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1
加强农民组织建设是当前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这其中，组织中利益主体的需求问题值得关注。究竟是谁对农民组织有怎样的需求？这些需求的产生和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需求有没有发生整合和妥协？对农民组织发展有什么意义？针对这些问题，选择新星合作社这样的农民组织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介入新星合作社的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
介入新星合作社的利益主体包括企业、村委会、农民、农业技术部门四个部分，呈现多元化特点。
新星村周边的涉农企业由于与农产品生产的源头部门有必然的利益关联，因此，在农民组织发展中扮演主动寻求合作的带动者角色，是一股可以成为长期依托的拉动力。
新星村村委会是新星合作社得以成立和运营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为组织提供精英智慧、有效决策和信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了监督合作社健康运营的作用。
新星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民，是介入农民组织的最重要的利益主体，他们参与农民组织发起、发展的整个过程，直接享受到农民组织带来的效益。
新仓镇农机办、农技办在同一地域范围、集中时间段、面向集中的人群更高效率地开展工作，以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尤其是在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时，示范基地和示范农户更是不可缺少的。从新星合作社的角度看，它要实现自身发展，就离不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对于农技部门的介入持接纳和欢迎态度。
多元利益主体对新星合作社的具体需求
涉农企业对新星合作社的需求。企业追求效益的本质决定了它们的需求内容。一方面，它们需要原料供给，利用新星合作社比分散农户土地集中、市场信息丰富、技术指导到位的优势，保证企业需要某种原料时能按质按量供给，有效避免农业生产季节性和区域性对原料供给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采购成本上，如果企业以市场均价就能采购到质量远高于市场上同类农产品，长期下去可以节约很多隐性成本，满足企业降低成本和风险的需求。
村委会对新星合作社的需求。促进新星村整体经济的发展。参考农民合作组织的实践经验，新星村村委会决定建设一个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以解决农业种植结构单一等问题，助推农民增收。
合理整合村内资源。2004年初，村中进行了土地流转；村内中老年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多，出现赋闲；新仓镇农技办公室在村里进行过技术试点和技术员培训；浙江省出台放宽民间资本融合的政策后，村内小范围出现了民间融资。新星村村委会认为，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利用，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更好发挥自身服务作用。与为农户个体提供不定时、不定式、琐碎零散的服务相比，村委会为一个组织提供服务，往往受益覆盖面更广，诉求沟通更直接，能发现和解决多个农户共同面对的问题，提高服务效率。
优化乡风民俗，维护团结稳定。新星村村委会希望借助一个组织来增强农民的归属感和集体行动力，缓解农民和政府的矛盾，减少社区养老压力，促进家庭、邻里团结和睦，同时用健康的组织力量去应对地方宗族势力和可能存在的黑势力，实现优化乡风民俗、维护团结稳定的需求。
提高工作绩效。在接受绩效考评时，村委会工作开展得好不好、政策执行得到位不到位、村民满意度高不高，这些是要用事实去说话。如果能在村中建设好一个农民组织，并使之发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诸多作用，最终带动整个村庄建设，显然可以给新星村村委会的工作绩效增添亮色。这也是村委会的职责需求。
农民对新星合作社的需求。农民对新星合作社最直接的需求，就要通过参与合作来获得更多的农业生产收入。
提供“一条龙”服务。新星村民加入新星合作社，享受合作社的服务：提供市场信息，统一供给生产资料，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包收购、包销售。
找回农民的话语权。小农民相对于大市场，弱农民相对于强政府，乡下人相对于城里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单个农民都相对缺乏自信，缺乏表达自身权益诉求的途径。因此，需要农民组织为他们找回应有的话语权，帮助他们获得与他人或者其他团体平等交流的机会。
减轻养老压力。新星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中老年人，他们希望合作社提供劳动强度合适的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自给自足，尽量不成为子女的负担。
农技部门对新星合作社的需求。农技部门掌握的实用种养殖技术需要面向一个群体，而不是单个农户进行推广，以期技术成果转化成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农技部门需要新星合作社为其提供一个推广技术的平台。同时，由于农民群体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缺乏农业环保意识，农技部门认为通过示范来进行宣传和强化是很有必要的。利用新星合作社整合资源的能力来建设无公害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在基地中做好示范，在全社乃至全村中形成“向基地学，照基地做”的共识，成为农技部门对新星合作社的重要需求。
各利益主体需求的动态变化及原因
涉农企业对新星合作社需求的动态变化及原因。涉农企业对新星合作社需求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一个新的需求：向新星合作社提供良种和技术。
在合作的初期，参与合作的涉农企业与合作社订立的合同主要是营销合同，合同内容集中在收购和销售蔬菜的品种、数量、质量的要求上，以满足企业对原料供给的需求。随着合作的长期深入，企业希望对原料的生产过程也加以干预。它们希望向合作社提供完全合格的种子，以及企业研发出来的农业生产技术。
产生这个需求的原因是，企业希望能够参与到指导标准化生产中，增强对原料生产的可控性，进一步提高原料的质量，增加产量，保证自身生产经营活动顺利进行并获得更高收益，同时还能增强与合作社的紧密联系。
村委会对新星合作社需求的动态变化及原因。新星村村委会对合作社需求的变化，表现在具体的需求替代原来较为宏观的需求两个方面。
扩大经营规模，争取项目化资金支持，走品牌化发展道路。作为新星合作社发展的监督者，村委会充分考虑了对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新需求，即需要走规模化、项目化、品牌化的道路。原因是，规模化才能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来抵御风险；项目化才能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以弥补自主筹资的不足；品牌化才能走出村庄、走出乡镇、走向大市场，实现农民增收。这“三化”是促进合作社发展、带动新星村整体经济发展的可行途径，更为具体地替代了原先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整合村内资源的需求。
维护良性竞争。针对一些黑商贩以略高于合作社收购价公然在新星村内收蔬菜现象，村委会有支持合作社坚决进行打击、维护良性竞争的需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需求，是因为合作社已对新星村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保障合作社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村委会的监督者角色要求它维护合作社公约的威信，优化组织内部的制度建设。
农民对新星合作社需求的动态变化及原因。农民主体对合作社产生了较多的新需求，其中在增加收入、提供服务两个方面出现了需求的替代。
解决良性竞争与增加收入的矛盾。这是在现实的刺激下产生的新需求，替代了农民主体原先希望通过参与合作来增加农业生产收人的需求。农民需要合作社采取措施，既排除不利于合作社发展的因素，又拿出对策来保障自觉遵守合作社公约的社员们的利益，尤其是在经济收入方面。这个需求之所以未形成，是因为对农民来说，面对黑商贩的恶意竞争，他们处于一个矛盾的状态，既在道德上受到合作社公约的约束，明白维护良性竞争是合作社社员的义务，但同时又渴望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如果他们违反公约，代价将会是失去合作社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这个损失他们也承受不起。所以，他们寄希望于合作社能够合理解决这个矛盾。
拓宽新星合作社的服务内容。新星村的农民们希望合作社在原先提供低成本的信息、技术、营销等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服务内容，如将产销服务拓宽到加工服务、扩大技术培训的范围等，以此来替代原先对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的表达，源自于农民在参与合作过程中对合作社更为深入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应当优于其他功能，而不能仅仅把合作社视为赚取收益的途径。同时，对于农民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掌握致富增收的信息和技术以及把产品卖出去，而这些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所以他们才会自发地产生对加工的服务要求，寻求学习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符合农民组织发展的需要。
获得组织内的民主和平等。农民希望合作社能够给予每个社员平等的机会，在问题的决策上、财产的关系上、股份的拥有上、福利的享受上，有一个公开、民主的机制，保障广泛的发言权和每位社员的权利。如：轮流参加社员大会、轮流参加培训等。此项需求的提出，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民对组织产生了认可，希望自己可以放心归属；二是合作社内部在客观上确实有分层，即“关键成员”与“普通成员”之分，影响了组织的凝聚力形成和经营管理的改善。
丰富文化生活。农民对新星合作社的功能提出了文化上的要求，希望合作社可以组织旅游、联欢、露天电影等各种文化活动。农民提出文化需求的理由是，新星合作社作为一个农民组织，在经历了初步的发展之后，应该有意识地利用设施、资金、信息等资源，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来促进社员间的交流，增强组织的凝聚力。这同时也体现了村内社员和非社员的区别。
农技部门对新星合作社需求的动态变化及原因。2008年底，新仓镇农技、农机办公室从新星合作社选拔了一批自身经营状况良好、有一定文化基础、善于和别人沟通的社员出来，作为示范技术员进行培训。这就表达了农技部门从农民群体中培养技术员，以更加方便、及时指导农民生产技术问题的新需求。
产生此项需求的原因是，农技部门认为农民和农民更加容易沟通，而且合作社的示范基地建设已经初县规模，具各以点带面的可能性。而农民中不乏会经营、懂管理的能人，他们对其他村民的带动作用很强。因此，将这部分人培训好，就相当于在村里驻扎了一个常识技术站。
各利益主体需求的整合与妥协
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出现整合。需求在过程、要素、形式、目标上的整合。首先，尽管不同利益主体对于新星合作社的发起和发展有着多元的、变化的需求，但这其中总有几项需求表现出过程、要素、形式和目标的契合，从而有着整合的可能性。例如：新星村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民对新星合作社有增加农业生产收入的需求，而新星村村委会对合作社有促进新星村整体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两项需求在过程和目标上存在契合点。从过程上看，都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获得集合的资源，都需要外部资金、技术、政策、服务的投入；而从目标上看，都是要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这其中，新星村农民实现增收还是新星村整体经济获得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两项来自于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可以得到整合，成为农民主体和村委会参与合作的一个共有动力。
类似于上文所述的需求整合，在新型合作社发起和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两种表现：
第一，涉农企业、农技部门、农民，这三个主体之间的需求整合。涉农企业需要保证原料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而要求合作社标准化统一经营，农技部门需要推广实用种养殖技术和保护农村环境而要求合作社建设无公害标准化生产基地，农民需要享受到统一的技术服务而要求合作社建设示范基地。这三项需求在要素上和形式上存在契合点，都落脚在合作社建设示范基地上，形成整合。
第二，农民主体与村委会之间的需求整合。农民主体需要减轻养老压力而要求合作社提供适合老年劳动力的工作，村委会需要维护社区稳定而要求合作社发挥利于和谐的组织力量，两者都将解决养老问题作为需求的要素而存在契合点，最后需求在社会效应上形成整合。
需求在不同群体的意识层面出现整合。多元利益主体在合作社发起、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自身的需求被满足，获得了自己希望或者预期的收益，而同时自身有学习的机会和进步的表现，那么在意识上对合作社这个组织就会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即“谁也离不开谁”的认知和感觉。继而在合作社接下去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参与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发现和实现新的需求。这是需求在意识层面出现整合的表现。
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产生妥协。需求的妥协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整合，是偏弱势的一方对较为强势的一方的承认和趋同。在打击黑商贩、维护良性竞争问题上，农民主体解决良性竞争与增加收入之间的矛盾这一需求，和村委会要求合作社坚决维护良性竞争的需求，前者向后者进行了最终的妥协。因为农民主体固然需要通过参与合作增加收入，但他们逐渐认识到合作社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服务。如果他们要享受服务，就必须先参与合作。村委会在履行监督职能时不会允许违背了公约的社员继续享受合作的益处。而如果他们向黑商贩出售蔬菜的话，就会因为违背合作社公约而失去享受服务、参与合作的资格，这与一时的经济利益相比，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最终农民主体在这一需求上形成了妥协。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2
关键词：合作经济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市场经济
一、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早期的合作社运动源于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家欧文、付立叶同时也是合作经济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欧文于1821年组成了“合作社经济协会”，从1839～1845年间组建“和谐大厦”一进行共产主义公社的试验等等。1844年，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虚(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ehdallsocietyofeqitallepioneers)在英国诞生。该社最早制定的办社原则后来被誉为“罗虚(奇)代尔原则”。成为国际合作制度的经典原则，为后来的国际合作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97年6月，国际合作联盟成员包括94个国家225个部级合作组织，7个国际性组织。代表657970个合作社以及716亿社员。
在中国，西方合作理论的最早传播者是薛仙舟先生。他曾强调消费的作用和消费合作的重要意义。中国乡村建设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也是合作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梁漱溟认为“凡是农业社会，就需要走合作的路”，他预言“中国必然要成为一个合作的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一批倡导民主自愿、管理有序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中国悄然兴起，逐渐成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二、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缘起
(一)经济社会全面加速转轨和发展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崛起的基本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始全面进入加速转型期。社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变和升级使得个体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弱势群体，农民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变得更加困难。作为农户和市场间的桥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便是一种自然。
(二)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是合作经济组织兴起和快速发展的制度基础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定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催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直接因素。家庭承包责任制重塑了农村微观经济主体，使农民重新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生产经营的自，这是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诞生的最基本前提。但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也有其局限性。如采用新技术新装备不经济、交易成本高、市场谈判地位低等。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地域分散的特点，使农户天然地处于无组织状态，这种分散、小规模、兼业化的经营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并不突出，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就会日益显现出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工商业资本，农民要想提高竞争力。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就必须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从农户外部人手，建立农户之间、农户与产前、产后各部门之间的共同经营组织。通过各种联合扩大经营规模。因此，为了在以家庭为独立生产单位的前提下实现共同经营。合作经济组织成为了农民理性、自发的选择。
(三)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分工的细化，劳动分工的细化又催生了合作经济的产生。分工越细，市场的导向作用就越强。生产者只能服从于市场。于是，市场便成为农业再生产的实际组织者和协调者。而农产品生产者则成为市场的附属物。面对市场压力，家庭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间的矛盾便突现出来。一家一户的农民参与市场的交易费用极高，对市场的影响力又相对较弱，经常遭受工商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的盘剥，在交易中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农业生产者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实现从被动适应市场到主动影响市场的转变。通过联合形成压力，影响市场，通过合作扩大规模，降低交易费用。因此说，市场的扩大推动了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的细化导致了合作的需求，这成为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问题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部问题
1、组织规范化程度偏低。民主管理机制难以贯彻落实。由于合作经济组织的自发性及农民自身社会意识、文化程度的局限。在组织内部很难产生合理有效的制度规范。民主管理是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是保证合作组织受益于民的前提。但由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所产生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寻求来自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庇护。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合作组织的最高和最终决策权往往集中在依托当地政府组织、村委会或是少数“能人”那里，社员大多会流于形式。而专事监督职能的监事会则成为摆设，甚至有的根本就不设置。单个农户民主管理的权利也因此往往被剥夺，民主管理成为一句空话。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机制不够完善。从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者素质看，现有的管理人员教育水平较低，多以经验管理为主。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管理制度看，合作经济组织实行的是不计报酬或低报酬的、业余时间工作的荣誉性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缺乏较好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激发管理者的工作潜能：从服务于民的具体内容看，合作组织的服务内容单一，眼光短视、水平较低。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外部约束
缺乏健全的法律保障是阻碍当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外部原因。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合作组织法，法律规范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合作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由于得不到法律支持，难以对合作社的法律地位、性质等加以明确规定，从而使合作组织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关系不明晰。长期以来合作社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控制，难以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了农村合作组织在法人登记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别在工商、民政、农业等部门注册登记的都有。这给合作组织的经营活动带来种种不便。由于没有法律保障，致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与保护，而且使其合作权益难以得到保护等等。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固有矛盾
兼顾公平与效率原本就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其结果必定是两种力量间的相互博弈。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特征，决定了其产生和发展必然要有较高的组织成本。公平的实现需要费用，这就决定了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制度与盈利企业有很大不同，在以效率为原则展开的市场竞争中难免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组织、管理、运作的支出与成本费用应该由谁承担。这与一般的资本投入和产出是有所区别的，毕竟合作组织的成员应该是合作社的最大受益者，而不是个别的资本投入者或管理经营者。较高的组织成本对分散的家庭农户而言所付出的代价太高，因此。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并提供长期有效的保障。如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解决此问题，也是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大难题。
四、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策
(一)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是“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但是，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初期，政府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合作组织的引导。一是要围绕主导产业、特色经济、资源优势，积极鼓励、引导和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和农村能人，采取与农户实行资本联合、劳动联合、科技联合、销售联合等多种方式，牵头创办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二是要针对技术服务型、专业合作型、股份合作型等不同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采取因地制宜、分类帮扶，促使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健康发展。三是要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机制的完善和规范运作。要引导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规范的章程。依法办理登记注册；帮助完善组织内部管理和运行管理机制，指导各类专业合组织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要帮助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分配机制、资产积累制度。通过加快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规范化、制度化进程，真正实现“入社(会)自愿”“退社(会)自由”和“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引导和促使农民合作组织逐步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二)尽快制定合作经济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给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宗旨与原则、业务活动范围、成立的权力和义务、财务管理与内部审计稽核以及注册登记、变更、解散与清算和行政指导牵头部门的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要从法律的角度加以明确规范。
(三)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倾斜力度，尽快完善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激励机制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行税收优惠，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扶持，各级财政应安排专款，用于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要积极给予信贷支持。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帮助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启动资金和农产品的收购流动资金不足等问题。
(四)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3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区域环境；因素评价；农户视角
项目来源：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2CJJ03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2-Qn-333）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321.4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5月14日
当今国际农业竞争已经不是单项农产品、单个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而是包括农产品品牌、质量、价格以及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方式在内的整个农业体系的综合性竞争。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及农业生产经营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近年来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得以快速发展。但是，根据我国合作社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总体上呈现出多样化、非均衡分布的发展特点。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非均衡发展的现状呢？哪些区域环境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研究此问题对于促进我国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区域环境因素假设
根据现阶段实践活动中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各类区域环境因素的特点，可将其大体分为外生影响因素和内生影响因素两方面。外生影响因素是拉动合作社形成的区域外部力量；内生影响因素是合作社形成过程中区域内部所拥有的条件总和。
（一）外生影响因素。peSt模型通常是用来分析经济组织外部环境的一个常用工具，它从4个角度分析外部环境对经济组织的影响，即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这4类环境因素。由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经济组织，因此本文选用peSt分析法研究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外生因素。
1、政治环境因素。中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生事物。政府部门为此专门颁布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并通过组织宣传、培训等活动促使农户对现阶段的合作社有更为准确的认识。由于政府在农户心目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对于由政府鼓励和支持的合作社发展，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是从相信政府权威的角度而选择参与合作社。
2、经济环境因素。对于近乎完全竞争产业的农业，任何基于市场目标的联合或合作行为，都必须以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一定的生产群体或集群为条件，同时又必将以该区域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为结果，而且这种生产集群因素不仅取决于集群中个体成员的数量，还取决于个体成员的“规模”。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在这种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规范的合作社往往产生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在经济利益驱动和市场竞争压力下，农民更有热情、更主动地进行合作。除此之外，由于合作社多以规模化经营鲜活农产品为主，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才能使鲜活农产品及时运往销售地，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交通条件普遍较好。
3、文化环境因素。文化常常以习俗、惯例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并调节人们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关系。农村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农民认知能力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中必将以各种方式决定着每个农户潜在的合作行为，农户作为合作社发展主体，需要增强现代合作意识，从而推动合作社的形成。
4、技术环境因素。在现代农业发展中，技术进步对农业产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非专业化且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农户所需要的农业生产技术千差万别，农业科研机构要开发实用的技术就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收集与评估，信息收集费用庞大；农业技术推广者通常需要一对一地向大量地域分散的农户进行技术传播，付出的推广成本也相对较高；而对于普通小农户，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寻找合适的农业技术，增加技术运用到实践中的成本。为了降低这些交易费用，农户才有组建合作社的动力。
（二）内生影响因素
1、乡村精英资源。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的素质普遍较低，实践表明，能否组建合作社将主要取决于农区内精英人物的素质和能力。乡村精英往往是内生于本地经济社会体系中，他们扎根于农村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或是拥有一定的资本积累，或是能够获得要素资源，他们的专业水平、交际能力、决策能力、个人品格以及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都直接影响合作社的创建。例如，河南省由专业大户、农村经纪人、农技员等乡村精英牵头创建的合作组织占总数的86.7%。
2、劳动力资源环境。经济组织的形成过程是劳动者拥有的智力和体力转化为产品的过程，所以充分发挥和合理利用劳动者在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成为经济组织发展的关键。对于不同农区而言，劳动力资源状况对合作社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3、自然资源环境。自然环境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虽然技术进步使得人类在改造自然条件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依然无法消除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产品的产出。对于以生产具有保鲜期短、不易运输、易损等特性的农产品为主的农区，合作社产生的较早、数目较多，而在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区合作社分布较少。
二、样本选取依据
由于区域内如果还没有形成任何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农户没有参加合作社，那么农户对合作社的认识就相当薄弱，更无法评价出哪些区域环境因素对合作社的形成有影响，又因为本文研究目的是从农户视角方面进行微观分析，深入研究区域环境对合作社形成过程的影响，因此样本选取分为两步：首先对样本合作社进行选择；其次在样本合作社中对样本农户进行选择。
（一）样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选取依据。本文将选取农业大省河南省的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研究样本，依据以下原则对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筛选，从中选取样本合作社，研究区域环境对合作社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1、择优原则。由于目前多数农民合作社处于起步阶段，则需选择发展情况良好、组织结构紧密、规范性强的农民合作组织作为样本，因此以河南省市级以上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抽样对象。
2、代表性原则。根据河南省农业厅数据分析，农民合作社分布于多个领域，其中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占到76.4%，最具有代表性，因此将选择范围确定在种植业和畜牧业领域。
3、可行性原则。虽然农民合作社成员的分布存在跨村、跨乡镇等跨地域现象，但是河南省农民合作社的成员多数集中在本村内，且平均成员数较少，在成员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不同环境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路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村域范围内。因此，样本合作社主要选择成员多数集中于一个村落范围内的。
依照上述原则层层筛选以及实地调查访谈的结果，确定了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研究样本，即位于缑氏镇唐僧寺村的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位于大口乡韩村的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位于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的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
（二）样本农户的选取依据。由于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现拥有农户社员463户，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拥有农户社员444户，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拥有农户社员310户，因此根据研究需要采取抽样方法进行调研。样本农户的调查对象选取主要依据以下几个原则：调查的入社农户数量超过合作社中社员总数的1/10；调查入社农户要具有代表性；调查首选合作社核心农户社员及专业生产大户。据此，在3个样本农民专业合作社中选取了共198家农户社员进行了面谈方式的问卷调查，并将整理后的纸质问卷数据输入eXCeL2007中，形成数据库。
三、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与评价方法选择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方法一般有两种：分析法和综合法。所谓分析法，是将指标的度量对象和度量目标划分为若干个部分，并逐步细分直到具体的统计指标来描述。综合法则是指对已经存在的一些指标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聚类，使之体系化的一种构造指标体系的方法。本文采用综合法与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即首先分别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外生和内生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设置指标体系，然后再进行综合分析，尽量使指标体系设置的科学、合理、具体、全面。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因而影响合作社形成的区域环境因素指标评价体系是一个较新的理论研究内容，学术界还没有对此做出系统全面的分析。又因为各农区环境不同，使得影响合作社形成的各区域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样本调查，并结合上述对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试确定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区域环境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图1）
该指标体系的设置是根据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分析，并遵循综合性和全面性原则，最终得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在内生影响因素中，村内合作社牵头人和专业种养大户指标主要反映了乡村精英对合作社形成的影响；地方自然资源指标来反映区域自然环境对合作社形成的影响；本地劳动力指标反映区域内劳动力资源对合作社形成的影响。根据实践发展情况，组建合作社的资金来源来自于多个方面，有农户自有入股资金及会费，也有相关涉农企业机构作为合作社的参与者而给予的资金支持及入股，还有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给予的资金援助等。可见，这些资金来源有些属于内生的，有些则属于外生的，又因为农户是创建合作社的主体力量，为了研究方便，将资金指标划归为合作社形成的内生影响因素。
在外生影响因素中，农业种植养殖传统指标反映了区域文化传统环境对合作社的影响；政府宣传指标反映了区域政治环境对合作社的影响；农业技术指标反映了区域技术环境对合作社的影响。由于通常情况下交通通达程度和经济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农产品销售率（农产品销售率=农产品销售量/农产品生产量）也间接地反映了该区域农产品市场经济环境，又因为经济组织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存在，周围已发展起来的合作社也将会对新合作社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以交通条件、农产品销售率和周围合作社情况综合反映区域经济环境对合作社形成的影响。
（二）评价方法的选择。权重值是反映不同评价因子间重要程度差异的数值，也是体现各评价因子在总指标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对总指标的影响程度。权重的确定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为了避免主观因素过强，同时也为了避免由于变化幅度较大的统计数据带来的影响，在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区域环境因素评价时，采用层次分析法（主观赋权法）和变异系数法（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即组合赋权法。
组合赋权法是一种综合主观和客观赋权法的结果而确定权数的方法。设用客观赋权法对第i项指标确定权数ai，用主观赋权法对第i项指标确定的权数为wi，则组合赋权法权数为：
gi=aiwi/∑aiwi
四、影响合作社形成的区域环境因素评价
（一）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各指标的客观权重。变异系数反映了各个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该差异包括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即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都可以作为确定权重的依据。假如某个指标的各个数值差异较大，意味着该指标发展越不稳定（针对时序数据）或不均衡（针对截面数据），从而对于实现预期目标的把握性越差，在评价过程中就应给予较多的关注，因而赋予较大的权重；反之亦然。
据此方法得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区域环境因素各项指标的客观权重，如表1所示。采用这种客观赋权法，虽然避免了部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但对于设置的因素指标而言，一些变化比较显著或者波动比较大的指标所得出的权重与实际分析的结果出入较大。（表1）
（二）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主观权重。主观赋权法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简称aHp），它的基本原理是将复杂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通过划分若干个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结构，然后根据一定的判断准则，在比原来问题简单的层次上分析，最后进行总体层次上的综合分析或决策。在实际运用中单项指标数值的大小通常是通过专家意见给出，根据专家打分结果，并结合一般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采用改进后的层次分析法，针对Saaty提出的1～9级评判标度系统的不足，分不同情况对标度进行改进，进而建立评价模型，以期能够更准确、客观的确定各因素权重以及各因素重要程度的排序。
根据改进后的层次分析法模型，本文确定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如表2所示；确定的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4423，0.5577，即内生影响因素的权重为0.4423，外生影响因素的权重为0.5577。（表2）
（三）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计算各指标的组合权重。用以上结果与环比法计算出的所有指标权重的归一化处理结果进行组合，计算组合权重，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表3）
通过分析可知，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区域环境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X1牵头创建者>X10农产品销售率>X7政府宣传>X5资金>X8交通便利>X6种植养殖传统>X9农业技术>X3地方自然资源>X2专业种养大户>X4本地劳动力>X11周围合作社情况。
（四）影响因素评价结果分析。根据上文分析结果显示，外生影响因素权重为0.5577，表明外生影响因素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中占据了主导性作用，而内生影响因素权重为0.4423，总体程度较低于外生因素对合作社形成的影响。进一步对二级指标体系中权重较高的指标评价如下：
牵头创建者在整个指标权重体系中排第一位，由于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农民普遍具有求稳的性格特征，不愿意冒风险，从众心理强，被调查农户有54.8%都是因模仿大多数而参加合作社的。因此，牵头创建者对于合作社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产品销售率排在第二位，说明市场经济是推动合作社产生的重要力量。随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化后，农业生产经营中各个环节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在农产品销售率高的地区，农户承受的市场风险大，为了有效抵御市场风险和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农户联合起来创建合作社就成了必然选择。从对农户的调查可知，在未参加合作社之前分别有70.7%和97.9%的农户认为在获取农产品销售渠道和保证销售价格方面存在困难，而在参加合作社之后分别有82.4%和93.6%的农户认为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价格问题有所解决。可见，由于农产品的高销售率所带来的产品销售问题是农户组建合作社组的重要动力之一。
河南省大部分农区与沿海发达农区相比，较为闭塞，农业经济落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乡村精英匮乏，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又是一种新兴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因而特别需要通过政府宣传方式对农民积极开展相关讲解与培训活动，使之了解现阶段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合作社的创建。
五、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影响现阶段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各类区域环境因素中，按照影响程度强弱排在前3位的依次是：第一，区域内具有有能力组织合作社创建的牵头者，即乡村精英对合作社的形成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第二，区域内农产品应具有较高销售率，即区域内农业经济发展繁荣程度对合作社的形成也具有较强的影响；第三，政府机构大力宣传合作社，即区域政治环境对合作社形成的影响也较大。如果所在农区的区域环境中缺乏这些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有利影响因素，那么合作社就很难在该地区内形成；反之亦然。
主要参考文献：
[1]曹兴华.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J].改革与战略，2010.5.
[2]曼瑟尔・奥尔森.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57.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4
关键词：市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确保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农民的商品交易的主体地位。伴随着这两大制度变迁的发生和发展，农民在自主经营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的同时，离散化程度也日益加深。在家庭经营长期不变的背景下，如何克服市场化进程中农户分散经营的局限性，有序地引导农民和市场接轨，走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实践表明，作为“民有，民管，民受益”的农民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日益成为引导农民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教育农民，繁荣乡村文化，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有效组织载体作用。以浙江省为例，农民专业合作社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3年4月浙江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试点省；2005年1月率先出台、实施了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部合作社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随后进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根据浙江省农业厅提供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省已有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3856家，社员31.2万个，带动农户237.7万户，占总农户的19.4％。许行贯等(2004)指出，浙江省近些年来农民农业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省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张晓山(2004)认为，以浙江省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它们出现的一些苗头性的东西可能代表了中国农业经营方式和农民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鉴于此，以浙江省为例探讨市场化进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对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主体，多元主导
合作社的市场开拓行为间接地引起了市场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和流动，甚至直接作用到社会其他投资领域；同时随着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变化，合作社经营者为了适应市场环境，逐渐吸收了一些社会资本向农业领域流动，出现了投资者社员、销售者社员、加工企业社员、供销社和大户等，从而使社员性质即合作社的组建主体具有多元性。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小农户牵头创建的专业合作非常少见，热心组织创办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多数是那些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大户和长期从事农产品销售的贩销户。同时，一些政府涉农部门(如农、林、牧、渔、供销社等)和涉农企业，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也参与创办专业合作社。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结构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不同参与主体的资源禀赋不同。在“人多地少”和土地流转不通畅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户承包的土地规模不大，拥有的自然资源有限；只有少数生产大户拥有相对较多的自然资源。由于农业收入增长十分有限，农民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相对较难，多数小农户缺乏资本资源，拥有资本资源的成员数量有限。在农产品普遍过剩的情形下，多数小农户缺乏农产品营销和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相对而言，运销大户和龙头企业在人力资源上具有优势。政府涉农部门由于自身的权威，具有其他组织和个人无可比拟的社会资源，此外，农技部门拥有技术优势，村干部等乡村“精英”人物拥有一定的威望和人际关系网络。
2、不同主体参与合作社的动机和目的不同。多数小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产品的销路和增加收入；生产大户由于生产经营规模较大、承担的市场风险更大，通过组建合作社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品销售量，从而增强谈判地位，更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运销户单纯靠牵线搭桥、联系买卖、提供服务等方式提取手续费很难把业务做大，组建合作社可以提高质量标准、进行品牌营销、实现加工增值等。供销社领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为了寻求自身体制改革的出路，既有经济利益上的追求，也有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争取对农民合作社的管理权；龙头企业参与组建合作社一方面可以通过合作社稳定其原料供应，另一方面可以获得政府部门的财政和税收优惠；一些基层政府和涉农部门参与合作社主要是出于自身工作的考虑和政治经济利益追求，当然也有部分基层政府出于造福一方的公心考虑。
3、不同参与主体在合作社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不同。对绝大多数小农户而言，由于缺乏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由他们出头创建合作组织的可能性较小，从个人理性的角度而言，小农户也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作为集体而言存在“外部利润”分配到个人是非常有限的，为了获得不多的收益而花费成本、承担风险是不可取的。在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中，小农户主要充当惠顾者的角色，少部分社员也可能会向合作社投资。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产品普遍过剩、农业产业化浪潮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形成的，很多合作社一开始都具有纵向合作的色彩。在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对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比较强烈。因此，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大户，掌握一定农产品销售渠道的贩销户，农民社区里的“精英”人物，拥有一定资本实力的企业和个人以及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组织，有能力组织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中小生产者及利益相关者带动起来。总的来看，小农户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合作社的普通成员；而其他参与主体由于愿意面对风险，也能够承担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充当了合作社创建的主导力量，他们大多是合作社的所有者、控制着，或者利益相关者。
综上所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契约组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参与主体在资源禀赋、参与目的和主要角色等方面差异，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结构具有高度的异质性。总的来看，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归两大类：多数普通成员(一般农户)和少数核心成员(生产大户，运销大户，供销社，龙头企业、农技人员以及农村的精英人物等)。
二、面向市场，服务成员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需要完成两项互相关联的任务，一个是协调组织成员的活动和维持内部系统的运转，另一个是适应外部环境。第一项任务要求合作社经由某种复杂的社会过程使其成员适应组织的目标，而组织也适应成员的个人目标。这一过程也被称之为“互相适应”、“内适应”。第二项任务要求合作社与周围环境进行交流和交换，称之为“外适应”。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要实现内部整合与外部适应，对组织的经营策略进行合理定位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和深入，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具有市场导向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产品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深入发展，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农产品买方市场特征越加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在市场上取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单纯依靠传统的“生产导向性”战略已经很难成功，而必要考虑如何有效的采用“市场导向性”战略。
尽管现阶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于发展初期，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市场战略尚未形成。但是，笔者对温州、台州两地的150家合作社的调查显示，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策略上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市场导向性(见表2)。例如相当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上都在采用“要求社员掌握统一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标准”，“向市场统一提供品牌化的产品”和“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确定向市场投放产品数量”的经营策略：并部分采用“面向不同的客户提供差别化的产品”，“在制定产品价格时根据客户的意见进行调整”，“根据接到的订单组织社员的生产”的经营策略。由此可见，浙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利而存在的，市场导向是其与生俱来的重要特征。
在面向市场的同时，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坚持为社员服务的宗旨。对浙江省37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显示，从服务内容来看(见表3)，提供购买服务的有184家，占49.5％，提供运销服务的有179家，占48.1％，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的有110家，占29.6％，提供加工服务的有100家，占26.9％，其他服务还包括共同生产、仓储服务和农机服务。浙江省农业厅2004年对146家合作社调查显示，有84％的合作社统一采购供应种子种苗、化肥等农业投入品；76％的统一注册或使用商标；68％的统一进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63％的统一分级包装和销售。
三、强调效率，体现公平
浙江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参与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追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各参与主体的资源禀赋和角色作用不同，价值取向、利益偏好和所追求的目标差异明显，这必然会影响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
首先，不同成员对组织目标和功能的认知存在差异。在多数小农户看来，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解决产品的销路和提供服务，而专业生产大户和运销户则认为合作社可以通过提高质量标准、进行品牌营销、加工增值等方式赢利。供销社领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为了寻求自身体制改革的出路，既有经济利益上的追求，也有政治利益上的考虑。龙头企业(公司)可能把合作社当作其稳定其原料供应的基地和获取政府部门财政和税收优惠的手段，一些基层涉农部门往往把合作社当作是自身职能的延伸。如果各参与主体从自身定义的角度来看待合作社，必然导致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定位的多元性。
其次，对外的协调和对内的整合也会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定位的多元性。一方面，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外生性农民专业合作社中，部分成员追求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因此赢利性无疑是组织核心和持久的特征之一，也是组织实现内部协调的前提和基础。然而，为了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和成员的认同，农民专业合作社又必须要坚持合作社原则，作为自己独特的特征。
既追求效率，又追求公平，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它需要在市场上追求利润(尽管合作社与社员的业务是“在非盈利或成本基础上”经营，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成员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共同需要，这是经济效率的体现。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作为满足社员共同需要并为社员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互助性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部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人社自愿、退社自由；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这体现了对每位成员公平的一面，这是公平的体现。
在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市场和政府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各级政府支持合作社的目的在于扶持农业、扶持农民，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更多地强调合作社是农民的组织，强调合作社的利益要向生产者倾斜。一句话要体现公平优先的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民有、民管、民受益”原则。然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建立在理想的原则和美好的期望的基础之上。实践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不得不依赖于生产和运销大户、农村基层组织、供销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少数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非小农群体。在“强者牵头，弱者参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的核心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在起步时之所以出现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股份，是因为股份集中是聚集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等稀缺生产要素的前提，多数社员也能理解和接受。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股份过于集中的弊端日益突出，面临调整和变革的压力。原因在于：一方面，市场竞争使合作社的带头者意识到，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并取得农户的支持和拥护是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使合作社的管理者意识到，让利于农户是取得政府的保护和支持的重要前提。
通过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市场化进程中相当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国外传统合作社发展阶段，直接面对和适应农产品市场格局、终端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等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成为具有市场导向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客观地讲，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在全国处于发展前列。在相当程度上，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特征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体现了农业市场化背景下经营方式和农民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由于在市场发育程度、资源基础、政府行为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对浙江的实践和经验保持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黄胜忠，转型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研究：基于成员异质性的视角[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2]许行贯，创新农村经营体制的探索与实践[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5
农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一是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二是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三是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种植，实现土地产出高效化，四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五是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六是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科学素质，培养造就了一批乡土人才。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体现广大农民创新精神的新生事物，是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农村市场发育的日趋成熟产生的，已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同，并呈蓬勃兴起之势，逐步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之所以广受农民欢迎，是因为它能够组织分散的农户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进行生产、加工和销售，引导和改变农户的经营模式和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直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逐步形成“一村一品、一方一业”的专业化生产格局；能够在开拓农村市场中发挥中介作用，为农民传递信息，帮助创造进入市场的有利条件，及时调整适应市场需要的经济生产行为，规避市场风险；能够为农民产前、产中、产后提供服务，增强农业的科技含量和提升现代农业的品质。
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市场，正逐步发展成农业产业化的组织载体和重要力量，并呈组织多样化、产权多元化、专业多项化、经营规模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它毕竟才开始起步，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现代农业观念、现代农村市场观念和现代农民专业合作新观念，并给予支持和帮助，使其发挥更大作用，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6
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至今,对合作经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很多“误区”。(一)第一个误区:把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简单地等同起来。长期以来,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所指是一致的,合作经济就是集体经济,两者并无二致。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语汇中,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始终同属一个概念,二者一直是互相替换使用的。1954年的《宪法》明确指出:“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以后修改的《宪法》,即1975年、1978年、1982年的《宪法》中,也都把合作经济称为集体所有制经济。许多人把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等同起来,他们的主要论据也大多来自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党和政府有关文件和法规中的表述。其实,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是内部构造具有实质区别的两个范畴。合作经济的本质是交易的联合,它承认私人产权;而传统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财产的合并,它否认私人产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使用过“集体所有制”这个概念。例如,马克思在1874～1875年初所写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在驳斥巴枯宁编造的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要对农民实行奴役的谬论时说,那时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①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集体所有制,实质上是保留了“农民所有权”的,其涵义与后来在前苏联和我国所出现的集体所制是有重大区别的。列宁试图利用俄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全面推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统一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集体经济制度,但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加上战争造成的破坏,被迫实行“退却”,其中实行新的合作社制度是一个重要内容。按照列宁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合作社不仅不去触动农民的私人财产权,甚至不去触及农民的私人生产和占有形式,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专门做买卖的合作社,并借助于它,使分散的小农同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联系起来。②集体所有制经济形成系统的理论,并变成全面的实践,是与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肯定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立即建立起单一全社会公有制,在许多场合只能建立局部小范围内劳动群众的公有制。他把这种局部范围内劳动者公有制称之为集体所有制,给集体所有制概念赋于了特定的含义。依据这一理论,前苏联发动了集体化运动。所谓集体化,一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使用基础上的生产集中。它既包括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要达到的目标,又包括了将小农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追求的唯一模式。
集体化在苏联的表现是在农业中全面建立了集体农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农村财产制度的基本特点是私人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初期,通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形式,建立了私人所有、合作社占有的农村财产制度。在这种财产制度下,农民对土地、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并且,农民据此可以从合社得到相应的股金收入。由于初级社规模较小,并且入社后继续保留农民的私人财产,因而,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受到了多数农民的拥护。如果当时将这种组织形式长期稳定下来,逐渐加以完善,是有利于保护和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然而,由于受前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在初级社建立后不久,就急于全面向高级社过渡。高级社是我国传统集体经济的最初形态,其基本特征是:社员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化为无差别的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工分配)。
它是1956年底在初级社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来的。1958年,高级社又发展为,其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1962年又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实行了以生产队集体所有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度。这种集体经济制度一直延续到农村改革以前。在这种传统的集体经济制度下,农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统一在一起的,农户不仅不是一个独立的财产主体,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农民既丧失了私人财产权,也丧失了独立经营权。实践证明,传统的集体经济制度在经济上没有合理性。因为,①经济组织的效率来自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在当时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张、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背景下,集体生产方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②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学过程,离不开自然环境,生产的季节性和分散性造成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对生产成员监督困难,社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更容易发生;③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国家下达过重的计划任务破坏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④社员退社和入社的自由被取消,既不利于农民利益的保护,也不利于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所以,传统的集体经济虽然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积累,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高昂。
它压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生产效率长期低下,最终使工业化成了无源之水,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到1978年,农村大约有2.5人吃不饱肚子。事实证明,传统的集体经济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70年代末发源于极端贫困地区、80年代初迅速覆盖全国的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就其内容来讲,主要是传统集体经济内部经营形式的变革,即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由原来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方式,逐步改革为以农户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逐渐赋予农户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权利。大包干以后,由于农户具有了积累的功能,虽然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农民逐渐在集体的公地上不断地积累起私有的财产。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意义绝不仅限于赋予了农民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利,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使得农户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从而初步塑造了农村财产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自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以来,历次1号文件均用不同的政策语言对大包干形成的新的体制特征做过描述,直到1986年中央1号文件,则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说法。
中央的有关政策性文件把它界定为“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的有机结合。”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资源开发四项基本职能,被界定为统一经营的内容。“双层经营”这种提法有它的不严谨之处,甚至在当时很有可能是一个妥协性的提法。自从使用这种提法后,对这个概念是否科学和准确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少数人认为双层经营即是集体一层,个体农户一层。许多人认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指在家庭承包制下农民的家庭承包经营和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两个层次的结合。在农村经济向商品化、现代化转变的大背景下,农民的各种经营活动早已经突破了原来的界限,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适应这种变化,拓展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把它界定为“家庭的分散经营与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统一经营的有机结合”,可能更符合实际。不管对“双层经营”这种提法有什么分歧,“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作为改革后新的经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没有争议的。
“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事实上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形式。在这种新体制下,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农民积累起了私人的财产,虽然集体经济不像过去那么“纯”了,但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更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正是因为找到了这样一种实现形式,才使集体经济获得了新生,才给集体经济注入了活力,才提高了集体经济的效率。这种新的体制既不是过去的集体所有制,也不同于单纯的农民所有制,而是在保持土地公有权不变的条件下,承认并保留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它是一种不完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不完全的公有制相结合而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合作经济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和实践。1844年,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提出了著名的“罗虚代尔合作原则”,成为后来公认的合作原则蓝本。在过去一个半世纪,虽然各国合作运动的背景不同,并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合作学派,但世界各国在合作运动中所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则是相同的。国际合作社联盟1966年曾提出六条原则作为国际合作社运动的指南。这些原则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①。它们是:①入社自由。任何人只要能从合作社的服务中获益并履行社员的义务、承担社员的责任,都可入社,不得有任何人为的限制及社会、政治和宗教上的歧视。②民主管理。合作社在决策上实行一人一票制,合作社成员有平等的投票权。③资本报酬适度。股金只能获得利息,不能分红,股金的利率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超过市面上通行的普通利率。④盈余返还。合作社的盈余除了一部分用于合作社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事业外,一部分要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的比例返还给社员。⑤
合作社的教育。合作社应对其成员、雇员及一般公众提供教育,使他们了解合作社在经济及民主方面的原则和活动方式。⑥合作社之间应加强合作。国际上的合作社可分为股份制合作社和非股份制合作社两种类型。股份制合作社是兼融传统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及股份公司的某些机制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是对经典意义上的合作社的继承和发展。股份制合作社就其本质来讲,仍属合作经济的一个亚种,它同股份公司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别①:①股份公司对股份购买和购买额没有限制,而股份合作社对股份购买者和购买额都有所限制;②股份公司对股份分红没有限制,而股份合作社的股份分红比例要受到限制;③股份公司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而股份合作社中这种转让受到限制;④股份公司以股定权,实行一股一票,股份合作社基本上仍是一人一票制;⑤股份公司中的所有者、经营者往往是分离的,而在股份合作社中则是统一的。为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的灵活性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部在定义农民合作社时,使用的四个主要标准是:①合作社必须是由使用者拥有的组织;②合作社在决策上实行一人一票制,年股份分红一般不应超过8%;③与非成员的业务不能超过与合作社成员的业务量;④合作社应按惠顾额向成员返还利润。为了适应与私人公司进行竞争的需要,一些合作社开始逐渐突破这些规定。例如,美国最大的合作社农地产业(Farmlandindustry)1990年前实行一人一票制,其1400个基层合作社每个只有一票权。为了吸引基层合作社更多地参与到农地产业的经营中来,从1990年开始取消了“一人一票”制,开始根据每个合作社的惠顾额来确定每个合作社的投票份额。由于近10年来美国农场和合作社的数目在逐渐减少,规模却不断扩大,为了拓展业务范围,合作社与非成员的业务在稳步扩大。
农地产业目前与其成员的业务占2/3,而与非成员的业务占到了1/3。根据联邦政府规定,合作社与其成员之间贸易的业务免交所得税,而与非成员的业务要交纳所得税。像美国“收获联盟”这样的合作社,其组织方式更为灵活。任何农民只要与“收获联盟”做生意,即可成为“收获联盟”的成员,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也不需要向合作社投资入股。总的来看,传统的以自我服务为主的合作社,适应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压力,正在转向以开放型的经营服务为主,甚至逐步走向企业化、股份化。其主要表现是:合作社独立经营的倾向增强,一些合作社把本应返还给社员的收益截留下来,用以扩大资本;合作社逐渐与私人资本、垄断资本融合,购买私人企业、垄断企业的股票,或者对公司直接投资;合作社在某些适当的领域里采用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②。尽管世界各国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正在突破传统合作社的一些公认原则,但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内在的制度结构与现代公司企业相比仍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科斯等人的观点,所谓企业,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即人们以自愿谈判和自由交易的方式与别人达到合约安排,把若干资源的支配权委托给一个权威去行使。公司的股份制其本质特征是建立在利润意识基础上的资本联合。资本量是股份制的核心,不同的资本所有者联合的目的是追求资本盈利的最大化,而盈余的分配也取决于资本量的多寡。
合作社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合作意识基础上的交易的联合③。在合作社内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成员在合作社中的股金多少。合作社内部的制度安排排斥资本成为营运的主导力量,例如,合作社除了限制认股额外,对股金报酬——股息亦采取限制措施,多数情况下以定期存款利润作为上限。这就使得合作社的股金不具盈利性。在合作社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合作社因社员交易而设立,其主要功能是为社员提供交易上的必要服务。交易额愈多,社员利用合作社的需要愈强,合作社就益发有其存在的价值。合作社的盈余,除了一小部分留作公共积累外,大部分要根据社员与合作社发生的交易额的多少进行分配。由于合作社的内部制度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可以说,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其本质特征就是交易的联合。而在我国,长期以来,理论界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合作经济是劳动者的联合,是劳动者自愿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按劳分配的经济形式。
这实际上是把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等同了起来。事实上它们是两个反映不同本质内容的概念。集体经济是一种集体无差别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形式;而合作经济是承认其成员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的。而且,在大多数类型的合作社中,盈余的分配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社员的交易额返还给社员。中国合作化运动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混淆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本质区别,把合作化运动的目标放在了加速集体化上。农民至今仍“谈合变色”,就源于此。用集体化代替合作化,也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合作制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合作制理论,主要不是解决私有制问题,而是解决改造小农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主张在引导农民发展合作制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财产权,并严格遵守自愿原则。恩格斯在其著名的《法德农民问题》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制的理论。他说:“那么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①。恩格斯所推崇的丹麦社会党人所计划的合作社形式就是这样的。
在这里,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②。1923年1月,列宁在病中口授了他著名的《论合作制》一文③,这篇文章总结了十月革命后合作制实践的经验和教训,郑重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新的见解。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说:“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列宁在这篇文章里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农民可以和容易接受的过渡到新制度去的中间环节。他还指出:尽量少卖弄聪明,尽量少耍花样,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合作制是足够的一切。列宁所设想的合作社形式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形式几乎是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合作化运动中都没有遵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尊重农民私人财产权和坚持自愿这两个原则,都犯了剥夺农民的错误。
正是因为这一失误,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化运动都走了弯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二)第二个误区:将发展合作经济主要归结为发展社区合作经济④。这种观点形成于80年代中后期,在过去十余年中一直很流行,并且对政策制定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所谓社区合作经济,实际上是理论上对制度瓦解以后所形成的“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另一个称谓。有的还把它称为“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种组织实质上是传统集体经济体制在农村改革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用国际上通行的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来衡量,这种经济组织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合作经济组织。在这种体制下,除了土地集体所有以及集体统一提供部分服务外,一般来讲,集体并不承担农户家庭经营的风险。农户之间也没有在经营活动(特别交易领域)中实现新的联合。在多数情况下,集体与农户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很脆弱的。这种体制从本质上讲仍没有摆脱集体经济的范畴。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些地区把建立健全这种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改革的重点来抓,有一些省份甚至已在村庄一级普遍建立了“村合作经济社”(俗称“挂牌子”)。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建立“全民社”,即社区内的成员都是天然的合作社的成员,农民只有入社的义务,但没有退社的权利。事实上,在一些已普遍建立了类似“村合作经济社”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只是挂了牌子而已,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合作内容。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社区合作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行政干预的产物,而不是农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若将此种合作作为我国合作经济发展的主体或重点,必然会严重束缚、甚至窒息我国合作经济事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做法并不是真正从农民对合作的需求出发来发展合作经济,并且也违背了合作经济所通行的自愿原则。社区合作组织,实际上称为“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更为贴切。在我国广大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与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和作为政治组织的村党支部往往三位一体、干部交叉任职,它们在功能上有很大的重合,在实际运作上很难截然分开。①否认把社区合作作为今后我国合作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是否定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决定了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主体和集体土地的管理者,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他集体财产的所有者代表是不可替代的;社区集体组织作为社区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社区集体组织作为国家基层政权机构的延伸和补充,对于沟通政府与农民的联系,完成政府赋予的社会经济目标,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等,其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仍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与发展合作经济是并行不悖的。在实践中,应明确的一个重大原则是,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绝不是离开家庭承包制另搞一套,不能动摇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基础,不能剥夺农民的利益,侵犯农民的财产权利,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为家庭承包经营提供服务等职能。更为重要的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要解决产权关系不清的问题,建立健全内部民主决策与管理制度,理顺与农民的权益关系。
二、走向新的合作
在我国,要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进入市场难,保护自身利益难的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新型合作组织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原有财产主体的利益,不“归大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农民入社退社自由,不搞强迫命令;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不搞行政干预;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这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实践中一般也称为“专业合作组织”,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农协(包括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它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供销等互助合作的组织。据农业部统计,1996年底,农民专业协会已发展到150万个,其中围绕“菜篮子”所兴办的协会占总数的25%;跨区域型专业协会达2000个;有10%以上的协会办有经济实体。另一类是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主要从事集体资金管理和融通活动的社区性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据农业部统计,到1996年底,全国共建立乡(镇)一级农村合作基金会2.1万个,占总乡(镇)数的47.6%;村一级农村合作基金会2.5万个,占总村数的3.4%。农村合作基金会共筹集资金1082.8亿元,其中村(社)集体资金211.5亿元,占总额的19.5%;农户股金644亿元,占总额的59.5%;代管资金157.1亿元,占总额的14.6%;农村合作基金会自有资金69.4亿元,占总额的6.4%。
虽然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在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迄今为止,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新型合作经济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其影响力还有限。目前,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据农业部称,目前全国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中,管理制度健全的仅有10万个。80年代后期,学术界对于发展合作经济问题就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一些学者就对全面发展合作经济提出疑问。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对合作经济有兴趣的只是极小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和商品经济的触角已深入到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存在着市场激烈竞争的地区。对于广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上还处于依靠家庭,利用血缘、地域、邻里等初级社会关系来完成相互之间的合作的阶段,目前还缺乏经济合作的动机,因而也缺乏合作的意识①。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农民的传统观念中,国家、政府是自己利益的天然代表,很少考虑在平行的谈判桌上要求自己独立的地位,中国普遍缺乏有效的合作组织资源,农民的合作意识不足②。
80年代后期,由于农业商品化程度不够高,农民对合作的需求还不是很强烈,农民可能还没有完全从“恐合症”中摆脱出来,因而用农民缺乏合作动机和意识来解释合作经济不能全面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卖难”和“买难”的加剧,以及因谈判地位不平等而造成的利益的大量流失,农民对合作的要求大大增强了,这时,再用农民合作动机和意识不足已难以解释新型合作经济发展的迟缓了。其实,新型合作经济难以获得全面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由于没有完全冲破对合作经济的认识“误区”,政府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的政策思路,没有为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特别是有关合作经济的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从政府发展合作经济的思路来看,虽然有关政策性文件也提到要重视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但政府政策的着力点仍是放在加强社区集体经济的建设上。
应该说,90年代以来,在建立健全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截止到1997年底,全国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达233万多个(不含,下同),其中,乡镇级3.6万多个,村级63万多个,组级167万多个,分别占乡镇、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总数的80.5%、86%和31%。这些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在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源开发、兴办企业、资产积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许多地区集体经济组织有名无实。作为全国农村合作经济的行政主管部门,农业部在一份报告中称,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总体上存在着服务功能不强、积累功能弱化、封闭性强、合作属性较弱以及很难以独立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各地在建立健全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没有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没有很好地发挥统一服务的职能,也没有给农民带来应有的经济实惠。1995年,集体经济总收入占农村经济收入的52.9%,比1990年上升14.4个百分点,但是,农民纯收入中来自集体经济收入的比重只占12.4%,比1990年只上升1.7个百分点。因而,农民对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热情不高。
这说明社区集体经济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实现方式。从发展合作经济的政策思路来看,政府政策的另一个着力点是试图努力恢复供销社和信用社的合作经济属性。5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是采用吸收农民现金入股方式建立起来的。然而,农村信用社后来逐渐成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农民入股资金所占比重已微不足道。农村供销合作社也被并为国营商业,长期不给予股金分红。早在80年代初,中央就从政策上明确提出要把供销社当作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来对待,切实遵循合作社的原则,还社于民,提出恢复供销社“三性”(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核心思想就是试图把供销社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然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直到90年代中期,虽然供销社在扩充股金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但把供销社改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供销社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官民不分,政企不分”。这时,政府依然没有放弃将供销社改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1995年中央、国务院专门作出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提出农村供销社要努力恢复和加强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真正办成农民群众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社会化服务,努力成为农村的综合组织;承担国家委托的经营任务,宣传、贯彻党和政府有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成为党和国家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
这个《决定》颁布以后,供销社改革的步伐加快,特别是走出了国营商业状态,在政策上和法律上明确了与国家的关系。但在向农民合作组织回归上依然未能取得较大进展。虽然名义上供销社有入股社员1.6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0%,但农民入股资金只有100亿元,平均每户仅有60多元,而供销社自有资金高达708亿元。供销社并不按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按交易额向社员返还盈余,资产收益也从不分配给农民社员,农民社员仅凭少量的股金取得相当于银行存款利息或略高的股息。农民作为供销社的合法所有者,所得到的产权收益微乎其微,实质上农民社员与供销社的关系已演变成买卖关系。全国现有3.2万个基层供销合作社,2300个县(市)联合社,28个省(自治区、直辖)联合社,干部职工580万人,固定资产583亿元,经营服务网点90多万个,其中大中型商场3000多家。可以说,供销社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种重要组织资源。山东省莱阳等地的经验表明,紧紧依托供销社,兴办新型农村合作社,将供销社与农民真正捆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把供销社作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发育的母体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供销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农民已变成了“两张皮”。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7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涌现出大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这种既不同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也不同于公司制企业和社会团体，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经过不断的实践与创新，加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大大的改善，我国合作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制约其发展的问题，融资难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对合作社而言，充裕的资金是合作社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合作社取得成功的关键。目前正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关键时期，但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资金规模较小，发展的原动力不足，资金缺乏已严重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的发挥和自身的壮大，融资难已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特点及其融资模式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特点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表现为营利性、风险性、扶等特点。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它融资是为了扩大合作社规模，增强服务社员能力，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对外则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营利性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基本特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风险性是指合作社与一般企业融资一样，要面对很多风险，如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等意外风险。这些风险对合作社吸引资金流入有负面影响，易造成合作社所获贷款数量有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是指作为一种弱势的组织，合作社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需要政府及社会的扶持。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模式
根据国内外合作社发展的实践，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可以有三种情况。
1.传统合作制模式。传统合作社在产权构造上都是实行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统一。产权制度体现了劳动的权利而不是资本的权利，属于典型的“劳动雇佣资本”，因此资本缺乏必然长期存在合作社中。这种高度合作化和低度商业化相结合的传统合作制，一般合作社自身规模较小，资本有限，经营也比较专业。目前我国当前一些规模较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经典合作社原则，更多地强调合作制的资本均等原则和民主管理原则而采用这一模式。
2.高度市场化和低度合作化相结合的现代合作制模式。
该模式规模很大、资本充足、经营多样化，利用股份制和资本市场融资较多。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大多采用这一融资模式。从发展的观点看，其财产组织形式股份化和资本运作商业化的趋势比较明显。
3.合作制与资本市场紧密结合的模式。该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结合，合作社在充分利用自身产权融资的基础上，适时的向金融机构借款，扩大资金来源渠道。这种模式也将成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融资的主要方式。
上述三种模式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都可以采用，而且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必将会出现合作制与商业化结合的更多的模式。从长远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资产作后盾进行融资，借助资本市场来筹资以改善资本结构。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现状及原因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影响和制约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用的发挥。制约合作社融资的因素很多，既有内部原因，如合作社独特的内在制度设计；又有外部原因，如地方行政干预，不完善的金融体制等等。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股金有限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股金有限，这与其独特的制度设计有直接关系。
首先，社员资格和人数的限定使得合作社股权融资数量有限。一般传统合作社规定只有从事相同职业或业务，并在合作社经营地域内居住的个人才可能成为其社员。另外，合作社股份资金主要通过社员的入股金产生，社员人数不可随意增加，因而通过股份集资就受到限制。
其次，自由进出原则使得合作社股权不稳定。合作社允许社员自由入社和退社，社员退社的撤资使得合作社自有资本的不断变化，难以持续稳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削弱了合作社的资信实力，使进一步贷款融资和订立契约增加了难度。
再次，社员民主管理原则不利于大量吸纳股金。随着经济的发展，合作社的经济实力逐渐壮大，社员参加合作社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要使资金也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些为合作社贡献大、承担风险大的社员，与其他社员同样仅拥有一票的权利，这必然打击社员的积极性，从而使社员只愿意交纳最低的入社股金，不利于合作社进一步吸纳社员股金。
此外，资本报酬有限、合作社不盈利原则难以吸引外部资本投入。由于投资报酬的有限性，使社员不愿意交纳更多的股份。同时，资金的稀缺性决定它要有相对的高回报，资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是要寻求能够获得更多报酬的机会。合作社这种缺乏投资激励的机制使得合作社很难吸引外部资本。
最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聚拢到一起的最大动力是个体农民经济力量的薄弱，农民专业合作社正是为了克服个体成员经济实力的弱小而联合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其社员一般无力提供大量的资金，特别对于那些主要以农民自筹为主的合作社，融资难更成为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二）没有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作为外部支撑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但中国金融体系对农业的支持却很少。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融资上并未得到农村金融体系的支撑。
首先，农村金融机构缺乏，贷款覆盖面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目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农业发展银行仅限于提供粮棉收购的运行资金。农业银行逐步撤销了大部分乡级网点，信贷权限上收，很多网点只吸收存款，农业金融服务极为有限。因此，农村信用社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主体。而一系列因素如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地位尚未得到法律支持，数量有限，自身资金有限等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方面缺乏竞争，效率较低，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其次，有效抵押资产不足，难以达到申贷门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即使占有一定的经营场地、道路、厂房等，也因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归属问题而无法办理相应的产权证书，难以达到金融机构贷款的“两证齐全”条件。
此外，金融服务相对滞后，信贷产品少而单一。大部分金融机构并未开发出专门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创新产品，对合作社的信贷投放主要为针对其成员的五户联保贷款、个人消费信贷、小额贷款等传统信贷产品。
最后，民间金融的高成本彻底断了资金来源。农村的生产经营性贷款主要是通过有息、高息的农村民间借贷或者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为中介的融资而获得的。就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一方面自身盈利能力较弱，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筹措资金和吸引外部投资的困难以及合作社资本的不稳定性也使得合作社的信用基础也受到影响。所以面对民间金融的高成本，目前这些大部分规模较小、成长不足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能望而却步。
（三）缺乏合作社融资相关配套措施
首先，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法律滞后。为支持、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各地出台了一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定。但是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大多都是以通知、意见等形式下发，法律效力低下。2007年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已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法人，但该法并未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类属，其中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还没有被纳入法规的调整范围。
其次，缺乏有效的贷款风险转移机制。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风险比一般中小企业大、注册资金少、缺乏有效的抵押品、资产不稳定，导致放贷风险增大，增大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成本。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过程中，除了要面对市场风险外，还要面临自然灾害风险，缺乏有效的贷款风险转移机制成为制约合作社融资的另一大因素。这主要表现为不健全担保体系和农业保险体系。缺少区域担保公司，合作社难以得到有效的担保。农村保险市场萎缩，农业风险大、赔付率高，加之农民保险意识薄弱，投保率低，造成资金风险向金融部门转嫁。这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状况，造成合作社融资难的困境。
（四）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首先，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来源除依靠贷款外，还有来自中央、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合作社作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的重要力量，一直为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所重视，从开办现金奖励，工程建设项目专项资金补贴到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优惠政策层出不穷。但相对于整体处于高速发展、数量庞大、发展良莠不齐的农民合作社的资金需求和财政支持落实情况来看，受扶持的合作社数量较少，资金支持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资金支持力度依然不足。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8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增产增收
近年来，利津县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探索和建立了一批上接市场，下联农户，对外参与竞争，对内提供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兴办和发展，对解决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业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基本情况
目前，利津县共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84家，成员9126人，固定资产3314.96万元，总收入21603万元，带动非成员农户数4.8万户。其中，专业合作社53家，社员3726人，固定资产2277.4万元，总收入9966.49万元，带动非成员农户数2.8万户；专业协会31家，成员5400人，固定资产1037.56万元，总收入11636.6万元，带动非成员农户数2万户。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领导，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2008年成立了利津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领导小组，分管县长任组长，农业局、工商局、民政局等单位一把手任成员。连续两年县府把专业合作社发展工作列入年终督查考核指标，以调动相关部门的工作积极性。目前，利津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二）加大扶持力度，培育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08年帮助3家规模大、带动能力强、能为社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市级扶持资金25万元。09年帮助6家专业合作社申请市级资金28万元。扶持资金主要用于专业合作社的基础设施和硬件建设,帮助合作社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三）创新经营模式，完善服务功能。为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大气候和新形势的需要，利津县引导部分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采取“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实现了公司与农户共同发展的目标。比如北宋镇芦笋发展合作社与东营市利富得公司、滨州隆达食品有限公司和小营冷藏厂签订长期供销合同，实行保护价收购，上不封顶，随行就市；又把浙江康龙茶叶有限公司、绿洲醇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东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招至北宋镇安家落户，联合开发芦笋茶、芦笋酒、芦笋酱菜深加工项目，并取得很好的效果。芦笋制品及保鲜品基本用于出口，出口率达到98%。
（四）围绕主导产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重点围绕蔬菜、畜牧、食用菌等主导产品或支柱产业的生产和销售，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发展，培育和壮大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合作形式上，尊重农民意愿、坚持灵活多样的前提下，重点发展专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等；在兴办方式上，既要积极支持农民自己兴办，又要充分利用和依托农村资源，坚持谁有能力就依托谁。但不管谁牵头，都要以农民为主体，把带动农民的数量和带动的能力作为扶持、奖励的重要依据。
（五）以点带面，在示范带动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利津县坚持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民办、民管、民受益”为原则，以优势产业为主导产业，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宗旨，按照主体参与、多渠道发展的方式，以政府支持、引导、服务、指导为手段，力求走出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发展路子。自08年以来，利津县先后将利津县天绿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利津县临河瓜果农民专业合作社、利津县金地生资供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利津县丰源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利津县和平大葱农民专业合作社、利津县南十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社、利津县通威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计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列为重点，通过培育典型、外出参观学习、进行示范引导，并按照推动不强迫、扶持不干预、参与不包办的原则，始终做到以农民为主体 以种养业的一体化经营为重点。通过多次参加省、市学习、外出参观等活动，利津县天绿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开阔了思路，提高了合作意识和市场营销知识，增强了带动农民致富的信心。两年来，天绿农民专业合作社先后引导北岭乡盖中、盖东两个村25个农户，把35亩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农户加入合作社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收入，同时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发展壮大了合作社的规模经营。
（六）把握原则，逐步规范提升农民合作社。一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在合作方式上，以农民为主体，坚持加入自愿、退出自由的原则，对同一产业实行生产、技术、信息、加工、销售等环节的联合，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在组织管理上，坚持民主办社；在办社宗旨上，对社员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专业合作社无偿为社员进行技术培训、技术辅导、信息；低利润甚至零利润供应良种、饲料、农资；帮助社员进行产品销售，真正让社员得到了实惠。二是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原则。我们在发展专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力争做到组建一个，规范一个，发展一个，壮大一个。同时，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总结出一套简便易懂、容易记好操作的“一二三四五”的要求，即：建立“一章”“两证”、“三册”、“四制”、“五项原则”。“一章”，是合作是要有自己可操作性的章程；两证，是社员证、股金证，目前农业局农经站设计了社员证和股金证，首批印制了2000余本；“三册”，是建立社员登记册、股金登记册、和交易记录册（农业局农经站设计了这三册，并发放各合作社）；“四制”，是建立民主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收益分配制度；“五项原则”，是坚持合作制原则、自愿自主原则、民主管理原则、服务为宗旨原则、和按交易量分配原则。
（七）开展宣传与培训，提高社员素质。为了让更多的农民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走合作致富的路子，利津县通过电台、广播、宣传栏、张贴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其意义和作用，通过办学习班与乡镇领导、分管人员及合作社负责人座谈等形式及时了解和帮助指导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论文参考。08年11月份有30名专业合作负责人参加了在潍坊举行的为期10天的集中培训，09年4月份组织10家合作社负责人参加市农业局举办得《市场营销》讲座，6月份县农业局组织4个乡镇的分管领导和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到蓬莱县考察学习。论文参考。通过集中培训和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开阔了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视野，提高了大家的合作意识、互惠意识，大大增强了合作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存在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合作意识薄弱。农民对合作社的概念、基本运作规则以及原则、宗旨和作用等存在模糊认识，不能准确把握合作社与公司、协会的区别，发展合作社缺乏理性和前瞻性。社员对合作社持观望态度，信心不足，合作意识淡薄，风险意识不强，过分强调“利益共享”，缺乏“风险共担”意识，影响了农民参与创建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
（二）机制不健全，运作不够规范。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规模较小，稳定性较差，管理机制不健全，服务功能不完善，没有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范运作，沿用了协会的基本做法。运作低层次较低。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运作不规范，财务管理、收益分配和监督保障等制度不完善。
（三）缺乏经营合作社的专业人才。具有组织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合作社领头人才严重短缺，农民专业合作社队伍难以壮大和提高；由于资金不足，因此合作社很难聘请到一些擅长经营、主动拓展业务的人才。
（四）基层管理服务体制不理顺。从利津县目前情况看，乡镇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指导、服务、协调关系不理顺，没有明确分管领导和职能机构，部分乡镇按蔬菜、畜牧、水产、林果等产业类型多口管理，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统一、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难度大，工作效果差。
（五）扶持力度小。一是财政支持少。作为财政相对薄弱的县无法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合作社，因此，财政支持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并没能起到明显的作用。二是金融扶持难以落实。金融支持在合作社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也是合作社发展最为需要的支持。《合作法》虽然规定了要加强对合作社进行金融贷款扶持，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加上合作社经营具有“低收入、低保障和高风险”的特点，绝大多数银行都不愿意接合作社的业务，合作社要贷款，只能以理事长或带头人个人的名义得到小额抵押贷款，且利率高、期限短，对贷款的个人来说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这种状况严重挫伤了合作社发展的积极性。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教育引导，加快发展。现在很多农民不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更看不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社员带来的好处。论文参考。虽然现在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但却不知道通过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方式进行解决。因此，我们要加大教育和引导力度，把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来抓，认真学习借鉴外地经验，采取龙头企业带动、农村能人带动、农村干部带动等多种措施，按照合作社法的要求在棉花、蔬菜、畜牧、水产、林果五大产业中规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二）规范管理，典型带动。一是依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借鉴外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功管理经验，尽快出台利津县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性文件，抓好规范管理，让合作社真正发挥作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二是各乡镇及有关部门抓好典型示范带动。当前利津县几个起步较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初具规模，要重点培育、重点扶持，发挥其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示范引导作用。
（三）强化组织领导，形成推动合力。县政府、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乡镇要理顺工作关系，明确责任领导和职能机构，尽快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辅导员队伍，拓宽服务领域，完善其服务功能。工商行政管理要做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发照工作。逐步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档案管理制度，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快速发展。
（四）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切实落实扶持措施。一是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资金在支农资金中的比重，财政部门在财力上要重点倾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充分发挥整合支农资金作用，逐步将标准化示范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农业科技入户项目、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等财政支农项目，委托有条件的合作社实施。二是要树立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扶持农民的观念，大力扶持，搞好服务，营造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税收优惠，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支持，鼓励有关金融机构尽快制定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估体系；政府应专门设立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担保基金，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解决资金难题。
程世红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9
合作社改变农民弱态
时下，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正走俏乡村。近年来，山东省率先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专项扶持，探索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目前，全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超过2.5万个。
家庭经营的规模小、资金实力弱等问题，制约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因此，扩大农业生产和经营规模，实现农户与市场的连接，就成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当务之急。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具有独立市场地位的农民在有联合需求的情况下，自发组建的经济组织。通过专业合作社，农民可以集聚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做许多单家独户不能做的事，合作社成为农民生产经营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
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是冬暖式大棚种植的发祥地，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6万多公顷，也是农业产业化发展较早、成效较显著的地区之一。为了更好地进行蔬菜生产和经营，寿光人努力在农户和市场之间寻找最佳的途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出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农民提供信息、技术、销售、肥料、种子等方面的服务。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寿光市积极鼓励和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村种养大户、农业技术人员等牵头创办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抓好产中环节技术服务的同时，将服务领域向产前的种子种苗、信息提供和产后的加工、流通等领域拓展，使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的龙头，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如今，寿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经有130多个，辐射带动40％的行政村的10万农户。
寿光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建设中主要有涉农部门领办、基层组织创办、能人牵头、企业带动等组织类型，带头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从事生产经营。在这些农民合作社中，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的组织形式最为普遍。这类专业合作组织以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由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的农户或个体业主参加组建。专业合作社不改变农户的独立经营地位，以合同的方式将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和所需要的服务集聚起来，以规模化的方式进入市场，提高了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抗风险的能力。
农民种田不再难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产品的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目的是通过农业生产各参与方的合作，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产业的一体化经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引导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寿光市稻田镇崔岭东村的菜农郭迎新种大棚已经14年了。如今，打一个电话，就有技术人员到大棚为蔬菜“看病”，还能预约蔬菜的收购时间。这些都是他以前想都没想到过的。这一切得益于寿光市近年来纷纷涌现出的农村合作社的帮助。龙头企业牵头成立了农村专业合作社，大大提高了农民种植的组织化程度，在农民与广袤的市场之间搭建了一座座致富桥梁。
2007年，郭迎新加入了寿光市田苑果菜生产有限公司成立的燎原蔬菜专业生产合作社。“加入合作社后比以前省心了很多，收入也有了提高。”郭迎新说，首先种子、肥料、农药都由合作社提供，种子一般比较高产、耐病虫害，肥料也都是有机肥，只要严格按标准来，不会有残留问题。同时合作社还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免费提供技术指导，碰上什么病虫害，都可以找技术员。自己要做的，就是照看好大棚，按标准种菜就行。
而在此之前，郭迎新没有如此的轻松。尽管村里人都种同一种蔬菜，形成一定的规模，收菜者乐意往村里来，价格相对合理。但是遇到病虫害和技术难题时心里很发怵，不知道该怎么办，处理不好，几千元的投资，可能一下全没了。
更为重要的是，加入合作社让菜农有了安全感和更高的收益。“合作社都是按比市场要高20％的价格来收购，收入也比原来高很多。到了年底，合作社还会按照我们一年的交易量，返回一定的红利。仅这一项，我每年就比原来多收入6000多元。”
农企抱团打天下
合作社建立后，大大提高了农民种植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首先是蔬菜的质量安全有了保证。原来蔬菜检测主要是由政府来把关，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实施，不但成本高，难度大，而且效果有限。现在企业要树立品牌、占领市场就必须保证自己产品的质量，因此合作社对农民的生产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要求农民严格按要求生产。菜农首先要与合作社签订协议，然后严格按照无公害、绿色食品蔬菜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种植。在公司收菜时，他们会派技术检测人员抽查，如果达不到标准，蔬菜就会被退回来。
其次原来很难执行的问题通过合作社得到有效的解决，比如农业贷款问题。以前银行在对农民放贷时，要了解每个农民的信息，成本很高，操作难度大。现在与合作社合作后，就变成银行、合作社、农户三家的合作，银行可以更好地了解农户信息，规避放贷风险，办贷时间也大大缩短。
稻田镇西刘营村的刘全义种了十几年蔬菜大棚，近几年他遇到了不少的苦恼：种菜时买啥啥贵，卖菜时卖啥啥便宜，一家一户的经营越来越难，直到他把自己的大棚“托管”给寿光燎原果菜生产合作社。
菜农们形象地称这种把土地交于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经营权流转形式是“托管”：土地就像自己的孩子，自己没有时间照顾，“托管”给别人帮着照顾。加入了合作社，经商的村民放心地出去了，不能外出务工的剩余劳动力则在庄园里当上了农业工人，人均年工资超过1万元。“托管的感觉真好。”刘全义笑得非常开心。他说，“托管”后的一切事情都交给合作社了，自己一切按程序做，工作简单、轻松了，每个大棚的收入却比原来多出四五千元。
不仅仅燎原合作社，还有世纪三元、洛城农发、东方圣园、七彩庄园等，寿光的130多家专业合作组织、38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的500多处农业园区，把80%以上的菜农、4万多公顷的土地纳入到了产业化经营体系中来。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标志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地位的确立。在寿光，各类农民合作社也进入了合法注册经营的新阶段，它们外接着市场，内连着农户，在推动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起航远行。
tenthousandFarmersof
ShouguangJoinedinCooperativeorganizations
nowadays,farmerspecialtycooperativeorganizationshavebecomepopularintheruralareasofChina.inrecentyears,farmerspecialtycooperativeorganizationshavebeenespeciallysupportedbyShandongprovince.anindustrymanagementmodelof“Company+Cooperativeorganization+Farmers”hasbeenformed.atpresent,thefarmerspecialtycooperativeorganizationsinShandongnumbermorethan25,000.
inordertoincreasetheincomeofthefarmers,ShouguangCityhasactivelyencouragedandguidedtheleadingenterprises,bigspecializedhouseholds,andagriculturaltechnicianstocreatevariousspecialassociationsandspecialruralspecialtycooperativeorganizations.nowadays,therearemorethan130farmerspecialtycooperativeorganizationsinShouguangand100,000farmershavejoinedthem.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篇10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因素意愿影响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服务农民为主要目标，为这些参与到合作社当中的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的购买的渠道，为这些社员提供较好的农产品培育方式方法，并为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等有提供用的信息的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同类农产品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的生产者以及负责人，在自愿、自制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一种经济合作组织。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业经济的推动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面对和服务的主体是农民，所以农民是否有意愿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当中以及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是否强烈则直接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足发展。
一、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影响其参与意愿
有关调查显示，当向农民们提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时，大多数农民听说过这个组织，而少数农民从未听过这个名称。当问及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时，只有极少数农民能够有明确的答复，剩余的绝大多数农民都表示说不清楚或不太明白。鉴于此，绝大多数农民可以说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了解，有些农民可能只是听说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组织存在，但在谈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基本特征、成立的条件、设立的程序、遵循的原则、以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等等时，都会感觉到很陌生。
绝大多数的人在面对另类的新事物或者是不了解的事物时所采取的态度都是不积极、不主动，甚至是抵触的。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及成果时，才会出现较多关注者和参与者。在我国，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60%，而且绝大大多数农民所采取的经营方案为传统的家庭承包制。农民们在面对新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的经济组织认知程度不高，进而导致他们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态度不积极、不主动，这样则大大的影响了农民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
二、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方面的疑问影响其参与意愿
农民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方面比较关心的是：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为如何；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领导者如何确立产生；第三、他们如果参与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否具有发言权；第四、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公开透明等问题。农民们心目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是一个集“民主、自治、自愿”于一身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他们对现实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能不能兑现实行“民主、自治、自愿”的制度及原则存在这一定的疑问。他们对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否体现自我价值以及地位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他们担心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说不上话，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始终搁置不予采纳，无法将自己的切身利益抓在手中。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想化是要实现社员“一人一票”，但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治理时却难以实现，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合作社治理模式相背离。这可能是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发面有疑问的因素。如此以往，在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方面的疑问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
三、农民对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否带来期望的经济效益存在疑问
农民群体是一个十分务实的群体，每赚到的一分钱都是由他们的辛苦换来的。所以，要他们从传统的家庭承包制的经济模式转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同类农产品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的生产者以及负责人，在自愿、自制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一种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模式。农民们首要考虑的是：第一，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好处；第二，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为他们创造多少效益；第三，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能比他们继续从事传统的家庭承包制的小农经济多赚到多少钱。
如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务制度还不健全，也并不明晰。农民们能从中得到的有效信息并不完整。农民是最务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所赚到的属于自己的利润不流失，能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赚到的利润达到最大化。但是，农民又处在是否应该相信通过加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带来他们预期的经济效益的矛盾中。这种矛盾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农民对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
综上所述，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对农业经济的推动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方面的疑问、农民对当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当中，能否带来期望的经济效益等几点原因，却直接影响了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直接影响着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度，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我国农业经济的推动和发展。所以，应当把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视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才能使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良好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戴思锐.制度创新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J].农业技术经济，1995（6）.
[2]冯开文.合作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经济组织—从合作理论变迁角度所做的初步分析[J].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0（1）.
[3]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7）.
[4]潘劲.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趋势[J].理论研究，1996（4）.
[5]徐旭初，吴彬.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省52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5）.
[6]苑鹏.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1（6）.
[7]张晓山，苑鹏.合作社基本原则及有关问题的比较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1（6）.
[8]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J].管理世界，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