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概述篇1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事实上，法官在司法立场的选择上更有话语权，比学者空泛地谈论不同司法立场的利弊更有意义。学者们为法官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设定了限度，而这对法官而言几乎是天方夜谭，法官有自己的理性选择，学者们刻意安排的应然的司法立场可能是徒劳的。在基于“清官”形象、“政绩”以及政治责任的压力下，法官比学者更加关注自己的司法立场，法官有更加复杂的立场与策略选择，绝非学者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二、仅凭“司法权”不足以自行
在西方语境之下，司法能动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司法独立。当前
在“陇县经验”背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司法立场选择的另一个视角。从陇县政府网站上获悉：陇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地处陕西西部边陲，面积2418平方公里，辖10镇5乡1个管委会，158个行政村，1000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5.03万，其中农业人口22.27万。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贫困县，司法权力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法院肯定是在县城内，人们更加熟悉的是乡政府和村委会(巧合的是，被学界热议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就是在这个县城拍摄的，从这个层面上也可以推测或者假设当地老百姓对于司法的陌生与疏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将陇县界定为乡村社会。乡村社会人际关系是密切的，人们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相比城市，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农村社会里就是一笔财富。在城市人们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可以通过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地点的变化回避破裂的人际关系，农村却不能随便迁出自己的村庄。在农村人们的生产生活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助，如果关系破坏，对于当事人和社会都是损失。在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上，司法权具有独立性、被动性，法官坚持“不告不理”，法官对于到法院诉讼的案件依法做出裁判，基本已经完成了法官的使命。对于当事人双方未来的关系。通常不在法官考虑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持克制立场的法官在城市社会有用武之地，在农村社会将困难重重。
在农村社会，一个或者几个姓氏的人们经常生活在一个村落，通常，他们或远或近地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城市社会的陌生人关系。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就可能演变成子孙未来的仇恨，世代延续，成为农村社会矛盾冲突的隐患。法官消极地做出裁判，可能将矛盾推向了社会和未来。在农村社会，法官的思维不是现代的法治思维，而是治理思维，法官要认识到“百姓事情无小事”，努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做到“为官一方，保一方平安”。在农村社会办案，法官要力争做到“扩大办案效果，处理一案，教育一片”。司法权在进入农村社会时，需要将人们“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司法的主要标准。我认为这就是“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诞生在接近农村社会的陕西陇县，而没有出现在城市社会的陕西西安的社会原因。
在司法权变被动为主动进入农村社会的“纠纷市场”后，司法权也不能独立地完成裁判任务。通常，农村社会的纠纷并不复杂，但由于牵扯到亲情伦理、村规民约以及地方风俗等因素，司法权必须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才能“案结事了”。司法权进入农村社会，需要借助基层组织以及权威人士的力量，向村干部或者长者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并征求他们的建议，运用地方性知识妥善地处理案件，想方设法“将矛盾消灭在基层”。
因此，这就再次验证法官的司法立场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定论。在城市社会，由于陌生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们之间再次合作的概率较低，法官坚持克制主义的立场，依据法律“能判则判”，是一种低投入高收益的举措；在农村社会，为了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未来的互助合作，法官需要坚持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送法下乡”，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借助各种力量“能调则调”，努力抑制纠纷的负面影响。但，司法能动与克制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或者说概率问题。绝不是在城市社会就司法克制，在农村社会就是司法能动。毕竟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本身的区分就是一个程度或者概率问题，中间地带是在所难免的。
三、道德文化前见的无形渗透
法官作为“官”的特性以及转型时期司法体制和目标追求，决定了
下面我们通过2009年秋天发生的“劫持人质救母案”，论证这三个文化基因对法官司法立场选择的影响。
材料二：2009年4月21日上午lo时许，张方述为了筹钱给因突发性脑溢血病危住院的母亲治病，准备了水果刀、纸牌等作案工具，与弟弟张方均一起到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古庙附近，由张方述持刀劫持途经该处的妇女邝某作为人质，张方均则在一旁展示写有“我只求有关部门能够贷款给我18000元”等字样的纸牌，要求贷款18000元救治母亲。公安人员经过劝解后设法将张方均带离，并说服他配合公安人员到现场劝说张方述释放人质。当天上午11时30分，因劝说无效，公安人员强行将人质解救，并当场抓获张方述，人质邝某没有受伤。
2009年9月27日，“重庆兄弟劫人救母”案宣判，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哥哥张方述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同样罪名判处弟弟张方均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1q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氏兄弟的行为无疑已经构成了绑架罪。而且无论从单一行为说(控制人质并限制其自由的行为就成立绑架罪既遂)，还是从复合行为说(控制人质和勒索财物后才成立既遂)，张氏兄弟的行为都已经是绑架罪的既遂。从判决来看，张氏兄弟获得的刑罚并不重。这样的判决得益于刑法修正案(七)，其增加了“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氏兄弟是幸运的，如果他们的绑架行为发生在修正案(七)颁布前，绑架罪的起刑点就是十年有期徒刑。刑法修正案增加了“情节较轻”这个关键词，赋予了法官更多的解释与发挥的空间。法律没有规定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范围，估计是留给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的解释空间。笔者以为法律规定的“情节”很容易被放大，将过多的“故事情节”囊括在内。案件发生后，叙述一个美妙的情节，将会撼动法官对法律的执着，而受道德的左右。
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出人意料，光天化日之下，在公众场所绑架人质的犯罪嫌疑人最后获得较轻的惩罚，最重要的是，张氏兄弟二人不但没有受到大众对其犯罪的痛斥，反而得到了大众的怜悯，人们纷纷捐款，其母亲获得了救助。该案件中的被害人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不管司法机关是否承认，该案件最后的裁判是深受道德以及大众主流话语的影响。孝文化传统是代代承继的“集体记忆”，它不会轻易通过政权更替甚至政权性质的改变而改变。孝顺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张氏兄弟恰好利用了这样一个优势，影响了大众对其犯罪行为的判断，大众的一片同情之声，也激起了法官强烈的同情。犯罪嫌疑人立刻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代表，本来近年来弱势群体就是一个敏感的词汇，网络上对于弱势群体的讨论与关注此起彼伏。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平息事态的负面发展，法官必须回应大众的声音，做出令大众满意的判决，并对犯罪嫌疑人说服教育，细致照顾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这一些举动在一般的案件中是无法看到的。在该案件的裁判中，法官认识到了道德一^民—秩序的连锁反应。法官选择了一个表面克制实际能动的司法立场，成功地扮演了“人民法官”的角色。
四、结语
大学生村官概述篇2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老子.章一
一、引子：韦伯与秋菊
韦伯在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基于他对法律将不断形式理性化的推论，曾担心未来的司法会象一台自动售货机，你把写好的状子和诉讼费放进去，就会自动送出判决。[1]韦伯的想象力显然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限制。首先，他的想象力只能是自动售货机，而如今在windows2000已预告上市的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自动售货机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其次，然而更重要的是，韦伯的自动售货式司法的想象。在这里，韦伯要么是下意识地他放弃了他在其他时候一直坚持的文化相对主义，而自觉不自觉的受到当时德国高度概念化、形式理性化的法哲学和法学追求以及德国的国家职权主义司法模式（特别是在刑法上）的影响，[2]确信进入司法机器的所有法律纠纷的事实将“天然”是整齐、明晰、完整的，可以用一套干净、利落、精确的法律语言做出描述，用一套法律核心概念（关键词）组织成一个系统，因此所有的诉状都会符合“自动售货机”要求的格式，完整陈述了可以由该机器识别处理的案由和诉因、事实、可适用的法律以及救济。要么就是，韦伯认为，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将最终席卷全世界，湮灭任何个人感受和社会文化的差别，因此任何案件在进入司法之前，无需律师或检察官或其他法律人的干预，就已经格式化了。否则，韦伯就不可能有这种担心。
为了说明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再一次以秋菊为例。[3]想一想，如果是秋菊来打官司，秋菊会提出什么样的案由？她会诉诸什么样的规则？会提出什么样的救济？这一切是否符合司法自动售货机的要求？韦伯所设想的自动售货机式的司法又会如何应对？
也许这个司法机器可以理解秋菊的案由-村长打了秋菊的丈夫，要求给予法律的救济；但是它肯定无法辨识秋菊所诉诸的明显具有地方性的规则-“不能往那个地方踢”，也不能理解秋菊所要求的那种救济-“给个说法”。在秋菊打官司的问题上，现代司法运作的规则是，打人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但是只有当行为有比较严重后果的法律才会对之采取行动；因此，司法不会接受的秋菊对人体各部位重要性的判断和区分，不会接受秋菊或她所在社区赋予“那个地方”的特定的文化含义。因此，对于村长打人，司法也不可能给秋菊所要的说法，而只能给她以困惑：要么是法律不管；要么是把村长给抓了。因此，只要还有秋菊这样的要讨“说法”的“法盲”存在，韦伯关于司法理性化之结果的预言就无法实现。
但是，秋菊的存在并没有证明韦伯错了。事实上，秋菊的存在，从另一个方面，恰恰证明了韦伯并不是忧天的杞人。越来越多的研究确实表明：现代的司法（即使是中国的目前的也许还不那么现代化的司法）确实已经如同一台预先设定了程序的机器。它就像是一台奔腾iii型计算机，尽管其运算速度很快，应用领域很广，但它还是只能处理那些符合其预定程序、满足其要求的文件，用如今人们熟悉的话来说，必须是一种格式化了的文件。司法的程序化运作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格式化了的世界。或如冯象君指出的，现代法治通过自身的叙事不断创造像秋菊这样的“反叙事”来确认自己的合法性。[4]
确实，秋菊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秋菊的经验就一定是虚构的。其实有类似经历者大有人在。我在上一章就曾提到一位农村妇女，儿子要钱多次打她，她向当地人民法庭提出“断绝母子关系”的诉讼请求。[5]但是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诉因，同时这位妇女又不希望控诉其儿子虐待罪-把儿子送进监狱，因此，遵纪守法的法官只能一方面在法律上拒绝她的诉讼请求，另一方面“超越法律”，扮演起社会中律师的角色，建议她同已离家出走不知去向20多年的丈夫离婚，另找一个老伴，防止其儿子的骚扰。这种法律机器对这种诉讼请求的“不能识别”和拒绝，不正反映了司法机器的运作要求案件有一种可以识别处理的特定格式吗？
也许，这两个例子多少都有点悲剧的色彩，似乎都要有意出“法律”的洋相，因此很容易被人扣以“反法治”的倾向。面对这样的质疑，不能不令人想起霍姆斯概括的中世纪浪漫骑士：你仅仅承认他的情人很棒还远远不够，你还必须承认她是最棒的，否则，你就得接受决斗。[6]这种态度，如果不是为了推进法律人的集团利益，那么至少也是盲目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法治乐观主义话语，不太情愿正视社会生活包括法律本身必然会存在某种局限性，以及由此而必然会有的法治的难堪。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如果真正意识到法律的局限，完全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完善中国当代的法治事业，而未必一定要在人治或法治的乌托邦极端之间做出选择。
本文将基于这种心态来分析一个不那么刺激人的司法案件处理。我力求在全文中展示中国基层法官如何纠缠于格式化的司法与非格式化的现实之间。以个案分析为基础，我将集中讨论两个有联系但关系并不紧密的司法中的“事实争议”问题。在微观层面，我将在第三和第四节分析中国基层法院中的“定性”问题，试图展示，中国基层法院法官如何依据司法的格式来处理非格式化的社会现实，处理那些无法用现代法律概念涵盖的“事实”。在宏观方面，我将从经济生产方式入手分析这种社会生活的非格式化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令格式化的司法难以回答。
二、耕牛的纠纷与法律的纠纷
首先，还是让我们看一个纠纷的始末；但是，请记住，由于历史是永远不可能再现的，任何描述因此都只能提供一个大致情况。
1984年，村民甲因资金不足，向自家亲戚、本村另一组[7]村民乙借了300元人民币，加上自己的资金300元（但没有证据）购买了一头耕牛。1987年，村民乙因同他人伙养的耕牛死亡，没有耕牛使用，向原告提出要求共用耕牛。村民甲称当时双方口头协商：村民甲无需偿还借款，所借的300元作为村民乙的“搭伙”费，村民甲将保证村民乙每年都有牛使用；耕牛所有权则归村民甲（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村民乙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养不活牛，养一条，死一条，所以让村民甲养”）。村民乙则称，双方合伙时，曾将耕牛折价为600元（有证人，但是证人是村民乙的亲戚，并与村民甲曾有过经济上的纠纷；证人也仅仅证明双方谈到过耕牛折价，至于其他细节则表示不了解）。据村民甲又称，次年倒卖这条耕牛时，其售价为1100元人民币。
此后的近9年里，双方均承认，村民甲一直保证了村民乙有牛使用，村民乙没有在耕牛身上有任何形式的新投入；但两人在耕牛使用的时间安排上也曾多次发生过一些小的磨擦。此外村民乙称，自己有两年因土地已承包他人而未使用耕牛（村民甲对此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在此9年间，村民甲曾先后独自三次倒换耕牛（据村民甲称，倒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耕牛“好使”，否则10多年下来，原先的牛会老得没法使了）。对这些倒卖，被告均事后知情，从未提出任何异议。1995年6月，村民甲购买的母水牛生了一小牛，喂养了近一年之后，卖给他人，获人民币1000元；同样，村民甲事先没有告诉被告，事后也未分钱给被告（这是一个事实描述，并不隐含村民甲有义务告知或分钱给村民乙）。一个月后，村民乙到村民甲家中称要耕地，把牛牵走。数日后，村民甲得知村民乙已经把耕牛卖给他人，获款1400元。
村民甲因此到驻该乡的人民法庭提起诉讼，称自己对耕牛享有所有权，村民乙只有耕牛使用权，这个案件是一个耕牛“搭伙”，要求返还耕牛并赔偿经济损失。村民乙则称自己1987年的口头协议是一种“合伙”，要求分割财产。
经法官调查取证，初审法官认定，此案“实属耕牛合伙喂养关系”。原议定出资应均等分割。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应予共同享有，但村民乙未尽耕牛喂养职责，应适当少分。据此判决。村民乙除获原出资额300元外，另获人民币360元。（在审结报告中，初审法官提出了这种分割的具体理由，其中最主要的是，收益1800元中，首先支付村民甲9年饲养耕牛的劳务报酬（1080元=年120元X9年），剩余720元两人平均分配，每人360元）。
村民乙对这种分配感到不满，提出上诉。中级法院裁定认为此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撤销初审判决，发回重审。中级法院致函初审法院提出两点有关事实的意见：1，“村民乙出资获得的是耕牛使用权还是共同共有关系”？2，出资时，是否对该耕牛做了价格评估，当时的市场价格应为多少？
初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在双方均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情况下，重审法官认定，耕牛为“共同共有”财产。原议定出资平均分割，共有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应合理享有，但村民乙在财产共有期间未尽耕牛喂养职责，应适当少分。据此，村民乙除获出资额300元外，分得650元。（重审法官未在审结报告中陈述这种分割的具体理由）。村民甲对此判决表示不服，但是可能是出于收益成本的原因（值当吗？为最多再多分200-300块钱，花上100多元的上诉费以及相应的焦躁、不安甚至可能是愤怒？）没有上诉。
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尽管此案有众多的事实没有证据，并很难证明，但是这些事实实际上并不影响纠纷的解决（比方说，当初究竟是合伙还是搭伙，是共同共有关系还是获得使用权），尽管有可能但并不必定会影响利益分配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仅仅就解决纠纷而言，这个案件其实并没有什么“事实不清”的问题。对解决纠纷的最关键的两点事实是双方当事人都公认的，（1）在起始合作时，双方都对耕牛有重大的投入；2）村民甲9年来饲养了耕牛，而村民乙没有任何投入。因此，任何一个公道的普通人，而不是试图发现耕牛或原被告关系的法律“本质”的法学家，都会依据常识或直觉或“正义”或“情理”认为，双方的起始投人应予以尊重，然后财产的分割应当多分给村民甲；或者干脆就一条：村民甲应适当多分。事实上，无论是初审法官还是重审合议庭，在他们的判决书中都重复了这两点，并都把着重点放在第二点。因此，在我看来，无论是初审还是重审，这实际是指导法官做出判决的真正基础或始终不变的前提。在村民甲应当多分的前提下，至于财产具体如何分割，只是一个裁量性的实践理性判断（在重审中，这其中还包括了对村民乙之请求的某种妥协，给上级法院留个面子等）；因为，具体的分割既非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无法从法律中或法律概念的定义中推导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这两个判决的财产分割，也许我会说我“觉得”前一个判决可能更公道一点，但是，我无法论证说重审判决的财产分割一定错了-除非我是德沃金的“正确答案”[8]的信徒。
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案件的判断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法律分析，甚至有没有与普通的实践理性不同的法律推理，也确实令人怀疑。[9]此案的判断与法学院教授的那种法律知识无关，而与常识有关。无论你把此案如何分析的天花乱坠，头头是道，无论你引证霍姆斯还是罗尔斯，丹宁还是耶宁（林），似乎结果都必须如此才公平；而司法（justice）不就是要公平地解决问题吗？！然而，此案的历史又确实展示了一场与事实争议-耕牛的财产性质或原被告双方的关系的本质-有关的战斗。为什么？
三、中国司法中的事实争议
习惯了中国法学理论的人，一般都认为，这个案件涉及的是一个“事实争议”，即原被告双方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而且，中级法院也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初审法官的判决。但是，此案的司法争议其实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事实争议”。传统的所谓司法上的事实争议，通常是如何通过各种最多也是第二手报道的事实来重构过去发生的案件始末或真相的问题。[10]而在此案中，案件始末并没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说有些不清楚的事实对于法官并不非常重要，因此是可以（并且事实上也被）省略了。对于法官来说，不清楚的是一个现代法律教科书或某些法律学者才关心的问题-原被告之间在耕牛上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或者说这个耕牛的财产属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事实争议，似乎其答案在案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只等我们去发现；其实不然。这个争议其实是构建出来的，对这个争议的答案也是构建起来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这个争议及答案都与如何解决本案无关，与利益如何分配甚至分配结果是否公正都无关（见前一节的分析），而仅仅与司法要求的那种合法性有关，与司法概念术语的统一性有关。换言之，与司法的格式化有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是必须“凝视”初审和重审判决。
首先是“搭伙”的概念。这并非《民法通则》上认可的一个概念，但这并不是说审理本案的法官自己完全不了解这个民间概念的意思。在此案中，考虑到其语境，它大致是[11]指村民乙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至少是不享有与村民甲同等的权利。如果仅仅从出资（推定双方出资相同）来看，似乎这对村民乙不很公平。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我们就会感到，对原被告之间在耕牛上的关系作这一界定，并不一定是不合理的。理由首先是，耕牛本来已经为村民甲所有、村民乙后来加入这一事实，以及加入时双方对耕牛饲养的安排。即使村民乙当初期望的是合伙，我们也无法想象村民甲会接受这样一种对自己显然没有任何好处而只对村民乙有利的产权安排（放弃一半产权，并且无偿养牛）。其次，村民甲自己曾多次独自倒卖耕牛，村民乙对此知情而从未提出过异议；这表明双方都认为村民甲有权独自对耕牛做出处置。第三，根据我们对初审法官访谈得知，当地的习惯是：搭伙，如果牛死了，损失将由耕牛拥有者承担，搭伙者不承担风险，所有者还是要归还搭伙费用；而合伙，则双方都要承担耕牛意外死亡的风险。并且，被告在庭审中也说过，自己之所以不想养牛，就是因为自己手气不好，养不得牛（他先前几次和他人合伙养牛，牛都死了）。因此，以300元的价格就可以获得长期的耕牛使用权，没有什么风险。这样一种产权安排，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得理由不予接受。第四，我们必须从这一事件发生时村民乙可能有的眼光和预期来看这种产权安排，而不是接受他此刻的重新解释。在经历了9年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更多发展、获利的机会更多了，特别是目睹村民甲出售小牛获利，村民乙完全可能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
但是，在初审中，法官几乎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搭伙”的说法。下面是摘自开庭前询问笔录的初审法官与村民甲的一段对话：
法官问：1987年[你同村民乙]搭伙时，你所喂养的耕牛实际值多少钱？
村民甲：值1000块钱。
法：你有什么根据？
甲：凭当时的市场价格。
法：有谁能证明你的牛当时可以值1000块钱？
甲：XX村的XXX.
法：他能把你87年的耕牛折出价格？……87年，你们搭伙时，[村民乙]出了300块钱，你们当时经人折价没有？
甲：没折。当时就是[村民乙]夫妇和我在场。
法：[村民乙]入伙时，你们又没折价，你现在说你的牛值1000元，有何根据？……你们现在发生纠纷，你提不出价值1000块钱的证据，你打算怎么处理？
甲：由你们解决。
法：你提不出你的牛值1000块钱的证据，我们就只能按600元的价格处理，因为当时你们没有折价，你也提不出任何证据。从客观上讲，合伙出的钱，应当是均等的。如果有异议，你必须在两天内提出证据；逾期不提出证据，本院将依法判决（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法官从“搭伙”的概念开始，转到“入伙”，最后以确立“合伙”的合法性结束。为什么？表面看来，主要原因是举证问题，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细看一下，法官在这里推出的仅仅是“均等出钱”；但是，即使法律上规定了“合伙”出钱应当均等，也并不等于凡是均等出了钱的就一定是合伙。如前面的分析所显示的，这里的合伙可以说只对村民乙有利，而搭伙对双方都可能有利。因此，即使均等出钱，法官也并非不可以认定此案为“搭伙”。麻烦在于，“搭伙”这个概念无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概念联系起来。民法通则上只有“合伙”的概念，[12]没有“搭伙”的概念。在强调当代中国强调依法办事的法治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在与之相伴的由上诉法院监督文字执行的司法系统中，法官很难说“搭伙”在制定法上是个什么东西，他无法在制定法上找到恰当的处理根据。法官要使得自己此后的一系列决定都具有合法性，他首先就必须依据这套制定法概念系统来处理这个案件，用这一套制定法的概念来衡量面前的事实。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将“搭伙”的概念清除出去。换言之，废弃“搭伙”并不因为原被告双方的关系不是“搭伙”，而是因为搭伙概念在格式上与有合法性的现行民法理论和实践不像称，在司法所面对的事实与民法的关键词之间，法官无法建立一种无可质疑的稳定的联系。在这里，一套有合法性的法律概念排斥了另一套不具有这种合法性的概念。初审法官选择“合伙”的概念还有其他一些便利。因为任何一个概念，不但具有排除一些事实的能力，而且具有组构其他事实的能力。当选择了“合伙”时，法官不仅可以合法地省略84年借钱、87年合伙时是否折价以及88年出售耕牛之价格如何这样一些由诉讼双方各自提出的、可能相互矛盾的、很难证明的“事实”-这些“事实”在合伙概念指导下都变得不重要了；而且还可以把另外一些事实整合进入这种话语中来。比方说，村民乙未喂养耕牛的事实。从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推出判决书中出现的村民乙“未尽喂养耕牛的职责”的结论，因为当初双方也许都没有想过要村民乙喂养耕牛，村民乙的希望也许只是每年有耕牛使用，并尽可能减少（他自已认为的）自己养牛的晦气。因此，这个职责是从来就不曾存在的。然而，一旦法官采纳了合伙的概念，就把这个可能毫不相关的事实名正言顺地整编为自己的部下，并为下一步的判决（多分少分）的合理性做了准备。重审的情况也是如此。上诉审法官并没有认为这个案件的处理有什么实质性不合理。但是，他/她们从其职责分工（更侧重法律审）以及知识上的比较优势（对法律条文和法律关键词更为敏感）出发，也会比初审法官更注意法律条文的问题。他/她们发现，初审法官对此案的事实认定（定性）面临着法律条文上的危险。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以及“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着重号均为引者所加）。[13]而此案并不具备这样一些“合伙”所必备的事实。因此，无论初审法官的对此案的利益分配多么合情合理，这种分配都没有制定法上的根据，因此，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此案的事实认定发生了“错误”。但是，这里的错误并不是案件处理结果不当或不公正，也不是案情不清楚，而在于初审法官认定的事实“合伙”不符合制定法的“合伙”的定义和特征。在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内，这种差错完全可能颠覆这个判决的合法性。因此，必须在实体法的基础上重建此案判决的合法性，上诉审法院和重审法官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要达到这一点，法官就必须彻底回避对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长达近10年的关系的性质（无论是合伙还是搭伙）做界定，必须尽可能地削减概念的经验性特点，以便将不齐整的现实纳入法定概念之中。上诉审法院和重审庭再次回到《民法通则》上来，发现了《民法通则》第78条的第1和第2款，“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有了这两条，重审法官就可以仅仅处理耕牛的财产价值和双方的出资金额这一事实，通过财产的定义来规避这一财产在现实世界所经历的那些无法整齐地进入民法通则或其他相关条文的细节。这不仅完全回避了此案中的当事人提出的民间概念“搭伙”，回避了模糊的“经营”耕牛的事实，同时也完全可以避免讨论“合伙”的法定要求。此外，尽管这种对案件的重新界定有可能对利益分割产生影响（并在此案中事实上改变了利益的分割），但并不必定如此。[14]
四、事实，还是法律
中国法官常常把在英美司法中的事实争议处理称作“定性”，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确实是更为准确的，更为精到的。在中国当代中国特别是基层的司法中，由于我将在下一节讨论的诸多因素，有许多社会行动无法简单地落入现有的法律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初审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将这些民间的不规则的行动尽量用移植过来的那些法律概念和概念系统包装起来，使它们能在这个合法的概念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家园。这一点在刑法实践中最为显著。罪行法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世界上一切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都可以为一套预先设定的概念系统所包纳，制定一个完备的刑法典，从而司法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法典中给那些该惩罚的行为找到合适的罪名。这种格式化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也延伸到民法和其他法律的司法中来了。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在处理事实争议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现有的制定法概念体系中为这些带刺的事实安排一个甚至挤出一个合适的位置。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强世功、赵晓力在研究中发现的中国法官“剪裁事实”的现象。[15]
由此可见，所谓的法律事实确实不是天生的。吉尔兹曾经指出，“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16]这话是不错的。但是，仔细考察吉尔兹所列举的构建法律事实的那些因素时，就发现，他的法律事实社会构建的论述还是受到了他的地方性想象力的限制。他所列举的主要是一些程序性法律因素，他的判断显然带有浓重的他所身处的美国司法制度的影子。
大学生村官概述篇3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综述
从1995年江苏省丰县的“雏鹰工程”人才培训计划实施以来，“大学生”村官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的过程。因为大学生群体在政治觉悟、知识结构、年龄精力方面优势明显，大学生“村官”也被冠以解决“三农”问题的生力军称号，对优化基层党组织或群众自治组织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大学生“村官”实践问题的凸显，学术界对大学生“村官”的研究也逐步由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践探索。梳理整个研究过程，对大学生“村官”角色的研究主要包括：角色定义、角色意义、角色失调和角色重塑四个方面。
一、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义
大学生“村官”通常指近年来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组织考试筛选的、赴农村任职的全日制专科以上应届或往届高校毕业生，他们一般担任村委会（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社区）主任助理或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在大学生“村官”的角色研究上，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将大学生“村官”定义为一个角色集，是大学生与村官的集合。大学生“村官”作为大学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懂的东西多，学习能力强，思想观念先进，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作为村官，大学生“村官”是国家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新思想新理念的转变者、基层情况的调研员、村民致富的带头人和乡村发展的规划者。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村官都是一种应然性的角色。
二、大学生“村官”角色的意义
在角色意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将大学生“村官”的实践意义划分为主体性意义和客体性意义。主体性意义即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对其自身的意义，客体性意义即大学生“村官”对所在地方和社会的影响。目前，学者们对大学生“村官”角色意义的研究主要从政策要求、实践成果及希望达到的效果三方面进行。
（一）主体性意义
对于主体性意义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根据时间段将大学生“村官”化分为“大学生――大学生“村官”――后大学生“村官”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大学生选择做大学生“村官”阶段上。很多学者认为，在当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村官”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新渠道，可以有效缓解大学生在城市的就业矛盾与压力。在第二阶段，即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阶段，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自我价值的实现。程毅、刘军等在关于大学生“村官”角色方面的研究认为，对于大学生“村官”本身而言，大学生“村官”身处农村改革发展的前线，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更能体现出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症结所在，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为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在后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意义研究方面，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就是大学生“村官”出路的问题。2009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大学生“村官”的前途和“出口机制”应该多元化的，主要包括：在就任地担任村干部，参加公务员考试、自主创业、另行择业、继续学习深造等。此后，杨雪英等学者围绕《意见》做了实践性的讨论，杨在讨论时指出，短暂的大学生“村官”任期虽然能够为其在后期谋职中提供一些有益资源，然而，这五种选择对大学生“村官”而言依然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二）客体性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大学生“村官”客体性角色意义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其工作的内容及性质来探讨的。目前，大部分学者同意将大学生“村官”定义为在农村基层的科技服务者、带领农民致富的创业者、新思维传播者、农村基层建设者等角色。例如，熊春林、符少辉、李燕凌在论述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科技服务中的作用时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民科学素养普遍较低，思想观念总体比较落后，接受和运用新的科学技术的能力低，这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建设步伐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大学生“村官”运用先进的科技在农村创业，做给农民看，能够启迪农民树立科技致富的思想；领着农民干，能够帮助农民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带着农民赚，能够带领农民共同致富和促进农村繁荣发展。事实上，熊春林及其成员描述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与现实的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目前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这种差异，但往往只是轻描淡写。此外，相似的研究并不在少数，例如练月琴、晏维龙在分析大学生“村官”的意义时认为：知识型的大学生“村官”给新农村建设带去了新的思维、新的发展观念。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招商引资、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方面起到了积极甚至关键的作用。殷殷在研究大学生“村官”对基层组织的意义时指出，大学生“村官”具有在基层组织建设里具有四方面的作用：（1）优化了农村干部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2）提高了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经济的能力；（3）推进了基层民主建设，增强了党的执政基础；（4）储备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另外，一些学者在研究大学生“村官”角色意义时从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类型做了区分性的探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许芸、张浩两位博士在研究大学生“村官”意义时将大学生“村官”分为：使能者、中介者、维权者、服务提供者、教育者。通过上述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对于大学生“村官”角色意义的研究，往往是树立一种理想的状态。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是一种定制性或宏观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错误。
三、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失调问题
所谓“角色失范”，并不意味着大学生“村官”这一角色扮演的彻底失败，而是从多方面阐述大学生“村官”实际角色扮演与期待角色扮演失调的问题。在“角色失范”的研究上，描述现状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现状的探究来思考背后其角色扮演失调的原因。目前，学术界普遍将导致大学生“村官”角色失调的原因归类为：客观因素、制度因素及主观性因素三方面。
（一）客观性及制度性因素
在对导致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失范的客观性因素进行操作化时，很多学者从大学生“村官”的周围环境、制度、上下级关系等方面做了分析，综合看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钻制度漏洞，挂名不干事；工作不合理；被上级政府借调使用等现象。
吴亚军在探索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实践与理论上的差距时，从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目的与现实差距做了分析。吴认为在大部分地区，大学生到村任职并未获得有效的权力，很多扮演着村干部或镇一级干部的秘书，严重制约着其对新农村建设应发挥的能力。赵永进通过从职业化角色阐述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扮演，认为大学生“村官”担任书记或者主任助理，是一个不明确的角色。大学生“村官”在实践中其实浪费了很多人才，在工作中，形成大学生“村官”自身不知道工作什么，村干部和政府不知道安排什么，形成自由派，村官工作与预期的差距较大。樊伟娜在研究大学生“村官”实施制度层面时也认为大学生“村官”担任“书记助理”或者“主任助理”是一种尴尬角色。综合上述三位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学者们在研究客观及制度性因素时，大部分是从制度、村干部及上一级主管人员做分析，而忽略了农村中最重要的群体――农民。村民对大学生“村官”的角色认可应作为大学生“村官”角色研究客观因素的重要部分。
（二）主观性因素
相比对客观性和制度层面的研究，学者们更倾向于对大学生“村官”主观层面的研究。程逊在研究大学生“村官”时认为很多大学毕业生从开始选择做大学生”村官的动机就与政策相违背。程认为，大部分大学生“村官”之所以选择做大学生“村官”只是把它作为考研、考公务员加分的跳板，很少有人真心想在农村工作与发展。这就导致很少有大学生“村官”能在农村踏踏实实干出好成绩。安勇在研究大学生“村官”与新农村建设时指出，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存在着多个误区：（1）把参加新农村建设当作进入大城市的“跳板”；（2）在新农村建设中急于求成；（3）认为参加新农村建设是“大材小用”；（4）在新农村建设中畏难怕苦，在新农村建设中轻视农民和农村干部。姚东瑞则认为，大学生“村官”之所以难以在农村发挥才能，自身的主要原因在于过长的生活在城市，缺乏农村实际工作经验。
刘赛在研究大学生“村官”时引入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刘赛认为大学生“村官”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1）期望过大，盲目乐观，产生失落心理；（2）工作不适和无用感产生自闭心理；（3）孤独无助的寂寞心理；（4）急功近利心理；（5）无归属感的迷茫困惑和忧虑心理。
带领老百姓创业是大学生“村官”在基层比较热衷的工作，也因此成为学者们研究大学生“村官”主观能力的主要方向。吉蕾蕾、吴国清在总结大学生“村官”任职期间创业困难时认为：目前大学生“村官”创业普遍存在着“缺动力、不想创”，“缺项目、不能创”，“缺技能、不会创”，“缺经验、不敢创”，“缺政策、不好创”等系列问题；杨雪英通过对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实践研究指出，创业动力、创业意识等是大学生“村官”自身方面普遍缺乏的。
四、关于大学生“村官”的角色重塑
“角色重塑”研究即学者们针对“角色失范”研究结论提出相应解决办法的研究。从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在大学生“村官”角色重塑研究上，学者们针对主、客观因素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不过很多研究者的意见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可操作性较弱。
（一）针对客观性因素的重塑
针对制度及社会层面使大学生“村官”角色不清问题，部分学者提出借鉴现代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行职业村官制度。并提出了具体构建思路：（1）以职业标准建立健全大学生职业岗位制度；（2）建立大学生“村官”试用制度；（3）发展农村合作社经济，创设农村市场职业岗位；（4）对大学生“村官”进行职业教育和引导，赋予大学生“村官”职业社会意义。
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相关性的建议：（1）高等学校以及当地政府应该对大学生“村官”的职业发展规划进行科学的审定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科学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2）强化制度与政策创新；（3）完善大学生“村官”选派机制；（4）健全大学生“村官”培训体系；（5）完善大学生“村官”日常管理和考核；（6）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另外，也由部分学者鼓励培养土生土长的大学生“村官”，鼓励农村大学生回乡当村官。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有学者在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完善方面提出：首先，构建科学的选聘机制，确保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其次，建立有效的培训机制，确保大学生“村官”用得上。再次，建立科学的考评激励机制，确保大学生“村官”干得好继而，建立完善的工作保障机制，确保大学生“村官”稳得住。最后，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确保大学生“村官”出得来。
（二）针对主观性因素的重塑
在对大学生“村官”主观因素导致其角色扮演失败的原因分析时，大部分学者在肯定大学生能够投身农业建设中时，也在提醒大学生在选择时应该谨慎选择。王勇等人通过对大学生“村官”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研究时认为，大学生“村官”适宜农村社会发展需要以下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这种素质是大学村官本身所具有的；生产经营素质，这是在大学缺少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法律素质、人格素质这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优秀的大学生“村官”需要这些素质的完美结合。因此，在决定是否做大学生“村官”前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选择。此外，有学者建议，在做选择时社会各界和大学生“村官”本身应该明确自己的价值选择。
部分学者也从大学生“村官”心理建设层面提出了建议：（1）自我调适和心理定位，加快角色的适应和转换；（2）大学生“村官”应该正确认识自我，完善自我人格；（3）培养自身的心理成熟度，调节控制自己的情绪；（4）加强学习，尽快完成角色的适应和转换。也有部分学者从加强感情交流方面提出解决大学生“村官”心理层面的建议：加强情感教育可以从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岗前培训，建立定期心理沟通制度，实行结队帮扶制度，榜样激励五个方面进行。
也有部分学者阐述大了学生村官教育培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建议：（1）统筹规划，把大学生“村官”教育培训纳入到新时期我国干部教育培训战略中；（2）建立政府、高校、培训机构等通力合作机制，制定培训规划，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大学生“村官”教育培训；（3）利用多种资源，有序开展对大学生“村官”的教育培训；（4）明确培训目标，完善课程结构，采取灵多样的培训方式。
五、小结与思考
总体来讲，学界对大学生“村官”角色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角色定义、角色意义、角色失调和角色重塑。但是在查阅文献中，笔者发现对于大学生“村官”意义的研究往往会受限于政策方面的影响，其研究成果与大学生“村官”的实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失范的研究，学者们以往的研究已经够详细。然而在在具体探索中，这一范式的研究并没有地域性的区别。在客观因素方面，各地存在的差异性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都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在主观因素方面，已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村官”出现了角色扮演的现象，然而大部分学者在探讨时紧紧到此就停止了，而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在角色重塑研究上，学者们提出为大学生“村官”创建更好的平台，但是很多地方已经采用了这些平台，但是得到的成果并不是很满意，对于更加有效的方法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探讨。
大学生“村官”是在中国城乡转型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既定社会角色。从政策的推行的意义到实践取得的成就来看，大学生“村官”是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步伐。在学术界，对大学“村官”的研究主要是从一个固化的农村环境中来探讨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扮演。然而在城乡二元对立逐步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的中国农村社会里，针对大学生“村官”的研究，更应该根据每个地区及个体的特殊性来做分析，在具体探讨大学生“村官”存在的差异性问题和提出相应解决办法时应该遵循袁芳提出的：在推进研究的细化和具体化方面，学术界应勇挑重担，在研究中树立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推进研究的细化和具体化，以解决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主观化。
大学生村官概述篇4
依笔者个人的理解，“社会结构”一词只怕难以有确切的科学定义。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各民族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寻求社会总人口的各种分类。例如可以按性别分男女，按年龄分老幼。北朝时，出现了按男子年龄分丁、中、老、小四等的划分，此后的一些朝代又作了变更。但此类划分显然与今人的社会结构的概念有别。《汉书》卷24《食货志》提出“四民”的概念，说：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四民的概念在中国古代长期流行，大体上可说是职业的划分。其中的士，后世或称“士大夫”。士大夫一词出现较早，但各个时代的词义又有差别，留待后面详述。在传世的《唐律疏议》中，则对唐朝的社会总人口规定了身份差别，其中主要有两类，一是“良贱”之别，良是指良人，即平民，贱则有部曲和奴婢两等。二是“官”和“庶人”之别，[㈠]但官员拥有的各种特权，在《唐律疏议》中也并未作全面而完整的规定。[㈡]
近代西方思潮冲击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将社会总人口划分为阶级。众所周知，阶级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首创。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又有其鲜明的特色，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阶级，既有政治上的统治和被统治，又有经济上的剥削和被剥削，他们虽然广泛地使用阶级一词，却又从未对阶级一词下过定义。应当承认，将社会总人口划分为阶级，是人类对自身社会认识的一次飞跃。阶级区分不能说是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包举无遗，却是抓住了人类文明社会结构的根本和核心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以及阶级压迫和剥削是生产不发达的产物，只要生产发展没有达到相当的水平，阶级是不可能用各种人为的、行政的手段加以消灭的，而只能改换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方式。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则是从经济范畴对阶级下了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应当说是一种粗线条的、大致的，而又是纯经济的，主要着眼于对生产资料是否占有或占有的多少和主次，以及由此产生的在劳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本身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体，而经济是基础，社会总人口的阶级区分首先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列宁这种纯经济的定义，却又难以对各民族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阶级区分，作出完备的概括。
例如利用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即使并没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照样也可巧取豪夺，支配和享受超额的社会财富，这当然是一种剥削行为，不能不纳入社会的剥削阶级的范畴，却无法用列宁上述的定义加以归纳。如果要较为科学地考察中国古代历朝的阶级结构，除了经济因素外，是不可能完全置政治因素于不顾的。至于文化因素，依笔者个人之见，只怕难以作为区分阶级的依据。
但是，社会既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如果将社会结构单纯地理解为阶级结构，无疑是不妥当的，社会结构应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例如在中国古代，宗族组织和制度就应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阶级结构固然密切相关，却完全不能混为一谈。又如宋朝城市的厢和坊，乡村的乡和里，管或耆，以及后来的保甲，固然是基层的地区或行政单位，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可说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大致是古代乡党聚落组织的延续。宗族组织是血缘性的，而乡党组织是地缘性的，两者都是家庭之上的社会基层细胞。又如社会总人口的文化教育层次，也应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的说来，社会结构的概念及其涵盖范围，不是笔者所能一语道破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只能按自己的一些理解，作若干力所能及的、以偏概全的论述，以就教于读者和专家。
二、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其阶级结构基本上可以从户口分类制度和实际的阶级状况两方面综合考虑，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于笔者已经出版了《宋朝阶级结构》一书，而此处又不得不作简单的介绍。中外学者对宋朝的阶级结构作了许多研究工作，依笔者个人之见，是否有两点不足之处，第一，人们注重从宋朝官方拟定的户名，如主户、客户、上户、下户等探讨阶级结构，是不错的，但对官方拟定的户名与实际阶级状况的差别注意不够，有时产生混淆。第二，对宋朝官方拟定的户名缺乏综合整理，有的学者提出户等制的概念，是不错的，但户等制又显然不能囊括宋朝所有的重要户名。由于宋朝的户名是多种方面、多种角度和多种层次的，而宋代史籍中又找不到相应的名词，笔者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摸索，才决定提出户口分类制度的概念。
宋朝政府为了处置各种社会经济事务，创设了不少户名，至少其中的部分户名，是沿袭前代旧制者。各类户名，如家中只有一个成丁男子，称单丁户；家中有男子未成丁者，称未成丁户；单丁而家产物力贫乏者，称孤贫户；无夫无子的人户，称女户；军人及其家属，可称军户；僧寺和道观，可称僧、道户或寺观户；从事盐业者，称畦户、亭户、灶户、井户和铛户；产茶以至种桔、养花者，都可称园户；从事酒业者，可酒户、坊户、槽户、拍户和扑户；从事炼矾者，称镬户；从事采矿和治炼者，称坑户、冶户、矿户、炉户和炭户；烧制陶瓷者，称陶户和窑户；工匠称匠户；从事纺织、印染、刺绣等，称机户、绫户、锦户、染户和绣户；拥有船只者称船户，而从事远洋经商者称舶户；城市的商铺称市户、行户、铺户和店户；从事造纸者，称纸户；包揽代纳赋税等类称揽户；山中打石者称宕户；良人女子犯奸三人以上，贬为杂户，如此等类，其名称之多，难以悉数。
但是，就主体而言，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大致有以下四组户名所构成：
一、按人户的身份区分，则有官户与民户，形势户与平户之别。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㈢]然而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规定，依出身等差异，另有不少细则。宋时经常将官户与民户对称使用，民户当然是指官户以外的人户，如宋光宗时记载：“和籴非正赋，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㈣]形势户“谓见充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㈤]形势户以外的人户称平户，平户一词在今存的宋代文献中使用不多，如南宋时有人建议设甲头催税，“以形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㈥]总的说来，形势户包括官户和富有的吏户，其范围显然宽于官户，而与之对称的平户，其范围又窄于民户。
二、按人户居住地区分，则有乡村户和坊郭户之别，分别居住乡村和城市。
三、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
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和制度，比较典型的大致是西周王族和诸侯的封建制，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制以及明清的宗族组织与制度。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是取代门阀士族而兴起的，其实是明清宗族组织和制度的嚆矢，但在不少方面，后世的组织和制度又比宋代更加丰富而严密。
在门阀士族制的废墟上，不少宋儒呼吁和倡导按照儒家的伦理，重新建立宗族规制。如程颢、程颐和张载都强调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23]“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24]从今存的史料看来，宋代的宗族组织和制度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修族谱：宋朝赵氏皇族有《皇帝玉牒》、《宗支属籍》、《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仙源类谱》等，[25]《宋史》卷215《宗室世系表》说：“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孙可谓繁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别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录，有图，有谱，以叙其系，而第其服属之远近，列其男女昏因及官爵叙迁，而著其功罪、生死岁月，虽封国之制不可以复古，而宗法之严，恩礼之厚，亦可概见。”但玉牒之类只是官修的皇族族谱。
至于私家族谱，自从北宋中期欧阳修和苏洵倡导以后，士大夫们私修族谱的风气开始兴盛起来。程颢、程颐和张载都说：“宗子法废，后世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26]修族谱，就成为重建宗族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措施。但此类族谱往往攀附历史上的名人当祖先。如王安石著《许氏世谱》，实际上是以三国魏时的许据为始祖，却又追溯到邈远的神农氏，并历述西周到两汉的许姓名人。[27]北宋名臣文彦博的家谱说，“文氏之先，出陈公子完，以谥为氏，与翼祖（宋太祖祖父赵敬）讳同”。“其后有韶，汉末为扬州刺史。自韶以来，世乃可谱”。[28]宋人私修族谱的数量相当可观，“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以至连修族谱的倡导者之一苏洵和苏轼一族的谱牒，也“不免”有误。[29]人口流动，名门望族盛衰不常，也都影响了族谱记录的准确性。宋时民间的族谱也是多种多样，如有宗枝图、宗图等名目。[30]
二、族长和房长的设置：程颢、程颐和张载所提倡的“立宗子法”，其具体实践就是宗族之下分房，分别设族长和房长。宋朝皇族就是在宗族之下分房，如宋太祖两个儿子燕王赵德昭和秦王赵德芳，其世系表就称燕王房和秦王房，但降及后世，每房的人群也十分庞大。《夷坚丁志》卷6《陈墓杉木》载，建阳“陈族十二房”，“诸陈各有田三、二十亩”，后“数房荡析”，这显然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宗族。族长和房长主持本族和本房的某些事务，其推举方式难以一概而论，但有的宗族无疑是推举仕宦者。《名公书判清明集》从立继、财产诉讼、掌管族产、收养孤幼等角度，有若干关于族长和房长事权的记录。按宋朝法律，“户绝命继，从房族尊长之命”。如“有王圣沐者，号称族长，握继立之权”。梁居正死，“梁太行房长之事”，“主居正之丧”。有刘珵卖子刘元老，官员翁甫“牒押往族长刘万二宣教（郎）宅，听从收养”。义庄由“族长主其收支”。[31]
三、排行：唐宋时期流行排行，同辈的兄弟和姐妹分别按同一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或更远的祖先排行，无疑是须以族谱为据。在宋代史料中，排行随处可见，可惜缺乏完整的记录。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有“王七府判儿，唤做王七三官人”。父亲是通判，排行第七，儿子排行第七十三。陈亮在祝文和祭文中，称“三五伯祖”和“三七叔祖”，又称祖父母和父母为“皇祖三六承节、皇祖妣黄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黄氏七八孺人”。[32]“承节”是承节郎的简称，孺人本是外命妇的一种封号，但此处与府君同属尊称。文天祥排行“第千一”，称弟文璧为“千二哥”，妹文懿孙为“百五贤妹”，是男女分别排行。[3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立继有据不为户绝》载“吴琛有女四人，子一人”，从二十四排行到二十八，又是男女混合排行。排行既是社会习俗，用作称呼，也是宗族制度的组成部分，用以维系同辈人的宗族关系。
四、族产：宋朝的族产成为凝聚宗族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名门望族往往三世而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稳定，在家产之外，另设宗族共同的族产，就尤为必要。族产的名目繁多，但在农业社会中，主要是田地和宅舍。宋仁宗时，范仲淹首创义田，并且亲自订立十三条规矩，其后子孙又陆续增订。范仲淹与其兄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宋理宗时，范氏宗族有吴县“义庄田八百九十七亩”，长洲县“义庄田二千二百七十一亩三角”。[34]此后义田的风气渐盛，如北宋官员谢景初“有田在苏、杭，岁入千斛，[35]悉留以给宗族之在南者”。[36]李师中“买田数千亩，刊名为表，给宗族贫乏者，至今号义庄”。韩贽“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37]一个并未得到官位的士人张鼎“买田三百亩，以待宗党之贫无归者，使葬且养焉”。[38]南宋的义田事例更多。
除义田外，如义学田用于扶助宗族的教育，祭田用于祭祀祖先。由于赵氏皇族的人口日益繁衍，宋朝也规定了各种经济补助措施，其中包括“宗室官庄”。在北宋后期，光是南京应天府“南敦宗院有田四万四千顷，房廊二万三千六百馀间，而日患不给”，[39]其规模又非私人族产可比。在宋时的社会条件下，各种族田的经营方式大致都是出租。
五、族塾义学：宋朝专设宗学，使赵氏皇族普遍受教育。私人的族塾义学也有所发展，如南宋后期的宰相赵葵既设义田，“以厚其宗”，又设义学，“辟四斋”，“子弟六岁以上入小学，十二岁以上入大学”，“学规如岳麓、石鼓”。[40]“李仲永侍郎居浮梁之界田，晚年退闲”，“自立义学”，“招延师儒，召聚宗党”。[41]官员吴芾“方为义庄、义学、义冢，以俟宗族之贫者，而未克就”。[42]义冢也是一种族产，用于葬宗族的贫苦者。
六、家法族规：宋时有一些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家训、族规之类传世。例如宋真宗时，越州“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此后“二百三十六年”，“其号义门如故”。“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箅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43]裘氏宗族有可能是一个农民的宗族，实际上有一些简单的规约。著名经学家陆九渊的宗族也“累世义居”于抚州金溪县。陆氏家族以“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爨，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给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附炊之米”“置历交收”。“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可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44]江州德安县陈氏义门有一部家法传世。[45]
七、祭祖：古人重视丧葬，往往聚族土葬，宗族有共同的墓地。如司马光的宗族，“诸祖之葬也，家甚贫，不能具棺椁”。但到司马光六十六岁时，“宗族之从仕者二十有三人”。“祖墓迫隘，尊卑长幼，前后积若干丧，久未之葬”，后来在“祖墓之西，相地为新墓，称家之有无，一旦悉举而葬之”。司马宗族的户贯在陕州夏县涑水乡高堠里，而墓地在夏川乡。[46]宗族祭祀的另一重要场所是宗庙、家庙或祠堂。皇帝设宗庙，一定品级的文武大臣设家庙，经南宋朱熹的倡导，不够立家庙的宗族可设祠堂。北宋名臣富弼致仕后，“每早作”，“赡礼家庙”。[47]宋神宗“皇后侄向子骞妻周氏”不信神佛，“但默祷家庙求祐”。[48]此类场所其实是将敬祖和信神混为一体。陆九渊的宗族，“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49]
按照儒家的伦理，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强调敬宗收族，倡导宗族内部的敦睦、亲善和互助，上述的规制都是旨在凝聚宗族的血缘关系。但从另一角度看，私有制的存在，又不能不成为宗族组织和关系的涣散剂。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就记录了不少宗族内部围绕着财产而发生的各种纠纷，以至引起诉讼。[50]
转贴于四、宋朝的城乡基层行政组织
中国古代的聚落组织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51]大致始自秦国商鞅“令民为什伍”以来，确立了秦汉时代乡、亭、里的基层体制。[52]但长时期内，城乡的基层组织看来没有明确区分，城市基层组织也可称坊，而坊与里常可混称，[53]直到唐宋时，城乡的基层组织有了相当严格的区分，这也反映了城市和工商业发展的一个侧面。
宋朝沿袭唐制，乡村中有乡和里，城市中有坊，但乡和里更重要的是作为地名和人们的户贯。今人所用的籍贯，古代其实是区别为籍和贯，前辈学者王毓铨先生对此已有考订。贯有户贯、乡贯、本贯、祖贯等名目。[54]从北宋到南宋，尽管乡村基层组织有所变迁，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看，直到南宋前期，乡村户的户贯普遍用州、县、乡和里，只有个别不用乡或里，而用村、镇或社，而坊郭户的户贯普遍用州、县和坊。但在南宋晚期的《宝祐登科录》中，坊郭户贯仍用州、县和坊，而乡村户贯有的只用州和县，有的兼用乡，而兼用里者较少。
宋朝乡村一般是县之下分若干乡，乡之下又分若干里，但也有一县设一乡，一乡管一里或乡下无里的情况。如宋神宗熙宁时京兆府所辖，多数县为一乡一里，少数县有乡无里，只有乾县和渭南县多数乡辖有二、三或五里。[55]宋朝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名实背离，而各地州县衙门和乡里的吏制差别颇大。从史料上看，有些地区设有乡长，[56]另一些记载中又有乡官，[57]但显然不是普遍的制度。据北宋的《两朝国史志》说：“诸乡置里正〔主〕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开宝七年，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58]所谓“废乡”，当然不是取消乡名，而只是取消乡的基层行政单位。里正的名目相当普遍地保留下来。在每乡只有一里的地方，里正和乡长也不会有区别。在部分地区，担任里正者不管乡里的事务，只是准备轮差州役衙前，到宋仁宗时，又明令废除里正。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是户长和耆长，他们的辖区则称管。
按宋朝吏制，户长和耆长都算乡役，耆长又称三大户，乃是沿用后周之制，以本管的三家上户轮流充任，其下设壮丁。户长和耆长的管辖区至少在某些地区是不同的。如福州共有68乡，305里，在宋哲宗时设户长130人，耆长443人，则户长的管大，而耆长的管小。[59]明州定海县有“六乡”，而清泉乡“析为二管，总号七乡”，[60]五乡不分管，而一乡分两管，似可推论为五乡每乡即是一管。南宋湖州德清县还保留了管的名称，两个乡各辖五里，不分管，四个乡分别辖十里、十五里和二十里，在乡和里之间设管，[61]则辖五里的两乡也都是每乡一管。《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11《宋全等施石献床记》载有“怀州河内县清期乡弟二管西金城村”。绍兴府会稽县有“雷门东管第一乡”，[62]应是由乡分管，而后又将管改立为乡。此外，至少部分地区又将耆长的所辖的管称为耆，如四川泸州江安县原为一乡七里，后为“一乡一里八耆三十二都”，八耆包括罗力耆、罗隆耆等，其中一部分显然是原罗力里、罗隆里等改名。“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故结甲日以耆冠都”。[63]据明《喜靖彰德府志》卷8引宋相州地方志所载，当地只是管之下辖村。由此可知，宋朝的乡、里以及管或耆的关系相当复杂，各地的情况五花八门，难以一概而论。至于“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可与前述南宋的登科录互相印证。
宋神宗时，推行保甲法，规定每五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后又改为二十五户为一大保，二百五十户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副保正。[64]接着，宋廷又下令废户长、耆长和壮丁，以保正取代耆长，另设承帖人隶属保正，以催税甲头取代户长。[65]宋哲宗时，又取消催税甲头，用大保长催税。[66]此后，宋朝乡村又出现了新的基层单位都保，一般简称都，有时也可简称保。前述江安县就是在八耆之下设三十二都。都往往以数字排列，如罗力耆下辖第一到第八都。都搀杂在乡里之间，又形成了更复杂的关系。如平江府常熟县各乡，乡下分都，都下分里。感化乡下辖第一到第七都，第一都下又辖虞山里等四里，但有的里又被几个都所分割。[67]徽州的一些县是乡下分里，而祁门县是乡下分都。如“归化乡在东，其都归仁、义成、沙溪”，[68]当地的都又不以数字排列。又如庆元府象山县则是在里下设保，政实乡“管里一，保十二”，里名美政里，保名乌石保、白石保等。按当地登记的户口数估计，每保的人口大致相当于一都保，应是指都保。[69]可见都保与原来的乡里之间的关系，也宋朝的村落多半是自然村，辖于里和都之下。如前述有“怀州河内县清期乡弟二管西金城村”。但彼此关系也不可一概而论，宋孝宗时，明州鄞县有丰乐乡“管里一，村二”，里名石柱里，村名乾坑村和故干村，但通远乡“管里一，村一”，里名李洪里，村名环村，[70]实际上是一个村同时又兼有乡名和里名。明州后升为庆元府，宋理宗时，奉化县的奉化乡辖“管、里二，村四：广平管，镇亭里，明化村、长汀村、茗山村、龙潭村”，其实是乡、管、里三者同地而异名。慈溪县金川乡“管里四，村三”，里名云山里、太平里、大川里和求贤里，村名太平村、招义村和千金村，又是里反而小于自然村。[71]再以华亭县为例，其胥浦乡“三保、九村，管里五”，则是都保大于里；长人乡“六保、十二村，管里三”，则是里大于都保。[72]
综上所述，自北宋到南宋前期，乡和里一直作为地名和户贯所在地。但到南宋晚期，乡，特别是里的概念有所淡化。自宋太祖开宝以后，乡村实际的基层行政单位大多是管或耆，宋神宗以后又改为都保。
在城市方面，宋时虽打破了前代坊和市的严格区分，仍将坊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大于乡村，城市又打破城墙的限隔，向城墙外扩张，官府对城市的管理相当普遍地在坊之上设厢，有的大城市甚至设两级厢制。开封城内八厢，城外九厢，每厢下辖若干坊。后来又在厢之上设四个都厢。[73]《元史》卷62《地理志》也记录了一些宋代城市设厢的情况，如饶州“旧设三厢”，安吉州“旧设东、西、南、北四厢”。太原府城有朝真坊、法相坊等，[74]四川夔州设宣化坊、刑清坊等十八坊，王十朋曾为之赋诗。[75]南宋晚期，上海也设立了拱辰坊等四坊，[76]实际上成为城市的雏型。
北宋前期到中期，前已引证《两朝国史志》所说，“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而宋朝仍沿袭旧制。宋神宗时，“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苗役钱，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77]实际上，坊的头目不一定叫坊正，如福州一带则有坊虞候。[78]宋钦宗手诏中提及“城郭差坊正、副”，[79]可知坊正和副坊正仍是普遍设置的。
厢一般设置厢官和厢吏、厢典，特别是在大城市，厢官的资序较高。[80]城市的防火是个大问题，按《庆元条法事类》卷80《失火》规定，“诸州、县、镇、寨、城内每十家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负责防火。又如南宋时，福州在厢之下设社，用以防盗和防火。[81]
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城市的厢和坊，乡村的管、耆和都全是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责离不开治安、催税、户口和家产的登记等事务，但也有诸如赈济、防火、水利等地区性公共事务。如北宋名臣蔡襄规定，福州“诸坊只得管本地内争斗、火烛、奸盗、赌钱、杀牛公事”。[82]南宋后期黄震规定，抚州“应诸坊、厢委系贫乏妊妇无力养育之家，诉于临产之时，经坊长保明申上，支保产米一石，会子五贯”。[83]事实上，基层乡胥、坊正之类的事务是相当繁杂的。宋太宗至道时，怀州“河内县里正等申超分析到缘河两岸使水二十村，二百二十五户，浇得田土约六百八十馀顷”，[84]这是里正参与水利的记录。北宋前期，“纲运每有抛失官物，久例取凭地分村耆并全纲人照证，结军令罪保明，除破官物”。[85]参加科举者也须由“乡耆保验”，“村耆察访行止”。[86]如此之类，都是宋朝乡胥、坊正事务的一鳞半爪。
官府选拔基层政权的头目，一般是注意委任富有者。北宋规定“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耆长差第一、第二等户”。[87]保甲法规定，大保长和都、副保正都要选“物力最高者”。[88]又如南宋福州城内和城外草市，在厢之下设社，“以有产业人充社首、副”。[89]上述规定都反映了宋朝政权的阶级属性。
乡村和城市的基层行政单位头目，“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期会追呼，笞箠比较”，“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贼以规免”。[90]在传世的宋代史料中，他们一方面是上级官吏的勒索和凌蔑对象，甚至有倾家荡产者，但另一方面又舞法弄权，鱼肉乡里。这两方面的现象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基层行政的特色。
五、宋朝社会的文化教育层次和士大夫
与前代相比，宋代社会的文化教育层次显然有所变化。这主要是随着印刷术的推广，教育的发达，城乡的识字率有相当提高，识字的士人数激增。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应夸大，总的说来，在宋代的物质生产水平下，仍然不能摆脱统治阶级文化教育层次较高，而被统治阶级文化教育层次较低，文盲率很高的状态。当然，上述的总估计又不应绝对化，因为富贵者未必文化教育层次都高，而贫贱者未必文化教育层次都低，故本文在开头已经提及，今人事实上不可能以文化教育层次的高低划分阶级。
在传世的史料，宋朝的社会下层有“极贫秀才”，需要救济。[91]如开封城里有个冯贯道，“举进士不偶”，“以训童子为业，二十余年如一日”，“月得钱不过数千，曾何足以宽衣食计”，[92]张九成在南宋初中状元前，“家贫，水菽不给，寓盐官东乡，作村教书”。[93]宋时乡村教师生活往往相当贫困，有个“唐教书”，即使在杨么水寨，也只是充当“不系出战人”，因为“饥困”，又向官府“归投就食”。[94]陆游的诗中曾描写一个乡村教师：“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教《百家姓》之类“村书”，[95]不需要高深的文化，但此人虽然穷困潦倒，还是深居简出，自视甚高。[96]
从另一角度看，在宋朝的统治阶级中，即使是高官，也未必都有文化。如北宋名将杨业“不知书”，却是“忠烈武勇，有智谋”。[97]南宋大将刘光世虽是将门之子，然而在严州乌石寺题名时，“不能书，令侍儿意真代书”。[98]韩世忠“生长兵间”，“不识字”，直到罢兵柄后，才学习填词。[99]除了科举出身外，如进纳、荫补等出身者，也有相当部分文化水平不高，“世禄子弟”“至有全不识字而侥冒中选者”。“河北路买官之人，多是市井庸猾”，此类“屠酤市贩之辈”，文化素质也可想而知。[100]
关于文化因素，不能不涉及士大夫一词。我曾与韩国的李锡炫先生讨论韩国学者感兴趣的士大夫问题，认为宋朝的士大夫与官户，甚至官户中的文官都不能混同或等同，更不论将士大夫与地主阶级混同和等同。
士大夫在古代大致是指官吏，如《周礼·考工记》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荀子·君道》说：“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但有时也作文士，如《韩非子·诡使》说：“今士大夫不羞汙泥丑辱而宦。”有时又作军队的将士而言，如《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说，李广“引刀自颈，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司马迁评论说：“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此处的“士大夫”其实也可点断，作“士、大夫”。
士大夫一词沿用到宋代，其词义并无大的变化，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可以指有学问的读书人，也可以指官员中的某些文官，却不能包括其家属，这与官户作为一个家庭，显然有别。如《陈亮集》（增订本）卷35《陈性之墓志铭》说：“一日，与乡士大夫过予，自命行庖具饭。”《方元卿墓志铭》说：“谱谍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谱其世家，使始末可考见者，盖仅有之，而况崛起田庐，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坠，是亦可尚已。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讳耸者以有家，至其子超，孙允修，资日以钜，遂为邑之望族。”看来宋人或可用“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用以区别有无官位。没有官位者也可称士大夫，这又是与官户的一大区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载宋神宗与文彦博的谈话：“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此处的士大夫一词当然是指有官位者，但由于宋朝的官员有复杂的出身和流品，如前所述，除了文官与武官之别，即使在文官中也有各种出身，有的文化很低，显然不能统称士大夫。宋朝的武官也不能与现代意义的军官等同。此外，有些文士由于各种原因，又不能拥有文官的头衔。
北宋末到南宋初，曹组和曹勋父子其实是标准的文士，曹组“宣和中，以閤门宣赞舍人为睿思殿应制，以占对开敏得幸”，充当宋徽宗的文学侍臣，向皇帝进献《艮岳赋》和《艮岳百咏诗》。曹勋“用恩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为武吏如故”。曹勋“不闲武艺”，也从未参加军事，却以武官的序列升迁，最后官至节度使和太尉。[101]另有一个韩公裔，“初以三馆吏补官，掌韦贤妃阁笺奏，寻充康王府内知客”。北宋后期，三馆是秘书省的别名，在秘书省充吏胥，往往须有较高的文化要求。宋高宗生母韦氏原先在宋宫中的地位不高，最高只是位居婉容，在嫔之列，直到宋钦宗命康王赵构第二次出使时，才下令将韦婉容升迁龙德宫贤妃。所谓“掌韦贤妃阁笺奏”，乃是后来的追述。在韩公裔充任笺奏时，至高也是称掌韦婉容阁笺奏，还不一定是官的差遣，而有可能只是吏的差遣，但文字能力显然较强。[102]按宋时的制度和惯例，吏胥出身的官员，在官场中是受到某些岐视的。韩公裔虽然攀龙附凤，却还是以武官的序列升迁，后来官至节度使，死后赠太尉。[103]
由此看来，士大夫可以作为研究宋朝社会文化教育层次的一个名词，但要作为一个阶级的观念，只怕是不妥当的。士大夫可以横跨官和民两个层次，却又不能用于指武官，甚至某些文官，故使用士大夫一词，似宜慎重。
[㈠]见《唐律疏议》卷2，卷21，卷22。
[㈡]参见张泽咸：《唐朝阶级结构研究》第三章贵族官僚地主（下）。
[㈢]《筠溪集》卷3《缴刘光世免差科状》引《绍圣常平免役令》，《庆无条法事类》卷48《支移折变》，《科敷》。
[㈣]《文献通考》卷20。
[㈤]《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税租簿》，卷48《税租帐》。
[㈥]《宋会要》食货14之24。
[㈦]《宋会要》食货12之19—20。
[㈧]《资治通鉴考异》卷19。
[㈨]《吴郡志》卷19引郏亶奏。
[㈩]《浪语集》卷19《论营田》，《定斋集》卷3《条具屯田事宜状》，《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11]《长编》卷281熙宁十年四月丁未，卷354元丰八年四月乙酉，《宋会要》食货1之1，兵2之32。
[12]《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甲午。
[13]《嘉定赤城志》卷37熊克《劝农》诗。
[14]《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静佳龙寻稿·农桑》。
[15]《容斋续笔》卷7《田租轻重》。
[16]《自鸣集》卷3《飏稻行》。
[17]《都官集》卷2《厚生一》，卷7《说农》。
[18]《历代名臣奏议》卷106吕陶奏。
[19]《长编》卷362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寅。
[20]《庆元条法事类》卷80《出举债负》。
[21]《宋会要》职官60之39。
[22]《文献通考》卷11。
[23]《河南程氏遗书》卷6，《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
[24]《河南程氏遗书》卷15。
[25]《宋史》卷164《职官志》，《宋会要》职官20之5，参见《文史》第33辑汪圣铎《宋朝宗室制度考略》。
[26]《河南程氏遗书》卷15，《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
[27]《王文公文集》卷33。
[28]《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9《河东节度使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文公先庙碑》。
[29]《文山先生全集》卷10《跋李氏谱》。
[3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父在立异姓父亡无遣还之条》，《命继与立继不同》。
[31]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先立已定不当以孽子易之》，《已有养子不当求立》，《房长论侧室父包并物业》，卷8《父子俱亡立孙为后·所立又亡再立亲房之子》，《命继与立继不同·再判》，《出继不肖官勒归宗》，《衣冠之后卖子于非类归宗后责房长收养》。
[32]《陈亮集》（增订本）卷30《告祖考文》，《祭三五伯祖文》，《祭三七叔祖文》。
[33]《宝祐登科录》，《宋诗纪事》卷67。
[34]
《范文正公集》卷13《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范文正公集·褒贤祠记》卷2钱公辅《义田记》，《范文正公集·义庄规矩》，《范文正公集·朝廷优崇·与免科籴》。
[35]《范忠宣公集》卷13《朝散大夫谢公墓志铭》。
[36]《忠肃集》卷12《右司郎中李公墓志铭》。
[37]《宋史》卷331《韩贽传》。
[38]《鸡肋集》卷68《进士清河张君墓志铭》。
[39]《宋会要》帝系5之19，职官20之36。
[4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2《记·赵氏义学庄》。
[41]《夷坚三志己》卷10《界田义学》。
[42]《朱文公文集》卷88《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
[43]《燕翼诒谋录》卷5。
[44]《鹤林玉露》丙编卷5《陆氏义门》。
[45]参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许怀林先生《“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
[46]《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5《葬论》，卷77《驾部员外郎司马府君墓志铭》，卷79《故处士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赠卫尉少卿司马府君墓表》。
[47]《邵氏闻见录》卷9。
[48]《夷坚甲志》卷12《向氏家庙》。
[49]《鹤林玉露》丙编卷5《陆氏义门》。
[50]关于宋朝宗族，参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第七章宋代的封建家族组织，《宋史研究论集》1992年年会编刊王善军《唐宋之际宗族制度变革概论》。
[51]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第三章地方行政系统的建立，第五章聚落的人群结构。
[52]
《文献通考》卷12。关于亭是否算一级行政单位，学者们有分岐意见，参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王毓铨《汉代“亭”与“乡”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朱绍侯《汉代乡、亭制度浅论》，《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关于亭制讨论》巴蜀书社，1990年。
[53]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32页，坊市制。
[54]参见《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籍·贯·籍贯》。户贯、乡贯和本贯见《宋会要》选举15之8，18—19，祖贯在《水浒传》中使用颇多。拙作《文史知识》2004年第11期《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有所补充。
[55]《长安志》卷11至卷20，晚出的《元丰九域志》卷3所载乡数往往减少。
[56]《宋会要》食货7之15—16，《云溪稿·白乡人》，《挥麈前录》卷4。
[57]《长编》卷40至道二年七月庚申，《文定集》卷4《御札再问蜀中旱歉》，《永乐大典》卷7513《建安志》。
[58]《宋会要》职官48之25。
[59]《淳熙三山志》卷2，卷3，卷14。各县分数相加为307里，依里名统计为305里。
[60]《元丰九域志》卷5，《浣川集》卷5《定海七乡图记》。
[61]《吴兴志》卷3《乡里》。
[62]《宋会要》食货70之92。
[63]《元丰九域志》卷7，《永乐大典》卷2217《泸州志·乡都》引《江阳谱》
[64]《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宋会要》兵2之5—7。
[65]《长编》卷257熙宁七年十月辛巳，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
[66]《宋史》卷178《食货志》。
[67]《重修琴川志》卷2《乡都》
[68]《新安志》卷4。
[69]《宝庆四明志》卷21。
[70]《乾道四明图经》卷2。
[71]《宝庆四明志》卷15，卷17。
[72]《云间志》卷上《乡里》。
[73]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72页，厢和坊。
[74]《永乐大典》卷5201《太原志》。
[75]《梅溪先生后集》卷13《十八坊诗》。
[76]《弘治上海志》卷5董楷《受福亭记》。
[77]《长编》卷257熙宁七年十月辛巳。
[78]《淳熙三山志》卷39《戒谕》。
[79]《靖康要录》卷7靖康元年五月十二日。
[80]
《朝野类要》卷3《左右厢》，《朱文公文集》卷16《奏绍兴府都监贾祐之不抄扎饥民状》，卷100《约束榜》，《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劝谕事件于后》，卷2《冒立官户以他人之祖为祖·冒解官户索真本诰以凭结断》，《宋会要》食货68之131，兵3之12，《景定建康志》卷23《平止仓》。
[81]《淳熙三山志》卷14《海船户》。
[82]《淳熙三山志》卷39《戒谕》。
[83]《黄氏日抄》卷79《晓谕遣弃榜》。
[84]《宋会要》食货7之4。
[85]《宋会要》食货46之9。
[86]《宋会要》选举15之8。
[87]《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戊辰，《云麓漫钞》卷12，《宋会要》食货14之25。
[88]《宋会要》兵2之5，《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
[89]《淳熙三山志》卷14《海船户》。
[90]《文献通考》卷13。
[91]《朱文公别集》卷10《审实粜济约束》。
[92]《道乡先生文集》卷40《冯贯道传》。
[93]《横浦先生文集》卷16《寄医僧序》。
[94]《鄂国金佗续编》卷26《杨么事迹》。
[95]《剑南诗稿》卷15《秋日郊居》（其七）。
[96]关于宋代的贫士，参见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南宋的贫士与贫宦》。
[97]《宋史》卷272《杨业传》。
[98]《鹤林玉露》乙编卷6《乌石题名》。
[99]《梁溪漫志》卷8《韩蕲王词》，《挥麈后录》卷11。
[100]《宋会要》职官55之39，41，选举26之21。
[101]《宋史》卷379《曹勋传》，《挥麈后录》卷2。
[102]宋朝此类差遣，如话本《郑意娘传》说：“这个官人，本身是肃王府使臣，在贵妃位掌笺奏，姓杨，双名思温，排行第五，呼为杨五官人。”使臣是低级武官，杨思温以使臣的官位充贵妃的笺奏，而韩公裔只是婉容阁的笺奏，地位自然更低。
[103]《宋史》卷379《韩公裔传》。
[104]《竹轩杂著》卷3《乞遴选诸将宾佐状》。
大学生村官概述篇5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创业利己型创业者行为分
theBehavioranalyzeof"egoisticentrepreneurs"inCollegeStudents"Villageofficial"
---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SiyanginnorthernJiangsuandwuxiinSouthernJiangsu
wanGKai，GUtinGwei
（DepartmentofSociology，SoochowUniversity，Suzhou215123，China）
【abstract】Collegestudents"villageofficial"policyhasbecomeanimportantstrategicmeasureinourcountry.intheinvestigationofSiyanginnorthernJiangsuandwuxiinsouthernJiangsufoundthatinthecommoncollegestudents"villageofficial"entrepreneurialphenomena，therearealso"selfish"and"altruism"twotypes，andtheroleofthecollegestudents'"villageofficial"generate"egoisticentrepreneurs"and"altruisticentrepreneurs".thispaperthinksdeeplyaboutthe"egoisticentrepreneurs"roletypes.Discusseitsperformanceandbehaviorcharacteristics.analyzeitsformingreasons，andputforwardthecorrespondingsuggestions.
【Keywords】collegestudents"villageofficial"；entrepreneurship；egoisticentrepreneurs；behavioranalysis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3-1650（2013）12-0029-02
一、引言
大学生村官计划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提出的一项政策。旨在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2008年开始，计划5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①根据201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特别鼓励“大学生村官”通过创办农副产品小型加工企业、发展高效农业种植园区、创办专业合作社等，就近就地自主创业。②根据笔者对苏北泗阳县和苏南无锡市的调查，发现在所调查的50名村官中，有近1/4的已经开始创业或打算今后自主创业。而通过对这些“创业者”进行进一步划分比较，可将其创业动机在理论上分为“利己”和“公利”两类，从而形成“利己型创业者”和“公利型创业者”。当然，对于一名大学生村官来说，同时具有“利己”和“公利”双重因素实属正常，但这两者必然存在更具倾向性的一方，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基本依据之一。
二、大学生村官中“利己型创业者”的行为概述
1.“利己型创业者”的行为表现和特点
所谓“利己型创业者”是指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创业的一种社会角色。其核心观点是“经济人”假设。这种角色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表现出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角色。管理学家麦克格雷曾首次明确提出“经济人”一词，并将其概括为“X理论”。这种理论强调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社会上所做出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
大学生村官将“利己型创业者”角色作为自己的角色定位，他们的表现行为主要是利用村官角色进行创业，且创业的目的主要偏向于自身发展。他们借助村官身份，获取更多的资本、信息以及政策优惠。利用获得的这些资本、信息以及政策优惠为创业提供保障。其中有很多是在当村官之前即有了创业的念头，还有一部分是在当了村官之后发现了这些资源才打算创业。
具体说来，大学生村官中的利己型创业者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1.1作为“经济人”进入社会领域
教授对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有过“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划分。【3】大学生村官虽然不是官，但是却是在村委会担任一定的职务，是公共服务者。所以对其本身来说，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完成村里日常行政事务，这体现的就是其“政治性”。而创业则需要占用日常工作中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分村官解除更多的是“经济环境”，而非“政治环境”，他们更多的作为“经济人”进入社会领域。
1.2资金支持多是自筹，与村里联系不大
例如在无锡市锡山区的多位“利己型创业者”大学生村官中，他们的资金来源多是自己投入、父母资助、银行贷款等，而村里对其支持相对较少，村民参与到其创业项目中的人数也较少。可以说，他们的创业行为与村的联系并不大，基本属于个人行为，创业项目的所有权也是其个人。
1.3利润多用于分红或扩大再生产
由于创业项目在资金投入上就是以个人自筹为主，所以在利润安排上必然会将主要利润用于自我分红或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反馈到村或村民手中。
1.4未来打算继续走创业之路
由于目前对大学生村官的聘期多为两期，期满之后其必然要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利己型创业者”以创业为目标，他们对今后自身的打算多是继续经营自己的产业，而不是在期满后选择将产业交个其他合伙人或者村集体。
2.“利己型创业者”与“公利型创业者”的比较
与“利己型创业者”相对的是“公利型创业者”，两者均是利用村官的身份进行创业，表面上看两者的行为表现相同，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2.1在入职动机上，“利己型创业者”更看重的是村官所带来的创业扶持和政策优惠。而“公利型创业者”则侧重的是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2.2在工作内容中，“利己型创业者”将自己创业作为工作的主要内容，将创业盈利作为首要目标，而将村官的日常工作作为一种附属性的工作，两者分离。“公利型创业者”则更看重“创业利民”，他们将创业作为村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两者结合。
2.3从对待工作的态度上来看，“利己型创业者”是一种“村官创业”的模式，即当村官是为了创业，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创业，而村官是创业的手段。“公利型创业者”则是一种“创业村官”的模式，即创业是为了更好的完成作为一名村官的责任，他们的目标是建设农村，改善农民生活，创业只不过是其手段。
2.4从行为结果上看，“利己型创业者”将创业作为最高目标，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更趋向于从商，并且当地村民从他的创业成果中获得的利益较少，创业成果更可能成为其个人的一种私人物品。“公利型创业者”将服务农村作为最高目标，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更趋向于从政，当地村民从他的创业成果获得的利益较多，创业成果更可能成为一种公共物品。
三、造成大学生村官在创业中偏向“利己”的因素分析
1.个人价值观强调“利己”
个人价值观是造成在大学生村官在创业的选择上是偏向“利己”还是“公利”的最直接的因素。造成个人价值观在偏向上“利己”的主要因素主要有地域文化、家庭背景、教育等。
不同的地域文化会造成人们在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上出现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断。有的地域文化中强调“利己”较多，当地人自古以来便把行为判断的标准定位为是否对自己有利，人们在行为上更愿意“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人们对于“集体”的意识淡薄，对于帮助他人的人往往会予以不屑甚至是鄙视。“自治”，是这种地域文化中最常见的表现。如果大学生村官来自于这样的地域中，其进行创业将很自然的首先想到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并且在创业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家庭背景和教育对于个人的发展以及价值观的形成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当地地域的缩影，它在对个人价值观形成的作用上和地域文化是相类似的，都在潜移默化中对一个人的价值观进行塑形。同时家庭背景也影响到教育，如家庭经济实力可以影响教育的质量和程度等。教育是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因素，教育中如果强调“个人”较多，那么形成“利己”倾向的可能性较大。
2.当地经济基础较好，村官创业无法也无需带动村民致富
经济基础是造成大学生村官成为“利己型创业者”还是“公利型创业者”的根本因素。经济基础好的地区相对来说更偏向于“利己”。本次调研采访的50名村官中，属于“利己型创业者”的有9名，其中在经济基础较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村的有8个。可见经济基础对于村官在选择“利己”和“公利”方向上的重要性。
通过调研发现，大学生村官创业项目虽然不尽相同，但总体是以农村为依托。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如无锡市锡山区，农村城镇化水平较高，土地资源珍贵，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在这里大学生村官创业主要围绕精品农业、生态旅游、农家乐等项目，这些项目规模不大，在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上不高，但却对技术和服务品质有着较高的需求。因此这些项目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影响不大，村民很难加入到这些项目中去，也不能通过这些项目直接获得收益。
同时，由于经济基础较好，人们迫切想改变自身经济困境的想法不强，村民们普遍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也无需加入到村官的创业项目中去，因此，村官通过创业带动村民致富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村官考虑更多的是创业“利己”。
3.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容易偏向“利己”
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大学生村官成为“利己型创业者”还是“公利型创业者”重要因素。总体上看，市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越有可能成为“利己”型。因为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陌生人社会”程度较高，人们之间依靠物为纽带，即“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缺少考虑他人感受的必要，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自身的利益。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更容易造成大学生村官成为“利己型创业者”。在本次调研中也明显反映出了这样的现象。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无锡，“利己型创业者”有7位，约“利己型创业者”总数的2/3，而在市场经济相对落后的泗阳县，“利己型创业者”只有2位。可见，“利己型创业者”更多的是分布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4.其他因素
在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因素对产生“利己型创业者”有影响之外，还有籍贯、待遇、政策支持等。非本地人，则与当地村民的感情联系相对较弱，从而导致创业带动村民致富的想法则相对较弱。积极的政策宣传和“创业利民”思想的引导，会使得大学生村官更加偏向“公利”，反之怎会侧重偏向“利己”。由于每个创业者都是理性的，因此在创业前都会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利己型创业者”个人收益更多的是经济利益，而“公利型创业者”个人收益更多的政治利益和个人满足感。对比分析这两种收益，如果政府提高对“公利型创业者”的政治补助，如予以升迁、表彰等，那么将会增多“公利型创业者”，如果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是消极的，那么将会导致创业者为获得较大的个人收益而去追求更多的经济收益，从而导致“利己”的增加。
四、对于“利己型创业者”的一点思考
农村社会工作就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现实“社会工作者”（政府或准政府农村工作者）的合作，以村庄为基础，持守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重建政府与农民间的信任关系和农民的自信、自尊和权利意识为根本宗旨。通过与村民的同行、广泛参与和增能，倡导政府的社会政策改进或使政策更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减少社会冲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4]因此，大学生“村官”从其本身上来看就具有相对的复杂性。在大学生“村官”的创业行为中存在“利己型”还是“公利型”，也是理所当然。但这两种不同的类型都是大学生村官们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因为大学生村官从本质上说属于“自然人”，自然人就必须要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追求个人利益是一种正常且合理的行为。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社会期望与自我很难完全契合。大学生“村官”身份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公益的社会价值取向，他人对于这一身份的角色期待是此身份得以存在的基本起点。【5】因此，我们需要鼓励的是大学生“村官”多采用“公利型创业行为”。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大力引导，如小额贷款、免税等措施积极鼓励大学生创业，要给大学生村官教方法、压担子、交任务，引导他们在带头创业、科技兴农、做好群众工作上下功夫，在实践中提高能力，努力成为发展致富的带头人、科技兴农的领路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6】；另一方面，要通过改善大学生村官经济保障、提高思想觉悟、表彰等方式，鼓励大学生村官的创业取向为“公利型”。使得创业带来的成果不单能为村官个人所获得，更能带动村民致富。
五、结论
李源潮同志曾说：“希望大学生村官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克服浮躁情绪和功利主义思想，扎根农村基层，在艰苦环境中砥砺意志和品格。”大学生村官选择创业作为自我的一条出路，虽然普遍，具体类型中还存在一种“利己型创业者”，导致产生“利己”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笼统分析。“利己型创业者”作为自我角色定位的一种，具有很强的社会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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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志远，邵阳，李上献，刘元录.“大学生村官”创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决策参考.2010，（19）：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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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毅，刘军.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扩展[J].前沿.2010，（04）
[5]于江，张水娟.大学生“村官”的困境分析与角色研究——以江苏镇江地区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0，（05）：23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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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概述篇6
大家好，我叫董晴，是永寿县监军镇永寿村人，今年7月份毕业于西安财经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首先很高兴能够与其他的大学生村官一起参加此次培训，同时也对永寿县委组织部表示感谢，从被大学生村官录取之后，组织部就一直关心着我们，有什么困难都全力帮我们解决。
通过这两天的培训以及实地观摩大学生村官创业基地，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大学生村官的具体工作，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方面的知识。在以后村官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要及时把握住农村工作的切入点，积极投身到农村工作中去。具体我会从以下几方面来做：
一、要树立为村民服务的思想。我们要当好村官，先要当好村民、农民，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温家宝总理曾说："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会让你坐在台上。"因此，我们要谦虚好学，与群众打成一片，多向其他村干部请教，学会妥善处理村务，争取真正胜任村官这个职务，为新农村建设更好地奉献才智。
二、熟悉村情民情，掌握第一手资料。要了解村情民情，就要走访群众，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户家中，多种方式深入全面了解群众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他们真诚相待，坦诚相见，多了解他们的意愿，努力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尊重，为今后工作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从小事做起，脚踏实地为农民办实事。在农村工作，所做的主要是一些细而杂的工作，这需要我们做好吃苦的准备，遇到不会不懂的及时向老干部请教学习，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素质，了解涉农法律法规，吃透国家相关惠农政策，不断学习新知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村民群众服务。
四、传播新观念，推广新知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主要靠科技，而大学生接受新事物快，我们可以利用自身所学来推广新技术，新知识，从而提高本村农民素质，发掘本村农民致富新路子。
相信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的带领下，通过我们自己的不怕辛苦、努力学习之后，一定能在村官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村官的本职工作。
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表态发言
大家好！我叫许虹，土生土长的永寿人，毕业于西北大学英语专业。很庆幸自己能够成为永寿县大学生村官队伍中的一员，也感谢县委组织部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岗前培训，让我们对农村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下面我就本次培训的感受以及上岗后开展工作的一些想法与大家作以简单交流。
首先，是对三天培训的心得，用三个词概括：荣幸、实、在和钦佩。荣幸，从第一天报到到这三天的培训，领导时刻关心着我们，为人十分友善，真真切切地践行了永寿对村官培养的"三个一定":一定高看一眼；一定当成人才后备干部培养；一定当成自家兄弟姐妹看待。能够加入这样一支为人真诚、前途有望的队伍，万分荣幸！实在，是对各位领导毫无保留的给我们分享自己经验的感激。他们讲述的知识和经验有醍醐灌顶之效。他们为人实在，经验实在，也很实在的帮助了我们。钦佩，是见到苟婕琼同志本人和参观完固县村以及醋厂后的震撼。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好村官、好书记，是我们的榜样。钦佩之余，我也决心向她学习，踏实做事，用自己的特长带领村民走上富裕路。
大学生村官概述篇7
关键词：农村初中，生物实验教学
中学生物学的教学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从目前教学实践来看，对于农村初中生物的教学可说困难重重；从师资力量薄弱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力度来看，急需增强师资力量和加强教育管理，使之促进生物学科的教育教学；从现行的教育体制来看，生物学主要考虑的是高中生物，迫于高中生物有高考的压力，相关部门和学生们几乎很少顾及初中生物，特别是农村初中的生物学科，要教好学生，的确要克服很多障碍，希望还是有的。先从学生说起，思想上加以引导，他们眼中的初中生物是门“副科”必须花力气克服掉，任课教师自己先行一步，从备课到上好每一课时，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本文就摘其笔者多年来教学的积累与生物教学成功的曙光来说，向大家谈及有关生物实验教学的可行性。
一、提高农村初中生的思维能力，加强对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培养，挖掘生物实验教学可行性的潜力。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思维是从动作开始的，切断动作与思维的联系，思维就不能得到发展。”由此可见，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实际上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促进思维学生思维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陈旧的教学模式将抑制学生的创造能力，机械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没有学生自己的思考的余地，严重挫伤了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和积极性。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培养起来教育学论文教育学论文，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需要各位老师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与尝试。在讲述《人体的消化与吸收》这一节的内容中，文中的难点是是消化酶概念的理解，我要求我的学生仿照课本上的消化酶的作用示意图，用圆规和剪刀做出了消化酶图模型，并且在上面标注消化酶和大分子物质，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细胞周期概念的理解，同时让学生们感受到“乐中学，学中乐”。在如讲述细胞分裂的过程中，染色体行为的改变，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内容，因为课本上的知识是静止的，实际上染色体行为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因此指导学生做染色体模型，剪好两个大小性状完全相同的染色体，中间用图钉钉起来，这样可以活动，然后模仿课本中有丝分裂各个时期的染色体行为变化，从而是静止变成动态。另一个例子是讲解生物发育中的动物胚胎发育过程，课文内容比较抽象，学生难以理解，我要求学生课前准备好橡皮泥，课堂上仿照胚胎发育过程的各项变化进行训练操作，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也加深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二、争取农村教学的有限条件，发挥演示教具的立体化和动态化作用，为生物实验教学铺平道路。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非仅仅从责任感产生，而是从人对客观事物的爱好和热忱产生。”无数实践表明，立体感强、动态化好的教具能使枯燥的知识趣味化，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论文格式模板。例如，采用一张葫芦藓的挂图就不如采用一个纸制作的葫芦藓立体模型生动。再如，采用蝗虫头部形态结构图就不如采用活动的蝗虫头部形态结构的分层挂图，或活动的明胶片等教具的教学效果好。这是因为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生物模型若据有高度的立体性，学生不仅可以看清并掌握它们的特点，而且可以动手装卸，进一步了解各器官的位置和仔细观察某些器官的内部结构，从而进一步加深对有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生物模型若具有动态的性质，能清晰的反映生物或其器官的运动原理，对学生的理解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在实验教学内容要花功夫，立足教材，又要超越于教材。
在教学中，不把教学内容局限在课本上，教师要善于创新，更新和完善教材。要将教材与其它基础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信息技术科学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教学内容与各类知识和前沿信息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对部分实验内容进行补充、延伸、拓宽和重组，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教师在同一探究内容上给予学生不同的课题。如：在进行“利用发酵技术制作食品”的教学时，让学生尝试制作甜酒、面包、酸奶或泡菜等，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最后，生物实验也少不了挂图、模型演示的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广大农村地区的教学设施要次后些，演示实物时，由于实物较少教育学论文教育学论文，或因是活动，因而对其形态和内部结构不易清晰感知，但是只要做有心人，课前作充分准备，挂图还是好找，一些模型生物老师还是可以自制。因而在演示实物的同时，最好运用该实物的挂图、模型，使学生从多种角度理解同一教学内容，如蝗虫、蜘蛛、沙蚕、蜈蚣等。而且还应与讲述、板书相结合，边演示、边讲述、边板书，用文字书写实物上有关生物学各结构名词术语，帮助学生观察，认识实物。
综上所述，农村初中生物学教学，千万勿忘实验教学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采取实验教学的过程中，除了要注意上述几点要求外，教师还应该注意知识的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在学生参与生物功课学习时，充分调动他们的各种感官，促进学生动手、动脑、动口，把看、听、嗅、触、写等结合起来，激活教学，最大限度地强化信息，提高教学效果，初中生物成功的教学会引吭高歌，一路走好。
组稿人：何德光
附：刊发在《新课程导学》，并把录稿通知书电传与组高人（何德光）便于联系，谢谢合作！
大学生村官概述篇8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培养模式
于2008年开始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的模式，不仅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
鲜血液，而且给大学生就业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村官中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导向。本文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索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模式，为促进其健康成长提供借鉴。
1倡导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是其对自身价值的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不仅反映大学生村官应有的价值取向，也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
1.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举措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内容。”[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大学生村官健康成长的指针，树立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步骤。
1.2发挥大学生村官政策功能的前提
“国家实行的大学生村官政策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长远大计”[2]倡导大学生村官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对指导其开展工作、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优秀人才具有积极意义，而且有助于发挥该政策的政治功和社会功能。
1.3大学生村官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
人生价值是一种特殊的价值，是人的生活实践对于社会和个人所具有的作用与意义。大学生村官以应届毕业生为主，对于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社会的各种诱惑会影响他们的决策。树立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在农村中得到锻炼，创造最大的人生价值。
2大学生村官价值观现状调查与分析
自2005年首次招聘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以来，北京市延庆县共招聘6批1163名大学生村官，我们将延庆县作为调查地，通过访谈、问卷的方式了解情况，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2.1任职动机多元
在调查中，当问到“参与基层组织工作的动机”时，41.38%的人“对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十分看重”；20.69%的人“抱着服务基层、奉献农村的信念来到农村工作”；而有10.34%是在就业情形不好的情况下做出成为大学生村官的选择。由此显示大学生村官的任职动机表现出多元性。
2.2职业发展方向不同
当问到“对未来职业的规划”时，有37.91%的大学生村官选择“服务期满后报考公务员”，22.30%的选择“离开农村另谋职业”，只有8.95%的人会“续签合同”，继续留在农村工作。结果显示，一些人把当村官仅作为规避就业困难的权宜之计，“他们会在担任村官的时候集中精力备战公务员考试或者四处应聘，这样即可以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又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另谋出路。”[3]
2.3关注自身发展
当问到“在基层工作中大学生村官的关注点”时，31.96%的人会把注意力放在自身能力的锻炼及未来的发展，20%的人关注知识的应用性和农村生活质量的改善。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使得大学生眼高手低，实践能力较差，一些大学生选择通过村官经历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关注自身能力锻炼提高。
3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价值观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对于人们的实践行为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引导大学生村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意义重大。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一些描述大学生村官应有核心价值观的词汇，通过统计分析，“信念”“创新”“奉献”“学习”“爱乡爱农”是较认可的描述词。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大学生村官应该树立的核心价值观念概括为以下几点：
3.1服务“三农”的信念
服务“三农”是大学生村官应树立的信念。大学生当村官是党培养后备人才的一项战略意图，就是要让怀有理想抱负的青年在农村这个大熔炉中历练成长，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必须要有服务“三农”的信念，工作中不怕吃苦，不断奉献知识，让自己的辛勤和汗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建设中闪光。
3.2勇于创新的精神
勇于创新是大学生村官应具备的精神。创新是时代的呼唤，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优秀的大学生村官需要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大学生具有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的特点，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大学生村官应该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优势，大胆创新。
3.3爱农惠农的品质
爱农惠农是大学生村官应具有的良好品质。大学生村官应该扎根基层，而不是眼高手低，利用所学知识，正确解读和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惠农政策，为村民服务。“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彻底消除与农民群众的距离，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共同劳动”[4]，做到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与村民建立深厚的感情。
3.4持续学习的能力
持续学习是大学生村官应具备的能力。多年的学校生活已经使大学生村官奠定了厚实的知识基础，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就是让他们学会如何为人处世、掌握工作方法的课堂，所以大学生村官应该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在农村这个大课堂中积淀，打好人生的基础。
4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培养模式的方法对策
为了引导大学生村官树立核心价值观，构建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培养模式显得尤为必要，需要国家政府、基层单位乃至大学生村官本人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培养工作。
4.1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
建立工作保证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各高校为主体的大学生村官培养与培训机制，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专家、教授的指导。“除了工作保障机制，还要有交流机制、心理咨询等健全完善的配套机制，有利于强化大学生村官自身价值的肯
定”[4]。
加大奖惩力度。“对于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在评先评优、提拔任用时，应重点予以推荐，对于个别立场不坚定的，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处理，充分发挥警示作用。”[5]通过了解正反典型事例，使大学生村官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审视、修正。
4.2加大基层单位的工作力度
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是一项全面、系统的过程，不能仅仅注重对大学生村官的选拔而忽略其他大学生村官项目的实施。引导大学生村官树立正确价值观，是各级组织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举办大学生村官岗前、岗位培训时，各组织部门应突出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增加相关课程设置，使大学生村官意识到树立正确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实施“村官老带新”项目。大学生村官上岗后，为其选派一位工作成绩突出的村官进行“一对一”的教育帮扶。这样既可以使新大学生村官感觉到温暖，又可以使其更快地了解农村工作、适应环境，还有利于大学生村官深入了解优秀村官的工作理念与方法，引导他们向优秀者学习。
4.3激发大学生村官的自身努力
大学生村官一方面应当“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理论武装头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5]，另一方面应该深入实践，多与村民一起劳动，有了“爱农”的情感支撑，便会自觉地用实际行动去“惠农”。在实际工作中去体会到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对自身行为的积极作用，从而深入了解大学生村官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在我国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大学生村官计划作为一项重大举措，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为保障政策有效的实施，新时代优秀大学生村官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积极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切实担负起建设新农村的重任，在农村广阔天地锻炼成长、建功立业。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l0-19.
[2]为党和国家长远发展培养可靠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2-09-13.
[3]张冬平，司志莲等，试析大学生村官的价值观现状及对策[J].理论观察，2010，（6）.
大学生村官概述篇9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需要；职业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104-03
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待职业的信念和态度，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也是价值观在职业选择上的具体体现[1]。职业发展需要的概念最早是由Havighurst提出的，他认为职业生涯发展由任务需要构成，且任务需要源于生理成长、社会文化的需要、个人自我的期望三个方面[2]。个体在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会遭遇到职业规划的各种问题，由于个体的自我认知、个人兴趣、价值观、职业角色、责任等的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职业发展需要[3]。了解个体的职业价值观及职业发展需要，既有利于个体有效的实施自我职业生涯管理，也有利于组织对员工的管理和激励。
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又称“大学生村官”，是指由政府正式发文、选拔，到农村担任党组织书记助理职务、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或其他“两委”职务的高校毕业生。目前大学生村官计划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战略举措和国家政权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4]。但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大学生村官在农村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大学生村官流失现象。
鉴于以上所述，本研究以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需要及职业价值观为切入点，试图探求问题产生的原因，为更好地实施村官计划，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确保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提供对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主要以江苏、山东、安徽等地的在职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270份，回收270份，回收率为100％，严格剔除废卷后，共获有效问卷240份，有效回收率为88.9％。样本中女性占52.9%，男性占47.1%；被试年龄主要集中在24~26岁之间；来自农村、乡镇和城市的大学生村官比例大致相同；独生子女占24.2%，非独生子女占75.8%；从大学生村官所学专业类别上看，各个专业类别都有所包含；从大学生村官任职年限上看，各个年份都有所涉及。
（二）研究工具
凌文辁等人（1999）编制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共22题，采用5点计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Cronbachα系数为0.85，分半信度为0.83[5]。
郁晓燕编制的《职业发展需量表》共16题，采用5点计分，该量表总体信效度良好，全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2，各个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介于0.75~0.87之间[6]。
（三）数据处理
测量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包统计处理。
二、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村官职业价值观和职业发展需要的描述分析
表1大学生村官职业价值观的描述分析（n=226）
表1显示，大学生村官在职业选择时，最看重的是薪酬福利等保障性因素；其次是自我发展；最后是声望地位。说明，大学生村官重视经济报酬、职位晋升等“实利”，而对单位知名度、社会地位等“虚名”关注度较低。
表2可知，在目前的职业发展阶段，大学生村官最需要的是外在成就获得；其次是职业探索与规划和施展才能接受挑战；最后是技能提高与学习。说明大学生村官在不断追求经济报酬、职位晋升等外在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职业困惑，他们迫切希望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之道路，并在职业生涯实践中发挥才干、展示自己。
（二）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需要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
1.相关分析
首先检验了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需要及其四个维度与职业价值观及其三个维度间的相关，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需要总分与职业价值观总分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二者在各个维度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
2.回归分析
采用回归分析，考察职业价值观对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需要的预测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职业价值观对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需要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0.471，p
三、讨论
通过对大学生村官职业价值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村官在看重“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将“保障”因素列为择业的最重要条件。凌文铨等（1999）和邵春之（2011）[7]分别以大学生和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而冯伯麟的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青年人选择职业最重要的标准几乎都是为了满足“自我实现需要”的“发展”因素。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人们的择业观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改变反映了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人们观念上的变化[5]。由于社会竞争加剧，住房难、看病难、就业难等一些列问题迫使人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报酬、福利待遇”等保障性因素。大学生村官职业价值观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实利”而轻“虚名”。他们放弃了都市的繁华，以“天之骄子”的身份到农村工作，希望可以在农村开创一番事业，在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同时，实现职业理想。
根据Schein（1978）的职业发展阶段理论，24~26岁的大学生村官正处于早期职业的正式成员资格阶段[8]。此时的主要任务，一是承担责任，发展自己的技能和专长；二是根据自身的才干和价值观，以及组织中的机会和约束，重新评估初选职业，决定是否留在当前组织中[6]。但此次调查却发现，“外在成就获得”成为大学生村官最主要的职业发展需要。这一结果似乎与Super（1957）和Schein（1978）的职业发展阶段理论不相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此进行解释。首先，薪资待遇是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和自身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大量调查发现，大学生村官的薪资待遇普遍偏低，很多人对此表达出不满情绪[9~11]，所以大学生村官迫切希望增长工资，增加福利。其次，通过组织提拔，实现高校毕业生由“大学生村官”向“公务员”的身份转变，是多数大学生村官追求的职业目标。所以，此时他们渴望获得领导的赏识、同事的认可。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职业价值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职业发展需要。一般而言，在选择职业时比较注重“自我发展”的大学生村官，在目前的职业发展阶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对职业进行规划和探索；二是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以提高自身的技能；三是需要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舞台和接受挑战的机会；而在选择职业时比较关注“保障”、“声望地位”因素的大学生村官，则更加需要获得一些外在成就，比如职位的晋升、薪酬的增加或同事/领导的认可等。
四、研究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建议：第一，健全和完善选聘制度。从大学生村官选聘条件上看，对高校毕业生的年龄、政治面貌、社会实践等外部因素都做了具体规定，但选聘条件还略显单一，缺少职业价值观等内部因素的规定，致使选聘的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干不好、留不住”。因此，选拔时，要充分考虑大学生村官内在的职业价值，尽量选聘那些看重“自我发展”的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第二，根据大学生村官不同的职业发展需要，建立有的放矢的激励机制。例如，针对大学生村官“外在成就获得”的职业需要，可以适当提高福利待遇，满足其对物质的需求；针对“职业探索与规划”和“技能提高与学习”的职业需要，可以在大学生村官中，定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知识技能学习等培训课程，或实施“导师制”的培养模式，保证每个大学生村官都可以得到一位有经验的村/镇干部面对面的指导；针对“施展才能、接受挑战”的职业需要，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尽可能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一些锻炼的机会，安排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第三，加强大学生村官思想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大学生村官在选择职业时，过于看重薪资福利、工作舒适稳定等“保障”因素；同时在村官工作中，对于职位晋升、领导认可等“外在成就”也过于渴求。这就导致了很多大学生村官在思想和行动都不安于“扎根”农村。因此，在大学生的日常管理中，思想教育决不能忽视。
参考文献：
[1]杨静,张进辅.青年职业价值观研究书评[J].价值工程,2004,23(12):37-40.
[2]Havighurst，R.J.(1978).Developmenttaskandeducation.newYork:mckey.
[3]Super，D.e.thepsychologyofcareers[m].nY:Harper&Row,1957.
[4]江苏省委组织部,省委研究室课题组.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探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3):5-15.
[5]凌文辁,方俐洛,白利刚.中国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研究[J].心理学报,1999,(7):342-348.
[6]郁晓燕.企业青年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邵春之.知识型员工职业价值观、组织支持感和职业成功关系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8]Schein，e.H.Careerdynamics:matchingindividualsandorganizationalneeds[m].Boston:addison-wesley，1978.
[9]李包庚,黄斌,魏娜.“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研究与思考[J].青年研究,2007,(9):34-40.
大学生村官概述篇10
【关键词】村官，角色，乡村治理
一、现状概述
《2012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显示，从2008年中央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计划至今，全国累计有200多万名高校毕业生报名应聘。2011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数量超过21万，到2015年，中国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将达到40万人，覆盖2/3的行政村，到2020年将达到60万人。大学生村官计划自实施以来，在改善农村干部队伍结构、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生机活力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也涌现出了许多在平凡岗位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但从当前各地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学村官在职业发展和工作适应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参与相处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模糊、职业发展受阻、工作开展困难等问题不仅影响了大学生村官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严重制约着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发展前景和发展后劲。
二、参与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一）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大学生村官制度是一项不断发展中的制度，除了就业压力，政策性资源是吸引广大村官参与其中的主要因素，但是当前对于大学生村官的主要政策集中在在岗三年的保障制度，而对于村官三年之后的职业发展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村官开始关心“以后怎么办？”，“考不上公务员怎么办？”这样关乎自身前途的问题。大学生村官政策存在地区差异，政策变动性比较大。所以，在政策不明朗、不完善的情况下，大学生村官存在后顾之忧。他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因而他们很难沉下心投身基层。
由上面的数据可以发现，在大学生村官未来发展意向表中，有64%的选择是报考公务员，而在北京市首批大学生村官合同到期后去向表中却只有19%的人可以进入到公务员系统中，也还有10%的人尚未就业。由此可见，大学生村官的后顾之忧并没有被解除，尚不完善的保障制度使得村官制度的持续性受到质疑，在自身的发展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村官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会下降，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备考公务员或者跑关系上，客观上减少了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能。
（二）借调身份。相关调研表明，借调现象相当严重，基层政府“截留”大学生村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有的“截留”是乡镇领导的安排，被动的截留；有的“截留”是因为基层政府人员不充足，大学生村官学习能力强，留在基层政府、又不用支付额外的工资。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大学生村官自身以及基层政府是有利的。但这却违背了政策的初衷，会导致大学生村官越来越不“接地气”，远离乡土，脱离群众，根本无法实现参与乡村治理的目标。
（三）游离乡村“圈子”之外。中国的乡村社会有浓厚的家族乡土情结，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圈子组成的，离中心越远者，关系也就越疏远，这种圈子的核心是“人情”、“面子”和“关系”。大学生村官是外在的力量嵌入于乡村社会中，在村民看来就是“圈外人”。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干部相比，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关系疏远，而自身存在的“上山下乡”短期锻炼的观念和村民眼中“非官、非农民”的圈外人身份，使他们更难嵌入乡村社会关系中。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层面都使得大学生村官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可能性则较低。
三、参与治理难题破解
（一）明确大学生村官的合法性。大学生村官的具体身份如何，具有哪些明确的权利，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庄工作的开展及大学生村官价值的发挥。大学生村官是从城市的高校毕业后通过考试选拔方式产生的，他们既不是具有本村户口的村民，又没有在《村委会组织法》中有着明确的说明，那么在日后的村委会选举以及其他的村委领导工作过程中，大学生村官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非常模糊，并没有在村民心目中获得权威的认可，这样在群众中的认可程度会受到影响。因此，要想真正激励大学生村官在村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更好地推动农村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就大学生村官的身份问题通过法律法规加以明确，为大学生村官的合法性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增强村民对大学生村官的政治信任感，同时也为大学生村官在村庄工作中扫除了相应的政策障碍，激发了大学生村官对村庄工作的积极性。
（二）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监管。由于目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规定大学生村官在村庄的工作年限是三年，但是部分村官并非愿意扎根农村亦或者前途担忧等原因，在三年合同期满后，很多大学生村官义会选择回到城市。以这种过度心态对待村官这项工作，就会出现走马观花、工作不积极的现象，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健全大学生村官的监管机制。做到从村官选拔筛选偏向有意愿扎根农村的大学生，从源头上保证大学生村官的高质量高水准；加强对大学生村官日常工作的监督和考核，通过日常考核，在县、乡、村三级组织结构的联合下、严格大学生村官日常工作的汇报，共同对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估；建立选拔制度，对考核优秀的，可推荐提拔。
（三）理顺村官村民关系。大学生村官要利用好身边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需要大学生村官善于解读政策，善于利用资源，主动的融入到“圈子”中去，虽然没有先天的本地人优势，但是同时也没有利益矛盾，因此融入群众非难事。这种嵌入是双向的、互动的。乡村社会行动者同样要适应大学生村官，嵌入大学生村官所代表的现代化社会关系，村民、村干部等同样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发挥不同主体的重要作用，才能保证乡村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