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文明篇1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在经济发展方面主张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生态文明建设是指用生态文明理念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需要融入经济建设中，还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绿色经济”以“弱人类中心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实现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双赢的局面，这种经济形态的理念与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吻合的，在发展这种经济的同时也是在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首先，“绿色经济”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夯实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次社会改革，它将改革人们的观念、现有的社会制度，改革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绿色经济”为改革提供物质支持，使改革顺利实行，从而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其次，“绿色经济”为“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绿色经济”在协调发展与环保方面的经验可以用在解决传统文化与生态文化的矛盾方面;“绿色经济”将生态理念植入企业中的经验可以用在如何将生态理念注入政治制度中。“绿色经济”就是这样在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2“绿色经济”的实现路径
2.1树立生态观念
推进“绿色经济”，生态观念的树立是第一步，因为绿色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只有当人有生态意识和生态动力时，才能实现绿色经济的高度发展。生态观念是一种重视生态系统完整、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的一种文化，生态观念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并对各个领域有深远的影响，如何树立生态观念，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前提与重要课题。首先，加强宣传力度，针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行宣传，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作用，通过视频、动漫等新的传播形式传播生态理念。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传播媒介的作用，如贴标语、组织生态活动等。其次，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将生态理念融入到每一种形式的教育中，如中小学生的课堂、大学生课堂、党员干部的培训课堂、各种公司的培训课堂。最后，通过名人效应注入生态理念，时尚是一种潮流，是人们对美的一种追求，如果将生态元素与时尚相结合，会使生态元素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生态理念也随之深入人心。只有当人们有了生态的观念，生产、消费才会绿化，“绿色经济”的发展才有思想基础。
2.2创新“绿色”技术
“绿色经济”是一种将传统经济绿化或是将保护环境活动利益化的一种经济行为，无论是绿化传统经济还是从环保活动中获得利益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都是需要产业技术的升级与创新。而我们说的技术是指“绿色技术”，是为了使产业绿化的技术，如污水处理技术，不是指生产新型产品但有高排放、高污染的技术，如何实现绿色技术的升级与创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首先，要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我国如今的教育体制无法适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所以需要改革教育体制。其次，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最后，国家要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与帮助。在新时期，科学技术无论对经济的发展还是环境的保护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能拿下这个制高点，我国的“绿色经济”将会取得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取代传统的经济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
2.3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生态经济文明篇2
记者：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必须科学理解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正确认识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合理构建新常态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切，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李教授，请您先谈谈当下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哪些约束。
李济广：对于当下经济增长速度所受到的约束，学者们列举了很多，诸如资源消耗已达极限，环境污染不堪重负，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上涨，劳动力总量已开始减少，三大需求拉动作用下降，部分行业或地区产能过剩，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突出；日趋加重的杠杆化导致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减小，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投资产出效率下降，技术引进效应下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下调整，人口抚养比升高，劳动力、资本成本上升和环境压力使得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增长的动力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使得全球化红利减弱等等。
其实，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就是两方面：一是市场约束，一是生态约束。
就市场约束来说，只要具备市场需求，其他制约因素如要素价格、劳动力数量、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效率、投资产出效率、技术引进效应、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储蓄率和投资率等等都不是问题，而产能、出口拉动空间、三大需求的拉动作用、低全球化红利等，本身就是市场问题。
但是，具有足够的市场，经济也不一定能够快速增长，因为当今世界资源环境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制约因素。多年来，高消耗、高污染换来的高增长透支了自然资源，损伤了生态福利，没有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面对城市缺水、河流干涸、石油高度对外依存、许多土壤板结、大量水质不达标、雾霾挥之不走，如果还是延续过去的增长方式，不仅资源系统面临崩溃，环境污染也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在既定的时期，经济增速与生态状况成反向变动关系。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城六区11月3日pm2.5浓度接近一级优水平，11月1日至12日空气质量均为优良，形成所谓的“apeC蓝”。其代价是全市所有工地停工，机动车限行，70%公车停驶，职工调休放假，大气污染企业69家停产、72家限产；周边8个以上城市汽车限行，公车70%封存，天津部分地区停止供暖，河北省2000多家企业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1700多处工地停工，山西、内蒙、山东省污染行业也停产限产。瑞士信贷估计，这种措施可能使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7.4%左右。这清楚地说明，在今天，为了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得让经济以较低的速度增长。
在博鳌论坛谈到，7%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以此推断，5%～6%的速度似乎也不算慢。或者说，如果有一天中国增速下降为世界平均增速新常态即2%～3%，那是不是不可容忍的？2%～3%的速度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也会努力摆脱，但如果市场需求在一定时期造成这一速度，生态规律在一定时期要求这一速度，我们应不应当不顾一切盲目投资强拉速度？肯定是不应当的。即使失业增加也完全可以通过限制极其严重的加班加点来增加劳动力需求，通过一部分人回家做家务来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没有理由断定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是7%左右。
市场约束是硬约束，市场没有了，企业自然难以扩大生产。相对而言，生态约束是软约束，生态好坏具有很大的弹性，即使生态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了，生产仍然可以继续扩张。因此，突破生态防线，是新常态经济最可能遭到的破坏。坚守生态红线，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不能突破这条红线。
在今天，在既定的时期，要增长还是要生态？要更多物质财富还是要更多的生态财富？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记者：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这九个方面包括：消费需求、投资机会、出口和国际投资、产能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环境约束、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在这九个趋势中，前七个都是经济本身自然而然形成的新特征，第九条主要是根据经济变化制定主观调控政策，而第八条“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则是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约束及其对策。其他几条与经济增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联度，比第八条小得多。通过绿色低碳循环等发展新方式，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应是新常态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李教授，请您谈谈这个主要特征的内涵和通过哪些努力才能形成这样的特征。
李济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表现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其中，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增量扩能为主的增长、传统增长点的增长乃至高速增长都是破坏生态平衡、损伤生态文明的增长，是受增长主义影响的增长；而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增长和新增长点的增长则是有利于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的增长，或者说，只有维护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转向。
走向生态平衡这一新常态经济的重要特征必须通过巨大主观努力才能形成。
首先，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一是要对生态违规行为零容忍。一个地区出现环保“越雷池”事件，要追查环保部门是否失职、地方主要官员是否包庇。二是制定各项经济政策都要把资源环境状态作为约束条件。现实的世界，一旦一国经济面临下行倾向，就会推动大批项目上马，就会鼓励大面积大力兴办企业，就会要求银行增加融资，要求央行放水，就会寄希望于拉动房地产，但新上的项目不一定有市场，增加的融资不一定有效益，央行放的水不一定会流入经营性企业，新办的企业不一定能成功，新建的房产不一定有人住，而这些措施一定会消耗资源和环境，增加过剩的产能和建筑，新办的企业还会把别的企业挤垮。有许许多多的论文、财经评论和论坛发言讨论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调控措施，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大多数都没有把生态损伤和生态维护作为经济增长及其刺激措施的影响因素，因而充满极大的误区。几百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历史表明，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与经济过热有关，总是与过度融资有关，总是与资产泡沫有联系，总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相联系，现代危机往往与房地产过热有联系；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往往是经济金融的崩溃，即使危机不爆发也会有大浪费。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一种观点认为，出现经济下滑、疲软的时候，就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的时候。而另一些人质疑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和过度。不管孰是孰非，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冗余性、重复性和过度超前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今天，“新常态”已经成为国家执政理念，研究经济增长必须不忘生态条件，制定经济政策必须自觉接受生态制约，控制经济刺激措施的强度，在防止增速过快下跌导致经济混乱的前提下，不设定脱离市场和生态的增长速度目标。否则，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真正进入新常态。三是要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为此，除加强对地方领导干部的生态考核、保证经济后进地区基本财政开支需要外，更要推进经济发展和建设项目的科学决策、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尤其是要搞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制约通过上项目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
其次，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创造生态产品。2013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包括生活的自然环境，也包括提供生产要素的自然环境，如森林、草原、土壤、水流等。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些自然环境以维护生态平衡，还要改善自然环境以恢复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就是创造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一方面是人类的生活环境，这些生态产品就像大米、手机这些物质产品一样，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条件，而且这些生态产品量应与物质产品量保持平衡。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力的自然环境，是制造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条件，只有大力生产这些生态产品才能保证经济顺利增长。
再次，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都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利润追求，是近代社会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直接的结论就是，人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最终依赖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依靠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性发展。当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缺陷是容易造成生态失衡。但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私有制市场经济才是生态失衡的根源。对此有人不解，认为社会主义中国也在破坏生态平衡。理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是中国的私有企业占多数，二是讲究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对价值增值追逐的经营行为与私营企业十分相似，此外，国家机关长期存在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经济决策缺乏公有制应有的民主机制。因此，要想大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能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就不要利用私有制经济的作用，能国有独资经营的就不要搞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外，公有制经济要以促进全社会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全面满足的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不能把盈利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国有经济要通过按劳分配提供动力，而不是强调自负盈亏。
记者：李教授，请您谈谈为什么说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
李济广：由于“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要想在环境不会更加恶化、资源不会更加接近崩溃边缘的前提下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或者需要开发新的生态产品填充资源改善环境，或者需要利用同样多的资源环境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即提高生态效率。由于新增资源环境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差甚远，提高生态效率就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新常态“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核心就是提高生态效率。质量型经济增长指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意味同样的资源可以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而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则意味着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绿色”指通过节约并高效利用能源资源以减少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威胁，以清洁能源和减少污染、降低消耗的技术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低碳”指扩大、普及清洁能源的使用，以绿色技术、增加碳吸收等方式将温室气体排放降到合理标准以下。而普及清洁能源的关键是使太阳能、生物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得以取代化石燃料。“循环发展”当然是减少总投入的高效率。
记者：请您谈谈提升生态效率的根本途径。
李济广：提高生态效率，除了加强宏微观管理及其创新以实现对资源环境的合理使用和节约外，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科技创新。只有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才能大幅提高要素生产率，以既有的资源环境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福利，并创造新生态。这也是新常态经济要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的根本原因。要根本改变几十年一直没有改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切实扭转创新驱动机制，包括人才培养机制、经费投入机制、科技评价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内含的科技激励机制。
首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最能起到引领作用的，是高考试题要考出素质、考出创新精神。政府教研部门和督学要着力评价学校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情况。对大学人才培养，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大学的评价方式。为推动大学以求实的精神提高教育质量、克服形式主义，要根本扭转组织部门、主管部门和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标准，应取消对学校科研经费量、师资外在标识、图书量、房舍设备量、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论文被美国检索的数量等等方面的比较，主要以一定的随机统考和学生素质考核、毕业生就业后的创新成果和受欢迎程度以及教师科研成果的质量及其对中国的实际贡献――不是对世界大学排名和论文引用检索排名的贡献――来评价大学。同时要正视学生大面积学习不刻苦的现状，推行大比例的不毕业率和留级率制度。
其次，创新经费投入机制。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必须转向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多年来，巨量科研项目经费无法正常使用和正常报销，而许多科技创新努力却得不到资助的超额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创新兴趣并非十分浓厚，创新本身动力不足，而国家几乎没有对优秀创新成果的物质激励。对此，要形成以经费投入和科研成果奖励并重的科研投入方式。要实事求是地大幅削减对科研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等等的科研经费拨款，本着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精神，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在扩大资助面的同时，要把二分之一经费用于优秀成果大面积个人奖励和成果的补偿性资助。项目经费也要允许用于额外劳动补贴和成果奖励。国家技术开发补贴和税收科技补贴应以国家创投入股和中期贷款的形式予以资助，以防止没有高水平创新能力或并不亟需资金的低效企业拉关系挤占科技经费，并使国家科技经费越滚越多，要保证国有资本对科技工作的控制力。
再次，创新科技评价机制。经费只是创新的一般条件，高水平赶超的创新依赖于聚精会神、公正激励和资源配置合理，而这一切，离不开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从企业到学校和科研单位，从科研立项、技术开发资助、成果评价到优秀人才认定和职称评定，都必须实行不限额自由申报、申请人与评委双向匿名终审、非本单位非本系统的社会化评审和异地评审，从而使创新资源、创新荣誉、创新激励更有效地配置到更有能力、更有时间、更有毅力从事创新的人手中，杜绝大量的贿赂与变相贿赂、人情、关系、打招呼、请托、权力谋私、官员优先、行政化管理等现象严重侵蚀创新的动力和效率。在企业和科研单位内部，要形成专职科研人员科技决策的机制。
最后，创新科技激励机制。要在全社会坚决遏制靠拉关系、靠低要素成本获利的状况，形成靠创新获利的机制与氛围。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如果不能实现高水平一流的创新，我们就不得不一再求助于投资扩张去驱动不计生态后果的经济增长。
记者：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您的谈话使我们加深了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认识，使我们认识到维护生态文明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约束之一，走向生态平衡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之一。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大力创造生态产品，让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要改变几十年一直没有改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切实扭转创新驱动机制，包括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把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转为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建立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以及相应的科技激励机制。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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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文明篇3
关键词：生态消费；生态文明；经济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00705
1引言
党的十之后，生态文明被赋予了空前的地位，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成为“五位一体”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处在核心地位。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与其它领域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的有效融合。然而，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目前还处在探索和实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总结都还没有成熟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充分融合也需要开创新的模式与途径，其中之一便是十分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国民消费。
2消费与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消费与投资、出口一起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表明，充分发展的消费市场是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消费也日益成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抵御经济波动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出口萎缩、投资不足的不利环境下，消费往往演变成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主要支柱。发达国家对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对国民消费一直是非常鼓励，甚至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想方设法地刺激和诱导国民的消费需求，主要的发达国家也无一例外地有着充分发达、成熟并且完善的国内消费市场。然而，在我国，国民消费的重要性和积极性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我国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桎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物质财富的创造和供给能力非常薄弱，因此国民的消费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受到人为限制，不仅造成国民的生活水准长期在低层次上徘徊，而且使得国民经济的发展缺乏有效需求的支撑，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之后，为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改革开放的前二三十年我国实行的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缺乏资金、技术落后以及管理不善的时代背景下，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的唯一选择，实践已充分证明这种模式选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短短几十年之后，我国已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国民经济的规模和结构、质量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都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开始逐步显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在技术层面十分落后，因此我国对外出口的产品基本以资源和简单加工的半成品为主，这种低附加值的出口模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却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导致大量利润的外流。更为严重的是，低端的资源出口和来料加工给我的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破坏，长达几十年的资源开采与出口对我国很多地区的环境破坏都是不可修复的，很多外商投资的来料加工产品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也是十分惊人的，虽然表面上看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确是国外高污染行业与产品对我国的转移。因此，我国在换取大量外汇的同时，付出的却是满目疮痍的环境代价，如果考虑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环境成本，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收益很可能是负值，我国在环境领域的欠债是迟早要还的，并且越晚偿还所付出的代价会更高。另外一方面，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的发达国家一直深陷经济疲软、通胀不止的泥潭当中，出于振兴国内市场、创造国内就业岗位的直接目的，发达国家纷纷提高了产品进口的门槛。此外，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在出口领域面临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遇到的贸易壁垒层次也越来越高，我国出口导向型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要保证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就必须寻求新的突破点，由外向型向内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扩大国内消费的市场容量，增强国民的消费需求和能力。这种转变不仅可以明显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准，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经济发展的自，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重组，减少资源出口量，逐步淘汰低端来料加工产业，减轻我国目前面临的环境压力，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证。
目前，对什么是生态文明，学术界尚缺乏权威的统一界定，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和研究侧重点出发，对生态文明的表述或多或少地都会有所差别。但是，如果我们“求同存异”地分析一下，则不难发现不管哪种生态文明的概念表述当中，都蕴含着一个核心思想――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研究和探讨生态文明，实际上是在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范畴非常广泛的命题，设计的因素也非常多，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也来自多个方面。但生态文明建设最为关注，或者说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还是提高人类的生活福祉，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经济建设，这也正是我国政府决定将生态文明建设充分融入经济建设过程的根本目的所在。生态文明是对传统文明的扬弃，生态文明和传统文明既有着明显的区别，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传统的工业文明过分看重经济增长，忽视甚至无视环境和资源代价，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一味为了保护环境而放缓甚至放弃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改变的是传统文明发展的模式，而不是文明发展的终极目的，生态文明建设绝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途径还是创造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如何有效地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进程有机结合，是决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
如何才能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一般而言，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生产领域的融合。毋容置疑，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的依然是提升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因此，“生产”依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推动力。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必须构建新型的生态型生产模式，以生态经济产业为主导，以新型生态技术为支撑，走生态型的经济发展之路，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然而，如前所著，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来源于多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固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中流砥柱”，但仅仅靠生产领域的“一枝独秀”还无法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因此，除去生产环节之外，生态文明建设亟需其它领域的密切配合与支持，居民消费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简单公式描述了社会大生产的循环与周转过程，由此可见，“消费”和“生产”一起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关键结点，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生产的连贯性和协调性，因此，消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也将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况且，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相互融合，不能仅仅停留在上层建筑的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和社会公众产生十分密切的联系，生态文明建设也亟需得到来自社会公众的大力支持。而消费作为和社会公众联系程度很高的日常生活环节，可以很好地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有效传达给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充分享受到生态技术带来的优势和便利，使得新型生态经济产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收益，使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融合过程更加顺畅，更加有效率。
3传统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理念的背离
虽然从总体上看消费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似乎已成为人类自身的一种本能，但消费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几个不同的文明阶段，每一种文明形态都会形成与之相配套的消费模式。在漫长的原始文明阶段，人类社会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尚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因此在这一阶段并无实质上的消费可言。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虽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总体水平依旧十分低下，再加上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因此在农业文明阶段消费只能是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还是与消费无缘。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起源于工业文明阶段，建立在技术革新和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大增强，使得人类社会财富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保障基本生存的需要，消费行为的普及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工业革命催生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革，传统的世袭特权阶层被打破，形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在劳资双方的长期博弈中，社会大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利和利益，资产阶级为平衡和缓和社会矛盾，在社会财富的分配领域也逐渐地向社会公众倾斜。普通民众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使得消费行为的普及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人类社会也第一次真正走向了消费社会时代，消费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并且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工业文明催生的消费模式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消费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空前提高，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终于摆脱了财富短缺的桎梏，人类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消费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人类社会的平等程度也大大加强。然而，传统的消费模式是把双刃剑，消费在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注重的是短期发展的经济效益，对发展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极少考虑，甚至视而不见，这样一种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发生过著名的“公害事件”（另一种说法是“十大公害事件”），很好地证明了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弊端。除此之外，和工业文明相匹配的传统消费模式对资源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艾伦曾经这样描述消费社会：“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作为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者扔掉。”＼[1＼]究其原因，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是以生产为导向的，为保持生产的连贯性，必然要求长期保持巨大的消费能力，因此，传统的工业化国家对国民的消费是极力鼓吹的。事实证明，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有着极其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发达国家20%的富裕人口消费支出已经占到全球私人消费支出总额的86%，与20世纪50年代比较起来，日本在80年代消费的铝、能源、钢铁、汽车分别是前期的的4倍、5倍、25倍和4倍。就总体情况而言，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消费主义扩张之后，欧洲与日本的人均资源消费已经大体和美国持平。＼[2＼]更为严重地是，传统的消费主义会导致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等一系列不合理的消费行为，虽然从短期来看，过度膨胀的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消费模式只会导致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并且大量地造成资源消耗和浪费，给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极大的压力。目前，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的情况日益严重，这其中固然有产业结构失衡、人口无序膨胀等主要原因，但传统消费理念和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和蔓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当中，对后者的消费模式是竞相效仿的，殊不知这种消费模式超越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极限，最终将使得全球的经济发展提前进入资源和环境的瓶颈状态，“寂静的春天”一旦真的到来，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工业文明孕育下的传统消费模式是和生态文明的理念从根本上相违背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形成相应的符合生态文明理念需求的新型消费模式。
具体到我国而言，随着近几十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国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随之而来的国民消费能力也极大增强。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已超过6000美元，同时，2012年全年我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为210307亿元，比2011年增长14.3%，增长的幅度比较大，即便扣除通货膨胀的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率也有12.1%。＼[3＼]与此同时，消费也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和发达国家的情况类似，我国迅速增长的国民消费对资源的消耗程度和环境的污染程度也在急剧地上升。同样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全年社会能源消费总量为36.2亿吨标准煤，比2011年增长3.9%。其中煤炭消费量增长2.5%；原油消费量增长6.0%；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0.2%；电力消费量增长5.5%。同时，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面临的环境压力也呈现出日益严重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七大水系已有的571个水质监测断面中，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12.4%。近岸海域现有的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四类、劣四类海水占23.9%。在长期监测的316个城市中，轻度污染的占20.3%，中度污染的占0.3%。＼[3＼]究其根本原因，我国现阶段走的依旧是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看重的仍是“扩大生产、促进消费”，由于人口总量和资源分布的因素，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远高于发达国家。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主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却很少。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淡水拥有量、人均森林覆盖率分别只有世界水平的32%、27.4%和12.8%，其它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我国的资源消耗量却保持在很高的层次，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在继续增长，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消费环节产生的。例如我国包装废弃物的年排放量占到城市固体废弃物的1/3，在体积上甚至达到了1/2，并且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我国每年使用的一次性筷子的数量高达450亿双，相当于消耗了166万m3的木材。＼[4＼]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基础之上的传统消费模式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在不断加重，我国现在已经是多种资源的第一进口大国，这给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因素，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同时，传统消费模式滋生出的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等不合理的消费现象使得我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显像化，并且助推了盲目攀比的不良社会风气，对我国传统的社会公德和伦理造成了腐蚀和破坏。传统消费模式带来的这些弊端都是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的，必须及时地加以改进和修正。
4新型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途径
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传统消费模式虽在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但因为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生态文明的时代潮流，要求构建与之相匹配的生态型消费模式。和传统的消费模式比较起来，生态消费是以生态文明的理念为宗旨，以生态技术为支撑，以生态产品为媒介，以生态消费伦理为指引。新型的生态消费模式强调的是消费的合理性和持久性，生态消费要求能够给经济发展带来长久的推动作用，生态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充分融合的有效途径，生态消费模式的形成与推广，对生态文明建设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管控。尽管从一般意义上看，消费属于个人行为，政府似乎不应该干涉，但个人消费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环境系统天然的整体性和公共性决定了消费不仅仅是个人选择，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合理的消费模式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无效使用，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例如我国社会现阶段少数富裕阶层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不仅极大程度地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且使得因收入差距过大形成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日益彰显，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的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自身在宣传和动员机制方面的优势，对国民消费模式进行及时的引导，促使全社会尽早形成生态消费的理念，倡导适度消费和合理消费，对奢侈消费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限制，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规范全社会的消费理念和模式，将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其实，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对国民消费也会有所调控，这一点从西方国家政府对消费者环境义务的法律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例如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5条规定：“消费者为适应经济社会之发展，须自行修得有关消费生活之必要的知识，并有采取自主的、合理的行动，以积极的促使消费生活安定及改善之任务。”韩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条第2款规定：“消费者主动吸引专业知识来维护权益，并采取合理、自主的行为来促进消费者生活水准的提高。＼[5＼]而我国现阶段在法律层面对消费者环境义务和责任的规范还很少，即使涉及到的部分操作性也不够强，留下了很多漏洞，值得我们反思。
生态消费产业的形成，需要企业的积极配合。消费虽然是国民的个体选择，但生态消费模式的形成不会凭空产生，相反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这就是消费的对象――商品，商品是生态消费模式的载体，是生态消费理念的物化。因此，生态消费模式的形成是以大量的生态型商品为前提的，生态商品的生产是生态消费模式构建的物质基础，离开生态商品的支撑，生态消费理念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是商品生产的主体，企业是绝大部分商品的生产者和供应者，这就要求企业在生态消费模式构建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成为生态商品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的主要中间渠道。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承担着更为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和职能。除传统的经济型组织色彩之外，企业应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生态文明的理念要求企业重新塑造自身的生态人格，树立生态管理、生态生产、生态营销的新型企业伦理和文化，从商品的最初设计、原材料采购、商品生产、渠道选择、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采取生态化的理念和模式，促进生态经济产业的培育和壮大，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此，企业应抛弃传统的以生产为主导，以消费为核心的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理念和经营模式，重新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审视企业的环境责任和生态伦理，通过自身生产和销售环节的创新构造，提供大量的生态型消费商品，为生态消费模式的形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生态消费理念的推行，需要社会公众的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时期我国政府宏观层面的整体发展战略，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泛，需要动用的社会资源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行，势必要求构建多样化的参与主体，生态文明建设绝不仅仅是政府行为，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必须获得社会公众的大力支持与参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通过消费领域和环节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能够使社会成员从切身利益中体会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福祉。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每一个公民都应从自身的消费环节入手，形成理性的个体化生态消费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型的消费理念并不是限制社会成员的消费，更不是降低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生态消费模式提倡的是适度消费、合理消费，这和传统消费模式鼓吹的“大量消费、奢侈消费”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已经证明传统消费模式超越了地球资源和环境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生态消费是通过可持续的绿色消费模式为人类社会整体的长远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和环境支撑。社会个体生态消费理念的塑造与普及，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将生态文明建设的远大理想细化到社会个体成员的现实生活，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主体最大限度地扩散，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最为广泛的微观基础。
除以上几个主要环节之外，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还需开创更多的实现路径。譬如，生态消费模式的形成，需要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我国现阶段的传统消费模式是由西方国家传入的，这其中既有经济全球化的势不可挡，同时也有发达国家的有意为之。实际上，西方国家对自身在工业化进程当中形成的传统消费模式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在经历了数百年的社会整体富裕与繁荣之后，西方社会对传统消费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反思，西方社会总体层面的消费理念在日趋成熟，国民消费逐步在回归理性。然而，发达国家自身消费模式的改良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同步调整，传统的产业模式和商品生产依旧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发达国家急于将传统商品向外倾销，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对传统商品的需求维持着巨大的市场容量，理所当然地成为发达国家传统商品出口的首选。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二者一拍即合，造就了发达国家传统消费理念和模式在当代中国的盛行，中国成为许多国外传统商品，尤其是高档奢侈品市场的最大救星。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传统消费模式弊端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转移，不仅造成了我国财富的大量外流，而且源于西方的传统消费模式给我国的环境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根本上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我国要构建新型的生态消费模式，就必须在国际分工格局中与传统发达国家展开深度的合作与博弈，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的规则，寻求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重目标的国际产业分工，减少传统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大量进口，吸引发达国家增加与我国在生态产业领域的投资合作力度，吸收和消化发达国家生态商品的研发技术与运营管理模式，敦促发达国家增加生态产品对我国的出口量，逐步减轻传统消费商品对我国环境的不利影响。此外，生态消费模式在我国的有效构建，还必须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以nGo、npo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领域能够起到巨大的监督作用，民间组织也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力量。和政府、企业等传统的社会组织比较起来，民间组织有着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独立的第三方人格，有着相对独立的建立和运行模式，正是由于非官方的背景和非盈利的宗旨，民间组织较少受到政府和企业界的限制和干扰，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义。目前，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民间组织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良好时期，虽然在规模和层次上与国外比较起来还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契机与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周期恰好吻合，因此我国的民间组织有着更多的历史机遇，我国民间组织也必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具体到消费环节，实际上我国民间组织在生态消费观念的倡导和宣传方面正在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例如近几年由我国民间组织倡导的“26℃空调节能行动”、“光盘行动”就是从最细微、最根本的日常生活消费环节入手，向广大社会公众宣扬生态消费的理念和行为，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民间组织的参与，将对我国民众生态消费模式的塑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消费领域着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切实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包庆德，刘源.提取地球资源的利息而非本金[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49.
[2]尹小明.消费社会的环境代价与治理[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4）：72.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R].北京：国家统计局，2013.
生态经济文明篇4
（一）经济法理念的概述
所谓的经济法理念即为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当中，对经济法本质以及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与宏观把握，同时还包括对经济法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理性构建。其是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最高原则[1]。经济法理念不同于经济法领域的其他概念，其具有更高的地位。经济法理念具有以下功能：第一，经济法理念来自于经济法律的实践，同时可以科学地指导经济法的制定以及实施，对经济法律的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第二，经济法理念可以有效地预测经济法的效果，从而科学引导经济与法的发展方向。第三，经济法理念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
（二）目前我国经济法理念的发展状况
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法在我国开始盛兴。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提倡经济行政法，并将经济法列入行政法的范畴。在计划经济理念的影响下，很多专家与学者都认为经济法是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并且将经济管理关系看做为行政管理的一个分支，此观点将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相关内容混为一谈，忽略了经济法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实践性，最终造成市场常常出现行政垄断现象。除此以外，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尽管经济法在我国刚刚兴起时比较兴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学术界并未对经济法给予充分重视，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也越来越衰弱。甚至于有些学者提出传统的法律部门即可将处理所有的问题，并不需要现代经济法。这种错误观点就是因为经济法理念的缺失而造成的，严重影响了经济法的发展。
二、经济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一）经济法理念有利于生态文明原则的贯彻落实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求必须要充分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然而因为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其中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人文地理条件等具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国呈现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这就无法充分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而经济法能够以法律的手段宏观地调整经济领域，从而促进经济秩序的稳定，推动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使得生态文明公平公正的原则能够得到充分地贯彻落实。
（二）经济法理念有助于生态道德的保障与维护
目前，我国人们还缺乏良好的生态道德观念。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很多人还是选择从事高能耗以及高污染的行业，这些行业在为人们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破坏了生态环境，严重影响了生态建设[2]。而经济法理念可以有效地规范市场行为，监督人们承担自身的生态建设责任，有助于生态道德的维护与保障。
（三）经济法理念有助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实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而科学的经济法理念能够利用法律的手段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效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基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经济法理念的调整和重构
（一）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经济法理念的调整
第一，科学调整我国经济法理念的传统思想。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法理念，其中涉及到我国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将诸多内容概括为五个类别：公平公正理念、注重效益理念、经济效益理念、经济安全理念以及整体发展理念[3]。尽管这些理念都基本符合我国的政策目标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然而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也提出了更多的新理念与新要求，所以必须要对我国经济法的传统理念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使其能够充分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第二，要重点调整经济效益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目标企业为获得效益。然后而在经济效益理念的影响下，使得一些经营者只是单纯地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但是却忽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所以在经济效益理念当中要加入环境成本，从而在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经济行为对环境带来的消耗。
（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经济法理念的重构
第一，树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在论述生态自然观的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运用了很多“物质变换”概念，而这一系列的概念阐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物质变化理论，此理论为人们展现了一幅自然生态的图景，明确指出了物质变换断裂是人与自然在物质变换过程中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原因，而其本质根源即为资本的逻辑惯性违反了自然观。同时也此理论还明确指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即为转变观念与制度。在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推进，建设生态文明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将物质变换理论贯穿到经济法运行的全过程，不但充分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要求，而且还可以充分保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二，以人为本，树立全面的生态价值理念。由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因此必须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使得人们能够积极主动的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除此以外，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在开发与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充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及生态环境需求。第三，构建经济秩序理念。秩序也是一种重要的法律理念。基于经济法的秩序要求，虽然市场主体的自由得到了充分重视，而且还享有一定的权利，然而不可以妨碍和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利与自由，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社会的秩序主要包括政治秩序、生活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全面顾及到各个秩序的均衡发展，从而保证各个秩序都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与作用。
生态经济文明篇5
关键词：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立法
中图分类号：F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9-0189-02
循环经济法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内都刚刚兴起和实施。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循环经济法律部门还年轻，但发展势头有如雨后春笋。我国正式提出循环经济立法规划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才几年时间。而从循环经济立法理念、原则、体系、制度和责任等方面分析，循环经济立法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样，循环经济法的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个方面继续努力。正是在这短短几年，循环经济立法已经呈现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对循环经济立法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而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与循环经济立法形成了良性互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了循环经济立法，循环经济立法也助推了生态文明建设。
一、互动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循环经济立法
生态文明是指导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生态文明体现了对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尊重和坚持。生态文明具有系统性、平等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促成了科学的人类自然观、生态伦理观和社会发展观。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价值理念。
对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现状的分析，对循环经济立法的体系结构、基本制度、专项制度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反思，都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和价值判断标准。随着生态文明实践的不断发展，循环经济立法还会出现新的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不足和问题，这些都需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价值判断标准来加以衡量。
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循环经济立法确立了“3R”原则和共同责任原则，明确了循环经济立法是义务本位法，界定了循环经济立法是环境法而不是经济法，是环境利益本位法而不是经济利益本位法。
以生态文明整体性、系统性特征来衡量，现行循环经济立法在体系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纵向层面完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等不同形式的立法，从横向层面完善和协调资源、能源、废物利用、污染防治等不同领域的立法及其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关系。
法律制度是连接法律原则和具体措施的桥梁纽带。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专项制度。生态文明的平等性，要求循环经济立法在法律制度安排中对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公平分配；生态文明的多样性，要求循环经济立法设计不同的制度来明确和规范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法律主体的不同角色和作用。生态文明的系统性，要求不仅要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的制度，还要同时完善其他相关立法中的制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的整体合力。
循环经济立法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循环经济立法，从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体系到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责任，都始终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律责任是落实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循环经济法律责任既包括对法律主体的积极性义务的具体要求，也包括对各个主体违反循环经济立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构建有效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必须完善责任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充实责任内容，建立健全责任社会化机制，强化责任保障机制。这些措施，是现循环经济立法理念和原则的重要载体，是贯彻落实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根本保证。
到目前为止，《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批循环经济法律文件已相继出台实施。为促进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立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对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和评价作用，国家必须建立立法后评估机制，对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并根据评估反馈的结果，及时修订、补充和完善现行立法。立法机关应当组织循环经济的相关执法部门和社会公众等，通过社会调查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等多种方式手段，对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估，及时纠正循环经济法律中存在的偏差，填补循环经济法律空白，弥补循环经济法律的不足。
当然，由于循环经济法刚刚兴起，作为专项法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也不久，对于立法的评价还需要有更长的时间来考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正好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也在该因素的影响下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家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出台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以振兴和发展相关产业。而这些宏观政策措施的紧急出台，主要是考虑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应急性和临时性，对资源环境约束因素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循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循环经济促进法》及整个循环经济法的全面实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原本被关闭或取缔的“两高一资”的企业和行业，甚至打着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旗号死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是最佳时机。
所以，本文对现行循环经济法律所作的相关评论，必然因为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特定的时间阶段性，甚至可能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局限性。对于循环经济立法状况及其实施效果的更加全面、准确和客观的评估，还需要待法律更进一步实施，还需要对该法律有更长的观察期。
二、循环经济法与环境法的新趋势
立法永远无法赶上实践发展的步伐。我们必须看到，目前的循环经济法还只是停留在促进和保障循环经济发展的阶段，并没有达到它的最高理想。
循环经济立法的最高理想是促进和保障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形成，包括社会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占用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其要求绝不仅限于此。它不仅在于发展循环经济，还要求保护修复自然生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管理、合理利用海洋和气候资源。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需要建立这样的社会经济体制，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破坏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均衡。循环型社会的理念正在于此。不仅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其他一切活动，都需要努力追求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这是循环型社会超越循环经济的更高追求，也应当成为循环型社会立法超越循环经济立法的更高目标和追求。
在循环型社会，公众参与机制非常发达。社会公众的参与，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和其他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广泛参与，促使各国政府、企业、公民、其他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人类社会所有主体选择对环境更为友善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
而循环型社会代表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方向，循环型社会法代表了循环经济立法努力的方向。未来循环经济立法的目标应当是构建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并保障循环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迈向更加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循环型社会，这既是循环经济立法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环境立法的未来发展趋势。
循环经济法律关系，是指循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总和。在循环经济法律关系中，无论是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还是公民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法律对循环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相关法律制度中的权利、义务（职责）在不同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特定配置结构和运行方式来实现的。循环经济条件下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包含了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关系所不具有的法律性质和内容。就是说，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内容的法律权利、义务（职责）在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构成了法律调整循环经济关系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孙佑海，张天柱.循环经济立法框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王树义.循环经济立法问题专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王蓉.资源循环与共享的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生态经济文明篇6
关键词：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立法
循环经济法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内都刚刚兴起和实施。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循环经济法律部门还年轻，但发展势头有如雨后春笋。我国正式提出循环经济立法规划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才几年时间。而从循环经济立法理念、原则、体系、制度和责任等方面分析，循环经济立法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样，循环经济法的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个方面继续努力。正是在这短短几年，循环经济立法已经呈现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对循环经济立法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而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与循环经济立法形成了良性互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了循环经济立法，循环经济立法也助推了生态文明建设。
一、互动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循环经济立法
生态文明是指导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生态文明体现了对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尊重和坚持。生态文明具有系统性、平等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促成了科学的人类自然观、生态伦理观和社会发展观。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对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现状的分析，对循环经济立法的体系结构、基本制度、专项制度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反思，都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和价值判断标准。随着生态文明实践的不断发展，循环经济立法还会出现新的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不足和问题，这些都需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价值判断标准来加以衡量。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循环经济立法确立了“3R”原则和共同责任原则，明确了循环经济立法是义务本位法，界定了循环经济立法是环境法而不是经济法，是环境利益本位法而不是经济利益本位法。以生态文明整体性、系统性特征来衡量，现行循环经济立法在体系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纵向层面完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等不同形式的立法，从横向层面完善和协调资源、能源、废物利用、污染防治等不同领域的立法及其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关系。法律制度是连接法律原则和具体措施的桥梁纽带。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专项制度。生态文明的平等性，要求循环经济立法在法律制度安排中对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公平分配；生态文明的多样性，要求循环经济立法设计不同的制度来明确和规范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法律主体的不同角色和作用。生态文明的系统性，要求不仅要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的制度，还要同时完善其他相关立法中的制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的整体合力。循环经济立法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循环经济立法，从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体系到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责任，都始终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律责任是落实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循环经济法律责任既包括对法律主体的积极性义务的具体要求，也包括对各个主体违反循环经济立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构建有效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必须完善责任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充实责任内容，建立健全责任社会化机制，强化责任保障机制。这些措施，是实现循环经济立法理念和原则的重要载体，是贯彻落实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根本保证。到目前为止，《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批循环经济法律文件已相继出台实施。为促进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立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对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和评价作用，国家必须建立立法后评估机制，对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并根据评估反馈的结果，及时修订、补充和完善现行立法。立法机关应当组织循环经济的相关执法部门和社会公众等，通过社会调查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等多种方式手段，对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估，及时纠正循环经济法律中存在的偏差，填补循环经济法律空白，弥补循环经济法律的不足。当然，由于循环经济法刚刚兴起，作为专项法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也不久，对于立法的评价还需要有更长的时间来考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正好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也在该因素的影响下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家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出台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以振兴和发展相关产业。而这些宏观政策措施的紧急出台，主要是考虑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应急性和临时性，对资源环境约束因素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循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循环经济促进法》及整个循环经济法的全面实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原本被关闭或取缔的“两高一资”的企业和行业，甚至打着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旗号死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是最佳时机。所以，本文对现行循环经济法律所作的相关评论，必然因为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特定的时间阶段性，甚至可能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局限性。对于循环经济立法状况及其实施效果的更加全面、准确和客观的评估，还需要待法律更进一步实施，还需要对该法律有更长的观察期。
二、循环经济法与环境法的新趋势
立法永远无法赶上实践发展的步伐。我们必须看到，目前的循环经济法还只是停留在促进和保障循环经济发展的阶段，并没有达到它的最高理想。循环经济立法的最高理想是促进和保障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形成，包括社会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占用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其要求绝不仅限于此。它不仅在于发展循环经济，还要求保护修复自然生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管理、合理利用海洋和气候资源。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需要建立这样的社会经济体制，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破坏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均衡。循环型社会的理念正在于此。不仅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其他一切活动，都需要努力追求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这是循环型社会超越循环经济的更高追求，也应当成为循环型社会立法超越循环经济立法的更高目标和追求。在循环型社会，公众参与机制非常发达。社会公众的参与，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和其他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广泛参与，促使各国政府、企业、公民、其他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人类社会所有主体选择对环境更为友善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而循环型社会代表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方向，循环型社会法代表了循环经济立法努力的方向。未来循环经济立法的目标应当是构建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并保障循环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迈向更加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循环型社会，这既是循环经济立法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环境立法的未来发展趋势。循环经济法律关系，是指循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总和。在循环经济法律关系中，无论是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还是公民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法律对循环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相关法律制度中的权利、义务（职责）在不同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特定配置结构和运行方式来实现的。循环经济条件下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包含了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关系所不具有的法律性质和内容。就是说，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内容的法律权利、义务（职责）在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构成了法律调整循环经济关系的作用机制。
作者:邓雯雯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孙佑海，张天柱.循环经济立法框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王树义.循环经济立法问题专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王蓉.资源循环与共享的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生态经济文明篇7
【关键词】生态文明；优化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形成背景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并明确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十七大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环境问题仅仅依靠在原有政策框架内“加大力度”，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必须上升到基本价值理念转变这样的高度上来。我国的环境问题确实已经成为影响我们长期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块大“短板”，单靠一般性地在政策上做些小的调整，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必须通过对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使我国资源和环境支撑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生态文明不仅是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更是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基本的执政理念，将通过各级政府的具体执政行为对发展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重大调整，进而引导国家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从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可以看出生态文明治国理念的演变过程。上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赋予环境保护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提高环境保护的地位，但还不足以从总体上改变“以环境换发展”的发展模式，二者还是分隔状态。到90年代，我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将环境保护理念引入经济发展的决策之中，开始改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分别决策、分别处置的隔阂状态。但此时，环境保护还远远没有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不足以深刻地影响和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生活行为。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神贯穿到包括人的思想道德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体系之中，实际上是对以往的治国理念的实质性提升，境界更高，产生的效果也将更加久远，也是对工业文明的全面提炼与升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发展与归宿。我们要深刻领会“生态文明”的政治内涵，彻底实现执政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在战略上，要把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在实践上，要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硬指标；在考核上，关心GDp的同时还要重视当地经济发展效率、质量和区域生态质量改善情况，只有实行生态环境“一票否决”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
二、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
1、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初的“轻化”型经济特征正向自主主导的、带动力较强的、可持续的“重化工业”方向发展。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了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了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已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因此，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增长速度的加快局面是经济由单纯的外向带动型向自主主导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发展型转变的重要标志与体现，更具有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变的划时代意义。但重化工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也让我们付出了难以弥补的代价。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年GDp的8%。而中科院测算的数据是，环境污染使我国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国家环保总局的生态状况调查表明，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13%，等于甘肃和青海的GDp总和。世界银行给出的另一个统计数据是，如果仍然毫无节制地发展火电，2020年我国因为燃煤污染所导致的疾病将损失GDp的13%。因此，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主导型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经济文明篇8
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的实施上并不理想,作为低碳经济创始者的英国,2008年其低碳经济的标志性手段――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交易只完成法律规定的20%,作为低碳经济理论奠基人的斯特恩先生于2009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报告对市场经济下低碳经济的遭遇表示担忧。截至2010年,中国仅通过传统能源转化为新能源一个措施,5年内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相比之下,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减排Co2的总量只有50亿吨,这至少表明发达国家对建立在低碳经济之上的减排从一开始就是很保守的。
我国实施低碳经济既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积极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的贡献。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薄弱。在技术方面,以重化工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造成了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低碳产业比重低的现实;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我国在碳减排技术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并因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而容易受制于人;在经济和市场方面,我国市场发育程度和交易能力较低,因而在国际碳交易市场所占的份额很小,没有碳交易定价权,相关的碳交易金融衍生品极度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8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已达1264亿美元,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额只有约54亿美元(按交易量占比估算),只占全球市场的4.27%。
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成为中国特色低碳经济的基本理念。与原生低碳经济相比,我国生态文明理念下的低碳经济关注的不仅是经济和技术领域,更强调的是自然与社会系统,特别是人的环境意识,追求文明水平提高前提下全体成员的自觉行动。生态文明的生态性以多元机制的平衡稳定为特征,与原生低碳经济单一的碳减排机制不同,生态文明低碳经济应当是以碳减排为基本识别,包括增加碳汇、国土整治、污染防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内容的更宏观的系统工程。在实施机制方面既要重视经济、市场、技术的作用,也要重视行政和法治的机制,特别是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生态补偿机制、环境责任制、环境宣传教育等方面有所作为。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的低碳经济要有针对性地定位和实施。从前些年我国开展的绿色GDp考核显示,我国的低碳经济更应该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单位GDp的低碳性,包括能耗、水资源消耗、原材料消耗、释放的污染物、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土地面积财富贡献率。
二是以节能减排而不是碳减排为核心。
三是确定优先行动领域。英国《可再生能源法》最早确定的低碳经济三领域依次是电力、交通和建筑,其实施比例和发展阶段有严格的安排。我国亦把这三个领域列为加快建设的范畴,但要注意总结借鉴英国的经验教训。此外,我国与节能减排相关的其他重要产业和行业特别是制造业,以及与增加碳汇、国土整治、资源节约有关的领域等方面也应考虑低碳经济的要求。
生态经济文明篇9
《中关村》：近几年，各类园区在中国迅速崛起，在规划建设方面，也都不约而同地打出“生态”牌，您认为应该如何做园区的生态规划？
班勇：做园区的生态规划一定要将生态、景观和休闲结合起来。
2008年，诺兰特承接了北京电子城西区扩建的项目。在南边的2平方公里区域内，我们做了一个园区的生态规划。我们的创新之处在于比较系统地提出“生命周期”方法论，将这个最初存在于产品领域的概念运用到园区建设中来，这是以往的园区建设没有过的。
首先，我们构建了一个生态绿地网络。跟以往不同，这次的生态绿地网络主要偏向于生态网络，而非城市绿地网络。我们考虑到供小型哺乳动物穿行的绿色廊道怎么构成，如何给高科技研发人员提供舒适的环境，让园区充满活力，让景观看上去更养眼。
其次，我们强调自然利用。雨水收集利用对干旱的北京来说尤为重要，但是北京好多地方并没有单独的雨水管道，雨水流入排污管道，白白浪费了很多资源。我们采用了高新生态技术让雨水就地下渗，补充地下水。
再次，我们提倡绿色交通。园区生态规划为什么要提绿色交通？我们是从环境保护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道路不畅通，机动车的走走停停就会增加耗能和污染。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设立小街区、单行线、高峰时期的道路分流等。
大街区的左转区很多，会导致多个路口有交叉，影响交通效率，而小街区可以保证更多采取右转，这就能缓解交通堵塞。单行线最大的好处是，在人口密集的主城区，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在以研发为主的高新科技园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条双向8车道的路，上下班的时候，都是路的一侧堵，另一侧几乎没有车通行。这样的情况其实可以调控，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可以把另外一侧几乎没有车通行的2个车道调控到拥堵的这一侧，保证有6个车道通行，效率就会大大提升。
还有红绿灯的管制，适当改善一下也能提升通行效率。假如一条路上有10个红绿灯路口，我们现在的管制方法是每个路口亮红灯和亮绿灯的时间不统一，导致可能每个路口都要停下来。国外的管制方法是，亮红灯的时候全是红灯，亮绿灯的时候全是绿灯，这样通行速度就可以加快，提高通行效率。
《中关村》：您怎么理解生态的深层含义？对于园区来说，是不是把环境搞好了就能称为生态园区呢？
班勇：生态是一种文化，它关系方方面面。人对自然和环境的态度很重要，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一个根本的态度。我们提生态文明建设，最根本的内核是什么？是发展绿色经济，要将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园区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科技园区，这类园区聚集的企业更多的是研发类的，像北京电子城西区和海东科技园就属于这类园区；另一类是工业园区，这类园区聚集的企业更多的是生产型资源类的，比如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这类企业存在上下游问题，上游企业的原料和下游企业的废物要充分利用起来，通过循环经济形成上下游的链条。这类园区的生态设计更多的是从产业结构上着手，使上下游企业衔接通畅。
《中关村》：在您看来绿色经济其实就是生态经济的概念，那么您认为绿色经济的标识又是什么？
班勇：广泛地说，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这就是绿色的经济运行方式。比如电脑的生态设计，它的每一个元器件都是自成体系的，如果要更换的话，只需把坏掉的那个元器件换掉就行，而不必更换整个电路板。同时，尽可能少地使用污染严重的重金属材料。
《中关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容易忽视的问题是什么？您在做生态规划的时候遇到过哪些突出难题？又是怎么解决的？
班勇：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要提生态经济范畴，这是最容易忽视的。生态的保护和修复一定要和经济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生态的保护和修复需要不断投入财力，如果没有经济的概念，那将持续不下去。比如建一个公园，如果没有把自然规律利用起来，将增加很多人工成本。比如水体，它是有自净能力的，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在河岸有一些生态的做法，这样可以减少治理污水的投入。
生态问题其实与经济问题有连带关系。我们做生态设计的时候从来都是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比如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作为山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原来老百姓靠上山砍柴为业，现在不让他们砍了，我们就得让老百姓有新的出路才行，得有新的替代模式才行。
从2010年开始，我们参与了北京市山区经济建设的一些工作，这是生态与经济很好的协调。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的黄塔沟有一个部级自然保护区，针对这个区域，我们提出发展芳香经济，大做野生花卉文章。我们打破了北京以往一村一品的家庭式小农经济的做法，扩大野生花卉的种植规模。发展芳香经济和生态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北京的山区定位是水源涵养为主，2010年所有的矿山都关闭了，这就涉及到经济转型问题，以前是黑色经济，现在要变成绿色经济，要发挥山区优势，把依靠山的产业转到旅游和特色农业上来，当地好多人就从事特色农业和旅游服务业了。
《中关村》：不仅是园区建设向“生态”靠拢，很多地方城市也都打出“生态”概念，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千城一面”，有特色的很少，您认为一个城市应该如何走好“生态”这步棋？
班勇：建设生态园区的做法，其实同样适用于生态城市的建设。如果留心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国很多城市变得千城一面，都像一个模子里克隆出来的。
要彰显特色，最基本的就是维持原有的地貌。2011年我们在湖南益阳承接了一个项目，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益阳是地级市，城区是丘陵地貌，特点是一山一水。但是为了建设方便，那些极具特色的小山丘都被铲掉了，城区变成大平地，毫无地方特色可言。我们承接的时候，还残存一些没有连根铲掉的小山丘，我们要求一定要保留下来。在我们看来，这些残存的小山丘就是未来生态的节点，是未来动物的避难所，动物可以在那里栖息。这些小山丘的面积大多在0.5-1公顷之间，如果把这些点连成一个网络，再与城市里的绿带结合在一起，往外延伸与自然山体结合，再建一些慢行道，就构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绿地网络，整个城市就有活力了。
现在的城市建设太注重和强调人的能力了，实际上，和自然比起来，人是很渺小的。所以一定要给“生态”一个明确的定位，人类只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要保留自然遗物。
生态经济文明篇10
一、当前农村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目前的农业状况中，现代化水平相对于城镇化、工业化滞后等问题还非常明显，农村发展的速度依然滞后，城乡不协调成为屏障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农业基础发展还有待于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底子差、物质装备水平参差不齐，农业公共服务和社会化保障滞后于城镇、农民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且组织化水平较低等问题，在当今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农产品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引导调整农产品结构合理、供需动态平衡、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
2.农村生产基础设施流失严重。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耕地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和非农化、非粮化现象；随着农民大量离家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已进入季节性短缺与相对过剩并存阶段，出现农忙时人手不够、科技人才的稀缺、新农村建设缺少实际的专家等等问题；农村金融类服务及设备供给不足，农村资金外流多、收入少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建立城乡平等交换体系和合理调配机制的需求问题已迫在眉睫。
3.保持农民持续较快增收难度加大。由于农村规模化生产上不去，农业生产成本无法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所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任务相当艰巨。
二、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
经过对两会精神的深入学习，国家政策将从如下方面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2]：
1.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优化粮种结构，种植面积稳中有升，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提高单产水平来得以实现。
2.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机化进程，提倡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3.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入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扶持乡镇企业发展能力，不断壮大农业农村服务业，培育农业农村新兴产业。
4.努力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主要有：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保障基础前提下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帮助培训并引导剩余劳力外出务工，增加家庭工资性收入。
5.加强农业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教育等公益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6.完善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由政府主导，建立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质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