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研究篇1
气候变化长期之中又有显著的短期波动。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波动的气候成为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包括农作物生长期的长短、产量、自然植被区域的界线等）及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布罗代尔指出：“15～18世纪期间，世界只是农民的广阔天地，80～90%的人口依靠土地为生，而且仅仅依靠土地。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物质生活的优劣”。“气候像一位乐队指挥，发号施令的权威胜过了太阳王。无论欧洲的谷物区或亚洲的稻田和草原，普罗旺斯的橄榄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被打上它的意志的标记”。[1]李伯重亦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
关于17～19世纪中国气候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龚高法、张丕远、倪根金、陈家其、邹逸麟、周翔鹤、米红、王业键、黄莹珏等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3]。他们指出，明清时期中国气候变化有全球变化的背景，也有自身的特点。从全球范围看，人类文明史主要发生在欧亚等大陆冰川消退后的冰后期。而冰后期中，冷暖、干湿亦不断在交替变化。他们多引用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4]，认为中国近5000年(相当于冰后期后半期)的冷暖变化经历了4次温暖期和寒冷期，如下表：
表1我国近5000年气候冷暖变化
大约在15～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所谓明清“小冰期”[5]。明清小冰期也有不同的冷暖时段，周翔鹤、米红将竺可桢之说归纳为4次冷期和3次暖期，如下表：
表2明清以来气候的冷暖变化
可知，明代仅嘉靖隆庆年间(或许还包括万历初年)较为温暖，其余大部分时间寒冷，万历末年、天启、崇祯年间尤其寒冷；清代则顺治与康熙年代特别冷；雍正、乾隆、嘉庆较为温暖，晚清又转为寒冷。
气候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影响重大。欧洲小冰期里，英伦三岛、北欧、东欧、俄罗斯都出现了谷物欠收、饥荒、放弃耕作、舍弃村庄、人口严重减少的迹象。清代的情况也是一样。据研究，气候寒冷期影响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农作物的生产与产量。周翔鹤、米红认为，对水稻而言，冷害有3种类型：1.延迟型冷害。由于温度偏低，作物生育期延长，秋季霜前不能成熟，遂受其害而减产。2.障碍型冷害。作物在小穗分化和发育期对低温最敏感，如此时受到低温危害，则会造成小穗不育，甚至绝产[6]。3.混合型冷害。夏季持续低温可能导致以上两种类型并发，造成大幅度减产。明清，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最冷期中，水稻不但容易遭受霜冻和冷害，同时夏季较凉的气候，也减低了稻米的产量。他们依从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及关系粮食亩产、总产、总供给量的多熟耕作制指出，依明清时稻米在粮食供给中的地位最为重要（明代水稻占粮食总产量的70％，晚清早熟稻占稻米产量至少一半），麦子其次。早熟稻通过稻麦轮作、双季稻以及对边缘土地的利用来提高粮食总产量。如果稻谷生产(特别是早熟稻)受到损害，将危及粮食总供给。[7]陈家其、沈小英等亦从气候变化对多熟耕作制的影响指出，明末以前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太湖流域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气候变得寒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8]夏明方亦指出，晚清气候变冷，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常明显。如长江北岸的怀宁县，道光以前水稻“宜早晚二季，第刈早稻种晚稻，正大暑节土膏发育之时，农人争天时，一刻千金，率晨刈昼犁而夜种之……家人不足给事，皆于外乡雇老农并力及时以事晚稻焉”，道光以后“地质大异，每种晚稻，收入犹不足偿耕耨之费，是以皆易早晚二季为中迟一季”[9]。周翔鹤、米红还指出，除粮食外，严寒和粮食减产引起的饲料不足，使得耕畜越冬困难，人畜被冻死的记载时有所见。他们进而认为，明清之际寒冷期间农作物产量下降，耕畜死于严寒，农业经济萎缩，抑制了人口再生产。雍正、乾隆以后，气温逐渐转暖，粮食产量上升，人口再生产上升。这说明，何炳棣以早熟稻和甘薯、玉米推广使明清以来中国人口一直上升的论断应该进一步探讨。因为按何炳棣观点推演的结果是：假如粮食生产遭到重大挫折，将导致人口的大幅度下降。事实上，农业不能摆脱自然条件的约束，人口上升的态势将因自然条件的变化出现曲折（有时可能是非常大的曲折），很难是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10]
第二，与旱涝灾荒的多发有关。如果说，上述小冰期常年气候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末，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对社会的冲击力更为巨大的所谓“气候的极端事件及其发生频率”。这气候的极端事件，便是大旱大涝大寒的自然灾害。
据王业键、黄莹珏的研究，华东、华北地区气候的冷暖周期与旱涝多寡有关。冷期自然灾害较多，正常年相对较少；暖期自然灾害较少，正常年相对较多。[11]他们利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2]，求得华东地区每10年中“正常年”、“旱涝年”出现频率的百分比：“正常年”在暖期(清康熙四十年～嘉庆二十五年，1701～1820)约占60％；冷期(明天启元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621～1700；嘉庆二十五年～光绪十六年，1820～1890)约占28％及31％。“旱涝年”在暖期(清康熙四十年～嘉庆二十五年，1701～1820)约占40％；冷期（明天启元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621～1700；嘉庆二十五年～光绪十六年，1820～1890）约占72％及70％。又求得冷暖期每10年中“正常年”、“旱涝年”出现频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正常年”出现的最大值，暖期是53％及54％，冷期是45％及48％；“正常年”出现的最小值，暖期是20％及25％，冷期是13％及18％。相反，“旱涝年”出现的最大值，暖期是80％及75％，冷期是88％及83％；“旱涝年”出现的最小值，暖期是48％及46％，冷期是55％及53％。华北地区同样——冷期灾害较暖期为多，“正常年”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均小于暖期；“旱涝年”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均大于暖期。[13]
第三，影响粮价。然王业键、黄莹珏的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粮价上涨主要与“气候变化的极端事件”紧密相连；粮价峰值通常出现于当年或1、2年前有重大或连续的自然灾害发生之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涨落并无明显关系——冷期粮价未见上升，暖期未见粮价下跌。如17世纪与19九世纪的冷期，粮价呈现下降；18世纪的暖期，粮价却温和上升。这说明，人口、货币等因素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大。[14]
第四，影响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在我国历史上，北方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区由于热量水分条件的不同，湿润程度自东向西由温润、半湿润、半干旱至干旱过渡，存在着一条农牧业过渡带。其大致走向为：北起东北的大兴安岭东南麓，经辽河中上游，沿阴山山脉向西，经河套、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南下，直到云南西部。南北宽几百公里，东西长几千公里。过渡带东南部季风区主要为农耕区；西北部干旱区和西南部高寒区主要为牧业区。过渡带内，农牧并存，各自独立经营。过渡带的进退推移，反映出在气候环境影响下北方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政治、经济势力的消长以及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
邹逸麟认为，明清时期北方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明代初年，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大致为阴山、大青山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南侧一线。15世纪初，因气候转寒农牧过渡带有所内缩，明朝卫所军队及其家属的生存无法靠农耕维持，内迁至长城以内，军队从军屯自给，变为国家提供军饷，明朝由此加赋1200万两，成为财政窘迫的滥觞之一；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热河志》所载乾隆御制诗中反映当时秋季气温较高、雨水较多的诗句很多。如“关外逢秋热，忽如夏杪时”；“今秋已过闰，情知凉应速。此热实利稼，秀实催嘉谷”；“木兰九月雨，秋暖实异常”。又如“气候自南北，其言将无然。予年十二三，仲秋必木兰。其时鹿已呦，皮衣冒雪寒。及卅一二际，依例往塞山。鹿期已觉早，高峰雪偶观。今五十三四，山庄驻跸便。哨鹿待季秋，否则弗鸣焉，大都廿年中，暖必以渐迁”。可知，北部气候转暖，大约延迟一个节气。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应该是自然条件允许的最北界、无灌溉旱作的最西界；其西段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北麓的海流图、百灵庙一线；中段大致为大马群山、小滦河上游一线；东段大致与大兴安岭南端相接，沿岭东斜向东北。西段原黄河河套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秦汉都曾开发为发达的农业区，明中叶后农牧均衰，一片荒凉。康熙末至乾隆年间，内地人民不断涌入，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中段康熙以后内地大量移民出口垦殖。雍正二年（1724），出边汉民于察哈尔右翼四旗私垦农田近3万顷，“自张家口至镶兰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15]。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曾一次开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4万顷土地招民垦种[16]。乾隆初，归化城郊“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蒙、汉、回等族居民，人烟凑集，出城西行至河套、向北直至大青山下，皆有“山西人携家开垦”，“散布山谷间，山土饶沃”[17]。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土默特旗的75000余顷土地中，牧地只占14268顷，农耕已居主位。[18]东段今内蒙赤峰和辽宁凌源、建昌一带因地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业发展较早且速，康熙年间汉人趋之日众，18世纪中叶，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19]，嘉庆初边禁放松，内地大批农民携眷出口垦耕。嘉庆十五年（1815）“热河迤北一带”，“山广平原，尽行开垦”[20]。道光年间，开垦较晚的喀喇沁右旗也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终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21]，最终完成了半农半牧区向农业区的转化。而雍正、乾隆年间在长城以北设置一系列与内地体制相同的厅、州、县制，也是农耕区北展的反映。可知，农牧过渡带北移，是康乾时期农业经济呈显盛世气象的重要原因和结果之一。温暖气候大致延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庆、道光年间，而后转冷，出现多次寒冬[22]。咸丰年间，原在康雍乾农业兴旺的归化城一带，仍成“苦寒之地，春末开冻，秋初陨霜，统年燠少寒多，禾稼难以长发，稻梁菽麦本非貊地所生，蒿子油莜变皆视为嘉谷，劳于耕作，而薄于收成”[23]。大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短暂的温暖气候，这就是清末光绪年间大规模开垦蒙地的地理背景。[24]
自然环境研究篇2
GuoQingchun；HeZhenfang；KouLiqun；KongLingjun；ZhangXiaoyong；ShiYongbo
（①ShaanxiRadio&tVUniversity，Xi'an710068，China；
②ColdandaridRegionsenvironmentalandengineeringResearch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ciences，Lanzhou730000，China）
摘要：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是现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当今社会发展探讨的问题，还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永恒命题。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应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naturalenvironmentandhumansocietyisanimportantstudysubjectofmoderngeography,anditisalsothediscussionofcurrentsocialandeternalpropositionsofunderstandingworld.weshouldestablishtheharmoniousdevelopmentrelationbetweenmanandnature,forhumansocietyandnaturalenvironmentalinterrelationship.
关键词：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和谐
Keywords:naturalenvironment；humansociety；harmonious
中图分类号：n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0-0006-01
0引言
人地关系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反映了自然条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与作用，另一方面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与把握，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顺应与抗衡。
1自然环境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文化发展、社会组织等人文现象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某一地理环境对成长于其中的那个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进而决定那个人类文明的类型及其发展进程。这种影响主要是地理环境因素通过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而实现的。作为劳动对象，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着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并通过决定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此，世界各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就使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产生了许多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成了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基本上是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这就不能不带有其文明初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各自特征的社会生活所打上的深刻烙印。如生活在高原、草原地带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活于大河流域的民族多过着农耕生活。当前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居住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平原地区，而高纬、高山的寒冷地区，沙漠、半沙漠的干燥地区以及冰封的南极大陆内部至今人烟稀少或无人定居，就是自然条件影响人口分布的明显例证。
2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该目的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人类经过了对自然顶礼膜拜、唯唯诺诺的漫长历史阶段之后，通过工业革命，铸就了驾驭和征服自然的现代科学技术之剑，从而一跃成为大自然的主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相继走上了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加速了世界文明的演化进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酸雨蔓延、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出现空洞、土壤侵蚀、森林锐减、沙漠化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正是由于人类在发展中对自然环境采取了不公允、不友好的态度和做法的结果[1]。而环境与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正通过上述种种问题对人类进行着报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正遭受着严重环境问题的威胁和危害。这种威胁和危害关系到当今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更危及地球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种种始料不及的环境问题击破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美好神话，固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受到强大冲击，传统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历史把人类推到了必须从工业文明走向现代新文明的发展阶段。
3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经验教训促进了人类的严肃思考：环境问题既是由于人类对环境的不正确态度所造成，也就只能依靠改变人类对环境的态度来解决。20世纪的历史必然会记录下6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突出的是联合国召开的两次大会：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两次大会的主要成果是明确了保护环境必须成为全人类的一致行动，保护环境主要应改变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协调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可持续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生态环境相协调。它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的承载力之内。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是有限制条件的，没有限制就没有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资源的耗竭速率低于资源的再生速率，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如果经济决策中能够将环境影响全面系统地考虑进去，这一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但如果处理不当，环境退化和资源破坏的成本就非常巨大，甚至会抵消经济增长的成果而适得其反。
当前人地关系观念已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协调论”风靡全球，生态伦理学也迅速崛起，反对人类随心所欲地对待地理环境，强调人类要主动地尊重地理环境。从更宏观的观点看，地理环境本身受地球制约的，而地球只是太阳系一员，宇宙的沧海一粟。所以人类更不能妄自尊大，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建立生态文明[2]。新的生态文明最大特点是要求人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自然环境研究篇3
关键词：幼儿；^察；层次；创造力
中图分类号：G421；G61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561（2017）12-0047-01
幼儿期是观察力初步形成的时期，观察是幼儿认识大千世界最主要的方式。幼儿观察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幼儿获得知识的多少。幼儿园不仅应该是一个空气清新、幽雅整洁、充满生机的供幼儿学习、生活和娱乐的场所，而且还应该是进行环境教育的基地。因此，教师在培养幼儿的观察兴趣方面进行了尝试，选择自然环境为观察点：一是对植物的关注，观察、记录春天校园的花卉；二是对气候特征的关注，观察、记录天气的变化。
一、从幼儿的兴趣入手来培养幼儿的观察
兴趣是推动观察的动力，有了动力幼儿才会积极、主动地观察事物，继而养成习惯。如在记录天气的变化时，教师采用幼儿的询问口吻“春天的雨天多吗”，并选用幼儿喜欢的游戏棋的形式，将记录册制成了棋谱的形状，用涂色代替棋子的移动。当教师将这种记录方式呈现在幼儿的面前时，幼儿立刻对这一形式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但是要使用它，幼儿必须要了解天气的状况才行。这样，幼儿为了尝试新玩法，在不知不觉中关心起了天气的变化。而在对植物的观察方面，教师选择了幼儿园得天独厚的大花园作为观察的地点，花的鲜艳美丽无疑是幼儿感兴趣的，从这点出发，于是“春天的日记”就诞生了。
二、从老师的引导入手来指导幼儿去观察
幼儿的观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地发展，其观察的目的性已逐渐由无意性向有意性发展。由于幼儿对事物认识的深浅与自身的知识水平有关，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知识水平提出观察的要求，以便幼儿能够抓住观察事物的本质，做到有效地、有目的地观察。如“春天的日记”中，教师就指定幼儿观察校园内花卉开放、变化的情况，使得他们的观察目的、范围都很明确。看什么――看花，在哪里看――幼儿园里。对于天气记录，教师只抓住两个最明显的特征：雨天和晴天，让幼儿将每天的情况用红颜色和紫颜色来分别记录。
三、从有效的方法入手来帮助幼儿去观察
幼儿年龄小，缺乏知识和经验，教师应根据幼儿的不同年龄，挑选一些比较适合他们的方法。在天气记录中，教师采用了长期系统性观察，选择了昆山进入春天的3月11日～4月30日这段时间作为观察的时间段；在花卉记录中，教师则采用了室外观察，每周两次让幼儿在幼儿园的花园里寻找一番，并让他们将发现的情况（花开了、花谢了等）记录下来。
四、从语言的交流入手丰富幼儿的观察层次
观察和语言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观察的效果。当幼儿记录天气有新变化时，教师就及时地组织幼儿一起交流、讨论，让他们都来体验这个观察的结果。一天，教师发现有一名幼儿在记录天气时，留下了一块空白的地方。教师就问：“为什么这里不涂颜色？”这名学生对教师说：“上午多云，不可以用红色和紫色了。”教师感到幼儿们的观察程度更进一步，而且他们对记录的方法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教师就这个问题在全班进行了交流，使大家对这种做法有一个共识。在这之后，天气记录册上的变化多了起来。
五、效果
（1）幼儿对观察物的兴趣明显提高。在观察活动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幼儿跑来告诉教师：“我带来的是长寿花。”“我带来的是蒲包花。”“月季花开了。”“紫荆长叶子了。”“我家里的玫瑰花开了。”等。而在记录天气情况的那段时间里，幼儿们每天都要谈论天气，时不时跑到教室外或从教室的窗口往外看，然后为谁记录而争抢一番，争不到的幼儿明天肯定会来得非常早。
（2）观察的程度由浅入深、由粗到细。在观察花卉时，幼儿们从谈论看到哪些花开了到花苞、花蕾，继而交流起哪些是先开花再长叶的，哪些是先长叶后开花的。而在记录天气情况的时候，幼儿们从开始的用红色代表晴天、紫色代表雨天，到后来用空白表示多云，用蓝色表示阴天，还用一格多色表示观察到的一天中天气的变化，不但丰富了天气的内容，还发明了自己的记录方法。
（3）对周围事物的敏感性也有所提高。幼儿们通过观察，对周围的事物表现出的敏感性增强了。同时，幼儿们也会关注周围人和环境的细微的变化。如游戏中物品的添加，幼儿们会提出疑问和自己的猜想；发现树底下有一大片白白的东西，幼儿们会和老师讨论，从而得到答案。
六、结束语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的第三部分（内容和要求）和《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中都提到了观察，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对幼儿的心理发展和认知能力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教师只有从引发幼儿的观察兴趣着手，逐步深入，才能提高幼儿的观察能力。
参考文献：
自然环境研究篇4
关键词：自然环境自然适宜性GiS穆棱
中图分类号：X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b）-0148-06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地理基础。自然环境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的身心健康，而且间接影响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程度，从根本上制约着区域人口的集聚水平和分布格局。因此，基于人口分布的区域自然环境适宜性评价在自然地理学领域有着较为广泛的研究。王素慧等选取植被盖度为研究对象，对三江源地区植被盖度与居民点的关系做出具体分析[1]，封志明等以地形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地形起伏度计算模型，分析了中国地形与人口分布的相关程度[2]，毛夏等选取拔海高度、建筑密度、道路密度等地理要素，分析了其与深圳城市的人口分布的关系[3]，李旭东等从贵州典型的喀斯特高原自然环境的特点出发，采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贵州高原人口分布与海拔高度以及喀斯特地质条件等主要影响因子的相关关系[4]，高星等分析了澜沧江流域的海拔、坡度、坡向、地形起伏度等自然因子对居民点分布的影响[5]。此外，基于气候适宜性、水资源适宜性及多因子综合评价的自然环境适宜性的研究国内外亦有不少[6～13]。
自然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是国家人口发展功能分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5年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于2007年10月初，完成了《科学界定人口发展功能分区促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报告，2008年4月，在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一部署下，各省开展并陆续完成了省级人口发展功能区编制工作。然而，作为对国家人口发展功能分区方案的细化和拓展，基于县市级的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研究尚属少见。“十一五”期间，穆棱市是牡丹江市经济发展最快的县市之一，穆棱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带动了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引发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受穆棱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我们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县级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的研究，穆棱市自然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准确把握穆棱市自然环境的内部差异，研究从自然本底条件出发，以100m×100m栅格为基本评价单元，运用GiS技术和数理统计的方法，从地形、气候、水文和地被四大方面，建立自然环境单要素评价模型，定量评价穆棱市自然环境单要素的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构建自然环境自然适宜性综合评价1模型，定量评价穆棱市自然环境自然适宜性空间格局，为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政策建议。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穆棱市地处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图1），是牡绥地区部级重点开发区、东北振兴产业带、哈-牡-绥经济发展轴、牡丹江市边境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穆棱是黑龙江省25个边境县（市）之一，辖6镇2乡、141个行政村，全市土地总面积6187km2，占牡丹江市的15.2%；2011年末人口29.6万，占牡丹江市的1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7人，是黑龙江省一个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极富发展潜力的边境城市。穆棱市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候寒冷。位于长白山脉地区，低山丘陵广布。穆棱市水资源丰富，穆棱河由南向北纵贯全市。穆棱市自然环境受到多要素限制，自然环境的适宜性和限制性决定了穆棱市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1.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所需的数据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表达区域自然环境的地形、气候、地被和水文数据；二是表达区域人文环境的人口密度栅格数据、居民点分布和行政区划的数据。涉及到的数据分别是表达地形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Dem）、气象台站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归一化地被指数（nDVi）数据、人口密度栅格数据以及穆棱市的基础地理数据。
其中表达地形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来源于美国航天飞机用雷达测图技术得到的数字地表高程模型（DSm），通过inSaR干涉技术得到的Dem，即StRmDem，将该数据进行aLBeRS等积圆锥投影（Krasovsky_1940_albers）（标准纬线：25°，47°，中央经线：105°，投影原点纬度：0°，单位：米，变换，并进行重采样后为100m×100m。
穆棱及周边市县14个气象台站多年逐月温度、相对湿度、降水等数据来自于牡丹江市气象局，分别采用梯度距离平方反比法和克里格法对温度和湿度、降水进行插值，获取了100m×100m栅格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基于2010年穆棱市Landsattm遥感影像解译获得，空间分辨率为30m×30m，nDVi数据源于moDiS植被指数（moDiS13Q1）数据集，时间分辨率为16天，空间分辨率为250m×250m，通过重采样为100m×100m的空间分辨率。人口密度栅格数据由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提供，栅格尺度为1km×1km。居民点分布和行政区划的数据来源于穆棱市地形的纸质地图，经过扫描、数字化、投影获得。
以此为基础，选取地形起伏度、温湿指数、地被指数和水文指数四个指标进行定量计算和适宜性评价，然后，依据各指标与人口分布的相关程度赋权叠加构建自然环境指数，综合表达穆棱市人口发展的自然本底与环境基础。工作流程如图2。
2穆棱市自然环境单要素评价
2.1地形条件及其空间格局
穆棱市地形起伏度计算结果表明（图3），穆棱市地形起伏度介于0.25～2.29之间，地形整体起伏不大，且内部差异不明显。从空间分布上看，穆棱市的地形起伏度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南部和东北部山区，共和乡是穆棱市平均地形起伏度最高的乡镇，穆棱市政府所在的八面通镇是平均地形起伏度最低的乡镇。
为了厘清穆棱市地形起伏度与其分布面积的关系，本文绘制了地形起伏度与面积的累计频率曲线（图4）。由图4可知，穆棱市的地形起伏度取值范围较窄，当地形起伏度为0.5，即0.5个基准山体高度时（相对高差不超过100m），累积频率不足4%；当地形起伏度达到1.0时，即1个基准山体高度时（相对高差不超过200m），累积频率达到55%；而当地形起伏度达到1.5，即1.5个基准山体高度时（相对高差不超过300m），累积频率达到95%，说明穆棱市大部分地区的地形起伏度仅集中在0.5～1.5之间，起伏剧烈区域极少，地形整体较平坦。
2.2气候条件及其时空格局
气候条件是区域人居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因子，气候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通常用气候适宜度来表示，气候适宜度是以人类机体与近地大气之间的热交换原理为基础，从气象角度评价人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舒适感的一项生物气象指标。文文采用温湿指数作为穆棱市自然环境气候适宜性评价的标准[9]。其计算公式为：
tHi=1.8t+32-0.55（1-f）（1.8t-26）（2）
式中，t为月均温（℃）；f是月均空气相对湿度（%）。
穆棱市温湿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图5）：依据全年平均值，穆棱市全市范围的温湿指数介于45～50之间，穆棱市气候整体条件偏冷，内部区域差异不大，总体上呈现由穆棱河向东西两侧逐渐减小的趋势。依据各月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多年平均值，穆棱市各月温湿指数如图6所示，根据月平均温湿指数生理气候评价指标分级标准（表2）[9]，每年11月至来年3月，温湿指数小于40，气候极冷，人体感觉极不舒适；4月和10月，温湿指数介于45～55之间，气候偏冷，人体感觉较舒适；5月和9月，温湿指数介于55～60之间，气候清爽，人体感觉舒适；6月、7月和8月，温湿指数介于65～70之间，气候较暖，人体感觉舒适。由此可见，尽管依据全年平均值，穆棱市整体气候较舒适，但各月气候条件差异明显，每年11月～3月，穆棱市气候极不舒适，4月～10月穆棱市气候舒适，适宜人类生活和居住。
2.3水文条件及其空间格局
2.4地被条件及其地域特征
穆棱市100m×100m地被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图8），穆棱市地被指数的最高值达到全国最高水平（全国最高值为100），全市近62%的区域地被指数大于50。穆棱市地被指数区域差异较大，以穆棱镇中部为界，北部地被指数较高，南部地被指数较低，共和乡团结水库周边也是地被指数高值集中区域。就空间分布情况而言，穆棱市自然环境地被适宜区总体上呈现明显的沿穆棱河河谷地段分布的格局。
3穆棱市自然环境综合评价
参考国家人口发展功能分区技术导则及穆棱的自然环境特征，文章将穆棱市自然环境适宜性划分为不适宜地区、临界适宜地区、一般适宜地区、比较适宜地区和高度适宜地区5类，结果如表3、图10和图11所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1）自然环境不适宜地区，是指不适合人类长期生活和居住的地区。穆棱市仅有少量自然环境不适宜区，其面积为278.42km2，仅占穆棱市总面积的4.5%。这些自然环境不适宜区主要分布于福禄乡和共和乡境内，面积分别为135.44km2和89.73km2，分别占不适宜地区的48.7%和32.2%。
（2）自然环境临界适宜地区，是自然环境适宜与否的过渡区域。穆棱市自然环境临界适宜区面积为1150.78km2，占穆棱市总面积的18.6%。穆棱市自然环境临界适宜区主要分布于共和乡和福禄乡境内，其面积分别为412.37km2和322.88km2，分别占临界适宜地区的35.8%和28.1%。
（3）自然环境一般适宜地区，土地面积2934.49km2，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7.43%。自然环境一般适宜区在各乡镇分布差别较大，其中共和乡和穆棱镇分布较多，面积分别为644.24km2和642.43km2，分别占一般适宜地区总面积的22.0%和21.9%；下城子镇和马桥河镇分布较少，面积分别为208.04km2和199.85km2，分别占一般适宜地区总面积的7.1%和6.8%。
（4）自然环境比较适宜地区，土地面积1578.301km2，约占全市总面积的25.51%。自然环境比较适宜区在各乡镇分布差别也较大，其中穆棱镇和河西镇分布较多，面积分别为353.76km2和317.55km2，分别占比较适宜地区总面积的22.4%和20.1%；下城子镇和八面通镇分布较少，面积分别为94.83km2和84.44km2，分别占比较适宜地区总面积的6.0%和5.4%。
（5）自然环境高度适宜地区，土地面积245.01km2，约占全市总面积的3.96%。主要分布在穆棱市北部的福禄乡、河西镇和八面通镇，面积分别为58.90km2、51.27km2和42.50km2，分别占高度适宜地区总面积的24.1%、20.9%和17.3%；兴源镇和下城子镇也分布有较多的高度适宜区，面积分别为28.88km2和27.35km2，分别占高度适宜地区总面积的11.8%和11.2%。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穆棱市自然环境以适宜为主，包括高度适宜区、比较适宜区和一般适宜区三类，总面积4757.80km2，约占全市总面积的76.9%。
4穆棱市自然环境与居民点分布关系分析
在分析穆棱市自然环境自然适宜性空间分布规律的基础上，本文将评价结果与穆棱市居民点空间分布数据进行了叠加分析，以期揭示自然环境条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然环境条件是影响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穆棱市人口明显集中分布于自然环境适宜程度较高的地区。具体而言。
穆棱市322个居民点中，仅有8个居民点分布于自然环境临界适宜区，占居民点总数的2.5%，这8个居民点分别为南屯子村、五号桥村、自兴林场、十文字道班、南金厂、徐家、新八家子和五合；119个居民点分布于自然环境一般适宜区，占居民点总数的37.0%；135个居民点分布于自然环境比较适宜区，占居民点总数的41.9%；60个居民点分布于自然环境高度适宜区，占居民点总数的18.6%。
5结论与讨论
文中以100m×100m栅格为基本单元，建立基于地形、气候、水文和地被的自然环境单要素评价模型，定量计算了穆棱市栅格尺度的地形起伏度、温湿、水文指数和地被指数，评价了基于地形、气候、水文和地被的单要素自然环境自然适宜性；在此基础上，构建自然环境指数综合计算模型，全面评价了穆棱市人居自然环境的适宜性与限制性，定量揭示了穆棱市自然环境的地域类型与空间格局。主要结论如下。
（1）穆棱市自然环境单项因素评价结果表明：穆棱处于低山丘陵地带，地形整体起伏不大；气候条件整体偏寒，全区11月～3月气候极冷，人体感觉极不舒适；水文条件一般，整体分布由东向西呈递增的趋势；穆棱市地被指数区域差异较大，高值集中在沿穆棱河河谷地段。
（2）穆棱市自然环境以适宜性为主要特征。研究表明，穆棱市自然环境由3/4的适宜区、1/5的临界适宜区和近5%的不适宜区组成，适宜性较强。穆棱河两岸、河谷盆地及平原地带多属于自然环境适宜地区；临界适宜地区和不适宜区多位于山地丘陵地带。福禄乡和共和乡人居自然环境居后，马桥河、河西和八面通镇为穆棱市自然环境排名靠前。
（3）穆棱市人口分布呈现“沿线集聚”的基本特征。全区97.5%以上的人口集中在自然环境适宜地区，2.5%人口分布在自然环境临界适宜地区，基本无居民点处于不适宜地区。
穆棱市自然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穆棱市自然环境的适宜性与限制性决定的其人口分布“沿线集聚”基本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由此我们认为，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穆棱市未来的人口发展应该根据不同地区自然环境的适宜性特征，实施差别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具体而言，在自然环境不适宜地区，应该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宜性和限制性，科学规划“无人区”，实施围封转移战略，点状开发，集中安置，促进自然环境不适宜地区的自然保护与生态恢复。逐渐撤销和迁移自然环境不适宜和临界适宜区的村庄，使其向中心村集中，并加快中心村的现代化建设。倡导并实施土地利用由分散式逐步向“集中式”转移，即“产业向园区集中，农民住房向城镇、中心村集中”，首先要鼓励农村人口向建制镇和中心村迁移，逐步集聚各自然村人口，撤销偏、小、远及布局不合理的自然村，合理调整村庄的总体布局，使单个村庄具备一定的规模，产生较大的规模效益，从而更有利于未来的村镇公用设施建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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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研究篇5
人类历史是色彩斑斓的，历史认识也应是多元的。它不仅要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眼光来观察，而且应具有更多的侧面，更繁复的内涵。历史学不仅要面对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以及主权意义上的“领土”等，而且要面对人类赖以生存和世代延绵的“大地”以及随文明演进而不断被人化的“自然”。因此，历史学的语境应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丰富。
今天，无论在国际政坛，还是在大众媒体中，“空气污染”、“酸雨”、“全球变暖一温室效应”、“臭氧层消耗”、“物种灭绝”、“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森林退化”、“沙漠化”这样一些我们的祖辈们所不熟悉的语汇不绝于耳。而这些话语所编织起来的是人类文明史中较为晚近的一幅“格尔尼卡”①式的画卷。这幅画卷的主题可标为“环境灾害”。画面上虽没有飞机、大炮，却充斥着恐怖、死亡和呐喊。人们从中感受到的，是现代战争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威胁。当然，能摧毁这风景如画的“格尔尼卡小镇”的，除了疯狂的战争，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自然的抑或人为的灾害。
自人类诞生以来，灾害与人类共生共存。但传统文明中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涝、风灾、虫灾、瘟疫、火灾等，与现代文明的环境灾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造成的影响是短暂的、小范围的，只涉及有限的人群。环境灾害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而酿成的一种人为灾害，表现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等，其影响是长期的、大面积的，甚至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干预改造环境能力的提高，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环境灾害已成为全球和我国重要的趋向性灾害之一。在同样的灾源作用下，在无人区与人口稠密区或者在农村与城市所造成的损失有天壤之别。与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这些人为的大灾难相比，早期狩猎者们点燃树丛以驱赶猎物而给环境留下的小破坏根本不足挂齿。当人类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今天，当世界城市化的脚步走到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大家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精密、越来越渴求协作的世界，某一个环节的协调一旦遭到破坏将会招致更多环节、涉及更多人的大灾难。
显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世界。人类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屠杀后，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现在，“造成更为根本的不稳定的种种发展，包括环境退化、资源枯竭、全球结构性失业、在日益增长的富裕中的愈益严重的饥荒、尤其是核冬天的幽灵……”②在此背景下，人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的这一时代也是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首次成为非想象的可能性的时代?”③这样的发问是深刻的、现实的。而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必须深入导致这种变迁的更长时段、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之中。因此，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比较和研究现代环境灾难，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格尔尼卡》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1881—1973)的一幅大型壁画．以德国法西斯空军于1937年4月26日轰炸西班牙北部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为题材而绘制，表现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
②[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部新的世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③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第9页。
二
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灾害史的研究。由于我国灾害多发，受灾的频率、广度和深度等十分惊人，因此，我们的正史、野史、方志、笔记乃至诗词歌赋，关于灾害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20世纪初，许多学者已关注中国古代的灾害问题并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邓云特(邓拓)及其《中国救荒史》在后人的灾害史研究中一再被提及和参照。20世纪50年代以后，灾荒史料的辑录工作结出硕果，各时代有关灾害历史的文献得到收集整理，全国性和地方性灾害史料集陆续问世。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有关历史灾害的各个方面，包括成因、后果、特征、性质、发生的规律性、与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关系、历代防灾抗灾措施和荒政制度、救荒思想等，进行了深人具体的研究，专题论文层出不穷，系统研究论著不断涌现。①转贴于
比较起来，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迟滞，相关问题的发生较晚一些，即使今天已相当严重，但大都停留在现实报道和经济影响分析的层面，而未纳入历史研究的领域。因此，在中国史学界有关灾害史研究中，我国西南部的酸雨、北京及工业老区的大气污染、兰州的光化学污染、各地的水体污染等，尚未进入史学工作者的视域。
从当代西方史学界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一门以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环境史学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诞生。如今，关注和研究环境史的人越来越多。环境的历史已不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而是当今历史编撰学的一个中心内容。②环境史研究的选题丰富多彩，学科交叉性十分明显，边界比较模糊，现实针对性很强。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层面的思考，又有中观层面的探索，更多的则是微观的具体的研究。以至围绕人类的一切，从脚下的大地、头上的天空、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看不见的灰尘、恼人的苍蝇等，都成了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中，各种各样的灾害在环境史研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研究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地区的生态灾难。③《环境与历史》杂志最新一期则是“关于自然灾害及其认识”专号，刊登的5篇论文涉及了地震、洪水、传染病和饥荒等内容。④同样，与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受到了环境史研究者的青睐，有关成果不胜枚举。
可以说，环境史学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整体史观”的较为成功的实践。它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的运用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等方面，无不比传统史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今天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仅如此，环境史学受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而诞生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之中；环境史学家所思考和研究的，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一切。所以，在他们眼里，战争危害的不仅仅是格尔尼卡镇那1654条人命，还有由大气所包裹的格尔尼卡镇——人类的生存环境本身。⑤这无疑是一种洞见，且更能体现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啻是那盏照射着血腥的黑暗场面的光明之灯。
三
历史学以过往的人类社会为自己的认识对象，但历史研究者却生活在现实之中，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性决定了历史学家总是带着当代社会的烙印去历史中求索，说明或解释当代的问题，以获得历史的启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详见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
②参见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④《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andHistory，Vol．9no．2，may2003)。
⑤关于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参见贾珺、梅雪芹：《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19—127页。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自诞生伊始，就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连，在研究题目的选取上注意把握时代精神和需要。在一代代先师的辛勤耕耘之下，我国世界史学科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我们今天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因时代的要求和认识的偏重，以往在我们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中，对诸如阶级斗争、种族斗争和国际矛盾等人类社会范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此关联的政治冲突或战争关注较多，而对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关注较少。因此，当我们学习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时，对于人们予以浓墨重彩的法国二月革命、六月起义和德国三月革命等耳熟能详，而对于被轻描淡写的1846年波兰农民起义(因1844—1845年的农业歉收和洪水泛滥酿成的饥荒所导致)以及1847年德国的“马铃薯战争”(1847年4月21和22日的饥民暴动)则知之甚少。同样，当我们学习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时，我们熟知“庚子之变”，却不了解“秦晋大旱”。
在新世纪、新时代，我国世界史学科为求得新的发展，必须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准。为此，我们需要广泛学习和吸收国际史学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加强与中国史学界同仁的联系与交流。当务之急，乃是在继承前辈们优秀的思想和研究传统，运用新方法和范式继续研究老课题的同时，拓宽和探讨新领域。
自然环境研究篇6
关键词城市环境史人工环境城市生态学城市环卫体系环境正义运动
马丁·麦乐西是美国休士顿大学杰出历史学教授，公共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环境史、公共史、能源史和外交史，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人物，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的主席，是城市污染和技术变迁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出版了九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别是：《公共政策和环境》（2004年），《排放的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2001年），《环卫城市：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城市基础设施》（2000年），《城市公共政策：历史模式与方法》（1993年），《托马斯·a·爱迪生与美国现代化》（1990年），《应对富裕：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1985年），《城市垃圾：1880—1980年的垃圾、改革和环境》（1981年），《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1980年）和《珍珠港的阴影：1941—1946年关于突袭的政治争论》（1977年）。马丁的论著多次获得重要奖励，1972年初出茅庐就以“眼不见、心不想：1860—1920年美国的环境与都市垃圾处理”一文荣获全国研究生优秀论文“乔治·p·哈梦德奖”。《环卫城市》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2000年优秀著作“乔治·伯金斯·马什奖”、“公共工程历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亚伯·沃尔曼奖”和“美国城市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城市史学会奖”。马丁教授曾经担任赫尔辛基大学和巴黎第学的访问教授，积极参与欧洲环境史学会和城市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欧美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总结马丁教授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贡献；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马丁教授就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申论，这对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朱尔·a·塔尔教授[1]也对相关问题做了简短而又独特的回答，本文将以注释的形式列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日新月异，但对城市史的研究仍以“城市郊区化”和“回归城市的新都市主义”的争论为主线，忽视了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是不适应形势的。相信马丁教授的研究会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有所启示和借鉴。
[1]朱尔·a·塔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之一。马丁·麦乐西曾赞誉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此，认为他的能量和聪明才智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编辑了多本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集，组织了多次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培养了多位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博士和青年历史学家。martinmelosi,“Foreword”,inJoela.tarr,theSearchfortheUltimateSink:UrbanpollutioninHistoricalperspective,theUniversityofakronpress,1996,p.XXi.
一马丁·麦乐西的城市环境史研究
马丁教授从事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1971年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的。当时美国的环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但是与唐纳德·沃斯特等人的环境史概念不同，马丁认为环境史并非象社会史、政治史或城市史一样是一个特殊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从更广阔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视野来研究历史的工具，是观察我们社会的引人入胜的基本视窗。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不同，环境史从时间、空间和与文字资料具有同样史料价值的景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历史现象。它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传统历史学研究以人为中心的走向，但自然环境从此成为形成和认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环境史在兴起初期注重道德和政治呼唤，但在走向成熟时，环境史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政策和和塑造今后的政策的强大武器。[1]所以环境史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新视野，其次才是提供了新观点。马丁认为，只有这样认识环境史研究，才能给它以合适的定位并消除一系列由于定义不当而引起的复杂问题。[2]
在这个大概念之下，马丁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论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城市环境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唐纳德·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里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的自然，所以环境史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是作为文化建构的人造环境，建筑史、技术史和城市史早已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新兴的环境史不必重复这个老题目，城市被他排除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之外。[3]但是，马丁教授并没有盲目崇拜权威，而是为了给城市环境史正名毅然进行探索创新。他的勇气首先来源于他对城市的热爱。马丁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日后还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的城市，亲属中也有人从事环卫工作，所以从小就对城市的诸多问题感兴趣。但促使他走上城市环境史研究道路的主要或直接原因还是H·韦恩·摩尔根教授开设的关于镀金时代和环境史的研讨课。摩尔根教授鼓励并引导马丁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也帮助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篇习作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全国性奖励，这种认可、褒奖坚定了他开拓城市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决心，即使被别人嘲笑为“垃圾史学家(Garbagehistorian)”也在所不惜。他坚信，城市环境史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环境史象关注荒野和自然保护一样关注所谓“人工环境”的时代很快就将到来。[4]
马丁教授勇敢地向沃斯特的主导环境史模式发起了挑战。马丁认为，沃斯特的主张是不合乎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定义是精心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的技巧性说法。他呼吁城市环境史学家要在前辈社会科学家开拓的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城市成长和城市体系扩展进行生态分析的新概念，既要研究城市人工环境也要研究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马丁在检视城市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其中存在三类问题：一是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仍然没能得到很好的定位和解释，城市环境的研究只是环境史的附庸而非有效整合，其中大部分仍然没有脱出城市史和技术史的窠臼；二是城市环境史虽然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少数研究也吸收了城市生态学的有限知识，但其理论基础依然薄弱。三是现有研究多专注于狭碍的内在论和经验研究，多注重城市如何发挥功能，而忽视对城市如何对周围更大的自然环境发挥作用的研究。综合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廓清城市的环境史特点。
马丁梳理了美国与城市环境有关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对城市环境的新认识。他认为，在此之前，诸如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已经研究城市环境，但缺乏历史视野。城市史学家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成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认真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史学家虽然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但实际上忽略了人作为城市居民的属性。所以，虽然出版了一些研究城市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废弃物、环卫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没有从整体上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著作，也没有对城市环境史的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章。不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对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启示，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现在是一个环境和城市问题爆炸的时代。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城市的需求、功能和扩张导致了环境病。反过来，健康的城市生活要求我们理解和善待城市及其周围复杂的自然环境”。[5]也就是说，城市环境问题是一个急需研究的历史课题。新城市史的代表人物赫斯伯格顺应时代要求，呼吁城市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把城市仅仅看作是一个地方的旧思维上，而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过程，其动力模式是三大因素（环境、行为、和团体经历）在更大的城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6]此后的城市史研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研究城市的成长和扩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与城市化的关系，并据此对城市发展进行分期。二是研究影响市民生活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引入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三是研究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把城市环境与人的反应直接联系在一起。[7]尽管城市史在研究环境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是它并未与环境史有机结合，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城市？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环境呢？马丁教授详细分析了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从有机论、调节论、生态论、和系统论中吸收了有用的因素[8]，提出了自己对于城市的观点。他认为，城市不但与生态系统有隐喻关系，而且至少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派生物。城市还是自然界的主要调节者，城市的成长模式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城市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9]应该说，对城市的这种生态学解释不但给批驳沃斯特把城市排除在环境史研究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给城市史与环境史的融合、城市环境史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内在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城市环境史不但有了学科归属，其发展也名正言顺。
在此基础上，马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泛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在此之前，塔尔已经提出了一个城市环境史定义，他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人造或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城市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改变对城市及其人口随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10]显然这个定义忽视了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塑造作用。马丁认为，除了塔儿提到的研究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资源与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和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的相互形塑。正由于此，城市环境史把城市自然史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史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三部分整合在一起。[11]城市既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具有象有机物一样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是文化的建构，在某些方面区别于自然环境而与社会以及周边更广泛的自然系统紧密相连。因此城市环境史既与技术史、规划史、建筑史和政治史有关，也与它们有所区别，主要是利用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城市的成长、基础设施、污染以及与城市相关的自然环境的历史演变。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城市只是文化的建构从而把它排除出环境史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也是片面的。[12]应该说把“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进行僵化的区分是不合适的，自然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然，它也是人类的文化建构之一，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然的事业，[13]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城市史学家关注城市本身，城市环境史学家研究城市的环境，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肯定不是沃斯特环境史概念中的那个自然。具体说来，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影响；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以及减轻环境问题的努力；人工环境的发展及其在作为自然环境一部分的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1]martinV.melosi,“environmentalhistoryasamodeofthinking”,inShannonK.mcClendonandmartinmelosi(eds.),Comparativeenvironmentalmanagementintheamericas:Social,Cultural,andLegalperspectives,Houston:instituteforpublicHistory,1993,p.88,p.93.
[2]martinmelosi,“publicHistoryandtheenvironment”,thepublicHistorian,Vol.15,no.4(Fall1993),p.18.
[3]参看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4]martinV.melosi,“Urbanpollution:Historicalperspectiveneeded”,environmentalReview,3(Spring1979),pp.37-45.“theUrbanphysicalenvironmentandtheHistorian:prospectsforResearch,teaching,andpublicpolicy”,JournalofamericanCulture,3(Fall1980),pp526-40.
[5]thomasR.Detwyler,melvinG.marcus(eds.),Urbanizationandenvironment,Belmont,1972,p.Vii.
[6]theodoreHershberg,“thenewUrbanHistory:towardaninterdisciplinaryHistoryoftheCity”,JournalofUrbanHistory,5(nov.,1978),p.33.
[7]martinV.melosi,“theUrbanphysicalenvironmentandtheHistorian:prospectsforResearch,teaching,andpublicpolicy”,JournalofamericanCulture,3(Fall1980),pp528-532.
[8]有机论认为，城市可以比做人体，是一个自然系统、一个转型的资源联合体，也是“第二自然”。调节论认为，城市是废弃物生产者，也是个“热岛”，还对水循环和大气都产生了影响。生态论比较复杂，把城市放在“生态复合体”中分析其空间模式、组织结构、生态扩张和组成部分的成长。系统论认为，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活动的，也是开放的，而且其中的技术系统既有内部影响也有外部影响。
[9]martinmelosi,“theHistoricalDimensionofUrbanecology:FrameworksandConcepts”,inalanR.Berkowitz,CharlesH.nilon,KarenS.Hollweg(eds.),UnderstandingUrbanecosystems:anewFrontierforScienceandeducation,Springer,2003,p.197.
[10]Joera.tarr,theSearchfortheUltimateSink:UrbanpollutioninHistoricalperspective,theUniversityofakronpress,1996,p.xxii.
[11]martinmelosi,“theplaceoftheCityinenvironmentalhistory”,ineffluentamerica:Cities,industry,energy,andtheenvironment,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01,p.126.
[12]GraemeDavison,“thecityasanaturalsystem:theoriesofurbansocietyinearlynineteenthcenturyBritain”,inDerekFraser&anthonySutcliffe(eds.),thepursuitofUrbanhistory,London,1983,p.366.Spenserw.Havlick,theUrbanorganism,newYork,1974,p.12.
[13]williamCronon(ed.),UncommonGround:RethinkingtheHumanplaceinnature,w.w.norton&Company,1996,p.25,80-81.nature’smetropolis:ChicagoandtheGreatwest,norton,1991.
以此理论为指导，马丁教授对美国城市环境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是19和20世纪美国的城市——工业社会。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对接受外交史训练的马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认真补习了市政府如何运作、技术如何发展、城市服务体系的扩展、城市财政政策的特点、垃圾处理和能源供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始探索城市成长、城市污染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城市史、技术史和一般环境史的范围，开拓出了具象的城市环境史的雏形。198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全面考察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对城市成长的环境影响（污染和环境危机的范围，城市环境意识的出现，改革者在大规模的污染出现时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作出的努力。），并以其范围的全国性和时间的历史性以及对将来该领域发展方向的正确预言而被公认为城市环境史的拓荒之作。[1]综观其学术活动，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城市垃圾史；城市环境改革史；城市服务史；城市能源史；和城市环境正义运动史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丁教授也深刻思考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功能问题。
垃圾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人类要生产生活就必然会排放和处理废弃物。但是垃圾问题却不是一直存在的，垃圾只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垃圾问题是由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人口集中造成的。工业革命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虽然并非都是负面的，但确实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环境退化。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城市垃圾问题表现出不同特点：一是美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空间广大，人口少，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让城市免受垃圾和流行病的困扰。二是美国工业的急速增长与城市化同步，出现许多工业城市集中的、深受拥挤、污染、噪音、垃圾和有毒废弃物困扰的城市带，形成了大范围的环境危机。人口迅速流入城市加重了环境危机，死亡率上升。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是零星的。在187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解决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污水问题，而煤烟却被看成是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象征。水问题解决后，美国开始关注垃圾问题，承认它是工业时期的一个重要污染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固体垃圾排放量急速增长，超出了传统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垃圾是一种环境危害，而是把它看成是给人造成暂时不方便的讨厌事，因此只要把它移出人们的视线范围就算解决了问题。到1970年代，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垃圾问题与美国的物质消费和资源保护的联系，告别了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这种意识没有成为环境保护思想的主流，但是超越仅仅处理垃圾转而探讨垃圾的起源确实是一大进步。垃圾被认为是城市过程的一部分，是与人口增减、地理位置、气候波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纠结在一起的。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垃圾问题的“前端”即垃圾生成问题，要减少废弃物的生产而不是设法收集和处理垃圾。从此以后，主流的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开始关注城市生活，探讨与荒野和农村不同的另一种环境模式。
成功处理垃圾问题不仅需要对污染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技术发生改变，更需要城市环卫制度的改革。把垃圾问题看成是对整个城市社会的威胁的新认识促使城市居民把垃圾处理看成是市政公共责任，必须透过市政府的机制转换来解决，因为城市化规模的迅速扩大致使私人在垃圾处理方面无能为力。市政府要组织受过专门教育的环卫工程师形成垃圾处理的工作程序和计划，还要鼓励市民大众遵守环卫条例，促进公众参与清洁活动，说服他们采用更好的垃圾收集与处理方法。城市环境改革不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垃圾管理制度化的先例，而且对城市居民参与20世纪初的功利性保护运动和1960年代的生态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次改革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注意到了物质进步只有在注重自然环境的质量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它确实没有反思并改革环境污染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质疑造成严重的废弃物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显然仅仅研究城市环境改革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治理垃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马丁教授的《城市的垃圾》一书超越了从政治改革探讨城市环境问题的做法，转而从“决策”的视角来观察污染政治和城市服务体系的发展，如工程师、卫生学家、市民领袖和市政官僚如何互动、私有企业如何承担公共职责、环卫技术的内在价值、政府的作用等。[2]尽管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马丁教授认为，城市垃圾与环境改革史的研究尚需继续努力，对诸如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的运输形式造成的污染、公共环卫工程的发展、污染对特定城市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3]
从城市垃圾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能源在城市污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当时出现了能源危机，马丁教授逐渐深入到能源史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能源主要指化学能、热能、机械能和电能。能源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薪材、煤炭、石油、电力和核能的开发对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源被过度商品化导致了对其环境影响的忽视，在做出剥削能源的决定时几乎没有考虑能源的环境影响。另外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能源最浪费的国家之一。从能源史的视角可以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20年到1914年、美国实现工业化的时期。在美国工业革命中，薪材和煤是基本的能源，石油是主要的照明来源，电力系统得到了发展。煤的开采和燃烧既破坏土地也污染了城市的大气。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到1945年，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量急剧上升。石油开采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油管泄漏，石油使用产生的问题主要是汽车尾气。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对能源的需求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开始从全球组织能源供应。重化工业的污染弥漫全国。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的经济和价值体系，核能得以大力发展。[4]能源生产和利用的环境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效率运动和各种反污染运动都是某种对由浪费性或破坏性的能源实践造成的特殊威胁的直接反应。到1960年代末，现代环境运动和正在出现的能源危机的结合促使人类对能源利用的环境代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反思。“大气质量法”、“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阿拉斯加输油管问题、三里岛事件等都与城市能源使用问题有直接关系。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服务系统作为城市的循环系统和表达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相关的当代环境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的功能和成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但形成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规定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马丁教授从全国范围研究了从殖民时代到2000年的美国城市的水供应、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卫服务的发展、评估了它对城市成长和环境的影响。马丁分析城市环卫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生态理论，它把环卫服务置于更大的有机环境范围内、评估它对城市及其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把美国城市环卫史分为瘴气（臭气引起疾病的环卫思想）时代（从殖民时代到1880年）、细菌学革命时代（1880-1945）和新生态学时代（1945-2000）。第二是系统理论，认为环卫服务不光是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特殊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与城市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的更大系统。据此可以鉴别和解释环卫服务本身的功能、动力、结构和发展。第三是路径依赖理论。它源于经济理论，认为第一代的选择毁掉了后一代进行其它可用的选择的可能。也就是说过去的选择对现在的可能性形成重要制约。新技术使用时还会出现闭锁现象，先使用者会把后使用者边缘化，并闭锁了其它技术的使用，产生对次好技术的途径依赖。[5]在这些理论基础上，马丁教授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大众健康和生态理论对环卫服务实践的影响；主要决策者在决定提供何种服务中的作用——环卫人士、工程师、医生和政治领袖；这些选择的环境意涵。从这些具体研究中，马丁教授揭示了技术系统、城市成长和环境影响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
环境正义运动因为主要关注城市有毒废弃物的问题自然就成为马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与环境正义相关的还有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平等。环境种族主义是传统的种族主义之有意或无意的扩展，主要指在政策制订、法律执行和把某个社区选定为污染工业和废弃物处理的地方等方面存在歧视。环境平等指在有关条例、法规和实践指导下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所有民族，不偏坦多数民族。环境正义在外延上比前两者都要广泛，强调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现在的分析家、决策者、媒体和政治倡导者更乐意用环境正义这个概念。[6]环境正义运动并不是从主流环境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其根源是1950—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催化剂是1979年的瓦伦抗议运动。从此以后，美国公众对有毒废弃物的关注就象对三里岛事件后对核问题的担心一样强烈，环境正义运动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发展成“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环境民众主义(Radicalenvironmentalpopulism)。[7]它的迅速发展推动联邦环保局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国会虽然至今没有通过环境正义法，但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了第12898号总统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所在社区的环境和人类健康状况。”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从环境史的视野来看，环境正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研究议题，如环境正义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确切相互关系，是先有贫穷后环境恶化还是先环境恶化然后少数民族迁入？环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存在？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环境感知有何不同？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与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冲突；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本身的目标和性质问题等。[8]
环境史学毫无疑问也是长线的基础研究，它有什么用呢？它比传统的历史学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呢？马丁教授在这一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初期的许多环境史学家被认为是环境倡导者，但环境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强烈响应。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环境主义者也不会自觉吸取“历史教训”。当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年轻的史学家在历史学圈子内寻找工作的成功率极低，即使得到了职位，不但薪水低而且升迁机会少。马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城市环境史与公共政策史和工程史结合。他认为，城市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及其研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的学术旨趣都会帮助年轻的历史学家跳出传统的束缚，超越狭隘的职业目标，积极向历史学圈外发展。1977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美国专业历史学家成立了“促进历史学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鼓励历史学家积极向公共政策领域发展，还提供许多可能需要专业史学家的新领域的信息，包括政府的环境项目和规划，政府中需要以历史分析为管理工具的办公室和项目等。也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面向社会、贴近市场的而不是学究的公共历史学家(publicHistorian)。其中一个广阔领域就是公共工程史，主要项目是历史自然和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可以和公共工程专家结合起来，把历史分析应用于处理当前的公共服务和环境问题。城市环境史学家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准备“环境政策法”委托的环境影响研究时提供历史分析（有说服力的资料和适当的分析框架）；研究申请专利时被忽略或拒绝的项目是否在当前可用；就城市规划进行咨询；为环境项目或为设立新项目提供专业证据（历史学家能鉴定历史证据的准确性和确定其适用范围）。到1980年代，公共史学也已走出为史学家寻找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的初期目标，转向了用历史学的通用方法技巧（研究、分析、解释、和交流）影响大众。实际上，城市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非常强调交流和重视受众。公共史学与城市环境史在环境问题上的融合与互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9]城市环境史研究为专业历史学家和大众开启了互动的大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历史模式和方法应用于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处理；二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环境问题展示给大众。例如文化资源管理（濒危物种保护区、国家公园、文化生态旅行等），诉讼支持和环境补偿（专家见证和补偿认定），博物馆（环境展览）、媒体（传播环境文化的绿色荧屏）、和历史学会（环境历史旅行），政策分析（用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联邦环境政策和大众的选择）等。[10]城市环境史研究者还可以成立历史咨询公司，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历史资料和合理分析来帮助他建立信心。例如阿兰·奈韦尔的“历史研究同人有限公司”不但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历史资源概览，也写自然资源管理史，还寻找有毒废弃物所在地的潜在负责方，还帮助诉讼方就水权、历史上的土地利用、河流的航行权等打赢官司或减免罪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工作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其次必须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在与委托人的协议之下展开工作。某些国家机构也雇佣环境史学家来写历史、筹备展览、组织编写文集、或从事资源评估的工作。但必须注意不要成为“御用历史学家”（一味吹捧或为其辩护），也必须协调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单位的特殊性与保密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机构史学家和专业史学家以及咨询员这三个角色之间要达成协调平衡。另外，无论是专业史学家、咨询员、机构史学家和咨询公司都应该设法普及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把自己学术化的成果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读本、儿童读物等；制成资料片或其它影视作品；与本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举办更多的丰富多样的环境史展览；积极参与广泛的文化资源管理项目。一句话，就是要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把学术成果变成大众知识。
总之，马丁教授在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不但进行了大量理论建设，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一是进行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肯定不相同，但城市成长、污染、服务处理等肯定有相同之处。美国的经验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二是社会史研究与环境史的相互交叉。在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史大发展，影响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andrewSzasz)的“生态民众主义”对我们认识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环境运动的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非常有益。三是深化城市环境史与公共史的相互渗透。今年3月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年会就是与公共史学会合作，就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丁把自己的下一个研究计划确定为撰写《环卫城市》的姊妹篇《网络化城市》，探讨网络城市的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回答他开始研究城市环境史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11]
[1]martinV.melosi,effluentamerica:Cities,industry,energy,andtheenvironment,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01,p.7.
[2]martinmelosi,GarbageintheCities:Refuse,Reform,andtheenvironment1880—1980,texasa&mUniversitypress,1981.
[3]martinV.melosi(ed.),pollutionandReforminamericanCities1870—1930,Universityoftexaspress,1980,p.207.
[4]martinmelosi,Copingwithabundance:energyandenvironmentinindustrialamerica,templeUniversitypress,1985,p.8.
[5]martinmelosi,theSanitaryCity:UrbaninfrastructureinamericafromColonialtimestothepresent,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0,pp.2-14.
[6]martinmelosiandphilipScarpino(eds.),publichistoryandtheenvironment,KriegerpublishingCompany,2004，p.227.
[7]andrewSzasz,ecopopulism:toxicwasteandthemovementforenvironmentaljustice,minneapolis,1994,p.6.
[8]martinmelosi,“equity,eco-racismandenvironmentalHistory”,environmentalHistoryReview,Vol.19,no.3(Fall1995),p.11.
[9]martinReuss,ShelleyBookspan,“environmentalhistoryandpublichistorians”,aSeHnews2(September,1991),p.1.
[10]martinmelosiandphilipScarpino(eds.),opcit,p.Viii.
[11]马丁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对两个基本问题发问开始的，一是城市如何适应自然界？二是蚁冢和城市有何区别？
二马丁·麦乐西访谈
问：城市史和环境史都是相对较新的分支学科，这两个不同研究领域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环境史由于具有宽泛的关注点和多学科的视野而很有包容性。虽然环境史领域最初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但是把人放在一系列环境（包括城市）中来考虑似乎也是很合适的。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大多数最初的研究要么研究城市内部的自然发展及其环境含义（例如污染的发生），要么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在许多情况下，“人工环境”被认为外在于自然，是人重塑自然或毁坏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在假设是：城市建筑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因此它外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至少与它相反。如此一来，城市就被认为是人对自然的入侵。这一视角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类的建筑物或耕种物在本质上都是非自然的、或者假定耕种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换言之，就是把农业与城市建筑对立起来。通过这些假定，这个视角把人远远排除在自然界之外。它还假定非人的生命体形成的巨变——例如海狸形成的海狸坝——也必须用与看待城市建筑不同的眼光来关照。对我来说，这似乎与从历史角度研究环境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城市史与环境史有合乎情理的交集。研究城市的内在发展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的城市生态学就需要也应该有一个历史基础。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人为了不同目的而开拓的对象，那就肯定能把城市史和环境史协调起来。
问：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着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之争，您如何评价农业生态史模式？如何整和这两种观点？[1]
答：在某一段时间，您提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可能存在鸿沟，也肯定有观察环境和环境史的不同方式，但这更象是多元的视角而不是某种两极的冲突。我认为，由于学者们经常试图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这就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知识鸿沟。其实，那些把知识资本全部投入农业生态观点的学者通常不探讨城市问题，同样那些研究城市的学者也很少跃出城市的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形成某种知识冲突。进而言之，必须在比诸如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等更广阔的背景中考虑它们的“位置”。我坚信，大多数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类型划分现在不再会流行。这种类型划分流行的领域是那些以特定的环境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主导这种环境的是一种或另一种人类耕作方式、自然扩张性、经济发展等。令人有点吃惊的是，研究欧洲环境的许多学者比澳大利亚或美国学者在城市发展中投入的注意力要比研究自然多。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观察也存在粗率的简单化的问题，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10世纪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对城市的关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局限的。最近出版的大部分环境史论著对问题的分析都很复杂深刻，都否定了简单的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自然的两极区分。学者们正在探讨超越了这两极的广泛问题。在许多方面，环境史的研究热点正在从旧时对“自然是什么”的冥思变成对新问题的探讨，这些新问题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新思维提出来的。对语言、感知、文化态度等的关注都要求我们超越诸如认为城市与自然必然发生冲突的静态建构。
问：您心目中的城市环境史是什么？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2]
答：我认为，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自然资源既影响了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发展和人类活动，又被这些因素塑造的历史。因此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自然史和城市建筑史研究的结合以及他们可能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化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它包含了人的构造物和城市以外的世界之间的互惠关系。我并没有把感知、思想和形象包括进这个定义，但城市环境史实际上也研究这些领域。如前所述，重要的是不把城市排除出我们对环境、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之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城市处于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大多数人类活动的舞台的中心。城市至少具有这样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研究的对象和平台。所以，城市环境史的局限并不在于它的研究视野具有和地域限制一样多的局限性，相反，“城市历史”还包含了大量地域、位置、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城市环境研究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无限多样性。我不认为城市环境研究有明确的方法论，但我认为城市环境研究主要应集中于城市成长、基础设施和污染健康问题。大部分研究采用“内在论”的观点，也就是从内部看城市成长和发展的方式。威廉·克罗农和少数其他学者更多地采用了“外在论”的观点，把研究焦点对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这两种研究各有优点，但肯定需要用整体的理论视野来更好地整和。我也欣赏这样的观点，即从把城市与环境史中的关键主题相联系的生态观点来考察城市。但这需要更为谨慎的扎实研究。
问：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克罗农教授研究芝加哥的著作？它是通向城市环境史的桥梁还是其它什么？[3]
答：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性著作。他通过对物质流动和关键物资的商品化的研究把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这在弄清楚理解城市环境所必须的更大背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这一研究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很少有学者尝试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其他城市、或者深入分析《自然的大都会》曾经想展示给我们的问题。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考察城市、认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联系、探索更多的关于城市如何对商品、人和思想来说都象正在转型的机体一样发挥作用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已经得到解释，但很少是在环境史的语境中解释的。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意见是它没有深入理解芝加哥本身。研究物质流入流出城市并不能说明城市本身是怎么转型的。城市的哪些特点受到了克罗农已经清楚解释的、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总之，《自然的大都会》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外在论”的城市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内在论”的城市环境史。
问：美国环境史学家正在重新建构“自然”概念，它的知识基础是什么？“第二自然”或“人工环境”的含义是什么？[4]
答：我多少知道一点后现代主义知识争论对环境史学家更深入地思考文化、语言和感知问题的影响。长期以来，“自然”已经具有相当固定的内涵，但仍有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荒野等诸如此类问题的争论。环境史学家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上研究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是绝对必要的。把自然看成是文化建构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第二自然”这个概念已经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解释，但最常见的是用它来刻画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修正进而产生与原始状态非常不同的状态。我感到这个概念比较混乱模糊，因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似乎并不清楚。这似乎是在玩用不同术语就可以更好表现自然的文字游戏。“人工环境”过去常常被用于描述人类建构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从自然界中的自然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但被人类的行动改变了。不过，这个概念并没有考虑除人之外的其它动物的活动。海狸坝或蚁冢是不是人工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把人类活动明显地置于自然界之外，也就是说，蚂蚁和海狸完全可以在自然的节律中做自己的事，但人类行动是非常不同的，常常不但自外于自然而且诅咒甚至加害自然。这样思考会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关于人类活动的问题，也会让人与自然冲突起来。如果不把人类活动看得如此复杂，可能会比较有利，但是必须把它重新整和进对在自然界活动的生命体的讨论中。如果我们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入侵，那么我们必须从把它看成是研究人在自然界发挥作用的大话语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必然毁灭，因为这似乎否定了人的生物本质。
问：您怎么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考虑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由于它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这意味着环境主义运动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5]
答：环境正义运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权运动底色的政治运动开始的，它后来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对环境正义的呼吁来自学术界、政界和草根民众。最初的许多论著是论战性质的，但是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一系列涉及环境种族主义的个案，就为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许多必须的经验事实。由于这个运动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开始的，因此环境种族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另外部分整和起来的行动团体也想把自己与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分开。他们认为，传统环境主义者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问题，不重视城市环境问题。他们没有研究历史上的城市环境改革，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弥补和加强了保护运动和荒野保护行动。环境正义运动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的更多的是穷人、有色人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悲惨命运而不是自然环境。虽然环境正义只是在环境史的范围内提出对种族和阶级的重要探索，但是它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现在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不过，认为废弃物的处理设施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点是被有意识的安排在有色人的居住点周围这个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其实，环境种族主义的事例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在研究环境不平等时很难把种族和阶级分开。这些不平等经常影响穷人，也影响有色人。虽然环境种族主义的所有诉求不能得到全面证明，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确实开启了讨论环境不平等问题的大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探讨。对城市环境史学家来说，它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这些研究必须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容。
问：请您谈谈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的作用。[6]
答：与一般的环境史领域不同，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多数早期的著作都研究城市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问题。果真如此，各种技术确实在从制造设备到交通网络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能源利用和相关技术的变化就象各种城市服务的发展一样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尽管技术在早期的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要比在荒野研究中的作用大得多，但是把技术理解成是对自然的入侵、是与自然力冲突的力量、最终会毁灭环境的认知仍然在城市研究文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管他们研究城市、乡村还是荒野，许多环境史学家在把技术看成是有点外在于自然力或与自然力相对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最近，城市环境史学家正在慢慢地改变给技术贴上邪恶或毁灭性力量的标签的做法，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对技术应用的选择及其对城市成长和发展的复杂影响这些方面。这种变化与技术史研究领域的转向完全是同步的。在技术史研究中，技术的文化建构在近几年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城市环境史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技术问题的狭隘思路，转而研究一系列与其相关的问题，包括由非人类活动引起的景观变迁的问题，气候问题，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往的环境史学家并不是有意回避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在其他学科中得到了更多的研究。总之，在研究人工环境时，技术和技术变化仍是研究的核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把环境史与技术史交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
问：“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影响？环境史研究在未来会怎么发展？[7]
答：很难回答“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泰得·斯泰因伯格、麦克·戴维斯和其他学者已经对“自然”灾害做了一些研究，但没有直接涉及诸如“9·11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战争和环境的研究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最终会把恐怖主义与诸如它的环境影响这样的相关问题整和在一起。有关“9·11事件”对纽约城造成空气污染的最新报道肯定会引起现在的环境史研究者的重视。两年前，我参加了“美国民用建筑工程师协会”就“9·11事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我们讨论了“9·11事件”，也讨论了其它许多民用建筑问题。我知道，“9·11事件”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许多研究领域的文献中，但是可能是以很微妙的方式而不是成为研究的中心。象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太适合预测未来。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环境史被越来越频繁地与“主流”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大部分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重心，现在也成了环境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对大的历史趋势的解释也以环境史的论题为基础，例如泰得·斯泰因伯格新近出版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对环境观点和视野的文化建构的兴趣肯定也会把环境史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趋势联系在一起。大体上看，环境史可能会改变孤立的状态。我希望它的核心是在全球规模上研究广泛的历史问题，这种全球视野能把环境关注与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
martinmelosiandhisStudiesoftheU.S.UrbanenvironmentalHistory
Baomaohong
prof.martinmelosiisaleadingenvironmentalhistorianintheUnitedStateswhowasoncethepresidentsof“americanSocietyforenvironmentalStudies”(1993-1995),of“nationalCommitteeofpublicHistory”(1992-1993),of“publicworksHistoricalSocieties”(1988-1989).thispaperconsistsoftwoparts.thefirstistointroducehismainachievementsfromthetheoreticalbase,definition,andfunctionofurbanenvironmentalhistorytotheconcreteresearchs,suchasgarbagehistory,energyhistory,historyofurbaninfrastructure,etc.thesecondisaninterviewwithprof.martinmelosi.Heputforwardhisowninterpretationonsomekeysubjects,namelytherelationofurbanenvironmentalhistoryandagroecologicalperspective,therelationofphysicalenvironmentandbuiltenvironment,theroleintheurbanenvironmentalhistoryplayedbytechnology,thenatureof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addtionally,theveryconcise,butvaluableresponsetothesimilarquestionsbyprof.Joela.tarrisattachedinthefootnotes.
[1]朱尔认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范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还必须研究城市和工业环境。在历史上，城市与它的农业地区和周边地区是相互作用的。城市既剥削城市所在地的环境，也剥削周边地区的环境。周边地区的物质流向了城市经济，反过来城市的物质也流向了周边地区，例如粪肥、废弃物等。
[2]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是这样的历史，即人造的、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结果反过来又如何改变了城市本身和它的人口。城市环境史有许多仍在扩展的维度，其中的大部分可以包括在我所说的“城市新陈代谢”主题之内。还有一些涉及城市景观的重塑和环境平等与正义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城市不是树，即不是有机体。
[3]朱尔认为，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是研究城市周边地区的物质和自然资源开发、加工及其流进和流出城市的经典著作。不过，它并没有研究城市对其所在地的剥削和利用以及城市废弃物向周边地区的转移问题。
[4]朱尔认为，如果出于描述的目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概念就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会被当成语言时尚来使用。人工环境是一个城市概念。根据我的理解，它涉及人类对城市基础设施及以此为基础的结构的建设问题。它不但包括基础设施的地上部分，也包括它的地下部分。
[5]朱尔认为，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全面的探讨，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当前的标准强加给历史。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理解的是过去发生的变化。它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过许多其它的城市环境问题也是如此。
自然环境研究篇7
[关键词]环境史；荒野；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重视的基本问题。当今世界，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极大的威胁，使人们聚焦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也广泛地关注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学亦不例外，但其回应略显迟缓，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才真正兴起。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也给史学工作者历史观念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思考。
一、环境史的兴起
早在19世纪，美国思想家梭罗就曾说：人类不仅彼此之间进行战争，他们也对自然界进行战争。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一切自然物都只是供人类发展经济之用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于是人为了满足一己贪欲而肆无忌惮地改造世界。可是，自然界在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现代全球性的环境破坏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勃兴密切相关，这种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可能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因此，历史学家在歌颂现代工业文明的丰功伟绩之时，也应该深刻思考同时代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历史，思考人类历史上的环境和环境问题，从而发挥历史学科的借鉴价值。
20世纪人类历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代价是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破坏。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一些有识之士奋起疾呼，推动了现代环保运动。现代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促成了环境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的兴起，被誉为是伦理学上“哥白尼式的革命”。20世纪初期到中期是环境伦理学的创立阶段。法国学者a.施韦泽和美国生态学家a.利奥波德分别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概念，从伦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p・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对西方环境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R・纳什的经典著作是《荒野与美国人的心灵》（1967）、《美国的环境：资源保护主义史读本》（1976）、《大自然的权利》（1996）。国际著名环境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于1975年发表《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随后又出版一系列专著：《科学与宗教：一个批评性的反思》（1983）、《哲学走向荒野》（1986）、《环境伦理学》（1988）、《保护自然价值》（1994）等。这些学理探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实践逐步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由此将环境伦理学作为环境史学研究的基本依据。
环境主义的中心观点是“道德应该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力，甚至可与17、18世纪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和正义理想相媲美。早在1867年，约翰・缪尔就提出要尊重“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1915年，a.施韦兹提出要“敬畏生命”。美国哲学家保罗・泰勒发展了施韦兹的生物中心论思想，坚持自我良知的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H.罗尔斯顿提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应该遵循自然，把生态规律转化为道德义务，提出“哲学走向荒野”的著名命题。这些思潮风起云涌，激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接受，也为一些历史学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课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试图抛却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尝试生态中心主义历史观。
另外，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为环境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环境考古学的形成大大方便了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生态人类学的出现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新社会史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roots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0世纪历史学科本身有很大发展。历史学吸收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出现了新的分支，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妇女史，口述史和心态史等。但这些新领域仍然是“人”的历史，而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并不能够完全用这些“人的历史”来囊括进去。以往历史学中很少涉及自然的历史，所以沃斯特呼吁，“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任何一个地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合体。”[1]
二、环境史研究现状
什么是环境史？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R.纳什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它“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t.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尔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之变化以及意义之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之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之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2]
西方的环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在本世纪60年代首先于美国出现，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年）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年）的出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开始了环境史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研究，对国外的环境史研究进展情况做出一系列的介绍和评述。侯文蕙教授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不但翻译了多本有关环境问题的经典著作，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关于环境史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还有一些研究性文章可供参阅，笔者不作详述。[3]
在环境史学中，人依然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则构成人类环境。人类环境“是指环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外界条件”。人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组成。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由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复杂的物质体系”。所谓社会环境，“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讲，主要是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环境是以人工因素占优势的，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以及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和基地”。根据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人类环境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即荒野、农村和城市。荒野受人类影响相对最小，最接近自然状态；城市受人类影响最大，离自然状态最远；而农村则居于二者之间。不论荒野、农村和城市，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4]
研究环境史首先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学科和生态学科的知识，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所以环境史研究需要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实际研究中势必存在不同学科不同观念较难融合的问题。
三、环境史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认为历史的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历史研究者也受到极大的挑战，比如在历史学的定义，史料的选择及批判，历史的解释，历史叙述等等方面都加以批判，试图颠覆既有的历史理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史学家们也相应地作出了自省和调整，比如在历史观念上不断更新，历史学科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考察历史的角度也不断扩大，从政治史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个人、日常生活、小事等等这样的小历史、微观史和日常史。由于过度的强调“人本”，历史学家长期忽视了“人”以外的世界――荒野，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如高山、河流、湖泊、海洋、冰山以及在此生存的一切生灵。所以说，环境史的兴起是历史学家关注全球、关注自然、关注人类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史学的研究视野应更为宽广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事物如果不进入人类的视野，那么就是“无”。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虽然当时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但他们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它们一方面讲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恩格斯说：“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括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标榜片面的‘斗争’”。由此可见，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任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史学的研究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并不凌驾于其他生物和无生物之上，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地写出“整体的历史”（totalHistory）。人类的历史只有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H・罗尔斯顿曾在1975年呼吁：“如果我们现在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范围是如何慢慢地扩大了……包括外人、陌生人、婴儿、儿童、黑人、犹太人、奴隶、女人、印第安人、犯人、老人、精神病人和畸形人，我们现在甚至已开始考虑胎儿的地位问题。生态伦理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内在价值。”[5]同样，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在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史学中走出来，进入新史学范围，细致探究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心态史等等，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是如何慢慢扩大了，那么，环境史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历史”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环境系统中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历史。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中，历史学家从未将思考自然或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视为己任，人始终是历史书写的中心。因而，沃斯特发出呼吁：“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1]
2、史学应当关注荒野
罗尔斯顿自称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指出“哲学走向荒野”，那么，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史学也应当关注荒野。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其基本思想都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由英国知名的全球环境政治史专家克莱夫・庞廷所著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即从“绿色”角度审视整个世界历史，以一种历史语境来论述自然环境在人类自身发展与各文明兴衰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环境史研究一跃成为国际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尚属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尽管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底蕴深厚，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而且方法上仍然主要采用历史叙述法，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相对缺少。我国有几所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正积极与自然地理学同仁密切合作，以发展我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
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根深蒂固，而新兴的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其带出的新观点给人们以新的启示。环境史是否可以看成是史学的一种新范式，一种新的通史观念？环境史叙事把人类历史放入一个整体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重评人类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模式，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自然环境研究篇8
环境史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自出现伊始，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它不仅拓宽了传统史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审视历史的全新视角，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尽管不同学者对环境史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有不同理解，但无论哪一种看法，都跳出了传统史学以"政治史"或"民族国家史"为研究核心的束缚。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当世界卷入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视角之中时……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自己失去了信心，这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的历史是被掌有国家权力的伟人所彻底控制和组织的。于是他们开始重新'自下而上'地重视历史"。（D.worster，"DoingenvironmentalHistory"，inD.worster(ed.)，theendsofearth：perspectivesonmodernenvironmental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p.289）环境史研究也因此蓬勃地开展起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环境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从研究的角度看，由于环境史学科发展的日益成熟，并继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史之后成为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第四大类型，客观上对环境史研究中概念、范式和范围的界定提出了更加细化和深入的要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领域对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已成为大势所趋。虽然前辈学者已对此学科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做出了一些界定，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但环境史研究中的现有概念和单位仍存在着较为模糊和泛化的缺陷。为更好地满足学科发展的要求，必须进一步地深化。从实践的角度看，虽然环境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有益于环境的理论构想，促进了大众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但在对现实社会环境问题的实际影响和解决方面却收效甚微。
既然环境史研究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接受，那么环境史应如何进一步完善其研究范式，深化其研究内容，明确其研究单位呢？历史研究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之间的矛盾应如何克服呢？本人认为，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分层研究的方式，即将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中的不同群体分别予以讨论，对不同发展阶段中不同群体对于环境的态度、影响加以具体分析，探索各群体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产生的联系和冲突，不但是对现有研究方法的补充，也可能有助于对现实环境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一方面，环境史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人类社会本身存在着阶层身份、地位和影响力的差别。这就导致不同阶层所关注环境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不同，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程度有异，面对同样的环境问题的耐受性和反应也有差别，而即使是同一阶层中不同人群之间对于环境的态度亦有差异，所以有必要在学术探究过程中加以区别对待。另一方面，造成环境史研究对现实问题影响有限，各种环保运动面临重重阻力的一个深层原因，是由于不同社会群体面对环境问题时其价值观、世界观和思维角度的不同。每个群体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以自身特定的视角来审视环境问题，所以很难将不同群体的力量整合为一股合力，推动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和对环境问题的深入思考。对此，包茂宏先生曾谈到："即使是环境史学家和环境政策制定者、环境行动者也很难说同一种语言，因为后者总是从现实需要和群众心理出发，用道德诉求和煽情的方式来唤起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激情，几乎不可能像历史学那样对环境问题进行冷静、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认识。"（包茂宏前引文，《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9页。）侯文蕙先生也曾谈到，作为环保运动内部冲突的突出代表之一，"环境正义"运动就对"主流环保组织"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希望彼此之间建立在"平等、充分尊重、充分利益和公正基础上"的关系。（侯文蕙：《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保护主义》，《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第15页）而主流环保组织所关心的"远离社区的荒野和森林"与环境正义者们"更为关心的是保证公众健康的条件"显然大相径庭。由此可见，不同社会群体对环境问题关注的角度和内容的确不同，采用分层的方式研究环境史，就不失为环境史学探索中的一个新途径。转贴于
二
进而言之，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主要基于以下诸种原因。
首先是受到美国环境史新的发展潮流的启发，即环境史研究日益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趋势，而新社会史中"自下而上"和注重普通人生活的方法和社会学中阶层划分研究法，原本在环境史研究中早有体现，如以"草根"方法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在此基础上，本人大胆假设，环境史研究是否也可以借鉴诸如社会史探讨的范式，而分为所谓的"精英的"环境史与"大众的"环境史？这种假设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国际层面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关注的环境问题不同，研究的重点也存在差异。如非洲环境史研究中所涉及的环境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环境冲突和环境难民等内容就体现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环境史研究的鲜明特色。（包茂宏：《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9-131）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仍奉行环境霸权主义政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歧视，从而造成国际范围内的许多环境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从国家层面看，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之间和各阶层自身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由于占有社会资源的份额不同、社会影响力的差异和谋生手段的不同等，因而在利用环境资源的方式上会产生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比如，国家管理者常常徘徊于短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为长远计而采取环境保护政策（这可能需要暂时牺牲一部分眼前利益）的两难困境中；一般的企业主可能更倾向于目前的既得利益，从而将环境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加以看待；而同属于精英阶层的专家学者，如环境史学家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则是对环境问题关注较早，认识较深入的群体，也是推进环保运动的先行者。同样的，如果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大众阶层无疑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大众阶层是对环境的变化感受最深的群体，也是受环境恶化影响最大的群体。因此，他门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理应最深。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的普及，为了满足现实生存的基本需要，他们又不得不容忍甚至支持并亲身参与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掠夺和破坏。这与前面提到的国家管理者的两难抉择相似，都陷入一种困境而不能自拔。本人认为，只有将决策者与民众的力量结合起来，辅之以专家学者的理论指导，才能较为有效地解决目前存在的困境。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我们对不同阶层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其次是基于环境史研究内容的思考。唐纳德·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它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D.worster，"DoingenvironmentalHistory"，inD.worster(ed.)，theendsofearth：perspectivesonmodernenvironmentalhistory，p.293）可以想见，无论是从社会经济领域还是社会结构形态层面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不应忽视这两个领域的复杂性。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同，在社会结构形态中所处的位置也有差别，因此就有必要分别具体地加以探讨。此外，克罗农认为"环境史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可见他也主张在环境史研究中进行分类讨论。同样的，卡罗林·麦茜特也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转引自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1页）以上各位专家的论断，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对环境史的研究存在着不同视角，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人关于从社会不同群体出发研究环境史的设想，只是对前人范式的一种生发而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日益凌驾于地球其它物种之上，并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逐渐处于支配和征服的优势地位。而在人类的行为过程中，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因在社会中的地位、影响力、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作用也各不相同。有些作用反映出优势群体的意志和利益，同时使弱势群体遭受损失，正如罗伯特·艾尔斯所指出的，"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的利益如今仅被全球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分享，而经济结构的失灵正使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日益陷入困境，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对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带来严峻的挑战"。（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而有些作用又是由不同阶层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如新科技的发明和应用基本是由社会精英阶层首先发起和推动的，为数众多的平民作为新技术的受益者进一步推动了这些新生事物的传播，使其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对环境产生作用。我们不应忽视其中的联系与区别。
产生分层研究想法的第三个动因是由于受到了经济学的博弈论中某些观点的启发。本人最近读到耶鲁大学教授奈尔伯夫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迪克西特合著的《策略思维》一书，书中对博弈论中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现象做了精辟的分析，这对笔者的思路大有启发。（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巴里·J·奈尔伯夫：《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98页）简而言之，"囚徒困境"可以理解为参加博弈的双方或多方在实现没有充分沟通，或即使沟通也未达成真正共识时，各方都倾向于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结果，但这样选择的结果最终使各方都不能达成理想的目标。实际上，各方一致希望看到的结果出现在各方都选择各自相对比较糟糕的策略的时候，即当各方都倾向于谋求各自私利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糟糕的结果。我们从这一现象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如果参与各方存在共同利益的话，通过有效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能够达到各自期望的最佳结果的契合点，进而达成合作似乎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本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可循着这一思路进行。因为只有合作才能推动环境史研究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结合，这要求各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加强沟通，寻求彼此之间的互补性，另一方面致力于本土化探讨，正确对待各国环境历史和环境问题的差异。
三
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分层研究的方法，其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究竟何在？本人认为，分层探讨的方法不仅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而且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开展和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从学术角度讲，第一，分层研究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将"环境"与"历史"联系起来，以体现环境史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环境研究的历史学科特点。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探讨的主题是人类产生以来的活动（humanaffairs），同样，环境史也并非单纯地强调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而是着眼于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即不仅探讨历史上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间的辨证关系，而且着眼于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乃至这种影响对人类的反作用。这必然涉及到对历史上不同时代、地域社会的价值趋向、制度模式甚至民众心理的分析。此时若仍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容易陷入笼而统之的概说。而采用分层研究的范式对上述社会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在历史长河中审视不同人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把握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历史渊源的来龙去脉，就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科不可替代的综合优势。
此外，从界定研究单位的层面讲，如同传统史学或以民族国家，或以文明形态作为研究单位一样，环境史研究也存在着诸如跨学科、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和以典型个案为主的研究单位。而环境史的分层研究不仅是对于原有研究方法的一种补充，而且具有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研究单位的功能。
第二，这种方式有助于将环境史研究中的不同层面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进行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虽然不同的环境史学者对于此学科所考察的对象都有着自己的认识，但总体看来，研究内容包括大家所一致公认的几个层面，如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所发挥的作用、社会经济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对于环境的意识等。如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分层考察，就有可能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一些新问题，得出一些新结论。比如，在关于人类对环境意识的研究中引入分层方法，就会发现，不同群体由于地位和切身利益的不同，面对同样的环境问题所持的态度其实大相径庭。事实上，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平民阶层对于自身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珍惜呵护和对于自然环境自发保护的态度，与国家统治阶层对资源的铺张浪费就形成了极大反差。以往的环境史研究因缘于对现实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将阐述焦点集中在人类活动对自然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上，而对人类活动之于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方面探究不足。分层研究有助于厘清人类社会的不同阶层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所处的地位、所受的影响、所采取的行动和所持态度的异同，在明晰环境问题的现状的同时，进一步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对这一互动过程做出更为全面客观的分析。转贴于
第三，就中国环境史学科来说，由于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研究较为分散的现状，范式的建立和范围的确定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学科本身所受到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还不够。这就要求中国的环境史从业者一方面有选择地借鉴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始终以国际性视野关注环境史领域的前沿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立足于研究的本土化方向，在探讨环境问题的过程中，要注意充分地吸收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对于自然的保护态度和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人地关系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孔子就曾宣扬"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糜卵"；汉代董仲舒将"仁"这一道德范畴从人扩展到鸟兽鱼虫，提出"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的观点。在实践方面，早在夏朝制定的古训中就有"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的规定。而从帝舜时期一直延续到清代的虞衡制度（管理山林川泽的工作）更体现出中国在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悠久传统。同时，在中国民间也一直流行着"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人"的观念，甚至筑土地庙专设管土地的神作为百姓管理的对象。（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学现代性探索》，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199页）因此，我们只有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努力做到既揭示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又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才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涵盖全面的中国环境史学派。而分层研究的模式无疑会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自然环境研究篇9
一、九十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概述
为了便于全文的展开和对美国环境史的新进展有清楚的认识，有必要对美国环境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
在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1环境史的定义。经过多次讨论，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以环境主义为理论指导去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指出它不同于以往的人类历史，不能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都纳入研究范围；它的主要学科意义在于扩展历史研究的范围，重构历史；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跨学科研究。2美国的环境保护史。主要研究美国人在进步时期如何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政府通过建立环保机构、颁布行政法令、议会通过立法来恢复已受破坏的环境，保护濒危的自然。说明保护环境是为了更好的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当代环境主义的发展提供历史基础。美国的自然观及其思想家。探讨美国思想家对自然和环境保护的认识。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崇拜自然，白人移民到来后开始把人与环境进行二元对立。六十年代环境运动之后，美国人重新找回生态学家和进步时期思想家的智慧，如F.克莱门茨、H.梭罗、J.缪尔、a.利奥波德、G.平肖等，廓清了保护思想史中的美学派(非功利性自然保护)和效率派(聪明利用的功利性资源保护)和公平派(在对属于全体公民的资源开发中实现公平和民主)。其中前者与后两者存在着内在矛盾，时常发生冲突。公平是效率派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只是达到公平的手段。3美国人对环境的破坏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白人移民一踏上北美大陆就开始改变原有的景观，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造成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依次展开的严重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对三十年代大草原上的尘暴的研究证实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造成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与同时期美国史学的发展和此后九十年代环境史本身的发展相比较，本时期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本时期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更多地集中于农村自然环境，注重对农业生态史的探讨。美国环境史大师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就是要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农业发展比工业革命更早地改变了生物圈，因而环境史主要研究农业生态史，以此来发现自然的内聚力、模式和整体性。这个观点是总结了20年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后得出的，因而也得到了许多环境史学家的支持和响应，如提出“生物旅行箱理论”的a.克罗斯比。农业生态史模式试图以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线，甚至想从中找出美国精神的内核及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显然，这和环境史的诞生深受边疆史学派的影响大有关系。它重视对西部和农村的荒野和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历史的研究，忽略甚至排除了城市环境在环境史中的地位。因此本时期的环境史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第二，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偏重于环境政治史和环境文化史的研究。环境政治史主要研究白人男性精英在环境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议会的辩论，形成的压力集团，以及如何执行保护政策。环境文化史主要研究关于环境的思想和知识之演进。由此可见，本时期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与传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进行交叉，对差不多同时兴起、蓬勃发展的新社会史、技术史并未进行有效的借鉴和融合。第三，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突出表现了“碎化”分散、地区化研究的特点。六十年代，美国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各种亚文化和非主流群体颇受历史学家的关注。史学家片面强调所研究的主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中各派别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种形势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关注一个一个的小问题。美国历史学界似乎也形成了对越来越小的问题或个案进行越来越多的分析，似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更有学术价值的风气。在环境问题研究中，各地区的小生境千差万别，当代环境主义中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势头强劲。这也促使环境史研究更重视区域特点。这种过度专业化、多元化和区域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概念和新知识，但过度的碎化必然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严重忽视综合，对环境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全球环境史等一系列全局性重大问题缺乏创建性研究；二是对于一些综合性著作嗤之以鼻，认为它无法促进研究的发展。本时期唯一可见的一本由J.m.皮图拉著的《美国环境史》也被认为是综合了别人的个案研究成果的教科书。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这种现状显然难以适应学科深化以及九十年代美国社会和环境运动发展的要求。八十年代，新社会史研究达到高潮，其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也扩及环境，逐渐打破学科界限，向环境史渗透。环境史的发展也不能无视新社会史的新成果、新理论和新方法，更不能拒绝与新社会史的交叉。里根和老布什共和党执政时期，为了满足资本家和下层劳工的利益要求，强行降低有关环境标准，甚至废除一些环保法规，出现了官方环境主义的倒退(GreenBacklash)。但这却激起了民间、非主流环保运动的大发展，过去曾被忽视的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群体积极投身环保。这在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降落民间，采用自下而上、注重普通群众的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一些新的研究热点。美国史学界也展开了呼唤综合的大讨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B.贝林在1981年度的主席致辞中明确指出，美国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深化以往的专门化研究，而是在消化吸收已取得的各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深化，进而写出综合性著作。这一争论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国际责任增大，美国的环境运动也转向更多地关注全球性环境问题。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区域环境只是全球环境这个统一整体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还是“地球人”，大家共同生活在不可替代的“地球号宇宙飞船”上。当然，美国人意识的这种变化含有很大的霸权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环境史提出了综合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新要求。
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为满足自身发展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迅速调整了研究课题和方法，形成了新的、深度交叉的次分支学科，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从城市环境史、环境种族主义史、环境女性主义史、环境技术史和综合研究五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二、城市环境史研究
城市史在美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部边疆开发完毕、美国城市化宣告完成之时，但它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大约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1953年成立了美国城市史学会，次年出版了学术刊物，城市史课程也进入大学课堂。这时正是美国城市开始郊区化的时候，城市史就是在城市衰落时研究它的成长、衰败和未来的；认为城市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环境变迁等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城市史重在探讨从乡村到城市、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城市的集体主义和频繁的流动性正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史是在边疆史衰落后对美国精神的新探索和补充。与重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环境史不同，城市史主要研究城市和人工环境(builtenvironment或human-madeenvironment)。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选址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那些当地环境适宜运输、便于供水和废物处理、易提供粮食、原料等的沿河、湖、海地带。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目标改造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引入新的动、植物物种，建成新的人工环境和小生境。这是城市史和环境史结合的客观基础，但要真正实现交叉，尚需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各自深化和打破学科界限。
早在1969年，研究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历史学家p.J.施密特就出版了《重回大自然：城市美国的阿卡狄亚神话》一书，探讨了设计师F.L.奥姆斯代德的城市建设思想，即最好的城市是在连接人造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既能满足人的生物要求、又能满足人的社会要求。这本书从思想史的角度首次研究了城市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此后城市史相继从城市规划、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技术和城市的新陈代谢、城市中的社会、性别和政策问题等角度对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但直到1994年，城市史学家C.m.罗森和J.a.塔尔合编了《城市史杂志》的“环境与城市”专辑，才打破了城市史固有的理论藩篱和学科界限，从理论上接纳了自然环境，也提出了城市即人造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环境史学家也在积极努力探索。1980年，m.V.梅洛西编辑出版了《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一书，从综合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角度切入，把城市纳入了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中。1993年，他在《环境史评论》上发表了“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一文，从理论上扫清了城市成为环境史研究重点的障碍，对环境史学家D.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进行反动和修正。他认为把城市仅看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的观点是不对的，在农业社会就已有城市存在，它对生物圈的影响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同样重要。城市本身就是个环境空间，人工环境虽然与自然环境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环境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纯粹原始的环境状态在许多地方早在数百万年前就已不存在了。环境史学家S.p.海斯也认为，环境史研究有两个大问题，一是人类对环境施加的压力，二是这些压力的后果。城市是考察这些压力的一个理想的概念载体。因为，城市人口拥挤，给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同时也产生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新思想、新价值和新机构，因而要想从更广范围理解这些问题，就必须把关注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社会以及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张力。城市史和环境史在理论上的突破以及史学家的研究实践宣告，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城市环境史在九十年代初诞生了。
代表城市环境史研究水平的主要有以下四本著作：w.克罗农在1991年出版的《自然的大都会》探讨了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城市和乡村的共生关系，从城市利用和剥削外部自然资源即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环境主义。这种城市环境史的模式应看成是一种过渡形态，因为它还未把大规模工业化造成的大量环境问题作为中心的城市环境问题来研究。J.塔尔1996年出版的《探索最终污染地》以在城市污染中历史最悠久、影响范围最大的水污染为重点，把城市环境污染作为城市环境史叙述的主线。R.B.斯蒂芬森在1997年出版的《伊甸园的幻象》中，从环境大背景探讨了城市设计的历史发展，展现了社会由于盲目追逐建立在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扩张和个人利润基础上的伊甸园梦想而破坏该地区美丽的景观和复杂的环境系统的历史。但作者没有反映出该市各阶层、各集团在讨论设计方案时所反映的不同城市环境观。a.胡莱的《环境不平等》从城市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研究城市环境史，发现不同种族、阶级由于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而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引起对环境的不同感知，形成对环境主义的不同态度和参与程度，呼吁实行环境民主。这就把环境问题与政治发展联系起来。这四本书初步显现了城市环境史的基本内容和理论建构。
城市环境史研究作为一个次分支学科，虽然历史不长，但已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前景。美国史学家还在开拓一些有巨大潜力的研究领域。这些课题包括，环境考虑在城市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家庭生活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以及对被破坏环境的恢复等。重点是比较城市环境史，除了对美国各种类型的城市环境史进行比较外，还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进行比较，使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国际化。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之外，还结合了口述史、影视史学的方法，从听觉和视觉上丰富了城市环境史研究，使之更有可读性和吸引力，进而为城市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最终实现J.a.塔尔关于历史学家指导政策制定者的梦想。三、环境种族主义史研究
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Racism或eco-racism)一词是由美国“争取种族正义的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执行主任B.F.小查维斯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从有色人种绝大部分居住于环境恶化的区域这个事实中概括出来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白人种族主义在环境规划和决策中发挥了作用，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上被强化。以白人为中坚的主流环境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种族歧视，并未触及这一严重问题，只有有色人通过环境正义运动解决了环境种族主义，美国的环境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消除。
环境种族主义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1982年在北卡州的沃伦县，非裔美国人封锁了运往该县有毒废弃物倾倒地和填埋点的垃圾运输通道，激起了全国性的有色人反对环境种族主义的斗争。随后在各有色人种社区形成了各种各样争取环境正义的草根团体，领导民间的环境正义运动。该运动认为，主流环保组织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团体，不但“以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公害为名，全然不顾有色人的需要和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削减或阻碍那些雇佣有色人的工业和经济活动”，而且“一直在继续支持保护那些远离工人阶级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环境的政策。”由此可见，环境正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权运动在环境运动中的继续。1991年10月，600多个有色人种环境团体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有色人环境领袖峰会”，会议通过的“环境正义原则”和一些著名领袖的发言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环境问题是与500多年的殖民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平等交织在一起的，因而环境正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导致其社区、土地被毒化，种族被灭绝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重新自由化。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是重新解释生态和环境问题，因为有色人认为环境就是自己生活、工作和玩耍的地方，因而他们并不关心濒危物种，而是关心保证健康的生存条件，因为有色人种才是濒危物种。他们的斗争范围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转变为“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这当然也包括墨西哥等欠发达国家。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向环境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前所述，环境史研究的重心从农村自然环境转向城市人工环境后也不得不严肃面对城市中的有色人和阶级差别这一困扰美国多年的大问题了。
种族或民族史的研究也逐渐拓宽了范围，开始研究民族的生存环境演变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种族史研究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六十年代以前，它的理论先后经历了从种族主义排斥论到熔炉论、归同论和多元论的转变。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不但改变了黑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也改变了种族史研究的理念。少数族裔史不再强调本民族对美国文化的贡献，要求得到保护和特殊优待，而是挖掘本民族的独特性，形成新民族主义，进而提出“多元一体”的新理论。这进而引起了关于“平权法案”的存废的争论，因为“保护”本身就隐含着歧视思想，同时又造成了“逆向歧视”的后果，而“平权法案”正是力图通过这样一种手段来达到各种族之间的平等。在这个争论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共识，即少数民族首先必须享有一般的、基本的人权，而族体属性是第二位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构成了基本人权，因而种族史研究开始介入环境领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新社会史把黑人重新推到美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后，黑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倍受重视。
美国种族史和环境史学家对环境种族主义史早有涉及。例如，w.克罗农1983年出版的《土地上的变化：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分析了殖民者如何通过殖民掠夺和统治用资本主义的景观取代土著的生态系统的历史。a.w.克罗斯比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从更广阔的范围论述了欧洲殖民者如何从生态上征服世界上广大的温带地区。虽然这些研究都很深入，但对环境种族主义史进行理论界定和开拓的是m.梅洛西在1995年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拉斯维加斯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平等、生态种族主义和环境史”。16这一点也可从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分组讨论中关于种族议题的增加得到印证。1989年的奥林匹亚年会只有一个小组涉及种族问题；1991年的休斯敦年会有两个；1993年的匹兹堡年会没有；1995年的拉斯维加斯年会全部四个小组都论及环境史中的种族和民族问题，这是环境史学史上的第一次。此后环境种族主义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环境种族主义史主要在下列方面取得了成果：1环境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种族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白人统治者总是想用自己的环境话语取代其他种族的环境话语。B.D.林奇考察了拉丁裔美国人环境话语与盎格鲁美国人环境观的不同，发现拉丁裔美国人的自然景观中包括人，而且是可以再生产的；盎格鲁美国人认为人与环境是分离的，人可以支配自然。以这种思维来考察环境灾难对拉丁裔的影响，不但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还会人为地淹没拉丁裔关于环境的声音，影响美国环境话语发生根本变化。2各种族在环境上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问题上，环境史学家大量利用社会史和计量史学的方法，深入调查分析了这种状况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原因，辨析了种族和阶级的复杂关系。R.D.布拉德编著的《正视环境种族主义》是对《在南方倾倒废弃物》一书的补充和扩大。它把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考察范围从美国南方扩大到全国，甚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涉及了从印第安人保留地到城市贫民窟的有毒废弃物、废弃物处理设施选址、城市工业污染、儿童铅中毒、杀虫剂对农业工人的危害、废弃物出口等环境问题，把环境种族主义的形成追溯到了殖民过程中的种族征服和帝国式环境思想。当然在环境种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工业界达成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使有色人种社区处于受环境恶化危害最大的境地。但并非所有的有色人都完全生活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也并非所有白人都适当避开了污染的环境。这里的关键变量是贫穷，因而环境种族主义是种族与阶级交织的产物。3揭示了主流环境运动的白人中产阶级特征，分析了有色人种环境正义运动的动力、性质。D.e.卡马乔编著的《环境不公正，政治斗争》一书，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指出环境正义运动是社会、政治不公正在环境领域激起的反应。环境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环境正义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有色人的生活环境，更要变革以财富和权力为基础的美国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精英模式。促使环境正义运动发展的动力来自工业化和种族不平等，是经济的不平等和种族偏见把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有色人推向加入环境正义运动。4环境主义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争。与种族与阶级问题相联系，贫苦的有色人信奉和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而主流环境组织更多地是提倡生态中心主义，这也是传统的环境权与人权之间的矛盾。B.R.约翰斯顿在《谁付代价?》中指出，环境正义运动从政治上强调人权，但实践人权可能加重全球变暖、臭氧层减少、人口过多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主流环保组织重视环境的内在价值，其保护环境的努力造成了部分穷人生活难以为继，人权遭到损害，因而这两种思想都有片面性。历史告诉环境主义者，以其中任何一种为指导推动环境运动都只能使环境不平等加重。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思维。
环境种族主义史是在环境正义运动的推动下不断深化和迅速发展的，但要想继续顺利发展，尚需认真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要建立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明确主要分析工具，种族和阶级在环境问题上的一般理论是什么，与此相应的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二是环境种族主义史是从有色人的角度考察美国环境史的，这是它的新颖之处，但把环境正义运动与主流环境运动、有色人的环境观与白人的环境观截然分开就产生了环境问题上的民族分离主义之嫌。这就割裂了有色人这个部分与美国人这个整体的关系。三是要深入研究有色人的环境整体论是否能够有助于改变目前“帝国式”环境观造成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改善有色人恶劣的生活环境。
四、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
美国史学界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零星关注妇女问题，但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妇女史是随六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兴起的。一般来说，妇女史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妇女撰写的历史(thestudyofhistorybywomen)；二是关于妇女的历史(women’shistory)；三是用女性主义观点撰写的历史(feministhistory)。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妇女史是指以女性主义为指导所撰写的关于妇女的历史。“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是通过重新发现和肯定妇女价值、提高女性地位、争取两性平等的理论和社会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从强调生理性别(sex)到强调社会性别(gender)的转变。妇女史的研究从重在探讨生育、性、家庭关系以及女性中心主义的“她史”(Her-Story)转向反对男女对立、把妇女与阶级、种族联系起来研究的新妇女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似乎与妇女史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不同领域，但七十年代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Feminism或ecofeminism)却把两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是法国女性主义者F.奥波尼在1974年首次提出。它是环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促使两者融合的接榫点是对父权等级制的反对。它认为统治自然和统治女性都是男性中心或霸权(androcentrism)的结果，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从历史、语言、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父权制以及与此相关的理性、二元论、进步发展观等进行全方位的颠覆，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共生。妇女史一开始研究妇女在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少数族裔妇女对草根的环境正义运动的参与和领导作用。环境史则追根溯源，研究历史上的妇女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科学革命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分离等。但真正把二者从理论上整合在一起的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C.麦茜特发表的〈性别与环境史〉一文。18她认为，D.沃斯特提出的生态、生产和认知分析框架缺少一个性别的分析。只有融入性别分析，才可从男、女两性的角度对上述三个概念做出新的解释。当然这个分析框架还需要加入一个再生产的概念，它不但指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生物性再生产，还指人的社会性再生产。再生产与前三者是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这样，在环境史这一幕全球生态戏剧(ecodrama)中才能出现不可缺少的女主角，只有男女主角都具备的环境史，才是一出完整的生态戏剧。
生态女性主义史一经诞生，便迅速发展，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人文和社会科学形成强烈震撼，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妇女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K.J.沃伦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出十种联系，即：历史关系，认为历史上金属工具的发明使女性退出生产的核心位置，同时增加了男人对环境的破坏能力，进而建立起对妇女和自然的父权制。概念关系，认为逻辑结构上的二元和等级关系(理性/情感，思想/身体，文化/自然，人类/自然和男人/妇女)形成了统治关系，出现了压迫性的父权制概念框架。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对妇女的身体和劳动的剥削与对自然的剥削具有相同的性质，因为两者都是不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非生产性工作，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忽视自然的“更新”和妇女为满足基本营养而进行的工作的“恶性发展”(maldevelopment)。语言关系，认为语言因其能反射出背后的权力而在概念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文化习惯于把妇女等同于动物，而动物低于人，因而动物化的妇女劣于人类，女性化的自然低于、从属于男性的文化；语言是维持对女性和自然统治的关键。象征和文学关系，从古希腊神话到现在的大众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妇女和自然之间的隐喻关系，把自然比作阴性的、会生育的母亲，把未开垦的荒地比作处女等。经验性的关系，从一系列妇女被强暴、环境被破坏、吃肉、狩猎、动物试验与妇女处于社会底层、任人宰割等等经验事实中发现妇女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活生生的可感受到的经验性联系。精神和宗教关系，认为在犹太—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着统治和地位身份的等级金字塔。在关于创世纪的叙述中，女性和自然就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认识论关系，它挑战西方传统的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客观、独立、理性的观察者进行客观认识的被动客体进而形成客观知识的观点，认为观察者在等级结构中的社会地位才是理解和评估认识的关键，因而要像先前想像的那样客观认识对自然的统治和对妇女统治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相反，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自然和妇女)都是积极主动的，认识的知识内部存在多种未定的可能性。其中有一种是从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角度来认识妇女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知识。政治关系，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一系列有关妇女和环境健康、反核反战、争取动物权利等行为刺激下产生的草根政治运动，其目标就是解构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重建更可行的正确处理性别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伦理关系，认为生态伦理可以消解把人与自然、男人与妇女、情感与理性、思想与身体对立的二元论，形成使二者联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统治体系的转型。
2妇女与自然关系的转型。在古代，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这种关系在某个时候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父权制的对自然和妇女的统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C.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认为，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前，人们把自身看成是身处其中的有限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自然视为神圣的东西，因而盛行万物有灵论和生殖崇拜。地球的形象是养育者母亲，在希腊传统中是盖娅(Gaia)，在基督教中是夏娃(eve)，在尼罗河畔是艾西斯(isis)。但科学革命以后，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大发展，自然有机论(organicism)逐渐让位于二元论、机械论和征服与统治自然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般都采用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形式。这种世界观不仅在理性主义的故乡欧洲得以确立，还扩展到了全世界，促使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理想向帝国式的征服行为转化。21R.艾斯勒在《酒杯和刀刃》中提出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在畜牧业的父权制侵入之前是和平的农业文明。酒杯象征农业社会以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温情关系为特征的合作、和平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刀刃象征具有侵略、暴力倾向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男人统治的社会。刀刃被神话了，能取得统治地位者被认为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否则被认为太软弱、有女人气，因而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形成了男性统治女性和自然的父权制。
3妇女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殖民者到达北美大陆之前，印第安妇女通过种植玉米与大地相互作用而生产了大约85%的食品，殖民地白人妇女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从事田野劳动的机会减少，工资劳动和家内劳动增多。妇女和乡村田园成了远离工厂和城市污染的理想避难所，同时中产阶级妇女也有足够的时间从事自然的教学研究和荒野漫游，进而积极参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自然和资源保护运动。全国有100多万妇女联合行动拯救国家的森林、荒野和野生动物，游说建立国家公园。在进步时期，美国妇女也以教育群众、鼓起公众舆论和确保良好生活条件为目标积极参与改善大众健康和卫生的运动，成立了诸如“纽约妇女市政联盟”、“匹兹堡烟尘消除委员会”等组织，反对把烟尘污染当成是进步和经济成功的象征。23另外，美国黑人妇女也在二十世纪初相继成立了萨利斯伯里有色人妇女市民联盟和亚特兰大邻居联合会等组织，积极要求改善城市黑人的生活条件，为本地的环境卫生、照明、下水道、水源和休闲娱乐场所的改善而请愿。
4妇女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分析了各族妇女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不同理念和作用，通过解析女性在七十年代以来的涉及环境的立法中的投票纪录，发现妇女因为是母亲而更关注家庭，男性因为是经济生产者而更关注竞争和理性，因此女性比男性对关注环境更有兴趣，尤其是对可能影响自己家庭的本地环境质量。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种族的妇女因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所处的地理或城市位置的不同而对环境的看法有所差异。在反对有害废弃物的抗议斗争中，白人妇女开始时强烈信奉用民主解决环境问题，但不久就对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大失所望。黑人妇女对政治制度持怀疑态度，往往把反废弃物的斗争与民权联系起来。土著妇女与黑人妇女一样，对政府缺乏信心，但比其他妇女更多地囿于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之内。由此可见，妇女争取环境正义最终会与反对更广泛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的斗争合流。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还非常重视妇女领袖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例如L.利尔的《蕾切尔卡逊：自然的见证人》就从环境主义运动兴起的大背景探讨了卡逊的著述和行动，研究了她见证自然的动力、她在男性世界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她的思想对美国甚至全世界环境运动的影响。
5善待地球：前现代环境观与后现代环境观的关系。在前现代的环境观中，由盖娅、夏娃和艾西斯代表的自然是活生生的和真实的，但不应该把自然看得比人类更强大，更不能把自然性别化。在现代环境观中，人类可以借助科技来统治自然，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因而后现代环境观虽然是对现代环境观的反动和超越，但却不是对前现代环境观的简单回归。应该看到，自然不但有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还是其他生物或无生命物质的家，而且也具有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人类永远依赖和利用自然而生存，但也有破坏自然和毁灭自己的能力，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伙伴关系。人类在利用自然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时不能妨碍自然继续存在的自由，男性和女性都应毫无例外地积极参与到善待地球的生态运动中来。
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并正在向深入发展。但如果继续单纯从女性的角度研究环境史，割裂男女两性在环境史中的关系，必然会使环境女性研究再次边缘化。生态女性主义史需要既重视女性、又能融入整体环境史，既不淹没在整体中、又能平衡两性的新发展。另外，妇女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母性主义，(maternalism)即做为母亲所从事的孕育、培养和保护孩子的工作(mother-work)也与环境主义密切相关。这两者的关系及其演变，尤其是有关少数族裔妇女的生态母性主义将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热点。五、环境技术史的研究
环境技术史(historyofenvirotech)主要研究历史上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是由环境史和技术史交叉而成的。早在五十年代，美国的技术史研究就形成了一个分支学科，但只集中研究技术进步，忽视了技术的广泛社会影响。新社会史兴起后，技术史研究范围扩大，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零星地包含了环境的内容。L.马克斯1964年出版的《花园里的机器：技术和美国的游牧理想》、m.费舍尔1967年出版的《荒野中的工作间：1830-1860年欧洲人对美国工业化的回应》和J.F.卡森1967年出版的《机器之文明化：1776-1900年的技术和美国共和价值》，虽然都没详细论及技术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但却给后辈学者评估技术的环境影响开辟了道路。1975年，t.p.休斯在《对美国技术的态度正在变化》中强调，美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削弱了公众对技术的关注，先前把技术看成是控制自然的进步力量的积极观点已转向对技术的蔑视，认为它并未创造一个完全有利的人工世界。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也受时尚的影响，对技术充满偏见和批判。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1971年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都认为技术应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负责。环境史和技术史在接近，但由于都是对技术进行批判而不能真正融合，即双方在批判中接近，但又保持着张力。当美国经过战后的繁荣走向消费社会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生活质量，尤其是环境质量。技术史适应时代需要，利用自己特有的专业技术和洞察力，开始严肃地研究环境问题。环境史也逐渐削弱了“倡议史学”的实用色彩，科学地看待技术进步在环境破坏和保护中的作用。环境史学家a.麦可埃沃指出：“技术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交叉点，也是把人在自然中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区分开来的一个标准。因此，对技术的研究应该服从生态分析。”28D.沃斯特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表现，而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环境史的基本主题。29受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委托，美国技术史学会和美国科学史学会1991年联合举行会议讨论学科的开放问题，还邀请了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成员专门讨论了技术与环境的问题。此后，这两个学会相继在自己两年一次的大会上组织关于历史上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专题讨论。1992年，阿克隆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技术与环境系列丛书。1994年《环境史评论》刊出了“技术、污染和环境”专辑，内容包括化工业、饮料业和金属工业的污染以及环境卫生工程和工业健康卫生学的关系等。与此同时，《城市史杂志》也特别集中探讨了技术和环境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1997年7月《技术与文化》杂志发表五篇文章，从工业、输电对景观、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的损害方面探讨了技术与环境的关系。同年，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技术和环境史委员会”，规划了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1999年《商业史评论》邀请环境技术史家C.m.罗森和C.C.塞勒斯编辑了“商业与环境”专辑，主要内容是从生态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商业和公司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它与“技术和环境”问题关系密切。这一新兴分支学科不但吸引了知名历史学家的参与，更多地是激起了一些博士候选人的研究兴趣，纷纷以环境技术史为论文选题。年轻的历史学家也把写作计划迅速调整到这方面来。
环境技术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1城市建设技术对环境的恶化和改善。人类在建设城市时，使用技术修建了城市运输系统、供水系统、生产系统，把“第一自然”转化为人工的“第二自然”。人类在用技术开发自然的同时，又排出了污水、垃圾，造成水、大气等污染和环境退化。于是，一方面要改善原有的技术、更换燃料，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治理和防止污染的技术。由于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预测，因此市政官员的技术决策、选择“追溯性技术评估”制度和以现有技术水平为基础的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法规之形成和发展，就成了环境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2工业生产中的技术与环境。任何地方的工业都是首先要面对环境的约束和挑战的产业之一。从钢铁业到石化业、从动力供应到初级产品深加工，都要排出工业废水、废气、废烟、甚至粉尘，污染邻近的水源、空气和土地。这些可以通过分析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工业事故和灾难来透视。当环境污染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时，工业企业或迁址，或通过技术改造来降低污染，如化工业即从增加烟囱高度来扩散废气发展到提高石油利用率和热、气、水的循环再利用。自然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工业技术的选择和改造。例如在大西洋两岸，同样的技术原理会因环境的不同产生出两样的技术变种。在殖民地时期的北美，来自欧洲的技术发生了转型或渐变。这是北美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布局的结果。
3公众健康和职业安全领域的技术与环境问题。环境技术史家认为，从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的环境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的环境关注都不能忽视技术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破坏作用。对于技术的有害影响，人类社会可以通过实施详细的技术评估使之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作为美国工业发展之动力的机器和技术创新产生了致命的矽肺病等职业病，恶化了工人的工作环境，这击碎了技术改善和工业增长能自动改善生活的传统神话。即使是在家务劳动中，使用表面上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如洗衣机实际上反而加重了家务劳动量。工业疾病对工人身体的伤害与工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样都要付出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因而也都成了推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的重要动力。当然研究工业健康和安全的工业卫生学的发展也成了环境技术史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工业卫生学全面分析了不同工业部门对工人健康的危害，它的专业化和发展使其关注范围从工作场所的健康扩大到了环境健康。工人开始从过去那些只注重生产率、不重视新技术对工人健康产生威胁的行业(如采矿、伐木)流向较为安全的行业(如制造业和白领职业)。
4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技术和环境问题。这包括农业、林业、采矿业、提取工业以及水资源利用等。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从土地清理、排水、修水塘、扎篱笆、耕种、灌溉、施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培育、引进外来物种到单一栽培，无一不是技术与环境相互作用。在林业发展过程中，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由于使用机器生产，森林被大面积毁坏。但到了战后，由于技术的发展，它反而减轻了对森林的压力，促进了对森林的合理利用。在采矿业中，露天开挖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但工程师也开发了许多控制污染的新技术。在提取业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原来没用的废弃物也变成了有用的原料(如低品位矿等)，进而逐步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水资源开发中，修水坝、河溪改道调水、修筑灌溉系统和水电站、港口、开采地下水、围湖造田、改良湿地等都需要技术，也都不可避免的造成环境的根本中断和改变。即使是自然景观也难以幸免，为了吸引游客，运用技术按人们的欣赏需求改变自然景观。这些研究大多是以某条河流、湿地、海岸、矿场或某个工程项目(阿拉斯加输油管道)为个案来进行，也有重点讨论政府有关主管机构的，如改良局、田纳西河流局等，追述其工程师和采用的技术以及对这些技术的态度在形成保护方案时的影响和作用。
5技术在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决策原则就是依靠科技进行理性分析和论证。通过技术分析来选择既可以防止或减少污染物、又能控制自然界、清洁已存在的废弃物的“最好、最适用的技术”。在环境技术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和美国环保局。技术评估办公室成立于1972年，在其鼎盛时期，对科学政策、科技教育、食品安全、武器制造、太空探险等都要进行技术评估，试图探索技术预料不到的对环境的影响。但在1995年的第104届国会上因预算缩减而被裁掉。美国环保局主要通过建立以技术为基础的环保标准和分配庞大的污染控制费用而对采用和普及多样的环保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试图把环保局升级为部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通过研究这两个机构的历史可以看出，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政府一直都在做出现实的选择，即用技术进步优先推动经济增长。
环境技术史的出现是环境史、技术史相互融合的结果，这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学者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获得新见解。但还有一些富矿尚需挖掘和开采，如六十年代以来环境立法的发展及其对工业的冲击，各种工业的生命周期及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军事技术和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各种环境标准的建立等。
六、从“碎化”走向综合的尝试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史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越来越深入，并都呈现出以小见大和跨学科的特色。这给环境史研究走向综合提供了可能性。八十年代，美国史学界看到了“碎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呼吁进行综合研究，这种学术争论在社会上也引起热烈反响。环境史研究也不例外，不再局限于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这样的狭窄专题中，而是把环境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与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当然，这也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从白人精英运动向社会下层、少数民族等草根民众转化、更多的关注社会正义的必然结果。美国环境史的综合取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国际化。不仅仅研究美国环境史，还重视别的国家的环境史。例如D.R.维纳对前苏联自然保护史的研究揭示了科学家尚能在斯大林高压统治下保持一点自由，苏联的各种自然保护组织努力参与保护政府为进行科学研究和教育而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的历史真实。据此透视了苏联中央和地方、官僚和科学家、利益集团和市民社会等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纠正了西方社会科学自冷战以来形成的对苏联的偏见和傲慢。这种比较分析有助于美国环境史学家克服把美国环境史范式当成唯一成熟正确的范式而加以推广的误区，进而开始尝试撰写全球环境史。这些著作以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发展为主线，结合区域性环境问题，并深入探讨造成环境问题的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形成了一个把环境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分析框架。C.庞廷的《绿色世界史》从人类生产力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世界史，指出存在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要想持续，就应汲取历史的教训，使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化。i.G.西蒙斯的《地球面貌的变化》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人类从古到今对自然的影响。J.R.麦克尼尔的《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地圈到大气圈和水圈分析了全球环境的变化，下编探讨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人口增长、大规模的城市化、能源变化和经济技术的发展以及思想和政治的进步。由此把地球史和人类史有机结合起来，启发人们从全球所有环境因素的角度去理解人类历史。这些书都打破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线、以政治或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编史方法，形成了以环境的演变为主线、以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主题的新的历史编撰法。这是从以人类为中心向以生态为中心转变的尝试。在这里，人的社会性不但继续受到重视，过去常常被忽略的、人的生物性还得以重新发现，历史开始走向“真实”的历史。
二是美国环境史的整体化。美国环境史研究历来重专题和个案研究，但是经过和其他分支学科、特别是新社会史的交叉融合后，环境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地区性和专题性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环境史也是非常需要的。这种综合性环境史并不是区域和专题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既保持环境史的分支学科对环境史的深刻洞察力、又探索一种能完整把握美国环境史的总体面貌的新方法，进而写出既利用新史学研究成果、又探讨重大环境史课题的综合性著作。J.欧皮1998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比起J.m.皮图拉1977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更多地反映了这种新趋势。38以1970年的“地球日”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践促使皮图拉写出的环境史更多的是一部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历史。八十年代对城市环境污染和各种环境立法的研究拓宽了作者的视野，人们开始用“环境问题”代替自然资源问题。该书在第二版中取消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利用”一章，增加了“城市环境问题”和“污染的政治学”两章。这反映了环境主义运动追求环境质量、从历史上反思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足以持续保持一个清洁和健康的环境的要求。1992年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环境史研究开始从历史上探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欧皮的著作吸收了环境史研究近40年的重要成果，大大拓宽了叙述范围，以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为主线进行综合创新，既保持了环境史研究多样化的成果和特点，又提炼出了整体研究的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碎化”的缺陷。这部著作出版后被广泛用作教材，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美国环境史教学缺乏具有高度概括性又定义清楚的叙事模式的尴尬，也在一定程度上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关于历史教学和教科书标准”的争论。七、九十年代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九十年代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在继续多元化的同时也呈现出综合的趋势。多元化的研究成果为高水平的综合奠定了基础，综合性整体研究为分支学科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两者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研究的地理范围从农村进入城市，研究对象从强势群体(白人中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主流环境保护团体)转向弱势族群(有色人和妇女及其主导的非主流环境组织)。随着当代环境主义从道德假设转向政治诉求，环境史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也从文化转型改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革。这既是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它与其他学科不断深度融合交叉的结果。
当前环境史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和生态学修正派以及科学哲学的挑战。D.沃斯特和R.怀特都指出，环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关怀，对现代社会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是以克莱门特生态学的平衡、稳定、生态系统、顶级等理论为依据的。39他在评论w.克罗农的《土地上的变化》一书时还批评他没有很好地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新英格兰的生态变化。40但是八十年代以后，生态学发生了范式转变，主导生态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变成了“混乱”、“混沌”、“蝴蝶效应”。这意味着对生态学不确定性的重新发现动摇了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他的道德关怀也变成了无本之木而不值得信赖。D.沃斯特对此做出了反应，认为混沌生态学无助于尊重自然和校正现代社会对它的破坏，相反还会造成环境相对主义。这个回应指出了它的现实后果，但显然没有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回应它对环境史的颠覆。
自t.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科学哲学大发展。它认为科学知识不过是一个社会建构，由于它后面的权力作用使之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自然。环境史学家在批判核科学家等时如获至宝，纷纷用社会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但没想到的是生态学也不可能例外，生态学的范式转换也是社会权力作用的结果，也不能反映自然的真实。科学哲学的发展给环境史以巨大冲击，有些环境史学家呼吁建立新的“历史变迁与因果关系”的理论。有些环境史学家借助于人类学家C.格尔茨的解释理论，认为人文科学是追求相对主义而非寻求通则或规律的历史主义。据此可以分出对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复杂性的深度的或好的(thickorgood)解释和浅层的或不好的(thinorbad)解释。但他只重象征符号、忽略权力关系的理论也难以解决环境史学家面对的判断和评价问题。
自然环境研究篇10
关键词自然环境评价心理学方法
一、研究背景。
21世纪，生物学、法律学、经济学、建筑学及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在探索人类幸福生活方法时，把关注点集中在环境问题及环境与人类和谐发展的问题上。心理学领域，研究人类行为最主要的是探求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知觉、认知及学习的因果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心理过程就是对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就人类发展来讲，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适应环境是其发展的前提。但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不是完全被动的适应，通过认识和实践去改造环境是人类适应环境最大的特点。
环境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借鉴多种科学知识，反应出交叉学科的特点。与其它研究相比，环境心理学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是，关心自变量（环境）对因变量（人类心理）的长期效应。
二、环境评价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一）景观评价的心理物理学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Daniel等人开始采用心理物理学方法进行景观评价的系列研究。即探求景观的物理特性（例如，地形、植物、水等）与心理反应（例如，选择的喜好、风景的感觉等）的相互关系研究。
景观评价的心理物理学研究方法是把风景与风景审美的关系理解为刺激——反应的关系，再把心理物理学的信号检测方法应用到风景评价中来，通过测量公众对风景的审美态度，得到一个反映风景质量的量表，然后将该量表与各风景成份之间建立起数学关系。所以，心理物理学的风景评价模型实际上分两个部分：一是测量公众的平均审美态度，即风景美景度；另一部分是对构成风景的各成份的测量，而这种测量是客观的。
（二）景观评价的心理学方法。
Daniel认为景观评价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注重人的景观经验多元分析。虽然在研究程序上景观评价的心理学方法与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类似，但是在解释景观选择和喜好时，不是从物理特性上解释，而是运用心理学的各种概念来解释。
1.Berlyne的对照刺激特征（collativestimulusproperty）。Berlyne根据实验美学的研究结果，提出美的反应是人的视觉刺激所具有的复杂性（complexity）、新奇性（novelty）、不协调性（incongruity）及意外感（surprisingness）等相互对照特性与此类刺激诱发的探索行为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Berlyne认为通过不同的刺激类型的特性，可以促使不同唤醒的产生。这就是Berlyne的对照刺激特征概念。
根据Berlyne的对照刺激特征概念，wohlwill以人工景观、自然景观和二者混合景观等3类景观为评价对象，对人的景观喜好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3类景观中自然景观的喜欢程度最高，人工景观的喜好度最低；第二，无论是自然还是人工，中等复杂程度的景观最受欢迎；第三，新奇性、不协调性及意外感与喜好程度成直线关系。其中，新奇性和意外感与喜好程度成正比关系，不协调性与喜好程度成反比关系。
2.Kaplan的风景审美理论模型。
Kaplan以进化论为前提，以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提出了风景信息的观点，相继提出并完善了他的风景审美理论模型，他认为，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和为了生活得更安全、舒适，他必须了解其生活的空间和该空间以外的存在，他必须不断地去获取各种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去判断和预测面临着的和即将面临着的危险，也正是凭借着这些信息，去寻求更适合于生存的环境。所以，在风景审美过程中，他将人的风景认知中质的信息归纳为，复杂性、神秘性、统合性和明瞭性等4个方面。同时，他又指出人对风景质的要求是既要风景具有可以被辩识和理解的特性“理解性”（makingsense），又具有可以不断地被探索和包含着无穷信息的特性“探求性”（involvement），如果这两个特性都具备，则风景质量就高。随之Kaplan又把这两个特性分别在风景信息是否马上使用（即时），还是作为线索使用（推测）两个侧面进行了扩展，于是形成了四维量的风景审美理论模型。
（三）自然环境的减压功效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Ulrich开始将研究的重点投入到自然对人的心理及生理压力的缓解上。首先，他为了解释人对自然环境的感情与美的反应，提出了心理进化模型。此模型详细地描述了人的感情形成的基本过程，其别强调到了人接触新环境时的感情状态。其次，将人对环境的喜好作为重要的感情考虑，并将其视为压力调节中众多情感（如，恐惧、关心、愤怒及悲伤等）中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心理进化论体系，不仅包括美的反应，也包括压力调节、自然的形状及内容等众多情感的反应与生理反应。
近年来，Ulrich等人用脑电图、心电图等精密的科学测试手段，来客观地测量人的情感反应，避免了语言表达测试的种种弊病，使得该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Ulrich认为，自然风景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其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它也直接影响着人的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各种反应，他的研究发现，自然风景往往明显的加速病人的恢复，产生积极的心理反应，而城市风景则延缓病人的恢复，产生消极的心理反应。
（四）原生态自然体验研究。
环境体验课程的目的是借助于教育手段，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使整个社会对人类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有一种新的正确理解和态度，使人们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激发人们关心环境、爱护环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培养一批保护环境、治理环境所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而环境体验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talbot和Kaplan在其一项长达十年（1972-1981年）的纵向研究中，对参加野外环境体验者进行了跟踪调查。在这项研究的初期结果表明，所有参加者对原生态自然体验的价值都给与了极大的肯定。经过野外环境体验，与其他人相比，体验者不仅关心他人，同时在自我认知、自信心和日常生活的计划等方面都有极大提高。
在此项研究的中期，通过问卷调查，对野外环境体验者在观察原生态自然反应变化过程中，面临知识、理解等困难时所产生的感情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体验者不仅在野外环境的体验过程中，有意识、自觉主动地学习相关知识，而且不分男女老少都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和斗志。此项研究的最后两年，研究者主要考察了体验者的支配环境情感。研究结果显示，体验者无论参加时间长短，也不分男女老幼，都表现出无意支配自然，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感觉。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直接接触自然的活动中，能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认识。
（五）自然环境自身的机能评估。
在物理环境中，动物和植物等有机体与土、水、大气等无机物在相互影响的同时，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目前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关注景观对于土地、空间的利用等自然环境的直接效果，还包括自然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自然环境和人的关系也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
日本学者青柳等人在制定森林环境保护机能概念体系的基础上，以附近居民为对象，对森林管理基层单位从4个方面：风景保护；和自然亲密接触场所的提供；文化财产与历史遗迹的保护；生活环境是否安定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学者横张在林地评价上设定了多种环境保护机能，在居民中实施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8种农林地的环境保护机能：生物生态体系保全；水保全；风景保全；保健修养；微气象暖和；居住环境保全；大气保全和土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