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1
关键词：法律客观规律反映
一谈到人与规律的关系，很多人总是老生常谈地说，要认识客观规律，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但是，这三句话的第一句虽说没问题，可后两句话的提法就过于笼统了。因为它给人一种唯规律是从的感觉。在这里，人的主观方面的需要、目的、愿望和理想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或者说，似乎只要人的行为符合了规律，人的需要等就会得到满足，人的价值就会实现。其实，这种想法很片面，没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规律与人的目的之间大致存在两种情况：一、合规律的也合目的；二、合规律的不合目的。前一种情况要尊重、照办，后一种情况要尽量遏制。由于没有看到这两种关系的区别，再加上没有分清法律、规律、反映分别属于价值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领域，因而，在理论法学中就出现了两种根本性的错误观点，即法律是规律的一部分和法律是对规律的反映。澄清这些混乱，无疑对法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意义。
一、对规律和法律的认识
在我国最新修订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规律做了这样的界定，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于现象之中并决定和支配现象的方面。又称法则。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同一类现象的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的稳定联系，它是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的相对稳定的方面。规律是反复起作用的，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合乎规律的现象就必然会重复出现”。1
从上述规律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它的几个特征：第一，规律具有客观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万有引力法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第二，规律具有普遍性，凡具有规律的某一类事物，都有同样的规律性，如物体的自由落体规律。第三，规律具有必然性，就是说，某类现象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就必然会出现，如动物饥饿时必然会寻找食物。第四，规律具有重复性，如只要把手伸向火，就会有烫的感觉。
除了随机性的微观世界外，事物是有规律性的，包括社会领域。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没有规律，但我们认为，人性即使有复杂多变的一面，可也有一些既定的本性，这些本性决定了他的发展道路必然沿着一定的方向前行，一些心理感受和行为举止，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总会重复出现。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如果社会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安排能做到善恶有报，社会就会呈良性发展，否则必然灭亡。这就昭示了法律与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
说完规律的本质和特征后，该说法律是什么了。但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古今中外关于法律是什么，并没能形成一个标准界定，甚至也很难说在这一问题上多数人赞同是什么。严存生教授对西方从古到今的主要法律观念做了罗列，关于法的概念有13种之多。给法下定义是笔者能力远不可及的事情。但窃以为法律的价值属性，法律对利害关系的调整性，法律对一些行为的强制性，法律的规范性等等，都是法律不可或缺的属性。笔者尝试着从这些属性与规律的关系的辨析中，做出一些根本性、建设性的观点来。
二、法律是规律的一部分吗？
英语单词Law，既有规律的含义，又有法律的含义。刘星教授说：“有的西方人将‘法律’与‘规律’拉在一起主要是想说明前者来自后者，如果前者违背后者，前者将不能有效地运行于社会之中。所以，Law这个词在这些人的头脑中暗示了如下的潜层观念：法律应当是规律的一部分。”2严存生教授也认为：“既然法律是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基础上作出的规定，那它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的一种形式。”3“法律并不是客观规律的直接映像，而是意志化、规范化了的客观规律。”4关效荣研究员和刘凤景博士在谈道法律与规律的关系时也持类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规律和法律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规律是法律的内容，法律是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5
以上是我国当代学者对法律与规律关系的部分看法。这些看法总括地说就是：法律是规律的一部分。笔者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这一命题是不能成立的。以下是我们从四个方面的说明。
首先，许多法律有一大特征，即对人的行为具有国家强制力。这说明人的行为的必然性、规律性有不合人的目的的一面，而人在这些不利的必然性、规律性面前又不甘于百依百顺，而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尽量遏制不良行为的反复出现，努力使人的行为尽可能地接近理想的目标。这样才产生了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如果说法律是规律的一部分的话，而规律是必然地、总是会重复发挥作用的，那么，我们制定和实施法律促成或禁止某些行为不就是多此一举了吗？因为不去制定实施，它们也是百分之百地要发生的嘛。可见，法律的人为强制性正说明法律不是客观必然性的规律。
其次，众所周知，法律是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的社会规范，是用理想的价值标准对不完善的人的行为的引导，是对现实的超越，属于价值领域的应然的范畴。规律是事物包括人的行为总是必然要如此这般地发生的性质，属于事实领域的必然范畴。正因为事实的必然与人际关系所要求的价值的应然不完全吻合，这才产生了法律规范。如果两者完全合拍，事实就是价值，必然就是应然，那么一切规范都成为多余的了，人们只要自然而然地活着就如同在天堂一般。可见，应然的法律与必然的规律有着本质的区别。
再次，很多学者把法律等同于人的行为规律，有的还认为这是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把法律等同于人的行为规律的话，意味着人人都必然按法律行动，法律规定“切勿偷盗”，由于这也是人的行为规律，所以，人人都不会偷道盗！？这显然不是事实。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从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分析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规律是物质的运动机制，是一定的现象产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过程中必然重复出现的性质。显然，物质不等于规律。以此推论，作为事物的一个类别，法律既不是规律的一部分，也不是规律的一个种类，更不是规律本身。把法律说成是规律的观点是有逻辑矛盾的。
三、法律是对规律的反映吗？
盛辛在《初论法律与规律》一文中说：“法律必须反映规律，这是毫无疑义的。”6严存生教授也说道：“法律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反映，是人们在自觉地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们所制定的规范。”7后面这段话把法律、规律、反映、认识、规范一股脑地联系在一起，似乎存在着随意连接的逻辑混乱。把法律看成是对规律的反映，等于说法律是一种认识，这样法律就同认识论中的真理或谬误处于同一序列，同一层次。但这句话结果最终又把法律归属于规范领域，而规范属于价值论领域。在这里，笔者认为还是应该把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做一个明确的界分，以达到逻辑上的清晰为好。
规律属于本体论的范畴。本体论简要地说就是“是什么”的问题，本质和规律是其重要内容。反映属于认识论范畴。认识论主要讲认识的来源、方法、真理性等问题。对规律的反映、认识成果是对规律的描述。本体论和认识论都属于更大的“真”的领域。规范属于价值论范畴，因为规范是为实现一定利益制定的。价值论主要讲作用、意义、目的等等。规范、价值都属于广义的“善”的领域。
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者中，本体论处与基础地位。人与宇宙的融通合一，决定着认识的可能性，反过来说，如果人的认识与外界和自身是完全隔绝的，那么认识就是不可能的。人与宇宙的和谐，决定着价值的可能性，相反地说，如果人与宇宙完全处于对立和冲突中，那么不用说价值，就连人的存在都是不可想像的。人的愿望、理想加上对事物和人自身的认识，决定着人们对后者的取舍。可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中，人实际上处于核心位置。难怪康德把他的哲学最后归结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古到今哲学的人学形态日益明显。
在法律领域，对合规律又和目的的事物和行为，也就是“真”与“善”相统一的事物和行为，没有必要管辖，只要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在这种天人合一的领域，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合理的。如在生态平衡问题上，原始森林、湿地还是保持它原样为好，要顺应造化。对合规律但不合目的的要改造、遏制，如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一方面，它可以有力地推动自由竞争，提高生产效率，这是合规律又合目的的一面，只要人们能认识到这点，就自然会去这样做。但另一方面，价值规律是建立在较为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之上的，极端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贫富悬殊，甚至垄断，结果是不平等、不公正。这是合规律但不合目的的一面。这就必须用合理的税收和福利制度加以矫正。至于市场竞争中的欺诈行为，更要严加防范。这一例子说明，法律不是对规律的反映，而是对其的改造和遏制。环保法规定禁止破坏生态平衡，如乱砍乱伐等行为，这是对生态平衡规律的反映吗？我们认为这样说不够恰当。这些行为是人类趋利避害本性导致的行为规律，只是由于它们不符合社会的目的，所以法律要立志对这些行为加以禁止，这是对这种行为的规范，它是对生态平衡的保护，而不是对生态平衡的反映。在这里，“保护”和“反映”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不仅仅是咬文嚼字。同理，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也不是对遗传规律的反映，而是对这一规律不利的一面的限制。
总之，法律是对合规律但不合目的的行为的遏制，是对人际利害关系的协调，是对人和社会利益的保障。对规律的反映，那是科学的任务与本性。尽管好的规范来源于正确的反映和认识，但毕竟规范就是规范，反映就是反映，正如子女来源于父母，但子女却不等于父母。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3月，第2版，第8卷，第288页
[2]刘星.西窗法雨[m].法律出版社，2008年10月，第2版，第84页
[3]严存生.法的理念探索[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95页
[4]同上，第100页
[5]关效荣，刘凤景.论法律与规律的关系[J].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6期，第47页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2
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法则。在科学发展的初期阶段,相信自然规律的存在,就给自然科学提供了预设和发展方向。
李约瑟曾论证了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的观念。虽然李约瑟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误认为中国古代也缺乏自然规律观念。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自然规律观念,而且自然规律观念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一、先秦“道”、“常”、“理”等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的提出
先秦诸子已认识到自然界是有秩序、有规律的,并纷纷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内涵的重要概念。
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知北游》里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有一个“先天地生”的道支配着万物的运行。荀子则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荀子认为自然万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庄子·养生主》中的“依乎天理”。《荀子·解蔽》中的“物之理也”,《韩非子·解老》中的“万物各异理”,都是指万物的客观规律。
因此可认为“道”、“常”、“理”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的含义。这些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的提出,是随着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自然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感觉到以前由神意支配的混乱无序的自然界的形象不再符合他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自然界,这促使一些具有科学思想的学者提出了“道”、“常”等概念,“道法自然”、“天行有常”使人们认识到以前认为是表达神意的现象竟也遵从着某些规则,这些现象只是事物本性的自然流露,并无其他意义在内,于是人们开始尝试用理论解释自然,出现了用阴阳二气解释寒暑往来、疾病成因、地震的形成等的思想,从而使科学朝着客观性的方向发展。
但同时,他们中的多数却认为“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齐物论》)在他们看来,“道”、“常”等是难以认知的,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毫无价值,甚至反对对它的探究。如荀子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老子主张“绝圣弃智”(《老子》第十九章)
因此他们自然不会下大气力去外求知识、探索自然奥秘并寻求理论解释,而是浅尝辄止,忽视对“道”、“常”等本身的研究,这就必然会导致他们对自然界的观察难以区分现象与本质,常态与规律,造成他们所认识到的“自然规律”的笼统性、模糊性。
二、天人感应理论时期客观的自然规律观念的迷失
荀子提出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但是在当时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下,人们时常看到的不是天人之间毫无关系,不是“制天命而用之”,恰恰相反,而是人类的活动每每受本文由收集整理制于天,大自然不可更移的客观规律每时每刻都在干预人类的生活。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必然使人们的思想产生迷惑。
应时而出的天人感应理论主张“同类相动”、“天人相副”,用阴阳二气及其相互作用,把天人感应诸现象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天人感应理论承认天是有自己的原则(或规律)的,“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奉。”(《春秋繁露?天容》)在董仲舒看来,“天”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对于人类社会的遣告,并不是无故发泄,而是有的放失,“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对天道-自然界规律的处罚与警醒,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活动本身特别是天之子-君主们的行为违反了“天道”的结果。所以天人感应学说也追求“天道”的必然性、因果关系、解释性。
根据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灾异、祥瑞都是人的行为所招来的,同时也是天意的表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方止。”(《春秋繁露?贤良对策》)这种有意志作用在内的灾异、祥瑞学说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混为一谈,人的意志和行为可以影响天,而天对人类社会的谴告是对人的行为的反应,是天意的表现,既然有天意的存在,怎能让人相信有一个独立于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客观自然界,又怎会让人期望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隐藏有稳定不变的内在规律。
这实际上造成了客观的自然规律观念在人们心中的迷失,从而导致了许多荒谬的思想,如天文学领域的“圣人统理天文”,而农学、医学等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利用这种缺乏客观性的规律形成的方法技术,它们类似于巫术,由此而引起的谶纬迷信的泛滥,使科学的发展完全背离了客观性的方向,走入了误区。
三、魏晋玄学时期自然规律观念客观性的再次巩固及其缺陷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在肉眼可及的范围内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而且在人的感官所不及的范围内,依靠技术手段,人们也掌握了自然界一些更深层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人的意志所无法改变的,当人们意识到那被认为是天意表现的灾异也有某种规律可循的时候,就动摇了天人感应理论的地位。
王弼在《老子》注中说: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
这种天道是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无造而无不造。说他不仁,就是没有恩意,没有情感,没有赏善罚恶的智力。天灾水旱可以杀人,但不是天意,地震山崩可以杀人,也不是地意,正如兽食刍人食狗一样,万物各适其所用,都是没有恩意的。可见,王弼的天道—自然规律观念是从自然界本身去理解自然界,没有掺杂人事、意志等因素,与先秦老庄的天道一样,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概念。
到了向秀、郭象,对于这种天道观念,说得更明显:
“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皆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1]
他在这里正式宣布天地只是万物的总名,并不是万物之母。万物都是自造,天地并不是造物主。它既没有造物的威力,也没有役物的意识。这样一来,天人感应理论,就无从附会了。
魏晋玄学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性”,也就只能因任这个自然而不能违背。万物的出生是“自生”,是自己而然,他们的运动变化是“独化”,而且是“无所待”,即不需要外在的原因,这就是天道。
这样,“天道”就又从有意志因素在内的规律性概念演变为独立于人、天的意志之外的较为客观的自然规律观念[2],这是一个稳定的内在的自然规律,给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如杜预的“顺天求合”就是承认天体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要根据天象的实际来制定历法。
但是它过于强调“自性”、“独化”,排斥甚至否认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即外因,造成了自然规律观念的重大缺陷,使科学活动的空间大为缩小。同时他们崇尚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先秦道家一样,导致了不求知甚至不可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从事艰苦的科学研究,是违反他们的自然本性的,而且既然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由于自己的天然本性,因而也就无须再作什么解释了,再者“道不可体”(王弼《论语释疑》)、对于事物,只能知其“迹”,而不能知其“所以迹”,这就造成了理论兴趣的衰落和科学进展的缓慢。
转贴于
四、理学时期自然规律观念从“道”到“理”的深化
“天人感应”和“天道自然”这两种观念在后来长期并存,时而兴盛,时而衰落。然而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现象的发生,不是对人事善恶的反应,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探讨也不再满足于天道自然为止,而把“穷理”,即认识自然规律作为对待自然界的基本任务。
“理”有众多含义,它作为一个自然规律的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前文已提及,先秦诸子提出了“理”的概念,除孟子谈到的“理”主要是指条理而言以外,其他的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当时,“理”并未成为他们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主要范畴,它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宋代开始,程颢、程颐建立了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体系,用它替代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范畴“道”或“天道”。程颐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3]“穷物理者,穷其所以然也”[4]。
如前所述,天道自然观时期人们心中的自然规律观念认为:万物的存在和运动,都只与自己的自然本性有关,不假他物,否认了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理这个表征自然规律的概念就改正了这一点,引入了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如关于日食形成原因,朱熹在《答吕子约中》曾引用沈括的思想:“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
而且,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细化,朱熹说:“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道字宏大,理字细密。”(《朱子语类》卷六)“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5]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3
关键词：科学定律；规则观；倾向
当我们讨论自然定律时，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自然定律的定义与特征。在国内外文献中有三种对自然定律的本性说明。而定律的特征是什么？著名科学哲学家罗姆•哈瑞认为，定律首先需要有普遍性。就是说，只要发生的事件涵盖在定律的范围中，事件一定会按照定律描述的那样发生。再者，自然定律还具有必然性，即在其他条件均同的情况下，事件必定会发生。
一、作为概念关系之表达的自然定律
古希腊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能认识自然知识为最高目标。而自然哲学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无法从始终处在流变中的感性事物中获得知识。认识到这一点的是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认为，能认识、把握的是关于永恒不变的“存在”的思想。之后苏格拉底在巴门尼德的原则上提出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认识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定义或概念，就是说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定”。所以，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他追问过许多诸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等问题。他并不是想指出关于“正义”“勇敢”“美”的具体事物，而是想找出这一类事物的“本质规定”。因为，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所理解的知识乃是对事物普遍的本质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亚里士多德是历史上对自然定律做出哲学解释的重要人物。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虽然没有直接对自然定律进行讨论，但他对定义进行了探讨。一个定义就是对事物的本质性质的陈述。如打雷的本质是“火熄灭之后产生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对打雷作出的定义就是“火熄灭之后产生的声音”。在这之中，“本质”一词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本质”是指这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旦变化就会丧失自身的同一性。你的“本质”就是规定你所以为你的那些东西。如苏格拉底有时心情愉悦，有时心情低落。这时候愉悦和低落的心情是变化的，心情的变化不会影响苏格拉格之为苏格拉底，所以这就不是苏格拉底的本质。而“人”才是苏格拉底的本质。进一步说，我们谈论的科学知识只与类型、种类有关，与个体无关。当我们就一个个体作出判断时，我们实际上是对个体从属的种类作出判断。具体来说，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定义采取了一种叫做属加种差的方法。比如，如何对“人”作出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我们来分析他是如何做出这一定义的。首先，我们考察人属于哪一种类。众所周知，人属于动物这一类。然后，我们要问，在动物这一种类里面，人与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区别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在“动物”这一概念里，人被划分在“有理性的东西”这一区域以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所以人的定义是有理性的动物。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定义就是表达了那些界定物质实体之本质的概念间的关系。
二、作为一种规则的定律观
在哲学史上，另一个讨论自然定律的重要人物是休谟。他对自然定律的讨论是基于因果性展开的。休谟认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涉及三个重要概念：（1）有某种恒常的伴随性存在于原因事件与结果事件中；（2）原因事件与结果事件在时间上是连续的；（3）原因事件必然导致结果事件。休谟相信（1）（2）是正确的。他相信人有某种心灵的感觉印象与事件的伴随性和连续性相关联。但休谟不承认必然性的存在，理由是无论多么仔细地观察一个因果事件，我们也无法观察到与必然性有关的东西。我们的感觉印象中没有必然性这一概念。当一个因果事件发生，我们观察到的是一个事件紧紧跟随另一个事件。举个例子，太阳升起之后，石头变热了。我们不能说太阳升起之后必然导致石头变热。而是说太阳升起之后，石头紧接着变热了。并且，结果事件在逻辑上是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不导致矛盾的情况下，断言原因事件存在和否定的结果事件存在。如上述例子，我们完全可以在大脑中想象太阳升起之后，石头结冰了。所以，休谟将必然性这一概念诉诸为心理学现象：当我们观察一个原因事件时，由于我们的大脑之前对类似因果事件的伴随性有了重复性经验而产生了心灵习惯，于是我们预期正被观察的事件与大脑中的因果事件一致，所以我们断言结果事件会发生。就是说，由于我们日复一日地看见太阳升起之后石头会变热。这一因果事件在我们大脑里重复出现而产生了心灵习惯，所以，当太阳升起之后，我们断言石头会变热。简言之，休谟认为自然定律没有必然性，只有恒常伴随性存在，自然定律不过是断言了一些恒常伴随性存在罢了。我们将这种观点称为定律的规则观，它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事物是按照定律去运动的，有的只是被人们经验到的对事物间恒常伴随的实际规则。有人反对这种观点，具体可概括为两点。（1）它没有区分偶然的规则和规律规则。什么是偶然的规则？比如说，世界上所有黄金做的球直径都不超过1000米。在经验世界中，这确实是一条没有例外的规则。但是，我们假设，如果条件允许，有人真的造出了一个直径超过1000米的金球，这就了这样一条规则。所以我们不会相信这是一条规律的规则观，它对世界只是偶然成真的。（2）规则并不是构成定律的充分必要条件。首先，因为要构成定律，需要的不仅是有规则的关联，还需要反事实条件句的支持，所以它不是构成定律的充分条件。其次，规则也并不是构成定律的必要条件。如果能成立，那就是说定律描述了事件之间毫无例外的规则。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判断？可以参考伽利略的落体定律，然后再拿一片树叶做自由落体运动，我们会发现，树叶下落的过程是违背落体定律的。我们可以说，就算是最具科学性的物理学也不能说规律就是毫无例外的规则。依靠常识观我们可以知道，树叶下落之所以不会做匀加速运动是因为它除受重力之外，还受气流和空气阻力的影响。科学定律受到了干扰，所以观测到的现象没有符合规律。规律规则观的捍卫者提出可以用条件句的形式重申定律的表达，即假如其他干扰性因素没有发生，B事件总会伴随着a事件发生。这样看似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却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对于“其他干扰项”，我们如何才能精确地阐明一个必须满足所有干扰项的定律，难道要将所有的干扰项都一一列举出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其二，如果我们必须用条件句去阐述一条规律，是不是就是承认了这些规律只有在这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这似乎违背了定律的普遍必然性。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些规律只有在实验环境中才适用，实验环境外就不适用？我们用修正后的规则观来解释落体定律，只有当物体消除了空气阻力等干扰性因素之后，物体自由下落才会做匀加速运动。也就是说，规律的适用性限制在了那些满足于特殊条件的实验环境中。因此，对那些发生在实验环境以外的情况，定律就无能为力了。这个结论与我们的常识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如果定律只在实验环境以内适用，那我们如何才能解释建筑师对物理学的应用、牛顿定律对彗星运动的应用以及所有科学家所从事的一切科学事业。显然，规律的规则观不能作出说明。
三、作为自然倾向之表征的定律
定律的规则观无法解释定律是如何在实验环境条件之外被应用的。而倾向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倾向论的观点认为，物质世界的运动是自发的，之所以会发生运动，是因为事物有倾向或能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运动。自然定律就是对这些倾向或能力的表征。倾向论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有许多的能力或倾向在开放的系统中运行，他们相互作用着，其结果就是呈现给我们看到的一切。伽利略的落体定律描述的是物体具有以匀加速落向地面的倾向，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描述的是具有一定质量的物体具有相互作用的倾向。由此看来，我们就不会像以往一样简单地用定律去解释事物所呈现的现象、结果。因为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由事物的许多倾向或能力所共同作用的结果。树叶下落并没有呈匀加速状态，这是因为树叶下落是由匀加速、空气阻力等许多倾向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能说明科学实验的重要作用了。在我们进行科学实验时，我们将不同的能力或倾向单独隔离开来，放到创造出的封闭系统中加以观察、研究，为的是把正在研究的、对应于规律的倾向与其他倾向区分开来。这样，只有通过实验干预才能达到目的。休谟在处理定律必然性时认为必然性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们对于伴随事件的重复性经验而产生的心灵习惯。而倾向论者认为，在讨论定律时，我们处理的并不是一个个事件，而是性质。定律说的是性质与性质之间的关联。如一块铁这一性质与是一个导体这一性质就恒常存在关联。我们可以做实验观察到铁是导电的。所以，铁是导体这一定律是关于性质的，而与具体事件无关。性质分为两类，偶发性性质与倾向性性质。比如笔者在家里不小心把玻璃杯打碎了，这里的玻璃杯呈现出易碎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偶发性性质。因为这是玻璃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表现出来的性质。当说玻璃杯具有易碎的性质时，这里指的性质就是倾向性的性质。因为，即便不用去做实验观察，也知道玻璃杯易碎。而倾向论者认定的性质类型就是倾向性性质。倾向论的定律观有这样一个优点，即它捍卫了一种科学的实在论观点，所有科学家所一致努力的科学事业是有意义的。它阐明了正是自然本身使得物质系统按照规律活动。它还说明了科学实验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回答了科学定律如何把在实验室中获得的定律应用在实验室之外。
参考文献：
[1]张志林.当代哲学经典(科学哲学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4
[关键词]实事求是，实践，存在论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是因为：“实事”不是被人们理解为实践本身，而是被理解为实践之前、之外的作为纯粹认识对象的东西；因而“求是”也就不在实践之内，而在实践之外。换句话说，“实践”仍然仅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例如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流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说法。这里，实践显然失去了作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的存在论意义，而仅仅只具有认识论的功能了，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
马克思“实践主义”哲学，必然要求对“实事求是”的命题作出存在论层面上的阐释：如果说“实践”是马克思存在论的初始范畴，那么“实事求是”，作为对实践范畴的中国式表述，就是人自身的存在论事实。“实事”作为生活实践，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什么东西，而就是人之存在、即人的生活实践本身；“是”也并不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就是关于人自己的存在或者生活实践的真理；“求”作为对这种存在论真理的追求，本身也属于人自己的生活实践，因而也是一种存在论事实。因此，“实事求是”就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活动，而首先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活动。
1．实事：生活实践
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只能是人的实践。胡塞尔要求“面向事情本身”，马克思要求面向实践本身。前者只是一种纯粹先验理性的存在，后者则是现实生活实践的存在。而此实践乃是人自己的“事”。这种“事”是唯一的“实在”，故称“实事”；而离开了人的实践的东西只是“虚无”，所以马克思说：“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实事”，即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种作为唯一实在的“实事”，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实体”，而是人的“活动”本身，人的“事情”本身、“生活”本身。“事情”乃是离不开人的“事”，而非与人无关的“物”。
这种“实事”作为唯一的实在，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实事”不是那种与人无关的东西，而是那种ofpeople，bypeople，forpeople（5）的东西。“实事”作为人的存在，也就是实践。实践就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因为对人来说，人的存在也就是世界的存在。这就是说，世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域之中的，是内在于人的存在、内在于实践的。一切实体棗自然、物质、理念、上帝等等，都在实践的“视域”（horizon）之内，都在人的存在背景上呈现，因而都是人自己的“事”。
2．是：存在论真理
通常理解，“是”即真理、客观规律。然而“真理”和“规律”其实是大有区别的：一般认为，前者是认识论范畴，后者是存在论范畴，不能混为一谈；然而同时，它们又都在人的存在论背景上呈现，因而都具有存在论意义。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一是关于“客观规律”的问题。“实事”作为实践，既然本身就是客观存在，就有一个去认识和把握它的问题，亦即所谓“实事求是”的问题。但严格说来，这里的“是”不是指的规律本身，而是指的对它的认识，亦即真理。规律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本身是一种存在论性质的东西。规律不是“是”，而是“事”。而且，这里作为认识对象的规律，并非存在于人的实践“实事”之外的。我们所预设的认识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对象已有根本的不同：原来的认识对象“规律”实际上是被预设为纯粹的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认识就是对这种“客观规律”的把握；而马克思哲学所预设的认识对象则是人的存在本身、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律，亦即“实事”的内在联系。此事乃是人自己的事，因而其中之规律本质上是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律。“求是”不是寻求那种纯粹自在的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对人的实践活动内在联系本身的反思。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而且唯一的“实在”。既为“实在”，就有一个需要、也能够对之加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也就有一个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正确地呈现对象的问题。因而作为“求是”对象的规律，也同样表现为本质特性、客观联系等等，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但这里的“本质”，是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特性；这里的必然性、规律性，是人的活动内部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中国哲学中有所谓“理在事中”，强调的就是规律乃是人之“实事”中的“理”。马克思哲学的规律论的实质其实也在于此：他对社会本质、历史规律的揭示，实际上就是对人自身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揭示。
二是关于“真理”的问题。如上所述，严格说来，实事求是所求之“是”，所指的不是客观规律，而是真理。人们通常把“真理”范畴与“规律”范畴等价看待，那是不对的。“规律”是一个存在论范畴，而“真理”则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换句话说，所谓真理并非客观规律本身，亦即并非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认识的结果，“求是”的结果。由于这种真理或“是”乃是认识更确切地说，是意识的结果，它只能是主观性（意识）与客观性（客观规律）的统一。因此，我们所“求”之“是”即真理，是实践的产物，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的意识的产物。
关于这个问题，通常存在的一个误区在于：把真理的客观性理解为在人的实践之外的对象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即看不到实践本身的客观性及其意识本身的客观性。其实，实践本身就是客观的，在马克思看来，甚至只有实践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意识本身也是客观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真理就是主观符合客观”的说法并不确切。如果说真理必须符合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只能是实践本身。真理其实不是关于对象本身“客观规律”的镜像似“反映”，而是关于实践及其内在意识规律的自返性意识，因为，所谓客观对象及其规律也不过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存在论看来，不仅实践、而且意识也都是一种存在论事实。如果说“实事”或实践是存在论的全部事实，那么“是”就是在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
3．求：作为一种存在论事实
实事求是，“求”是关键。怎样去“求”？这不仅是个方法论问题，而同样是一个存在论问题。“求”当然是一种“认识”活动，但它本身也是人的实践的一个内在环节，因而也具有存在论意义。根据实践主义的观点，任何认识都是“反思”对人自己的“实事”、即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反思；同时，这种认识或者反思活动本身，也是人的“事”、即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
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就是我们在“实事”中“求是”的两种极典型的方法。自然科学是“求”实践域内客体方面之“是”，社会科学是“求”实践域内主体方面之“是”，哲学则是“求”实践域内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整体根本之“是”。它们都具有存在论意义，从而都具有实践性品格。
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关于人之“实事”即实践活动当中的经验层面之“是”即事实真理。经验原则无疑是科学的第一位原则。尽管经验原则本身在现代哲学中早已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普遍有效性。这就是说，经验实证原则作为科学的根本原则，虽然在今天被发现是有限的、非绝对的，但这丝毫也不等于说它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从根本上看，经验世界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层面，只要承认实践活动是客观实在的，就不能不承认经验世界是客观实在的。科学就是在经验世界范围内“求”具有普遍性的“是”，它所揭示的就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普遍真理。但是经验本身也是实践的一个层面，“实践经验”这个常用短语充分地提示出这一点。当然，实践并不等于经验（6）；但是，人在实践中所求得的认识，作为其基础的“原初给与”（theprimordialgiven）无疑是经验（7）。
社会科学更直接鲜明地表现出了认识作为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的内在自返性。譬如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它们反映的无不是人的活动“实事”的内在的相互作用之“是”。其实，现代自然科学也发展到了这样一步：那种关于纯粹“自在”自然界的预设显然已经为愈来愈多的自然科学家所抛弃，他们不再以这种纯粹自然主义为预设，他们的活动越来越成为对人的活动与被观察的对象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反思与描述。这样一来，自然科学的人的自我反思性质也更加突显了出来。
哲学所要反思的就是人们关于存在的观念本身,而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视域中，存在本身就是实践本身、“实事”本身。哲学所“求”之“是”，即其关于存在意义的把握，不仅统摄着关于事实的认识论问题，统摄着关于价值的评价论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人的存在之“实”的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是完全统一的。在经验科学的范围内，从一个事实判断确实推不出一个价值判断；但在马克思实践主义存在论的基础，关于存在的真理与关于价值的真理是直接同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价值与事实在根本上是不可分，人们获得存在观念的同时，也就获得了价值根据的观念。
总而言之，“实事求是”就是：在人的生活实践这个存在论事实中去求得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真理。
注释：
1、初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实事，每求真是。”后来儒家、尤其宋儒对它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2、：《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第3卷，第75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
5、美国总统林肯的名言：“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出自“afewappropriateremarks”，1863。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5
一、从长白山学习考察谈起
长白山气势磅薄、巍峨壮观、资源丰富、风景秀丽，它不仅是一座十分惹人注目的名山。而且是一片翠绿的浩瀚林海。它以众多的白色浮石和九个月的积雪而得长白之名。它又以茂密的森林，红松(pinuskorajensisSieb.etZucc)的故乡而称著于世。
为了认识长白山的森林分布、生态和演替的规律，学习长白林区的经营管理经验，以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我院于1982年8月10~17日组织了赴长白山的学习考察。现把在长白山考察看到的几个自然规律概略地介绍一下。
l、森林垂直分布规律
长白山海拔269lm，为东北的第一高峰。由于受太平洋季风气候的影响，雨量充沛、温和而湿润，随海拔的升高，呈现明显的植被垂直分布带(见图1)。
2、森林生态规律
长白山北坡的森林，虽然分别属于不同的植被带，而在每个植被带内又是属于不同的植被类型。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多呈混交林状态，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生长发育良好。在历来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不仅遵循着生物学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客观规律，而且天然生态系统平衡的规律，在这里的体现也是比较充分的。虽然它们处在不同的植被带内，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种类不同，数量不同、结构和有机构成比例亦不同，但它们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并按着一定的食物链生存和发展。这就是生存系统平衡规律在这里的作用。
这一点正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合理的经营利用森林、不断地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一环。
3、森林演替规律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
时期内表现出来的，森林植物的相互更替演化发展的规律。
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并参阅有关资料得知:长白山的老林(原始林)，遭受火山破坏后(长白山第三次火山爆发于1702年)，出现草原，由草原再生桦木林(白桦或佩桦)，由桦木林(阳性树)内再生钎叶树种(云杉、冷杉等阴性树)而恢复为老林。老林经过度采伐，又成杂木林(软杂木林)，由杂木林内再生针叶树而恢复为老林。这就是长白山老林的演替发育过程。总之，我们到长白山学习考察，看到原
始森林多呈混交状态，生长稳定，产量较高(每公顷平均蓄积量常达500m3)。还看到了几个自然规律在长白山北坡比较集中的体现出来。从而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和专业水平，并启发我们重新认识与总结过去的工作。
二、对几个自然规律认识和运用的分析
人们在各项营林活动中，一方面是不断地认识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运用自然规律，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建国以来。我省运用森林分布等自然规律，并结合林学原理，而营造了大面积的人工林。据全省“四、五”森林资源清查统评，东部九个林业重点县的人工红松林达13.3万亩，落叶松217.2万亩，分别占全省该树种面积的96%和82%。西部(医巫阎山以西)的人尹工油松林(pinustabulaeformiscarr)超过250万亩，约占全省油松面积的45%。樟子松(pinussylvestrisL.Var.mongolicaLitvin.)主要集中在辽北沙地，从1955年开始在章古台沙地上引种，63年以后相继在彰武、康平、昌图等县大面积造林，现在全省不少地区用于造林，均表现出良好的趋势。我省引种刺槐也较早，由于多年引种驯化，生态适应范围逐渐扩大，现几乎遍布全省，并成为辽南地区主要的造林树种之一。全省人工杨柳林至75年达到581.3万亩，一半以上分布在辽河中下游平原。自然形成了各树种的适生区、发展区和控制发展区。
从林种布局上，人们从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提高对发展林业的认识，如从社会上林副产品的供需矛盾，从工农业生产上由于生态失调，而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等，提高了对森林公益作用的认识。因此我省不断调整林种比例:“四、五”森林清查时用材林占58.8%，防护林仅占6.4%，80年全省林业区划，将防护林上调到33.7%，用材林下调到36.5%，其它林种也作了合理的调整。这样东部林区作为辽河平原的天然屏障，形成了水源用材林基地。辽西以水土保持林为主;辽北以防风固沙林为主;辽中以农田防护林为主;辽西、辽北和辽中的部分地区，构成了我省“三北”防护林体系。辽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决定它以经济林为主。这样将运用自然特点和规律，因地制宜的充分发挥森林的综合效益。据1975年统计，建国以来全省已造人工林1802万亩，占绿化任务的46%。森林覆被率由解放初期的妞.6%，提高到23.5%。
在认识和运用森林生态和演替规律方面，也取得很大成效，特别是广大林业工作者，较早地认识到发展混交林的好处，科研部门重视混交林的研究，东部开展了人工诱导针阔混交林的科学试验，西部进行营造混交林的调查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及时指导了林业生产实践。
各营林部门又在生产实践中，精心培育出一定数量符合生态演替规律的不同组成、不同形式的混交林。如辽东的落叶松与色赤杨(alnustinetoriaSarg.)和白桦混交，辽西的油松与色树、柞树，刺槐与色树混交等，均表现出良好的趋势。如阜新大板林场，23年生油松与色树混交林，郁闭度0.9，油松高sm，色树高sm，生长量超过当地同年龄的油松纯林。这些混交类型，在防治森林病虫害，提高林分质量方面，已初步显示出其优越性。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运用生态平衡的规律，从食物链上进行研究，已采用了赤眼蜂防治松毛虫的生物防治方法，并取得一定效果。另外在引种、育种方面也取都很大成效，在种源保护和建立自然保护区方面，正在积极进行。
总之，我们在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方面，成效是多方面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是，随着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化，我们觉得在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上还有片面性，还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认真的加以总结，我们觉得主要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l、对自然规律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和一次完成论。
过去在设计营林工作中，往往注重森林分布规律，忽视演替规律，更缺乏了解生态规律。总认为森林垂直分布在我省不明显，水平分布规律已基木了解。群众习惯于造纯林，所以在西部干旱地区，设计营造了大面积的油松纯林。在东部山区亦设计营造了大面积的落叶松、红松纯林。结果病虫灾害越来越严重。
我们认为，这与认识上、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分不开的。
2、我们林区的各项人为经济活动，还在有意无意地切断食物链，破坏生态平衡。我们知道森林和植物、动物及微生物一起构成了生物与环境的统一体，它们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并按着一定的捕食链，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见图2)。
过去我们往往忽视捕食链，所以在辽西多地区，对老鹰、狐狸、猫头鹰和蛇等一律视为有害动物，大加捕杀，结果切断了食物链，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鼠害、兔害和虫害的发生。
3、发展混交林的好处，尚未被广大群众和部分林业工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所接受。
我省人工营造的混交林很少，据阜新地区调查，仅占有林面积的1.6%。我们对发展混交林的好处，尚缺乏深入的调查和有说服力的分析，我们仅根据近期在医巫间山的调查，混交林腐殖质层厚度一般超过针叶纯林5一10cm，而且结构较好，抗病虫灾害能力强。
由此看来，混交林不仅在实践中表现出很多的优点，而且在理论上完全符合森林演替和生态平衡的规律。可是在设计、营林工作中却常常不愿采用混交方法，其原因除认识原因外，还有伯造林时麻烦，抚育管理费工等思想。但从长远观点来着，针叶纯林比重过大，会动起土壤酸化、肥力降低，而影响下一代的森林更新。
4、有些地区在引种、育种方面，尚有盲目性。近年来，由于林业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兴起，切感种苗不足，因此有些地区从外地、远至关内调进大量的种子，这些种子在辽宁安家落户以后，表现出长势不同，适应程度不同，一些地区在选育过程中，往往缺乏对树种分布规律的深入研究，缺乏对弓{起生长差异的数理统计的分析。
三、提高营林技术水平的途径
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白熊规律认识的深化，并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所各项营林技术水平，:公将得到不断的提高，我们认为目前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从针对林业职工队伍的现状，开展全民教育。
据了解，我省林业职工中，文言占2.5%小学占18.4%、初中占47.6%、高中(包括中专)占25.9%、大学仅占5.6%。就是达到了大、中专实际水平，还有个知识老化的问题。据说知识是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在老化，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林业技术水平，就必须在全民教育上下一番功夫。针对不同程度，提出奋斗目标，订好措施，做出规划。以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增强认识自然和改造白然的能力。
2、加强林业调查设计工作。
调查设计是科学营林的基础，但从“文大”以来，对土壤、植物、气象等基础学科的本底调查，近乎取消，近期才开始恢复。我们认为今后的调查设计，不仅要队复和加强本底调查，进行调查设计研究和多学科的
3、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
森林生态问题，不仅关系到林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关系着人类的生存，所以我们要高度的重视这一研究，分清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功能及稳定性与结构的关系及其调节控制的原理。从食物链上探索松干纷、松毛虫以及红松疙锈病等的防治途径。
4、总结符合自然规律的森林类型的培育经验，树立典型，组织推广。
今后要认真总结混交林，栽针留阔，打柴留树等造林经验，大力宣传、推广混交林典型，逐步实现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6
关键词：自由和必然；现代生活；范畴；《反杜林论》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2004705
“范畴”一词，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所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范畴指的是能“概括和反映客观事物的普遍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1]。它既是各种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工具。“自由”和“必然”作为哲学领域的一对重要范畴，揭示的是人的自觉活动和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自由”是人的最高追求，但人在追求“自由”的时候会受到“必然”的制约和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就是人们对“自由”的不断追求和对“必然”的不断超越的过程。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由于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带来的人的主体性的不断提升与道德和法律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人活动的受制性也相应扩大，引起“自由”和“必然”之间的极大矛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使“自由”和“必然”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范畴。
一、对“自由和必然”的感性把握
“自由和必然”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许多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对“自由和必然”的感性把握。
纵观整个哲学史会发现，在“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家总是认为自然现象受必然规律的支配，而精神则是自由的，自由和必然毫不相关”[2]。在恩格斯之前，“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3]455。黑格尔认为，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承认了必然具有客观制约性，也暗示了必然是可以被认识和了解的；他还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将自由和必然看作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环节，人首先受到必然的制约，在突破必然的过程中实现自由，“自由”也就是自由实现的过程。因此，黑格尔认为，不能把自由和必然看作是绝对排斥的，它们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并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黑格尔对自由和必然的认识是辩证而深刻的，但由于其唯心主义立足点的局限性，把自由仅仅归结为对必然的认识，而又将必然看作一种绝对精神，没能唯物而具体地论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是他对“自由和必然”认识的不足之处。
在对“自由和必然”的认识问题上，还有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欧根・杜林先生。杜林认为，“自由”是“理性认识”和“本能冲动”的合力，这种合力是人通过主观可以事先估计的，因此，自由受人的主观支配，是主观意志的反映，是绝对的，和必然没有关系；他又认为，“自由”是“知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但这种动机“总是以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性起着作用”，因此，自由不能脱离必然而存在，是相对的。杜林对“自由和必然”的认识完全是自说自话、自相矛盾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智慧成果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对杜林错误观念的批判中，在《反杜林论》这一经典著作里全面阐述了对“自由和必然”的科学认识。
二、恩格斯对“自由和必然”的认识
1876年至1878年间，针对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庸俗经济学家杜林激烈并产生极坏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行，恩格斯被迫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开始批判杜林的言论，全力反击新出现的所谓“社会主义”学说，来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真正的科学的世界观，所形成的文本成果就是《反杜林论》[4]。在《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编的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中，恩格斯在道德和法的问题上，揭示和批判了杜林对“自由和必然”的错误认识，并在批判的过程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自由和必然”的正确关系。
恩格斯认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3]455。他说：“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3]456这是恩格斯在“自由和必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义。
首先，承认客观必然性是自由的前提。规律，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都具有客观必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首先承认了这一点，才有谈论自由的可能。这也体现出自由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在必然的支配下，事物和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灭亡，自由绝不能摆脱这种必然性，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不受必然性制约的绝对自由，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愿意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绝对自由的人。只有承认客观规律（必然）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才能认识和运用它，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可见，承认客观必然性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前提。
其次，认识客观必然性是自由的基础。在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前提下，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正确认识，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规律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知的。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深入本质，可以认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必然性，并用这种认识指导自己的行动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样，客观必然性就转化为自由。只有充分认识了客观必然性，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正像恩格斯所说：“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3]456可见，对客观必然性的充分认识是实现自由的基础。
再次，在实践中运用客观必然性是自由的标志。自由不仅仅只是在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前提下达到对客观必然性的正确认识，而更重要的在于人们根据已得到的正确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现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支配。人们认识世界无非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支配外部世界，使世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只有在实践中运用客观必然性，达到预期目的，才标志着人实现了自由；如果坐而论道，把理论束之高阁并不付诸实施，那么，即使认识再正确、理论再科学，也没有什么用，也绝不能说获得了自由。可见，运用客观必然性来改造、支配世界是自由的标志。
最后，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承认、认识和利用，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认识和实践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相应地，自由也应该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456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对必然的认识、把握和实践中，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
简而言之，恩格斯认为，“必然”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自由是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并利用所认识的必然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个过程和达到的一种状态，人们对必然认识得越深刻，利用必然性的客观规律对客观世界改造得就越多，人的自由度就越大[5]。
三、现代生活中的“人”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也是人类生活领域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人们对“自由和必然”的认识，无论是康德之前的形而上学家、康德本人，还是黑格尔、杜林，抑或是恩格斯，都是基于哲学和现实生活双重需要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代替人的劳动的工具极大丰富起来，人的体力和智力都得到极大的延伸；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也得到提升[6]。因此，“人”的本质能力在得到扩张的同时，又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现代生活中的“人”成为典型的“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
（一）现代生活世界的几个关键词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世界离不开这几个关键词：科技、道德和法律。
科技。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科学和技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原本昂贵的电子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人们越来越离不开一系列高科技产品。比如，家家户户都在使用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它们的出现把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电话、手机、小灵通等成为公众普遍使用的通信工具，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上网听歌、看电影、聊天、看新闻等成为新时代人们的基本娱乐方式，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网上教育的逐渐流行，使得受教育者足不出户就拥有了更多“充电”的机会；交通工具领域摩托车早已成为大众普遍使用的代步工具，小汽车也正在逐步进入百姓的生活……所有的这一切，表明科技的发展已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道德。道德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生活于一定物质条件下的人们，以善与恶、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标准来评价人们的言行，并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进行维持的规范、原则和意识的总称。道德自古以来就存在，只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统治之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的关键时期，法律法规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完善，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疏漏和空隙，因此，道德的调节与支撑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了。道德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面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强权依然存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存面临极大危机等全球问题时，相关的道德问题值得全人类共同关注和反思。
法律。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化产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即都是国家赋予的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公平，伸张的是正义，没有贫富与贵贱之分，没有感情和情理可讲，它是以原则和依据来判断是非正误的。现代社会总的来说是法制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注重依法治国，强调法的权威性，在现代生活世界里是必需的，也是极为重要的。
（二）现代生活中“人”成为“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
在现代社会中，科技、道德和法律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支撑，它们在现代人发展的各个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也促使人们在摆脱不了的“必然”的制约之下，一步步向“自由”的王国迈进。
1.科技使“人”成为“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
现代社会，人们日益被机械化、电器化、电子化、信息化环绕，人日益成为“科技化”的“人”。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极大地推动着人类追求自由的进程。科技产品大大丰富和便捷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扩展了人们的社会实践能力，从这个角度看，科技使“人”变得更为“自由”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又充满惶恐和不安，不得不对自身追求自由的方式作出反思。科技产品弱化了人们的某些行为能力，使人们对其依赖增大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如“电脑控”、“手机控”等；同时，一些科技成果如核技术的超级摧毁力，克隆技术给伦理道德提出史无前例的难题等，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潜在的困境。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又束缚了人的发展，导致“必然”的限制。
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摆脱自然界对人的束缚和奴役，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解放。然而，由于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难以控制的非人性化的因素，当它缺乏正确的引导时，就必然会走向异化。人要突破科技对现代生活的“必然”性限制，获得更“自由”的发展，理论上能够进行可行性分析，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为此本文仅从发展科技的目的进行简略阐释。
现实世界是人的生活世界，一切都应该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因此，科技的终极关怀也只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如果背离这一终极目标，科技的发展就可能会演变成人类的灾难。“人文精神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7]作为与人文精神相对应而存在的科学精神，其目的应该与人文精神一致，把价值取向放在对人本身的关注上，以人的更好、更幸福的生活为目的，给科学套上“人”的缰绳，才能使其“必然”的一面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促进人的真正解放。
2.道德和法律使“人”成为“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
道德和法律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社会的发展需要道德和法律作支撑，人类的进步也需要道德和法律作支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就是在道德和法的问题上论及“自由和必然”的。在现代文明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国家治理的主导方向，道德和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一方面，人的意志和行为要受到客观必然性的支配，重要的体现就是道德和法律的制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得失取舍必须遵守作为社会规范的道德和法律；另一方面，人有自觉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尤其是在道德制约上，这体现出了“必然”制约下人的“自由”方面。
现代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利益矛盾，在处理和协调利益关系的过程中，人们的言论和行为都应该以道德为界限，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德法并存，使道德和法律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但道德和法律的必然性制约又有所不同，各有侧重。道德是依据社会舆论、生活习惯、传统伦理，特别是人们的内心信念来驱使和维持的一套软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的“自律”；而法律则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遵守和执行的行为规范，是一套硬的方法措施，强调的是“他律”。因此，或许有人会认为，道德制约下的人是相对自由的，而法律制约下的人是绝对不自由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的制约，“自由”永远都是具体的、相对的，只有“必然”是绝对的。道德没有强制力作保障，看起来人们可以自由选择遵守或不遵守，选择不遵守的人在眼前看来是自由了，但这种自由只是短暂的，长远看来其实是不自由；法律是必须要遵守的，否则会受到制裁，眼前看来是不自由的，但从长远来看，其实是保证了更多的自由。比如，一个不遵守道德的人，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对他们的自由造成危害，因而很可能遭到他们的唾弃，在舆论和人言的压力下，他（她）会感觉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而一个遵守法律的人，虽然在法律的限制之下不能做一些事或必须做一些事，但这既是对自己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和重视，也是对他人自由的尊重，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在道德和法律的“必然”制约之下，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自身的“自由”，但却是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和保障，如果每个人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道德和法律，那么，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得到更多的相对的自由。
道德和法律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人类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都应该得到加强和建设，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有时候会出现矛盾而无法协调融合，比如，合理的不一定合法，合法的不一定合理。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主要依靠人的自主自觉来化解矛盾，因而更多需要的是道德，一旦仅靠道德实在解决不了问题时，就需要法律来弥补道德的无奈和不足。因此，道德需要法律，法律也需要道德。我们需要法律来维护正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去维护法律；我们需要道德的支撑，也有理由去捍卫道德的力量。我们要在道德和法律的“必然”制约中实现人的“自由”生存和发展。
总之，正确把握“自由和必然”这一哲学领域里的基本问题和现代生活的重要范畴，理清“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对社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使更多的“必然”为“自由”服务，促进全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最终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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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7
本文作者：赵庆鸣
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该国的宪法和法律享受权利承担义的主体,是受该国法律保护和管辖的人。从这个认识出发可知,公民与国家、法律是紧密相联的。公民的产生和存在,必须依赖于国家.有国家才可能有公民,这是前提.此意义有二:一是公民必须依赖于国家,即某个人必须取得或具有某国国籍,方可能成为该国公民;二是依赖于国家当然也就依赖于宪法、法律,即公民所依赖的国家必须是国家,公民在国家生活中处于主休地位,他的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的地位及其价值等由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方式加以确认,并予以保护.公民与法律的关系是“保护”与“管辖”的双重关系.公民在社会生活中一享有的权利、他的生存作用和价位由法律上的权利加以保护,不受任何非法侵犯;同时,每个公民对国家的存在和建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履行责任时,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这即法律上的义务.很明显,“保护”与“管辖”、权利和义务是并存统一的.从历史上看,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彼此的利益得以维护和实现,就出现了承认他人墓本利益,满足他人生存基本要求的普遍现象,由此人们在遵客额观规律的前提下,选择了协调生存的最佳方式一,把那些带共同性的、根木性的利益用宪法明确下来,从而所有人都成为服从于社会最高权威一宪法的人,这种人就是公民。公民这一概念的出现,把社会成员与国家、社会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明朗化、具体化,使社会成员在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由上述分析可知,公民的涵义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拥有和享受着国家所能给予的一切权利;也承担着维持社会、保护国家的一切义务.他和国家的关系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就此意义而言.一个合格公民的起码条件应当是在思想上具有较好的宪法意识与权利义务观念,在行为上遵纪守法并能充分维护和运用法律.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它规定的是一个社会带纲领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它是国家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一切法律的基础和核心。宪法意识可认为是对宪法及其内容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和.就公民个人而言则表现为对宪法的认识、理解和内化。具体说,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宪法意义最集中的表现是主人意识,当家作主意识,也就是权利和义务相一致不可分离的意识(这实质上是我国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对白己的主人翁地位,对自己拥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内化为一种白觉行为.权利和义务,就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公民实现某种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必要性.从公民涵义的角度看权利义务,必然会有一种结论,权利义务观实质上就是宪法观,宪法意识,是对宪法确认的公民实现某种行为可能性和从事某种行为必要性的较具体、较探刻的认识和掌握,对自己、国家、法律三者关系的清楚了解,对宪法规定的基木权利义务的融汇及正确把握.所以,一名合格的公民,应该是具有较高道德修养,较好法律素质的人.显然,合格的大学生理应首先是合格的公民.本文口的就在于仅从公民的角度,从大学生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和现象,分析青年学生的宪法意识及权利义务观的状况,并由此思考法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大学生是社会的佼佼者,也是具有相当知识文化水平和修养的人,大学校园理应是个最富诗意最典雅整洁的地方.然而,大学生、大学校园中缺乏基木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的“不规范”现象却时有发生。下列现象都是我们的在许多大学校园中时常可看到的:吃饭挤窗口,随地吐痰扔纸屑果皮,随手从窗口扔拉圾,宿舍的脏乱一走廊过道冬天有洗脚水、夏天有西瓜皮;听课听报告小话喳喳,相互间脏话连天;随意缺课,课堂内外不尊敬教师;消费铺张一着装、佩饰、食品、娱乐都是企求“现代化或超现代化”的享受;巾请困难补助后又肆意挥霍乱花;上图书馆撕书、偷书;想方设法给教师“好处’,以图在考试、分配等得到报偿;对班集休和学校缺乏责任感、义务感等等.这些都是在学校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日常行为,更不用说违纪违法的考试作弊、打架斗殴及其他行为了。产生这些不规范行为的原因是多方而的,而要纠正这些不规范行为也要考虑到多种因素,这里仅从法制教育的角度试加分析.我们知道,我国的普法教育已进人第二个五年,大学校内也普遍开设了法律课程.这样就大学生来说,应该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法律知识,较为合格的公民了,为何还不时产生“不规范’现象呢?回顾和思考第一个五年的普法活动以及大学的法律知识教育,尽管这也是全民法律启蒙教育的一个组成部份,但就大学生而言毕竟应该有所不同,不应局限于这样的层次。然而,在实际上,法律学习教育活动大多数情况下都休现为一种“条文教育”.也就是说,宜传教育的重点主要放在解释说明法你条文,让受教育者知晓某某条文怎么规定、意思是什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单纯的行为模式教育,仅仅限制在告之受教育者在各种情况下,什么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禁止做.其结果受教育者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不同情况”而出现在“可以做”、、应当做’、“禁止做”等规范方面“犯规’的情况,即“不规范”现象.例如在学校工作中发现,同样是“应当做”的行为模式,在这一情景下学生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换一情景或者让情景复杂化,学生就表现的不知所措以至出现错误.显然,单纯行为模式教育,容易形成呆板、教条的结果,使学生失去变通、灵活的能力,不能透过间题的现象看本质,同时,又可能脱离已知的模式而进人“不规范’之中.因而笔者认为青年学生“不规范’现象的时常发生,从法制教育角度看,主要在于“行为模式教育’没有上升到“意识教育’,没有从模式的“为什么”及其思想意识的高度来分析宣传法律.所以尽管知晓了一定的法律条文,但根本上法律意识仍然较缺乏、权利义务观同样十分淡溥.从法理角度看,讲法律就是讲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又是通过一个个行为模式(法律条文)来具体休现,因而学法律就容易导致只学法律条文.可我们都清楚,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模式或法律条文,它们的字面涵义充其量只在于“是什么’,它无法囊括更多的内容.可要对法律及其现象作认真全面的了解掌握,只做到是什体显然不够,还必须作更深的挖掘,得出“为什么”来.这正如“行为模式教育”与“意识教育’的关系,前者表明的是法律中的权利义务如何规定、规定些什么?后者才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要如此规定,所以,要使学生能认真全面地了解法律及其权利义务的真正涵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并逐步内化于行为之中,就必须由“行为模式教育”上升到“意识教育”.在法律教育中,大学生对法律的“行为模式”是不难了解易于掌握的,但由于忽视了“意识”,没有把国家、法律、个人的关系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弄清领会的东西来灌输、强化于学生的思想中,从而使学生在自己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上模糊不清,甚至一无所知.所以,学生在接受认识法律的过程中,其行为就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幼稚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幼稚性.主要表现在把法看成一种神圣威严而又远离白己的东西,认为它纯粹是一种强制手段、统治工具,只要不杀人放火,它一般与自己没有太多的关系,因而对它了解多少无关大局.很明显,这对法律到底是什么,思想上没有搞清.暂时性.表现为在学习或刚学习过有关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地想到法律及有关规范,行为上能约束自己,时间长了,这一约束便消失了。不稳定性。既使是了解了许多法律规范,但仍表现为规范有时起作用,有时则不起作用,尤其是在一些日常生活行为中.这些局限性同时也促成了青年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屡屡不规范却没有引起丝毫的注意.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社会成员的一切法律括动,都是在一定法律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有什么样的法律意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行为.在丰富正确的法律意识支配下产生的行为,必然是合法的受法律赞杨和保护的,反之则是不规范的被法律否定而不予保护的.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学生,显然应该具备相当的宪法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并把它们上升为一种行为意识去支配自己的言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层次劳动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否则行为仍然可能在有意无意之中“越轨”。吃饭挤窗口,随地吐痰,乱扔纸屑果皮,随手从窗口扔垃圾,宿舍又脏又乱.这些是大学生中最常见而又最“不规范’的事,对此也几乎没有人把它与宪法法律相联系.殊不知,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公共轶序,尊重社会公德。’笔者理解,爱护宿舍及其卫生显然是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也理应包括要爱护公共卫生、个人卫生,要维护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种秩序.而上述的种种行为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相违背,这当然是违法行为.同时从权利义务关系看,青年学生有学习的权利、有在校园生活的权利,但不意味着就没有义务,也不意味着义务仅仅是业务学习好,更不意味着不规范行为也是权利的表现之一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可我们的学生中,不尊重师长,听课听报告小话不断,平时相互间脏话连天的现象常常存在.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人格权),同时每个公民又负有尊重他人人格的义务,这是权利义务的统一而在青年学生中,不少人对上述行为全然没有想到这是对他人人格的侵犯.此外,在学生中消费铺张可以说是一严重现象.或许有同学会间,花钱多少与法律又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无关!可笔者认为当然有关,不用说宪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里既指国家,当然也包括全体公民在内.就是单从权利义务角度看,大学生在尚未从事劳动养活自己的情况下,是有权利从父母或国家方面得到扶持以保证正常的学习生活,但获得的扶持既只限于维持正常的学习生活,又不能超过父母及国家的负担能力.可见在此既有权利的享受也有义务的恨制,然而现实中许多大学生的消费,不用说超过了父母和国家的负担能力,也远远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及其在这一现象中权利义务的界定,显然是不规范不正常不该有的现象.对班集体、对学校缺乏责任感、义务感这在一部份同学中很有市场,对班集体的事不闻不问,对学较的活动不理不睬,只在乎自己想怎么就怎么,似乎大学生的招牌已证明他们在各方面的优越,因而感到自己的一切要求、行为都是天经地义.权利是自己的,义务是他人和班集体、学校的.其实这是缺乏主人翁精神的鲜明体现,也同样是违反宪法第二十四条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的规定.至于撕书偷书、考试作弊、打架斗殴及其他违纪违法行为,其缺乏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诸如此类的不规范现象,当然也与道德意识有关,也是道德伦理教育中不可残缺的内容,这里不再赘论.
高等院校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才,应当是具有了定的专业知识,能为社会、为国家的各项事业服务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而要达此目的、具有相当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较强的宪法意识及权利义务观念,即是青年学生整体素质的题中应有之义.“二五”普法规划也强调“大中学学校,要进一步完善学校的法制教育体系,努力实现法制教育系统化,提高青年学生的法律素质.’作为“一五’普法的进一步深化,“二五’普法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普遍增强人们的宪法意识.促进青年学生宪法意识的养成,强化权利义务观念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决不能等闲视之.因此,我们对青年学生的法制教育,就不能仅仅是局限于具休法律法规条文的讲述,更应着重于法律意识观念的灌输和引导,要在条文知识的基础上升华到意识的高度,着眼于理性的认识.第一,注意法学基础理论的传授,为强化法律意识奠定基础.在讲述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的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阐述基本规律.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立法基础,帮助学生真正科学理解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等相互关系,正确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由此使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融汇贯通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之中;变被动约束为主动遵守,使宪法及各具体的部门法、法规条文成为我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把法律意识的强化和宪法及权利义务观的教育作为贯穿全部内容的重点,只有牢牢地掌握这一指导思想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第二,注意在教育中关于“为什么”的释疑,帮助克服行为的盲目性,使受教育者知其“所以然”。要把上述原则具体化,应尽可能把行为模式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运用法律知识和理论剖析“为什么”,使受教育者深刻理解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法定的、应有的权利义务,,并由此正确把握它们在法律上的关系,使‘感觉,深化为“理解’,进而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这也正是法学教学思想性的最突出的休现,是我们必须做到的.我们应当知难而进,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探索,以获取成功之道.第三,注意造成培养学生增强纪律性和法律观念的良好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从校园环境来看,一则是教师的师表作用.教师的法律意识和言行举止的规范,对青年学生是一种无声的法制教育,这是教师的特殊身份使之然,决不可视为等闲;二则是学校的规章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学校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并全面贯彻实施,使教学、工作、学习、生活有章可循,进人有序状态,当前尤应注意加大执行规章制度的强制性,维护校园秩序,严格纪律和学籍管理,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外在条件;从社会环境来看,一则是处理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关系,增强互补性,促进综合治理,在实践中扬长避短,克服消极因素;二则是提倡舆论监督,充分发挥舆论评价的作用,扶正祛邪,使正气得以发扬光大,歪风邪气无存身之地;把行为规范、行为导向、行为指南作为法律的核心来理解,使民主与法制观念深人人心.第四,注意克服短期行为,消除临时任务观点,使法制教育真正进人教育轨道,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坚持下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本身即具有一个长期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带根木性的问题,因此对我国公民进行法制教育也必须是长期性的,决非一两个五年可以完成的任务,对于青年学生来讲,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的宣传部门、司法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分门别类地根据各级学校的实际情况,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教学大纲和编写具有较高水平教材,并加强工作指导,不至于放任自流,或者白生白息,因为这是实现我们教育口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面向现代化而提出的要求.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研究视角
本文拟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将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成果做以下综述：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界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运动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界定，学术界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主要存在以下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第一种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这种观点认为，讨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就是讨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是一个体系，是由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组成的多侧面、多层次的规律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诸要素、诸成分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第二种观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的学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分广义和狭义来解释，“根据规律的定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可以得出，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是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并经过高度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领域中最根本的规律。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就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现象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固有的、必然的联系。”
由于人们的立足点以及思考方式的不同，而且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明确，所以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界定很难达成完全共识，但是相对而言，大家比较认可的是，从规律的定义出发引申出来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诸因素之间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本质的现象。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中，有多少相互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或矛盾，就有多少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存在。”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究竟有哪些，对其如何进行分类，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学术界已对此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并形成了多种观点。有的学者直接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并做了层次划分；有的学者则从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描述，有的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角度来描述；也有的学者并没有直接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而是从其他方面思考，间接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一）对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概括
张蔚萍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可以概括为依据人们思想、行为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党的事业的需要来确定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目的任务、教育内容、方针原则、方法艺术、改进创新、队伍建设和组织领导，以保证无产阶级事业胜利进行。尽管思想政治工作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是由思想政治工作演变和派生而来的，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能代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概括
有些学者并不是讲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进行了概括。王建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有三条，即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与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辩证统一的规律；协调自觉影响与控制自发影响辩证统一的规律；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的规律。陈秉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包括社会适应规律、要素协同规律、过程充足规律、人格分析规律、自我同一规律。张耀灿、陈万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三大规律：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规律，协调与控制各种影响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的规律。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视角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思考和研究越来越深入，其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宽阔，有的学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放在哲学领域去研究，有的学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分析，有的学者则分析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等等，现归纳如下：
（一）从哲学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有的学者从哲学视角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关联的实在内容，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首先和主要是在哲学生成过程中形成，它跟其他规律一样是人类的认识对象；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生成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认识活动，它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和发现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诸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或必然联系，即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践行和表象。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哲学品质主要有三点，在本体论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诸因素之间的固有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它具有客观性；在认识论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人脑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固有的本质联系的理论抽象，它具有主观性；从辩证逻辑学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联系的范畴和发展的范畴，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二者同构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完整的科学的认识。从哲学领域研究，得出结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体系在哲学那里就是这样被建构起来的：作为世界观意义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诸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或必然联系和作为方法论意义存在的由这种本质关系或必然联系所得出的认识结果――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从哲学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为我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角度，有利于我们更好、全方位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9
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开始摒弃严格的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变通规定或判例，使“不知法律”成为减轻刑罚甚至免除刑罚的事由。如《德国刑法典》规定:行为人行为时没有认识其违法性，如该错误认识不可避免，则对行为不负责任;如该错误可以避免，可依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减轻处罚。《瑞士刑法典》第二十条规定:(违法性错误)行为人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有权为该行为的，法官以自由裁量，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由以上之立法规定可见，各国并没有无条件地把“不知法律”作为阻却犯罪故意成立的事由，而是加以诸如“不可避免”、“具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等限制性条件，但这已足以动摇“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一古老的刑事法律原则。
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该说试图站在折中主义的立场上解决违法性认识这一问题，主张自然犯成立故意犯罪，不以违法性认识为必要，而法定犯成立犯罪故意，则需同时具备对犯罪事实的认识和有违法性认识，违法性认识是法定犯犯罪故意成立的必备要素。“自然犯不要求违法性认识，实际上是推定自然犯有违法性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还是倾向于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
二、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主要观点
1．完全否定说。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危害性认识必要说，乃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这种观点坚持传统的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认为“我国采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不负刑事责任的立场。”犯罪故意的成立以具备社会危害性认识为必要，而不需要行为人具有违法性认识，这已由我国刑法典第十四条予以规定。
2．限制否定说。这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以社会危害性认识为必要，以违法性认识为不必要，但在特殊情况下，因缺乏违法性认识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时，不成立故意犯罪。例如，张明楷教授就指出:“特殊情况下，如果行为人由于不知法而不能认识行为的危害性和危害结果时，则不成立故意。这种学说在坚持传统刑法理论基础上兼顾刑法的谦抑性，是对社会危害性认识必要说与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折中。
3．择一说。该说认为，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行为人主观上只要具备其一就可以成立犯罪故意。这种学说的核心在于它强调除社会危害性认识之外，违法性认识也同样能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性反规范的主观恶性，即社会危害性认识和违法性认识二者任一都体现犯罪故意的本质特征，所以只需具备其一，就可以认定为具有犯罪故意。
三、总结及评析
中外理论观点虽然存在差异，但在核心思想上存在相通之处。总结上述的中外理论，提炼其核心思想，可概述为四点:(1)坚持古典的不知法律不免责思想或将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为故意认识的唯一要素而排斥违法性认识;(2)将违法性认识作为故意成立的前提，没有违法性认识就不成立犯罪故意;(3)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并不互相排斥，也不互为前提，其中任一都能单独决定成立犯罪故意，也即择一说;(4)采用折中的方法试图调和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的矛盾。以上四点已将违法性认识的刑法地位问题归结为社会危害性认识和违法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下面将对此四点逐一评析。
(一)“不知法律不免责”在当代的不合理性
1．与当代刑法基本理念难以调和。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一原则立足于这样的理由:公民不仅应当知道法律，而且必须知道法律，将违法性认识作为故意要件会破坏由刑法确定的客观的正义标准，从而损害国家的权威。承认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的要件，无异于国家交出了司法裁判权。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立法价值取向问题，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其以国民必须且当然知法为前提，片面强调国家权威，这与当今时代强调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刑法理念背道而驰，不符合现代社会日益加强人权保障的立法价值取向。
2．对于法定犯，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具有密切联系。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法益的侵犯性(包括侵害与侵害的危险或威胁)，即对国家法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以及公民利益的侵犯性。所以，社会危害性认识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具有法益的侵害性的认识或者说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结果是否危害社会的一种主观认识。而要评价自己行为是否具备法益的侵犯性，首先要解决的是评价标准问题。对于自然犯来说，行为人自然可以以社会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念来判断自己的行为。但对法定犯，由于许多法定犯与社会上一般人的道德观念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仅以道德观念来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往往形成错误判断。所以，对于法定犯，无违法性认识在大多情况下就无社会危害性认识。
3．从现实角度讲，不知法律不免责会导致一些令社会大众感觉不公正的判决，从而影响公众对刑法的认同。随着当代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刑事立法也跟进膨胀，大量法定犯的出现，尤其是各种经济犯的专业性很强，行为人往往因不了解这样的刑法规定而犯罪，因很难说其具有主观恶性，使人们对相关刑法规定产生不认同感。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2002年印发的《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耐人寻味的规定: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并且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应认定具有走私的故意。从规定上看，违法性认识被明确要求为故意的认识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在经济犯罪立法上的趋势。
(二)将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成立前提的不足
1．由于以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成立前提，会使“越是知法懂法的，就越可能成立故意犯罪，越是不知法懂法的，越是不可能成立故意犯罪。”这就会严重影响人们知法、守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因为“法盲”形成故意犯罪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显然不利于刑法打击犯罪作用的实现。
2．由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行为人完全可以从社会主流的伦理道德来对自己的行为予以评价。由此可见，单一的以违法性认识作为所有类型的犯罪的故意成立前提是不妥当的。
3．大多数学者以违法性认识难以证明作为不采用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理由。据了解，我国刑法之所以未将违法性错误作为行为人减免刑事责任的情节，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实际工作中难以判别犯罪嫌疑人是否知法。但如果查明行为人确实不知法律又该怎么办呢?可以说，这是一个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问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前面已述及的各国立法均在“不知法律”前加了“不可避免”、“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等限定。这说明了各国立法对此问题的审慎态度，但这些国家显然有其证明的方式。所以，“难以辨别”不应成为排斥违法性认识的充分理由。
(三)对择一说的评析
择一说比较全面的包含了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论是两者相结合亦或两者相分离都难脱择一说的涵盖范围。而且也确如择一说所论，二者只需居其一就足以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所以该说有很大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犯情形下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是结合在一起的，不需要“择一”，而只需概括的评价行为人犯罪故意。
(四)对折中观点的评析
如前所论，外国学者的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是倾向于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而依国内的限制否定说，违法性错误只有在作为导致社会危害性认识错误的情况下才会被考虑，其本质是倾向于社会危害性必要说的，两者对指导刑事司法实践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周延性还不够。
四、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处理
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在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时，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处理。
(一)对自然犯的处理
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但认识到其行为违反当地公认的道德规范标准的，不能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这是因为自然犯存在法与道德的一致性，一个处于开放社会中的身心健康的人，是不可能存在不知法律的情况的，行为人当然也就不能以不知法律作为抗辩理由。
(二)对法定犯要区分情况处理
1．行为人误解法律，能够证明该错误认识无力避免的，不负刑事责任。之所以将“无力避免”作为行为人的免责事由，是因为如果主体不了解法律，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那么刑罚的威慑和预防作用就没有意义，单纯强调刑罚的报应主义与现代刑法理念相悖。而且系出于无力避免的原因而发生违法性错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无从体现，因而也不具备刑罚当罚性。当然，这需要我国立法的相应修改和普法工作的加强。
2．行为人误解法律系出于过失或者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国刑法规定为过失犯罪，则构成过失犯罪，否则减免刑罚。这就是说，行为人由于主观上的过失而不知法律符合我国过失犯罪的犯罪构成的，则行为人应对自己的过失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果没有相符的过失犯罪规定，则因其主观恶性较小，参照故意犯罪应减轻处罚。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篇10
关键词：历史学；科学；体系；规律；验证
“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已争论了多年。各种观点被不同的人所接受，但也存有不同的争论和质疑。首先，历史学是需要艺术的，尤其在历史学撰述和历史学教育上。不仅是历史学，可以说所有的学问，都需要艺术，都有艺术的影子。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渗透的。但历史学不是艺术，这一点不作赘述，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这实质上是关于科学的定义问题。然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关于“科学”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对科学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科学”所包含的三种特质却是被大众所接受的，即：科学是专门的知识体系；科学是研究事物的规律性的学问；科学能被验证。接下来，我们试着围绕这三种特质，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质进行论述。
一、历史学是专门的知识体系
历史学在成为一门学科之后就已经有了自身的专门的知识体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事物的规律性的学问
有人认为历史学不象自然科学、甚至某些社会科学――如经济学――那样能够得出明显的规律，有甚者认为不存在什么历史规律或者历史学的规律。我们知道，“研究事物的规律性的学问”必然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东西；科学研究必须是旨在探讨对象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科学研究的完成必须以揭示出事物的规律为前提，然后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即内在联系）去说明事物的原貌。
结合历史学来看，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确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且这个客体还分成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作为历史原型客体的延伸体的现实社会，接着是作为历史遗存客体的实物和文字史料，最后是隐藏在前二者后面的历史原型客体；历史研究的目的何在？无非是借鉴过去、服务现在、启迪未来，其终极目的并非为研究而研究，而在于“古为今用”，所以对于历史的研究，无论其巨或微，都要求研究者试图去发现对现实或未来（未来的现实）有用的东西。这些有用的东西便是规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无论其巨或微。这样的一个研究目的也便是历史学家的工作重心；对于历史研究的完成必须还历史的原貌这一点是易于理解的。
由此可知，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事物的规律性的学问。但又有人认为，历史学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是截然不同的，或者说历史学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因此便认为历史学规律是不存在的。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学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前者较为抽象，后者较为具体，比较数字化、比较精确；但不能由此出发否认历史学的规律性。二者出现不同是因为规律的差别性，不能因为有差别就否认其共性。
三、历史学能被验证
有人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进行了一番比较：历史不能重演，而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实验重复进行，因此得出结论“历史学不能被验证”。相比较而言，如果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的话，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真正的重演。不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吗？同样的，后面的实验与前面的实验并非同一次的实验。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实验在这一程度上说是不可能重复的。
有人认为，即便承认“历史能重演”，历史学研究也还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自然科学研究能比较轻松和清晰地得到验证，而史学研究很难办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来说，历史事件的经过时间跨度本身便是非常大的，所以其验证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或者是需要对跨度非常大的时间进行分析研究的。
还有人认为：历史学研究受人的主观意识或客观条件的影响太大，以至于各种各样的解释层出不穷，有的正确，有的片面，有的是错误的，所以历史学是不科学的。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认为，科学研究的主体既然是人，那么就必然受人的主观意识和人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制约，且不分是何种科学，也不能因为程度的不同而否认其科学属性。而且，科学是发展的，科学无止境，并没有终极的真理存在。历史科学亦在其中。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历史学解释存在，是因为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有所不同，或对或错，或是有程度上的区别。自然科学也不例外，牛顿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提出相对论，牛顿的物理学体系到现在也被证明是有局限性的，而“燃素说”则早以被证明是伪科学。
综上所述，历史学（这里的“历史学”指的脱离某一学者或学派的历史学体系而抽象出来的历史学概念）是一门研究社会历史并揭示其规律的社会科学。
四、历史科学与唯物史观
然而，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到此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开始的。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正式创立。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的物质活动，尤其是生产实践活动这一历史运动的终极与起因出发，发现人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必然结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物质关系，这就是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一定的上层建筑。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进行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种矛盾运动的规律。由此，唯物史观向人们揭示出了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通过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指引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