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1
关键词：系统价值乡土地理模型
高考恢复地理考试已有多年了，它已成为了高考的必考科目，这对我们地理教师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通过多年来的地理教学对地理学科的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
研究和阐明地理学科的价值，可以端正人们对地理学科的偏见，让一些人不能小看我们的“小科”，更不能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地理就是勾勾划划，记记背背，就学好地理了。地理学科的价值是巨大的，体现在许多方面：
一、高中地理学科对升学及升学后继续学习的价值
高中地理重在一个“理”字，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系统。地球表层系统由气候、植被、水文、人口、社会、经济等子系统组成。
高中地理研究不同层次的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以及变化规律，因此它要求学生有空间分析的能力和多种分析的方法。而地理学习的好与差，直接影响高考的能力发挥，特别是今年地理在文综中的分数占很大比例，足可以说明地理在高考中的重要作用，学生地理成绩的好与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考的总分数。同时，地理教学中自然知识对学生升入天、地、生、农、林、水等专业，学习天文、气象、地质、土壤、生物、自然地理、地图、环境科学等学科，都有重要作用，人文地理知识，对学生学习文、史、政、经济、财贸、外交等有关专业，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高中地理学科教育在德育中的价值
高中生面对两种选择，一是升学，二是就业，高中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的重任，而地理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科之一，它是向学生传授乡土地理、中国地理、世界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础知识的课程。
对使学生认识家乡，认识祖国，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全球意识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确立科学的人生观、种族观、资源观、环境观，提高他们的思想品德素质，对他们进行美育和意志、情感的心理素质教育都有其他任何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价值。
三、高中地理教育在生产建设中的价值
人类的生产建设活动，主要体现在农业、工业、商业及其联系纽带――交通运输业等几个基本方面。而高中地理在这些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具有显著的价值。
作为我们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其各项生产活动虽然各有特点，但处处都可以看到自然条件对这些生产活动的影响。高中地理教学涉及我国的土地类型、水热条件、森林草场、天然牧场等各种自然资源条件，学生掌握这些基础知识，特别是通过乡土地理了解自己的家乡状况，对将来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生产都是十分有利的。
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地理教学要讲授各种工业的地理分布，原料来源，燃料和动力供给，交通运输条件，产品的供销，以及各种工业与自然条件的联系等，学生通过地理教学掌握这些知识后，对将来参加有关的生产活动都是十分有益的。高中地理教学还涉及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管道运输和各种交通路线的地理分布和交通枢纽等内容。对学生来说，这些也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识。
四、高中地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
地理教育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重要的价值，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从地理环境中获得的，只有认识、了解地理环境发展变化的规律，才能更好地从中获得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一个没有任何地理知识素养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种种不便和困难，就是外出旅游，看电视的新闻联播节目，也会因路径不熟，缺乏应有的景点知识和地名知识而感到索然无味。古人曾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描述一个人的知识的渊博，更何况我们处于新世纪的青年，更应在投身祖国建设之中，掌握一定的地理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五、高中地理学科在国防上的价值
地理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尤为密切。掌握各地的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物产、交通、城市、村落、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等知识，对战胜敌人，保卫自己，，捍卫国土，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掌握读图技能，地理素描，野外辨认方向和堆塑地理模型等技能，对学生毕业后参军或到军校学习，都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六、高中地理学科在引领科技前沿上的价值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2
随着科学史发掘的逐渐深入，人们发现传统认识论过于注重逻辑和理性，从静态的和个体的角度建构知识，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忽视知识的产生与证实过程中社会目标和社会规范对它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逐渐走向衰落。默顿描述的科学活动因未涉社会，被冠以科学知识的“黑箱理论”之名。自奎因提出自然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在库恩之后，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张力引起了传统科学认识论的断裂、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危机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二、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提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1969年，奎因在《自然主义认识论》中为摆脱认识论困境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他指出:“认识论将继续存在，尽管是在新的背景下并且是以一种清晰的形象出现的。认识论，或与它类似的东西，属于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一章。”［3］83他试图从客观事实中寻找认识论原因，并体现出高度的开放性:“自然主义认识论包含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包含在自然化认识论之中。”［3］83为撼动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库恩等人发起的科学哲学革命，使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成为可能。随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及其历史主义的建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库恩提出一个崭新、动态、非线性、非累积式的科学发展模式，将科学的发展描述为一个进化与革命、积累与飞跃的连续交替变化的过程。在库恩看来，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评判知识的标准不同，范式也就不同。［4］既然如此，默顿的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继续成立。库恩的历史主义被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吸收，相对主义的成分又被激进地解读，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巴恩斯、布鲁尔主张的强纲领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引入认知层面，象征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他们关注历史、社会及具体的心理过程等因素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甚至决定性作用，以自然主义及纯粹描述为特征，与科学社会学规范化和规定性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社会转向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
自笛卡尔提出“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的理想”以来，认识论者一直在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基础，竭力为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辩护。如同其他认识论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旧致力于回答“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不再追问“主体怎样才能获得客观真理”。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理，知识是一种信念，是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5］186确立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只依靠对孤立个体的行为、信念等进行哲学或心理学的分析，社会性才是知识的本质特征。他们从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多个角度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问题，力图使社会认识论自然化。而自然主义在此之前完全根据内在、个体的心理过程解释认知现象的方式，忽视了认识主体的社会、文化等重要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也遭到很多批评，甚至被认为不再能用以解决当代认识论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借助相对主义认识论张扬了一种具有集体约定主义特征的、社会化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也使得自然主义从个人认识论转向社会认识论，沿着新的线索重构认识论。不可否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化认识论“即使以一种弱的形式，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论探寻的新维度”，［6］曾在科学哲学研究中蔚然盛行。但与传统科学认识论依靠科学理论与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标准获得科学的规范性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通过削弱自然界的齐一性和科学的体制性维护其社会认识论。对具有浓重相对主义色彩的社会化认识论来说，“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认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5］187这种消解了科学的规范性的自然主义，遭到了坚决维护科学理性、反对相对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激烈反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将科学知识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本来是极有价值的，但如果试图以社会因素的外在建构替代科学逻辑的因果演绎、解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则终将面临重构。
四、自然主义认识论与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3
关键词：公众理解科学，缺失模型，内省模型，地方性知识
abstract:brianwynn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studies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nthebritainwhocriticizesthetraditionalmodel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anddefinesitas“deficitmodel”.hisownstudy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sdefinedas“reflexivitymodel”.wynne’sstudywas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theaffairsofsheepofcumbriaandhefoundthattheproblemwasnottheignoranceofthepublicbutofthescienceitselfandscientificinstitution.scienceanditsinstitutionwerenotawarenessoftheirowndefect,lackingofreflexivityexpressedinthepublicevidently.
keywords: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deficitmodel,reflexivitymodel,localknowledge
布赖恩·温（brianwynne）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兰卡斯特大学环境变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如技术决策、风险和环境问题等公共政策领域中的科学权威的建构。1988年到1990年期间，温曾经负责领导了兰卡斯特的一个有关科学技术的公众解释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得到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
他利用对英国坎布里安羊事件的案例分析所做的研究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反复被有关学者所提起并引用。
1．坎布里亚羊事件始末
坎布里亚是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山区。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事件1遗留沉积的辐射污染影响到了这里的羊群。当年6月，政府颁布禁令限制对当地的羊的销售。这个禁令对在经济上非常脆弱的牧场来说会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牧场主的生计几乎全部依赖于出卖羊羔的收入。这个禁令的颁布，不仅极大影响到他们的销售收入，而且，如果这些羊羔不能销售出去的话，他们也将因饲料缺乏而无法喂养这些羊羔。按照禁令，在规定期限内全部销售被屠杀的羊群会给牧场经济及其特有的文化带来长期性的打击。
当然，农业部宣布这个禁令有效期为三周，所以恐惧暂时得到缓解。然而这个宣布是基于对元素铯的活动性质的科学假设之上的。根据这个假设，那些沉积物在植被中被冲刷掉，然后进入土壤被吸收并被化学锁定，而不会再有移动的任何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沉积物在经过一次冲刷后，就不会继续对羊有所影响了。根据这个假设，专家们通过官方向公众下了这样一个保证。然而这次禁令实际上却被无限期延长了，因为测量水平并没有像科学家所说的那样表现出任何程度的降低！所以，禁令再次做了改动，即允许卖出生活在污染地区的羊，条件是给那些已经受到污染的羊做出颜料标记，说明这些羊不适合人吃。
然而，牧场主们认为他们完全受到了科学解释的控制。尽管他们卖出了羊，并因此避免了羊群的过度放牧和可能因饥饿而死，但他们却因羊受到了污染而丧失很大利润。这种社会现实没有被专家们认识到，直到牧场主对他们的信任打了折扣。科学家们仍然坚信：主要沉积物铯的高含量只是暂时的。但是专家们一直没有兑现的所谓禁令的解除导致了牧场主的希望成了泡沫。
禁令只有三周的科学判断完全是个错误，但是经过多年研究和争议以后这个错误才凸现出来。当时这个科学判断的做出是基于存在碱性粘土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问题是，科学家忽视了这个知识具有本土性特点――并不是所有土壤都是粘土。而正是在坎布里亚的牧场，大量存在的是酸性土壤，在这种土壤中，铯可以使其根部从土壤吸收再进入植被。所以羊可能会继续受到污染。
我们可以说，在这次事件中，科学的表现极其不佳，它频频地出现错误。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科学的错误是无意发生的呢，还是为了故意掩盖一个长期性问题，以避免公众对此做出反应？最初，禁令所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坎布里亚郡的大部分区域。而三个月之后，这个范围只剩下了一小块靠近海岸的月牙状的区域，这个区域正好从塞拉菲尔德国际核加工厂顺风而下。当这个区域继续维持高污染而与科学家的预测相抵触的时候，不少人开始怀疑，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不是切尔诺贝利，但是或者没有被发现或者被专家权威隐瞒了！一些当地牧场主则认为，政府和核工厂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非常便利的，能够解释环境污染的托辞；切尔诺贝利充当了这次污染的替罪羊。
科学家否认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并说明他们掌握了非常可靠的科学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从环境中收集来的铯样品中的辐射“酶解图谱”。这个来自核聚变过程中发射出来的铯由sr134和sr137组成。根据对这两种同位素的沉积中的含量与其半衰期所做的对比分析，科学家再次毫不含糊地宣称，环境污染源是切尔诺贝利，而不是塞拉菲尔德。但这并没有说服牧场主。[1]牧场主们不会轻易相信科学家的建议了。
2．对传统公众理解科学模型缺失模型的批评
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典型模型为以杜兰特（johndurant）为代表的缺失模型。这个模型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合理的知识，公众应该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理解，因为公众理解科学总是好的。但是这个模型后来引起了众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模型的根本问题在于把科学知识神化，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与具体环境无关。[2]与缺失模型密不可分的一项工作是对公众的科学技术所掌握的知识、持有的态度等做大规模调查。在这样做的同时，这些调查本身已经给“科学”下了定义，以为公众必须掌握这种“科学”，包括它的知识、它的研究过程以及影响等。
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在专家和外行公众之间做出明显区分，因为这样会使认知知识，即所谓的“科学知识”成为评估两组人群知识、观点的唯一标准。这种单一标准往往会遮盖评估过程的其他因素――如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或者对某些科学技术发展控制方式所持的看法。还有人认为，其实研究调查本身的高度概括性把公众简单化了，而公众群体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他们都具备自己的知识。所以需要有新的模型来替代缺失模型。而温即从对坎布里亚羊的案例研究中发展了他自己的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模型。
公众理解科学成为众人瞩目的研究领域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温在1995年曾经对当前这个题目的研究状况的直接批评。温对缺失模型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以及相关科学本身的问题。他认为这类模型以及依据这类模型展开的调查活动都脱离了具体语境。正是温在1988年把杜兰特提出的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明确定义为“缺失模型”[3]，认为这个模型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建构而非研究模型，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
3．布赖恩·温的内省模型
温对以上案例做了科学社会学的分析，发现科学本身是有问题的。其问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系列不利于政府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了一些事实，这被称为“共谋理论”（conspiracytheory）；其次，与“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相比，科学理论对于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其局限性，但是科学共同体却不承认科学有这些缺点，所以又有了“自大理论”（arroganttheory）这一提法。[2(287)]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而温认为，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内省性。这里的内省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科学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极端的不具内省性，它自以为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被公众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公众对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对自己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内省性。也就是说，科学表现出内省性的缺乏，而这种内省性却在一向被认为缺少科学素养的公众中强烈表现出来了。对公众的内省做分析，发现科学本身缺少公众具备的内省，或者说，科学没有对自身内省，没有考虑公众具有自己的知识。缺乏内省的结果使科学丧失了公众的信任。
分析说明，对于科学本身责任的内省认知是科学寻求公众认同的必要条件，而这不仅需要科学本身的进步，更需要其组织模式、控制方式及社会关系的变革。坎布里亚羊的案例说明公众在表达他们对科学技能的反应时具有内省能力，他们能够内省自己知识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如友谊、社区网络等，尽管这种内省还没有得到科学共同体以及政府的承认。他们被认为对科学不理解，也不具备独立批判理性的能力。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些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代表们恰恰表现出了他们对其社会地位的内省。[2(297)]
公众的内省性首先表现在于，公众看到了科学知识的问题。根据他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公众有理由不相信科学家的判断。但是他们却非常理性，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是权威，所以他们在说话方式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似乎很相信科学家。换句话说，看上去公众好像相信科学家，但这仅仅是因为公众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只能“相信”他们。这并不意味着公众没有自己的信念。[1（297）]
在坎布里亚羊的案例中，牧场主们相信坎布里亚地区的辐射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无关。但是他们对是否表达其怀疑也感到模棱两可。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轻易说出这个真相，因为他们的社区、朋友、家人中都可能有人在塞拉菲尔德工厂工作。这里表现出公众比科学专家更能内省其所处地位。[2(299)]
所以温认为，人们没有经历过抽象的经验科学，但总可以以社会的形式经历这些经验科学。只要知识在信息过程或者应用背景下是需要的，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理解科学陈述的认知过程，而是相关知识被协商或被适用于具体情形的社会过程。
1991年温在其“与境中的知识”一文中，强烈批评占有支配地位的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形成，因为这个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把公众问题化却没有对科学本身的问题内省。[4]科学自身的非内省和对公众的内省的忽视阻碍了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活动。温认为，把公众以及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或无知做抽象概括是很危险的。而且当前的公众理解科学问题有可能是科学机制本身的问题，所以需要在一个广泛的概念框架下研究科学知识与科学机制。
温从科学社会学角度观察科学或科学知识，把科学及其机制放在具体与境下分析。他认为，脱离具体与境的科学不仅会误导而且会有腐蚀作用、引起争议，可能还会导致独裁主义，造成科学的自我拆台而无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在具体与境下，科学本身不是没有问题的。要使对科学的理解合理有用，还需要有其他知识来补充。
在坎布里亚羊事件中，科学家曾经设计并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中，他们没有考虑过牧场主会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什么作用。科学家试图检验受到污染的膨润土对植被的作用。这个实验把羊群圈定在相互毗邻的同样受到污染的牧地的栅栏里，并在每个区域中都洒上不同的膨润土，然后测量羊群的污染程度。牧场主们立刻意识到这些实验没有任何作用。专家与公众在认识上的众多冲突集中体现在科学的“预测和控制”文化与牧场主所谓的“缺少控制”文化之间的冲突。官方专家忽视了地方的包括牧场主的专长，也没有意识到有学习这些专长的必要。由此可知，一旦他们自信地认为他们的知识毫无问题，那么其他知识如“地方性知识”就都不是“科学的”了。然而这次“科学”实验最终证明，他们的“科学”在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地方性知识”来做。几个月之后，科学家的实验被取消了，尽管牧场主对这个科学实验的批评从来没有被公开承认过。一位全国牧场主联合会地方代表说：“我们也许处于启蒙新时期的前夜，当科学家说他们不知道时，未来也许还有希望。”[2(292)]
科学何以发生如此错误呢？前面已经提到，有人认为，科学体现出了它的两个特性：与政府“合谋”隐瞒事实真相；自以为本身没有问题而不把其他知识放在眼里，表现出“自大”。在这种情况下，牧场主认为他们的社会身份、技能及其社会关系受到了威胁，受到了专家的干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科学知识本身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的。它的模糊性表现在与社会发生作用的时候。所以，公众对科学是否有兴趣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与个人判断自己在其社会环境中的权力或无权力有关。所以尽管前面提到的缺失模型认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智力理解存在一些问题，但这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公众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以抽象的纯粹认知的形式体验科学。这就涉及到了前面已经提及的“地方性知识”。
4“地方性知识”与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
从温的案例分析中可以发现，牧场主们早就怀疑科学家及其机构不考虑他们的知识，把不适当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这次事件中，导致了他们的经济损失。最让他们不满的是，科学家们从来没有考虑牧场主自身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在这里，温把牧场主具有的知识称为“地方性知识”，也代表所有公众具备的“非科学”的知识。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性知识”往往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科学知识与此相反：科学家的知识是抽象的，具有极强的概括性，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不适用。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牧场主的经验知识因科学家的错误理解而无法发挥作用。科学家认为：土壤中铯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其研究是在粘土中进行的，而坎布里亚郡的土壤是酸性土壤。这种土壤是牧场主早已熟知的，科学家们却忽视了这一点。
其实不仅仅这一案例中“地方性知识”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其他具体科学中“地方性知识”同样重要。“地方性知识”表现出具体性：不同公众对于不同实践具有不同兴趣和动机。“人们经常会说，并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你所说的不符合我的具体环境。人们并不是反科学的。他们更支持科学。”[5]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共同体在把所谓科学知识强加给公众之前，最好先考虑到公众所处的具体语境。
一般来说，那些关心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科学家认为公众对科学缺乏理解，却始终不知道或者不肯承认科学本身的问题。他们仅仅认为，如果科学有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是在于科学家还不会或者不愿意用通俗语言解释科学，却很少考虑如对科学的社会学描述，科学的控制形式以及信任所依赖的各种基础。[6]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降低。
例如，温在对塞拉菲尔德的学徒们做采访时发现，学徒们并不能回答核电站生产的物理学问题：他们不需要，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雇主，相信他们的专家同事能给他们提供安全，有用的工作环境。[7]也就是说，学徒们是依靠信任来接受科学的。但在坎布里亚事件中，牧场主对科学家就有关科学的问题一直有怀疑，考虑到众多社会因素，他们没有表现出这种怀疑。但当看到科学家对牧场及决策是那么无知的时候，怀疑终于爆发式地产生了。更糟糕的是专家们并没有认识到牧场主自己的专长，也没有意识到信任在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起关键作用。公众根据其社会关系的了解、社会机构的认识积极给自己定位，并根据这种社会认同表示对科学的接受、拒绝或重建。可是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被排斥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态之外，他们失望了。他们始终没有等到科学家愿意与他们协商的机会，科学家们只是错误地运用了他们所谓的“科学知识”，错误地没有接受牧场主的后来被证明有效的建议。所以坎布里亚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降低了。
但是，温认为，能够很好解释公众对科学知识以及建议所做出反应的不是信任本身，而是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身份、社会认同。从温的分析可以看出，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源于科学家没有认同公众的“地方性知识”，反而对其进行排斥。公众的社会认同受到了破坏，当然对其信任度就会降低。例如，牧场主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毁坏了他们农场的辐射污染明显来自当地的塞拉菲尔德。但这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调查和承认，直到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科学家宣称，他们有绝对可靠的证据证明辐射污染来自切尔诺贝利。但是牧场主认为他们也能够提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怀疑。尽管当地的牧场主对他们所相信的最终表现出了模棱两可。
信任对知识的吸收、理解有影响，但信任也要依赖于这些社会关系和身份的性质。公众的“外行知识”（layknowledge，即非专家知识）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它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知识可以与所谓的科学知识形成互补关系或者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不具备内省能力，然而公众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具备了内省性，却没有得到科学家、科学机构的认同。如果公众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包括其知识）得不到认同的话，他们是很难相信科学家的辩解的。很明显，当科学本身缺少了公众已经具备的内省，缺少了对公众的社会认同，也就很自然地丧失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5．小结
布赖恩·温主要以坎布里亚羊事件为案例，对公众理解科学做了具体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这里，有问题的不再是公众，而是科学本身。科学绝对不是没有问题的，而公众的“外行知识”也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这些知识可以与“科学知识”互补或者相互竞争。科学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具体的语境下，并结合当地的公众的知识才能够获得公众的信任支持。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不具备内省能力，然而公众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具备了内省性，却没有得到科学家、科学机构的认同。公众的内省使得他们一方面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建议表示沉默，一方面则不再对科学保持高度的信任。这也意味着科学专家也再也不能够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向公众单向传输科学知识和科学过程了。相反，科学家应该处理具体问题并与他们的公众进行更多的协商。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必须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其前提条件就是赋予公众的社会以认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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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science&technologyjournalists（icstj-tokyo2001）.seekingtrendsinscience&technologyjournalismforthe21stcentury[r]..za/scicomm/docs/icstj.pdf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4
关键词：公众理解科学，缺失模型，内省模型，地方性知识
abstract:brianwynn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studies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nthebritainwhocriticizesthetraditionalmodel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anddefinesitas“deficitmodel”.hisownstudy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sdefinedas“reflexivitymodel”.wynne’sstudywas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theaffairsofsheepofcumbriaandhefoundthattheproblemwasnottheignoranceofthepublicbutofthescienceitselfandscientificinstitution.scienceanditsinstitutionwerenotawarenessoftheirowndefect,lackingofreflexivityexpressedinthepublicevidently.
keywords: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deficitmodel,reflexivitymodel,localknowledge
布赖恩·温（brianwynne）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兰卡斯特大学环境变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如技术决策、风险和环境问题等公共政策领域中的科学权威的建构。1988年到1990年期间，温曾经负责领导了兰卡斯特的一个有关科学技术的公众解释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得到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
他利用对英国坎布里安羊事件的案例分析所做的研究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反复被有关学者所提起并引用。
1．坎布里亚羊事件始末
坎布里亚是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山区。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事件1遗留沉积的辐射污染影响到了这里的羊群。当年6月，政府颁布禁令限制对当地的羊的销售。这个禁令对在经济上非常脆弱的牧场来说会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牧场主的生计几乎全部依赖于出卖羊羔的收入。这个禁令的颁布，不仅极大影响到他们的销售收入，而且，如果这些羊羔不能销售出去的话，他们也将因饲料缺乏而无法喂养这些羊羔。按照禁令，在规定期限内全部销售被屠杀的羊群会给牧场经济及其特有的文化带来长期性的打击。
当然，农业部宣布这个禁令有效期为三周，所以恐惧暂时得到缓解。然而这个宣布是基于对元素铯的活动性质的科学假设之上的。根据这个假设，那些沉积物在植被中被冲刷掉，然后进入土壤被吸收并被化学锁定，而不会再有移动的任何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沉积物在经过一次冲刷后，就不会继续对羊有所影响了。根据这个假设，专家们通过官方向公众下了这样一个保证。然而这次禁令实际上却被无限期延长了，因为测量水平并没有像科学家所说的那样表现出任何程度的降低！所以，禁令再次做了改动，即允许卖出生活在污染地区的羊，条件是给那些已经受到污染的羊做出颜料标记，说明这些羊不适合人吃。
然而，牧场主们认为他们完全受到了科学解释的控制。尽管他们卖出了羊，并因此避免了羊群的过度放牧和可能因饥饿而死，但他们却因羊受到了污染而丧失很大利润。这种社会现实没有被专家们认识到，直到牧场主对他们的信任打了折扣。科学家们仍然坚信：主要沉积物铯的高含量只是暂时的。但是专家们一直没有兑现的所谓禁令的解除导致了牧场主的希望成了泡沫。
禁令只有三周的科学判断完全是个错误，但是经过多年研究和争议以后这个错误才凸现出来。当时这个科学判断的做出是基于存在碱性粘土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问题是，科学家忽视了这个知识具有本土性特点??并不是所有土壤都是粘土。而正是在坎布里亚的牧场，大量存在的是酸性土壤，在这种土壤中，铯可以使其根部从土壤吸收再进入植被。所以羊可能会继续受到污染。
我们可以说，在这次事件中，科学的表现极其不佳，它频频地出现错误。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科学的错误是无意发生的呢，还是为了故意掩盖一个长期性问题，以避免公众对此做出反应？最初，禁令所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坎布里亚郡的大部分区域。而三个月之后，这个范围只剩下了一小块靠近海岸的月牙状的区域，这个区域正好从塞拉菲尔德国际核加工厂顺风而下。当这个区域继续维持高污染而与科学家的预测相抵触的时候，不少人开始怀疑，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不是切尔诺贝利，但是或者没有被发现或者被专家权威隐瞒了！一些当地牧场主则认为，政府和核工厂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非常便利的，能够解释环境污染的托辞；切尔诺贝利充当了这次污染的替罪羊。
科学家否认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并说明他们掌握了非常可靠的科学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从环境中收集来的铯样品中的辐射“酶解图谱”。这个来自核聚变过程中发射出来的铯由sr134和sr137组成。根据对这两种同位素的沉积中的含量与其半衰期所做的对比分析，科学家再次毫不含糊地宣称，环境污染源是切尔诺贝利，而不是塞拉菲尔德。但这并没有说服牧场主。[1]牧场主们不会轻易相信科学家的建议了。
2．对传统公众理解科学模型缺失模型的批评
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典型模型为以杜兰特（johndurant）为代表的缺失模型。这个模型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合理的知识，公众应该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理解，因为公众理解科学总是好的。但是这个模型后来引起了众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模型的根本问题在于把科学知识神化，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与具体环境无关。[2]与缺失模型密不可分的一项工作是对公众的科学技术所掌握的知识、持有的态度等做大规模调查。在这样做的同时，这些调查本身已经给“科学”下了定义，以为公众必须掌握这种“科学”，包括它的知识、它的研究过程以及影响等。
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在专家和外行公众之间做出明显区分，因为这样会使认知知识，即所谓的“科学知识”成为评估两组人群知识、观点的唯一标准。这种单一标准往往会遮盖评估过程的其他因素??如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或者对某些科学技术发展控制方式所持的看法。还有人认为，其实研究调查本身的高度概括性把公众简单化了，而公众群体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他们都具备自己的知识。所以需要有新的模型来替代缺失模型。而温即从对坎布里亚羊的案例研究中发展了他自己的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模型。
公众理解科学成为众人瞩目的研究领域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温在1995年曾经对当前这个题目的研究状况的直接批评。温对缺失模型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以及相关科学本身的问题。他认为这类模型以及依据这类模型展开的调查活动都脱离了具体语境。正是温在1988年把杜兰特提出的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明确定义为“缺失模型”[3]，认为这个模型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建构而非研究模型，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
3．布赖恩·温的内省模型
温对以上案例做了科学社会学的分析，发现科学本身是有问题的。其问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系列不利于政府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了一些事实，这被称为“共谋理论”（conspiracytheory）；其次，与“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相比，科学理论对于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其局限性，但是科学共同体却不承认科学有这些缺点，所以又有了“自大理论”（arroganttheory）这一提法。[2(287)]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而温认为，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内省性。这里的内省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科学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极端的不具内省性，它自以为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被公众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公众对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对自己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内省性。也就是说，科学表现出内省性的缺乏，而这种内省性却在一向被认为缺少科学素养的公众中强烈表现出来了。对公众的内省做分析，发现科学本身缺少公众具备的内省，或者说，科学没有对自身内省，没有考虑公众具有自己的知识。缺乏内省的结果使科学丧失了公众的信任。
分析说明，对于科学本身责任的内省认知是科学寻求公众认同的必要条件，而这不仅需要科学本身的进步，更需要其组织模式、控制方式及社会关系的变革。坎布里亚羊的案例说明公众在表达他们对科学技能的反应时具有内省能力，他们能够内省自己知识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如友谊、社区网络等，尽管这种内省还没有得到科学共同体以及政府的承认。他们被认为对科学不理解，也不具备独立批判理性的能力。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些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代表们恰恰表现出了他们对其社会地位的内省。[2(297)]
公众的内省性首先表现在于，公众看到了科学知识的问题。根据他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公众有理由不相信科学家的判断。但是他们却非常理性，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是权威，所以他们在说话方式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似乎很相信科学家。换句话说，看上去公众好像相信科学家，但这仅仅是因为公众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只能“相信”他们。这并不意味着公众没有自己的信念。[1（297）]
在坎布里亚羊的案例中，牧场主们相信坎布里亚地区的辐射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无关。但是他们对是否表达其怀疑也感到模棱两可。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轻易说出这个真相，因为他们的社区、朋友、家人中都可能有人在塞拉菲尔德工厂工作。这里表现出公众比科学专家更能内省其所处地位。[2(299)]
所以温认为，人们没有经历过抽象的经验科学，但总可以以社会的形式经历这些经验科学。只要知识在信息过程或者应用背景下是需要的，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理解科学陈述的认知过程，而是相关知识被协商或被适用于具体情形的社会过程。
1991年温在其“与境中的知识”一文中，强烈批评占有支配地位的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形成，因为这个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把公众问题化却没有对科学本身的问题内省。[4]科学自身的非内省和对公众的内省的忽视阻碍了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活动。温认为，把公众以及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或无知做抽象概括是很危险的。而且当前的公众理解科学问题有可能是科学机制本身的问题，所以需要在一个广泛的概念框架下研究科学知识与科学机制。
温从科学社会学角度观察科学或科学知识，把科学及其机制放在具体与境下分析。他认为，脱离具体与境的科学不仅会误导而且会有腐蚀作用、引起争议，可能还会导致独裁主义，造成科学的自我拆台而无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在具体与境下，科学本身不是没有问题的。要使对科学的理解合理有用，还需要有其他知识来补充。
在坎布里亚羊事件中，科学家曾经设计并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中，他们没有考虑过牧场主会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什么作用。科学家试图检验受到污染的膨润土对植被的作用。这个实验把羊群圈定在相互毗邻的同样受到污染的牧地的栅栏里，并在每个区域中都洒上不同的膨润土，然后测量羊群的污染程度。牧场主们立刻意识到这些实验没有任何作用。专家与公众在认识上的众多冲突集中体现在科学的“预测和控制”文化与牧场主所谓的“缺少控制”文化之间的冲突。官方专家忽视了地方的包括牧场主的专长，也没有意识到有学习这些专长的必要。由此可知，一旦他们自信地认为他们的知识毫无问题，那么其他知识如“地方性知识”就都不是“科学的”了。然而这次“科学”实验最终证明，他们的“科学”在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地方性知识”来做。几个月之后，科学家的实验被取消了，尽管牧场主对这个科学实验的批评从来没有被公开承认过。一位全国牧场主联合会地方代表说：“我们也许处于启蒙新时期的前夜，当科学家说他们不知道时，未来也许还有希望。”[2(292)]
科学何以发生如此错误呢？前面已经提到，有人认为，科学体现出了它的两个特性：与政府“合谋”隐瞒事实真相；自以为本身没有问题而不把其他知识放在眼里，表现出“自大”。在这种情况下，牧场主认为他们的社会身份、技能及其社会关系受到了威胁，受到了专家的干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科学知识本身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的。它的模糊性表现在与社会发生作用的时候。所以，公众对科学是否有兴趣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与个人判断自己在其社会环境中的权力或无权力有关。所以尽管前面提到的缺失模型认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智力理解存在一些问题，但这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公众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以抽象的纯粹认知的形式体验科学。这就涉及到了前面已经提及的“地方性知识”。
4“地方性知识”与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
从温的案例分析中可以发现，牧场主们早就怀疑科学家及其机构不考虑他们的知识，把不适当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这次事件中，导致了他们的经济损失。最让他们不满的是，科学家们从来没有考虑牧场主自身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在这里，温把牧场主具有的知识称为“地方性知识”，也代表所有公众具备的“非科学”的知识。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性知识”往往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科学知识与此相反：科学家的知识是抽象的，具有极强的概括性，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不适用。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牧场主的经验知识因科学家的错误理解而无法发挥作用。科学家认为：土壤中铯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其研究是在粘土中进行的，而坎布里亚郡的土壤是酸性土壤。这种土壤是牧场主早已熟知的，科学家们却忽视了这一点。
其实不仅仅这一案例中“地方性知识”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其他具体科学中“地方性知识”同样重要。“地方性知识”表现出具体性：不同公众对于不同实践具有不同兴趣和动机。“人们经常会说，并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你所说的不符合我的具体环境。人们并不是反科学的。他们更支持科学。”[5]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共同体在把所谓科学知识强加给公众之前，最好先考虑到公众所处的具体语境。
一般来说，那些关心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科学家认为公众对科学缺乏理解，却始终不知道或者不肯承认科学本身的问题。他们仅仅认为，如果科学有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是在于科学家还不会或者不愿意用通俗语言解释科学，却很少考虑如对科学的社会学描述，科学的控制形式以及信任所依赖的各种基础。[6]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降低。
例如，温在对塞拉菲尔德的学徒们做采访时发现，学徒们并不能回答核电站生产的物理学问题：他们不需要，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雇主，相信他们的专家同事能给他们提供安全，有用的工作环境。[7]也就是说，学徒们是依靠信任来接受科学的。但在坎布里亚事件中，牧场主对科学家就有关科学的问题一直有怀疑，考虑到众多社会因素，他们没有表现出这种怀疑。但当看到科学家对牧场及决策是那么无知的时候，怀疑终于爆发式地产生了。更糟糕的是专家们并没有认识到牧场主自己的专长，也没有意识到信任在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起关键作用。公众根据其社会关系的了解、社会机构的认识积极给自己定位，并根据这种社会认同表示对科学的接受、拒绝或重建。可是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被排斥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态之外，他们失望了。他们始终没有等到科学家愿意与他们协商的机会，科学家们只是错误地运用了他们所谓的“科学知识”，错误地没有接受牧场主的后来被证明有效的建议。所以坎布里亚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降低了。
但是，温认为，能够很好解释公众对科学知识以及建议所做出反应的不是信任本身，而是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身份、社会认同。从温的分析可以看出，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源于科学家没有认同公众的“地方性知识”，反而对其进行排斥。公众的社会认同受到了破坏，当然对其信任度就会降低。例如，牧场主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毁坏了他们农场的辐射污染明显来自当地的塞拉菲尔德。但这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调查和承认，直到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科学家宣称，他们有绝对可靠的证据证明辐射污染来自切尔诺贝利。但是牧场主认为他们也能够提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怀疑。尽管当地的牧场主对他们所相信的最终表现出了模棱两可。
信任对知识的吸收、理解有影响，但信任也要依赖于这些社会关系和身份的性质。公众的“外行知识”（layknowledge，即非专家知识）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它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知识可以与所谓的科学知识形成互补关系或者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不具备内省能力，然而公众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具备了内省性，却没有得到科学家、科学机构的认同。如果公众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包括其知识）得不到认同的话，他们是很难相信科学家的辩解的。很明显，当科学本身缺少了公众已经具备的内省，缺少了对公众的社会认同，也就很自然地丧失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5．小结
布赖恩·温主要以坎布里亚羊事件为案例，对公众理解科学做了具体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这里，有问题的不再是公众，而是科学本身。科学绝对不是没有问题的，而公众的“外行知识”也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这些知识可以与“科学知识”互补或者相互竞争。科学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具体的语境下，并结合当地的公众的知识才能够获得公众的信任支持。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不具备内省能力，然而公众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具备了内省性，却没有得到科学家、科学机构的认同。公众的内省使得他们一方面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建议表示沉默，一方面则不再对科学保持高度的信任。这也意味着科学专家也再也不能够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向公众单向传输科学知识和科学过程了。相反，科学家应该处理具体问题并与他们的公众进行更多的协商。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必须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其前提条件就是赋予公众的社会以认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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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5
[论文关键词]强纲领；科学建构论；相对主义；经验主义；反思
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都取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地强化着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借助于这种信念．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几乎取得了惟我独尊的霸权地位。但科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社会后果，它集中放大了现代科学可能带来的所有社会和文化问题。经过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以及环境和生态危机等等之后，人们对“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有了足够的体会。于是对科学合理性信念的怀疑和批判运动也就逐步取得了足够肥沃的温床。“当科学技术具有了‘生机控制能力’，开始主宰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盛衰；当科学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开始排斥和打击任何非科学的知识和信念；当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官僚结合为一个新的权力集团，试图垄断和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时，科学(技术)文化固有的，在它尚且弱小时一直受到包容的缺陷，现在就成了其他亚文化怀疑和批判的靶子。”这就标志着一个科学反思时代的来临。
20世纪60年代前。实在论的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其主要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按照他们的观点：科学是关于客观实在的知识体，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理论和实验命题的集合；实验、观察和证据是支持一项理论的最主要根据；科学是一项累积性的事业，科学进步的进程实际上就是新理论不断合并、归化旧理论的过程。对于试图为科学包含的各种命题建立形式化关系的科学哲学来说．科学知识体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然而随着20世纪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诞生．表明了科学虽然有一套建构和评价知识的可靠标准和信念，但并不能证明科学知识为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的理性主义实在论受到了挑战。以库恩的历史主义为先河，费耶阿本德的科学无政府主义、罗蒂的科学实用主义等对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观进行清算．质疑那些坚持逻辑和证据是科学的有效性和科学家理论选择主要因素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打开了运用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路径，对库恩历史主义的激进解读正是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源头。一般来说．其理论渊源在科学哲学上主要可追溯到库恩的“范式”理论、奎因的整体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知识纲领与罗蒂的实用主义；在社会学上主要可追溯到迪尔凯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
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社会建构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科学文化研究小组”(ScienceStudiesUnit)，以其激进的科学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国际影响。它对科学采取怀疑论和不可知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基础主义和实证主义进行强烈拒斥，并声称要集中清算长期在知识界占统治地位的“标准科学观”。正统的科学观认为存在着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却宣称：“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出来的”(马尔凯)。换言之．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事实组成．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制造出来又通过修辞学手段将其说成是普遍真理的局域性知识．是科学家贴在其常规实践和认识上的权宜性标签．是负荷着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受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
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学派可分为：(1)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的社会变量与相关的群体知识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注重利益理论的研究，克诺尔一谢廷娜称其为“宏观定向的相一致模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恩斯和布鲁尔。代表著作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等。爱丁堡是知识社会学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代表性的学派，所受到的批评也最激烈。(2)巴斯学派。是以柯林斯为代表，以微观方法见长。大量进行科学的案例分析研究．试图展现科学知识是科学实践者之间的偶然的“谈判”和“协商”的结果，对当代科学进行了参与观察和经验相对论分析，它易于揭示科学的社会性质以及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其代表作是《改变秩序》。(3)巴黎学派。这一学派是以法国社会学家拉都尔与伍尔格为代表．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对科学进行内在的描述和解释。
如《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潘多拉的希望》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不同学派在理论依据、分析工具及研究方向方面有广泛的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也称自然主义)和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布鲁尔曾将强纲领的主张归纳为四条原则，即因果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对称性原则；反身性原则。这一纲领的中心是公正原则和对称性原则，因为强纲领SSK是通过一种没有涉及到真理或合理性的断言来解释自然知识而开始自己的事业的。这便是布鲁尔称之为的“自然主义”立场，也就是经验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它是一个注重事实的、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竭力避免用“普遍理性”去评价历史上已知的科学实践，而只是按照科学实践的实际情况来描述它们。巴恩斯写到：“它是一门自然主义的而不是规戒性或规范性取向的学科，它仅仅试图将不同文化的信念和概念作为经验现象来理解。这种自然主义的关怀与从外部评价这些信念和概念不相干，它关心的是全部问题是它们为什么事实上被保持下来。”。它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解释注重社会因素的“因果性解释”，这也是强纲领四个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因果性原则。所以，社会建构主义关注的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实验．实验过程中的话语分析．科学史上重大争论的案例，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内容进行自然主义分析。即从对科学的最终产品的关注转向了对科学制造过程的关注。这样，真实的、历史的、实际的科学情境现在被认为不仅是相关的，而且还是被考虑为科学实践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公正性原则和对称性原则也是布鲁尔导出其相对主义认识论，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和与非理性、正确知识和错误知识的界限，从而把科学知识合法纳入社会学版图的重要预设。社会建构主义首先对科学的实在论、科学方法论(如“归纳法”)、科学实验和科学理论逐一进行解构，然后指出．知识的制造过程中的统一性，如其继承、评价、传播与变化．并不是孤独的个体的工作．而是一种集体活动。因此强纲领SSK声称科学知识本性既不能化为个体的认知过程也不能化归为知识进化的历史．这就取消了认识论的研究。其结果是认为人的文化历史背景能决定他们的行为本性(包括认知过程)。也即在知识的因果性解释中，社会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并没给实在留下什么角色。如果真理被视为一种集体的约定，不同的集体就会有不同的约定，这样强纲领SSK就不可避免地滑人了相对主义的深渊。“相对主义，象其他任何人一样，必然会对这些信念加以分类，接受某些信念．并拒绝另一些信念。他很自然地会有某些偏好，这些偏好是与他那个地区的其他人的偏好相一致的。‘真实的’与‘虚假的’这类词提供了表达那些评价的习惯用语。‘合理的’与‘不合理的’这类词也具有类似的功能。”也就是说，真与假，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仅仅反映出科学家的一种偏好，甚至是政治偏见。这样，传统的“科学”与“伪科学”、“硬”科学和“软”科学的区别都消失了。强纲领SSK也从不隐瞒自己的相对主义特征，公然承认自己是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者．巴恩斯和布鲁尔说：“相对主义绝对不是对科学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者．那些认为某种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和认识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应该说．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从社会的角度揭示了科学知识中丰富的多样性的一面．这也意味着对科学的研究已经第一次真正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象牙塔走向了生活实践。无疑，把科学不仅仅看成是一种理性、逻辑、客观性的堆积．而是一种社会的实践活动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就涉及到某些程度上的有意义的认知过程的研究．如物质与仪器的操纵、想象的制造与阐述、筑型化与类比模式、科学家相互之间交流的所有方面。如交谈、表达结果、认可、应用。为专业杂志撰写的论文等。而这些深入到科学研究内部的微观分析研究是有其合理成分的。因为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象其他的一切人类活动一样．其价值应该有社会学的分析维度。在科学中的理论的选择与评价标准、实验的设计等也确实包含着某些社会因素．如科学家所依赖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沉淀等。
这样．便使人们从一个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科学．这就使科学走向了实际，走向了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科学知识中人类和社会纬度的重要性，认为科学知识的产生、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各种社会约束和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能纠正逻辑实证主义在传统实在论表述上的错误做法。所以。即便是站在不同立场的默顿学派的杰出学者巴伯也说：“强纲领的几个特征引起了我的钦佩。这些学者不仅对科学的社会组织。而且还对科学的实质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克服了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上的不足。由于在科学方面没有受到训练．我不得不限制我自己主要研究科学的外部社会组织与其在大规模的社会系统中的地位。这些新的研究者．在某些方面．如戴维·埃杰．以前一直是一位实践中的科学家，其他人也在严肃地与仔细地理解科学思想的实质。最后．我敬佩这一群体的能量：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训练学生，成功地编辑了科学社会学的主要杂志《科学的社会研究》。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所坚持的对称性原则与公正性原则使其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趋于极端相对主义．在许多强纲领的科学研究案例中，他们的工作也是在否定一种客观的．进步的科学的可能性。如，拉都尔和伍尔格在《实验室的生活》一书中试图消除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区别．认为科学家可以以不诚实的手段来掩盖其矛盾的证据．那样他们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就是成功的。因为所有的科学．在他们看来都是借助于修饰手段的谈判与制造出来的。都是“幻觉的建构”，否定了理论认识上有优劣区别的客观标准。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把占星术看作与天文学一样。都是科学，声称古奎林为支持占星术已收集了不少证据，这些汪据表明：“火星”是决定运动员能够取得冠军的决定因素。“这种效果能够在认识上被确定为一种科学方法上的成功。”
这样，就完全混淆了真理和谬误、知识和信念、科学和迷信的界限。并且由于他们的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立场．即．无限夸大认识的相对性．使相对性绝对化。无形中也使自身变成绝对相对的了．进而否定了自身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也使他们自己的工作失去了客观的科学根基。同样也正如巴伯所说：“强纲领已经强有力地使我们信服科学社会学家注意到不仅科学的组织制度方面．而且科学的实际内容在部分上是由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所决定。但他们的相对主义趋向与他们的不充分社会学将不会推进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前进。”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6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自然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哲学在后现代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政治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历史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 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电子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7
【关键词】进化认识论/跨学科/实证科学
【正文】
一、进化认识论的崛起
“进化认识论”是西方新近出现的一股哲学认识论思潮，通常，我们将福尔迈(g.vollmer)的《进化认识论》视作进化认识论诞生的标志。[1]福尔迈的书一经问世，便立即在德国许多专业报刊上激起热烈反响并获得高度评价：
“福尔迈的书给进化论、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认识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它尤其阐述了遗传与环境影响的问题，语言问题也在其视野之内。仅仅凭借其对现代认识的清楚细致的描述，该书就很值得一读。”（《物理学报》）
“福尔迈的书为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重新对话作了准备。”（《哲学文献指南》）
“事实上，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不只是对各门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作描述性的总结，而毋宁是系统地重建生物学的认识论。它不仅运用广泛的经验材料作佐证，而且试图发掘这种理论的科学理论基础。由此，正像太阳中心说之对于物理学、进化论之对于物生学、比较行为研究之对于心理学一样，进化认识论也为哲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东西，它因此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变革……在认识论领域，福尔迈的书对于真正理解人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乃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criticon)
在未曾了解进化认识论之前，我们无法知道上述评价是否准确。然而，福尔迈的书在哲学认识论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影响，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低估其价值。
仅仅以德国为例。七十年代初，当福尔迈的书刚刚出现时，进化认识论思想还普遍不为人所知。但是很快，情况便发生了明显变化。下面列举的论著证实了这一点：
1975年，舒里希：《心灵的自然史》（二卷）[2]；
1976年，迪特符特：《精神并非从天降我们意识的进化》[3]；
1977年，班内施：《精神的起源》；
布律施：《生命途中进化无目标？》；
伦 施：《普遍的世界图景进化与自然哲学》[4]；
1979年，里德尔：《认识的生物学理性之种系进化史基础》；[5]
尽管上述著作的倾向性与侧重点各有不同，然而在下面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它们都论述到了人、人的大脑与认知机能的进化的起源。它们皆把人的认识能力置于种系进化的框架加以理解。人们可以根据上述事实断言：自七十年代以来，进化认识论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
二、传统认识论的局限与进化认识论的新尝试
进化认识论的崛起，当不是将生物进化论简单地运用于认识论研究的结果，但是从一开始，它就自觉地将进化的观念同传统认识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忽视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相对峙。
由于传统认识论通常将成年的文化人的认识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势必忽视以下若干方面：同一民族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智力差异（天才、智力衰弱者、精神病患者等）；人种之间的差异；成长着的儿童的认识能力的发育，亦即认识能力的个体发育方面（今天，它是发展心理学，首先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对象）；认识能力在人与动物身上的进化，亦即认识能力的种系发育方面（它恰好是进化认识论的研究课题）。
一般说来，古典认识论研究者虽然偶尔注意到了上述各种差异的个别方面（洛克就曾指出白痴与正常人的理智区别），然而，他们更多地是企图避开经验素材的各种细节，研究所谓“作为认识的认识”、“实质性认识”、“自在认识”（胡塞尔甚至提出了“自在真理理论”）、研究所谓“哲学意义上的认识”，研究个别知识的一般条件等等。这样一种“纯粹”的认识论曾经并始终认为：认识论的分析与反思从原则上应当预先综合专门科学的知识，反之，专门科学的知识就其意义与价值而言，必定在认识方面未能得到事先确证。因此，专门科学知识就不可能修正认识论或对认识论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认识论与专门科学知识相互决定的观点，在传统认识论研究者看来，乃是一个必须抛弃的“循环论证”。
但是，进化认识论却宣称：这样一种循环论证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就完全没有必要固执下述成见，即认为认识论本身能够独立于各专门科学知识而一劳永逸地证实它的陈述。进化认识论认为：认识论的各种陈述与命题只能作为假设而进行演绎，因而一种要求它也至少能够将认识论的陈述作为“虚假”的而加以显现。因此，进化认识论的一个主要关切点，就是展示具体的历史性认识与认识论是怎样互为条件的。正如福尔迈所指出的：“无论如何，对于符合时代潮流的认识论所提出的要求，便是它与经验事实的相关性。进化认识论是满足这种要求的一种尝试。”[6]
这样一来，进化认识论就不能不具有如下主要特征：a.历史性：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的起源，认定历史与认识是互为条件的；b.实证性：强调哲学认识论与所有实证科学的相关性，并企图把不同的实证科学与元科学的观念组合成一个有牢固基础的认识论“玛赛克”(mosaik)，在这个玛赛克中，认识能力的进化构成了中心；c.跨学科性：这是它同实证科学的相关性所直接决定的。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的副标题就是：“在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科学理论框架中探究人的天赋认识结构。”
可以认为，进化认识论是对现代科学认识的一次新综合，它不仅力图克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而且还想把各门自然科学中有价值的成分系统地综合起来。简言之，进化认识论是现代科学的高度分化与重新综合所导致的一种新的收获。正是在综合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进化作系统研究的过程中，进化认识论尝试对经典认识论所要解决的一系列“经典问题”——关于人类认识的起源、效力，范围和界限等问题——重新作出解答。“例如，进化的观点，导致了一种认识立场，我们称之为‘投影认识论’。它特别说明了关于世界的客观认识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它虽然不能为许多有争议的哲学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答，……但是却采纳了一种立场，或者作出了一种明智的判断。这一点，对于先天综合性问题，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争论，对是否存在认识的界限问题，都是有效的。当然，它也对语言哲学、人类学和科学理论问题也有效。”[7]
三、进化认识论思想的起源及发展
哲学家尼采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历史意义的欠缺是所有哲学家的遗传病……然而，万物皆变，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事实，也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依此，从现在开始，历史性的哲学思考就迫切需要了，而且与此相关，需要培植谦逊的美德。”
虽然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切皆变”的思想，在恩培多克勒那里甚至可以发现有关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的思考，然而，有关“人类认识能力不断进化”的假设，只有在十九世纪发展的观念孕育了生物进化论之后，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譬如，我们知道，天赋观念的问题在认识论的历史发展中始终起着关键作用，[8]但是，“我们的认识结构是否具有一种生物学的意义？”这一问题，只有在建立了一种不仅是描述性的（如在亚里士多德与林奈那里），而且是说明性的生物科学之后，才能得到富有意义的讨论（因而这一问题只是在1990年以后才得到讨论）。
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生物学条件是由下述人物所肯定的：
哲学家：尼采、齐美尔、斯宾塞、皮尔士、巴德文(baldwin)、f.c.s.席勒、罗素、波普；
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彭加勒、马赫；
心理学家：齐亨(ziehen)、皮亚杰、坎贝尔、符尔特(furth)、赖尼贝格(lenuberg)；
生物学家：海克尔、v.贝塔朗菲、伦施、洛伦茨、摩尔、莫诺；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康茨(katz)。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斯威德茨基(schwidetzky)
然而，上述人物并非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并实际上采纳进化认识论的基础思想。六十年代之前，只有少数（主要是生物学家）研究了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再者，尽管有些生物学家、遗传学家与行为研究者抓住了这一重要课题，但他们却不想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敞开并力图进入一种元科学的，即认识论的领域之中。相反，哲学家与认识论研究者只是很少或至多只是暗示性地考虑到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西蒙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从进化的立场出发对知觉所作的研究在绝大多数认识论研究者身上没有产生影响，此乃哲学与自然科学持续分裂的许多症状之一。”[9]
诚然，人们可以从上述人物的论著中找到进化认识论思想的闪光，但是，在六十年代之前，人们毕竟未能结合各门具体科学的成就，在跨学科的框架中研究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一般说来，在追溯进化认识论思想的历史起源时，人们都会提到下述人物及其著作：
1955年，v.贝塔朗菲：“论范畴的实在性”[10]；
1959年，坎贝尔：“认识过程的比较心理学之方法论启示”[11]；
1967年，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
摩尔：“科学与人的实存”[12]；
1968年，伦施：“生物哲学”；
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灵”[13]；
1969年，符尔特：“皮亚杰与认识”[14]；
1970年，莫诺：“偶然与必然”；
西蒙：“从进化的观点来看知觉”[15]；
1972年，波普：“客观的知识”[16]；
1973年，洛伦茨：“镜子背后”[17]；
1974年，坎贝尔“进化认识论”[18]。
可见，进化认识论在哲学中直到最近才得到认真讨论，特别是在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问世之后（参阅第一部分），才明确规定了进化认识论的研究重心，才能把诸多问题放在跨学科的框架中加以解答。对进化认识论的粗略回顾表明：进化认识论虽然与各门实证科学相关，但它却决不限于任何一门专门科学的单一研究。因而我们可以宣称：进化认识论是综合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行为研究、语言学、人类学、逻辑学、哲学认识论与科学理论等学科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
四、进化认识论与其他学科之关联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断定，我们有必要指明进化认识论所研究的问题与其他学科所蕴含的根本难题之间的相关性。
逻辑学：逻辑学当中最为困难、最为关键的问题不外是：逻辑公理是必然的，抑或仅仅只具备一种心理学上的必然性？亦即：以约定论为基础的逻辑公理站得住脚吗？在回答这类问题时，人们诚然可以认定逻辑规律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但是由此又会导致下面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恰恰按这些公设而不是按照别的公理进行推论呢？进化认识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立足于下述观点之上：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在不断进化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逻辑公理之所以可以充当一切推论的前提，正是由于它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经受住了自然选择的检验。
先验哲学：如果人们接受康德及康德主义者的根本观点，即认为认识主体的天赋认识结构在构造经验与现象世界时起着主导作用，主体的直观形式（时、空间）与思维形式（范畴、原理）使经验成为可能并限制知识的地盘，那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些天赋结构究竟从何而来？它们为什么在所有主体身上皆同样有效？进化认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康德的先验哲学的立场上不可能弄清主体的认识结构的起源。这主要是因为，遗传进化的观念，就像当时的生物学一样为康德所不熟悉，康德仅仅满足于宣布主体的认识结构是“天赋”的，而这些结构的起源和进化问题却在他的视野之外了。
认识论：人类认识的最大的谜之一乃是：在我们的知识的可靠性与经验印象的偶然破碎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怎样才能填补其间的鸿沟呢？换言之，人与世界所发生的关系是短暂的、有限的与个别的，但是人们为什么却对世界有如此广博可靠的知识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设定：我们的大脑早就具备着某种“前知识”了，它们不断地组织我们的经验印象并加以说明。按照进化认识论的观点，这些“前知识”是在千百万年的人的持续进化中得到的，并经受住了不断的检验。
行为研究：今天，行为研究给予“本能”、“天赋”这些概念一种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在经验上有意义的解释。人们了解到：不仅感官亦即解剖生理学的结构具有遗传上的条件，而且各种行为模式，包括动物的较高级的能力也可以遗传，它们被当作脑功能而得到理解。但是，行为模式的生理学与生物学的条件也引起了对这类能力作自然的解释的问题。行为科学家k.洛伦茨卓有成效地从进化认识论立场出发给这些问题以自己的回答。
进化论：发展的思想早已普遍化了。从涡旋星系到太阳系，从宏观到微观，从无机界到有机生命界，从动植物界到社会文化领域，皆处在进化之中。因而很自然地会引申出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进化的原理用来解释人类认识能力呢？对该问题的回答势必推动进化认识论的形成。
神经生理学：感官与神经生理学指出了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及其功能与认识的基本结构的关联。人们或许会问：神经刺激的传导过程中的"alles-oder-nichts"（全收或全斥）的规律是否就是我们思维过程中的二元性（排中律）的根源呢？知觉的恒定功能对于客体概念似乎是构造性的；我们的空间直观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视知觉的深层结构并通过“内耳”才有可能；我们的时间直观离不开所谓“内在的钟表”……这许多现象都使生理学家感到奇怪，并促使他们去理解这类认识构造机制的合理性，最终从进化认识论的角度给予解释。
语言科学与语言哲学：现代语言学所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语法”，亦即存在着基本的、所有语言共通的结构？这些结构是否可以遗传？乔姆斯基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强调指出：普遍的语法结构与普遍的认识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是同一的。但是由此也就要求研究这些结构的历史的起源。
心理学：皮亚杰及其学派详尽地研究了儿童在其发育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阶段。虽然个体的发育秩序并不一定与人类进化的秩序完全相应，因为海克尔的生物遗传学定律——个体发育是种系进化的浓缩的反映——只具有一种启发性意义，然而，对个体的发育秩序的研究却极容易导向遗传学进化论乃至进化认识论。
人类学：与早期人类学、民俗学不同，现代人类学研究的重心已不再是各个民族或民族的特殊性，而是各种文化类型的一般特征，正如在语言学领域一样，人们也可以谈论文化的普遍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就深信：这种共性依赖着隐蔽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渗透在语言、亲属体系、神话与宗教、巫术与艺术等等的结构之中。所有这类结构皆是“天赋”的，并在人类精神的进化中得以塑造。“人类学的结构主义是否为认识的普遍结构寻找到了运用的领域？”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进化认识论的产生。
科学理论：古典哲学所肯定的见解——存在着确定的知识——已遭到现代科学理论的彻底否决。一切科学皆具有假设性！倘若事实上没有什么关于世界的确定无疑的认识，那么，科学理论如此富有成效的原因就必定在于：自然界当中存在着一些恒定（不变）的条件——科学描述接近这些条件，另外，不仅在规范科学中只有经受住不断检验的理论才得以保存，而且人们的经验认识也同样需要经受不断的检验。这种自然选择与淘汰机制与进化认识论的关联是饶有趣味的（进化认识论与波普的“试错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进化认识论的问题当然不限于以上所述。但是，仅仅通过对以上各种问题的解答就使得进化认识论具有高度的说明价值与启迪意义。上述各个方面既可以视作由各门具体科学进入进化认识论的通道，也可以当作进化认识论在各个具体领域中的运用。
五、简单评论
最后，我们还想就进化认识论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我们认为，进化认识论的确抓住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诸如缺乏对人类认识能力作发生学的研究，忽视了人与动物在不同进化阶序上的认识能力的差异，忽视了各种文化与人种的区别以及同一文化共同体中个体智力上的差异，因此，当进化认识论尝试克服这些局限性时，它就是对一切自诩为“纯粹认识论”的倾向的反叛，就此而言，它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进化认识论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它与古典哲学（以黑格尔为代表）之抽象地强调认识的历史性不同，因而它坚决反对对认识的历史进化作抽象的思辨演绎，这就使得它站在坚实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
进化认识论的产生对当今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变革具有极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第一，进化认识论有助于克服当今中国认识论研究中认识论同自然科学相互分裂的不幸局面；第二，进化认识论的尝试促使我们重估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理论价值。由于对西方各种思潮缺乏全面了解，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偏重于个体发生认识论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并且与进化认识论密切相关，但是进化认识论却提醒人们：海克尔的遗传学基本定理只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对个体认识能力的发生研究不可能取代对认识的种系进化史的研究，进化认识论甚至试图把发生认识论综合进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诚然，由于进化认识论研究还刚刚开始，因此人们还不可期望它具备了完备的科学的形态，也不能认为它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指责进化认识论过分偏重了认识的生物学方面而忽视了认识的社会属性，还可以指责它过分强调了认识能力的遗传性而忽视了遗性的可变性，诸如此类，但是总的来说，进化认识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值得我们给予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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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福尔迈《进化认识论》，舒远招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8] 进化认识论所理解的“天赋观念”，指人的认识的先天结构。这样，“天赋观念”就有不同的意义：柏拉图（所有抽象理念）；亚里士多德（逻辑公理）；f.培根（各种假象）；休谟（本能、推论规则）；笛卡尔（第一原理）；康德（直观形式与认识范畴）；赫尔姆霍茨（空间直观）；洛伦茨（行为模式、直观形式与范畴）；皮亚杰（反应规则、认识结构）；荣格（原型）；列维－斯特劳斯（文化结构）；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等等。
[9] shimony,a:perceptionfromanevolutionarypointofview,j.philosophy68(197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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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8
在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中加深认识
科学发展观不是简单的十几个字，也不是一般的个别论断，而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是我们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它以其鲜明的科学理念、深厚的思想内涵、严谨的内部结构、清晰的理论脉络，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石，以正在发展着的实践为依托，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价值，把又好又快地发展作为本质要求，把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作为根本理念，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途径，把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作为强大动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价值观、科学观、群众观、开放观，回答了“为谁发展”、“怎样发展”、“靠谁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反映了形势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反映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前瞻性、实践性、系统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之所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相对完备的科学体系，就在于它具备了科学理论的共同特点和基本特征。首先，科学发展观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精神，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的理念，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次，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社会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始终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深刻总结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借鉴其他国家谋求发展的成败得失，合理吸收世界上研究发展问题的积极成果，全面、系统、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三，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不仅是我们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只有从科学体系的高度来认识科学发展观，才能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它的实质和精义，才能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才能真正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
在不断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加深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伟大旗帜。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才在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科学发展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这是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认识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思想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中国执政党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么科学发展观就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今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还要看到，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着的科学理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实践也证明，科学发展观自提出以来，其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六个必须”，即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和最新体会，也是科学发展观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的实践中，科学发展观必将在指导新的实践中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我们要善于用创新的精神、发展的观点看待科学发展观，善于把握体现科学发展观科学理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善于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中得出的新体会、新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不断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推动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发展，在推动理论的发展中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在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中加深认识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其实践性。在发展着的实践中发展科学发展观，以发展着的科学发展观指导新的实践，这既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是我们对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如果离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实践，就难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的认识，也难以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因此，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必须使我们的认识建之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实践基础之上。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从而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指南，必须建之于科学发展观指导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基础之上。坚持以人为本，着眼改革成果的普惠性，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认认真真察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从而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遵循,必须建之于指导国民经济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实践基础之上。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坚持调整经济结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坚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形成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坚持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保障。从而，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国民经济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强大动力。必须建之于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的实践基础之上。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指南、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也是指导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从而，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科学观、真理观，是实现新世纪新阶段党的三大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宝。
在不断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体系中加深认识
人们对科学理论的认知，不仅在于从理论上阐释其真理性、科学性，更在于从落实中悉知其真理性、科学性，彰显其指导作用和巨大威力。落实科学发展观，仅有一般号召不行，仅靠群众自觉也不行，仅仅当成口号喊更不行，而必须靠不断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体系，使落实科学发展观逐步纳入政策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以实现落实科学发展观效能的最大化。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际上政策和策略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生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经济发展民主制度机制，建立健全改进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领导模式和领导作风的制度机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保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善调动中央、地方和人民群众三个积极性的政策体系。怎样解决“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怎样防止地方要么依赖中央、要么各行其是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怎样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等问题，都要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机制。在这些方面虽有长足进步，但离政策体系的要求还有不小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善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体系，而且要具体体现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进一步完善“三农”政策体系，实施支农惠农政策和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倾斜政策等；进一步完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政策体系，落实监督管理机制和问责制度等；进一步完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政策体系，加快落实鼓励和支持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等；进一步完善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改进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等，以及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政策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政策体系、加快社会领域体制改革政策体系。这就必须完善保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制度机制，惩治腐败的制度机制，建设和谐文化的制度机制，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制度机制等。这样，政策体系和制度机制的完善，可以有效地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所产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进而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深化。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9
社会学的理性主义是在新实证主义哲学的炉灶上发展并形成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流派,它是指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在经验的社会科学中应当摆脱哲学和世界观的影响,仿效自然科学,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决一切认识论问题。
新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领域仅仅是事实的领域,这个领域内应当根除一切既没有经验意义,又不能被经验检验的“形而上学”的证明与评价。科学只告诉我们“存在的是什么”和对行为后果的“工具性判断”,不能告诉我们“存在的应当是什么”,以及善与恶的“评价性判断”,善与恶的判断是政治家的事情,不是科学家的事情。关于这一点,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比斯泰得说得非常明白,他说“社会学是关于范畴的科学,不是关于规范的科学。社会学只能说明‘是什么’,不能说明‘应当是什么’。作为科学,社会学不解决价值问题,因为它无法规定社会应当朝哪个方向前进,也无法提出与社会政治目的有关的任何一项建议。在价值领域内找不到社会学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的根据。’心在这位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学在其实际应用过程中只是调整社会过程的“社会工艺”,与调整的目的无关,它应当在人的利益和需要面前保持自己的中立性。他认为这是社会学知识客观性得以保证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他特别向社会学家呼吁,必须超越团体和个人的信念,从小团体主义中解放出来,“有意识地同一切能够从研究者的社会地位中产生出来的,给科学结论涂上了虚假的颜色并且与研究者的公正无私相对立的偏见作斗争”。很清楚,新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知识的客观性的理解的关键是要排除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因素和感情因素。它认为这两种因素一旦进人科学研究领域,就会给客观真理的追求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不难看出,新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知识的客观性的理解和说明是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的再现。
从年代末到年代初,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在前联邦德国社会学界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年海德堡纪念韦伯诞辰周年的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争论达到了高潮。当时,美国社会学大师,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帕森斯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谈到了他对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的理解。帕森斯指出,所谓“价值中立”,就是指研究者应力求从自己的社会团体或环境,尤其是从那些流行于社会团体或环境的小团休的评价中解放出来。任何政治的、伦理的以及其他的外在于科学的价值只能扭曲科学研究的过程,使科学结论丢失客观性。但是,伴随着这种外在的,不受欢迎的价值在科学活动领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价值,即科学内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科学研究中有关选题、构造概念、建立假设、收集资料和得出科学结论的理论标准。所以,科学内的价值在科学研究中不是获得客观知识的障碍,恰恰相反,是保证知识的客观性的必要条件。同韦伯一样,帕森斯认为,‘价值中立”的本质是要分清两个领域,即科学内与科外活动领域这两个领域都有各自的价值系统。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应当运用科学内的价值系统,摆脱科学外的价值系统。帕森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价值中立”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把价值中立看成是这样一种在科学价值界限内必须信奉的价值原则,它要求摈弃一切与科学研究相对立和无关的价值。’这就是说,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越能遵循科学内的价值规范,排除科学外的价值干扰就越能保证科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帕森斯特别强调指出,“价值中立”首要说明的是学者的角色应当独立于他的其他社会角色,它完全不同于“价值关联‘’。“价值关联”强调研究者各种社会角色的相互依赖性,并且把研究者和一定的文化综合体见联结在一起。帕森斯认为,文化综一体的基本功能是规定或选择科学所应当研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在社会的价值共享之上的,有社会价值共享就没有今天的大学体系。
帕森斯是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论证韦伯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原则的。在帕森斯的论证中,这两个原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但是帕森斯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认为韦伯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在科学研究中是研究者必须同时遵循的两个原则。尽管帕森斯对韦伯的价值原则的解释是符合韦伯的本意的,但是帕森斯与韦伯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韦伯对实证主义的取向的社会学能否真正揭示人类生活的含义是表示怀疑的,而帕森斯对这一点却坚信不移。帕森斯的社会认识方法论非常类似批判的唯理论的哲学方法论。批判的唯理论的奠基人是波普尔。波普尔企图在韦伯的方法论基础上建立一个“客观的”,“摆脱了价值”的社会科学。从这一目的出发,他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原理比如,归纳证明,提出了他的证伪理论。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接受反驳,具有证伪能力的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而“形而上学”是“发现的领域”,它不允许对思想进行科学的分析,形而上学的思想既不能被检验,也不能被反驳,它可以阻碍,也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所以,经验科学是提供根据的领域,它应该能被经验地证伪。波普尔对经验科学的说明与韦伯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用经验世界来限定经验科学,并且使之与“形而上学”尖锐对立。只不过韦伯借助的是“价值中立”原则,而波普尔借助的是证伪原则。同帕森斯一样,波普尔同样划分了科学内与科学外价值。他认为,科学研究离开科学外的价值便无法展开自己的工作。但是,科学应当用批判的方法来缩小和取消科学中的科学外价值。所以波普称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是捍卫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的有效工具。波普尔的社会科学逻辑是理性批判的演绎逻辑,按波普尔的说法,这种逻辑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独立于一切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被客观理解”的社会科学。继波普尔之后,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当属波普尔的忠实信徒,德国的批判的唯理论者阿尔伯特。他认为,韦伯要求在经验事实和评价判断之间划清界限的方法论原则至今仍未失去意义。
阿尔伯特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是获取现实的,在人际间能够检验的信息,这就要求科学的表述应当是可以检验的。而评价判断具有主观随意性,无法被经验检验。所以,决不能允许评价判断进入科学表述的领域。确实,科学的表述应该,而且必须能够在主体间进行检验。如果一种研究结果经过科学的检验并没有预期地出现,那么科学是不会承认它的。但是,这种科学的检验不是评价科学性的唯一标准,科学性的评价不应当有其他的标准。人的认识的不完善性,不确定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任何一个科学认识都不会立即成功地被检验,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认识。对科学认识的检验不是要求再现所有的研究结果,而是确定检验的可能性。阿尔伯特的错误就在于他将知识的科学性的检验标准绝对化了。阿尔伯特在谈到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时指出,将逻辑假设经过同义变形转换为可操作的“工艺形式”,即将经验表述转换为工程语句的形式,是摆脱评价判断的最有效的方法。据阿尔伯特说,经过同义转型得到的工程语句像经验表述本身一样可以摆脱价值判断而实现价值中立。在这里,阿尔伯特同样犯了绝对化的错误,正如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工程语句不可能是纯描述的,它以经验事实价值和规范为基础。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解释社会学知识客观性的致命错误是对意识形态作了唯心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特定的历史过程所作的反映,是一定的阶级的价值的解释。这种解释是从历史过程的现实存在中抽取出来的,因而具有现实的客观基础。如果一个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与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一致,那么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进步的意识形态,并且它的表述就一定与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真理相一致实践证明,只有当科学与进步的意识形态,理论认识与正确的价值立场有机地相互发生作用时,客观的、真理性的社会认识才能被获得。
社会学非理性主义对知识客观性的说明
在解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上,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是社会学理性主义的出发点,也是社会学中非理主义的出发点。在社会学中,非理性主义强调价值成分在认识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和科学认识的有限性。它认为,科学在解决关于人类存在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能力极其有限,那些企图超越科学认识的界限的作法,无论是在社会文化领域,还是在认识领域都将导致不良的后果。在人类文化知识领域,纯科学认识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价值立场却对认识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西方社会学中,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瑞士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姆尔达。当实证主义在美国还十分流行的时候,姆尔达就发表了专著《关于事实与价值问题的方法论说明》年。在这本书里,姆尔达明确指出,企图在社会学研究中区分,描述与评价是地地道道的乌托邦。他认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评价都是社会文化环境作用于人的必然结果。姆尔达积多年的研究经验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总要发表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主要包含两种成分基于事实的信念和表现感情偏好的评价。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人是用自己的信念表象他的周围世界,并且努力地使他的表象趋于合理性。姆尔达认为,科学研究中,科学的认识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性。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经过提炼和概括的健全的理性。社会学家所表述的东西,既是描述的,又是评价的,只不过社会学家总是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评价,并且以事实的形式来表现它们罢了。事实上,从收集资料开始到建立理论为止,评价都是自始至终伴随着科学研究者。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期待着研究者去揭示的科学事实并不存在于事物的自身之中。科学事实是借助于任意的定义和分类从复杂而混乱的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结构。研究者的预先选择将决定着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研究假设,以及研究资料的定义和分类。同样,从经过整理的资料中抽取理论结构也是如此,在这里,以评价为基础的科学的约定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吻也就是说,在感性经验中并没有现成的科学事实,研究者自身意识不到的价值规则、偏爱和评价制约着他的科学行为。韦伯曾把科学外价值称作“科学外的科学源泉”,并且把它的作用仅仅限定在科学研究的发生阶段。而姆尔达则将科学外价值的作用延展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这对于非理性主义者来说,就产生了一个在理性主义者那里出现的同样的问题,即客观的科学认识是否可能的问题。既然认识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不可避免地要受不同的价值、偏好和评价的影响,那么应当如何去获取客观真理性的认识呢姆尔达感到这是社会学中极其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他称之为“科学的逻辑焦点”。姆尔达非常熟悉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和实证主义的观点,他不满意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焦点”的解决方式,认为实证主义所理解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姆尔还强调,只有当我们不放弃评价,并且充分重视评价的时候,思维才会变得合理化。
姆尔达对价值成分在社会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将这种认识坚持到底。当他说明科学研究过程中认识要素与价值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他的结论就下得过于匆忙和显得十分荒谬。姆尔达虽然将价值成分看成认识过程的必需的伴侣,但是,他却认为这个伴侣对科学认识本身是格格不人的和有害的,它介人认识过程是科学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去抵制这个灾难,限制它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影响。于是,姆尔达提出一种他称之为“公开曝光”的解决办法。所谓公开曝光,即是将科学研究者的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进行充分的讨论,并且从社会的存在、含义和可行性方面去分析和认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中的所有评价问题。他认为,“能帮助我们遵循理论分析‘客观性’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评价放在阳光下,赋予它们自觉的,具体的和显明的特性,揭示它们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姆尔达的“公开曝光法”本质上说是为了发展和深化研究者的价值意识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并以此实现价值成分的中立化。西方许多具有实证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家也都纷纷表示支持姆尔达的这一方法论立场,尽管他们认为这一方法的实现是极其困难的。当然,还有一些社会学非理性主义者,例如批判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也建议研究者可以采用心理分析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公开而坦诚地”宣布自己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和为什么会对这些问题产生偏爱。社会学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本质上与实证主义的方法是不同的,它所注意和关心的恰恰是实证主义忽略了科学研究中主观要素的作用,即价值成分对每个科学研究环节的介人和影响。在这一点上,非理性主义克服了实证主义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当非理性主义进一步考察科学研究中认识成分与价值成分的相互关系时,又暴露出它不可克服的缺陷。非理性主义把价值成分向认识过程的介人说成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并要求研究者做到评价的中立化。这样,非理性主义便陷人自相矛盾。象理性主义一样,它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也是将研究者的评价视为纯主观的产物。按照姆尔达的“中立化”原则,不仅无法找到客观的真理性知识,反而会重新陷人实证主义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的反实证主义倾向明朗化,首先向实证主义发难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严厉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他的激进思想中,有许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研究绝不是中立的认识过程,而是在不同的道德的,政治的取向中进行选择的过程,选择本身与社会实践,社会政治价值紧密相联。一方面,社会价值制约着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结论反过来又影响某些社会价值被承认的程度。米尔斯批判了当时美国社会学界极为流行的观点,即事实的表述不能逻辑地引出评价判断。他认为事实并不如此,任何事实的表述对评价判断来说都是有意义的,科学的评价潜在地具有价值意义并且对一定的社会价值的形成构成不可或缺的影响,科学研究从来就不是纯科学的。他说“任何一个献身于社会研究和不断公布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人,不管他意识到与否,他的行动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所以,在米尔斯看来,科学既依赖于社会价值系统,又影响于社会价值系统。社会价值进人科学研究不是简单的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是社会科学认识的本质特征。世上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够使研究者逃避社会价值的影响,同样,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可以使社会研究的成果不影响社会价值系统。很明显,米尔斯的独特之处是强调,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必然要向科学研究渗透,而在科学活动中,科学研究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科学的真理,更重要的是科学事实的实践意义。
表面上看,社会学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解决社会学知识客观性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但是,它们对社会学知识客观性差别题的最终理解却是一致的理性主义认为,价值成分进人科学研究过程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的社会学知识,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将价值成分从科学研究中清除出去,所以经验科学必须满足“价值中立”原则。理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就是它把科学看成只是关于存在和经验的知识体系,把经验认识和价值立场绝对对立起来,把价值立场看成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其实,价值立场首先是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客观价值关系的反映,并不是纯主观的产物,它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在科学研究中价值立场的使命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说明被认识的现实现象,并与理论认识有机地统一起来。客观的社会学知识是在这个有机的认识统一体中获得的。理性主义将理论认识与价值立场对立起来,恰恰阻碍了客观的社会学知识的获得。非理性主义认为,价值成分进人科学研究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科学研究无法实现价值中立。但是,它对价值立场本身的理解与理性主义非常相似,即认为价值的介人有害于客观性知识的获得。所以非理性主义者也要设法揭示价值以什么形式影响客观知识的客观性。按非理性主义的说法,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只有通过实行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价值中立化价值共享的道路才能得到保证。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10
1.地理与政治。地理课所揭示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政治学科用以论证的素材。仅以地球本身的位置而言,它只是太阳系的一颗普通行星,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种种唯心主义的认识;反过来,政治课的理论不仅指导人们认识和理解地理事物或现象,而且政治课的内容也大量出现在地理课中,既有显露的成分,也有潜在的内容。如影响工业布局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生产方式,试想,我们若不了解什么是社会生产方式,又怎么能认识它对工业布局的影响呢?
2.地理与历史。在地理课中有大量的地名知识和分布知识。这些知识对学习历史有很大帮助,如历史事件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空间性,需与历史地图相配合。反之,掌握了一定的历史知识,对学习地理也有积极的作用。如掌握我国一些省区的简称,可追溯到我国古代的国名或地名;认识一些发展中国家单一产品经济及我国天津、青岛、上海棉纺工业的分布,都要考虑历史发展这一极为重要的因素。
3.地理与语文。自然界千姿百态的地理事物或现象为语文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既有源于地理方面的成语,如“泾渭分明”,又有描绘地理景观的诗词,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等。反之,语文水平的提高,会使同学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地理事物或现象。
4.地理与数学、物理。地理学科涉及天体系统、地球运动、大气运动等知识,这些知识既是地理知识,又有物理知识,也有数学知识,对启发我们学习物理、数学有积极的作用。反之,掌握了万有引力、曲线运动等知识,对学习地理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5.地理与化学。化学知识在地理学科中亦较为常见,如岩石的风化、石灰岩地形的形成、土壤的酸碱性以及各种有用矿物等。因此,掌握一定的化学知识,对学习地理大有好处。反之,掌握这些地理知识,对学习化学也是一个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