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1
关键词司法考试法学教育改革民法教学改革
一、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存在两种法学教育模式：一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实践型模式，该模式的培养目标是律师，因此其教育性质是职业教育，教育层次设置于研究生学习阶段，以案例、专题和模拟辩论为主要内容，以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为目标，主要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学术型模式，该模式的培养目标是法律精英即法官，教育层次设置于本科学习阶段，强调对理论知识的讲授，同时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案件的能力。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借鉴德国和法国的模式，即精英教育。但是随着我国法学界干脆重视司法考试的作用，逐渐将精英教育目标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吸收了案例教学和讨论学习等英美法系教学模式。
（二）我国法学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1、法学教育目标不清
我国教育目标是培养既能从事法律职业，即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又能进行理论研究，即成为学者的复合型人才。这种目标的双重性使得法学教育内容和方式等环节无法体现法律职业的要求，更多追求的是学究性理论教学，这使得教学内容中理论性强，实践性弱，无法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大部分法学本科生需考取硕士研究生或司法考试才能实现法律职业，其余学生只能从事非法律职业。有数据表明几所著名法学院本科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的比例很小，如2010年中国政法大学是13.57%，北京交通大法学院是2.88%，北京大学法学院是21.43%，清华大学法学院是4.94，①造成法学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据《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公布的数据表明，2012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专业是法学。②这类现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学教育定位不清导致严重脱离市场需求。因此我们应当让法学教育从单纯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派”走向触手可及、更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派”。
2、法学教育方式问题
我国法学教育方式属于“填鸭式”教学，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学习更多依靠死记硬背。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知识，但不能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芮沐在民国初期就曾指出：“本国各学校法科着重知识的灌输而不及方法的传授，此端为本国法律教育最大弊端。”③尽管在近几年的教学改革中也采用了案例教学和讨论学习的方式，但是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老师手中，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现有的考核模式中，一般是对学生的记忆力进行测试，而不测试学生的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以司法考试为导向是地方院校法学专业的生存和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就业率成为衡量地方法学院系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据统计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生达22万多人。④在法学院和法律系越办越多的情况下，法律专业学生越来越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近几年，法学专业一直被就业蓝皮书课题组列为红牌警告专业。同时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困境来看，法学教育的改革应当改变过去过于重视学术教育，而建立侧重法律职业的法学教育模式。特别是在法律专业学生越来越多和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情况下，司法考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我系2015届法学本科生的98%的学生参加了2014年的司法考试，其中有90%以上的学生参加司法考试是为了以后为就业拓宽渠道。司法考试对法学专业学生具有如此的吸收力，我们无法忽视司法考试的重要性。
（二）司法考试制度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影响
1、教学方法
我国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前，只有律师资格考试是作为律师职业准入的标准而存在的，而对法官和检察官没有职业准入标准。在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提高了法律职业的准入水平，这不仅需要法学理论知识，还需要相应的法律职业能力。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法学理论知识培养，更需要法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上不仅要讲理论，更要讲实际，因为法律知识要到实践中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老师在讲授知识点时要结合贴近现实的案例，分析如何理解案件，如何找到相应的法学知识点去解决案例。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更让学生学习到正确思维方法，以便于提高其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
2、课程考核方式
目前法学课程的考核题型主要有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填空、判断、简答、论述、案例分析等几种，此类型主观命题过多，命题难度不高，教师评卷随意性大，同时也无法反映学生真实的学习效果，特别是无法反映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近几年我国司法考试第四卷论述题出题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务实性，如2008年的案（2008年）、2009年信用卡透支案以及2010年行政协商和解案等，从评分来看没有设置统一的标准，只需要学生“自圆其说”即可。这种多角度、跨学科的考题需要法学教育要突破以往单一的考核方式，合理选择考点，合理配置考试题型的比例，特别要注重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对综合知识的运用。
三、司法考试背景下“民法”课程改革的思路与具体做法
（一）改革的思路
建立以司法考试为导向性的法学教育改革，采取怎样的教育改革方式显得非常重要。针对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职业化的要求，我们在思考应当如何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应当如何设置课程内容才能体现对法律人才的要求，应该偏向应试还是偏向职业技能的培养，应该如何融通两者的目标。结合我院公安院校的特性以及我系的具体情况，以培养专业复合性和实用性为目标，从教学理念、课程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课时安排、教学手段上积极做出改革尝试，以实现民法教学内容的司法考试导向。
（二）具体做法
1、教育理念
民法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着力培养学生具体扎实的民法素养，通晓我国民商法理论和实务，掌握民法相关实践技能，具备常见的实践问题的处置能力。能够在各级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和律师事务所等从事民法实务操作和法律工作。把对法学理论学习颇感兴趣、想致力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学生定位于理论型方向，引导并支持其继续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把有志于从事律师和司法实践的学生定位于实践型方向，重视其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加速其案例分析能力处理实践问题能力的形成，使学生能够在独立思考下完成对案件的合理判断，并要求其能通过司法考试。
2、课程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在司法考试中民法所占的分数比例一般都在90～100分之多，故有“得民法者得天下”的说法。题型为单选题、多选题、不定项选择题和案例分析。在应对司法考试中时学生的功利性很强，认为只需要记忆重点内容就可以轻松过关。
首先，需要对司法考试中民法内容重点考点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考点所反映出的理论性知识以及综合性知识的运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民法教学计划。
其次，在教学方式上注意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目前法学本科生多为90后，缺乏一定生活经验，而法律是生活经验的高度抽象，如何能让他们在短时间理解成为民法教师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因此教师首先把民法教材由厚读薄，总结出民法知识点的大概框架；在讲授中逐一向学生讲解，让学生对民法有大概的框架性知识，如若老师讲解所有知识点，学生可在框架性知识的引导下自我学习；最后，老师讲解知识点时要结合实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以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最后，要慎重挑选民法案例。案例所涉及知识点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质量。选择适应司法考试需要的民法案例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新颖性。由于近几年民事法律规范修改的频繁使得在法律适用上出现新的问题，因此在选择教学案例时要紧跟实际生活，以此引发学生们的兴趣；第二，教学性。选择适应司法考试的题型和题量的民法案例，最好能在一个案例中出现多个教学知识的重点和难点，能够使学生通过讨论一个案例来提高其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课时安排
在与司法考试内容相融合时，需要对各科门的课时做出适当调整，对有利于培养学生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并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较大的课程，应多设置课时；而且课程先安排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法理学和宪法学放在后面。从2015届法学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来看，96.3%的同学认为在学习法理学和宪法时无法理解，这是因为法理学和宪法的高度抽象性和原则性使刚入门的学生感觉为“摸不着头脑”。让学生先学习部门法，深刻理解什么是法律，再来学习法学理论课就好理解得多。因此民法可以从大二上学期提前到大一下学期，商法可以从大三上学期提前到大二下学期。
4、教材的选择
我们认为教材的选用是否适当直接影响着一门课程目标的实现和功能的选择。目前民法教材大多偏重于理论，涉及实践应用内容较少。因此在适应教学目标的转变和衔接司法考试过程中，地方院校更应选择实践性强、内容简洁的教材，以便于教学和学生的自我学习。
5、考核方式。我系民法课的试题类型为填空、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简答、论述、案例分析等。类型命题主观过多，改卷随意性大，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因此我们为了衔接司法考试的内容，按照司法考试的题型和题量对民法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重点考核具体案例以及民法知识运用的能力，逐步提高学生的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并使他们逐步适应司法考试的题型和题量。
此论文为湖北警官学院院级教改项目《以司法考试为导向的法学教育改革探索――以“民商法”课程教学改革为例》（2015JG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薇.法治化进程中的司法考试制度――以新中国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转型为视角[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4）：35.
②中国皮书网http：///psfb/455372.shtml，就业蓝皮书课题组，2013年6月17号.
③何勤华.民国法学论文精粹（第1卷）[m].法律出版社，2003.
④中国新闻网http：//.cn/edu/qzjy/news/2009/03-09/1593950.shtml，2012年5月22日.
⑤黄汉芬.高校教材选用中的问题及对策[J].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参考文献：
[1]李自玉，黄宏起.我国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教育改革[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2]薛维然.以司法考试为导向的法学自主学习教学法[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权），2013（8）.
[3]王春业.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当以司法考试为导向[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4]李文沛.司法考试背景下法学专业教学改革探讨[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8）.
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2
关键词：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工学结合；双证融合
基金项目：本文为安徽省高等学校2010年度教学研究项目研究成果，项目名称：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司法会计专业应用型人才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20101580）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高职会计专业（司法实务方向）《经济法》课程改革的探索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8日
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一般都会开设专业基础课《经济法》课程，而就会计专业（司法实务方向）（以下简称司法会计专业）而言，这一课程尤为重要。司法会计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毕业生能够在银行、证劵、保险、会计、审计、司法会计鉴定等行政、企事业单位，以及从事专业性的会计和司法会计工作。随着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司法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改革也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司法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专职老师，一直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致力于《经济法》课程的改革探索。
一、司法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
（一）改变传统的“学科本位”的课程教学目标，确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教学目标。长期以来，高职司法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以“学科本位”为课程教学目标。教师课堂讲授过分注重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把学科凌驾于教育之上，凌驾于人之上，学科成为中心，成为目的，学校教育、课堂教学成为促进学科发展、培养学科后备人才的手段。从国际教育改革历史可知，过分强调学科中心或学科本位，将课程设置的重点放在学科的完善上，很容易导致学习内容繁、难、偏、旧等，而且教学也更容易侧重于知识的灌输，这无疑会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对课程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学科本位”的课程教学目标已经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进行改革。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职业教育的特点，高职教育要构建“理实互促、双证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了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司法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设置应以学生的发展为主，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而不过分强调科学体系自身的完备。课程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确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教学目标。
（二）依据课程教学目标，进行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为了实现司法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专业人才，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水平，《经济法》课程内容必须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学科体系、忽视考证能力培养等一系列偏离教学目标的问题，以教学目标为指导重构教学内容。
目前，会计专业的相关资格考试，主要有：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这些考试的科目中都有《经济法基础》、《经济法》课程。考虑到高职学生的实际，教师应主要结合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初、中级会计师考试大纲的要求设置《经济法》教学内容体系。这要求授课教师要做针对性的调研，了解历年来考试的重点和难点，对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重新整合，侧重于考证知识点的讲解，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教师还应加强应试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合理结合，为了提高学生的工作实践能力，积极进行“工学结合”的教学改革。因此，教师首先需要清楚地了解会计和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会从事哪些涉法工作任务，然后根据完成这些工作任务的实际需要进行相应法律知识的重组，打破一贯的学科体系。根据会计工作任务的需要，学生要用到的法律知识主要包括：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等；企业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如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票据法、破产法等。以上内容中，有些属于经济法领域，而有些属于民商法体系。因而《经济法》课程作为会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课程的内容应不限于经济法学科的体系范围，还需要包括民商法中的相关法律制度，打破传统的课程体系，这样才能满足会计专业人员工作的需要。授课教师只有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进行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司法会计专业人才。
二、司法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为了实现司法会计专业培养既懂会计又懂法律专业知识的技能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经济法》课程传统的教学方法也面临着挑战。长期以来，《经济法》主要采用课堂理论讲授的教学方法，教师注重对理论的讲解，脱离实际。这种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工学结合、产教结合”的高职教学模式，必须进行改革的探索。
（一）优化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一直在法律类课程教学中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在抽象的法律条文和现实问题中搭起一座桥梁，也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启发学生思考，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模式。各教师在《经济法》课程中大都采用了案例教学法，但案例教学法大多未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教授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大多是法学专业的老师，所以他们在案例的选取上往往出现缺乏与会计专业工作实际相结合的现象，而且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缺乏引导，所以导致案例教学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问题就要求首先教师要正确地选择案例，选取一些能够和会计工作实际相关的案例，选择案例时要选择学生能够理解且具有实用性的案例，即案例中所反映的问题是他们以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让学生通过案例的学习，提高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同时，老师也要加强引导。比如，一个案例可能涉及经济法多个方面的知识，但学生因为知识有限不可能看得很全面，这就需要教师加强引导，把各方面的知识、问题分析全面，提高一个案例的利用率。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更多的信息，提高课堂的效率，解决课时不足的难题。
（二）积极采用情景教学模式，运用角色扮演法。情景教学模式、角色扮演法是对案例教学法的一种延伸，目前已在司法会计专业一些课程中运用，《经济法》的教学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教师可以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充分使用虚拟工厂、虚拟财务部门等现代技术手段，将教学内容以动漫方式展示，提高学习的趣味性，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在情景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教师还可以使用“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在一定的模拟情景下，扮演一定的角色来体验、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操作方法。例如，在学习《票据法》的过程中，可以模拟银行的工作环境，让学生分别扮演模拟企业中的会计工作人员和银行工作人员，从事票据的填写以及票据的“贴现”、“承兑”、“背书”等业务。角色扮演法将枯燥的程序描述转变为生动的课堂游戏，让学生通过角色体验加深了对知识的印象，从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能轻松自如地进入“角色”。
（三）加强“产教结合、校企一体”，运用社会实践法。现在职业院校的法学专业老师大多是从高校直接分配的，他们专业水平高，理论知识丰富，但缺点是知识应用能力不强，实际操作水平不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运用社会实践法是司法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首先，学校可以邀请一些长期在法律领域从事经济法工作的和在企业一线从事会计专业工作的专家来校，请他们为专业建设和《经济法》课程教学进行咨询和指导，加大本校教师与行业、企业的交流和合作；其次，学校应积极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目前高职院校大多已经建立了校外实习基地，但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这些实习基地的建立几乎都是注重单纯的会计职业技能培养，而忽视了对学生法律能力特别是经济领域法律事务处理能力的培养，因此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尤其是司法会计专业应探索与一些律师事务所、企业内法律部门建立联系，建立相应实习基地，让学生掌握以后从事会计和管理工作将遇到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在建立实习基地的基础之上，还可以与企业进行项目的合作，建立面向未来的“双赢机制”。
三、司法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考核方法的改革
司法会计专业目前由于每门课程的性质不同，所采用的考试方式也是不同的。对于理论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主干课程《经济法》，必须改变原来的“一张纸、一支笔”定成绩的陈旧考核模式。传统的考核方式，一般采用期末闭卷的笔试方式，而闭卷笔试更多的是考查学生的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不能有效地考查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笔者以为，要多方面多角度考核学生的技能水平，既考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又考查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既对学习成果进行考查，也对学习过程进行考查。也就是说，要采取多种考核方式而不是单一的考核方式，并且把考核和学习过程结合起来。新的考核方式应融入实践操作环节，以综合能力测试为重点。考核一般分成两个部分：笔试考核和实践能力考核。笔试考核主要对理论知识及其运用进行考试，采用闭卷形式；实践能力考核包括学生的基本操作能力和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两个方面。一般来讲，笔试考核成绩占40%，实践能力考核成绩占60%。其中实践能力考核包括：课堂上学生回答问题的表现可以考查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模拟参与、模拟法庭等环节更能清楚地看出学生的理解能力与运用能力。新的考试方式强调学生对经济法实务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驾驭能力的考查。考试方式的转变带动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更加注重实训教学，强调学生对实际操作的参与性和主动性，使得学生通过课堂上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不规范到规范的实训演练，使学生熟练掌握本专业实践操作技能，使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快地熟悉业务，进入工作角色，使教学内容与工作岗位技能要求更加贴近，确实让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经济法》课程的改革在司法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合格司法会计人才，《经济法》课程也必须与其他会计类专业课一样，打破陈旧理念，积极探索符合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局面。笔者相信，只要担任该课程教学的各位老师们一起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互相学习和交流，《经济法》课程的改革一定能取得较大的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1]高职高专会计专业工学结合模式课程研究课题组.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高专会计专业建设指导方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8.
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3
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改革“破冰”意义深远。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上海方案”）。
法官如何选用？
85%人力布局一线，选任和薪酬体系有别于公务员
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探索，被视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亦被视为司法“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上海方案”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破题，通过划分人员类别，核定法官、检察官员额；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上海计划用3～5年时间，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
“这是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亮点，也是最难点。”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
“上海方案”推行分类管理改革，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大类，突出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用专业化、职业化稳定和提升法官、检察官队伍。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在司法队伍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3%、52%、15%，85%司法人力资源将直接投入办案工作。
“长期以来，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司法一线。”姜平说，“改革后，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助理，还是初级法官、检察官，都有单独职务序列和晋升通道。科学的人员分类，让法官、检察官职业前景可期，更安心于一线工作。”
与之相应的是，法官、检察官的选拔、考核、薪酬制度改革。根据“上海方案”，将在市级层面组建由各部门和专家组成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负责法官、检察官的选任、监督。
改革后，法官、检察官主要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中择优选任。也可通过考试，从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等专业法律人才中公开选拔或调任。法官、检察官将建立一套有别于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凡是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均要求在司法一线办案。
“上海方案”还明确，法官、检察官可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基层女法官、女检察官可延迟5年至60周岁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可延迟3年至63周岁领取养老金。上海已在去年试验该项改革。
独立审判空间多大？
完善司法责任制，权力清单力推司法“去行政化”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这一轮司法改革的焦点。“上海方案”从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入手，科学划分内部办案权限，凸显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上海方案”明确，主审法官是指独任审判和主持合议庭的法官。在独任审判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
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织的负责人，在检察长依法授权内对做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承担办案责任。而且，法检机关的各级领导，都应当担任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亲自参加办案。
与此同时，上海将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今后，审判委员会将减少对个案指导，增强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问题、实施类案指导等方面的职能。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应当由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行使的司法权力，以及各项权力行使的相应责任；建立执法档案，确保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司法权力清单，是“上海方案”的一个亮点，也是上海探索司法改革“去行政化”的关键点。这两项制度旨在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既保障依法独立办案空间，又加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监督。
“去地方化”探索亦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通过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这一制度安排，以及各区县法院、检察院作为市级预算单位，纳入市级财政统一管理的制度设计，上海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据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介绍，上海高院已研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及16项配套制度。确定上海市二中院、徐汇、闵行、宝山4家法院进行先行试点，先行试点工作至年底结束。“我们将围绕中央确定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3个方面的重点、18项改革任务，努力推进审判体制、审判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难点在哪？
从零打碎敲创新到系统推进，冲破利益羁绊
由司法人员分类、实行员额制打头阵的司法改革试点，面临多重挑战。
“和以往的审判机制创新、审理过程公开、审判文书上网等单方面的改革创新不同，这一次是根本的制度变革。”姜平说，“改革难度大、领域广、社会期望值高，这要求我们要做到整体设计、系统推进。”
基于制度性建设的司法改革既要有增量的创新，又要有深层变革，需要突破的难点不少。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重新确定法官、检察官员额，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不适应办案要求的法官、检察官要分流、退出；建立起适应司法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法官、检察官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意味着司法薪酬体系的全面变革；凡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应当在司法一线办案，打破原有“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模式。
“要全面准确实施好改革方案，还应从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具有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高度去全面把握，着眼于遵循司法规律、严格公正执法，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树立司法公信力进行制度设计。”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说。
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4
今天，我们召开市中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动员大会，主要任务是：传达省委、市委和上级法院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对市中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刚才，某同志宣读了市中院《司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法官遴选实施方案》，并对有关司改政策要求进行了解读，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以良好精神状态积极投身司改中来。为扎实推进司改工作，下面，我再讲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坚决统一思想行动
建立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4项改革，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按照中央关于重大改革事项先行试点的要求，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某地、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省委已于10月10日召开了全省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动员大会，全省已经全面推开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年底完成。为顺利开展孝感两级法院司改工作，我们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一是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有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涉及司法改革的内容达26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某地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中央的这些决定和会议，应该说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中央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应该说前所未有，所以说现在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是改不改、迟改早改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改，并且要按照上级的要求改好的问题。我们不能有观望态度和抵触情绪，要从全局的高度和现实的需要，深刻认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紧抓好司法体制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社会对司法体制改革有迫切愿望。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法治体系”的概念，司法的功能和价值再次被社会广泛关注，司法改革正面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机遇。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期待相比，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比，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和判断权属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司法权运行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司法外部环境有待优化，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制约和妨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侵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必须从体制机制上予以解决。
三是群众对司法体制改革有现实需要。随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增强，他们对司法救济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还要求司法高效；不仅要求案件的实体和程序公正，还期待司法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要求保护人身财产安全，还期待保护其他更广泛的权利；不仅要求法官清正廉洁，还期待法官更加和蔼亲民，等等。这些新要求、新期待，反映了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仍然存在，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问题的惩治预防机制尚不完善，这不仅影响了司法机关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因此，必须加大司法体制改革的力度，拓展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度，以司法的公正高效，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更新观念，坚决克服模糊认识
目前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可以说涉及广大干警的切身利益，大家也都很关注，期望值也很高，但可能自身愿望与现实情况有一定差距，我们必须要更新观念，克服各种模糊认识。
一是要清醒认识司法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提高待遇。作为司法体制改革四项内容，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建立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问题，这也是党组最难决策、大家最关心、与大家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一方面，司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法官遴选方案对进入法官员额的标准和条件都规定的非常具体，并明确采取考试加考核的方式遴选，并且是先入额，再定岗，这应该说为大家营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参加遴选，党组也鼓励符合条件的同志积极参加遴选。考试由全省统一组织，统一命题。考核由市中院党组组织，院党组一致意见是利用好近几年的绩效考核成绩单，这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确理性地看待法官员额。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过度期内，法官提高的待遇是以办案津贴的形式发放，也就是与法官办案的数量息息相关，并不是平均发放，所以不是简单的入额法官都提高待遇。审管办对近几年人均办案数进行了统计，年全市法院一线办案法官人，共审结案件件，平均每名法官年办案件，员额制后全市法院法官仅人，平均每名法官年办案件，增长比例达%，此外，考虑到院领导承担行政事务的因素，其办案数量少于普通法官，一线法官人均办案数可能达到件左右，审判工作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压力。年，市中院平均每名法官年办案件，实行法官员额后，一线办案法官数量还会减少，并且目前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加上月1日实行的立案登记制带来的案件数量的增加，我们估算了一下，以后每名法官年办案至少在件以上，才能算是完成基本办案任务数，也只有完成基本办案任务数，才可能拿到基本的办案津贴。现在某地法检两家正在积极向市委争取政策，力争出台类似某地、某地的“两个愿意”、“五个一批”政策。中组部多次强调，禁止一次性解决干部职级待遇问题，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其他市直单位想通过解决职级待遇后退休的人员也不少，但市委组织部一直都没有同意。如果市委出台这二个政策，应该是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对法检干部的关心，也应该说为符合条件的同志提供了很好选择的机会，希望大家认真考虑，算好政治帐、经济帐和身体帐，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二是要清醒认识法官责任不是加重而是明显加重。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严格遵循司法规律，科学划分审判组织的职权范围，落实审判责任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确保司法公正高效。从外部来看，大家更看重的也是如何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问题，而不是提高法官待遇。对于基层法院来说，可能是独任办案或合议庭办案，对于中院来说只能是合议庭办案，不管是哪种办案方式，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大大减少和没有分管院长、庭长签字把关的前提下，承办法官要独立承担办案责任并对其终身负责，可以说法官除面临着巨大的办案压力外，还要承担社会舆论、当事人缠访以及被追责的巨大压力。从我们考察调研掌握的情况来看，有的基层法院法官在待遇提高不大的情况下，面对繁重的审判任务，他们明确表示不想进入法官员额。所以，我们要清醒认识司法体制改革后法官的责任是明显加重了，我们要做好评估预判工作，切实把改革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想深想透后再作决策。
三是要清醒认识法官员额实行的是动态管理。上级明确要求，要严格遴选标准和程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逐步增补，防止遴选中论资排辈、迁就照顾，确保政治原则强、业务素质高，办案经验丰富、能独立办案的优秀法官进入员额内。首先来说，对进入法官员额的要求都非常高，市中院现有中央政法编制数个，实际在编人，具有审判职称人，如果按%计算，法官员额数为人，这就是说有人进入不了法官员额，所以符合遴选条件的人员也要做好选不上的思想准备。院党组也多次研究法官入额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一把尺子量长短，在改革中要努力实现大多人对遴选标准的认同、对考试特别是考核公平公正的认同，最终实现对整个改革的认同。可以说改革前后人还是这些人，只是可能岗位发生变化，也正是要通过整合资源，进一步激发队伍活力，着力推动执法办案、队伍建设和各项管理再上新台阶。同时，对进入法官员额的，也不是真正进入了保险箱，要有忧患意识，可能对员额法官要求更严，标准更高，要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这既是办案津贴发放的依据，更是法官退出的依据，完不成基本任务数、出现错案或瑕疵案件达到一定的比例，都可能因考核不合格或被追责而退出法官员额。
三、明确目标，坚决完成改革任务
司法体制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必须以克难攻坚、时不我待的精神扎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一是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在今天之后的天左右时间里面，我们要完成报名、资格审查、考试、考核等工作，工作任务相当繁重，院党组和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加强协作配合，按照上级要求稳步推进各项任务，绝不允许改革中出现差错甚至原则性、颠覆性错误。要坚持问题导向，高度关注改革当中发现的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及时妥善加以解决。全院干警要人人参与，不做改革的旁观者，争做改革的主人翁。院领导和各单位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在推进司改过程中要紧密对接改革各项部署要求，善于抓住关键的具体，一抓到底，坚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要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作态度，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看清主流、看准方向，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要亲自再动员再部署，亲自协调推动，亲自督促检查，要充分认清司法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把问题想得多一点，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把工作做得细一点，积极稳妥的推进好孝感法院司改工作。
二是要切实做好思想工作。完善司法责任制等4项改革，涉及全院每位干警切身利益的调整，能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关系到司改工作能否成功。只有把全院干警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省委的决策上来，把每位干警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司改工作才能顺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官员额涉及到广大干警的切身利益，不同岗位、不同职级、不同年龄段的干警，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理解、期望可能都不一样，很多具体问题改革铺开后还会不断涌现，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干警期望值、预期值与改革实际存在落差。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总体上大家对司法体制改革期望值都很高，大多数具有审判职称的人员都想竞争法官员额，最终可能个人愿望与现实形成较大的反差。在落实司法责任制方面，个别法官还可能估计不足。为此，党组要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改革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超前预判，及时发现，稳妥加以解决，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推进改革的正能量和形成改革的最大公约数，确保改革顺利推进。政治部要融合做好“漫灌式”与“滴灌式”思想政治工作，因势利导、因人施策地加强遴选员额法官、落实司法责任制等关键环节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干警正确看待改革、积极参与改革、自觉拥护改革，着重和保障干警的合理需求，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同时，全院干警也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要多从大局和改革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正确面对自己的进退留转。
三是要切实落实上级要求。司法体制改革政策性、原则性和敏感性都很强，如何理解和把握上级政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的总体原则是：对上级有明确要求的，我们要坚决执行；对上级有明确限制的，我们坚决不能突破；对上级允许自行研究的，我们要结合实际采取措施，确保改革稳妥推进。
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5
2016年3月13日下午，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委员们，针对当天上午的“两高”报告逐一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民革中央届别的政协委员小组讨论会上，厦门海事法院院长、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夏先鹏对前来列席讨论的最高法、最高检工作人员抛出了上述意见。
“福建的一些法院招聘，像厦门大学法律系这样名校的毕业生，几乎不来参加考试，他们都去当律师了。有的法院里培养了七八年的人才，因为外面公司、律所的高薪聘请就走了。”夏先鹏说。
今年年初，随着第三批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全面推进时期。
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于3月13日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2015年深化司法改革情况”被列为单独的一章。
报告指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不少成效，包括推行立案登记制，推进法官员额制以及司法责任制等方面，但与此同时，本轮司法改革还存在六个问题亟待解决，如案多人少、配套设施不够、人才流失等。
在司法改革全面推进的2016年，中央的各项政策怎样落地，成为摆在各级司法系统法院眼前的命题。
员额制期待配套
这是一个面试的现场。长条桌的南面，坐着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8名委员，委员的左边分别是监督席、计分席、核分席，委员的右前方放置着全程记录的摄像机，镜头直直对准长条桌的另一侧。
“你更愿意专职做一名法官还是领导干部?”
“入额之后你将如何处理好办案与作为院领导之间的关系?”
“请介绍一件办案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015年12月中旬的山西太原，来自山西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市县的部分遴选对象，参加为期两天的山西省首批法官、检察官入额遴选陈述答辩考试。
问题并不复杂。但无论是见过大场面、从业多年的老法官，还是刚刚入行不久的助理审判员，都有些紧张。
一名法官回答道：“法官的职责更具荣耀感和责任感，二选一的话我更愿意做一名法官。”
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意见》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设施，其中之一便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
按照中央要求，法官员额应当控制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以下，入额法官均要到一线进行审判工作。
山西省作为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一，于2015年6月在本省1市8县(市区)正式推行试点工作。到当年年末，共有符合条件的264名法官报名参与遴选，包括法院院级领导、院内办案骨干以及资历尚浅的助理审判员。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文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的入额法官遴选分五个步骤，分别是报名申请、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业绩考核、测评推荐。至2016年1月下旬，共有214名法官通过遴选，成为首批员额制法官。
福建省也是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一。在公布了包括福州、厦门、南平市中院及基层法院在内的18个省内试点单位之后，福建也于2015年10月中下旬进行了法官入额考试。
报名参加入额考试，有一定的限定条件，包括学历、从事审判工作的年限等，满足基本条件才可以报名。
夏先鹏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笔试侧重于司法能力的考察。之后进行考核，结合每一位遴选对象的办案数量、改判发回案件数量、投诉情况等综合考虑。考核完毕后，将初步确定人选上报给福建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审查。
夏先鹏说，从中院的院领导到基层的法官都要参加笔试，概不例外。
福建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共有14名委员，其中专门委员7名，专家委员7名，包括资深法官、学者、律师以及人事部门的领导。委员会主任由资深法学专家担任。
以上两个省份，为首次法官入额遴选制定的员额比例均不足39%。福建的员额为35%左右，山西的员额则在30%左右。据前述两位副院长介绍，首次法官入额，不能把员额占满，要给之后入额的人留下空间，如年轻人、优秀律师等。首次遴选的百分比是按照各院编制分配的。比如，一个中院有100名中央政法编制人员，则该院入额法官人数不超过39人。
作为山西省高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王文娅提出，在下一轮入额遴选时，省内应拥有更多的自主协调性，将员额向案件多的法院倾斜，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和案件数量增长情况考虑。比如省会城市的法院案件较多，可多分配员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截至目前，上海、广东、海南、青海等18个试点省区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额工作。
除了法官，各法院编制内还有另外两类人，即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对这两类人均无进一步的工作性质阐释。“行政人员”较好理解，司法辅助人员则语义模糊。目前，各地的普遍做法是，将未入额的法官、助理法官等编入司法辅助人员序列，分担入额法官的工作。
王文娅认为，司法辅助人员是一个新名词，国家应先修法，给这类人群一个法律地位，规定他做什么、怎么做。比如，成为司法辅助人员的未入额法官，都曾是人大任命的职务法官，他们应该参与案件的其他工作，尤其是在立案率逐年上升的情况下。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汪利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司法辅助人员可以成为年轻人的“半步台阶”。过去，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进入法院，通常会被任命为书记员，之后成为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改革后，年轻人未能入额的，会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再根据各个法院的空缺情况参加遴选。但是，由于司法辅助人员、行政人员没有明确的定义，有的年轻人看不清自己的成长路径，尤其是司法辅助人员和法官之间是否存在通道尚不清楚，他们觉得没有未来，因此选择离职，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出现得更多。
有些法院正在出现人员断层。在山西的一些贫困地区，工资低，案件多，压力大，不少法律专业毕业生都不愿意入职，40岁以下的法官比较少。
几位副院长均认为，必须明确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自的职责范围，给年轻人指明一条上升通道。
另外，司法辅助人员除了未入额法官和年轻人之外，还包括了编制内的书记员及法警，而这两项编制也有缺口。政协委员汪利民的提案就与此有关。
按照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入额法官与书记员的比例应在1：1，但是目前各地编制内的书记员远远少于法官。
2015年内，安徽省内新增书记员1000多人。这些人或者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由政府购买服务;或者由政府出钱，法院出面聘用，但没有编制。聘用制书记员由于薪酬低，发展前景不明，人员流动性很大。
山西省也前后招录了几批书记员，并决定在2016年招聘1500名书记员。这次招聘由山西省人社厅牵头，法院参与，选择合格以后，和劳务派遣机构合作，聘用书记员。山西预期能入额的法官总数在3000人左右，但新招录名额和原有的书记员加起来，仍然无法达到这个数量。
汪利民认为，司法体制改革中，应给书记员做顶层设计。“要在法律上给他们地位，也要给他们建立完善的薪酬制度。”
据前期报道，司法体制改革中，各法院将推动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实行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建立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法官单独序列管理及工资制度。
最先做出工资制度改革试点的是上海。上海规定，全市试点法院、检察院进入员额内的法官、检察官收入暂按高于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
而在很多省份，这一项改革尚未启动。汪利民表示，有关法官的薪资问题，要看顶层设计，最高法院、财政部或者中央司改小组统一标准，下面才能有据可依。
山西省则在承载了80%案件的基层法院，做出了一些尝试。具体的做法是，县一级基层法院除了院长之外，可以保留3到4名三级高级法官和四级高级法官，也就是相当于行政的县处级。
“这是为了让优秀的法官明白，他不需要挤行政职务，当法官完全可以享受好的待遇。”王文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夏先鹏认为，法官的待遇保障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过程中，存在政策配套不够、解读不够以及分类指导不够等问题。”
如何破解“案多人少”
汪利民走出办公楼前，习惯性地抬头看了看。晚上9点，法院办公楼仍然灯火通明。
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自当年5月1日起，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由立案审查制变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至2015年末，各省立案数激增。福建省立案数同比上升26.47%，而山西和安徽则同比上升32.3%和33.2%。
福建沿海比如福州、厦门的法官，有的人在2015年审理了三四百件案子。也就是说，按照一天一件的速度审理的话，全年几乎无休。
这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民商事纠纷案件。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不少企业资金链断裂，纷纷违约倒闭。这一现象十分普遍，从沿海的福建到西部的新疆，民商事案件所占比例都在快速增长。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指出，2016年，法院应继续“依法审理民间借贷等案件，规范融资行为”。
随着员额制的推行，法官数量减少，各省怎么能在立案数激增的情况下，保持结案率，已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试点法院中，院庭长办案都已成为常态。过去，优秀法官通常升迁至管理层，级别越高，办案越少，往往只负责审批案件。现在，这批院长、庭长又重新回到一线，成为审判长审理案件。
即便如此，法官的工作量仍远远超出负荷。能应对的最直接也是最常规的方法，便是加班加点，但这并非长久之计。
三位副院长均认为，案件应该分流。一部分案件在到法院起诉之前，应交给行业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进行调解。另一部分案件应通过简易程序、速裁程序解决。只有一小部分案件进入普通程序，这样才能提高诉讼效率。
他们认为，这部分进入普通程序的案件，也应由司法辅助人员组织庭前会议、证据调查，法官只应负责上庭、审判。简单的案例直接让司法辅助人员写文书，复杂的案例则由法官指导司法辅助人员写文书。
山西省正是试验通过远程办案来提高诉讼效率。王文娅说，目前办过最远的案子在甘肃。一对70多岁的老年夫妇离婚，一个在山西，一个在甘肃。山西法院采用视频远程开庭的方式，办理了案件。
案多人少已给法官带来极大的负荷，然而，除了办案之外，法官们还承担着大量的非司法事务，包括送法下乡、送法进企业，以及担任中小学的法制副校长等。
汪利民认为，目前确实存在一种现象，有些基层法院为了提高自己在当地党政机关的影响力，承担了很多额外的事务。
夏先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法官有义务做法制宣传，但应通过案件的审判来实现，大量普法工作应由司法行政部门、宣传部门承担。“法官本来就减少了，这些事务不剥离开，案子又持续增多，法官无法专心办案，对他的健康和责任感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2016年，各级法院又增加了一项新的工作，就是处理“僵尸企业”。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提到，法院应“依法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依法审理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建立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新希望，稳妥处理‘僵尸企业’，推动用法治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夏先鹏认为，法院在其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申请“僵尸企业”的处理。“法院不能主动去破产，要有人来申请，如果说符合破产的条件，法院还要组织一个管理人的团队去清查资产，这涉及不小的费用，破产程序很复杂。”
从法律上处理“僵尸企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需要对方保持较为完整的账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些企业账面作假，或者账册尽毁，难以清算。“这个需要债权人、债务人的配合。”
另外，入额法官在平均承担300件案子的基础上，每年恐怕只能处理少量破产案件，而且一个案子往往又因清算程序持续两三年。“这个只能逐步、分批次地做。”
隔离非法干预
作为一名从1985年就开始从业的法官，王文娅感慨，法官的压力越来越大，难度也越来越大。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指出，过去在审判中存在行政化、层层审批、权责不清等问题，司法责任制改革有望改变这种现状，很多地方提出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院庭长去一线办案，不再签发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王文娅认为，终身责任制是一个倒逼机制，倒逼法官提高自己的素质，加强业务学习。同时，也倒逼法官不可枉法，每个人都应站在客观的、法律的角度处理案件，净化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
与“以审判为中心”相对应的，是以“侦查为中心”，即侦查机关在侦查中获取的证据，对法庭认定事实具有预设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程序被架空，法庭审理成了走过场。
而“以审判为中心”强调，只有法官才具有定罪的权力，只有经过公正审判才能将一个人定罪。换言之，在刑事审判方面，公安的证据收集能不能认定，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罪名是否有效，均要在法庭上认定。
据夏先鹏介绍，这项工作在福建推进得不错，近几年有不少案子是改判无罪的，比如陈夏影案。
汪利民认为，这项改革更多是对公安和检察机关提出了要求，需要对方扭转以侦查为中心的思路。而在这项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律师懂得在庭审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质疑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是否涉及刑讯逼供等。
2014年12月28日，上海三中院成立。不少外地人提着行李箱，急急忙忙想来登记立案。他们来自江苏、湖南甚至四川。
这是中国首个跨行政区划法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民告官”案件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桎梏。
但上海三中院无法跨省审理案件，这些外省来的当事人只好拎着包回乡。但法官们能感受到民众对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期待。
至2016年1月，上海三中院所受理的上海市政府成为被告的案件有242件，而2014年上海全市法院系统中，告市政府的案件仅有13件。因上海市三中院建立了庭前释明的制度，杜绝非法干预，案件审结后服判息诉率达100%。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建设，是为了解决“诉讼主客场”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跨行政区划的当事人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2014年12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
当时，山西省已经在县一级法院探索跨行政区划审理行政案件。过去，山西的一些县城从未有过行政诉讼案件。但是根据最高法的规定，每个法院都要有行政庭。没有行政诉讼案件可审理的法官，只能开庭审理其他案子，造成人员的浪费。
2012年下半年，山西省推行“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每个地市均可指定两三个审判人员数量多、素质高的下辖县级法院，集中审理全县行政案件。
2015年，该政策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在诉讼中由市级人民政府做被告的，可在各市级法院之间相互交叉处理。
安徽和山西一样，也做出了类似的尝试。
安徽省有十六个省辖市，分别指定了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合肥铁路运输法院、蚌埠市禹会区法院以及相对应的这三个地级市的中级法院，处理全省的行政案件。同时，三个地级市的行政案件也彼此交叉处理。
在这些地方，当事人拥有选择权，如果愿意在本地起诉，也可以不进行跨区域审理。另外，为了方便当事人，安徽省还考虑试验巡回审判。
据汪利民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批复了安徽省的这个方案，他们正在做前期准备工作，比如从减少行政案件管辖的法院拿出一些编制来。今年下半年，跨行政区划审理行政案件将正式推开。如此大规模的省域跨区划管辖，在这一轮司法改革中走在了前面。
对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对司法的不当干预，中办、国办于2015年3月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规定》明确，对任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都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并定期汇总报告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
作为分管业务的副院长，汪利民过去常常接到打招呼的电话，但此规定出台实施之后，这类电话明显少了。
“但我觉得这项规定还应该更细化，比如说，与案件没有利益相关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过问某个案子，是否属于干预?反映案件审理存在的问题，与干预办案如何界定?”汪利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长期以来，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均按照行政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为了摆脱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将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半年之后，《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明确了试点地区省级统管的改革路径。其中，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
“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经费上收省级统一管理时，要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使各地办公经费、办案经费和人员收入不低于现有水平，为办公、办案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目前，福建和山西均在进行前期摸底工作，清算地市级中院和县级基层法院一年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计划在2017年全面推开。
安徽已经做了一些探索。最近，安徽几个基层法院的院长履新，均经省高院和省委组织部考察，并报省委同意后，再履行相关的程序。
安徽省针对法检系统的财物统一管理，成立了“一处两中心”：省财政厅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处级单位，对接检察院和法院的财政预算部门。而省高院和检察院也设立了相应的财务管理中心，对接该处，统一管理经费预算的问题。
一处两中心的模式，目前已经开始试运行。
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6
一、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
主要弊端
1.司法体制上的双重领导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泛滥。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曾主张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检察机关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应独立于当地党政领导，以避免司法受到党政机关的干涉。但是，新
二、现行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
1.变双重领导制为垂直领导制。
针对目前司法机关人事权、财政权受制于当地党政机关的特点，变现行的双重领导制为垂直领导制。司法机关的活动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单列开支之内，像国家的军费开支一样，拨出专款，供司法机关独立支配;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免、机构设置、编制安排不再由当地党政机关支配和管理，而改由上级司法机关及上级司法机关的党委领导;改革法院设置，实行司法管辖区与行政管辖区分开，建立直属中央的巡回法院制度，彻底根除地方党政对统一司法的掣肘;逐步改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强化党对司法机关的政治领导作用，‘淡化党组织对司法机关的直接干预，尤其要坚决制止党的个别领导人、个别组织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干涉司法过程，明确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2.强化司法监督和制约机制。
在司法监督方面，一方面继续加强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另一方面切实加强对司法机关全方位的外部监督，并逐步使司法监督制度化屯法律化;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在国家权力机关内设置相应的司法监督委员会，从而对法院、检察院行使有效的监督:决定是否受理当事人的申诉，召集检察官、法官到司法监督委员会汇报案情，解释作出司法裁决的理由，直接调卷审查案情，发现裁判有误，责令司法机关改正错误。
在司法人员的约束方面，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和会议庭制，全面推行司法人员的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审判中的实际情况，对司法人员故意或过失造成冤案、错案给当事人带来物质上和精神上损失的，应当追究赔偿责任。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则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7
关键词：经济法；司法考试；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2－0240－02
经济法是一门理论性与实务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特性，注重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涉及内容极其广泛。在司法考试背景下，经济法教学中应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兼顾基础与技能的原则，使学生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掌握既全面又有所侧重；在保持课程基本内容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兼顾内容结构的开放性、实用性，达到课程内容整合、体系优化，形成知识、能力、技能并重的教学模式，实现经济法课程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的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
一、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法》课程是高等院校本科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它具有理论性强、涉及面广、实践性要求较高等特点。在经济法教学过程中，由于经济法课程介绍的法律规范繁杂、知识记忆点繁多，容易陷入死记硬背的误区。
（一）重理论轻实践，职业技能培养欠缺
传统的经济法教学过分注重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学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学习过程中学生内在智力的开发以及法律思维素质的培养，使得很多学生缺乏思考和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能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传统教学模式和师资的缺乏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传统教学方法强调经济法基本理论、法律条文的传授和讲解，忽视将知识内化为学生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使得学生解决经济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欠缺，更谈不上运用经济法理论去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而师资的缺乏，特别是双师型教师即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律师资格的法学专业教师的缺乏，使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缺乏主导性，客观上制约了职业技能培养的实现，而师资力量的加强非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二）经济法教学内容与法律职业培养目标脱节
司法考试直接影响着大学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的培养，法学教育永远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基础，没有完备的、成熟的法学教育，国家司法考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要在充分考虑国家司法考试这一因素的前提下，提出科学有效的改革方案，但不能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更不能仅局限于司法考试。在培养和选拔法律专业人才方面，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任务是共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应构建一种新型良性互动。
（三）教学方法单一，师生交流互动不足
由于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偏重于讲解的多，忽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再加上经济法理论和条文很多，因此教学过程枯燥，教师无法有效地在短期内使学生进入学习情境，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落，处于被动学习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对一门从未接触过、并且处处遇到法学专有术语和各种需要记忆的法律条文的学科产生十足兴趣，则更是困难重重。同时，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偏少，最终导致培养出的学生知识面窄，综合素质较低，甚至高分低能，很难融入社会。
（四）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完整，法律技能锻炼缺乏
经济法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就要求在经济法教学中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技能的结合，而实践教学作为加强法学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之一，已被广泛运用于法学专业教学中，为培养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法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但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即实践教学发展至今已出现了形式化和走过场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对法学实践教学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加大法学实践教学创新的力度，不断整合优化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构建以实践能力为主的经济法课程体系，从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法律人才。
二、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辩证关系
司法考试是一种职业技能考试，其目的在于选拔法律职业专门人才。而法学教育的侧重点是法学基础理论、人文修养、政治素质以及学术精神，目标是培养法律人才。司法考试在对法律职业体系的统一、法律职业人才的选拔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法学教育产生了冲击。首先，有可能形成所谓“双学校现象”，各种专门讲授“考试秘诀”的“法学教育”会使本来就浮躁的法学界更加浮躁，不利于法学教育的稳步发展[1]；其次，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从事法律职业的“敲门砖”，过高的职业门槛可能使法学教育重蹈应试教育的覆辙。
法学教育不是司法考试的应试教育，更不能等同于司法考试。因此，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在性质和目的上是不同的。法学教育不仅向学生讲授法律专业知识，而且要着眼于其综合素质和理论水平的提高，着眼于法律人的培养。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法律人不仅要拥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及对法律制度的熟练掌握，还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和坚定地政治信仰，这是法学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法学教育区别于法律职业培训的显著特点。法学教育必须要注重学生的人文精神、政治信仰的培养和对法律价值认知的提升，要避免将法学教学蜕变为应试教育。因此，法学教育的独立地位不可动摇，不能将法学教育和统一司法考试混为一谈。
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将缺乏优秀的应试者；而司法考试是法学教育质量的重要评估因素之一，也是法学本科学生走向职业道路的重要关卡，法学教学质量必须接受司法考试的检验。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结构性调整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法学教育应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司法考试的具体应试科目和命题方式客观上要求法学教育在教学理念和授课方法上有必要根据司法考试的要求进行适当调整，法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更加切合实际。一方面，司法考试对理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颇有益处；另一方面，法学教育的发展则必然促进司法考试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必须协调发展，只有准确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做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三、司法考试对经济法课程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法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社会科学，由此决定了法学教育教学不仅承担着传授、整合与创新法律知识的基础，而且承担着训练和提升法律技能、养成和改善法律思维方式的操作[2]。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技能考试，更多地以现行法律规定、实务中的具体操作问题为重点。而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和侧重点是基础理论、人文修养、以及学术精神。司法考试的命题特点与考核目标对我国法学本科教学提出了新要求，法学本科教学必须与国家司法考试形成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的关系。经济法教学应定位于培养、训练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提高他们的法律职业能力，应以培养学生经济法律信仰、经济法律意识、经济法律思维、经济法律能力为主要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可通过改革经济法教学内容、经济法教学方法、经济法实践教学等路径来实现。
（一）经济法教学内容的改革
不可否认，司法考试的内容对经济法教学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但经济法教学毕竟不是司法考试的强化教育，不能一味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既要避免出现“唯司法考试论”的倾向也要避免学生从未接触过考试内容“学而无用”的现象，要避免这种恶性互动，建立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将司法考试的内容及时补充到日常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如2009年经济法考试内容新增加了《食品安全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及新《专利法》；2010年经济法司法考试内容新增加了《城乡规划法》等。经济法教材及教学内容相对稳定，而司法考试内容更新较快，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这就需要教师对司法考试相关内容长期进行跟踪，及时将新内容融入课堂讲解中，使司法考试与经济法课堂教学融为一体。
第二，注重经济法基本理论，遵循司法考试内在规律。司法考试作为职业资格考试有其内在规律和特点，如更加注重法律的实际应用，知识点细化，案例化等，重点考核考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经济法课程更偏重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概念及法律精神的讲解，同时辅以法律的应用，否则将使法学教学职业化。
第三，注重知识点之间的横向联系。经济法学具有体系庞大、结构松散、综合性、动态性等非常鲜明的特点。司法考试的经济法题目中，很少有一个题目只考察一个知识点的，而且一个题目考察的多个知识点一般也不会只集中在同一节、同一章。这就需要在授课时，加强知识点之间的横向联系，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法教学方法的改革
司法考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题目案例化，重视考生灵活运用法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法条是司法考试的核心与灵魂，然而机械地背诵法条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近年来，司法考试“案例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以案例形式出现的试题占据了绝对的比例。司法考试案例往往以实践中常见的或可能发生的情况为背景，聚焦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将司法考试与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敦促我们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实施案例教学。
（三）经济法实践教学的改革
经济法实践教学通过学生积极参与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了学生将理论知识学以致用，进而有助于培养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以及适应社会等综合能力。经济法实践教学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
除社会调查、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外，课堂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在模拟法庭教学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形成指导排练、模拟审判与评点总结相结合的训练模式，使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机结合，知识与能力有机结合，理论与实战有机结合，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庭辩论能力。
司法考试背景下本科经济法课程教学的改革应以规范和实践为重心，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应用能力和法学素质素养。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究竟如何“改革”？不能完全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还要兼顾学科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但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应偏离司法考试关于学生具有真才实学，能够解决实实在在的社会法律问题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8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不断更新思想观念
充分认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意义。市第三次党代会以总书记“314”总体部署为主线，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城乡统筹直辖市，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中央着眼于把改革开放向内陆和纵深推进和促进城乡统筹、工农协调，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重庆宏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动力和平台，也对赋予了重庆改革发展的新的重大使命。全市法院要充分认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自觉把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司法保障作为审判工作的根本任务，使法院审判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心、同力、合拍、同步。
切实增强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责任感。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核心是改革。只有通过改革，彻底破除不适应城乡统筹的传统观念、体制机制以及做法和政策，才能从根本上建立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改革试验必将带来观念大更新、社会大变革、发展大提速、利益大调整，必将对法院审判工作提出新挑战、新任务和新要求。全市法院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紧紧围绕建设城乡统筹发展改革试验的总体要求，找准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措施，增强工作实效，努力为城乡统筹改革试验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良好的法律服务。
二、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强化服务保障作用
要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条件。全市法院要紧密结合城乡统筹改革试验过程中的社会治安形势，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以及各类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犯罪，努力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惩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要在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坚持宽严相济政策，切实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要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通过以案讲法、社区矫正、回访帮教等各种形式，提高群众法律意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努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要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城乡统筹改革试验的根本目的是推动发展。全市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工作调节经济关系的职能作用，确保城乡统筹改革试验政策的全面落实。要高度重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农村土地征用补偿纠纷的审判工作，积极推动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利用。要妥善处理涉及企业破产、改制、重组和公司股权等纠纷，促进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要依法审理知识产权纠纷，依法保护知名品牌、驰名商标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要切实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和外商、港澳台商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努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要在保障民生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诉讼问题作为服务城乡统筹、促进社会和谐的着力点，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严格依法审理劳动争议纠纷，对涉及农民工工资和劳动报酬的案件要坚持“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及时有力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健全执行机制，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千方百计提高执行兑现率，让打赢官司且有条件执行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使逃避债务的当事人受到应有制裁。要高度关注群众诉求，认真落实“四定一包”，深入开展“开门接访、带案下访、预约接访”，切实解决群众中反映的问题，坚决防止因工作方法不当、处置措施不力，引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
要在服务中心工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全市法院妥善处理主动服务与被动司法的关系。要主动思考城乡统筹改革试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主动参与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的政策研究制定，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要深入研究城乡统筹改革发展政策可能引发的矛盾冲突和纠纷，积极寻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增强司法审判工作服务城乡统筹改革试验的针对性、实效性，努力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大力强化五种意识，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强化政治意识，做理想信念的坚持者。在服务和保障城乡统筹发展重大使命的过程中，全市法院必须牢固树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自觉服从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要全面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开展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直辖市的决策部署，及时向党委汇报涉及社会稳定和事关“试验区”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和事项，认真思考城乡统筹改革对法院工作的希望和要求，努力为实现“加快”和“率先”做出更大的贡献。
强化大局意识，做科学发展的保障者。服务大局是法院工作的首要任务。在服务城乡统筹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全市法院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院工作，要正确处理好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统筹考虑具体公平正义与社会公平正义，统筹考虑执法活动的社会评价和导向作用，积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努力确保法院工作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合拍同步。
强化责任意识，做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
法院既是建设者，也是保障者。全市法院要始终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审判制度的需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使法院内部各部门、各工作环节、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保持诉讼活动和法院各项工作健康、有序进行，促进司法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立根乡镇、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功能，将人民法庭建设成为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沿阵地。要更加注重诉讼调解、执行和解以及行政案件协调等工作，努力实现“定分止争、胜败皆明、案结事了”的目标，使更多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和谐方式得以解决。强化质量意识，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案件质量是审判工作的生命线，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全市法院要始终把提高审判质量作为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健全审判运行机制、完善质量评查制度、严格案件质量责任等方式，切实加强审判管理。要通过改革案件质量考核机制，引导法官积极通过充分行使释明权、开展诉讼调解、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和判后答疑，促进当事人息诉罢访。要切实加强对城乡统筹改革试验过程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的调查研究和指导力度，确保因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引发的热点敏感案件得到妥善处理，确保全市法院司法尺度统一。
强化宗旨意识，做群众利益的捍卫者。“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是法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在服务城乡统筹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全市法院必须始终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进一步完善立案告诉立案“一站式”式服务，积极探索建立网上立案、远程立案和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电话预约上门立案等做法，为群众诉讼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要通过加强诉讼指导、推行繁简分流、开展巡回审判、落实审判公开等方式，引导当事人理智行使诉权，提高诉讼效率，降低群众讼累，增强司法审判的透明度。要积极探索建立司法救助基金，对弱势群体、特困企业，依法减免缓收诉讼费，让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对无法执行兑现、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的申请执行人进行救助，充分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五、不断适应形势需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始终把加强队伍建设作为推动法院工作的根本保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队伍建设。要进一步优化法院领导班子结构，提高领导班子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以先进理念武装干警头脑，指导司法实践。要通过健全完善法院工作人员统一招录制度、法官逐级遴选制度和加强法官教育培训等措施，大力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努力提高广大法官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和考核奖惩的长效机制，营造争先创优、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囿。
努力转变审判作风。始终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扎实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引导广大法官牢固树立司法为民宗旨，以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法院工作的全面推进检验作风建设的成效。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干警的廉政教育、管理和监督，健全完善促使干警“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不必为”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真落实中纪委有关规定，严肃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等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确保司法廉洁。
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9
【关键词】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内涵；改革动因；完善路径
自十以来，新一轮司法改革正通过试点的方式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铺展开来，随着中央的进一步部署，在6省市已取得的经验基础之上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并逐渐推广至全国。本轮司法制度改革的重心由关注司法运行机制改革转为司法体制改革与运行机制改革齐头并进，其中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作为基础性的改革措施尤为引人关注且关系着本轮司法改革的成败。
一、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内涵
1、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内涵
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是当前6个试点省市司法体制改革的四大任务之一，是保障司法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前提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指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那么，何为检察人员？何为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呢？根据1998年《法律辞海》定义，检察人员是“各级人民检察院中纳入中央政法专项编制，依法履行检察、检察辅助、司法行政职能，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在编在职的除工勤人员以外的人员”。而不少学者认为，检察人员分类管理主要包括检察人员的分类以及分类后的管理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将检察机关人员分成几个序列来管理的问题，而后者则主要包括检察人员的考评和奖惩、培训、保障机制等配套措施。但笔者认为，这样模糊笼统的定义并没能真正地反应出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深度内涵。检察人员分类管理还需进一步反应出分类标准，因为分类标准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人员分类管理模式，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2、我国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
我国在1998年就开始提出人员分类管理，最高检又在2000、2004、2009分别制定了三个三年检察改革意见，相应地我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也走过了从筹备、试点到推进三个阶段。
（1）改革筹备阶段（1998年-2003年）。1999年，最高检在《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中首次明确提出对检察人员进行分类改革，并选择了上海、重庆、山东的四个基层检察院开始极小范围的试点改革。2000年，第一个《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出台，明确提出“实行检察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的分类管理，分离技术性、服务性人员”。随后的三年，上海、广东的部分检察院开始积极探索人员分类管理的方案，最高检在研讨和总结试点工作后，制定了《检察人员分类改革框架方案》。
（2）改革试点阶段（2004年-2006年）。2004年开始，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检察人员被分为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行政官的做法从重庆进行试点到最终得到最高检在《2004-2008年全国检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中肯定并积极推广。2005年《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又一次提出要“推行检察人员分类改革，对检察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制定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确定检察官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2006年，最高检广泛征求分类管理框架方案的意见。
（3）改革推进阶段（2007年-至今）。2007年，我国的试点工作大体完成。总体上，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并不顺利，好多措施并没有完成或说基本上没完全完成，最终原因都出在行政化管理模式问题上，大家积极性不高，改革阻力太大。于是最高检在总结以上阶段的试点经验基础上制定出《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方案》作为未来人员分类管理的指导性文件。2013年《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将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个专门序列，希望改变以往长期存在的行政化管理模式，进一步扫清检察工作中地方化和行政化的障碍。
二、我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动因
当前我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不够完善，对现状的不满是导致本轮人员分类管理的动因所在。
1、检察官序列和行政序列双重管理，行政色彩浓厚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系统人员管理上并存着检察官序列和行政职务序列两种管理模式，一方面，《检察官法》规定有检察官、书记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并将检察官等级又进一步分为四等十二级，但在涉及检察人员切身利益的薪酬待遇、人员晋升等方面又套用了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行政序列化管理模式，为了让薪酬、晋升得到改变，不少检察官又不由自主地挤上了行政级别这座“独木桥”，严重压抑着检察人员的积极性。
2、检察官队伍复杂，人员素质差异大
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当前检察人员适用《公务员法》的行政管理模式，所有的职称与行政级别挂钩。为了提高薪酬福利、晋升、考核等目的，检察行政人员和检察业务人员都走上了检察官序列，于是出现了检察官分布在各个处室内，导致了我国检察官队伍知识结构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发生。比如，出于历史原因，当前的检察官队伍有文学、计算机技术、医学等专业背景，人员学历从高小到全日制研究生不等。如此一来，严重分散和削弱了我国检察官实力。拿某市为例，全市检察机关503个政法专项编制中研究生学历34人，占比7.4%；本科384人，占比83.3%；专科39人，占比8.5%；高中及以下4人，占比0.8%。
3、检察人员分布不合理，人才浪费严重
一方面，检察官队伍里有很大一部分人不具备检察官资格的人，却长期占用着大量检察官的编制。而另一方面，一些具备了检察官资格的检察官长期分配到综合部门或者综合业务部门，并没有真正发挥人才优势，严重造成了人力资源和检察资源的浪费，进一步加深了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也成为了检察人员流失的重要原因。
4、检察官的地位不高，待遇与责任、风险不对称
当前我国检察官薪酬待遇与责任、风险不对称的形势十分突出，办案和不办案的，只要其行政级别相同，工资与福利待遇就基本相同。此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实际上极不公平，因为同样的回报，办案的检察人员却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付出和回报的不对等，容易打击办案人员的积极性，降低案件办理的效率，检察队伍的素质也无法得到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通过建立起检察官单独的序列，使其与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区别对待，辅之相对等的薪酬待遇、考评奖惩、培训晋升机制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使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得到凸显，意义十分重大。
三、我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完善路径
1、精细测算员额制影响因子，确保人员配置比例科学合理
根据中组部和最高检的文件，在本轮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中，检察人员将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其中，最高检、省级、市级、县级检察院的检察官和检察辅助人员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各占70%、75%、80%、85%的员额比例，而行政人员所占员额比例分别为30%、25%、20%、15%左右。但人员数额配置问题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充分灵活地考虑到各省、各市、各县所辖地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在考虑检察官员额时如何判定哪些因素会重点影响检察工作量？确定适合当地实际需要的检察官比例，需要认真精细地测算，结合本地经济人口社会等因素和各院历年办案总量、案件类别、难易程度算出合理的人员比例。
2、明确人员分类标准，保证办案人员数量
根据实际情况，目标不少的检察院仍坚持以简单地论资排辈分配法官检察官名额，不办案的行政领导占用检察官的名额而导致实际办案的一线检察官被迫进入了检察辅助人员或者行政人员的序列。为了实现司法改革不打折扣地推行下去，明确司法人员划分标准十分重要。除依《检察官法》相关规定外，还应基于各级检察机关不同的职权定位和职能分工，不仅要坚持能力标准和专业素养，还应强调办案经验与工作资历，权衡职业道德素养与办案成绩，来综合考察拟任人选。
3、完善检察官招录制度，保证辅助人员的晋升渠道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进一步部署，初任检察官由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检察院任职；上一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检察院的优秀检察官中遴选。这就涉及到检察院工作人员的来源问题，主要包括招录和遴选两种途径。对于招录，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选拔一些优秀的具有高等素质的法律人员进入基层检察院，充实检察队伍，提高检察人员的总体素质。对于遴选，需要创造一个科学的遴选机制使基层优秀的检察官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张智辉.司法改革：问题与思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09）.
[2]刘松山.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的两个重大问题[J].法治研究，2014（8）.
[3]郑在义.龚瑞我.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J].第七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文章集，2011（03）.
[4]张建伟.司法机关人财物：谁来管.如何管[n].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04）.
[5]秦前红.苏绍龙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正确处理的多重关系：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框架[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01）.
司法改革考试方案篇10
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难度最大的法官员额制改革，必将对中国19万余名法官重新“洗牌”。
在这场牵涉面广泛的改革中，如何超越利益羁绊、现实所困，按司法规律科学配置司法人力资源，是改革的难题。
怎么测算法官员额、每个法院多少法官才能够用、院庭长是否一律进入员额、入不了额的法官怎么安置等问题，困扰着每个改革者和被改革者。虽然法官员额制的改革道阻且艰，但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法官员额制的改革，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基础，又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关键。
此前不久的4月17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孟建柱称，必须下决心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敢于动真碰硬，有效改变法官、检察官素质良莠不齐的状况，真正让素质高的人进入员额，让高素质的人在一线办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员额制关系到这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成败。”员额比例怎么算
“广东将在5年内将法官员额逐步减少到编制人数的39%以下，39%在全省范围内统筹实现，每个法院的员额比例因当地经济发展程度、案件数量等因素不同而存在差异，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广东省高院政治部主任周玲称。
因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法院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周玲说，“可以这么比喻，广东法院是全国法院的缩影。”在广东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不活跃、案件量少，法官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比例在25%左右就基本够用；而珠三角地区，案多人少的矛盾非常突出，法官长期超负荷工作。
广东省是此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首批试点之一。周玲称，这次改革要解决困扰法院发展体制机制上积压了多年的老问题，还要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困难的确很大。既有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带来的问题，也有全国试点法院面临的共性问题。”
广东是以中央政法编制数作为基数计算员额。2002年至2014年，广东省编制数增长率为8.53%，但受理案件数增长率为77.88%。2014年广东省法官人均结案比全国法官人均结案数高出45.5%。“长期以地域面积、户籍人口数为主要依据确定编制的历史原因，导致广东省法院现有编制和案件量不匹配。有的法院编制数与案件数量的矛盾更突出，员额制的落实难度较大。对这种极不平衡的编制、人员构成，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周玲说。
经中央批准确定的试点地区员额比例是不能动摇的“红线”。员额比例的核算是一道复杂的“海量”数学题，与辖区案件数量、不同审级、法官工作量和审判辅助人员配置状况等关键因素紧密相关。
试点地区法院的员额比例目前有不同的版本。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北京市首批整建制综合改革试点法院，北京市四中院的员额比例是编制数的33%，其根据审级职能、案件数量等，以法官年均审理150件案件的饱和工作量进行测算所得。上海市的员额比例则是法院全体工作人员的33%。
计算法官员额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法官工作量的测算。广州市天河区法院曾对法官进行抽样调查，统计审理一宗案件中法官需完成的开庭、合议、撰写裁判文书等核心工作量所需的时间。经统计，剔除改革后可由法官助理承担的事项，平均而言一件刑事案件法官亲历的事项平均至少需耗时13.6小时，一宗民事案件平均至少耗时11小时，这还未计算法官对于案件的思考、分析、斟酌的时间。据此推算，该院刑事和民事法官的饱和工作量分别是每年结案120件-150件、150件-180件。如果根据该院的收案数量推演法官员额，将大大超出39%的标准。
广东省高院研究室主任金军称，有的法院还将民事案件区分为70多个办案环节，测算每个环节用时多少，“精细到这种程度”。
除此之外，在非审判一线的立案庭、执行庭等部门的法官配备也困扰着试点法院。北京市四中院院长吴在存对《财经》记者称，四中院的法官员额主要是依据审判一线法官的饱和工作量测算，而其他一些部门也有行使裁判权的必要，“比如，执行部门执行裁决岗位的人员，及立案庭的部分人员等，这些部门配备多少法官，现在还没有细致的方案。目前，四中院从审判一线部门拿出少量法官员额配置到这些岗位，法官超负荷运转，这不是长久之计。下一步应建立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机制。”
北京市四中院员额还没有“用足”。吴在存称，考虑到今年五月一日后立案登记制和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及今后跨区法院管辖范围可能调整，案件数量上升的因素，员额使用上留有一定余量。院庭长是否当然入额
“员额”是一道坎，谁能入谁不能入？对不能进入员额但已经享有法官资格的人员怎么分流？不少年轻法官担心在“论资排辈”面前，只能转成法官助理。
最高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多次强调，员额的设置一定要考虑法官职业群体的年龄结构、不同审级法院的要求、不同地方的实际需要，让年轻的优秀法官留在法官队伍里面。“在选择法官时，不能简单地论资排辈，而是要根据法官的业务水平、业务能力、职业品德来选拔，不能搞‘一刀切’。”
在试点法院的先行探索中，各地法院多采用考核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遴选法官的标准并不相同。上海试点对参与遴选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采用不同的标准。比如，要求高院、中院较年轻的助理审判员报名入额需满足从事司法工作满6年的条件，基层法院则需从事司法工作满5年。而在有些试点法院则要求从事司法工作满10年以上。
4月17日，在听取中央政法单位和5个试点省市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汇报后，孟建柱称，对领导干部进入员额要有严格规定。领导干部要进入员额，必须依照统一标准和程序进行遴选，并亲自办案，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广东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王庆丰称，在遴选法官时，包括院庭长在内的参与遴选人员须经同等的遴选程序，在程序上要求第三方主导或参与，确保公开公正。对于院庭长办案能力的质疑，他认为，“中国的法官参照公务员管理，在科层制的行政体制下，优秀法官上升的空间就是当领导，近些年成长起来的院庭长多是专业出身的法官，有丰富的审判经验，这是普遍现象。”
广东正在考虑对院领导入额应承办的案件比例作出规定，比例不会太高，还会因法院的层级、案件数量有异，“不能强求院长和普通法官办同样数量的案子，院长还承担法律规定的履职事项，如主持召开审委会、监督本院的审判活动等，身兼审判实务和行政事务。院庭长应主要办理疑难复杂案件，自然也不能简单要求数量。”
对未入额的法官分流也是现实的难题。在汕头法院，因历史改革的遗留因素，人多案少，需分流出较多的法官，不能入额的法官存量超出一半有余，分流压力较大，必须有相关部门配套解决。
吴在存称，北京市四中院对不符合遴选条件的人员根据组织推荐和个人意愿结合的方式确定新的岗位，对到龄退休和符合提前退休政策的人员及时办理退休手续，“只有改革到位，才能保持队伍稳定”。
广东省高院研究室主任金军很关心改革后转为法官助理的法官，尤其是年轻法官。他说，按照现有方案，在5年过渡期内，如果本院法官员额出现空缺并进行遴选，他们可以优先报名参与。但过渡期后，如果还没有入额，又将面临未来初任法官一律到基层法院任职，上级法院法官一般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以及完善从优秀律师、学者中遴选法官的尴尬。“这对高院、中院未入额的法官来说，将是很大的考验。可能还会出现副厅级的法官助理辅助处级的员额法官。我们正在研究未入额法官转为法官助理的意见，这必须与其他制度相衔接，也必须稳妥，不能让他们职业尊荣感降低，工作积极性受影响。”金军称。遴选的方式
法官员额比例确定后，遴选法官的任务将落到法官遴选委员会上。这是伴随司法改革出现的又一新生“事物”。
目前，在试点地区已经成立了遴选委员会，如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等。遴选委员会的人员由政法相关单位分管领导和法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律师等组成。中央政法委要求，社会各界代表不低于50%。
广东省律协副会长王波参与了广州市知产法院法官的遴选。遴选委员会共有25名委员，除1名常任委员外，每次遴选均从24名非常任委员中随机抽选8人。王波有幸成为首个遴选法官的律师，审核报名法官的资质、参与面试等，“每个委员可以平等发表对参选者的意见”。
广东并未采取上海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合一的模式，而是分别设立。在广东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王庆丰看来，遴选委员会如何设置、是否和法官惩戒委员会分开、是否是常设机构、委员是相对固定还是因事而设、如何遴选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怎么让遴选委员会更有公信力，也需要探索。
他说，“为什么要设置法官遴选委员会？我们已经有了组织部的提名考察、人大的任命，有一套程序，那遴选委员会的遴选就要侧重于专业性和职业化建设，并考虑公众的认可度，以此来定位和设置遴选委员会才更符合设立本意。”
他还建议，对不同类型的法官应采用不同的遴选方式。“改革前已经具有法官资格的应侧重看其法律基础、办案经验等。而初任法官的选拔、上级法院的逐级遴选，方式又不一样，这都需要实践。”目前，广东省已制订了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和遴选工作办法。
此次司法改革还提出，将完善优秀律师、法律学者，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才选任为法官的制度。但目前法官职业的吸引力还不足以吸引这些社会人才。深圳司法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已经实现了法官待遇和法官等级挂钩，但法官薪酬标准提升有限。比照同样实行薪级制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每一薪级的法官只高出10%的标准。据悉，最初方案是提升25%，但最终定下的是10%。而在多数试点法院因各方面的因素，法官待遇还未有改善。又怎能吸引优秀的律师、学者？诉讼制度的配套改革
在法官员额制改革中，人案矛盾是必须谨慎渡过的一处“险滩”。目前在广东珠三角核心地区的广州、深圳、佛山等地，基层法院一线法官人均办案已超过250件，有的法官多达400多件。需要聘用大量辅助人员才能完成任务，而立案登记制改革后还可能带来法院受案量的“井喷”。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全部推行后，怎么用更少、更精英的法官办理更多的案件？
广东省高院研究室主任金军称，经常也有人表示质疑，“一个法官年均结案两三百件就说法官很累，白加黑、5+2工作，但国外的法官年均结案率七八百件，两三千也有。我也很好奇，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经过考察后，他发现，不能简单对比，必须联系案件类型、诉讼制度、审判方式等多方因素。以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为例，基本上每名法官一年办案两千余件。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首先是案件类型不同，他们审理的有些案件在中国属于行政事项，比如欠税案件，税务官都是批量案件，案件也比较简单，法官能在短时间内审结一批。其次是，审判方式和审判程序，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约94%以的案件没有走完庭审程序，就已被化解。而不少学者将其按照都走完庭审程序核算入法官的审结数量。第三，在美国层级越高的法院，员额比例越少，二审和三审案件，一般不进行事实审，只进行法律审，“但我们的上诉、再审案件，不分事实审、法律审，法官围绕事实问题都折腾不清，工作量因此相对多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