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1
题目：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
姓名：刘某某
导师：李某某
专业：法学
年级：XX级
时间：2014年10月22日
一、选题依据(目的、意义、学术价值、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新中国成立至今，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与此同时，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其中，未成年人犯罪突出。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冲突，而且更意味着社会化、文明化的挫败；不仅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干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也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品德不良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
其一，刑事法学领域：
(1)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拓展新的思路。我国当前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学科内进行探讨。其中，犯罪学领域侧重于事前的社会预防和事中的治安预防；刑法学领域侧重于事后的刑罚预防。这些预防措施主要是通过外在的手段实现对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规制，而犯罪预防内在手段的运用，即借助思想道德意识的作用引导未成年人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展开分析，试图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冲破思辨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科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工具。犯罪是一“综合病症”，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剖析。刑事法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其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我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惯于思辨式的理论研究，缺少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考察。本文拟通过实证调查、个别访谈的方法，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态势、分析犯罪发生的原因，为犯罪预防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其二，政治学领域：本研究除了在刑事法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外，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学价值。我国未成年人有3亿多，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犯罪的发生，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犯罪预防对策，对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持续进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2、实践意义
未成年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作系统解读，可以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建设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犯罪破坏社会和谐，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影响社会治安，更是关系到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和未来国民的素质，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非常。因此，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本文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有针对性地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提出未成年人个人预防措施和社会治理对策。这些建议和对策，立足于我国实际，更加突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将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现状
未成年人犯罪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而言的。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非常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保持高度重视。1979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八部委所写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这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更为深入。尤其是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严重，其数量递增，而年龄递减，这一态势引起理论界的密切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努力，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成果显著，相继有多部著作出版和多篇文章发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研究视域狭窄。犯罪现象复杂多样，既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有关又与个人的生理、心理、生活方式等因素密不可分。因此，犯罪学研究必须运用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缺乏从众多的学科领域出发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内容缺乏创新性，研究选题过于集中。笔者对近些年出版的未成年人犯罪著述和中国学术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发现，虽然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很多，但论述内容相近，研究思路模式化。我们说，研究选题关注学术热点无可厚非，但应对同一问题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的来看，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内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进行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虽然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犯罪预防问题有所涉及，但过于分散和零碎，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
3、研究方法以思辨和论证为主，欠缺实证研究。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犯罪问题的研究，重思辨和论证而轻实证。康树华、周路、戴宜生等多位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理论研究的对象——犯罪现象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脱离了实践的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而非主流。
(三)研究目的
1、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全面解读，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2、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原因、预防等问题的系统梳理，弥补犯罪学理论研究上的不足。
3、通过对未成年犯罪预防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激发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进而更好地做好未成年人工作。
4、通过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的剖析，设计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的方案，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
(四)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中国期刊网查阅文献资料和购买图书资料等多种途径，为开题报告的撰写和论文的正式写作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其中，主要著作包括：
1、陆志谦、胡家福主编：《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冯云翔、娄鸿雁著：《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许邦银、张晶主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姬素兰等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董新臣主编：《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与防范》，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6、袁作喜、冯锐著：《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防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王亚东、鲍遂献主编：《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8、康树华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10、张小虎主编：《犯罪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李春雷、靳高风著：《犯罪预防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冯树梁著：《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鞠青著：《中国城市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模式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4、黄教珍、张停云著：《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心理预防和教育对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5、莫洪宪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对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美]路易丝？谢利著：《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17、[意]龙勃罗梭著：《犯罪人论》，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8、沈壮海著：《新时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9、《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编委会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0、苏宁著：《关注成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1、鞠文灿主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问题与对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陈永弟：《借鉴与参考——部分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掠影》，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主要期刊文章参考资料：
1、周运清、王培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个性结构与特征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第1期；
2、张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3、刘远山：《略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重点及对策》，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4期；
4、席小华、秦卫平：《学校法制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5、钱晖元：《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原因及对策》，载《江淮法治》2002年第10期；
6、王宇：《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预防》，载《公安研究》2005年第9期；
7、狄小华：《社会转型期的未成年人犯罪与防控》，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8、全哲洙：《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载《理论前沿》2004年第14期；
9、任月勤：《试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环节》，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0、王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综述》，载《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4期；
11、罗志丹：《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年第4期；
12、贾怀忠：《学校、家庭、社会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载《教育革新》2006年第5期；
13、黄志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实施》，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二、论文结构框架(主要观点)
论文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
导言部分主要是介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情况、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
正文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一节未成年人犯罪概念
第二节国内外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三节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与趋势
第二章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解析
第一节犯罪原因概述
第二节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析评
第三节思想道德建设与未成年人犯罪
第三章当前我国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思想道德因素分析
第一节社会
第二节学校
第三节家庭
第四节个体
第四章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第一节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
第二节国外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措施
第三节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结语部分从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出发，理性地分析和评价这一现象，再次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呼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多策并举、多措并举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
三、论文写作安排(进程安排、待解决问题)
(一)写作进程安排：
2014年7月——8月搜集资料，确定论文题目；
2014年9月——10月中旬撰写开题报告；
2014年10月下旬——11月上旬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开题报告；
2014年11月中旬——2015年2月下旬撰写毕业论文；
2015年3月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毕业论文；
2015年4月毕业论文定稿打印。
(二)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研究的核心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入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其中，实证调查将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由于这一研究要以多学科为基础，学科之间的整合也将是该研究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导师或论文指导组意见：_____________________
知识扩展：论文开题报告的意义、写法
一、论文开题报告的意义
论文开题报告，就是当课题方向确定之后，课题负责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报请上级批准的选题计划。开题报告既是文献调研的聚焦点，又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展开的散射点，对研究工作起到定位作用。它主要说明这个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真实性，是对课题的论证和设计。其中真实性体现在研究计划上。
课题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要准确、规范、简炼。
准确就是课题的名称要把课题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有时候还要把研究方法写出来。课题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
规范就是所用的词语、句型要规范、科学，似是而非的词不能用，最好引用成熟的理论术语来构造题目，口号式、结论式的句型不要用。因为我们是在进行科学研究，要用科学的、规范的语言去表述我们的思想和观点。
简练就是课题简短精练，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
二、论文开题报告的写法
论文开题报告的格式及写作技巧
1.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论文开题报告的一般内容包括：
(1)课题来源、开题依据和背景情况，课题研究目的以及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2)文献综述，着重阐述该研究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应用领域，同时介绍查阅文献的范围以及查阅方式、手段。
(3)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
(4)研究计划。包括学术构思、研究方法(包括拟采用的实验手段)、关键技术、技术路线、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包括所需科研和实验条件、课题工作量和经费)、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难点、解决的方法和措施以及预期目标。
(5)主要参考文献，列出所查阅参考的文献。
(6)研究工作进度计划。
2.论文开题报告的写作技巧
(1)选题合适是前提
一个清晰的选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因此选题应本着以下原则：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综合训练的基本要求，难易度及任务量适宜。
*与自己实际教育背景、科研工作或生产实践相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
*是自己专业中发展迅速影响重大而需综合评价的部分。
*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所选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2)研究目标具体却不死板，有价值
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课题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课题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3)收集资料，积极学习研究课题所需理论是论文开题报告的基础
首先，收集资料。我们要了解别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工作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要有创造性。
文献资料是撰写好学术论文的基础，文献越多，就越好写。选择文献时应选择本学科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等，要注意所选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及科学性、优先选择阅读近期的(近3~5年)，后读远期的；广泛阅读资料，有必要时还应找到有关文献所引用的原文阅读，在阅读时，注意做好读书卡片或读书笔记。
其次，学习理论。我们要掌握与我们课题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研究工作才能有深入进去，有真正的创造。因此，我们进行科学研究，一定要多方面地，要加强，这样我们写开题报告的时候，才能更有把握一些，制定出的开题才能更科学、更完善。
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要注意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资料。该部分应是是评论性的，本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4)正确的指导思想是论文开题报告的政治保障
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对于范围比较大，时间又很长的课题来讲，大家在总的方面，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就可以避免出现理论研究中的一些方向性错误。
(5)研究计划是开题报告的核心
研究计划，就是课题确定之后，研究人员在正式开展研之前制订的整个课题研究的工作计划，它初步规定了课题研究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和步骤。研究计划水平的高低，是一个课题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反映。一个好的计划，可以使我们避免无从下手，或者进行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的情况，保证整个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因此研究计划要科学、要务实，切忌脱离实际。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2
论文关键词社会调查员未成年人犯罪帮教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我院自2007年开始这项制度的试点，建立了社会调查员制度，由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关系、成长经历以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客观、全面、公正地调查，实施因人而异的教育、感化、挽救措施，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我院实施相应的办案机制；2010年实行了圆桌讯问、青少年维权工作室三分开、附条件不起诉、犯罪档案封存、判决后的帮教等制度；今年，又设立了未成年刑事犯罪检察科，履行涉罪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预防犯罪等工作职责，成功办理了全市首起未成年人报捕案件。通过社会调查员制度的构建与深化，有效维护了涉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了未成年人犯罪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我院公诉科连年被评为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在今年省院举办的修改后刑诉法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院做了典型经验介绍。
一、严格审核调查员身份，实现调查人员专业化
社会调查员队伍的建设是社会调查员制度的关键。2006年9月，我院联合区法院、教体局、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团区委等单位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调查员组织，制定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案件社会调查工作实施细则》，规定社会调查员由我院和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团区委共同聘任；团区委负责社会调查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公检法司共同承担社会调查员的培训，每季度培训一次。明确了社会调查员需的条件：一是思想品德高尚、作风正派、责任心强；二是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和基本法律知识，有较强工作能力；三是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热心从事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四是工作认真，诚信记录优良；五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或社会调解员可以适当放宽学历要求。
社会调查员聘期为二年，对工作认真、成绩突出的给予以奖励，有关经费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团区委建立专项基金列支。几年来，我们先后进行了三次聘任，主要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公益组织等单位选聘的基础上，将乡镇司法调解员作为社会调查员的后备人选，承担起对乡镇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职责。社会调查员队伍逐步扩大，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更具针对性、专业化，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更具针对性、目的性、实效性。
二、完善社会调查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和程序，实现工作模式规范化
我院在2006年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办案小组”，对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选任三名业务素质高、熟悉青少年办案规定、工作经验丰富的主诉检察官承担此项工作，实行专案专办，并由其中一名富有爱心、办案细心的女检察官专职负责。同时，在办案机制上进行了规范和完善，制定了“三个必须”的办案规定，即讯问未成年人时必须注意语言、语气和态度，循循善诱、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必须加强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研究，充分利用社会调查报告，查找犯罪原因，找准感化点；必须及时总结未成年人犯罪特点、趋势，提出防范对策，将教育融于办案的全过程中，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2006年9月，我院社会调查员制度开始适用于实施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对象的范围为户籍在淄川区的未成年人或犯罪地在淄川且已在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外地未成年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由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案卷中要有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人不诉、起诉，或者从轻、减轻等不同处理结果的重要证据，提起公诉时提交法庭。具体程序是：〔公诉部门受理未成人案件〕〔通知社会调查员小组〕〔小组随机抽取调查员深入学校、社区、村庄、家庭对涉案人员进行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犯罪前后表现的调查〕〔根据调查，分析犯罪原因〕〔出具书面调查报告及从轻或从重的意见〕——〔提交公诉部门〕〔公诉部门结合案情和意见，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起诉，开庭时向法庭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依据之一〕。如展某伙同他人寻衅滋事一案，办案人员通过社会调查报告了解到，展母虽然是下肢瘫痪的残疾人，但展某与母亲感情很好，非常孝顺。于是，决定用亲情促其真心悔罪，用亲情感化犯罪。通过多次与展进行思想交流，终于使他深深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但扰乱了社会秩序，伤害了他人，更是对母亲的不孝和伤害，为了母亲也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我院制定了回访考评制度，加强对办案人员的监督，定期给社会调查员、涉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发放调查回访表，征求他们对办案人员的看法，提出建议和意见，促进了公正、廉洁、文明、规范执法。社会调查员制度构建以来，我院先后于2007年办理了4起案件，2008年办理了8起案件，2009年办理了7起案件，2010年办理了10起案件次，2011年办理了10起案件，2012年办理了7起案件，均受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实现调查帮教社会化
我院依托社会调查员，推进了多项未成年人犯罪审查制度。一是建立完善了回访帮教制度。引入社会调查员，不仅对犯罪前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聘任社会调查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富有社区工作经验的人员被吸收进来，从事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对刑事案件中因情节轻微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被判处拘役、管制的未成年人和被判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进行考察。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诉法颁行后，我们积极与司法行政部门结合，展开社区矫正工作。按照“一人一档案”，建立帮教档案，将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属联系方式、涉嫌犯罪事实、处理情况等资料详细登记在册，设立回访、教育期限，并适时组织未成年人及其家人参加庭审旁听，集家庭、社会、学校等社会力量，对失足未成年人予以辅导和矫正，并及时记录回访教育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效果。同时我们与相关单位建立了联系会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进行封存，对除特殊情况下的档案查询外，其余均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查询未成年人犯罪档案。二是开展了附条件不起诉试点。我院探索构建了暂缓起诉制度，对行为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或初犯、偶犯以及被胁迫、诱骗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有帮教的条件下，暂不将其移送法院提起公诉，而是规定一定的考察期限，并根据考察结果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新刑诉法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就是对暂缓起诉的完善。我们仍然依托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进行品格认证，作为附条件不起诉的最重要依据。2012年3月，我院在办理一起六人寻衅滋事案中，决定对其中的王某等四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并由社会调查员对其进行为期9个月的考察，并确定了不起诉的条件。我们将在考察期满后，对社会调查员提交考察报告进行听证，如果符合不起诉条件，将经检委会审查决定对该四名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同时设定条件，在执行过程中还需要社会调查员的监督和考核，同时社区公安机关也将对其进行监督，直至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结束。
四、化解矛盾、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惩防结合一体化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大多数案由是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被告人能否赔偿受害人损失是量刑的重要依据，未成年人有没有经济来源，赔偿问题较难解决，实践中，我们赋予了社会调查员具有调解的权利，作为民间调处组织，参与到刑事案件中来，在社会调查的同时帮助做好调解工作，弥补了检察机关无权参与调解的漏洞。2010年我们办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一案，因邻里纠纷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被邻居打伤，嫌疑人纠合了自己要好的同学四人，将邻居打致轻伤，五人全是在校学生，我们启动了社会调查员，聘请该校老师一名，同时聘用本乡镇司法调解员作为社会调查员。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的时候同时积极调解邻里矛盾，最终出具调查报告：五名学生无劣迹、学习成绩较好，家庭教育以及生长环境都没有不利的因素，属于出于义气激情犯罪，并且邻居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双方互相谅解，建议不作为犯罪处理。我们认真研究了调查报告，最终做出了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同时检察建议：建议学校加强对住校学生的管理。在通过此案的处理，为我们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调查员来化解社会矛盾积累了经验。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3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少年法庭工作处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的第一线，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多年来，人民法院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站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牢固树立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探索了一条法理与情理交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少年审判之路。肖扬指出，少年法庭的发展孕育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未来。以少年审判机构的改革为先导，促进和带动少年犯罪案件的侦查、公诉、辩护以及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管理教育等一系列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特征。全国各地法院的少年法庭成立以来，机构设置不断完善，从合议庭到独立建制的审判庭，从单纯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到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案件。肖扬要求各级法院要善于把握机遇，勇于开拓创新，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少年审判制度，充分发挥少年法庭的职能作用，把人民法院的少年法庭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摘自《人民法院报》2006-02-10)
最高法院出台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发生，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的一件司法解释作出的规定。这件司法解释名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6年1月23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本解释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案件。刑法第17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2天起算。
司法解释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查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被告人出生的年、月、日。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未成年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近亲属财物不按犯罪处理。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未成年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量刑标准。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9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未成年人犯罪不判处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
未成年罪犯同时具备3种情形法院应当宣告缓刑。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初次犯罪；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具备监护、帮教条件。
可能被判3年以下徒刑的未成年罪犯具6情形将免刑。这6种情形是：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摘自网易http：//news.省略2006-02-02)
各级法院少年法庭七年共判未成年被告近40万名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2月9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上透露，1999年至200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共判处未成年被告人393543名；其中判决有罪的393115名，判决无罪的428名。他说，中国各级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注重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切实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做好“寓教于审”工作；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时，坚持立足教育和挽救，依法多判处非监禁刑；对判决有罪的未成年人，积极开展延伸跟踪帮教工作，矫治、挽救了一大批未成年罪犯，并为他们顺利重返社会付出了巨大努力。
沈德咏要求各级法院当前着力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大力提高少年法庭的司法能力和水平，二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少年法庭的机构建设，三是继续保持锐意进取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少年法庭各项改革，四是加大指导和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法官队伍建设，五是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努力夯实少年法庭工作的理论基础。
(摘自新华网http：//省略2006-02-09)
未成年犯人6大特征 青少年犯罪5大变化
青少年犯罪问题近年来已成为世界性难题。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不仅表现为犯罪率逐年攀升，而且还表现为犯罪类型不断扩展，性质日益恶化，大案、要案层出不穷。
从近年来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收押的未成年犯来看，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04年收押人数比2003年增加了1．5倍；2005年在2004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0％左右。目前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收押的未成年犯的犯罪情况呈以下六大特点：(1)暴力犯罪占75％以上。主要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聚众斗殴；(2)从作案人员组成情况看，团伙犯罪占70％左右(指三人及三人以上)；(3)犯罪主体与被害人都是学生的至少占15％；(4)针对熟人作案的占40％。这里的熟人指的是同学、朋友等；(5)从家庭情况来看，单亲家庭的占20％左右；(6)
犯罪主体的犯罪受到朋友影响、教唆的占50％-60％，如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恶性案件的发生大多数属这一类型。
近几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动机、犯罪类型、犯罪形态以及犯罪手段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犯罪主体的低龄化和在校生与女青少年犯罪人数上升；(2)结伙犯罪比较普遍。这种结伙犯罪已经发展到类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3)侵害财产和性犯罪大幅增长，犯罪场所主要集中在校园、网吧等娱乐场所及附近；(4)犯罪手段成人化。比如，逼迫小同学、坐台等；(5)犯罪手段更具残忍性。杀人、灭尸。在成人看来，未成年人的很多犯罪都是带有“无厘头”的，有时候仅仅为了抢一个玩具，为了上网的5块钱费用就可以杀死一个人。
(摘自《都市快报》2006－02－22)
中央综治委等下发意见少年乞讨严重地区治安考核“一票否决”
流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被纳入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考核内容。以后，街头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数量庞大、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乞讨现象严重的地区将被综治部门下达督查通知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实施“一票否决”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记者从此间召开的“为了明天――全国保护流浪未成年人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民政部、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中央文明办等19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对于进一步做好流浪未成年人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门职责分工。
根据这个意见，今后我国的流浪未成人工作要从以下七个方面重点着手：一是注重流浪未成年人预防工作；二是保证流浪未成年人基本生活需要；三是强化对流浪未成年人的管理；四是注重流浪未成年人教育；五是努力促使流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六是打击幕后操纵和利用未成年人进行违法活动的犯罪行为；七是加大投入，建立完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摘自《新京报》2006－01－21)
江苏未成年人犯罪上升迅猛
南京省预防青少年犯罪暨保护流浪未成年人会议上周五在南通举行。全省法院系统判决的青少年罪犯每年均有1万多名，2005年上半年，判决的人数比同期上升35．58％；而且，犯罪主体开始向14周岁的低龄化倾斜。
青少年违法犯罪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江苏省高等法院的统计显示，青少年的罪犯数占据全部刑事犯罪人员的35％，每年都在1万多人。其中，已满14周岁到18周岁的未成年罪犯的上升势头，非常迅猛。2004年比上年上升43．82％，2005年上半年比同期上升了35．58％。流浪未成年人是最容易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体。为遏制江苏省犯罪低龄化的倾向，江苏省民政厅将出台一系列保护流浪未成年人的举措，近期将对外公布。
(摘自搜狐http：//news.省略2006-02-27)
加强流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流浪未成年人工作被纳入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考核内容。今后，对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不力和街头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数量庞大、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乞讨现象严重的地区将被综治部门―下达督查通知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实施“一票否决”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这是民政部、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等19个部门日前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中的内容。根据这个意见，我国将从7个方面加强流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一是注重流浪未成年人预防工作，加强预防未成年人流浪和返乡未成年人的安置工作。二是保证流浪未成年人基本生活需要。三是强化对流浪未成年人的管理。四是注重流浪未成年人教育，要通过施行心理疏导和调适等干预措施，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正面引导。五是努力促使流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六是打击幕后操纵和利用未成年人进行违法活动的犯罪行为。七是加大投入，建立完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摘自《法制日报》2006－01－22)
海南的家长普遍重视孩子教育但缺少教育孩子的必要知识和技能
海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开题会上，公布了一份由海南省教育资源研究发展中心对海口市30多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及其家长所作的“家庭教育与中小学生发展”课题前期调查报告。这次大规模的调查从2004年底开始，历时8个月，发放问卷8万多份，共收回有效问卷4万多份。该调查显示：海南的家长普遍重视孩子教育，但缺少教育孩子的必要知识和技能。有97．8％的家长自认为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而自认为不重视的，仅占总数的2．2％，有97．5％的家长查阅过孩子的作业和试卷。调查还显示，只有24．7％的家长认为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科学，有17．5％的家长承认自己的教育方法比较简单或不知道该如何引导孩子，高达96．8％的家长存在“教育缺乏”问题，有70．5％的家长认为最缺乏的是教子的方法和知识。研究显示，有33％家长认为道德是孩子发展的主要素质，知识和身居其后，但对孩子寄予的最大希望却是学习好，做人和健康仅以24．2％和8．5％的低票数分列二、三。调查显示，竟然有43％的中小学生无兴趣爱好，有爱好的孩子中，大部分中小学生只有一项爱好，有三项爱好者只占6．3％。
(摘自《中国妇女报》2006－02－22)
欧洲13至15岁青少年吸烟率全球最高
欧洲一直致力于在公共场所禁烟，但似乎对青少年疏于管教。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欧洲青少年吸烟率全球最高。欧洲13岁-15岁青少年中，近18％吸烟，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排在欧洲之后的分别是美洲(17．5％)、非洲(9．2％)、西太平洋(6．5％)、地中海东部(5．0％)、东南亚(4．3％)。如果把咀嚼烟草、鼻烟也考虑在内，美洲青少年吸烟率则高达22．2％，超过欧洲的19．8％
(摘自《羊城晚报》2006－02－18)
法国青少年吸大麻卷烟现象普遍
据合肥报业网―江淮晨报报道，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法国青少年中吸食烟草现象普遍，而且超过30％的青少年轻易吸食掺和了大麻的大麻卷烟。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在2003年所做的这项调查的结果显示，在1．6万名年龄在12岁至18岁的参加调查的学生中，约有30．3％的青少年吸过混合烟草和大麻的大麻卷烟，27．5％的青少年只吸香烟。
研究院研究员玛丽・朔格解释说：“所有吸大麻的人都吸烟草，但是吸烟草的人并不一定吸大麻。”朔格是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她指出，根本的转变发生在1999年到2003年之间，两个因素起了作用：香烟消费的降低和大麻消费的升高都导致吸大麻卷烟的人超过吸烟草的人。
(摘自中国烟草在线http：//省略2006－02－27)
美国在保障妇女、儿童权利方面的纪景不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日发表的《2005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称，美国在保障妇女、儿童权利方面的纪录不佳。
文章强调，美国儿童贫困率高于总人口的贫困率，儿童贫困指数在全球22个发达国家中倒数第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5年8月30日公布的数据，在美国3700万贫困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儿童。全美有135万儿童有无家可归的经历。没有健康保险的孩子2005年一度高达29％，其中很多孩子既没有体检，也没有接种疫苗。美国有1／3儿童是非婚生子女，一半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目前有400万儿童和没有工作的家长生活在一起，这些孩子常常面临包括家庭暴力、精神抑郁症、吸毒和酗酒等问题。
文章称，校园暴力伤害频繁发生，威胁着2640万12岁至16岁的学生的安全。据联邦健康组织统计，美国平均每天有12名青少年死于枪支暴力犯罪。
美国法庭对未成年罪犯判重刊的情况有增无减。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未成年犯有93％被定为谋杀罪。少年犯在监狱中经常遭到虐待，遭受管教机构工作人员犯比例比成人拘留所高出近10倍。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青少年判死刑的国家之一，迄今仍有6个州对死刑判决没有最低年龄限制。2004年，美国有63名17岁或以下的青少年被判死刑。
(摘自http：//省略/news/china2006-03-09)
青少年热衷网上交友引发担心 美国社交网站再成争论焦点
如今提到社交类网站(我的空间)，几乎没有哪个美国青少年不知道的。它的用户已经达到5400多万，其中四分之一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网上交友并不安全，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更是如此。
网上交友催生多种“犯罪”，美国警方表示，已经有数起案与“我的空间”有关。虽然因网络引起的暴力事件屡有发生，但“我的空间”网站发表声明称，该网站一直致力于为网民提供一个安全的交往环境。网站中有相关的安全提示内容，安全提示明确禁止14岁以下用户登录该网站。网站的一份免责声明还同时称，网站事实上并不能辨别网民是否虚报了年龄。鉴于这种情况，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家长和学校将类似“我的空间”这种社交类网站当做“红灯区”，禁止学生“越雷池一步”。一些学校已经明令禁止学生通过学校的计算机上网。新泽西州纽阿克市的一家私立学校命令学生将网上的所有个人日志清除掉，即使在家里上网也不可以建立个人日志，以免被“不怀好意”的人钻了空子。
(摘自《检察日报》2006－02－21)
德国调查发现青少年看电视时间越长学习越差
德国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花在看电视或玩电脑上的时间越长，学习成绩就越差。专家为此建议，最好不要在青少年房间里放置电视或电脑。
由德国下萨克森州犯罪学研究所开展的这项研究，共对德国11个城镇6000名四年级和九年级学生进行了问询。调查结果显示，那些自己房间里有电视或电脑的青少年，花在看电视或玩电脑上的时间相对更多，学习成绩也较差。调查发现，自己房间里有电视或电脑的10岁孩子，平时每天花在看电视或玩电脑上的时间平均是137分钟，节假日则达到204分钟。与此相比，房间没有电视或电脑的孩子，平时和节假日在看电视或玩电脑上所花时间分别只有83分钟和130分钟。研究人员以升入高中的比例来衡量看电视或玩电脑对孩子们学习成绩的影响。在接受调查的青少年中，那些自己房间里没有电视或电脑的学生有47％升入高中，而房间里有电视或电脑的学生只有22％的人能上高中。
2005年年初开展的这项调查显示，德国10岁孩子中自己房间里有电视或有电脑的比例都超过三分之一。研究人员为此建议不要在青少年房间里放置电视或电脑，并呼吁德国出台更加严格的法律，避免电视等媒体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4
关键词前科前科消灭制度前科保护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即:“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关于前科的概念，理论上分歧较大，多数学者认为，前科指因犯罪受过有罪宣告或被判处刑罚的事实。①着眼于前科报告制度不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弊端，学术界便提出了前科消灭制度，并率先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展开。②从刑事法治的进程来看，这一制度确实意义重大，它将更有利于再社会化的实现，维护社会稳定，也与国际立法趋势相一致。③但其永久性地消灭犯罪纪录的作法较难实施，不仅与刑法中累犯、再犯的规定相抵触，也与我国其他相关法律规范相冲突。并且，单纯的前科消灭制度对犯罪人的保护也不充分，前科的消灭必须有一定的时间条件，即考验期。那在此期间犯罪人的前科将得不到保护，社会的歧视与排斥，将迫使其再犯。另外，前科报告制度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刑罚本质属性的体现，是一般预防目的的可行载体。因此，只有摆脱那种单纯的消灭前科的作法，建立起完善的前科保护制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二、前科消灭制度的弊端及不足
刑事法治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项制度只有与其他制度相协调才能真正发挥其功效，但前科消灭制度却与现行法律规范存在着较多冲突。首先，最直接的是对刑法第100条规定的前科报告制度直接的冲突，是对前科报告制度的直接否定;其次，前科消灭制度也与刑罚裁量制度中的累犯相冲突，一般累犯要求5年，特殊累犯更是无时间限制，犯罪纪录的消灭，累犯将无从谈起;再次，与刑法第356条关于再犯的规定相抵触，是对刑罚个别化的冲击;最后，也与民事、行政法规相冲突，比如法官法、公司法、律师法等。
前科消灭制度在保护犯罪人前科上也存在着较多不足。拥护该制度的学者大都认为前科消灭必须经过一定时间，那在考验期内犯罪人的前科将得不到任何保护，这无非是断绝了行为人彻底悔过自新和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希望，社会的不接纳将极大可能迫使其重新走向犯罪道路。
同时，作为一项历史制度，前科报告制度也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他对犯罪人一定的就业限制，能起到预防其再犯的效果，与刑罚个别化原则也是一致的，彻底的废除前科制度反倒不利于打击犯罪。
三、前科保护制度的提出及相关制度
通过对前科消灭制度的分析，不难发现该制度漏洞较多，基于保护犯罪人权利的角度，笔者认为，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前科保护制度，包括刑事案籍分管制度、前科申请审查制度、部分前科消灭制度。
1.刑事案籍分管制度，也即行为人的犯罪纪录在其户籍及人事档案中不予记载，而是专设刑事案籍管理部门，犯罪人先前的犯罪纪录作为一项隐私进行保护，而不至于使其在哪里都被贴上犯罪标签，反倒阻碍了其再社会化。
2.前科申请审查制度，即犯罪人的犯罪纪录，一定部门、机构等，只有在有正当理由，并获批准的前提下方可审查。前科报告制度对预防犯罪具有重大意义，建立起前科申请审查制度，既保护了犯罪人的权利，也兼顾了预防犯罪的实现。
3.部分前科消灭制度，即有限制地消灭前科。犯罪人主观方面多种多样，体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也大相径庭。笔者认为，对于过失犯罪及轻微的判处有期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应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消灭前科，具体条件在此就不累述。④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以上的，经过累犯考验期后，也可在一定条件下消灭前科。相反，对于那些犯罪较严重，需要就业限制，涉及特殊累犯的犯罪坚决不可消灭前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建立完善的前科保护制度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有前科者而又不至于放纵，而不是单纯地消灭前科。本文提出的相关建议，只为抛砖引玉，希望能为前科制度的完善有所益处。
注释:
①笔者认为，鉴于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及免除处罚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往往较小，又鉴于前科制度的弊端，前科的范畴应以适用一定程度的刑罚为基础。
②从2003年开始，在地方法院就先后掀起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的探索。2009年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更明确提出，要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③如法国、日本、联邦德国、瑞士、英国等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④孙道萃.前科消灭制度研究.北大法律信息网.
参考文献
[1]喻伟.刑法学专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5
论文摘要：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尚处于初期阶段,还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应当对犯罪未成年人引进暂缓制度,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以及严格适用简易程序等制度,系统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以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国家为治理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而专门建立的一种司法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对推动各国司法领域树立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尤其是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1]在今天,它的价值远远超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矫正和预防需要的本身,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目前,在我国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适用同一法律体系,尚未建立一个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现状
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在建国初期,我国14-18岁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总数尚不到1%;1978年、1979年前后开始大幅度上升,1980年就占到全部刑事犯罪总数的8.33%。[2]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陆续开展了数次“严打”和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秩序有了一定好转,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势头一直无法遏制。
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仅仅靠“严打”和重刑显然不是有效的措施。到底什么措施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的治安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观念?在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当时称为“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开创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最高法院充分肯定了长宁区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经验,认为这是我国审判制度一项新的建设,并且要求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庭推广,这也就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开始。至今,全国共有2400余个少年法庭。基本建制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有的是在刑事审判庭内设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有的则单独设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并作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另一种是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逐步形成了一套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审判制度。如:审判不公开制度;指定辩护制度;法定人制度;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等。应该说,人民法院在20多年的少年法庭司法实践中,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人民法院还专门培养了一支约7000余人的专业法官队伍。与此同时,自1998年以来,人民法院还依据刑诉法第26条指定管辖的规定,进行了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
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每个法院都设立少年法庭,相对于那些人员设置紧张的法院来说,审判资源会有所浪费;并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个法院,在量刑上往往容易发生不平衡。基于上述原因,对少年法庭在一定区域内尝试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做法,最高法院给予了支持,认为集中审理对合理配置刑事审判资源、提高专业水平等方面都有意义。从2001年起,在集中审理的探索上,司法实践中又大胆提出了在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构想。当然,少年法院的构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与国外100多年的司法制度发展相比,我们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例如,人民法院同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工作还不理想;预防、矫正、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互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看守所没有对未成年人实行分管分押;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容易落实;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质量不高;司法理念落后;缺乏对维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研究等等。
二、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缺陷
1.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3]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我国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2.原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与现行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
具体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庭前程序性审查与探明未成年人犯罪主客观原因之间的冲突;二是庭前不接触案件当事人与庭前教育被告人之间的冲突;三是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及普通程序简化与确保未成年人辩护权实现之间的冲突;四是程序简化与庭审教育之间的冲突。[4]产生上述冲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区别不甚明显。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包括刑事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置、矫治等主要内容的特殊司法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虽然在实践中通过逐步摸索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此全部纳入。从总体上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仍然局限在普通刑事司法的框架范围内,与国外相比,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尚无系统配套的专门法律予以规范,仅仅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由于立法的滞后,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从而受到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制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一些适用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做法也当然地适用于少年刑事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之间产生冲突。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想
我国目前尚缺乏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多层次法律法规,要学习借鉴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立法体例并加以本土化,修改并制定我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相配套的专门法律规范。
1.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引进暂缓制度
首先,暂缓的具体制度设计应当是:适用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其次,明确规定暂缓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应当包括: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犯罪后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三是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四是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程序条件应当包括:(1)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不具有不予的法定条件;(3)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4)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5)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暂缓;(6)办理取保候审手续;(7)规定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考验期;(8)定期帮教、考察、报告与回访。再次,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权,应建立来自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安机关的制约机制。最后,应当规定暂缓的考察期及针对未成年人考察期的表现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对适用暂缓的未成年被告人要设置适当的考察期,考察期最长为一年,但一般不少于3个月。如被告人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违法行为或有立功表现等,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便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较低刑罚。它的适用对象一般为受审时不满18周岁或犯罪时未成年的初犯、偶犯,一般为罪行较轻、恶习较浅、认罪态度较好,犯最高刑在3年(含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罪并具有管教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为政法机关公正处理、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提供重要依据。目前选任社会调查员的方法是:由法院、检察机关、未保委、团委从人民陪审员、教师、教育科研工作者中提名,再由各部门联合进行审查,进而最终确定人选。调查工作围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情况、家庭情况、在校表现、交友情况、心理、生理状况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制度使主审法官更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前因后果,有了充足的背景材料,能使法官考虑问题更为全面,从而作出合情合法的判决。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
3.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5]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经将8名少年犯的判决以及学校的处分材料从其档案材料中取出,由法院加以保存,从而使少年犯消除了思想顾虑,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学习的动力很大,后来他们先后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等院校,有一人还考上了研究生。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前科消灭制度的构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时间条件。前科消灭期间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刑罚的轻重和刑期的长短而确定,具体可分为三种制度:未成年人前科的先期消灭,未成年人前科随缓刑考验期满而消灭,未成年人前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而消灭。第二,悔改条件。如果前科考验期间内没有再犯新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就可以被消灭。第三,消灭程序。消灭程序包括申请主体、管辖、调查和裁定等内容。申请主体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监护人或对其负有监管职责的人;管辖权由原判法院行使;调查、取证也由受理前科消灭申请的法院行使。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6
我院少年刑事审判庭系有独立建制的业务庭室，1999年7月被命名为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以来，在市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领导小组及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继续贯彻执行“教育、感化、挽救”六字方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注重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强化全方位教育，有效促进了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深入开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就几年来工作情况报告如下：一、强化领导、健全制度，确保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为了使少年刑事审判工作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我院强化领导，大力加强了机构和制度建设。一是成立领导小组。我院少年庭被授予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以后，院党组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以分管院长为组长，研究室、办公室、刑庭、少年庭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少年刑事审判及创建优秀“维权岗”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少年刑事审判及创建“维权岗”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监督，确保该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建立政治业务学习制度。即每周五下午集中学习政治理论、审判业务知识及与少审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专业知识，如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社会学等，用理论武装头脑，用知识指导办案。三是建立陪审员学习、座谈制度。即每年组织陪审员学习与审判有关的业务知识和其他知识，听取他们对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使他们真正起到了既陪又审，既审又教，真正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作用。四是完善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制度。制定了《少年刑事审判一审操作规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调查表》等，确保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五是制定了延伸服务工作制度并纳入综合考评。少年刑事审判庭独立建制后，建立了法制教育登记薄、“缓、管、免”人员跟踪帮教登记薄及定期召开“司法一条龙”协调会议制度。为确保该制度的落实，并将跟踪帮教纳入院综合考评之中，统一考核，使此项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二、强化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由于少年犯罪的特殊性，不仅要求审判人员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业务水平，还要求审判少年犯的法官有特殊的事业心、特殊的责任感、特殊的感召力；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法官，还必须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为此，我们注重加强了审判人员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努力强化政治素质。继续坚持每周五下午政治业务学习雷打不动。按照院制订的政治学习计划，认真组织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和“xxxx”的重要思想；认真开展了廉洁勤政教育，层层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人人写出廉洁执法保证书；积极开展教育整顿活动，对思想、作风、纪律进行整顿；认真开展法官职业道德大讨论，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从而有效提高了全庭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增强了干警的宗旨意识、大局意识、秉公执法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加强业务学习，积极提高执法水平。每年年初都制订学习计划，人人建立学习笔记，采取集中学习和分散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学习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保～》、《青少年犯罪学》、《心理学》等与少审工作密切联系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最高院《关于审理示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我们及时组织全庭人员利用周日休息时间，集中进行了学习。同时，我们还有针对性地举行了四次庭审观摩，开展了三次疑难案件研讨会和人民陪审员座谈会。从而有效提高了全庭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三、突出未成年人特点，坚持多措并举，把庭审变成教育、改造少年犯的重要阵地，全力搞好少年审判工作搞好案件审理是少年审判工作的重心。工作中，我们突出未成年人特点，坚持多措并举，进一步强化了审判工作。1、注重庭前调查，坚持“三见面”，掌握全面情况。为确保案件的顺利审理，庭审前，我们首先采取同少年犯本人见面、与监护人见面、与少年犯的单位或学校见面，深入了解少年犯过去的表现、思想作风、道德品行、家庭情况及社会影响等。其次是走访公安、检察承办人，了解被告人归案后的有关情况，查清被告人的出生年、月、日，个人简历，并认真核实，确保责任年龄查清。在走访过程中，注意发现被告人的个性特点、成长过程中有无劣迹史及作案动机，归案后的心理状态等，从而做到在庭前基本掌握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主观恶性程度、危害大小及归案后的心理变化等，为选择审理方式、方法奠定基础。2、有的放矢搞好开庭审理。在庭审方式上，针对少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和所犯罪行，采用不同的庭审方式。对那些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偶然失足或一时失去理智、后果又不十分严重的少年被告人，大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庭审时，公诉人一般不出庭支持公诉，但其辩护人和法定人到庭，从而使法庭气氛更加宽松，有利于少年被告人认罪服法。对于那些抵触情绪大，不积极配合庭审或犯罪后果较为严重的少年被告人，庭审时不但通知其法定人到庭，而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庭审中，控、辩、审三方充分行使职权，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少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指出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共同努力使少年犯放弃对抗、配合庭审、认罪服法、接受改造。在庭审阶段，我们还针对少年被告人的心理、智力、身体发育等情况，因案制宜，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具体主要把握了三个环节，并做到对待少年被告人“像母亲对待孩子，像老师对待学生，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是自始自终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在审问用语上，注意用诚恳的态度，温和的语气，尽量少用法律术语，多用一些通俗的语言，既保持法庭的严肃性，又不使少年犯感到法官的冷酷无情。二是发现少年被告人有认识上的错误时予以纠正。有的少年被告人存在错误认识，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是认为不应受法律的制裁。对此，我们在查清事实的同时，进一步使他们认清危害性，纠正认识上的偏差。上述措施有效促进了庭审，从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如十六岁中学生赵xx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赵在放学途中，遭同学孙xx纠集张x对其进行殴打，赵躲闪不及，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顺势一刺，致使张x脾脏破裂（后被摘除）
。归案后，赵一度悲观失望，意志消沉。在庭审中我们采用了宽松和缓的法庭气氛，实行近距离审理方式，让被告人坐着回答问题，不带械具，不让法警站庭，庭审中采用平缓庄重的语气，对被告人的辩解认真倾听，当赵xx辩解自己长期受孙xx的欺负时，审判人员及时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情，从而使赵xx对审判人员产生了亲切感和信任感，真实感受到了法官们对其命运的关注，使他由悲观失望、破罐破摔一步步转化为积极主动交待犯罪事实，努力配合好庭审。抓住这一时机，在教育阶段，我们认真给他讲解了法律和有关刑事政策，指出其行为对社会、对自身、对他人及对家庭的危害性，要求其增强自控能力和法律意识，在我们的示意下，赵xx的父母也表达了对他的殷切期望之情，赵听后痛哭不止，表示一定弃旧图新，请求法院宽大处理。四、加大教育力度，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搞好审判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也是少审人员的重要职责。工作中，我们针对少年犯罪的特点，广泛延伸教育职能，多措并举，防止和减少青少年犯罪。1、立足预防教育，做到未雨绸缪。针对当前只注重应试教育，忽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法律道德观念教育，片面地追求升学率，致使一些青少年在社会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下，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现象，我们创设了“一课～”制度，即坚持与学校正常联系制度，应邀或主动到学校担任法制课教师，利用以案～的形式，融法理、道理与实际案例中，教育学生遵纪守法；不定期召开法制报告会和家长师生座谈会，选择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组织青少年学生及家长并邀请共青团、妇联等相关部门参加，以扩大社会教育效果。我们结合典型案例，着重剖析少年犯罪的原因，指出其深刻教训，从而增强了法制教育的感染力。针对在校学生违法违纪增多，学校管理难度较大的问题，除增加法制报告会的次数外，还有针对性的制作了一些录相片，拿到学校播放，受到师生的普遍欢迎。1999年以来，我们在全县各类学校中上法制课二十四次，召开法制报告会和家长师生座谈会各十一次，受教育青少年学生达三万余人次。其中在县实验中学的普法宣传活动被《法制日报》予以报道。为检验教育效果，了解青少年的学法需求，进一步提高普法教育的水平，我庭专门设计了《法制教育报告会反馈意见表》，在法制报告会后发给师生们填写，从反馈的情况看，师生们对我们的做法都很满意。今年以来，我们还指导法庭为乡、镇中小学上法制课4次，均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为使预防教育不留死角，我们还开展了全方位的普法宣传工作。不定期在县广播电台法制栏目和县电视台政法时空栏目播放典型案例和举办法律讲座。积极与省界、县界等边远刑事案件多发区的派出所、村治保委员会及妇联的同志联系，通过召开座谈会形式，深入了解治安状况，交流普法经验，研究防范措施，以此做好超前教育，减少和预防少年犯罪。2、抓好跟踪教育，力促浪子回头。工作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加强针对性，掌握可行性，注重实效性，强化以爱换爱的动情效应，才能不断扭转教育对象的思想，达到教育目的。对于判处实刑的少年犯，我们实行了“送行制度”。即在对其做好认罪伏法教育的同时，在其被送少管所时专门安排让其亲属来送行，对其进行鼓励和教育，使其感到家庭的温暖、亲属的期望，从而树立起改造的信心。我们还根据每人的不同特点，将犯罪原因、经历、认罪态度、帮教重点等填成表格，向监管单位介绍。对于判处管、缓、免的少年犯，我们积极建议或商请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复学或就业，尽量为其铺平今后的人生之路，努力消除其内心的阴影。如奸淫幼女犯吴某某，其犯罪诱因是受不良书刊的诱惑及平时家庭对他的溺爱，主观恶性不深，只是一时冲动，且被害人家庭对其谅解，吴某被我院减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结案后，我们积极与县教委和学校取得联系，又将其安排在原来的班级上学，后我们又多次到其所在学校找其谈心，让其放下包袱，认真学习，通过我们的工作，他的成绩直线上升，现已考取重点中学。我们还结合审判工作实践，建立了司法建议制度。在办案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及时口头或书面向有关学校单位和被告人家庭提出司法建议，制定可行性防范措施。几年来，我们共提出口头或书面司法建议12条，有效预防和减少了青少年犯罪，扩大了审判的社会效果，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深入开展。为总结帮教经验，提高帮教质量，我们建立了少年犯档案制度。针对每个少年犯设计了三联表格，第一联是犯罪情况一览表；第二联是审理情况一览表；第三联是犯罪原因及帮教措施表。并对未成年犯罪案件进行微机建档。从而为我们掌握一个时期内青少年犯罪的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不断改进教育措施提供了依据。通过以上工作，1997年以来我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5案47人，无一人重新犯罪。五、强化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及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理论研究，促进审判工作开展在审判工作中，我们注重加强了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及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理论研究。通过对近几年审结案件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前青少年犯罪呈现“五多两化”的新特点，即财产犯罪居多，性犯罪增多，团伙犯罪增我，连续犯罪增多，在校生增多和犯罪主体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针对上述特点，适时写出了《当前青少年犯罪趋势分析及相应对策》一文，报送县政法委。该文在分析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六条切实可行的措施，受到县政委领导的表扬，并将该文予以转发。为总结审判经验，我们根据审判实践及少审工作的特点，经过探讨和分析，撰写了《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等四篇调研报告。我们总结的坚持庭前见面原则、切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原则、坚持“寓教于审、审教结合”原则、裁判文书应着力体现公开、公正原则、坚持适用刑罚个别化原则等少年刑事审判应遵循的原则，受到上级法院的充分肯定。六、下一步工作计划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深知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离上级的要求和与兄弟法院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今后还任重道远。我
们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为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做出新的贡献。1、在今后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中，继续坚持依法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坚持设立完善的领导体系和相应制度；坚持“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原则；坚持对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拓展少年法庭影响的原则。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少年刑事审判工作新局面。2、开通“维权热线”。近期将在院党组的支持下开通“维权热线”，提供少年刑事法律服务。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少年刑事审判庭的职能和作用，扩大社会影响力，最大限度的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把“司法为民”思想落实到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实处。具体做法是：通过广播、电视等～手段向社会公布热线电话号码，并由少年审判庭法官轮流值班，面向社会解答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以及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再就业等各类问题，对于有关少年法律的问题，当场耐心进行解答，对于疑难、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由庭务会集体研究讨论做出解答，对涉及其它业务范围的咨询，经请示领导后及时进行转办，同时协调共青团、妇联、工会、劳动、教育等部门解决问题，力求做到事事有解答，件件有回音。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7
论文摘要：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尚处于初期阶段，还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应当对犯罪未成年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以及严格适用简易程序等制度，系统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以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国家为治理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而专门建立的一种司法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对推动各国司法领域树立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尤其是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1]在今天，它的价值远远超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矫正和预防需要的本身，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目前，在我国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适用同一法律体系，尚未建立一个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现状
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在建国初期，我国14-18岁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总数尚不到1%;1978年、1979年前后开始大幅度上升，1980年就占到全部刑事犯罪总数的8.33%。[2]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陆续开展了数次“严打”和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秩序有了一定好转，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势头一直无法遏制。
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仅仅靠“严打”和重刑显然不是有效的措施。到底什么措施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的治安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观念?在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当时称为“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开创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最高法院充分肯定了长宁区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经验，认为这是我国审判制度一项新的建设，并且要求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庭推广，这也就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开始。至今，全国共有2400余个少年法庭。基本建制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有的是在刑事审判庭内设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有的则单独设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并作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另一种是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逐步形成了一套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审判制度。如:审判不公开制度;指定辩护制度;法定人制度;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等。应该说，人民法院在20多年的少年法庭司法实践中，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人民法院还专门培养了一支约7000余人的专业法官队伍。与此同时，自1998年以来，人民法院还依据刑诉法第26条指定管辖的规定，进行了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
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每个法院都设立少年法庭，相对于那些人员设置紧张的法院来说，审判资源会有所浪费;并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个法院，在量刑上往往容易发生不平衡。基于上述原因，对少年法庭在一定区域内尝试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做法，最高法院给予了支持，认为集中审理对合理配置刑事审判资源、提高专业水平等方面都有意义。从2001年起，在集中审理的探索上，司法实践中又大胆提出了在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构想。当然，少年法院的构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与国外100多年的司法制度发展相比，我们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例如，人民法院同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工作还不理想;预防、矫正、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互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看守所没有对未成年人实行分管分押;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容易落实;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质量不高;司法理念落后;缺乏对维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研究等等。
二、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缺陷
1.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3]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我国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2.原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与现行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
具体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庭前程序性审查与探明未成年人犯罪主客观原因之间的冲突;二是庭前不接触案件当事人与庭前教育被告人之间的冲突;三是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及普通程序简化与确保未成年人辩护权实现之间的冲突;四是程序简化与庭审教育之间的冲突。[4]产生上述冲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区别不甚明显。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包括刑事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置、矫治等主要内容的特殊司法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虽然在实践中通过逐步摸索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此全部纳入。从总体上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仍然局限在普通刑事司法的框架范围内，与国外相比，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尚无系统配套的专门法律予以规范，仅仅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由于立法的滞后，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从而受到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制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一些适用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做法也当然地适用于少年刑事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之间产生冲突。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想
我国目前尚缺乏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多层次法律法规，要学习借鉴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立法体例并加以本土化，修改并制定我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相配套的专门法律规范。
1.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
首先，暂缓起诉的具体制度设计应当是:适用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其次，明确规定暂缓起诉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应当包括: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犯罪后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三是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四是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程序条件应当包括:(1)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不具有不予起诉的法定条件;(3)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4)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5)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暂缓起诉;(6)办理取保候审手续;(7)规定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考验期;(8)定期帮教、考察、报告与回访。再次，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起诉权，应建立来自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安机关的制约机制。最后，应当规定暂缓起诉的考察期及针对未成年人考察期的表现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对适用暂缓起诉的未成年被告人要设置适当的考察期，考察期最长为一年，但一般不少于3个月。如被告人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违法行为或有立功表现等，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便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较低刑罚。它的适用对象一般为受审时不满18周岁或犯罪时未成年的初犯、偶犯，一般为罪行较轻、恶习较浅、认罪态度较好，犯最高刑在3年(含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罪并具有管教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为政法机关公正处理、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提供重要依据。目前选任社会调查员的方法是:由法院、检察机关、未保委、团委从人民陪审员、教师、教育科研工作者中提名，再由各部门联合进行审查，进而最终确定人选。调查工作围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情况、家庭情况、在校表现、交友情况、心理、生理状况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制度使主审法官更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前因后果，有了充足的背景材料，能使法官考虑问题更为全面，从而作出合情合法的判决。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
3.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5]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经将8名少年犯的判决以及学校的处分材料从其档案材料中取出，由法院加以保存，从而使少年犯消除了思想顾虑，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学习的动力很大，后来他们先后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等院校，有一人还考上了研究生。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前科消灭制度的构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时间条件。前科消灭期间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刑罚的轻重和刑期的长短而确定，具体可分为三种制度:未成年人前科的先期消灭，未成年人前科随缓刑考验期满而消灭，未成年人前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而消灭。第二，悔改条件。如果前科考验期间内没有再犯新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就可以被消灭。第三，消灭程序。消灭程序包括申请主体、管辖、调查和裁定等内容。申请主体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监护人或对其负有监管职责的人;管辖权由原判法院行使;调查、取证也由受理前科消灭申请的法院行使。
4.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6]
正在我国部分城市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主要借鉴了英国的司法实践，[7]并根据中国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特点进行了创新。“合适成年人”必须是具备教育、心理、社会和法律知识的成年人，一般由城市社区青少年专干、司法所司法助理员、社区居委会成员等担任，也可以由法律援助律师、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等担任。“合适成年人”在警方讯问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第一时间便介入，协助沟通和确保侦查审讯依法公正进行，为涉法未成年人维权。另外，在对涉法未成年人的后期矫正过程中，也离不开“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当然“合适成年人”在参与教育帮助的过程中，要尊重和保守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试点意味着我国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将从一般法律保护走向司法保护，从成年人司法体系走向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也意味着一个区别于成人司法制度的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将有望建立起来。
5.严格适用简易程序制度
适用简易程序意味着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自认，并放弃了适用普通程序的诸多诉讼权利。由于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成熟、社会阅历浅、法律意识淡薄等方面原因，使得他们常因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而导致辩护不力或辩护不当，有的甚至心存害怕而不敢辩解。因此，在审判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能一味地为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而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或者将普通程序简化审。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应根据他们的身心特点严格制定相关条件，如在对未成年人适用简易程序时，应当详细告知其简易程序的含义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此外，在适用简易程序时除了征求被告人意见外，还应征求其法定人、辩护人的意见。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犯罪事实相对复杂，则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从而从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
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时应加强法庭教育。简易程序的特点是简便、快捷、迅速，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程序的简化，导致法庭教育也相应弱化，甚至取消法庭教育，这样直接影响了寓教于审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简易程序案件更应当注重法庭教育，理由有两点:一是简易程序的案件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拟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往往是犯罪情节较轻、人身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相对较好的被告人，这类被告人往往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自身容易改造，他们是帮教的重点，特别是经过法庭教育，会使他们心灵受到震撼，更愿意认罪悔罪，从而达到挽救的效果;反之，如果弱化庭审教育，则会让他们感觉刑法惩戒功能较弱，从而产生犯罪无所谓的思想，不利于他们吸取教训，改过自新。二是由于案件事实证据无争议，作为审判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开展法庭教育，突出法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简易程序案件中，审判人员应发挥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人的合力作用，强化庭审教育，使被告人深刻认识犯罪危害性，并唤醒他们的良知，从而改造挽救他们。
注释:
[1]佟丽华.未成年人法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176.
[2]张小娜.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空间以及律师的作用.join-highlaw.com/system/2006/05/16/000121030.shtml.
[3]蔡鸿铭.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兼论未成年司法程序中的人文关怀.lunwen.lawtime.cn/xingfaxflw/2007013061240_3.html.
[4]喻石.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的定位.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260632004-08-03.
[5]杜文俊，安文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3).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8
【关键词】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量刑建议；民主法治
目前，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因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也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但决定未成年违法行为进入刑事司法体系的评判标准之一，而且在进入刑事程序以后，与基本的犯罪行为事实共同决定了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行刑。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实施现状而言，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都存在很多问题，与国外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制度原则性的指导，构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提出完善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希望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助益。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原则的指导，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进行规范，就要确立一定的适用原则。
一、双向保护原则
双向保护原则是少年司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正确适用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是指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既保护少年的利益，体现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同时还承担恢复社会秩序，有效的惩治犯罪的职责。《北京规则》第5条对双向保护原则有如下规定：“不仅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而且还应当根据本人的情况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反应。还应当确保对罪犯的情况和违法行为、包括受害人的情况所做出的反应也要相称。”因此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也必须注意对未成年和社会的保护的有效结合。一方面，调查必须实现对未成年的实体保护，要求调查主体合法、
调查形式合法、调查采取的具体方式合法。不能用不正当或者非法的方式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资料，两一方面，调查报告内容必须客观真实，调查人员在进行调查时应避免先入为主的思想，必须坚持客观公正，不能带有偏见性调查，保证调查的结果客观公正。调查人员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对于无法查清的且不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被告人的事实，不应当写入调查报告。
二、客观、中立原则
客观、中立是司法人员的基本原则，也是审判公正的基本保证。客观、中立原则，指调查员应当事实求是，客观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和犯罪背景材料，不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调查员在进行调查时，如果受未成年人亲属的影响，抱着同情或者痛恨的态度进行调查，这必然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和真实性；如果受媒体对案件态度的影响，也会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因此，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中，为确保调查结论的客观公正，社会调查员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要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带有偏见性调查，理性判断分析受调查者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调查报告才能客观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三、全面调查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是指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除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外，还要基于教育挽救的目的，对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及其生活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全面调查原则在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均有所体现。少年时期是人容易发生变化的时期，身体各部都在迅速生长，情绪和个性特征也在发生剧烈、明显的变化，导致生理、心理与社会年龄，依附性与独立性，活动能量与自制力，需要与可能，现实与理想等一系列突出和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和变化与未成年人的犯罪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必须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以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条件因素对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净化社会环境，找准感化点，有的放矢地改造、管教未成年犯罪人，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调查，是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参考文献：
[1]张保生.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20.
[2]郭云忠.刑事诉讼谦抑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北京大学法律系国外法学研究室编.国外保护青少年法规与资料选编[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
[4]潘伟杰.宪法的理念与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汪贻飞.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J].现代法学，2010(1).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9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9-046-02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在违法犯罪后获得有效矫正，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荣辱，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更易被不良环境和社会习气所影响，从而引发违法犯罪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其心智也更具有可塑性，便于通过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改造、教育、保护更应该细致、完善，在法治发展历程中，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由于在维护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对其进行科学改造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渐获得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社会调查已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在法治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应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一）含义
社会调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通过走访，深入了解未成年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诱使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心理矫治对未成年罪犯进行心理引导和心理测试，以期对未成年罪犯的品格和成长、改造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使公、检、法机关能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犯罪未成年人选择恰当的处理方式。
（二）社会调查的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并非越完备越好，限于社会调查员的精力和调查的必要性，社会调查并非要对未成年人的一切成长环节都做非常详细调查，社会调查的重点，应当是：对未成年罪犯犯罪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未成年罪犯的个性特点及矫治现实可能性；未成年再社会化的条件，包括：（1）身心状况。如健康状态、心理发育、智力程度等。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是否为学生，有无辍学、流浪等情况。（2）性格及不良习性。包括个人性格、兴趣爱好、社会交往等情况。特别要考察有无小偷小摸、迷恋网络游戏、酗酒、打架、欺压他人等不良嗜好，阅读不良读物、浏览不健康网站等。（3）学校表现或工作表现。包括在校学习、表现情况，学校教育管理是否得体，学校周边环境。如已参加工作，则重点考察其工作期间工作表现、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工厂附近环境秩序等。（4）家庭成员构成，父母是否健在，家庭关系和睦与否，家庭是否完整。（5）居住地社会环境及邻里关系，如邻里关系正常与否、邻里评价等。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试行多年，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工作，新刑事诉讼法中也第一次对这一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在随后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给予了进一步细化。但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制度制定如何，直接影响其司法实践的效果，制度的缺失之处必然影响其规范社会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探讨，明细问题所在，提出完善建议。
二、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单，社会调查制度并不完备，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社会调查制度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可选择程序规定，这极有可能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不愿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社会调查，有多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会进行社会调查是一大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各地进行的试点中，调查模式各不相同，调查员的选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调查报告的质量难以实现调查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异地调查缺失
进行社会调查的试点地区，针对的对象都是具有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在户籍不在犯罪地的未成年被告人，鲜有开展相关调查。例如北京市法院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已经占到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75%左右，但对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的调查工作除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外，基本未开展。公平正义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可能成为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重要辅助资料，因而这一现状将会间接产生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在逮捕、量刑方面的不平衡。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益引起民众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异地调查制度的缺失难免引起民众对未成年司法公正的正确认识。
（三）调查员业余化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和团体，调查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各地的社会调查试点中，各地进行试点的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不同的摸索，调查主体比较混乱，如律师、学生志愿者、教师、公益机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专职的社会调查员在各地的社会调查中都发挥着作用。除专设社会调查员外，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自身法律素养如何难以保证，调查能力也因人而异，且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法全身心投入到社会调查中。社会调查工作内容多、条件辛苦，这要求调查员应具有较高的自身修养，除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经验、掌握统计调查所需的基本能力。现阶段，我国社会调查主体还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亟需建立高素质的调查员队伍，实现调查主体的职业化、专业化。
三、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社会调查为必经程序
现阶段，将社会调查规定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但与顺利改造犯罪未成年人相比，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现有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承受这样的“额外负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启动社会调查由案件承办人或承办机关决定，这不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平等保护。而许多国家将社会调查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必经性前置程序，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考察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帮教条件。因此，建议将社会调查制度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程序，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社会调查主体专业化
在我国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样规定虽有利于社会调查的开展，但是缺陷亦很明显：一方面，控辩双方基于各自诉讼职能，各自进行的调查难免有失偏颇，难以保证客观和全面；另一方面，委托其他社会团体调查，虽可避免上述立场问题，但社会团体成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职责，社会调查只能是在不影响其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难以全身心投入调查工作，势必影响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且调查人员的法律素养、调查能力、调查积极性都无法得到可靠保证。调查工作难以做到专业、精准，调查报告难以保证客观性。基于此，可借鉴国外社会调查员专职化的经验，在法院内部，独立于审判法官，设立专职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员实行和法官一样的选拨、任免制度，并且定期进行专业技能提升培训，不断提高调查员的社会调查能力。
（三）规范社会调查程序
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参考，让不必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处理，如撤销案件、不起诉、暂缓起诉。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这一功能，应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同时，应通知法院指派调查员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和侦查同步进行，各有侧重。调查员将调查报告及时提交侦查机关，以便及时准确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决定是否提请逮捕、是否起诉、是否暂缓起诉、量刑时参考等。
社会调查员接到调查任务后，应当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如果通过实地调查难以判断犯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或人格特性的，可以采用心理测试、精神鉴定等方法进行测试，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制作出严谨的社会调查报告。此外，在建立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可采用委托犯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法院来进行异地调查工作的方式，既节约调查成本又可提高调查质量。
日本《少年法》规定，在调查、审判的全过程，法官要与调查官保持充分的联络，借此监督调查活动的不当之处，保障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保证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节约调查力量，调查员的调查活动应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调查员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时，检察机关应及时给予指导、纠正，构成违法犯罪的应及时给予相应的纪律或刑事处分。对调查员，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实行回避制度，以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四）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使用
调查报告的目的在于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习性，因此，应在不泄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和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提供相应的查阅、复制服务，方便律师、监护人采取有效的手段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便于社区矫正机构、监狱全面了解未成年人习性，以实施有针对性的改造。如披露的信息不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则不应予以披露。
调查报告制作者出庭接受质询。调查员出庭时间可确定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之前，在这个阶段调查报告的内容不会影响法庭调查的正常进行，同时也方便后面的法庭辩论中控辩双引用调查报告内容支持己方观点。在庭审中，调查员出庭宣读报告时的身份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在庭审中应当将社会调查员看作是独立的、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以其独立的地位参与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在我国，应为调查员出席庭审设置相应席位，该席位可参考兰考县法院做法，将其置于证人席旁。此外，对调查报告的采用，应当在刑事判决书中写明，在判决书中写明调查报告的相关内容不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反而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使未成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有利于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可以参考青岛市法院的做法，在判决文书中，在审理查明的指控事实之后，单独一段书写通过社会调查查明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人情况，重点分析被告人人格情况和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
注释：
为表述方便及区别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本文中将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为新刑事诉讼法.
谭京生，赵德云，宋莹.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调研及建议.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6）.第35页.
日本《少年法》，载孙云晓，张美英主编.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日本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调研报告篇10
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企业及企业家涉案多发地仍以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为主，上述四个省市曝光的企业家犯罪案件就占了全部案例的近四成。
最年轻的国有企业家犯罪人年龄为32岁，最年轻的民营企业家犯罪人为27岁。年龄最大的国有企业家为73岁，年龄最大的民营企业家犯罪人为67岁。
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357例案件（其中1例案件的企业为跨国公司，归入民营企业范畴）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87件，占357例案件的24.4%。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270件。占357例案件总数的75.6%。
对于未来3-5年中国企业家犯罪趋势作出了研究性预测，报告称，首先是“旧账还要算”，历史性犯罪仍会被持续查处；其次，随着改革的深入，新的经济犯罪查处逐渐减少；再次，犯罪类型将出现较大变化，民生类、疑难、新型案件、灰色案件将频发；第四，刑罚规制减少。行政制裁甚至是对企业家的职业禁止、政治生涯的冻结会加大；最后，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风险防控进一步完善。企业家的个体犯罪风险大大降低。
357位涉案企业家
伴随着经济、法制大环境的变革。中国企业家犯罪形式及特征也年年处于变化之中。2013年，是中国的变革之年，前有党的十召开，后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举行。“改革”的主旋律贯穿始终。
这一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整顿，ipo一度暂停，与上市、投资相关的企业家犯罪案例呈现上升；这一年，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内的多部重要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这一年，党和国家掀起反腐的新高潮，一批现任或前任国企管理者落马，而多位省部级高官的落马，也牵涉出一大批国有及民营企业家。
《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企业及企业家涉案多发地仍以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为主，上述四个省市曝光的企业家犯罪案件就占了全部案例的近四成。这表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仅与企业的数量成正比，其中蕴含的法律风险也成正比。
在全部87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有60个案件提及了该企业的案发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31例）和公司经营（12例）、融资（7例）领域。而对国企企业家涉案原因的统计则显示，相关机构介入调查成为第一大案发因素，涉及案件占全部缘由明确案件的56.06%。其他原因则依次分别为举报、自首、媒体揭露、资金链断裂、被害人报案以及发生事故。
在全部270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提及案发领域的案件共有252例，其中融资、财务管理和合同纠纷是民企案发的主要领域，其余领域则分别为安全生产、公司经营、产品质量、工程领域、招投标、证券和物资采购领域。民企企业家案发最大原因也是相关机构调查，其次为被害人报案、资金链断裂，其他则分别为举报、媒体揭露、自首以及发生事故。
在罪名方面，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再次成为国有企业家主要罪名。在58例有明确罪名的国企企业家犯罪中，共涉及28个罪名，主要包括：26例、贪污罪13例、挪用公款罪11例、诈骗罪7例、私分国有资产罪3例、重大责任事故罪3例、罪3例。
而在民企涉案企业家中，引发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仍主要是融资、财务管理两大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涉税犯罪是民企犯罪的重点罪名。在260例有明确罪名的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共涉及45个（类）罪名。具体分布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8例、集资诈骗罪27例、非法经营、合同诈骗罪各20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19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17例、职务侵占罪13例、行贿罪12例。
值得一提的是，与2012年相比，安全生产在案发领域的比重大幅提升。
在年龄特征方面，年龄特征明确的102例案例中，企业家犯罪人的平均年龄为49.92岁。46位国有企业家犯罪人平均年龄为53岁。56位民企企业家犯罪人平均年龄为47.25岁，国有企业家犯罪的平均年龄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家，这与国有企业家犯罪查处方式、涉嫌罪名结构有关。
此外，最年轻的国有企业家犯罪人年龄为32岁，最年轻的民营企业家犯罪人为27岁。年龄最大的国有企业家犯罪人为73岁。年龄最大的民营企业家犯罪人为67岁。
17项指标
我国《刑法》中约1/4的罪名都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而这些犯罪的主体基本上都是市场经营的主体——企业家们。近两年来的《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涉嫌罪名中前十位的基本上都是经济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挪用资金罪等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罪名一直是民营企业家们屡屡触犯的。
《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再次结合市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有关路径，给中国企业家群体提出警示。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及严密的法网，必然导致民营企业家们在经营过程中的步步惊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触犯法律。
为了准确揭示媒体案例的统计特征。2013年的《报告》延续了2012年年度报告的统计方式，并对2012年报告中未能体现企业家犯罪情况的指标进行了删减。从犯罪行为和犯罪人两方面，共设定了17项测量指标。
其中，企业家犯罪测量指标10项，企业家犯罪人测量指标7项。
10项企业家犯罪指标分别为：企业性质、发案地域、案发领域、案发原因、犯罪方式、涉案罪名、罪名数量、罪名结构、共犯关系、处罚方式；7项企业家犯罪人指标分别为：性别结构、年龄分布、企业职务、涉案人数、共犯比例、共犯人际关系以及年终状态。
根据上述17项指标，《报告》对2013年357例企业家犯罪案例逐个进行解析，汇总，并建立了“2013年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数据库”。
连续五年来的大量案例显示。媒体曝光的企业家犯罪越来越集中在民营企业家身上。从最初的与国营企业家基本持平（2009年，35：49），到数倍于后者（2013年，87：270），民营企业家们在犯罪舞台上的曝光率增加。显示出这五年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
而对国有企业家犯罪来说。腐败一直是第一大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我国每年涉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腐败的案件占全年立案查处职务犯罪的24%-30%。在我国目前体制中，国企高管一般具有双重身份，兼官员和企业家而有之，既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又有行政级别或党内职务，有的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这使得国有企业管理者与党政机关之间有着类似“脐带”的关系，这种缘于中国现存行政管理体制的关系。使国企一把手面对着和官员一样的诱惑，官员面对的制度漏洞，同样会给国企高管提供“方便”。
六大犯罪因素
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357例案件（其中1例案件的企业为跨国公司，归入民营企业范畴）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87件，占357例案件的24.4%，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270件，占357例案件总数的75.6%。
虽然各年度的案件类型大体一致，但在罪名比重上，每年都有不同的排序。这两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曝光率一直处于首位，但2013年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都在排位上有所提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第一次跻身发案前十，反映出各种犯罪类型的每年变化与各年度的社会政策、刑事政策设计有关。
如非法吸存案件、贪腐类案件的持续高发，与经济转型中的不顺畅有关，涉黑案件在2011、2010年达到高峰，与当时的重庆治理模式有关。2013年曝光的大量食品安全犯罪、环境污染犯罪，也是在十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社会和谐发展大背景下，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查处、曝光力度。因此，经济犯罪就是经济发展的缩影，经济发展中的失败抑或进步，都会通过经济犯罪这个反面的例子反映出来。
结合2013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整体现状。《报告》透视了企业家犯罪的几大根本性因素：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能理顺”成为企业家犯罪现状的根本因素。中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根本上都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如地方债务、金融风险、产能过剩、国企转型不畅、高房价等，无不是由于政府越位、缺位、错位，导致市场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民营企业融资难、市场准入受限”成为企业家犯罪现状的直接因素。我国在过去30多年里，人均GDp增长的倍数是178倍，而人均储蓄增长倍数是1619倍，是经济增长的10倍左右，由此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资金，但这些资金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只能通过炒房、炒矿等投机方式。或者利用各种地下金融方式进行投资。
“政府转型副产品”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制度因素。政府转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到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居于市场之后。从台前到幕后的角色转变既需要制度支持，又需要观念转变。长期以来，我们虽然经过了多次机构调整。但经济事务的管理部门仍设置过多、分工过细，由此导致职能交叉、职能重叠、多头治理，这些反过来助长了政府的部门利益。“规则缺失、监管不利导致”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客观因素。经济犯罪与自然犯罪不同，不是自古而来就约定俗称作为犯罪处理的，而是随着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据政策调整的需要，对经济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也随时发生变化。“刑法万能思想与政府责任的隐蔽化”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主观因素。刑事法网的扩张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领域罪名、罪状的增加，司法领域扩大追诉范围、任意追诉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监督失灵”是企业家犯罪现状的个体因素。企业内部的权力制衡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它应当以公司内部权力建构为基础。在权力行使主体之间予以制衡。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司最佳运作潜能。
企业家犯罪新趋势
虽然犯罪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刑罚的烈度也在随着法律修改、社会宽容度的增大而不断降低。从统计数据来看。近三年媒体报道的企业家死刑案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大幅减少，更多的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
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标准的提升和明确，很多民刑交叉案件由于证据标准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或者当事人双方进行了刑事和解，从而可以进行非罪化、轻刑化的处理，近三年涉案企业家被判5年以下轻刑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从2011年的21.43%上升到2013年的40%。
《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报告》结合多年来的研究基础。对于未来3～5年中国企业家犯罪趋势作出了研究性预测。
首先是“旧账还要算”，历史性犯罪仍会被持续查处。
犯罪暗数的存在，导致过去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原罪会因大力反腐而逐步曝光。十反腐决心更带来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效果，2013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达到15位，随着这些落马高官贪腐事实的曝光。与之千丝万缕的企业家们也难逃法网。
其次，随着改革的深入，新的经济犯罪查处逐渐减少。
2013年可谓改革元年。上海自贸区设立、金融改革启动、“营改增”扩至全国等利好政策，加之政府已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并进一步推进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能源开发、公用事业、服务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随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民企与国企的界分将逐渐模糊，企业家犯罪将更多的集中在市场调控领域，而且动用刑事手段应当更加谨慎。
再次，犯罪类型将出现较大变化、民生类、疑难、新型案件、灰色案件将频发。
随着经济转型的加大、民众对于自身权利需求的增加，这些危害民众生存、生活基本条件的行为将成为今后打击的重点，如毒胶囊、地沟油、毒豆芽、毒奶粉等等，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姑息养奸的做法，会成为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的重点曝光对象，政府监管缺位的现象也将从刑事案件的惩处中得到一定的改善。
第四，刑罚规制减少，行政制裁甚至是对企业家的职业禁止、政治生涯的冻结会加大。
经济犯罪的立法更加宽缓、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换，使企业家犯罪的查处力度逐渐降低。但是对于企业家从业资格的限制会越来越高。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出台了中国首份负面清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力图规避正面清单所带来的政府权力寻租空间。