因此，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自贸区采取负面清单试点，意味着服务贸易试点试验工作已经开始，自贸区服务贸易发展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除此之外，上海自贸区的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创新，有利于带动其他地区自贸区的服务贸易发展，并最终带动全国服务贸易体系的发展。截止目前，各地区已组建并发展了共计11个自由贸易区。例如，2016年新设立的河南自由贸易区，起到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立体化作用，而河南自贸区如今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就是金融开放，总结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的金融开放经验，势必会推动河南自贸区金融开放的五位一体建设[3]。各地区自贸区未来将继续呈现范围扩大的趋势，自贸试验区总数将会增加，面积将会扩大，最终也将会向全国范围覆盖，所以跨境服务贸易制度的创新有覆盖全国的效应。
4.推动市场体制改革，创新投资管理制度
推进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广就是管理制度的创新，从负面清单实施至今，政府在外商投资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逐步得到优化。我国政府以往对于市场“看不见的手”是半操控半开放状态，虽然负面清单制度将会淡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适度的负面清单制度不会对整体宏观调控产生不利影响，只会促进跨境服务贸易市场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促进投资管理模式的制度创新[4]。以金融业为例，金融业已经成为经济命脉之一，金融风险的保护和掌控已经成为各国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我国早期对银行业的控制较为严格，尤其是外资投资控股最多不超过20%，但近些年我国已经逐步放开外资控股等，金融业对外愈加开放。在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版）的规定中，第25、26、27条则分别规定证券公司、期货和寿险公司的外资控股比不超过51%，并于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这势必使外商对于自贸区金融业的投资吸引力大增。就全国范围内而言，《实施办法》负面清单对金融业的规定较为明细，但大多都是要求外商是经批准的合格投资者，对其它条件无额外规定，这也符合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的趋势。所以笔者认为，自贸区金融公司的外资控股比虽短期内不太可能在全国范围生效，但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扩大和深化已成为必然。
三、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由于刚刚开展，不单单是实际践行上，在文本立法上亦存在亟待解释和完善的问题。笔者通过简要归纳，认为2018新推出的《实施办法》和《管理条例》存在着内容指向不明确、负面清单覆盖面积不足和缺乏立法机制的保护等基础性问题，亟待改正。
1.部分负面清单内容指向和解释不清晰
《实施办法》部分负面清单条款指向不明确，不容易被外商理解。如第9条规定“文化产品进口，由中国文化产品进口企业经营”，狭义上的文化产品仅指精神产品，可能包括著作、影视产品等，其销售传播途径广泛，小规模生产经营在实际中难以控制；而广义上的文化产品又包括生产工具、消费资料等物质产品，国际交换中存在较多的销售形式如寄售等，而手工业文化产品大多由个人经营销售，这些销售形式难以如清单所述的企业经营方式管理，所以该“文化产品”及其销售形式指向不明确。《管理条例》的“说明”部分存在着模糊说辞的问题，透明度不清晰。例如，第六项未列出的相关措施“以现行规定执行”，那么地域的差异性和规章制度的自由裁量会存在疑问，实施起来可行性效率低下，会影响实际效率。在“列表”里的个别项目措辞也不够明确。如第11项所述，“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件生产”其含义具体是指限制准入还是禁止准入，这会对外商和国内政府的判断造成干扰。第20项的中方相对控股和其它项的中方控股，根本未解释其相对的股比，只是“有关部门负责解释”，无从判断。另外，存在问题最多的还是文化影视业，如第41项、43项所提到的禁止引进，但又经批准可以合作，很容易造成中外联合政治寻租，以许可的方式准入中国市场，并可能对外商独资企业造成冲击，使其对我国投资环境产生质疑。
2.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覆盖面积不足
跨境服务贸易对自贸区而言，只是刚设立准入标准，然而对于非自贸区而言，这套标准的适用性何如，确实也值得商榷。例如资本服务业、保险业的外资市场，在自贸区负面清单协议中虽然开启股比优惠政策，但如果脱离自贸区，外资企业是否就要重新寻找并遵循《外商投资法》或者《证券法》等国内法，这可能会导致双重指标的“双轨制”发生在金融服务市场，影响投资环境。再者，如《管理条例》电信业务的第23条，原有自贸区推广到所有自贸区实行，但对国家电信网而言，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无法比拟衡量，而这28.8万平方公里乃至所有自贸试验区的面积内，已经存在的试点政策又是如何也不得而知。因此，外商对于小覆盖面积的电信业务，笔者认为，其积极性并不高。
3.负面清单制度在立法上仍亟待补充
201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这是我国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的重要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在投资管理部分的第28条确立了负面清单制度在我国的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在立法上赋予负面清单制度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虽然规定了负面清单制度并肯定其法律效力，但篇幅较小，条款内容只是笼统性概括，对各项细节未做出具体规定，更未明确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实施条件和实施范围，所以我国负面清单制度在立法上仍存在较大盲区，具备法律保护但保护力度有限。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起始期为2020年1月1日，但负面清单制度在我国自贸区已经实施数年，那么在该段时间的负面清单是否具备时间上的法律效力，出现投资争议时解决争端所持的法律依据是否得当仍存在异议。由此可见，我国实施的负面清单制度在立法上仍亟待补充。
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的对策建议
我国贸易自由化趋势所带来的贸易发展目标，势必将从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角度出发，这也正是自贸区建设的三大重要目标。在针对上述目标的过程中，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制度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前景而言仍是潜力无穷，而且会在区域辐射效应下整体带动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所以在现有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和完善对策。
1.进一步筛选负面清单内容并做出清晰化解释
负面清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晰化，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外商投资的干涉，也有利于外商对我国准入标准的清晰理解，具有指引导向的作用。在制定或修订负面清单条款时，政府应充分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筛选最切合我国产业标准和产业发展需求的负面清单，并进一步细化各条款内容，精确外商准入的标准和流程，使外商投资准入时不会因条款不清晰而产生争议。而对于跨境服务贸易清单，自贸区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可充分参考借鉴，适当完善，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考虑到tpp作为一个多国参与的区域性经济贸易协定,以负面清单对投资准入进行管理,是对这项制度的一项重大实践。所以我国负面清单不妨参照对比tpp负面清单，对各领域细则所涉及到的产业结构、竞争能力、发展情况深入研究，并且详细列明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条件，找出自贸区负面清单所依照的国际国内法律依据。
2.优化政府市场监管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负面清单制度将外资准入的审批制度变更为备案制，会对政府在监督工作的事中事后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上海自贸区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原则，即简政放权对企业而言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然而对政府则会是一个重大挑战，不仅要求政府建立起一套审核体系，在人员分配和裁量标准上有所研究外，还要避免“重批轻管、以审代管”的现象发生[5]。如《管理条例》第29、30项，如果禁止投资市场调研，那就要求政府在监管工作上尽很大力，对于外企的市场环境分析调查，政府很难从事前劝阻，然后在事中进行调研，这样监督起来有不小的难度，势必会浪费政府的人力物力。还有如第37项规定的医疗机构，如果将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事前监管取缔为事中事后监管，也会造成政治寻租的现象发生，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优化政府市场监管模式，就是要明确地方政府自身的监管职责，明确对外资的事中事后监管，研究并详细列出政府监督管理部门人员所需要注意的方向。此外，“境内关外”的监管模式在自贸区可以贯彻落实，有利于效率的实施。
3.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负面清单制度的法律保护
用明确的法律法规给负面清单制度加以保障，是这项制度健康发展的最终力量，以法律的约束力保障负面清单制度的环境安全。现阶段，我国负面清单制度发展的第一要义就是以《外商投资法》为主要法律依据，立法机关应不断完善外商投资的法制建设，通过法律修订和司法解释将负面清单制度在《外商投资法》的相关内容补充完整，通过立法确立其它法律部门以承认和使用负面清单制度。此外，各级政府机关应为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设立相应行政法规，加快我国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适用。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可以用《证券法》《金融法》的法律条款和司法解释来补充负面清单的资本市场服务内容，用影视业的行政法律法规规范文化媒体的服务贸易等。
4.考虑提前加强对我国尚未出现的服务贸易产业的保护
我国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的产业安排是建立在2011年所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基础之上的，其中所涉及的产业全部都是在我国国内市场中已经出现并发展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新产业将出现在国内外市场之上。例如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于2018年11月在拉斯维加斯展示的无人驾驶汽车F015，是一款新能源ai汽车，这种新产品代表着一种崭新的服务贸易形式———ai智能服务，而且汽车领域在未来将有可能进行产业升级。又如我国正在研发的5G通讯系统已经接近成型，但国内外尚未对该产业做出规范和思考，因此在对负面清单制度进行保护时，应充分考虑加强对我国尚未出现的新新产业的保护。这个规则实践已经出现在国际社会上，例如在马来西亚政府与日本签订的Bit协议中，马来西亚政府明确规定在负面清单中保留对本国尚未出现的产业制定不符措施的权利，这相当于是对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预备兜底，是可以借鉴的。
5.加强中外自贸协定关于服务贸易规则的签署
目前，中国对外签署的自贸协议总计有14个，其中分别涉及到22个国家和地区，然而中国缔结的自贸区协议开放程度普遍较低，尤其在服务贸易领域中一直没有做出扩大开放的承诺。中国签署的自贸协议与tpp有较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承诺方式的不同。国际tpp通常在进行市场开放承诺时，采取负面清单谈判方式进行沟通协调，缔约方可以额外列明保留的市场准入及国民待遇标准，这使得自由谈判更具方向性[6]。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具体实行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自贸协议的签署相当于给中外在自贸区问题沟通上架起了桥梁。值得一提的是，中澳Fta的签署意味着澳大利亚成为了第一个用负面清单方式与中国服务贸易谈判并做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并把我国列入最惠国待遇条款国，我国也做出相应承诺，这体现了中国自贸协定缔约实践的新进展，也利于双方的政治外交关系互建。同时我国在签署自贸协议的同时，应将服务贸易的扩大开放作为重点，承诺服务贸易将进一步扩大，降低服务贸易进出口准入标准，通过谈判协商和政策互建在自贸协议中额外签署相关的服务贸易规则条款，进而以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形式促进我国跨境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
6.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中引入竞争中立原则
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竞争中立原则，即“政府的商业行为不应仅因其公有制地位而获得比私营竞争更多的竞争优势”的原则，目前已受到世界广泛关注，已纳入oeCD和欧盟法律体系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有专门的投资保护和投资管理的相关条款，投资保护则重点从补偿、商业机密和争议解决方面提供保护，投资管理部门则重点从许可、报备和安全审查制等方面着手，这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政府救济力度较大[7]。笔者认为在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制度中引入竞争中立原则，将有利于中国积极融入最新国际形势和适应国内企业改革升级。引进竞争中立原则可能与我国国企战略发展有所冲突，但在其它企业和产业中为促进外资融入，不妨可选择接纳并保留该原则，在自贸区试验区中可以先行试点[8]。同时如果可以在负面清单制度所规定的条款中，采纳竞争中立原则的思想，那么将利于外商投资准入标准的进一步降低从而扩大对外开放。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4
明朝晚期的“异端”李贽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关系，近几年岳麓版教科书对该部分知识的处理无论是课题的名称的变化“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到‘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还是具体内容的表述都有较大的变化。可见，该部分知识学生确实存在不易理解之处，反思教学，本文试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为学生解疑释问。
第一，从政治主张层面，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体现了早期民主启蒙思想。黄宗羲痛斥君主专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引自《明夷待访录・原君》），从而使人民“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顾炎武非常赞赏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认为自己的观点“同于先生（黄宗羲）者十之六七”（引自《与黄太冲书》，见张穆《亭林年谱》）。在对君权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引自《亭林文集》卷1）的命题，反对君权的专制。王夫之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中，反对秦始皇把天下看成一己之私产，称其为“孤秦”；针对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不仅没有使宋朝强大反而在北方强敌面前“形势解散”的状况，称其为“陋宋”。
可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政治主张仅仅是其在看到统治阶级的政治弊端、政治腐败后提出的支离破碎的不全面的方案，是在不动摇封建统治前提下进行的修补，而可见其仍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利益，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系统、全面的改革社会的新方案。
第二，从经济主张层面，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针对封建统治者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提出了“农工商皆本”的思想。黄宗羲痛斥“世儒不察”“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以工商为末”的传统做法。他认为，古代圣王所说的“崇本抑末”之道只是针对一些不符合儒家人伦日用的消费方式及其经济行为；同时他提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引自《明夷待访录》），可见，对于真正有利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商业，古代圣王不仅不加以抑制，而且设法使他们到自己的国家来。王夫之通过对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事实的考察，也提出了“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掌握经济命脉）也”的主张，反对仅仅以农为本的思想，而是主张以农为本的亦工亦商，在满足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基础上发展手工业与商业。顾炎武通过实地观察也认清了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势。他认识到私欲的合理性，认为正是每一个人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的欲望，才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在他笔下，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也有着如西欧商人那种明知航海危险也要冒死以往的精神：“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异时海贩船十损二三，……盖海滨民射利如此。”（引自《天下郡国利病书》）他主张自由贸易，包括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他还极力主张币制的统一，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货币政策。他说：“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滑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顾炎武的这一论述，反映了打破地域壁垒、建立统一的全国贸易市场的时代要求。
可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并不否定以农为本的思想，而是主张在以农为本的同时，实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并重，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当时公然以“异端”自居的李贽的反封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儒家经典如“六经”、《论语》、《孟子》等抱着蔑视的态度，说其“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便出自‘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病所发的药石，并非万世之至论”（引自《焚书》卷3），并提出了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原则，必须打倒盲从的教条，建立“今日之是非”（引自《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二是在人性问题上，主张“圣人”与“凡人”平等，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否定了儒家传统的等级人性论。三是其思想中“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并公开招收女弟子所体现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体现了其向世俗观念的挑战。而黄宗羲在论证“臣道”时也指出，人们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引自《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敢于以“为天下”去否定“为君”，以“为万民”去批判“为一姓”，表现和传统封建思想相对抗的倾向。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5
1.(2014三明质检)《历书》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农谚:“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材料中“清明”作为节气主要是因为()
a.祭祖扫墓B.踏青游玩
C.农业生产D.政治清明
解析:C 清明时节,万物皆显,适合农种。故“清明”作为节气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
2.“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汉书·食货志》),通过这则材料可以说明统治阶级的“重农”目的是()
a.防止田地荒芜,加强田间管理
B.控制农民人身自由
C.重视在田亩投入人力以提高产量
D.鼓励农民专心生产而不违法乱纪
解析:B 材料信息的意思是: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可见,作者主张通过“重农”以达到控制农民人身自由的目的。
3.(2013北京西城测试)据考古发现,在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河北兴隆县一次出土铁范87件,大多为农具范。河南新郑韩国铸铁作坊遗址出土陶范300余件,其中农具范占60%以上,出土铁农具200多件,占全部铁器的63.5%。说明战国中晚期在上述地区()
a.铁器开始用于农业生产
B.铁犁牛耕是主要耕作方式
C.生产中普遍使用铁农具
D.铁农具制作技术臻于成熟
解析:C 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能力。题干中“铁范87件,大多为农具范”“铁农具200多件,占全部铁器的63.5%”等信息表明战国中晚期在上述地区铁制农具被普遍使用。a项不符合题干现象,B、D两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4.(2013长沙测试)中世纪中国财产继承主要实行均分制度,据记载:“今(南朝宋时)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至清代……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比比也”,以上材料主要反映当时中国的家庭()
a.结构比较复杂
B.一度严重缺乏道德责任感
C.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限
D.具有很强的再造和裂变能力
解析:D 小农经济下,一个家庭的男丁成年后如果“兄弟异计”,就会分家脱离原来的集体,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家庭单位。“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比比也”明显体现了在中国传统宗族社会里,家庭具有很强的再造和裂变能力,这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材料没有强调家庭结构问题,排除a项;材料不是在谈道德问题,而且B项中“严重缺乏”表述不符合史实;宋学形成,儒家思想大发展,排除C项。故选D。
5.(2013洛阳统考)北魏均田制实行后,文献中出现了“庄园”一词,被指私人圈占的成片土地。唐代均田制实行后,“庄园”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据此可知()
a.均田制导致土地集中现象加剧
B.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不限制土地买卖
C.均田制未能杜绝土地兼并
D.封建小农经济日益被大庄园经济取代
解析:C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北魏实行均田制主要是为了限制土地兼并,但文献中出现了“庄园”一词,说明仍存在土地兼并;唐代均田制实行后,“庄园”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说明均田制未能杜绝土地兼并。
6.明朝时,“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对此现象分析不正确的是()
a.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慢慢分离
B.佃农有较大的生产自主权
C.有利于调动佃农的生产积极性
D.地主与佃农间存在雇佣关系
解析:D 由材料可知,土地所有权属于地主,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掌握在佃农手中,这有利于调动佃农的生产积极性,a、B、C三项分析正确。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的是租佃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故D项错误。
7.(2013苏北四市联考)《汉书·贡禹传》载:“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盛衣物或饭食等的方形竹器),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材料反映汉代()
a.官营纺织业技术水平高超
B.政府鼓励民营手工业发展
C.官营纺织业规模大耗资多
D.手工业产品大量投放市场
解析:C “三服官”是汉官名。从材料信息可以看出汉代官营手工业规模大,耗资多。故选C。
8.(2013晋商四校联考)《吕氏春秋·孟冬纪》关于秦代官营手工业有这样的记载:“物勒(刻画)工(制造者)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这表明秦代官营手工业()
a.产品做工精美B.质量管理严格
C.生产不计成本D.产品不入市场
解析:B 材料体现的是秦代官营手工业中实行产品刻名负责制,反映其对质量管理严格。a、C、D三项在材料中没有涉及。
9.(2013洛阳统考)《登州府志》记载,“纺织花布,以自衣被。穷乡山陬(山脚),无问男妇为之,其织作须织工。勤有余布,亦兼鬻(卖)于乡市,复有布贾贩之城市”。这反映出当时登州()
a.自然经济解体
B.家庭手工业发展
C.民营手工业向农村扩展
D.出现经济区域分工
解析:B 材料大意:登州府家庭棉纺织业相当普遍,生产的布料除自给自足外,还卖到乡里的集市上,再由布贩转运卖到城市去,因此B项正确;a项表述错误,C、D两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10.(2013浙江模拟)明代,广东省规定炼铁“定山主以为炉首,立炉首以为总甲,收土民以为丁伴,择荒郊以为冶所,严巡捕以为约束,明保勘以为清查,时启闭以为聚散,定丁数以为撙节”。这反映了明代()
a.“重农”政策有所松弛
B.官营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
C.政府对冶铁业的管理很严格
D.在冶铁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解析:C 从材料中的“定”“立”“严巡捕”“明保勘”“定丁数”等表述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冶铁业的管理十分严格。a、B两项与史实不相符合。D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11.(2013湖南联考)宋代吴处厚曾说:“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疟疾之一发,则其俗有以冷热发歇为市喻。”这段话反映的是()
a.宋代蜀地疟疾流行
B.宋代的集市贸易十分繁荣
C.“市坊”制度已经被彻底打破
D.宋朝经济没有能均衡发展
解析:B 材料中的“痎市”指隔日一次的集市。材料之意是在四川有一集市,每隔一天进行一次贸易,该地就好比得疟疾的病人一样,忽冷忽热。由此可以看出材料反映了宋代集市贸易十分繁荣。
12.(2014咸宁四校联考)北宋真宗时期通行的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益州16家富商联合发行交子。南宋绍兴三十年“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对该材料理解准确的是()
a.宋代纸币取代金属货币
B.会子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
C.长途贩运贸易开始出现
D.纸币从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的过程
解析:D a项“取代”说法错误;B项“世界上最早”说法错误;C项“开始出现”说法错误;题干描述了纸币从北宋出现至南宋发展的过程:富商联合发行——初命临安府印造,D项正确。
13.(2014泉州质检)明中叶学者王世贞说:“徽地四塞多山,土狭民众,耕不能给食,故多转贾四方。而其俗亦不讳贾。贾之中有执礼行谊(注:意为儒学修养高)者,然多隐约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诗书之业以谋不朽”。材料不能说明()
a.地理环境不利农业,是徽州发展商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B.商业致富和科举仕宦,是当时徽州发展的两个重要支点
C.徽商重儒入仕,体现近代商业和封建权势结合的特点
D.用经商所得厚利,让子弟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目标
解析:C 材料大意是徽州地区四面多山,地少人多,粮食供应不足,故人们多从事商业。并且当地的风俗也不轻视商业。商人之中的儒商在经商致富后,其后代往往以研读诗书、科举入仕为目标。故a、B、D三项材料能够体现。C项中“近代商业”的表述错误。、
14.(2013宁波测试)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政府)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材料反映出明朝的晋商()
a.获得了全国的食盐专卖权
B.以诚信为经营原则,以义取利
C.掌控了国家军政大权
D.得到官府庇护,获取高额利润
解析:D 材料反映了晋商在政府庇护下,贩卖盐、粮给军队提供军需,“大获其利”,D项符合史实。a项中“全国”说法错误;B项材料没有反映;C项曲解了材料。
15.(2014皖南八校联考)史载,宋朝湖州农民“以蚕桑为岁记”,严州“谷食不足,仰给它州,唯蚕桑是务”;太湖洞庭山区“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称香菜门”。上述材料最能说明()
a.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B.商品自由流通程度很高
C.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发展较快
D.农业精耕细作,剩余产品大量商品化
解析:C 从材料湖州“以蚕桑为岁记”、严州“唯蚕桑是务”、洞庭山区“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蜀之茶园……不殖五谷,唯宜种茶”等可知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发展迅速。a项与史实不符;B项材料无体现,D项与材料“谷食不足”不符。
16.中国古代政府历来对商业发展严格控制,下表为明清时期各地商业集市变化统计表,表中数据说明,自明朝嘉靖至清朝道光年间()
省区嘉靖至万历
州县数 集市数顺治至雍正
州县数 集市数乾隆至道光
州县数 集市数直隶
山东14 132
42 10482 527
64 112643 537
74 1583陕西(关中)16 14321 23828 264江西
福建(不含
台湾)45 459
19 13151 545
15 20543 976
39 511广东- -72 127071 1959a.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
B.南北经济交流日趋频繁
C.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D.州县集市的密度北方超过南方
解析:a 由表格资料可知,州县集市密度应是南方超过北方,D项错误;B、C两项在材料中体现不出来;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集市数量迅速增加,反映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广泛发展,a项符合题意。
17.(2012年北京文综,12)秦汉至明代,商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阶层认为商人()
a.不事生产B.不尊儒术
C.不敬宗族D.不纳租税
解析:a 本题考查重农抑商政策。在生产力比较低的情况下,统治者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既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也可以防止农民自由迁徙,保证地方社会治安和稳定,而抑制商业,主要是因为商人有投机行为,却不事生产,不利于管理和维护统治,B、C、D三项不符合史实,正确答案为a。
18.(2014湛江二模)明朝曾有官员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寇与商都是日本人B.海禁的积极作用明显
C.海禁加剧了寇患D.应当加强海禁政策
解析:C 关键信息“禁之愈严而寇愈盛……”,是说禁商越严,寇就越多,结合明朝对外商业政策可以得出答案为C。
19.(2013湖北联考)“帝王们也是‘经济人’,也要追求效用化,他们的政策‘选择’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按此观点来解释“重农抑商”政策的话,下列结论中可以成立的是()
a.“重农抑商”政策实现了古代经济政策效用的化
B.“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明智选择
C.“重农抑商”政策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的必然选择
D.“重农抑商”贯穿于中国古代史
解析:C 重农抑商政策曾经在中国古代起到积极作用,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该政策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排除a项。B项中的“始终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明智选择”与史实不符,可排除。商周时期,国家曾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的发展,战国时期,为了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排除D项;C项表述正确,符合题意。
20.(2013临沂模拟)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下令禁止人民前往南洋贸易。一位学者曾经指出:“沿海居民……深知水性,惯熟船务之舵工。水手不能胜任担负重物,以谋得一朝之食。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图目前糊口之计;其游手无赖,更无所事事。”这位学者认为海禁造成()
a.国家海防力量有所增强B.科技发展逐渐停滞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6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①，极具说服力，读者自可参阅，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行文中间或会与明清进行对比。为节省篇幅计，本文只讲观点和思路，具体论证和支撑材料请参阅已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②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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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段落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须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入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个方向是彼此涵摄的，共同耦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运行系统。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①。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
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讲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讲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②。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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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二、宋代经济：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长和海洋发展路向的初现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在我看来，汉唐是同质社会，宋明是同质社会，插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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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唐和宋明之间的辽夏金元又是一种同质社会。而清朝则是宋明与辽夏金元社会的综合①。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换言之，汉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质社会。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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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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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7
一、选择题(每题1分，共20分)1.14世纪欧洲工商业的兴起，改变了农业社会的面貌，这里所指的“工商业”中的“工”主要是()a.手工作坊B.手工工场C.工厂D.工业2.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中小巧而又成本低的家用机械钟表最早开始生产是( )a.13世纪B.17世纪 C.19世纪D.20世纪3.16世纪西欧各国大力发展工商业，推行重商政策，这说明了()①商人地位的提高②西欧已经发展成为商业社会③工商业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产业④西欧各国君主认识到工商业对国家发展的巨大作用a.①②B.②③C.③④D.①④4.14到16世纪，欧洲手工工场的产生和工商业的发展，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们有()①诞生了商人、手工工场主、工人三个阶层②促进了科学的发展③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④引起了人们思想文化的变化a.①②③④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5.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实质是()a.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兴起B.封建贵族文化的兴起C.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D.现代文化的兴起6.工业革命来临时期，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天赋人权”思想的提出在()a.文艺复兴时期 B.宗教改革时期 C.启蒙运动时期 D.资产阶级革命时期7.上述思想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革命成功后在许多法律文件中都得到了体现，其中体现的最集中明确的文件是()a.《权利法案》B.《人权宣言》C.《独立宣言》D.《拿破仑法典》8.当西方各国陆续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向工业文明迈进时，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步入了盛世的繁华，下列属于繁华表现的有()①中国人口接近三亿②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市镇增多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④各种服务性行业兴起a.①②③④B.①②③C.②③④D.①②④9.明清时期出现的盛世繁华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些危机包括()①皇权高度强化②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联系密切③国家日渐闭关自守④西方人开始将寻求财富的目光投向中国a.①②③④B.①②③C.②③④D.①②④10.工厂的生产与手工工场的生产比()①对环境破坏更大②劳动纪律更严③分工合作的程度更细④工作效率更高a.①②③④B.②③④C.①②③D.①③④11.下列哪些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果的具体表现：()①欧洲掀起非洲内陆探险热②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奴隶贩子③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④英国成为世界上的殖民国家a.①②B.③④C.②④D.①③12.17、18世纪的西欧先进思想家们发动启蒙运动，是为了张扬()a.自然的力量B.人类的力量C.理性的力量D.宗教的力量13.时代赋予太平天国运动新的内容和意义，表现在：()①创立拜上帝会，发动群众，举起反清义旗②在反封建的同时，又担负起反侵略的任务③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④颁布了革命纲领a.①②B.②③C.②④D.①③14.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是在()a.《南京条约》签订后B.《北京条约》签订后C.《马关条约》签订后D.《辛丑条约》签订后15.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a.“师夷长技以制夷”B.“自强”C.“求富”D.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维护清朝统治16.中国最早正式改用公历是在()a.1900年B.1911年C.1912年D.1927年17.下列最能体现明清专制制度加强的是()①文字狱②修长城③废丞相④设军机处⑤满蒙联姻⑥锦衣卫⑦东厂、西厂a.①②③④⑤B.②③④⑤⑥C.①③④⑥⑦D.②④⑤⑥⑦18.最早开辟新航路的国家是()a.英国、法国B.西班牙、意大利C.西班牙、葡萄牙D.葡萄牙、德意志19.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最后确立的是()a.君主专制制度B.军事独裁制C.君主立宪制D.共和制20.下列属于法国大革命中巴黎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成果的是()a.废除了君主制B.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C.颁布了《人权宣言》D.罗伯斯庇尔等掌握政权并实施革命政策二、连线题(10分)21.将下列航海家和开辟的新航线正确连接：(4分)迪亚士西欧——美洲、哥伦布环球航行达•伽马西欧——好望角麦哲伦西欧——好望角——印度22.将下列国家、领导人姓名与文献用线连接起来(6分)英国华盛顿《人权宣言》美国克伦威尔《独立宣言》法国罗伯斯庇尔《权利法案》三、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23.我们今天的工厂的前身是-----------------。24.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被送上断头台的国外则是--------------------。25.“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世纪的-------兴起，随后传播到法国、德国、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它的核心思想是宣传-----------。26.16世纪，波兰科学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被誉为“科学革命的开端”。27.1492年，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远洋航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航行，终于发现了----------。28.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义群众攻克----------------------，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29.1487年，美国制定宪法，确定了美国的---------政体。---------------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后来，许多国家都采用了相似的政治体制。30.14世纪60年代，农民起义领袖出身的-----------建立了---------------，*了元朝的统治。31.明朝时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部，不愿忍受沙俄的压迫，历尽千心万苦，回归国家，清---------------皇帝在承德亲自接见了他们。32.1839年，钦差大臣----------在广州--------------海滩主持销毁外商贩运到中国的毒品鸦片200多万斤。英国以此为借口，于184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四、材料题(共28分)33.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材料：16世纪的英国，有两个人在说话。甲：我觉得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过去有权就有钱的日子难再回来了，多数时间我只能靠借贷度日。乙：是吗?我们家族现在倒是越来越兴旺了，生意都做到波罗的海、俄国去了。和以前不同，现在连国王都要向我们借贷了。对了，上次借给你的钱可以再宽限几天。甲：那你能否帮帮我，看有什么生意可以照顾照顾我的/乙：你原来不是不屑与我们为伍吗?甲：今时不同往日了。请根据材料中的对话判断双方的身份，并说明手工工场出现后，英国社会的哪些阶层发生了变化。(8分)34.根据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明谚语：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材料二：湖南某镇，明嘉靖时，“商贾四集”，“居民不下四五千家”。清乾隆时，“十里以内，居民相接”，“商贾云集于四方，市井数盈于万户”，“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1)材料一中的谚语反映了明代的什么情况?(2分)(2)材料二反映了明清时期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什么情况?(2分)35.阅读下列表格，完成后面的问题：表1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变化表1720年181600千克1800年10442000千克表2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变化表18世纪60年代300万两/年18世纪80年代1600万两/年(1)表1和表2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怎样的特点?(4分)(2)为什么出现上述表格内的情况?(3分)(3)与同一时期西方经济相比，有什么不同?(6分)(4)你是如何看待明清的繁盛景象?(3分)五、综合探究题(共22分)36.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开始走向整体，而新型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发展，为世界联系的加强提供了必要条件，使整体世界最终形成，洋货开始涌入中国市场。而如今，悉尼、东芝、松下等外国彩电和宝马、奔驰、别克等高档轿车已开始进入了平常百姓家。(1)请你分析一下西欧各国为何不惜巨资化大本钱去开辟新航路?(3分)(2)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是在。(2分)(3)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一样吗?为什么?(5分)(4)“而如今，悉尼、东芝、松下等外国彩电和宝马、奔驰、别克等高档轿车已开始进入了平常百姓家。”这又说明了什么?(2分)37.《澳门》是闻一多先生在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组组诗《七子之歌》中的首篇。其余六篇分别是《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诗人一方面怀念和赞美祖国，一方面抒发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诅咒。《澳门》内容如下：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1)澳门是什么时候被谁掳走的?什么时候又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4分)(2)请你以澳门为题，写一首诗或一段话。(字数不超过100个字)(6分)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下)期中考试答案一、单项选择题(请选择一个您认为最恰当的选项，每小题1分，共20分)题号12345678910答案BBDBCCBaaa题号11121314151617181920答案BCBDDCCCCD二、连线题(10分)21.将下列航海家和开辟的新航线正确连接：(4分)迪亚士西欧——好望角哥伦布西欧——美洲达•伽马西欧——好望角——印度麦哲伦环球航行22.将下列国家、领导人姓名与文献用线连接起来(6分)美国华盛顿《独立宣言》英国克伦威尔《权利法案》法国罗伯斯庇尔《人权宣言》三、填空题(请在下划线上填写恰当的答案。每空格1分，共20分)23.手工工场24.查理一世，路易十六25.14;意大利;人文精神26.哥白尼;日心说27.哥伦布;美洲28.巴士底狱29.共和;华盛顿30.朱元璋;明朝31.土尔扈特部;乾隆32.林则徐;虎门;鸦片战争四、材料题(共28分)33.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8分)甲：贵族;乙：商人(答对给4分)英国社会商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答对给2分)贵族走向没落，一部分贵族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答对给1分)失地农民成为手工工场的雇佣工人(答对给1分)34.根据材料，回答问题。(1)(2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发展的情况(2)(2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许多原来的农村逐步发展为工商业市镇35.阅读下列表格，完成后面的问题：(1)(4分)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非常大，并逐步增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地位;(2)(3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工艺精湛，商品发达，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到欧洲，使大量的白银流到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出超;(3)(6分)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工商业逐渐兴起，手工工场逐渐取代手工作坊，商人的地位不断提高(1分)在思想领域，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近代科学的诞生到启蒙运动的兴起，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分)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纷纷开始向海外拓展殖民地(1分)在上述变化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西方一些国家先后建立起资本主义共和制度(1分);中国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体，男耕女织仍然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分)经济发展速度逐步缓慢下来(1分)(4)(3分)明清繁盛的背后隐藏着危机(2分)结合举例进行说明(1分)五、综合探究题(共22分)36.(1)(3分)为促进东西方贸易(1分)《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在西方引起“黄金热”热潮(1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隔断东西方贸易通道(1分)(2)(2分)1900年或20世纪初(3)(5分)不一样(1分)对欧美完成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发展和强大的契机(2分)对亚、非、拉美国家和地区来说，更加落后和贫穷(2分)(4)(2分)整体世界的形成，促进商品的流通，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37.(1)1553年，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2分)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的怀抱(2分)(2)(6分)言之有理，即可酌情给分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8
关键词：中国古代广告；表现形式；文化内涵；现代广告创作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103-01
一、中国古代广告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口头叫卖与实物陈列广告
口头叫卖与实物陈列广告，是我国最原始最简单的广告形式。在古代人们进行交易时，必然要将交换的东西陈列出来，通过丰富多彩的商品陈列直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这种实物广告形式一直延续至清末。口头叫卖也是最直接的一种广告形式，在《元人小令集》王元鼎所作“寒食四首”之一中，有“觉来红日上窗纱，听街头卖杏花”的记载。
（二）幌子
幌子原意指布幔，后来逐渐扩展为各种行业标识的专称，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也可称为“行业的标记”。与招牌不同的是，幌子多以形象来表现出售的物品或其服务项目。
（三）印刷广告
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唐朝后期雕版印刷的流行，使得广告形式和手段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广告属印刷广告，这张广告无论从构图、文案，还是创意上已经是完整的典型的平面广告作品。
二、元、明、清三代广告的特点
（一）广告表现形式相当成熟
1、元、明、清三代，招牌已有横额、竖牌和挂板之分，除了用文字书写店铺名称外，还配有剪、钳、刀的图案。如直式通天牌、冲天招牌等，由于其气势不凡、视觉效果强烈，让人很远即可看到商家的宣传内容，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已越来越为精明的商家所使用，并成为一种流行的户外广告形式。
2、从书写内容上看，店铺中堂设立的“青龙牌”较为盛行。“青龙牌”上所书、所刻的文字多与本行业的典故过经营特色有关，寓意深远。
3、广告楹联开始流行，寥寥数语即把行业的性质和商品的用途、功效表达出来。我国较早的商业广告楹联大致出现于宋代，至明代，由于皇帝倡行，商业楹联大盛。到清代，具有广告倾向的楹联特别受到商人们的重视与欢迎。
（二）广告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初期广告，反映的多是经济信息。元、明、清三代，有些广告，展示的不仅是商品信息，还是一种民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此时的古代广告形态多姿，内含丰富，在此仅稍作列举。
元曲《牡丹亭》中有“满城中酒店三十座，将那醉仙高挂，酒器张罗”的词句，透过这高挂的酒仙和摆放的酒器，看到的却是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三、元、明、清三代广告对中国现代广告创作的启示
当今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中国现代广告业面临着与元、明、清类似甚至更加严峻的局面。而从广告的外在表现及广告的文化内涵两个重要方面来看，现代广告的外在表现形式已基本与国际接轨，剩下只有从广告的文化内涵方面入手。为此，我们可以从元、明、清三代广告的特点中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中国现代广告创作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从现实角度来考虑具体还有如下原因：
一方面，我国现代广告业落后的原因，即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广告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上面。因此，中国现代广告惟有从文化这一层面入手，而中国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正是丰富现代广告创作，为其提供艺术营养和灵感的不竭源泉。
另一方面，现代广告创作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有在广告形象和语言设计方面走向民族化和地区化，蕴含独特的文化，才能加强广告在各个不同国家传播的识别作用。同时，广告要向受众传递信息，达到其广告目的，就要符合受众的广告接受心理，而受众的心理是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的。因此，广告必须适应目标受众的文化口味、符合目标受众的文化习惯，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而中国现代广告面对的主要受众正是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
四、结语
诚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适用于中国现代广告的创作，正如历史学家罗淑伟所说“文化积累还表现为一个选择过程，这就是说，不使所有的传统文化，而是只有那些能够继续满足现代生活需要的传统文化，才有资格存留下来。”但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其精华有效地运用到中国现代广告的创作中，对于面临严峻的形势和挑战的中国现代广告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9
本文是作者在2002年“史论坛”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文章根据清代经济史课题组多年的成果，比较全面了清代前期封建经济的特点与水平，是会议讨论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该文为本坛首次在网上发表。本坛同时将陆续发表与“再评价”有关的文章和资料，供读者研究。
提要：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史·清代经济卷》，参以师友与时贤的研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诸方面阐述了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在清代前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仅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制度形式、经济运行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其间有新的因素显现。但从更广阔的范围看，当时的生产与交换以家庭劳动为基础，落后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落后于近、，落后于资本主义。
关键词：
清代前期、经济发展、家庭劳动、雇佣劳动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的开篇中说：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诸如粮食生产、农业和手的商品生产、市场一体化，以及财政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均大大超越前代。清代社会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笔者在此所关注的，只是它的特点和水平。
这里，笔者根据《中国经济史·清代经济卷》，参以师友和时贤们的研究，试行撮要归纳为12条，分别叙述如下：
一、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总量与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清代与前代一样，以农立国，但土地的垦辟有很大成就。康熙二十四年耕地约600万顷，嘉庆十七年增加到近800万顷，鸦片战争前夕估计在800万顷到850万顷之间。人口也从顺治年间的一亿多，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的四亿一千多万。只此两项已可见清代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粮食产量，考虑到复种的发展、玉米和番薯的引进，总产和亩产都有增长。据郭松义教授估算，鸦片战争前，全国平均亩产239市斤，粮食总产量274509百万市斤，人均占有粮食653市斤。如果把全国划分为北方旱作区和南方稻作区，则北方平均亩产114市斤，总产量60123百万市斤，人均占有464市斤；南方平均亩产344市斤，总产量214386百万市斤，人均占有737市斤。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总体上要高于北方。这个估计并不包括粮食而外的商品性农作物，如棉花、蚕桑、苎麻、烟草、甘蔗、茶叶、蓝靛、花生等等的种植均有发展，其中棉花、烟草、甘蔗、花生等的种植，发展尤为显著。据估计，清代前期商品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大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10左右。至于清代前期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有空前的发展，下面有专条论述，这里暂时不提。
这里要说的是全国人口的构成。据郭松义教授估计，鸦片战争前，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10。其中，大概自耕农占四成到四成五，半自耕农占二成到二成五，佃农占三成五到四成，农业雇工占百分之一、二。这里农业雇工不包括临时打短工的人数。非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10。其中，大概手艺工匠、矿工、航运工人等占三成，地主绅衿占二成五，商人和小贩接近一成五，各级吏役兵弁占一成，盐灶人户占一成，从事牧畜业和游民、下层求食者各占百分之五、六至七、八。此外，在鸦片战争前夕，全国的城镇人口不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6%，人口的城市化比例还是很低的。
仅仅根据以上的两类数字，我们就可以推论，中国封建经济到了清代前期，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高峰。不过，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虽然已经存在，但数量不大，在人口中所占比重还低，作用并不显著。所以，在劳动生产率时，就不应该采用适应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计量生产和交换的概念和，而应该采用适应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计量生产和交换的概念和方法。因此，李伯重教授提出了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一个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计算，包括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自给部分和商品部分，统统在内。他说：农民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其劳动生产率并不等于农夫和农妇二人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总和。这是因为合理的经营规模和合理的劳动分工，能
够使农夫和农妇的劳动更好地彼此协调，以及使得农民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更好地得到动员，从而产生更高的综合劳动生产率。这里要申明一句，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工具的变化不大。纵然如此，根据他的估算，清代前期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还是有所增长的，而不是停滞或者下降的。李伯重教授是根据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江南的情况估算的。因此，随着江南地区先进技术和生产结构向四方扩散，受益地区的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该是更为显著。
在家庭劳动生产率普遍增长的基础上，清代前期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商品性生产、自给性生产总量都分别达到了上的高峰。
二、土地分配中出现的分散趋势显著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情况，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清代，大规模实行暴力强制以改变土地分配状况的现象，只在清初发生过。清初圈占民地为旗地，以及施行更名田政策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现。此后，虽然各地还时有强占、强买的现象发生，暴力因素在土地分配中的作用是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不普遍了。改变土地分配状况的机制，一般说来，是通过分家继承和买卖、典押和转让。随着地权和佃权的分离，佃权像地权一样进入流通过程的现象日益普遍化，因此，所谓土地分配状况，就不止包括地权的分配，还包括佃权的分配。这时候，国家，还有宗族，对于地权和佃权买卖、典押和转让的干预也大大地减弱了，土地买卖的自由程度是空前地提高了。可以设想，与佃权和地权流通相对应的，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货币流通量。地权和佃权与商品货币关系如此紧密联系，形成了土地集中与分散，地主、自耕农、佃农新陈代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运行机制。这是历史上土地买卖的重大发展。
土地分配的因素很多，比如官田、旗地的民田化，宗族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投入土地，等等。这里只谈主要的两个。一个是农业生产中剩余的积累速度。从上说，农业生产剩余分配在地主和农民手中，扣除了地主和农民全家的消费基金以后，剩下来的都可以作为积累基金，用于购买土地。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还是随着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而增强的。但是，这一兼并土地的力量受到了一个使土地分散的因素的制约。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里通行的遗产多子均分制度。一户人家，不管有多少个儿子，都可以分得其家产的一个部分。所以，通过遗产多子均分制度，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几个小土地所有者，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可以分成几个穷困人户。在所说的这两个因素中，一般说来，积累农业生产剩余、兼并土地的速度是缓慢的，而分家析产则大约30年一次，是比较频繁的。清代前期，30年内使土地增加一、二倍的家庭是不多见的，而参与分家的兄弟超过一、二人的家庭则是相当普遍的。准此而论，土地的分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由于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清代前期的土地分配，虽然是时有集中，时有分散，此地集中，彼地分散，发展极不平衡，但总体看来，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十分集中、日益集中的。根据江太新教授的研究，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是存在的，同样，土地高度分散的地区也是存在的。这两者都属于极端现象，不可以据以概括一般。一般情况是，土地的40%到50%集中在地主手里，土地的50%到60%掌握在农民手里，亦即土地是分散的，至少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集中。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分散的趋势还有所发展。清代前期，人均土地占有量下降，绅衿地主衰落，庶民地主增加，自耕农普遍发展，每户地主和农民平均土地占有规模日益缩小，都是土地分散化的具体表现。三、租佃关系的演变与佃农中农化趋势的
在地主制体制下，地主的土地，除了极少量自己经营外，绝大多数是用来出租以收取地租的，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但是，具体的租佃形式却是随着的发展而变化的。清代的情况是这样的：严格隶属关系，亦即劳动者作为土地附属物的佃仆制度，只在部分地区存在，而且日益趋于衰落。明清时代的新型租佃关系，即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分成租制度和定额租制度，在向前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佃农支付代价取得耕作权的永佃制度和押租制度。这三类租佃关系，标志着租佃关系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它们的发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当然也是不平衡的。
这里要强调的是，通过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类型，可以看出：
佃农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方面：在严格隶属关系下，进入租佃关系的劳动者是一无所有，他们住主屋、佃主田、葬主山之后，就丧失了自身和家人的自由，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依附农。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下的佃农，他们多少不等地具有土地而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分成租制下，他们所有的不多，还要靠地主补足。在定额租制下，他们可能具有全部经营资本，经济实力，一般而言，较之分成租制下的佃农，要殷实一些。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农，他们不但自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还有能力支付佃权的代价，他们的经济实力，与分成租制和一般定额租制下的佃农相比，是更为殷实的。
主佃关系方面：在严格隶属关系下，劳动者处在地主的直接统治之下，没有人身自由，不得自由离开土地，不得自由出雇，不得自由婚嫁，他们处在低下的等级地位，到封建法庭上不得与地主平等相对。摆脱了严格隶属关系的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下的佃农就不同了，他们取得了与地主平等的地位，可以自由离开地主的土地，自由出雇，自由婚嫁，他们虽然还要听从地主的役使，但与佃仆一类相比，是少得多了。至于永佃制和押租制下的佃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较强，无求于地主，纳租而外，两不相问，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地位，一般而言，比前此是好多了。
分配关系方面：从严格隶属关系到享有佃权的佃农，他们应负担的劳役地租部分，是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而减少的，到了享有佃权的佃农，其劳役地租部分，一般而言，都消失了。交纳分成租的佃农，随着分成向定额的转化，应纳的实物地租数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削减。当然，也有分成向更高定额的转化现象，但大量的是减少而非增加。享有佃权的佃农，由于享有部分所有权，可以保留一部分地租在自己手里，应交纳的地租数量，当然会相应地减少。如果考虑到佃农工农结合体生产的发展，则定额地租在佃农家庭总产量中的份额，更可能是下降的。结合这两个因素来看，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一般而言，这个时代的地租剥削率，不应该是上升，而应该是下降的。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说，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变化，佃农中农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永佃制和发展了的押租制就是佃农中农化的最显著的标志。
四、农民经济向商品性生产和手生产倾斜以及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化
明清时代，佃农和自耕农是农民经济的主体。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下，农民经济是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又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兼业化的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是马克nFeB3教授用语）。农民经济的这一双重结合，在清代的显著变化，是向商品性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倾斜加强。农民经济的这一双重结合又是以自有或佃入的土地作为基础的，从而，清代前期土地占有的分散化又促进了倾斜的加强。通过上升运动和辐射运动，农民经济的商品性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日益普遍，农户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率有明显提高。因此，在农民经济中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方行教授指出，它包括：自给型生产、半自给型生产、为温饱的交换型生产、为利润的交换型生产四种。他说：从清代前期的情况看，第一种类型的生产还占有一定的比重，特别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第四种类型的生产虽有增加，但为数仍然很少。只有第二种类型的生产有比较普遍和大量的增加。第三种类型生产也有明显增加，但它在整个农民生产中的比重却仍然不是很大。这就是说，清代前期农民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自给性生产为主，商品性生产为辅的农户有大量增加，自给性生产为辅，商品性生产为主的农户也有一定增加，但为数并不很多。李文治先生根据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不同类型，对农户产品的商品率分别作了估计。他认为，以中等户计，买布而衣的种粮户，产品的商品率约为30%到35%，以种粮为主兼营植棉纺织的农户，黄河流域20%到40%，长江流域23%以上，以植棉及蚕桑为主兼事纺织的农户，60%到80%，棉蚕以外其他经济作物同粮食作物混合生产的农户，一般在30%以上，50%到60%者占大多数，高者可达80%。商品率是相当高的。有的学者因而强调此时小农已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我认为这种说法，以之说明少数地区的情况，或有可能是正确的，以之概括全局，就有点太夸张了，应该说此时小农正在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正在小商品生产者化。
这里需要回答一个：此时，这样的农民还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时的农民还没有摆脱农民地主相互循环依存的圈子。地主由于分家继承和遗产多子均分制度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大地主变为小地主，小地主变为自耕农，而自耕农又可以通过勤奋劳动，积累财富，购买土地，转化成为地主；或者，经营不善，抵御不住天灾人祸，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土地，不得不佃种地主的土地，转化成为佃农；或者变成一无所有，不得不受雇于地主的雇农。由此可以看出，地主经济的发展是以小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其基础和条件的，而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分化必然导致地主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这要算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它所从属的地主经济的性质，从而小农经济构成了地主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地主制经济下，农民和地主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所以，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组成的单位经济实体，并不是稳定的、恒常不变的，而是处在经常变动和新陈代谢之中。地主制经济的生命力就是依靠这一变动不居的新陈代谢来维持的。五、官营手工业衰落，以兼营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家庭手工业普遍发展，少量手工业工场出现在整个明清社会生产中，农业而外，还有次于农业的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构成当时国民经济的两大生产部门。明清时代，手工业经历了一个从官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到民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此乃前此所无的变化。
明代官营手工业占统治地位。官营手工业是依靠强制手工业者劳役来经营的。明初，国家把手工业者编人匠籍，称为匠户。隶匠籍者按例不准分户，世代相承，永充不变。匠户必须向封建政府提供一定的徭役，然后才有为自己的作活时间。劳役形式分为住坐、轮班和存留三种。凡籍隶京师就近当班的工匠为住坐，籍隶各行省赴京应役的为轮班，留存本省地方官局服役的则为存留匠。成化二十一年明政府改变征发轮班服役制为出银代班制，嘉靖四十一年规定轮班工匠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由劳役改为以银代役，叫匠班银。至于住坐工匠以及存留工匠，则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一制度下，明代官营手工业，如矿业、瓷器业和造船业等获得了突出的发展。
清代顺治二年，清政府废除了匠籍制度。此后，官营手工业规模缩小。官营手工业和公共工程中使用的匠役，改为一种计工给值的雇募制。对民间丝染织手工业者，则用承领机帖、轮值等方式加以控制和利用。又，随着匠籍制度的废除，清政府从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改变了矿业政策，特别是对于供鼓铸制钱原料的铜矿、铅矿和作为银货的银矿，准许各省任民采取。对铁矿、煤矿也采取了比较放任的政策。因此，清代矿业手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采矿冶金业看，尤为明显。铜矿乾隆盛时大约年产铜1500万斤左右，贵州铅年产最高达1574万斤，鸦片战争前全国年产铁5000万斤以上。矿业中间，使用雇佣劳动不少，但个体户仍然很多。据董孟雄教授，云南铜矿业中，正是在个体专业户中，发展出了炉、石曹、炭、马专业户组成的联合经营。
铜矿业中的现象并不是唯一的。据徐建青教授研究，在发达的江南丝织业中，许多工序都独立为社会分工的一个行业。在景德镇陶瓷业中，瓷土、制坯、绘彩、烧窑形成几大行业，每一行中又分为一系列专门工作。井盐业中，有井户、汲户、笕户、灶户，还有牛户，专为使用者提供牛力。佛山铁器业中分为土针、铁镬、铁砖、铁线、铁钉等行业。甚至造船业和造纸业等行业中，也有类似情况。这都表明工矿业中，行业内分工发展。但的内部分工，除少数行业外，并未有相应的发展。
清代前期，构成城市手工业主体的仍然是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除两京外，还形成了某些手工业的重要产区。如苏杭的纺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和市镇中差不多都存在着磨坊、油坊、机房、纸坊、酱坊、铜作、漆作、铁作等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作坊。乡村中，有手艺人走乡串户，在那些不便的偏远地区，他们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此外，随着乡村手工业的普遍发展，有一些手工业者集中到城市和市镇中来，虽然他们未必都同农业割断了联系，但毕竟具体地表明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一些不适宜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行业中还出现了少数的手工工场。
清代前期，发展得最为普遍的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手工业，不但增加收入，还可以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和农业闲置劳动力，是最合理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突出的表现是，棉纺织业由江南扩散到华北、华中、华南，桑蚕业也在江南、广东、四川普遍兴起。全国各地，许多农家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选择有利的副业进行经营。农民家庭经营手工业的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了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地区性分工。不过，以农民家庭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如棉纺织业中纺与织的分工，并不脱离农业，仍然与农业相结合。这是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业化，是与专业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它们结合起来，与上面提到的行业内分工发展、企业内分工欠发展一起，构成了清代前期手工业发展的时代特点。
概括地说，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虽有生产技术、生产结构上的变化，但生产工具方面的改进有限，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的数量增多。除少数行业外，手工业行业内的社会分工虽有发展，但还有限。手工业与农业和商业的结合密切，并从属于农业和商业，手工业成为主业的情况不多。虽然如此，地看，清代前期手工业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是毫无疑问的。
当时出产的棉布、丝绸、茶叶、食糖、瓷器、铁器、白铜、锌和船舶，在国外所到之处，都可说是抢手货。鸦片战争前夕，英国需要购买中国的手工业品，无以抵偿，就运来鸦片和白银以平衡贸易。但是，手工业产品的广大市场还是在国内。
六、市场的形成，市场上物流的增长，市场一体化与封建的繁荣
明清，中华大地上一个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正在形成。它通过新的陆路线的开辟，内河水路交通延伸到偏远的上游地区和沿海航线的联结，把东北、塞外、西北、西南、沿海以及周边地区同内地紧密联系起来。它也把基层市场、集散市场、中转市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事实上，基层市场、集散市场、中转市场是相互联结的，根据联结的构成不同，大体上可以区分为集市、市镇和城市。
农村集市，包括市、集、场、墟，是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品的出售，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随着小农经济向手工业和商品性生产的倾斜，越来越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强，农村集市的也就越来越突出了。据许檀教授估计，明代农村集市在10000左右，清代中期发展到至少22000到25000个，清末超过30000个。集市密度和开市频率都超过以前。农村集市是商品物流的起点和终点。在此基础上，起着集散市场和中转市场作用的市镇随之而发展起来了，大市镇也随着中、小市镇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了。市镇中最多的是地方供需型市镇和商业转运型市镇。此外还有手工业者集中的产品产销型市镇，以及三者兼备的综合型市镇。市镇与市、集、场、墟不同，有基础设施，商铺林立，人口众多，有经常性的集市。清代前期，在集市和市镇空前增长的基础上，城市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沿江、沿海交通枢纽型城市，如广州、上海、天津，重庆、汉口最为突出。也有例外，比
如随着沿海、沿江航运的发展，运河航运衰落，沿运河的交通枢纽型城市如临清、淮安就式微了。此外，还有由于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山东的博山镇，但为数不多。上述农村集市、市镇和城市由四通八达的商路联结起来，组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是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这个市场网络中流通的主要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竹本、盐、铁器、茶、丝绸等。其中长途贩运的粮食，据邓亦兵教授估计，每年可达8000万石，布疋据徐新吾先生估计，每年超过3亿匹。《的资本主义萌芽》估计，鸦片战争前全国年产盐约32亿多斤。流通中的商品数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更应该注意的，也是更重要的是，据晚近学者们，在不同城市中粮价变动的同步性相当高。这表明市场一体化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为商品流通服务的机构——钱庄和票号。在这个市场网络中活动的商人群体也空前庞大，形成了晋商、徽商、陕西商、宁波商、山东商、广东商、福建商、洞庭商、江右商和龙游商等十大商帮。在许多城市中都新设了商人会馆。
根据以上说明，清代前期，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上述商品粮不过占粮食总产量的11%，布匹也不过是总产量的一半稍多一点。许多商品仍然是自给有余的剩余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部分不但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总量也有不小增加。自给产品和上市商品基本上都是包括佃农和自耕农在内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产品。因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重复一句，清代前期的生产和交换是以个体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不占重要地位。所以，不论是自然经济的增长，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反映的都是小农经济的繁荣，地主制经济的繁荣，和封建经济的繁荣。这里，是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与封建经济有着本质联系的角度来审视封建经济的发展的，这样看也许更加符合的实际。
七、工商业经营中出现了近代化或化的因素
明清时代工商业中，除了独家独资经营、自购自造自运自销的工商单位外，合伙经营的现象，愈来愈为普遍，而且，随着工商业规模的扩大，合伙的形式和经营方式也随之而有所发展。
据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合伙的初级形式是劳动合伙。合伙人身份平等，多半自带工具，共同经营，不置备共同的财产，收益按人头或劳动分配。进一步的是劳动与资本兼有的合伙。合伙人既出资金又亲身参加劳动，置备有共同使用的工具和财产，收益分别按投资数量与劳动数量分配。再进一步的是资本的合伙。合伙人只投入资本，并不都亲身参加劳动。有的亲身参与管理，有的并不参与。这后一种情况下，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就分离开来了。不论合伙人是否参与管理，合伙人都共负盈亏。收益依投资数量按比例分配，一般称为“股”或“分”。这后一种合伙形式，只是资本的合伙，已经摆脱了与劳动合伙的联系，可以称之为股分制合伙。合伙开始时多发生在同姓宗族亲戚之间，后来才出现在异姓之间。在股分制合伙形式
下，出现了土地入股、人力入股乃至字号招牌入股的现象。这需要作些说明。
先说土地入股。在冶铁、采煤、铜矿、制盐业中，合伙出资人租佃矿山土地，将收益的一部分分给矿山地主。这一部分，在京西煤矿，一般是收益的1/6，在云南铜矿，一般也是这样。这大概是传统的惯例。1/6并不是土地的价格占总股本的比例。这实质上是以土地入股，所取得的矿山地租。当然，如果矿山地主另外又以资本入股，其分配所得就兼有矿山地租和投资收益双重性质了。
再说人身股。在较大规模的工商业中，需要有专门人才进行经营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人员，称为经理等等。这类人不出资本，不出土地，而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经营管理获取一份报酬。这份报酬以股分所得的形式出现，不像后来的工资。这种股分称为人力股、身股。接受这种股分的人，一般说来，并不意味着对拥有所有权，在企业亏损时也不承担责任，一旦违约或退出企业，所接受的股分也就随之而被勾消了。由于这类人出现，出资人不再参加经营管理，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就分离开来了。在晋商经营的企业中，人身股，或称股俸制，首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里，出资人称为财东，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涉，日常盈亏也不过问，静候期终决算报告。经理的人身股由财东确定，各职能部门的职工的股分则由经理确定。这种人身股的总和在分红中的比
例可以相当的高。说不清在什么时候，形成了股息、红利、花红三者组成的分配制度。股息是股分的应得利润，也称股利，后来按固定利率分配，形成所谓官利。股东提取股息后始能分配红利和花红。红利是股东所得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花红是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分给董事、监事和以额外报酬的形式分给职工的部分。
在合伙制下，也有以字号招牌作为资本参加合伙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原有独资店铺无法继续经营，招集资金，改为合伙经营之时，这时，商业信誉已经被视为无形资产了。
此外，股分合伙制的集资方式还是相当灵活的。在四川井盐业中，投资者事先并无投资数量的限额，而是随着工程进展的需要陆续投入的。如果原有的投资集团无力继续投资，还可让第二集团继续投资。前者只提留不再出工本的股分归己，让出若干股分归第二集团，由第二集团承担继续投资的责任。这样，每股的投资量并不是相等的，但最终却是按股平均分配。
总而言之，不同的合伙形式是适应经济发展、资本集中对企业形式、企业管理的要求提高而出现的，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多层次发展。它们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在空间上又可以是并存的。在这中间，集资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等的发展，实开近代企业之先河。不过，发展缓慢，到鸦片战争前，股分合伙制也不曾发展到近代股分制企业。
八、赋役征课制度的完善化与封建国家对劳动者控制的松弛化
明代的赋役征课制度繁琐复杂，流弊日益突出，明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即将赋、役、丁口银等等征课项目，折银、归并、简化。明代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将各个征课项目简化，而非总归为一。名为一条鞭，实为多条鞭。但是，改革并没有成功，只能说是试行。清代一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并且有所。具体地说，清政府陆续将四差银全部摊入地亩，实现了赋役合一、役归于赋。又将丝、绢、麻、棉、红花、马草全部折银和摊入地亩，将土贡物料的绝大部分也折银摊入地亩，城市中废除商役等，只征商税。此外，又将力役之征，治河、修城、修仓等等工程，以及临时夫差，实行官购物料，对民夫实行官为雇役。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完成了赋役归并，形成了赋役征课时的地赋和丁银两大项目。这就为摊丁入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决定：“嗣后编审人丁，据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首先把丁银数额固定了下来。接着，雍正初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地，将丁银均摊于地粮之内，造册征收。此后，赋税正项出自田赋，完全改变了田赋、差役、丁银和土贡物料分征的格局。这就是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由于地亩增长变动不大，地丁合一实际上使得清代赋税正项的总额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这样一来，税制统一、简化、货币化和定额化的鲜明特点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地丁合一取消了丁银，最终使编审人丁制度失去必要而被废止了，从而，清政府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
这一赋役征课制度改革的效应是有重大意义的。袁良义教授指出：赋役制度的改革，免除了贫苦农民和手者、商人、作坊主的无偿劳役，削弱和消除了他们对封建地主和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把佃户、雇工人和小自耕农从类似农奴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迁徙的农民和雇工；使手工业者、商人、作坊主获得较前此广阔的发展天地。
九、依附关系的松弛化与劳动的自由化
明清，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对劳动者人身的束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封建国家，地主和雇主。
清初，封建国家废除了匠籍制度，解除了手工业者的劳役负担，手工业者获得了解放。清前期，实现了赋役征课制度的改革，使手工业者、商人、作坊主、自耕农、佃户、雇工人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这些，上面都提到了，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要说的是地主、雇主对佃户、雇工的束缚也松弛了。这也是重大的变化，需要作些说明。
关于地主佃户之间的关系。根据经君健教授的，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把宋元两代所有关于佃户身分低于佃主的全部废除，从而置佃户于凡人等级之中。佃户摆脱了比地主低下的法律地位，甚至出现了禁止地主役使佃户抬轿的法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佃户的利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代主佃之间完全平等了。佃户见佃主需行以少事长之礼，佃户不得编入乡约等规定，都表明他们身分仍然低下。清政府继承了明朝的政策，承认佃户为凡人而非贱民，并将其作为清代法制的出发点之一。在这项政策的贯彻上，清政府较为彻底，它多次指出社会上将佃户视同奴仆的非法性。从顺治到雍正初，陆续颁布禁令例案，禁止地主不准佃户迁移、随田买卖佃户、霸占佃户妻女、勒令佃户服役、反对佃户子孙参加以及私刑佃户等等。清代在保甲制度中也不象明代乡约规定那样歧视佃户。雍正五年颁
布条例，承认民田佃户具有凡人等级身分而非地主个人的私属。与此同时，国家也保护地主的土地私有权，并助其实现收租权。清政府在保护地主土地私有权和收租权的同时，要求在上体恤佃户。乾隆五年将报灾时不赈济佃户改为赈济佃户。上述雍正五年的条例，从法治方面，完成了佃户对地主个人之间人身隶属关系、依附关系的解放过程，开始了确定主佃之间以纳租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关系的时代。但在实际生活中，主佃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清末法律学家所说的主佃之间与平人不同。
关于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明清法典中都有关于雇工人等级地位的明确规定。雇工人指的是编制在雇主家长制统治下的一个低下的社会等级，终明清之世，都无改变。但雇佣劳动者与雇工人等级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是并不相同的，不是一贯制。粗略地说，从明王朝建立到万历十六年，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在内，都被视为雇工人。从万历十六年开始，短工取得了同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从雇工人等级中解放了，大概在同一时期，手工业和商业雇工也不再被视为雇工人。但农业长工显然还被视为雇工人。从雍正年间开始，越来越多的农业长工不再作为雇工人对待，开始从雇工人等级中解放。乾隆五十三年颁行雇工人律新条例以后，以有无主仆名分作为区别是否属于雇工人范畴的标准，不再考虑长短工的区别，实际上，多数长工也不再作为雇工人对待了。这个条例可说是长工解放的重要标志。不过，从万历十六年起，从雇工人等级解放出来的长工和短工，仍被视为雇主一家，处在雇主的家长制统治之下。一直到光绪初年，没有主仆名分的雇工才不再被视为雇主一家，从雇主家长制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如果把属于雇工人等级的雇佣劳动者称为等级雇工，那末，摆脱了雇工人等级而仍属雇主一家的劳动者，是由等级向非等级过渡的雇佣劳动者。万历十六年以后，这两类劳动者一直并存着，辛亥革命才结束了这一并存的。
总起来看，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封建国家和地主、雇主加在劳动者身上的束缚在日益松弛化，亦即劳动在日益自由化，是无可怀疑的。
十、资本主义萌芽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或社会过渡的诸种因素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热潮过后，再来审视资本主义萌芽，也许可以客观一些。我们肯定明清时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估计不高。
根据徐建青教授的研究，在手工业中，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有：一种是商人以借贷或预买方式控制小生产者，在农产品加工业中最为常见；再一种是包买商形式，即商人向小生产者提供原料，收购产品；第三种是商人直接投资开办工场，雇工经营，即商人雇主制。在清代前期的手工业中，无论从范围上，还是形式上，商人支配生产的程度还不高。在鸦片战争前，在十几个手工行业中真正称得上是工场手工业的只有四川井盐业。不过，一些商人开设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也可称作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关系。丝织业、铁器业、盐业中的包买商制也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形式。此外，在云南铜矿业中，有政府放铜本支持生产，产品由政府按一定比例收购，可称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鸦片战争前，这些萌芽性质的生产关系都还处于微弱发生的阶段，在各行业中均未占统治地位。
在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形式有：1自耕农、佃农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2地主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3商人租地雇工经营农业。不论什么人经营，这些都是雇工经营。这时的农业雇工还处在由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劳动过渡之中。至于雇工多少才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一个标准。雇用一、二个劳动者的经营，恐怕算不上是脱离了家长制经营范围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萌芽形式。不管标准定在那里，都还要考虑超过地租的余额，亦即利润的有无和多少。上述三类雇工经营方式，以及把雇佣和租佃结合起来的过渡性的分益雇役制经营方式，都视这个余额的有无和多少为进退。在清代前期，这个余额还没有摆脱地租的限制，所以上述各种经营方式虽有发展，但并没有普遍开来；有时候，雇工经营不利，还往往退回到租佃经营或家长制经营，反映了这些过渡性的经营方式的优越性并不稳定。
如果把资本主义萌芽看作是传统社会向近代或现代社会过渡的因素之一，那么，要提到的因素就不止上述生产领域里出现的萌芽。在流通领域里出现的市场的形成，市场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工商业经营中的股份合伙制、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官利分红制度的发展；商人集团的崛起；财政管理体系中的赋役征课制度的完善化；租佃制度中的佃权与地权分离与佃农的中农化；小农经济向手工业与商品性生产倾斜，亦即小农小商品生产者化；在封建等级制中劳动的自由化，如此等等，上面都提到了，这里只不过是把它们归总起来，一并考虑。这样一来，就把资本主义萌芽考虑的范围扩大了。我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社会的近代化、现代化，本来就是同一个范围的问题，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罢了。
十一、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以及家庭劳动优越性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
上面说过，清代前期生产与交换的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不占重要地位，这是清代前期封建的一个根本特点，那末，家庭劳动优越性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就是事关全局的一个重大了。
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小农和小手者，十之八、九经营的是兼业化的二元经济，亦即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这里，小农兼营手工业，小手工业者也不脱离土地，他们的区别只在兼业中的主业不同。在这类经济中，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劳动成本是难以分别的，而且，其商品性生产部分又可以自给性生产部分作为底垫，所以，生产者只要能在扣除货币支出的成本以后，还可以得到多少一点收入，那怕最低的价格，他也可以接受。出售的产品的价格可以低于其价值，而且经常低于其价值。无论是农产品，或者是手工业产品，都是这样。对此，马克思曾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使市场价格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等的水平。这就是兼业化的二元经济产品价格的一个特点。使用雇佣劳动的专业化经营就不同了。这类经营可能具有大生产和分工
专业化的优势，但在劳动成本上同家庭劳动兼业化经营有很大的区别。粗略地说，当时，雇工应得报酬包括工钱和工食两个部分，工钱部分占整个雇工应得报酬的30%到50%；或者，更多一点。家庭劳动的经营，只支出工食，不支付工钱，而雇工经营不但要支出工食，还要支付工食以外的工钱，两者劳动成本的差别是不小的。如果雇工专业化经营所带来的优势，不能抵销其劳动成本的增加，则雇工专业化经营产品的价格就难以同家庭兼业化经营产品的价格相竞争。这就意味着，在同样生产力水平上，家庭产品在价格上是有竞争力的，它体现了兼业化二元经济的优越性。也因此，雇工经营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这就说明了，生产同类产品的专业户，以及雇工经营的同类专业户，难以大量地、普遍地出现的原因；这也说明了地区性分工有所发展，而专业性分工难以同步发展的原因；当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出现了，但未曾发展起来，原因也在于此。这就是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兼业化的二元经济的优越性的负面作用。至此，家庭劳动优越性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说到了。
但是，从更广阔的范围看，雇佣劳动给生产力发展开辟的广阔空间及其优越性是不能忽视的。此时的英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大量使用雇佣劳动，农业中的雇工已占人口的1/4到1/3。英国的雇佣劳动比的自由。这些都是清代前期所远远不及的。笼统地说，从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传统与近、社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从多个角度两相比较之下，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经济是落后的。落后于资本主义，落后于近、现代社会，落后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如果拿上述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剑桥欧洲经济史和方坦纳欧洲经济史所叙述的同时期的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客观事实。
十二、从更广阔的范围看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清代前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下降阶段，亦即腐朽、停滞和衰退的阶段，没有生命力之可言。近年来，通过各个方面的实证，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清代前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化，一句话，它还有活力。而且，同既往的中国封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清代前期，中国封建经济无疑是发展到了它的高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10
关键词：《镜花缘》；商人形象；人物性格；儒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6-0019-01
《镜花缘》作为清代继《红楼梦》之后小说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其中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三位主要人物的海外游历所见所闻是文章的精华。其中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刻画，寄寓作者的意志，值得我们细细品鉴。
一、精明商人形象
林之洋是清代商人形象的成功典范，就有商人的一切优秀品质，能够吃苦、胆大心细、富有远见卓识。唐敖是属于文人游历，增长海上见闻，林之洋却是乾隆、嘉庆时期敢于进行海外贸易大商人的形象写照。
林之洋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商人，在陪同唐敖游历的途中，每到一处不仅极力推销自己带来的物品，还具有能够发现商机的眼光和聪敏的头脑。燕窝在君子国极其便宜，但在大唐则是稀有物品，林之洋独具慧眼，以贱价买进燕窝。林之洋作为商人，知道根据市场需要供应货物、浮动货价、买进卖出。小说细致地描写林之洋面向海外市场，掌握信息，根据需要供应货物、浮动货价的营销策略和经商行为。“海外卖货，怎肯预先开价？须看他缺了那样，俺就那样贵。”蕴含了深刻的商业道理。林之洋作为海外经商的代表，掌握了海外商业的市场情况，根据市场需要买进卖出。李汝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嘉庆时期的沿海商贸往来，是对当时的经贸发展的有力刻画。
二、有情有义的儒商形象
林之洋除了展示了作为商人的精明能干之外，还体现了其豁达勇敢、慷慨大方、有情有义的儒商形象。林之洋作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开始并不希望妹夫唐敖出海，所以故意说起海上行船的不便，时间漫长的耽误，希望打消唐敖出海的意愿。但唐敖对功名绝望，希望远行。林之洋又借家人夫妻情分问及唐敖是否告知家人将要远游海外的信息。但是唐敖立意已定，执意要去。在航海途中，更是对唐敖细心照顾，每次都主动陪唐敖到海外诸岛漫游散心，更是在唐敖入蓬莱不归时，撑着病体几次上山搜寻，多九公众人多次相劝，水手催过几十遍，林之洋夫妇都坚决要等唐敖回来才肯开船。林之洋顾念与唐敖骨肉至亲，等了又等，到山上看了又看，及至看到唐敖所留诗句，才“无可奈何，只得含着一把眼泪，听凭众人开船”。并且在唐敖回到岭南后，林之洋更是顿足忧心如何对妹子交代，不是怕他埋怨，而是担心妹妹悲成病，枉送性命。及至后来，更是千里迢迢亲自送唐小山出海寻父，无一不体现了林之洋作为一个重情重义，讲究礼义道德，兼有儒家理想情怀的仁人君子形象。
三、林之洋形象的文化反射
李汝珍在这里构建的林之洋的形象，是具有双重特性的。在作者笔下，林之洋既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同时又讲究情义和伦理道德，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对商人的道德理想。李汝珍在文中树立的人物形象是寄托了作者自身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取向的。李汝珍作为一个正统文人，希望能够建功立业，结果两次官州河南，却没有多大作为。
明清两代，江浙地区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文化昌盛。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得益于盐业发展。乾嘉时期，江浙淮盐经济兴盛。海州板浦盐业经济和学术文化氛围的鼎盛为他创作《镜花缘》提供了极佳的社会经济环境。李汝珍的兄长作为当时的主管海州的盐事的大史，李汝珍随之在江南道辗转来回几十年，对当时的商业经济有一定的了解，并得以结交盐商子弟和海船商贾。许氏家族在海州当地属于豪门大户，家里养有海船，经营盐业。李汝珍与许氏兄弟相交多年，来往甚密，多次出海游玩，领略海洋商业交易。“《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传世的生平资料极为匮乏，但从其为数不多的资料中，仍可以看出李汝珍喜好交游，所撰的几部作品，均得益于友朋之间的相互切磋。”海州的现实生活和海洋往来的风俗见闻，是李汝珍创作《镜花缘》的材料来源。林之洋的商人形象正是依据这些现实素材进行加工的，其经商活动和商业知识也是乾嘉时期海上经商的现实体现。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人心的穷奢极欲，崇尚豪奢的生活。江浙一带的经济发达，带来的商业繁荣，商业风气影响社会风气，人民争相逐利。李汝珍面对当时的商业发展的现状，“他希望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消释一些商人的唯利是图，建立好让不争的模式。”所以对于李汝珍的小说中的商业描写和商人的形象塑造，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商业发展状况来分析。
《镜花缘》中林之洋与唐敖是不同的人物类型，林之洋作为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商人形象，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他并不是一个刻板的平面人物，而是具有复杂的多重人格特征。
参考文献：
[1]李汝珍.镜花缘[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