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1
之后多年，社会所理解的“农民工”大致上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打工、经商以及从事其他服务行业为主的一类人群。
一、“农民工"称谓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的出现源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逐步转移并从事工业、服务业生产的过程。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快，以先进的工业、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为依托，“农民工”会逐步稳定到城镇和农村，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当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体，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区域差距逐步消失，我国农民工问题将逐步得以解决，“农民工”也终将融入城乡，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出现了关于“农民工”称谓欠妥的看法，并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第一，“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存在局限性。“农民工”的概念是一种通俗的称谓，但这一概念在表述上具有不确切性，在分类上具有不准确性，在范围上具有模糊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农民工”已经由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并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显然，这一称谓已不适合于他们。对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虽然生在农村，但从大中专学校毕业后，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远离农业生产。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父母是“农民工”，户籍在农村，但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与“农村”、“农业”的关系更加疏远，“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更是名不副实。
第二，“农民工”概念在特定背景和条件下的表述有“歧视性”。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堪忧。另外，由于历史时代的原因，“农民工”一词还与“文化水平低、素质差、弱势群体”等固有印象紧密相连。
鉴于“农民工”称谓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用“新兴产业工人”的提法代替“农民工”。第一，从历史角度来看，不同的时代，均有大量的农民走向城市从事工业生产，从而演变成为产业工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工人大多数都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改革开放更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融入了城市，跳出了“三农”圈子。因此，“新兴产业工人”的名称比较符合他们的实际身份。
第二，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劳动大军，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建设者，从事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新兴产业工人”的名称既能体现“现状”，也能体现行业特征和职业特点，比较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第三，“农民工”是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特殊群体，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将逐步融合为“一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民工”将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第四，和谐社会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安逸、秩序井然的一种社会状态，保持稳定、促进和谐的关键是要减少贫困和不公，使公民依法享有公平的待遇和权利。农民工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城市已离不开农民工的劳动。但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同样职业的相同劳动，但待遇偏低；同样为中国公民，社会保障却缺失；同样为人父母，子女却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资源，还要忍受种种歧视和偏见。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举全社会之力，对农民工在政治上尊重，使他们在待遇上平等，文化上融合，为社会稳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战士”；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看，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用“新兴产业工人”的概念来表述更加彰显公平、正义以及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准确把握。
此外，笔者在研究和撰写此文过程中也注意到：“农民工”输人大省广东和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明确表示，“农民工”称谓本身带有歧视色彩，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党建》杂志社等联合举办的“农民工——新时期产业工人的生力军”青岛港经验高层研讨会上，把农民工称为“新时期产业工人”；河南中牟县称呼“农民工”为“新型合同工人”；社会上对“农民工”也有一些其他的称谓等。这说明党和国家以及地方、企业、专家学者、相关机构和组织从关爱农民工、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等角度，都在满怀热情、想方设法地寻找“农民工”的替代性称谓。
二、以“新兴产业工人”替代“农民工”称谓的意义
“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具有历史意义。第一，“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农民工群体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工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同步发展、进步，农民工群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工群体自身也在成长、壮大、分化，大部分转向“工业”和“服务业”。“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是时展变化和农民工群体发展变化的体现，标志着这一群体由“农”向“工”、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
第二，“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客观体现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特征和贡献。“新兴产业工人”这一概念，客观地体现了该群体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实际，以及为我国工业化作出和正在作出的贡献，体现了新时代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化既是该群体产生的基本历史背景，也是该群体为时代和社会作出的主要贡献。
第三，“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为该群体提供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称谓。一方面，肯定了农民工作为“工人”的基本属性，同时体现了该群体的成长性，说明该群体是还处于“成长发展”中的“新兴”群体；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群体的很多新特点、新情况和面临的新问题。
第四，“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凝聚力量。从历史的经验看，农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新兴产业工人”来自农民，转化为工人，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走向“一元”，建设我国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引擎，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宏伟大业的中坚力量。发展好、维护好、凝聚好这支生力军是“三个代表”的真实写照，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因此“新兴产业工人”是当之无愧的称谓。
“农民工”概念的扬弃具有现实意义。第一，“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让这一群体具有符合自己实际的称谓，体现了该群体的历史作用、时代贡献和光荣使命，对于激励这一群体进取向上、创造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是我国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兴产业工人”的概念准确地揭示了这一转变趋势，具有本质性、趋势性和导向性的特点，对于全社会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培养造就技能水平高、综合素质高的新兴产业工人队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农民工”的概念，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群体作为新生事物登上历史舞台后，能够反映其时主要特征的通俗化概念。“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对于深化研究这一特定群体的发展、变化及影响具有积极意义，对于研究该群体对工业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马克思在科学研究人的本质问题时，先后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自由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本质”，这三重思考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仍然具有颇多启示和激励。同为中国公民，“新兴产业工人”的称谓、培育及其发展更有望让我们这个社会缝补差距、营造和谐、体现尊严、促进发展。
三、对“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
对“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必然选择。
“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协调联动大力推进。第一，从政府层面来说，正确的政策导向很重要。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2010]11号)对农民工培训工作做了具体指导，提出了具体目标。“意见”指出，按照培养合格技能型劳动者的要求，逐步建立统一的农民工培训项目和资金统筹管理体制，使培训总量、培训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相适应。“意见”是今后做好“新兴产业工人”培育工作的重要指南。
第二，“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离不开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需要列入地方年度工作计划，安排专项资金、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实施，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监督。“新兴产业工人”的培育，需要政府对职业教育、对企业的培训培育工作提供具体的政策支持。如：企业开展“新兴产业工人”培训培育工作，政府可以按照企业规模和用工数量确定指标，对能够较好完成任务的企业进行奖励或税收减免等。另外，党和政府及相关组织应在就业、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户籍、荣誉评选、各界代表产生等方面给予“新兴产业工人”更多的关怀和支持，统筹兼顾逐步解决相关问题。
另外，建议针对各行业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全国统一的技能分级管理制度，进行技能培训鉴定，并建立相应的薪酬管理制度。鼓励“新兴产业工人”参加培训和考试。简化考试程序，突出实用性，为“新兴产业工人”在专业技能方面的不断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政府对于培育“新兴产业工人”所起到的是政策导向和制度建设作用，而企业是培育“新兴产业工人”的主要阵地，要以人为本，创新机制，着眼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培养造就高技能人才。着眼于加快自主创新、提速增效，在员工考核管理机制、薪酬管理制度等方面创造机会，完善制度，鼓励新兴产业工人提高技能水平，成长成才。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2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营效率；Dea；模糊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1-2700-04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由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在技术、信息、资金、购销、加工、贮运等环节开展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1]。截至2011年底，我国已经建立起10万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普遍存在运营效率低下的问题，并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目前众多理论界学者及实践工作人员从多个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研究，包括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认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模与服务内容、内部治理与制度建设、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政府职能与行为、立法等方面[2-12]。但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营效率的研究极少，仅有文献从影响其运营效率低下的原因角度做了定性分析[13]。本研究在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营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模糊Dea模型做定量研究，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同时对主管部门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营效率的评价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1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方法的提出
1.1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运营效率体现在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两个方面，内部效率体现在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的经济效益以及服务农民社员的效率；外部效率体现在服务农村社区的效益即促进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效率。在分析合作组织运营效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全面性、数据可操作性的原则，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营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表1）。
1.2模糊Dea方法的提出
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营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中，所涉及指标众多，总体来看，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确定性概念，另一类是不确定性概念。其中净利润（X1）、户均红利（X2）、上缴税金（X3）、成员总数（X4）、带动农户（X5）、固定资产（X6）、银行贷款（X7）、政府拨款（X8）、他人捐赠（X9）、年龄（X10）和受教育程度（X11）是确定性概念，数据可以精确获得；而产权结构（X12）、组织机构（X13）、财务管理（X14）、制度环境（X15）、政府定位（X16）和法律环境（X17）指标是不确定性概念，数据很难用精确数学语言来描述，只能以评委作为信息的来源，由评委对这些指标依据评价标准做出评价。
目前已有的Dea模型由于所涉及的指标体系是确定的，所涉及的投入产出数据也是确定的，所以目前的模型都是确定型的。对处理具有不确定性领域的决策问题，确定型的Dea模型就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就是在模糊环境下，为了某种目的对一事物做出综合决策的方法。但是单纯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法，也存在很多不足：一是权重的获得受到评委主观的影响很大，指标较多时，权重的确定很困难[14]；二是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仅从被评价单元自身角度进行评价，没有考虑到各评价单元的相关性。Dea方法可以弥补以上不足，Dea评价单元是不是有效是相对于其他所有决策单元而言的。特别是它把决策单元中各“输入”和“输出”的权重作为变量，通过对决策单元的实际原始数据进行计算而确定，排除了人为因素，具有很强的客观性。
基于以上分析，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营效率评价研究中，根据指标体系中包含确定性指标和不确定性指标的特点，将Dea方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进行结合，建立新的综合评价方法。
4结论
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营效率指标体系包括确定性指标和不确定性指标的特点，选取了模糊Dea方法评价不确定性指标，避免了模糊综合评价人为确定权重的缺点，同时利用Dea方法能够考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之间的相关性，对每个指标横向对比评价。最后再结合确定性指标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综合评价。该方法简单易行，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营效率评价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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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农联
当前，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是就“三农”谈“三农”，极少有学者在探析“三农”出路时论及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提出的关于中国农村改革“两个飞跃”的设想。同样，十六届五中全会虽然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通篇没有“两个飞跃”的字样。由此，可以定论“新农村”绝对“新”不到哪里去，必然会沦为过去所提的“三农”问题的翻版。不过唯一区别在于“三农”侧重指问题，是一个问题性概念，而“新农村”则是个目标性命题。
（一）“三农顽症”告诉我们什么
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解读上，笔者发现虽然参与解读的学者很多，但都是整齐划一的认识。极少有从“新农村”这个概念提出的背景中掘出“新意”来。就其原因来说，大概中央对“新农村”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以往“三农”改革的继续，本无新意，当然，也就嚼不出新味道。倘若真如此，恐怕“十一五”后，当我们在盘点五年来的成果时，“三农”处境不比现在更进一步恶化已是大幸。尽管凭心而论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可能在这五年中就所谓的“新农村”这个“宏伟目标”花了不少心血，但五年后的现实并不会为我们的“劳苦”而有所改善。这样没招“十二五”还得痛定思痛再抛出个“建设社会主义新新农村”的概念来，然后焦头烂额再五年。
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呼吁重新审视“三农”的根本矛盾和政策。早在五年前，当在武汉目睹了李昌平声泪俱下写给朱?基总理的“万言书”后，曾花了近两个多月时间到四川、湖北、新疆等省实地考察。在考察后，提出了系统的农村改革设想，即“农联”模式化的初步构想，同时预言如果中国的农村不迅速渐趋式向“农联”模式迈进，任何改革措施只会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政府陷入“三农”发展的泥潭只会越来越深。五年过去了，“三农”依旧是焦点，唯一变的是李昌平换成了吴春桃夫妇，而原来的李昌平也过上了甚是体面的生活。李昌平走了，吴春桃夫妇来了又去了，五年后又会是谁呢？“三农”问题为何成了“顽症”？根本原因何在？其实笔者之一在《经济学消息报》（总第672期）中已就此问题作过专题论述，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核心不在农民问题，而在农村问题，也即农村的长远发展问题，而不是我们“年年提、月月提、日日提”的“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本质问题把握上的偏差。如果不针对主要矛盾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解决去改去革，而仅仅“为增加收入而改革”那么再动听的宏伟大计也必然无济于事。
（二）权威专家对“新农村”运动的解读
如今，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命题，这无疑是一个实质性解决“三农”问题的良好契机。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实现“第二个飞跃”已提上议事日程，关键得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新农村”。
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解读，怎样才是正解呢？应该说来，最能代表学界、政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权威解读的无疑是林毅夫、张红宇、丁力等学界和政界名流在《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专题中的系列阐释。从文中对嘉宾的介绍可知，林毅夫是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红宇以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丁力以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参与了“新农村”的解读。应该说来凭资历和阅历这三位对“三农”都是极具话语权的，他们对“新农村”或“三农”的理解无疑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关于“新农村”的形成背景林毅夫教授从“三农”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提出“新农村”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以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现实要求。张红宇和丁力二位则从农村的发展要求来阐释“新农村”的意义。就如何实现和建设“新农村”，林毅夫认为，“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的，最持续的就是必须减少农民，将农村里大量劳动力转移出来”。但笔者认为，减少农民是必然的，而最关键的是如何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不是泛化概念下的“农民”。当然这不仅仅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需要，更是农村社会长远发展的必然。在就如何构建新农村这个问题时林毅夫认为，政府应当增加对农村基础建设项目的投入，认为这是“把钱用到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因为这样建设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张红宇的认识也如出一辙，认为要启动农村市场核心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并指出提高农民收入的两条道路：“一是农业内部收入，二是非农业收入，要求政策上要多予少取。比如，拓展补贴范围和增加新的补贴等”。丁力认为，新农村下农民要转变为新型农民，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都得有新的转变。颇有新意的是，丁力指出建设新农村实际上是农村“就地城市化”。丁力的认识无疑已经接近基于“两个飞跃”设想下新农村的真正内涵。尽管三位“三农”专家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但从总体上看“三位”专家对新农村的把握，更多地仍着眼于现实中“三农”问题的解决，对“新农村运动”的认识仍然还停留在“三农”改革的修补之上，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和重大突破。但却能代表了当前相当多政学界人士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观点。由此可见，正如笔者所担心的，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没有着眼于邓小平“两个飞跃”的设想。
（三）“新农村”的意义应该何在
笔者认为：“新农村”必须实施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才能谓之“新”，应该是对以往“三农”改革的重新审视和再定位而不是当前“三农”改革的继续。“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应该是一场农村的革命，一场基于邓小平所提出的“两个飞跃”设想的革命式改革。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新农村运动”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才能切中“三农顽症”的要害。否则，任何意义上的“新农村”都将是以往“三农”提法的继续，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则会沦为“表决心”的漂亮口号，从而失去任何实质性意义。
在改革中，无论政界还是学界似乎都存在一种心理偏好，即总喜欢将一项政策措施的意义夸大，并将其与历史上某次重大的变革作“战略意义”上的等量齐观。比如，不少学者将“费税改革”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可实际上“费税改革”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作用极为有限，即便全部免除农业税并不断地再给农民补助，它的作用也仅仅只能停留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上。要不“费税改革”已经被“深化”了这么多次，“三农”问题却反而越来越突出了呢？故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么简单。“三农”的结症在于长期以来“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当前最广大的农村仍然无法摆脱“个体家户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这样的“小生产”是无法应对越来越开放有序的“大市场”的。如果不走真正?“产销一体化”并尽快实现专业化大生产，那么“农户经济”必然会走向没落，“费税改革”是挽救不了“小农经济”的。
如前文分析，当前对“新农村”的解读文献中除了一些套话和官话外，大多没有深入到“新农村”的实质，认识的层次不深。目前看来“新农村”的提出仅仅是基于当前“三农”问题的日益尖锐，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再度重视而已。其意义顶多只能同在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后提出“西部大开发”，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深陷发展的泥潭后提出“振兴东北”一样。所以在“三农”问题处境日益恶化后提出“新农村”，在逻辑上是不难理解的。这样的解读中“新农村运动”只能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国家的宏观战略调整相并列。当然，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的解读绝对是不够的。
按照笔者的理解，如果真要纳入“三次重大变革”?比较的话，那么土地革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无疑是两次重大变革，第三次重大变革是什么呢？这就是邓小平“两次飞跃”所设想的第二次飞跃，即“集体经济”。当然，这里的“集体经济”绝不应该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施以前的那个“集体经济”，而是具有现代公司制特征的有广泛农民参与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产销一体化”组织，也就是后文所提出的“农联”。此次十六大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没有提到“两个飞跃”的思想，但仍可视为实现“第二次飞跃”的一个重要契机。如果新农村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第二次飞跃”的话，无疑“十一五”就是“第三次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四）如何将“两个飞跃”的设想融入“新农村运动”
1990年邓小平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需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重要论断是其农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要解决历史积累的“三农”问题，不可能再拘泥目前这种常规办法，小搞小闹，否则是难以实现“第二次飞跃”！必须施以大手笔、出手非凡，才能振奋人心，才能彻底改变农村发展的旧观念，才能尽快改善“三农”形势和城乡关系，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为此探寻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有新的纬度：
第一，把发展农村和农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问题可以通过民工输出等多种方式来解决，但农村问题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没有农业生产力的真正提高一切改革都将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一个具体要求就是要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具有规模经济的大生产。这是我们“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那种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众多、人均耕地少，没有必要实现农业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化的大生产是极端错误的。这种认识只会把农村引向死胡同。
第二，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办事，而不是一味的帮扶。市场原则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尊重市场主体的自，还农民自己决定如何发展自己的权利，让农民自主自愿自发走向专业合作组织。要强调合理引导下的农民自治和自由组织，不能靠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实行生产和销售的联合。再就是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包括市场主体即农民地位身份的平等和产品、服务交换的平等。为此要彻底废除“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户籍制度，还农民国民待遇，同时实现农业产品的商品化避免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现象，实行等价交换。
第三，必须坚持走集体化、公司制的道路。走集体化的道路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经济以及有效解决农村中“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必由之路；而公司制的组织方式是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管理的保证也是建立现代化农村的必然要求。让农民自主自愿组织成立农村联合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农联”）使之成为在性质和职能上区别于当前乡镇企业、中介组织、农业协会以及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的农村集体组织。农民可以通过土地、资产、技术、资金、劳动力以及农产品等入股“农联”，成为“农联”股东或固定员工并享受获利分红的权利。需要强调一点：“农联”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的生产型经济实体，是联系分散农户、逐步实现土地集中、生产环节的统一生产经营以及流通环节的一体化管理等职能于一身的集体组织。
第四，必须以积极而稳妥的土地政策制度创新为依托。这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新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着。没有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就不会有农业产业化，更不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也就不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而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关键在于土地流转的真正实现。为此要在家庭联产责任制下在保证农户原始承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转和集中方式。让农户拥有完全的租赁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使土地不仅仅成为“温饱”的保障，更要成为农民长期收益的保障。由于我国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在土地流转中要强调确保土地给农民带来长期收益权，要积极探索实践用土地买社会保险，以土地作资产入股分红、拿土地使用权换工作岗位等方式来保证农民的长期利益，避免简单的一次性现金补偿。
第五，充分发挥外部力量的引导、规范和约束作用。农业要实现产业化、农村要城市化、农民要变为市民、小生产要变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在当前必须要强调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新型模式的必然要求。鉴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教训新型的农村改革与发展模式（也即“农联”模式）下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尤其是乡一级政府的行政职能要淡化，或考虑取消部分地方乡政府的行政设置，只设立区县政府各职能部门在乡的驻点或办事处，并且要突出强调其科技服务和经济引导的功能，充分发挥规范市场、维护农民权益的作用。另外要多途径、多渠道地实现农联与城市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其它经济实体的业务合作，共同融入乡村城市化建设，实现各经济实体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相互合作、彼此服务，从而全面繁荣农村经济，达到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效果和目的。
实现“两个飞跃”的构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即坚持走“农联”模式化的改革道路无疑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农村的理论探索。它的目的在于长远着手通过解决农村中“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为此，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农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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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新华等·城镇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初探—以佛山市为例[j]·南方农村，2004，（3）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4
当当前，中国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刻，也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然而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市场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不足、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增滞长等等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困扰着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而在农业产业链中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涉农企业，对于破解这些困局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家在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农业食品价值链相关领域具有领先地位的全球性企业，杜邦于2011年6月在中国加入了“金蜜蜂2020社会责任倡议”，牵头发起了“农业项目”，矢志将促成跨界合作、推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这一中长期项目的追求目标。
为了深入推动涉农各界的关注与合作，全面探讨如何通过中国农业建设中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环境价值的最大化，2012年6月5日的农历芒种日，杜邦中国联合本刊《中国农业价值链发展白皮书》之后，又召开了“共同行动提升中国农业综合价值”分论坛，邀请相关专家及企业代表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而这些交集着希望与畅想的文字、思想与言论，成为了当日第六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的最大亮点之一。
“农业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所谓农业价值链，是涉农企业、农户、农业协会、金融机构、政府、消费者以及其他农业利益相关方，通过农业研发、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消费等环节活动的参与，共同创造经济价值、环境价值与社会价值三重综合价值的过程。
对于《中国农业价值链发展白皮书》提出的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理念，出席论坛的众涉农企业以及专家对其中的三重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表示了肯定。
“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介绍道，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来农业的多功能性的问题，明确地指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促进农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他认为，此次论坛突出农业价值链的概念，让农业的所有的相关者都参与进来，并且将从整个农业生产一直到消费的全部过程联系起来，强调此过程中的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责任来实现农业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意义重大。
“农业始终是发展的基础。”北京洛可可国际创意农业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马达飞说，“我们的社会无论怎么样发展，农业始终是基础，有了农业的支点，我们才可能进行社会化的分工，才可能有工业和信息产业的革命。以往我们对农业关注得太少，而且对农业的界定范围也比较窄，这样一个白皮书的倡议，非常及时。”
“《农业价值链发展白皮书》可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画面，当你想解决某些农业问题的时候从哪几个方面，哪几个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利华中国战略沟通总监吴亮说，“探索农业的社会价值可以真正使得每一个人，不管是学者、专家、企业家，还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消费者都能够知道自己跟农业息息相关。”每次一说到农业，人们概念中认为，这些都是农村的问题或者是农民的问题。在吴亮看来，其实农业跟每个消费者都是相关的，人们所用食品都是来自于土地。每一个消费者都应该热爱农业、热爱食品、热爱我们的土地，否则大家就会觉得食品安全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
企业主导提升农业综合价值的实践
“单纯提出这个价值的概念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个价值的概念通过大企业来影响整个社会，通过企业来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政府决策层，自然也包括消费者也行动起来，同心合力发展中国农业。”著名农业经济和农产品市场问题专家胡定寰认为，行动将比白皮书更为重要。
事实上，在开展“农业产业链发展”项目中，杜邦对这一承诺不遗余力：不仅着力于提供更前瞻、安全、高效而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农业科研技术和产品服务，也通过开展农业生产培训、建设农村信息服务站、设立农业专业奖学金等举措激发中国农业的生命力。
“让我们携手，依据‘白皮书’所探索的路径，开展切实合作，为中国的农业食品价值链增添价值；让我们用行动感染更多同业的参与，集聚智慧，创造大价值，为民众撑起食物保障的天”，对杜邦在会上的这一倡议，来自中化化肥公司、联合利华中国、北京洛可可国际创意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的代表，处在农业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分享了各自在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践。
专注于有种子、农药、化肥、农业投入品业务的中化化肥着重于农技推广，以帮助农民减少劳动负荷，提高产量收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5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角色适应；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2）20-0320-02
1相关概念界定
1.1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变为城市人口和城市社区不断扩大或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并伴随着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其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包括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素质、行为方式等向现代化的转变。
1.2失地农民
所谓失地农民是指那些原来在国家或集体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但由于国家公共事业建设或商业开发需要而使其失去了原本拥有的对土地的使用权，从而导致其身份、职业发生变化的人[1-2]。
1.3角色和角色适应
1.3.1角色。20世纪20年代，米德首先将“角色”这一术语引入社会心理学。在他看来角色就是在社会或某一群体中处于一定地位并按照相应行为模式行为的一类人。该文认为角色是指与人们所占据的一定社会地位和所拥有的身份相符合的一整套心理机制、思想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模式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中包含着3个相互联系的成分，即角色心理、角色观念和角色行为。其中角色心理和角色观念是角色行为的基础。
1.3.2角色适应。一些论文涉及了“角色适应”这一概念，但都没有给出明确界定。该文认为角色适应是指由于环境改变，社会期望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发生变化，个体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心理、观念和行为，使之与角色规范相符合的过程。根据上文角色概念的界定，相应的角色适应也应包括角色心理适应、角色观念适应和角色行为适应3个部分。
2失地农民角色适应中存在的问题
2.1角色心理适应中存在的问题
失地农民角色适应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身份认同危机。参考相关文献和实地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中相当部分的人仍然将自己定位在农民这一身份上，接近一半的人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同自己是城市身份。在实地访谈中也常常听到他们发出自己“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的感慨，由此可见，就失地农民的自身定位来看，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模糊的，存在着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二是心理感知不适。失地农民转变为城镇社区新居民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心理不适应，有些失地农民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这种心理感知不适主要表现为安全感缺失、生存有危机感、工作有挫折感、有被歧视感、心理失落、孤独、内心的不安宁等。
2.2角色观念适应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失地农民在农村的生活散漫无序，没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做事经常跟随自己的心情和节奏，时间观念不强，与城市生活时间观念强、讲究守时、看重时间的价值观念不相适应，所以当他们失去土地开始城市生活尤其参加工作以后，时间观念不强的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二是权利观念模糊。失地农民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应当如何行使权利。当自身权利被侵害后则无可奈何，或者对权利持无所谓态度，说放弃就放弃，更难产生进一步扩大自己权利范围的要求。同时，失地农民也不知道他人享有什么权利，自己应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权利。在相互交往共同生活中常常有意或无意的侵犯他人的权利，漠视权利的心态普遍存在。三是参与观念出现偏差。总体上说，失地农民的参与意识在逐渐增强，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不过现阶段失地农民政治参与观念依据的是个人利益和乡村习俗，在政治活动中经常出现贿选和以家族为中心拉帮结派的现象，这与现代社会的参与观念相去甚远。四是法制观念淡薄。失地农民法律知识贫乏，遇到诸如拖欠克扣工资、乱收费等损害其合法权益的现象时，往往采取极端手段，缺乏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大部分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不能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2.3角色行为适应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休闲方式贫乏且落后。失地农民的休闲方式以个体性的、家庭性的自由娱乐活动为主，主要内容是相互串门、聊天、打麻将等方式，交往的圈子也基本上仍是原来的邻居和同村村民。他们参加公众性的、社区性的公共娱乐活动的人数比例明显低于现代社会要求。二是生活方式不科学、不文明。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文明、不卫生、不科学的陈规陋习在社区中随处可见。如人们在社区内乱丢垃圾、践踏草地、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甚至说脏话）、生活没有规律、习惯把小区内的道路当作自己家的晒场和后院，在上面堆放杂物、晒东西，甚至搭建违章建筑等。三是交往过于内倾化和感情化。主要表现在与同为失地农民的原同村人交往，很少与城市居民交往。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内容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感情方面的交往，即使是在经济交往中也带有浓重的重义轻利倾向。四是就业不充分、层次低且缺乏稳定性。失地农民就业不充分表现在未就业比例比城镇居民要高。就业方式以建筑业工人、个体经营、运输、搞装潢、小商小贩为主。这些职业绝大多数是从事脏、累、苦、险和低收入的工作以及城里人不愿干而退出的工作，以非正规就业为主，工资水平低。个体经营、跑运输等职业经营风险大，收入也极不稳定[3-4]。
3解决失地农民角色适应问题的对策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6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占整个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的大部分，他们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后备劳动力资源。
1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和特点
①概念内涵。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30岁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超过1亿人，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有许多积极的变化，如文化程度总体较高，有较远的人生职业规划等，但也存在技能和经验较少、就业质量较低、公共服务可及性差等问题。
②新生代农民工特点。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了较多的受教育机会。因此，他们往往具备比父辈更高的文化水平，大多具备初中以上学历，部分农民工还获得了高中生或者中专生学历。生活需求多样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了教育，他们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大多了解和使用，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也会注重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城市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潜在的发展机遇以及方便的上网条件也吸引着他们，另外，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www.133229.com
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①工作技能和职业教育水平。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来说，具备了年龄和学习能力的优势，但是他们较低层次的工作技能和职业教育水平依然会在他们职业发展的早期产生影响。由于缺乏专而精的技术本领，在面临城市劳动力市场选择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只能被动接受一些简单而重复性的工作。
②农民工家庭环境和工作文化。我国八十年来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独生子，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必须要由他们来赡养，承担着养老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大部分人已经或即将面临子女教育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
③现行的户籍制度。我国现存的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作者简介：锡福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自己的努力在城市里买房过城里人生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只能人在城市工作，而户籍在农村。
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尽管我国颁布了新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这些都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带来了后顾之忧。
3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对策
①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是推动他们职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各地政府也应该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民工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专业化、多样化的职业培训，促进他们职业的发展。
②改革户籍制度，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政府应该加强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简化城市落户的办理程序，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的落户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使他们获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③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建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对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创新机制妥善解决。
④完善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完善的法律法规能给农民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带来法律保障，有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因此，我国应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形成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4 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其职业发展的好坏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国家未来的经济竞争力。文章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对策的探讨，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7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占整个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的大部分，他们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后备劳动力资源。
1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和特点
①概念内涵。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30岁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超过1亿人，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有许多积极的变化，如文化程度总体较高，有较远的人生职业规划等，但也存在技能和经验较少、就业质量较低、公共服务可及性差等问题。
②新生代农民工特点。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了较多的受教育机会。因此，他们往往具备比父辈更高的文化水平，大多具备初中以上学历，部分农民工还获得了高中生或者中专生学历。生活需求多样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了教育，他们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大多了解和使用，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也会注重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城市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潜在的发展机遇以及方便的上网条件也吸引着他们，另外，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
2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①工作技能和职业教育水平。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来说，具备了年龄和学习能力的优势，但是他们较低层次的工作技能和职业教育水平依然会在他们职业发展的早期产生影响。由于缺乏专而精的技术本领，在面临城市劳动力市场选择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只能被动接受一些简单而重复性的工作。
②农民工家庭环境和工作文化。我国八十年来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独生子，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必须要由他们来赡养，承担着养老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大部分人已经或即将面临子女教育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
③现行的户籍制度。我国现存的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作者简介：锡福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自己的努力在城市里买房过城里人生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只能人在城市工作，而户籍在农村。
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尽管我国颁布了新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这些都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带来了后顾之忧。
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对策
①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是推动他们职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各地政府也应该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民工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专业化、多样化的职业培训，促进他们职业的发展。
②改革户籍制度，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政府应该加强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简化城市落户的办理程序，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的落户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使他们获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③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建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对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创新机制妥善解决。
④完善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完善的法律法规能给农民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带来法律保障，有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因此，我国应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形成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8
【关键词】居家养老；养老保障；人口老龄化
1农村居家养老面临的问题
当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的空巢老人数量增幅正呈现上升趋势。各地农村对老年人的养老社会保障工作不断改善加强。条件好的一些村敬老院人员为老人提供了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借阅图书杂志、文娱活动等服务，敬老院、养老院内设有影音阅览室、室、健身房、图书阅览室、日间照料室，里边床铺、桌椅、空调、书报等一应俱全，等等。但是，全国各地农村养老事业发展很不平衡，传统的子女养老模式不断被弱化，而土地养老也受到了自然和经济的双重冲击，发展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1.1老年人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
由于居家养老在国内的起步时间比较晚，发展还不健全，且农村老年人文化知识普遍不高，所以很多老人对于居家养老的概念还是一知半解。对于在村内敬老院下设的养老服务站的性质很多不清楚，村中的老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老年人对未来未知的世界是恐惧的，他们的精神以及思想是孤单的，这时候儿女的照顾以及在情感上的安慰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购买居家服务人群局限性较大，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消费意愿较低，低支持率与低参与率导致的结果是居家养老的一些服务项口丧失了规模化效应，并逐渐萎缩等。
1.2传统的儿女养老模式衰微
在现阶段的居家养老服务中，老年人子女女也是服务提供者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为“养儿防老”，这种传统观念影响了很大一部分老人，古人说的“儿女多了累爹妈”就是对生育多子女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现实农村里很多老年人都有较多的子女，他们为儿女们操劳了一生，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晚年生活难以得到比较好的保障。虽然他们儿女多，但很大一部分老人和女儿都认为赡养的义务在儿子的身上。这一传统的养老观念直接导致了儿子生活负担的加重，同时也问接地影响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以及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
1.3农村养老服务硬件设备很不完善
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年人对物质文化的需求随之提高，养老机构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就成为养老服务中的迫切需要。服务的提高是建立在足够的资金支持上的。然而目前养老机构面临较大的人员和资金方面的限制，服务手段、服务质量有待提高。在设施设备等硬件条件上，村内的硬件和服务设施建设参差不齐，规模也都普遍较小，档次也比较低。
1.4缺乏农村养老服务的专业人员
由于农村的基层行和局限性，专职人员匮乏，居家养老服务队伍的整体水平有待于提高，现实中在村中居家养老服务中的人员大多数是本村内的下岗工人，而且已年龄较大的女无业人员和有偿服务者居多，农村尚未较好的普及义工的观念。主要的原因：一是养老服务站的规模、设施、管理等方面都还不健全。二是农村老年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严重，认为如果去接受养老服务站的服务就代表着自己家里孩子的不孝顺，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容易被村里其他人说闲话因此对自己子女的名声造成影响。
1.5农村养老服务的内容过分简单
需求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我国老年群体普遍的一个状态。物质条件的帮助和他人的照顾是他们需要的一个层面，晚年生活质量尤其是精神层面的需求是他们最为渴望的。他们渴望充分融入家庭与社会之中，能够与他人特别是子女有更多的交流，在老有所养的基础上能做到老有所为，进一步获得自我提升以及他人尊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亲属乃至社会常常忽略老年人这种多元化的需求。
2农村居家养老问题的成因分析
2.1老年人受传统思想影响深，转变困难
社会长期生活积累下来经验和教训形成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有着很深厚的基础。想改变这种思想观念需要较长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养儿防老、多子多孙多福气”一直是国人尤其是农村地区人们的主要养老观念，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抚养教育下一代，等自己年老的时候再由子孙赡养，这种胡回事的家庭养老方式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上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对比年轻人来说较为困难。
2.2养老观念差，法律意识淡薄
孝与养老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思想，而在当今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养老观念十分淡薄，老年人被当做“包袱”，使得自古“养儿防老”成为众多农民晚年生活的依赖和保证变成了空谈。很多人的观念中认为儿子需要赡养老人，而女儿则不需要。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都明确了老年人应得到的权益保障。有很多人法律常识不足，没有认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更有甚者只知向父母索取，成为“伸手族”和“啃老族”，却不尽“反哺”义务。
2.3资金不足，管理松散
居家养老服务本身不是一个专门盈利的服务体系，所以对民营资本没有很大吸引力。而且农村居家养老与城市不同，城市社区居家养老可以有较好的设施设备基础和良好的服务业为依托，而农村社会服务业只能另起炉灶，在农村运行居家养老服务成本要明显高于城市。在服务体系构建中，一些本应由企业和中介组织来完成的工作，仍由政府集体包办。其包办的结果是，政府既力不从心，又影响服务效果，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府部门资金有限，对于家庭养老方面重视不足，村内缺乏养老经费，使村内的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对于农村养老服务各自为政形成不了合力，也是监管一大难题。
2.4居家养老观念不成熟专业培训缺乏
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对居家养老的重要性的认识上来说，农村老年人对此认识严重不足。居家养老在我国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都处于起步阶段，居民参与度不高，也没有在社会上产生舆论支持。在农村老年人平均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未认识到居家养老其重要性和其产生的作用。传统的守旧观念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专业知识人手配备严重不足，对于服务人员上岗的的素质要求都普遍较低。
3解决农村居家养老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建立资金投入机制
在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基层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应承担主要职责。基层政府对农村养老服务产业最强有力的支持就是资金支持。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发挥等公益基金的作用，按规定安排一定的比例投入于老龄事业的建设。从税收减免、金融扶持、水电优惠、用工优待等方面给予一系列的支持和政策优惠。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专项资金，用于日常居家养老服务公益性项目的一次性开办补贴和日常运行补贴，以及用于评估、工作经、奖励方面费用。同时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对养老服务机构进行捐赠，对捐赠支持社会福利事业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宣传嘉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
3.2加强法制宣传工作，努力营造“敬老、爱老”氛围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基础就是“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传统文化以“孝道”为中华民族的关德。在一定意义上，孝是中国社会稳定、家庭和睦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重要文化特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应该继承传统孝道的合理性因素，建立新农村新孝道，为农村居家养老建立以孝文化为基础的道德支持。各基层政府在工作中要在全社会范围重点深入持久的对养老的法制宣传，对敬老、养老传统美德宣传，通过宣传努力提高全民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浓厚的敬老、养老氛围。
3.3建立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
首先，要建立一支相对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专职服务员队伍。根据工作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多样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实行专业职业资质和技术等级认证制度，从而不断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提供精神支持服务，给老人读报，耐心倾听，能与老年人进行谈心、交流。在心理疏导服务上，掌握老年人心理特点和基本沟通技巧，观察老年人的情绪变化，并通过心理干预手段调整老年人心理状态。其次，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务必要大力加强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组成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为居家养老事业做出贡献。最后，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和香港的“义工”制度，为学生和青年志愿者提供平台，进行制度性安排。
3.4加大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宣传力度
很多居民对于居家养老的概念都不是很了解，这就导致了居家养老服务在运行中的得到支持率比较，大大限制了居家养老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村委会在日常村务活动中，要加大对居家养老服务概念的宣传。主要的宣传方法可以是通过村中广播向村民介绍居家养老的主要概念和内涵；通过纸质印刷单页分派到居民家中让居民了解居家养老服务的服务内容；由于农村老年人居民普遍文化知识不够高，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普遍不高。所以村委会在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宣传的时候要注意尽量组织队伍以口述的方式讲解，另外使用文字要尽量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词句。
3.5以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指导，扩展居家养老服务范围
社会工作者在专业的理论知识支撑下，能够利用自身在社区的中间者的身份，向政府相关部门和农村居家养老管理者提供促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建议，并促使政策的完善和实施。例如为有特殊需求的老人提供个案服务，帮助案主解决情绪或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对于有共同需求的老年人，则可以采用小组工作方法进行统一服务，设计合适的方案，按照助人自助的原则，帮助村中的老年人自己克服困难。鼓励老人走出家人，主动参与社区活动，支持社区建设和发展。发展社区医疗保健服务，对于老年人常见的病症进行预防知识宣传和急救知识宣传。多开展老年文化学习娱乐活动，进一步丰富文体娱乐活动。举办文化汇演或文体休闲娱乐活动等，组织和鼓励老人积极参与其中，促进人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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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9
[关键词]地上权农地使用权地役权
用益物权，“系对他人所有物享有以使用收益为内容的他物权。”[1]用益物权制度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与所有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一起构成了传统物权制度的三大基石。传统民法上的用益物权制度主要包括地上权、永佃权和役权。传统制度的基本理念和体系构造对后世立法的影响颇为深远。在现在的中国，要在尊重用益物权的平等和独立、以构建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并存的二元结构体系为必需的外部环境、尊重传统、体现时代精神与实际需要、体现中国特色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下，构建完备的、合理的并符合中国实际的用益物权制度是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传统用益物权制度现代立法时的基本指导思想
（一）尊重用益物权的平等和独立是建立现代用益物权制度的应有理念
在传统民法中，我们一直生活在所有权高于一切的物权理念下，按照所有权派生其他物权的理论，所有权的地位毫无疑问的高于其他定限物权，所有权被认为是其他物权的母权，其他的物权不仅时间有限、内容优先、效力有限，而且首先是为了所有权的利益而存在。例如在用益物权体系中的地上权，为双方所约定，至于土地所有权而言，这也不过是实现土地收益的一种方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地上权人以一定的对价实现土地的权利。这种理解成为构筑所有权与地上权关系的指导思想，不难发现，被认为是他物权中最绝对的地上权，依然是在所有权的光环笼罩之下，从无平等关系之说。同时，之余所有权而言，用益物权更无独立性可言，存在的只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所有权并不能容纳和解释当今社会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一切，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具体实现并不一定需要以所有权为前提，那么，所有权就没有理由凌驾于其他物权之上。因此，物权平等与独立的原则，是最基本的物权价值取向，也是将传统用益物权制度加以现代立法改造的逻辑起点。
（二）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并存的二元结构是建立现代用益物权制度所必需的外部环境
现代社会的财产问题，集中表现为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两大范畴。财产归属问题的解决能促使财产利用的顺利进行，而财产利用又是创造和取得新增财产的主要途径之一，产生了新的财产归属问题。归属和利用对于社会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传统物权制度中已然存在着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普遍适用性和同一完备性的财产归属制度，但传统物权理论与体系中的财产利用内容零碎散乱，缺乏整体意识，没有形成统一的法理和原则，难以发挥其应尽之作用。财产利用关系性质不明、定位不清必然导致法律保护不力，从而难以保证财产利用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现代物权制度应涵盖独立的财产利用制度，使其与财产归属制度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二元结构体系。用益物权制度作为财产利用制度的一个支柱，再将传统加以现代化改造时也必然需要以财产归属与利用并存的二元结构体系的建立为其外部环境。
（三）“尊重传统，体现时代精神和实际需要，更要有中国特色”[2]
一国在其物权立法之初，必须根据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现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功能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尽可能详细的设计为其承认的物权类型，并至少就这些权利的基本内容做出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就我国的用益物权来看，它应着眼于物的使用价值，促进社会财富的充分利用，以此为价值尺度来衡量用益物权制度设计，是指体现时代精神与实际需要，在继承原有物权种类及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更具有现实特色。
二、传统用益物权制度现行立法时的名称选择
用益物权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合理性则具体表现为高度科学性、概括性、开放性和系统性，而科学性首先就体现在权利名称的规范上。
（一）土地使用权抑或是地上权
关于土地使用权和地上权的关系或选择，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观点一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和实践都采用了土地使用权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内容上不仅可以涵盖地上权，而且比地上权更具有灵活性，对使用人的保护更为充分，因此，不必单独规定地上权，可以沿用现行法上规定。观点二认为，土地使用权的概念本身是不明确的，因为使用中包括占有、使用和收益三项权能，过于宽泛，不宜采用。所以目前应以现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造林权为基础，创设统一的地上权制度。观点三认为，地上权和土地使用权各有其适用的范围，二者不可相互替代，规定了土地使用权，也应规定地上权。
从我国的立法现状来看，使用权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不仅包括物权意义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包括债权意义上的土地租赁权；不仅具有所有权权能层面上的使用权还存在他物权意义上的使用权。我国现存的使用权概念是一个融合传统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等用益物权部分功能的权利集合体，内容过于宽泛，也正是这种宽泛性使其失去了作为特定用益物权种类所必要的准确性以及与其他用益物权的区别性。
因此，应在现行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找出对土地使用权制度更为合理的替代。有学者主张采用“基地使用权”[3]的概念，整合把他人土地作为建筑物或附着物的基地来使用的权利，既足以表示其内涵，又能与其他性质的土地上的使用权相区别。在此，笔者接受通说，主张将现有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予以拆分，借鉴传统民法上的地上权制度来规范现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而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分离出去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与地上权制度并立的另一用益物权。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佃权、用益权、农地使用权或农用权
以农业为目的（如为种植、养殖、畜牧等）而长期排他性地使用集体所有或者国有土地的权利，目前统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以设定于集体土地上的承包经营权最为典型。目前，学者对这一概念的采用有很大争议。
有学者主张应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概念[4]，认为应该尊重中国的实践，并且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早以深入人心，没有必要使用其他概念来代替。但是也有学者反对继续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认为“承包经营”、“承包经营权”等概念虽然具有应然意义上的物权性质，但在中国实践中确是典型的债法概念的范畴，不利于维护承包人的利益，不利于保护土地资源，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流转，应用其他概念来替代。如“永佃权”、“用役权”、“农用权”或“农地使用权”等。＂以下分别介绍。
1.永佃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时期，指“支付租金、长期或永久地使用、收益他人的不动产的权利。”[5]在后来的日本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中都沿用了这一概念。在我国，为农业目的而使用他人土地的用益物权类似于传统民法上的永佃权，但仅仅是类似而已。首先，所有权性质不同。永佃权反映的是封建土地制度下的租赁关系，而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的，二者截然不同。其次，从永佃权的概念表述中可以看出这是是一项永久性的权利，而我国为农业目的而设定的土地用益物权尽管期限应当足够长（例如50年）但不必规定为永久性的权利。况且，永佃权概念在中国废弃已久，再次采用也不妥。
2.用益权。也有学者主张用“用益权”的概念替代“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认为“用益权是对物或权利不加变更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并且这一概念有据可查，早在罗马法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一概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中的用益权是一种人益权，客体仅限于不动产。并且，瑞士法和法国法上的用益权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如法国民法典上的规定：“用益权为对他人所有物，如自己所有，享有其使用和收益之权。”“用益权可以对各种动产或不动产设定”（第581条）“可以出租、出卖或无偿转让的”（第595条）可见这一概念的外延非常广阔内容也十分丰富。但在中国实践上，既无法国瑞士相同背景，且“用益物权”、“用益权”分属上下位概念，应用中极易混淆，故不宜采用。但是，又有学者主张将用益权制度加以引用和改造，并冠上“企业用益权”“自然资源用益权”等特定前称，用以规范我国现行的部分用益物权制度[6]，笔者觉得有点意思，值得思考。
3.农地使用权或农用权。有学者提出以此概念来整合土地经营权制度（如社科院草案）。笔者较为赞成此观点。“农用权”或是“农地使用权”的概念来代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蕴含着一个农业土地使用权利从债权性质向物权性质演进的过程，在权利形式上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地使用权演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进一步加速了这一演化的进程。”[7]为立法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三）地役权或是邻地利用权
地役权制度源于罗马法，近代各国民法都继受了罗马法的地役权概念，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的财产法中，地役权也是一项重要的不动产权益，其内容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所称地役权基本相同。我国现行立法（民法通则）中仅有“相邻关系”的规定，未承认地役权概念，但是，地役权是依当事人之间设定地役合同而发生，是于相邻关系之外一种更为广泛的权利义务的有偿调节，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土地，发挥土地效益，弥补相林关系的不足，在构建用益物权体系时应考虑到地役权独立而重要的地位。
但对这一制度名称的选择上学者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沿用“地役权”概念[8]，有的主张采用“邻地利用权”概念[9]，持后一观点的认为“地役权”中的“役”含有不得不被使用的意思，而“邻地利用权”中的“邻”既指邻接又指邻近，基本可以表达地役权的内涵，又能更好体现地役权认为自己土地的便利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意义，且更容易被实践所接受，所以，邻地使用权的概念应该被采用。但是，笔者对此观点不甚赞同，首先，地役权不以土地相毗邻为必要，这是各国立法和实践已达成一致了的，而邻地利用权中的“邻”最直观的解释即为毗邻，实践中可能引发争议，不符合物权立法应明确规范的宗旨。其次，地役权含积极地役权和消极地役权两种，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两种分别以作为和不作为为内容的地役权，而“邻地利用权”概念似乎只能涵盖积极地役权的内容，不能完全表达权利内容，故还是应该沿用传统民法之“地役权”概念再加以现代化改造更为稳妥。
三、传统用益物权制度现代立法时的内容设计
构建完备的、合理的并符合中国实际的用益物权制度首先要求在现代立法时对传统制度加以改造，现将基本内容设计介绍如下：
（一）地上权（含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在建构现代用益物权制度时，应结合中国实际，借鉴传统民法上的地上权制度来整合现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并冠以“地上权”的名称。这里所指的地上权，是以在他人土地上建造并所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这里仅要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造并使用建筑物或工作物的目的即可使用他人之土地，而并不要求以现有工作物为必要。所谓工作物，指建筑物、隧道、沟渠、桥梁、广告塔、纪念碑及地下铁等在地上或地下摄制的建筑物。于现行法对应，这里所指的地上权，即使指非农用集体土地之使用权和城镇够有土地使用权，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项重要的用益物权制度，地上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地上权为以他人土地为标的物而成立的物权。2.是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的物权。3.是基于上述目的而使用他人土地的定限物权。4.是使用他人土地的物权。地上权的设立，是创设用益物权的法律行为。在地上权设定之前，土地由其所有权人自为使用，或建立债的关系而由承租人或借用人使用。地上权创设后，即在所有人的土地上创设一种新的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力，据此权利，土地所有人将所有权中的所有权能和用益权能移转给地上权人，保留了处分权能；地上权人则取得了对土地的排他性权利。地上权可以在得以设定的土地上设立，不论土地形式表现为陆地或水面，也不论在地表或地表上下，因而，也可以以空间为标的物，设立“空间地上权”。地上权可以因行政划拨而设立、因合同而成立、因集体内部分配而设立、因出自而设立、也可以因法律直接规定而设立。地上权人可以行使的权利包括：对土地的使用权、基于地上权而成立的物上请求权、地上权的出租和使用借贷以及相邻关系只适用。同时，地上权人应向所有权人履行地租支付的义务。
（二）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是指“农业经营者在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长期使用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养殖或者畜牧等农业活动的权利。”[10]它是对传统民法中的永佃权的改革，用以规范现行法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地使用权的主体为一切农业经营者，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或国家所有但由集体经济组织长期使用的土地为客体，以在他人土地上为农业性质的耕作、养殖或畜牧的用益物权。农地使用权的农地，仅限于农用目的。农地使用权可以继承、出租、可限制分割，但是不得抵押、出卖或赠予。农地使用权可以因合同而设定也可以时效而去的。农地使用权人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出租权、发包权和物上请求权等。同时，农地使用权人应承担交付租金、按规定用途使用土地和维持地力的义务。但是这里的农地使用权不能等同于台湾民法上的农用权制度。在构建现代用益物权制度时，以“农地使用权”代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归物权的表现，要在农村率先建立农地使用权制度，要使广大农民对土地的利用关系法制化\合理化，稳定农业生产经营秩序和农村中的社会秩序。农地使用权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农民将获得更大的土地使用自主权利。
（三）地役权。地役权制度时为特定土地治利益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土地为不动产，具有不可移动的特性，在所有人使用自己的土地的过程中，常常存在为使用土地的方便与利益而不得不使用他人土地的情形。为提高土地的效用，减少纠纷，地役权制度的设定时有必要，这一点，无论是在古罗马时期还是在现代中国，都是真理。地役权制度作为现代用益物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具有以下特点：地役权人通常不是土地所有人，而是地上权人和农地使用权人。地役权为以限制供役地所有权为内容的他物权，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利之用为设定目的。地役权的内容不得违反强行性规定或公序良俗。立法上应对相邻关系和地役权分别规定，依物权公示原则，地役权之设定应以登记为对抗要件，即地役权以当事人之合意成立而生效，但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地役权可以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如直接设定或让雨，也可以因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而取得，如时效取得和继承取得。与地上权相同，在地役权中由于“空间”作为新兴客体，“空间地役权”也随之出现。空间地役权是指以他人土地指特定空间供自己土地或空间便利之用的权利。在构建现代用益物权制度时，应建立完善的地役权制度，使之与相邻关系相互补充从而最大限度地调节不动产利用之功能。
四、现行物权法草案以及专家建议稿之相关规定简析
（一）人民大学的物权法草案。这是以往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建议稿。在这份草案中，将用益物权规定在第三章，用七个小节分别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典权、空间利用权和特许物权。此草案沿用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概念。认为中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一整套政策法律制度，取消承包经营权概念，就等于完全取消这一制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悲观也过于保守，任何一项改革都有除旧立新之处，只要是能往好的方面发展，能更好实现制度设计的本来目的，就应该坚持改革，并且，将农村土地承包权予以制度上的整合，也并不是完全取消了这一制度，名称的变化并不足以导致彻底覆灭的后果。此外，此草案中将宅基地使用权单独规定，原因在于其认为宅基地的取得方式不同，权利内容不同，主体身份也有限制，所以应单独规定。
（二）社科院的物权法草案。这是以梁慧星为首主持制定的专家建议稿。在这个草案中，并没有明确使用“用益物权”的概念，而是以土地使用权概念作为基础概念，在依使用权的不同目的，分别在第三、四、五章规定了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和邻地利用权。基地使用权类似于传统民法上的地上权制度，农地使用权是对传统民法中的永佃权制度的改革，而邻地利用权是对传统地役权的取代。从整个法条的形式逻辑上来看，此草案最具有形式上的美感，并且在概念的设计和选用上力图追求语言风格的一致性，这是此草案的最大特点之一。
但是，笔者认为并无必要为了追求概念表达上的一致性而牺牲制度内容设计上的合理性，换言之，概念是为了内容而选用，首先应考虑内容设计的合理，其次才应该考虑概念的选用，当然，内容设计和概念选用二者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
（三）人大法工委的物权草案（2004年10月15日委员长会议审议稿）。在此草案中，将用益物权规定在第三编。在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分别规定了一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典权和居住权。应该说，从制度内容设计来看，此草案的规定已十分完备。在一稿中，选用的是“邻地利用权”的概念，二稿选择的是“地役权”，在概念的选用上更加合理也更加科学。此外在内容上，二稿增加了“典权”的内容，与一稿比较内容上似乎是完备了一些，这也反映了立法者的立法倾向。然而，二稿继续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似乎在此制度权利名称的选择上，采取的是和人民大学草案相同的保守的态度，笔者不甚赞同。
五、小结
总之，传统用益物权制度在现代立法时要尊重用益物权的平等和独立、以构建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并存的二元结构体系为必需的外部环境、尊重传统、体现时代精神与实际需要、体现中国特色。在名称的选择上应该符合科学性和明确性的要求，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盲目生造。内容的设计也应该合理并符合国情。几个物权法草案各有特色，笔者认为，对于传统的用益物权制度，现代立法时的内容设计如下：农地使用权制度（整合现行法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地上权制度（含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制度。
注释：
[1]陈小君：《论传统民法中的用益物权及其现实意义》，《法商研究》1995年第四期。
[2]杨立新：《漫议物权法的用益物权体系》，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年3月14日。
[3]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的起草》，《民商法学》2002年第2期。
[4]王利明：《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2005年5月10日。
[5]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商务印书馆2001年2月版，第414页。
[6]王利明主编：《物权法专题研究》（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702页。
[7]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04页。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篇10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社会工作本土化
引言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总之，从理念、过程、方法来看，梁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蕴涵着一种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王思斌，2001:57）按照王思斌教授的定义，我们可称之为本土性乡村社会工作。而这一点，目前学界并未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将其同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联系起来。
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有的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概念作比较，并对我国内地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做理想类型的划分，如王思斌教授将助人系统分为“民间系统”和“政府系统”（王思斌，2001:58）。从实践的角度，有些学者深切探论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重要性、具体途径和成功经验，如从社会工作教学基地的建设方面谈对西方社工精神移植中国本土的重要性（李洪涛，1996:23-24）；还有从上海市社会工作的实务为例，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的必然途径应注重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并以社会发展为主题（张昱，2004：8-12）。此外，也有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妇女自我概念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特别是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刘梦，2001：28）。但我们认为这些对本土化的讨论偏重于现状和展望，而没有很好的反思社会工作在我国独特的历史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确蕴涵着一套中国社会工作的助人模式，目前我们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时，反观这段历史对我们是极其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是重温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来谈它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启示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个人道德——社会和谐
梁漱溟所著的《东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乡村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该研究院设立的宗旨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解决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即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为此，他通过建立能够沟通调和中西文化的乡村组织，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新的道德风尚和规范，利用合作生产，相互救助，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梁漱溟先生清楚的认识到西方的理念与中国精神的不同，主张通过调和二者来构建新的团体理论。他说，“我们中国现在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团体组织，就是要往团体组织里去变；而求得团体组织之道，在中国是必须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恰巧现在西洋的团体组织之道也正在那里变：由‘权利观念’变为‘义务观念’，这样一来，便与我们相合了。”（梁漱溟，1989：665）可见梁漱溟的乡村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便有了传统的儒家理念和西方团体主义精神调和的味道。
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者虽认识到西方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源于新教伦理、费边主义和西方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我国20多年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鲜有学者明确提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应有的哲学基础，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模糊不清。以至于有学者断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多年，进展缓慢，现在看来，正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所谓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导致我们走了弯路。
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走了弯路是事实，不过本土化本身没有错，错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如哲学基础和理念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对本土化的理解不清。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指出，所谓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合后的社工理论、方法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我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个更基础的结合问题——西方社工理念同中国的本土理念的结合。大陆的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似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救助、矫治和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有哲学基础做支撑吗？如果没有解决理念问题，社会工作职业化在我国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功利化？换言之，没有适合本土社会的社会救助理念，一味注重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向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最后我们会不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社会工作本身被方法异化、社会工作者本身变得功利化。笔者之一曾在一次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上，听到一位学员谈他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看法，他的大意是如果是他的小孩，绝不会让他学社会工作专业，理由很简单，“父母平均花费5-6万元培养自己的孩子读这样的专业出来，去从事社区工作，工资报酬、社会地位那么低，岂不是浪费。”当时在座的闻者对他的说法多表示附和。可见，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我们这些从事第一线教学研究的社会工作者还未能明确，提专业化、职业化是不是太早了？或者说这样的专业化、职业化后的中国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工作吗？同时，对自发的民间救助团体也无法进行高度的整合。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确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其实梁漱溟先生在他展开乡村社会工作之前，也面临同我们一样的困境，不过梁先生明确了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工作的理念，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尝试着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理念要既高且明确——以发明和完善个人道德为始，调和西方理念和本土文化价值观念，用本土性的自身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完善与和谐。
启示二：发展基层社会工作组织，增强社会工作者的沟通能力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运动的起点放在农村，建立乡村自发救助系统，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贫困问题，进而向现代化迈进。他创造了一种以新文化为基础的团体组织，即“乡村组织”，乡村组织的具体办法是——村学乡学，亦即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即在村建立村学，在乡建立乡学，将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为一体。其“意在组织乡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规定其组织间的分际关系，而想养成一种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梁漱溟，1933：105-124）有学者认为：“梁漱溟希望的是通过学校中心废除政府这个农民的祸根，相反，通过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在作为教师而与农民相联系的乡建干部，政府就将与农民相联系。‘政府学校化’将反过来导致‘社会学校化’，这样就能将农村改造成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这种态度是设法打消农民对政府及公共事业那种传统的疑虑和敌视，而代之以农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传统的能动主义。通过村一级的参与民主，政治的力量将自地方有组织的民众，上达于与国家；而不再是发自上层庞大的官僚机构所分布的官方命令。”（艾恺，1996：254）
乡农学校的组织由四部分人构成，学众（全体乡民）、学长（监督训导）、学董（行政管理）、教员（乡学又有辅导员）（乡村社会工作者）。用梁先生的话来说，“这四部分人就是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这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还可以各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他，就是：学众即立法作用；学董即行政作用；学长即监督教训作用；教员即推动设计作用。”（梁漱溟，1989：697）
总而言之，他试图以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入农村，引导农民联合，实现乡村和农民自力。另外也需要经过训练，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乡村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和教化。由此可见，梁漱溟淡化了政府组织的介入，他的乡农学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似非政府组织。其中的教员和辅导员是新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多半是外来的人（不是本村或本乡的人），他们多半是在研究院受过训练或讲习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大的团体（乡村运动团体）分派出去负责使命作新的运动的。他们都负着帮助乡下人的使命，他们得到后方大团体的帮助——材料与方法的供给，然后再用以帮助乡下人。”（梁漱溟，1989：687）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联系到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社会工作的发展太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明显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基层社会工作组织没有发展起来，各社区委员会没有转变角色，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基层组织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主要以非政府组织（nGo）和非盈利组织（npo）的形式在发展，但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训练，理想主义精神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对独立的第三部门发展支持不足。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程度同西方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发展出有本土特色的非政府组织，也将是目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难点；同时，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误解也比较普遍，如“认为咨询员是法院的法官，可以申张正气，是街道的调解员可以在两边做说服工作。当得知我们是妇联学院办的机构，就将我们当作专为受气妇女撑腰、出气、打官司的娘家人。误解和过高的期望为工作带来了难度”（李洪涛，1996b:24）。这些问题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工作组织还能发挥出社会工作应有的功能。
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对团体的科学精神的强调，对乡村社会工作者理想主义精神的培养和专业训练，对我们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通过淡化政府对社会工作的介入行为，以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为起点（如大力进行社区建设和发展nGo），发动基层群体能动作用，使过去由自上而下政府引导福利发展转为自下而上的自我救助，这对市民社会发展程度不足，建设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昱以上海社会工作发展为例，指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社会事务放到社会中，希望社会自己解决一些自己的事务。……那么，在社会建设中，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体承接政府返回的社会事务？矫正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通过组建社会团体的方式承接由政府下放的社会事实。……这些思想和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往由政府直接管理这些事务，由政府直接为对象提供服务的行政模式，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张昱，2004：9-10）
启示三立足本土，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求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案和方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轴心是乡农学校和合作运动。他所建立的民间自我救助系统的核心是乡农学校，这种组织模式或曰具体方案是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他在山东菏泽中学的改革，正可以看成是整个社会改革方案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学校中，其“谋求的是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上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学校也强调小组——这种存在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的非组织性的相互影响”（艾恺，1996:153）。后来，梁漱溟认识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乡约精神过于强调个人道德素质，而相对缺乏社会责任感。同西方相比，中国缺乏的是团体生活，中国人没有纪律习惯，没有组织能力。因而他认为在借助传统的乡约时，要改变其中的义务观念，“这个义务观念与以前说的义务观念又不是同一点，以前所说的义务观念只是此人与彼人彼此个人间的（如父对子，子对父，君对臣，臣对君等）；而现在要有的是：个人对团体，团体对个人的义务观念”（梁漱溟，1989：664）。为此，他在具体的方案中加入培养社会成员组织观念和使其适应团体生活的内容。如“学生坚持写日记，记录感情、道德及学业上的情况，这个日记要交给班主任看，通过看日记，班主任了解了学生的内心生活，就有充分的准备给他们进行帮助。”（艾恺，1996:169）这些方法同西方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方法有相通之处。
在如何使公众成为团体的一分子，他提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对团体其他成员有关切心；其二是关心过问团体的公事不放松。其中的关切心，可以与现代社会工作中强调的同理心进行比较。“所谓‘关切心’，就是说，团体里面的每个份子，对于团体的事都要知道关切注意。”（梁漱溟，1989：679）。当然，关切心与同理心不是一个概念。同理心（empathy）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是做好社会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其行为与感受。可见关切心是同理心的前提条件，同理心是关切心在面对面的互动层面具体而微的体现。因而，我们在社会工作中强调同理心的伦理价值时，需要先注意对关切心的培养。
此外，梁先生还提出乡农学校不用无情义的方法，偏重德教而不是法律，多用教育而少用法律解决问题。如《村学乡学须知》中所说：“学长是要领导众人学好的。凡不学好的人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触犯刑罪！”这样的方法对于社会工作者仍有现实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试图以传统心理来面对现代社会，因此，人情、面子、关系乃至情理是交往的准则。如果简单套用西方贯穿理性主义主线的社工理论和方法，恐怕是难以操作的。
概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建设调和东、西精神和理念的乡村组织，把散漫落后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一个蕴涵新的义务观念的团体组织。具体方案是建设乡学、村学、即乡农学校，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行为改变为积极的救助行动，民众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发展农村的生产力，逐步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继而改造整个社会，实现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使个人生命和生活有所保障，个人能力和人格受到尊重。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余年，尽管有本土化的旗帜，也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具体方案和方法不具有文化适应性。但在目前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院校中，课堂上仍传授的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案和方法，教学和实践相脱节。其中有个别院校的教学实践基地对自己定位不清，似沦为咨询一类的心理医生角色。国内学者，如刘梦教授强调，“为了使社会工作扮演更有效的角色，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实务的重点、知识和价值基础，在发达国家引进知识和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西方的概念，如社区、人在环境中等，他们需要修订和发展出植根于本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概念性框架和方法论。”（刘梦，2001：28）但目前，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引起本土社会工作者的重视，也没有人去很好的反思我国本土性的社会工作，以便可以从中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社会工作的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具体方案。王思斌教授曾提出过亲友互济系统及其群体力量投入的本土性社工方案和方法，但并引起大家认真关注这一问题。
刘梦教授的主张可以称的上是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的本土特色给予了一个的高度概括。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他的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应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中国社会救助问题的方案和方法，而不能机械盲目地引进或照搬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
结语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此外，香港和台湾地区已基本完成了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本土化过程，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借鉴的局限性。理解在当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等因素，是能否成功创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关键。回首梁先生的实践，他的那种崇高的理念，对组织农民自觉的热情，和对立足本土来解决社会需求的坚定决心，那种教育者与实践者高度统一的精神无不震撼着每一个社会工作者激动的心弦。
参考文献：
艾恺，1996，《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1933，《村学乡学须知》，山东邹平书店。
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王思斌，2001，《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第2期。
李洪涛，1996，《教学基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验园地》，《中国社会工作》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